作者 社会主义行动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 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四年

中央坚拒真普选　政改假谘询激化群众

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访港，为中央的普选方案划上底线。李飞表明未来特首候选人一定要“爱国爱港”，不得与中央政府对抗。他亦指出，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将会承接现时的选举委员会，即由商界菁英和建制政客主导的四大界别组成。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表示，公民提名方案只属于公民推荐，无论什麽方案，最重要是无削弱提名委员会的提名权。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谭惠珠表示，提委会的特首提名权是“排他”及“专属”的，不可被架空和削弱。此外，建制派亦会限制候选人数目，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暗示，特首是不出二至四个候选人参选。

可见，中央政府必定牢牢控制，无论泛民主派提出什麽提名方案，如果不废除现时的提名委员会，最终还是受提委会主导。温和派的民主党和工党，提出公民、政党或提委会任何一渠道取得有效提名，便可入闸。所谓“三轨制”最后会是由提委会主导，另外两种提名方法不过是“谘询性质”的政治花瓶。而激进派的社民连和人民力量提出的“公民提名不可或缺”，为接受提委会与公民提名留下一道后路，没有信心打破中共体制的框架。

泛民主派在政府架设的“基本法”鸟笼打转，不敢从事体制外的抗争，但中央从来不用遵守自己制订的法律。人大常委会曾经两度否决2007/08及2012年普选，违反所谓基本法的“承诺”；一零年的政改方案一役，起初中央指超级区议会功能组别方案违反基本法，但后来与民主党民协达成枱底交易后，又转駄支持。

泛民妥协　占中犹豫

中央坚拒赐予真普选，态度清晰，但泛民依然在群众中散播幻想，坚持与政府有谈判空间。

曾经反对五区公投的公民党汤家骅一马当先，以“个人名义”抛出没有公民提名的方案，接受“爱国爱港”的筛选标准。汤家骅接受访问时，表示北京很怕特首选举出乱子，偏激的候选人会在选举论坛大声疾呼“打倒共产党”、“推翻一党专政”，中共或会觉得未必可以处理。真普选联并无公开批评汤家骅的取态。

民众对占领中环愈来愈失去耐心，最近梁振英的落区宣传演变成反对者的抗议，元旦游行将会见到大批群众上街，政治气氛势比去年更为激进。

政府拒绝真普选的态度昭然若揭，现在是动员群众、准备占中的好时机。如果有清晰的策略和立场，教育群众已经与中共没有妥协空间，必定可以凝聚民气、起来斗争。相反，占中三子的实际回应是，拒绝号召参加元旦游行！在社会主义行动的占中商讨日中，我们成员邓美晶抨击，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犹豫不决，令运动有失去民意的危机。

中央政府已从过往廿年泛民争取民主失败的经验，可见单靠游行集会并不足以对抗政府。戴耀庭等人目前提出的占中方案含糊不清，更时而提出各种自我束缚的荒谬策略。如果占中继续欠缺清晰而进取的策略，恐怕占中最后与过往的集会无异。

占领中环　罢工罢课

在第一次商讨日中，已经有参与者提出罢工罢课，而社会主义行动亦一直在不同的占中论坛提出罢工罢课的必要性。然而，占中三子却指“占中不会对抗商家”，但商家财团正是不民主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苦口婆心劝说商家接受他们的好意，不过是一厢情愿。

“占领中环”要达至瘫痪经济运作，威胁香港统治阶级的利益，才有可能胜利，而罢工将能发挥这重要的效果。学生罢课作为鼓动斗争的起点，然后号召工人罢工。“占中”应该要求学生组织和工会签署约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袭击占中参与者，这些组织立即发动罢课罢工还击。土耳其群众在六月占领塔克斯广场遭到警察镇压后，公务员工会发动全国30万人大罢工还击，就是一例。

在未来的民主斗争，群众要与独裁政府一决雌雄，需要不妥协的革命性斗争，拒绝任何密室谈判，除了提出废除提名委员会，争取没有筛选的一人一票普选，议员亦需要领取普通工人薪金，可以被随时罢免，并以新的议会取代跛脚的立法会。民主运动只有由工人阶级领导，并连繫至中国内地的群众反抗，与社会主义的斗争连结起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民主公营大企业等政策。只有打破中共一党专政和资本主义，香港才会有真正的民主。

香港：民主斗争何去何从？

元旦大游行再一次动员了香港成千上万的民众上街捍卫真正的普选，并反对北京当局委派的非民选政府。但是今年的参与人数明显比去年的13万人（元旦游行的最高纪录）回落，这反映出现时局势的复杂性，并突出了民主阵型中激烈的矛盾与分裂。

这是个反对2017不民主的行政长官选举制度斗争的关键时刻，届时将会是首次全部选民都能参与其中。纵使如此，这个选举制度（主要由英国人发展出来的）允许中共专制可以通过财团菁英垄断政治架构凌驾于民众的选择。他们刻意误导公众可以在2017年获得“自由”的选举（没有操控的），但群众变得日益愤怒因为越发明显地这只不过是另一个骗局。于此同时，北京不断提升警告与威胁，将任何挑战其立场的方案称为“不爱国”和“不合宪”。

游行参与的人数并不能够作为唯一衡量公众情绪或斗争的意志的标准。但无论如何，三万人（根据主办单位的数字）抑或万三到万六人（根据香港大学的数字）的参与数字，是对现时民主运动的手法和其实际领导的一次警告，尤其是“温和的”民主党。正如民阵的发言人杨政贤对《英文虎报》评论游行的低下参与：“反映出有些人认为单纯的游行并不足以表示愤怒”社会主义者更会加上，群众需要的并不只是要“表达愤怒”，而是需要一个能够击败现政府的斗争策略和手段。

元旦游行的参与人数大幅下跌所代表的，是部分民众感到每半年一次的游行并不能够带来真正民主改变的一个征兆，就算其中的一些游行有庞大的参与人数（譬如去年七一游行的四十三万人和前年相若的人数）。民众开始对泛民领导的无为感到沮丧，他们明显只寻求与中共专制达成妥协。我们从他们不断降低对未来选举制度的政治要求，并越来越减少反政府的群众动员中看得出来。

工人国际委员会在香港的支持者（社会主义行动）一直重申中共政权并不会被“理性”论点所说服以在香港（或任何其统治的土地）落实真正的普选，而因此所有可能的“妥协”――一个调控至并接受中共专制的继续――只会导致今天不民主制度的不断重复。表面上可能会出现改变，但这不会是根本性的。真正的民主改变必须要击倒独裁统治，而这只能够透过香港的群众斗争，采取更有效的策略，譬如反政府的政治型群众罢工等，但同样关键的亦是要连结中国大陆被压迫的群众，建立团结民主抗争并终结专制统治。

占领中环

非民选产生的香港梁振英政府并不会因为元旦游行较低的出席率而感到安心。就如一个亲政府智库的前主席刘绍佳警告说：“政府没有感到自满的空间…民调都在显示不满正在增加。”

梁振英政府在各个战线都困难重重，从经济下滑和爆发性的贫富差距，到接二连三的贪腐丑闻与官员辞职以及民意的崩溃。十一月的民调显示梁振英的评分已达到40.6 分（100分为满分），是自2003年大游行以来所有特首的最低评分，当时的运动迫使时任特首的董建华下台。中国政权继续拖延民主的举动是民怨爆发的其中一个原因。这股民怨在游行当中以要求梁振英下台而呈现出来。但是，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带领斗争向前走的策略，而这也是过去一直所缺乏的。

去年元旦大游行有13万人参与，当时关于“占领中环”的概念还在最初的阶段。当时的计画是一个无限期占领主要商业区域的群众运动，而当初计画会在本年七月紧接七一游行后发动。在过去的一年以来的“占中”运动，一开始吸引了青年人与民主运动中活跃分子的广泛回响。社会主义行动欢迎占领的提案并在运动中积极的参与，同时也指出运动的局限性（占领运动是有效的跳板，但需要升级至群众性的罢工罢课）。我们亦批评由“温和”泛民主派主导的“占中”领导层纲领的缺陷，其不过是在模糊而非澄清甚么选举办法才能够终结中共专制的操控。

不幸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中“占中”领导层更再次降低抗争的言论，无论是就占领运动的广泛性抑或是组织性，并进一步模糊2017选举的诉求。在中国政权和其扯线公仔香港政府的压力，但同时亦关键性地受到香港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其不断批评占领“扰乱社会”而历史上亦一向反对民主普选――，“占中”的领导层动摇了并往后退，随时会牺牲群众对占领运动的支持。

镇压的威胁

建制派与其控制的媒体的言论越来越变得强硬，警告占领行动会变成“动乱”，甚至指责“外国敌对势力”的干预（暗指英美政府，纵使他们都未尝支持民主）。一些亲北京的政客更暗示解放军可能的镇压。梁振英不断地强调占领运动“不可能”会是“合法或和平”的。不同的纸面压力团体顿时冒起来反对占领――实际上由建制派所组织的――，并准备攻击或挑衅冲突来作为警察镇压占领的藉口。这些组织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中日益自信和强硬，并首次在元旦游行举行的同时摆设街站――明显的挑衅行为。

建制的压力堆积在泛民及“占中”领导层身上，使他们放弃“暴力和不合法”，但实际上是要迫使他们一些领导们放弃占领的概念。这个“非暴力”的宣传由这些同时支持北京当局1989年的六四屠城镇压的政客推动，显得额外伪善。

与其认真辩论关于真正民主选举制度的论述，建制派的政治恐吓宣传更激起广泛群众，尤其是青年人的反感。假如拥有清晰而坚定的领导层带领，对于占领运动以至长远反专制的策略的支持将会倍增。不幸地，这并不是实况。建制派的压力与“占中”和泛民领导层的越发龟缩，正积极地制造能达至2017选举制度妥协的幻想。我们重申：任何与中共独裁达成的妥协，正如过去多次证明一样，只会是表面上的修饰。

“占中”领导层最近宣布占领行动会由2014年七月延迟至2015年三月，来迎合政府的谘询过程与报告。但这个“谘询”只不过是场戏，政府一直都有前设立场。这个丑陋的谘询过程就连前政务司司长（香港政务官员首长）陈方安生都称为“不诚实和具误导性”。

“明显地，无论是根据政府文件或者官员们近来的言论，都显示落实普选的尺度都已经被事先决定下来，并受到北京中央势力的严重影响。”陈说。

纵使群众斗争的时机可能会随著某些客观因素影响，由上而下的官僚作风使得早前“占中”领导层提出的民主讨论大相迳庭。这样对待群众斗争的态度――以为能好像水龙头般随时打开关闭――完全违背了全球大型群众运动，如2013年土耳其和巴西的抗争经验。

延迟行动会导致士气的瓦解并在未来更难去动员。这样却恰恰迎合一些右翼泛民政客，他们实际上却非常不愿意进行占领行动，恐防运动会脱离他们的控制。与其建立认真的运动挑战政府，他们寻求一个有限度的、象征性的占领使他们可以“尝试过”。一些泛民领导层充满愧疚的语调，不断祈求政府不要“迫使”他们发动占领。

这种缺乏战斗性的态度，导致民主运动的广泛层面当中出现两极化与沮丧感。这透过不同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包括越来越高调的“本土”极端分子（右翼反大陆人种族主义者），以及其他更激进的派别，但是未能提供一套贯彻的替代策略或者明白建立民主的斗争架构的重要性。

公民提名VS精英委员会

关于反民主和泛民主阵型的核心分歧在与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程序。中共及其在香港的耳目坚持需要提名委员会，并透过它筛选走“不合适”的候选人。这个委员会是参照过去小圈子选举中的由精英垄断而极度不民主的选举委员会所组成的，两年前梁振英就是由1200个非民选的代表组成并被大资本家所垄断的委员会所拣选的。

为了披上一个“聆听市民”的外衣，政府可能同意扩大委员会并接纳民众直选代表作为其组成部分，但同时会保障建制派的垄断地位。无论如何，中共会确保拥有最终的控制。其与泛民领导层辩论的“绝招”就是提名委员会是香港基本法，以及全国人民大会的橡皮图章中所规定的。这个“宪法”论就好像球证的“红牌”一样，北京当局能够否决任何不属意的方案。至今这个法律紧箍咒很有效，因为泛民的领导层都中了咒语般坠入了维护基本法的迷思中。

与其反对这些不民主的规定，甚至提出宪政修改，泛民的领导层允许自己被拉进这个无意义的讨论和“诠释”基本法里甚么允许不允许。但这个文件本来就是个精英制下的官方文件，在四分一世纪前由中共专制与香港资本家们联手制定的。其主要目标就是要确保资本主义制度，并根据基本法规定是一直不变至2047年的。这样的一份文件中充满专制的法律条文并不是个巧合。

主要的泛民政党组成真普选联盟，提出“公民提名”的要求，意即任何人假若能够获得足够的公众连署就有权利被直接提名。但同时这些政党却不反对北京的提名委员会。这个“墙头草”立场是政客们企图建立谈判的平台，来达至某个包含直接（公民提名）元素及间接（提委会）的双轨方案。社会主义行动批评这个立场，首先这样是在散播中共会愿意妥协（其往往会表面上妥协――但不会放弃控制），第二这会是右翼泛民领导妥协的前提（我们已经察觉到了）来放弃公民提名并接受提名委员会，让中共可以筛选走任何能够不在中国政权控制下真正具有威胁的人。

中共的喉舌不断强调他们不会接受公民提名，指其“违反”基本法。最近，梁振英其中一名高官，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指公民提名的概念“天马行空”。这是就元旦日当天占领中环运动发起的“公投预演”民调的回应。这个民调主要透过网上及电话投票，吸引了62000的票数。其中，94%的票数支持选举需要“公民提名的元素”。这故意使用模糊的词语――“…的元素”――反映了“占中”领导层更进一步准备妥协的证明。但是，正如我们警告著一样，就连这个被模糊化的立场也会被政府否决。

因此，泛民领导层将自己带进谈判的死胡同，一个很腐烂的并由精英垄断的提委会加上一些“民主”修饰方案将会是很可能出现的结果，让中国专制继续控制选举过程，除非社会爆发由下而上的巨型运动打破这个局势。

元旦游行后的下一步

今年元旦大游行参与人数的低落是人民对于一次又一次重复的行动，以及反政府阵营的内部分裂甚至活跃分子之间尖锐的矛盾情绪的一个反映。虽然这并不就意味著群众运动的低潮，但确实曝露了资产阶级政客的无能和对抗中共时的软弱。去年十月政府坚持媒体垄断政策拒绝发牌予香港电视的事件中，近二十三万人次共参与了三次巨大的集会行动，显示了有相当多的群众愿意站出来对抗政府。显然，泛民主派的领袖并没有积极参与其中并藉此契机认真地准备未来的普选抗争，反而在过程中一直保持低调，不给予群众任何期望并随时将之解散。

元旦大游行的过程中出现了更复杂的情况：“占中”的领导者宣布他们要将行动推迟至二零一五年以迁就政府的所谓“咨询”时间表，甚至表明不会参与元旦大游行。这无疑是对群众发出了一个负面且混乱的讯号。尽管如此，两名“占中”的领导者却在游行后的集会中上台发言，而他们所提出的“消极抵抗”策略却主导了运动。运动的参与者被要求平躺在地上以排练“非暴力”的手段去对抗警察的镇压。这种所谓的“甘地精神”是出自于“占中”领导者对于印度独立斗争片面而肤浅的分析和理解，印度反英殖斗争的胜利，有赖于大规模群众运动、全面性罢工、农村起义、群众公民抗命、以及各地反殖民主义革命的国际浪潮。这些斗争都没有因为圣雄甘地的“非暴力”原则而自缚手脚。（何况甘地也支持有某些情况下使用暴力以抵抗国家机器的镇压。）

“占中”领导者没有考虑到亲政府团体日益严重的威胁，他们很可能会成为警察镇压行动的前锋。社会主义行动不提倡暴力，我们强调良好的组织和群众运动中坚实的纪律是最有效的抗争方式。这包括在民主监督下组织纠察力量和巡察行动以作自卫。我们亦呼吁香港的工会承诺假如政府采取暴力行动或镇压“占中”时发动罢工与之对抗，就像2013年土耳其群众运动中公共部门工会所做的那样。

意义重大的诸多问题

“占中”领导者发起智能手机“公投”遇到很多人的批评，社民连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是批评者之一。虽然他亦有呼吁群众投票，他认为过于强调投票而掩盖了参与游行。其他一些人走得更远，“公投”所设定的三个议题中有两个都暗示著接受提名委员会的存在。〔三个议题分别为：１）提名委员会代表性应予提升。（！）　２）行政长官的提名程序不应设筛选机制　３）行政长官提名程序应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这次“公投”包括网上投票，以及在元旦游行的维多利亚公园起步点设有实体票站，在实体票站旁，一些青年就议题质询投票主办方并呼吁群众不要投票，因为这将变相赞同其妥协方案。在最后的集会上，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声称“即使没有公民提名的普选也可以接受”，随即被参与的群众大喝倒采。她的发言显露了民主党的小算盘－他们准备以抛弃公民提名作为妥协以换取将来重新设计的提委会。这样的方案甚至不能称之为“局部民主”，再一次，民主党向我们展示出他们的“妥协”其实是变相投降。

正正是泛民领导这样的倒退令那群挥舞著殖民地旗帜的“本土派”得以立足。这个松散的组织活跃于网络社交媒体，主张与中国大陆区别的香港人身份和自主权，但却混合了针对内地人的种族主义责难，甚至指组织元旦大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为“亲中国组织”。即使他们参与游行的人数比一年前要少，但本土派的声势却日渐增长。一个自称“香港人优先”的团体在元旦大游行中展示了一个易拉架，上面写有反内地人的种族主义口号（针对“蝗虫”），并带来了一些蕃茄用作投掷。民主党副主席蔡耀昌被“本土派”示威者围堵和威吓，但却并非因为他的党准备在普选议题上向中共投降，而是由于他协助一名内地新移民妇女就香港政府对综缓居港年限的诉讼中胜诉。

尽管本土派的力量仍然弱小，但他们力量的增长代表了另一个妨碍反击中共争取民主权利和反对香港资本主义当局的斗争的障碍。去年十二月，“香港人优先”的成员携带著香港殖民地时期的旗帜闯入驻港解放军军营大门。这次只有三个成员以及若干摄影者参与的行动纯粹是为了宣传，但实际上却为对抗中共统治的斗争带来了反效果，中共的媒体和宣传机器借用这次事件全力渲染香港的民主斗争是“亲外国”的。但同时，我们亦全力反对对这些示威者（他们的行动是和平的）的逮捕和很可能随之而来的严惩，而且必须指出的是，对这一示威的批评很多是来自于泛民的高层，为的是借此抹黑“激进示威”方式。

矛盾的是，我们看到右翼种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团体都在亲中国和亲香港的阵营中出现，而同样的都会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分化和破坏大型反政府群众运动。这类团体的出现是由于民主斗争中领导力量的真空所引发的病症之一。这些团体的核心思想－排外主义－没有或只遭到很小的反对，因为大多数泛民政党甚至“左翼”团体都不敢公开挑战和组织对抗。社会主义行动的支持者通过我们“反种族主义青年”的运动，在这个重要议题上作为少数的声音去表明我们的立场，通过示威行动和呼吁组织联合斗争以对抗资本主义和独裁专制。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政治的紧要关头，民主斗争缺乏领导力量是最为关键的问题，社会主义行动的支持者确信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前来并会提出一个必要的政治纲领去建立一个势不可挡的群众民主运动。就如我们一直所说，不论在香港抑或中国，这场斗争的关键力量是工人阶级和青年人，并且必须建立群众性工人政党。假如群众在“2017之战”中再次被出卖将引发爆炸性的反弹，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右翼泛民主派领导以及整个政府。

反中共独裁的斗争不能与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分割开，香港的富豪一直与中共专制狼狈为奸以保护庞大的既得利益。社会主义者将当下为争取仅仅是部分民主与社会进步的运动与持续的运动想结合，以表明得到真正的民主权利和尊严体面的生活都必须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

元旦游行后：泛民妥协　民主党投降

今年元旦游行，大会民阵宣称有3万人上街，数字比去年的13万人骤然下降。梁振英的统治下民怨沸腾，特首民望净值只有- 46%，而中央政府清晰表示不会接受公民提名，会筛走任何与中央对抗的候选人，为政改一役揭开序幕。政治气候骤变，在混沌无序、错综复杂的局势下，民主派无心亦无力号召群众反抗，泛民阵营内的政治矛盾亦变得尖锐。

占中三子犹豫不决

政改谘询展开后，占中三子犹豫不决，没有积极动员反抗，也没有推进占中的具体策略。“和平占中”原本宣布不会参加元旦游行，并且会将占中拖延至2015年3月举行。这将令未来占中的议题继续淡化，更难动员群众参与。群众对年复一年的游行感到疲惫，难免失去信心。民阵发言人杨政贤指：“市民认为游行已无用，希望用更激进或高层次手法表达意见……”如果民主运动中有强而有力的领导，提出清晰进取的抗争纲领和策略，可以鼓动更多群众元旦上街，准备动员更有力的行动。

但是，“和平占中”却在元旦游行日举行政改公投。公投的方案玩弄细节，半遮半掩地推行妥协的议程。这是占中三子进一步妥协的征兆。

公投项目包含三项议题：

1) 行政长官提名委员会的代表性应予提升
(预设议程：承认提名委员会的代表性，顺应了泛民妥协派扩大提委会、保留小圈子提名方式的方针)

2) 行政长官的提名程序不应设筛选机制

3) 行政长官的提名程序应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预设议程：公民提名“元素”，意味著可以接受公民提名出来的候选人，由提委会筛选。)

最后，有6万多人通过手机、上网或亲身到维园游行现场投票，当中64%来自手机程式投票，大多数人均支持三项议程。建制派（例如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故然无视投票结果，指其没有参考价值；对支持民主的群众来说，这也不过是一场不能凝聚民意的闹剧。

此外，在元旦游行后的集会里，戴耀廷强调占中参与者要竭力避免暴力，并列出“和平理性”的守则，包括被警察拘捕时，要蹲下双手放上头上，表示不会反抗。社会主义行动同样不支持个人暴力行为，但我们需要组织动员挑战政府的群众运动，如罢工、罢课、罢交税等，而非占中三子宣扬的象征式反抗。

公民提名 + 提委会确认 = 公民推荐

在游行里，除民主党外，各泛民政党都打著“公民提名”的旗号，但同时接受小圈子提委会并存。甚至是激进民主派“公民提名，不可或缺”的诉求，亦是留有一线，愿意保留小圈子提委会的提名方式。提委会的提名权力一定远远凌驾其他提名方法，令官商权贵享有更大的提名权。甚至提委会会划走由公民提名产生、但不“爱国爱党”的候选人。

在元旦游行一周后，真普联公布普选方案，提出“三轨制”的提名方法，包括提委会提名、政党提名和公民提名，而后两者需要由“提名委员会”予以确认。公民提名出来的候选人需要由提委会确认，实则上等同接受小圈子的筛选，与建制派所讲的“公民推荐”无异。再者，建制派只需要千多名官商权贵支持，即可通过小圈子提委会入闸，远较公民提名容易。这犹如特权分子享有通关的特快通道，违背了平等被选举的原则。

即使真普联的“三轨制”已经是妥协的烂方案，但民主党提出更倒退的立场，在1月9日发表声明澄清，指三轨制并非缺一不可，暗示可以接受没有公民提名的方案，可见此党已走上投降的不归路。而元旦集会期间，民主党刘慧卿亦在台上表示，公民提名并非不可或缺，当时被群众以嘘声回应。愈来愈多人看穿民主党希望可以与中共达成交易，旦求自己能入闸参选特首。前港区人大代表吴康民在1月11日《明报》撰文表示，民主党刘慧卿、新民党叶刘淑仪与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如可一起成为特首候选人，必然获得公众欢迎，“也许可以破解当前提名问题的闷局”。

真普联由泛民妥协派主导，对民主党的立场自然得过且过。在公布方案的新闻发布会上，召集人郑宇硕最初表明三个机制缺一不可，并多次重申三轨是一个整体。然而，在1月10日郑又改口风，表示记者会上从没有说过三轨“缺一不可”。占中三子之一戴耀廷指，三轨制是否缺一不可，由政改的占中公投决定。不难想像，届时的所谓“民间公投”又如元旦公投般，预设妥协的议程，方便泛民主派公然放弃公民提名。

真普联包庇民主党，可见这个泛民妥协派主导的贼窝，让政客互相掩饰其叛卖群众的行为，并不可能在当中推进民主抗争。泛民妥协派的其他政党，如公民党、民协和工党等，希望由民主党当“挡箭牌”，躲在民主党背后走妥协之路，这些政党都准备妥协。据报道，民主党内有人埋怨：“没理由次次都牺牲民主党、其他泛民不出声…”

“进步民主派”接受真普联方案

社民连和人民力量随后召开记者招待会，指控民主党违背了真普联的共识，要求该党退出联盟。但是，两党却接受真普联的妥协方案，没有提出提委会的“确认”程序等同筛走公民提名出来的候选人。

社会主义行动必须指出，唯有直接要求废除提委会，才能享有平等的公民提名权。

《基本法》的鸟笼

学民思潮提出“全民提名”的方案，即由350万人组成提名委员会，是目前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最进取的方案，成为了元旦游行的焦点。然而，学民思潮始终强调，真正的公民提名是可以符合《基本法》，不会挑战现存体制。他们没有告诉群众一项事实：如果不打破基本法的框架，不挑战中央统治的权力，并不可能争得真正民主。

不少与中联办关系密切的高官，例如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谭惠珠，都表示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在1月10日，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郝铁川就出席了一个闭门午宴，指《基本法》已经非常明确、清晰规定提名委员会的职权，任何削弱及架空提名委员会权力的方案，都不符合基本法精神。可见，真正的公民提名，而非目前真普联提出的“公民推荐”，在中央的法制内是不容许的。

《基本法》由英殖时期的资本家与邓小平下的独裁者制订而成，最后的解释权亦在大陆的人大常委，以确保箝制香港的民主运动。中央政府向来“法为己用”，曾经以人大常委决定两次否决普选。最近，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郝铁川更引用《基本法》18条，如人大常委会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中央政府可命令香港实施中国法律。如果香港的民主斗争威胁到大陆统治，基本法和解放军可说是同一级别的镇压机器。

现在就需要向群众解释，如果《基本法》不容许真正普选，我们不应受制于法制框架，应该将之打破，并且以新的人民议会取代权贵控制的立法会。

本土派崛起的危险

打著反大陆人旗号的本土派有崛起之危机。元旦游行当日，约30名“反蝗虫”队伍参与民阵的游行大队，沿途高呼“左胶卖港贼”等口号，以大香港民族主义攻击社会主义行动。

此外，“反蝗大行动”有100多人由修顿球场游行至政府总部，主要攻击最近终院裁定内地人申领综援的“七年限制”违宪，亦以“反殖民、反赤化”等口号，将大香港民族主义精致地包装起来。本土派游行队伍遇上民主党副主席蔡耀昌。蔡耀昌在综援“七年限制”一案里，帮助内地新移民打官司，因而被本土派人士围堵，最后需要受警方保护下，冲上的士离开，混乱中蔡耀昌疑被纸牌击中。

12月，本土派组织“香港人优先”举著港英旗冲入中环解放军驻港总部，被军方人员阻止。其后，该组织四名人士被逮捕。这行动为整个民主运动带来反效果。大陆官方媒体夸大这次的行动，并指控香港的民主运动“勾结外国势力”，制造加强镇压的藉口。但同时，该行动是和平的，我们必须反对逮捕或检控四名示威者。

由于泛民领导的失败，不少激进青年不再信任传统民主派政党，而有可能将希望投放在本土派身上，将之视为更激进的反独裁力量。然而，这些大香港的民族主义主张排拒内地人，只会分裂中港两地的群众运动，削弱反抗中共的力量，并为打击整体工人福利的论调护航。另一方面，建制派趁著群众对民主派失望沮丧，伺机推动大量亲中建制势力发展，例如“爱字堆”和“保卫香港运动”等，当中有些是极端的大中华民族主义者。现时，港独与亲中两派民族主义势力的对立，令左翼和民主运动陷入更复杂的局面。

2014年的政治任务

泛民主派进一步背叛，在欠缺左翼运动的出路下，反动的右翼势力有崛起的危机。如果群众在2017年的普选路上再度被右翼泛民欺骗，将会制造更大的政治反弹。社会主义行动在2014年民主斗争的路上，会继续提出彻底的民主诉求，以及推进更有力的抗争策略。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运动注定失败，民主抗争与反资本主义运动是密不可分的，在政治气候混沌的时期，建立社会主义纲领的工人群众政党，是胜利的基本条件。

明报撤换总编　AM730广告被抽起

2014年，面对民主抗争运动枕戈待旦，中共与特区政府业已打响前哨战。梁振英政府民望江河日下，深陷统治危机，管治威信荡然无存，连最后一根稻草的压力也承受不下。在新一年，梁振英要收复舆论阵地，“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即便是媒体不时的“小骂”也让他食不下噎。香港在世界的新闻自由排名已经连续两年下跌，从2011年34位跌至2013年的58位。

新年伊始，政府明目张胆破坏新闻自由。《明报》传出，疑因其一连九天头版报导港视发牌风波，触怒梁振英权贵，任职两年的总编缉刘进图因而被粗暴撤换，并安排一名马来西亚藉人士掌管编采业务。《明报》的立场近年愈趋亲建制，在前年特首选举期间，刘进图被认定为“梁粉”，多次延迟报道梁振英的僭建新闻。但梁振英似乎连这样的报章也容不下。

此后，再有报导指，由中原地产董事施永青所创办的免费报纸《am730》，怀疑亦因其编采方针，被两至三间中资财团在未有解释原因下，统一地抽起广告。施永青指，被抽起的广告份额超过1,000万元，报章每年盈利约1,000至2,000万。施永青本身是地产霸权一分子，《am730》亦非反对派报章，只是有些民主派人士在此报撰写专栏，例如公民党余若薇、人民力量刘嘉鸿等。

私人媒体为求牟利（或者那怕只是为求苟存），极为依赖广告收入，因此广告客户对该行业的报导方向和立场有著极大的影响力。随著中资财团在香港影响力愈来愈大，不少报章老板与内地人大政协关系密切，甚至本身就是这些高官，专制爪牙更容易以国家资本侵蚀新闻自由。基于政治因素扼杀新闻自由，却被包装为“商业决定”。例如，众所周知《苹果日报》多次在码头罢工期间批评李嘉诚，李氏于是抽起所有壹传媒的商业广告。

《明报》老板背景

《明报》大股东张晓卿是马来西亚第九富豪，身家超过100亿元。张晓卿旗下的世界华文媒体， 在马来西亚的六分华文报章中持有四份，包括《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同《光明日报》，占据当地整个华文报章广告市场超过七成的份额。这些报章的立场都亲建制，并曾经因为淡化六四报道，支持香港国民教育，引起当地华人反感。

根据《主场新闻》报道，张晓卿创办的常青集团，根据集团网站，形容公司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内地投资的国际跨国公司之一，在中国内地的总投资额近20亿港元，其商业活动投资范围涵盖木业、石油产业、公路建设业等。2011年中，贵洲省侨联曾指出，常青集团拟在贵州投资100亿美元兴建中马产业园区，张晓卿并亲身到当地考察，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只有掌握财力的老板才有资源控制媒体，代表工人发声的媒体故然无立锥之地，连立场靠拢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媒体亦难以生存。在“自由市场”和官商勾结的阴霾下，反政府的媒体不是被绞杀，就是被收编。

在资本垄断下，私营媒体要么造成无线电视式的一言堂大，要么就如今次财团以商业手法干预编采方向，永远不能确保编采自主和新闻自由。媒体应当民主公营，这绝非指要将媒体交到政府手上（像大陆的中央台），而是由传媒工作者民主选举产生的编辑委员会下运作，并由根据群众意愿，公平分配充足的公帑支付开支。这才能确保职能可以不受干扰，切实监督政府，如实地反映社会的真相。同时，假如民众认为公营媒体的报导偏颇或失职，可通过民主程序，随时罢免编辑委员，确保媒体能如实反映民意。

支持传媒工作者抗争

去年，内地报章《南方周末》因为被中宣部抽起一份《宪政梦》的文章，激起记者罢工一星期抗议。明报员工组织了关注组，发起联署寻求外界支持，可见员工坚守新闻自由的底线。相反，传媒老板往往为了金钱利益，往往在关键时候放弃编辑自主。例如，亲北京的旺中集团去年欲收购台湾《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曾一度与旺中集团达成交易，准备将公司出卖至台湾富商，令苹果员工感到被背叛。只是后来两方谈判破局，最终达不成交易。可见，站在前线捍卫新闻自由的，不是媒体老板，而是传媒工作者。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记者组织独立工会，以罢工对抗政府和财团扼杀新闻自由。

五千人游行声援受虐外佣Erwiana

中午十二时，众多的印佣和菲佣团体，联同香港各政党和团体，先在修顿球场集合，游行至湾仔警察总部，群众高叫“We are workers, we are not slaves!（我们是工人，不是奴隶）”等口号。到达警察总部后，队伍于门外呼叫口号，要求警察检控雇主，还Erwiana一个公道。期后，队伍游行到金钟政府总部外集合。大会宣布是次游行共五千人参与。

社会主义行动亦参与游行，举起横额：

“Justice for Erwiana! （为Erwiana讨回公道！） No violence, No racism! （反暴力，反种族主义！）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

途中我们派发传单，与外佣讨论资本主义政府如何与商家联手打压工人的权利，纵容中介公司谋财害命，大行其道合法地剥削外佣。她们非常支持废除中介公司制度，支持立法八小时工作制，由公共部门直接聘请家务佣工，并且提供宿舍让外佣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Erwiana除了在身体上被虐待至严重受伤外，雇主只准许她每天睡四小时、从来没有休假、以及扣除她所有工资。当她被虐至重伤以致不能工作后，雇主便立即把她辞退，并送回印尼老家，行为可耻卑劣！这件事只是整个香港的冰山一角，反映了中介制度、“两星期条例”等歧视性制度，令她们即使饱受欺压甚至虐待，也因为害怕失去工作而不敢发声。此外，强制雇佣同居除了剥夺了外佣的私人空间（如雇主突然要求晚上工作），亦令受虐待的外佣不能远离施暴者。Erwiana的事件爆出后，令更多外佣勇于站出来揭发雇主的恶行。

我们认为，除了要求检控虐待Erwiana的雇主外，曾拒绝协助受害者的“兆晖中介公司”应被立即停牌，然后进一步！

废除歧视外佣的“两星期条例”
废除剥削外佣的中介制度，外籍家务劳工由公共部门直接聘请
取消强制雇佣同居，每年兴建50,000间公屋，本劳外劳共享
建立不分种族的战斗工会，共同争取权利：八小时工作、提高最低工资，外劳与本劳一视同仁，反对种族主义！
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剥削和压迫！

香港去年罢工：工人阶级意识苏醒

货柜码头工人罢工虽然被资方击败，但工人的抗争意志却启发了其他行业的工人敢于罢工，争取改善工资及工作环境。高铁地盘罢工、太古饮料厂罢工和日出康城三期的地盘罢工，都与码头罢工不无关系。几场罢工的都是技术工人，薪水与最底层的工人相比都较高，更有信心团结一致挑战资方。但外判制度的剥削，加上极高的工时，令他们处于奴隶式的生活。

有组织的罢工是跟资本家抗争的有力武器，可以部分停止、甚至全面瘫痪企业运作，展示企业的真正主人是工人阶级。政治罢工更是社会激烈变革不可或缺的斗争手段，威力远高于游行集会。罢工运动发展过程中，工人从经验可以迅速学习到阶级斗争的，工会意识乃至阶级意识可以几何级地提高。就如码头罢工爆发一星期后，李嘉诚置若罔闻、态度强硬，令工人开始认清到，敌人不只是骑在头上的经理，也是自己的大老板。

废除外判制度、恢复集体谈判权、建立战斗工会，都是香港工人当务的重要任务。

高铁地盘

200多名高铁地盘工人于2013年8月31日罢工了一天，导火线是承建商礼顿建筑当天早上的通告，宣布工人迟到五分钟将扣减工资，并要求工人在隧道里用膳。

工人的不满还包括工作环境的恶劣，大部分工人在温度极高并且空气污浊的地底隧道长时间工作，没清洁的食水，工人患病和工伤被忽视。

最后，承建商宣布取消迟到早退扣钱，亦准许工人吃饭时离开地底，在隧道外用膳，并承诺改善隧道工地的空气质素，工人才结束罢工，但改善隧道工地的空气质素的具体方法仍不清楚。

太古饮料

太古饮料约300名运输工人亦于2013年10月3日展开了一天的罢工，因资方拟将运送汽水工作外判，及准备对早前曾发生严重交通意外的司机作处分，资方5年来未有增聘人手，而运输工人因人手短决而须预早时间上班负责行内称“执水”的执货工作，即将货品搬上货车上。

工人运输工人不满公司将运货量大的业务外判，削减了他们的佣金收入。

运输工人全体罢工，加上两辆货车堵塞门口，运输服务一度瘫痪，令全港的大量餐厅和店铺的饮料供应受影响，以增加其谈判力量。

罢工当晚，资方表示同意工会的三点诉求：遇上交通意外而被解雇之司机复职 ；取消沙头角业务外判，及；运输工人不用负责执水工作。然而第二和第三点未有落实时间，只表示在2014年内尽快执行，工会则急急在午夜时分宣布解散罢工。

屋宇署

屋宇署约100名员工于2013年10月31日，中午罢工一个半小时，并举行集会，要求立即增加前线员工以应付不断增加的工作。

长期人手不足令未处理的已发出清拆令个案不断增加。积压的个案从2009年的3万宗暴增至2012年底的5万千宗。去年度因业主拒绝执行清拆令而发出的检控却比2007/08年度少30%。

政府的“肥上瘦下”做法令前线员工压力日增，经常被迫于星期六、日，甚至假日加班。2011年起，大量技术人员不再续约。

工会要求增加人手500人。罢工过后，发展局于11月底则只向立法会申请190个常额公务员职位，却包括一个常额助理署长职位掌管强制验楼部，涉及的每年开支约227万元中竟有173万是用以支付该名常额助理署长的年薪。该申请将于明年二月被处理。

日出康城3期地盘

约100名工人于2013年11月17日发起罢工，并堵塞地盘出入口。事源地盘的二判公司声称资金周转不灵而破产，拖欠逾两个月合共约900万元薪金。

这是继货柜码头工人罢工后，李嘉诚旗下的企业又一次被牵涉及在内，长实发言人则指事件是二判淮辉工程与大判亮雅发展之间的纠纷，与该集团无关。

罢工开始两日后，只有约一半工人已领取全数欠薪，故仍有40名工人在地盘罢工。翌日即11月20日，被工联会控制的工会的代表、大判公司和劳工处进行会议后，罢工却在亳无成果下被结束了。大判公司“承诺”约80名工人于填写欠薪资料及出勤纪录，给予劳工处核对后，尽量支付9月至当时拖欠的薪金，总共500万元，即并非真正承诺。劳工处则向工人派发破欠基金申请表（因二判公司申请破产），而申索上限只有3.6万元，故不少工人担心未能全数追回薪金而未有交回。工会则指会给予大判一两日时间考虑垫支欠薪，如大判不回应诉求，工会将再商讨下一步行动。跟其他被少数官僚解散的抗争运动一样，这“下一步行动”于罢工结束后从未出现。目前仍未有消息指其余当时未取得欠薪的工人于其后能取回。

低薪工人组织起来

近月，美国低薪的快餐店工人进行了罢工，争取提升最低工资水平，是底层工人抗争的。香港的饮食业工人、清洁工、保安的平均年龄愈来愈低，可见青年的就业和晋升机会每况愈下，而外判制度令工会组织薄弱。但同时青年入行，如果能够组织起来，会为这些领域的工会注入力量。年青工人需要建立战斗工会，团结工作零散化下的受害者，切实参与抗争。

工会的民主

在罢工爆发后，如果工会都有召开大会，与工人讨论出清晰目标，会更能增强团结力，但工会并没有这样做。而工会领袖应当就谈判结果谘询工人，并投票决定，令工人日后更有信心建设工会、参与行动。但工会欠缺民主，与资方达成协议后，在晚上甚至午夜时急急宣布解散罢工，令不少工人忧虑诉求未能达成。工会让工人发表意见，民主决定罢工诉求和策略，不是奢侈品，而是抗争成功的必要条件。

政治罢工

在占领中环运动中，社会主义行动一直强调，工人罢工是更有力的抗争手段，威胁资本主义政府的运作。工会应该立刻鼓动工人组织起来，提高工人政治意识，未来切实参与民主抗争（包括占中）。每场带来社会变革的民主运动，一定以经济诉求号召工人支持（解决贫穷、增建公屋、退休保障等），才能成功。而只有工人组织起来领导民运，反专制的抗争才能走得最彻底。

实际穷人147万　打工仔越做越穷

大堆数据可能会令人眼花撩乱，每个基层劳动者的切身困境才是贫穷最真实的反映。12月1日，职工盟发起争取工会集体谈判权的游行，许多普通打工仔都是带著自身经历，愤愤不平参与斗争：

参加示威的冯小姐任职诊所职员，现时工时过长，每天工作朝九晚八，每周一至六上班，并且过去四、五年来一直冻薪，根本追不上疯狂上升的物价。她表示作为一个劳动者，一个工人的声音太薄弱，希望能够透过更团结的工会运动，争取标准工时及加薪。

作为保安导师的冯先生，入行四十三年，是保安工会的一员。他提到，现时保安行业的工时是极需要改变的，一般保安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加上上班通勤的时间，一天就是超过十四小时，根本不能够拥有合理的家庭与个人生活。而虽然政府实施了最低工资，但工人没有集体谈判权之下，老板可以肆意巧立名目，譬如取消饭钟钱、减少有薪假期等手段，压低工人工资。

除了本地工人，游行亦有外劳工会的参与。来自菲律宾的Feliza，在香港当家佣二十多年，到今天的工作待遇依然十分不人道，她说她每晚都是要睡在地板上，毫无私隐可言。因此，她希望能够让工人争取合理工资外，亦能争取外地家佣能够独自选择居所的权利。更表示乐于与本地工人一同抗争，以示工人阶级的团结。

港府于九月发布了《二○一二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更同时订立出本港第一条的贫穷线。根据政府数据，以住户入息中位数一半作为标准，全港贫穷人口为131万，占总人口的18%！其实，将贫穷定义为住户入息中位数一半，当中一人贫穷线月入3,600港元、二人家庭为7,770港元，标准实在低得可怜。若果将福利辅助计算在内，官方贫穷数字仍高达102万，贫穷率为15.2%！梁振英更直指：“当局不可能灭贫……灭贫目标是不实际也无必要……”

政府划出贫穷线的目的，似乎是炫耀扶贫“政绩”。政府夸口福利政策令到近30万人“脱贫”，但实质上这占贫穷人口不到四分之一，可见扶贫政策一直是杯水车薪，更不用说所谓“脱贫”只是个不温不热的超低标准。在政府眼中，财爷曾司长月薪36万只是中产，个人月入4,000元却不算贫穷！

政府在贫穷状况报告中，刻意将基本生活保障包括在开支内，制造舒缓贫穷的假象。“计算一次性宽免措施如公屋免租、关爱基金的非恒常现金福利转移后，贫穷人口降至八十万五千人；再计算公屋补贴后，穷人剩六十七万四千人。”

再者，贫穷线以上不代表能够负担合理的生活开支，政府的标准根本形同虚设。香港城市大学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共同研究，计算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开支，推算出全港未能负担合理生活水平的贫穷人口高达147万，比官方数字高出45万！每5个人就有1个贫穷，16,000人一日无法吃足三餐，4万多人没有足够御寒衣物，犹如第三世界地区。

要解决贫穷问题，我们需要增加失业和伤残援助金、直接落实增建公屋至五万、全民退休保障、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与通涨挂钩等公共政策，并将财团私营的地产商、银行、媒体及公共事业公营化，由工人民主控制自己的经济。

为什么政府不去做？原因很简单，财团商家对工人的剥削可以有一百个“合理”理由，但要向有钱人征重税，将资金投入公共开支，来应付民众的合理生活水准，却是万万不能。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有钱人的制度！

政府和资本家不会容易就范，工人要实现这些诉求，一定要切实进行抗争。在低工资的行业先组织起来，特别是年青工人建立具战斗力的工会，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是当务之急。

大香港民族主义的危机

近年，反大陆人情绪再度升温。右派民粹政客争相高呼“本土优先”，并将矛头指向菲律宾外劳。这趋势的背后是什么？左翼应如何应对？

在中港经济融合的政策下，港资为了从大陆市场牟取暴利，迅速将市场转向迎合大陆消费者的需求，服务大陆的中上阶层。市场经济不受规划，只会盲目追求利润，大陆国内庞大的资金涌流至外地市场时，造成供应与需求的不平衡。再者，资本家刻意制造供应短缺，从而投机炒卖产品和服务。生活消费品价格飙升、基本服务资源短缺乃至生活空间缩窄，令中港两地的劳苦大众都感到困苦。

“大陆人抢夺资源”？

自由行政策带动了大陆旅客来港消费，抬高了零售业、地产业等企业利润。繁忙地区铺租高昂，只有做游客生意的超级市场、珠宝店和药房才能承受，令香港居民埋怨生活需求受到忽视。同时，自由行的消费带动了通涨，生活消费品价格高企，加剧贫富悬殊。中港基层人士都同时受害，获益的只有零售商和地产商。

“抢奶粉潮”就是一例。在毒奶粉的阴霾下，大陆人对洋奶粉趋之若鹜，因而造成大陆人来港的抢购潮。大陆人对生活消费品的庞大需求，造成市场供需的不平衡。奶粉商有意识地强化市场不平衡，例如耗资广告洗脑，吹嘘奶粉的营养价值，制造需求；又恃其寡头垄断地位，迫使零售商以卑劣手法控制供应。奶粉零售价格被大大抬高，而水货市场正是商业投机下的产物。（详见：奶粉供应短缺－供应商为罪魁祸首，《社会主义者》杂志第20期）

挤拥在闹市的大陆旅客和边境车站外的水货客，成为了民粹政客针对的对象。右派排外政客散播“蝗虫抢奶粉”的言论，将资本家投机炒卖造成的经济困局，渲染成大陆人制造的祸端。

同样，大陆人在国内得不到基本生活需要，较富有的中上阶层自然求诸境外。香港的财团看准这个商机，而政府亦纵容基本生活设施私有化，以利润为先的服务不能满足需求，造成学位和床位不足现象。

大陆医疗质素惨不忍睹，又经常滥收费用，大陆孕妇寻求香港质素相对较好的医疗服务。医疗产业变成人命生意，迎合大陆市场，孕妇产子费用高达10多万元，甚至提供由安胎至产子的一条龙服务。香港公共医疗开支仅得GDP的2.8%，而政府政策长年助长私院侵蚀公院资源，令公立医院的床位比97年还要少1,000张。此外，参考本刊《终院裁定申领综援“七年限制”违宪》一文，亦可见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才是资源短缺的原因。

危险的文化优越论

尤其是受到97亚洲金融风暴打击，因而失去过往优越地位的中产阶级，甚至在英殖经济繁荣时待遇较优厚的工人阶级，都容易产生怀缅英殖统治的迷思。泛民主派不时赞扬英殖的“法治人权”，亦强化了这种幻想。民怨沸腾而苦无出路，民众对港英时期的幻想逐渐变成反大陆人的情绪。

本土派经常打著“保卫本土文化”的旗号，强调香港文化之优越，鼓吹区隔大陆人以免港人被沟淡。同时，他们指控中共在香港实行“殖民”政策，像西藏和新疆将汉人移植而侵略经济和文化，因此区隔大陆人是为了保卫“自治权”。这技俩将大香港主义精致地包装起来，列宁在1914年早就提及过这种“精致的民族主义”：“精致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它在最漂亮和最好听的借口下，例如在保护‘民族文化’利益、保护‘民族自决或独立’等等借口下鼓吹无产阶级实行分裂。”《腐蚀工人的精致的民族主义》列宁

虽然香港本土派目前尚未成为纳粹组织，但其论调与不少欧洲新纳粹组织一脉相承。在欧洲经济崩溃的情况下，欧洲弱国的新纳咎岢�强人政治，反对欧洲强国进行经济殖民，以保卫“自治权”去包装背后极端民族主义议程。

此外，香港本土派攻击大陆人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侵蚀香港，形容简体字为“残体字”。在欧洲亦有极右排外政党，例如英国“捍卫英语联盟”会抹黑穆斯林人沟淡白人血统，要求驱逐他们出社区；意大利“北方联盟”则指控意大利南部人的文化被阿拉伯国的移民沟淡，要求北方拥有“独立自治权”。这些党派在议会内都支持新自由主义政策，亦打压左翼和工会运动，煽动种族对立而分化底层工人阶级。

社会主义者捍卫不同民族文化和语言的权利，亦支持少数民族的本土文化和自治权利，但这必须建基于工人阶级不分种族的团结斗争，共同反对压迫者的统治制度。鼓吹种族撕裂只会分化反抗的群众，助长资本家和独裁者的压迫。

人质惨剧案 – 反菲种族主义

此外，反菲种族主义亦是另一危机。2010年，港人于马尼拉发生人质惨剧事件，众多港人对菲国政府和警队深痛绝恶。直至今天，由于总统阿奎诺拒绝向死难者家属赔偿道歉，态度嚣张跋扈，进一步激起港人的仇菲情绪，甚至有受害者家属要求梁振英要“强硬起来”，对菲国实行经济制裁。11月香港大学进行了民意调查，访问港人对16个国家及地方的观感，当中港人对菲律宾人及政府的观感最差，90%港人对菲律宾政府表示反感，32%人称对菲律宾人反感。

然而，各党派为了收割民粹政治资本，提出各项措施制裁菲律宾。人民力量提出最“激进”的措施，要求停止输入菲国外藉家劳，直接打击菲侓律宾工人饭碗。公民党和民主党则提倡杯葛菲国产品等较温和的政策，不敢支持人力的方案。两个温和中产政党并非为了保护菲律宾工人的饭碗，只而是为了避免为中产雇主带来不便。在11月分，人民力量陈伟业提出无约束力的法案，要求政府制裁菲律宾措施，在建制泛民两派“团结一致”下，在立法会大比数通过。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这反动的议案。我们支持死难者家属得到合理赔偿，但经济制裁措施若果实行，首当其冲的会是菲律宾劳动人民，而非菲国总统和警队。例如，经济封锁造成菲律宾企业利润下降，但菲国资本家会合理化裁减工人和压低工资，甚至造成物资短缺而价格飙升，出现投机炒卖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制裁措施会在香港会弥漫一片仇菲情绪，加剧菲港群众的对立，让港府分而治之，打击港菲工人的权益。要记得，当年人质惨剧案发生的翌日，曾荫权政府宣布冻结外藉家劳的最低工资。我们绝不能轻易被政府的分化技俩蒙骗。

中港区隔不是解决方案

由于生活困乏和经济不景，而香港的工会和左翼力量薄弱，受压迫的中下阶层未能找到抗争的出路。公民党毛孟静、新民主同盟范国威等民粹政客，以“香港人优先”的旗号将自己包装成激进的新选择，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回响。9月，这两人连同其他本土派人士，于《明报》、《都市日报》登联署广告，指责“新增人口实在太多”，建议政府实现“源头减人”以解决房屋问题核心。这是彻头彻尾歧视大陆人的论调。

本土派提出的“中港区隔”是不切实际的，只要两地仍是资本主义统治，即使香港“独立”，中港商家为求牟利仍会继续跨境通商，打击劳苦大众的利益。依靠收紧入境人口限制，是不能解决经济融合所带来的中港矛盾。就如实质上“独立”的台湾，资产阶级的马英九政府为了营商利益，都竭力促进两岸通商，务求打进大陆市场。

“中港区隔”这种排外论调，将资源不足归咎于外来人，为掠夺99%资源的资本家转移视线，然后迷惑穷人为1%的饼碎内斗，只会沦为“地产霸权”和“财团垄断”的帮闲。真正解决之道是打破盲目牟利、令资源分配失衡的资本主义制度，以民主委员会监督消费品价格，调查消费品投机的情况；以民主委员会控边境人口流动，摆脱以钱为先的人口管制政策，并公平分配公共资源。

右翼民粹肆虐　左翼的出路？

大香港民族主义与大中华民族主义冒起，一方是打著“反政府”旗号的本土派，鼓吹区隔内地人保卫领土；另一方“爱港力”等爱国流氓组织，则是中华民族主义论调的代言人，强调国家需要维稳，反对“外国势力”干预。这两派民族主义虽然表面对立，却同时打击左翼组织权利，反对工运团结争取福利，为专制独裁和重商政策制造土壤。未来政局陷于复杂境地。

传统泛民党派无能力挑战独裁争取民主，加上泛民社运屡次出卖群众运动（解散反国教运动），在强而有力的左翼领导缺席下，激进中产和青年感到苦无出路而鼓噪起来，继而寻求右翼民粹为“激进”道路。强化独立于泛民主派的激进左翼力量，建立以社会主义为纲领的群众工人政党，不是陈义过高的理想，而是当前斗争生死攸关的任务。社会主义行动正在为此目标奋斗！

食环署洗太平地　连串检控街头艺人

从1月20日开始，政府缩减行人专用区开放时间，由每周开放七天，改为只开放周六、日。不少街头音乐人移师至旺角东天桥继续表演。然而，食环署在杀街前后“洗太平地”，连串票控街头表演者。1月19日杀街前，国画艺人梁小姐在行人专用区被检控，而在1月22日，SMS乐队和雄乐馆在旺角东天桥表演期间亦被票控。

行人专用区的封街后遗症

西洋菜南街行人路狭窄，但人流众多，恢复通车后，不少行人被迫走出马路，人车争路情况严重，险象环生。此外，现时电讯公司的推销员把摊档放在行人路边，阻街情况进一步恶化。

不少艺人移师至旺角东天桥继续表演，以致观众人数大幅下降，但环境比以前更为挤迫。

无理检控街头艺人

1月19日（星期日）傍晚，“保卫旺角行人专用区行动”成员之一的梁小姐，如常在旺角行人专用区摆设档摊。在没有任何预先警告下，梁小姐突然被四名食环署人员拘捕，然后带回旺角警署。她被票控“无牌小贩”和“阻街”两条控罪，没收摊档物资，并将她带回警署。梁小姐并没有涉入金钱交易。

当时，梁的国画摊档只有约2米乘2米，摆放在路旁位置，根本不构成阻街。况且，当日食环署的行动只针对数个一人的摊挡，对其他人数较多的摊档则没作出任何检控，可见署方针对势单力薄的个人艺术者选择性执法！

梁小姐是内地国画及美术教师，对国画艺术有一股热诚。她几年前来到香港，但因其内地文凭不受本地承认，所以不能在香港当美术教师。梁小姐没有学历，唯有于茶餐厅兼职维生，在空余时间于旺角行人专用区摆档，绘画国画和写生赠予途人，为的是推广艺术。由于收入不稳定，她在租房时屡屡受业主歧视，现在只能居住板间床位。

梁小姐的摊档面积细小（见图），亦没有涉入任何金钱交易，但警方正式落案起诉梁小姐“在公众地方造成阻碍”及“没有牌照而贩卖”两条控罪。她不岔被打压，否认控罪，以100元保释离开。但十多件摊档物资则被扣留，包括台凳、推车、画具等。直至2月25日上庭抗辩，才可取回。

此外，在杀街后，不少乐队（例如SMS）被迫移师至旺角东行人天桥表演。SMS乐队、雄乐馆乐队在旺角东天桥表演期间，分贝机标示声量并无违反噪音条例，但警方仍然以《噪音管制条例》第400章第5条，无理票控乐队成员TONY。

抗议行动

社会主义行动将于1月26（星期日）下午三时，由旺角行人专用区游行至旺角警署，抗议警方无理检控街头艺术家。同时，我们要求政府恢复行人专用区每周开放七天，保留艺术公间。

■ 撤销所有对街头艺人的检控

■ 立即恢复行人专用区每周开放七天

 ■妥善管理规划行人专用区，设立噪音管制，划分表演区，采用发牌及轮流机制

■ 开放公园和休憩用地，开放更多公共空间予艺术表演和政治活动

■ 禁止大型商业机构霸占用地  

再有抗议行动，为外佣争取公义

23岁印佣Erwiana Sulistyaningsih受虐打事件发生后，香港外佣发动了一连串的抗议，特别是14万人的印尼人群体。1月19日，约5,000名家佣与其支持者游行，要求讨回公道，并结束限制外佣自由和权利的严厉法律。1月26日（星期日）将会再有抗议，由维多利亚公园游行至印尼领事馆。以下是社会主义行动（CWI）支持这次游行的声明：

立即取消雇佣同居限制！
废除吸血中间公司，要公共聘用制度
团结斗争，反种族歧视，反资本主义
 Erwiana Sulistyaningsih的受虐事件震撼全港，令香港“现代奴隶制”的真面目成为国际媒媒的焦点。今次事件开始激起了社会对外佣的同情和支持，民众打破了政府和资本菁英的种族分化，这可以说是外佣今后争取工人权利和法律保障的转捩点。外劳占全港劳动人口10%，外劳的抗争若果胜利，足以增强全体工人的力量。

Erwiana的惨剧打开了媒体和很多民众的眼睛，让各位认清现时外佣聘用制度之恶。政府就如狱卒一样，死守苛刻的“雇佣同居限制”和“两星期条例”，严重限制外佣的自由和法律权利。最近一项调查显示，58%的印佣曾经受到语言侮辱，差不多20%曾经受到身体虐待。今个月，两名印佣抹窗期间堕楼身亡。事实上，很多家佣都不敢拒绝这些危险和无理的工作。

政府竭力淡化自己在Erwiana事件中的罪行，装作“第三方”旁观者。我们是不会被骗的！事实上，正是政府的政策制造了虐待案的土壤。整个制度该当受到谴责，必须彻底改变。

现时外佣聘用制度的设计，是用以最大化地剥削外佣，视之为廉价和驯服的劳工。这符合那些有钱人（香港真正决策者）的利益。他们为了保护庞大的利润，反对福利制度 – 全民公共托儿和护老服务，而转向剥削低薪外佣以提供这些服务。

团结抗争，反对种族歧视

社会主义行动是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支部。从马来西亚到美国，我们在全球50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战斗组织。我们曾积极参与几场反种族主义、捍卫工人权利的斗争。统治者以种族主义掩饰自己制度的失败。在居港权议题上，香港右翼政客攻击外佣；在马尼拉人质事件上，利用外佣作为国际政治冲突的棋子，在工人阶级之间制造分化。只是本地工人和外佣之间团结抗争，才能赢得真正的变革。

社会主义行动完全支持取消“雇佣同居限制”，容许家佣自决是否外出居住。这对于争取标准工时的斗争至关重要。香港的平均居住面积是全球最细。政府坚持雇佣同居，是要维持倾向地产商倾斜的房屋政策，避免为人民建立可负担的房屋。我们亦要求废除中间公司，并以公共控制的非牟利聘用制度取而代之。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建基于虐待和不公义、令一小撮人致富的制度，另一个选择则是与建基于公众利益、以民主控制的制度。资本政客就如非民选的港府般，永远利润行先，而社会主义是完全相反的！

团结、斗争

在港外佣的斗争是全球女性抗争的一部分，反对种族主义法案，这些法案在世界各地愈来愈严重。可见，有需要建立具战斗力的工会，可见向资本家和政府反击。此外，有需要为工人阶级的替代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政策，让多数人得益。为争取外佣权利的持续抗议，以推倒现时不公义的法例，愈来愈能够争取普通港人的支持。就像从前的奴隶主一样，港府在压力下是可以被迫妥协的，工人阶级团结抗争就是出路！

数千名外佣促结束不公平法例

在港的外佣愤愤不平。1月26日，超过4千名外佣和支持者再次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壮观游行。

Erwiana事件不仅触发了大型游行，更重燃了女性外佣旳战意。她们为自己在今天不公平的雇佣制度下所受到的不公义呐喊。这场示威运动动摇了种族“区隔墙”，这道墙由政府架起，用以区隔和排斥外佣，以维持其超额剥削。以前，外佣抗议往往受到本地港人冷待，但现在有更多港人关注。

今次游行主办单位为“为Erwiana争取公义及捍卫外佣权益委员会”，是外佣组织、工会和声援团体的联盟。今次和上周（1月19日）的游行都吸引了大量媒体关注。

“这只是运动的开始，而不是一次性的抗议。”社会主义行动（工国委香港）的邓美晶表示：“印尼女工、家佣都意识到，社会现在已开始关注她们，而且愈来愈支持她们的目标，即是基本的权利，还有法律保障。”

香港有31万名外藉家佣，来自印尼的占差不多一半。她们工时非常长，又被迫与雇主同居，很多时都没有自己的房间。标准工时、晚上的私人时间、私隐，对外佣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Erwiana残酷受虐的事件震惊了香港，令更多外佣敢于发声指控她们雇主虐待。

“我们没有选择，要赚钱寄回我们家乡，我们一定要来这里。”游行至印尼领事馆的Lia表示：“与其他国家相比，香港是很好的工作地方。在印尼，我们每月赚得少过1千港元，但在这里做家佣的人工差不多高四倍。”

但即使如此，外藉家佣的工资仍然十分低。香港外佣每月的最低工资为$4,010，相比之下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资为$30一小时，若以典型的每周48小时计算，每月最低工资为$6,240。很多家佣每周工时高达60-70小时。

运动发展起来

显然，在过去两星期，外佣的抗议运动发展起来，并且信心大增，提出针对香港和印尼政府的明确诉求。除了为Erwiana讨回公道（其雇主被起诉连串虐待，并在1月22日保释），星期日的游行亦要求三个领域上的法律改变。

此外，外佣团体亦要求“自决是否雇佣同居”，容许家佣可以选择外出找居所。

邓美晶表示：“为什么政府这么强硬，不容许自决是否外出居住？这个诉求十分合理。这不是政府开支的问题，而是进行社会控制，要令外佣置于极度弱势。”

现时的抗议亦针对恶名昭著的1,200间中介公司。在1月26日的游行里，这显然是印佣面对的首要问题。一提到关于中介公司，她们的愤怒水平显然提升。招聘公司鲜有受到规管，而且普遍有实行不当的习惯：过度收费、假帐户、无视投诉，收起例如护照等文件。

与“两星期条例”一样，高昂的中介费令外佣即使遇上差劣的雇主，都不敢辞职，因为她们要再付费用，成本倍增。法律上，中介公司只容许收取外佣月薪10%的费用，但正如《南华早报》报道：“现时香港的费用是$28,000，大约是工人月薪的7倍，高于法律限制的70倍。”

印佣工会（IMWU）的示威领袖Sringatin向《英文虎报》表示：“印尼政府迫我们借贷，以及通过中介公司找工作。我们的护照被没收。投诉不被鼓励，我们不容许转雇主，直至完成付款。”

增大压力

社会主义行动完全支持外佣的抗议，以及她们非常合理的诉求（参考我们声援的传单）。在印尼领事馆外，邓美晶向游行队伍发言，表示支持她们三个主要诉求，并支持团结斗争以击倒政府。社民连的梁国雄亦发言，他是唯一一个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支持。印佣工会（IMWU）、亚洲移居人士联盟（AMCB）、香港职工盟亦有发言，其中职工盟呼吁外佣加入工会。

清楚的是，劳工处和港府面临的压力正在增加，针对其严厉的外佣政策和歧视性法例。Erwiana受虐的丑闻令香港本地人改了看法。外佣感受到广泛社会上更大的支持和同时，现时是时候将压力升级。未来数周将会是将抗议运动升级、赢得更多普遍港人支持的重要时刻，两种压力结合起来，可以迫使港府退让。

“政府想我们闭嘴”

“我有两个孩子和双亲等著我供养。我必须每月寄钱回家给他们；如果我不养他们，谁会？这就是为什么我继续撑下去。”Nisa自零八年来港工作，她的故事解释了千千万万的印尼女性离乡别井到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打工的原因。Nisa在香港的首个雇主非常刻薄。她被雇主用语言，有时甚至身体上的暴力对待。她选择默默忍受，留在这个可怕的地方工作，是因为中介公司高得离谱的收费。“就算我被她（前雇主）侮辱，我也需要完成那两年的合约，因为一旦我转工，就是违约。中介公司会要求我重新再付一次中介费，那相等于我七个月的薪金。”

笔者访问了四位来自印尼的女性外劳，Nisa、Eny、Lanny和Lia，她们已经在香港工作五至十二年了。她们为了养家，在香港曾经历过艰辛的日子。她们四位正在积极参与“为Erwiana讨回公道”运动。在短短两星期之间，运动已经发动多次抗议，以及数千人游行，要求停现时外佣的聘请制度、中介公司吸血鬼的剥削。

Lanny在港工作了八年。她对印尼政府不负责任的回应态度尤其震怒。“政府只想我们闭嘴，说会付钱给Erwiana的家人，然后要他们和所有的外佣闭咀。政府从不在乎我们的性命！”

国际特赦组织形容外佣的困境是“现代奴隶制”。她们几乎没有任何私人时间和私隐，超长的工时令她们无可能有八小时休息。因为“雇佣同居”制度，老板可以随时要求她们工作。中介制度令她们只有极少权利转换工作。

“我曾在洗手间做功课。。。”

Lia在香港工作七年。跟很多其他外佣一样，她需要每月寄钱回乡，同时她在香港自付报读一个电脑的文凭课程。在她的第一份合约工作的家庭里，即使有多出一张床，家中的婆婆也不准许她睡床，只能够睡在客厅的梳化。“一天晚上，我正睡到一半时，她突然在床边扯我的脚，叫我下床，然后要求我以后只准睡沙发。”Lia唯一可以做学校功课的时间，是每天完成工作后，即是午夜十二时后，但她不准开客厅的灯。“最后我唯有在洗手间做功课。因为那里是唯一他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地方。”

Nisa的第一名雇主经常语言上侮辱她，叫她做“白痴”、“死蠢”，这样的侮辱天天发生，长达两年，甚至连雇主的两个小孩也有样学样，用相同的态度和字眼对待她。

对于这些外佣来说，早上六时开始工作是平常事，很多人需要工作至午夜。尤其是因为“雇佣同居”的强迫性制度，她们等如24小时待命工作。Nisa忆述她的第一个雇主说：“那时是凌晨三时多，我在客厅梳化熟睡中，突然被老板叫醒。老板当时很生气，她说她女儿的一件衣服洗得不够干净。她要求我立即起床从头再洗…凌晨三时！”幸运地，现在Nisa已经脱离这些可怕的日子，找到一个正常的雇主。

她同意废除强迫性“雇佣同居”的制度，让家务劳工自决是否与雇主同居。“我有些朋友每天工作十八小时，就是因为这强制性法律。”

每天二十小时工作

Eny第一份工的家庭住在元朗。一开始，她的雇主要求她到距离三十分钟的一间独立屋打扫，这代表老板违法，要求她替两个雇主打工，若果被揭发，雇主可以被检控。每天Eny要由早上六时工作至凌晨二时──二十小时工作和不够四小时睡眠时间！

她的老板经营烧烤场生意，曾经要求Eny帮两个雇主打工后，又要她帮忙在烧烤场烧食物。这不是任何家务劳动，完全违反法例规定！她不能承受极长的工作时间和环境，所以她在工作六个月后决定辞职。但后果就是她被迫重新缴交中介费，这等于是失去她工作半年以来的所有工资！十四个月的工资被扣走，这还不是奴隶制吗？

踢走中介公司！

所有印尼的家务劳工都必需透过中介公司到外地工作，否则她们的合约不被承认。这是政府刻意的一项政策，去纵容1,200间“贩卖”外佣的中介公司合法地牟取暴利。菲律宾政府没有这项条例，因而菲佣相对地幸运。每介绍一位印尼外劳来到香港，中介公司就能赚取$21,000港元，这通常是她们足足七个月的工资。一些中介甚至被揭发收取外佣比上述更多的额外费用！

Nisa说，中介制度欺骗所有外劳。“所有人必须到中介中心找工作。我曾被迫付钱上一些教导如何成为家务劳工的‘训练课程’。”但这些课程根本是不必要的，中介公司实际上只是用另一种手段，让它合法地索取更多额外收费。而即使你付钱完成课程，中介也不会保证你会找到工作。

中介公司一直恶名昭彰，过度收费和发生问题时不负责任非常普遍，但外佣一旦签约，便不能要求转换公司。正正是这些吸血中介公司，令众多外佣在受到雇主虐打、被扣薪、扣假期时，都不能反抗。在Erwiana事件的丑闻爆发后，更多外佣勇敢地走出来，为对抗不公义而抗争。现在最急切需要的，是透过工会组织起一场战斗性的运动，并与社会上其他的工人阶级连系起来，共同战斗。

访问韩连山：“进师盟”参选教协理事

由韩连山、等人组成的“进步教师同盟”，准备参选2014年的教协监事会，选举将于2月21日至3月14日进行投票。教协坐拥9万教师会员，但长期在民主党政客的主导下，工会怠于抗争，未能为教师争取权益。进师盟的参选，有机会为教协带来新气象。社会主义行动记者特意与“进师盟”成员韩连山进行电话访问。

记：进师盟的参选目的是什么？

韩：我们是一群教协会员，看到教协最近处理教育和政治议题的事务上，与会员期望愈走愈远。因此，我们组成“进步教师同盟”，讨论如何改善教协会务。经商讨后，决定派19人参选2014年的教协监事会，希望监督理事会工作，改革监事会不足，要求会务公开透明，让会员有更大发言权；在理事问责、教师专业、教育生态、民主政治方面，希望改善得更好。

政府在教育改革时，教师的权益受到挑战：工作量增加，职业不稳定，入职困难，只有朝不保夕的短期合约，但教协力度不足，未能维护教师权利。

记：在教师权益方面，你们有何看法？

韩：教协立场要更硬净，向教育局争取权益，问题是可以改善的。就如小学缩班杀校的惨况，政府杀了一百几十间学校，令教师们流离失所。教协一直声称争取小班教学，但只有叫喊口号，看著学校每年被杀，数千教师失业，教协却没有和教育局摊牌，让政府杀校成功，在杀校后才推行所谓的小班教学政策。

从另一面看，教协与教育局合作得好。未来中学都会有杀校情况出现，但现时教协维护权益的力度并不足够，否则教育局不会如此猖狂。

在林慧思事件上，教协最初立场暧昩，只将焦点集中在老师言辞过激过火，但不看林老师行侠仗义，抱打不平，对她十分不公道。到见到社会回响很大，很多人支持林慧思，教协才能另外一些声明。我们“进师盟”也不认为讲粗口是对的，言辞不当是犯错，但焦点不应在那里。相反，我们应该教导学生，遇到不公义时，应该采取林老师的立场。

在反对国民教育科上，教协一直非常被动，只要求再修订指引。修订后教协认为指引有进步，所以在反国教上放软手脚足。后来反国教的群众运动发展起来，直至教协不得不加入后，教协才加入反国教大联盟，但始终是后知后觉，作为一个工会，是要不得的。

记：你们的选举工程如何进行？

我们正在以网页和文章宣传，并在教协会所楼下派单张，让教师听到我们的声音。未来，我们希望举行谘询论坛，目前选委会未答应，但“进师盟”自己无论如何都会举办，并会邀请所有候选监事来辩论，辩论会公平公正公开，让会员决定投票意向。

胜算方面，很难讲，要看宣传攻势、会员关注度，而且会员可能出现惯性投票取向。

另一点我要澄清，坊间说我们夺权、搞内讧，我们并非这样。监事会并没有权力的。会务运作是由理事处理，监事只是给予意见，在会务上提醒理事。权力不在我们手上，也不在张文光“薪火相传”名单的10人手上。权力是在会员手上的，会员有权去投票选择能让会务进步的监事，教协并非私器。

记：未来会否参选理事？

韩：这要看将来发展。如果理事非常长进，可以改善会务，我们就没有必要参选。如果来届理事会也达不到我们的期望，相信其他教师会员都会有意见，去组成另一内阁参选理事。

记：如何增大教协力量？

韩：一个接近9万人的工会，如果立场坚定，力量是可以很大的。但教协多年来采取温和路线，与政府多方面合作，领导会员方面则做得不足。会员会否企出来争取，很视乎领导人的风骨和能力。如果工会有领导力，不是次次和政府合作，你是有工具要求政府退让的。

工业行动，是随时可以启动的，但教协自1973年罢课后，之后基于种种原因，一直走温和路线，都没有强硬的行动。工会应该在适当时候采取工业行动，要改善教师权益，这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回应《热血时报》抹黑社义行动筹款

近日，《热血时报》试图大肆抹黑社会主义行动，指控我们在众多议题上发声、以及在社运活动上筹款。以下是我们的回应：

捞政治油水的是“热血公民”

社会主义行动在各项社会议题上积极行动，符合我们理念的议题都会全力参与，对抗社会上的不公义。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以社会主义为纲领的新工人政党，自然要从街上小额募捐，争取劳苦大众的支持。我们旨在建立有民主架构的组织，让普遍群众自身参与斗争。

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在参选2011年区议会选举时，承诺若果当选只会领取基层工人的薪金，将其余收入会捐予社会运动。这与立法会议梁国雄（长毛）的做法一样。“热血公民”的黄洋达在2012年参选立法会时，并没有提及这一承诺。

相反，“热血公民”要建立的是围绕一个“政治明星”的宗派集团，只容许追随者为首领摇旗呐喊，但不能参与组织的决策。《热血时报》年用120万，恃著坐拥庞大资金，操控网上舆论机器，到处造谣抹黑其他组织。

政治团体应该以政治活动吸纳群众支持，例如街头宣传、出版刊物或支持者捐款等。《热血时报》没有信心在政治上获得支持，就以商业模式运作，制造明星效应，依靠商业产品和广告收入维生，例如在年宵售价的黄洋达人形公仔，价值竟高达8万元！将赚回来的利润供养其政治宣传，例如免费报纸、网上电台等。这是本末倒置的。“热血公民”的立场只会随著市场趋势左摇右摆。

虽然在一些特定的政治议题上，社义行动与“热血公民”有一致的立场，例如指控“反国教大联盟”解散运动、攻击民主党舍弃公民提名、反对真普联“公民提名+提委会确认”的妥协方案。然而，《热血时报》以造谣抹黑和人身攻击的手段对付政敌，以夸张失实的手法做政治宣传，务求刺激官能，煽惑支持者沦为辱骂政敌的流氓，不能提高群众政治意识。

不可以介入国际议题？

《热血时报》指控社义行动就“以巴冲突”的议题进行宣传，称这议题“与香港无关”。“热血公民”又指控“什么议题都与你们有关”，可笑的是，你们只有一个议题，就是让黄洋达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当选。避谈一切政治理念，就是你们的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行动是国际社会主义组织，在以巴组织名为“社会主义斗争运动”。我们反对以色列国家恐怖主义，亦反对暴虐的阿拉伯政权。我们提出以社会主义方案解决以巴冲突，支持以巴工人不分种族团结斗争，反对统治者煽动种族冲突。我们一以贯之，在香港痛击“热血公民”之流煽动族群冲突！

可笑的是，《热血时报》以为我们只能在以巴两方的统治阵营之间选择其一个，可见这群人骨子里的种族主义之毒是何其之深，在政治上是何其无知。

社会主义行动曾筹款支持我们在南非以至埃及的组织，帮助他们反对资本主义与独裁镇压。对国际主义者来说，这是自然不过的事。《热血时报》抱著狭隘的大香港主义，不明白任何地方的斗争要胜利，都不可能孤立在一个地方/城市，不可能得不到海外群众的团结声援。讽刺的是，《热血时报》在曼特拉逝世时，发表文章赞扬曼特拉的抗争，但似乎你们不知道这场斗争曾经得到全球群众的支持，包括在金钱上和行动上。

谁是民族主义者？

“热血公民”经常扭曲左翼分子的立场，抹黑任何反族群仇恨者为“大中华派”、“支持中共殖民”。我们支持中国的地下组织，亦有同志因为反中共而被捕。

社会主义行动是最坚定反中共殖民的团体。我们曾多次到中联办示威，支持藏族、维吾尔族的自决权、文化和宗教自由。“热血公民”自诩反中共殖民，何解在这些行动上，从未见其踪影？同样，如果香港大多数群众认为需要独立，我们亦会支持社会主义的独立香港。然而，我们始终强调，劳苦大众需要不分族群团结斗争，共同打倒中共独裁政权，才能赢得真正的民主，包括自治权利。相反，煽动种族冲突，只会为中共镇压制造藉口。2009年在新疆乌鲁木齐，维吾尔族人与汉人爆发种族冲突，中共伺机大力镇压，打压穆斯林的宗教自由。

在2010年，广州市政协企图将粤语的广州电视台改为主要使用普通话广播，激起广东省地区人民不满。社会主义行动参与游行，反对中共扼杀语言自由，捍卫使用广东话等所有方言，以及普通话的权利。同时，我们在游行现场强烈批评“香港人讲广东话　唔识听就返乡下”等族群歧视的口号。

目前，香港存在两派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一方是打著“反政府”旗号的本土派，鼓吹区隔内地人保卫香港领土；另一方是支持政府的“爱之堆”流氓组织，以“爱国”名义强调国家需要维稳。这两派民族主义虽然表面对立，却同时打压左翼的组织权利，为专制独裁和重商政策制造土壤。

“热血公民”推祟大香港民族主义，煽动族群冲突。以民族主义对抗民族主义，等同抱薪扑火，引火自焚，危害香港的民主运动。

只有群众不分族群和语言共同斗争，才能打倒中共这个世上最强的独裁政权。

访问黎汶洛：政改何处去？

社会主义行动邀请了学民思潮的黎汶洛，参与以下论坛：

为让各位先了解“学民思潮”对普选的看法，我们在1月30日跟黎汶洛对谈：

记：学民思潮提出“五区总辞”，可否说明一下？

黎：政府不断拖延谘询期，令占中运动慢慢被阴干，所以我们认为应该选择三至五月期间总辞，七至十月期间进行补选。公投的议题应该是原则性的，例如“公民提名是否不可或缺”、甚至是“公民提名是否需要提委会确认”等等。

有人说，学民思潮倒不如推动在2015年年初公投，并以完整的政改方案进行公投。但是，政府狡猾的地方在于控制补选期。若果在半年前辞职，政府不可能半年也不让我们补选，这是法律上的限制。

但如果我们在2015年年头才进行辞职，倘若公投拖延至下年5月，变相公投时限性被破坏。所以，如果以方案公投，变数很多，可能政府提出的方案会玩弄细节，调整数字，混淆视听。例如，沿用现时选委会过渡的提名委员会，但将1,200人加至1,500人。

记：对民主党和真普联的方案分别有何看法？

黎：现阶段民主党的方案，只为自己政党铺一后路，让“阿爷”看穿底牌。我们不知道，民主党在未来短时间内，立场会否有转变。现在我们还未约到民主党会谈，所以不会批评民主党。在会面后看看他们的立场，我们再作回应。

我希望民主党站在民意一方，与我们团结一起。张文光指我们分裂泛民，但现在看看谁与泛民的立场不同？我不能说学民是泛民的核心，或具有什么影响力的，但大家理念是相同的。大家都在推动民主运动，当大家都在说“公民提名”时，为什么你在真普联里唱反调呢？这令很多市民解不通。

至于跟真普联会面时，我认为真普联只是一个空壳，是一个平台让各政党各自表述，然后收窄分歧，即是叫各党让一步。如果泛民不能在真普联达成共识，一起通过政改方案也好，一起否决也好，那么真普联不如不要继续下去了。反而将力量放在占中，甚至是街头宣传“全民提名”直接平等的选举。

记：即使真普联的“三轨方案”保留“公民提名”，都与你们的方案有出入，你们如何推进自己的方案？

黎：有时也挺辛苦的，与政党讨论时，他们都说“我明白”，敷衍我们后，当我们纯粹空谈，甚至在背后写文章批评我们。学民思潮会继续游说政党、团体和占中三子，接受我们全民代表提委会的方案。

我们提倡350万选民组成提委会的方案，实质上令提委会名存实亡。但是他们（泛民）不想那么前进，要保留提委会，就像学联前几天搞了学界公投，竟然连“增加提委会人数”都当成一个论点。

记：那么学民对《基本法》有什么立场？

黎：我们的方案自称，是自称，符合基法的，包括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我们未至于要求废除《基本法》。政府叫我们按照框架走，你可以说我们与政府在玩弄字眼，但我们提倡的是直接、平等的选举模式。

虽然我不认同基本法，例如起草时只有10-20人，但不会要求废除《基本法》。我们希望有一天官员自己出来解释：“是，当时《基本法》字词有问题”，透过官员的口说出来。这是技术上或策略上的论述问题。

记：对占领中环有何看法？

黎：学民支持占中，也认同公民抗命彰显社会不公义。在反国教时，我们没有申请不反对通知书，是“非法集结”的，学民过往游行都不申请。我们明白并同意这一点。但在实际操作上，占中是否像嘉年华一样，象征性占领廿四小时后就散水呢？能瘫痪经济?

我们希望占中可以瘫痪经济或社会运作，才能有谈判筹码。若果“占中三子”只是划分区域去占领，或者短时间占一占就当完成，并符合占中的本质。日后，我们希望继续与占中三子在技术、人手、资源上再交流。

戴教授不希望我们参与占中，说18岁以下要签回条。但我要提醒一下，历史上很多群众运动都是学生和劳工推动。学民会出席占中，但要看运动本质有没有变，如果是象征性的占领，就与我们想要的大有不同。

至于罢课，反国教时大专曾经罢课，但都是象征式的。我认为，是否推动罢课，要看群众情绪，如果气氛高涨，就有可能成功。但如果贸贸然推动，就会让建制派有攻击的机会。我对罢课持开放态度，有需要时应该发动，但重点还是要看运动的性质有没有变。

香港：“One Billion Rising（十亿人起义）”为外佣权利发声

二月九日的香港是个下雨天，雨势有时甚至颇大，但众多来自菲律宾、印尼、泰国、尼泊尔的家务劳工依然气氛澎湃，来到维多利亚公园聚集，为的是参与这个全球的反对针对女性暴力活动－“One Billion Rising（十亿人起义）”。紫色是今天的主题颜色，参与者戴上“为公义站起来”的紫色头巾，跟著英文、菲律宾和印尼语的音乐共同起舞。

“十亿人起义”是跨越二百个国家的全球性舞蹈运动，在情人节当天，唤起社会对于强奸和针对女性暴力的关注。这运动由美国一位女权剧作家Eve Ensler发起,其中“十亿”代表世界上每三名女性便有一名在人生中曾受到强奸或虐打的数字（联合国数据）。

在香港，这个活动由最近成立的“为Erwiana和所有外佣争取公义委员会”举办。由于香港三十万的外籍家务佣工只能在星期日休假，所以这场活动改至星期日举行。现时香港最重要的女性工人抗争，是反对歧视外佣的雇佣条例。

现时的条例令外佣处于极之不利的地位，于是非常容易能被雇主暴力对待。Erwiana这名二十三岁印尼家务外佣，就是被其雇主残暴地虐打、禁锢和不给予食物，这事件在被揭发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人们发起连串的大型游行示威，要求对外佣有更多法律上的保护。她们要求享有不与雇主同住的选择权利，以及严厉打击那些以贩卖外劳来谋取暴利的中介公司。

今天“十亿人起义”的活动上，她们再一次喊出这些诉求，在一片色彩灿烂的舞蹈下，台上台下的人一同喊出她们的口号：“我们要公义！”“现在！现在！现在就要！”

亚洲外劳协会（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的Eni Lestari在台上表示，印尼政府将外劳当是商品。其他发言人则批评香港政府在这个“亚洲的国际都会”纵容著现代奴隶制。代表“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在台上表示，全力支持外劳要求彻底改变现时的制度，“这些政府只为有钱人和财团服务，政府从不在乎工人的性命！一个工人看似势孤力弱，但众多工人的团结能使我们有力量迫使政府让步，改变这个制度，废除两星期条例、给我们外出居住的权利、终结中介公司的剥削！”

香港外佣：“是时候组织起来！”

“在港的外籍家佣视Erwiana为他们的缩影。”外佣权益运动老将、在港菲佣工会的副主席Eman Villanueva表示：“她是长期暴力的受害者，但现在她表示自己会抗争，令她成为许多外佣的榜样。”

访问当日，传媒报导印尼政府官员公布一项计划，指将在未来数年向香港供应技术工人 － 包括供应驾驶员、建筑工人和护士 － 以填补劳动力的短缺（虽然更准确地说，是去满足香港雇主对更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来自雅加达的一队队伍已经正式到达香港，来商讨涉及23岁的Erwiana Sulistyaningsih案件的影响。Erwiana经历数月被佣主有系统虐待和饥饿后，在一月离开香港。Eman表示，印尼政府和香港官员会面，表面上是表示对印佣的“关注”，但实际上是用这次机会谈生意，开拓新的劳动力市场。在这时机提出这项计划，是“厚颜无耻”。像菲宾律和印尼等的较贫穷国家，因为外佣会汇款给自己的家庭，政府主动地鼓励输出外劳，以促进国家支出的平衡。

在2014年的首几个星期，数千外佣女性已经走上街头，要求为Erwiana讨回公道，并将事件扩大为争取外佣权益的运动，而在笔者书写的同时，Erwiana仍因为可怕的创伤而留院。这些抗议，和社会上有关这些外佣被超额剥削的正在扩大的议论，代表香港一个重要的形势转变。

“这案件牵动了大量情绪。很多的外佣，甚至是那些无加入工会的外佣，也对抗议有回应。这代表形势已有利于组织外佣起来。”

组织与教育

“这是一个组织和教育外佣的好时机，包括教育外佣，为什么有被迫劳动存在。”Eman说；“这个案件带出奴役的问题。在我于香港22年的时间，我从未听过这样的事 － ‘现代奴役’这个字竟可用得如此尽致。我们一早就这样说过。但现在社会和传媒评论员已经意识到这问题。甚至梁振英也被迫就案件表达意见，说不能接受暴力。”

“我们知道Erwiana不是一个独立的个案 。只是去年，就有Kartika Puspitasari的案件（Kartika的前雇主因身体虐待她，而被判入狱数年）。这案件令港府十分尴尬，并破坏了其国际形象。”

目前，超过300,000在港外佣面对的问题是私人中介公司。中介公司强收大量费用，来换取签署工作合约。这些中介费鲸吞一个外佣的数月薪水，也因其他的过犯而被各方指责。在今日赚大钱的人口贩卖行业里，这些欠缺规管的公司是关键部分。

印尼政府和菲律宾政府也实行有助于中介公司的政策，并给中介公司以处理合约的方式，强力地控制外佣。

债务束缚

“如果一个外佣就其工作条件向中介公司投诉太多，中介公司就会拒绝帮助，那这个外佣就会被困在那里。”Eman表示。“法律只许中介公司收取外佣工作首月的薪水的10%作为费用，约港币401元，但实际上中介公司收取更高费用，最高可达港币25,000元。对外佣而言，这就代表无首六至七月几近无薪工作，类似受契约束缚而必须工作的劳工。”

这个强迫劳工制度曾被英法殖民地使用，是一类债务束缚。据此，穷人，有时是整个家庭也被缚于一个雇主（一般是一个庄园主）下无薪工作一定年期，来作为他们去殖民地的旅费。

“在2006年，菲律宾政府取消中介公司收取的旧的‘职业介绍费’，以‘强制训练费’代替，虽然这新例也是一样的，为中介公司带来数以亿计的收入。”

出外居住权

Erwiana事件带出另一个当红的问题，是外佣要求可以选择出外居住，来代替今日的强制外佣留宿雇工家中。Eman同意这点，香港政府坚持强制留宿的规定，是因为它是对外佣的社会控制，限制他们和社会互动，而不是主要是经济问题的考虑。

“我们想要灵活性。有些外佣选择和雇主同住，有些想出外居住。强制留宿也是对香港家庭的不公平规定，许多家庭住于非常小的套房。政府在2003年前采用一个较灵活的方法，容许出外居住，但现在收紧了控制。现在更严格执行这项规定，甚至进行突击检查！”

现在，外佣的抗议运动的三个主要诉求是，容许选择是否出外居住、废除两星期规定，以及严格规管中介公司，包括惩罚过度收费或触犯其他法规的中介公司。

Eman表示，现在教育是外佣组织活动的关键焦点。他相信在今年稍后，Erwiana回港出席其前雇主的审讯时，将是抗议运动的新高潮。

外佣作为香港劳动力的差不多10%，2014的大型抗议标志著抗争的新阶段。建立他们的组织，更重要是战斗工会，并与其他行业的工人阶级连系，这些需求是前所未有地清晰可见。

李慧玲被封咪　新闻自由屡受打压

香港新闻自由面对新一轮打压。商业电台“名嘴”李慧玲，昨日突然被解雇，引起媒体工作者及社会一片哗然。上百市民及传媒工作者昨晚在商业电台外集会，包括商台节目员工、资深传媒人程翔、码头罢工代表和驾院绝食师傅练国等，举起烛光示意“商台已死”，批评商台要灭声，香港言论自由进一步缩窄。

容不下温和的反对声音

李慧玲在商台担任时事节目主持近十年，在陈志云转任首席智囊翌日突然被辞退，众多商台员工对李被灭声表示气愤。李慧玲经常在电台节目批评梁振英政府，曾经帮助反国民教育、驾院绝食以至码头罢工宣传。由于她站于温和泛民的政治取向，商台在2004年辞退黄毓民后，容许她担任主持。近年，听众一度批评她立场过于温和，未能“紧贴形势”，例如向五区公投运动大泼冷水。但对商台高层来说，她的言论已经过于刺耳。

在去年11月已经由一直主持的早上节目《在晴朗的一天出发》被调离，调到傍晚节目《左右大局》，《晴朗》则由时任行政总裁陈志云顶替。李在当时亦此调动在事前没有谘询，揭发陈威胁她若不接受安排就会被解雇。此举在当时已引起社会各界不满。对于今次的解雇，李慧玲表示，昨天黄昏才被知会解雇，即时终止合约，而且商台没有交代任何原因。

商台牌照将于2016年届满，有传政府要商台除去批评梁振英的声音，作为续牌的交易条件之一。商业电台并非第一次封杀批评政府的节目主持人。2004年，节目主持郑经翰及黄毓民，因为在节目一直狠批政府，尤其在2003年七一50万人上街后，怀疑受到背后政治压力，二人在十日内相继辞职。

香港新闻自由度连创新低

过去一年，香港发生多宗新闻自由被打压事件，特首梁振英向《信报》及练乙铮发律师信、《明报》撤换总编辑、《苹果日报》及《AM730》被抽广告等，新闻自由面临极大威胁。

此外，威普谘询顾问亚洲区总监伍佩莹，在去年底的免费电视牌照事件中，曾作“吹哨者”，踢爆特首梁振英与行政会议审批免费电视牌照时，扭曲顾问报告原意，指政府发牌犹如“造马”。发牌事件后，伍佩莹的总公司被投诉，令她早前“被离职”。《壹周刊》报导，投诉信批评伍佩莹“站在公众一方”、“质疑顾客(特区政府)”、“违反顾问生意规矩”。这秋后算账事件，是政府干预言论自由的又一例证。

“无国界记者”昨日公布最新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香港排名连续三年下跌，由去年第58位下滑至61位，在12年间下跌43位。香港记者协会指，香港的新闻自由排名已低于台湾、南韩、南非等地，而早前港大民调显示，港人对新闻自由的满意程度由09年的74.6%跌至去年的27.1%。

罢工反封咪　媒体要公营

社会主义行动强烈谴责商业电台打压李慧玲，并全力支持传媒工作者捍卫言论及新闻自由的抗争。抗争行动需要升级，商台员工若果以罢工24小时作开端，将更有效迫使高层让步，撤回封咪的决定。

香港新闻自由所受到的威胁，一方面是今次商台及《明报》的粗暴政治干预，另一方面是企业实行经济施压，抽起《苹果日报》或《AM730》等报章的广告。要保证真正的新闻自由和编辑自主，媒体应当民主公营，这绝非指要将媒体交到政府手上（像大陆的中央台），而是由传媒工作者民主选举产生的编辑委员会下运作，并根据民众意愿，公平分配充足的公帑支付开支。

在港寻求庇护者占领社会服务社

二月十一日（星期二）开始，约一百名寻求庇护人士占领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ISS-HK）位于太子、旺角及荃湾的办事处，发起静坐抗议。今天是抗议的第四日。本网记者探访新成立的“难民联会”。服务社受政府资助，作为社福基金帮补寻求庇护人士的房租，并提供紧急食物援助。可是，补贴的水平极低，难以想像任何人能依靠这些津贴维生！服务社没有履行职责，妥善运用津贴金，令五千个寻求庇护人士积压著越来越多愤怒。

来自孟加拉、中非共和国、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和斯里兰卡的示威人士，向本网记者表示，无人对服务社有半点信心。其中，有人在港申请庇护超过十年，但法例禁止他们在港工作。而且，社会福利署所分配的津贴金是直接缴至业主或食品供应商手上，寻求庇护者自己从来没有发过一分钱。他们就是这样，被迫在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忍受炼狱般的生活！

一位来自斯里兰卡的泰米尔难民向笔者表示，他最近才从监狱释放出来，在十八年来香港最寒冷的冬天里，连续七晚露宿街头。最后，他告诉社福署职员，如果无人帮他寻找容身之所，他会“做点事”令自己回去监狱，至少那里可以有容身之所。

事实上，国际社会服务社早已恶名昭彰，触发过愤怒爆发。《南华早报》于去年八月报导，一班寻求庇护人士挤进屯门一个由猪栏改建、缺乏食水和热水淋浴的地方。国际社会服务社营运此“贫民区”，负责人向难民们表示“你要就要，不要就罢！”。一人在饮过被污染的水后送进医院，令这丑闻曝光。

政府给国际社会服务社的拨款，在2012年高达二亿三百万，原意让服务社运用这笔拨款，向难民提供食物及容身之所。可是，在新自由资本主义的世代下，可怕的外判制横扫香港以至全球，是次事件成为另一例子。政府以价低者得的原则将服务外判，从而“节省纳税人的钱”。可是，政府库房坐拥7,340亿，相当于GDP的36%，却不愿投资于社会服务。政府将服务分隔，从而逃避对在港难民困境的责任，免受公众批评。

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ISS-HK）是“非牟利”机构，总部位于瑞士。“难民联会”指，这机构剥削在港难民，尤其是操控政府规定的“十天紧急食物津贴”，将每月$1,200元的资助金额扣除至$6-700元。联会不排除当中牵涉犯罪行为，要求政府彻查。此外，占领者亦要求服务社立即公开食物分配的价目表，但遭到拒绝。

组织“难民联会”

全球的寻求庇护者都遇上生活困境。但与很多其他国家相比，港府的难民政策是更为不人道的，需要迫切的改革。团体Vision First的Cosmo Beatson解释，近年寻求庇护者一连串的抗议行动，成功迫使政府改进，并实施了轻微但重要的改善措施。自2004年后的数年，没有难民完成过申请个案，但自2012年以来，由于该团体、难民与媒体持续向政府施压，50个案例成功获得处理。“难民联会”要求，难民在办理申请手续期间应该享有工作权，并以超市现金券取代现时不公平、不透明的食物津贴制度。现时，寻求庇护者约被发现非法工作，可被判监15个月。

占领香港社会服务社办事处的行动，显然很有协调和纪律，是受歧视群众组织起来，向不公义又专横的当局反击的好例子。社会主义行动探访占领者，表示支持，并邀请他们到会议讲述抗争经历。社会主义者支持结束外判制，要求政府恢复直接管制难民服务处，而部门需要全面的民主控制。

停止向Satinah执行死刑！

约40名外劳及其支持者聚集于湾仔沙特阿拉伯领事馆外，就当地印尼外劳Satinah Binti Jumadi Ahmad的死刑案件发起抗议。该案的死刑斩首处决将在未来几星期内执行，示威者要求宽大处理。

Satina是沙特阿拉伯当地接近400万名的外劳之一，她被裁定于2007年谋杀雇主。就像许多前往波斯湾国家的印尼外劳一样，她坚称犯案前遭到雇主一连串的施虐。沙特是一个极端压抑的封建国家，残告压迫当地的妇女、少数民族和多数的外来工人阶级。因此，当涉及基本的法律权利时，像Satinah的女性外劳必然是处于被压迫的最底层。

在当地的监狱中，有27名来自印尼和140名来自菲律宾的外劳等待处决。现代的奴役的现实曝露在镁光灯，全球共有1.5亿外劳被贩运地世界各地，作为廉价劳动力而遭到剥削，例如于索契冬奥运和多哈世界杯（当中造成了185名尼泊尔建筑工人殉职）等面子工程之上，也有从事家务劳动，在不稳定的条件下日以继夜地工作。

香港的示威者高呼“Save the Life of Satinah!”（拯救Satinah！）、“Justice for all migrant workers!”（为所有外劳争取公义）。对于印尼政府和其他政府的无所作为，她们感到愤怒。

Satinah的案件是一宗悲剧。在2010年由于王室的干预而推迟执行死刑，容许她的家人和印尼政府给予被杀者家属赎金以换取赦免，总额为700万沙特里亚尔，即190万美元（约1,450万港元）！印尼政府已经设立了财政募捐，但至今只筹得该数额的一小部分。

组织抗议的香港亚洲外佣协调会（AMCB）说：“由于印尼政府未能筹得赎金，Satinah即将被处决。”几位组织代表也在集会中发言，包括AMCB的Eni Lestari 和印尼外劳工会（IMWU）的Sringatin。社会主义行动的 Vincent Kolo 亦发言表达了支持。

在港难民抗争　得到愈来愈多支持

2月14日（星期五），在港难民连续第四天占领社会服务社（ISS-HK）位于太子、旺角及荃湾的办事处，向国际社会服务社抗议，行动得到愈来愈大的支持。国际社会服务社总部位于瑞士，受到港府每年2亿元的资助，但经常引起寻求庇护者大量投诉。

其中一名占领者身处太子办事处一楼，向窗门外空地的支持者叫喊：“我们被当成动物般看待！但我们团结起来，展示我们强大的力量，是可以改变现状的。”该机构分配予难民的食物远少于政府规定的金额，因而受到很大关注。

在星期五晚上，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长毛）亲临太子办事处，向占领者致敬，并承诺会与廉政公署等机构会面。超过60名示威者聚集于太子办事处，《苹果日报》及《无线电视》明珠台都有采访。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是次占领行动，并要求改善难民的权利。我们反对政府将难民服务社疯狂外判（例如ISS），主张所有福利部门应当置于公共民主控制。社义行动成员正致力协助是次占领行动，并在实务上支持新成立的“难民联会”，包括提供扩音器、中文的示威牌及横额，以至联络中文媒体。难民需要更大支持，如果施压力量在未来升级，可以迫使政府作出更大让步。这将代表所有在港工人和受欺压者的胜利。

“普教中”政策：扼杀语言文化自由

近日，教育局将广东话定性为“一种不是法定语言的方言”，又突然将网站上普教中（以普通话教授中文科）的缺点删除。教育局刻意贬低广东话的地位，似要为普教中政策造势，逐步在学校强行“推普废粤”。由于中小学现已设立独立的普通话科，“普教中”政策本是画蛇添足。在国民教育洗脑科后，中共再次企图操控香港教育政策，普教中被认定为“国民教育2.0”。群众不忿大陆攻打击香港独有语言文化，激起强烈的抗拒意识。

学生沦为“白老鼠”

2000年，教育局的“香港课程发展议会”发表的一份《香港学校课程整体检视 － 改革建议》，当中写到：“在整体的中国语文课程中加入普通话的学习元素，并以‘用普通话教中文’为远程目标。”

普教中政策早已推行，政府在国民教育科语常会（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于2007年宣布，拨款港币两亿元，从2008年9月起，在中小学推行为期4年的“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计划”，每年有30所小学和10所中学参加，共 160 所中小学参加上述计划。在国教科一役，政府声称让学校“自行决定”是否推行，但在银弹攻势和政治压力下，令学生根本无从选择。今天，政府再用同样手段推普教中政策，惹来学生的反感。

教育局网页上，被问及普教中是否能提升中文能力，回答指：“目前仍未有确实证据，证明以普通话学习中国语文的学生的一般中文能力会有所改善。”未有证据证明普教中可以改善语文能力，但政府先斩后奏，当学生为白老鼠，背后的目的不是为了教育，而是政治性的。

政府并非首次将学生当实验品。90年代初，政府不顾师生和家长的反对，强推母语教学政策，令大部份中学非中文相关科目的教学语言由英文转为中文。学生的英语能力大幅下降，令时任教育局局长孙明扬都不得不承认政策失败。最后，教育局转回让学校自由选择教学语言，母语教学最后无疾而终。

冻结“普教中”政策

社义行动支持学习不同语言（包括普通话）的权利，但在十年母语教学政策失败后，政府今天再次在未有充足研究和准备下，急急推行普教中政策，扼杀学生的选择权，目的只是为中共煽惑爱国主义服务。我们要求教育局立即冻结“普教中”政策：在现正推行普教中政策的学校里，学生、家长和教职员应该有权自决是否继续执行。此外，在未有详尽研究并获得师生家长认同前，停止将这一政策扩散到其他学校。此外，政府亦应加大教育投资，改革现时千疮百孔的语言教育制度。

一刀切的语言政策

大陆政府的语言教育政策向来官僚僵化，普教中政策只是一个例子。在西藏和新疆，中国以大汉民族主义压迫少数民族，迫使他们学习汉语，暴虐的压迫语言文化自由。中共不但不能如其所愿，收复离心离德的少数民族，反而造成激烈的社会冲突。90年代之后，西藏许多学校的藏文授课班被取消，除了藏语本身之外，其他课程全部都用汉语教学。在西藏和新疆，由于高等院校只用汉语为教学语言，少数民族的学生为了升学，被迫学习汉语。2012年11月9日，数千名学生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上街和平示威，高喊“民族平权”、“语言自由”等口号，要求藏语成为学院的教学语言，结果组织抗议的学生旺秋多杰在去年被判监四年。

“大国崛起”下，中国除了扩充在世界上的经济影响力，更要扩充文化影响力，控制社会舆论。自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总共花费5亿美元在“孔子学院”。孔子学院虽然以汉语教育和文化交流为名，但事实上却灌输拥护中国的意识形态。如今，大陆政府在香港重蹈覆辙，将可能引爆族群矛盾的计时炸弹。

今年一月，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在网站上呼吁加拿大各大学和学院校终止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协会执行总监托克批评：“孔子学院本质上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机构，限制讨论中国政府认定有争议的话题。”

世界各地的语言教育政策，都相对中国的具弹性。在星加坡，所有学校均以英语为首要语言，然后根据族裔学习自己的语言，包括华语、马拉语和塔米尔语等。在瑞士主要有三个族裔（法裔、德裔、意大利裔人），学校会以相应的本土语言教学。在高年级的班别，学生会学习其他语言。例如，德裔学生会在GRADE3学习英语和法语。

大陆政府谴责高举港英旗的示威者“煽动港独”、“分裂祖国”，但自己箝制香港政治和文化自由的政策，正正就是助长这种论调的帮凶。社义行动反对举港英旗的反智行为，我们不是“保卫祖国”，而是因为港英政府与大陆政府一样，从来没有捍卫本地的语言文化自由。

举港英旗捍卫粤语？

在英殖时期的60年代，港英政府刻意贬低中文地位，除了华文报章的舆论不受重视，中文的地位被边缘化，任何与政府有关的文书，亦必须以英文书写。倘若要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或投诉，只有写信给《南华早报》方有实效。当时，香港高中生只能升读英语授课的香港大学。统治阶级有意限制学习英语的普及性，排除劳苦大众在外，加强社会的阶级分化。

直至1970年代中大学生发起中文运动，加上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需要控制华语媒体的舆论，才被迫确立中文的法定地位，达至今天相对的平权。今天，举港英旗的本土派高举港英旗帜，声称要“保卫粤语”，但可笑的是，今天中文的法定地位，不是靠港英政府赐予，而是前人反英殖政府的抗争赢回来的。

正因为社义行动捍卫语言的平等权利，所以才强烈反对“本土派”倡议的文化优越论。这种妄言广东话优于普通话、谑称简体字为“残体字”等族群歧视的论调，实则上是中共横蛮政策的另一面镜子。

社义行动支持不分族群、语言和文化共同抗争，打倒中共民族压迫的语言政策。唯有打倒中共独裁和资本主义，才能结束这种官僚横蛮的统治。

近百名示威者参与排外游行

2月16日，近百名示威者参与名为“尖沙咀驱蝗大行动”的排外游行，由尖沙咀钟楼出发，沿著广东道游行，沿途指骂自由行旅客，期间两批人多次发生推撞。团体“热血公民”、“香港人优先”都有参与。

反自由行示威者打著煽动族群仇恨的口号，包括“大陆蝗虫打横行，港人塞住无得行”等。反自由行示威者沿途于各大名店停留，向店内大陆旅客重复叫喊“蝗虫！”，令多间名店要拉闸锁门。游行前，示威者声称会向大陆旅客喷杀虫水，但最后没有发生。

另一边，除了有亲中团体“爱港之声”广东道新港中心摆设街站，宣传“欢迎自由行旅客”外，亦有“保卫香港运动”高举中国国旗到达现场，与本土派示威者隔著铁马对峙。

政府为了摧谷旅游业的利润，推高铺租楼价，大力推动自由行政策。由于欠缺强而有力的左翼力量对抗政府的重商政策，本土派示威者利用群众反对财团的忿怒，将之扭曲至族群冲突的民粹方向。例如，“旅游赚咗几十亿，市民几时有得益”、“陆客购物一团团，钱银俾晒大财团”等口号，都夹杂著反财团的意识，将族群仇恨精致地包装起来。吊诡的是，示威者打著“反殖民”的口号，却高举代表殖民统治的港英旗。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政府为开发大陆市场的“中港融合”政策，包括自由行政策。这些政策只为令旅游业界和地产商得益，加剧贫富悬殊。但本土派将矛头指向大陆旅客，只会为背后既得利益者转移视线，并将大陆群众推向支持政府的一方，分裂两地的群众运动。

正如社会主义行动讲过，打著“反政府”旗号的本土派煽动大香港民族主义，与亲政府的爱国派的大中华民族主义对抗，等同抱薪扑火，引火自焚，危害香港的民主运动。

当务之急是重建左翼运动，将矛盾指向中港资本融合的真正元凶 － 政府和财团，才能抑制这种排外意识。

法院颁布禁制令　打击难民占领行动

由数百名寻求庇护者及难民新成立的“难民联会”，连续七天占领ISS-HK太子办事处。今日高等法院颁布禁制令，勒令占领者撤离场地。

ISS-HK在二月十七日（星期一）向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打击占领行动。司法系统再次曝露其阶级歧视的本质，同时禁止未经许可的抗议人士进入ISS-HK福利办事处。ISS-HK是国际社会服务社的分部，总部设于瑞士，但实际上是以“有限公司”注册的。ISS在2006年投得每年2亿300万港币的政府合约，承包香港约5千名难民的支援服务。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占领行动，成员邓美晶表示：“法院的判决一如既往靠拢财团。去年，码头工人罢工也曾面对过类似打压工人的判决。”

十七日晚上，“难民联会”成员召开会议，决定在翌日继续新一轮的抗争。

“我们不是停止斗争，只是改变策略。”一名占领者Raymond说：“法院的判决反映出，ISS-HK正感受到压力，且未来感受到的压力会更大。”

占领人士不满ISS-HK克扣每月的食物津贴、提供不合格的房屋等渎职行为。在上星期，难民正式向廉政公署报案，要求彻查ISS-HK。

“全港基层和工人都应全力支持参与占领的难民。”邓美晶说：“我们听到很多难民控诉，，ISS-HK没有履行责任。这社群被严重压迫，但他们坚决的勇气和斗志大大激励了我们。”

“香港难民联会”开了一个新的Facebook专页，请“Like”及“Share”帮忙宣传。

“香港难民联会”到ISS-HK 湾仔总部抗议

2月18日（星期二），“难民联会”40名成员到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ISS-HK）湾仔总部抗议，并呼喊“ISS可耻！ISS可耻！”等的口号。社民连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亦到场声援。

“在政府及社福署重新摈制难民福利服务前，我们不会放弃斗争！”“难民联会”发言人Raymond表示。

游行队伍首先在总部大楼外的街头示威，然后走上位于六楼的ISS-HK办事处抗议。

游行人士不满高等法院昨日发出禁制令，禁止示威者占领ISS-HK位于太子、旺角及荃湾的办事处。“难民联会”成员自二月十一日起进行为期一星期的占领，要求彻查ISS-HK 的涉贪，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ISS以为他们驱赶了示威人士，但这运动会继续，直至政府取消与ISS的优厚合约。”游行组织者之一、社会主义行动的Vincent Kolo 指出。

法院判决，禁止7名人士及其他没有指明道姓的示威者，进入及逗留ISS-HK三个办事处。除此之外，ISS-HK在网上展开宣传攻势，否认克扣$1,200的食物津贴。“难民联会”回应，ISS“以大话掩饰大话”。

今次的抗议表达的信息是，在占领结束后，反ISS-HK 的抗争将会继续，并在未来以新的策略进行。占领运动在这个斗争中意义重大，强化了“难民联会”过百成员为公义而战的决心。

“难民联会”举行大会　超过100人参与

2月24日，“难民联会”过百名成员举行大会，讨论组织下一步的行动。这次是占领行动后的首次会议，参与人数上升了三成，共有十多个不同种族的难民参加，体现了跨越种族的团结斗争。

在法院颁布禁制令，打压占领ISS办事处的行动后，难民被迫撤离。然而，持续七天的占领行动向ISS造成巨大压力，三间办事处至今尚未恢复开放，似乎要逃避难民的追究。

联会的成立令与会者都十分鼓舞，无论男女发言都慷慨激昂。本地港人与会者包括社会主义行动成员外，以及一名关心难民的社工。

难民争相发言，怒斥ISS乃至政府的不人道。一位来自非洲的女性难民表达了斗争的决心：“我们被抹黑为破坏法律者，但我们只是争取权利。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发声，把自己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有朋友叫我们不要来参加联会，说会有问题，说我们会被遣返。但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争取应有的权利。”

另一名来自中非共和国的难民激昂地说：“我们在媒体、警察、律师和公众面前，揭露了ISS的贪污腐败。现在，所有港人都知道真相。若我们谈到‘难民联会’，是很好的，但若果谈革命，就更好了……现在，跟进我个案的人员每日到打电话给我，问我生活是否OK。”

另一名来自巴基斯坦的难民领悟到，抗议已令ISS态度改变，说：“现在，ISS的跟进员变得很有礼貌。他们说：‘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告诉我知。不要去抗议，来向我们解释，我们是会帮你的。’…”

社义行动亦到场表示支持，成员邓美晶说：“对香港来说，我们占领ISS办事处7天，是十分前进的抗争手法。本港政客口讲“占领中环”争取民主，但却迟迟未敢行动，你们作出了最佳示范。”

会议亦讨论到日后的抗争行动，包括如何进一步向政府施压，以及参与国际妇女节大游行等。会议后，来自伊朗的Raymond被选为“难民联会”的首任主席。这是建立“难民联会”组织架构的重要一步。若要对抗庞大的官商勾结制度，难民需要民主辩论、行动一致的紧密组织。

2月26日（星期三），难民联会代表将连同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长毛）及社义行动代表，到湾仔社福署办事处与当局人员会面。谈判若果破裂，我们将会发动下一轮的抗争。

外佣游行：抗议入境处拒绝百多名外佣工作签证

2月26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时，外佣团体发起游行，抗议入境处无理拒绝170宗外籍家庭佣工的工作签证申请。30多名外佣及支持者由湾仔地铁站出发，沿行人天桥游行至入境事务处外抗议。示威者沿途高叫“We are workers, not criminals!（我们是工人，不是罪犯！）”“Abolish 2 week rule!（废除两星期条例！）”“Make live-out an option!（我要外出居住权！）”等口号。

 警察在入境处门外架起铁马，游行队伍只能于示威区内抗议。参与团体包括亚太移民事工中心（APMM）、 亚洲移居人士联盟（AMCB-IMA）、 在港菲律宾移民工联会（UNIFIL-HK）、菲律宾外劳工会（FMWU）、亚洲和平协会、社会主义行动等。

游行的主办单位之一Dolores表示，不能接受政府拒绝外佣工作签证的理由，如怀疑外佣“跳工”骗取金钱。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表示，“希望这里所有经过的市民都见识到香港政府是多么可耻，由始至终都打压本地和外地工人的权益，这个抗争一定要连结起两地的工人团结，反抗今天的压迫性制度。”最近新成立的“难民联会”之主席Raymond也有参与表示支持，他在发言提到，“我们一定要站出来发声，一个人的力量很少，需要团结抗争才能胜利！”

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在早前表示，入境处在处理外佣的工作签证申请时作出审查，指若申请人过去有提早终止合约的经验，则可能拒绝其申请。

黎栋国诬蔑外佣“跳工”，即是迫使雇主中止合约后，骗取代通知金及机票钱。这并无任何实质证据，是谎话连篇。Erwiana受虐惨剧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外佣受尽今天的制度压迫，如中介公司剥削、强制性雇佣同住、“两星期条例”等。政府不但没有反省并修例，反而抹黑外佣，试图淡化Erwiana事件和背后整个压迫家佣的制度，从而分化本地和外籍工人的团结抗争。

千名外佣游行争取权利

三八国际妇女节翌日，一千多名外籍家务劳工趁著星期日唯一一天的假期，上街争取权利。

三月九日下午一时许，众多印尼外佣在铜锣湾百德新街出发，游行到印尼驻港领事馆，再到金钟政府总部抗议。游行队伍沿途高呼“We are workers! We are not slaves!”（我们是工人，不是奴隶！）、“Abolish two-weeek rule!”（废除两星期条例！）、“Abolish Agencies!”（踢走中介！）等口号。不少外佣是人生第一次上街。印佣Mei和Ally向我们的记者表示，这是她们第一次参加游行，因为最近看到Erwiana及其他在港外佣受虐的事件，令她们认为必须站出来抗争。

队伍期后游行到金钟政府总部外集会，游行发言人Dolores表示，今天的奴隶制度必须终结，要求政府废除不公平的“两星期条例”、要求让外佣享有外出住宿的权利。不同声援团体也发言表示支持。最近在政府社福署外发起占领行动的“难民联会”一行十多人，带著一家大小参与这次外佣游行。本身是印尼难民的妇女Puji在政府总部外发言：“这不单是Erwiana一个的事，是政府对我们所有女性的压迫。难民联会会与你们团结抗争！”。

社会主义行动主席邓美晶表示：“不单是外佣受到压迫，全世界的妇女也是。全球贫穷人口中有七成是女性，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歧视女性的社会制度下。在此呼吁所有受压迫的女性，在今天的阶级社会团结反抗！”社义行动全力支持本劳外劳的共同抗争，要求立即废除中介制度及所有压迫性条例。

六十多名难民抗议　要求特首夫人停止赞助贪污机构ISS

星期四（13日）早上11时，六十多名难民游行到礼宾府，要求特首夫人停止赞助贪污机构“国际社会服务社”（ISS-HK），又批评她拒绝与难民会面，间接支持政府对待难民的不人道政策。社会主义行动成员，以及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长毛）也有参与游行。

一批“难民联会”成员及支持者在中环遮打花园集会，游行到礼宾府外抗议。他们带同印有“打倒贪污”、“廉署查特首　左手查右手”、“停止赞助贪污机构”等示威牌和横额，沿途一直呼叫“We want justice! （我们要公义）”、“Who took our money? ISS!（谁偷了我们的钱？ISS）”、“Who sponsors corruption? Ms CY!（谁赞助贪污？特首夫人！）”等口号。

“难民联会”成员Adella指，他们在香港受到极不人道对待，包括被克扣津贴，给予极少和过期食物、又被安置在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非法寮屋。香港政府社福署每年花费逾2亿公帑，将难民服务外判至ISS-HK，但当难民被ISS克扣津贴时，社福署却继续包庇ISS的贪污恶行，特首夫人又置之不理。

“难民联会”已连续两星期占领湾仔社福署总部大楼外，2月底曾到廉政公署报案，要求彻查社福署外判的难民服务机构“国际社会服务社”（ISS-HK）涉嫌贪污，然而迄今杳无音讯。由于廉政公署直接隶属于特首梁振英，而特首夫人唐青仪则为ISS-HK赞助人。难民联会关注到，特首夫人的角色会妨碍廉政公署公平公正调查事件。

特首办昨回应，拒绝与难民会见。难民联会指，他们会继续抗争及有进一步的行动，直至争取到应有的权利为止。

物业管理及保安职工总会发起游行

“我一家四口住在深水埗的唐楼，依靠丈夫做快餐店，加上自己的微薄薪金过活…我子女书簿费很贵，唐楼居住环境又狭窄，很艰苦。”在医院任职清洁工的张太，是3月16日（星期日）的游行人士之一。她抱怨道：“$30最低工资，只能仅仅维持家庭基本开支”，因此现时最低工资必须调整。

星期日，香港职工盟属会 － 物业管理及保安职工总会发起游行，由湾仔修顿球场游行至金钟政府总部，有超过60多名工会分子参与。社会主义行动亦有到场支持。

游行队伍高喊“最低工资 一年一检”、“八小时工作制”、“加班补水一倍半”等口号。工会表示，虽然最低工资从去年5月1日开始得到调整，由时薪$28提升至$30，但过去多年间通涨加剧、百物腾贵下，在职贫穷的家庭比比皆是。保安员及清洁工就是最受影响的一群。

另一位屋苑保安员黄太表示，现时保安员的“两更制”令他们长时间工作。“每天12小时工作，加上往返的交通时间，总共超过14小时。”工作占生活的一大部分，令她回到家中也失去照顾家庭（如为家人煮食）的意欲。黄太无奈表示：“与子女关系只是一般，长时间工作令家人欠缺沟通。”

此外，她更忧虑到65岁时会失去工作，由于现时政府规定65岁或以上人士只能到单幢式楼宇工作，而相关的空缺只有很少。“我现时已差不多60岁，故很希望放宽牌照年龄的限制。”

在没有全民退休保障的情况下，不少老人都被迫打工赚取微薄收入渡日。因此，保安员亦支持政府放宽保安乙牌年龄上限，由65岁的退休年龄改至70岁，令他们可以继续工作。

社会主义行动举起“规管工时40小时”、“废除外判制度”的横额。在没有全民退保的情况下，保安员与清洁工变成老人争相竞逐的职位，令老人未能安享晚年。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建立战斗性工运，推进反外判、规管工时的运动，挑战整个资本剥削的制度。

男女平权：让女性站在工人抗争的前线！

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是女性站起来为自己权利斗争的一天。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不断剥夺女性的权利，令女性饱受贫穷、失业、性暴力等折磨。

女性贫穷　同工不同酬依旧

在邻近的台湾情况也是一样，上星期台湾政府公布男女平均工资，显示男女同工不同酬情况非常严重，女性要赚到男性一年的工资收入，需比男性工作多59天！根据2010年职工盟妇委会公布的数字，在香港，女性工资平均也比男性低三成。性别歧视显然易见，但在今天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市场”底下，政府和平等机会委员会却对同工不同酬表示认可！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最新人口数据指，女性劳动人口于11年间增加了35万人。可是同工不同酬没有丝毫改善。

根据《Randstad 2013/2014 工作世界报告》近期发表的第三期调查报告显示，在香港超过60%女性雇员因缺乏发展机会及薪金欠竞争力打算于今年离职。近年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只维持约50%，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产假和育儿等支援。

服务性行业女性没法律保障

平机会于本年二月发表一项关于空中服务员受性骚扰的调查，337名女性受访者中，29%曾受性骚扰。平机会指现行无法律保障服务提供者免受性骚扰。39%受访者认为，公司没有或不清楚有关政策，68%人表示未曾受过防止性骚扰的培训，遭性骚扰空服员中仅3%有向公司举报，举报率非常低。

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副主席胡绮薇指出，调查中有27%空服员曾受性骚扰，实际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胡绮薇表示，曾经有工会会员及空服员就受性骚扰向公司投诉，惟公司其后不交代如何处理，事件变成不了了之，令员工十分灰心。

家庭主妇及新来港妇女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与“在职新来港妇女权益关注组” 的调查发现，新来港妇女出外工作中，有超过九成的原因乃是为了帮补家计，另有逾五成妇女求职是因为不想依赖政府。可是，大部分受访者也要担当家庭主妇角色，93%要打理家务，而83%和74%要照顾子女和照顾各家庭成员起居饮食，亦有63%要处理子女学校事宜，但这样双重身份令她们感到吃力，57.5%需要放弃休息时间。83.8%当兼职和散工的受访者，主要是因照顾年龄较小子女而不能全职工作。

这反映政府长期以来不愿意提供公共的托儿和护老服务，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令女性被迫担当家庭主妇的角色，也是为什么令女性只能从事低收入的散工或兼职工作，而当中新来港妇女更受到歧视。根据人口政策谘询文件，七成新来港人士任职低技术工作。

建立战斗性的运动

最近，外籍家务劳工的抗争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单靠法律的保障并不能保障女性和工人权利，而需要建立群众运动才可以有效迫使当局作出让步。团结起不同种族的妇女，共同争取同工同酬，八小时工作制，增加最低工资，公共医疗及托儿，护老服务，以致终结现今为资本权贵服务的腐败制度。女性绝对可以站在工人抗争的最前线！

支持在港难民抗争

“谁克扣我们的金钱？ISS！谁资助贪污？特首夫人！（Who took our money? ISS! Who sponsors corruption? CY’s wife!）”3月13日（星期四），超过六十名难民游行，继续反对社署外判机构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ISS-HK）涉贪的斗争。示威由“难民联会”发起，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的成员及社民连主席梁国雄（长毛）亦有到场支持。是次行动强调，梁振英妻子唐青仪是ISS的赞助人。

社义行动成员邓美晶指：“ISS的丑闻直指香港的权力核心 － 特首家庭！”

特首夫人的身分与调查ISS涉贪存在冲突。虽然ISS贴上“非政府组织”的标签，但事实上ISS却每年承包港府的难民服务合约（本年为2.8亿元），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这机构为在港难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福利保障，其水准达不到香港贫穷线的25%。早前，三名“难民联会”成员到廉署报案后，ISS正受到调查。

廉政公署直接向特首负责，因此只要特首夫人维持与ISS的关系，则意味著潜在的利益冲突。在礼宾府的示威者要求唐女士辞任ISS赞助人一职，并批评她拒绝难民的书面要求与她会面，以及聆听他们的诉求。

“唐青仪不答应你们的要求，不肯与你们会面，相当无赖。”长毛在示威中说：“假如她认为自己的一方没有犯错，她应该出来澄清；假如她不了解情况，她应该出来与你们会面，聆听你们的诉求；假如她认为ISS有犯错，她应该辞职。”

邓美晶提出质疑：“特首夫人在ISS身居要职，（对ISS的）调查怎能公正在独立？”

在港难民的斗争已经成功加大对当局施压，也让群众更清楚认知到：梁振英政府坐拥足以应付21个月开支的财政储备，是世上最富裕的政府之一，却不人道对待难民。Tania Branigan最近在英国《卫报》发表一份报告，指香港的难民庇护制度“残暴不仁”（draconian），难民受到的待遇比囚犯还差！

正在赢得更多支持

一个月前，难民一举占领了ISS三间办公室，抗争运动开始进入媒体镜头，后来转移至湾仔社会福利署外，无限期扎营留守抗议。“难民联会”已经开始自我组织起来，开始争取到公众舆论支持。对此而言，横额、标语、以及中英文录音演讲都是必要的，这才能将讯息传达至多数人的华语社区。

行动开始有所收成，有热心人士探访营地，并提供支持。难民运动的目标，是要挑战政府将难民妖魔化的宣传攻势，试图抹黑其为“犯罪分子”、“假寻求庇护”和“纳税人的包袱”等。难民下一阶段的行动必须升级，拉阔战线至同样深受政府反民主的重商政策所害，因而普遍不满政府的青年、工人等阶层，争取他们过来支持“团结抗争，对抗共同敌人”的理念。是次行动只是第一步，“难民联会”及其支持者不会让特首夫人甩身。相反，向公众揭露她与承包商的关系的行动，只是刚刚开始。

反政府斗争

尤其是“激进”和左倾政团，应该结束沉默，明确支持难民的斗争，从而提高施压力度。可惜，迄今只有梁国雄以个人身分站出来，与社义行动的成员并肩作战，而很多坐拥更多资源的反政府党派，却仍在作壁上观。无疑，有些组织误以为公开支持难民，会令他们失去自己选民的支持，因而害怕公开表态。

即使真的会失去选民支持，这场斗争牵涉到重要的原则，例如民主权利（避难权、问责权）、工作权、反贪污、反官商勾结（ISS是外判制带来的典型祸害)、以及反对歧视。况且，从难民运动已经开始展现到，政府妖魔化难民的舆论攻势获得很小社会支持，甚至与伪政改方案、新自由主义的预算案以至其他经济政策相比的支持更小。

“难民联会”在短短个多月间已经建立了一个出色的组织机器，并开始打破难民的政治孤立。当然工作仍然接踵而来：新一轮抗议、出版刊物，以建立积极的支持。假如政府认为，难民最近几星期的反抗只是昙花一现，那就大错特错了。难民反抗行动已在香港政治版图占一席位。

香港：为妇女权益而战

三月八日（星期六），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连续第四年发起国际妇女节集会，在铜锣湾时代广场外，聚集起不同国籍的妇女，大约有40人出席。重要的是，这是香港唯一真正的“国际”妇女节活动，目的是从不同的族裔社群和各分散的斗争中，展现出需要团结抗争，打倒歧视和女性压迫。

国际主义

在今年的集会里，有来自非洲、中国内地、印尼、菲律宾、斯里兰卡的妇女，与香港的男女社运分子参与。多个组织有发言人，包括“难民联会”。难民发动了数月的占领行动，反对政府营运的难民服务歧视和贪污。社民连、荡妇游行香港、香港女同盟会也有发表讲话。

2014年，外佣对抗奴隶式的雇佣法律尚在进行，这是香港最受注目的妇女与工人抗争。印佣Erwiana被雇主暴力虐待七个月，演变成国际议题，香港被称为“现代奴隶制”社会。就此，本年举行了几场大规模的游行都相当成功。香港约有330,000名家庭佣工，在歧视性的法律中生活和工作，大多数来自菲律宾和印尼，也有些来自泰国、尼泊尔和缅甸。她们工时极长，现时几乎没有法律保护她们对抗无情的中介公司的经济勒索，或者在家中遇到的身体虐待。

对外佣的剥削

常见到，中介公司收取外佣“介绍费”或“合约费”港币21,000元，等于她们首七个月的薪金。每次外佣找新雇主，就要再次征收此，所以就算遇到雇主暴力虐待，也吓得不敢终止合约。政府的“雇佣同居”规定， 令外佣要24小时随时候命。许多外佣一日工作18-20小时，而因为香港的居住空间细小，在家中毫无私隐。外佣一般睡在客厅，有时睡在走廊，或厨房地上，令她们更易受暴力对待、骚扰，甚至是是性骚扰。对外佣的压迫是对所有妇女制度性压迫的极端例子，影响到所有本地工或外劳。

三月九日（星期日），是外佣一周里唯一一天的假期，由多个外佣团体组成的联盟举办游行，超过1,000名外佣参加。“We are workers, we are not slaves!（我们是工人，不是奴隶！）”的口号响彻天际，获得不少旁观者的支持。

是次游行特别针对政府最近舆论上攻击“跳工”，同时港府企硬反对废除压迫外佣的雇佣条例，例如雇佣同居规定和两星期条例。后者强令外佣需在合终结束后十四日内离开香港。

最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健宗表示：“…容许外佣在外居住，会偏离输入外佣的基本原则。”但如印佣工会（IMWU）代表Sringatin在游行当天向传媒表示，这规定阻吓外佣投诉雇主，因为她们不单会失去工作，还会失去居住地方。游行者谴责政府指控她们“跳工”， 在现行规定下这实质上并不可能。

尽管这是国际妇女节最大规模的游行，任何支持妇女权益或女权主义的组织明显都应参加，但除社会主义行动外，当日参与的香港团体寥寥可数。多名外佣组织发言人也有讲话，包括“Justice for Erwiana!”运动的Eni Lestari，她报告说她最近曾到印尼探访Erwiana，以及她的家人和支持者。“香港难民联会”的Puji Babul亦以印尼语发言。

暴力对待女性

在铜锣湾时代广场举行的三八妇女节集会得到“香港荡妇游行”的支持。“荡妇游行”以反对性暴力为题，而社会主义行动几年积极协助建立。根据“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的数据显示，在香港，每七名女性中就有一名是曾经历过性暴力对待。社会主义者解释，资本主义建基于性别和阶级压迫，是女性受暴力对待的根源。

从很多例子可见，国家机关中（法官、警长以至右翼建制）巩固性别压迫、宣传剥夺女性权利和自由的思想。上年，保安局局长黎楝国批评女性应该少饮酒免被强奸，就是当中的“典范”。这言论触动激怒很多人（尤其是女性），令她们更积极去挑战性别主义思想，以及制造此思想的制度。

啬吝的福利开支

同一群政客在兜售守旧的女性观念之余，亦延续性别不平等的经济政策上。新自由主义政府的政策下，公共开支变得倾斜向大财团（《经济学人》将香港评为裙带资本主义之中的首位），而忽视老人和儿童的护理服务。这迫使很多贫穷家庭的妇女留在家中，无偿照顾家庭。或者如果家庭较为富庶，则聘请低薪家佣，以照顾儿童或老人。

在三八集会里，社会主义行动其中的一个主题是全民退休保障。香港作为全球最发达经济之一，却没有这一保障。现时制度排除了未经正式聘用的家庭主妇，剥夺了女性应有的退休保障。

因此，在香港每三名老人中就有一名是活于贫穷，当中的大部分是女性。超过3万名已介乎退休年龄的女性，依靠每天在街道上执拾废纸皮谋生。

难民抗争

本年度三八集会的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女性难民参与。她们现正在占领社福署总部大楼外的街头。“难民联会”派了大群人参与活动，一名来自乌干达的女难民Adella讲话，解释为何她们正在抗争，以及女性在当中的重要角色。社会主义行动支援“难民联会”的占领行动，寻求方法克服政府造成难民的孤立，并将事件向外宣传。当天，“难民联会”的街站反应良好，可见到有潜力争取很大公众支持。

除了出版中文杂志之外，香港社会主义行动、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在中国和台湾的支持者也出版了女性抗争特刊，纪念国际妇女节，并接触到不能阅读中文的女性（例如外佣和难民）。较早前，我们派发了四种不同语言的传单（中文、英文、菲律宾语和印尼语），声援外佣抗争。

印佣举行烛光晚会　Erwiana受虐案再次提堂

昨晚（24日）六时半，亚洲移住人士联盟（AMCB）与自治八楼在尖沙咀天星码头（五支旗杆旁）举行烛光晚会，要求为受虐印佣Erwiana讨回公道，约有30名印佣与20名香港支持者到场参与。Erwiana受虐案将于翌日（25日）于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涉嫌虐打的女雇主罗允彤将会上庭。

印佣工会代表Sringatin表示：“我们是工人，不是奴隶。我希望Erwiana事件是最后一个的个案，雇主对工人的残酷对待从此结束。”

香港外佣运动的代表Tom Grundy说：“香港还有58%外佣曾受到语言侮辱，差不多20%曾受到身体虐待。香港是一个现代奴隶制社会。”

社义行动的Pahsa亦发言表示支持：“这不单单是外佣的事，也是本地工人的事。因为政府正在打击所有工人的共同权利…你们的抗争令我们十分鼓舞，请继续战斗下去！”

最后，在场参与者拿起烛光，高唱“We shall overcome”等歌曲结束晚会。

3月25日（星期二）早上9时，约20名外佣在观塘裁判法院外聚集，高喊“Justice for Erwiana! Justice for all migrants!”，然后进入法院旁听。女雇主罗允彤被控包括意图伤人、普通袭击、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及4项刑事恐吓等共7项罪名。控方表示，尚在等候印尼当局4份医学报告及一份病理学报告，因此要押后至4月29日再提堂。

印佣工会不满案件一拖再拖，要求特区政府促请印尼方面，尽快准备好案件所需的文件。印佣工会代表Eni表示：“印尼领事馆应该合作，尽快交出文件，不应再拖一个月。案件结果是怎样，很视乎裁判官的取态，目前尚未清楚。我们希望这次能够胜利，未来可以再打破不公义的外佣条例。”

控方较早时已向印尼驻港总领事馆提出要求，希望Erwiana来港出庭作证。若果Erwiana来港作证，相信会再度哄动全城，并引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

长毛撑难民：为何支持难民抗争？

难民占领湾仔社福署大楼外，已经持续了四星期。3月19日（星期三），社义行动成员到金钟议员办事处访问长毛，谈谈在港难民情况。

左：为何支持难民抗争？

毛：ISS（注：国际社会服务社）涉嫌贪污，私相授受。政府以为外判可以悭钱，但只造成损失公帑。而且，梁振英老婆（注：唐青仪）就是ISS的赞助人，谭耀宗（注：民建联主席）又是委员，这种情况在香港很普遍，官商勾结，裙带资本主义嘛。所以，对抗ISS贪污是正确的，我绝对支持。

从人道立场来看，很多难民在本国面临酷刑、宗教或者政治迫害。这其实都是全球资本主义所造成，因为国际上需要吸纳劳动力就接收难民或输入外劳，但却不照顾有需要的时候就排斥外来者。香港是富裕的地方，政府有责任保护他们起码的生活权利。

更远大的来说，我和你都是国际主义者，难民与我们一样都是受到制度压迫的，所以也是我们的兄弟。

左：对在港难民状况有何看法？

毛：我也做过酷刑声请的一些个别案例，但这样大规模的难民抗争却是第一次。这是结构性的问题，香港1992年签署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有责任接收面临酷刑的难民，但对其他形式的难民却继续置之不顾。而且，政府不肯承担难民服务，拖长难民申请庇护的甄别程序。香港审查难民的程序极慢，又不容许难民工作，很多在香港白等十年八年，没有结果，浪费了光阴。

至于难民为何如此孤立，这是因为政治运动的意识水平，未去到跨越种族的连结。香港人不明白，是有政治难民、酷刑声请者存在的。他们被遣返就要受到迫害。目前的运动水平是防守性的，只达到反对滥用公帑、反对裙带关系的层次，未去到“国际主义”的层面，视海内外群众皆为兄弟。

我希望难民联会会继续扩大发展下去，未来的抗争的意识和力度进一步提升。

【声明】难民占中　对抗贪污

香港难民联会

难民联会占领了湾仔社福署总部大楼外超过六星期，参与的难民愈来愈多，因而决定将行动升级，一方面继续留守湾仔，同时亦占领中环扩大战线，进一步向梁振英夫妇及政府施压。占中是因为中环是香港最繁忙的金融中心，而政府亦因为反对阵营倡议的占领中环而坐立不安。

六星期的占领行动以来，我们已经成功向贪污机构“国际社会服务者”（ISS-HK）施加一定压力。难民联会每天不断向社福署递交投诉个案，成功迫使ISS改善部分难民的房屋和食物问题。在占领行动开始前，社福署一向无视难民的投诉。

社会热烈讨论占领中环争取民主。在香港不民主的政策下，官商勾结横行无忌，穷人与少数族裔受尽压迫。社福署与“国际社会服务者”的互相包庇，压迫难民，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难民联会认为，寻求庇护权也是民主权利之一，因此我们亦支持占领中环。如果未来民主派发动真正的占中运动︳我们亦会积极参加。

ISS克扣难民津贴

ISS-HK乃社福署外判承包商，从政府利润丰厚的合约中（来年政府资助2.8亿）牟利，但却克扣难民的食物与租金津贴。《南华早报》在2月19日公布了该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ISS提供的食物包的金额低于政府规定的30%。早前传媒亦发现，难民被迫住在猪栏改建的非法寮屋。

官商勾结

特首夫人唐青仪正是ISS-HK的赞助人，而ISS正受廉政公署调查，但廉署是直接向特首负责的，可见这关系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因此特首夫人与ISS的关系可以影响调查。

民建联主席谭耀宗是ISS委员会成员之一。谭耀宗及民建联因其亲北京、亲财团，又反对真正的民主权利与新闻自由，早已恶名昭彰。建制派政客为ISS管理层一员，政府包庇贪污机构。

后续行动

难民联会将会于4月20日（星期日）下午二时，由遮打花园游行至政府总部，表达对政府不人道难民政策的不满，并邀请香港各大支持基层的团体参加。此外，我们将会发动一系列狙击谭耀宗的行动，揭露政客假汝“慈善”之名，实为政治分赃的恶行。

难民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输，我们会战斗到底！

“难民联会”要求：

特首夫人唐青仪辞任ISS赞助人！
公正调查ISS贪污！
结束外判难民服务
实施人道的难民政策！

预算案：未来基金没有未来

2月底政府公布财政预算案，一如既往并无令劳苦大众受惠。香港的贫穷人口已接近120万，长者贫穷率更达32.6%，有大约27万人，政府于2013/ 14年度的预计盈余为120亿元，财政储备预计增加至7,459亿元，但吝啬的理财方式始终不变。政府谨守“大市场小政府”的教条，维护商家财团的经济特权。梁振英选举时标榜自己基层出身，但其重商取态比曾荫权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政府预测来年经济有增长，但一次性的宽减措施由去年的330亿减少至200亿，公屋免租由两个月减少至一个月，取消电费补贴。此外，曾俊华更以2,200亿设立“未来基金”，以此把更多资源投放在地产基建项目上，对教育、医疗和房屋等生活所需的投入则仍旧缺乏。梁振英选举时标榜自己基层出身，许下多个惠及基层的政策承诺，但不到两年原形毕露。在今年的预算案，政府正准备打击全体工人阶级的工资与条件。今年减少派糖只是开始，从1998-2003年的经验就可见到，当经济放缓甚至有“硬著陆”的危机时，政府的打击会更为猛烈。

未来基金：资本家为经济危机的准备

预算案计划以2,200亿元设立“未来基金”，在首十年用作高风险投资。“未来基金”用于多项大白象基建工程。在未来经济危机时，政府将全面紧缩其他项目的开支，“未来基金”的作用就是先将大资本家的财宝分开存放，确保其利益不少减少。

基建投资包括在施政报告中提过的“东大屿都会”，在大屿山东部兴建人工岛，将之发展为商业都会，作非住屋商业用途。与高铁、港珠澳大桥、新界东北发展等大白象工程一样，仅为建造商和地产商制造牟利机会，特别是中资财团提供大量项目以牟利，同时提供更多空间给予地产发展商的贵价住宅项目。工人阶级与穷人根本不能受惠。

预算案所增加的公共开支，是对基建的投资，为发展商牟利，而不是增加教育、医疗、公屋等开支惠及穷人的。今年，港府将会耗资781亿在基建项目上，数目远超过社福开支。政府近年对生活所需范畴的资源投入有减无增，各项目开支占所有公共开支比例中，最明显的是，由2005年至今基建增加了37.1%，而教育则暴跌了21.3%。可见，梁振英的经济政策更倾斜于商家，比曾荫权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新成立的反未来基金组织“青年重夺未来”的资料，2,200亿足以香港所有大专生，免学费31年；4次全民退休保障的种子基金；兴建36万间公屋。

此外，在官商勾结与官僚架构底下，近年的基建投资不断“结构性”超支，高铁在2013 年已超支44亿，约 12%；港珠澳大桥超支88 亿；西九文化区2008 年预算216亿；2013年预算近500亿。

向富人派糖

曾俊华假惺惺投诉梁振英派糖太多，但派糖最大的受惠者是资本家。代缴一个月公屋租金和发放一个月额外津贴合共只用了37亿。相比之下，宽减薪俸税、利得税和宽免差饷合共则需163亿。再看每项一次性的优惠，政府是对中上阶层与商家财团大搞“民粹”。

宽免差饷的最大得益者，是坐拥大量物业的财团，包括写字楼和商铺等非住宅物业。据估计在差饷宽免中最受惠的机构可获宽免高达大约三千多万元。持有自住物业的中产人士，尚可以在宽免两季差饷中得到2千多元优惠，但无上车的贫民就一无所得。薪俸税宽减是把钱给予工资较高而有纳税的人士，但在职贫穷人士却不能受惠。一年收入少于12万元而不用纳税的更不能获得分亳，而现时有超过一半的劳动人口是这类别的，有超过200万人。利得税宽减是只是输送利益至大财团的手段，大企业拥有大量分公司和子公司，可以获得多重宽减优惠。

特首财爷理财的分歧代表什么？

今年预算案吝啬至极，是香港开始进一步转向紧缩经济政策。偏向唐营的曾俊华以“人口老化”和“结构性财赤”作为新的恫吓词，警告香港不能走向“福利民粹主义”。这似乎是唐梁之争在经济政策上斗争的延续。梁振英大举投资基建，目的之一是引入中资财团势力，巩固自己的党国资本在港的统治势力。曾俊华代表的则是自由市场派的金融界利益，要确保大市场小政府的教条。两人的理财哲学上的不同之处，在于要侍奉不同派别的资本利益，但两人都是劳苦大众的敌人。

反预算案的抗争

社民连、人民力量与黄毓民于4月16日开始拉布，争取全民退休保障，反对预算案的未来基金。社会主义行动支持是次抗争，认为政府应该大幅增加医疗、教育、房屋、退休保障等社福开支。汲取过去的高铁的教训，大白象工程并不能为工人提供良好的就职机会，反而建筑工人会受到削剥。因此，建立战斗性的工会力量，是未来增强反重商政策的重要一环，迎接未来新自由主义的攻击。

香港：Erwiana回港　再次受到折磨

对33万名在港外佣而言，Erwiana回港是一件大事。4月29日，Erwiana前雇罗允彤的虐待案将会续审。4月7日，在家人和支持者的陪同下，Erwiana自印尼返港准备出庭作证。罗允彤面对的指控，包括严重伤害Erwiana和另外两名前雇员的身体。在Erwiana案受到国际关注后，这两名外佣也鼓起勇气，挺身而出指证其前雇主。

1月10日，Erwiana在满身伤痕的情况下，被雇主以一张机票送回印尼，迄今是她首次回港。此前的8个月，她一直遭受到虐待、毒打和营养不良等折磨。在印尼治疗她的医生指她大脑严重受损，还有其他伤害。入境处官员被问及为何在机场时对Erwiana的伤痕视而不见，他们回应指，由于她的“皮肤较黑”而无法察觉。

被官员“软禁”

但不公义仍未停止，Erwiana回港后又再次受到折磨。在香港警察的合作下，印尼官员扣留了Erwiana及其随行者，强迫她留在印尼领事馆。一群香港支持者与外佣权利分子因而不能与她会面。外佣团体的法律顾问，大律师Robert Tibbo说：“Erwiana返港后的情况令人震惊。”据报告，香港警察威胁Erwiana，假如她不听从领事官员的指示，就会将她驱逐出境。

翌日，在印尼领事馆外有一场示威，约有50名外佣和支持者参与，要求“释放Erwiana！”。领事馆受到压力下，扣留Erwiana 24小时后允许她离开。“为Erwiana争取公义及捍卫外佣权益委员会”的Eni解释：“她觉得自己在坐牢。领事馆违背她的意愿，强迫她留下来。假如她拒绝，领事就不会跟进她的案件。”

从这荒谬的事件可见，香港和印尼当局相当恐惧Erwiana事件带来的政治影响，以及有可能威胁对外佣的“人口贩卖业”，从中两地政府都能获利。两地政府都想控制对审判的舆论，以阻止外佣争取权益，妨碍外佣争取香港民众的同情。

现代的奴隶制

Erwiana受虐的丑闻标志著在港外佣反剥削斗争的转折点。在去年，有一个调查受广泛报导，当中国际特赦组织将香港的外佣待遇定义为“现代奴隶制”。

报告指：“在港外佣经常遭受雇主严重侵犯人权，包括殴打辱骂、限制人身自由、禁止他们进行宗教行为、支付的工资不达最低工资标准、不给予足够的休息时间，有时甚至与中介机构合谋，无理终止合约。”

Erwiana 的案件激起香港家庭女雇发动大规模示威运动，并有一连串游行，要求改变现时苛刻的雇佣法律。这些法律把她们困在劳动市场下不受管制和保护的灰色地带。

各大外佣团体和新兴工会有三项主要诉求：

废除“两星期条例”。该条例要求，外佣被终止合约14天内必须找到新的工作，否则就要离开香港。
弹性执行“留宿条例”，允许外佣于雇主住所外居住。
反对中介公司滥收中介费。这是一种债务奴役，即使外佣在遭受虐待，或权利受侵犯时，也被迫留在工作岗位。
罗允彤受审

社会主义行动成员JACO一直积极反对种族主义，并捍卫外佣权利的指：“在即将到来的审判中，被告席上不仅有Erwiana 的前雇主，也应有香港和印尼政府。两地政府的政策令虐待变得泛滥。”

4月11日，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透露，罗允彤除了被指控刑事伤人罪外，还有没有根据雇佣条例支付她的三名前雇员工资以及给予假期。法律规定，家庭佣工享有每星期一天休息，以及一年12天的法定假期。政府一直等到Erwiana回港，且媒体充分曝光后，才对罗作出上述指控，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就像“为Erwiana争取公义及捍卫外佣权益委员会”的Eni所讲：“该部门终于做了早就该做的事，令人安慰。”

在Erwiana的案件中，她的假期被剥夺，并被迫每天工作21小时。在她试图投诉时，就被反覆毒打。虽然她受虐的案件较为极端，但她所面对的待遇，例如休息时间被剥夺、工资不达法定标准、没有法定假日等等，在香港并不罕见。

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发现，印尼家佣在香港平均每天工作17小时。没有外宿权利，外佣就等于要随时候命，没有工时监管。在中介机构的债务和“两星期条例”的压力下，她们绝大多数都不敢追究雇主的违法行为，以免雇佣合约被终止。

严待外佣　宽待中介

即使港府和张建宗被Erwiana受虐丑闻所动摇，香港的国际地位亦因此而受到打击，但他们仍然拒绝改革雇佣条例。作为对Erwiana案的回应，今年二月的政府文件表示：“两星期条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外藉家佣有足够时间准备离开，而不是为了让她们寻找新雇主。”

由于本案产生了巨大压力，港府口头上答应会严格控制“吸血”中介公司，但却不付诸行动。香港的外佣中介公司滥收中介费已是常态，数额通常超过2万元，相当于外佣七个月的薪金，远超法定上限的首月工资10%（即$401港元）。印佣工会（IMWU）的调查发现，近六分之一的印佣在还清中介费用之后就被终止合约。尽管张建宗说，政府将采取强硬措施对付“害群之马”，但即使根据政府部门的数字。在2013年，1,200多家中介公司中只有六家被裁定违规。

印尼的角色

从Erwiana在香港机场被企图“绑架”的事件可见，印尼政府重视与港府的商业关系，更甚于保障其工人的法律权利。两地政府都是建基于资本主义的利润制度上，在全球“竞次效应”下，争相压低工资和工作条件，为大企业和商贾钜富制造了庞大的利润。

雅加达和香港签订了一项协议，据此港府获得严格控制的廉价劳动力，以填补因公共开支不足而造成的社会服务空洞（如安老服务和幼儿托管等），并减轻工时过长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在香港，平均每周工时为48.7小时，比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的40小时高出22%。

为此，印尼政府愿意为香港出口廉价劳动力，并希望在未来几年内输出半技术劳工到港，令两地政府的关系升格。这等同承认了印尼资本主义的失败，尽管该国自然资源丰富，但当地数以百万计的人却连生活工资都得不到保障。从新加坡到沙特阿拉伯，600万印尼外佣每年汇返本国的外汇中，在2013年高达88.6万亿印尼盾（600亿港元）。数额庞大，相当于其中央政府总支出的7%。这些资金数额解释了，为什么印尼当局与港府紧密合作，淡化Erwiana受虐的丑闻。

工人和外劳无法指望从资本主义政府能得到任何公义。只有受压迫者的群众斗争与自我组织，为真正的变革奋斗，才是政府会听的讯息。这即是要将外佣的抗议行动升级，在争取她们非常温和的即时诉求时，将之连结到香港、印尼以至亚洲地区广泛的工人阶级斗争。这场斗争由组建具战斗性而民主的工会为起点，以对抗雇主和捍卫工人权利，但同时亦要包括一个取代资本压迫的群众政治方案 － 国际社会主义！

无惧ISS司法打压　难民继续反贪抗争

4月20日（星期日），难民联会发起游行，抗议“国际社会服务社”（ISS-HK）入禀法院控告协助“难民联会”之一的团体Vision First Limited诽谤，否认自己克扣难民食物及租金津贴，中饱私囊。难民联会要求ISS立即撤销指控。

下午二时，约60名寻求庇护者及酷刑声请者（简称“难民”)在遮打花园集合。“难民联会”手持写上“有钱诬告难民　无钱解决贫困”的横额，讽刺ISS-HK将资金投放在打压难民发声的自由。“难民联会”强调，对ISS的贪污指控是有证明据的。此外，《南华早报》在2月19日公布了该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ISS提供的食物包的金额低于政府规定的30%。联会于2月15日连同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长毛）到廉政公署报案。

游行队伍高喊“Down Down ISS！Down Down CY Leung！Down Down 唐青仪！”、“We want! Justice!”、“Stop! Stop! Corruption!”等口号，经太古广场游行至政府总部。

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长毛）指，唐青仪将自己的社会地位押在ISS上，但到难民有申诉时却不出来交代及会面。此外，他的立法会“同事”谭耀宗是ISS的委员，亦从来没有出来面对难民的质询。

联会主席Raymond说，他们被禁止在港工作，打黑工的话就要坐牢15个月，或者选择贩毒。政府只提供$1,500元的租金津贴，根本不能找到正常居所。有些难民不想露宿街头便只能故意犯法坐监，起码在狱中有基本食物及住所。

社会主义行动JACO表示，建制派报章正在发动舆论攻势，抹黑难民为制造罪案、浪费公帑等。可见ISS正在感受到难民抗争的压力。难民会积极进行反宣传，对抗无理的抹黑。

“难民联会”从2月27日开始占领湾仔社福署总部大楼外，并从4月12日开始同时占领中环天星码头天桥，抗议政府纵容ISS-HK克扣难民津贴。难民会继续抗争行动，直至政府取消与ISS-HK的外判合约，并实施人道的难民服务。

难民联会要求：

ISS立即撤销指控
政府结束外判难民服务
特首夫人唐青仪辞任ISS赞助人！
公正公开调查ISS贪污！

香港：难民向不公制度反抗

在港难民团结起来，不再甘心被社会忽视。 1月27日，数十名难民组织成“难民联会”，并在两星期内和平占领了“国际社会服务社”（ISS-HK）的办事处，抗议食物及租金津贴被克扣，以及不公的福利政策。

 香港贫富悬殊严重，难民往往被无视、被指责为社会负担，为一群被遗弃的穷人。在港难民法律上被禁止工作，不能为本地经济作出贡献，因而被迫依赖ISS-HK微薄的援助渡日。ISS-HK是社会福利署的一间私营承包商。这是香港疯狂外判与私有化政策的又一例子。

 “ISS只会跟随命令”

“港府不想难民有保障，他们诬称这会吸引更多寻求庇护者。”难民联会主席Raymond表示：“所以ISS只会像奴才一样跟从主子命令。”

为了能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并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难民联会早前到廉政公署报案投诉ISS。不久，ISS在法院取得了禁制令以驱赶占领ISS办事处的难民。2月27日，抗议者转移阵地至社福署湾仔总部大楼外的公共区域，继续占领。

“我们不想犯法，冒上被逮捕的风险。”Raymond说：“犯罪纪录会影响我们在联合国难民公署的庇护申请，令我们更难迁移到其他国家。”他说，占领行动是最后手段，以抗议不能公平获得香港法律下应得的援助。

至2014年年初，社福署指明每名难民每月可获得$1,500元的租金津贴，并在自己寻找住宿后由社署直接向业主缴付租金。他们每月亦可获得价值约$1,200元的食物包。但是，这些津贴根本不能满足香港的基本生活水平。

据Raymond所指，难民联会在2月与社福署官员会面谈判，但完全没有成功。联会其中一个诉求是确保ISS-HK的运作透明并被问责，并公开食物包的价目表。

他续说： “ISS的资金来自港府（注：2014年为2.8亿元），而港府的公帑而由香港纳税人的血汗钱支付的。换句话说，政府正在透过ISS-HK欺骗难民与港人，并逃避问责。”

《南华早报》发现ISS-HK日常派发的食物包少于政府规定的30%，确认了难民的控诉有所理据。

Raymond表示：“从我们的津贴里，纳税人有至少$2,000万被中饱私囊。”

 “贫穷的疯狂”

对ISS-HK和政府的批评是有历史前科的。根据前政府顾问Leo F. Goodstadt直言：“难民与定居者持续被认定为威胁香港的生存与可管治性。当局官员坚持任何对新来者的福利或者同类援助，会鼓励更多人涌入。”Goodstadt续称：“官员保证不能独力维持生活的人会被给予收入以维持基本需要。食物援助里也对难民充满疑心，当局认为不可信任穷人而让他们拿现金到手。”

Raymond解释：“很多难民并不清楚自己的人权，因此政府能达到目的。他们折磨并压迫我们，希望我们离开香港，不惜冒生命危机回乡。”

多份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也透露到，很多难民被迫睡在由猪场改建的破旧寮屋，这些地址登记都是假的，并与业主签署的正式租约上所描述的不符。

“谁制造了这贫困的疯狂？不要责怪难民制造贫困的疯狂。不幸很多人只看到香港美丽的一面，因此很多人不知道寻求庇护者与难民的存在，更莫说知道我们在香港受苦。”Raymond解释道。

 “最近，一位尼泊尔难民孕妇加入了我们在湾仔的占领行动。她宁愿与我们扎营路宿，也不想与业主争论ISS拒付租金的问题。”他说。

极端贫穷迫使一些难民去盗窃和打黑工，冒上被逮捕和监禁的风险。申请定居的案底就被罪案纪录划花了。

“香港的法院制度是歧视穷人的。很多难民最后被关在监狱或拘留所，并面对不人道的对待。”Raymond说道：“很讽刺，有些难民说，比起活在外面，活在监狱内会少一点即时担忧，因为至少有居所。我们已经输掉一切。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再输。”

“还我工作权”

最近终审法院有一个重要而荒谬的裁决，判定可容许难民选择职业，但却不能工作。“我们宁愿获得合法工作权，就不用再投诉差劣的社福政策，像腐烂食物与笼屋。给我们工作权吧。”Raymond评论道。

正当本刊准备印制之时，难民联会继续占领社福署总部大楼，并在中环国际金融中心旁展开第二个占领营。

Raymond解释这里如何运作：“平均来说，每晚约有10人在占领的帐篷留守。每朝有很多人赶上班经过占领营地，很多有兴趣的人、难民和香港人都会来探望我们，给予支持和捐款。为保安全，我们有记录名册。请求每名探访者写下名称、出生国、电话号码和探访时间。这样，联会更有效去联络人更新资讯，并组织未来难民运动的计划。”

难民联会继续向ISS和社福署施压，令他们更受问责。难民欢迎捐款支持，以及来到占领营探访讨论。

 “我们难民从未如此团结。我们想多谢社会主义行动、工人国际委员会，以及Vision First，在香港政治上给予我们意见、制作横额，并教我们如此募捐。如果他们不帮助我们制定计划以继续下去，可能我们已经放弃了。但现在，我们会战斗到底，直至胜利！”

关于难民的资料

根据联合国资料，目前全球有4,500万名难民，是14年来最多。不论是战争逃难或者逃避迫害，这些大多数都是没有离开自己国家边境的“国内难民”，有2,880万人，占全体人口的64%。与一个广传的迷思截然相反，只有少数难民能走到富有国家，大部分都生活在贫穷国，例如大部分国内迁徒者都住在以下国家：哥伦比亚（490万）、叙利亚（300万）、刚果民主共和国（270万）、苏丹（220万）、伊拉克（210万）。

根据社署数字显示，香港有超过5,700名难民。香港的庇护政策极为严格，即使与其他已发展经济相比，只会收留少数难民。

难民的定义是，具有正当理由而畏惧会因为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身分或政治见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因而拘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不能或，由于其畏惧，不愿接受其本国保护的任何人。由于人权被极端侵害，包括酷刑甚至死亡，他们被迫放弃拥有的一切。为了在香港寻求短暂保护，难民可能会申请“寻求庇护”或“酷刑声请”。

难民被困在香港的法律笼牢，如果回国就会身处险境，他们亦依赖香港政府和联合国难民公署去处理自己的个案。

根据学者Gordon Mathews表示，难民“持续在香港勉强维持生活，不能离开当地，无止境地等待自己个案的结果。”有些难民被困在这个过渡的暂停地，等待超过16年当局才有结果，才能定居于其他国家，而且递交投诉信后经常被无视。

社会主义行动：我们的主张

寻求庇护权作为基本民主权利之一，社会主义行动对此捍卫。历史上有很多有名的寻求庇护者，包括马克思、孙中山和爱因斯坦。港府的政策不人道，实际上拒绝承认寻求庇护权，我们对此表示反对。右翼资本主义政府和政客拒绝寻求庇护权，且抹黑难民是来“抢福利”，往往这些政策同时也打压整体上的民主权利与福利系统。这是钜富菁英对整体工人阶级的攻击，而唯一的答案就是所有受压迫的群众联合起来斗争。

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病态制度造成了战争与内战，就如乌克兰和叙利亚。利润制度正面临危机，令军费上涨，民族主义升温，并支持各个独裁政权。这倒过来制造了“失败国家”，大规模贫穷、族群或宗教冲突，迫使无数人离开家园。资本主义的“解答”是国家镇压强化，边境军事化，种族主义加剧。我们的答案是以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改变世界，令社会以人民需要为依归，而不是少数人的利润。

五一劳动节　工人大团结

五一劳动节，是工人大团结，从财团老板身上夺回劳动成果的大日子。去年五一，码头罢工的斗争如火如荼，激起全城反李嘉诚剥削的抗争热情，向资本家表明香港工人阶级不甘沉默。罢工结果虽然未如理想，但也为香港工人斗争累积了宝贵的经验。

一年过后，码头工人面对的外判工、临时工、低工资、高工时问题，仍是普遍香港工人面对的困境。此外，现时物价上涨、生活费飙升、强积金压榨血汗钱，打工仔女苦不堪言。在外劳方面，印佣Erwiana受虐事件也掀起全城哄动，受害人更获选《时代》杂志年度百人，令香港“现代奴隶制”丑闻传遍国际。此外，社会主义行动正在组织难民抗争，因为难民长年被禁止工作，在五一劳动节当天会上街争取工作权。

在职贫穷

现时政府订立的贫穷线是家庭入息中位数的一半，即一人家庭贫穷线订于月入3,600元、四人家庭14,300元，按这标准香港的贫穷人口高达130万人，贫穷率高达近两成。而在职贫穷今年更超越65万人，创近10年新高，每6名港人便有1人是贫穷。现时本港的劳动人口大约是380万，官方失业率虽然为3.1%，但当中大量企业聘请的是临时工和短期合约工，就业不足的问题严重，有些工作甚至与失业无异。

争取标准工时

中大社工系家庭小组实务研究中心一份调查指出，近四成港人每周工时长达70小时或以上，远超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的40小时。

现时工人既无加班补水，工时过长也令家庭生活越来越少。香港邻近地方如南韩及日本，标准工时已设定为40小时，而新加坡则为44小时，台湾为每两周84小时。当然，在实行上各地资本家往往可以钻法律隙。在上年2013年，由五十四个商会组成的“香港各界商会联席会议”恐吓标准工时立法会令企业成本大增两至六成。这些财雄势大的企业控制舆论，在没有证据显示之下制造恐慌。

为压低工资而输入外劳

工人待遇极差令行业流动性高，造成“劳工短缺”的假象。据统计处数字反映，现时所谓“劳工短缺”较严重的行业，例如零售、餐饮、酒店等行业，在扣除通胀后，由2003年至今工资水平没有上升，而同期的人均生产总值大幅增加60%。

政府伺机以输入外劳为手段，压低香港工人的工资，并更大力地剥削欠缺保障的大陆外劳。今天的资本剥削是跨境跨国性的，因此中港工人亦需要团结斗争。我们当然明白输入外劳为资方压低工资的手段，但“反对输入外劳”的口号只会造成排斥大陆工人的情绪，分化两地工人的团结。社会主义者支持打著“本劳外劳同工同酬”的旗号，同时吸纳中港两地工人加入工会联合抗争，才能抵抗资本家的分化技俩。

未来的斗争

欧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开始蔓延至亚洲，从南韩、柬埔寨到中国大陆，亚洲区的工人都激烈反抗。东莞裕元鞋具代工厂爆发4万人罢工，并掀起全国不同行业的罢工浪潮。在香港，码头工潮过后，高铁地盘罢工、太古可乐厂工人、康城地盘罢工虽然都是小规模的行动，但可见工人阶级意识的正在酝酿苏醒。未来工人需要更具战斗性的组织，挑战资本家的既得利益。

现时，社会经济的控制权由一小撮资本家不民主地把持著，改善工人待遇的合理诉求，需要连系至废除外判制、争取集体谈判权的抗争，以至将企业公营化，并置于工人民主管理之内，才可以彻底地扭转剥削的局面。在今天资本主义衰落的时期，资本家难以承接持续而大幅度的改革，因此工人只有挑战整个经济体系，才能稳住斗争的成果。

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建基于组织、团结和国际主义之上。要达至这点，必须要在全球积极建立强而有力的工人政党。

社会主义行动的诉求：

最低工资40 元，标准工时八小时，覆盖全体工人，包括外藉家务劳工
本劳外劳同工同酬，抵抗输入外判分化技俩
还在港难民的工作权
废除外判制度，争取集体谈判权
组织具战斗性的工会，并建立以社会主义为纲领的工人政党，打倒资本主义制度

劳动节：社义行动到血汗鞋店示威

五一劳动节，社会主义行动与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长毛）到铜锣湾时代广场，在Nike、Adidas、Timberland及三间鞋店，抗议国际品牌企业剥削工人。这些公司与中共紧密合作，镇压罢工工人，逮捕林东等工运人士。裕元罢工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持续最久的罢工。在庆祝五一劳动节之际，我们向裕元罢工工人致敬。

四月，大陆东莞高埗的裕元鞋具代工厂工人，不满公司没有按法例缴足社保以及住房公积金，掀起了两星期的大规模工潮，总共超五万名工人参与。裕元是全球最大的运动鞋及休闲鞋制造商，占全球市场的20%，每年为Nike、Adidas、Puma、Timberland等品牌生产三亿对鞋，而Nike是裕元的最大客户。

反对血汗工厂剥削工人

在时代广场公众空间宣读声明后，十多名示威者先后到商场7楼的Nike、Adidas、Timberland鞋店，沿途高喊“声援裕元工人”、“血汗工厂　剥削工人”、“跨国企业　牟取暴利”、“争取三八工作制”、“支持独立工会”等口号，并将讽刺三间血汗鞋店的海报贴在玻璃窗外。

社义行动的Pasha表示：“这些跨国公司之所以在中国投资，是贪图中国廉价劳动力，而且中共政权下工人没有组织工会权利。今天五一劳动节，我们支持裕元工人抗争。”

这些跨国企业在中国建设血汗工厂，超额剥削工人，欠交社保费用是全国常态。

谴责裕元及中共暴力镇压

在一党专制下，工人的罢工权被剥夺，罢工期间受到警察暴力镇压。中共政府曾调动一千多架警车戒备，欧打、逮捕，甚至用狼狗袭击工人，不少工人被送往医院。此外，代表春风劳工服务部协助裕元工人与资方沟通的工运人士林东，遭到警方正式刑事拘留，指控他在网路上散布工厂罢工的消息，造成社会动荡。

长毛发言表示：“百多年的五一劳动节，工人已经在争取三八工作制，就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悠闲……林东不是裕元工人，只是非政府组织人员仗义帮助罢工，但被中共指控他造谣。就像我在立法会说政府有多无能时，他们都是说我造遥，只是我未至于要坐牢罢了。”

现时，很多裕元工人被赶回厂房内，有些被迫复工，但是很多工人进厂后是怠工的，像Adidas生产线。有管理层人员殴打不肯复工的工人。社会主义行动谴责裕元资方及中共的暴力打压，支持工人抗争到底！

社义行动的JACO表示：“工人不信任官方工会，有报道指工人在厂房撕毁官方工会的信件，因为信件叫他们复工。中华全国总工会与政府和资本家勾结，中国工人要有权组织独立的工会。”

大气电波占领天星

民间电台台长曾健成（阿牛）接受访问时，仍旧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难以在他的脸上找到一丝抗争岁月痕迹。

问到阿牛为何要占领天星，非法广播，他表示：“因为现时政改势危，一连串事件，就如封杀商台李慧玲，暴力袭击传媒人，打击新闻自由，所以必须要继续公民抗命。”诚然，李慧玲忽然被“商业电台”解雇、《明报》撤换总编辑、特首梁振英向《信报》及练乙铮发律师信等，一波又一波对新闻自由的打压接踵而来，正如《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在专栏里表示：“现时要保持中共所不容许的新闻自由，难度不比攀梯登月低，新闻自由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民间电台与一众团体组织，如保卫香港自由联盟、社会主义行动、社会民主连线、天外有天＠谜米香港等，成立“大气电波占领天星”，宣布由4月12日开始，一连12天在尖沙咀天星码头扎营留守，以非法广播的形式公民抗命，让各组织参与节目，要求开放大气电波，反对不公义的《电讯条例》。

此举挑战由殖民地时期已订立的广播条文，规定“藉未领牌的电讯设施发送或接收讯息”即属犯罪。自2005年9月成立以来，民间电台在过去9年里里不断抗争。阿牛更因为故意拒绝缴交4,000元的无牌广播罚款，准备在六月进入监狱。

社会主义行动亦参与了三晚的非法广播，并在帐蓬留守了四晚，合力支持这一运动。我们分别邀请了难民联会代表讲述难民的抗争运动，又与阿牛谈论政改，最后一晚则有社义行动主席邓美晶讲述到台湾参与占院运动的经历。

阿牛称，自己入狱期间，民台不会停止抗命，会在街头继续广播。“出狱后的第二天，民间电台便会到广管局（注：广播事务管理局）楼下广播，继续追击！”广管局曾经多次充公民间电台的发射器、天线等仪器。在现今法律下，如拥有发射器是足以罚款十万和判监两年，可是民台多年来也无惧封锁，不断以身试法，挑战不公义的法律。

因为他坚拒缴交罚款，法官本应判他入狱，但多名法官只知道他是犯法而不犯罪，因此不敢做判决的“罪人”而拖延审讯。他忆述上庭自辩的过程说：“法官你今天可以判我坐言论自由的小监狱，但包括法官你在内，也坐在言论自由的大监狱。”

阿牛认为，民间电台的责任除了是要求开放大气电波外，还要呼吁更多巿民关心现时的普选运动。阿牛指，搞运动要有理想，要在波平如镜的湖水上掷出石头，击起涟漪。相反，民主派大佬多年来等待运动来到时，才上台做领袖，是极其愚昧的。

阿牛表示，未来如果香港发生“占领中环”，他不会理会戴耀廷是否接受民台广播，无论如何也必然会坚持开咪，以中立的转播方式，保卫民众对于运动的知情权。

阿牛强调，在支持开放大气电波的前题下，参与今次行动的组织都可以表述自己不同的政见，挂起自己组织的横额，派发或售卖自己的宣传刊物，体现运动中的开放与民主。相反，在很多其他团体举办的运动里，禁止不同立场的讨论，甚至禁止组织的独立宣传和组织自由，仍是常态。民台容纳不同意见的取态是值得学习的。

劳动节：三千人参与职工盟游行

五一劳动节，职工盟发起游行，共有3千多人参与。参与的本地团体包括通讯业总工会、电讯盈科职员协会、码头业职工会、社会民主连线、青年重夺未来、专上学生联会、民间长远社会发展运动等等。社会主义行动亦与约50名“难民联会”成员一同游行，让今年成为香港劳动节首次有难民组织上街。

职工盟三名成员带上道具手銙，控诉工人“假期少、长工时、无补水”，讽刺工人生活受到束缚。工会主要诉求为落实标准时工时、提升最低工资至35元、加班要补水、取消强积金对冲、全民退休保障等。此外，曾俊华在今年的预算案里，宣布投资$2,200亿在未来基金，用以兴建大白象工程项目。各团体都指责政府浪费公帑，倒不如花钱于民生上。

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长毛）正在拉布反对财政预算案。社民连指责政府宁将2,200亿投资在大白象基建上，也不愿花费500亿推行全民退休保障，拉起写上“全民退休保障”的红色长布。

专上学生联会成员则拉起“捍卫劳动尊严　不要血汗校园”，反对大学剥削低薪工人，要求废除校园保安和清洁工的外判制度。

近日东莞裕元鞋厂五万工人罢工，社会主义行动特意在劳动节早上，到时代广场三间血汗鞋店示威（另见劳动节：社义行动到血汗鞋店示威一文），期后在下午加入职工盟的游行队伍。社义行动拉起“裕元罢工工人万岁”的横额，并出版了第26期的《社会主义者》杂志，详细报导整场罢工。香港政府通过输入外劳的政策，以图压低工人工资，我们认为，本劳外劳需要团结抗争，透过战斗性的工会运动，要求同工同酬，反抗资本家分化工人的手段。

与社义行动同行的难民联会则主力要求有工作权，因为早前终审法院裁决在港的5,600名难民在香港不能工作，这事实上迫使更多无法生活的难民铤而走险犯案。政府抹黑难民为社会负担，却禁制难民工作权利，令他们不能为香港经济作出贡献。难民队伍士气高昂，又特意学喊中文口号“我要！工作权”，希望争取本地港人的支持。

印佣：“我们都是Erwiana”

此外，印佣Erwiana事件亦激起更多外佣参与劳动节游行。过千名外佣亦由维园游行至领事馆，反对中介公司剥削，然后再到维园跟随大队游行至政府总部。大批印佣参与者带上Erwiana的面具，并拉起“We are all Erwiana”的横额，喻意一人受难，八方支援。

五一劳动节，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太阳花运动对香港的影响

台湾示威者坐言起行闯入立法院示威，激励了香港抗争者的士气，并争取了普遍群众的同情。占领中环还徘徊在无了期、无结果的商讨，令群众的热情减退。相比之下，香港民主空谈家相形见拙。

台湾群众看到香港签订CEPA后，经济与政治更受大陆政府控制，是为太阳花运动反服贸的因素之一。倒过来，梁振英为了巩固其统治势力，近年大举引入中资财团进驻香港，而十年多自由行政策优惠香港财团、公共服务私有化以吸引大陆市场、豪宅林立炒高楼价，群众早已对中港资本融合深感愤怒。太阳花运动对港人有启示作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贸易与商业协定。

占中三子受尽压力

在香港“占领中环”由去年开始激起热烈讨论，却因为领袖的犹豫不决而暂时走向低潮，但台湾占领立法院行动激励人心，令香港群众看到占领行动不是遥不可及的。群众心急如焚，质问占中三子为何不行动走来，为其造成不少压力。

占领中环作为公民抗命的手段，本来就是打破政府的游戏规则。但是，戴耀廷的回应“占中尚未有爆发点”，是因为“特区政府把那‘爆发点’拖后”。占中三子一直依循政府所谓的“政改五步曲”，被中央牵著鼻子走，脱离了群众运动的脉搏。

政府故意拖延政改谘询，并在期间发动舆论打击。率领“政改三人组”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发表“一锤定音论”，加上中共护法强硬表明任何公民提名的方案都是“违反基本法”，独裁者的攻势可谓来势汹汹。

占中三子的回应是七一不会“全面占中”。面对各方批评，戴耀廷的回应是，台湾占院运动是“多元”的，因此香港其他团体可以先占，换句话说是“有本事你们自己做吧！”这态度是傲慢而不负责任的。

台湾占院运动也有类似教训，因为在议场的学生领袖排除更激进的声音，令部分学生不耐烦下与主流派别分裂，继而冲进行政院。如果议场内能容纳不能的声音，经过民主决策而共同行动，运动就能更为团结。

在占中提出不久后，议题垄断了社会舆论，占中三子在资产阶级媒体吹捧下掌握了运动大权，面对激进声音的批评时，却不以开放态度讨论，反而指“我决定了这样，你不接受就不要来参加。”戴耀廷“你们先占”的立场实际上是分裂运动。

无错，在爆发点来临前，带领讨论运动策略与目标是必须的。但占中掌握了话语权后，却没有动员群众上街支持，又暗示可接受不民主的提委会，占中三子就是拖延运动爆发点的始作俑者。试想如果台学占领者在闯入立法院前就表示不会坚持退回服贸，还有人会冒流血的风险去抗争吗？

可惜，正因为占中三子不敢与中共对抗，以致沉醉在“三轨制”、“提委会组成”、“公民推荐”、“学者方案”等繁琐的词语，令群众望而生厌。六月的电子公投并不能凝聚民意，尤其如果投票选择模糊不清，只会更难动员群众斗争。

回望五区公投之所以能促成香港廿多年来最进取的民主运动，是因为“落实双普选，废除功能组别”的口号清晰明确，号召群众与港府和中共一决胜负。制定今天争取真普选的口号，号召坚决的斗争，就不如清脆俐落“取消提委会，公民直接提名”吧。

台独意识升温　酝酿港独情绪

台湾太阳花运动的一个重要元素是对中国的恐惧，尤其是中共对台湾的经济与政治上的控制。近年，中资财团收购台湾媒体，威胁了岛上的言论自由；加上马英九愈加与中共互相合作，让中台资本家更大力剥削两地的劳工。绿营背后的资本家势力也争相投靠中国，开发大陆市场，因此民进党领袖近年不断淡化台独言论，但为了在11月的七合一选举捞选票，民进党有可能会再打台独牌。反服贸运动与摆脱中国控制紧密扣连，令沉寂了一段日子的统独议题重新炽热起来。

太阳花运里出现“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口号，表示台湾人若不想步香港人后尘，生活被大陆控制，就要起来反抗。

这反倒过来激化了港人的自治甚至是独立情绪。普遍港人揭穿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谎言后，对中共的愤怒转化成抗拒大陆的情绪，当然可以理解。台湾实际上已为独立国家，而香港在中国底下统治，台联等右翼台独势力虽然有介入运动，试图煽动反中国人的国族情绪，但似乎效果不大。台湾具台独意识的激进青年，很多都支持与中国受压迫群众团结抗争，在最近台湾声援中国东莞裕元罢工的行动就可见到。相反，港独情绪为小撮右民粹分子主导，他们举港英旗散播对殖民地的幻想，并具有强烈的反大陆人意识，甚至主张杯葛一切与中国大陆有关的群众运动。

未来香港民主运动相信离不开复杂的港独问题，将令泛民主派进一步分裂。社会主义者支持各地的自决权，如果港人大多数认为需要独立，我们亦支持香港有独立的权利，但是，唯有中港受压迫群众团结抗争，挑战中共一党专政，才能确保真正的自治权。

百多人游行反大白象工程

高铁接二连三爆出丑闻，令群众对政府和港铁愈加不满。5月4日（星期日），在学联学生团体支持下新成立的“青年重夺未来”发起“毋忘反高铁誓反大白象”游行，于下午2点集合，由遮打花园游行至新政府总部，反对政府斥资钜额兴建大白象工程。百多人参与了游行，包括社民连、保自联、土地正义联盟、环保触觉等十多个团体，社会主义行动亦有参加。

政府大花公帑投资高铁等大型工程，包括高铁、港珠澳大桥、新界东北发展计划、飞机场第三条跑道、东大屿人工岛等等，造价昂贵，合共6,000多亿港元。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于预算案中计划投放2,200亿设立“未来基金”，用作更多基建和高风险投资。主办单位的诉求是，停止准备落实的大白象工程，例如新界东北计划及已进行的工程例如高铁项目，并搁置“未来基金”。

警察暴力打压

游行队伍于大约三点出发，游行非常和平。但当队伍行至金钟添马街，因有一个团体的示威物品较大（一个木板制的寮屋），故要求警方开路，让整条队伍经马路行到政府总部。虽然这只会封路约15分钟，但遭到警方无理拒绝。警方要求示威者使用天桥，但木板寮屋尺吋过大，根本无法上桥。

双方对峙了接近两小时，部分示威者不愤而推向铁马，走出马路抗议。警方向推铁马人士施放胡椒喷雾，中椒人士包括社民连的梁国雄（长毛）。冲突中有一人受伤，救护车到达现场。最后，游行队伍被迫跟从警方指示，经天桥到达政总，而木板寮屋则以另一道路到达。

“青年重夺未来”成员表示，警方明知示威道具不可能上天桥，却不愿意开马路，极为不合理。

社会主义行动发言时表示，未来基本是曾俊华要确保未来经济危机时，要削减公共开支，但基建工程的开支不可以削减。除了4年前的反高铁运动，去年的高铁地盘工人罢工亦是一个佳例，从中见到基建工程下地盘工人受到剥削，被迫在空气污染的地底吃饭。因此，反大白象的斗争需要更具战斗力的工会力量，连系至工人运动。

普选斗争处于拉弦状态

近月，北京打压真普选的舆论攻势一浪接一浪，态度极为强硬。 泛民主派与和平占中并无率领群众还击，令群众心急如焚。民主党、公民党、工党等温和泛民派发起绝食争普选行动，其中四名泛民中人断食17天。可是，泛民不敢提出清晰的普选原则，例如为“公民提名”或“取消提委会”而抗争。随著群众的激进化，沿用多年的绝食、跳海、游行三部曲，逐渐被群众视为“政治骚”。

相反，台湾占领立法院运动令不少港人眼前一亮，令更多人质疑为何占中迟迟未起步，为占中三子造成更大压力。 戴耀庭回应，占中尚未有爆发点，并傲慢地表示“有本事你们可以先占”。而陈健民则表示，需要等待政府提出的方案是否有“真普选”。

泛民被动的策略似乎令群众暂时寂静下来，目前未来大规模运动尚未爆发。但是，中共更强硬的打压将会引起群众反弹，迫使泛民在压力下向前走一步。

普选筛选　一锤定音

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在两会的言论，清楚表明中央否决真普选。 普选特首必须符合“一个立场，三个符合”的原则，一个立场是指，“香港根据《基本法》循序渐进发展民主”，即任何绕过小圈子提名委员会的方案都不会接受。 三个符合指的是普选要“符合香港实情”、“符合基本法与人大规定”，而特首必须“符合爱国爱党港条件”。 张德江强硬表明，特首候选人必须是北京属意的，有些人“打著争普选的旗号出来搅局……另起炉灶、另搞一套”，效果是阻碍香港民主发展进程。很明显，言论是针对占领中环。

身兼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在三月出席研讨会时，强调不论是公民提名、政党提名，还是公民推荐或政党推荐方案，一律都有违《基本法》立法原意。 同场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会后形容饶的言论有“一锤定音的效果”。言论惹起群众反感，令更多群众认清，普选是无商无量。 政府宣传“有商有量﹐实现普选”的口号，但实际上要确保只有提委会才能唯一提名权，任何其他提名方式都不能绕过提委员的筛选。

对于为何中共竭力打压香港真普选，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的解释比任何泛民政客更诚实、更清晰。 李飞指，首选举程序中的提名委员会提名，目的是“必须保障工商金融界的政治经济利益，不能搞民粹主义，不能推行高福利政策”。 香港资本家依赖不民主制度维护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中共害怕真普选打开威胁其既得利益的大门。

公民推荐　鱼目混珠

真普选联在今年年头提出三轨制方案，其中一轨的“公民提名+提委会确认”，本来是用来讨好基本法的。 真普联召集人郑宇硕表示，中央立场愈来愈强硬，为普选特首划设底线，否定公民提名，但他不认为三轨方案会削弱提委会权力。

但是，当中央政府连半妥协的三轨方案都指“违反基本法”的时候，更保守的泛民势力就开始提出更恶劣的方案了。

最近，港大民调总监钟庭耀被建制派猛烈批击，指控其“不客观”并经常发表“不利中央”的调查结果。从事件可见，中共正在向资产阶级学界施压。同时，十八学者提出“公民推荐”的政改方案，表示由市民提名产生候选人后，须要再由1,200人的提委会中至少1/8的确认。 学者乱说此方案可以达到公民提名的效果，混淆公众视听。 小圈子的提委会由建制占绝大多数，必然将“对抗中央”的候选人筛走。

不幸的是，真普联倡议的“三轨制方案”的其中一轨，正是“公民提名+提委会确认”的方案，与十八学者的方案没有根本上的不同。真普联方案为了讨好《基本法》45条而不绕过提委会，最终只会将公民提名与公民推荐混淆。而真普联的妥协方案也受“进步民主派”（社民连、人民力量等）所支持。

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牵头成立“香港2020”，提出2017年的普选特首方案，建议中没有提出公民提名，却指只要改革提委会则可以“达到公民提名的效果”。 至于2016年立法会选举，亦未有建议取消功能组别。 陈方安生呼吁各界“妥协”以达成共识。

保守泛民并非依归群众，以正确的方案、口号与策略号召群众起来抗争。相反，他们自己没有底线，却不断揣摩上意，争相摸索一个迎合中共的方案，得到“甜头”后就沾沾自喜。然而，中共见到泛民一退再退，只会步步进迫，得势不饶人。

泛民访上海谈政改

对于是否到访上海会见中共领导人，泛民议员起初犹豫不决，连番商讨决定参与。 由于害怕会见京官会勾起选民对4年前与中联办密室谈判的记忆，民主党尤其如此感到压力。所谓的政改商讨是闭门会议，而且没有预定的议程，不过是京官训话、泛民点头的一次机会。 可是，泛民主派又怎会放弃一次揣摩上意的机会？

梁国雄到达上海入境关卡时，遭到海关搜查行李。 因为有携带六四T-shirt、六四传单，以及写有“结束专政，全国普选，平反六四，释放政治犯”的纸牌，被指携带“违禁品”而被禁止入境。梁国雄表示，05年时他仍可以穿著六四衫到深圳地铁，可见今天中央政府对人权自由的态度比2005年时更为倒退。

廿三条与国安法

23条立法必然会勾起群众11年前50万人上街的回忆，因而是梁振英政府“四大政治任务”中最困难的一项。但是，中共始终会死心不惜，并展开舆论攻势，为立法铺路。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饶戈平提到香港就《基本法》23条立法前，可试行内地的国安法。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汉清最近又公开表示，若香港进入紧急状态，中央可引用《基本法》18条，把国安法套用在港。早前，中联办的郝铁川亦有相同言论。

中共放风若果廿三条不能立法，就要在香港行使国安法，为驻军出动提供“法理基础”。目前，连警务署署长曾伟雄与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都不敢为这言论背书。从这极严重的恐吓可见，中共正积极部署镇压占领中环或香港其他民主运动。 在台湾爆发占院运动后，建制派讨论如何防止占领立法会在港发生。

此外，中共明知港独势力为极少数，目前根本不足以威胁其统治，但却刻意强调本土派的威胁，从而抹黑整个反对阵营为“分离主义”。从乌克兰的灾难里，我们可见到在工人阶级与左翼组织力量薄弱，未能提供出路的情况下，两派民族主义造成的毒害。 恐惧俄罗斯的控制是推翻阿努科维奇政府的主要因素，但过程中被右翼资本家政党与半法西斯团体主导。 乌克兰的俄裔人被亲西方政府威胁其语言自由与民主权利，因此惊惶失措地寻求俄罗斯保护，视暴虐的普京政权为“救星”。 如今，血腥内战是有可能爆发的。在香港，由于“港人治港”与“高度自治”的谎言逐渐被揭破，独裁的中共态度愈加强硬，而香港统治菁英与之勾结，港人愈来愈愤怒，因为想摆脱中共控制而趋生了合理的独立情绪。但是，香港的本土派想收割这情绪，煽动反内地人的族群仇恨，并不会帮助到香港的民主，反而只会让中共抹黑香港民主势力会“威胁中国利益”。在乌克兰的反政府示威里，普京以“保护在乌克兰的俄裔人”为名接管克里米亚。

正如社义行动一直强调，如果占领中环发展为威胁政权的运动，解放军在香港戒严是绝对有可能的。 暴力的源头来自独裁政权而非群众，“非暴力演练”并不能抵挡暴力的打压。我们必须从宣传与教育开始，向群众响起这个警号。占中需要群众的组织民主的纠察队，并呼吁工人与工会组织协助。在过往世界各地的运动中，包括最近茂名的反PX运动里，号召罢工罢课抵抗政权镇压是一个重要的策略。 ■

社会主义行动（工国委香港）的立场：
·梁振英立即下台
·取消提名委员会，公民直接提名，立即废除功能组别
·占领中环作为起步，以罢工罢课将运动升级
·中港群众运动连结抗争，打倒一党专政
·召开人民议会，选举产生劳苦大众的代表，执行社会主义政策

占中选出三个公提方案

五月六日（星期日），“和平占中”在占中商讨日（三）举行投票，选出三个政改方案，作为6月22日的占中电子公投的选择。投票方案主要被视为有三大类别：包含公民提名的方案、公民推荐方案，以及建制派方案。2,508名参与者投票，结果公民提名方案大胜，三个入围方案都包含公民提名，包括学界方案（1,124票）、人力方案（685票），以及真普联方案（445票），得票占接近9成。有意占中者一面倒支持较进取的方案。

全港五个商讨日场地，共超过2,500人参与，可见群众仍热切寻求争取民主的机会。然而，大会一如既往以沉闷的法律与技术细节开首，却无提及整体的政治局势。对于中共坚拒无筛选的普选，占领中环受到来势汹汹的舆论攻击，以及未来占中所需要的策略等，都没有机会得以讨论。

民意逆泛民意愿而行

过去三场占中商讨日里，都有引导参与，包括在商讨日的讨论框架都在方案的技术细节上，而非整体政局分析如何对抗中央政府。而且占中三子无视占中参与者，往往擅自向媒体发表未经讨论的言论：由不动员元旦上街、参与者要自缚手脚以“避免暴力，到七一不会全面占中、推迟占中至2015年等等。事实上，商讨日的参与者从来没有权力改变运动决策，而被占中三子当作民主花瓶。学者恃著自己在不平等的社会阶梯上有优厚的地位，透过资本建制（法律、学者及媒体机器）牢握运动的主导权。

但即使如此，由于整体香港政局的激进化，加上中央政府的强硬态度打破了谈判的幻想，群众还是投票支持相对进步的三个方案。

真普联濒临分裂

社民连在投票前的几天，宣布支持人力的方案。因为几个有机会跑出的公名提名方案中，人力的方案较少支持，因此社民连呼吁集中票源支持人力方案。而工党、街工、职工盟在群众压力下，亦在最后关头转投学界方案。

民主党及公民党攻击真普联内的社民连与人民力量转驮，指两党在商讨日（三）转驮支持人力的方案，没有投票予真普联的方案，违反了联盟的协定。保守泛民的代表陈方安生与公民党汤家骅都抱怨道，6月22日的公投“没有选择”，甚至暗指激进派骑劫占中。

当初真普联公布三轨方案时，民主党在翌日即指可以抛弃公民提名一轨。现在，民主党却反指人力与社民连没有投票支持真普联方案，表示因无法合作而考虑退出联盟。

可见，各党派在普选上的最终立场，是建基于政治力量斗争的结果，而非只靠真普联这个空壳组织去捆绑各党派遵守共同纪律，或者靠一场伪客观的投票就能停止泛民分裂。在政治斗争愈迫近之时，泛民内部只会随著群众的两极化进一步分裂，所谓“团结泛民”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正如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所指，如果激进派（例如社民连）一早退出真普联，表达对三轨妥协方案的不满的话，可以让民众更清晰见到妥协派与抗争派之间的决裂，令激进派从分裂中为抗争派在真普选运动中赢得更好的位置。

6.22电子公投

无论占中三子如何表现自己的超然独立，客观上还是顺从保守泛民的立场。即使电子公投胜出公民提名的方案，占中三子也不会自然顺应民意，立即发动占中。

因此，目前来看，6月22日的电子公投投票率不会高，更不会促成一场群众运动，不能像过往的五区公投透过街头宣传而凝聚民气。建制派很可能会将电子公投结果贬低为“民意调查”，削弱其政治权威。没有政治运动，群众也不会重视无效果的投票。

现在，有不少民间团体及学生组织准备七一发动“民间占中”，社义行动支持此一行动。

裕元罢工一个月　要求释放工运人士林东

5月14日，一个月前的今天，东莞裕元鞋厂爆发罢工，抗议公司欠交社保及住房公积金，掀起全国一片工运浪潮。罢工期间，林东代表春风劳工服务部协助裕元工人与资方沟通的工运人士，结果在4月22日遭到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并同时该处两台电脑受查封。警察指控他在网路上散布工厂罢工的消息，造成社会动荡。

今天，社会主义行动由西区警署游行至中联办，要求释放被捕工运人士林东，还工人组织权及罢工权，沿途高叫口号“释放林东！”、“工人有权组织，工人有权罢工！”、“跨个企业，剥削工人！”、“打倒中共独裁”。

社义行动Nathan表示：“继去年港资迪威信家具厂罢工，工人代表吴贵军被捕后，中共现在连非政府组织人士林东也不放过。两人也很可能被判坐监4-5年，可见中共加强了镇压。”

中国工人没有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全国只有一个被政府牢牢操控的官方工会。根据媒体报导，罢工期间官方工会向工人发出信件，要求工人立即复工，有工人深深不愤，于是在厂房内撕毁该信件，可见工人对官方工会极不信任。裕元罢工期间，曾经要求有选举产生工人代表的权利，但由于政府往往会大力迫害抛头露面的工人领袖，因此工人难以组织起来。

社义行动Jaco表示：：“中国工人没有罢工权利，往往被政府、资方及官方工资打压。跨国企业与中共勾结一起，全力打压工运，前者为了利润，后者为了统治稳定。”

这场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持续最久的罢工。中共一党专政下，工人每次罢工都遭到血腥暴力的镇压，政府曾调动一千多架警车戒备，殴打、逮捕，甚至用狼狗袭击工人，不少工人被送往医院。

我们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林东、还工人组织权及罢工权，打倒独裁中共。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

释放林东，释放被捕工运人士
打倒跨国企业剥削工人
打倒独裁中共，确保工人组织工会权利

Erwiana受虐案：罗允彤被控20项控罪

昨日，Erwiana受虐案第四度于观塘裁判法院提堂，约20名外佣在法院外拉起横额表示声援。罗氏被控一共20项控罪，包括意图伤人、普通袭击及刑事恐吓等10项罪，共有三名外佣涉被虐待。

有关新增罪控，是由于劳工及福利局受到群众压力，于是加控女雇主罗允彤10项涉违反《雇佣条例》的控罪，指她拖欠Erwiana近29,000元工资。4月11日，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透露，罗允彤除了被指控刑事伤人罪外，还有没有根据《雇佣条例》支付她的三名前雇员工资以及给予假期。

较早前，由于证据未准备好，而Erwiana需要来港进行检查以撰写伤势报告，审判几度被拖延。在Erwiana回港时，香港警察与印尼领事馆紧密合作，扣留了Erwiana及其随行者，强迫她留在印尼领事馆。直至百多名外佣工会分子到领事馆外抗议，她才得以释放。

被问到希望罗允彤得到怎样的惩罚，亚洲外佣协调会（AMCB）代表Eman表示：“所有虐待外佣的人都不值得到轻判，我希望这名雇主会得到法律上最高的惩罚，因为要避免下次还有其他外佣受虐待。”

案件将提堂至地区法院，于6月10日正式开审。届时若果有需要由Erwiana本人作证，她有可能会来港出席，但目前尚为未知之数。

撑同志与反同志势力对垒

5月17日（星期六）为国际不再恐同日，各个同志团体则于铜锣湾举行街头活动，争取性倾向歧视立法。活动合办者为大爱同盟、香港女同盟会和彩虹行动。而社会主义行动亦进行街站宣传，挂起“张宇人抹黑可耻　捍卫性小众劳动保障　不分性向抗争”的横额。我们强调，反对同志平权的势力往往都是一样的反民主、亲财团的。

譬如，早前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张宇人早前在立法会口出狂言，指若果同志获得有薪侍产假，将会让变性人呃假期！其所属的自由党除了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外，更同样反对订立标准工时、全民退休保障等有利工人的福利。

翌日，5月18日（星期日），由不同保守团体组成的“维护家庭基金”，发起名为“爱爸妈，爱我家运动启动礼”游行，从尖沙咀九龙公园出发，沿柏丽大道到文化中心对开的广场，宣扬所谓“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价值，发动针对性小众权利的舆论攻势。游行队伍远途高呼“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等口号，事后大会宣布有32,000人参加集会。

建制势力选择在国际不再恐同日（IDAHO）的翌日举行反同志游行，是要与同志团体的对垒。组织游行的“维护家庭基金”，号称有超过90间支持机构参与，当中包括如浸信会、宣导会等多间主流教会，亦有如维他奶、3电讯、新巴、AM730、明报等商业财团支持。虽然大会不断重申游行与“反同”无关，但官方口号中一再强调“一男一女”的核心家庭，明显要排除其他自由结合、多元成家的可能。大会更被揭发注册地址与头号反同志组织明光社相同！最近，明光社大力攻击小童群益会协办同志友善的活动。

此外，建制派政客亦有动员参加，立法会议员梁美芬高举“反对跨性别婚姻”标语，而去年抹黑林慧思老师的李偲嫣也组成“正义联盟”，其标语更将多元性向妖魔化为侵犯儿童的恶魔。由于建制势力要竭力维护固有的经济制度，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需要与保守宗教势力互相勾结，资助其宣扬保守家庭观念。

社义行动完全支持同志平权的运动，包括性倾向条例立法与同志婚姻合法化，而这斗争需要连结至同志的劳工保障，且作为家庭单位获得房屋医疗教育等基本生活需要。保守宗教势力往往与资本权贵互相勾结，因此同志平权的运动也是挑战资本主义的斗争。

18万人参与六四维园晚会　尖沙咀集会显示政治两极化

八九北京大屠杀25周年，参与悼念六四死难者的香港维园烛光晚会的人数达到18万，创近两年来新高。由于中国其他地区严厉禁止此类集会，维园的大规模悼念传递出强烈的讯息。“毋忘六四”响遍维园，激励港人坚持对抗极权中共。

在中国，在工人、学生和少数族裔都处于动荡不安，同时，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断加强国家镇压箝制，对异见分子、罢工领袖、博客和维权律师进行新一轮的镇压，连那些不反对中共的温和批评者也不放过，他们往往仅仅呼吁改革，以及增强政府透明度的。在香港，中共要牢牢箝制香港未来的特首普选，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即将到来。在六四晚会上，这些紧张情绪隐隐可见。

争取公民提名

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呼吁群众参加七一游行，争取没有筛选的公民提名，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中共阻挠公民提名的态度强硬，要所有特首候选人“爱国爱港”。

来自北京的维权律师滕彪得到了当晚最响亮的欢呼声。他呼吁人们支持占领中环，在香港争取真正的民主。他说，中共已将其恶名昭著的维稳升级为政治清洗，一波接一波地采取逮捕行动。

亲中共团体“爱港之声”在维园外组织了一场小规模的反示威，提出口号“放下包袱，释怀向前”，可见香港政治的两极化。与大部分中共辩护者的说法相呼应，“爱港之声”叫民众忘记89大屠杀事件，把焦点放在当今中国“出色的经济发展”上。

虽然六四烛光晚会出席人数众多，然而，主办单位“支联会”近年来却屡屡受到批评。支联会企图把天安门事件去政治化，将晚会单纯地变为一场悼念活动，而非以此作为中港民主斗争的凝聚点。近年，主办方愈加严格限制维园内参与活动的政治团体，也由于支联会每年采用的口号愈来愈引发争论，就可见其受到抨击。

大会去年的口号“爱国爱民，香港精神”饱受抨击，一来因为立场软弱，二来是屈服于中共宣传的大汉民族主义。在舆论压力压力下，“支联会”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一口号。今年则采用了听起来更具斗争性性的口号“平反六四，战斗到底”。尽管要求“平反”是挑战北京官方对八九民运的定性，但更需要的是，清晰号召群众抗争把独裁政权中共拉倒下台，才是最有力的“平反”。

幻想破灭

这些政治争议并非仅仅关于历史，也反映著如今的抗争状况。泛民主派领导者，尤其是主导支联会的民主党大佬，已经准备与中共妥协，在中国拒不让步的强硬态度下节节败退。泛民领袖并没有充分运用群众抗争的力量，反而仅将此作为与北京谈判的平台。这根本不能帮助香港的民主斗争取得重大进展。

令许多年轻人和网路激进分子失望的是，主流泛民过于“软弱”，同时缺乏真正的斗争野心。这也可以从香港本土派团体“热血公民”在六四当晚另起炉灶，在尖沙咀搞了一场集会，有7,000人参与。尽管与维园的人数相形见绌，但与去年200人的数字相比是巨大的增长。

本土派集会代表著更加激进的民主诉求和战斗性修辞的奇特结合，并带有右翼民粹、族群主义的危险思想。当晚主办单位的演讲只有少量针对大陆人的族群主义，而晚会参与者并非带有强烈的族群仇恨，而主要是因为泛民利用六四作为政治资本，故此感到失望和反感，因而想寻求对支联会以外的选择。晚会结束之后，集会人士发起在广东道“自由行”，高喊“打倒共产党”，令街道广东道被短暂封锁。这些行动令他们看起来比“支联会”激进得多。

需要革命性的抗争

“社会主义行动”作为工国委（CWI）的香港支持者，大力介入维园的烛光晚会中，在三个入口处摆设街站。我们强调，普选永远不可能在中共统治下实现，因此中港两地的群众抗争密不可分。从八九大屠杀中最重要的一课是，既独裁、又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中共政权，永远不可能被改良，只能通过群众运动来推翻。从今年四月份，五万名鞋厂工人参与的历史性大罢工，也可见工人阶级主导社会变革的巨大潜力。

八九民运是一场革命性的斗争。但可惜的是，当时只有中共独裁者一方拥有著清晰的策略和明确的领导，并为了战胜群众而无所不用其极。这个用鲜血换来的教训，对于组织一个工人阶级替代方案，并以结束一党专政，并要求立即完全实现民主权利，并且对经济实行民主控制，以满足社会需求。

反东北计划　两百示威者闯入立法会大堂

二百多名新界东北村民及声援市民到立法会抗议，要求撤回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拨款审议最后在晚上暂停，会议结束。示威者表示，下星期五会再次集会。

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今日审议“新界东北发展前期工程拨款”申请，涉及3.4亿元。一批来自粉岭北、古洞北及石仔岭的新界东北村民、声援团体和学生到立法会外示威区抗议。直至下午五时许，约五十人冲进立法会大堂，于地下静坐。期后越来越多人参与声援，晚上有二百多人在场内外聚集。财委会会议最后于晚上九时许结束，拨款未通过。

村民及声援人士高喊“保卫家园　不迁不拆！”，要求撤回计划。示威者一直和平静坐抗议，直至晚上，二百多名警察到场，试图包围封锁立法会门口，使场面一度混乱，有示威者受伤。

古洞村民：“一定要撒回”

来自古洞的村民呀祥今年已经60岁，数十年来靠耕种卖菜维生。他认为，这个不公义的计划“一定要撤回”。“政府经常讲大话，说东北发展能够解决房屋问题。如果是用来建公屋，帮助社会上的基层市民，我不会反对，但如果是建高级住宅，就如当年兴建高铁一样，是不合理的。我们农民耕作，地产商囤地收地后，很多村民像我一样，很想种也没得种。”他又指，地产商用非常卑劣的方法收地，迫走村民。

呀祥每天早上三时起床割菜，到古洞的两个菜站卖菜维生，“东北发展令我们失去维生的工作”。

政府假咨询　建制派村长出卖村民

呀祥又指，政府声称所办的公众咨询，只是表面的。他也非常后悔当初投票选了建制派的村长，让其出卖了他们。“谘询会并不在新界，而是在北角！政府想咨询的对象不是我们，是乡事委员会、村公所等，我们村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村的两位村长是民建联和自由党的，他们开会都是鬼鬼祟祟的。我们村民办过两次村民大会，他们故意不出席，写信给他们又不接，在逃避责任。”

从事教育的Ellis今天到场声援，她表示，留意东北发展已有一段时间。“我在反高铁的时候已经有留意，我很讨厌这个很不公义的制度，官商勾结，为什么城规未通过，立法会财委会仍然可以审议拨款？地产商多年来不断滋扰村民，迫他们搬走，到最后把土地都荒废掉。这件事也令我更痛恨那些保皇党议员，功能组别和整个分组点票的议会制度。”

就读中文大学地理系的学生陈乐彤也前来参与示威，她认为，政府声称香港没有土地兴建房屋，却不利用现有的土地，如哥尔夫球场，空置用地等。她又认为，所谓的公众咨询只是一个形式，“就算有很多村民在会上问了很多问题，那些高官也没有回答过，但民众并没有实质的权力。即使有六万人的反对书，政府也没有反应。”

示威者和平散去　抗争将会继续

占领行动一直相当和平，但到9时左右，立法会外开始有二百多名警察部署，准备进入立法会大堂清场，期间制造了混乱及冲突。由于拨款没有被通过，东北村民与声援团体认为，已经成功迫使财委会主席吴克星休会，决定撤出立法会大堂，行动暂时结束。

下星期五下午三时，示威者将会重返立法会抗议。

反巴西世界杯的示威

6月13日（星期五），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的支持者到巴西领事馆抗议，响应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在世界各地声援巴西的群众运动。巴西群众抗议，反对在世足期间镇压社会运动，并声援“人民世界杯”运动（由“无家者工人运动”组织的占领土地运动）。工国委（CWI）巴西支部“自由、社会主义、革命”（LSR）在示威中相当活跃。

今届世界杯于6月12日开幕，但群众斗争的浪潮掩盖了赛事内容，他们反对挥霍无度的迪尔玛．罗塞夫政府斥资115亿美元于世界杯上，超出原定计划的10亿美元。

这笔钱花在富丽堂皇的体育场馆和“政绩工程”中，但没有用在急需资金的医院、学校和住屋。普遍的感觉是世界杯只服务富人、建造业等商业利益。许多普通市民都无法承受昂贵的票价去观看比赛。

“随著世界杯的来临，房地产价格大幅上升（在城市的某些地区高达200%），房租急剧上涨。”“自由、社会主义、革命”（LSR）的Andre Ferrari解释：“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在远离工作场所的地方生活，进一步加剧了城市交通的问题，例如在圣保罗市。”

在世界杯的开幕之前，地铁员工在圣保罗进行了五天的罢工，并表示除非让42名因罢工而被解雇的工人复工，否则准备再度罢工。在巴西其他其他抗议和罢工则继续进行。这包括在里约热内卢的三个主要机场的24小时罢工。世界杯开幕伴随著的是额外的国家镇压，巴西军警用催泪气体和橡皮子弹，驱散在几个城市中的示威。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罗塞夫政府在世界杯期间的保安支出达到19亿雷亚尔（8.55亿美元），部署了57,000军队和大约10万名警察，再加上新的设备和武器装备。因此，难怪根据一项民意调查指，61%的巴西人认为，世界杯对于他们的国家来说是一件坏事。

在香港的抗议中，社会主义行动成员将抗议信交给巴西的总领事苏亚雷斯。他们高呼“血汗世界杯可耻”、“铁路员工立即复工”等口号。总领事回应称，解雇在圣保罗的地铁员工是一个“法律问题”，而巴西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府”。示威者质疑他的讲法，并指中国也有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府，他回答道：“这是两码子的事情！”

除了大规模的示威浪潮席卷巴西外，在德国、印度、英国、瑞典等国家也有声援行动。

长毛被判入狱四周

“长毛”梁国雄于2011年抗议递补机制论坛，被法院政治检控，被刑事毁坏及扰乱公众秩序两项罪名，判监四周，即时入狱。至于其余四名被告（邓建华、容伟堂、陈倩莹，及已服刑的黄洋达）则上诉得直，当庭释放。这是长毛自2000年及2002年以来，再一次受到政治捡控的冤。 

咨询论坛只是面门功夫，让亲政府人士优先进场，长毛等人被挡在门外。而所谓被毁坏的物件是在尖沙咀一个会议中心的两扇门，价值四千元，但在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毁物件是由长毛本人破坏的。但法庭以长毛为抗议行动的带领者而将他入罪。在论坛的冲突中，有两名亲政府阿伯叉颈袭击长毛，但却无被逮控及检控，可见法庭的政治取态是反人民的。

法院拒绝让长毛保释，即时判监入狱，是为相当严厉。长毛正于立法会“拉布”，与议会外的群众共同对抗新界东北发展计划，梁振英政府选择在此时囚禁长毛，可以打压目前的抗争，也令他缺席七一游行，是有政治目的的政治捡控。

6月10日，社民连于高等法院外发起声援长毛行动，过百支持者到场声援，人民力量、保卫香港自由联盟、社会主义行动及难民联会都有参与。

长毛入狱被迫剪发，其象征“长毛”被削成“短毛”。据其社民连的重要战友唐婉青说，长毛会被单独囚禁于“水饭房”内，一个月只能有两次的探监机会，不过其律师与其他立法会议员的公务探访则不在此限。作为一等一的球迷，长毛未能观看世界杯赛事，但据说他拿了套关于托洛茨基的《先知三部曲》，以及一本瞿秋白的诗集，相信在牢房中的时间不会被白过。

事实上，长毛的这次入狱并不是件个别事件，而是北京与梁振英政府近期一系列有计划的白色恐怖事件。在长毛被囚禁一天，国务院就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声言“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权力…”云云。至于在香港，建制派别亦来个趁火打劫，企图在立会硬闯东北发展的拨款。

六月十三日，二千多名市民趁立法会辩论东北发展的拨款，到场包围立法会抗议，及后警察凌晨清场并拘捕二十多名示威者，当中甚至有七十多岁的东北村民，其后又拘捕于网上讨论冲击立法会的十五岁青年，另有示威者被捕后困在警车内遭警察殴打。

另一方面，政府点名批评八个社运组织于东北抗议中的“暴力”行为，而建制派报章《大公报》则大肆抹黑长毛以及社义行动，指我们为“极端暴力组织”。

社会主义行动与长毛虽然代表不同的政治组织与纲领，但在多场抗争里有合作行动，我们反对所有人的政治检控，反对警察暴力。政府打压愈趋猛烈，警察暴力正在升级，警民的对立更为鲜明，我们需要更有力的组织，包括示威的群众纠察队，并提出民主控制警队的诉求。

中央发表白皮书挑起群众愤怒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长《“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白皮书明文提出：“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香港的高度自治权非固有的…权力的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权力…”

国务院于七一游行前发表这份白皮书，在时间上不是偶然的，而显然是要减少群众七一上街。虽然占中领袖一退再退，拖延发动占中的日子，运动正走向下坡，但中央要进一步向泛民领袖施压，令他们不敢支持群众运动。尤其从最近的反东北占领立会可见，社会的激进化令中共忧虑温和泛民不能抑制群众反抗。

白皮书强调，基本法内所讲的“两制”从属于“一国”，国家领导人就重大事项“指导”行政长官，中央政府拥有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的权力。此外，白皮书在第五章论及香港的政制发展，指特首需要“爱国爱港”，候选人须由提委会提名产生。这显然是要扼杀公民提名特首的可能性。

中共在主权移交时，为了安抚港人，在《基本法》上加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定义含糊的字眼，让香港在警察、法院、议会等机关上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多年来，中央力图挑战香港民主的底线，而白皮书的发布是一个转捩点。中央政府重新解读这些字眼，中央政府全面撕破自己的假面具，要更牢牢箝制香港的民主权利。

白皮书最为刺眼的一点，是表明治港者首要条件是爱国。而香港法官及司法人员亦被公开“治港者”之一。在不少港人眼中，法院尚有仅存的“独立性”。相比中共全面控制的党国机关，香港固有法院制度更为隐敝精密，一方面维持表面上的“独立性”，但在最终的决定上还是顺服资本建制的秩序。但在中央不断箝制和收编，要将香港法院变成铁板一块的党国机关，更为直接受到党的决定。

近年曾任全国政协的袁国强为律政司司长，加上愈来愈多政治审判，整个司法机关愈来愈收中共箝制。

白皮书发表之际，刚好是最近法院新一轮的政治检控。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长毛）因为三年前于替补机制示威而被判监4周，而反东北计划占领立法会的三名示威者亦被逮捕。不难令人联想到，白皮书是中央向香港民主权利下的一份战书。

勾结外国势力

白皮书的结语又提到，要始终警惕外部势力利用香港干预中国内政的图谋，防范和遏制极少数人勾结外部势力干扰，又强调中央可决定香港进入紧急状态。中央将本土派举港英旗说为港独行为，藉以抹黑整个民主运动为“反中乱港”。

在白皮书发表的同日，《大公报》在头版“长毛暴行大起底”，以两页篇幅抹黑在狱中的梁国雄（长毛）成立极端暴力组织“社会主义行动”，并大幅报导我们组织的国际连系，渲染工国委（CWI）在瑞典及巴西的支部为暴力团体。有关我们对大公报抹黑的回应，可参看：回应《大公报》抹黑长毛及社义行动。

挑起更大反抗

中央在七一游行前发表白皮书，只会挑起群众愤怒，势令更多人上街游行。占中运动由于泛民领袖的软弱无能，三子想设法逃避实际行动。但白皮书激起群众反弹，对中共更不信任急增，因此温和泛民要走中间妥协路线就更为困难。民主党害怕承受政治风险，被迫搁置于中联办会面。

中央政府打压香港民主运动的态度强硬，需要更有力的抗争行动，占领中环可作为起步，需要以罢工罢课将运动升级，才能有足够力量争取真正的民主权利。运动将要扩展为带来中港制度变革的运动，不只是争取民主权利，而是反对不民主不公平的资本主义制度，打倒腐败的钜富菁英。

回应《大公报》抹黑长毛及社义行动

中共喉舌《大公报》在6月10日的头版新闻抹黑长毛及社会主义行动。在报道刊登当日，刚巧长毛被政治审判而入狱，需要坐牢四周，加上七一游行在即，香港的民主斗争进入关键的时刻。报道刊登的日子绝非偶然，中共政权要将抗争组织渲染为“外国势力”和“极端组织”。

《大公报》对我们组织的毁谤错漏百出，我们未能逐一回应，在此只能澄清当中最荒谬的几点。我们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也在政治上进行顽强的辩护，揭露其可笑的谎言。

1) 报道指，社会主义行动倡议在占中时罢工罢课，渲染罢工罢课等同激进与暴力。事实上，罢工罢课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方式抵抗政府和资本家，有效将群众愤怒引导至集体斗争手法上，避免因警察打压而激起暴动。相反，从去年的香港码头罢工，到今年的东莞鞋厂罢工，都可见到工人发动罢工时是和平行动的，而施用暴力镇压的是资方和政府。

建制派与《大公报》近年大力抹黑激进民主派（包括长毛）“暴力”，向温和泛民主派施压，迫使他们与“激进极端”势力割裂。中共在八九六四时残暴屠城，《大公报》之流今天却为其暴行护航，可见其对所谓“暴力”的谴责是虚伪的。

2) 报道指：“他们的示威手段非常暴力，2013年5月20日，‘工国委’瑞典支部、亦即瑞典‘社会主义正义党’发起示威，抗议政府的民生政策和公共服务不善，示威者放火焚烧汽车、破坏购物中心，以及袭击警察局，造成3天的大骚乱，警民多人受伤。”

以上全为捏造事实。2013年5月20日，瑞典爆发的一场暴动，是由于当地警察枪杀一名69岁手无吋铁的老人，激怒了当地居民。“工国委”瑞典支部呼吁停止打砸放火等暴力行动，反而应集中力量发动街头抗议及工人运动，团结对抗政府削减开支及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

3) 报道指：“同年6月17日，巴西全国各地逾30万人上街示威，要求降低公交车辆票价，示威者瘫痪各地主要公路，当中里约热内卢的示威者最为激进，引发警方镇压并逮捕大批示威者，并以‘身为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的罪名起诉，当中包括不少被告是‘工国委’巴西支部、亦即巴西‘自由、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员。”

2013年6月，在巴西反车费加价的示威里，“工国委”巴西支部竭力介入斗争，宣传以工会斗争和集体占领的力量打败政府，完全没有参与打砸暴动的行为。《大公报》指我们有多名同志被逮捕，并被以“身为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的罪名起诉，完全捏造事实。

4) 工国委（CWI）从不认为群众应以暴动作为反资本主义、反失业与反贫穷的斗争手段，同时了解到，群众在绝望的社会条件下会以暴动作为反应。我们主张以有组织（工人政党与战斗性工会）、有纪律的集体行动，例如工人罢工和占领手段，作为群众斗争的方法，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

5)  报道诬陷我们企图以难民作为“打手”，并引述所谓消息人士称：“这些难民坐监都不怕，皆为监中有得食、有得住，仲有人工收，总比遣返好，可以说他们无得输，故他们一旦被政党利用冲击政府或参与占中…”。

这段抹黑是对抗争中的难民极大的侮辱。事实上，由于难民处于社会弱势，警察的政治打压更为肆无忌惮，被政治检控的话甚至面临被遣返的风险。他们参与政治抗争需要付出比香港居民更大的代价和牺牲。难民发起扎营占领120日，争取人道的难民政策，反对赞助机构的贪污，整场运动展示了高度的纪律，完全没有出现报章所渲染的犯罪行为。

6) 报道指：“香港的‘社会主义行动’成立于2010年7月，政坛消息，指称是社民联的梁国雄指示邓美晶牵头成立。”
“早于3年前透过‘入室女弟子’邓美晶，成立隶属国际极端组织‘托派’的香港支部‘社会主义行动’…”
“‘长毛’梁国雄在该组织虽无实际职位，但却是核心成员…”

以上完全是捏造事实。长毛与社会主义行动即使在很多斗争运动中有共同合作与行动，但由于代表不同的政治组织和纲领，我们参与的是完全两个独立的组织。

7) 最可笑的是，报章将社义行动与热血公民并列为“合作组织”。热血公民为极右民粹主义组织，煽动反大陆人的族群仇恨捞取政治资本。热血公民为了打击左翼势力，不断疯狂抹黑社义行动，与我们是截然对立的，没有任何合作空间。

8) 报道指：“‘社会主义行动’是一个国际性组织，成立于1983年，总部在美国加州奥克兰…”
“工人国际委员会（工国委）也是一个国际性组织，成立于1947年…”

社会主义行动为工人国际委员会的香港支持者，而工国委（CWI）的总部设于英国而非美国，于1974年成立（而非1947年）。《大公报》强调长毛与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及难民联会有连系，又指社义行动有“外国成员”，极力渲染“勾结外国势力”的印象。这是中共典型的大中华民族主义宣传技俩，抹黑任何反对力量为“分裂祖国”。要记住，若果廿三条立法通过，任何与外国组织有连系的政治力量都会被禁制。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现今资本主义体制为全球化的，而中共独裁政权以银弹子弹，将爪牙遍布国际，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国际上组织起来，在48个国家设立支部，挑战这个腐败的独裁资本主义制度。

9) 报道指：“‘托派’全名为托洛斯基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其中一个激进极左派系，源于前苏联暴力理论家托洛斯基…”

报道以毛泽东式语言渲染托洛斯基主义为“极左暴力”政治流派，又诬陷“不少国家都视他们为仅次于恐怖主义的极端组织”，更抹黑不断革命论为“不断搞暴动”。事实上，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精辟地指出，在殖民与半殖民的国家里，资本家无能力完全资产阶级民主任务、统一国家或解决其他封建社会遗下的问题。香港、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都证明了这理论的正确性，因而解释了为何工人需要组织社会主义的群众力量，而不能把反独裁、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拱手让给资产阶级的任何一派。

总结

中港都进入暴风雨的阶段，独裁者正在搜猎并中伤其政敌，能被敌人点名批评，反倒证明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整份报道唯一正确的地方是，社会主义行动“关心的议题非常广泛，从滞港难民、新界东北发展、同性恋、新闻自由、中国工运民运、支持疆独和藏独、台湾反服贸、国际环保污染、爱尔兰堕胎合法化到哈萨克政府屠杀等等，讲得出都有，因而被温和反对派人士讽刺为‘什么都关你事，点同你玩呀！’”社会主义者不会因被攻击而畏缩，反而会更有决心建设工人阶级及青年的群众组织，打倒独裁制度与资本主义。

外佣团体游行到入境处示威

6月15日，约一百人参加由亚洲移居人士联盟（AMCB）发起的游行，当中包括外佣及本地支持者。游行人士一面高喊著“加人工！”、“废除《两星期条例》”、“我们是工人，不是奴隶”“承认《C189》公约！”等口号，一边游行至入境处门前集会。

当日游行的主要诉求为让外佣有选择出外居住的权利；正名国际劳工组织的C189惯例，废除两星期条例和其他歧视外佣的签证政策；提升工资至4500元等。

为外出居住权抗争

菲律宾外佣工会成员Olive来港工作约四年，她表示，现行的雇佣同住规定（live-in rule）令外佣24小时待命工作，也令像Erwiana和其他外佣被虐的案件出现，所以需要让外佣有选择出外居住的权利。

另一方面，《两星期条例》让外佣在和旧雇主解约后，只让她们有14日寻找新的好雇主，根本不够时间。她又指出，中介公司不但收取高昂费用，还有巧立名目的额外费，如医疗、训练费等去剥削外佣。

同住政策下外佣面对不卫生的休息环境

一名未有透露名字的印佣以流利的普通话接受访问。她认为，香港的房屋空间本来已很小，令很多外佣在同住政策下需要在厨房，甚至洗手间休息，这些环境的卫生状况非常不理想。所以她认外佣需要有选择出外居住的权利。

压迫外佣的不只是个别雇主，而是整个制度

菲籍外佣的Nancy已来港工作超过八年，她表示，政府常宣称像Erwiana等的事件是独立案件，虽然不是每个雇主也有虐待倾向，但却是整个政策令外佣处于困境，例如《同住条例》令外佣无时间进行投诉，加上在施虐者家中也难以进行举报。

她要求政府给外佣“好的工资”，因为目前的工资已经不够应付如交通等日常生活支出，而政府给予外佣的食物津贴也非常不足。所谓食物津贴，是指如果雇主决定不和外佣一起用膳，政府就需给外佣食物津贴。但目前政府给的食物津贴似乎最高只有九百二十元（一个月），根本不足应付生活。而且她们身上背负的，还有在故乡的家人的生活所需。

提到工时的问题，她表示目前有的外佣每日工作十六至十八小时，但国际劳工组织的C189条例，声明家庭劳工应享有八小时工作制的权利。她认为，香港政府必须承认这公约，保障外佣的基本权利。

Nancy曾在台湾的工厂工作两年，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加班有额外补贴。相反，在香港同住政策和没有标准工时的立法下，她的工时十分长，又被雇主要求做额外（非家务）的工作，如洗车等。

“我们来这里集会，是要改变现况。法律必须改变。”Nancy表示。

香港贫穷问题比政府所言更加严重

清婆婆，78岁，过去十四年来一直靠拾纸皮维生。旺角的一条繁忙街道里，她在浓烟中艰辛地工作，每公斤废纸换70分钱。我问她为什么做这个，她的第一反应是“我别无选择呀。”正如其他许多老年人一样，除了每月1,180港币的“生果金”，她无法从政府获得任何养老金。香港成千上万的老年人靠捡垃圾维生。国营报纸《中国日报》2012年评论道：“随著贫富差距扩大，这数字还在增加。”

这就是中国恢复对香港统治十七年后的惊人现实。尽管在80年代，戴卓尔夫人领导下的右翼反工人阶级政府在英国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实际上，香港在主权交接后变得愈发不平等（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

在香港，每三名老年人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是老年人口贫困率最高的发达地区之一。其他群体也生活在极度经济困难中。全港高达四分之一的儿童无法保证一日三餐。

与此同时，香港富豪的排名在2013年上升了22%。世界排名第八的富豪李嘉诚，近日指责某些全球财富研究在过去十年间将其资产低估了40%左右。这些杂志忽略了李嘉诚在加拿大获得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利益。据估计，李嘉诚身价达2,480亿港币。

政府误导性数据

梁振英在解决贫穷问题上空话连篇，更在今年年初的施政报告中，针对贫穷问题提出所谓“一百六十项措施”。但正如被指责为“空谈俱乐部”的扶贫委员会一样，这些措施在应对贫穷问题上无疑是杯水车薪。尽管如此，由建制派企业巨头们控制的行业不信任梁振英，抨击梁振英提出的措施是政府“无力支付”，威胁香港的“竞争力”。

国际非政府机构乐施会（Oxfam）近期一份报告揭穿政府有关贫穷问题的不实数据。据官方称，130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对于总人口720万的城市来说已经非常糟糕。

而乐施会六月份发表的研究发现，单身人士的状况较政府设定的贫穷线更差。乐施会指出，单身成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花销是$7,344，单身老人是$4,613。但梁振英政府的扶贫委员会却把贫穷线设为$3,800。二者间的巨大差距是由不同的计算方法造成的。政府是根据“相对贫穷”，即入息中位数的一半，来设定贫穷线；而乐施会是按照“绝对贫穷”来计算，即需要多少钱才能生存下去。

大多数人的贫穷与少部分人对奢侈品与财富的炫耀就这样并存著。它反映出这个社会的核心出现了严重问题。针对北京最近的不民主操控（提名委员会）的抗争，不仅仅是在争取选出我们自己的特首候选人和政府的权利，更是要组织起来将特首拉下台，更是要改变整个制度。

建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社会主义者将民主抗争与解决贫穷问题、住房危机以及增加公共服务开支联系在一起。我们要求废除强积金，因为它将许多人排除在外，最主要目的是帮助银行和股票市场的投机者获利。强积金应由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取代，其最底保障应与最低工资相同。我们也提倡将最低工资大幅提升到至少45港币每小时，以此应对房价及租金上涨、票价上涨以及食品通胀等。

这些要求只能通过大规模群众抗争来实现。但群众抗争需要有组织地进行，也需要有一个指导社会变革和政策变革的方案。这正是为什么我们支持建立一个基于社会主义理念的新工人政党。它的目标无疑是争取社会改革和民主，破坏企业巨富们的力量，摧毁以保障其利益为目的的独裁政权。一个经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代表著基层工人、退休人士和广大的穷人。这样的政府会将银行和大型企业民主公营，针对大多数人的需求实行计划经济，而不是让有钱人变得更富有。

世界难民日：香港 300名难民团结抗争

6月20日（星期五）为联合国世界难民日，400名在港难民于发起游行。难民高喊“打倒ISS”、“打倒贪污”、“我要工作权”等口号。难民联会主席Raymond表示：“香港难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中，ISS克扣我们的津贴，给我们吃腐烂的食物，要我们住非法寮屋。政府要我们不发声、不反抗，要这里的人不知道。但今天我们告诉政府，香港的难民是可以团结抗争的。”

游行队伍士气高昂，到达政府总部后，与正在反新界东北的示威者聚合起来，双方互相支持打气。社义行动的邓美晶发言：“难民与东北村民都是被梁振英欺压的，政府要用种族歧视分隔我们的团结，我们要连结在一起。只要是反梁振英的抗争，我们都会全力支持，希望反东北的市民也支持我们。打倒ISS！打倒梁振英！”

今年，在港难民第一次自我组织“难民联会”起来，发起了持续130日的占领行动，至今尚在进行。难民抗争的诉求也明确化、政治化起来，有别于过去笼统要求“人道政策”，而将矛头指社福署外判机构“国际社会服务社”(ISS)，要求社福署中止与ISS的合约。 ISS以援助难民为名克扣食物及房屋津贴，正在接受廉政公署调查。

难民随后发动了果敢的抗争，占领行动。在2月10-17日期间，难民占领了ISS三间办事处，一度瘫痪了ISS运作一星期，及后2月27日亦于湾仔社福署大楼外扎营留守，在4月12日更移师中环天星码头天桥，将难民运动连系至社会闹得沸沸扬扬的“占领中环”。关于ISS如何克扣难民津贴，并牵涉到官商勾结，可阅《社会主义者》杂志第26期的文章“难民向不公制度反抗”。

工作权

今年也是香港开埠以来，首次有在港难民参与五一劳动节游行，争取合法的工作权利。在港难民得到的福利援助匮乏，不足以渡日，不少都被迫打黑工，一旦被发现，最高可判监15个月，而犯上店铺盗窃罪一般也是判监数个月之久。正因为政府禁止难民合法工作，才迫使他们部分人铤而走险。建制当局抹黑难民社群为罪恶温床，自己才是最大的罪恶元凶。

联合国与港府的虚伪

在落后国家里，香港“国际大都会”的洗脑宣传特别行之有效，因此不少寻求庇护者都选择香港，希望觅得容身之所，安居乐业。

难民联会主席Raymond是来自伊朗的小商人，因受到当地的恐怖主义威胁人身安全，决定来香港避难。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他就曾讲过：“起初我以为香港是国际大城市，高楼大厦，五光十色。来到后，我被拘押在羁留所七个月，当时还在想只是因为自己越境闯关，触犯入境法例，才遭到这样的待遇，获释后就会有好转。但生活久了，我才慢慢醒觉，这里的政府对待难民与第三世界没有分别。”

香港1992年签署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该公约禁止缔约国将人送回可能使该人遭受到酷刑的国家。但是，可是22年来，在来港寻求协助的13,000名寻求庇护者或酷刑声请者中，只有0.2%成功获得难民身分，而全球的平均的成功率是38%。连落后如南非这国家的成功率也有5%，是香港的25倍！

港府对难民的甄别程序极为缓慢，不少难民滞留在港10-20年，没有工作权利，只能浪费光阴。即使通过了甄别程序，难民仍然无法获得香港居民身分，没有基本的公民权利，包括投票权、工作权，也不能获得香港居民的福利，而只能等待被安排送往其他国家。若果一名难民在港找到伴侣组织家庭后才获得难民身分，被安排送往其他国家的话，就要与家人分离。

可是，联合国对于缔约的香港政府，从来都是小骂大帮忙。面对难民的占领行动及大游行，联合国难民署至今仍是缄默不言，根本不会支持抗争。今年的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更是无所作为，只举办优雅高尚“难民电影节”，让一小撮知识分子和社会菁英在冷气房内互相取暖。难民连最基本的生活费也缺乏，何来有钱享受电影？

难民联会正在急速扩大，短短成立了4个月已经有约400名成员，并发动了组织强而有纪律的占领抗争，是在港难民的历史新一页。难民会抗争下去，直至打倒ISS，打倒梁振英。

六二二公投：投票人数超预期群众占中心不死

中共公布《一国两制白皮书》，声言可以“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加上电子公投系统受到国家级的骇客入侵，反倒激起了大众的投票意欲，六二二电子公投变成了反政府的抗议票。至本文截稿时，已经有超过70万人投票，反应比预期热烈得多。

社义行动批判性地支持票投3号的学界方案，虽然方案没有明确指出废除提名委员会，而只是以直选立法会议员组成提委会，但仍然是三个方案之中最进步的一个。但我们认为，即使是由直选立法会议员组成的提委会，也会受到建制当局的压力而造成不平等，因此我们拒绝任何形式的提委会。

“和平占中”于较早的商讨日投票中，选出了三个普选方案作为今次电子公投的选择，包括学界方案、人民力量方案以及真普联方案。由于三个方案都包含公民提名，都不会为政府所接受，因此票投哪一方案已经变得次要，各党派的宣传活动都集中于摧谷投票率，以求表达群众为真普选占中的意愿。

“占领中环”在一年半前被提出，一开始本受到大众支持，尤其是年轻一代都热切期待这场运动。可是一直以来，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提出占中至今犹豫不决，拖延发起占领中环的日子，令群众对占中领袖愈来愈失望。因此，原本预计6.22的投票率并不会高，但在近几个月，北京政府歇斯底里的打压抹黑占中，反而令公投起死回生，群众视投票为反抗的手段。虽然占中领导层逃避抗争，但群众却公民抗命为重要武器，可见两者有著不可逾越的鸿构。

中央对待公投的策略原本是冷处理，以免激起民情反弹。但是，发现投票人数比预期多得多后，港澳办和中联办发表声明攻击全民投票。港澳办指全民投票“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中联办则称全民投票结果“不具任何参考价值”，“是一场闹剧”。这只会加强公投的对抗意味。
占中三子较早前讲过，如果投票人数少过10万人就会退出占中领导层。但是，如今的投票率反映出普遍群众争取真普选的决心，再次推进了占中运动，实令占中三子骑虎难下。

鼓动群众反抗信心

在短期内，电子公投的高投票率可为占中三子及泛民主派赢得权威，迫使泛民向中央政府摆出高姿态。此外，群众亦会更有信心参与群众斗争，经历过政府一连串的舆论攻势、警察暴力与政治检控，一个新的反击浪潮将会来临。

从六二二公投的高投票率，可见群众对现存制度的不满，并将给予占中三子及泛民领袖巨大压力，迫使他们不敢过于保守。但是，泛民领袖还是会主张与中共政府谈判，又害怕民主斗争会变得过于“激进”，还是会充当群众运动的刹车掣。因此，社会主义者强调由下而上民主建设群众组织，而非泛民主派主导的运动架构。电子公投投票率高的话，可以向政府施加一定压力，但不能取代工人及青年的群众组织。

目前，各温和党派都口讲支持公民提名方案，但问题是有多少决心去争取，愿意用什么手段去争取。泛民主派内部本来就没有坚实的政治立场，组织也相当松散，因此在政局愈来愈两极化下四分五裂为不同的阵营。不少人希望占领中环可以团结泛民，而透过电子公投令各党派信服一个共同占中方案。

在商讨日（三）选出三个公民方案后，民主党对投票结果不满，表示正在考虑退出真普联；加上资产阶级媒体竭力渲染占中被激进派“骑劫”，令占中三子屈服于压力下，突然绕过商讨日的机制，擅自加上另一项投票选择 － “如果政府方案不符国际标准让选民有真正选择，立法会应予否决。”占中三子之一戴耀廷表示，这里做是为了让温和泛民可以继续参与公投！相信不少投票人士会在此项投弃权票以示不满。

公民党汤家骅因为公开表示公民提名方案是不务实，最近于城大举办“政改研讨论”，与基本法委员饶戈平讨论“如何将提委会民主化”，向传媒放风可接受没有公民提名的方案。

此外，在最近反东北计划在立法会的抗议里，警察暴力镇压示威者而爆发冲突，建制派媒体全力开力舆论机器，抹黑反东北运动是“占中预演”，诬陷占中必然会酿成暴力。民主党、公民党及工党何秀兰立即与反东北示威者保持距离。在未来这些抹黑只会有增无减，泛民主派即使不会全面屈服于舆论压力而取消占中，也会用种种方法限制占中的规模与抗争手法，避重就轻。

七一上街倒梁

六二二的投票率反映了群众的愤怒，接著的就是七一上街。

高投票率最多也只是凝聚了民气，但要发动有力的群众斗争（包括占领中环），需要的是更有力的群众组织力量。占领立法会的行动让我们窥探到占中运动会面对如何强大的警察暴力，因此单靠占领并不足以挑战整个政权。我们需要在工会及工人阶级之间宣传，令工人有准备以罢工的手段参与占中，并改变香港奴役工人的制度。只有工人阶级成为群众斗争的领导力量，才能有彻底的政治和经济变革。

历史上的社会变革的运动，都不会仅限于改变政治制度的斗争。曼特拉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的运动里，就提出一系列改善工资、工人权利、国有化经济体系的政策，然而由于非洲国家大会没有提出打破资本主义的纲领，令“民主化”后的南非堕入了新自由主义的陷阱，使今天南非的底层工人仍然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在2012年屠杀罢工的矿工里，可见国家的镇压力度更强。

占中运动若果要动员普罗大众与工人阶级的参与，就不能限制于普选制度的问题上，而要提出工人权利、改变经济制度的诉求，结束巨富权贵的不民主统治。这是唯一的道路可以争取群众支持，并为群众（特别是中国大陆受压迫的血汗工厂工人）指明一个方向。由下而上的跨境团结运动，从而反对独裁资本主义的中共政权，是唯一的出路。

社会主义行动的占中诉求：

● 梁振英政府立即下台
● 立即废除功能组别、立即废除提名委员
● 政治代表与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经济特权
● 废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选“真正人民议会”，取代立法会。新议会有权实施大幅社会改革，打破巨富权贵的经济控制
● 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代表，选出政府特首
● 立即立法通过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每小时$40元
●  民主公营大银行及大企业，由工人民主管控，从而可以由公帑全数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兴建五万公屋、改善环境污染

东北发展：粗暴的计划　暴力的镇压

东北发展计划近日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六月六日首次会议进行期间，一批受影响的居民和声援团体等冲入立法会大堂静坐抗议，成功迫使会议中止。一星期后，财委会再次讨论有关议案。

同时，再有数百人在立法会外示威，而议会内有议员采取拉布手段以拖延表决，但立法会财委会主席吴亮星试图“剪布”粗暴闯关，激起在场民众的愤怒和不满，部份人试图冲进立法会大楼，遭遇到警察武力镇压，并在凌晨清场，逮捕部份示威民众。而在本文截稿前，警方仍在逮捕当晚参与示威的人仕，包括社民连成员曾浚锳、廿一世纪少年成员林朗彦等。

所谓的“充分谘询”

梁振英政府强行推动的新界东北发展计划，早被质疑官商勾结和利益输送。而负责推动计划的陈茂波则一直坚称计划已“充分谘询公众”，但被揭发原来五万份意见书中只有七分是支持计划！此外，发展局通过互联网发布数据试图反击反对声音，然而那些数字却笼统而含混不清，试图混水摸鱼。而陈茂波称愿意与反对者商谈，但条件是不撤回不押后计划，亦不会调整公私营房屋比例，这不单是毫无谈判诚意，更是对反对民众的羞辱！

警察暴力

在冲突当日，资产阶级媒体极力放大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大楼门外的画面，又反覆播放高官“不容示威者暴力”的说辞，却对警察暴力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内地官方媒体亦反覆播放冲突画面，渲染香港示威者为“极端暴力”。

社会主义行动谴责警察暴力，暴力的来源是政府和警察，而不是示威者。立法会有建制派及功能组别保驾护航，只要举手投票就必能通过受人唾弃的东北计划。财委会主席吴亮星粗暴剪布更是挑起示威者冲击的导火线。6月6日占领立法会的行动本来相当和平，但警察却煞有介事要在第二周严密布防，甚至派人混入人群中搞事，刻意挑起示威者的愤怒。

今次，警队出动防暴警察对付示威者，暴力手段全面升级。有被捕示威者称，反黑组警员盘问他们是否黑社会成员，并作出言语羞辱。在清场过程中被抬走的示威者亦指，被抬时警察故事屈扭他们四肢关节，有示威者因而脱臼等身体损伤。甚至有两名被捕者黄永志及周诺恒指出，警察将他们押上警车，关灯落帘后殴打他们，向他们吐口水，有人被打至头破血流。香港警察“公安化”的形象已经深入民心！建制派舆论抹黑示威者视今次为“占中预演”，但操练占中部署的却是警队。

另一方面，警察被质疑混入示威队伍中制造混乱，给予其同僚暴力镇压的口实。保安局近日一口否认有此事，但当日有示威者称亲眼看见藏有警员证件的人混入人群中煽动群众情绪，亦有电视直播画面拍到，未有配戴警员委任证的便衣人员在示威群众中活动，其后返回到警方防线时才戴上证件。此外，6月13日冲突当日，有一批陌生的蒙面示威者多次带头与警察冲突，但在警察施用胡椒喷雾前离去。

这些对付示威者的技俩，在全球的群众运动都相当普遍。社会主义行动谴责警察暴力，并支持撤回东北发展方案。警察狡猾的伎俩令整场运动陷于复杂，提高了对示威者组织纪律水平的要求。我们支持组织群众纠察队，保持示威有高度的纪律性，以防范警察渗透挑衅。反东北计划需要民主组织的抗争委员会，让各团体派出代表参与，民主决定下一步的策略和行动，对抗政府舆论机器的抹黑和武力镇压。

【七一上街】参与抗争　支持社义行动

今天七一游行很可能是多年来最大规模及最重要的一年。社会主义行动希望可以发挥最大的影响力，因此需要大量义工，让我们拒绝妥协、反对资本主义声音响亮起来。

中央发布《一国两制白皮书》，声称对香港有“全面的管，“高度自治权非固有的”、“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权力”。白皮书可谓对香港的民主运动全面宣战，挑起群众的巨大愤怒，因而占中电子公投的人数远超预期。去年七一游行有40万人上街，今年七一上街人数很可能会更多。

中共的打压歇斯底里，对占领中环运动发动疯狂的舆论抹黑，又勤加操练和部署警队，甚至腾出监狱空间准备囚禁示威者。随之而来的是警察暴力的升级，反东北计划示威者在立法会抗议，受到“公安式”的警察镇压，有示威者被拉到警车关灯拉帘，打至头破血流。多名不同政治派别的活动者皆被政治检控，当中长毛因三年前于政府的谘询论坛上示威，被判监四周，因而无法出席七一游行。警察及法院发动连串打压的时间绝非偶然。

社会主义行动受到中共喉舌《大公报》以头版篇幅抹黑我们，指控我们为“极端暴力组织”以及“勾结外国势力”。

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虽然寄望于与中共谈判妥协，以换取半假不真的普选方案，一直充当群众运动的刹车掣。但是，群众已经愈来愈不耐烦，在七一不排除会有局部的占中行动发生。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除了占领行动外，更需要罢工罢课等更有力的运动，并坚拒与中共妥协。香港的民主斗争要彻底胜利，必须要连结至中国大陆反独裁的斗争，推翻一党专政及资本主义。正因于目前的民主运动由资产阶级政党把持，其在中共及资本家面前只会退让屈服。因此民主运动要彻底胜利，需要工人阶级来领导。

我们组织把握七一当天宣传社会主义的声音，为宣传未来的工人阶级群众政党而奋斗。当天我们会售卖新一期《社会主义者》杂志第27期，筹得的款项会用于建立我们中港台的组织。我们需要大量义工，希望各位踊跃出席。

七一留守　占领中环　Delay no more!

占中电子公投总共有78万票，远远超出预期，可见群众对政府的愤怒已极为汹涌。

现时群情汹涌，社会主义行动认为应该把握时机，发起占领中环运动。然而，占中三子继续采取拖延策略，如此民气有消散的危险。我们欢迎学界组织在七一当晚留守占领的决定，并会参与其中。在任何政治斗争里，时间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是时候行动起来了！

几点原因令今年七一的政治形势特别有利：

中央颁布白皮书，全面向香港民主运动宣战，令群情汹涌
占中公投的投票人数极多，连和平占中领袖都感到惊讶
新界东北发展计划令梁振英政府的支持度再度崩溃
建制阵营受到动摇，又不知如何回应

到中共政府未来再发动攻势时，政治形势未必会如目前大好。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坚拒在今年七一发起占中，依然寄望于与中共谈判妥协。这是重大的错误，而需要从下而上施加压力去与之抗衡。

中央发布《一国两制白皮书》，声称对香港有“全面的管治权”，且“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权力”，可谓对香港的民主运动全面宣战。除了对占领中环运动发动疯狂的舆论抹黑，政府又加强法院、警察及监狱等国家机器的镇压。在反新界东北计划示威者被“公安式”的警察镇压，多名不同政治派别的活动者皆被政治检控，当中长毛因三年前于政府的谘询论坛上示威，被判监四周，因而无法出席七一游行。

现在就是反击的机会，在此社会主义行动呼吁各位游行人士七一当晚参与占领中环行动。

占领的下一步

“占领中环”的原意是瘫痪经济运作，迫使统治阶级妥协。虽然占领是好开始，但仅仅占领并不能达致这目的，加上政府出动前所未有的警力对付示威者，单靠占领运动并不足以对抗政府，而需要将行动逐步升级为更有效、更有组织的行动。学生若果准备在开学时进行罢课一天，以此作为开始，可以推动罢工运动。在台湾“太阳花运动”中，运动提出罢课后进一步鼓起群众，香港需要学习这群众斗争的新方法。

有内地网民声言在七一发起“占领深圳”及“占领天安门”，且在湖南有民众拉起“支持香港公投，湖南也要公投”的横额，可见香港民主运动也鼓动了内地人的反抗心。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内地的团结声援行动。中共最害怕的不是单单香港有民主普选，而是一旦民主运动蔓延至中国内地各省各市，将会陷入失控的局面而威胁一党专政。香港民主斗争该当鼓励这些内地的行动，并有意识地连系至内地反独裁的斗争，并挑战 － 依赖中共独裁政权牟取暴利的 － 资本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行动的占中诉求：

立即建立占中运动 － Delay no more!
梁振英政府下台
立即废除功能组别，立即废除提名委员，公民直接提名
政治代表与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经济特权
立即立法通过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每小时$40元，并实施政策对抗钜额权贵的经济控制
将民主运动结合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民主公营大银行及大企业，由工人民主管控，从而可以由公帑全数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兴建五万公屋、改善环境污染

七一大游行后　香港将何去何从？

本年香港的七一大游行乃近十年来最大型的抗议游行之一。主办单位估算游行参与人数超过51万人，就好比2003年的游行。许多参与者甚至认为总人数更高达70万。游行于当日下午3时开始，队伍龙尾至晚上11时才到达终点。
这次的巨型游行再一次地反映出香港不断尖锐化的政治危机。最近数星期，反对中共独裁的群众抗争此起彼落，抗议中央政府拒绝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 18万人参与了纪念北京六四屠杀的二十五周年集会。就在七一游行前夕，近79万人参与了“和平占中”发起的非官方“公投”。公投的参与人数甚至连占中领袖也感到震惊，是其预计人数的四倍。而北京方面则指这个公投为“非法无效”。

中共政权不断拒绝向香港下放更多的政治权力。中共担忧一旦失去对香港政府的控制将会波及整个中国，鼓励更多公开挑战一党专政的反叛。我们已经留意到在中国有关“占领深圳”甚至“占领天安门”抗议活动的消息，纵使现阶段只是在网上──在中国一个主要的反政府论坛提出，这明显是受到香港的启发。网上评论指，香港的占领中环将会是未来“占领天安门广场”的预演。在湖南长沙，示威者举起横额声援香港的非正式公投，并要求“湖南也要公投”。

北京对香港2017年能够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的承诺，经过多年的阻滞，如今已被揭穿成中共另一个骗局──正如社会主义行动所预料一样。北京坚持利用提名委员会来筛选候选人，以控制选举结果。这次的政治危机源自于过去数十年来被不断违背的承诺，首先是被英国，然后过去十七年来是被中共专制。他们欺骗、操纵并设立假局来回避对自由选举的要求。

北京的白皮书

正当斗争进入了关键阶段，香港政府将在年底前提出其（也就是北京的）2017年的选举方案，而中共亦向民主运动发起了更激烈的宣传战。资产阶级“温和”泛民政党与占领中环的领袖们，实际上正积极地避免进行全面的抗争，但也被北京抹黑为“极端”民主派和“外国反华势力”的傀儡。

政权的发言人最近发表的言论和文章警告著“危险的后果”，并威胁会进行镇压。北京更首次地在6月10日重锤发表了关于香港状况的白皮书，这相当于向民主运动宣战。白皮书中强调香港自治的界限，并且指出北京可以宣布“紧急状态令”（用来实施直接管治）。七一过后，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国营媒体对巨大的参与人数“无动于衷”，而香港的傀儡政府提升了对游行示威的打压，进行了对参与者的集体逮捕并刑事起诉主办游行的民阵成员。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的七一社论，警告香港可能会“变成乌克兰或泰国并发生不同的危险状况”。 《环球时报》立场属于鹰派，利用内战或政变的恐吓进行宣传战。

香港的亲中报章《大公报》最近也头版抹黑了社会主义行动、工国委，以及激进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并恐吓参与公投的人们未来将自作自受，承受金融中心与社会混乱的恶果。警察将会非常忙碌，而驻港解放军也可能被动员处理危机。

而香港警察正将这些威吓实现，明显受到高层的政治命令，在七一游行使用暴力手段。

激进化

在过去数周，尤其是伴随著白皮书的争议，中共的强硬手段不但无法让民主情绪退缩，反而更激发广大的反抗。七一大游行的人数就证明了此点，而且示威群众的情绪也变得更愤怒、更不耐烦。泛民领袖也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反对声音，尤其是年轻人，指责泛民领袖“太软弱”，尝试拖延或回避斗争行动的升级。社会主义行动在七一当日提出“Delay No More”（不要再拖延），呼吁立即开始议而不决的占领行动──以及“我要真民主，打倒财团专政”等的口号。得到众多支持。

对“温和”泛民领袖的不满也明显地反映在各党派的筹款数字上。纵使游行规模更大，所有“温和”泛民政党都比去年录得更低的筹款数字：
公民党 （41万元）
工党 （18万元）
民主党 （20万元）

相对而言，属激进派的社民连，因应其领袖“长毛”被监禁4周而缺席游行，在七一当日募得93万元，比去年增加近50％。至于募款金额第一的，则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筹得近140万元。 “和平占中”运动被视为香港下一阶段的主要抗争行动，虽然其领导的态度倾向妥协并与“温和”泛民紧密合作。

弃掉“羊皮”外衣

群众日益上升的不满与沮丧不单是针对北京，也是对“和平占中”的领导层不断在拖斗争的后腿。这股压力导致了学生团体们在七一当天的游行后自行发起了具象征意义的占中“预演”。他们的行动却没有得到“和平占中”发起人的响应，陈建民更声言不希望任何团体启动占中“预演”。 “和平占中”领袖的立场坚持要等到政府提出政改方案后（年底前），才可以启动运动。实际上，政府明显地会坚持保留“提名委员会”，并已经否决了“公民提名”（普及的参选权）的诉求。 “和平占中”领导层尤其是在过去数星期，等同放弃了群众运动打铁趁热的机会，让政府肆无忌惮地进行大量的抹黑宣传和政治打压。

政府方面的回应是明显的。香港警察在学生发起的占领行动中拘捕了511人。这是自1997年主权移交后在单次游行中最多的拘捕人数。被捕人士包括了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与Nathan Leung。警察的大型行动与暴力手段都是为了表达政治讯息。警察使用“按穴”来冻结只是和平静坐的示威者。警方的扩音器不断重复要求记者离开现场，公然打压新闻自由──香港的新闻自由最近受到政府的多次打压。律师们也被拒绝参见被捕的示威者，明显违反法律。

大部分的示威者都被警告后释放，代表他们可能会在之后被警察秋后算帐，控以“非法集会”和“阻街”等。其中25人需要保释。政府与警方的举动同样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反扑，学生发起的占领行动在社会中获得大量同情，并向“和平占中”领袖施加更大压力，要求结束推诿的政策。

紧接著的数天，七一大游行的五名组织者被捕，并控以“没有跟从警方指示”的罪名。警察指控游行速度“太慢”！这是对每年举行的七一游行前所未有的打压，显示中共和港府都视其为眼中钉。抗议警方行动的包括刚出狱的“长毛”：“我被监禁26 日，不过只是从一个小监狱释放到香港这个大监狱。”

这些打压手法于中国大陆乃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在香港是一个新阶段，国家机器有计划地进一步加大镇压。其目标是要让公众“习惯”警察的暴力手法，并视暴力镇压是反政府示威为一个新的“惯例”。这被香港群众广泛地视为警察的“公安化”。
香港政府与资产阶级精英，在北京的敦促下正准备应对民主运动的升级。政权的策略是要加大对“温和”泛民与“和平占中”领导的施压，攻击他们在鼓吹“暴力”与制造“混乱”，试图分裂他们。将部分泛民成员分裂，让其倒戈并支持政府的“方案”（只能是北京的方案），导致民主运动的瓦解。

社会主义者与民主斗争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活跃于广泛的民主斗争，并自一年半前占领中环运动提出以来就积极参与。我们会为每一寸民主进步甚至部分改革而战斗，但是社会主义行动同时批判著今日泛民领导层寻求妥协的态度与策略。民主斗争要胜利，就需要阶级斗争的分析，并将民主诉求连结起废除资本主义的社会灾难。香港的民主斗争只能透过联结起中国的群众斗争──尤其是大量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才能成功。今年四月便发生了中国近30年来最大型的工厂罢工。

社会主义行动强调占领行动是一个发展群众运动的重要平台，但单靠这样并不足以结束中共的专政。我们需要升级至更效的策略，例如台湾“太阳花运动”的学生罢课，去引发工人们组织罢工。在占领运动面临著国家打压之下，──包括那些亲北京流氓“志愿团体”的威胁下，这是非常重要的。

占领中环运动的领导者们（在没有经过真正的民主讨论下）决定将运动名称加上“让爱与和平”的字眼，不幸地反映了对斗争的关键问题的一种鸵鸟政策态度。反而面对北京与港府“仇恨与暴力”，包括可能动用解放军的打压威胁，才是应该正视的问题！
我们将会发表新的文章讨论如何让民主运动向前走，检视主流泛民的纲领、镇压的威胁，以及中国内部潜在的社会政治不稳。

难民Ibrahim说：“法律是不公平的。我们需要工作！”

香港难民持续占领120天后愈变强大

社会主义行动成员Nate Norman对来自多哥的Nino Ibrahim进行了采访。 Ibrahim是一位已经留在香港超过九年的难民。

你来香港多久了？你为何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

明年二月就满十年了。

在我的国家多哥，社会制度十分不公平。政府从1967年起就在同一个家族的控制之下。 2005年的总统选举有人在幕后操纵，我哥哥参与了一些反政府抗议，随之被逮捕。三个月过去了，还没有见到我哥哥。我向军方和警方可能知道他下落的人打听，得到的唯一回答是“他在被捕当天就已经被杀了。”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不能让我哥哥白白死去。之后我开始组织反政府抗议，军方注意到了我，所以我只好离开，否则会被杀掉。

你为什么选择来香港？

我的朋友说香港很安全，而且我们从多哥来这里不需要旅行签证。

在这里申请得到庇护的过程要多久？

我在申请当天就得到了。但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援助。他们允许我呆在香港，但不让我工作，也不给予任何帮助。

你在无法工作的情况下怎样生活？

第一年我在天星码头靠乞讨维生。一天晚上，凌晨三点左右，我实在饿得睡不著，就慢慢走到了重庆大厦。一些警察拦住我要查身份证，而我只有庇护证明，他们就把我关进了监狱。接下来的四个月我呆在移民羁留中心。被放出来后，我在朋友的帮助下得到了一些政府援助。

你在香港有家人吗？你们住在哪里？

2009年我妻子来到了这里。我们现在有两个孩子，大的4岁小的3岁。生活非常艰难。孩子们上幼稚园的费用要先由我自己支付，半年后政府才为我报销。但不允许我工作，我怎么可能支付得起？这个法律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我们需要工作。如果香港政府不改变这个制度，我们怎么能够把孩子们养大？住在“国际社会服务社”（ISS）的收容所里。那里还可以，能够勉强度日，但实在没有空间养孩子。

你能讲一些关于香港难民的抗争和难民联会的事情吗？

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次抗议，以便我们的诉求得到关注。占领行动已经超过120天。我们深知，想要争取到工作权和正常的居住条件，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会坚持下去，不会放弃。反正我们没有工作，更有充足的体力去抗争。

占领中环：学生表示发起罢课　展示了斗争前路

最近几星期，香港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主运动两边阵型之间的斗争愈加尖锐。学联代表提出在八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当中很可能会否决公民提名）后发动罢课。这意见该当受到热烈欢迎。此外，和平占中三子之一的朱耀明牧师甚至提出了罢工，都是极之重要的发展。不论这些言论背后有多少认真的成分，单单是公开提出罢工罢课作为斗争的可能武器，已经是前进了一大步，也展示了民主斗争要胜利所需的运动模式。

北京的白皮书、79万在公投支持公民提名、七一50万人游行、警察于七一后占中预演拘捕511人，可见反政府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层次。政府最近发表政改公众“谘询”报告，不敢猛烈攻击公民提名，反映了政府惧于民情反弹而促发大规模群众运动。

可惜，和平占中的领导层并没有呼应形势的急变。戴耀廷最近向前线警务人员发表公开信，赞扬其于七月二日占中预演行动中“克制的专业态度”，根本完全脱离现实。就连温和泛民的陈方安生也都批评了警察的行动。戴耀廷应该收回信件，否则只会助长亲北京组织更肆无忌惮地抹黑示威者“暴力”。

如何组织罢课罢工？

社会主义行动的支持者一直在民主运动的场合中提出罢课罢工，包括于和平占中的商讨日。在本周之前，我们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广泛响应，甚至有工会领袖曾指出政治罢工“不切实际”。社义行动一直强调，我们完全支持占领行动，并认为不应继续拖延，否则有机会让中共独裁者先声夺人。然而，我们认为单靠占领并不足以打倒中共，而罢课罢工是比占领更有效的斗争手段。学生罢课可以作为起始，并以启发香港工人罢工作为目标。

当然，纯粹宣布罢课以威胁政府与切实组织罢课是两码子的事。和平占中领袖似乎天真地将宣布罢工罢课当为谈判的把戏。现在需要开始为罢课作准备功夫，尤其是透过学联，以民主的手法进行组织。组织方式应当走群众路线，即在每间院校建立罢课委员会，并组织群众大会向学生解释议题，从而争取大部分人活跃参与。

罢课需要是集体而主动的，而非个人自发式的行动，或者消极的走堂，也不应是学院单方面以行政手段决定罢课，而忽略了普通学生的积极参与。如此才能建立扎实而具代表性的罢课运动。这也是一个从台湾太阳花运动得到的重要教训，当时有超过80所大学参与行动。

随著中央发表白皮书等强硬举动，民怨不断升温，占中三子和温和泛民领袖们正面对巨大的群众压力，因而迫使他们有些人的言辞愈趋激进，也许朱耀明牧师发表罢工的言论也是同样道理。温和泛民的领导感到自己正失去运动的主导权。刚在五月份，占中三子才威胁会退出运动领导层，等同表示要结束运动。但如果今天他们再这样做，恐怕会让其他的势力走进来，在“和平占中”单位缺席下先行占领。因此，不但是中共与港府，连资产阶级反对派都正在群众的情绪上骑虎难下。

学联以及其他真心希望斗争向前走的组织实在不能浪费半点时间，要立即为开学时发动罢课作准备功夫。为达到目的，关键就是要在校园里切实建立罢课委员会。社义行动及其支持者未来将会全力为此奋斗。

为九月开学后发动全港大罢课作准备功夫
Delay no more！立即启动占领中环，向政府施压。
由下而上建立罢课委员会与民主的斗争组织
废除提名委员会，要求公民提名与真正民主，绝不妥协！

政改假谘询激起愤怒

立即占中　全港罢课！

特首梁振英公布提交人大常委会的政改谘询报告。这份所谓谘询公众的文件，得出的结论却完全违反民意，挑起群众更大愤怒。

报告指所谓“主流意见”认同《基本法》第四十五条已明确规定提名权只授予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显然是北京政府及香港财团属意的人把持，报告内提及将提委会“民主化”根本毫无意义。谘询报告指，社会大众普遍认同行政长官人选须“爱国爱港”。在去年年底，基本法委员主任李飞发表特首须“爱国爱港”言论后，港府与建制党派齐声和应，今天就成为了所谓“民意”！

民情汹涌的情况下，港府不敢明确否决公民提名，以免触发大规模群众反抗。但这不过是援兵之计，梁振英要把否决公民提名这艰钜任务留给中央政府，待人大常委在8月公布的政改决定再“一锤定音”。

最近一国两制白皮书发布后民情汹涌，激起80万人参与公投支持公民提名，51万人七一上街，年七月二日511人因参与占中预演被捕。群众运动本是民意最有力的表现，但在报告内全无提及。而报告指亦提出公民提名的只是“有一些团体和人士”，也没有提及香港群众准备占领中环争取公民提名。

戴耀廷对报告不满，但表示不至于要马上启动占中，继续其拖延本色。他甚至恳求中央不要在8月，而在10月才决定，“可以争取更多对话时间”。戴耀廷为中央献上援兵之计，可谓用心良苦！

较激进的学联表示，一旦人大常委会8月否决公民提名，势必会在9月发起罢课。学联也表示正与教协商讨中学罢课的可能性。秘书长周永康表示，也会联络不同团体准备罢工罢市，希望罢课会鼓励工人罢工。社会主义行动对此表示欢迎，并就此发起“全港大罢课行动”，现在就开始为罢课作准备功夫，尤其是透过学联，以民主的手法进行组织。组织方式应当走群众路线，即在每间院校建立罢课委员会，并组织群众大会向学生解释议题，从而争取大部分人活跃参与。

八月底人大常委的决定公布时，将会是另一场重要的抗争。现在就应该加紧时间，为九月开学罢课做最多的准备。争取公民提名，废除提名委员会，立即占中，准备罢课！

泛民收受《苹果》黎智英捐献 － 我们的看法

近日，建制媒体报道黎智英多年来资助泛民团体合共逾4,000万港元。在社会讨论占领中环得如火如荼之际，建制派企图利用此事渲染整场民主运动都是背后财主搞的“颜色革命”，以打击占中以至整场民主运动。然而，民建联却每年接受建制派七千万的捐款，与财团及北京的关系最为紧密。建制派的道德指控故然是极度虚伪，但黎智英金主事件的确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泛民党派需要正面回答。黎智英捐钱后当然不可能没有回报，而是要向泛民的政策及行动施加压力和影响。

报道称，当中以陈日君收款最多，两年内前后两次合共收取600万元，陈方安生则在2013-14年期间，分三次收取黎智英共350万元，李柱铭则在13年收取30万元。

受惠人有民主党及公民党等温和泛民，也有社民连梁国雄及工党李卓人。民主党获得黎捐款500万元、公民党则获300万元，而工党主席李卓人、社民连梁国雄、占中发起人朱耀明出任主席的香港民主发展网络都各获捐50万元。’

《苹果日报》为泛民主派的喉舌，虽然持有反政府的立场，但却往往为温和泛民保驾护航，抹煞更激进的抗争声音。《苹果日报》控制了民主运动的话语权，在关键时候却刹停运动避免“过火”。

在2010年6月23日政改方案通过前，《苹果日报》为民主党做蛊惑宣传，合理化其投票支持政府方案的恶行。今年，在争取公民提名，《苹果》又为18学者、陈方安生的公民推荐方案造势。甚至有传言指，在今年七一游行前，黎智英密会多名泛民领袖，要求他们不要在七一发起全面占中，避免“过早”与中央政府对抗。

此外，《苹果》于2012年头刊登了“蝗虫论”广告，社义行动当时组织学生焚烧广告，对抗族群主义。

可惜的是，即使是民主派的激进阵营，往往都畏于《苹果》的强大宣传力而不敢与之彻底决裂。工人斗争与民主运动需要自己的独立性，不能依赖商业媒体作为宣传工具，而要创建独立于资产阶级的媒体和组织。这也是《社会主义者》杂志坚持独立出版的原因。

近年，一些左倾社运人士以及右翼本土派大力抹黑社义行动“只会筹款”，而这些组织往往直接简接收受财团或政府的资助。社会主义行动为以工人阶级和底层群众为依归的组织，绝不接受财团一分一毫的资助，我们所有收入都从街上小额募捐、售卖政治刊物以及会员捐献收入筹得来。若要坚决拒绝财团资助，就更需要群众的财政支持，因此在街上募捐是完全合理的。

近年连串打压香港新闻自由的事件发生，可见我们需要受公共控制、让任何群体都可自由使用的民主大众媒体，而非今天由有钱人垄断的私有媒体。

澳门：二万人上街反离补法的斗争

对于关心政治的大众来说，一般不会对澳门有太深刻的印象，澳门往往只是一个赌风弥漫的城市，金碧辉煌与霓虹光管似乎掩盖了贫苦大众真实的生活实况。澳门于2009年已经率先通过基本法廿三条，并且近年来年年“派钱”维稳，而立法会中被保皇党占据，只有寥寥四位的民主派（总共33席）。难怪当香港年年六四七一数以10万计上街抗争之际。有澳门人却概叹远在主权移交前澳门已经是“解放区”。

整体社会气氛被牢牢“和谐”、立法会早已沦为建制派的橡皮图章，澳门特首崔世安于五月一如既往地将议案送往立法会作象征式的通过。此时，手中的议案为《候任、现任及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保障制度》，简称“离补法”，而内容大致如下：

● 特首离任后可取得相等于月薪7成的长俸（以现任特首崔世安为例，他于1999年至2009年担任社会文化司长10年，可获700多万元离　　    任补偿，离任特首时另可领取每月约18.9万元“长俸”。）

● 主要官员离任则可获得额外一次过补偿，相当于任职月份乘以月薪的14%至30%

● 建议特首在任期内可享有刑事豁免权

此案早于去年12月的时候已经于立法会“一般性讨论及表决”获得通过，这次只是按程序计画于5月27日在立法会正式通过。澳门对上一次就政治议题而起的抗争是2008年的反廿三条游行，当时只有过百人参与示威。崔世安心想，这次也不可能出什么岔子吧？

5月25日，“澳门良心”发起游行反对离补法案。游行由塔石广场走至政府总部，起初大会预计只有1千人参加，但当天却有超过2万人走上街头，超出预期二十倍！澳门人口只有61万人，以人口比例来说相当于有22万人在香港上街。示威者要求政府撤回离补法，而当特首拒绝撤回，群众即时号召行动升级，于27日表决日当天包围立法会，再有超过7千人集会。最后，特首崔世安于29日宣布撤回草案，反离补的抗争最后以胜利告一段落。

事实上，反离补的抗争能够动员如此广大的群众参与，除了法案本身的荒谬与高官贪婪自肥外，亦是澳门经济社会危机累积起来的民怨所致的。正如没有沙士所致的失业及经济危机，香港2003年也不会有50万人上街反对廿三条。澳门自主权移交以来加速发展赌业资本，近年人均生产总值已经一跃成为亚洲第一（每月约58,000港元），是香港的两倍多，但总体劳动者的个人入息中位数只有每月约13,000港元，与香港的水平差不多。可见澳门的就业状况与工作条件非常差，财富集中在小撮人手里。

适逢今年八月底为澳门的特首小圈子选举，在接任期间虽然在小圈子的钦点下现任特首崔世安乃唯一候选人，无疑两万人的抗争在此刻对统治阶级来说尤为尴尬，加上澳门政府少有处理突发示威运动的经验，今次犯了众怒后可谓手足无措，唯有立即撤回方案。

与香港同样，新任特首亦需要处理2019年的“普选”政改问题。反对小圈子选举、反对假普选的斗争亦会在澳门掀开。澳门正仿效香港“和平占中”发起民间公投运动，抗议特首小圈子选举，可见两地运动会互相鼓舞。

在未来的斗争中，应当将民主普选的议题，结合群众反对贫富悬殊、资本垄断、官商贪腐的劳动者议题。社会主义者一直强调，需要完善退休保障制度的是穷人而不是高官。而政治代表的薪津应该与普通工人工资相等，不应享有经济或政治特权。澳门群众及工人也需要广泛群众性工人政党，提出社会主义纲领以挑战当今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达至真正的民主。

300名救生员罢工抗议康文署欺压

8月5日（星期二）约300名公共泳滩的救生员发起罢工，于早上11时开始在沙田康文署总部集会。罢工员工所属的港九拯溺员工会为职工盟的工会之一，员工举起“无前景，新人不入行”、“脱离技工　设救生员独立职系”、“泳客激增　压力爆煲”等示威牌。社会主义行动到场声援，并了解救生员的状况。

据媒体报导，工会估计约15个泳池或会受影响，较大规模的罢工行动发生于城门谷泳池、湾仔摩利臣山泳池、大围显田泳池；亦有至少8个沙滩受影响，当中蝴蝶湾全体33名救生员都会罢工，而旧咖啡湾和屯门黄金海岸也有逾半员工参与。

要求增加人手

工会要求署方尽快增加人手，以及让救生员脱离技工职系，设立独立职系，将起薪点由每月13,000元升至17,000元，跟救护员看齐。

工会副主席郭绍杰表示，由于政府近十年来不断削减人手，加上多了自由行泳客，令救生员的工作负担百上加斤。政府于04年开始削减开支，将救生员数目由约2,400人减至约1,600人。泳池救生员的人手持续紧张，由2004年每个泳池有10人，降至现时6至7人，人手却不加反减。郭绍杰指，内地泳客激增，很多人不遵守泳滩守则，加大了救生员工作负担，但救生员欢迎任何人士到泳滩游泳，解决方法应该是增加人手。

一位救生员张生谈及工作苦况：“我们除了看守员和巡池员外，还有负责救生站的同事。但康文署不断缩减人手，编排只有一人在救生站，如果譬如有人在更衣室发生意外，一个人根本抬不起担架，变相要调动其他救生员来帮忙，这会影响到泳客安全。”此外，城门谷游泳池因为人手不足，曾经试过封池。现在，这个泳池要订明新规定，同事想放假就需要用申请形式，由主管批核，令放假比以前难很多。

仅为“技工”　没有前景　流失量高

救生员需要经过训练、视力测试，还要考取多项专业资格，但是此职业在公务员体系只属“技工”。最基本的牌照包括（1）泳池救生章（2）沙滩救生章（3）急救牌，每隔三年要重考一次，如果是季节性的兼职工更要付出$5,000-$6,000元考试费。政府准备在2015年要求新入行人士考取水上电单车牌或独木舟牌，方可再考取救生章以成为执业救生员。

由于入行要经过训练和考试，但泳滩救生员的职位级别却被贬低，因此不少年轻人宁愿投考纪律部队。康文署对核下泳池和池滩救生员的要求对比起其他私营的泳池更高，

发仔埋怨道：“我们需要每隔三年就考取不同牌照，有机制设定不同测试，可以给予公众信心我们是可以保护到巿民安全，可是外间的私营游泳池，却只是有泳池救生章就可以，我们的付出和成果根本不成正比，实在是很不公平。”

入职后难有晋升机会，工资也难随著年资增加，不少做了10-20年的资深救生员也只有15,000 – 16,000元左右。发仔表示：“与外国相比，这里工作没有前景，管理层又无视野。外国是从交流生开始做，其后认为适合当救生员后再给予进修，然后成为救生员，又有机会晋升为管理层。这里什么也没有。”

康文署长期想将救生员工作变得零散化，2000年-2009年期间就涷结了长工，变成只有临时工，当时令大量救生员流失。发仔自己是2009年恢复长工申请后，才成为长工。

可惜，至今救生员的流动率非常高，新入职差不多8-9成上班半年多就暂停或完全停止上班。救生员萧生说，原本救人工作是有使命感的，可以处理好事件会有很大满足感。但他慨叹这行业不受重视，没有前景，因此难有年轻人再入行。他有点愤愤不平，说：“为什么我们一队救生员要自己操练，就是为了有突发事件时可以有默契地协调工作，但现在新人入行上班两三个月又不做，或者间间断断的上班，我们怎样操练？”当了14年救生员的发仔更表示：“每次考核都要安排在11月份开始，这分明是有心戏弄我们！那时正值冬天，要落水考试、又要冬天跑沙滩，康文署的安排实在很过份！令一众兄弟也捱得很辛苦！”

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表示，今次只是“警告性”的罢工，如果康文署不改善工人状况，未来将会有更大规模的工业行动。社会主义行动完全支持工人合理的诉求，更大规模、更持续的行动将会获得广大市民同情和支持。

反占中游行抹黑民主运动为“暴力”

经历了个多月抹黑占中的工程，8月17日“反占中大联盟”动员大规模亲政府游行，打著“保和平、保普选、反暴力、反占中”旗号，指控占领中环为激进暴力，会破坏香港稳定。大联盟发言人周融声称，游行人数为25万人。游行队伍比七一疏落得多，且较七一游行更早完结，但警方公布游行人数为11万，多于今年七一游行的9.8万，其偏颇显然易见。

“保普选、反占中”意思是要香港民众放弃公民抗命，先接受2017年中央安排的提委会筛选方案。在游行前，有建制阵营放风威胁，如果2017年政府的政改方案不能通过，就要等多十年才有普选。如果2017年的假普选得以通过，政府并不会“循序渐进”将假普选民主化，反而会视之为一次专制政府的胜利，从而进一步打压民主权利，包括为廿三条立法等。

建制派以大量人力物力动员支持者上街。通过社团联会及乡议局以金钱利诱动员，向每名参与者派发$200-500元的报酬，并赠送免费海鲜餐。亦有不少中资财团向员工施压，要求他们上街；而亲中学校亦组团带学生充撑场面。当传媒访问参与者上街原因时，很多都答得胡里胡涂。

与对待七一游行截然不同，警察几乎为亲政府示威者开路，甚至纵容游行人士到未封锁的马路上游行，造成交通堵塞。相反在七一游行时在交通安排上就诸多留难，更指控主办单位的领头车司机慢驶而将他逮捕。逦外，有亲政府人士向人民力量反示威者掷鸡蛋而误中警员，但警方却完全没有追究。

建制派大动员

无疑这场是主权移交以来建制派最大规模的一次动员。参与游行的建制派政客包括，行政会议成员张志刚、新民党叶刘淑仪、立法会财委会主席吴亮星等。而特首梁振英、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发展局局长陈茂波、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等都在游行前高调签名反对占中。

在7月至8月，建制阵营全力开动舆论机器，向占领中环运动作出反击。反占中大联盟在全港摆设400个街站，声称总共收集了150万个签名反对占中。这是建制派向六二二公投80万人支持公民提名、七一51万人游行、千人占中预演（511名示威者被捕）所作出的回应。

无论中共及其属下团体的动员手法如何丑态百出，这次可谓与反对阵营作出一次较量，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在2017年落实一人一票的“普选”前，中央政府要进一步强化自己的选票机器及上街机器，就如港区人大代表郑耀棠所指，要确保特首选“零风险”，不仅要牢牢操控选举结果，还要操控整个选举过程，以免2012年的唐梁之争翻版再现，曝露统治阶级的内部权斗。

未来群众反抗愈趋激化时，建制阵营会更大力动员这些爱国势力，而这些势力往往有失控的危险，酿成“激进”的爱国群众运动。

泛民回应苍白无力

对于反占中游行，占中领袖之一的戴耀廷表示“尊重市民权利”，又强调占中是“迫不得已”才做。

因为八月人大决定公布在即，自七一游行后，建制派发动了一连串的抹黑工程，旨在压制占中运动的势头。中央政府显然态度极为强硬，提出要提委会过半数支持才可成为特首候选人，门槛极高。但是，泛民主派依然寄望与中央谈判，哀求政府不要过于强硬而“扼杀谈判空间”。民主党、公民党与民协等近日与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会面后，语调非常温和，没有准备动员群众反抗之势。

此外，温和泛民不断淡化“公民提名”的议程，以更抽象的“国际标准”代替，而什么是“国际标准”的普选并无明确定义。温和泛民务求令群众忘记公民提名，方便与中共日后谈判妥协。

目前群众普遍的反抗决心已经超越了泛民领导，因此泛民也十分畏怕与中共妥协会受群众唾弃。如果人大决定将普选门槛“定死”，泛民因为害怕失去运动主导权而不得不发动一些抗议，但同时要削弱和压制运动，避免与中央全面对抗。因此，近来温和泛民有提及“局部占中”、“分批占中”、“流动占中”等光怪陆离的策略。

人大决定公布在即，社会主义行动继续为占中和罢课运动竭力宣传。罢课和占中可以作为运动的开始，继而发展为罢工等更有力的抗争，挑战港府及其背后的中央政府和中港资本家。

《主场新闻》结业 － 论新媒体运动

网上媒体《主场新闻》创立不够两年，在7月26日突然宣布结束营运。创办人蔡东豪于其网站仅留下一篇声明，表示由于收支不平衡，以及受到政治打压，决定正式结束运作。蔡又指，现时社会弥漫一片白色恐怖，令他和其家人感到恐惧及困扰，加上收支未平衡，唯有结业。

近年传统主流媒体受尽打压，《明报》被撤换总编，《商台》李慧玲被解雇，《苹果日报》被抽起广告。网上媒体开拓了新空间，成为传统媒体的暂时代替品。 《主场》平均每日“独立浏览人次”有30万人，是众多网上媒体之冠，短时间内跃居为新闻自由的希望，其结业引发众多读者的同情。

蔡东豪主张普选可以维护商界的稳定，呼吁商界支持为普选占中。当然这只是乌托邦的主张。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岑倚兰也表示关注事件，“主场新闻结束，可能与蔡东豪占中十子身份有关。”

《主场》资金主要来自《苹果日报》资助

《主场》虽然没有直接接收广告赞助，但营运资金大部分来自蔡东豪与《苹果日报》的合作计划，实则上也摆脱不了市场制度的局限。自今年4月份，《苹果》宣布削减5%开支预算，变相令《主场》收入大减。但对于蔡东豪一名年薪过千万的富豪来说，《主场》的营运资金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真正令其结束《主场》新闻的原因更是其在内地庞大的生意。

据报道，蔡东豪是上市公司的行政总裁，去年度薪金、酬金连花红为1066万元。精电国际工厂设于大陆，蔡受到了当局的政治压力，要求停止继续制造反北京的舆论平台。

员工不知情没有遣散费

按照劳工法例，员工工作满两年可获遣散费，但蔡东豪于两周年的前两日突然结束营业，事前只有知会其他创办人，其16名员工全不知情，不少也是在“主场新闻”的网页上看到蔡东豪的告别信才得知结业事件，所有员工到最后只能获发一个月代通知金遣散。

从此也看到“民主媒体”内部的不民主，只有掌握资本的人才有话事权。 《主场新闻》由一众员工并无决策和知情权。

媒体不能依靠财团资本需要独立民主公营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网媒还是逃不过利润制度的制肘。至今网媒仍然未如传统媒体般被财团全面操控，只是因为网媒生意尚未能为资本家赚大钱。但所谓“新媒体运动”发展下去时，大资本就会入侵这片“最后乐土”，亲商建制的言论还是会大行其道。资本家首要关注的不是民主，而是追求利润，不能依赖他们维护新闻自由。新媒体运动只是改变了资讯发布的形式，但资本家操控话言权的制度若不改变，长远来说网媒领域绝不能独善其身。

传统媒体始终会占据社会上绝大部分的言论空间，如果以网媒作为代替品，而放弃在传统媒体阵地上抗争，只是积极的逃避。要彻底捍卫言论自由，对抗政治打压，打破资本家垄断舆论的局面，争取真正的编辑自主和新闻自由，需要由传媒工作者民主选举产生的编辑委员会下运作，并根据民众意愿，公平分配充足的公帑支付开支。

人大常委为香港普选“落闸”

全国人大常委就普选框架“落闸”，坚持特首候选人必须为亲中共人士，由中央操控的提名委员会筛选候选人，无视民众对普选的诉求。此举形同清楚证明了一个残酷现实：中共一党专政下并不可能有真普选。北京不但落闸，更准备放狗咬人。

人大决定令公众震惊、愤怒、绝望甚至是被背叛。民主斗争若要前进，就需要一场群众运动去引导社会上的愤怒。这场运动一定要包括罢课罢工、占领行动、杯葛等公民抗命。

人大决定的提名程序的门槛比现时小圈子选举的更高。连曾经提倡妥协方案的温和派汤家骅都坦承方案“比想像中更不民主”。六月汤家骅与亲中人士举行政改论坛讨论妥协方案，社会主义行动当时到场抗议。

人大决定的重点不仅在其内容，其强硬语调亦不可忽视。政治局常委张德江明言中央已“心理上准备香港会有事发生”。建制阵营猛烈抹黑民主势力与占中运动，尤其最近几个月指控其为“违法行为”。

“坚持占中只会头破血流”

人大决定发表之际，当局发言人骤然改为强调“国家安全”，外国势力借香港颠覆中国。这指控是毫无根据的，英美等西方国家政府与中国交涉时从来都是商业利益行先，人权为后，根本不会关心香港是否有民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指，中共独裁者只让“爱国人士”出选特首，正如美国也不会容许恐怖分子的首领担任州长。陈佐洱在港台节目更表示，如果坚持占中“只会是头破血流”，近日也有不少中共高官发表过同类言论。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社评指，香港不免面临摊牌，而中共及其爪牙有“资源”（即国家镇压力量，包括解放军）去应对危机，这阐述了人大常委强硬立场背后的“战略意义”。

《环时》8月26日的社评指：“香港反对派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要我们有不允许香港沦为西方势力范围的决心，中国内地和香港社会就有取之不竭的资源，将极端反对派和其背后支持力量最终推向绝望。”

人大决定等同向香港民主运动宣战。中共似乎计算到之前与资产阶级反对派领袖（泛民）的所谓“对话”已再无价值，现在是他们摆出强者姿态，在香港重新树立权威。北京可能预计不免会有一些抗议发生，但他们有信心将其抑制，并重挫泛民主派的力量，令香港以至大陆的民主斗争败退。这些举行无疑反映出中共政权深陷危机，激烈权斗正在进行。习近平需要展示其“强人”作风。

张德江等官员表示，当局已经准备镇压，由大规模逮捕清场，以至检控或有可能拘留活动分子及公众人物。这战略可以惹来反弹，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正如《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共可能会发现自己与大批港人长期僵持不下。

历史性的挑战

北京不仅想令香港民主进程停滞不前，更要令其倒退，因此开始警察暴力对待示威者、打压新闻自由，从而恫吓并打压批评政府人士。最近资助并动员反占中等亲政府“示威军”，当然据称的19万反占中游行人士只是收钱的临记，并非亲政府的真正势力。如果中共成功推动这些反革命措施，他们会继而步步进迫，试尝重推廿三条国安法，并对香港强加其他政治束缚。

因此，最近的事件为中港的民主斗争带来历史性的严峻挑战。当务之急是要有果断而有力的回应－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去挑战人大常委的政改框架，并向中共妖魔化占中以及整场民主运动的舆论反击。然而，为了这场反抗运动得以胜利，必须从最近的斗争经验中汲取教训，当中曝露了泛民领袖在纲领及战略上的重大弱点。他们偏好妥协和逐步改革，避免以群众斗争去公开挑战独裁统治。

占中三子也是如此，他们政治及策略上亲近温和泛民，不断拖延发动占中，令运动的民气不断消耗，寄望于与港府及北京达成协议，但最后也不能说服北京不落闸。相反，他们一直拖延而导致错失了建设运动的时间，而单单空谈占中去威吓中共反而只勾起了中共对八九时的回忆，当时的危险几乎令中共失去政权。

社会主义行动的支持者一贯批评占中三子及泛民主派拖延发起占中及其犬儒懦弱的路线。我们强调若果要取得胜利，要打倒独裁政权而不只搞一场象征性的抗议，占领只是运动开始的一块跳板，让运动升级至真正的群众运动，包括罢课罢工是关键的元素。这连系至建立群众组织，尤其是战斗性的工会及工人阶级群众政党，为民主斗争赋予经济实力及政治领导。要拉阔民运战线，从而取得中国群众的回响，就是要令民主运动走向反资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将民主诉求连系至需要消灭贫穷、长工时及高楼价等民生问题。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长王振民指，需要提委会筛选候选人“保护”香港工商界精英的利益，在香港的一场论坛说：“目前主导香港政治的是少数企业界精英人士，他们控制著香港的命运。”他这样说是为了合理化构成提委会都全是菁英。香港商界如何敌视占领中环，而加拿大、印度及意大利在港的商会也是如此，由此可见资本家对民主的态度。

“我们被骗了”

前民主党领袖李柱铭表达了很多港人的共同意见：“我们一次又一次被骗，民主一次又一次被拖延。”

社会主义行动一路以来警告，不能信任中共之前落实普选的承诺。期望独裁者去举行公平公正的选举是荒谬的。可惜，泛民领袖的纲领和政策正是以此为前题的。在历史上，民主权利都是直接间接通过反独裁的革命性斗争中赢回来的。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在1917年革命前并没有普选权，因为1917年俄国革命后第一次成立工人政府，欧洲资本菁英害怕革命会蔓延至他们的国家，才在民主权利上作出退让。

今天我们所需的是推倒一党专政的战略，这战略是建基于香港以及至关重要的中国群众抗争。如果没有这场斗争，尤其如果没有面向中国受尽超额剥削的工人阶级，单靠香港单方面的斗争是不能赢得民主诉求。

由于泛民领袖不愿抗争，香港“本土派”在这一片失望与沮丧中冒起，但他们并不明白这一现实。温和泛民相信香港单独与中共独裁者媾和，而本土派则认为可以单靠香港与独裁者对抗，其实只是同一错误的两面，都无视中国当权菁英与工人群众的截然对立。本土派种族主义的言论是团结两地群众反对中共的障碍，而两地群众团结抗争是唯一出路。同时，人大决定及北京的强硬立场不免令香港愈来愈多人支持“真正港人治港”甚至港独，而本土派可以从这情绪中收割政治资本。

泛民主派夸大了中共对改革的空口承诺的价值，为他们的骗局作掩护。正如李柱铭所言，这一次又一次发生。

运动若要向前走，就必须放弃幻想中共有心或有力在民主上作出退让。在人大决定公布后，显然至少在基层活动分子、工人与青年之间，愈来愈多人终结这一幻想方面踏出了一大步。中共若果稍作让步可能会赢得一些民意，乍看起来现在它寸步不让的取态似乎难以理解。然而，中共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其逻辑的，因为它害怕若果未来香港的管治班子不受控制，将会波及全中国，有可能威胁独裁者的存在。

要就要，不要就罢！

中共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向泛民领导威迫利诱，从而令泛民阵营分裂。温和派害怕群众斗争，更特别害怕占领运动会失去他们控制，中共期望这会向泛民造成压力而倒戈支持政府。虽然最有机会叛变的民主党对人大决定深表震惊，但不能排除他们日后会倒戈。教协立法会议员、温和派代表叶建源坦承评人大决定“比想像中更差”，民主党刘慧卿形容方案“令人作呕”。

对北京来说，似乎要准备出动Plan B。如果泛民没有倒戈支持政府，而否决了政改方案，北京就会将责任推向泛民，指控他们阻碍落实普选的进程云云。

这会造成民怨爆发，民主运动进一步激进化，造成政府严重的统治危机。如果泛民倒戈支持政府方案，2017年特首普选可能会有大规模杯葛运动，造成大量白票。

泛民主派的危机

面对人大决定的结果，温和泛民完全没有预见这一情况，因而陷入了震惊与绝望。但这震惊不必令他们反省。虽然在本文撰写之时，泛民领袖在群众压力下强烈谴责人大决定。中共的政策引致非常尖锐的政治两极化，而令寄望于当权者赐予政改的所谓“中间道路”愈来愈窄。温和派代表的汤家骅指温和民主派在港从政“无路行”。

未来几个月，中共会向这批政客施加心理压力，令泛民支持政府方案从而防止这场“历史性危机”。北京威胁如果政府方案被否决，香港未来十年都不会有普选。因此，现在只有群众由下而上的压力才能保证温和派不会重犯2010的错误，让政府通过方案。现在需要发起一场运动去巩固关键的反对票，通过要求温和派议员签署承诺书，向他们施加压力。

激进势力，例如社民连的“长毛”梁国雄希望再来一次“变相公投”，通过议员辞职去促发一场全港的补选。如果这可与切实的群众运动配合起来，可以向温和派施加最大压力，迫他们否决假普选，成为斗争的重要平台。

虽然很多活动分子希望并假设人大决定会是占中的开始，但占中领袖面对斗争时一再表现得犹豫不决。戴耀廷现在提出“持续长期”、“一波又一波抗争”的公民抗命。这本身不是错误的想法，但他可以用此作为掩饰自己无心行动的借口。局部、分散的抗议只会消耗民气。

社会主义行动从没讲过占领是唯一或主要斗争策略。由和平占中提出开始，我们认为占领可以是一个开始，但需要更有效的集体行动，例如由学校罢课开始，继而推动罢工。我们亦解释到无限期的占领运动是十分难以持续的。从美国、西班牙、希腊以至其他国家中占领运动的实际经验，就可看到这一点。

组织起来　罢课罢工 

现在民主斗争的一个极为正面的发展是，愈来愈多团体开始提出大学中学罢课（包括学联），社义行动一直竭力倡议这抗争方法。有组织的全港罢课，可以有力的指出斗争的前路。虽然历史上工人组织在香港非常疲弱，而罢工很少发生，但学生的罢课可以掀起工作场所的罢工发生，而罢工是胜利的关键。

社义行动正于中学大学为建设罢课奋斗，强调需要组织起来，建立罢课委员会，集体行动。有部分人认为让个别学生“走堂”，或者由学系从上而上去领导一场被动的罢课，会是较易走而避免冲突的方法，但斗争若要成功，就要依靠大规模集体行动，并在每间学校和工作场所建立民主的战斗性组织。

人大决定打破了谈判的幻想，削弱了妥协派，令社会上政治两极化起来，为中港的民主斗争揭开新一页。在这形势，革命与反革命的元素都显然存在，更迫切需要在民主斗争中建立工人阶级群众政党，将民主诉求连系至推翻贪污专制的资本主义。

群众抗争激化　揭露警察镇压本质

近年来，香港发生越来越多政治检控、政治审判、警察选择性执法、暴力滥权等事件，六月份，警察在立法会的反新界东北集会中，动用反黑组将示威者拘捕并私下殴打和凌辱；社民连主席长毛梁国雄因为三年前示威而被判入狱一个月；七一大游行，五十多万人上街，警察在翌日清晨拘捕511位预演占中的和平学生和民众，并在数日后拘捕游行主办单位的五名成员，作秋后算帐。

这些政治打压令普罗大众对警察的角色产生更多不信任和反感。在反新界东北的立法会示威后的一份港大民意调查显示，市民对警队的满意度净值，跌至回归以来新低，只有36%。警察暴力镇压和平的学生与民众，使用不必要的暴力和违法手段恐吓示威者，故意阻吓民众参与反政府运动。

预演占中当日511人被捕97年以来最多

警方在七月二日清晨，拘捕共511名在中环遮打道参与占中预演的和平静坐示威者，这个数字是自97年主权移交以来，不单破了单日被拘捕示威者的记录，更是除05年反世贸示威外因游行集会而被拘捕的最高全年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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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集会被捕人数：
2010：57
2011：444
2012：56
（单日）2014年7月1日：5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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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7月2日当天侵犯人权的行为令人发指。示威者被拘捕后需留在旅游巴上，然后被带到黄竹坑警察学院，必须留在的狭窄座位好几小时，多个小时不被允许饮食或上厕所。笔者也是被捕的其中一人，当日我便亲眼见证著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在旅游巴上要求去洗手间而多次被拒，扰攘约一小时才让她下车。警方又阻止律师与被捕人士见面，被捕人士不准使用手提电话。警察不但侵犯最基本的权利，并且违反了警察内部守则。

不但是7月2日的511人被捕，5名七一游行组织者的民阵成员，在游行数天后被捕，这是自03年有七一游行以来从未试过的，他们涉嫌的罪行包括“公众游行组织者没有遵从警务人员所发出的指示”及“妨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警方表示他们令游行“走得太慢”。

七月二日被捕的511人中，有25人被控协助及组织非法集结等罪名，保释后定期到警署报到，但警方要求延长保释期，其中十六人不满，将会拒绝保释，改为要求即时检控或无条件释放。

香港警察“公安化”　暴力殴打示威者

在六月反对新界东北的集会中，警察在立法会外抬走190名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的示威者。当日警察动用了“反黑组” － 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 来处理示威者！反黑组警员在警车上将灯关上，对被捕的示威者殴打、“吐口水”、盘问他们是否黑社会成员，并作出言语羞辱，有人被打至头破血流。有电视直播画面拍到，便衣警察混入示威队伍中制造混乱，其后返回到警方防线时才戴上证件。建制派舆论抹黑示威者“预演占中”，但实际上，预演占中的却是警察！

指示威者“寻衅滋事”

香港警察员佐级协会在七一游行后，发声明批评游行有人制造混乱，并首次在正式声明中使用只有大陆公安才使用的名词，将和平示威者说成是“寻衅滋事”。

寻衅滋事罪是中国刑法（第293条）下的罪行，最高可判5年有期徒刑。维权人士如结石宝宝之家发起人赵连海、内地维权律师浦志强就是被内地公安以“寻衅滋事”的恶法将其拘留。该罪名指：1.随意打人；2.追逐、辱骂他人；3.强拿或损毁、占用公私财物；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混乱。此罪名现被香港警察用作公开声明，反映日后警队作风将更强硬，将内地公安打压异见人士的手段在香港恒常化。

香港警察世界第五多开支庞大

香港警队人数众多，成为全球警力最高的五强地区之一，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统计，本港每10万人口有约450名警察，警民比例在全球主要国家及地区中属第五高，比哈萨克在亚洲区更属最高，比例较新加坡多近两倍。香港警队整个部门的人手编制接近3万人，另外还有数千人属于辅助警察队。但警队人数每年仍然不断上升，公帑开支一样上升，每年政府开支百多亿元，2013年警队开支为146亿元，本年的预算开支是155亿，其中“维持社会治安”的开支比例占最大，而且近年更大幅增加，翻查过去10年的《财政预算案》，警务处的“维持社会治安”开支，较10年前增加了41.5%，达2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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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队每年财政支出
2008：115亿
2012：138亿
2013：14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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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警方、入境和海关更突然增设助理职位的临时工，其中警方短期内以时薪聘请退休员佐级人员担任新设的警署助理以应付占中。这些属于人民的钱，本应用于公共房屋，医疗，教育等公共开支之上，政府对此一毛不拔，但却每年增加这些“维稳费用”开支。

中国的维稳开支超出军费开支，超过8千亿人民币。实际上，各国统治阶级亦在面临同样情况，面对著社会危机，群众运动四起，资产阶级不得不利用更大力度的镇压来保护自己的地位和私有财产，在巴西，成千上万的民众上街示威要求基本的住屋，医疗和教育权利，政府却动用警察镇压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和罢工，花高达8亿美元，动用17万军警在世界杯期间维稳。美国警察在占领华尔街运中也暴力清场。

警察作为政府和统治菁英的工具，在必要的时候，将会担当越来越多政治角色去镇压群众抗争。而且随著近年来香港的社会政治局势越趋尖锐化，贫穷、房屋、物价等民生问题没有解决，资本家依赖不民主的议会制度通过打击普罗大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如新界东北发展计划），中共独裁对于普选的承诺又一次次地落空，这导致群众运动激化，统治者不得不动用更强硬的镇压手法来维持“稳定”，这便进一步揭露了警察作为国家机器镇压群众抗争的本质。

反抗运动需要有组织、有纪律

中共独裁及香港政府很明显不会在普选的抗争上作出任何让步，而现时政府建制已为对付可能随时发动的占领中环作出准备，可以预见，统治者已准备在未来加大警察的暴力和政治检控等打压，所以我们急切需要的，是讨论如何对抗警察的暴力和如何保卫这场运动。可惜的是，面对著国家镇压静坐示威者，占中发起人戴耀廷不但没有谴责警察暴力，捍卫那些勇于公民抗命的示威者，相反地，戴耀廷更反过来赞扬警察“尽忠职守及克制的专业态度”！

我们强烈谴责警察的暴力、滥权和政治检控。我们支持在群众运动中组织起群众纠察队，保持示威有高度的纪律性，以防范警察渗透挑衅。群众运动都需要民主组织的委员会，让各团体派出代表共同参与，民主决定下一步的策略和行动，对抗政府舆论机器的抹黑和武力镇压。

现时迫在眉切的，是建立起一场抗议警察暴力和“公安化”的运动，我们非常欢迎民阵发起的声援511名示威者的游行，这将号召更多愿意斗争的人投入到这场运动中。

警察需由社区民主控制

国家就是垄断的暴力，而警察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中作为国家的镇压机器，其任务包括镇压工人运动和群众反抗运动，为了保护资产阶级当权者的地位、利益和财产。国家机器包括警察、法院、秘密警察和监听系统等，目的是为了打压工人、社运分子，尤其是打压群众抗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争取对警察的民主控制权，在每个城市，通过民选的委员，在警察不同事务上进行讨论和决策，即使是高级任命、资源调配、警察的策略方向等等，委员会都有权决策。

全港大罢课：分析罢课形势，如何组织？

香港的民主运动进入了关键时刻，八月分是抹黑中伤的一个月，建制派大洒金钱动员反占中的宣传，在各区大规模组织街站，并于8月17日举办游行，将领占领中环说成是“极端暴力”。

7月底，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及学民思潮表示，若果八月底的人大决定否决公民提名，或者会发起罢课行动。这是民主运动廿年来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因为过往的斗争手法最多只是游行集会，而罢课将会是更有组织、更有效的抗争手法。若果以正确的方法发动罢课，将造成震撼的舆论效果，将香港民运的群众组织力提升至另一层次。

社会主义行动发起了“全港大罢课行动”这一推动罢课的组织。我们提出组织罢课的方法，并吸引学生率先行动，再向学生会及校方施加压力，从而推动罢课。固然我们并非庞大的群众组织，而大学及中学罢课始终需要由学联及教协发动。但我们提出罢课所需要的组织方法及策略，并以一些学生开始做带头效应，可以影响及强化罢课。

如何组织罢课？

成功的罢课必须是集体而积极的行动，而不是消极的“走堂”。在8月9日我们的首次罢课义工会议上，保卫香港自由联盟的韩连山表示：“1973年教师的反减薪罢教运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真的能瘫痪教育制度。”

要达到这目的，罢课就需要由下而上的组织，由学生自己在各间院校成立罢课委员会，民主策划罢课运动。委员会需要扎实而具代表性，应该由学生为主导。不同于现时学联主要依靠联络教授或院方，而希望对方可以允许一段罢课日子，但欠缺在学生之间进行组织宣传。

全港大罢课行动会制作传单及海报，提供组织方法的意见，让学生回到自己学校组织。在过程中，各校的罢课委员会派出代表，来到全港大罢课行动的大会汇报成果。

具体的组织步骤在末段谈及。

罢课的日子、策略

罢课要向政府构成压力，选择的日子会是关键。有传学联考虑于9月第一个星期罢课，全港大罢课行动对于这个日子极有保留。因为9月第一个星期正式教学多数尚未开始，罢课并不能达致瘫痪教育制度的效果。

罢课应该设定为正式教学的时期，才能真正中断课程。而且发动罢课的前一天与翌日一定不可以是假期。因为如果前一天是假期，很多学生只会是消极的休假多一天，而难以号召他们回校积极集会。而如果罢课翌日为假期，就会打断罢课开始的势头。

此外，学联讲过有可能会罢课一星期。以此为目标是好事，但应该先以一天罢课为开始向政府发出警告，然后经过民主商讨再作决定课。因为持续多天的罢课会开始涉及更复杂的问题，例如教师因为害怕失去工作或被解雇而不愿支持，或者学生受到校方政治打压等问题，都需要严谨处理才能避免被敌人打击。

所以，在罢工罢课经验较丰富的欧洲国家，都以罢课／罢工一天为开始，造成时势后进而决定后续行动。

民主决策

2012年，魁北克学生发动了反加学费的罢课行动，持续了四个多月，共有25万人参加。罢课学生领袖都指出，罢课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不能单靠一小撮人或个别团体去控制整个运动，而要由下而上民主决策，并需要在大会讨论决定。这样，运动才不会感到疲累（“疲累”是2012年反国教大联盟解散占领政总运动的解释）。

我们不排除政府会在罢课期间，利用语言伪术愚弄我们，提出看似让步的方案，诱导学生解散运动。学生运动中要有民主的机制决定是否接受政府所提出的条件。

例如，在2012年反国民教育的运动中，梁振英答应“搁置国民教育方案”后，反国教大联盟突然在一夜间宣布解散12万人的占领政总行动，事前从来没有与参与者共同商讨，激起了尤其是年青示威者的极度不满。未来的罢课运动若要避免重蹈覆辙，就必须由下而上的民主组织。

学联正在组织罢课，为什么要发起一个“全港大罢课行动”？

目前，全港大罢课行动是支持罢课的压力团体。学联与学民思潮宣布罢课固然值得鼓舞，但若果不以由下而上、扎实组织及具代表性的方法推行罢课运动，将会削弱抗命的效果。中大学生会会长张秀贤指，未有罢课时间表和行动方案，仍在联络大学教授和组织工作，这实在令人著急。

因此，我们提出罢课运动所需要的组织方法，但需要学联等大规模的学生组织全面支持，才可以全盘实现。相比于空谈，我们先实践自己的方法，希望得到初步的成功成为示范效应，从而令学联或各校的学生会采纳我们提出的罢课模式。

罢课的下一步是什么？

罢课若果成功，社会风潮会得以改变，从而鼓动工人罢课或市民发起占领中环。正如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在宣布罢课的记者会上讲过，希望罢课可以鼓励工人罢工。工人有经济实权，政治罢工将会非常有效迫使梁振英政府妥协。

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中，学生罢课集会期间受到警察镇压，激起学生成立行动委员会、占领大楼、筑起街垒、展开巷战。而运动的转捩点是千百万工人发动罢工。

由零开始在学校建立组织

香港廿多年来都没有由下而上组织的罢课运动。因此，组织第一个罢课委员会是相当具挑战性的事，要有由零开始的决心才好参加！

1. 向我们索取一份罢课委员会的义工表，然后招募你身边的同学填表参加。通过我们的传单说服他们

2. 不要期望有大批同学参加，一开始能有3-5名坚决参加的同学，已经相当成功

3. 组织了3-5人后，可以在lunchtime或下课后，召开会议商讨下一步行动

4. 在学校门口拉横额、派传单、收集签名，呼吁其他学系同学也组织自己的罢课委员会

5. 在学校举行示威行动，召开记者会，呼吁其他学系及院校组织罢课委员会

6. 如果你的罢课委员会吸引到同学一定回响，你已经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就是设定一个罢课日期，公开呼吁学生会支持

全港大罢课行动鼓励学生自我组织起来，得到宣传的成效后，可以向学生会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采取我们的罢课模式，鼓动全部学系成立罢课委员会。

校方会支持还是打压？

对于校方支持罢课，我们不能寄予厚望，相反，只有在学生之间造成罢课的声势时，校方才会有机会妥协。在2012年我们组织“罢课抗洗脑”的经验里，很多学生受到校方严厉打压。因为愈高级的校方人员就愈受到建制方面的压力，所以就会愈保守。

面对校方的打压，第一时间要联络我们，然后我们将事件向传媒曝光，揭露学校内的不民主。如有这样才能将打压变为我们推动罢课的武器。
以上仅为行动概要，行动的实践需要持续研究和讨论。让我们扫除障碍，发起罢课运动，打倒梁振英！

香港：戴耀廷发表言论引起人们对占中的怀疑

人大决定为香港普选框“落闸”，将特首选举的筛选门槛提到极高，准备强推假普选。这决定打破了与大陆政府谈判妥协的幻想，激起了全港民众抗争的决心。香港正陷入动荡不安的时期，大规模群众反抗可以一触即发，而政府亦磨拳擦掌准备加强镇压。受压迫群众与统治阶级的对立愈趋激烈。

“香港人的思维都很现实”

现时群众情绪正进入全面抗争的状态，愈来愈多人问“几时占中”，只欠坚决有力的领导去带领运动。可是，9月2日戴耀廷接受《彭博》访问时，表示占中的战略目标“到目前为止已经失败”，又表示对占中运动的支持也正在减少，“我们的人数不会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多”，更指不会再期望这一运动能改变人大决定的“政治现实”。这番言论引起人们对占中计划的怀疑，不少民运活动者对此深感震惊。

资产阶级媒体抓住了戴耀廷这番言论，政府及反占中阵营亦将之加以利用。翌日《南华早报》以“Is this goodbye to Occupy Central?”为头版大标题，《商报》亦有一篇“戴耀廷认衰　占中战略失败势趋弱”。

学生准备9月22日发动罢课，抗争分子酝酿10月1日占中，甚至社会开始讨论罢工、罢市。据今天报章引述戴耀廷所讲的言论将对整场运动带来负面影响，肯定无助抗争者动员群众并将行动升级。

戴耀廷认为“对占中运动的支持也正在减少，因为香港人的思维都很现实”。这一结论低估了人大决定公布后的民愤，也低估了普选框架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况且，如果人大决定落闸后对占中的支持就会减少，为何当初不顺应社义行动及其他很多团体的倡议，早点发动占中呢？

更深层次的问题

及后，和平占中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声明，与戴耀廷对《彭博》发表的言论保持距离。陈健民指，戴耀廷的悲观论调不能准确反映占中行动的主流情绪。“但也有许多立场温和的民众发来电邮，他们对人大决议感到愤怒，说如今更有决心要参加占中。”现在，占中领袖受尽群众的压力，虽然有可能会于10月1日发起占领中环，但是戴耀廷的言论可见占中领导层欠缺决心及战斗性的战略。他指现在运动的目标是达到“公民觉醒”而不是“战略性”之争，这表示他与其他占中领袖想可能将占中收窄为短期的象征性示威，而未能掌握今天香港的群众情绪。今天对民主的渴求一早“觉醒”已久，很多人正在寻求改变的方法和行动。

然而，戴耀廷的言论反映出占中三子及温和泛民的一些更深远的路线问题。占中领袖一直都视公民抗民为威胁手段，而非认真的实际行动，天真以为只要高喊“占中”就会令大陆政府妥协，并视之为与中共博奕的“谈判筹码”。戴耀廷及部分温和泛民过往曾经讲过希望不需要占中就有民主，因此被批评为不切实际。正如戴耀廷表示：“我们过去的计划是，以（占中）行动为威胁创造压力。”

温和泛民及戴耀廷低估了对抗中共所需要的斗争力量，而北京的强硬立场令他们为之震惊。

占中领导层不断拖延，希望能与中共对话，错失了很多良机，令支持者（特别是年轻人）愈来愈失望沮丧。占中运动欠缺准备，让中共从中取得优势，因而恃势凌人强硬落闸。当然，即使泛民领袖欠缺斗争意志，但北京落闸后仍可以激起全港的民情反弹。

人大决定公布后令群情汹涌，如果占中领导层坚决果断地发动占中或其他抗命运动，很有机会可以亡羊补牢。但是和平占中在这几天却继续拖延，只会发动“一波又一波”的集会。

民主架构

占中领导层的犹豫不决反映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民主运动内部欠缺民主架构，例如占中“三子”就是由由资产阶级媒体钦点出来，但掌握了整场运动中政治和策略等重要问题的决策权。和平占中虽然以“商议式民主”之名举办多次占中商讨日，但参与者的意见从来不能反映在领导层的决策，尤其是发动时间与运动性质等关键的策略问题。

所谓商讨沦为民主花瓶。戴耀廷没有经过任何集体商议，就向公众表达“占中失败”这一重要的看法，对目前如箭在弦的运动有相当大的破坏。

在香港内外的各场斗争里，我们多次见过这种不受群众监督的领导由于受到建制当局的压力，在关键时往往作出错误的决定。在2012年反国民教育的运动中也遇过同一问题。当时梁振英答应“搁置国民教育方案”后，反国教大联盟突然在一夜间宣布解散12万人的占领政总行动，事前从来没有与参与者共同商讨，特别是激起了年青示威者的极度不满。此外，大联盟一直与更激进的诉求保持距离（例如要求梁振英下台），脱离群众的抗争情绪。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现时迫切需要召开一场大会，召集所有反对人大决定的组织和人士，当然包括和平占中，但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可以垄断运动，而是要民主方式决定抗争运动的下一步，并为群众斗争的行动升级制定战略，决定哪种形式的公民抗命，并将之建立起来。整场运动需要由下而上组织起来，从而制定出战斗性的策略，不能单靠自我钦点的团体或个人去控制整场运动，而要由下而上民主决策，才能打倒不民主的假普选，挑战中共的一党专政及资本主义制度。

非“三堆一炉”不可？

香港现时每日弃置九千吨废物，这些废物除回收外完全依靠将军澳、打鼓岭及屯门等三个堆填区处理，而这三个堆填区亦将于2015、2017、2019年相继饱和。现时政府提出方案要求扩大三个堆填区及于石鼓洲兴建焚化炉，但受到群众大力反对。在争议持续的情况下，废物处理饱和的危机却日复一日地迫近，到底谁该为此负责？

“源头”在哪？

对于解决都市废物，最理想的方案固然是从源头著手，减少废物的产生。但不论现时政府日以继夜铺天盖地地宣传所谓的“源头减废”抑或呼吁“惜食”减少厨余都不过是将产生废物的责任推诿于个人，这不但无助于真正解决废物问题，更为真正的废物源头扯起一块巨大的遮羞布。
诚然，作为个体理应负担起减废的责任，笔者就在工作场所带动起废物分类回收工作。但放到社会层面上，政府现时的政策和宣传却是把资本企业的责任转嫁往群众个人身上。日常生活中有不少废物的产生是由于其不合理的、和刻意浪费产品设计，甚至提高损耗率故意降低产品的使用寿命，缩短消费者的消费周期而从中获利。

同时，根据环保署二零一一年《香港固体废物监测报告》的数据指出，自二零零七年开始，工商业废物公吨数平均以每年7.5%的速度增长，而家居废物公吨数则每年平均下降5.7%（图表1）。再者，由于不少工商业废物处置不善，因此在收集的过程中被统计为家居废物。因此，香港都市多数废物的源头实是于资本家而非个人！

需要民主决策解决方案

香港的都市废物问题的确需要一个迫切的解决方案，但扩建堆填区只不过是饮鸩止渴。堆填区再大，终有饱和之日，届时难道又再将其没完没了地扩建？焚化炉似乎是唯一一个合理选择。过往焚化炉由于会产生极大的污染和致癌物二恶英而令人闻之色变，事实上随著技术的进步，现时的焚化技术多采用高温燃烧室、空气洗涤系统等，几乎已过滤所有二恶英。如在美国全国87座焚化炉，每年只排放10克二恶英，相比87年每年排放10,000克减少了99.9%。此外，也有人提出的高温处理技术加外海垃圾岛的方案。

政府现时的焚化炉计划问题出于缺乏民主而透明的程序让民众参与和了解决策的制定和内容，无法改变民众对焚化设备的坏印象，令政策陷于僵局。而无论任何更先进的处理垃圾政策，都应该有民主选举的居民委员会共同商议并决策，而非政府在议会强硬通过！

企业的源头减废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求资本家为从浪费型消费市场中获利而负上主要的责任，零五年已公布的《都市固体废物大纲》已提及生产者责任制，但至现时已近十年却仍只闻楼梯响。生产者责任制要求生产商、分销商和零售商负上废物生产的责任，要求他们在生产和设计产品时更符合环保原则、减少不必要的包装，以及令产品具体高维修性和可重复使用等，并对固意浪费的企业厂商征收高额的惩罚性税款！

然而，香港政府作为资本家的服务机关，绝不敢动财团利益一根汗毛，因此要实施这些政策，就必然要将企业民主公营化，并由工人和消费者民主管控，才能打破资本家对经济政策的控制。

由于环保事业难以产生利润，尤其在极端新自由主义的香港社会更是寸草不生，只有政府应该全面公营城市的环保事业，大幅增加环保的开支，才能令环保业兴旺起来，制定更全面和高效的资源回收计划。相反，撒手交予私人营运，令大量本可回收减废的物品因无利可图，从而变成掩埋在堆填区内的“纯粹废物”。环境破坏造成的社会代价不会计算入企业支出或国家生产总值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就迫使社会走向环境污染。

近二十年，世界各地资本家为了缩短利率周期，设计并生产了大量容易损坏、不可修复的商品，甚至鼓吹追求时尚而弃置尚未损坏的产品，从设计到生产，从生产到销售再到弃置这一个过程中制造了环境灾难。一城一地的小修小补政策或可挽救该区的环境于一时，但对全局而言却甚至远远谈不上“杯水车薪”，就如同香港实施胶袋征费计划一般，笔者早就指出这或者可以稍为减少香港一地的胶袋废物产生量。但更长远而言，因为胶袋的供应量是建基于利润而非需求，而精炼塑胶原料的石油垄断企业往往可以操控这些供应，因此塑胶原料产量绝不会因此而减少。

反对“三堆一炉”议案

立法会在今次会期结束前，因为反对派议员拉布令“三堆一炉”方案暂时未能通过，但在10月议案再审议时，功能组别必为这个可耻的方案保驾护航，届时全港居民都要为自己的健康和环境而抗争！我们在关注香港的废物政策同时，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最终的“源头”就是奢靡浪费的资本主义本身！

标准工时立法拉锯

去年香港政府成立标准工时委员会“研究”标准工时，并表示三年内提交报告。首阶段公众谘询已于七月三十一日完结，一如过去最低工资的立法斗争一样，本地资本家纷纷凶相毕露，群起抹黑标准工时，意图维护其剥削地位。

香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地区，却一直没有任何法律规管工作时间，那怕在全亚洲各国之中，也仅有缅甸没有工时规管法例。相比其他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日本和南韩分别在1997和2011年将每周标准工时减至40小时，而台湾亦于2000年将工时由每周48小时减至每两周84小时。当然，在实践起来时资本家往往“走数”，没有工人阶级的持续斗争这些法律都是一纸空谈。

反观香港，在缺乏标准工时的保障下，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指出，工人平均工作时数为年周52.2小时，远高于全球平均值44.6小时，而且加班工作缺乏额外薪金补贴更是常态，形同变相减薪，损害工人的经济权利和健康。

现时，香港有多达34万打工仔要无偿加班，平均每周8小时，单是加班补水费用就高达141亿元。笔者的工作在繁忙季节需长时间加班而且连续两个月没有假日，平均每周工作超过66小时，虽有加班补贴，但连续长时间的工作对个人身心造成极大的压力，因此标准工时对笔者而言本身就相当重要。

曾参与去年货柜码头罢工的何生抱怨道，现在码头的长工时问题毫无改善，因为工作浮动，有时更要突然加班。他是塔机操作员，每更工作12小时，有时要由早上8时工作至晚上11时半，虽然中间有休息时间，但都要留在码头内，无法处理私人生活事情。此外，1个月只有4天假期，工作是高度专注和集中的，疲劳工作很容易酿成意外。

塔机内的设备破旧，令很多机手坐姿不好，加上长时间工作，造成腰骨、颈椎和手的劳损。最近就有一位笼门操作机手，腰骨劳损至无法继续工作，现正申请向公司索偿。

在标时委员会谘询会里，资本家抹黑标准工时是伎俩和措辞不过是令人发笑的谎言。诸如物价上涨、企业裁员撤资、失业率飙升等，在最低工资立法时的恐吓再一次被用于抹黑标准工时。有清洁公司老板预言商家在立法后将大规模裁员，失业市民势必上街抗议，“到时可能唔止51万，而系500万人”。

人力资源公司代表则称最低工资已导致“出街食个双拼饭要八、九十蚊”，将通胀问题归咎于最低工资与标准工时。香港工人阶级早晚会认识甚至亲身体到这些谎言的破产，老板们歇斯底里的吼叫只能自欺。

在缺乏民主权利的环境下，香港政府一直赤裸裸地推行著亲商政策。显然而见的是，梁振英政府根本无心推动标准工时立法，所谓的标准工时委员会全数委员由梁所委任，根本不具有工人阶级的代表性，标准工时委员会委员刘展灏在一个谘询会上公然称“员工就系做庄，老板就系做闲”，而刘展灏本身作为运年表业集团董事总经理及创办人、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却身兼劳工顾问委员会委员，强制性公积金计划谘询委员会委员，可见这些所谓的“劳工委员会”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另一方面标准工时的立法报告更要长达三年才提交予立法会。整个过程犹如复制一个满清皇族内阁立宪的骗局！

我们很清楚，标准工时是香港劳工权益保障的重要一环，即使谘询期完结，资本家对它的攻击只会更为凶狠，工人阶级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必需准备为此而团结斗争。因为就如港九粉面制造业总商会永远会长冯秉孝称：“标准工时不应由工人阶级倡议，再由政府立法制订。”

今年五月，在美国150个城市里，快餐连锁店工人罢工示威，争取提高最低工资，最后在西雅图成功争取到15美元的最低工资，运动势会蔓延至其他地区。而社会主义行动在美国的姊妹组织“社会主义替代”的西雅图市议员Kshama Sawant在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与香港一样没有深厚的工运传统，而且工作零散化令工人阶级组织困难，这个城功例如可作为借镜。香港工人现在就需要建立具战斗力的工会，强化工人阶级的团结，准备向资本家还击。 需要有认真的组织和准备，才可以在与雇主公开的斗争中胜利。大规模招募未被组织的行业，例如饮食业和快餐店工人，并组织抗议争取广泛社区的声援。年轻工人在这场斗争是关键所在。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方和资方之间唯一的“共识”就是阶级斗争！

700救生员发起罢工　要求康文署增加人手

九月九日中秋节假期，香港救生员发起罢工，这是继上月初400名救生员罢工后，港九拯溺员工会再次发动罢工，超过700名救生员参与。他们早上于尖沙嘴跳海游泳抗议，中午由文化中心游行至九龙公园集会。他们高喊“脱离技工、还我专业”，“人手唔够，危害泳客”口号，要求康文署增加人手，以及要求救生员脱离技工职系。

今天的罢工行动令全港9个公众泳池需要关闭，20个泳池局部开放。另外有13个泳滩因为救生员不足悬挂红旗，显示工人的力量。可是，康文署没有正视救生员诉求，更回应表示“呼吁罢工同事尽快返回岗位，继续为市民提供专业的救生服务”，回避救生员长期不足问题，妄顾人命的正是康文署！社会主义行动到场声援及采访。

人手严重不足　康文署漠视公众安全

现年30岁，入行已超过10年的姚生参与罢工，他认为，救生员是专业工作，但职业却被归类为技工，工资比邮差更低，希望争取加薪。另一方面，他感到泳池长期人手不足，尤其是6至8月的暑假旺季，以及近期内地泳客增加，令他们工作量增加，一个标准泳池需要4至6人当值，但现时只有3至4人。

姚生曾参加2004年的罢工，反对政府计划把兼职救生员的工资由11,000元削减至8,300元，该次罢工成功令政府取消这安排。

他认为，康文署长期没有聆听及注重救生员的诉求，希望这次罢工能争取改变。

救生员多为男性，今天的集会也有数位女救生员参与。20岁的陈小姐入行数个月，也感到人手不足的问题严重，“政府削减救生员人数，但同时香港的公共泳池增加了很多，人手非常不足，如有人请病假，我们的工作量更大增，休息时间完全不够”。

政府于04年开始削减开支，将救生员数目由约2,400人减至约1,600人。

25岁的郑生在06年入行至今，他表示，救生员需要经常考章，例如铜章、急救牌、沙滩及泳池救生章等，每三年要重考一次，如果是兼职救生员，更要付数千元的考试费。

工会指，收集现场救生员意见后，发现98%赞成若署方不回应诉求，支持发动罢工3日。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罢工行动及救生员合理的诉求。今次罢工是继上月400名救生员罢工后再次发动的行动，参与人数大幅增加，全港约有1100名长工救生员，今天700人参与罢工是非常成功的动员。

香港民主斗争面临重大考验

8月31日，中国政府为香港未来的选举加设了非常严谨的规定。这对民主斗争意味著什麽？

“这意味著2017年一人一票的特首选举将会被独裁政府操控。他们强加了一个伊朗式的提名委员会，只有亲中共傀儡才可参选。我们一直在抗议，香港也有大型示威，要求‘公民提名’，让人人都可参选，但北京誓死反对。”

“全国人大常委是一个由中共控制的伪民主国会，最近颁布了决定。现时香港特首由不民主的选举委员会选出，而人大决定意味著选委会会变成未来的提名委员会。提委会是1,200人的菁英机构，当中主要是亲中共的有钱权贵。这模式让中共100%全权控制。选民只能在烂苹果丶烂橙和烂蕉之间拣一个！”

在香港的人有何反应？

“公众非常愤怒甚至震惊。学生准备罢课一星期，也有占领市中心的计划（占领中环）。群众都非常沮丧，因为为民主普选权利的斗争从英殖时代开始，已经持续了超过30年。”

“今日，情况实际上是倒退了。媒体愈来愈受控制，警察更强硬对付示威者，中共愈来愈加大对政制的控制。所以，整个大势是北京收回香港仅有的民主权利，这些权利过往是通过群众压力赢得的，北京的决定是当中的一部分。”

“从中也可见到民主派领袖在政策及战略上的重大弱点。香港有名为大规模抗议的城市，有些游行超过50万人参加。但这还是未能争取到民主选举。我们曾解释过，独裁者不会被‘说服’或受压而允许民主，因为他们是独裁者，他们想全面控制。”

“当然，如果北京面对足够的群众压力，是可以作出一些让步。但任何让步都不可以过界，不可以削弱他们的权力和控制力。在2003年，政府撤回违反民意的廿三条国安法，成为了抗议运动中重要的胜利。但这与今天形势不同，当年他们可以忍受，因为他们的权力没有受威胁。但如果他们接受真正的一人一票选举，他们害怕任何不受其控制的人当选，而在群众压力下这点造成与北京的冲突。这可以造成在中国的连锁效应，令人民有胆公开挑战这个独裁制度。”

那麽这是否代表没有可能打倒中共？

“不是这个意思。所需要的是群众斗争去结束一党专政，在中共控制下并不会有民主选举，这是显然易见的事实，我们从一开始就这样说。香港的斗争可以是催化剂，但需要连系至中国大陆的群众。但这显然不是泛民领袖的战略和路线，他们寄望于与中共妥协。他们视香港的群众抗议为谈判的筹码。我们经常讲这是不足够的，对中共这一个政权来说是不足够。人大决定就证明了这一点。”

你提出甚麽替代方案？

“我们支持所有群众抗争的建议，例如罢课。事实上，社会主义行动是香港第一个提出罢课的组织，我们在几年前已经提出，但其他组织认为这诉求太过‘激进’，或者不明白罢课的潜在力，因而不愿意支持。我们支持占领，尽管我们强调占领只能作为运动的跳板，然后将行动升级。运动不仅限于在香港发生，也要争取中国内地群众的支持。香港泛民主派从来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害怕这样会激怒中共而令一切的谈判破裂。”

“占领中环可能即将发生，问题是它会以甚麽形式进行。占中的领袖现在不断提出‘一波又一波’的抗争和‘长期’抗争的字眼。实际上，这三十年以来已经是‘长期’抗争，占领之所以得到群众支持，是因为群众已经理解到‘一波又一波’的游行集会已经不能改变现况。我们认为，占中领袖已经拖延太久，因此中共政府才摆出强硬姿态。

正如我们一早提出过，若果占中一早开始是可以真的动摇政府，可以成为运动升级至罢工罢课等群众抗争的跳板。现时我们可以做的是由下而上建立运动，例如在学校建立罢课委员会，并将罢委会蔓延至工作场所。这场运动需要民主，不只是几个自我钦点的领袖指挥群众。”

社会主义者在这场民主斗争的目标是什麽？

“我们支持任何民主改革，即使是局部的，这可以令工人阶级处于较大优势去在争取权利，例如集体谈判权丶全民退休保障丶标准工时40小时，结束外判制度等等。我们警告，香港及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不会支持民主改革，而是反对民主权利，即使只是泛民领袖所提倡的‘国际标准’。而我们则指出欧美的例子远远还不是民主制度。资本家支持中共独裁者，因为中共保卫他们的利润，而且一直与他们有良好的商业来往。中港的状况正好印证了托洛斯基是对的，他的不断革命论指出，在殖民地及前殖民地国家的资本家阶级是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香港资产阶级‘反对派’软弱无能，且在政治上迎合中共独裁者，就正好显示了这一点。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改变社会的关键力量是香港及中国的工人阶级。我们为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奋斗，这个党必须将革命的民主诉求连系至推翻资本主义的需要。这些诉求包括废除独裁者的不民主控制，立即实现全面民主，结束一党专政，以全面民主的真正人民议会取代香港现时的橡皮图章立法会。这议会有权接管大企业及银行，提升工人工资，包括目前非常低的最低工资水平，增加医疗及公共服务的投资。”

学生罢课前瞻

为了反对人大就香港普选框架的决定，大专生宣布9月22日罢课一星期。如果政府没有满足运动诉求，将会延续罢课或将行动升级。目前有15间大专院校表态支持，而中学生亦正在推动罢课。自1973年以来香港都没有大规模的罢课，今次是将民主运动升级的重要一步。罢课是比过往游行集会更进取的抗争摸式，将可以对政府发出强烈的讯号，引起全世界民众的关注。在台湾太阳花运动中，学生罢课虽然没有发展至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但在宣布罢课后也发挥了鼓动群众的作用，触发了40万人上街游行。

由于香港中学生只有像学民思潮般的民间团体，欠缺学生的群众组织，要发起真正的集体罢课可谓举步维艰。此外，香港教师工会教协虽然坐拥9万教师会员，其网路势力庞大，但由于工会领袖被民主党政客主导，目前对发动罢教仍然拖拖拉拉不肯回应。

反占中大联盟的周融近日发起举报中学生策动罢课的热线，从而向校方及组织罢课施加压力。可见，反占中行动背后的目的并不是所谓“保和平”而针对所谓的“激进违法行动”，而是要攻击一切支持民主的抗争。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竭力推动罢课，作为群众运动升级的重要手段。在社会开始讨论“占领中环”时，我们强调单靠占领运动并不足以胜利，而需要将行动升级为罢课罢工。在中共一党专政底下香港并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因此香港的民主抗争必须蔓延至中国大陆。只有全国群众都起来抗争，才有机会迫使独裁政府作出退让。

罢课委员会

各大院校的学生成立了罢课委员会，让有志参与罢课的学生共同商讨及行动，并且成为组织罢课的力量，这比前年反国教的大专罢课迈进一大步。通过罢委会从下而上组织罢课，由学生共同组织宣传行动，且民主决策下一步的抗争策略，任何重大的抗争策略（例如退场决定）都需要罢委会民主讨论，在必要时以投票决定。

2012年，魁北克学生发动了反加学费的罢课行动，持续了四个多月，共有25万人参加。罢课学生领袖都指出，罢课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运动没有依赖一小撮人或个别团体去控制整个运动，而要由下而上民主决策，并需要在大会讨论决定。

罢课委员会将会成为学生群众组织的萌芽，即使在罢课结束后也要延续下去。罢委会可以持续进行政治宣传运动，有机会时重新发动抗争。

罢课的下一步

学生罢课可以作为起点，但面对著目前强硬的梁振英及其背后的大陆政府，一星期的罢课显然不足以拉倒人大决定。学联也表示将会准备行动升级。工人拥有经济权力，罢工可以停止社会的经济运作，造成资本家商业上的损失，比罢课的力量更加强大。

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中，学生罢课集会期间受到警察镇压，激起学生成立行动委员会、占领大楼、筑起街垒、展开巷战。而运动的转捩点是千百万工人发动罢工。

人大决定公布后，民主派的温和谈判路线正式宣告破产，并证明了单靠香港一城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挑战整个中国的一党专政。香港学生的罢课不但可以鼓起香港群众运动升级，更会启蒙中国内地的群众也为民主权利反抗。在罢课期间，学生可以。以目前内地的状况，即使未必能鼓起内地学生罢课反专制，但这是加强两地群众斗争的连结。

学生及年轻人往往是掀起群众运动的先头部队，让学生团结起来，继而将行动升级，反对假普选，挑战梁振英政府及一党专政。

中学生发起游行　支持罢课反假普选

9月19日，廿多名“全港大罢课行动”中学罢课委员会（将军澳区）的中学生，于午饭时间发起游行，由天主教鸣远中学游行至港澳信义会慕德中学，呼吁全港中学生站出来，参加9月26日罢课。他们沿途高喊“926！大罢课！”、“人大不代表我”、“不要假普选”、“我有权罢课，毋须校方批准”等口号。游行学生在校服贴上“全港大罢课”贴纸遮盖校徽，喻意校方打压学生宣传罢课。

无惧校方打压　呼吁926中学大罢课

就读中五的慕德中学代表黄同学表示，在校内宣传罢课时，受到校方施加压力，曾经被召见与校长单独会谈施压，又禁止在校内派发立场的宣传单张，连在校外也禁止穿著校服宣传罢课。他认为不合理，“学生无论在校内或校外均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声音，校方无权打压学生。”

鸣远中学罢委会代表阿King则指，由于学校与民建联关系紧密，打压尤其严重，他曾被拉进副校长室施压，小息时用扬声器宣传罢课时被老师阻止。他又指在校外派发宣传罢课的传单时，老师禁止他穿著校服，他和同学被迫脱下校服继续宣传。他指，这次游行是要求校方停止打压学生宣传罢课，还我校园民主。今天游行开始前，学生均用罢课贴纸盖过校章。

“全港大罢课行动”发起人邓美晶表示，呼吁中学生在各自的学校自发组织罢课委员会，以集体行动抗争。如任何学生受到校方打压，可向传媒揭露，并动员其他学校的罢委会发起声援行动抗议。她表示，教协作为全港最大教师工会，应站出来公开支持中学生罢课，并呼吁教师罢教，强化罢课运动。

不要假普选　罢课抗争　打倒中共专政

为了反对人大就香港普选框架的决定，拒绝中共筛选的假普选，大专生9月22日罢课一星期，中学生亦会于9月26日罢课一天。如果政府没有满足运动诉求，将会延续罢课或将行动升级。这将会是民主运动的转捩点，罢课会产生示范效应，掀起新一波的抗争行动。在台湾太阳花运动中，学生罢课虽然没有发展至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但在宣布罢课后也发挥了鼓动群众的作用，触发50万人上街游行。

罢课的下一步 –呼吁罢教、罢工、占领

学生罢课可以作为起点，但面对著目前强硬的梁振英及其背后的大陆政府，一星期的罢课后，行动必须持续升级。罢课会成为整场民主抗争的风眼点，如果在罢课期间召开抗争大会，呼吁所有反假普选的团体和人士，讨论下一步的升级行动，包括占领行动、罢交税、罢工等公民抗命运动，将可以燃起各处的抗争之火。 罢课支持者若果呼吁教师罢教，可以令中学罢课更为彻底有力。香港教师工会教协虽然坐拥9万教师会员，其网路势力庞大，但由于工会领导层被民主党政客主导，教协甚至表示不鼓励中学生罢课。

由于工会领袖立场软弱，令教师欠缺了团结的力量，即使教师心里支持罢课也不敢单独出来表态。罢课学生可以公开向教协领导层施压，要求他们发动教师罢教，承担起工会应有的责任。 工人拥有经济权力，罢工可以停止社会的经济运作，造成资本家商业上的损失，比罢课的力量更加强大。在太阳花学运里，即使很多亲建制工会的立场靠拢国民党政府，但在学生公开呼吁工人罢工后，也获得了一些工会的响应。香港罢课的学生若果呼吁罢工，将会发出强烈的讯息，令香港工人阶级意识到民主运动与自己的紧密关系。

打倒一党专政　连结内地抗争

在独裁的国度里，统治者绝不会让香港一城拥有真正的民主，因此香港的民主抗争必须蔓延至中国大陆，促成全国性的反抗运动，才有机会迫使独裁政府作出退让。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共全力打压香港的普选权，因为若果香港有自由选举，会造成示范效应，令中国其他省分的群众都会要求有权选举领导。继622香港80万人参与电子公投，支持公民提名后，澳门人也仿效香港，内地湖南人民表示“香港有公投，湖南也要公投”，可见民主运动在两岸三地的连锁效应。 尽管内地生罢课比香港学生面临更大的风险，今次的罢课运动仍然获得不少在港的内地生响应，可见内地学生非常关注中港的民主。香港的罢课不但可以鼓起香港群众运动升级，更会启蒙中国内地群众为民主权利反抗中共专政。

近年，内地学生罢课运动崛兴，多场反环境污染的运动中都是以学生的罢课作为骨干。 如果香港罢课的学生公开呼吁内地学生也罢课争取民主，并向内地民众发出强烈的讯息，将令更多群众认知到两地团结抗争的强大力量。

罢课委员会

罢课的力量除了在于强烈的讯息，更在于学生有组织地参与群众运动。作为抗争的手段，罢课的组织力远超过过往游行集会的形式。这组织就是罢课委员会。 各大院校的学生成立了罢课委员会，让有志参与罢课的学生共同商讨及行动，并且成为组织罢课的力量，这比前年反国教的大专罢课迈进一大步。通过罢委会从下而上组织罢课，由学生共同组织宣传行动，且民主决策下一步的抗争策略，任何重大的抗争策略（例如退场决定）都需要罢委会民主讨论，在必要时以投票决定。 我们不排除政府会在罢课期间，会利用语言伪术愚弄我们，诱导学生解散运动。学运要有民主的机制决定重大的策略，否则就有可能重犯2012年反国教运动的错误 – 当时梁振英答应“搁置国民教育方案”后，反国教大联盟突然在一夜间宣布解散12万人的占领政总行动，事前从来没有与参与者共同商讨，激起了尤其是年青示威者的极度不满。未来的罢课运动若要避免重蹈覆辙，就必须由下而上的民主组织。

2012年，魁北克学生发动了反加学费的罢课行动，持续了四个多月，共有25万人参加。运动相当成功，最后政府撤回加学费的议案，撤回打压示威权利的法案，令魁北克省长下台。罢课学生领袖指出，罢课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运动没有依赖一小撮人或个别团体去控制整个运动，而要由下而上民主决策，并需要在大会讨论决定。 罢课委员会将会成为学生群众组织的萌芽，即使在罢课结束后也要延续下去。罢委会可以持续进行政治宣传运动，有机会时重新发动抗争。

抵抗校方打压　我要校园民主

建制派近日疯狂抹黑学生罢课，行政会议成员李国章抹黑学生为红卫兵，又指搞罢课等同文革；反占中大联盟设立举报热线，呼吁举报策动罢课的学生，制造白色恐怖！ 很多中学的校方禁止同学宣传罢课，甚至以纪律处分威胁同学。有些校长指学生年纪太小，思想未成熟，不应接触政治，但这是虚伪的讲法。

最近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决定苏格兰是否脱离英国独立成国，16岁以上的居民均享有投票权，在民族自决的国家大事上表达竟见！而在奥地利、尼加拉瓜等国家，政府允许16岁的年轻人有投票权。 此外，梁振英于2012年试图将洗脑国民教育带入中学，现在反对“将政治带入校园”的校方当时都没有反对梁振英，甚至为了拿取办学经费而举脚支持。难道国教科不是政治吗？说穿了，建制派只想将亲政府的声音带入校园，排斥学生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 我们不能轻易屈服于校方反民主的行为。

面对打压，第一时间要联络“全港大罢课行动”，然后一起将事件向传媒曝光，揭露学校内的不民主。这样才能将打压变为我们推动罢课的武器。 学生在校园内赢得民主，关键是建立独立的学生群众组织，加强中学生的团结力量。目前香港的学生会往往是校方的半官方组织，受到校方直接间接控制。中学生需要组织起全港性的独立学生会，由学生自己选举产生代表，并参与学校的决策，捍卫校园的民主权利。

连系至社会经济诉求

在今天不民主的政制下，任何有利民生的政策在议会内都被资本家“零风险”地否决。而特首要经过提委会筛选，目的也是要保障特首不会推动有利民生而背向商家的政策。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长王振民指，需要提委会筛选候选人“保护”香港工商界精英的利益。 民主运动若果要动员广大的基层群众和工人参与，必须将政制民主诉求连系至社会经济的诉求，包括反对教育商品化、反对地产霸权、反对私有化、反对劳工剥削、要求全民退休保障、八小时工作制等。我们主张以真正的民主议会取代将跛脚的立法会，议会有权力选出政府，并实施有迫切需要的社会改革，打破资本家对经济的操控。

谁是全港大罢课行动？

“全港大罢课行动”于2012年由社会主义行动的学生成员成立，只要有志推动罢课抗争，反对不民主的政府，欢迎任何政见人士参加。我们一直竭力推动罢课，早在反国民教育科时在中学宣传组织罢课，在社会开始讨论“占领中环”时，我们强调单靠占领运动并不足以胜利，而需要将行动升级为罢课罢工。在今次反假普选的运动中，全港大罢课行动与学生一起推动罢课，鼓励中学及大学生组织罢课委员会。

立即加入罢课运动！

★ 不要假普选，人大不代表我，公民提名，废除提委会

★ 在学校组织民主罢课委员会，由下而上发动罢课抗争

★ 全港群众发动公民抗命

★ 要求教协支持中学罢课，支持教师罢教

★ 呼吁中国内地、澳门学生罢课声援

呼吁中学生延长罢课　声援被捕学生　谴责警察暴力

9月26日千二名中学生罢课，反对人大落闸及假普选。晚上二百多名学生闯进政府总部，引来逾千市民声援。过千名警察严密怖防，进行暴力镇压，多次动用大支装胡椒喷雾，并展示伸缩警棍威吓学生。学生领袖黄之锋被指袭警而被逮捕，被拘留警署不许保释。

警察政治打压学生领袖，目的是杀一儆百，令其他学生不敢参与抗争。此时警察进行政治检控，也是为了制造白色恐怖，阻吓我们参与十一占中。然而，暴力镇压只会激起更多人的愤怒，我们必须把行动升级，予以最大的还击。 全港大罢课行动强烈谴责警察暴力清场，将会继续留守政府总部。

我们认为，全港中学生需要于10月1日前延长罢课，并到政总集会抗议。全港大罢课行动的中学生会尝试竭力推动9月29日罢课，要求立即无罪释放所有被捕示威者。

我们的诉求：

★ 延长罢课，抗议警察暴力
★ 立即释放所有被捕示威者，停止政治检控
★ 谴责警察袭击示威群众，曾伟雄下台，梁振英下台！

香港：警察镇压后，爆发大规模占领运动

上周本香港彻底变天。在一星期的罢课后，大批以年轻人为主的群众不分昼夜进行街头反抗，聚集了10-18万人，成功迫退了港府及防暴警察。

事件前所未有，全球媒体称之为“历史时机”。占领运动继续扩大，而在星期日群众成功抵抗警察镇压后信心大增，《美联社》称这场运动代表著北京政权在中港推动反民主立场的“重大挫折”。

9月28日警察暴烈的镇压引来社会前所未有的震惊及愤怒。这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目前出现了一些前革命形势的特性，政府深陷危机，并失去控制及统治权威。国家机关（特别是警察）受尽唾骂和不信任。大部分香港人不再信任所谓“高度自治”。

但这场运动几乎完全没有组织、纲领和领导层，与全世界各地这类示威的模式相似。示威中有强烈的抗拒政党情绪，即使泛民及和平占中不断发声明，表明自己与运动挂勾，垄断了媒体曝光，这些政党在占领实地上几乎完全缺席。

即使这种“自发”模式达成了启动占领街道的任务，现在进一步需要：组织起来、建立罢课罢工委员会、建立占领委员会、制订清晰纲领，以推进斗争去打败不民主的政府。

有重要的一点是，需要透过呼吁中国大陆的工人及年轻人加入斗争，以将运动蔓延至中国大陆，共同反对中共一党专政。只要仍受中共统治，香港并不可能会有民主选举，只要打倒中共政权才会为此开路。

这任务不能单靠香港群众完成，需要更大的力量。我们不应像一些泛民团体浪费时间于呼吁英美政府支持，而应该寻求在中国以至世界各地的基层工人及年轻人支持。对英美资本主义政府来说，与中国的商业来往永远比民主及人权更重要。

两伞革命

由于示威者反起两伞保护抵挡催泪弹及胡椒喷雾，运动在社交媒体被称为“两伞革命”。警方承认在9月28日（星期日）总共投掷了87枚催泪弹，企图驱散在金钟政总外的示威者。自1967年英殖统治以来，从未试过对香港示威者施放催泪弹（2005年反世贸示威时，警方向韩农施放催泪弹）。

9月29日（星期一）晚上，约18万示威者占领香港三处，在主要大路上架起了零散的路障。在星期日晚上，职工盟号召全面罢工。宣布政治罢工对香港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极度重要的发展，也一直只有社会主义行动（CWI）支持者倡议，但罢工的参与度在现阶段还是非常有限。

大学生延长罢课，而中学生即使受到校方的巨大压力和威胁，也愈来愈多人罢课，在学校静坐抗议的人数增加。运动的主要焦点在要求梁振英下台。梁振英在星期日指挥镇压，使其本人更为罄竹难书，受尽唾弃。

年轻人的角色

这不仅是香港统治菁英的危机。政府受到北京的压力，加上想展示对北京的忠诚，因而要展示强硬手段而镇压示威。

“这已经比北京或香港当局预期大得多。”《纽约时报》史丹福大学的Larry Diamond指出。“他们没有战略和平驱赶运动，因为这需要谈判，而我不认为习近平会容许谈判。”他补充。

不出所料，中国收紧网路控制、封锁网上搜寻器“催泪弹”、“占领”等关键字、封锁Instagram。

这场运动有一点极度重要，就是与世界各地的运动一样，以年轻人为开始，尤其是9月22日的罢课。过去两年，唯有社会主义行动的支持者及学生成员在倡议全港大罢课，并以此激起工人罢工，作为民主斗争的关键武器。在过去一星期的事件将这一愿景彻底验证了。

13,000名大学生参与了罢课一星期后，激起了目前大规模示威和占领。9月26日，1,500名中学生（有些年龄仅为12-13岁）参加罢课。在当天晚上，一群学生闯进架起了围栏的“公民广场”开始占领。

大约80名学生及其他示威者于星期五及星期六被捕，警察动用胡椒喷雾等强硬手段。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被捕，被拘留40小时后无罪释放。起初警察表示黄之锋受袭击这项严重罪行。学生活跃分子被捕，加上警察严重施用暴力，成为了这场群众占领的火花。

威胁镇压升级

在高峰期，12万人在香港下午抗议警察镇压学生。星期日下午，5万人继续留守，与防暴警察对峙。有传警察准备使用橡胶子弹及备有声波炮的装甲车，但后来警方否认。在混乱的局面里，非常难知道这些是否流言，也能故意流传的，也可能是传闻本来属实，但政府及警察犹豫过后就退缩。和平占中领袖非常重视这些报告。但占中三子在罢课及占领运动里，完全没有扮演过任何角色，更准备地说，他们只是在运动发展起来后自封为运动领袖。

星期日晚上，由于有传警方出动橡胶子弹及装甲车，占中三子之一陈健民呼吁示威者从金钟撤退。他指：“这是生死问题。”即使是学联的领袖也呼吁示威者离开当区，而社民连的长毛梁国雄就公开批评这一决定，呼吁示威者坚守留低。

虽然大部分示威者退出金钟夏悫道，占领在旺角及铜锣湾又再开始。3,000人聚集在旺角，封锁了交通重点弥敦道。在本文撰稿之时，“占领旺角”的人数仍在壮大，在星期一晚上有约3万人参加。此外，铜锣湾也有群众通宵留守。因此，警察武力并没有如预计般成功驱散占领运动。相反，占领运动不断扩散为多个地区，以此策略应付警察，令其更难镇压。

这结果代表著巨大胜利，示威者成功抵抗自由派评论员林和立形容的“警方摊牌”。自占领中环宣布以来，两年来香港警察一直在极度细致地准备应对。警察转化为准军事力量，令警察变成政治工具。但即使在现阶段运动欠缺有凝聚力的组织，警察镇压在顽强英勇的抵抗下还是失败。

幻想破灭

这是一个月内第二次，在英殖及中共统治下的幻想破灭。第一次是8月31日人大决定令下届特首真普选的希望幻灭。这次，对香港警察的幻想也在一夜晚彻底消失。即使是温和派的教协会长冯伟华，也表示“警察令自己变成了人民公敌”。

重要的是，占领运动中群众喊得最多的口号之一是“警察罢工！”，呼吁警察拒绝接受命令。这无疑令警员士气低落，对警方指挥官造成问题，因此他们被迫重新部署。

中共立场愈加强硬、镇压性和僵化，本身就是独裁政体深陷危机的表现。这令人们数十年多对国家机器中立以及“法治”的幻想破灭。中共就如一部只懂镇压的机器。中共政权不能进行有限度的政治改革以满足资产阶级自由派，中国未来的愿景会是走向社会爆炸的局面。香港目前的形势就是走向革命性斗争的先兆。

对新疆穆斯林地区的国家镇压不断加剧，今年有数百人在与国家机器冲突时丧生，最近更在一些地区禁止留须！上星期法院更以“分裂主义”判决一名新疆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无期徒刑。而土赫只是一名对中共政权的温和批判者，倡议改革而非革命。

在香港也如是，主张就政改谈判的温和泛民也被狠狠刮了一把。他们准备接受北京不民主的统治，以换取小修小补的改革，但即使如此中共也不接受。

“一国两制”受到压力

这强硬路线很快令香港人无法再容忍。过往不少人认为香港可以在中共独裁的统治下享有相对的，与专制的中共和平共处。工国委（CWI）在中港两地的支持者一路以来解释这并不可能，民主斗争可以从香港可能点起火花，但只有蔓延至中国大陆打倒独裁政权才能胜利。否则中共会不断尝试收窄香港的民主空间。我们今天就见证住这一动态。

在占领运动爆发前，《南华早报》的一份民调发现，53%香港市民对现时“一国两制”没有信心，而37%则有信心。这与2007年时的76%大幅下周。正如我们之前解释，在独裁者现在的政策下，香港“分离”的情绪及支持港独会不免升温。

但是如果北京（特别是在习近平执政下）容许小许所谓“西方式”的自由选举，会恐惧失去对中国的控制。他不仅是停止香港的民主进程，但相反强加更大的政治控制。

八月的人大决定是打压香港民主斗争的一环。除了要军事化警队，加紧对本地媒体的控制，这计划也包括削弱本已跛脚的立法会的权力，以及让下届“普选”的特首有更大权力，例如控制预算支出。这将香港带向更专制的统治的计划，引发了过去几日的群众反抗。

大量的支持

政府计划要瓦解和抹黑“占中”，并以此强渡就北京不民主的选举方案的抗议浪潮，但这如意算盘已经打不响了。纵使反占中的大型宣传，甚至渲染“混乱”和“暴力”，但是周末发生的事情完全证明了哪一方赢得民众的支持。

《南华早报》报导有白领工人在星期一返工路上向占领铜锣湾的人士喝采。该报还引述一名会计师控诉政府“低估了人民的力量”。许多途人也向占领者捐赠许多食水与食物以示支持。

星期一晚上的集会有大量市民参加，并集体高叫“梁振英下台”。运动已经发展到首次出现了工人阶级参与的先兆，而这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是尤关重要的进展，虽然到现在为止工人阶级仍然未有作为一股独立、有组织的势力参与。关于号召罢工的反应一般，这反映出香港工会长期以来的力量薄弱，但还是有一些重要的组织停工来抗议警察的镇压。这包括了沙田太古可口可乐工厂的两百名员工、送水工人、巴士司机、部分银行职员以及学校教师。

超越和平占中

这次的斗争，一下使历时两年的“和平占中”运动不过为历史的小注脚，而纸上谈兵的计划并被由下而上自发的“雨伞革命”所取代。正如我们对于占中领导层的批判所指出的，他们构想的只是更小型和纯粹象征性的抗议，预算只有一万人参加，甚至在初期打算排除青年人参与。他们计划中的每个部份都是为了防止“激进行动”与自发行为。不过，现实已经全盘逆转。

因此，当资产阶级媒体──我们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继续将占中领导们视为本次群众运动的牵头人，但事实并不如此。现在的运动是独立于占中领导层而爆发的，而他们只是隔岸观火，并没有参与学生罢课或反抗警察暴力的第一轮示威。他们直到9月27日晚上才加入，而当时的运动已经迅速扩大，占中三子不过是在“赶尾班车”。

正如社会主义行动在2013年和平占中刚刚提出的时候，除了支持对号召群众占领外，也指出了和平占中不过是“温和”泛民领导们尝试重夺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尤其是在青年人和社运分子抗议政改运动的当中带头。占领运动的构思的确符合了群众对于民主运动激进化的渴求，而“温和”泛民正好就是利用了“占中”的标签来阻止由下而上的激进运动。“温和”泛民在政治上与占中领导层走得很近，而直至上个月他们仍然试图与北京达成妥协。他们在过去数年间的背叛和与独裁者的妥协，尤其是2010年投票通过政改，使得他们在选举中遭受挫折。

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曾经指出：“占中三子犹疑和拖延了很多次。在学生们与警察对峙了两天后，戴耀庭才走到现场宣布启动占领中环，当时有很多人向他们喝倒采并愤而离开。”

在几乎所有的方方面面──时机、组织、策略、以致他们非常局限的“温和”纲领，占中领导层都与现实和群众的情绪脱离。甚至他们计划的地点中环，在今天的斗争中沦为配角。这个运动更像是“占领去中心化”──不断以化整为零的策略来制胜警察的驱赶。现在的占领行动是由下而上爆发的，由冒死抵抗警察镇压的示威者发起，而不是自封为王的“领导者”。

社会主义行动强调如今需要的民主领导层，组成行动委员会来决定策略与战术，并向所有团体、政党和工会开放参与，而不让任何一个组织独大。

又一次的天安门？

周末的事件再一次地令许多人联想起中国1989年的民主运动，以及接续发生的血腥镇压。在过去的文章中我们讨论了中共政权为阻碍香港自由选举所可能做的极限。中共专制现在内部出现非常严重的权力斗争。习近平将难以就香港的危机示弱或任何行差踏错。这可能引发由在过去两年的反贪被针对的“既得利益者”和“老虎”们（中共高层）向习近平的反扑。

与此同时，习近平手中集中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同于过去三十年的“集体”专制。在政权对香港的政策严重失败后，这将会使他成为了众矢之的，无法躲在其他人身后。《纽约时报》有评论指出：“就连最保守的妥协（向香港的示威者）将会向大陆的人发出一个讯号，就是群众运动是可以带来改变的，而大陆的评论者指出一直形象强势的习近平是不会希望露出如此的弱势。但是细小的让步也很可能不能满足已经占领街头的香港群众。”

中共在八月的决议中一锤定音，甚至将“温和”泛民的最低要求排除掉，计算著他们能够瓦解由懦弱的占中领导所控制的反抗。社会主义者此前也一直在警告，北京的挑衅使得运动超出“温和”领导的限制。

警察施放催泪弹镇压，使得反抗运动更为强大。这迫使梁振英和本地的国家机器暂缓片刻，政府在星期一宣布撤离所有防暴警察（虽然实际上并非完全撤离）。

星期一的早上，警察公共关系科的“好警察”派出谈判专家与示威者谈判，“友好”地呼吁是否能打开通道让交通恢复，就好像昨晚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那样！在旺角和铜锣湾的占领区则几乎没有警察在场，而警察则重兵把守金钟的政府总部，并与示威者对峙。

由于政府忧虑示威持续，甚至取消中共建政六十五周年的十一国庆烟花汇演。可见香港的危机导致习近平建立的强势领袖形象的破灭。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的一篇英文社论写道：“激进分子只有死路一条。”而在报章中文版中，此文章被删除，但指出中国武警可以协助香港警察镇压示威。其报导“武警的支援可以更快地恢复稳定”。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些言论与在地的现实脱离，因此也被低调处理，并理解到需要小心处理这次爆炸性的政治危机。

就连驻扎在香港的5千名解放军，也未必有能力重挫占领运动而“恢复秩序”，尤其占领运动越来越分散。出动军队更可能引发更进一步的政治反扑。对于中共政权和香港的资产阶级建制来说，目前驻港解放军更重要的角色是震摄和威吓，而非真正出击。

这不代表说，解放军一定不会出动，甚至不能排除会从大陆增援到港，假如危机去到香港的统治机器和警队出现分裂的时候。但是在短期内这是不大可能的。政府在接续数天的策略，会好像台湾当局在今年初的“太阳花学运”那样，利用雇用黑帮或亲政府社团来挑衅并试图引发冲突，抹黑运动并让警察有藉口再次镇压。

梁振英下台！

虽然局势的发展迅速，有很多可能性和改变，但暂时来看政府会暂缓发动新一轮的镇压，并试图透过让步，甚至辞掉一些不受欢迎的官员（这以前曾经发生过）来拖延并渡过危机。

我们并不能排除梁振英将会下台，来换取香港恢复“稳定”，但面对群众抗争而下台将会对香港和中国政府带来巨大的成本。这会大大地提升群众的自信，证明战斗性的反抗是可行的。要求梁振英下台是目前的核心口号。就连占中领导们也在提出特首的请辞，反映出运动底层的民愤。在星期一早上，梁振英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他将“不会让步”，但危机持续下去，严重的压力将导致政府阵营分裂。

社会主义行动非常活跃于运动中，并透过“全港大罢课行动”组织中学生罢课。社会主义行动提出要赢得真正的民主，就必须要将香港的群众运动与中国大陆的革命连结起来，工人阶级将会是结束专政和改变社会的关键。争取真民主的斗争并不能够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完成，泛民倾向的“西方民主制度”也只不过是让非民选的有钱人和财团垄断政治。无论是由专制政权还是金融市场统治，资本主义就是独裁制度        。我们另一个的选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民主地计划经济，来终结不断恶化的贫穷、楼奴、失业者和低薪合约劳工。

在现在的群众示威中，社会主义行动倡议建立中港的工人群众政党，将革命性的民主纲领连结起清晰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团结声援香港“雨伞革命”的不合作运动、罢工罢课和占领运动！
打倒梁振英政府！
反对镇压，天安门事件不要重来！
建立工会、学生会和罢委会，将罢工罢课蔓延
中港立即实现全面民主！打倒中共一党专政！

不与暴虐的港府谈判！

最近几日，反占领流氓暴力袭击占领运动，警察袖手旁观，纵容暴力，放走一个个被拘捕的暴徒！中共及港府资助爱护香港力量及蓝丝带势力，策划这场暴力事件。

同时，警察施用狡猾的手段，向特首办驶进载满催泪气体丶橡胶子弹等武器，试图恐吓占领人士。政府于9月28-29日派出“第一梯队”施放催泪弹镇压失败，挑起了民情反弹，现在派出亲政府流氓作为“第二梯队”发动攻击。

在旺角，群众英雄式地回应了这些攻击，约1万平民到旺角抵抗暴力。虽然占领运动的“官方”领袖学联丶学民思潮及占中三子呼吁群众撤离旺角及铜锣湾，但仍然有过万人到旺角留守，这本身已令人惊叹不已。

社会主义行动成员活跃于旺角占领区，我们认为必须保卫旺角区。民主地组织起来，成立行动委员会协议日常斗争。

为了应对警察9月28-29日的猛烈镇压，占领者机智地分散为四个不同的占领区，令警力不足以全面清场。警察镇压占领运动的部署是针对原本“和平占中”只占遮打的策略。

“雨伞革命”内不同派别的力量正受到压力，“温和泛民”往往害怕群众斗争，害怕群众会激进化而失去控制。他们在压力下可能以“保持民意支持”的名义解散运动或向政府作出退让。这会削弱运动的力量，令我们更难胜利。

社义行动一直强调，暴力袭击是政府战略之一，向温和泛民及和平占中施加压力，要他们寻求妥协的道路。任何与梁振英及中共的妥协只会拿到小修小补的退让。这绝不能带来群众要求的全面民主。

与政府谈判？

在香港过往的群众运动多次都无功而还，因为运动领袖不受民主控制。而即使有无数单一议题的民间团体，却欠缺真正的群众组织（尤其是工人组织）去监督运动领袖。泛民领袖堕入与中共或其傀儡假对话的陷阱。对话的目的只是解散运动，而赢不到任何真正意义的改变。

有温和派的声音认为，现在运动需要退却。对这批人来说，“对话”才是唯一出路。但这将造成灾难，会错失了势不可挡的群众力量，放过了诡计多端的政府。

需要工人政党

任何斗争的成败（尤其是如此具历史意义的运动）一定要以实质改变而非口头承诺来衡量。暴虐腐败的梁振英政府必须下台，但不要换人不换制度，立即实现真普选，而要求真正民主选举产生继任者，不要中共和资本家垄断的提委会，一定不能限制参选人。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这也应该联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议会取代立法会橡皮图章废除，议会代表均由普选产生，人民并拥有随时召回的权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应与普通技术工人工资看齐。苏格兰最近的公投允许16岁青年投票，香港年轻人在社会的政治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应降低投票年龄至16岁。

社会主义行动将民主斗争与反资本主义的必要连系起来，特别是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众政党，来整合这场运动的工人阶级与左翼分子。这才能挑战垄断香港经济力量的财团家族并且为社会替代和民主控制银行金融机构等赢得支持，这是唯一能够解决如今不可高攀的房屋价格──已经是全世界“最难以负担”，以及贫穷丶实际工资停滞和公共事业私有化的恶梦。

将雨伞传遍全国！

这场斗争必须扩散到中国大陆，支持在中国血汗工厂工人的非法斗争，反抗国家机器的镇压。这是唯一一个能击败中共独裁者的战略。共产党本身就是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高墙”，阻碍香港乃至中国走向民主。

如果以为“自我审查”就可以避免触怒中共，并试图分开两地的斗争分开，就是犯下了严重错误，客观上强化了中共政权的力量。我们需要将“雨伞”由香港传遍中国，愈快愈好。但这需要一个建基于工人阶级和穷人利益的纲领，无论是在香港或是中国。

占领运动必须民主地组织起来，包括成立民选的行动委员会，开放让所有参与占领的团体加入，来协调罢工罢课的工人和学生，并决定未来战术等重大决策，包括是否未来是否接受与政府谈判，是否接受政府的让步。

在运动爆发的首几天，自发松散的占领者以无比的热情发起了行动，但在政府的暴力攻击下，这斗争模式受到严重的考验。因此，民主组织乃当务之急。解决出路在每个占据地点建立行动委员会，以协调动员工作及组建自卫队，类似的民主组织也要在学校和工作场所中成立，推动罢课罢工。这些委员会为需要决定运动策略，并透过公开民主的讨论作出合适的政治回应。运动民主必须全面民主，才能击败政府。

社会主义行动为以下斗争：

★梁振英下台！
★不要假妥协丶假谈判，立即实现真民主！
★坚持继续“雨伞革命” ─ 建立民主行动委员会，决定运动路向，并组织自卫纠察队，反抗政府有组织的暴力！
★继续推动罢课，建立具战斗性的独立学生会！
★打倒中共一党专政，打倒受其保护的资本财团！
★民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 ─ 建立工人群众政党，为社会主义而抗争！

香港：警匪合作，政府和警方制造袭击事件打击“雨伞革命”

10月3日（星期五），占领运动进入进入第六天。经历过与警察对峙，两天的公众假期结束后，占领运动受到有组织的暴力袭击。社会主义行动（CWI）活跃于旺角占领区，这一带多日来受到黑帮和爱港力动员出来的流氓暴力袭击，拆毁拆毁帐篷和路障，袭击占领人士，而警方则袖手旁观。警方指星期五有37人受伤，当中旺角就有18名伤者。有19人被捕，根据警方资料，有一半被捕者有黑帮背景。

在铜锣湾，同时有黑帮分子及亲政府势力发动同类袭击，让警察有藉口介入并清走围栏及帐篷，从而结束占领。有报导指有暴徒推撞及性骚扰女占领者，又说“出得来示威预左俾人非礼”。本星期更出现一群亲政府的“蓝丝带”势力，支持警察执法，对抗佩戴黄丝带的支持民主人士。这群所谓的“反占领市民”实际上来自中共的外围组织。在一段广泛流传的视频中，警察在铜锣湾警署附近向一批中年男子分发蓝丝带，随后同一批人被目睹袭击占领人士。

在昨天的暴力袭击事件发生前，新界乡议局于两日前袭击了职工盟的街站。来自运输、教育及服务等领域的大约一万名“职工盟”成员，从星期一就加入了示威，支持此次运动。建制派媒体抹黑占领运动“现场混乱”且“瘫痪经济”，将罪名归咎于占领人士。

与此同时，在金钟占领区，当务之急是组织认真的防卫，对抗右翼亲中共流氓和警察的新一轮攻击。警察的狡猾且挑衅性的策略激起了警民冲突。在星期五早上，警察要求示威者开路让救护车通过，但却利用缺口运送大量催泪弹、橡胶子弹等武器。一名CNN记者报导，目睹星期四晚运往特首办的货物上标签为“round, 38 mm rubber baton”，即橡胶子弹。

集体捍卫占领区

警察实质上将特首办转变成堡垒，以应对激进学生的包围行动。可见愈来愈多的激进学生对政府的拖延战术及暴力袭击不耐烦，以及愈来愈忧虑“温和”泛民会试图解散运动。

袭击各占领据点的行动显然是有组织的。每次袭击的时段和模式几乎一样，在日间占领人数下跌时进行。“雨伞革命”示威者毫无怀疑地相信，对占领的暴力袭击是由梁振英政府和警务处上级组织策划的。

为响应号召重新占领旺角，巩固示威运动，星期五晚旺角的占领人数增至一万人。如此回应著实令人吃惊，因为包括“学联”和“学民思潮”在内的“官方”组织者都呼吁人们前往被包围的政府总部，将金钟作为此次运动的主要示威地点，而保卫旺角的动员来自更激进的“非官方”示威团体和普通市民。

社会主义行动的成员本来已在旺角地区活跃多年，我们也在占领旺角最薄弱的时间中午的时候，与其他示威者联手保卫占领区。在被亲政府暴徒以二十比一的数量下包围，守方被迫后退。其中一个困扰许多社运分子的问题关于所谓“本土派”的角色──他们乃一群松散的网络组织，主要在网上动员并结合“无政府主义式”对所有政党及“领导”的批斗，带有倾向独立的思想，同时亦有粗疏的反大陆人的种族主义。这些团体也活跃于旺角占领区。但是他们的“行动”则更多地针对其他在场组织，尤其是社会主义行动，试图在我们派发传单的街站制造混乱和骚动。但是这些“本土派”在星期五亲政府分子围堵进攻占领行动时（当天最主要的新闻）却神秘地消失掉。

有证据显示“本土派”被中共渗透。去年十二月，一群“香港人优先”的示威者冲进解放军军营，并挥舞殖民地时代的港英旗，要求解放军“滚出香港”。该组织的一名主要成员及后被发现为中共卧底并因此而解散。即使北京当局支持或操控港独组织，表面上自相矛盾，但中共一直擅长使用这些手法。中共当局对于这些团体的渗透程度仍不清楚，但无疑北京正利用反大陆人的“本土派”──让他们获得大量的外国媒体关注──来将民主运动抹黑为“反华势力”并将更大的政治打压合理化。

分散占领

保卫多个占据点是相当重要的问题。分散占领一方面可以增加运动的效力，更重要的是政治效果。最重要的或许是令警察难以全面清场。群众分散占领成四个不同区域，是为了应对警察9月28-29日的猛烈镇压，占领者机智地分散为四个不同的占领区，令警力不足以全面清场，也突显了警察的战术问题。警察镇压占领运动的部署是针对原本“和平占中”只占遮打的策略。

“雨伞革命”内一些派别的力量正在施加压力，这派别不想有多个占领据点，令这些自我钦点的领袖难以控制。“温和”泛民垄断这场运动的政治路线，但他们几乎与中共与香港政府，完全被示威者的战斗精神所震摄。这些政客们一直都恐惧于群众斗争，害怕群众会被激进化并失去控制。

民主党何俊仁说：“现在情况混乱。”何俊仁等泛民政客过往多次反对群众斗争，附和政府关于“极端政治”和“暴力抗争”的恐吓舆论。在2011年一场替补机制的论坛里，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在会场示威后，泛民政客对其予以谴责。“长毛”最近就此案坐牢一个月。

因此，何俊仁等温和派对今天空前的群众斗争感到“困惑”，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运动中最震撼人心的是年轻人、学生和普通劳动大众，每天与政府和警察对峙中清晰的目标和有决心的行动。

“温和”泛民的目标是要寻求妥协，一个所谓的“现实方案”，而这只会是小修小补的让步，并让本来的专制政府得以继续执政（无论梁振英是否下台）。这并不是群众要求的“真民主”，而这样做也可能会引发起民众的大量不满。

社会主义行早前已经告诫过，暴力袭击示威者是政府的战略之一，这是来向“温和”泛民及“和平占中”等施压，让他们接受那个烂“妥协”。这也会增加“温和”泛民的影响力，让运动从新集中到单一、更易控制的地方。这解释了为什么（一定程度地）谴责警察与暴力攻击，但却没有任何意志试图保卫旺角和铜锣湾的占领区。

谈判？

斗争经过了起初的高潮后，在现阶段已到了停滞时期，加上欠缺清晰的战略和真正的领导，运动的路向及诉求仍然不明确。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对谈判的态度。

在香港过往的群众运动多次都无功而还，因为运动领袖不受民主控制。而即使有无数单一议题的民间团体，却欠缺真正的群众组织（尤其是工人组织）。主导民主斗争的泛民领袖不想有雨伞革命发生，因为他们与资本家阶级一样恐惧，运动会超越资产阶级民主一人一票的诉求，开始将矛头指向掠夺财富的大财团和银行。泛民领袖往往堕入与中共或其傀儡假对话的陷阱。对话的目的只是解散运动，而赢不到任何真正意义的改变。

就谈判问题，在运动内部已开始出现分歧。学联起初决定正确，宣怖梁振英若不下台就不会谈判。这是底线！但在10月2日（星期四）晚上，政府显然受北京指示下，表示愿意与运动领袖会面，温和派（等别是占中三子）似乎向学联等人施压，表示愿意谈判。这与泛民政客害怕失去运动的控制权不无关系。

旺角及铜锣湾受到袭击，令运动形势有所改变，学生领袖受到的群众压力增大，令他们改变立场，不再与政府谈判。但是，“和平占中”领袖仍暗示愿意与政府谈判。他们希望将街头运动变为领袖圆桌会议，正是温和泛民的政治基因。他们想透过谈判去宣布“道德胜利”，主张占领者应该“暂时”撤退。但这立场将造成灾难，会令我们错失了势不可挡的群众力量，放过了诡计多端的政府。

需要工人政党

任何斗争的成功，尤其是如此具历史意义的运动，一定要以实质改变而非口头承诺来衡量。这代表残暴而腐败的梁振英政府必须下台，并拒绝任何除真正民主选举出来的继承者，不要中共和资本家垄断的提委会。一定不能对参选人有任何的限制。对于社会主义行动来说，这也应该联系到将立法会橡皮图章废除，并由一个真正的人民议会所取代，其中的所有成员皆普选产生，人民并拥有随时召回的权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应与普通技术工人工资看齐。正如苏格兰最近的公投，投票年龄应降到16岁，我们已经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在社会的政治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社会主义者并非原则上绝对反对谈判的教条主义者。在许多情况，无论是工人斗争或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领袖都需要谈判，但必须有群众运动的压力作为后盾。但港府受独裁者的命令，绝不会放下权力，与它谈判只会是注定的失败，特别是，如果参与谈判的都是温和泛民领袖。今次的占领运动他们完全没有发挥过角色，而在过去三十年，他们的妥协路线从来没有为民主运动赢过丝毫的胜利。

社会主义行动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目的就是要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记忆体。我们不断提醒群众过去的失败经验，告诫香港民主运动历史中痛苦的背叛，避免今天的斗争再次错失良机。

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得到了全世界的注目，尤其是工人和年轻人们。全球都发起了不同的声援行动，包括从菲律宾到英国的工人组织。在“十一国庆”假期期间，参与香港运动的群众数字超过20万。

社会主义行动在占领运动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并竭力推动罢课中。我们将民主斗争与反资本主义的必要连系起来，特别是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众政党，来整合这场运动的工人阶级与左翼分子。这才能挑战垄断香港经济力量的财团家族并且为社会替代和民主控制银行金融机构等赢得支持，这是唯一能够解决如今不可高攀的房屋价格──已经是全世界“最难以负担”，以及贫穷、实际工资停滞和公共事业私有化的恶梦。

将雨伞传遍全国！

社会主义行动作为运动中少数声音，呼吁将运动扩散到中国大陆，支持在中国血汗工厂里的非法工人斗争和反抗国家机器镇压的斗争。这是唯一一个能击败共产党的策略，而共产党本身就是香港（乃至中国）通往民主的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高墙”。不幸地，许多示威团体，例如民主党，都不这么认为，甚至觉得“干预”中国内政会激怒独裁者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但这种“自我审查”并试图将两地的斗争分开乃是个严重错误的想法，实际上更会强化中共政权的力量。我们需要将“雨伞”由香港传到中国，并且越早越好。但这需要一个建基于工人阶级和穷人利益的纲领，无论是在香港或是中国，以反抗坚定地站在反民主阵型的资本家的利益。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以来都强调群众的民主示威需要民主地组织起来，包括民选行动委员会并开放让所有参与占领的团体加入，来协调罢工罢课的工人和学生，并决定未来战术等的所有重大决策，包括是否接纳未来政府所作出的谈判让步。

而当2012年反国教运动时，我们遭受一些民主阵营内的团体抨击，被以官僚的手段阻止我们行动。我们已经告诫过“小圈子”的领导层在没有民主程序下独断所有决定的后果。当年的运动后来在政府没有完全撤回国教时被突然解散，这就凸显出问题的重要性了。

不幸的是，今天的运动同样缺乏民主的架构，而当自发而松散的占领者以无比的热情使得占领初期数天运作尚算流畅，这种群众斗争的模式正在政府的围堵攻击下受到严重的试验。反占领的暴力更突显了民主组织的重要性。解决出路在每个占领地点建立行动委员会，以协调动员工作，组建自卫防御，类似的民主组织也可以在学校和工作地点中推动罢课罢工的行动。这些委会为需要决定运动的策略，并透过公开而民主的讨论作出合适的政治回应。只有运动的内部全面民主，我们才能击败政府。

可惜，今天的占领运动同样欠缺民主架构。在运动爆发的首几天，自发松散的占领者以无比的热情发起了行动，但在政府的暴力攻击下，这斗争模式受到严重的考验。因此，暴力袭击令民主组织变成为当务之急。解决出路在每个占据地点建立行动委员会，以协调动员工作及组建自卫队，类似的民主组织也要在学校和工作场所中成立，推动罢课罢工。这些委员会为需要决定运动策略，并透过公开民主的讨论作出合适的政治回应。运动民主必须全面民主，才能击败政府。

社会主义行动与工人国际委员会为以下斗争：

梁振英下台！
不要假妥协和假谈判：立即实现真民主！
支持并延续“雨伞革命”──建立民主行动委员会来决定下一步的计划，并组织自卫纠察队反抗政府有组织的暴力！
继续推动学校罢课！支持建立具战斗性的独立学生会！
打倒中共一党专政！打倒受其保护的资本财团！
民主斗争本身也是阶级斗争，我们需要一个工人群众政党，为社会主义而抗争！

重新启动罢课　必须踢走梁振英！

香港的政治危机再次有戏剧性发展。政府企图透过一次假谈判来结束占领运动，但失败而回。梁振英政府深陷危机，不但用暴力催泪弹镇压群众，现在更被揭发涉嫌贪污！近日传出梁振英收受澳洲公司UGL约400万英磅（约5000万港元），却从来没有申报，涉嫌严重违反多项法例和行政规定，包括《防止贿赂条例》、违反行政会议的利益申报规定等。这件丑闻更为现时政府的危机火上加油。这也是为什么林郑月娥突然宣布拒绝与学生对话，政府权威经已重挫，害怕谈判可以变成群众动员新一轮抗争的机会，去要求梁振英下台。

政府希望“扩大”谈判的对象，将最保守的泛民温和派也包括在内，这包括“和平占中”，但群众在这场运动中，已经越来越看清他们阻碍群众运动前进的妥协角色。相比起学生，政府当然希望与这些温和派对话，因为他们曾经表示希望大家撤离并结束占领。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一定要重新启动群众抗争，尤其是清晰呼吁全体香港学生重新启动罢课。我们没有时间犹豫。占领一定要继续，不能作半点让步，需要组织民主的行动委员会，争取当区居民和小商户的支持，同时组织自卫队抵挡攻击。

要确保新一轮的抗争成功，并巩固占领的话，我们一定要克服在雨伞革命所面对到的最大困难：基层组织与民选领导。我们必须由下而上建立这个领导层，取代现时几个自我钦点的“小圈子”领袖，他们口头上代表“占领”发言，实际上却叫人撤离！

雨伞革命从此改变了香港。无论现在发生什么，新一代的年轻人已经投入到政治抗争之中，他们更有斗志去为真正的民主而战斗，并且不希望像过去那么多次受到背叛。

我们不能相信这个卑鄙暴力的政权。政府在催泪弹和胡椒喷雾的失败后，改变策略利用“蓝丝带”和黑社会袭击占领示威者。政府试图制造恐慌，让运动中的妥协派动摇，并结束占领和罢课行动。他们成功影响了那些一直质疑并拖延运动的领袖们。

这场运动的核心是最积极参与的普通劳动者和年轻人，对于结束运动的呼吁，他们大力反对。运动仍然得到大多数的公众支持，有六成的香港人反对八月的人大决议，而只有五分一的人支持。

在香港过往的群众运动多次都无功而还，因为运动领袖不受民主控制。而即使有无数单一议题的民间团体，却欠缺真正的群众组织（尤其是工人组织）去监督运动领袖。泛民领袖堕入与中共或其傀儡假对话的陷阱。对话的目的只是解散运动，而赢不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变。

有温和派的声音认为，现在运动需要退却。对这批人来说，“对话”才是唯一出路。但这将造成灾难，会错失了势不可挡的群众力量，放过了诡计多端的政府。

需要工人政党

任何斗争的成败（尤其是如此具历史意义的运动）一定要以实质改变而非口头承诺来衡量。暴力腐败的梁振英政府必须下台，但不要换人不换制度，我们要求立即实现真普选，要求真正民主选举产生继任者，废除中共和资本家垄断的提委会，不可以限制参选人。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这也应该联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议会取代立法会橡皮图章废除，议会代表均由普选产生，人民并拥有随时召回的权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应与普通技术工人工资看齐。苏格兰最近的公投允许16岁青年投票，香港年轻人在社会的政治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应降低投票年龄至16岁。

社会主义行动将民主斗争与反资本主义的必要连系起来，特别是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众政党，来整合这场运动的工人阶级与左翼分子。这才能挑战垄断香港经济力量的财团家族并且为社会替代和民主控制银行金融机构等赢得支持，这是唯一能够解决如今不可高攀的房屋价格──已经是全世界“最难以负担”，以及贫穷、实际工资停滞和公共事业私有化的恶梦。

将雨伞革命由香港传到中国！

这场斗争必须扩散到中国大陆，支持在中国血汗工厂工人的非法斗争，反抗国家机器的镇压。这是唯一一个能击败中共独裁者的战略。共产党本身就是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高墙”，阻碍香港乃至中国走向民主。

至今已经有约四十名维权人士在中国发起声援香港的“雨伞革命”而被当局拘捕。纵使中共独裁在大陆实施全面的媒体封锁，并将香港的运动抹黑为“西方阴谋”，还是有人计划在未来数天，于天安门广场举起雨伞进行抗议。大家试设想下，假如香港的占领运动能够清晰地呼吁中国大陆人民声援，在中国的反应会如何？至今未有运动的领导层愿意作出这样的呼吁。所谓如果我们避免干预中国“内政”，中共就会恩赐民主给我们，这完全是个误解。民主斗争是没有中间余地的：要不独裁者胜利（香港没有民主），否则就是他们的失败（在中港两地都能实现民主）。

如果以为“自我审查”就可以避免触怒中共，并试图分开两地的斗争分开，就是犯下了严重错误，客观上强化了中共政权的力量。我们需要将“雨伞”由香港传遍中国，愈快愈好。但这需要一个建基于工人阶级和穷人利益的纲领，无论是在香港或是中国。

占领运动必须民主地组织起来，包括成立民选的行动委员会，开放让所有参与占领的团体加入，来协调罢工罢课的工人和学生，并决定未来战术等重大决策，包括是否未来是否接受与政府谈判，是否接受政府的让步。

在运动爆发的首几天，自发松散的占领者以无比的热情发起了行动，但在政府的暴力攻击下，这斗争模式受到严重的考验。因此，民主组织乃当务之急。解决出路在每个占据地点建立行动委员会，以协调动员工作及组建自卫队，类似的民主组织也要在学校和工作场所中成立，推动罢课罢工。这些委员会为需要决定运动策略，并透过公开民主的讨论作出合适的政治回应。运动民主必须全面民主，才能击败政府。

社会主义行动为以下斗争：

踢走梁振英！
不要假妥协、假谈判，立即实现真民主！
坚持继续“雨伞革命”-建立民主行动委员会，决定运动路向，并组织自卫纠察队，反抗政府有组织的暴力！
继续推动罢课，建立具战斗性的独立学生会！
打倒中共一党专政，打倒受其保护的资本财团！
民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 ─ 建立工人群众政党，为社会主义而抗争

梁振英涉收受澳洲财团贿款5千万

香港“雨伞革命”踏入第三个星期，在林郑月娥拒绝与学生谈判后，有10万人参与占领金钟的集会。梁振英政府受尽压力，连日来不断有流言传出，指中央会撤掉梁振英来平息民愤。

十月八日，澳洲传媒《Fairfax Media》突然报导，梁振英在2011年11月底宣布参选特首后，随即于12月与澳洲财团UGL签署秘密合约，承诺继续担任其顾问并支持其在亚洲扩展业务，作为回报金额高达400万英镑（约5,000万港元）。自梁振英2012年正式上任特首以来，更两度收受报酬而并未申报。梁振英涉嫌严重违反多项法例和行政规定，包括《防止贿赂条例》、违反行政会议的利益申报规定等。

UGL乃澳洲的跨国企业，业务包括工程、地产项目等。该公司于2011年12月收购戴德梁行，而梁振英则时任戴德梁行的亚太区主席。现在UGL企业与港铁公司（港府为最大股东）有至少三项香港及澳洲的合作项目。

“雨伞革命”的群众高呼梁振英下台，警察于9月28日投掷催泪弹镇压示威者后，警队内部士气低落，军心动摇。甚至有传梁振英曾与政府高层商讨，要牺牲曾伟雄一人以平息民愤。不难想像，今次针对梁振英的贪污丑闻，是建制阵营为随时准备牺牲梁振英而铺路。

梁振英面对贪污丑闻，政府正陷入新一轮的危机，但未必代表会因此立即下台。董建华在03年七一50万人上街后，也继续任职至05年才“脚痛”下台。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派别会想牺牲一个傀儡而保存整个制度。

2012年特首小圈子选举中，梁振英就是以揭露对手唐英年僭建和婚外情的黑材料，才得以当上特首，自始唐梁之争引起了香港统治阶级之间持续的分裂。梁振英上台后，政府内阁的丑闻继续被揭发，涉及面包括上台数天便下台的麦齐光、前行政会议成员张震远、发展局局长陈茂波等。这不是香港制度的肃贪倡廉，而是中共式的反贪权斗搬到香港上演。梁振英收受的金钱资助，不过是整个腐败政府的冰山一角罢了。雨伞革命不要只换人而不换制度，踢走梁振英，革走整个腐败政府，实现真普选，打倒财团专政！

雨伞革命分裂危机 － 背后原因是什么？

要打倒梁振英政府，要争取到真民主，就要团结起来抗争。但只有民主决策及自由讨论才能达致真正的团结！

雨伞运动踏入第三星期，抵受了警察暴力、黑帮袭击及反占中的舆论抹黑。但是，运动内部正就路向分歧而陷入分裂，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

占领群众深深不信任泛民及占中三子等团体，认为他们会背叛运动。经过以往民主运动的经验，这些批评是合理的，有必要公开讨论。可惜，盘踞于旺角的本土派并非以讨论作为手段。本土派没有提供一个替代妥协派的方案，从而建设更强大、更团结的运动，而是用散播谣言和抹黑的手段排斥异己，甚至伤及反对妥协的组织。本土派以流氓恶霸的手段，歇斯底里攻击“左翼”（有很多实则上并非左翼）以及任何异见者，令运动愈来愈专制。这严重危害运动内部的言论自由及组织权利，有违民主原则。

学民思潮及学联表示，愿意以撤离金钟道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政府重开公民广场作为集会用地。黄之锋宣布决定时，虽然声称是与占领现场人士商讨后共识决定，但金钟道不少占领者表示反对，甚至表现出愤怒。

学民及和平占中表示，为了争取所谓“中间派”的支持，因此要向政府释出善意，但换来的是政府立即清除金钟一带的路障，可见寻求谈判根本不会有结果。

占领当然需要策略调配，但运动欠缺民主的组织架构，令群众不能集体民主决策。现时学联、学民及和平占中成为了金钟区的谈判代表，但由于没有组织行动委员会，与占领者民主商讨决策。黄之锋于深宵宣布可以撤离金钟道，只是在重覆反国教解散运动的错误。

只有继续坚守占领运动，并将行动升级（尤其要将雨伞运动从香港蔓延至中国），向大众展示胜利的可能，才能争取游离群众的支持。相反，妥协只会令群众感到运动走向下坡，令民气消散。

金钟代表泛民势力，泛民视群众力量为谈判筹码，想重用过往由上而下的方式控制运动。旺角则代表了本土派的势力，吸引了一批不满泛民及学联的激进年轻人。热血公民为了收割年轻人抗拒组织的情绪，打著“没有大会”的旗号，禁止其他组织参与运动，实质上要令自己成为单一领导。在没有民主的组织下，旺角、金钟两派的对立令运动有分裂之危机。

本土派的攻击分裂运动，让政府、警察及反占中流氓坐享渔人之利，对这场斗争造成具大危险。本土派充当运动的警察，只要参与者不听其指令，就指控其为“共碟”并围堵驱赶。社会主义行动都曾经被流氓叫嚣围堵，甚至破坏物资。我们强烈谴责这种反民主的恶行。

泛民主派及和平占中过往垄断群众运动，在关键时候煞停运动，激起了群众不信任组织的情绪。极右本土派从中得势。现在本土派只是复制泛民的控制手段，只是做得更专制、更歇斯底里：严格控制运动“纪律”，扼杀活动自由；强调运动要单一议题，不能各自表述政治理念；抗拒组织参与，实质上要令运动只有单一领导。更重要的是，本土派长远会令香港民主运动扭向族群衡突的方向，撕裂中港两地反独裁的运动，反过来只会让中共得益。

为了令运动团结，坚持抗争下去，社会主义行动认为需要建立民主的行动委员会，让占领人士及团体可以共同参与决策。香港民主斗争的一大弱点是欠缺具群众基础的基层组织。最大的缺失是欠缺具战斗性的工人政党，将反独裁运动连结至反对低工资、高工时及反对商家操控经验的斗争，这场斗争可以由香港开始，但唯有蔓延至中国大陆的工人和年轻人，推翻中共政权，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建立民主的群众组织及新的工人政党是当务之急，要求向领袖问责，并民选产生基层代表取而代之。这些基层代表必须真的来自基层，并切实为工人阶级和年轻人发声。

人大决定不撤回，真普选未实现，我们绝不退缩！

美国正在香港搞“颜色革命”吗？

官媒声称香港的占领运动是西方势力背后策划，以分裂国家，阻止中国经济增长。这论调在习近平的民族主义宣传中占重要，透迥指控运动是外国势力策划，并会破坏社会稳定，以遏制在中国对民主的呼声。

中共“颜色革命”的陈腔滥调被众多事实否定。首先，社会主义者及很多左翼分子都积极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军事侵略，我们这群人在现阶段是运动中的少数，但也非常活跃于民主斗争。例如，社会主义行动有份举办声援斯诺登游行、声援加沙（反对以色列国家恐怖行动）、反对美国在伊拉克及叙利亚的战争。我们同时反对中美政府两方是没矛盾的，因为两国政府都代表著商家钜富的利益，压迫大多数的人民。

第二，中共选择性地利用“美国威胁”去迎合自己的舆论宣传，是虚伪的做法。事实上，中国的统治菁英与美国资本主义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伙伴关系。的确，随著中国崛起而蚕食美国在世界多处的利益，两国关系变得愈来愈不稳定。但从经济来说，两国关系仍是全球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庞大、最重要的关系，迫使两国政府面对纷争时要小心处理。

两国经济是由庞大贸易及金融关系紧密连系，同时中国持有庞大的美债。美国最大的企业都是中国的主要投资者，例如通用汽车、百胜（肯德基）、波音和苹果，他们在中国售卖的货品比美国更多。但今年也可见到一个历史上的转折，就是中资在美国的投资超越了美资在中国的投资。阿里巴巴在纽约上市的股票，总共集资250亿美元，令主席马云一夜变成中国首富，也令另外10名阿里巴巴董事变成百万富翁。

这种盈利关系解释了中美政府想淡化香港的示威事件，确保不会影响生意。正如据报道前国务卿希拉里说：“就人权问题批评你的庄家是不好的。”这正正是美国驻港领事在9月28日警察投射催泪弹后的回应，美领事发表声明指美国“不会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有立场”。

基于同样原因，中国指控“美国干预内政”和“颜色革命”时，通常透过《环球时报》等更强硬的官媒，但有时也会出自其母报章《人民日报》，但很少直接出自中共领导高层的口中。这些喉舌报的作就是令人觉得政府发言人的言论相对“合理”。

与美国“新保守派”友好

有些泛民领头人物与美国右翼政客有连系，是事实来的。最近，前港督彭定康在主权移交前为《苹果日报》的黎智英安排居英权（彭定康拒绝了10万港人申请居英权）。据报道，黎智英与美国新保守派人物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是好友。沃尔福威茨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策划者，也是因为他令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冒起。

黎智英的政治顾问Mark Simon是共和党香港支部的领头人物，也曾为乔治布殊助选。另一外美国“新保守派”爱伦（Ellen Bork）与李柱铭是好友。中国媒体大肆报导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旳角色。NED是一个美国政府资助的右翼智库，资助不同的非政府组织，2012年在香港用了75.5万美元，2013年用了69.5万美元。

对于香港泛民与美国不民主的资本主义代表有连系，社会主义者并不感惊讶。雨伞革命并不是因为这些领袖而爆发的，而是因为冲破了这些领袖阻碍而爆发！从此可见泛民的政治矛盾，他们对民主的愿景是建基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因此主张妥协及逐步改革，但这路线经历了30年的考验都无功而还。中共独裁者在全世界的企业都有一班有权有势的好友。这批人与香港的商家一样，认为民主对中国是坏事。

泛民领袖及其美国好友害怕，斗争的群众不会停留于要求民主，而要求更进一步的社会变革，这将对资本主义构成威胁。从雨伞革命可见这一点，而泛民之前并无预计或希望运动会发生。

泛民领袖的美国好友不但没有煽动颜色革命，反而不鼓励群众示威。美国领事在今次事件采取中立，而有传沃尔福威茨在七一前与黎智英在游艇聚会时，要求他不要发动占中。不论这是否属实，占中的确被推迟了。

这立场与美国对港政策是绝对吻合的。在2010年，当五名立法会议员辞职发起“五区公投”时，《苹果日报》并不支持五区公投，反而支持泛民妥协派。温和泛民后来与中共密室谈判，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其中有份参与密室谈判的就是今天的“占中三子”之一陈健民。

美国“重返亚洲”？

亲中共的阴谋论者以美国“重返亚洲”作为例子，指控香港的民主运动（可参考“多数中国人预料对日开战”）为“外国势力阴谋”，包括一些国际前斯大林派左翼也如是。虽然奥巴马政府无疑想在亚洲建设军事及经济联盟，包围中国以阻止其经济影响力增加，但这不代表他们想就香港问题与北京立即冲突。如果认为美国资本家阶级主张中国实现自由民主，是完全错误的。美国希望可以围堵中国， 但仍然希望与目前独裁的中共政权打交道，因为中共也主张稳定的盈利环境，而不想由未知的势力取代中共。

特别现时伊拉克及叙利亚处于尖锐危机，伊斯兰国控制了两国约三分之一的土地，而美国发起的空袭未来阻止其得势，白宫希望避免与中方进一步对峙而造成后顾之虑，而不想进一步刺激中俄正在萌芽的联盟。正如《华尔街日报》于9月29日指出：“美国政府正面对多处的地缘政治问题，预计因此会小心处理与北京的外交。”

同样，英国更加如是，右翼政府深陷危机，希望可以安抚北京，避免就香港问题发生纠纷。英国国会决定派员到香港调查，其实只是无意义的姿态，但大陆官媒就此事大肆攻击。但今年6月李克强到访英国时，总理卡梅伦就有相当关注一点：要确保价值2200亿港元的中国投资合约，包括能源、铁路和银行。伦敦已经向中方代表保证，不会再发表“人权讲话”，卡梅伦也不会再如2012年时般与达赖喇嘛会面。当时北京要求英国道歉，而英国也跪低了。

在今年夏季，陈方安生及李柱铭到访英国，希望争取英国资本家政客的支持，但以失败告终。最令人注目的是，卡梅伦拒绝与他们会面。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卡梅伦保持缄密，并将香港问题交由副首相克莱格处理。克莱格是自民党党魁，将于下届选举受到重创。因此他们用尽任何机会争取曝光，但他对香港的民主斗争几乎没有任何帮助。

泛民认为民主斗争需要寻求外国政府或商家领袖的协助，社会主义者彻底反对这一立场。香港群众需要赢争取境外盟友的支持，但对象应是其他地方的工人和年轻人，尤其是中国，因为反中共的关键地方就是中国。香港本土派团体举港英旗争取民主，是自讨苦吃的，英国政府及资本家阶级并不是示威的得益者，因为他们正忙于与北京做商业勾当。

反占中暴徒攻击占领者街站

强烈谴责暴力

10月19日下午三时半，社会主义行动在蓝田地铁站A出口外摆设街站，呼吁支持雨伞运动。期间突然被十多名自称反占中的中年男士滋扰，除粗言辱骂外，亦推撞及拍打我们义工的头、胸及背，又以脚踢台及扬声器，令部份街站物资损毁，活动被迫中止。警员到场，护送其中一名成员上警车，但没有逮捕任何暴力袭击人士。

社会主义行动强烈谴责使用暴力，打压言论的行为，此次事件证实站在暴力一方的是建制和政府。这些可耻的暴力行为并不会窒碍我们争取民主、打倒中共专政的决心。我们将会抗争到底！

对抗警察暴力　需要号召罢课罢工一天

雨伞运动经过了三个星期，为了实现真普选，打倒梁振英占领者抵抗了警察近乎失控的暴力，坚忍黑帮的暴力袭击，被驱赶后又再度重新占领。在10月18日凌晨，9千名群众重夺旺角占领区，远远出乎政府和警察的预算，群众即使面对警察多次以胡椒喷雾及警棍袭击，但仍然成功夺回旺角街道，甚至一度迫使警察退后防线至登打士街，群众又一次击败警察！

著名美籍战地女记者波恩斯坦（Paula Bronstein）站在私家车顶上，遭警方以刑事毁坏罪拘捕，也有其他记者被警棍打中。有示威者被打至头破血流，是六七暴动以来首次发生的。

政府采取拖延策略，等待民气消耗。政府目的是分裂运动，然后让泛民政客及占中三子等妥协派宣布撤离，甚至批评“激进分子骑劫”。政府想孤立不妥协的年轻人，然后加强镇压去驱散整场运动。

可是，政府一再计算错误，不断惹起民情反弹，包括反黑警员在龙和道曾毒打示威人士曾伟超、警察强行在旺角清场，再一次激起群众重新占领。由928警察投射摧泪弹、10月3日的黑帮袭击、警黑合作、到龙和道及旺角暴力清场，每次都是政府的计算失误而令民气再度凝聚起来。

单靠占领并不足够 － 如何升级？

面对著警察、黑社会的暴力，市民依然不断回到占领场地，显示群众的勇敢和斗志。然而，一批年轻占领者对于现时运动停滞不前感到不耐烦，发起零散的堵塞行动，但这种“快闪”行动难以长期巩固占领，若果夸大直接行动，而忽视了集体力量的话，占领将难以长久持续下去。要真正保卫占领区只能依靠说服群众，改变民意，动员更多市民上街，才能打倒梁振英。群众动员不能依靠小撮人的直接行动所取代。十月十八日，我们在旺角的胜利示范了如何保护占领区：团体和普通市民大规模动员群众参与。若果占领区中有一个民主的行动委员会，有协调、有系统地运作，将更有效地巩固占领区，而且提供平台让所有人通过讨论及投票，民主地决定运动的下一步。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支持并参与占领行动，但我们认为，根据全世界的占领经济（美国、西班牙、希腊等），要长时间维持占领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罢课罢工相当重要，尤其罢工是更有力的斗争手段。

因此，现在有必要重启罢课，以罢课一天作为开始，对抗警察暴力，迫使梁振英及曾伟雄下台。学联等主要团体应该尽快宣布罢课日子。9月的罢课是香港群众运动的一大进步，也因此启动了雨伞运动，但也应从之前罢课汲取经验－ 如果有民主的罢委员去组织大规模学生群众参与，并协调各校各系的罢课，罢课的力量会更强大。此外，罢交税及罢工等抗命手段，也有必要展开讨论，其他抗命手段不是取代了占领堵路，但会作为补充和将运动升级的手段。

雨伞革命　传遍中国

梁振英的态度极为强硬，是因为有中共撑腰。显然，除非雨伞革命能演化成威胁中共统治的革命斗争，中共绝不会让香港有真正的普选，更莫说在大陆民主上退让。而要威胁中共统治，雨伞运动就不能限制在港，必须扩散到中国大陆，尤其鼓动大陆血汗工厂工人的斗争。这是唯一一个能击败中共独裁者的战略。中共实际上比想像中脆弱得多。如果中共真的如此强大，就不会害怕香港有真普选。中共害怕真普选就正好反映其外强中干，他们知道自己的统治命悬一线。

在运动爆发的首几天，自发松散的占领者以无比的热情发起了行动，但在政府的暴力攻击下，这斗争模式受到严重的考验。因此，民主组织乃当务之急。解决出路在每个占据地点建立行动委员会，以协调动员工作及组建自卫队，类似的民主组织也要在学校和工作场所中成立，推动罢课罢工。这些委员会为需要决定运动策略，并透过公开民主的讨论作出合适的政治回应。运动民主必须全面民主，才能击败政府。
建立工人政党
雨伞革命的成败一定要以实质改变，而非所谓“公民觉醒”来衡量。梁振英政府必须下台，但不要换人不换制度，我们要求立即实现真普选，要求真正民主选举产生继任者，废除中共和资本家垄断的提委会，不可以限制参选人。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这也应该联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议会取代立法会，议会代表均由普选产生，人民并拥有随时召回的权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应与普通技术工人工资看齐。

我们将民主斗争与反资本主义的必要连系起来，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众政党，来整合这场运动的工人阶级与左翼分子。中共在港利益千丝万褛，雨伞运动也要挑战操控香港的商贾钜富，并且为社会主义替代和民主控制银行等赢得支持。这是唯一能够解决贫富悬殊、地产霸权、工资停滞及公共事业私有化的恶梦。雨伞运动亦需要支持以下诉求：

★全民退休保障 － 不要老年贫穷
★最低工资$40，标准工时40小时，外佣得到平等权利及保护
★冻结租金，大量增建公屋，给予年轻人居所

雨伞运动若要扩大，争取更多支持，抗衡反占领阵营，就要支持这些诉求。梁振英会说这些诉求也是“不切实际”。但若果将真普选的抗争连系至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将可创造势不可挡的运动。

延续雨伞革命　在中学组织真正的独立学生会

为了争取真普选，要求撤回人大决定，“雨伞革命”撼动了港府及中共，让我们见证了香港的历史。运动得到了全世界关注，全球数十个城市发起声援行动。学生带头于9月22日发起罢课，超过24所大专院校及百多间中学罢课，后来200多人闯进公民广场受到警察镇压，然后燃点起了这场运动。

组织起来，对抗梁振英！

近日传出梁振英收受澳洲公司UGL约400万英磅（约5,000万港元），却从来没有申报，涉嫌严重违反多项法例和行政规定。我们不能姑息梁振英及整个腐败的制度！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9月28日，警察动用87枚催泪弹镇压手无吋铁的学生及普通市民。自人大8月31日的决定以来，新一轮的政治打压陆续展开。在这场运动中，被逮捕的学生很可能会被秋后算帐，受到比以往加倍的政治检控。我们绝不能以沉默纵容政府的恶行，当务之急的是组织起独立战斗的学生组织！

抵抗学校打压

罢课运动期间，许多中学生希望在学校自发罢课，都被校方阻止。一些学校校方虽然被迫退让，但仍以高压方式压制学生。部分学校“安全”名义把学生困在校内，不允许外出，甚至禁止同学去洗手间。也有学校致电家长施压，要求将同学带走。教联黄楚标中学学生在操场边一字排开坐，再轮流被老师问话。学校变成了一所监狱，校长变成了狱卒，阻止同学组织会议、派发宣传罢课的单张，甚至一些学校连派黄丝带也被禁止！
雨伞运动期间的罢课组织面对重重打压，包括建制派抹黑、校方威胁“记大过”、“不准升班”等。

建立具战斗力的真正学生会

因为中学生之间欠缺一个独立、由下而上的全港学生组织，当组织罢课的学生受到打压时，往往不清楚如何应对，与其他学生之间也没有协调。全港的中学生需要一个贯穿所有中学的机制，让所有希望参与斗争的学生都加入到这个独立学生会中，定期举办会议，讨论及投票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如果香港有一个真正为学生争取权利的学生会，在罢课期间，若有任何一间中学受到校方打压，我们可以将消息立即向传媒公开，向学校作出反击，发起声援行动等。一个真正的学生会不应受到校方任何控制，面对打压时，可以有效团结集体力量，不会孤军作战。

现时全港各中学的官方学生会都受学校校方控制，所有决策及行动都需要经过校方批准，学生并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当学生尝试争取权利或校制的改革时，往往处于弱势。我们于将军澳中学生成员便反映，他代表学生会与校方开会时，曾提出一些校内改革，例如修改只能在地下操场饮食、早上必须于操场集会等条例，老师立即回应“校规上已有的条例不用再讨论，没有可能修改”而终止对话。事实上，学生会只是像政府的一个假谘询民意的机构，实际权力始终在校方一边。

学生应该有权组织属于自己的独立学生会，由学生选举产生代表，并且有权力与校方共同制订校政。只有具战斗力的学生会，才可团结学生，捍卫校园民主！

全港大罢课行动认为，通过今次罢课运动建立起来的罢课委员会应该保存下去，并转化为未来独立学生会，不受校方控制。为了在日常捍卫中学生的权利，也为了重建民主斗争的群众基础，指明战争的新路向，独立学生会是必须的。

雨伞运动给予我们真正彻底改变香港的机会，实现我们久等的真民主。我们受够了那些欺骗与语言伪术。但是，要达到最终胜利，群众需要更有组织，包括工人组织工会、学生需要组织独立的学生会，为了抵抗未来政府、主流媒体和警察的攻击。从雨伞运动中再次见到，泛民领袖及和平占中并无能力带领斗争，相反，他们正充当著运动的煞车掣。这批政治明星和学者害怕群众会“失控”，往往宁愿与政府谈判，即使只是没有结果的假谈判。雨伞运动反映了群众有能力摆脱这批领袖，建立起新民主运动。这个组织需要由下而上民主地建立，不可能一日达成，需要由零开始。

全港大罢课行动认为，通过今次罢课运动建立起来的罢委会应该保存下去，并转化为未来独立的中学学生会。

占领者无视禁制令　坚决留守

高等法院颁布禁制令，禁止示威者占领旺角及金钟部分占领区，有效期至星期五早上十时。经过了一轮警察暴力，建制阵营动用法院国家机器作为恐吓手段，但占领人士无视禁令，继续坚定留守。

示威者抵挡了警察的胡椒喷雾，以及警察殴打的致命武力，且本身为了坚守占领已经犯上非法集结罪。禁制令决不会成功驱赶示威者，在法律技术上本身也难以执行。因此，这最多只能造成舆论恐吓，令未加入占领的市民不敢加入。梁振英政府要妖魔化旺角占领区，宣传示威者为“激进势力煽动”、“外国势力介入”，务求令其失去大众支持。现在除了坚守占领区，亦需要有组织的宣传行动，说服更多群众参与。

正如梁振英之前所讲，谈判不代表不清场，政府现时两手准备，在今天（10月21日）准备与学联谈判之际，背后继续放剑打压运动。可以肯定的是，梁振英及背后的大陆政府态度非常强硬，谈判不会有任何实质结果，而只是梁振英拖延战的手段，令占领运动的民意消散。此外，学联代表了整个运动去作谈判，容易让政府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去分化运动。

谈判应该作为平台，去宣布下一轮的抗争行动。从社会讨论“占中”开始，社会主义行动一直强调，单靠占领运动的力量并不足以迫使政府妥协，需要将运动进一步升级，例如罢课、罢工、罢交税等。现在迫切发动罢课罢工，以进行一天为开始，然后逐步延续及升级。10月28日正值警察投掷催泪弹一个月，在当天发动罢课罢工将对一个月以来警察暴力的最好回应。

有说法指现在占领人数正在下降，不是行动升级的时候。社会主义行动的看法正好相反，若果运动领袖发起升级行动，才能加强群众再参与的信心。正如《明报》最近一份民调，超过75%成受访者赞成行动应该升级，如展开“不合作运动”、持续占领及罢工等。现在欠缺的是一个由下而上组织的民主行动委员会，让占领人士及团体决定下一步的抗争方式。

香港雨伞革命深入探讨

从尚在进行的雨伞革命中，得出了什么重要经验？

这次运动参与者数以十万计，其丰富性及创造力，即使我们社会主义者也未能想像到。我们不像政府及其他人，我们一早预计到会有运动爆发。工人国际委员会（CWI）支持者，社会主义行动，香港形势愈来愈趋向爆发局面。香港贫富悬殊在已发展经济体最严重，每五人中就有一人处于贫穷。最近一项调查发现，41名亿万富翁所拥有的资产，等于香港74.4%的GDP，只有斯威士兰的财富集中度比香港更高。香港的房屋是全球最贵，很多正在占马路的年青人预期要与父母同住至40岁。

现时，民主抗争陷入僵局，加上中共拒绝退让，是社会矛盾爆发的触发点。虽然香港人在2017年选举特首有投票权，但却不能选出心仪政府，而这权力正在中共手里。

以往的大规模游行都失败告终，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民主领袖的错误政策。他们为了不要惊动北京，就坚持香港民主是香港事务，而不将运动连系到中国大陆这个更缺乏民主的地方。这就如我们说，机舱里有吸烟与非吸烟座位 － 但两边乘客却是呼吸著同样的空气！中共可以在香港受到挑战，但只有在中国才能被完全打倒。同样，这些领袖支持资产阶级“民主”，但资本主义根本不想中港有民主。资产家与独裁制同床共枕，他们惧怕民主“改革”会如水坝排洪，小小修改会激起洪流，淹没独裁者以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特首梁振英最近就不慎脱口，说如果有真民主贫穷人士就会主导选举。一名中共高级顾问王振民讲明“香港的资本主义就会停顿”！

当全球资本家也赖以中国经济生存之时，中共独裁者认为自己实力雄厚，根本不用作出半点让步。表面上这论述是正确，但事实却是相反。中共正处于严重分裂及挣扎求存的边缘，这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不理解到。

民主阵营内部有什么势力？

今次的运动参与者涵盖不同阶层，有老有嫩，而大部分人也不是任何政党的支持者。在跛脚立法会内，民主派各大党代表著各派的自由主义，一些团体较接近瑞典的右翼社民党。民主党等所谓 “温和派”政客一直主张和独裁者妥协，循序渐进的路线。但这种方式已经沿用了超过30年，并没有带来任何出路，雨伞革命正正在这背景下爆发。即使如此，这次运动还是爆发了，并将这些领袖贬为配角。

此外，也有另一“占领中环”运动，虽然名为“占中”但却在今次运动毫无角色，且一直设法避免现时的运动。它原意是以一个平淡的占领行动“交差”，占领五日后向警方自首。“占中”领袖拖延运动超过一年时间。 最后，年轻人等得不耐烦，尤其是罢课一星期的学生，在没有这些“领袖”带领下行事。

如果当初运动是由这班领袖主导的话，规模和胆量一定不能与现时相提并论。 WPZOOM在9月28日，警方发射第一枚催泪弹后，“占中”领袖已经呼吁群众撒离，之后亦再不断发表同类讲话，要求缩小占领规模，甚至全面撤退。但是，他们也承认了自己不能控制运动。

可惜的是，当这些领袖大大被边缘化时，他们混乱而错误的思想仍广泛流传，例如就如何挑战独裁政权、该提出什么诉求等问题。原因是他们并没有被挑战，没有被清晰的替代方案所取代。

现时出现了政治理念的真空，且过度依赖 “行动”。行动固然重要，但很多年青抗争者只是集中于行动，而忽视了思想的重要性，忽视了需要透过辩论得出的一个致胜的战略。很多勇敢的参与者说 “我要站出来”，但他们并不相信可以打倒中共独裁政权，也不相信中共会改变对香港普选的取态。关于纲领和策略的鸿沟，就是社会主义行动通过活动去填补的地方。

现在形势如何，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情况每日都在变化，突然而来的变化可以影响整体的方向。占领行动已经持续了三个星期，尽管政府大规模使用暴力、警察搜捕、甚至流氓打手的袭击，但都徒劳无功，反而激发了民情反弹，扩大了占领规模。在10月18日，旺角这个社会主义行动所活跃的工人阶级社区，更取得了一场大胜。警方早上发动突袭，出动泥头车等重型机器捣毁了占领区的街垒和帐篷。但当天傍晚超过一万名群众反攻，重建街垒并迫使警方后退。而由于警察使用愈来愈危险的武力，令民众也付出了不少受伤的代价。警察甚至有意地袭击和逮捕记者，因为要控制新闻发放。

今次是集体行动的典范，要在此之上建立运动，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基层组织。我们多次强调，需要建立一个民主的行动委员会以维持占领行动，可惜现正缺乏这点。现时运动没有领导也没有组织。长远而言，任何占领运动都难以维持长时间的，因为参与者会疲劳，人数会下降。因此我们强调，要使运动成功就必须将行动升级为罢课罢工行动，以一天的罢课罢工作为开始。

香港现时仅有的自由空间会否进一步收窄，或是相反？

这取决于斗争如何展开。毫无疑问，中共专制政权及其香港傀儡想剥夺民主权利、打压更“激进”的政团，以及操纵下一届的立法会选举，以削弱反对派的力量。他们热切希望通过廿三条，方便打压抗议权利及以言入罪。假如廿三条获得通过，工人国际委员会 － 就如在中国境内一样 － 将被取缔。

但即使现时的运动不能取得成功，变得筋疲力竭，也并不一定表示政府能够彻底通过这些反民主的计划。他可能会蠢蠢欲动，但却会面临阻力。这场斗争已经使数十万人变得更激进和愤怒，尤其是年青人。警方沦为政权打手，而被视为过街老鼠。从现时示威者称警察为“黑警”就可见这点，指的是警察与黑社会狼狈为奸。

无论短期结果是什么也好，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政府面临长时期的政治危机，并随时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

工国委在斗争中起到什么作用？我们面对著哪些困难？

这场运动非常复杂，且包含著很多不同的甚至相冲的派别。除了要面对警察和流氓暴徒的外来攻击，同时也存在著内部隐忧。内忧包括了不停宣扬失败主义的“和平占中”和妥协派，亦包括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极右本土派，粗糙而民粹地批评妥协派政客，并混合反大陆人的种族主义和反左翼的威胁。因此，斗争中存在著一些“乌克兰特征”，幸好没有乌克兰那么强烈。

本土派显然存在于占领区，特别是旺角。相比起政总和金钟的占领区，旺角占领区更强硬和“反领导”。本土派也以民粹的方式来收割独立的情绪，但他们没有任何实行的策略。有些本土派对西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不过西方国家多半只是在细枝末节上谴责独裁的中国，仿佛这样就足以打垮这政权。

社会主义行动多次受到本土派的攻击和抹黑。他们曾对我们街站包围叫嚣，并在网上威胁要将我们赶出占领区。当我们的成员遭到亲政府暴徒的肢体攻击时，本土派加入袭击，并叫嚣要我们关闭街站。我们已经制作传单曝露他们的目的和手法，坚守自己立场。有时我们能够分割他们，并令群众反对他们。在目前的斗争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伪激进派”，例如他们在10月18日早上警察清场时消失了，却把占领区丢给其他人来保护。而且有本土派团体愈来愈被怀疑有中共渗透。

社会主义行动是唯一一个政治团体将民主斗争连系到反资本主义斗争上。我们认为这种连系不单单是一个“好主意”，而是民主斗争能够通往胜利的唯一道路。不但因为资本家支持著独裁政权，而且民主运动要推翻独裁政权的话，就不能将自己限制争取“真普选”之内，更要争取一个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彻底改变这个导致贫穷、剥削的经济制度。只有社会主义行动说雨伞革命必须蔓延到中国。

我们的任务就是尝试指出前进方向，提出分析和战斗口号，避免运动偏离正轨。同时，无论是整个左翼，还是社会主义行动在左翼群体中，可惜的只是一个少数派。虽然许多工人都加入了占领行动，但工人阶级还不是一个有意识、有组织的力量。需要社会主义者，工国委，要成为更强大的声音，所以要尝试建立和政治化群众斗争。比如我们在推动罢课扮演先驱的角色，同时我们也希望招募更多的成员，增强力量。这最能够保证未来的斗争浪潮会在一个更强大和更清晰的位置上展开。

反对占中搞公投　引导群众妥协

学联、学民思潮及占中三子于10月23日晚突然宣布，将于周日在金钟集会现场举办电子公投，决定是否接受以下两个政府的谈判条件：向中央政府提交一份民情报告，以及设置多方平台讨论2017年后的特首选举。

占中三子急急两天内举行公投，从没有在占领区内与公众讨论，更没有让参与者制定公投选项。这次公投的议题设定明显引导舆论，集中讨论是否接受政府的烂回应，而不是抗争下一步如何走。

这是占中及泛民重夺运动主导权的手段，为准备解散运动而铺路。社会主义行动对此感到遗憾及愤怒。最令人失望的是，学联及学民思潮都为这场公投站台。

每次学联及学民违反占中意愿，所作出的决定往往是正确的。无论是七一占中预演还是九二二罢课，学生都没有占中三子的背书，但却能反映到群众的斗争情绪。可是，现在学联/学民为戴耀廷站台，此人曾多次公开呼吁撤离。是占中改变了立场，还是学联/学民？

泛民及占中只有信心掌握金钟的话语权，因此只有金钟占领区才可投票，而“失控”的旺角及铜锣湾则无票可投。这种公投由上而下官僚制定游戏规则，架空占领者的决策权，正是我们正在反对的小圈子选举。

学联否认公投与撤离有关系。但恰巧的是，戴耀廷在同一晚在社交网路撰文表示，“占领行动不可能无了期进行”…“占领日子必有完结的一天”，而“延续运动占领行动结束后必须有其他行动，延续和平非暴力的抗争”。我们必须紧记反国教运动的惨痛教训，在主办方宣布“阶段性胜利”、“运动要遍地开花”后，整场抗争无疾而终。

学联表示今次公投可作民意回应，向政府施压。谈判后群众继续占领，已是最清晰的民意表态，再作公投根本多余。真正要向政府施压，应该集中讨论如何将行动升级，强化群众力量。

占中发起人在整场运动里，除了多次呼吁撤离，就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学民及学联代表了促发运动的罢课学生，但由于两个组织政治上都归属泛民主派，因此与之紧密合作，不敢打破他们的政治框架，限制了运动进一步发展。

社会主义行动并不反对就运动策略进行商讨和表决，但必须有更充分的讨论，更民主地制定公投议题及机制，否则公投游戏只会沦为小圈子操控运动的手段。不少独裁者都曾利用公投弄权，合理化专制统治，真心争取民主的人，绝不应该仿效坏榜样。

广场投票搁置后，占领运动如何走下去？

和平占中、学联及学民思潮决定搁置广场投票，承认今次决定投票前，与群众商议不足，为此向公众道歉。

社会主义行动欢迎这一决定。在戴耀廷提出公投后，我们指出投票的选项及机制未经群众商讨，仓卒进行投票，对凝聚民意及团结群众并无帮助。我们支持运动要有商讨及表决，但必须有更充分的讨论，更民主地制定投票议题及机制。这需要由下而上建立民主的行动委员会，开放予占领人士及团体参与。

网上及占领区都有很大反对今次公投的声音，但社会主义行动是唯一的团体，正式表明不支持举办是次投票。

我们分别在旺角及金钟派发传单，解释反对是次公投的原因，但在金钟占领区，和平占中单位阻止我们。其中工党的郭绍杰更威胁我们收起横额，否则“搵人过来搞你”。及后，有约20名金钟义工到场，但经过社义行动成员解释后，他们赞成我们的立场，并表示支持广场的言论自由，然后散去。这些普通的义工并非完全受泛民控制，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民主意识比所谓的泛民更高。

现在有必要重启罢课，以罢课一天作为开始，对抗警察暴力，迫使梁振英及曾伟雄下台。学联等主要团体应该尽快宣布罢课日子。9月的罢课是香港群众运动的一大进步，也因此启动了雨伞运动，但也应从之前罢课汲取经验 － 如果有民主的罢委员去组织大规模学生群众参与，并协调各校各系的罢课，罢课的力量会更强大。

占领区需要一个民主的行动委员会，有协调、有系统地运作，不但可以更有效巩固保卫占领区，并提供平台让所有人通过商讨、辩论及投票，民主地决定运动的下一步升级行动。其他抗命手段要与占领街道同时进行，作为补充和将运动升级的手段。

2014同志游行：撑同志！反歧视！

一年一度的同志游行将于11月8日举行，由铜锣湾维园游行至添马舰公园，与占领金钟的群众会合。群众正在坚守雨伞广场，也不忘同志权利也是民主权利的重要一环。

虽然香港没有统计同性恋人数之正式调查，根据现代学者一般同意认为同性恋者人数约占整体人口的6%至10%。按此推断，本港的同性恋者人数估计约为60-70万。如果有效组织起来，争取同志工人的平权，将是一股强大的抗争力量。

为保障同志条例而抗争

保障同志的法案受到建制派大力反对，保守的教会、家长及办学团体也不支持，声称会冲击传统一夫一妻制的观念。《反性倾向歧视条例》的立法在立法会讨论也被禁止。平等机会委员会正检讨现行歧视条例，当中建议将异性及同性关系的“事实婚姻”纳入保障范围，也受到建制派反对。李偲嫣组成的建制流氓组织“正义联盟”，更将多元性向妖魔化为侵犯儿童的恶魔。

当然，单靠立法并不足够保障同志权利，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法院和警察往往都立场偏颇，而起诉人亦要付出大量时间和金钱代价。如果歧视的风气不灭，不少受欺压的同志也不敢提出申诉，真正能申张公义的个案可谓万中无一。

保守的经济政策

近年，撑同志与反同志的冲突愈加激烈，并不是偶然，而是整体社会及政治斗争激进化的背景下带来的。同志平权并非单纯抽象的改变社会观念，而是挑战背后的政治经济制度。

早前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张宇人早前在立法会口出狂言，指若果同志获得有薪侍产假，将会让变性人呃假期！其所属的自由党除了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外，更同样反对订立标准工时、全民退休保障等有利工人的福利。

建制派除了要维护保守家庭价值，更要保护既得利益。如果同志在法律上可以组成家庭，也就可以以家庭为单位申领房屋、医疗和教育等基本生活保障。对资本家和政府来说，这会打破“大市场、小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教条。

粉红钞票 － 不要商业化！

去年，香港同志游行的赞助商数量创下新高，多达26家，其中不乏医疗、保险、银行、婚姻中介等新近开发同志业务的产业。六间有资金赞助的公司赞助额分别从1万到10万港元不等。资本家看中同志群体是新消费市场，急急打著支持平权的名义，捞一笔“粉红钞票”（Pink Money）。在美国、加拿大及阿根廷等国家，财团的入侵令运动趋商业化。

这些商业机构一方面在香港表面支持同志，但它们也不介意与严酷迫害同志的独裁政府（与沙特阿拉伯、巴林、埃及等）合作，在那些地方对同志权利缄默不言。花旗银行及摩根士丹利尤其如此。

社会主义者支持同志有更好的社会服务，但商业机构只会照顾到中上阶层的小撮人，绝大部份的基层同志被视若无睹。粉红钞票将运动去政治化，变成自成一角的消费活动，而非挑战制度的抗争。高消费力的阶层的声音凌驾基层，掩盖基层及工人阶级同志的诉求：同志劳工保障、加大同志公共服务、防止学校及职场欺凌等。

保守宗教势力往往与资本权贵互相勾结，因此同志平权的运动也是挑战资本主义的斗争。同志工人需要大量加入工会，并将同志议题纳入工人抗争。工人阶级与穷人要跨越性倾向歧视的分化，团结抗争。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彻底消灭性倾向歧视、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

保卫旺角占领区　抵抗法院警察打压

需要组织民主纠察队　有效守护阵地

雨伞革命坚持了超过40天，警察多次用尽暴力清场，始终无法驱散势不可挡的民意。APEC会议于11月11日结束，早有传警方多个星期来部署清场。习近平与梁振英在雨伞革命爆发以来首次会面，为特首打压运动打了强心针。

法院延长临时禁制令，针对的地点包括介乎亚皆老街及登打士街之间的弥敦道、介乎通菜街及砵兰街之间的亚皆老街西行路段、及中信大厦龙汇道及添美道的出入口。今次法庭执达吏将加强与警察合作，届时将有7千名警察随时候命。法官亦强调示威者可能会触犯藐视法庭，制造白色恐怖。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保卫旺角占领区，现在需要大力动员，为未来几天的战争准备。此外，当务之急是组织民主的纠察队，用作协调守卫工作。

我们谴责法院禁制令，因为法庭只顾保障商人利益及财产权，无视市民示威及集会的自由。雨伞革命的第一天就是违法抗命的，“法治”只是权贵的政治工具，我们不应顺从。

运动需要升级

梁振英恃著背后的大陆政府撑腰，态度非常强硬，在普选立场上不让半步。现在单靠占领的力量不足以迫使他妥协。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支持并参与占领行动，但我们认为，根据全世界的占领经济（美国、西班牙、希腊等），要长时间维持占领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罢课罢工相当重要，尤其罢工是更有力的斗争手段。因此，现在有必要重启罢课，以罢课一天作为开始，对抗警察暴力，迫使梁振英及曾伟雄下台。学联等主要团体应该尽快宣布罢课日子。9月的罢课是香港群众运动的一大进步，也因此启动了雨伞运动，但也应从之前罢课汲取经验 － 如果有民主的罢委员去组织大规模学生群众参与，并协调各校各系的罢课，罢课的力量会更强大。

需要民主行动委员会

为了面对更大的挑战，占领区需要一个民主的行动委员会，有协调、系统地运作，不但可以更有效巩固保卫占领区，更重要是提供平台让所有人通过商讨、辩论及投票，民主地决定运动的下一步行动，包括集体罢交税、罢交差饷等群众抗命运动，也有必要展开讨论。其他抗命手段要与占领街道同时进行，作为补充和将运动升级的手段。在运动爆发的首几天，自发松散的占领者以无比的热情发起了行动，但运动要有策略部署及组织，就需要民主组织运作抗争。解决出路在每个占据地点建立行动委员会，以协调动员工作及组建自卫队，类似的民主组织也要在学校和工作场所中成立，推动罢课罢工。

将雨伞革命由香港传到中国！

梁振英的态度极为强硬，是因为背后有中共撑腰。显然，除非雨伞革命能演化成威胁中共统治的革命斗争，中共绝不会让香港有真正的普选，更莫说在大陆民主上退让。而要威胁中共统治，雨伞运动就不能限制在港，必须扩散到中国大陆，尤其鼓动大陆血汗工厂工人的斗争。这是唯一一个能击败中共独裁者的战略。如果中共真的如此强大，就不会害怕香港有真普选。中共害怕真普选就正好反映其外强中干，他们知道自己的统治命悬一线。

建立工人政党

雨伞革命的成败一定要以实质改变，而非所谓“公民觉醒”来衡量。梁振英政府必须下台，但不要换人不换制度，我们要求立即实现真普选，要求真正民主选举产生继任者，废除中共和资本家垄断的提委会，不可以限制参选人。社会主义行动认为，这也应该联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议会取代立法会，议会代表均由普选产生，人民并拥有随时召回的权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应与普通技术工人工资看齐。我们将民主斗争与反资本主义的必要连系起来，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众政党，来整合这场运动的工人阶级与左翼分子。中共在港利益千丝万褛，雨伞运动也要挑战操控香港的商贾钜富，并且为社会主义替代和民主控制银行等赢得支持。这是唯一能够解决贫富悬殊、地产霸权、工资停滞及公共事业私有化的恶梦。

保卫旺角　行动升级　罢课罢工一天

需要召开群众民主会议　决定下一步行动

雨伞革命坚持了超过六个星期，占领群众争取民主的意志坚定，无惧警察多次暴力清场，民意势不可挡。早有传警方多个星期来部署，于北京APEC会议结束后清场。习近平与梁振英在雨伞革命爆发以来首次会面，为特首打压运动打了强心针。

法院延长临时禁制令，今次法庭执达吏将加强与警察合作，届时将有7千名警察随时候命。法官亦强调示威者可能会触犯藐视法庭，制造白色恐怖。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保卫旺角占领区，现在需要大力动员，为未来几天的战争准备。此外，当务之急是组织民主的纠察队，用作协调守卫工作。我们谴责法院禁制令，因为法庭只顾保障商人利益及财产权，无视市民示威及集会的自由。雨伞革命的第一天就是违法抗命的，“法治”只是权贵的政治工具，我们不应顺从。

行动升级　占领学校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占领行动，但显然单靠占领一招，力量并不足以迫使政府妥协。运动必须升级至更有力、更有效的抗争手段。占领运动可以扩展至大学，由学生及市民占领校园，并将之化为斗争阵地，举行群众会议、扎营留守、争取公众支持。学生罢课激起了雨伞革命，如果认真呼吁占领学校，可以展开新一波的斗争。占领学校应该与新一轮的罢课连系起来，我们曾经提出过重启罢课，以罢课一天为开始，学联等主要团体应该尽快宣布罢课日子。罢课后更要呼吁工人罢工。罢工会造成巨大的经济影响，其效果比罢课更强大。

9月的罢课是香港群众运动的一大进步，也因此启动了雨伞运动，但也应从之前罢课汲取经验 － 如果有民主的罢委会去组织大规模学生群众参与，并协调各校各系的罢课，罢课的力量会更强大。

需要民主行动委员会

在运动爆发的首几天，自发松散的占领者以无比的热情发起了行动，不论是参与人数、抗争手法与意志，雨伞革命是香港多年来最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但运动要有策略部署及组织，应对更复杂的局面，就需要民主组织运作抗争。现时运动欠缺内部民主，没有平台让参与者共同商讨及决定下一步行动，令运动欠缺清晰的方向。

我们将面对警察政府清场，加上占领区附近的居民及商铺受到影响而产生怨气，但如果能令群众对运动的成功有更高期望，就可令更多人准备为运动付出更多。由于运动“领导层”未能给予清晰方向及计划，令占领群众感到运动失去方向。

运动的重大决策由泛民政客、和平占中、学生领袖及民间团体组成的“五方平台”主导，但没有经过占领群众授权。和平占中从开始以来不停呼吁撤离，遏制运动进一步发展。这与2012年反国教运动一样，当时反国教大联盟组成小圈子领导层，最后私下决定解散运动，没有经过民主商讨，令运动无疾而终。

五方平台往往在闭门会议后，没有与群众商讨，直接通过媒体向公布决定。社会主义行动一贯批评由上而下的手法，我们认为运动需要行动委员会及定期的群众会议。现时占领区的论坛多为抒发意见，但没有实质决策权。民主的领导已是当务之急。现时的领导不是准备投降（例如占中及泛民），就是不知下一步如何走。

本土派在运动里唯一所做的只是批评泛民领导，但他们提出的“没有大会”只是一句空泛口号，没有为运动带来明确方向。实际上，因为领导层没有民意授权，而且对下一步行动不知所措，愈来愈陷入分化，现在运动已无领导可言。这就是本土派提倡不要领导的结果！

我们面对有强大组织的独裁政权，自己当然需要有力的领导会议，去讨论行动策略及政治诉求。这个领导层需要由运动内的底层选举出来，并受其监督。领导层的讨论需于群众会议讨论（反对由上而下的“大台”），让参与者提出不同的建议并互相辩论，不要筛选发言者。解决出路在每个占据地点建立行动委员会，召开群众会议，公开民主地讨论运动的下一步，如何行动升级，以及如何对抗政府打压。

运动要面向工人穷人

梁振英早前说不能让月入万四元以下的穷人有平等选举权，否则“政策会倾斜于穷人”。政府搞假普选的目的可谓呼之欲出，就是为了维护富人当道的精英制度。因此，争取民主本身就是一个阶级斗争，劳苦大众不仅挑战中共独裁政府，更挑战香港的资本家。不民主的政制得以维持，资本家就更容易否决一切威胁其利润的政策。

运动若要动员广大的工人阶级参与，尤其是升级至罢工这有力的抗争手段，就需要纳入劳工诉求，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八小时工作制、全民退休保障、集体谈判权等，连系至打破商家权贵操控经济的乱局。这不但不会分散焦点，反而更能凝聚抗争力量。

建立工人政党

雨伞革命的成败一定要以实质改变，而非所谓“公民觉醒”来衡量。梁振英政府必须下台，但换人更要换制度。我们要求立即实现真普选，要求真正民主选举产生继任者，废除中共和资本家垄断的提委会，不可以限制参选人。社会主义行动认为，这也应该联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议会取代立法会，议会代表均由普选产生，人民并拥有随时召回的权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应与普通技术工人工资看齐。我们将民主斗争与反资本主义的必要连系起来，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众政党，来整合这场运动的工人阶级与左翼分子。中共在港利益千丝万褛，雨伞运动也要挑战操控香港的商贾钜富，并且为社会主义替代和民主控制银行等赢得支持。这是唯一能够解决贫富悬殊、地产霸权、工资停滞及公共事业私有化的恶梦。

社会主义行动为以下几点斗争：

捍卫旺角占领区　–　召开民主群众会议，建立民主行动委员会，决定运动下一步及路向
占领校园，以罢课一天为开始，呼吁工人罢工
踢走梁振英，立即实现真普选，废除功能组别
打倒中共一党专政，打倒受其保护的资本财团
民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 ─ 建立工人群众政党，为社会主义而抗争

社会主义者对冲击立会事件的立场

11月19日凌晨，有数十示威者试图闯进立法会，用铁马撞破玻璃门，但未成功进入立会，警察动员胡椒喷雾及警棍暴力镇压，有6人被拘捕。雨伞革命持续了五十多天，梁振英政府及大陆政府寸步不让，唯一的回应就是警察、法院及流氓的暴力攻击，激起民愤。

警方及港府谴责冲击者“暴力”，利用舆论抹黑整个运动。事实上，50多日来警察的催泪弹、胡椒喷雾及警棍袭击，才是制造暴力的最大源头。即使示威者撞破立法会玻璃门，但未至于胡乱打砸的行动，期间亦没有袭击任何人，因此不能构成“暴力”。

然而，泛民议员及和平占中立即谴责冲击行动，与示威者划清界线，却没有谴责警察暴力！这只会附和了建制派“示威者暴力”的言论，客观得益的是政府及警方，合理化未来的清场行动。

虽然不排除今次的冲击行动有警方卧底渗透，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行动反映了激进占领者欲寻找出路的情绪。任何希望运动团结的人都不应谴责今次的冲击者，而应将矛头指向政府及警方。同时，社会主义行动认为，没有动员群众的准备，零散的冲击行动并非有效的升级手段。

运动内部缺民主　部分人宁愿零散行动

雨伞革命陷入僵持状态，没群众授权的泛民主派及和平占中主导了运动，却未能提出行动升级的策略，令不少参与者（尤其年轻人）感到不耐烦。愈来愈多人希望行动升级，却得不到泛民政客回应，唯有绕过“大会”发起零散冲击。

更重要的是，运动欠缺一个民主的平台，让占领者具实质的决策权，商讨下一步行动。不少占领者不满“金钟大台”垄断了话语权，扼杀运动内部的声音。由泛民、和平占中、学联、学民及“支援学界全民抗命联合阵线”组成的五方平台，只是一个小圈子的菁英领导层，与前年出卖运动的反国教大联盟性质相似。特别是所谓的“联合阵线”只是一堆亲泛民的民间团体，没有经过群众授权，又封闭起来不让外界参与，但却突然成为运动的“领导层”！

“和平占中”纠察队并非由占领者选举产生，不受占领者监督，多次作出不民主的行为。例如，社会主义行动曾在金钟占领区摆设街站，反对和平占中的广场公投，被和平占中纠察领导包围，威胁要立即停止。

占领者急切希望行动升级，社会主义行动理解这种情绪，也认同行动需要升级。但我们必须指出，在没有准备动员的情况下，徒具形式的行动难以成功，甚至让警方伺机制造混乱，为清场制造藉口。

“没有大会，只有群众”？

热血公民为了收割这批冲击分子的支持，无条件“支持”今次冲击行动。他们的目的是突显自己比泛民“激进”，却没有指出提出运动升级的正确策略。“没有大会，只有群众”不过是骗人的口号，正因为本土派倡议“不要领导”，令今天运动陷入僵持状态。运动面对有组织的警察、法院、黑帮及资产阶级传媒，自己又怎不能不组织起来迎击。

单靠占领不足　行动需要升级

在雨伞革命最初，自发堵路虽然展示了强大力量，但我们由始至终强调，运动需要延续下去，就一定要一个民主的行动委员会，让占领者民主决策，一致行动。

显然单靠占领一招，力量并不足以迫使政府妥协。社会主义行动认为运动必须升级，应朝著有组织的方向走，包括重启罢课、发动罢工等。运动必须升级至更有力、更有效的抗争手段。

最重要的是，运动需要公开提出推翻中共政权，呼吁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受压迫者斗争，只有如此才能为中港两地赢得民主权利。

社会主义行动提出以下几点：

谴责警方暴力袭击立法会外的示威者
暴力源自警方，停止谴责占领者“暴力”
重启罢课，鼓动罢工，以有组织的方式行动升级
建立民主行动委员会，民主决策，一致行动

访问韩连山：良心抗税运动

雨伞革命尚在进行，不少占领者急切希望行动升级，展开更多方面的公民抗命。最近，港大讲师蔡先生发起“良心抗税运动”，连同一班艺术界朋友以及韩连山老师组成。社义行动成员访问运动成员韩连山，了解抗争的理念及操作。

运动呼吁市民分开多张支票交税，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表达对梁振英政府的不满。这手法固然不能瘫痪政府运作，只是姿态性的抗争，但希望激起更多人对抗税有兴趣。此外，立法会有权查到响应抗税的人数，等于变相公投，可以量化民意。

韩连山表示，雨伞革命经过了这么久，政改三子不理，建制派议员不理，政府的全是庸官废官，但市民还要交税出粮给他们，一定要有坚定的心态，跟它们对著干。希望即使雨伞革命结束后，会有团体展开其他不合作运动，遍地开花。

第一阶段，运动呼吁市民在今年年底交税时，分开几时邀交，每次缴付$68.9或$689元。他们制作了一批原子印，例如 “陆佰捌拾玖圆”($689)、 “陆拾捌圆玖角”($68.9)、“陆圆捌角玖分”($6.89)、“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我要真普选”等，供市民借用，方便市民分开多张支票交税。

抗税运动上周在金钟进行街站，每天有8-10人立即盖印参与。韩连山说：“很多市民都赞成，觉得好玩有趣，而且合法，不会有太大后果。”

此外，市民也可于透过网上银行或信用咭，分开几次纳税。

策略上，由于第一期少交税项，会罚款整笔税项的5%，成本较沉重，因此暂时只是分数次缴交的方式，作出姿态性的抗争。在下年4月前，将是第二期缴税，届时就会呼吁市民少交10元，这将会造成更大压力，同时罚款只占10元的5%（0.5元），成本较轻。

事实上，保自联两年前曾经发动少交10蚊税运动，但韩老师表示，那时社会气氛仍未激烈，当时响应的人不多，运动未能成功。但人大落闸后，社会形势不同了，相信会有更多人响应。

其他团体亦有发起迟交公屋租金，也有讨论关于在差饷和水费方面的不合作运动。他有信心，占领区即使清场，也会有更大规模运动，下一波的对抗行动将更厉害。

澳门博彩业工人运动及独立工会

博彩业作为澳门经济的重要支柱，一直吸纳了大量劳动人口，并为澳门经济在帐面上带来了可观的增长。然而，就如同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体制社会一样，帐面上漂亮的GDP增长根本不会惠及基层劳动人民。澳门赌场老板赚得盘满砵满，员工却深受剥削。近期澳门澳博、美高梅、星际三家娱乐场的员工自行发起了工业行动，要求改善工作待遇、废除不合理的职位制度等。就此我们访问了协助这次工业行动的独立工会“FMGI 澳门博彩最前线”副理事长李国强，他向我们详细讲述了澳门博彩业工人的现况。

对于近日博彩业工人发起的集体请假及按章工作行动，李表示这是要趁“黄金周”时段所作的抗争行动，是过去三个月以来工运的延续。澳门现时六家博彩业公司存在著相当严重的同工不同酬的情况，他举例指同样是监场经理一职，永利的薪金要比澳博高出整整一万（澳门币，下同），因此具体对工作待遇的的诉求各有不同。比如澳博由于薪金普遍较低，因此他们争取加薪10%其实也是很低的要求。此外他们也要求与永利及银河一样发放十四个月的月薪，要求工作待遇达到市场上的平均标准，亦是一个相当合理的诉求。

同时，这次工人运动的另一个诉求是在于要求废除“实习主任”这一职位。李国强向我们解释，实习主任简单来说就是资方由于人手不足以负担主任的工作，又想要节省资源而开设的一个所谓“实习岗位”，“其实就是制造了‘高级打杂’出来”。六家博企对这个职位都没有清晰的定义，而且所谓的“实习”也没有时效性。他指有个案一名实习主任“实习”了七年都未能晋升为正式主任。相反一些与高层关系密切者，“实习”一两个月就能正式晋升。同时“实习主任”的工作内容包括了一般庄荷和主任的范围，工作量相当大，而薪金却只比普通庄荷高二千元，因此有些人宁可拒绝晋升。

澳门从事博彩业的工人占整体劳动人口相当大的比例，但李国强向我们指出，澳门现时没有正式的工会团体，只有亲政府的博彩社团，他们支取政府巨额资助，因此当然不会站到劳方立场去争取福利。另外也有一些博企自身的员工团体如澳博的福谘会等，基本上不具备工会的性质，多是搞些社区活动。平时并不活跃，但选举前夕就会举办很多免费旅游，吃喝玩乐（如香港著名的“蛇斋饼粽”）。同时他亦向我们透露澳博是香港联交所的上市公司，在澳门立法会选举期间，澳博会动员旗下员工和资源去助选，已有可能触犯了上市公司的一些规定。他指这是公开的秘密，希望香港联交所介入调查。

李国强向我们介绍到，澳门博彩最前线成立两年，曾发起无数次签名运动、集会和游行。在今年八月二十五日的一次游行十天后，治安警察无理指控他们冲击警方防线，博彩最前线的五位成员被捕，包括李国强本人，他怀疑是由于资方向政府施压而作出的政治检控。

一直以来资方和政府对他们多次的示威行动都反应冷淡甚至置之不理。他认为这是由于澳门没有工会法的关系。他表示博彩最前线虽然以工会形式运作，但实际上只是澳门政府登记的非牟利社团。这次工会运动他们在初始阶段主动接受求助个案，并协助整理诉求的。直到最近，美高梅和澳博员工自发举行工业行动，博彩最前线更变为协助角色。同时亦由于没有工会法的关系，无法启动三方会谈，集体谈判也不过是流于纸面。所以他们未来的目标走上街头向工人介绍工会法的重要性。

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深知澳门博彩业工人阶级是社会中一股极其巨大的潜在力量。假如能够充分地组织起来必将是改变社会制度的中坚力量。澳门的工人能够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不论在争取经济诉求抑或是政治诉求的抗争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支持博彩业员工加入工会，组织起来，争取工资及工会法例上的保障，向掠夺财富的赌场大亨斗争！

澳门博彩业实况：

澳门博彩业发展蓬勃，目前已有35家赌场，市值约3,500亿港元。
今年，澳门博彩业员工发动过8次游行，最近一次为9月13日，有700名澳门博彩控股的员工游行，要求提高工资及福利待遇，并实施赌场禁烟。
10月3日，“博彩最前线”号召3家博企员工发起按章工作及集体请病假。美高梅约有200-300人响应请病假，澳博则有约100名早更请假，星际有约60名早更请假。

旺角形同戒严　占领区被清场

旺角占领区清场后，警察在旺角高度戒备，呼喝并驱赶行人路上的市民，截查路人的身分证及携带物品。多段影片拍到，警察乱挥警棍，殴打无反抗、无挑衅的路人。情况形同戒严。示威者手无吋铁，但警察突然以催泪水剂驱赶占领者。

由于香港警队权威尽失，梁振英唯有躲在法庭背后，用“法治”之名义暴力清场。尤其在弥敦道的清场行动中，执行禁制令的原告代理人就是一批反占中人士，其完全是装饰工具，为警察暴力清场作掩护，因为以刑事藐视法庭检控占领者的罪名，会更有阻吓力。在群众运动愈趋激烈的年代，不只警察，连法庭的镇压本质也表露无遗。

警察禁制令执行期间，以涉嫌藐视法庭、刑事毁坏，及妨碍公职人员执行职务等罪名，拘捕占领人士，人数达148人，包括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及社民连5名成员、学生领袖岑敖晖及黄之锋等。

当务之急：行动升级、运动内部民主化

在9月28日，警方投射催泪弹后激起民愤，令雨伞革命爆发；10月3日的黑帮袭击不但没有吓怕占领者，反而将运动推向另一高峰。今次的警察暴力是运动发生以来前所未有的，学联表示，会有下一步针对政府和商家的行动，很可能会是重占旺角或者包围政府总部。旺角清场后，相信警察的下一个目标将是金钟。现在就是行动升级的关键时间。

如果可以重新占领旺角，或者占领新的地区，的确可以鼓舞群众士气。但愈来愈多群众认知到，运动要胜利就要超越独沽一味的占领策略。从过往中国、美国以至埃及的经验，占领运动经过一段时间后，会面对两难局面：单靠占领并不足够，甚至会消耗斗争的力量，而不能有效打击政府。显然不能迫使梁振英及背后的大陆政府妥协，因此有必要与占领者共同决定战略去延续运动，包括在占领的同时，发动学生罢课，罢工。

雨伞革命至今其中一个弱点是，罢课罢工这武器未完全被派上场。只有9月底五天的罢课，而罢工这更具杀伤力的工具并未真正上场。由于罢工的经济影响及组织力量，会更有效迫使政府让步。关键的因素是如何将这场斗争提升至更高水平，蔓延至中国大陆，反对中共专政。除非中共被20-30个两伞革命包围，否则不会感受到威胁，只会如过往几星期，继续打拖延战。

五方平台内的泛民显然不想行动升级，并建议退场，与占领者的斗争情绪背道而驰。抗争愈持久，双学与泛民的意见分歧就更明显，运动“领导层”失去决策能力。

现在将运动内部民主化，公开与占领者商讨及决定下一步的行动策略，是为当务之急。内部民主是什么意思？这表示由下而上建立民主架构，建定运动去向。这表示支持有领导层（所谓“大会”），但领袖必须是选举产生，公开透明进行商讨，而不是把幕后讨论好的计划直接向传媒公布。需要群众大会讨论及决定所有重要问题。不要小圈子领导层，但要真正的基层组织和民主。只有这样，运动才能升级，改变运动方向至将斗争蔓延至中国，以推翻中共专政。

难民抗争略有所成政府小让一步

经过了今年难民200多日的佔领行动，对抗贪污的难民外判机构ISS，改变开始到来！最近有消息指，政府改动难民外判服务政策，由现时让“国际社会服务社”（ISS）垄断全港的难民服务（每年政府资助2.5亿），改为将难民服务分成香港、九龙及新界三区，让各非政府团体或企业投标，而一个团体或企业最多只能投到两区的服务。换言之，来年至少会有一区是由新的企业援助。

此外，难民目前的食物援助是收实物的，今后很可能会改变现金券制，让难民到指定地点换取食物，选择相对多了一点，相信可略为改善剋扣食物的情况。

ISS垄断了难民外判服务廿多年，难民成功施压，迫使政府作出小退让，可谓踏出历史性的一步。今次小胜一仗，要彻底改变，必须打倒贪污的ISS，废除外判制，迫使政府加大对难民的援助，降低审核的门槛。难民联会创办人之一Raymond指：“感谢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支持我们的抗争。他们组织游行，向ISS及社福署抗议，并将我们的讯息传播至香港本地人社区。另外也感谢长毛，很多香港的政党都不支持我们，因为我们没选票。”

政府新机制备受质疑

最新数字显示，香港已有超过9,500名难民，其中大部分已被迫滞留香港多年。由于难民身份确认过程旷日持久，动辄十馀年，其间没有工作权令他们的生活举步维艰，医疗教育等权利更是无法得到保障。

香港政府于2014年3月3日开始实施“统一审核机制”，即由入境处一次过审核免遣返声请（non-refoulement claims）。过往，来港寻求庇护者可基于《酷刑公约》向入境处申请“酷刑声请”，或按《香港人权法案》第三条向香港联合国难民署提出“不人道待遇”，及按《难民公约》提出“难民迫害”申请。新机制下，难民申请交由入境处一併审核，难民署仅担任顾问角色。

但之前经入境处审核的案例成功率一直很低。至2013年三月，入境处在过去二十年收到逾1.2万宗“酷刑声请”申请，仅2008年和2013年两宗斯里兰卡籍人士的声请获确立，成功率为0.016%，而通过难民署申请的成功率略高。除此之外，一些早前已由难民署确认的难民身份也可能会重新经过法院审查而被宣告不合法，届时难民需要向法院申请上诉，若果失败就要被驱逐出境。因此，这一新机制很可能导致收紧审批或驱逐一些难民，甚至很可能会否决过千名难民的申请。截至11月，仅有504位声请者接受审核，9,500人依然处于等候之中，即仅有0.2%被受理。

难民生活窘境毫无改善

儘管近期由于“难民联会”的成立，并发动了200天的佔领行动，难民极端艰辛的生活条件稍稍为外界所知，但改变却迟迟未发生。因为被禁止工作，他们被迫依赖ISS（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微薄的援助渡日。每月获准只有价值$1,200的食物包，但很多时候只收到价值$700-800的食物，当中更有不少腐烂过期食品。他们每月只有$1,500房屋津贴，不得不常年居住在由猪场改建的破旧寮屋和贫民窟，很多人由于房租上涨，ISS又拒绝提供更多资助，甚至连贫民窟内的住所也失去。许多新来港难民由于没有及时得到经济援助，只能被迫露宿街头，以乞讨维生。

难民子女的受教育权更是难以得到保障。他们即使在香港出生，也不是香港永久居民，更没有外国的户籍，基本属于无国籍人士，无法享受教育的权利。即便有些儿童被安排就学，ISS的学费资助往往乏善可陈，难民要自行寻求慈善机构援助，即使入读公立学校，交通膳食、课外活动等开支也是十分沉重的负担。不少人祗好铤而走险去做黑工，被发现便会面临15个月监禁。

社会主义者的立场

很多难民在本国面临酷刑、宗教或者政治迫害，这其实都是全球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病态制度造成了战争与内战，利润制度面临危机，军费上涨，民族主义升温，各个独裁政权得到支持。这些进一步导致了大规模贫穷、族群或宗教冲突，迫使无数人离开家园。

同样在资本主义不民主的政策下，香港政府不肯承担难民服务，拖长难民申请庇护的甄别程序，又不容许难民工作。社会主义者竭力支持香港及世界各地的难民斗争，并会继续帮助“难民联会”扩大发展下去，进一步提升抗争的意识和力度，直至政府实施人道的难民服务。同时团结全世界受压迫者去挑战资本主义制度。

二零一五

14岁女童粉笔涂鸦被政治检控

一名14女童于12月23日在金钟政府总部“连侬墙”上用粉笔涂鸦，突然被20多名警察包围，并被以涉嫌刑事毁坏捕。在雨伞革命期间，市民把抗争诉求张贴在“连侬墙”上。该名女童一度被送往屯门儿童及青少年院，现时暂时保释，但需要遵守宵禁令。

警方通宵扣查该名女童17小时，并向法庭申请儿童保护令。虽然女童的父亲已表明有能力照顾其女儿，但法庭仍执意将女童判入儿童及青少年院至本月19日再聆讯，但因女童家人申请保释才暂被释放。社工界人士均表示这样的判决极为罕有，显然与政治打压有关。警察和法院剥夺儿童人身自由，制造白色恐怖，想杀一儆百，恐吓群众不要抗争。

1月1日，有近百名市民聚集在连侬墙附近，声援该名少女，高叫“梁振英下台”、“我要真普选”等。警方高度戒备，围成人炼不许市民走近墙壁。

雨伞革命完结后，警察和法院正在准备秋后算账，加强对抗争人士的监控和政治检控。这些恶行只会激起后雨伞时期的更大反抗。社会主义行动谴责警方及法院的政治拘捕和裁判，停止对该名女童的宵禁令，停止打压言论及人身自由。

许仕仁及新地集团世纪贪污案

法院裁定，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五项控罪成立，合共判入狱七年半，并要向政府归还涉案的1,118万。新地前联席主席郭炳江则判囚五年，违款50万元。新地前执行董事陈钜源判囚6年，罚款50万，6年内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港交所前高级副总裁关雄生被判囚五年。

经过了两年调查后，这宗“世纪贪污案”终于落幕，许氏成为有史以来最高级的阶下囚官员。

收受利益多年　生活挥霍无度

许仕仁2000至03年担任积金局行政总监期间，接受免租入住市租每月16万的礼顿山一相连单位。许仕仁亦隐瞒与新鸿基地产洽谈顾问合约，及获得新地旗下财务公司的两笔分别为90万及150万元的无抵押贷款。

2005年3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串谋时任政务司司长的许仕仁优待新地以换取850万元。

金额最大的是零七年底，在2007年底透过港交所前高级副总裁关雄生，收到1,118万元，而款项非来自新地联席主席郭炳江及郭炳联，并相信是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港澳办主任的廖晖。

两年前，在西九文娱艺术区的招标项目中，其中一间参与单一招标的公司，是长实及新鸿基地产合资的财团“活力星”。许仕仁在2003年曾于新鸿基地产任政治顾问，但于2005年7月上任后，正式接手整个西九发展计划，涉及利益冲突。

据传媒报道，许仕仁生活极为奢华，每月领取8万元长俸，非常懂得享受生活，曾饲养多匹马，每月花数万元买红萝卜、干草饲料予他拥有的马匹。他有一次在日本酒店消费10万，又到伦敦看歌剧，行程用了15万。他也曾在港丽酒店的意大利餐厅，一顿饭便花了33,000元；用42,000元买一只Bvlgari名表；花逾10万元到日本旅行等。

“法治公义”彰显了吗？

这场判决远不是彰显了什么法治公义，反而审判揭露了法院的阶级本质。整场贪污案涉及的款项高达1,900万，一个普通工人劳碌一辈子也赚不到，判刑数年根本过轻。

权贵犯法有一堆社会“名人”为他求情，包括前特首曾荫权、港大前校长徐立之、前工商局局长周德熙、前立法会议员刘千石。法院会因为求情者的资产阶级社会地位而加以重视。曾荫权的求情信当然写得落力，难道他不怕下一个就是自己吗？

此外，法官的判词也自揭了其骨子里的阶级不平等。裁判官麦机智称赞许仁是最优秀的政务官，在1998年采取“救市”行动，因此减刑9个月。我们应该反问，作为政务官的身分，本已高薪厚禄，贪赃枉法理应罪加一等，为何因此反而减刑？何况，所谓“打大鳄”的救市行动有救过人吗？有减轻过金融风暴为多数人所带来的痛苦吗？这可以叫为社会贡献吗？

廉署无力反贪　贪污日增

两年前，前特首曾荫权被揭发接受富豪款待，以低价租住“深圳李嘉诚”之称的黄楚标在深圳的6,000尺豪宅，乘搭重庆首富张松桥的私人飞机往泰国布吉及日本旅游。未来曾荫权也有可能面临刑事起诉。事件引起了大众关注香港贪污状况，根据“透明国际”公布2014年环球清廉指数，香港得分则连续3年下跌，排名17。

但今次许仕仁案件并不代表廉署更有决心肃贪倡廉。廉署有足够证据起诉许仕仁及郭炳江是偶然性的，因为新地集团内部爆发家族内斗，有传郭氏第三子郭炳湘与廉政公署一度达成协议，为案件提供证据。

此外，廉署在官员面前多是无牙老虎，尤其今天香港的贪污已上升至特首层面。在雨伞革命期间，特首梁振英被揭发涉嫌秘密收受澳洲企业五千万元酬金。但除非梁振英下台，丧失其政治权力，否则廉署并不可能调查此案。因为特首就是廉署的直属上司！

但即使如此，梁振英还是要收复廉署的。最近，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谭惠珠获委任为廉署的审查贪污举报谘询委员会主席。谭惠珠是梁振英的政治盟友，有著其身不正的纪录。1990年，她同时出任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及区议会四职，后来被揭发持有“先达的士公司”的大量股份，且未作申报，跟交谘会主席的公职，有严重利益冲突。事后，她更涉图借跟无线高层的关系向记者施压，干预新闻自由。

打破资本操控政治的局面

现行制度下，银行家和投机者透过资金流动或股票期货牟取暴利，坐拥公权力的政客自然会想分一杯羹。拥有无限金权的资本家必然可以绕过这些“法治”的制肘，廉政公署大部分情况下是无牙老虎。

香港特首的年薪约482万元，政务司司长年薪也达429万，比起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更高。所谓“高薪养廉”这句骗人口号，只是合理化资产阶级官员享有经济特权。社会主义者认为，任何政治代表只应享有普通工人的薪金。

解决问题的核心是，要打破资本权贵的权力，将他们的企业帝国收归公有及民主管理。董事们应该由工人和消费者透过民主群众组织选举产生。审核机构不能依靠资本家左手查右手的机制，而改由工人、失业者、小商贩组成的委员会来审查公仆的支出。贪污的浊水只能被工人群众的行动清除，建立新的基层工人群众政党，由领取工人薪金水平的政治代表出任公职，才可打破资产阶级政党操控政治的局面。

香港雨伞革命的教训

雨伞革命持续几乎三个月，彻底改变了千万香港群众运动的远景，现在暂时偃旗息鼓。运动发展达至极限，面对政府的施压，没有清晰的战略继续下去。

雨伞革命最初是由警察暴力激起的自发群众运动，不但彻底撼动了政府，也超越了泛民领袖原来的剧本。戴耀廷及“和平佔中”本来想堵路三天后就回家。今次运动的一大成就是，这堆“领袖”受到猛烈抨击，被大大边缘化。

但是，群众虽然有自发性，但欠缺组织和战略，仅能在起初避免运动在警察和佔中三子手中夭折，但不足以带领运动超过首几个星期。运动单单聚焦在佔领这一招抗争手法，之后能量消耗，想法殆尽了。佔领行动是一个好的开始，但需要升级至罢课罢工等有效的斗争手段。为了动员新力量加入，向媒体抹黑还击，智胜强大政权的代表人物，透过民主行动委员会组织起来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在每个新转折点，就策略和诉求展开真正的民主辩论也十分必要。

在这场历史性的斗争后，群众一方面不免会有百感交杂的失望情绪，同时也会继续有抗命的怒火，以及战斗下去的决心。在后雨伞时期，《社会主义者》杂志要强调今次运动的成就，也想重提运动的问题和政治弱点，让政府无须作出让步而结束了佔领。

梁振英及香港统治菁英的“胜利”将是对其的小补偿，但他们不能期望香港可以“回复常态”了。9月28日后，香港从此再也回不去了。正如《纽约时报》写到:“示威后这地方会深深两极化，统治将更棘手。”中港经济体难以逃避未来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危机，届时政府统治将可被进一步削弱。

雨伞成为违禁品

“雨伞运动”虽然被清场，但惨胜的政府将会更为弱势，更为不受信任。公众对警队的态度从此不再一样，对待北京最紧密的盟友 – 钜富菁英 – 也如是。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除了贫穷加剧、没前景的工作和世上最昂贵的房屋外，还能给香港什麽?撑起的雨伞引起了统治菁英心中的恐惧。习近平12月到访澳门，利用访问去向香港支持民主的示威者发出警告。当时当局禁止记者在微雨时撑起雨伞，改为派发雨衣!

这件小事反映出中共独裁政权背后的大问题，今年中共的週边被港台澳前所未有的示威所撼动。正如台湾总统马英九在今年三月的“太阳花运动”中也只是作出小步退让，但在11月的九合一选举受到重挫，当中反映出群众抗拒其亲中共的政策。一切的事态发展都是中国未来革命小震洫的前兆，因为当地的群众(尤其是年轻人)也面对类似问题:没有民主、工作不稳定、不平等日趋严重。这个害怕在官方场合见到雨伞革的政权是色厉内荏的。

态度转趋强硬

在香港，新的裂痕将会再展开。政府可能会变得更强硬，并针对性打压一些反政府团体。警察手上有一张200多人的名单，准备对参与过佔领的人士以严重罪名起诉，例如袭击、阻差办公或组织非法集会等。白色恐怖的气息弥漫半空。但这可以激起民情反弹，引发新一轮的示威。不排除未来会重推廿三条国家安全法。曾经警告佔中会“头破血流”的中共高级顾问陈佐洱，高呼廿三条要立法。

政改方案第二轮谘询将在1月7日开始，大家都知道政府不会对泛民作出退让。现时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将会变成提名委员会，最多只会有小幅度改变。北京和港府现在可能想方案在立法会被否决，令下届选举继续现时的小圈子模式。因为他们害怕2017年会有杯葛选举的白票运动，令这场假普选的仅有合法性都被打击，下届特首将会蒙羞上台。此外，台湾选举的大地震也会是一个因素。

为什麽雨伞运动连政府些许的让步都赢不到呢?这是因为运动内部矛盾 – 寻求“体制内改革”的纲领和领导层。运动纲领有两方面的局限性。一方面是迷信可以与中共独裁政权并存，另一方面是欠缺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视野。这成为了社会和民主发展的障碍。在整场雨伞运动裡，工国委香港和中国强调，民主斗争必须也要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才会胜利。

一场群众运动可以迫使不愿改革的政权让步，就如2003年香港反廿三条，以及今年较早的澳门反对离补法案。北京可以不情愿的同意这些让步，因为这些让步不会威胁到其统治。但是，今次香港的斗争并非如此。一名不具名的中共高官向《英文虎报》(10月15日)表示:“如果我们让一步，水坝就会缺堤。”他指，如果撤回人大决定，就会在西藏、新疆等其他大陆地方引发骨牌效应，各处也要求选举权。”

这証实了《社会主义者》杂志一直所说的，香港的民主斗争必须积极在中国建立支持，最重要在工人阶级之中，反对独裁统治，反对资本剥削。可惜，即使在示威者之间也是极小数认知到这一点。“很多香港学生也是只想本地，对外隔绝的。”《时代週刊》(10月10日)写到。该刊物引述了一名年轻示威者的话:“我对改变中国政局无兴趣。”但是，推翻中共专制政权是胜利的唯一道路。

领导层问题

虽然泛民妥协派和戴耀廷很久以来已经不受公众支持，特别在八三一人大决定后，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因而更受人唾弃。但从上一段所述的划地为牢的政治弱点，可见他们的政治路线仍然大大地影响运动。他们拖延佔领行动，避免运动爆发，令他们不能成为运动的正式领导。相反，他们被迫躲在学生背后，依赖著群众对学生的信任去行事。

戴耀廷向《南华早报》承认他不享受这场佔领行动，说:“我多次感到格格不入。”起初，20万人自发上街佔领，加上群众怒火一发不可收拾，迫使这群领袖比自己所希望的走得更远。学生领袖呼应群众要求梁振英下台的诉求，虽然后来这诉求在没解释下消失了。10月4日，学民思潮的黄之锋在金钟说:“我们不是要革命，我们只想要民主。”这就是学生领袖在10月11日的演说及致习近平公开信的主题。

由于没有一贯的战斗性战略，不论是策略上(目光超远佔领一招抗争手段，寻求罢课罢工等形式的集体行动)，还是政治上(解释香港要有民主，必须结束中共独裁统治)，因此运动领导层撕裂为两边。一边是学生，他们靠受由下而上的压力所影响；另一边是泛民领袖和佔中三子，他们竭力尽快退场。

在12月22日《有线新闻》节目《新闻刺针》的访问裡，戴耀廷暗示曾与林郑月娥达成幕后协议，当时同意政府向北京交一份民情报告，作为慢慢退场的转折点。在10月21日，林郑与学生代表在电视谈判后，学生领袖面对示威者反对退场的群众压力，所以拒绝接受政府的条件，戴耀廷在访问中表示当时感到失望。和平佔中在学联起初的支持下，在广场推动所谓电子公投，当中投票选项提到政府的民情报告。社会主义行动当时是唯一公开表态反对公投的组织，指出这是以“公投”之名引导群众退场的手段。《明报》当时报道我们反对公投的立场:“社会主义行动认为，这次公投的议题设定明显引导舆论…形容是佔中及泛民…为准备解散运动而铺路…对此感到遗憾及愤怒。”之后，在群众压力下公投取消，学生收回对公投的支持。今天，戴耀廷承认与希望谈判后退场，正好为我们当时的立场平反。

这次披露証实了运动领导层的分裂，一派是由戴耀廷及泛民领导、有意识的“退场派”，他们害怕运动激进化；另一派则非有意想退场，但欠缺一贯的战略去带领运动向前。因此，学生没有准备公开与“退场派”冲突和决裂。《有线》同一节目亦指出，民主党的何俊仁曾向学生开条件，如果学生愿意退场，他就可以辞去立法会议席发动变相公投。公投运动是好是坏可另作讨论，但如果当时接受了何俊仁的提议就必然是重大错误，对运动是一大伤害。

建立有内部民主的民主运动泛民领袖长期以来将自己小圈子领导层的模式强加于香港民主运动之上。他们倾向暗室讨论，避免政治技俩曝露于公众面前，而不是向群众公开抛出自己的方案(通常包括“退场”)。运动欠缺真正的民主架构，而领导层不公开民主，是雨伞运动的致命弱点。

在斗争中的确有一股强烈的沮丧情绪。即使本土派组织利用这一情绪，进行“拆大台”行动，从而争取曝光，但不可否认这股情绪的真实。因为“大台”以官僚的方法运作，由小部分团体垄断，避免有人上台批评泛民的错误方法和路线。本土派并没有主张建基于民主架构的另一种组织模式。他们的替代方案是粗劣的无政府主义 – 不要任何领导。

社会主义者主张运动内部要有真正的民主讨论及问责制度，但我们的替代方案不是解散领导层，而是要领导层受到运动底层的民主控制。所有就策略和政治诉求的讨论，应该通过民主架构进行。斗争的领导层一定要开放予所有参与斗争的组织，让其派出代表参与。显然，运动当时的“联合阵线”并非如此，而是一个封闭的小组，其组成也是泛民领袖的小圈子。除了学生组织和政党外，有一堆“民间团体”成为了领导层的代表。这堆团体的名字从没对外公佈，即使连核心的佔领者也不知道。谁决定这个联阵是领导层的呢?

在斗争裡，所有重大的提案应该提到群众大会上。我们拒绝本土派“没有大会”的幼稚路线，并指出运动的公众代表应该受到真正的民主监督，这才可以打倒妥协派政客的不民主和官僚影响，并建立战斗式的民主运动，让雨伞革命的无畏精神和坚毅决心不至枉费。

雨伞革命撕破警察真面目

经过雨伞革命后，群众遭受过胡椒喷雾、催泪弹、警棍等警察暴力，是六七暴动以来香港最猛烈的镇压。此外，警察与黑帮携手合作袭击示威者，令“黑警”一词家传户晓。甚至9月28日当晚，警察一度高举“速离否则开枪”的橙旗，有传警察准备动用橡胶子弹和音波炮，后来是中央政府为免民情反弹而煞停。

在9月28日、10月3日、10月17日裡，警察暴力不但没有扑灭佔领运动，反而惹来民情反弹，原本正走下坡的运动起死回生。从梁振英的角度去看，警察多次犯下致命的策略错误。

在雨伞革命的初期，群众一度高喊“警察罢工”的口号，喻意要求警方停止执行上头指令。政府多年来竭力宣传，制造警察“廉洁奉公”、“保护市民”的虚假形象，全部毁于一旦。

警察作为国家机器的本质揭示于群众眼前。最近港大民意调查发现，警队的民望为61分，比解放军的63.1分更低。警务处处长曾伟雄赞扬警察“专业克制”，脸不红、耳不热，最近更指警察保护学生，就如慈母保护孩子一样！

9月28日，示威者和平堵路，但警方疯狂投掷87枚催泪弹，不少在示威者头上爆开。当时，笔者站在金钟夏悫道，眼见催泪弹清场完全无效果，但警察没有停止，与其说是为了清场，倒不如说是为了挑衅示威者。警方高层称催泪弹不会伤人，但本港呼吸科专家表示，催泪弹可引致人体九个身体部份出现不同徵状，包括皮肤出红疹、眼结膜炎、呼吸困难甚至脑出血等。2013年埃及抗议活动中，首都开罗警方曾向囚犯卡车投掷催泪弹，导致超过30人死亡。

警察纵容黑帮袭击旺角的佔领者，企图制造混乱场面，乘机清场。10月3日晚上是整场运动裡民愤最高峰的一夜。警察受尽千夫所指，士气低落，黑警一词家传户晓。到了运动的中后时期，前线示威者清楚见到警察情绪已经失控，胡乱挥舞警棍攻击示威者，甚至途人、记者、医护人员也无一倖免。整场运动中过千名示威者被捕。

警队内部作为统治阶级的机器，本身就充斥著其代表的反动意识，例如盲目祟拜权力，蔑视低下阶层，还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这是制度造成的问题。有警察曾经叫印度裔女示威者“返印度啦！”，还有警察威胁女示威者“再嘈捉你返差馆强姦”。在埃及2011年的革命裡，有警察在开罗广场强姦女示威者，甚至强迫验证被拘捕的女示威者是否处女。

监警会不过是政治花瓶，完全没有实际作用。民阵警权关注组召集人陈树晖回应警方言论指，由928开始，警方共收到1324宗投诉个案，是关于警方疏忽职守以及滥用暴力，但警方至今从没有公开任何内部调查进度，而且一宗都没有证成。

现任监警会主席为郭琳广，曾任广西政协及广西社团总会副会长。该社团总会去年曾经在报章登广告，强烈谴责反对警察执法不公的林慧思辱警。

从监警会2013年至14年度工作报告的资料，总共审核2，591宗投诉警察个案，涉及超过4，700项指控，经过“全面调查”案件有1，300项指控，结果获“证明属实”只有86项，佔总调查指控总数6.5%。

在雨伞革命爆发前，戴耀廷曾经表示要限制示威者的各种行动，去避免佔领运动酿成骚乱。从雨伞革命的经验可见，非暴力教条根本捉错用神。单靠“道德”并不可能感召警察，而暴力的源头来自警察而非抗争者，即使群众和平克制，也不能避免受暴力对待。若果遏制群众的行动，只会聚积怨愤，继而走上骚乱甚至暴动的绝路，冲击立法会的行动正反映这股沮丧的情绪。这不但不能威胁政府，反而会让政权有藉口加大镇压。

真正避免血腥冲突的方法，将行动升级(尤其是罢课罢工)，将群众的忿怒情绪引导至有纪律、有组织的斗争，而且政权镇压的话要付出最大的政治代价。这种行动必须要建立群众学生/工人组织，并以社会主义纲领组织工人阶级的政党。

由社区民选代表去组成审查委员会，委员会有权僱佣和解雇警察，独立调查雨伞革命中的警察暴行，严惩施暴警员。这是民主控制警队的重要一步。

梁振英“扶贫”假大空

就在雨伞革命相峙之时，香港政府扶贫委员会提交报告指，贫穷人口下跌至百万以下，并称这是扶贫政策“初见成效”。实情是梁振英政府玩弄修辞、将数据解读成有利自己的一方，以为自己功在社禝，这些伎俩早已为民众所司空见惯。贫富差距未见收窄，富豪在香港依然穷奢极侈，拾荒老人依然随处可见，正是由于经济的不平等和民主权利被剥夺，才触发了这一场史无前例的佔领行动！莫非梁振英政府天真地作出“其实你们生活得很幸福”的北韩式官方宣传，就能以此障目，消解民众的怒火？

老有所养　应有之义

政府报告指长者贫穷的情况改善最为显著，贫穷率下跌至约三成。事实上，政府所宣称的贫困人口下跌是由于恆常补贴(包括长者生活津贴、综援以及生果金等)发放后才令三十多万人藉此勉强挤过贫穷线。假如不计算恆常补贴，按政府自己制订的贫穷线作标准的话，2012年时贫穷率为19.6%，而2013年的贫穷率是19.9%，增加了两万人，人数高达133万6千人！这代表著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劳动环境比去年更恶劣！所谓的扶贫不过是香港资产阶级专制政府为了粉饰太平，替资产阶级刷屁股之举，好让社会从纸面上“看上去没那麽不平等”。

退一步说，老有所养难道不是社会和政府的应有之义吗？当下十个长者中仍有三个被政府界定为贫穷，换言之有二十九万老人仍处于贫困之中。这对于像香港这样一个发达城市而言本身就是一个耻辱，然而政府宁可用一堆架牀叠屋的高龄补贴去敷衍，也不愿意落实全民退休保障，一劳永逸乾淨利落地解决老人贫穷问题。

去年香港有75名超级富豪控制著17,360亿港元的资产，相比之下本年则增长至82个亿万富翁掌控了26,583亿港元。而同时正如前文所述，贫穷人口在扣除政府零星落索的补贴后实质增长了三万人，这是典型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反映。

一方面，路易十三集团联席主席洪永时一口气买下三十辆劳斯莱斯，总值1.55亿港元，创下史上最大单一交易额。洪永时将于澳门投资名为“路易十三”的赌场度假村，当中将有全世界最奢华套房的酒店──达20,000平方尺的套房(每晚收费约100万港元)。另一方面，基层民众却面对日益恶化的劳动条件，只能眼巴巴的等待著政府的“扶贫政策”去“脱贫”，成为梁振英的报表上一个冷冰冰的数字。

最令人气愤的是，政府宣称贫穷人口的下跌是“受惠于工资增长和就业情况改善”。同时，政府却与资本家狼狈为奸，联手压抑最低工资的调整幅度。假如政府当真认定工资增长能有助脱贫的话，何以在最低工资的调整上锱铢必较？以致在今天最低工资都未能达至当初所提出的每小时三十三元的水平？梁振英不过是口头扶贫，两手却将基层民众-特别是年青工人-推到剥削更深的位置。

政制民主　经济民主

正是这种向资本家一面倒的政策，梁振英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媒体前公然说出他认为“月入一万四千元以下不配享有平等政治权利”这句实话。民众对民主权利的热忱，同样也是由于他们切身地感受到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梁振英所吝啬的“福利社会”，不过是有利于基层劳动者的福利社会，自己却一心将大把利益分予资本家，维护他们既得利益。因此劳动人民除了要夺回政治民主权利，仍不忘要求经济的民主权利。

不要白象基建 不要发展商掠水

过去十多年，香港政府的大白象工程不断出台，当中为人所熟悉的有高铁工程、港珠澳大桥、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等等。这些基建工程耗资百亿，超支延期却屡见不鲜。就九大基建项目来说，最新总开支超过4,000亿元，比最初政府所估算数字超支逾1,600亿元，幅度达66%。工程所花的公帑昂贵得令人咋舌，纳税人的金钱白白流失，究竟当中发生了什么事？这些财政黑洞工程均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基建超支 浪费公帑

政府刻意引导舆论，营造兴建基建的必要性，如机场第三条跑道花费2,000亿，政府指双跑道机场的流量已经接近饱和，但遭到前天文台台长林超文撰文驳斥。根据当年兴建赤鱲角机场的规划文件，显示机场的客运量最高可达8,700万人次，而现时却只有6,000多万。货运量方面，在原来的规划中上限可达900万吨，但现时机场的货运量却只有400万吨。“机场有充裕的容量处理人流和货运，跑道看似饱和是机管局低效率使用跑道闯的祸…”

近年已有多项大型基建工程严重超支，其中原本建造费650亿元的广深港高铁，因延误两年超支65亿元，超支幅度10%。中环湾仔绕道和东区走廊连接路的工程费原本预计费用为281亿元，超支79亿元，超支幅度28%。莲塘口岸的工地平整及基础建设工程预算费用由162亿港元，增至约249亿港元，超支约87亿，超支幅度达54%。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工程超支达50亿元，是最初预告的10倍。大桥口岸因工资及建材价格上涨，最新建造费上升至354亿多元，升幅达16%，超支幅度比严重延误的广深港高铁更高。

今年六月底，在立法会通过上期拨款的新界东北发展计划，整个工程合共1,200亿公帑。当中发现，大量土地被发展商囤积，公屋兴建只占土地使用的百分之六。而且各大地产商已早在新界囤积大量土地，透过发展局局长陈茂波的“原址换地”方案，即改变土地用途，由农地发展成高增值的私人项目，说穿了就是赤裸裸的官商勾结。

不要烂基建 我要生活保障

截至10月底，香港政府的财政储备为7,425亿港元。政府的施政妄顾社会大部分人利益，尤其是劳动阶级。港府投放教育资源不足、兴建公屋数量极小、医疗私有化、退休保障遥遥无期，但港府说要避免“财政赤字”而不肯增加公共开支，却拿出2,200亿促成“未来基金”来兴趣基建。这笔钱可以免却大专生学费37年、回购东西隧、足够全民退休保障成立四次500亿元的种子基金。

北京代言人以至港府官员经常强调“行政主导”，立法会有一半非民选的议员，议会也只是橡皮图章。梁振英政府可以透过建制派大多数下强硬通过议案，背后其实是要维持香港的资本家的垄断地位。从梁振英就坦白向外媒说，香港不可以让穷人“主导”政治，就可见一斑。

今天，香港的大大小小工程已总共耗资超过6,000亿，它们与民生所需完全背道而驰。6,000亿足够兴建逾百万间公屋，以及每名市民发放8.5万元。社会主义行动并非反对发展，更便宜发达的交通设施是必须的。香港作为经济发达的城市，若果经济不是由资本家操控，绝对可以负担人人免费的交通服务。但政府的基建项目只会浪费公帑、破坏环境、剥削工人，并抬起房地产价格，向商家钜富输送利益。只有将土地及地产发展企业民主公有化，置于工人和居民的民主管理之下，才能打破这个局面。这会让香港人民民主规划“绿色”的市区发展，建设一个综合性、现代化和环保的公共交通网路。

香港民主运动仅仅是“香港事务”吗?

雨伞革命见证了香港群众斗争的激进化、规模化和持续化，示威者冒著催泪烟，冲出马路，震撼人心。期后，为了消耗警力，群众自发的分散佔领，克服了两万警力的严峻打压，其策略之成功也是世界各地的佔领运动中鲜有的。

但是，梁振英由头到尾只是傀儡，人大决定由中共政府拍板的。要挑战人大决定，就必然威胁到整个独裁体制。习近平打“不流血、不妥协”的消耗战，最后还是成功了。这场普选战，群众有著无限的热忱和机智的策略，但却缺少一个发展运动的完整纲领。在9月28日，警察收到指令，为了将运动消灭于萌芽中，投掷催泪弹，犯上了策略上的严重错误，激起了大规模的佔领，然而中共知道，如果运动仅限在香港爆发，时间是在政权一方的，大可以逸待劳。

从一开始，运动就有迫切需要蔓延至中国大陆，只有将黄伞传遍大陆，才有足够力量挑战中共政权。八九六四运动虽然最后失败告终，但也因为得到全国城市响应，令中共政权一度深陷分裂。中共强硬不让香港有真普选，最大的原因就是害怕一旦妥协，民主运动会蔓延至全中国，推倒中共一党专政。

雨伞革命整整70多天，在大陆得到了零星的响应，很多勇士举伞声援，因而有超过100人被拘捕。可是，大陆的响应尚未发展为一场群众运动，所以雨伞革命对中共造成的威胁始终及不上八九民运，当时北京的佔领运动获得了全国响应。未来香港的民主运动要成功，就不可以孤立在一个城市，而需要一个纲领，将运动连结至中国大陆的群众抗争，特别是血汗工厂的工人罢工。

中国的工人阶级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一旦发动大规模的政治罢工，实可威胁中共政权。因此，大陆工人是香港民主运动的重要弹药。根据《中国劳工通讯》，在2011年至2013年的40%的罢工与工厂工人相关，其中60%发生在与香港毗邻的广东省。

中港两地的斗争是紧密连繫的。在广东省投资血汗工厂的香港资本家，同时也反对香港的普选和“福利主义”，他们是雨伞运动的一大反对者。多年来，大陆罢工由只限于提出经济诉求，到慢慢开始要求选举工会代表，政治意识逐步提高。虽然目前罢工仍未提出打倒独裁专政的政治诉求，一来是八九六四的阴霾尚未完全驱散，群众避免全面镇压，二来是欠缺一个社会主义纲领武装工人的思想。

泛民与双学认为，在雨伞革命中提出打倒中共的口号，会扼杀与政府的谈判空间，甚至挑起中共镇压。因此，他们强调，雨伞运动的目的只是希望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实现真普选。所以，在10月中学联发表的《致习近平公开信》裡，他们表示争取民主“不代表夺权”。可是，中共必然视香港普选为大敌，并不会因为几句好话而释出善意。

基本法不是讲好“高度自治”吗?

十多年来，中共持续加大对香港的箝制，收窄香港的民主空间，长远目标是完全收复香港这个反抗基地。所以，尤其在习近平统治的时代裡，香港的民主运动并没有中间路线可走。中共不会进行民主改革，所以要麽民主运动成功打倒中共，要麽香港也会走向专制，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在主权移交时，泛民主派寄望中共遵守承诺，让香港高度自治。泛民老大司徒华就曾经预言，习近平上台后，中共会逐步体制内改革，香港普选也指日可待，但这一幻想只是一再落空。近年中共正在走截然相反的道路。

就像台湾，即使实际上已经是独立国体，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台资为了商机还是会为中共当“买办”，加强对台湾经济的控制。长远来说，特别是国民党希望与中共合作营商，必然会尽力配合中共，削弱台湾的民主权利，在太阳花运动裡就可见一斑。因此，只有推翻中共一党专政和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折损独裁者的子弹和银弹。

第二点就是社会主义者未来的任务，我们在中港台建立的组织，将为未来推翻中共的革命作好准备。

访问佔钟留守者：为什麽坚持至最后？

12月9日，佔领运动进入第74天，自从旺角佔领区被清场后，只剩下金钟和铜锣湾的佔领区。清场的声音甚嚣尘上，社义行动记者访问一下佔领人士的看法。

从事贸易行业，曾小姐回忆起催泪弹的一幕，仍感相当震撼：“我是自从警方在9月28日发放催泪弹后开始参加佔领运动的，虽然我不是每晚都留守，但我仍然尽我一分绵力。”

金钟已颁佈临时禁制令，面对清场在即，曾小姐表示会留守到底，但也对佔领运动作出反思：“我对现时佔领的方向也抱有疑问，感觉对政府影响效力不大，所以我会支持其他不合作运动、例如罢交税、罢工、罢课等等，因为可以影响到既得利益者，但具体操作仍是其次，最重要是令社会多认识为何要抗争。”

曾小姐认为，无线亚视等媒体很多的新闻偏向建制，政府在舆论战方面一直也是佔有优势。“我认为可以做的，就是尽量与身边朋友多点解释真普选，多些参与社会上的抗争，例如参与街站的宣传。我认为经过今次佔领行动后，整体香港人的意识也大大提高，例如警察与黑社会勾结、滥用暴力、梁振英不断抹黑运动等。”

运动策略方面，曾小姐认为现时运动里有一些採取较温和方式与採取激进方式的不同派别人士，而没有渠道商讨决策。政府强硬，是因为背后中央政府的力量强大，但支持民主者不应灰心，期望未来会有更大的运动，可以吸引到更多人走出来。

另一位留守金钟人士叫Tony，是动画设计师。他回亿起两个半月前的情境：“我是由9月27日开始参加佔领运动的，当时是因为8‧31人大落闸令我感到不满。”

Tony 对金钟快要被清场，他会考虑回到佔领区守护，但会尽力避免被捕。他对现时佔领运动感到不乐观，原因是未能找到方向。“我认为佔领欠缺力量，影响不到政府，但可幸的是运动成功揭示了政府的不民主。政府态度强硬，甚至动用警察暴力攻击示威者，可恨的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及警方的高层都不断制造谎言、抹黑示威者暴力。”

对香港的前景，Tony 认为香港发展是一个完全单一的模式，例如一切以大财团利益为先、小巿民生活越来越艰苦。“例如观塘的密集工厂区，有大大小小的艺术工作室，艺术家们也有自己的一片天地、一个生存的空间，但可惜现时租金不断上涨，甚至工厂区被收购后改建成酒店，酒店房价起码也要二千元一晚，可想而知大财团的霸权将多少弱势人士推向社会边缘。” 冷冷的风吹过空旷的佔领区，帐篷显然抵挡不了寒风侵袭，但佔领者的心从未冰冷下来，仍然聚精汇神地坚守岗位。

奶粉供应短缺－供应商为罪魁祸首

近日，香港奶粉供应短缺，离奇现象令全城哄动，不少药房和超市挂上“无货”的告示。事实上，被抢购一空的是多款热卖的大品牌（又称“配方奶粉”）。热卖品牌的奶粉价格迅速飙升，香港父母既困惑又忿怒。这并非离奇，而是中港资本融合的必然现象，继房屋与医疗成为“产业化”的目标后，连婴孩的生活必需品都无倖免，沦为中港外资本家的投机工具。政府不敢冒犯奶粉商的“自由市场”，但因为众怒难犯，被迫推出治标不治本且没长期效果的政策 – 限制每人带两罐奶粉出境。此外，政府更动用公帑设立订购热线，倒过来帮助制造灾难的罪魁祸首。

市场失衡有众多原因，其中之一是零八年三聚氰胺的毒奶粉灾难，令内地消费者对国内奶粉信心尽失，而冒牌假货在内地盛行，消费者也不愿购买内地货架上的进口奶粉。因此，中国内地的中上阶层有消费力，自然南下或网上办货，设法直接购买境外的洋奶粉希望趋吉避凶（但“洋奶粉”也不安全），底层工农的下一代则要继续冒险吃大头奶粉，甚至更劣质的婴孩食品。2012年中国内地出生人口为2,000万，庞大的市场令奶粉商磨拳擦掌。据近日媒体报导，去年香港本地奶粉出售量比6年前激增约4.5倍，但同期香港婴儿出生率只增加约1.3倍。

右翼民粹派（如陈云之流）伺机煽动反内地人的族群仇恨，以反政府的修辞吸纳愤怒和困惑的群众，将一切问题归咎于内地人越境走私，讲成要将自主权“从大陆人手上夺回来”。陈云甚至公开发表法西斯倾向的论调，表示“一场族群斗争不可避免”。同时，可笑的是，这群“港独派”和“自治派”最近在网上呼吁联署向美国总统申诉奶粉短缺问题，美国奶粉商在最近事件中发了灾难财，试问服务美国资本家的奥巴马政府又怎会出手营救？激化中港两地人民的对立，将群众对奶粉商恶行的视线转移开去，又散佈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的幻想，只令资本家坐享其成。

最大赢家 – 奶粉商

奶粉荒成为最大赢家，供应商恃财团势力幕后操控供应，化婴孩生活必需品为投机工具，制造供不应求的现象，从而抬高价格牟利。美国奶粉品牌美赞臣，2012年第四季纯利为10.46亿元， 比前年同期上升57%，创下零九年二月上市以来最大涨幅。该公司2012年全年纯利升19%至47亿元。

六大奶粉商市佔率逾九成，要操控市场供应实为易如反掌。近日最大的几间供应商被揭发“綑绑式销售”，美赞臣和美素佳儿的初生婴儿奶粉需求量最大，但供应商要求药房綑绑式订购同样数量的1至4号奶粉，不容许他们只订购需求较大的初生婴儿奶粉。奶粉商又减少供应至小型药房，主力供应至售价较高的垄断超市，甚至威迫药房要以“建议售价”出售，否则截断供应。

内地的婴儿食品市场2011年达到60亿美元的规模，有美资行更预期3年后会倍增至120亿美元。在自由行政策推出后，奶粉商看准内地出生率高的庞大市场，开始大幅增加广告费。美赞臣在2010年年末时，每月的广告费用几近2,000万。2012年，各大奶粉商的总广告费用达16亿元。

现时市面上被抢购一空的，只属于几个“配方奶”品牌。这些品牌的公司斥资巨额大卖广告，吹嘘奶粉的营养价值，例如广告经常宣传DHA和Choline有助儿童脑部发展，但事实上这并无科学証实，实际作用鲜为人知。近日，愈来愈多医生指出各品牌的奶粉其实大同小异。政府不敢冒犯奶粉商利益，对广告的监督荡然无存，“洗脑”广告在大气电波天天传播，务求将家长的担忧化成赚钱的机会。

水货客由集团操控

水货奶粉在内地大有市场，因为不仅国内品牌奶粉不安全，内地零售店的进口奶粉也充斥著冒牌货，货源来自香港的水货反而更有保证。通过水货客直接搬运奶粉，可以逃避中国海关的关税和转售货品的增值税，价值货品买卖差价的17%，水货集团因而有利可图。香港每月入口约400万罐奶粉，本地婴儿每月消耗约60至70万罐，即是每月约300万罐奶粉经香港转出口，按水货奶粉每罐利润200元计算，即是水货市场每月利润高达6亿元。

事实上，水货客有六成是香港人，四成是内地人，右翼民粹派宣传“水货客都是内地”以煽动族群仇恨，但事实上没有中港两地的资源和人脉，水货集团根本不得以经营。有报章揭发香港超市的经理有限制面市的供应，以确保水货客有稳定的供应量；也有业主将单位屋苑单位改为货仓，出租给水货客牟利。

这行业能够兴起，本身反映著中港两地之间、中国大陆以内和香港以内的贫富差距的问题。水货集团聘请退休老人在店外排队抢购，香港三名老人有一名活在贫穷线下，而内地工人的工资被疯狂压榨，加上拖欠工资问题蔓延全国，走水货一趟虽然只有70-200元的报酬，但对内地工人来说已是相对高的收入。

任何限制边境人口进出的措施并不能解决跨境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问题。只要内地人对进口奶粉的需求仍然不得以满足，加强边境机关的镇压，只会令水货集团以层出不穷的手段铤而走险，甚至造成更严重的治安问题。收紧入境的措施除了激化地域矛盾，造成族群歧视外，就是一事无成。水货客是奶粉投机下的产物，要消灭投机的根源，必须将奶粉供应商公有化，置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监督和管理。这才能阻止水货集团的投机。

“洋奶粉”就安全吗？

在毒奶粉的阴霾下，内地人对洋奶粉趋之若鹜。2011年中国进口奶粉的进口额达25亿1000万美元，排名前三的奶粉进口国分别是纽西兰、澳洲与新加坡。事实上，在全球化的经济下， 奶粉供应链往往一环扣一环，为了节省成本，进口奶粉的奶源供应很多时都是来自中国公司，而在中国由于缺乏食品安全监管。洋奶的品牌不过是资本主义下的一种掩眼法。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曝光时，恆天然乳品集团（Fonterra）就是三鹿集团的第二大股东。旗下的两个奶粉品牌安怡和安满也由三鹿经营、部分奶源由三鹿供应，但在当时退出中国市场的一年后，在零九年八月又再度重新在中国销售。可见，中资和外资企，所谓洋奶粉较安全的品牌效应，实际上只是广告效应作祟。

恆天然佔全球近40%左右的乳品交易，其乳制品近日被检测出有双氰胺的残留，在事发后仍拒绝披露所供应的乳品企业，又不承认事件涉及食品安全问题。内地民众对纽西兰的奶粉愈来愈不信任。

消灭奶粉投机，改善育婴条件

极右本土派将奶粉荒问题归咎于“大陆人抢资源”，掩盖背后资本家投机的根本问题。

奶粉的进口公营化，由中港两地的消费者代表、母亲代表和医护人员民主选举产生，除了严格监督奶粉广告的失实，也要确保公布现时奶粉的真确资讯，并禁止零至36星期的奶粉卖广告。消费者需要成立民主监督委员会，调查奶粉商操控供应和推高价格的情况，阻止通过两地差价进行投机。

现时香港公营医疗对母乳喂哺的支援不足，令不少母亲在开始不久后被迫放弃。私家医院与奶粉商的利益关係千丝万褛，因而多数不鼓励母乳喂哺。所以，香港母乳喂哺率偏低，婴儿以纯母乳喂哺四至六个月的比率只有15%。母乳含200多种营养，比奶粉（含70多种营养）更为天然和优质，政府应该创造良好的条件，包括加大宣传教育母乳喂哺乳、建设大量公共哺乳室，以鼓励母乳喂哺以逐步取代奶粉。

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北欧等都有母乳库的成立，储存母亲们捐赠的母乳给予有需要的母亲。香港的公立医院应该向不适合哺乳的母亲免费供应奶粉，更应逐步成立乳库供应健康的母乳。

妇女产假香港孕妇产假仅有10星期，瑞典与香港财富收入差不多，但父母可共享16个月产假，可谓天壤之别。香港男士没有有薪侍产假，令孕妇身心压力倍增，影响产后分泌乳汁的能力。社会主义行动支持改善劳动条件，包括8小时工作制、女性16个月有薪产假、男士有薪侍产假七天，减轻产子带来的压力，让妇女有健康的身体哺人乳。

内地食品安全是问题关键，只有食品供应商民主公有，置于人民民主监督底下，才可以取代官僚贪污和资本家牟利的现状。毒奶粉事件和香港奶粉荒的震盪证明，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控制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关综联游行：保基层，反垄断，反官商勾结

1月11日，“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简称关综联）发起游行，在施政报告出炉前表达“保基层，反垄断，反官商勾结”的诉求。主办单位不满政府扶贫无效，未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要求当局制订有效及公平的长远财富分配。游行有16个团体支持，近百人参与，由湾仔修顿球玚出发，游行至政府总部门外。

新一年的施政报告将于本周三（14日）发表，政府一直不能对贫穷问题采取有效的施政，上年施政报告设立“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也只是动用每年30亿的公帑，资助少且条件严苛，还要在2015年下旬才正式接受申请。

我们记者在游行途中访问了陈女士，她一手推著女儿的婴儿车，一手系著两名儿子。她是内地移民，来港生活了7年。当问到她为何参加游行时，她表示“政府应该加大低收入家庭生活的资助”。陈女士来港后，居于上水狭窄的劏房达4年之久，其后终于成功入住公屋，但生活仍是足襟见衬。

“我要照顾三个子女，没工作，试过找托儿服务，但一直也没有空缺。我先生也是从大陆过来香港，当杂工，月薪只有12,000元。我自己教育程度不高，本来来香港让子女受更好的教育，但可惜在港教育开支高昂，幼稚园没有资助，政府讲过15年免费教育，但一直回避承诺。”

陈女士没有太大期望脱贫，因为她一直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出来巿区走走，对于她和子女们是难得的机会，她表示曾因为子女在校遗失校服而大动肝火，因为各项书薄费也要每名子女约一千元，还有每个子女每月$850的补习费，没有钱读幼稚园又会犯法，经济上的折磨令家庭产生更多纠纷。

“我没有任何娱乐，家里所有的钱也用作购买食物、生活费，并给丈夫作为交通费。他是家庭的唯一支柱。现时电费、水费和房租又加价，但反而一些生活津贴如房屋津贴、电费补贴正在不断削减，生活没有曙光。在4年前最艰苦的时间里，我曾有轻生的念头，更患上了抑郁症，幸好有其他妈妈扶持，才捱至今天。”陈小姐的经历只是冰山一角，今天港府的扶贫方案到喉不到肺，还厚颜吹嘘扶贫政策有成果。

社会主义行动在游行里举起“立即落实全民退保，废除强积金，权力归于劳动者”的横额。我们的发言者Jaco反对政府花500亿搞自愿医保计划，这等同用公帑补贴保险业。而政府对待残疾人士和难民这些社会最边缘人士也极为苛刻。要真正解决贫穷，必须政府必须加大公营开支，将社会福利诉求连系至民主抗争，将银行及大企业民主公有化，打破商家操控经济的乱局，才能让穷人有公权力合理分配资源。

施政报告假扶贫

施政报告出炉，梁振英早前敲锣打鼓，四处叫嚣扶贫有效，却被发现搬弄数字，文过饰非。事实上，去年香港贫穷人口仍有133万，每7人就有一人是贫穷。今年港府的施政报告并没有带来新希望。梁振英施政依循自由市场的教条，私有化政策大行其道，扩大公营部门则要小心翼翼。如此，今届施政报告就一如既往了无新意。香港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中心点，大商家把持整个政治和经济生杀权，整个制度必为金融体系服务。资本利得税率极底（16.5%），工资受严重压榨（今年最低工资$32.5），房屋全球最难负担，这是所谓“自由经济”。

“申请公屋是放弃自己”

正值施政报告发表前，港府委任的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振彬在电视访问中直指，大学生毕业申请公屋是“放弃自己”。陈振彬并于早前占领运动期间建议举办多个青年舞会，让青年宣泄精力，便不会“上街捣乱”。可见，激发年轻人抗争的是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但政府却对其视若无睹，何其脱节！

政府打算兴建“廉价居屋”，即将新建成的公屋以市价五折出售，协助公屋户置业。但这是糖衣毒约，如果计划的廉价居屋数量小，就根本无助年轻人和基层置业；如果廉价居屋兴建数量多，则等同动用大量公帑扩大私人房产市场，推高楼价。二手居屋投入市场后，价格正在不断攀升。政府数字又显示，由前年八月至去年六月，居屋二手市场楼价上升三成半，比私楼升幅更高。

港府向来以为稳住中产民心就可以解决香港社会矛盾，然后可以继续无视水深火热的底层民众。香港有8.64万劏房户，不少尺租比豪宅更贵。但是，政府断然拒绝恢复租金管制，恐惶违反市场信条。

退休保障要入息审查

政府在施政报告中表明会预留500亿成立养老基金，但将会设立资产审查。梁振英推行的长者生活津贴（每月$2,285）的资产上限为18万元，未来所谓“退休保障”的条件将更为苛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一再重覆“财政赤字”、“谁来付钞”等陈腔滥调，说到底，政府害怕威胁到强积金公司的利益。

国教复活　学店狂赚

港府将资助中小学生到内地交流，又将约600间中港学校缔结为姊妹学校，甚至组织解放军夏令营的参加者成立制服团体，种种政策与宣扬爱国主义不无关系。据《明报》最近报道，有政府中人承认，政府正在低调推动国民教育。前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陈佐洱最近发表言论，教育局要随时接受中央政府及香港社会的监督。可见，洗脑教育正在死灰复燃。梁振英批评港大学生会刊物《学苑》的民族自决论，惹来白色恐怖的质疑。

政治压迫以外还有经济压迫。香港各大学学费年年上升，令香港大学毕业生平均欠学债10.9万元。但最近港府消息透露，八大院校的附属公司总盈余高达42亿，其中中文大学附属社区学院盈余更达15亿。施政报告呼吁八大院校回馈学生，但却没有任何实质措施。这是政府多年来推动教育商品化造成的恶果。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今年施政报告假扶贫。经济压迫已激起怨愤，只欠一个平台让香港工人和穷人以行动表态。呼吁工人加入工会，建立工人阶级群众政党是当前重要的任务。

立即落实八小时工作制，立即实行全民退保
提高最低工资至$45元，跟随通涨升幅
八大院校全数退回盈余，用作公共教育经费；教育全面公营，全民免费
恢复租金管制，每年兴建公屋5万间
民主公有化银行、地产商等大企业，由工人民主管控

英国为香港假普选方案背书

经过去年秋天的雨伞革命，相信全世界大部分人都认识到香港的“民主”只是谎言，但香港的前宗主国英国政府却属于冥顽不灵的少数。

在伦敦国会委员会最近的一份声明中，英国外交部宣称2017年的伊朗式选举方案（当中只允许三名经筛选的候选人参加）能为香港选民提供一个“真正的的选择”。这可能是自贝利雅声称伊拉克拥有大杀伤力武器以后，英国国会最大的ㄧ个谎言。外交部次长施威尔（Hugo Swire）承认香港不会有“真正的民主”，但纵使如此，他仍然呼吁泛民不要否决政改方案。施威尔向委员会称：“总好过什么都没有”。与施威尔同为保守党政客的巴伦（John Baron）亦称外交部的立场好像“刻意地模糊掉”。

应声虫

施威尔和英政府的言论将会使香港的建制派欢喜若狂，他们会视其为重申自己的论点。这些言论，加上一份即将公布的报告中，提到英政府认同香港警察在79日占领运动中的处理手法，无疑会触怒许多香港的民运分子。特别是那些对英国当局存有幻想的“归英派”，他们误以为英国是香港民主抗争的盟友。在雨伞革命的尾声期间，有些受受本土派思想感染的青年甚至于十二月在英国领事馆外发起了一场占领行动，呼吁英国政府采取强硬的立场。如今外交部已经作出了回覆。

英国在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从中国手上夺得香港，当年的战事就是为了捍卫英国商人向中国民众贩毒的“自由”。直至1930年代英国和各列强的海军，都在长江自由进出。风水轮流转，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抛离英国，中国更拒绝了一个英国议会代表团在十二月一日到访香港。该代表团计划检视中英在1984年签订的联合声明的落实情况。英国方面及后并没有就这个事件向中方发出任何外交抗议，甚至乎一封发给驻伦敦大使的抗议信也没有。不过，外交部却否认向北京跪下。“我不认同我们以任何形式向中国政府叩头。”施威尔向国会说。

在商言商

最近，《明报》报导一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在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时，英国当局即场带商界访问团招商，来顺便缔结有关向中国出口核能科技和武器的协议。但这在当时的港督反对下搁置，理由是这“太过明显”了。

卡梅伦政府几乎没有掩饰自己迫切寻求增加与中国的经贸投资。英国在中国的投资于2014年增加了28%，与此同时来自欧盟的总投资下降了5.3%。事实上，根据《电讯报》（一月19日）的报导，英国在华投资会于未来五年翻四倍。反过来，中国公司现控有北海油田、希斯路机场和曼切斯特机场、谷麦生产商Weetabix 以及连锁餐厅Pizza Express的股权。中英政府于去年六月签署了价值300亿美元的贸易协议，并包括银行、铁路和核能产业的中国投资。“我认为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用几个字来总结：增加对中国的贸易。”这是民主党元老李柱铭的话。

警察反应“恰如其分”

英国政府对于十二月被拒入境事件（英国公民入境香港本不须签证）的懦弱回应，并接续支持北京的伪民主选举方案，清楚地反映了它对雨伞革命所抱有的立场。同样，大家并不惊讶其在即将公布的报告《英国外交部关于香港的半年度报告，2015年一月》（Half-yearly report from British Foreign Office on Hong Kong, January 2015）中为梁振英政府背书，并指警方的“反应恰如其分”。毕竟就是英国向香港警察出售催泪弹的！但是，这些外交措辞正好驳斥了中国官媒对于雨伞革命和其民主诉求是“西方颜色革命”的指控。

纵使卡梅伦政府矢口否认，但最近又再向中共专制叩头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习近平计划将于今年访问伦敦。上一次中国最高领导人参访英国，就已经是2005年的胡锦涛了。当时中国还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而英国排在第四；如今中国已是世上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一些其他机构甚至将其排在第一），而英国则跌至第六。当北京承诺加大金融体制的自由化，以及人民币的自由化之际，英国资本家已迫不及待，要求将伦敦变成中国金融贸易的主要离岸中心。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比空谈所谓“民主”更重要。

习近平向伦敦回礼

习近平即将到访英国，显然是奖励卡梅伦政府的自我审查和马屁工夫。“我认为习近平访问英国的部份原因，是北京对英国就香港占中问题的反应没有太不高兴。”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陈志敏指出。在2012年五月，卡梅伦在伦敦接见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引起了与北京之间长达18个月的外交冷战。自此以后，英国政府便对商贸合约虎视眈眈，并小心翼翼避免触怒中共政权。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反驳北京的“颜色革命”抹黑，并指出这只是专制当局掩饰自己与西方资本主义政府之间密切的政经关系。同样，我们警告过，若香港及中国的民主运动对卡梅伦等西方资本主义和右翼反工人的政府抱有幻想的话，只会有灾难性后果。若要成功，反抗独裁的斗争需要是世界性的，反对满口谎言的资产阶级菁英，并联合起中国以至全球的基层青年和劳动者。

锦上路铁皮屋发生火警　一名难民丧生

1月29日早上10时半，元朗锦上路吴家村一贫民窟发生一宗火警，导致一名33岁斯里兰卡难民男子Sivarasa Sivatharan死亡。

贫民窟约有30名难民居住，土地本身是非法猪场和农地改建而成，环境极度恶劣。房屋由铁皮砌成，以劏房形式分租，环境挤迫，欠缺安全的防火规格，发生火警时容易造成伤亡。火警发生时，就有三间这些铁皮屋被烧著。

政府、社会福利署、保安局一直漠视难民的基本住屋需要。社会福利署将服务外判给“国际社会服务社”（ISS），服务差劣，惹来激烈批评。这次发生火警的房屋，就是由ISS安排难民入住的。

我们深切哀悼这名死难者，并且强烈谴责港府及ISS无视难民的住屋安全，导致今次的惨剧发生。我们支持难民的抗争，反对不人道的难民政策。

访问城巴司机：职场里的委屈与压力

2015年1月2日中午，社会主义行动在深水埗街站宣传时，遇到了一位支持民主的城巴司机阿赵（化名），于是约了他作一个访问。这天他受访时，刚完成了大厦立案法团的义工工作。他在城巴工作已经快踏入第13个年头。阿赵也许只是个生活平淡的工人，但从他的言谈里却最能体会基层在今天社会受到的委屈。

访问者：丽芬（社会主义行动）

受访者：阿赵（城巴司机）

丽：你可否自我介绍一下？

赵：我现年 54岁，已经做了城巴司机差不多13年，我是一个有五名子女的父亲。我是1997年后入行，之前是驾驶“拖头”，我是70年代来香港的，已经在香港超过40年。

丽：你对于城巴的工作有什么评语？

赵：公司的福利和薪金制度令同事之间产生摩擦。我是1997年后入职，属于“新制”，当时我的底薪是7,074元。13年后今天的底薪也只是调升至11,000元。我超时工作一小时只有70元，而旧制度的司机却有100元，新入行司机更只有60几元。底薪内亦有“跳分”制度，同事每做满一年得一分，每一分是170元，换句话说我的底薪是经过3次“跳分”，但旧制同事却有10次“跳分”机会，新入行的司机虽然开始底薪只有大约9,400元，但他们反而有5次“跳分”，所以他们的底薪可以比我更多。福利方面，“旧制”司机可享24次看医生的福利，但我只有10次，令同事之间产生矛盾。另外，虽然薪金差不多每年都会调升，但非常缓慢，每年我只有数百元的升幅。

丽：你在城巴工作有什么压力？

赵：我们只靠底薪并不足够生活，我们还有一部分工资是称作 “酬金”，包括在司机在路上的安全奖、城巴专利奖、总共大约是3,200元，但这是要建基于司机工作的质素之上，所以如果表现良好，我总工资大约会有14,000元。“酬金”是非常重要，但是公司却要将它连结至我们的福利，例如我如果身体不适要请病假，公司会扣减“酬金”，现在社会怨气越来越重，乘客很轻易会投诉司机服务，或有交通意外，扣减“酬金”之余，司机更可能要入狱，令我们生活压力很大。现在物价上涨，普通午饭也是40元，幸好自己不需要“供楼”，否则负担更大。

丽：你在城巴服务多年，你对公司服务巿民有什么看法？

赵：我认为公司不断削减成本，令服务质素下降，牺牲的是巿民的安全。例如公司会要求验身不合格，或快将退休的司机转做兼职，就可以逃避验身的成本。当巴士司机工时长，我年轻时也经常超时工作至每日15小时，但现在年纪大所以我回复每天工作8小时，反而现在会留给新入行的年青人，因为新入行的年轻人如每天工作12-13小时，他们可以每月有15,000元左右。但很多司机也捱病了，肠癌、鼻烟癌、肺癌也有，有些司机也因病死亡，也是因为公司限定1小时食饭时间，时间仓卒大家也变得饮食不太健康。现时有很多乘客投诉巴士 “脱班”变得越来越严重，在司机的角度看，问题是因为公司对巴士司机的保障不足，例如工作量过大、年轻人也不愿入行。恶性偱环下，司机都宁愿请病假也不愿上班，导至“脱班”。

丽：之前发生“占领”事件，对司机有什么影响？

赵：老实说“占领”事件对司机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流量被拖慢以至班次会删减，工作量减少，司机反而更舒服了。但可能对某部份想超时工作的司机，公司会因应情况删减班次，对他们来说可能赚少了。但我是支持民主的，因为现时社会气氛变得暴躁，由董建华开始后到现在梁振英管治，不断制造社会自相残杀，政府刻意制造攻击支持民主人士的言论，很难怪年青人出上街头抗争的。

香港：三万人上街争取民主

二月一日（星期日）的大游行是自雨伞革命后首次大规模动员，主办单位估计参与人数接近13,000人。人群中泛起一片黄伞之海，游行很大程度上是表达不曾遗忘去年79天的占领运动。

传统的元旦游行推迟，变成今次的二一游行，由民间人权阵线主办，口号是“自己香港自己救，自己政府自己拣”，以及 “不要假民主，我要真普选”。虽然占领似乎不会这么快就再次爆发，但警方就如惊弓之鸟，部署了二千警力在场戒备，唯恐会有新一轮占领行动发生。

雨伞运动后可以见到政府的立场强硬起来，提出一系列的计划，企图打压民主诉求。由从重推国民教育，到梁振英在施政报告大会里斥责港大学生会刊物《学苑》倡议“港独”。这些做法伴随著中共独裁者在背后持续施加的压力，他们声称“国家安全”受到香港的民主诉求威胁。

最不祥的是，北京与香港政客多次发表重推《基本法》廿三条《维护国家安全法》的言论。最近，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就在立法会宣称“外国势力”正在干预香港，2003年时任保安局局长的她曾推动廿三条立法，因为大规模反对而失败告终。她正在主张廿三条的强化版，包括禁制所有与外国组织有联系的政治团体。

建制派加强反击，也令资产阶级泛民领袖承受巨大压力，同时也是在测试一下泛民否决政改方案的决心。在八月份，当人大常委颁布对2017年特首选举的筛选规则后，泛民主派表现得坚决反对这伊朗式的假普选。但是，最近北京与香港政府对于泛民在压力下转驮，抱有更有希望。只要四名泛民阵营人士转驮，就足以令人大的政改方案在立法会顺利通过。

内部分裂和矛盾

从星期日的游行，可见群众持续反对北京的假普选。但同时，与雨伞运动相比之下，游行人士明显以年长一辈居多，这标志著香港民主运动内部政治矛盾和分歧。很多年青人可能感到今次只徒具象征意义，与重建群众斗争和行动升级没有关系，而似乎决定不参与这次游行，。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雨伞运动是一场历史性的斗争，但由于运动的纲领极为有限，提倡改良而非革命，令运动受到挫折，无法迫使政府妥协，之后内部的政治分歧就越来越尖锐。可逐步改革独裁体制而赢得民主──这信仰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使运动内部底层（尤其是年轻人）对泛民领袖越来越抱有怀疑，但他们对运动的影响仍然挥之不去。

2月1日的游行由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所主导，但在雨伞运动里的占重要地位的青年与学生组织，在游行里却显得较为低调，可能代表著他们对老一辈的不满。

“占中三子”戴耀庭、陈健民和朱耀明带头游行。但雨伞运动的爆发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和平占中始终躲在后方，不断呼吁与政府妥协，力劝占领者撤退。无论那时和现时也好，他们的思维反映了泛民政治领导害怕被更激进的势力、思想以及斗争形式所取代。

左摇右摆的泛民

在幕后，泛民的右翼阵营已经弥漫著新ㄧ轮的妥协气氛。最近《南华早报》的ㄧ项民调显示，过半受访者希望泛民否决政府的政改方案（需要2/3议员通过）。政改方案需要立法会三分之二议员（即47名）投赞成票方能通过，泛民控制了70席立会议席中的27席。否决后选举制度会原地踏步，由钜富垄断的1,200人选委会钦点下届特首。但宁愿这样，也不要为北京的“中国特色的普选”把戏抬轿。

雨伞运动造成的群众压力看来有下降的迹象，泛民上层显然开始动摇起来，一些较直言的妥协派正在寻求“袋住先”的方法。在这个阶段，这些举动只是试探性的，但除非组织起群众反抗，否则这可以令民主斗争再次被“温和”泛民右翼所背叛。

最近，作为资讯科技界功能组别议员的公共专业联盟莫乃光，在《无线电视》的访问中透露，如果北京承诺全面取消功能组别的话，泛民则应该“袋住先”。此话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迫使莫乃光在数小时内收回言论。他声称不是认为如果中央愿意就此作出承诺。

不过，莫乃光的言论并非单一事件。另一位泛民功能组别的议员李国麟表示，他可能会支持政府方案。而公民党议员汤家骅同样表明可能接受类似交易，以支持2017年伊朗式选举来换取废除功能组别。这所谓的“妥协”──将假普选合理化──是不可接受的。再者，中央很大可能不会兑现与泛民政客所提出的任何“妥协”，就好像2007年时所“承诺”的2017年普选那样。

打倒独裁体制！

功能组别确立了股票市场与资产阶级在香港立法机关的权力，与亲北京菁英的提委会是融为一体的。因此，在他们眼中，牺牲任何一方都会威胁另一方。这不代表功能组别不能废除，但与香港政制的其他专制面貌一样，是需要大规模群众斗争与一个纲领才能扫除，而非拙劣地修补现存的不民主政制。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拒绝假民主，拒绝提名委员会，拒绝所有腐朽的妥协！
废除功能组别！以真正民选的人民议会取代橡皮图章立法会，新议会有实权向富人征重税、消灭贫穷、落实体面的最低工资、逆转私有化︳以及打破商贾钜富的经济束缚。
投票年龄限制降至16岁，包括外劳。
政治代表只领技术工人的薪金，将开支合理地公开受公众审查。
建立民主行动委员会，建设运动内部民主，协调集体行动（强调罢课罢工），从而重建雨伞运动，聚凝争取这些诉求的不可抗拒的压力。
公有化银行及大企业，置于全面民主管控，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作为唯一的手段去保障全面民主权利、保障就业职位、可负担房屋，以及生活工资。
雨伞革命，今日香港，明日中国，打倒一党专政！

百多名难民指控社福署为杀人凶手

二月六日中午时分，难民联会率领百多名成员到湾仔社会福利署总部示威，抗议社福署无视在港难民的安全，多年来将难民服务外判，纵容国际社会服务社（ISS-HK）安排难民入住违法及极不安全的房屋，导致上星期一名居住在锦上路八乡吴家村铁皮屋的难民Sivarasa Sivatharan（Lucky）被烧死。社会主义行动协办这次游行。

“SWD kills refugees!”（社福署杀害难民）、“Down down ISS！”（打倒国际社会服务社）、“Close the slums! Save our lifes!”（取缔寮屋！拯救生命！）。示威者垂头默哀一分钟，然后要求社福署代表回应事件。当局人员如临大敌，早于难民示威前锁上办公室所有出入口。

“是社福署杀了Lucky，政府从不在乎难民的生死！”难民联会成员Raymond怒斥。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长毛）也到场支持难民的抗争：“寮屋被发现是违法的，但为什麽政府不在悲剧发生前执法？”社福署对难民恶劣的居住环境一直知情，却置难民生死于不顾，在火灾发生时，铁皮屋温度极高，加上每间屋住20-30人，环境挤迫、密不透风，又欠缺防火措施，令Lucky未能逃出生天。

“社福署为了逃避援助难民的责任，将援助服务外判予国际社会服务社。服务社只给予在港难民每月$1,500的房屋津贴，连最基本的安身之所都不能负担。”社会主义行动发言人邓美晶要求政府难民停止服务外判，由政府直接营办，收归使用者民主管控。

“Lucky这次悲剧令我觉得要更坚决走出来打倒ISS，他的死正证明了ISS的所作所为。政府很早便知道这些铁皮屋是违法的，这些屋由农地改建，它们的结构根本不安全和不及规格，但政府无所作为。”居住在粉岭铁皮屋的难民Arif表示，他已居住在铁皮屋超过两年。ISS多年来不人道对待难民，包括分配难民入住元朗、坪輋一带由猪场鸡场改造的违法铁皮屋。

“大约800-1000名难民住在铁皮屋区，除了锦上路还有锦田、粉岭、屯门泥围等。在这次悲剧发生后，住在Lucky家附近的朋友们都很想搬走，他们不想住在铁皮屋。我们要求政府增加难民的住屋开支，不只是现在的$1,500。”

来自埃及的难民Hanna要依赖拐仗走路，抱怨道：“ISS安排我入住佐敦一间很小的房间，那裡的洗手间的装置极不安全，需要爬梯才可使用，我已经向ISS投诉过两次，但没有任何回应。最后在去年底，意外发生了，我跌倒了并跌伤了脚，要在广华医院留院三星期，ISS在得悉事件后才愿意为我更换房屋！”

难民联会要求政府立即取缔违法寮屋，大幅增加难民住屋津贴，停止将难民服务外判。社福署公开指如果对待难民“太好”，会造成磁石效应吸引难民涌港，这态度正反映了资本主义政府种族主义的本质，歧视穷人，只为富人服务。政府的难民政策一日不改变，难民必定抗争到底。

Erwiana案件胜诉　现在加强外佣权利斗争！

香港法院裁决雇主严重虐待罪成 

2月10日（星期二）将成为香港外佣反歧视、反虐待的持久斗争中重要的一日。法院裁决雇主罗允彤在20项罪名中有18项成立，持续八个月袭击、虐待Erwiana Sulistyaningsih，并导致她挨饿。这事件被《时代杂志》等主流媒体形容为“重大案例”。《每日电讯报》指出，Erwiana在香港可怕的经历“激起了全球义愤”。

“我希望他们会开始像对待工人和人类航对待外劳，停止待我们如奴隶。”Erwiana在六个星期的审讯结尾中说道。

群众示威

之前香港一连串数以千计外佣的示威，显然争取到社会上各界层的广泛同情，向当局（包括司法制度）施加了压力，揭露了香港不公义的外劳雇佣制度。

“这次胜利令我们很鼓舞。我们会运用今次的胜利来推动外劳权利的斗争。”亚洲移工协调会的Eman Villanueva向中国劳工论坛表示。

很多人都认同有必要向港府加大施压。

“今次的判决虽然很好，但可惜不会就此改变政府的种族歧视外佣的政策。”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表示：“‘雇佣同居限制’以及‘两星期条例’就像南非以前的种族隔离政策，用来分隔和控制一批受超额剥削的工人。”

国际特赦组织发表声明，指“外藉家务工雇主涉虐罪成，反映政府对外籍家务工无从保障”。在2013年，国际特赦组织谴责印尼外劳“奴隶般”的生活条件，控诉港府“不可宽恕”的无所作为。

Eman Villanueva很清楚香港外佣的大规模示威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说：“若果没有这场运动，政府只会无视这宗案件。正是这场运动令全港和国际社会留意到Erwiana案件，政府和法院因此被迫行动。”

“犹如囚犯”

从法院审讯可得知Erwiana受到其雇主可怕的对待。她曾被雇主打脸至牙齿脱落，被雇主用吸尘机塞进口里令她嘴唇流血。她被迫挨饿，只允许吃小量的面包和白饭，每晚只可睡四小时。

裁判官胡雅文指，Erwiana犹如罗允彤家中的“囚犯”。罗允彤曾威胁如果Erwiana报案的话，会杀害她的家人。控方指她的待遇就如“无薪资的奴隶”──Erwiana从未收过罗允彤的工资。法院裁决，罗允彤要向涉案三名佣工缴交共$28,000元欠薪。

香港总共有约32万名外藉家庭劳工，有一半来自菲律宾，其他大部分来自印尼。近年，她们的力量愈来愈壮大，以高调的示威行动要求改革不公义的雇佣法例，也要求对中介公司采取行动。中介公司往往违法向工人收取高昂中介费，迫使她们成为债奴。

废除“雇佣同居限制”

在“雇佣同居限制”条例下，外佣被迫与雇主同住。这条法例只是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避免外佣独立居住，在社会上扎根，从而增加她们经济上的议价能力。“雇佣同居限制”剥夺了外佣的私隐权，而雇主同时为“房东”的情况下，她们更为脆弱。居住在工作地点不免令工时更难管制，令家佣受到压力而工时极长。国际特赦的调查发现，香港印佣平均每天工作17小时。

裁判官胡雅文间接承认了这悲惨的现况：“说得好听一点，她（Erwiana）犹如囚犯…她完全被孤立，故被长时间虐打亦没有作出相应反抗，也不为外界所知。”

对香港大部分的外劳来说，虽然虐打和暴力并非寻常之事，但被孤立的感觉却是普遍切实的。判词本身就是废除“雇佣同居限制”的有力论据。但相反，港府正在加强执行这条法例，在数星期前警方突击检查，打压外出居住的外佣。

Eman Villanueva说道：“如果港府坚持现时的政策，只会有更多‘Erwiana’出现，更多虐打外佣的案件出现。”

港府无耻无极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健宗“欢迎”法院就Erwiana案的判决，说道：“这亦显示出政府当局和法院亦高度重视保障外籍家庭佣工的法定权益和他们的人身安全，这一点是重要的。”

工人并不期望港府会带来任何“保障”，港府保障的只是商贾钜富。今天法院重要的胜利一定要作为一个里程碑，在未来建立更有力的斗争以争取外佣权利。外劳的斗争会作为所有工人团结斗争的一部分，对抗这个反工人的政府。

财政预算案向富人派糖

二月二十五日，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发表的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大家可能会感到似曾相识的感觉。两年前，本杂志评论2013年的预算案：“与过去的一模一样，吝啬得难以置信。”而这次同样是照办煮碗，所谓的一些“派糖”措施不过是库房的九牛一毛而已。派糖只是包装，用以掩饰预算案优惠富豪菁英的本质。

在发表财政预算案期间，曾俊华尝试将经济的放缓归咎于去年的雨伞抗争运动。去年政府所预计的GDP增长为3%，但实际增长只有2.3%。事实上，经济正濒临衰退，而财爷对于今年的增长预测只有1-3%。中国越来越有可能出现经济硬著陆，随时会海啸航冲击香港，并将重创金融及地产市场。

中国的“次按”放贷

随著香港经济“金融化”越来越猖獗，经济危机越可能出现。香港经济複制华尔街的那种高风险银行产品，七年前就是这些玩意触发美国经济爆破。香港经济上一次出现衰退（负增长）是于2008年，当时整个香港银行的债务总值7万亿港元，但今天已经膨胀到26万亿港元，超过当年的三倍。而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这些借贷增长当中，对中国大陆企业的贷款佔了40%，相比2008年的时候只有10%。

这些对中国的借贷正是另一种形式的高风险“次按”放贷，可以对整个香港的经济造成冲击。香港银行的高度参与也令更易受到中国地产泡抹和坏帐的影响。因此，香港政府竭力累积盈馀，库房储备已快达到8,560亿港元，相当于政府23个月的开支。政府要准备好注资拯救大富豪和投机者。

曾俊华在发表预算案时承认未来一年的经济将会面对众多挑战，并指出欧洲和日本的通缩有可能使经济进一步萎缩。他亦表示明白香港的社会冲突正在激进化，但是这份预算案却没有任何解决房屋问题、拉近贫富差距的政策，没有措施能够减低冲突。

五分四的资源到了中上阶层手上

一些媒体称曾俊华作了一百年八十度的转变，他去年说过派糖和一次性纾困措施“将会成为历史”。《英文虎报》甚至预测可能“背后有人指使”，暗示可能是梁振英在背后撰写这份预算案，亦可能是为2017年选举铺路。

可是，对于有舆论将这份预算案形容为“慷慨”甚至“民粹”、“赢尽年轻人的掌声”等，我们则完全感到摸不著头脑。所谓340亿的派糖措施，但实际上当中五分之四的金额皆是去到中产上层的群体，而基层群众只分到剩馀的20%。

荒谬的是，在一片右翼民粹的浪潮下，有论调指新移民滥取综援。事实上，在去年综缓七年限制撤回后，领取综援的总金额下跌了21亿。领取综援人士大部分是年老、伤残、单亲等社会最底层。而新移民领取综援的百分比只是约5%，而且当中绝大部分都是18岁以下的儿童。“反政府”的本土派与建制派自由党一气连枝，将资源不足归咎于新移民“抢福利”，煽动排外情绪。从这点就可见，本土派不过是建制的打手。

政府再次估错盈馀，今年财政年度的盈馀估计为638亿，远超于曾俊华去年估计的91亿。这些盈馀是香港工人的血汗裡挤出来的，主要透过高企的楼价向香港工人、小企业和消费者徵收间接税。只有十分之一的盈馀会重新回到社会上的底层，而且只是透过一些没长远目标的舒困措施，例如公屋免租一个月及综援三粮。

财政预算案简介：

税收：正如《南华早报》报道：“中等收入家庭继续从增加子女免税额和薪俸税优惠中获益，但低收入家庭什麽也没有。根据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资料，额外援助没有照顾到在职贫穷人士，因为这些月入二万元或以下的家庭不用纳税。”

房屋： 没有大改变，政府承认不能达到每年兴建两万间房屋的目标。政府虽然实行所谓楼市加辣，价值七百万元以下的自用物业，由过去的六至七成按揭成数，一律降至六成。

全民退休保障：曾俊华表明全民退保“不可持续”，因此不能落实。香港老人是最贫穷的一群，三个老人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线下。

长者及残疾人士照顾住宿服务：政府承诺增加1,200个照顾及康复服务的宿位。有些地区的残疾人士要等10年才求得一宿，这根本完全不足够
医疗设施：医疗开支增加至706亿，比去年上升24%。但大部分增加的开支（100亿）是用来注资自愿医保计划，即“鼓励”病人从公立医院转用私立医院。

性暴力受害女性的个案上升

香港女性受性暴力对待的个案正在增加，响起了警号。性暴力或家庭暴力个案均有上升，而两者之间是有关的。不论是肢体侵犯、性侵犯或精神侵犯，对女性的暴力都是关于“控制”的。我们身处不平等的阶级社会，有著奴役女性的权力结构；女性被限于扮演妻子、母亲的角色，受男性掌控。以家庭暴力为例，社会福利署的数字指出，自2012至2013年，家暴事件上升了40%，即2013年增加了3,800宗家庭暴力事件。在2014年所有报案的暴力事件中，80%的受害人为女性。

性暴力案件整体上亦在增加。社署在2013年接获的首次呈报性暴力个案有680宗，而2014年首九个月更接获874宗，超过2013年的总和。真实的数字远远更为惊人，很多受害人惧怕“责备受害者”或遭到社会标签等的原因不敢举报。

特定群体

性暴力也影响到性小众中的女性。一个LGBTQ团体指出，上述的官方性暴力统计并不包括受到性暴力对待的性小众。他们曾向社署要求对性暴力的受害者提供协助，但这些案件并不被纪录为性暴力个案。

一名跨性别的青年被家人赶走而无家可归，也找不到任何协助，因为香港的庇护中心一听到她是跨性别人士，都立即挂断电话，或表示中心只接收女性。家庭暴力案件也不包括性小众的受害人，因为前线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处理性小众的案件。

在智障人士中，针对女性的暴力数字也大幅上升，智障女性被性侵的个案自2007至2014年上升了40%。在这些案件当中，95%是女性，73%未成年。东华三院辖下芷若园指出，轻度智障的女性思想单纯、容易受骗，遭到性侵犯亦不知道。可是，社会对智障人士的性教育不足、传统家长禁制智障人士接受性教育，也间接令这些女性处于容易受害的位置。资本主义社会要竭力控制女人的性自主，无法提供正确的性教育，包括教导女性（及男性）何谓健康、互相尊重的关系，何谓侵犯性行为。

这也是香港青年的一个问题。关注少女及两性平权议题的机构Miss Alpha就年轻情侣恋爱期间的暴力态度进行调查，发现58%青年指曾遭另一半影响正常社交活动，38%受访者曾遭伴侣企图操控，12%人更被对方强行爱抚或性行为，涉遭非礼或强奸，当中一人更是十六岁以下少年，12%人曾被肢体暴力对待。同一份调查指出，社会中对“约会强奸”、在关系中被伴侣暴力对待等的意识非常缺乏，加上一些受害者没有观念，令不少人受到伤害亦不自知。

缺乏足够的社会服务

新自由主义对整体公共服务的打击，令香港缺乏足够的社会服务提供给女性，例如女性庇护中心的短缺，令女性要寻求安全的居所非常困难。香港现时只有五间女性庇护中心，三间由非政府机构营运，政府没有提供公共的服务中心。所有中心加起来只有260个宿位，完全供不应求。一些庇护中心更缺乏托儿服务，一些有其他限制如煮食的时间限制等，令入住的女性生活非常不便。以现存的组织架构，女性庇护中心缺乏足够的支援，中心不会协助受害人处理如托儿、申请公屋、综援或离婚等事宜，反映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的需要。不同的妇女团体也批评，缺乏一站式的性暴力部门，迫使受害者必须到不同的部门，一次又一次重覆自己受害的经历。

总结

性暴力受害女性上升，反映需要加强抗争的力度来提高社会关注，并向政府施压，要求更多资源。需要结束保守及有害的社会态度，如为“保护”青年和智障人士而不向他们提供足够的性教育、责备受害者等的观念。对性小众的保守态度也令受害者不能提供应有的协助。同时，我们必须加强斗争，为女性和其孩子争取更多的经济资源，让她们脱离受虐的环境。提供足够的庇护中心宿位，成立处理性暴力的部门，以一站式的社会服务提供协助。这一切对女性反抗性暴力运动中都至关重要。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

对女性的压迫，由职场歧视到媒体广告的性别歧视和暴力，根植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中。世界上70%的贫穷人口都是女性。即使在如香港这样的“富裕城市”里，右翼的建制派政客、大媒体、以至国家机器—高级法官及警司—都在灌输保守的意思来强化性别的压迫（如认为女性要避免被强奸就不要饮醉酒！），目的是限制女性的权利和自由。

社会主义者反抗这些思想和态度，并为加大公共服务如全民托儿服务、老人服务等而抗争，从而减低女性的负担。我们支持法律改革的抗争，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但这连系至与资本主义完全决裂的必要。我们为社会主义政策而抗争——民主控制经济——为女性完全解放建立重要的基础。

各大院校出现退联潮

香港大学通过退出学联决议后，学联面临分裂的危机。各大院校成立了退联关注组，无疑反映本土派势力日增。本土派学生策动退联，只求哗众取宠，但却没信心争取学生支持自己的右翼和种族主义纲领，因此採取只破不立的手法。

退联并不会将学生会的民主化，也不会强化学运的力量，反而只会令民主运动更为零碎化，组织更为困难。

但普遍学生之所以大力批评学联，并不只是因为本土派的影响，而是对学联官僚体制的不满一早存在。因此，有必要将对学联的真诚批判与本土派哗众取宠的技俩分开来看。学生在民主运动中地位崇高，退联事件提出的问题相当重要：如何避免学运分裂，同时改变学生会架构和领导层的不民主，要建设战斗性学运。

香港大学举行退出学联的公投，结果为2,522票赞成，2,278票反对，1,293票弃权，以224票之差通过退联。事件引起连锁效应，岭南大学也有同学成立了退联关注组，将于三月初举行退联公投。而浸大、理大都有学生成立退联关注组，中大的“本土学社”亦表示或于下月发起退联公投。

退联关注组的学生主要本土派思想影响，其中岭大退联关注组的周韦乐就是热血公民成员。各大院校的学生会都愈来愈受本土派的意识形态影响。岭大三年级生的余同学就向笔者表示，新一届的岭大学生会就有很多本土派分子，提出“中港区隔”、“香港独立建国”等右翼民粹思想。他们利用退联议题为自己造势。但支持退联的学生只有少数是明确的本土派，多数是泛泛不满学生会的官僚体制。我们一定要将两者区分。

学联虽然承诺会进行“体制内改革”，但没有实际方案。两方都没有将背后的政治斗争放在枱上公开辩论，而只集中在于繁複的技术性问题。没有人提出战斗性学运的新选择。

组织官僚化

在雨伞运动中，群众看穿泛民政客及佔中三子拖运动后腿，因此大力支持学联，令学联一跃成为运动领袖。但同时，学联却没有与泛民过往小圈子的组织方式决裂。

学联与泛民政党及亲泛民的民间团体开闭门会议，决策后通过媒体“知会”学生及群众。这令学联与普遍学生愈来愈脱节。岭大的同学又表示：“罢课委员会应该尽量吸收同学进去，但他们点到即止，有很多同学来开会后，认为自己没有实际权力和位置，就没有意欲再来。”

由反国民教育到去年的雨伞革命，学生愈来愈投入政治运动，开始与学联由上而下的组织方法发生冲突。各大学生会未能在学生群众中紥根，建立有实体架构和具动员能力的组织。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香港的学生会往往以“学生纯洁性”的名义，排斥不受泛民控制的组织参与，令不同意识形态的辩论受到扼杀。如果有学生提出更鲜明的立场，就会被指控为“骑劫学生会”。“政治背景”不应该是禁忌，任何学生组织都会有其政治倾向。在群众运动成熟的地方，各政党都会有青年部在大学裡公开活动，宣扬自己的政治立场，让学生在民主辩论的环境下选举。

中大学生会候选内阁“野草”的会长王澄烽是左翼廿一成员，被本土学社揭发后进行“公审”。这种猎巫行动制造一种反左翼的白色恐怖，从而贬低整个左翼运动。我们捍卫任何政见人士参选学生会的权利。但是，我们认为任何候选人都不应隐瞒自己的政治背景，而应该公开其政治身分、公开明确的政治立场争取支持。

共识制的不民主

本土派虚伪地批评学联决策不民主，学联回应指自己向来以共识制决策（即八大院校的代表讨论直达全体一致的立场，就成为学联的立场），可以保障各大学生会的自主性。共识制听起来很民主，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时各大学生会为了勉强达成共识，连夜开会通宵达旦而不能明确决策，结果最后由一小撮人决定最重要的事宜。另一种情况，就是少数派在“团结”的压力下被迫抛弃自己意见，令民主辩论窒息。专制者往往用“共识制”独揽决策权，欧盟在共识制下还是由德国支配，美国政制也充斥著共识制。共识制在操作起时，只要有一方阻挠就可以停止一个议案或行动向前行。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多数制的民主概念，在重大问题上公开投票，并容许充足的讨论和辩论。

学联既然是一个平台。各大学生会毋须在政治立场上达成一致共识，而应该各自表述争取学生支持。在具体行动（例如组织联校罢课）上尽量协调和团结。

与泛民紧密合作

学联与泛民政党及民间团体紧密联繫，深受其政治立场影响。在雨伞革命退潮后，年轻人及学生愈来愈激进化，寻求变革的出路，但感到绝望与不耐烦。泛民领袖无心无力带领群众斗争，又将小圈子领导层强加在运动上。雨伞革命期间，自封为领导的“五方平台”包括了泛民主派、和平佔中、学联及学民思潮，还有一堆从没公开团体名的民间团体。学联在“五方平台”与泛民紧密合作，纵有分歧也不公开表态。因此，本土派伺机指控学联“勾结”泛民，从而收割学生不满泛民的情绪。这做法与他们在雨伞革命裡提出“没有大会”、“不要领导”是一脉相承的。

此外，在雨伞革命期间，学联发表《致习近平公开信》，恳求中共独裁者容许香港落实真普选。学联与泛民政党的立场一样，为了避免触动中共的神经，没有鼓动中国内地群众起来抗争，将雨伞革命蔓延至中国，清晰表明有必要打倒一党专政。本土派学生团体更走得更远，倡议中港区隔，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与香港无关，提出要放弃“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若果这一立场主导整个民主运动，只会招致斗争的失败。

学生福利的斗争

退联表面是技术细节的变动，但实际上这代表著香港学运反动倒退的一步，将令团结抗争更加困难。当要发起联校抗争的运动，未来将会更为困难。学联过往发动过抗争争取学生福利，尤其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例如反加学费运动都需要联校参与。实际斗争将揭露本土派的右翼立场，他们哗众取宠的技俩只会危害学运。

退联无补于事
清除官僚体制　建设独立民主学生会

本土派策动的退联成功后，会令他们的信心大增，从而逐步把持学生领袖席位。但同时若果学生会没有制度变革，即使学联全面瓦解，八个学生会还是会继续官僚。此外，没有各院校学生会联合行动的平台，社会运动更为零散化，学运的组织力量不但不会加强，反而将会倒退。因此，我们认同现行学生会及学联的架构并不完全民主，但我们反对退联。

学联提出的自我改革是不足够的，需要由下而上组织起来向学联领导层施压，清除学生会的官僚体制。现时学联架构冗赘，作为一个协调各学生会行动的平台，完全可以简化。此外，学生会往往受校方制肘，没有真正独立性，因此有需要与校方官僚抗衡，争取学生会的自主权。

学联过往召开的全民大会很多时沦为空谈俱乐部，实际决策权还是落在一小撮官僚手中。其中一个例子，就是9月28日雨伞革命爆发当晚，城大举行的罢课会议后，完全没有落实讨论的结果，学联号召“无限期罢课”后并无做过动员和组织工作。

学生会每月召开有实权的全民大会，让学生参与讨论及决策，在重大问题上投票决定。学生可以随时通过民主程序罢免领袖。在各学系和班级建立民主架构与活跃的会员基础，由下而上监督领袖。只有学生积极投入学运斗争时，才能彻底废除官僚恶习。从雨伞革命的经验可见，当有大事发生时，学生是会全程投入斗争的。

学运需要一场民主革命：建立独立民主、具群众性的学生会组织，全面改组学运，但退联行动只是学运的的反革命。

雨伞革命退潮　政改风暴酝酿

在雨伞革命结束后，政府开动舆论机器，宣传所谓“民意逆转”，制造接受“袋住先”的假民意。泛民面对政府的压力，把民主运动变为防守。没有在政治检控和爱国教育等议题上反攻，反而静待政府抛出的方案，最多只会在六月分时投票否决，但没想过发动大规模斗争推倒人大决定。甚至有部分泛民政客眼见雨伞运动退潮后，开始再吹起妥协之风，准备转投支持政府的方案。不少泛民政客正准备安排与中央会面，讨论在政改上枱底交易的条件。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表示，对通过政改方案的机会由“极度悲观”改为“审慎乐观”。

只要有4名泛民议员转投赞成票，政府的政改方案就会有足够票数通过。最有可能转軚支持政改方案的五名泛民立法会议员分别是：公民党汤家骅、民协冯俭基、教育界叶建源、资讯科技界莫乃光、衞生服务界李国麟、会计界梁继昌。他们提出各种在人大框架下的改良条件，表示会考虑支持政改方案。

首富李嘉诚在长实业绩发佈会上，亦三度呼吁所有人支持政改，否则会成为“输家”。在去年雨伞革命期间，《环球时报》曾经有一篇文章指责香港富豪没有出面反对佔中，其后被迅速删除。现在从李嘉诚的论调可见中共与港商又再一气连枝了。

英国政府在一月份呼吁泛民支持政改方案后，最后又向国会提交香港半年报告书，明确表态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的政改方案，并认为人大决定对香港进一步迈向民主仍存在空间。可见，所谓外国势力支持雨伞运动并不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心的是与中国作生意勾当，而不是民主价值。

中共标籤：“香港民主运动＝港独＝反中国人”

梁振英点名批评港大学生会刊物《学苑》鼓吹港独，反而挑起公众对民族自决的兴趣。中联办、乡议局、建制党派也齐声谴责港独，好像港独是民主运动的主流路线。政府从而有藉口合埋化镇压，在政治上操控香港。

虽然中共表面对港独恨之入骨，但却刻意挑起中港矛盾，制造“香港民主运动＝港独＝反中国人”的标籤。中共最害怕民主运动蔓延至中国大陆，这一标籤煽动族群分化，从而孤立香港的民主运动。爱国流氓组织领袖在网上散播黄丝带即港独的讯息，甚至捏造“香港导演彭浩翔骂大陆人是狗”，挑起中港族群矛盾。中共网军亦假装大陆平民，鼓吹“不再去香港”。打著反政府旗号的极右本土派，通过反水货客、指骂大陆旅客的行动煽动大香港民族主义。本土派鼓吹的“香港人优先”、“中港区隔”客观效果只是中共的打手。

无疑，港独与民族自决的思想正在酝酿发酵，由于中共加大政治箝制，而中国资本输出造成香港的经济问题，愈来愈多年轻人视之为政治抗争的出路。但在现阶段，与其说他们真的准备为港独而战，不如说只是一种宣示式的叫喊。

社会主义者在工人阶级团结的基础上，支持藏族、新疆的民族自决权，独立台湾，只有能团结中国大陆群众，打倒一党专制政权与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确保每个民族的真正自主权。

镇压加强

建制派早前大谈引入国安法，制造舆论恐吓，目的是为廿三条立法铺路。叶刘淑仪倡议重新推动廿三条立法，更要加强防止外国势力干预的条例。目前群众愤怒尚未平息，政府不敢贸贸然推行廿三条立法。但新一轮的政治检控准备开始，不排除会有示威者被重判，作杀一儆百之效。

虽然洗脑教育在2012年的抗争后被迫搁置，但政府一直暗地裡继续推行。港府将资助中小学生到内地交流，又将约600间中港学校缔结为姊妹学校，每间学校提供12万元资助。很多校方面对这招银弹攻势都会立即投降。恰巧的是，前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陈佐洱早前发表言论，教育局要随时接受中央政府及香港社会的监督。可见，洗脑教育正在死灰复燃。

此外，新成立的青少年军总会由梁振英担任荣誉赞助人，特首夫人唐青仪则为总司令，在成立典礼上建制派政客济济一堂。青少年军具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其誓词中包括了“报效祖国”。

同时，中共在内地加强网路审查，封锁翻牆软件，令内地网民不能登入多个热门网站。此外，中共对大学作出一次爱国大清洗，教育部长袁贵仁指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高校课堂。中国政府禁制了载有“西方价值”的教科书，撤换了一些自由派的大学学者和教授，甚至拘禁部分人士。

右翼本土派的冒起

右翼本土派发动的反水货客的行动，吸引了一部分激进年轻人参与，被视为愤怒的出发点。在商场的冲突中，示威者与警察激烈对峙，警察施用胡椒喷雾和展示警棍。雨伞革命由于欠缺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为行动至上的抗争模式制造了土壤，当时就有一小撮人在街上拾散纸短暂堵路，乃至打爆立法会玻璃门的行动。反水货客的行动模式可说是后雨伞的延续，

示威者感到传统的游行集会无效，要加强组织化的抗争路线（例如罢工、罢交税）又非能短期内有收成。因此，本土派收割了这一不耐烦的情绪，为所谓“勇武抗争”推波助澜，强调与警察激烈冲突，同时煽动驱逐大陆人的种族主义。

在群众斗争的一定阶段，成立自卫委员会甚至武装起来是有必要的，但这必须置于运动的纲领和组织之下。本土派无序的冲击行动，甚至走向个人恐怖主义的路线，只代表一种绝望中还击的情绪，对于建立战斗性的民主运动并无帮助。真正的出路是，在学校、社区和工作地点建立强有力的组织，建立集体化的抗命行动，并以工运斗争作为民主运动的主轴。

社会主义者的立场

在六月分政改方案将于立法会投票，将成为民主抗争的一个风眼点。社会主义者会坚持反对中共筛选，立即废除功能组别，降低投票年龄到16岁、外佣的投票权、立法会议员领取技术工人的薪金、以“真正人民议会”取代跛脚的立法会，从而令议会有权向富人徵重税、消灭贫穷、实施体面的最低工资、重有公有化私有产业，创造真正的工作职位。只有将民主斗争连繫至打倒香港和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才可见带来真正的变革，也是遏止右翼民粹歪风的最有效方法。

新自由主义打击女性权利　造成女性贫穷

三八妇女节即将来临，纪念女性在超过百年的抗争路上成功争取众多重要的权利，今天我们所拥有很多的权利如投票权、工作权、受教育的权利等，都是过往历史斗争的成果。但必须认清一点，在今天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在社会上的种种不平等依然存在。香港作为其中一个资本主义城市，女性受著经济政策、父权文化的压迫，当中又以工人阶级女性所受到的压迫最大。

父权资本主义合理化私有化政策

资本主义是为了将利润最大化的制度，在香港一个高度私有化的社会下，医疗、老人服务、教育、托儿等公共服务完全不足，这令女性受到的打击最大，也导致了女性贫穷，并且在父权文化下，女性贫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服务财团的政府宁愿把钱投放在千亿的基建项目上，也不愿意投放公共资源于老人服务或儿童託管服务。父权社会下的性别定型及性别分工根深蒂固，“应由谁来照顾家庭或打理家务？”父权社会的答案一定是女性。父权社会一直透过教育、媒体、政府等公共机关舖天盖地的宣传“这些是女人的天生职责”，来合理化歧视女性及私有化政策。

在所谓“男女平等”的父权社会下，女人事实上被剥夺很多权利、自由和选择。我们不能再忍受“女人要履行天职留在家中”这种父权概念！正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欠缺公共的老人、託儿、长期病患及伤残人士等服务，很多女性在婚后被迫放弃工作，在家照顾老幼，成为家庭主妇，从事无薪的家务劳动。一项政府调查就指出，未婚女性的劳动人口参与率有67%，与未婚男性相约，但已婚女性的劳动人口参与率只有46%，已婚男性却有71%。

即使在婚后工作，只能在家务外有限的空馀时间，从事兼职工作，又因为家务劳动的性质，工作时间不能太长而且需要弹性，令很多女性被迫选择不稳定的临时工、兼职、散工等低收入工作，俗称“4C”行业，即清洁（Cleaning）、饮食（Catering）、护理（Care-giving）及收银（Cashiering），多属一次性或兼职。这类工作当然工资偏低，变相造成女性贫穷。女性亦会在收入较另一半低的情况下，财政上必需依赖丈夫，一方面令女性无法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男性工资本来已被压低，当女性工资更低时，工人阶级家庭的财政压力便更大。

而对于离婚独自照顾小孩的单亲妈妈来说，政府所提供的支援更近乎零，令很多单亲妈妈都活在贫穷线以下，香港政府是何其可耻！另一方面，又因为社会在老人及託儿等的公共服务缺乏，很多已婚女性即使受到家庭暴力，希望与伴侣分开，也不敢离婚──试问一位单亲妈妈如何以月入不过一万来兼顾房租（一间劏房至少需要三千元）、孩子学费书簿费杂费、交通、食物等开支？

託儿服务严重短缺　女性被迫放弃工作

香港没有任何完全公共的託儿服务，社会福利署提供的託儿服务都是非政府机构提供（需付费），而且名额长期不足，全港有超过30万名6至12岁儿童，但该年龄儿童的“课馀託管服务”全港只有约5,500个名额！同时，这些託管服务的时间缺乏弹性，很多妈妈因为不能于下班时间前后接送孩子、未能负担费用、地点不方便等问题，被迫放弃工作。香港妇女中心协会2013年一项调查发现，大部份基层妇女认为香港託儿服务不足。超过七成妇女认为，若果能够解决託儿问题，她们希望外出工作。我们认为，女人要有工作权，所以託儿服务更应是所有人的基本权利！

全民退保迟迟未落实

政府多年来不肯落实全民退休保障，梁振英准备推行的退休保障又要入息审查。政府坚持吸血的强积金制度，为的就是将工人阶级的血汗钱给银行家用作投机炒卖。而这也是造成女性贫穷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由于很多女性没有正职工作，家务劳动并不受到强积金的保障，很多女性在老年退休后没有任何积蓄，高龄津贴（生果金）的每月金额只有约$1,100，根本不足够生活，令她们最后要靠拾纸皮变卖来维持生活！一项有关香港拾荒长者研究指出，85%的拾荒长者为女性，近50%拾荒长者每月收入少于500港元，超过40%更曾因与人争夺纸皮而受伤！

此外，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长六年，但政府并没有对女性长者的医疗需要增加公共医疗开支，很多老年妇女人到晚年，体弱多病却无钱医治。老人在退休后过有尊严的生活，是一个社会基本的条件，香港的老人却要沦落街头，每三位老人便有一位贫穷，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受害者！
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比男性低22%！

纵观过去数年，男女同工不同酬仍然非常严重。男女工人都被压低工资，当中女性工人的情况更甚。男性每小时的工资中位数为63.2元，女性则为51.8元，比男性低22%！

有薪产假落后亚洲地区

去年11月，联合国建议香港政府应将有薪产假增加至符合其认为是“国际标准”的14週，但香港的有薪产假（现为10週）排列亚洲榜末位置，比亚洲地区如南韩、新加坡落后。

有薪产假的好处多不胜数，尤其是对女性的健康有利。而那些经常强调“传统家庭价值”的保守政客正正是反对增加有薪假期的人！我们认为，即使是联合国所建议的14週有薪产假也不足够。欧盟国家的人均本地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比香港低，但也有至少18星期的全薪产假。社会主义行动认为，工会、妇女团体及社运分子应该要求6个月（24週）的全薪产假。

而经过多年建制派及资本家的阻挠下，男士侍产假终于在去年12月在立法会上通过，将于今年2月27日起生效，但这是由劳工处提出只有最多3天、只拿4/5薪酬的议案。

女性团结抗争　反抗父权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除了剥削工人阶级外，亦以物化女性身体，开拓美容产业来赚取利润，这导致对女性价值观的扭曲（认为外表是女人唯一的价值），强化父权思想及对女性的控制。在这个制度下，女性受尽制度性的压迫和歧视，我们如何还击？女性必须组织起来，包括女性工人加入工会，反对资本财团对整体工人阶级的打击。要反抗整个压迫性的制度，就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战斗性女性运动，去反对新自由主义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要求大幅增加公共开支、公共託儿及老人服务、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男性7天全薪侍产假、有薪产假6个月、8小时工作制、增加最低工资（包括外佣）、落实全民退休保障等政策，连繫至社会主义性平权的抗争。

三八妇女节　国际妇女大团结

三月八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妇女节，这是为了纪念百多年来女性和工人阶级为争取权利而上街抗争的一天。

在妇女节前夕，三月七日的早上，社会主义行动连同难民联会、社民连、香港荡妇游行数十人一同发起抗议行动，游行至政府总部，要求政府正视香港性暴力日趋严重的问题，提供公共庇护中心予女性性暴力受害者。他们高喊“不要性暴力！”、“我要公共庇护中心！”、“我要公共托儿服务！”“立即落实全民退保！结束女性贫穷”，行动发言人邓美晶表示，香港性暴力上升1.8倍，但现时社会上只有280个由非政府机构营运的庇护中心宿位，绝对供不应求她又指，由于没有全民退休保障，从事无薪家务劳动的女性不受强积金保障，造成女性贫穷的现象。

今年的三月八日凑巧是星期日，正是全港三十万名外籍家务劳工的假期。下午一时，数百印尼及菲律宾外籍家务劳工游行到政府总部，沿途高喊“我们是工人，不是奴隶！”、“废除两星期条例！”、“我要外宿选择！”等口号。

社会主义行动及难民联会也有参加这次游行集会。我们一直以来支持并积极参与外佣的抗争，支持结束香港现时歧视外佣的条例，将外佣置于极易受虐的情况。在集会中，社会主义行动发言人邓美晶表示，Erwiana雇主被判袭击罪成入狱，证明群众示威是可以带来改变的，这是外佣斗争的重要胜利，也强化整体工人及女性的抗争。

下午四时，我们举办了国际妇女节的街头活动，香港、菲律宾、印尼的女性都团结在一起，向大众讲解女性要站起来抗争反对性别歧视制度的必要。我们也特别制作了四种语言的妇女节单张，很多人表示支持男女同工同酬、以及捍卫外佣权利的抗争。

反对性别歧视　反对向女性施加暴力

争取同工同酬　扩大公共服务

三月八日，社会主义行动参与数千人的游行，为女性权利而抗争。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属于“工人国际委员会”的一部份，在全球四十多个国家为工人和女性权利抗争。过去多年女性所赢得的权利，如投票权、工作权、受教育的权利等，都是工运和妇运中群众斗争赢得的成果。

外佣胜利，就是全体女性的胜利

今年，印尼外佣Erwiana的雇主被判袭击罪成入狱，成为外佣斗争的里程碑。这次胜利推进了外佣运动，增强了整体工人及女性的力量，也证明群众运动是可以向政府施压，带来真正的改变。

外佣抗争必须升级，争取废除“雇佣同住条例”及“两星期条例”，避免外佣完全被雇主操控。吸血中介公司必须关闭，中介工作应由公共部门负责，由公帑支付，民主运作。

在今天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在社会上的种种不平等依然存在，女权持续受到打压。港府宁愿花钱在千亿基建项目上，输送利益至大财团，也不愿花钱在公共服务，改善托儿及老人服务，令女性有更多自由、保障她们的经济。

“男主外，女主内”这种过的父权观念贬低女性，只会被亲商政府利用来推动私有化、削减公共开支。今天，香港女性的平均工资水平低男性22%。很多已婚女性因为照顾家庭，被迫选择不稳定的临时工、兼职、散工等低收入工作，造成女性贫穷。我们要结束这些不等的制度！

停止暴力对待女性－停止商品化女性！

不平等的劳动市场不但巩固女性对男性经济上的依赖，更是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缩减公共服务，令已婚女性往往不能离开一段恶劣关系。

女人的身体一直被物化来为财团大企业赚钱。在主流媒体中，对女人的焦点总是其身材、年龄。无处不在的广告及媒体渲染“女人一定要靓”才达到社会的成功标准，令很多女性花费几万至几十万光顾无安全规管的美容集团！最后往往付出昂贵的代价，甚至赔上性命。

社会主义行动对抗鼓吹歧视和虐待女性的性别观念。我们要求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公共的庇护中心，要求男女同工同酬，要求政府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我们主张团结抗争，对抗资本主义和性别歧视，为一个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抗争！

为什么最低工资最少要每小时$45?

政府将于今年五月调升最低工资至时薪32.5元。底层打工仔等了足足两年终于加薪。但是，这足够吗?

在2011年首次订立最低工资水平的时候，两大工会已经要求每小时33元的水平。今天的最低工资水平还未追上当时要求的数额，更莫说将物价升幅计算在内！以每周工作四十小时计算，最低工资每月只有5,590元。打工仔衣食住行的开支持续上升，是次的调升不过是杯水车薪。

另一边厢，月入9万元以上的高级公务员在2015年将会加薪9%，而特首亦会将每月薪酬增加两万元，达到约39万元一个月。

相对2011年的28元，四年来的升幅只有16%，但是自2010年底到2014年底四年来的物价变动，如以低开支范围的住户计算(甲类消费物价指数)，其升幅至少为22%。换言之，工资增幅远远落后于通胀，实质工资变相被削减6%！连保守如工联会亦要求将最低工资升至时薪39.7元。

为什么要设立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的目的正正是要保障最底层的工人，确保他们付出的劳动力能够为他们赚取其个人及赡养家庭的最基本生活保障。因此，如果以2010年时的33元计算，根据四年来的通胀升幅应该达到至少每小时40元。其实，时薪40元一点也不高，以每周工作四十小时计算，每月收入也不过是6,880元，亦未能足够应付工人的合理生活开支水平。

所以，工人的最低工资应等于其“工人及其赡养家庭人口基本生活需要”的成本。根据各工会于2014年的计算，每名劳动者的最低月薪，应为8,066元(职工盟)至8,248.5元(工联会)，而在每周工作四十小时下，这代表每小时的最低工资至少要$46(两大工会都是以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时计算，因此倡议的水平较46元低)。因此，工人们要求最低工资45元只属最基本的要求。

政府所订立的最低工资水平如此低廉，与香港作为富有资本主义社会不符。相比其他经济发展相若的地区，本港的工资保障最为缺乏。日本每月人均生产总值只与香港相差约40美元(港币312元)，但其最低工资水平每小时平均6.94美元(港币54元)，超过香港1.5倍。这代表虽然社会的财富相若，但香港的底层打工仔所分享到的劳动成果要远远的少！难道香港的劳工天生只配当个廉价劳工吗？

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了2015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香港连续21年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这奖座代表香港的劳工最没有保障、劳工法例最宽松、去管制化最严重、私有化最猖獗、富人税率最低，绝对是“死亡之吻”。

最低工资只是芸芸众多劳工保障的一部分，要捍卫普罗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我们同时要争取八小时工作制(香港的工时是比起邻近地区中最高的)。有合理的最低工资、八小时工作制，才能为所有付出血汗的劳动者提供最基本保障，过有尊严的生活。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劳动大众的基本需求，我们要组织起来，打倒这个制度！

中介公司害死印佣Elis　周日上街讨回公道！

上周三（11日），印尼外劳Elis（Elis Kurniasih）在中介公司北角阳光女佣中心留宿时被二百磅的石屎檐篷击中，经送院多次抢救、留医六日后终告不治。昨日多个外劳团体约六十人到北角阳光女佣中心门外集会，要求立即检控中介公司，还Elis一个公道。“为Elis讨回公道！我们不是奴隶！立即检控阳光中介！”的口号响遍整条街。

三十三岁的Elis是一名单亲妈妈，为家中的经济支柱，供养一对高龄父母及两名分别十岁及十三岁子女。她同时是工会的活跃成员，是香港印尼移工协会（ATKI-HK）的一员，数月前曾参加为Erwiana争取公义的游行。悲剧发生之际，Elis刚获发新的工作签证，正等待新合约开始。

事发地点位于露天平台，而中介公司安排给Elis居住的地方只有帆布遮顶。“这个安排导致檐篷石屎跌下时，Elis得不到适当的保护而被砸至重伤。”印尼移工工会发言人Eni Lestari指出，事件并非意外，而是人为惨剧，因事发地点为阳光女佣中介公司，中介为了防止外佣找新公司，在转约期间，公司强制外佣居于其提供的地点。

事发地点属“阳光女佣中心”持有，该公司总经理陈国梁承认，案发地点属于僭建。警方将事件列为误杀案处理。

“这个绝对不是意外。是阳光女佣中心杀死了Elis！”亚洲移工协调组织团体代表Eman Villanueva昨日激动地表示，Elis曾声援过Erwiana，但现在她正正死于现代奴隶制下。

香港有超过一千间外佣中介公司，而阳光女佣中心是全港最大规模的中介之一，而过去已有不少关于此公司的批评和投诉。当日参与集会的一名印尼外劳也是由阳光中介安排工作，她说阳光为了防止外佣转公司，会强制扣起她们的护照证件，这属违法行为，但没人监管。

在港外佣超过三十万人，面对著私人中介公司的剥削。中介公司在外佣签署工作合约时，强制收取大量费用。这些中介费鲸吞一个外佣数个月的工资。这令外佣像奴隶一样工作，当受到不平等对待如被雇主殴打时被中介公司无视，正正导致Erwiana的惨剧发生。

而印尼政府强制所有外劳都必须经过中介公司安排，才能来港工作。而自2010年起，印尼领事馆更禁止外佣在两年合约期满之前更换中介公司。这令私营的中介公司更容易压榨外劳，牟取暴利。

社会主义行动沉痛哀悼Elis，支持为Elis讨回公道。我们支持立即检控阳光女佣中心、注销其牌照，然后废除私营的中介制度，以政府公帑成立公共部门安排外籍家务劳工来港工作，保障所有外劳的基本权利。

呼吁各位与星期日（22日）由外佣团体发起的游行，将于下午三时从印尼驻港领事馆出发，往导致Elis死亡的阳光女佣中心抗议。团体呼吁参加人士穿著黑衣，以示哀悼。

机场三跑　史上最贵

行政会议通过机场第三条跑道（三跑）工程计划，造价高达1,415亿，不但是香港历史上最昂贵的基建工程，相比起其他国家的跑道造价亦远远超出数倍。

三跑造价冠绝全球，但跑道却只能降落不能起飞。而政府尚未解决空域问题，跑道落成后未必能增加飞机升降量。此工程所涉及的庞大资金、落成后的可用性、以致对环境生态的污染问题，全部没有答案，政府亦未就计划作公众咨询，就突然绕过立法会，由机管局直接拨款，令社会出现极大回响及反对声音。政府连跛脚的民主机关都想绕过，强推向富豪输送利益的政策。群众必须动员起来抗争，否则为政府这种不民主的施政手法开了先例，日后变本加厉。

机场三跑　史上最贵

三跑工程计划花费1,415亿元公帑，即每位香港人需付出20,000元建造此跑道！相比起其他国家如澳洲布里斯班市、加拿大卡加利市和广州白云机场，这三个机场都是新增一条跑道和配套设施，布里斯班的新跑道长3,300米（造价相等于80亿港元），卡加利4270米（124亿），广州和三跑一样是3800米（235亿）。香港三跑所需的1415亿约为它们平均造价的10倍！（“香港三跑全球最贵之谜”，独立媒体）

大部份市民均反对三跑工程。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六成八人认为机管局应先集中力量改善双跑道的效率，并在未用尽双跑道的能力前不应考虑第三条跑道。六成四被访者认为政府不应绕过立法会，让机管局透过融资兴建第三条跑道（浸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2-03-2015）。

机管局计划耗资1,415亿元，利用本来上缴政府的收入摊还，再增设离境税作帮补及发债解决。三跑计划绕过立法会，不用透过财委会拨款，也免除立法会议员反对计划而拉布的“烦恼”。如果一项造价如此高昂的方案可以如此落实，日后必定会有更多类似的大白象工程可以绕过立法会而强行推出。

由曾荫权提出兴建十大基建至今，基建项目超支延误已成常态，估计总超支额逾1600亿元。其中原本建造费669亿元的广深港高铁，因延误两年超支至715亿元，而这次三跑造价更比高铁高出一倍，将来超支的责任，又是用人民的钱去负担。

政府指，现时两条跑道机场的流量已经接近饱和，所以有建第三条跑道的必要性。但就连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也撰文反驳，根据当年兴建赤鱲角机场的规划文件，显示机场的客运量最高可达8,700万人次，而现时却只有6,000多万。货运量方面，在原来的规划中上限可达900万吨，但现时机场的货运量却只有400万吨。结论是，只要妥善规划现时的两条跑道，根本无需要再兴建新一条跑道。

广州白云机场最近落成第三条跑道，本来预计可增加五成升降能力，结果每日只增加10班航班，不及预计的三分之一，原因是空域过于挤塞。现时香港三跑计划的空域问题尚未解决，但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却称由于“涉及商业及战略资料，所以不能公开详细内容”！

“基建创造就业机会”的歪理

机管局行政总裁林天福早前引述顾问报告指，三跑落成后有望提升本地生产总值4%至5%，可额外带来4,500亿元经济效益，并创造逾10万个新职位。纵观过去的基建工程，没有一项实际令基层工人得益，结果反而是众多建造业工人被外判商压榨剥削，2013年4月便爆发了200名高铁地盘工人罢工的抗争，抗议礼顿承建商为了赶工，强迫工人在地底内进食午餐、以及迟到五分钟扣半小时人工等不合理要求。该地盘工人工时高达每天十二小时，工作环境极度恶劣、劳工保障缺乏，可见大型的基建工程根本无助工人阶级的利益，反而是地产发展商、外判商从中获取巨大利润的手段！

基建工程不断超支，但香港社会最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务却严重短缺。单是三跑所需要的一千四百亿，便可兴建十四万个公屋单位、可让香港十六万名学生免费读大学、可兴建十间公立医院、立即落实全民退休保障等。我们需要的是社会上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不是假大空的基建项目。

香港：社会主义的选举工程

本文于2011年11 月29日首次刊登。今年十一月将会是新一届的区选，社会主义行动准备参与，因此重登这篇文章，解释社会主义者整体上如何对待选举，作为争取群众支持社会主义理念的手段。

作为成立于短短十八个月前的马克思主义组织，11月6日区议会选举对社会主义行动是一个大考验。廿二岁的邓美晶代表我们于工人阶级地区元州及苏屋区出选（当区选民大概有10000人）。在选票层面上，当区是亲北京政党民建联最稳阵的一席，故此我们的候选人并无胜算可言。结果，我们拿得493票（8.4%），是一个好开始，然而选举运动中获得的支持、经验和影响力是更为重要的成果。

我们于此地区运用选举作为平台，宣扬社会主义解决方案。此地区年青失业率高企(12%)，而五个家庭之中有一个生活于贫穷线以下。香港纵然财富丰厚，却患上长期的社会疾病。例如有数据指出，在34个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 经合组织）中，平均使用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9.2%于房屋、医疗、老年人、就业培训、家庭服务等开支上，但香港于2010年的数字却 只有5.8%。

对工国委(CWI)的支持者来说，11月6日面对中国地区首次举行的选举挑战，这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目标是增强组织、招募和建立对社会主义理念的支持，向香港及中国内地的左倾青年展示社会主义组织的运作模式。我们跟从列宁的建议，即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丝毫也不追求议会的“肥缺”，而是到处启发思想，发动群众，抓住资产阶级说过的话，利用资产阶级设立的机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1920]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参与资产阶级的议会选举犹如“打作客赛”，即属于我们的天然平台是工人斗争和罢工等，而非选举。外国的资产阶级议会已经是诸多制肘，但相比之下，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更是优待资本主义建制的。

选举公平吗？

香港是一个“受箝制”的资产阶级民主之地，受中国独裁继承英殖民地政府的机器而统治。英殖统治时期，政府为制造“民主参与”假象而创立十八区区议会，实际上是纯粹的谘询架构。现今，五分之一议席由非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委任，而整个体制由政府官僚主导，联合财团利益。

儘管行政长官曾荫权可笑地指：“香港的选举制度是公平、公开、公义和透明”，经已有证据揭露出大量亲政府阵营的选举骗局。于美孚南选区，有一个住址登记了13个选民的名称，而此住所是一名中国广东省政协委员所持有的。另外，有选民于一幢只有21层的楼宇上登记了32楼住所。

身份証明的管制极其宽鬆，加上完全欠缺政府跨部门的反复核对，令最有钱的亲北京阵营可以于关键议席登记“选民大队”去操控选举。相比2007年区议投票率38.8%，本届投票率相对较高，达到41.4%。本届有120,000新登记选民，当中有90,000人年龄高过50岁。年轻人的参与度相对较低，与去年反建制的五区补选形成强烈对比。

为2010年寻仇报复

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知道选举舞弊和骗局的规模，但肯定是相当大的。于区议会进行选举操控比起立法会相对容易。由于区议会选举使用的是“英国西敏宫”（Westminster model）的单一选区制，所以相比于使用比例代表制度（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立法会，更容易发生滥用操控选举的现象。

北京当局精心策划，甚至有部分针对逐个议席去清除“搞事分子”，以击败泛民反对派，为来年更重要的立法会选举作准备。

去年五区总辞触发全港补选争取民主权利后，北京的目的尤其是要惩罚三个向其挑战的“激进”政党。去年补选胜利的五个议员中，有三位（公民党陈淑庄、人民力量陈伟业、社民连梁国雄“长毛”）在今次区议会选举（不必要地）落败。正如公民党领袖梁家杰评述：“北京…想拿多少票就多少票。我们很惊讶他们的票从哪裡来。”

对一个社会主义组织来说，是次选举亦有其他难题需要克服。建制派长期培养一个意识，令所有政党及候选人受到很大压力，视区议会选举为非政治化的平台，强调候选人的“地区工作”及“良好地区纪录”，反对“空喊政治口号”。大部分政党（包括泛民阵营）满足于玩这游戏，投入非政治性的“慈善工作”，诸如派月饼或捡垃圾。当然一个社会主义组织不会逃避跟进地区个案，尽可能帮助居民与政府官僚抗争及捍卫个人公义，但是社会主义行动不会堕入“蛇斋饼糭”的陷阱。建制阵营如民建联有更多更好吃的月饼，我们要提出资本主义和专制统治以外的政治选择。

群众选举运动

纵使有很多障碍及限制，社会主义行动判断区议会选举依然会给予我们一个平台，让我们宣扬社会主义理念、连繫地区抗争、累积组织及政治经验，以及扩大周边的支持范围。此判断是正确的。

这是我们首次运作一个群众性的运动，当中我们在元州及苏屋派发超过50,000张宣传单张、拍门访问超过5,000户、并致电承诺过投票给我们的数百选民，提醒他们紧记投票。纵使是对手阵营的义工都称赞社义行动选举工程的专业，包括派发四种语言的宣传单张（中文、英文、泰加罗语及乌尔都语）。我们特别从少数族裔得到很大迴响，例如巴基斯坦及尼泊尔的年青人及工人都支持我们。

我们派发12,000份选举宣言，当中解释社义行动是工国委(CWI)的一部分，以及争取建设新的工人群众政党。选举工程的重点是我们于六星期间每天进行的街站，在摊位竖起横额、拉起易拉架和用扬声器。同志们无薪休假数天助选，更有一位同志辞去工作成为选举期间的全职人员。社民连成员告诉我们，以单一选区计算，我们的助选员人数比他们更多。除了在投票当日，我们每天活跃的助选员比两个对手阵营多得多。投票当天，我们全天总计有26名义工，但仍远远少过两个对手阵营。

我们制作的传单合共复盖了超过16个议题，即每星期两份或更多，包括医疗保障、种族主义、政治暴力、警察镇压、民主、房屋、最低工资、交通、私有化等等。我们一星期的每天凌晨于地铁站外派发数以千计的传单，于选举期间亦有介入其他运动，例如10月15日的全球佔领日。当天，邓美晶接受给《南华早报》等媒体的访问。十月份，我们的双月刊杂志《社会主义者》销量是全年第二佳的成绩，共卖出208本。

选举工程中亦有组织数个规模细小的游行和抗议行动，包括抗议领汇（领汇营运180个私营购物商场）。我们的候选人向领汇小商户进行访问，发现公屋商场私有化后，租金上升300%而令数间商舖被迫结业。这消息被印制成超过2000张的传单并散播至媒体。我们亦将此议题连繫至十六年来最高的通胀问题，以及对手候选人支持领汇上市的纪录，更于商场门外将一张模拟的$900万的巨型支票撕毁，喻意打破领汇行政总裁黄国龙的高薪厚禄。

透过此选举运动，社会主义行动能够招募新成员，达到我们招募目标的80%。我们正在开始成立组织第二个支部，这也是我们选举运动的一个重大目标。

联盟及策略

社会主义行动与激进民主派政党社会民主连线达成协议参选。由于社义行动并非注册团体，没有这协议，我们的候选人就没有被选的资格。我们曾经与社民连于几个运动中有所合作，而此选举联盟意味著，我们的选举工程以自己的纲领及口号参选，而选举材料及单张都是我们写的。同时，我们呼吁其他地区的选民投票支持社民连，其作为主流政党中最激进的政党，并为选举过后的斗争提供最好基础。

此联盟成为与香港及中国其他左翼分子的辩论焦点。有些左翼分子声称工国委支持者“加入社民连”（在特定情势下，我们未来不排除会这样做，但现在这不是真相），又指我们提出了非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这些都不是真相。

有批判者比喻我们重蹈中国共产党的复辙，即其1920年代机会主义地融入国民党。先不讲1920年代的国民党与今天的社民连之特质大为不同，托洛斯基曾指中国共产党错误地融入国民党，但提议与国民党达成共同行动的联盟，同时保持独立组织及社会主义的政治身分。实际经验告诉我们，元州及苏屋区的工人、青年及退休人士比起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精英”更快瞭解我们选举联盟的策略。

与社民连的讨论及分歧

即使我们选举的焦点不在于影响社民连，但社会主义行动的取态及政治立场对社民连部分会员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例如我们的候选人承诺当选后仍生活于工人工资水平。虽然社民连立法会议员“长毛”採取此立场，但此并非社民连的整体立场。

社会主义行动认知到反外佣种族主义议题将于选举中至关重要。我们计划进行回应，并主张社民连亦要这样做。社民连原则上採取了支持外佣权利的立场，拒绝附和建制派（例如民主党则可耻地支持建制派的立场），但可惜社民连没有于选举工程中公开正视此议题，并错误地认为可以拖延至选举后进行。亲北京阵营散播荒诞的种族主义谎言，辅助其选举骗局。选举工程当中，这谎言并无以群众规模的揭露及回应。很多社民连成员现在承认，迴避此议题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行动于元州及苏屋区派发三千张题目为“外佣居留权之真相”的传单（点选连结阅读传单），警告亲政府阵营的谎言，并呼吁所有种族团结为工作职位及福利抗争。我们于地铁站外及街站派发大量传单，亦面对一些种族主义的攻击（有人问我们的候选人是否“菲律宾人”）以及大量混乱意识，但某程度上仍然成功揭露建制一方的技俩。

社会主义行动亦有组织规模细小但有所迴响的反游行，对抗种族主义团体“爱护香港力量”（一个带著伪装面具的、亲民建联及政府阵营的阵线）。我们的抗议行动受到媒体复盖，但可惜其他左翼失去展示坚定立场的机会，反映出严重低估种族主义的威胁，以及未来发展的潜在可能。

选举结果出来后泛民主派遭遇暂时挫败，妥协派及抗争派的分裂更为明显，前者继续靠拢“胜出”的建制一方（包括在攻击外佣上）。因此，急需在政治上重新整合那些有意重建民主斗争运动的力量，而社民连可以为此提供平台。
社会主义行动将会继续与社民连及其他组织站在一起，为民主权利及社会公义努力抗争。同时我们强调三件事：以社会主义纲领取代崩坏的资本主义之必要、不要堕入本土主义的死胡同（事实上香港的命运是连繫至中国内地的反独裁斗争的）、需要建设工人政党作为改变社会的主要力量。

元州及苏屋区的成绩

社会主义行动参与竞选的元州及苏屋区议席，本来是属于两个选区。民建联长期割据苏屋，当中很多年老居民近年已经迁移至元州的新屋邨。民建联于选举工桯期间极少作公开活动，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必要又不想要。然而，投票当日他们动员大量支持者及老年选民。可见，他们有一座避免政治的巨大选举机器。

2007年的选举成绩

元州：民协 2,420票，民建联 1,736票

苏屋：民建联 3,074票，民协 1,245票

2011年选举成绩

元州及苏屋：民建联 3,403票，民协 1,947票，社会主义行动／社民连 493票

纵使此运动的重点不是选票，493票仍是一个好成绩。社会主义行动于六个月前在选区开始定期活动，而之前不论社义行动或社民连于当区都没有活跃成员。

社民连出选27个议席，平均得票率为24%（资本主义媒体所宣传的“彻底失败”与事实很大距离）。在社民连其他4名与泛民主派候选人对撼（即除了建制派或所谓“独立”候选人外，有另一位泛民候选人竞逐）的选区中，平均得票率为7.9%。元州邨中右翼泛民主派民协拥有稳健根基，但其在当区以至其他地区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与2003年选举比较，民协由25席跌至15席。邓美晶的8.4%投票率不仅是反对民建联的一票，同时亦反对民协的亲资本主义政策及与北京方面妥协。故此，这一票是有意识地支持年青的社会主义基层斗士，令人鼓舞。

女权主义不是罪！

五名妇运人士在今年三八妇女节前夕被捕，分别是武嵘嵘（30岁）、郑楚然（化名大兔，26岁）、李婷婷（化名李麦子，26岁）、王曼（32岁）和韦婷婷（26岁）。她们向来以“行为艺术”见称，旨在令公众关注女权问题，现在有可能会被控“寻衅滋事罪”。这条罪行定义模糊，向来用于政治打压，最高可判监五年。

习近平最近疯狂打压工运人士、人权律师、反贪污人士，而这五位妇运人士是镇压中的受害人。去年，中国有超过一千名异见者被捕，是1990年代初以来最严重的镇压。习近平摆出强硬姿态，就算是不会挑战一党专政的温和异见者也不会容忍。

这五名中国妇运人士被打压，等同全球的女权被打压。在中国以至全世界，女性都面对著受歧视、低薪、接受教育机会较低。

全球贫穷人口中有70%是女性
今天中国女性的平均工资是男性的67%，比1990年的78%更低。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资仅是男性的78%。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受过性暴力或家暴。在香港，近年性暴力个案增加了1.8倍。
中共政权禁制了各式各样的政治活动，现在似乎连女性运动也不放过。我们不能依赖世上各国的政府和政治领导人，因为他们将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敢向中共独裁者施压。只有由底层群众组织起来的国际声援行动，为言论自由及女权发声，才能施加真正的压力。这场斗争是属于全世界的，以反对压迫妇女的父权制度和剥削制度。

声援中国女权分子行动在全球遍地开花

四月十一日，“声援中国女权运动者”与一众民间团体在铜锣湾时代广场发起集会行动，声援一个多月前被中国政府拘捕的五名女权分子。集会参与者高呼“女权主义不是罪”、“释放女权五人组”等口号。该五名女权分子以不同的快闪行为艺术来推动公众意识，却遭中国政府严厉打压。

这次的集会是全球声援行动的一部分，从美国到澳洲都会在周末期间举行声援行动。而香港的集会亦同样带有浓厚的国际特色，有著不同国籍的妇女来到参与示威行动。

五名女权分子至今已经被拘留超过一个月，有报导称至少两人在羁留期间健康恶化（武嵘嵘患有乙型肝炎，而王曼则患有心脏疾病）。事件使人关注中国当局以严刑拷问异见人士和社运分子来套取认罪口供。郑楚然患有视力障碍，却据报被没收眼镜。中国的法院很依赖口供，因此执法部门正设法打破该几名女生的意志，迫使她们屈服。

经过一个月的拘留，警方一改策略，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取代原本“寻衅滋事”的控罪。两个控罪的最高刑罚为五年徒刑。习近平为一展强人本色，指使了中国近二十年来最严重的打压，去年有超过一千名异见分子被当局抓捕。当局对媒体以及互联网的监控亦大幅上升。在一些高调的审判中，异见分子被控以寻衅滋事罪并判以长久的监禁刑期。新公民运动的许志永在去年被判以四年徒刑。

该批女生的代表律师的报告暗示她们被严刑拷问，而审问的焦点从原本的“罪行”（三八妇女节当天派传单宣传反抗性暴力）转移到更以前的事情。协助她们的律师梁小军表示武嵘嵘被审问关于2012年的“占领男厕”运动（抗议商场与公共场所男女设施分配不公的运动）。其他的女生则被问及在2013到2014年抗议家暴的“血新娘”运动。

显然，国家的维稳机器正试图以这个案件来杀一儆百，以高调的审判和严重的判刑来展示其对任何示威活动的零容忍。尤其是现在经济正步向政府认为的“安全底线”，未来更有恶化的风险，专制政府恐惧数以百万计的血汗工人的反抗，更害怕在中国发生类似香港的雨伞占领运动。因此，这五名女权分子虽然尝试在体制内进行活动，并未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等的口号，她们依然被当局严刑打压。这些女权分子所带出来的讯息──反对性暴力与性骚扰──也挑战著习近平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他的新年发言中充斥著所谓的“家庭价值、家庭教育和家庭传统”。

女性平权的斗争是一个需要耐力与以致的道路，并加大对中国政府的施压。本周末的行动只是未来更多行动的前奏。

在时代广场的集会中，来自菲律宾、代表难民联会的Vanessa指出了全世界共同充斥著的性暴问题。妇女和儿童就占了全球难民人口的八成。

社民连主席“长毛”梁国雄亦要求当局释放该五名女权分子，并声援中国的言论自由。社会主义行动代表邓美晶斥中国政府在将女权斗争非法化，并指出中国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增加。

由“最高”到“标准”再到“合约”

三十岁的顺丰速递员的陈先生，每天工作逾10小时，每週上班六天，新年前后的高峰期工作12小时，甚至试过工作至凌晨十二时赶尾班地铁回家。这就是香港工人阶级的写照。

香港自2011年起开始落实最低工资之时，民众就一直要求同时将最高工时纳入法律规管。盖因要真正保障工人的劳动权益，必须要最低工资与最高工时并行，方可堵塞资方以加班之名变相减薪，以及强迫工人长时间工作的漏洞。一直以来，香港工人工时之高冠绝亚洲，半数工人每周工时长达40-50小时。而根据标准工时委员会的报告显示，23%的工人（即728,100人）每週工时超过51.5小时。而有四分之一的工人超时工作，但当中有71%没有超时补水，有逾76%人从事清洁、保安及机械操作员等低技术工作，23%人则从事教育、会计等行业。因此对香港的工人阶级而言，落实最低工资后的下一步必然是争取制定最高工时。

而当时政府迫于民众的压力之下，才于2013年不情不愿地成立所谓“标准工时委员会”，声言将通过此委员会“研究”规管工时的问题。事实上，在此时已经可以看出政府将工时规管的水平予以“降格”：将民众一直要求的“最高工时”降格为“标准工时”，意味著不会为资本家画下死线，强制要求他们不得让工人工作时间超过某个时数，而是变成强制力薄弱、不痛不痒的“标准工时”，即便如此，这个标准工时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就耍起了缓兵之计，就著工时问题竟然称要“研究”整整两年！政府一直以保持香港竞争力为由，拒绝规管工时，然而香港多年来作为全球经济自由第一、竞争力名前前茅的地区，但基层工人的生活却是苦不堪言。

而在今年三月，标准工时委员会最终所抛出来的“研究报告”出炉。随报告而来的是一项所谓的“初步共识”：委员会同意立法规管工时，但并不会就标准工时立法，而是建议双方在僱佣合约内订明工时给补薪安排，并且不会一刀切规管不同行业之工时。

换言之，规管工时的议题从一开始就自“最高工时”降格为“标准工时”，到最终则是连“标准”都被抛弃，只馀毫无意义的“合约工时”。“合约工时”即表示政府不会规定工时的上限，在工人欠缺议价条件的不对等地位之下，只能任由资方随意摆布合约内的工时条款，也就意味著届时不管多长的工时也能披上合法的外衣；同时亦不会强制要求资本家为加班工作而补薪，资方即便是要求工人加班也可以毫无顾忌地不予任何补偿，等同将剋扣工资合法化！

此外，假如最终不就标准工时立法的话，僱员与僱主之间的工时安排在法律上仍只会停留在民事关係中而失去公权力介入保障，简单而言即假如资方故意违法合约条款（比如合约上列明加班可获补薪，最终却没有给予），政府一方也不会介入，只能由僱员申诉僱主违反合约，同样在地位不对等以及政府官僚机构一直明显包庇资本家一方的情况下，工人的权益可谓毫无保障。所谓“合约工时”唯一馀下的强制力竟不过是强制要求合约需列出的条款以及格式，也就是说，即使那是一份奴隶贩卖协议，只要格式合乎规范，也会被“法律”所认可。

事实上，整个标准工时委员会根本不过是彻头彻尾政府公关机器，所谓的劳工代表多是工会官僚甚至根本是建制派的中坚，如劳方代表之一，工联会理事长吴秋北（这厮不久前因建议将《国安法》引入香港而臭名远扬）在报告发表当日竟然表示僱主对标时立法有强烈顾虑，要求工会要有耐性慢慢说服资方，俨然一副资本家代言人的嘴脸。

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当初讨论最低工资立法之时，资本家一方同样嚣张拔扈，更有张宇人之流公然声称应订立在每小时二十元的水平。当时群情激愤，工人组织起舆论反击，让他们悻悻而回，“廿蚊张”之名至今仍为群众之笑柄。当下工时规管之议题莫不如是，政府与资本家一方仍在想著开天杀价，试探工人阶级底线，我们就必须予以还击，捍卫工人休息权利，声讨吴秋北工联会与资本家私相授授，出卖工人权益的行径！

而职工盟也需要以切实行动拒绝标准工时委员会的报告，动员工会成员发起规管工时运动，在职场召开会议，大规模招募工人加入工会，发起抗议以至停工行动，以此为开始争取最高工时40小时。

香港工时的资料：

每周工时长达50小时或以上的僱员，由九七年的佔整体僱员近23%，大幅增至一二年的近29%。
有4.3%的僱员，每周工时更长达65小时或以上，即每天平均工作超过半日。
根据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即使有合理补水，五成八受访僱员也不愿加班。

青年上楼遥遥无期　长策会纸上谈兵

不打破地产霸权，何从解决房屋问题？

众所周知，房屋问题是香港人面对的第一大问题。普通市民连觅得一安居之所乃一大难题，尤其是年青人如是。公屋轮候人数每况愈上，至2014年底约已超过27万宗申请的破纪录数字。当中未满30岁的单身青年申请者的比率亦每年上升，由2009年只佔整体的14.5%，上升到2012底的26.9%，反映上楼问题越来越“年轻化”，情况令人担忧。

每当谈及青年人大量轮候公屋的现象，政府舆论和资产阶级政客往往归咎年轻人“不思进取”、“懒惰”云云。但普通打工仔的工资跟不上楼价的升幅却是不争的事实。当劳动者的名义工资在自2001年以来只增加了10-20%，而算上实质工资（扣除通涨影响）的话， 2014年度的实质工资更下跌了7.4%！相对而言，房价是十年前的三倍，租金则增加了一倍。根据知名研究机构Demographia的调查，香港楼价中位数是一般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的17倍，这难以负担的程度不单是冠绝全球，更是史无前例！该研究认为3倍以下才属于“可负担”的水平，并指出澳洲的6.4倍已经是“令人担忧”。在这样绝望的条件下，廉价的公共房屋成了青年人与打工仔安居的唯一希望。

面对严峻的房屋问题，就连行政会议成员陈智思在《南华早报》的撰文中承认，本港的问题“极端”。而长策会亦在去年年底宣布“长远房屋策略”，并提出十年房屋供应47万个单位的目标。但实际上原来只有六成是公营或资助房屋，亦即是说只有28万个单位（当中20万为租住公屋，平均每年的供应量为2万间)。只要屈指一算，现时有超过27万个公屋申请，就算未来没有新的申请，也要13.5年才能让所有人上楼，而近年来每年的公屋新申请都超过3万单，也就是说公屋不足的问题仍然会不断恶化。

况且，房委会承认在未来五个年度只有77,100个新公屋单位落成，即平均每年只有15,400个单位落成，远低于长策会提出每年平均兴建2万个单位的目标。特区政府亦会在2017年换届，到时候“长远房屋策略”大可以像当年的“八万五政策”那样“不提就不存在”。

政府经常以“地少人多”催眠港人，更归咎市民反对开发东北或郊野公园，来为其低下的公屋供应做挡箭牌。住宿作为人类的必需品，社会主义者提出廉价的租住公屋的每年供应量应至少5万间，抗衡现时私楼支配房屋供应的困局。

事实上，政府预设的公私营房屋的6:4比例，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私营房屋的密度比公屋要低的多，虽然说单位数量只佔40%，但实际土地资源必定比公屋使用的多。那麽假若以同等的土地资源，全数用来发展公营房屋的话，总建屋量达到50万，平均每年5万间公屋单位的目标是绝对有可能的。

政府声称增加私营房屋的供应就能｢解决问题”，陈智思在同一篇撰文中甚至说香港现在不可能使廉价社会房屋佔整体的80%。如今香港的私人楼宇价格疯狂，假设房价跌至一半，依然是家庭年入中位数的8.5倍。再者，香港业权垄断非常严重，香港首10名富豪已拥有超过4万单位，首100名更拥有7.9万个。房屋被视为投机的工具，更多的私营房屋只会沦为资本雄厚的财团地主作囤积及炒卖之用。而有研究认为，本港的空置住宅物业超过20万间，这等同于公屋轮候册数字的三分二，所谓“有人冇屋住，有屋冇人住”！对于这些空置房屋，若然查明属实的话，理应将其公有化，纾缓公屋轮候时间。

政府政策偏袒地产财团，对于市民所急的房屋社保问题置之不理，反而动用数以千亿计的公帑建造“大白象”基建，目的只是为了利益输送，并继续保障有钱人在私人市场中的既得利益。前政府许仕仁与郭氏兄弟的世纪贪污案，可以窥见一直以来官商勾结之严重。今天这已变成不个可调和的矛盾，香港究竟是要这一小撮超级富豪们的利益，还是所有民众的基本保障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打破所谓的“地产霸权”，将地产发展商、银行及金融企业公有化，由大众民主管理，才可决定房屋乃至社会的发展。

劳动节2015：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五一劳动节是纪念国际工人斗争运动的传统节日。130年来，五月一日就等同于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工人权利斗争、八小时工作制。

到了廿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仍要为这些权利而战斗。自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工人阶级受到新一轮打击，包括工作零散化、外判化、紧缩政策等。劳动群众需要在五一当天动员起来抗争，并建立自己的组织，讨论捍卫工人权利的斗争如何向前走。

工人失利　急需社会主义政策

香港：作为“资本主义天堂”，香港对草根的剥削越来越严重，内部的愤怒日增。工时过长，令很多基层家长几乎没有时间与儿女相处，但政府今年否决了制订最高工时，以完全没有约束力的合约工时取代，只会让老闆合理化虐待工人的工时。实质收入在过去15年来没有增加，根本追不上生活成本的上升。

去年的“雨伞革命”不单单为了争取民主，而且不满楼价高企，工作条件差，没有未来。根据政府的资料显示，十分之一的青年人（15至34岁）为在职贫穷人士，一个月工资低于8,315元。超过130万市民（18%的人口）生活在官方的贫穷线以下，诸如乐施会的非政府组织认为实际情况更为严重。香港老人没有全民退休保障，而去年度有5,700名长者在轮候安老院宿位期间去世，可见香港政府的凉薄。

全球：面对工作零散化、外判化的浪朝，劳动者的工资被压榨，就业保障受到打击。从美国到南韩，各地政府们都纷纷推出反工会法例。五一游行需要聚焦在建立具战斗性的民主工会，并为建立工人群众政党打好基础，以击败资产阶级政客。

女性权利

全球：全世界70%的贫穷人口皆为女性，而自2008年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以来，女工受到最大的压迫。在深陷危机的希腊裡，女性的失业率飙升至31%，工作被削除、幼儿教育和托儿服务的投入被削减、而老闆们也不再遵从法定产假等。在中国，萌芽中的女权运动被习近平严加镇压。反歧视、反压迫的平权斗争会是重建并强化工人组织的强大引擎。

香港：本港女性工人平均收入只达到男性工人的78%。香港政府库房储备充足，但不愿加大投入社会保障，令本港缺乏托儿设施，全港有295,700名0-6岁的儿童，但全港幼儿中心只有26,000个名额，妇女很多时一力承担沉重家务。九成的家庭因此认为不会生第二胎。社会欠缺庇护中心等设备，女性面对家庭暴力很容易害怕无处容身而不敢举报。

香港：《福布斯》杂志报道，香港的富人的财富从上年的166,00亿增加至今年的19,200亿，增幅为14%，商家财团又再猪笼入水！难怪有钱人都支持中共独裁体制制，拒绝香港有真普选。正如梁振英在雨伞运动时所讲，政府政策不能“倾斜于穷人”！

李嘉诚的身家为2,600亿，比波利维亚或约旦的年均生产总值更高。这笔钱等同香港四年医疗开支。愈来愈多人认清一个事实：极端的财富累积与“勤奋”或“聪明”没有关係，而是靠裙带关係，靠与政府勾结。尤其是房屋政策成为钜富进一步搜括财富的工具，令愈来愈多人住劏房板间房，公屋轮候册大排长龙。最近一项民调显示，77%受访者认为不能负担今天的楼价（南华早报，2015年3月23日）。

全球：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崩溃后，令全世界陷入危机，但之后却富者越富。乐施会报道指，下年全球1%人口拥有的财富会比其馀99%多。这极端的财富不均是前所未见的，愈来愈多人希望反抗。

反对种族歧视！

全球：在叙利亚、伊拉克、乌克兰及也门等地爆发战争，令全世界都处于危险。叙利亚有一半人被迫迁离家园。即使难民迁到安全地方（例如香港这难民的地狱），也会被检控、逮捕或者过不人道的生活。

腐败的独裁者、石油战争，美国作为“世界警察”造成的乱局，都是这些破坏的源头。在美国，数百个城市爆发示威，反对警察种族歧视射杀黑人，令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再次重燃反种族歧视、反建制的运动。五一是国际工人阶级的节日，应藉此展示一个取代今天世界乱局的替代：国际主义、工人阶级团结及社会主义。

香港：叶刘淑仪最近发表针对菲律宾外劳的种族歧视言论，可见香港建制派正煽动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及性别歧视是为了分化工人，祸害全体工人，我们必须以团结斗争作回应。在中国内地人及自由行旅客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我们不要排外主义，而需要两地团结抗争，反对政府亲商政策造成的资源短缺。

政府想在未来3年输入中国内地1万至1万5千名工人，以输入外劳的手段压低香港工人工资。我们支持本劳外劳共同加入工会团结起来，争取同工同酬，抵抗分化。

谁是社会主义行动？

社会主义行动为一个工人群众政党而奋斗，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乱局及苦难。五一劳动节，我们与工人国际委员会（CWI）40多国的姊妹组织一起参与游行，共同发声：打倒资本主义、打倒种族主义、打倒独裁！
在美国，工国委的民选西雅图市议员为15元美金最低工资打先锋角色。西雅图上个月开始实施15元美金最低工资，是美国首个城市达到这目标。4月15日，6万快餐店工人发动全国大罢工。在爱尔兰，工国委的同志正在领导一场集体罢交税运动，反对政府强推水务税压榨工人。在英国，工国委成员将与工会及社会主义联盟（TUSC）组成联盟，参与将于5月7日举行的全国大选，挑战亲商政党（包括工党）。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立即实现全面民主，结束一党专政统治中国及香港。但我们将反独裁的斗争连繫至打倒资本家对经济的操控，将大企业及大银行置于公共民主拥有，用来计划增加就业职位，增建廉价公屋，扩建公共服务。社会主义行动及工国委活跃于今天的斗争，支持最高工时、生活工资，反对种族歧视，但我们也将这些议题连繫至制度变革的斗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五一游行：三千四百人上街反资本剥削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是全世界劳动者团结抗争捍卫权利的一天。在香港，职工盟发起“拼尊严，五一大游行”，职工盟各属会（码头业工会、巴士业工会、饮食及酒店业工会、家务助理总工会）、外劳工会、大学学生会等多个团体都有到场参与。

游行队伍下午由铜锣湾维园出发，游行至金钟政府总部，并沿途高叫“我要全民退保”、“订立标准工时”等口号。主办单位指共有三千四百人参与游行。社会主义行动亦有参与游行，举著“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打倒资本剥削”的横额。

参与游行的人士不乏普通工人。任职维他奶公司当送货员的张先生认为，现时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强积金残缺不堪的制度，并且立即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来自铁路工会的三位工人，任职港铁公司的司机、维修人员。三人都认为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工人的最低工资及标准工时都是相辅相成的权利，缺一不可。现时的状况根本就是“不完整的劳工政策”。除此之外，他们都要求全民退保，反对强积金，并怒斥政府政策偏袒大商家。至于政改问题，三人都不接受“袋住先”方案，所谓的提委会根本就是要延续少数人垄断的“小圈子选举”。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每周工时四十小时、最低工资四十元，全民退休保障，要求废除外判制度，支持本劳外劳同工同酬，反对政府分化劳工等。

此外，工联会亦有3,000人于另一队伍游行，但工会理事长吴秋北亦借机呼吁市民接受假普选，称这才可以改善劳工问题，连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都有参与游行。

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叶刘淑仪种族歧视　被迫道歉

行政会议成员兼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昨（4月25日）发表声明，就其近日在报章一篇针对在港菲律宾外劳的言论道歉。她早前在报章撰文指“大量菲籍女佣在港沦为外籍男士的性资源”，又在其facebook专页上载“大量菲佣为外国男士提供性服务？”的图片，惹来外劳及左翼人士批评其种族主义及歧视女工的立场。

4月23日，外佣团体到新民党总部外抗议，举起“Regina Ip Shame on you（叶刘淑仪可耻）”、“Racism is a social virus（种族主义是社会病毒）”等标语。亚洲移居人士联盟Eman Villanueva表示，她的言论已经冒犯了在港17万菲律宾外籍家务劳工，将要求消除社会对外劳的种族歧视。在叶刘淑仪收回言论后，团体在星期日（26日）继续上街，拒绝接受叶刘虚伪的道歉。菲劳Stella来港工作六年表示：“她的言论是种族歧视，令我很愤怒。我看过她的道歉声明，根本完全不真诚，只是受到压力，想平息事件。”来港四年的Christina怒斥：“我来港是为了生计，是为了赚钱养家，不是为了所谓的勾引僱主！”

群众压力　虚伪的道歉

叶刘自言论公开后一直态度强硬，拒绝道歉，直至受到社会极大谴责的压力下才作出让步。她在道歉声明中表示，尊重菲籍人士勤奋工作及对香港的贡献，又说她对待自己的佣人如家人，对于文章引起误会深感遗憾。可惜，这只是为平息事件的虚伪言辞，更有可能是因为她刚巧正部署参选特首，为了争取中央信任她可在假普选制度下稳定民心，起码暂时要避免负责新闻。实际上，叶刘过去反外劳、反工人、反民主的立场已经恶名昭彰，已不是第一次攻击外佣权利。

反外劳　反工人　反民主

叶刘淑仪亦是前香港保安局局长，她的此番言论正正反映了政府官员、建制上层的思维，态度嚣张地打压工人阶级。

叶刘曾经反对外佣有居港权，又倡议要求人大释法解决问题，伺机让中共加强控制香港法律机关。她亦主张设立外佣“试用期”，若僱主在三个月的试用期内即时解僱外佣，所需支付的代通知金由一个月减少为七日。2011年，她又在立法会建议，将僱主所需为外佣支付的医疗费用封顶，表示若外佣即使有工伤，僱主也不用全数负担！

叶刘不只是反外劳，也曾指内地新移民争取港人在内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权，当时任保安局局长的叶刘淑仪发表“十年内将会有167万人可从中国内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陆沉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然是03年担任保安局局长时强推廿三条恶法，在雨伞运动期间又大力支持警察执法，在两个月前更重新提及“当局需重研23条立法”。

反种族主义运动需要持续　对抗排外主义

2013年底，一项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报告发现，香港印佣平均每日工时达17小时，2/3受访者曾受身体或精神虐待，强制留宿规定令外佣在面临虐待时难以逃出，曾任保安局局长的叶刘却回应指香港法例没有问题，指外籍家务工的工作本质如此，工时长属理所当然。

去年Erwiana事件揭露了香港的现代奴隶制，外劳的示威迫使法院制裁暴力僱主，可谓战胜一仗。本港外劳抗争的信心大大加强，在其他被虐外劳事件上更大力发声，希望可以改善权利。叶刘淑仪的言论証明有钱人及老闆已经感到压力，因此气急败坏，散播荒谬言论以作反击。但这只会激起更大愤怒，令外劳斗争的士气持续高昂。社会主义行动支持本劳外劳团结抗争，对抗像叶刘淑仪这般可耻的资本家及其代表。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外劳抗争：

不要种族歧视，不要性别歧视
废除两星期条例，废除外佣留宿限制
废除私人中介公司，由公共部门接管
本劳外劳团结抗争，反对资本剥削

退联潮一浪接一浪

继香港大学退出学联后，理工大学和浸会大学最近也通过退联公投，而岭南大学的退联公投则未成功。这可以说是对学联的一大冲击，有报章报道，学联最近由于忙于处理退联事件，无暇关注政改问题。

各大院校的退联关注组都有本土派组织的影子，或者组织人士受到本土派影响，但投票支持退联的学生大多都没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而是泛泛对学联不满──包括学联由上而下的官僚体制、与泛民有紧密的政治连繫。支持退联人士寄望退出学联后可以由学生“自主”，决定，但是只要学生会的官僚体制没有改动，没有在广大学生之间根，大规模组织活跃的学生，学生最终还是由一小撮人控制，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自决”。

这些不满都是合理的，也由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提出。但退联并不能解决学生会官僚化的问题。我们支持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用外来的压力清除学联的官僚体制，建立民主的学运力量，而非只破不立崩解学联。本土派只求先削弱学联的力量，但却没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大公报》、《文汇报》、《东方日报》等建制派报章都大幅报道退联事件，并为本土派的舆论推波助澜。退联派指退联是为了“走更远的民主路”，但为什麽走这条路会受到中共喉舌夹道欢迎呢？

在雨伞革命之前，学联并不为普遍学生所熟悉，在广大市民的知名度也不高。在雨伞革命爆发后，由于温和泛民及佔中三子的妥协作风不得民心，而一般市民出现一种“抗拒政治”的情绪，学联慼著无政党背景的形象得到广泛支持，一跃成为运动领袖。可是，学联没有在学生群众中根，也没有大规模的活跃成员应对雨伞革命这个大型运动的挑战，因此决策往往只能由上而下。

中文大学学生刊物《大学线》调查发现，51.4%受访学生对退联持中立态度。调查又指出，61.2%受访学生认为，大专学界需要一个联合组织，推动联校参与政治和社运事宜。两个结果结合起来，可见学生普遍支持一个学运的联合平台，但同时也不想维持现状。因此，学生需要的是一个由下而上决策的学生群众组织，让同学决定政治路线及学运诉求。

右翼本土派攻击学联“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因此今年学联在压力下不参加六四悼念。这是对泛民的一个大冲击。

由于近年由民主党主导的支联会愈来愈不受年轻人支持。然而，关键不在于六四集会的节目安排(事实上本土派六四集会的模式也差不多)，而是支联会(即泛民)没有提出一个切实打倒中共的纲领，甚至愈来愈淡化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愈来愈多年激进化的群众(尤其是年轻人)感到泛民对待六四只是行礼如仪，没有连结至实际抗争。由于没有具规模的战斗性替代方案，群众对推翻中共感到无力，开始寄望于中港区隔、独善其身的幻想。

社会主义行动认同温和泛民的妥协路线应该由更激进的革命力量所取代，但本土派指“建设民主中国不是港人责任”，只是一个退步。这不是道德义务，而是政治现实的需要。在一党专政底下，中共绝不会让香港多一点自治权，无论是香港独立还是民主中国，始终要连繫至推翻整个中共政权，也就必须连繫至中国内地的群众斗争。

学生会每月召开有实权的全民大会，让学生参与讨论及决策，在重大问题上投票决定。学生可以随时通过民主程序罢免领袖。在各学系和班级建立民主架构与活跃的会员基础，由下而上监督领袖。只有学生积极投入学运斗争时，才能彻底废除官僚恶习。

学运需要一场民主革命:建立独立民主、具群众性的学生会组织，全面改组学运，但退联行动只是学运的的反革命。

政改方案出炉 再度激起民愤

政改方案出炉 民意战开始

政府就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的方案出炉，一如所料，在去年人大决定的框架下，政府通过提名委员会全面操控特首参选人，没有任何放宽的空间。提名委员会由1，200人的四大界别组成，候选人需要过半数提委会支持才能出选。有传北京打算让一名泛民候选人参选，但这只是讨价还价的诱饵，令泛民堕入陷阱后沦为民主花瓶。

各大报章由建制派控制，在政府宣佈方案的翌日，有12份报章纷纷打出支持“袋住先”的头条。建制派政客纷纷出言护驾，有的恐吓，有的美化腐败制度。

高官落区宣佈只留在巴士上挥手微笑，不敢落地，因为车下就有数百示威者“狙击”抗议。前新闻统筹专员何安达称，五年前与今次气氛很不同，现在的气氛是剑拔弩张。

政改方案公佈后，旺角举黄伞示威者再度出现短暂的佔领行动，一度冲出马路与警察爆发冲突。警察出动胡椒喷雾及警棍，逮捕了五名示威者。雨伞运动受挫折后，群众一度跌入失败的情绪，目前再度爆发大规模的佔领似乎不可能，但潜在的愤怒足以令国家机器提心吊胆。

你要就要，不要就罢！（你爱要就要　不要拉倒）

虽然政府现时，但内裡显然。对北京和港府来说，能够通过今次假普选方案，可以是奠定了日后长时间的选举制度，表面上为这十多年来的“争拗”画上句号(当然这个算盘不会打响)。经过假普选钦点出来的特首，将会有更大“合法性”去推动亲商及反民主的政策，令行政权力更为集中，例如廿三条立法，并且削减公共开支。

但同时，政府也不介意今次政改被否决，因为反正资本建制已经向人民开战，倒不如追求一场彻底胜利。政改方案否决的话，政府会散播舆论将责任归咎于泛民主派，指不会再给“机会”泛民。此外，政府亦担忧2017年的假普选会面对杯葛潮，特首当选的得票率低的话，将会重挫政府的权威。

政府目前摆出强硬姿态，你要就要，不要就罢。在此局势，中共和港府短期内似乎公字都赢，但长远这只会令香港政局更为两极化。可见政府未来的统治愈来愈不稳定，只能靠更大的镇压。

最大施压 阻止泛民转向

八三一人大决定对温和泛民来说是一个分水岭，令香港政局的中间路线从此收窄。任何走向与政府谈判妥协的泛民政客，都会被与雨伞革命的示威者对著干。现时，虽然政府一直有幕后与温和泛民会面，尝试撬走四票通过政改。其中大热转向的泛民议员包括，公民党汤家骅、民协冯俭基、资讯科技界莫乃光、会计界梁继昌。但目前，政府都撬票的兴趣似乎减低了，而泛民在压力下也步步为营不敢谈判。

《无线电视》最近一项民调显示，若受访者有泛民背景，更有71.4%市民表示下次不会再投票给该名“转軚”的泛民议员，可见群众的愤怒令泛民受尽压力。加上五年前民主党支持政改方案后受到猛烈抨击，在上届立法会选举输掉10万票。因此，泛民不敢贸然转向。

温和派政党内部就此问题出现分裂，民主党中委黄成智撰文，支持应该对政改“袋住先”，驳斥自己党内的成员，及后他退出民主党中委。另外，公民党汤家骅也公开批评泛民(包括自己的党)太强硬。温和政治在香港已经无路可走。

现时故然必须向泛民施压，让这群政客知道若果赞成政改，将会受到群众唾弃。但仅此并不足够，需要展开一场民主大会，广邀任何支持真民主的团体和政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如何重启雨伞运动。但上次雨伞运动陷入僵局，是因为运动领导停留在局部改革。今次要有打倒政府的战略和诉求，有将斗争蔓延至中国、打倒中共一党专政的目标。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梁振英政府立即下台；立即废除功能组别、立即废除提名委员；政治代表与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经济特权；废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选“真正人民议会”，取代立法会；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代表，选出政府特首。新的议会必须有权通过八小时工作制、大量增建公屋、民主公营化大财团及大企业，打破资本家操控香港的经济。

国泰员工不满剥削　八月发动罢工

近千名国泰空中服务员在5月19日开始于机场发起静坐抗议，抗议资方剥削员工，不满国泰剥削员工的外站津贴、同工不同酬及取消对员工的法律保障。

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对资方发出回应的截止时间为今早（25日）十时。数百名国泰员工今早游行至国泰城外，包围国泰总部，高呼“国泰可耻！最佳无良公司！”，但仍得不到资方的正面回应，工会表示会将行动升级，于八月份的旅游旺季发动罢工，日期定在8月18日至8月底。

工会外务副主席丘志雄表示，国泰有一万名员工，工会约有6,300名成员，如发动罢工，将对公司影响很大，并欢迎更多人加入工会。工会又在下午四时率领员工到中环市区向公众宣传，在交易广场天桥上示威及派发单张，得到市民支持。

扣减津贴　实际减薪

在国泰任职十年的潘小姐表示，国泰航空公司一向给人良好的形象，但实际上她见证到员工待遇一年比一年差，“我最不满是公司对外宣传我们加薪，但事实上在减我们的福利。机票越来越贵，但钱都没有回报给一班不断付出的前线员工。”

潘小姐指，经理杨咏仪向外公布员工有双位数字的升幅，但实际上员工的外站津贴不断被削减，变相不但没有加薪，实际上是减薪。

空中服务员抵达外国时属于休息时间，公司提供站外津贴，覆盖员工的三餐膳食和住宿。“现在公司所安排入住的酒店质素下降，我们的合约也规定，公司需要提供我们享用中等价钱的膳食，但这些质素也不断下降，变相就是扣减了津贴！”

最令这些员工不满的其中一项，是休息时间被缩减。公司扣减了外站所逗留的时间，空中服务员休息时间少了，其实直接影响乘客的安全。一名任职四年的空少表示，“例如三天奥克兰、四日波士顿这些行程，都是最近才推出的安排，以奥克兰为例，这是一班十至十一小时的长途机，但我们站外的休息时间只有廿四小时，奥克兰的时差快香港五小时，其实我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休息！”

国泰扣减成本　前线员工压力大

“现在油价这么低，为什么机票（价格）年年加？我们的福利又扣！”一名空姐怒斥。

新入职的同事合约条款不同，导致同工不同酬的情况出现。一名任职七年的空少也表示不满，“长约的时薪是176元，但一些人只有159元，为什么会有同工不同酬的情况发生？站外津贴对于新入职的同事来说是他们三分一到一半的人工，现在扣减了对他们是很大影响的。”

实际上，国泰对机上乘客所提供的服务也不断下降，这名空少表示，其实餐盒内的份量减少了。潘小姐又指，飞机餐的数量减少了很多，令很多客人选不到自己想要的餐，服务员要向客人道歉。“很多时候我们要牺牲自己的餐盒去给客人。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公司的成功是依赖我们一班前线员工做出来的，但公司没有照顾我们。”很多员工在抱怨，他们连工作时本来有的三文治和水也被扣减了。

国泰员工上一次罢工在1993年，约3000名空中服务员在农历新年期间发起了长达17天的罢工。

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国泰员工的斗争，争取应有的工资和津贴，反对同工不同酬，团结一致对抗剥削！

中国正走向一场新的天安门运动？

中共面对经济独裁体制正面对经济放缓，党高层权斗尖锐化，陷入最困难的时期之一。八九民运裡，中共于六月四日横蛮屠杀和平示威者。六四週年是中共心绪不宁的一天，而今年比过往更甚如此。中共政权陷入前所未有的问题：经济债台高筑，房产泡沫爆破，工人及贫农愈来愈心神不安。

八九民运经历了七星期，数百万学生和及后的工人投入政治斗争，示威遍及400个城市，把中共独裁者推向倒台的边缘。六月三日晚上，军事镇压开始，根据官方数字241人死亡，但可靠的非官方数字估计死亡人数数以千计。随后一波又一波的镇压开始，当中工人比学生受到更苛刻的惩罚。大部分的“罪名”是组织罢工和企图成立独立工会──当时这些行动令原本的学生运动提升到另一层次，开始对政府的存亡造成严重威胁。

今年的中共领导应该会特别留意到一点：八九民运是在经济急促恶化，通涨率升到三成，大量工厂关闭，激起全国工人的不满。加上中共最狂热的市场派（特别是中共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当时他受到邓小平支持）推动强硬的经济改革，令经济动盪进一步恶化。赵紫阳比他自己主张走资政策活得短命，在八九血腥屠城后，新的领导人继续并深化这样政策。

八九会重临吗？

每年六四都有悼念活动，特别在香港有大规模集会（去年就有18万人参加），愈来愈多人问另一场类似的群众运动会在今天的中国爆发吗？

过去廿六年来，中共独裁者琢磨了自己的镇压工具，利用软硬兼施的手段驱散示威者。当大规模示威爆发时，当局立即关闭当地的互联网，实施严谨的媒体管制，有效隔离“被感染地区”。过去几星期裡，在四川邻水县有群众抗议将铁路改道（5月16-17日），在广东浅水镇，有群众示威反对兴建垃圾焚化炉（5月20日）。这些运动都聚合了数万人，并受到严厉镇压。最近几月，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有些一定规模的抗议。大部分个案裡，当局都作出了一些退让，但都不是重要的让步，很多时候都是空口承诺令示威者散去，然后再违反承诺。

GDP快速增长（软的方面，但只有少数人实际上受惠）加上愈来愈高科技的镇压手段，是自天安门屠杀后阻止全国或跨地区示威运动爆发的主因。当局政权的维稳手法成功将示威维持在地区性并短暂性的，很多时候运动都没有领导层，或者没有可持续的组织方式。但随著经济快速增长这个软的因素消失，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共将不能解散或镇压群众运动？

去年我们看到中国週边地区爆发了群众示威浪潮。有香港的雨伞运动，这场运动比八九天安门运动持续更久，还有本来作为“稳定”模范的澳门，都出现了历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台湾太阳花运动的政治震盪，当中发生过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共50万人参加。太阳花运动改写了台湾的政治版图，亲中共的马英九政府在11月大选受到重挫。这些运动都预兆著中国正等著发生的事，在中国社会和政治怨气的潜在爆发性会更大。

危机的讯号

中国最少有三个主要的讯号表示危机正在加深，这危机最终可以招致一党专政倒台。第一是经济表现是三十年来最差，令全球很多评论员指出中国经济将会“硬著陆”，是对全球经济的主要威胁。矿产业有七成的矿产企业报告亏本，正面对严重的萧条，已经感受到经济正在放缓。制造业也是如此，这行业的就业数字连续19个月下跌。

政府公布的7%经济增长被广泛视为造假，真正的数字跌至大概一半左右。根据Wigram Capital的Rodney Jones表示，在2015年第一季，中国的省份裡有三分之一的经济在萎缩。他向《金融时报》表示：“经济下滑在贫困省分的感受最严重──出现最大的财政赤字，并最依赖投资推动增长。”政府连番减息，并多次放宽货币措施，企图刺激经济增长，但今年这做法主要刺激了股市增长，增加了资本外流去其他国家。

危机的第二讯号是党高层之间的权斗。上星期宣布，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审讯被延迟，可见事情并不如习近平及统治集团计划般发展。可能周永康推翻了之前的证供，而周永康作为党高层，手上一定有很多打击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资料，因此他可能威胁如果他要被判死刑（目前似乎可能会如此），就会上庭公佈这些资料。

目前并不可能肯定幕后发生的事，但明显的是，周永康被审判和铲除是习近平巩固权力的重要一环，对习近平巩固独裁体制，令其更集中化和个人化，脱离邓小平时期以来的集体专制模式。如果周永康违背早前的协议（在党高层贪腐案中这种协议很普遍），那麽就要问这是他个人的举动，还是背后有其他未背习近平清洗的高官和退休领导的阻力。经济危机出现，加上有一种愈来愈普遍的观念认为北京失去以前“点石成金”的决策，令政权内部分裂更尖锐。正如《金融时报》的Gideon Rachman（2015年2月9日），“可能习先生很完美地控制著政制，令他可以针对一些强大的利益集团。但北京一些与高官有来往的人现在估计，有可能有人企图踢走国家主席。有人留意到之前发生群众动盪（例如1989年）都刚巧遇到中共党高层的分裂。

第三点很受首两个因素影响，是愈来愈多的群众反抗。邻水县的运动是极为重要，因为这发生在依赖耕种和矿业的贫困区。这是一个警告，如果经济下滑至萧条状态，会有更多同类的抗议。在当局决定高铁由经过邻水县改道至广安（邓小平的出生地）后，大批群众出来示威，（有些报道指达10万人），喊著“还我城际铁路”的口号。广安已经有一条铁路及机场，邻水县的当地人认为铁路绕道会对当地经济带来严重挫败。中共统治者不会不留意到，1911年夏季四川的保路运动在推翻清朝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稍后清朝出现士兵譁变。

根据目击者表示，邻水县的激烈冲突是由警察暴行挑起的，令人联想到天安门事件的小规模版本。有些未经确认的报告指有四人死亡，包括一个年轻女孩。社交媒体的图片显示很多示威者流血，不论男女，也有目击者指被徵召到当地的镇暴警察坐车装甲车，并一度使用催泪弹。可见武装齐备的警察不仅用于非汉族区（新疆和西藏的很多地方现在正处于变相的军事统治）。今年首季的罢工数字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同样也面对愈来愈大的镇压。同时，政府正加强对非政府劳工组织的打压，这些组织很多时候帮助工人组织工业行动。

虽然硬的镇压会在短期内帮助政府驱散示威，但代价是大大累积愤怒和不安，将无数镇压的受害人（伤者、被解雇的工人代依、被逮捕的女权人士）推向寻求替代现存制度的新方向。就如北京的刺激政策制造了经济高举债务的计时炸弹，镇压手段会制造一个政治计时炸弹。引爆只是时间问题，当爆炸的时候，中国会出现比八九民运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群众斗争浪潮。

香港：假普选方案的残局

随著特区政府推出政改的最后方案，2017特首选举制度之争经已进入新阶段。去年，人大八三一决议触发了79日的雨伞运动。但政府仍根据人大决议的框架，提出筛选候选人的“伊朗式”选举制度。

要通过政改方案，必须得到立法会议员中三分二的支持。有关表决将于六月进行，如无意外很大可能会被否决。纵使建制派发动史无前例的恐吓宣传──从股市崩溃到中央取消香港的一国两制，政府的如意算盘完全打不响。至今这只成功地激发公众的反感，因而未能像当初计划那样从泛民手中夺走四张倒戈票来通过政改。

这些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客为甚麽突然有“腰骨”起来，背后原因很简单：雨伞运动虽然未能赢得真正的普选，但却完全改变了香港的政治气氛。

社会主义行动（工国委香港的支持者）与中国劳工论坛当时指出，雨伞革命虽然未能赢得任何让步，令部分的参与者认为运动失败，但纵使如此政府也只是惨胜。正当立法会的表决越加接近，而且不能排除泛民之中会有人最后转軚（关于这点本文稍后讨论），明显泛民领袖受到了更大群众压力而要去反对政府的方案，否则随时自己会被政治灭门。

“2017一定要得”

政府在四月中旬推出政改宣传攻势“2017一定要得”来试图争取公众对方案得支持，基本上表示即使不喜欢方案也应策略性地“袋住先”，来让所谓的“民主进程”有所迈进。他们说，假若政改方案被否决，未来数年内将不会再有民主化的机会。据报，不单是选举行政长官的方法会原地踏步，就连立法会也不会得到普选。

政府的困局就是太多人经已看穿这些谎言。过半市民反对政府的方案，大家都广泛明白这个中共设计的假普选只是为了使独裁者钦点的候选人得到合法性。

政府宣称政改将会是迈向民主的踏脚石，但实际上，真正目的就是要叫停香港的“民主发展”，因为对北京来说香港越来越是眼中钉，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对所有方面都收紧了控制。中共当局希望将权力集中到特首手中，并利用假普选来为此争取合法性，同时间将立法会等机构的权力削弱。虽然立会本身有许多局限，毕竟其还是对政府的权力有一定的制衡。

北京要令香港的民主倒退，其大计中包括重推二十三条立法，打压香港的示威文化。而他们认为假普选产生的特首会更有能力地推动二十三条。

然而，当假普选被泛民议员否决后，中共对香港民主的敌意就会更深，并认为民主不单疾碍中共对香港的控制，更会为中国自身带来不稳。

支持度下滑

明显地，政府的宣传完全收不到效果。政府高官要以“打游击式”的突然落区来避免遇上反政府示威者。整个宣传运动已变成个闹剧，一些建制派人士甚至提出腰斩宣传。至今支持政府方案的人从4月29日的47%（Now TV）下跌倒5月12日的42.5%（南华早报）。

有未经证实的消息指出，北京目标要将支持政改方案的比率提升到70%。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当局一方面仍希望民意压力能让四名泛民议员转軚，但另一方面这个宣传运动也是在为方案被否决作出准备，届时北京的舆论机器就会归咎泛民断送香港的“普选”了。

泛民的领袖试图利用当前的对立来挽回他们过去在雨伞运动时期所失去的支持，当时他们沦为次要角色。去年的同一时间，右翼及温和泛民仍相信他们能够从北京手中赢取一些妥协，并接受远离自己原则上的“真普选”方案。北京在八月的人大决定却对此关上大门，亦令主张妥协的泛民领袖们手足无措。

去年群众运动的爆发导致了今天的泛民比起2010年政改之争的时候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这对政府来说这也更为棘手。

虽然今日并不是2010的翻版，但是若果就这样认为“温和派”会变得更有战斗性那就大错了。不幸地，这些政客们寻求循序渐进的多馀策略依旧是阶级斗争的绊脚石，而只有建立这样的斗争才能击败专制当局。

不过纵使如此，政府现在丝毫不让，就连一些象徵性的让步也不作出，同时间雨伞革命的馀烬犹在，因此泛民右翼要想在这个时候倒戈是很困难的。无线电视进行的民调显示有71.4%的泛民支持者表示他们不会在选举中票投支持政改方案的候选人。

“倒戈嫌疑犯”

政府和各媒体都有著一份公开的“倒戈嫌疑犯”名单。当然在现今的力量对比下，就连这些嫌疑犯也准备否决方案，因为他们意识到一旦倒戈的话，他们随时会变成“政治瘸子”。跟2010的时候不同，泛民阵营不可能让这些叛徒重回政治舞台。

2010年民主党在立法会表决政改方案前三天突然宣佈支持政府，因此到今天政府依然有一点儿的可能能够赢得四张倒戈票。一些流传的消息暗示，北京能够让一名“可接受”的泛民（也就是北京认为其无威胁的）出闸作为三名特首候选人之一。当然一旦政改通过后，没有人能保证中共方面会恪守这些承诺。这些协议也是不大可能的，虽然建制派有著压倒性的资源操控舆论及选举，但北京仍是会担心有泛民参选的话会让他们失去对选举的控制力。

最后，倒戈者可能藉口说通过政改是为了避免“更坏”的结果。因为政府作出各种口头上要胁，包括取消未来重启政改的可能、甚至终止“一国两制”并由中央直接控制香港。

但在今天的状况下这些威胁又有多大可能实现呢？这不是取决于中央政府在法理上或“宪制”上的权力，而是实际上的政治力量对比。北京方面在雨伞革命期间抑压著港府的警察暴力，避免对事件火上加油，原因是害怕香港的事态发展会蔓延到中国大陆。这关係到习近平和中央政府自身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党内权力斗争、国际外交争端，而且未能改善经济严重放缓。

公投？

政改方案被否决的话，可说是后雨伞革命的胜利，中共和港府会因此损失政治权威，对它们来说是一个重大挫败。

泛民在今天摊牌过程中没有变强，反而愈来愈进退失据和分裂。他们认为否决政改只是没办法中的办法，而不想为新一场战斗作准备。

民主党的何俊仁曾经提出今年稍后辞去立法会超级区议会议席，以足发一场全港补选运动。这主要是想挽回民主党的地位，避免流失支持到激进派对手。愈见明显的是，2015年版本的辞职公投比2010年的更多限制，且受民主党机器由上控制。这些组织上的束缚肯定会令纲领更为温和，而且更难吸引年轻一代投入运动。

由于种种局限，学民思潮拒绝加入公投委员会，加上内部本身就因支持和反对公投而分成两派，足以令民主党高层说要重估形势，在政改表决后再决定是否发动公投。学联则陷入严重内部危机，因此似乎也会与民主党领导的公投保持距离。

学民思潮表示“不敢苟同”民主党坚持公投委员会“搁置泛民主派间的争拗”。我们认为学民是正确的。泛民这句声明是荒谬绝伦的，但可惜这却是他们的典型──泛民机器主导的运动裡，往往欠缺基本的内部民主。为什麽一个聚合不同力量去达成特定行动（今次是反政改的公投运动）要制止参与团体提出不同的意见？

正如雨伞运动期间，泛民领导层及其盟友设立空壳的所谓“五方平台”，以不民主的手法建立和运作群众运动，但只得到很小支持。民主党企图禁止“争拗”（与自己的思议）的手法是与中共的政治一脉相承的。可见2015的公投运动与之前的分别。如果不断然拒绝这种不民主的手法，就会令运动不能有效成为真正反政府斗争的平台。民主党害怕民主辩论和基层参与，是与它避免激进政治和群众斗争相承的，它宁愿附和建制当局。

学联分裂

同时，八大院校的学生会中有四间退出学联，令其陷入了成立57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本土派发动退联行动，往往以歇斯底里的方式人身攻击学联的领导层，得到一群不满学联官僚体制的学生的和应。这些不满的学生不一定都支持本土派的政治立场。

可惜，泛民领导的不民主手法及其与政府枱底交易的历史，为本土派混乱而矛盾的政治立场制造了土壤。学联在政治及方法上没有与泛民领导保持距离，甚至用类似由上而上的手法领导群众斗争（包括雨伞运动），现在因此付出代价。同样，“左翼廿一”近年来都有成员在学联领导层具影响力，但却没有鲜明地争取对左翼理念的支持去作为领导层的基础。

他们惯用“委员会式手法”，鲜有在校园发起群众活动去组织活跃的成员基础，也没有民主架构，不幸为本土派及其网战开了打门，让其在短期内成功。若学联是群众学生组织，具有民主传统和政治意识高的脷生，是可以抵抗本土派的破坏行动的。

退联事件不但是学运的挫败。事件会令大学的政局更为複杂，令学生更难联合发起运动。本土派自己没有能力领导任何真正的斗争，也不能在建制当局面前取得胜利。他们“什麽都反”都教条，他们不会尝试建立替代现存领导层的选择，而主要想关注的是自己的曝光率。

工人的替代方案

中共政权注视著政改方案的挫败。中共虽然可让这情况发生，但这代表它失了预算，而香港政局会持续不稳并可能感染中国。现况是欠缺工人群众的替代方案来运用政权的不安局面来带领前路。

这是雨伞运动的关键教训。泛民阵营的领导没有战斗性战略，只在盲目信仰资本主义的愿景：自由市场经济是民主制度的框架。但中港的实况都反証了这点，当独裁制度有利资本家时，他们会誓死保卫它。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打倒由富豪家族及其盟友主导的中共独裁体制，才能实现中港两地的民主。为了实现这个可能，需要在中港跨境乃至国际上建立一个走社会主义政策的新的工人政党。

支持肖友怀获得居港权及教育权

工联会陈婉娴召开记者会，高调要求政府让一名无证逗留香港的十二岁小童获得居港权。肖友怀06年经双程证来港，后逾期与外婆同住，多年来没有接受教育。外婆周绍璇说，肖友怀出世时被弃置纸盒内，母亲怀孕时患乳癌、父亲又因工伤需截肢。父母并无为他申请户籍。事后曝光后，肖友怀现时只获得临时身分证明书（俗称“行街纸”），未能获得基本的教育和生活保障。

本土派借事件挑起反大陆人的族群仇恨，他们指如果肖友怀获得居港权，会有大量内地人跟随涌至香港，分薄公共资源。事实上，入境处过去3年来只酌情容许38名无证人士留港，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社会比较是非常低的比率。

多个右翼民粹的本土派团体发起游行，要求政府遣返肖友怀。他们亦到一间帮助肖友怀办入学手续的大成小学示威，甚至尝试到肖友怀住所滋扰他，令他被迫迁离。

本土派对待内地移民的立场是与政府一致的。在1999 年，终审法院裁定香港永久性居民内地出生的子女，都可获得香港的居留权。政府为了推翻判决，肆意制造恐慌，当时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声称将会有多达167 万港人内地生子女涌入香港。但从97年7月至12年底，只有76.2万内地居民持单程证来港。

建制派通过夸大，制造内地人来港抢公屋、学校和床位等舆论，从而将公共资源不足的责任归咎外来人（包括内地及南亚裔移民、外劳和难民）。如今，本土派却成为这些政府舆论的流氓打手。

工联会陈婉娴忽然高调处理事件，而梁振英又高调谴责本土派示威者，借机抹黑整个民主运动。令人质疑建制派刻意利用事件挑起排外情绪，转移群众对政改方案的愤怒。

无论是中共还是港府都越来越懂得利用中港矛盾来分而治之，例如在本土派早前的反水货行动中，中央电视台早前大肆播放（平时不会播放香港的反政府运动），而大陆五毛网军散播“不再去香港”的言论。

香港公屋、医疗、教育和老人服务的资源不足，是因为政府对公共服务一毛不拔。本土派制造族群分化，只会为政府转移视线。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排外主义，从去年开始我们支持香港的难民斗争，反对政府极不人道的难民政策。政府阶级歧视及种族歧视的入境制度是针对穷人、有利富人。

我们支持肖友怀获得居港权和教育权利，支持不同族群/种族的群众团结斗争，反对掠夺我们资源的政府和资本家。

六四26週年：支联会烛光晚会沦为仪式？

在八九北京屠城后，全中国只有香港可以公开举行集会，控诉一党专政的残暴。

近年的六四集会都接近廿万人参加，是90年以来的高峰，而内地来港观摩人数也在上升。六四集会的人数多寡反映社会对政府的愤怒程度。最近，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称，不能保证廿三条立法通过后，要求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的人不会受检控。可见，六四集会多年来都是中共的眼中钉。

近年，支联会领导下六四悼念晚会受到连番批评，被指为行礼如仪而没有战斗性，也不能连繫至今天的民主斗争。温和泛民只把六四作为自己的政治本钱，但没有将其发展为一场有力的抗争运动，往往流于哭诉和渲泄情绪，没有推翻中共专政的纲领和愿景。由于没有具规模的战斗性替代方案，群众对推翻中共感到无力，开始寄望于中港区隔、独善其身的幻想。

本土派策划退联行动，八大院校中有四间退出了学联。退联派攻击学联支持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本土派主张中港区隔，认为反对中共独裁与香港无关，幻想可以在中共统治下“保住香港”。

面对批评，支联会出版了《六四小册子》回应，但论据却十分薄弱。支联会认为，“建设民主中国是出于中华民族感情”，但中华民族主义往往是中共用以统治的手段，强调爱国因此需要维稳。习近平上台后，更要在国际上装扮成强人角色，强调要维稳。此外，支联会因此不支持中国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对于藏族和维吾尔族人民受到的压迫也隻字不提。

港英时期，泛民一直深信香港继承英殖的“法治民主价值观”，可以逐步改革迈向主。“我们仍可扮演重要角色…就是自由人民法治宪政民主的价值观，并争取在香港实现，以成功的经验提供示范作用。”因此，支联会持有中国自由派的观点，否定需要推翻中共独裁体制，而要让其自我改革慢慢开放。

此外，支联会长期被温和泛民政客操控，内部运作不民主，两年前有传出过很多组成团体只是挂名，让保守的领导层可以控制选举保持领导地位。这些组成团体看似来自不同背景，但实际上都是温和泛民各界别的组织，而一些政治立场更激进的团体则会受到排挤。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温和泛民的妥协路线应该由更激进的革命力量所取代，但本土派认为“建设民主中国不是港人责任”的立场却是比泛民更为退步的。这不是道德义务，而是政治现实的需要。在一党专政底下，中共绝不会让香港多一点自治权，无论是香港独立还是民主中国，始终要连繫至推翻整个中共政权，因此香港寻求变革的群众必须连繫至中国内地的群众斗争。争取民权和抵抗镇压的斗争要扩散到越广泛的地区就越有可能胜利，相反孤立在一个城市或国家就更易被当权者镇压。从香港2013年的码头工人罢工，到今年较早五名被拘禁的女权人士最后被释放，都可见到基层民众的跨境声援是必须的。

六四集会应该变成一个动员群众斗争的平台，并开放让不同团体民主组织和发言，结束由温和泛民垄断的情况。此外，只有一个以推翻中共独裁及资本主义的纲领，才可将八九民运的战斗遗产延续下去，直至胜利。

日洒雨淋，五千元底薪的工作

我们对“电话销售员”这行业并不陌生，因为每天总有一个在街头的易拉架档站著。24岁的新仔（化名）刚刚从IVE毕业，便做了一间电讯公司的全职电话销售员。

他的工作就是推销电话，帮客人提供出电话卡或购买电话的服务。他说，从前的电话推广多数在商舖门市进行，但电讯公司为节省舖租的成本，所以近年出现了越来越多在街头的易拉架档，俗称“街霸”，即是他的工作。这种模式为公司节省成本，但员工就需要日晒雨淋。

他的工作不但需要全日站著，而且工时很长，朝十二晚十，十小时工作，还要经常加班。“一日十小时工作，这只是在街上的时间，员工通常都经常要加班，例如开单后，客人必须在某一天前上台，开单后员工需要回公司处理单据等工作，没有其他同事会帮你，必须亲自去做，所以即使是下午12时开档，也需要早上9时回公司先处理单据；有时候公司开会，也是在开站外的时间回公司，所以不在那十小时的工作时间内。”

“好天要打埋落雨柴，因为一下雨就不能摆站了，太热太晒的话，客人也不一定会停下来。所以有时候，晚上十时后人流也多，就不会那麽早收档，会做晚一点，多开一些单。所以即使正常规矩是一星期放假一天，但其实因为追单，我通常两星期才放假一天。这份工作很长时间，其实也蛮辛苦的。”

“这份工作，港九新界都需要到处去开站，有时候遇上对台公司，见你是新人不懂规矩，会表示他摆开的位置不准你摆。不一定所有位置公司都有申请，很多时候，一些好的位置都要和别的公司员工斗早；即使是自己同一间公司，一些外判工，称“特许经销商”，他们可以佔的位置是优先的，我们不能和他们争夺。这些外判工没有任何福利，不是直属员工，底薪有没有我也不清楚，但公司规定他们的位置优先，我们不能将站放在他们的位置。”

“这份工作很大压力，正常员工都需要‘追数’，因为底薪只有五至六千元，主要是靠开单的佣金，每张单的佣金约二百元，每个月至少要开四十多张单才仅仅够收入，也很辛苦。现时我月入两万多，自己每月给家人家用5千元。”

“以前我是政治冷感，现在我觉得甚麽都关政治事。所以我支持你们（社会主义行动），因为我会想，为何要起机场第三条跑道？为甚麽楼价会贵了？买一个麵包会贵了？为甚麽坐巴士又贵了，很多这些为什麽，原来都与政治有关。”

“我以前认为这些与我无关，因为由妈妈去为我交学费交租。现在自己出来工作，我改变了。尤其是自从我成为‘黄丝带’后，在雨伞运动坐了二十多天，变化很大，我以前是键盘战士，现在认为不应纯粹宣泄，一定要出来发声表达诉求。”

政改方案被否决　表决沦为闹剧

政改方案表决日，人大框架下的假普选方案被否决已成大局，曾经被质疑会倒戈支持政府的泛民主派议员，包括公民党汤家骅、民协冯俭基、李国麟、梁继昌等，也因为后雨伞革命的群众压力而否决方案。此外，功能组别医界学的梁家骝也加入反对阵营，令最终有28票反对政改方案。

但出乎意料的是，一场闹剧令建制派只有8票支持政改方案。由于建制派想等待迟到的刘皇发回来一起投票，故集体离席希望令法定人数不足，但最后因小部份建制派仍在席中，人数足够进行表决，方案顺利被否决。虽然方案被否决早成定局，但只有8票支持的结果令港府及中共都颜面无存。

由于建制派想将政改被否决的责任归咎于泛民主派，本来准备在方案被否决后向媒体“强烈谴责”反对阵营。但今次却是建制派庸碌懒散和欠缺组织，放弃了投赞成票的机会。建制派召开记者会低头致歉，成为政改方案荒旦剧的最后一幕。

政府推行假普选的计划虽然失败，但民主斗争也远远未算胜利。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该如何准备下一步的斗争？

温和泛民虽然因为受到压力而否决方案，但即使在普选路线图幻灭，循序渐进改革路失败后，似乎仍然坚持期望在现存体制内争取民主。温和泛民政客的思维始终是不会改变的。在否决方案后，泛民议员拉起要求政府“重启政改”的横额，恐怕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口号会实现。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表示“呼吁中央和特区政府尽快重启政改”。温和泛民极力唤醒“逐步改革”的死尸，只是想避免群众走向革命斗争的路线。

中共知道若果给予香港真正普选，会引发在内地引发连锁效应，威胁整个政权统治。除非中共面临革命性的倒台危机，否则不可能撤回最高权力机关的一个决定。但如果争取民主的群众起来革命了，还会停留在恳求中共重启政改吗？

在人大八三一决定一锤定音后，基本法框架内跟随普选路线图逐步改革的幻想已经破灭。今后中共会准备加强媒体审查、加强警察暴力、为廿三条立法铺路，在下届立法会选举也准备向民主派发动攻击。泛民主派30年来向中共谈判妥协争取民主的路线被证实彻底失败，事实摆在眼前，要争取民主就必须打倒中共专政。温和泛民右翼的经济主张，希望在不触碰大资本家利益的同时争取民主，也应被彻底摒弃。

雨伞运动的一大弱点就是运动内部欠缺基层的民主监督，令运动不能蔓延更广，也不能持续升级至更有效的斗争手段，例如罢工乃至政治总罢工。新一轮的民主运动需要有战斗性的新领导层，也需要建基于基层民众斗争的组织，才可以向前走。需要建立民主的基层行动委员会，也需要将运动积极蔓延至中国内地以至国际，争取各地的群众声援行动。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具社会主义纲领的工人阶级政党，连系至革命的民主诉求，以及需要废除商家财团操控的经济制度。

香港：七一4万8千人上街

今年七一游行有4万8千人上街。游行人数不足去年的十分之一，是2003年以来第三低的游行数字。经过了去年79天的雨伞运动，加上政改方案被否决后，民主运动似乎走入喘息的阶段。

主办方民阵今天的主要诉求是“梁振英下台”、“追究黑警责任”、“废除公安条例”，而“踢走提委会”和“修改基本法”这两句新口号，也意味著民主运动正在开始讨论如何走出基本法的框架争取民主。

除了泛民主派政党，在雨伞运动后冒起了众多新成立的组织，一方面代表著多了群众希望自我组织投入抗争。这些组织通常是单一议题的民间团体，例如关注烟民权益、社区议题组织、捍卫同志权益等。另一方面，可见目前欠缺有力的群众政党整合不同力量，力量不免显得零碎化。

国安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家安全法》，条文提到要维护港澳治的“国家主权”。中国经济衰退及政治动荡，促发愈来愈多群众示威，中共固然要加强箝制内地的反抗声音。而近年，港台澳都分别出现大规模示威运动，中共需要港澳政府加强控制。这也表明中共下一步是要香港为廿三条国安条例立法。而作为实质上独立国体的台湾，也不过是一种权力宣示罢了。

梁振英下台？

最近习近平在首次与曾俊华握手，而唐英年与田北俊这些建制派唐营人士都公开表示支持曾俊华当特首。不少人预计中共政府准备2017年换上一个较能稳定政局的人，甚至有人揣测如果局势继续不稳，中共准备要梁振英在2017年之前下台。

社会主义者的立场

今年游行人数下跌，不少声音表示游行已经无用，不是对抗政府的有效方法。社会主义者一直强调单靠游行并不足以对抗政权，而需要更有力的斗争方法（尤其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斗争行动）。但是，七一游行是动员运动和燃起讨论的重要平台。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未有一个有力的工人群众政党能够带领更有效的斗争。

在后政改时期，社会主义行动今年在七一的口号为“当循序渐进已死　革命就是出路”，因为政改方案后民主斗争进入新阶段，再没有所谓“中共承诺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更突显中共不会让香港有吋进民主，只有打倒中共独裁体制才能成功。此外，我们不能像泛民幻想能争取商家支持民主运动，因为他们与中共独裁有著共同利益，因此“资本家不倒　民主不会到”。“雨伞革命　传遍中国　打倒中共专政”，我们强调香港的民主运动要摆脱过往的失败，必须要蔓延至中国大陆，连系内地的群众斗争才能成功。未来民主运动若要成功，必须要壮大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以阶级斗争为路线。

政治检控加剧

香港政府展开新一轮政治打压，而且更比过往变本加厉，遭到政治检控的市民越来越多。相反，去年雨伞佔领运动期间殴打市民的七位警员及警司朱经纬则迟迟未有下落。

7名警员于去年10月将佔领人士拖至暗角殴打的事件，发生至今超过10个月仍未有任何进展。去年11月，时任沙田分区指挥官朱经纬，被多间传媒拍到在旺角佔领区用警棍殴打途人，事后朱经纬如期退休，调查工作事件不了了之。

女示威者“以胸袭警”罪成判监

法院早前裁定4名参与反政府活动的示威者袭警及阻差办公罪成，当中一名示威者被判入狱超过5个月。另一位女示威者吴丽英遭男警推跌至鼻骨骨折，头破血流，却反被控“以胸袭警”，控罪之荒谬程度令人发指之馀，吴更被判监禁3个月15天！

反佔中男士非礼罪成　仅轻判罚款

另一边厢，一对反佔中退休夫妇在去年佔领旺角期间袭击及非礼一名女子，因不满被拍摄，女被告抢去其手机，男被告陈南星则不断大力触碰其胸部，影片被传媒广泛报导。夫妇二人分别被裁定非礼及普通袭击罪成，但法官却因为其健康状况以“人道理由”判处“非常特殊的判刑”，轻判夫罚款8千元，妻则监禁14天缓刑一年。

“胸袭”二字的意义自此被改变：当一位女性面对真正的性暴力时，性暴力罪犯不需要受到应有的制裁（猥亵侵犯是刑事罪行，最高可判10年监禁）；相反，参与反政府抗议的女性却被控“以胸部作为武器”袭击警务人员。

要增加的是公共开支　不是维稳费！

过去10年的《财政预算案》中，警务处“维持社会治安”的开支，较10年前增加了4成！本年度的警方开支预算为168亿，是全港花费最高的纪律部队。全港另外五支主要纪律部队（入境事务处、消防、海关、惩教署，飞行服务队）的总和（155亿）都比警队开支要低！

警务处更预算以2700万元购买3部水炮车，增强警队镇压的力度！当社会的公共房屋、医院等公共资源严重短缺的时候，政府往往推说没有足够的资金，但花在维稳费上却如此阔绰！

白色恐怖如滥捕、打压言论、示威自由等越来越倡獗。我们需要坚定地组织起来，现时唯有组织一场积极的反抗运动，才能有效对抗政治打压。

立即停止政治检控，撤销所有示威者控罪
捍卫集会、言论、新闻自由，反对廿三条立法
我要真民主，打倒中共专政
大幅增加公共开支：设立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公共医疗资源、公共护老及托儿服务、增建公屋至每年5万间
公共事业（如港铁、领汇、东西隧道）民主公有化，结束财团专政

香港难民斗争取得重要胜利

香港难民成功改变当局的食物援助政策，是难民斗争的一大突破。

自五月底起，难民开始以食物劵的形式从超级市场购买食物，毋须被迫到指定店舖领取食物包，以供他们有更多选择，食物质素也较佳。但是，食物券不能领取巧克力、薯片、药物、酒精等食物。这转变消除了社福署官僚对难民的社会控制。这种控制是基于政治理由多于经济理由。

今次成果是难民一年多以来的抗争所得的成果。政府今次的让步具重要的意义，因为过去几年在梁振英政府统治下，甚少组织能够在抗争中赢得诉求。难民只有很小的讨价能力，加上在香港严苛的庇护政策下被严重孤立，是次抗争是一次重要的胜利。可见，有决定和组织性的抗争是可拿到成果的。

二百天佔领运动

在去年一月二十七日，几十名难民成立了香港难民联会，并佔领了“国际社会服务社”（ISS）办事处，抗议食物与住屋津贴不足，以及不公平的福利政策。ISS是非政府的援助组织，但同时也是有限公司，获得与政府的合同，并执行港府不人道的难民政策。从二零零六年开始，ISS香港支部每年从政府取得两亿三百万的巨额去援助香港约五千名难民（这数字在上升）。

佔领开始不久，ISS申请禁制令驱逐示威者。示威者在佔领期间跟社会主义行动成员讨论，决定转移到社会福利署湾仔总部外的公众用地，及后再转到中环国际金融中心外，继续和平佔领运动。整场运动持续了两百天，期间举行过大大小小的示威，建立起香港难民联会，获得了传媒的曝光机会。

难民被法例禁止工作，因此被迫依靠慈善团体和ISS少量的援助过活。他们投诉食物包原应有值一千二百元的食物在内，却持续被剋扣。《南华早报》于2014年二月进行问卷调查，发现ISS提供的食物包价值少于法定指引13-30%，即ISS每月从中取走了每人价值300-400元的食物。香港难民联会怀疑ISS跟食物供应商勾结，收取高价去提供劣质甚至过期食品。

及后，香港难民联会向廉政公署报案，但调查声称因“证据不足”而被撤销。为何会有此结果？廉署虽然声称“独立”于所有政府部门，但却直接隶属于行政长官梁振英之下，而特首夫人唐青仪就是ISS的资助人。很有理由涉及利益冲突。可见司法制度的阶级歧视，可见“法治社会”的伪善。

谁是真正的社会负担？

香港政府常把抹黑难民为香港经济“负担”，却同时禁止难民工作，令他们不能贡献本地经济。

政府迷信所谓“磁石效应”，认为一定要制定严苛的政策，把来港的难民吓退。但从经济角度来看，把福利服务外判给ISS此等黑店，令难民和香港市民都沦为受害者。政府新自由主义亲商政策才是劳动者的真正负担。不论是难民、本土地低收入人士还是老人，政府都以守财奴的思维对待，令香港成为所有已发展经济体系中福利最匮乏的城市。

在现时政策下，每名难民只可获得1,500元作为租金津贴。香港楼价高居全球首位，根本不可能足够租到单位。难民联会创会成员Sabir Butt表示，1,500元甚至不足以用来租电单车的车位。所以，难民常居住非法寮屋，如废弃的猪栏或养鸡场，造成安全问题。今年年初，三十三岁的斯里兰卡难民Sivarasa Sivatharan在铁皮屋裡被大火烧死。因此，香港难民联会会持续抗争，并在政府在食物援助的政策上让步后升级，要求政府取缔非法寮屋。

社会主义行动的主张

在这场抗争裡，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支持难民联会，包括鼓励难民抗争，提供政治建议及实质协助。政治庇护者的权利是基本的民主权利，因此社会主义者会全力捍卫。港府不人道的政策拒绝承认寻求政治庇护者的权利，我们大力反对。

资本家政府和政客一方面否认寻求政治庇护的权利，甚至抹黑难民为来港骗褔利，一方面也更广泛的打击民主权利和福利制度。面对商贾钜富这样攻击工人阶级，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团结所有被压迫的社群起来抗争，改变制度。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病态制度造成在乌克兰、也门和叙利亚的战争和内战。逐利制度正陷于危机，令军费上升，民主权利被摧毁，专制政权冒起，民族主义升温。因此，世界上出现一个个“失败国家”，民众变得贫穷，种族及宗教冲突令无数人逃离家园。资本主义的回应竟是加强国家机器镇压，边界军事化，种族主义团体抬头。我们要以这答案回应：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改变世界，以人民的需要为本来运行社会，而不是以少数人的盈利为本。

食物券制度令惠康盈利再升

总体来说，食物券制度受到广大难民的欢迎。但大赢家还是惠康连锁超市。至今，派发予难民的食物券一年总值1亿800万，只能用于惠康。即使我们的斗争令难民获得较平等的待遇，但政府也要从中优惠大财团。

惠康由国际牛奶公司拥有，而国际牛奶公司又属怡和洋行旗下。怡和的收益遍及房产、交通、旅游业、和零售。万宁、7-11、美心、Oliver’s、宜家傢俬（香港）和文华东方酒店集团，都是怡和企业帝国的一部份。怡和老闆皆是那些商家之流，一直警告香港会走入“福利主义”，并要政府减少社会支出，但自己反倒是政府输送利益的最大受惠者！

中国经济危机引起全球市场镇痛

8月24日中国股市大泻8.5%，连官媒《新华社》也感叹当日是“黑色星期一”。由于全球恐慌中国经济引致全球衰退，全球股市来了一次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急速的下滑。

从前美国银行在2008年崩溃时，华尔街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点，但今次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加上国家领导人明显失去控制能力，轮到中国成为全球危机的促发点。全球资本主义社会过去一直都居危思安，盲目相信北京“会有办法”去应对经济放缓的问题，但8月11日人民币“轻微贬值”令他们如梦初醒。人民币贬值后，超过5万亿美元从全球股市蒸发。在短短数天内财富被大量销毁，这足以证明资本主义是一个疯狂垂死的经济制度。金融危机蔓延到欧洲，《路透社》于黑色星期一报道：“今天欧洲三百间最大企业的市值减低了4,000亿欧罗。”

前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在Twitter发言：“就像1997年、1998年、2007年及2008年的八月那般，我们现在可能处于严重危机的初阶段。”即使是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Donald Trump）也警告，全球可能正迈向萧条。白高敦时期的前英国经济顾问麦克布莱德（Damian McBride）也警告，现在的危机可以“比2008年的严重20倍”。

香港恒生指数经历了1987年以来最大的跌幅，港股自四月的高峰以来大泻超过20%，正式进入熊市。印尼及台湾的股市也处于熊市区。同样，已发展经济体的股市经过了过去两周的镇痛后，于星期一再度急挫。英国富时100指数的市值自四月以来下跌了18%，德国Dax指数也自4月以来损失了20%。在星期一，澳洲股市下滑了8%，是历来最大跌幅之一，反映了澳洲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紧密相连。

全球经济崩溃蔓延至石油、铜矿、铝矿及镍矿，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跌至2008年全球危机以来最低的水平。在全球经济扮演重要角色的油价，自2014年夏季的每桶115美元一度下跌，最近更进一步下跌至低于每桶43美元，为由俄罗斯到委内瑞拉等燃油生产国造成压力，这些国家本已处于衰退状态。彭博大宗商品指数是22种原材料的价格指标，这指数跌至本世纪以来最低水平，今年下跌了17%，过去三年下跌了40%。

过去几年中国曾经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器，带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而美国也只带动了17%。中国消耗全球一半的金属，也主导了其他大宗商品市场（包括农业产品）。这类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下跌，阻碍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增长，也令全球经济陷入通货紧缩。虽然价格下跌可以短暂刺激各国经济去输入大宗商品，但如果这演变成长期的通缩，将会严重压垮经济增长，也会恶化债务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以至全球都愈来愈严重。1990年进入通缩危机的日本就是如此，经济停滞不前而且债台高筑，到现在日本也未能走出困局。中国以至全球经济今天都表现了很多与1990年代日本类似的特质。

人民币贬值的震动

过去中国一直都不想将人民币贬值，并视之为“秘密武器”，但两星期前政府突然作出这决定， 震惊了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一方面这证实了外间一直的揣测：中国经济问题的实情比北京所承认的更为严重，而官方数据往往是被做过手脚、误导公众的。人民币贬值至今已促发各国货币相继贬值（所谓“货币战争”），这倒过来会引起全球经济的“通缩浪潮”，正如法国兴业银行的Albert Edwards所指。

中国政府实行人民币贬值的方式相当混乱，令资产阶级评论员摸不著头脑。正如克鲁曼于《纽约时报》（8月14日）写道：“他们（北京）对于市场可预期的反应似乎十分惊讶…投资者开始逃离中国，决策者突然由推动人民币贬值变成全力推高人民币。”

人民币对美元至今只贬值了3%，这么小的幅度对刺激中国出口根本没有任何真正的影响。此外，中共政权与央行已经加强介入以支持人民币，否则会出现更大的资本外逃危机。过去五季中国已经有8,000亿美元外逃，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不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公司及投机者都将人民币转变为美元或其他“安全天堂”的货币。

人民币贬值似乎一度受到央行抗拒，直到在最后一刻才被接受，但贬值后却得到预想中最坏的后果。贬值的决定引起了全球市场的慌乱，引发各国货币贬值的连锁效应，但对中国刺激出口并无真正帮助。事实上，过去两星期亚洲及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大幅贬值，完全消除了、甚至逆转了人民币贬值刺激出口的效果。亚洲货币整体都向下滑（除了日元被视为“安全天堂”的货币），马来西亚的令吉和印尼货币都跌至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最低的水平。俄罗斯的卢布、南非兰特币和土耳其里拉都跌至历来最低的水平。货币贬值带来另一个主要的影响，是令本来打算九月加息的美国联储局很可能将计划延迟。这令美国政府的状况更为复杂，也令中美的局势更为紧张。

难以置信的失误

中共政权在处理股灾中作出了难以置信的失误，在过去十个星期里花费了超过一万亿美元来试图救市，但最终却什么都救不到。“黑色星期一”的抛售是八年来最恶劣的状况，导致股价比政府出手干预的7月8日还要低。无疑，今天的损失抵销了这个全球第二大股市在今年以来的升幅。

这些事件成为了政权的转捩点。工国委及其中国支部一直都批判所谓中共独裁政权的“不败”神话，也否认其控制经济的能力。一直到最近，中国的领导人都被全球资本主义的代表们视作“模范技术官僚”。

过去数月的误政──首先是引发了一个不可能维持的股市泡沫，然后在泡沫爆破后试图去继续支撑，最后犹豫不决并含著泪实行货币贬值，将北京的经济权威名誉扫地。政府没有公开宣布最近将货币贬值的背后原因，其实是由于政府未能在黑色星期一的股灾中以新一轮的救市措施来稳定市场。北京显然意识到自己不能同时间支撑著股市及货币，于是决定集中处理后者。这些措施代表著世上少有的无能，也反映了北京根本无能力控制经济发展，而全球的资产阶级也高估了他们的能力。

“夏季所发生之事件的真正受挫的是政府的信用。当你看到入市干预、几个星期前拙劣的人民币贬值失误、天津爆炸等，你所看到的根本就是个无能力控制局势的政府。当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所带出的讯息是中国领导层的无能。究竟谁应该为此负责？习近平好像消失了似的。”

以上评论来自《红色资本主义》（Red Capitalism）一书的作者之一霍伊（Fraser Howie），这是今天典型的资产阶级分析。很多这些评论员此前还是中国领导人的粉丝，现在却像孩童长大时惊觉到耶诞老人原来是不存在的。

中国的股市崩盘是完全意料之内，股票价格早就与实体经济没有任何关联了。最新的经济数据再一次确定中国经济危机的严重。工厂的产出量已经是连续第五个月下滑，并处于六年来的新低。过去一直在增长的行业，例如手机和汽车──中国是两者的最大市场──也都在萎缩。虽然近期楼价“稳定”下来，但是新的建筑项目的数量在今年头七个月下跌了16.8%。在过去数年，中国就占了全球建筑项目的一半，因此这样的年度跌幅就等于全球的建筑项目就减少了8%。这解释了为什么商品市场──从石油到黄豆──都在过去几个礼拜受到打击。同时，一些最大型的美国公司也因为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而导致他们的股份市值蒸发了数以十亿计美元。这些公司包括苹果、通用汽车等，他们在中国所卖的东西比在美国还要多。

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

今天的金融动荡突显了资本主义的盲目，只会从一个危机跌进另一个危机。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及其中国支部过去一直警告，下一波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将会是“中国制造”──这展望似乎愈来愈会成真。但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以及其严重的债务负担（这是政府过去数月实施政策时左摇右摆的根源）都是来自全球资本主义历史性的僵局。

在2008年当全球危机险些陷入1930年代式的大萧条时，中共政府通过前所未有的信贷推出超巨型的刺激方案。起初这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效果，中国GDP增长加速，似乎抵挡了全球萧条的地心吸力。上海汇丰银行的首席经济师Stephen King当时指中国是“全球经济的避震器”，但是今天中国反而变成全球资本主义的震央。这是因为2008年后由刺激方案带来的增长是建基于不可持续的债务累积，令全国债务由2007年的7万亿美元上升至今天的28万亿美元。如我们今天所见，这令中共政权更难进一步刺激经济以走出危机。在2008年以前，每一元人民币的信贷可以带来0.8元人民币的GDP增长，但今天只有0.2元人民币。

中国的问题是全球债台高筑的一面境子。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指出，全球债务自2007年底以来增加了57万亿美元，达到199万亿美元的水平。全球经济会进入另一次衰退，而其结构会比上次危机更坏。在过去几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不稳定的“复苏”，但都是依赖政府和央行在财政上的赎命汤──尤其是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至今整个经济体都未能摆脱这一政策。如果利率继续维持今天这个历史性的低水平（接近零，有些国家甚至是负利率），这意味著资本家会有更少武器去应对新一轮的衰退。同时，工人阶级自2008年的危机以来面对不断的紧缩政策，在多个国家的生活水准都大幅下降，意味著新一轮的衰退会引爆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并挑战资本菁英。正是这种恐慌驱使了全球市场的动荡。

【九月十二日】全球声援难民日

叙利亚三岁难民小童伏尸于土耳其海滩的照片轰动全球，触发全球民众上街，要求政府保障难民的安全和权利。九月十二日将会是全球声援难民日，由澳洲、英国、瑞典、德国，欧洲各地以至邻近的台湾也有人发起声援行动。

数以万计的难民正在逃离中东和非洲的战争、专制与动荡。他们大部分都因战乱而身无分文，并在国内或邻国流离失所。而当中的一小数人（有少许金钱的），则被蛇头带走并赌上生命试图横跨地中海。欧洲资本主义“堡垒”充斥种族歧视的入境政策，建立了一道无形的长城，使得数以千计的难民无辜牺牲。

所谓资源匮乏根本就是一大谎言。英国政府每年动用大笔公帑于战争上。“三叉戟”核武器计划预计会花费1千亿英镑（1.1万亿港元）。而英军每年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费用就高达3百亿英镑（3千5百亿港元），也就是每个纳税人需要分担1千英镑（1.1万港元）。

政府花费大量资金投入战争，但却对于饱受战乱而无家可归的难民视若无睹。我们不能够将审批庇护权的生杀大权交给这些虚伪的欧洲政府手中。

在香港，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梁振英政府一直以极苛刻及不人道的难民政策对待9千名寻求庇护人士，社福署安排难民入住违法铁皮屋，导致一名难民丧生。

我们展现国际团结，捍卫所有逃离战争、地区冲突和专制政权的难民的庇护权利。我们亦支持为家庭团聚，反对歧视，结束与监狱无异的难民营政策。

我们呼吁大家参与九月十二日的全球声援难民日集会，捍卫难民权利，要求安全引道难民逃离战乱国。

9.12 全球声援难民日香港百多人游行

“Refugees! Solidarity!  EU’s wall, has to fall! Stop the killings, stop the war（声援难民！拆走欧盟高墙！停止战争，停止杀人）”九月十二日，全球多个国家城市，包括澳洲、英国、瑞典、德国、以至台湾都有集会声援难民。

香港响应全球声援难民日，约二百人于中环遮打花园集会，游行至欧盟驻港办事处抗议。到达欧盟驻港办事处外时，办事处锁起整栋大楼，禁止所有示威者及难民进入，二百人在外面为所有因逃亡而丧生的死难者默哀一分钟。

社会主义行动和难民联会共同发起这次游行，而参与团体包括社会民主连线、保卫香港自由联盟、进步外劳联盟（Migrant Progressive Alliance）、居留权大学。

难民联会代表Arif及Peter支持欧洲的难民抗争，也表达大家的共同诉求是一致的，包括争取工作权利，基本的生活权包括住屋权利等。他们控诉香港的难民政策不人道，审批难民的时间极长，往往要等五至十年才有结果。香港寻求庇护者及酷刑声请者的审批率不足1%，而且审批过程极长，令难民平均苦等5-10年才有结果。政府不允许香港难民工作，一旦被发现打黑工要坐牢15个月。

进步外劳联盟的Elis表示，外劳和难民都是香港最受压迫的底层，希望可以团结起来抗争，亦希望香港普通人民明白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

甘浩望神父弹奏国际歌，象征国际主义及工人团结，表示声援国际所有被压迫的人。

游行发起人邓美晶表示，欧洲各国一直指因为资源匮乏而不能接收难民，根本就是一大谎言。英国政府每年动用大笔公帑于战争上。他们有份制造战争，却拒绝为战争所受害的难民负上责任。

社会主义行动的Jaco提到，香港民建联近日公开要求堵截寻求庇护人士，又抹黑难民为罪犯。也有极右本土派团体煽动反难民和内地新移民的排外情绪。他们想制造公众对难民的恐惧，从而分化香港和少数族裔的基层斗争。这些自称为“反建制”的本土派也只是亲政府舆论的打手。

保自联的代表Donald表示，为叙利亚难民的遭遇感到难过，要求欧盟政府提供安全的通道让难民逃离战争。即使在欧洲社会对难民的歧视其实很普遍，政府援助难民的政策也是很不足够。

社民连的周嘉发表示，政府将难民服务外判至承包商“国际社会服务社”（ISS-HK），安排难民入住违反安全条例的铁皮屋，反对香港政府将难民服务外判，要求政府保障难民的权利。

代表美国社会主义替代（社会主义行动的美国姊妹组织）的Alec表示，美国黑人一直被严重歧视，所以反种族主义运动也不断持续。

难民的权利和所有劳动者的权利一致，我们主张团结抗争，捍卫所有逃离战争、地区冲突和专制政权的难民的庇护权利。

游行的诉求包括：

。捍卫全球（包括欧洲及香港）的难民庇护权

。要求提供安全通道让难民逃离战乱国

。反对香港及欧盟的种族主义边境政策

。支持香港难民工作权

。停止将资源用于战争，将公帑建设公共房屋、医疗、教育

香港雨伞革命一周年

一年前的今天，警察前所未有地猛烈镇压，投掷了87枚催泪弹，因而激起了“雨伞革命”。这是1989年以来香港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在三个月期间总共有120万人参与。可是，即使群众有著无比的勇气，还有大胆的自发行动，但运动始终不能从中共独裁者手上取得政治退让。

我们认为原因是组织的不充分，欠缺由底层群众组织起来的民主架构去运作斗争。此外，从运动的经验可见，未来需要以建基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为方向，而不是依赖律师、媒体明星和中产政客，并要将民主诉求连系至工资、就业和房屋等民生议题。因为打破资本权贵的操控是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唯一出路。

从这场历史性事件中得到的另一个教训是，需要更替泛民领导及其盟友（例如“和平占中”）失败的政策和策略。大众媒体仍然将占中三子捧为去年运动的领袖，今天他们发表的言论比去年更为思想混乱，充斥著更多的失败主义。

以下是我们的分析和回答：

占中三子尽可能避免香港发生大规模占领，因为害怕“激进派会骑劫”。他们提出短暂而象征性的占领，当然这从来没有发生。
在八三一人大决定公布后，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接受《彭博社》访问时指出抗议“不会改变政治现实”。那时是雨伞运动爆发前的三星期。
正是罢课激起雨伞运动的，和平占中和戴耀廷都与学生罢课保持距离。
在9月27日当天，警察镇压和逮捕学生后，戴耀廷终于在集会现场出现，并宣布“占领中环　正式启动”，但大部分现场的年轻人发出嘘声，并离开抗议现场，反对他突然变成运动的领导人。
9月28日晚上，有传言指警方出动装甲车及真枪实弹，占中三子之一的陈健民呼吁金钟的示威者撤退。但群众将占领扩展为三区！
10月21日，学联与政府在电视机辩论后，戴耀廷想举行电话公投去解散占领。一年后的今天，他说他当时应该更坚持举行公投，当时退让是一个错误。当时在群众反对的压力下，戴耀廷等人被迫取消电话公投，并走上金钟大台为提出公投而鞠躬道歉！几天后占中三子宣布离开占领区，因为要“保障公众安全”。

占领中环在社会里讨论了两年但完全没有结果：最后占领的是金钟、旺角和铜锣湾，而不是中环。这是因为占中三子不断拖延，最后被真正运动的洪流淹没。及后，他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尝试解散和结束斗争。

媒体企图恢复这堆人的名誉，再度吹捧他们为去年运动的领袖，根本就是篡改历史。无论媒体如何夸大他们在运动中的角色，都掩盖不了他们在运动中被边缘化的事实。而媒体这样做背后是有个中原因的。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继续作为运动领袖，对媒体和亲政府阵营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只要民主斗争仍然受到他们的影响，仍然寻求与中共谈判妥协，就不会威胁到现存的不民主制度。

社会主义者主张截然不同的路线。当占中三子及泛民头面人物在散播悲观主义，甚至认为群众斗争根本没用时，我们指出一定要重建运动，并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并建设运动的内部运动。若果中共独裁政权不倒台是不可能有真民主的，最近北京官员陈佐洱及张晓明的言论就将这点说得非常清楚。因此，群众斗争是成功的唯一出路。.

一年来我们更清楚见到循序改革是一条堀头路。只有革命性的群众斗争，将香港的民主诉求传播到中国大陆，并将之连系至社会主义政策与民主掌控经济，作为改善就业、落实全民退休保障、可负担房屋和完善公共服务的唯一出路。

工国委中港台支部第二次大会完满结束

10月10-11日，在香港举行了工国委（CWI）中港台地区的第二次大会，是一场极其重要的会议。与会者相当年轻，而大会讨论以三语（普通话、粤语和英语）即时传译，表现了工国委在中国和该地区的跨国性。在大会最后，来自从台湾到印尼八个不同民族的与会者，以不同语言合唱《国际歌》，本身已可算是一种成就。此外，大会募集了港币$4,990的捐款，也强烈表现出工国委中港台的工作是认真的。

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过去的一年充满著动荡，有香港雨伞运动的结束，也有波及全球的中国经济危机。

邓美晶就香港局势发表引言，她表示“雨伞革命是自八九六四以来香港最大的群众运动”，而“在这场斗争结束后，社会危机进一步恶化”。她说：“香港最富有的25名富豪共坐拥1.5万亿港元的财富，比香港政府的财政储备还多。”政府一边说贫穷人数正在下降，但在职贫穷的人数却不断攀升，那是因为官方把贫穷线设定得相当低。

雨伞运动没有赢得真普选这目标，因为运动若要成功，必须要由一个革命运动推翻中共专政和资本主义制度。雨伞运动中的主要领导人，无论泛民党派、学生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都没有提出一个从根本上去变革的纲领，而单纯的占领策略也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

自运动平息以来，对立的局势依然继续。政府以打压的手段进行“消耗战”，例如在港大副校长的任命上阻挠陈文敏上任。但就如邓美晶所指，政府担心会再度触发群众运动，因而没有信心在短期内通过廿三条立法。

来自香港的Nathan报告了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外劳和难民的工作。最近外籍家劳再度发起抗议，突显了香港雇佣条例的不平等和歧视性。 Nathan解释道：“外劳团体在九月争取加薪至每月$4,500元，这比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资每月$6,630元仍有一段距离，外劳的情况更为严重。由于现在香港未有标准工时立法，外劳每星期工作60-70小时非常普遍。但政府最近公布只愿意加薪$100元至每月$4,210元。事实上，外劳工资过去17年来只加了$250元。”

“去年中国每五天就产生一个亿万富豪，同时每五天就有41,000名农民失去土地，22,000人因空气污染相关的疾病死亡，930名工人在工业事故中丧生。”

中国的讨论是大会中最好的一节，帕莎就此题目发表引言。而中国大陆的同志也通过视像会议参与了大会。

帕莎解释道，中国庞大的民工群体工资在2013年只增加了13.9%，而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长了21.7%，后者的升幅主要来自于住房开支。住房开支目前占农民工总生活费的50%左右。这是在今年经济危机全面袭来前的情况。他亦指出，2015年首九个月的经济衰退令劳资纠纷大幅增加，总共爆发了1,642宗罢工，相比之下，2014年全年罢工数字为1,379宗，而2013年则是656宗。超过75%的罢工事件是由于拖欠工资所引起。

帕莎亦概述了股市崩塌的情况，过程中蒸发了40%的市值。债务、产能过剩和通缩水平都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是更深远的经济困境的症状。

工人罢工

一位任职店员的年轻人Gary说，中国官方工会只是代表公司利润或国家“维稳”。因此官方工会的威信极低。 2010年广州佛山本田工人的罢工年是一个转折点，官方工会获得“黑色工会”（指他们与警察勾结）的称号，这比“黄色工会”（与资本家勾结）更不堪。

他引用一个访问广东省工厂工人的民意调查，表示82%的工人不知道谁是他们工会的领袖，而95%的工人从未参加过工会选举。这数字驳斥了中共宣传声称工人可以选择他们的工会分会理事长的说法。

非政府劳工团体经常支持工人斗争，为他们提供意见，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非政府组织说过，只要工人不要激进起来，不要与政府发生衡突，就不会受到镇压。”Gary说：“但现在改良主义的非政府组织也受到镇压和禁制，所以除了激进化外别无选择。”

大会的另一个讨论焦点是，社会主义者该如何对待民族主义以及日益升温的自决诉求。这点与近年世界的事件不无关系，包括乌克兰的内战、克里米亚被并入俄罗斯、工人阶级因反紧缩而令苏格兰独立情绪升温、加罗隆尼亚的事态发展等。来自香港的Jaco解释道，若果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的革命领袖没有对俄国少数族裔的民族诉求采取敏感的态度，工人阶级并不能在俄国革命中取得胜利。俄国革命领袖依据群众的意愿保证分离权，将受压迫民族争取到自愿社会主义联邦的理念之下。

他说：“在中国，习近平为了巩固统治权而推动大汉民族主义。中共在西藏和新疆进行文化压迫、监视宗教场所、禁制各种衣著服饰和宗教仪式，这些对少数民族的镇压令局势紧张，为恐怖主义制造土壤。”中共大肆破坏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环境，例如修建大水坝，也令独立的支持度增加。

大汉民族主义

习近平推动大汉民族主义，加上中国经济力量扩张，为台独情绪提供养分，尤其在年青人之间。同时，尤其在今天资本主义危机的时代，民族问题不能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解决。 “今天台湾已经接近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独立，但仍持续受到中国的压力。”Jaco表示：“独立派，即使是当中的左翼，都欠缺反帝国主义的目光。他们集中在修改国号和宪法等次要的问题上，但没有指出哪个阶级、什么国家行使权力、怎样的运动才能带来出路。我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运动才是出路。”

来自台北的Vincent概述了台独阵营里的不同流派，各派的思想往往都非常混淆。他说，有亲独的右翼力量只是想追求“正常化的国家”而争取美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当中有些带有种族主义成分，利用反中国人的论述争取支持。

Vincent说，以年轻人为主的左独势力正在增长，他们正确地批评马英九的亲中经济政策，提出一个泛左或反资的论述。但这批左独团体中，有些误以为日本军事化可以制衡中国，因此在这方面的立场就显得双重标准和混淆不清。社会主义者强调，只有工人阶级独立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党进行斗争，并在国际上团结起来，才能打倒资本主义，为真正的自决扫平道路。工人国际委员会支持台独的民族自决，作为全亚洲乃至全球反资斗争的一环，为东亚的自愿社会主义联邦奋斗。

大会其他部分亦讨论到社会主义行动在香港深水埗区议会的选举运动，以及建立党组织的关键要点。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国际书记处秘书Tony Saunois通过视像会议就国际展望发表讲话。与会者都感到大会的讨论令我们的政治分析更为尖锐，为建立中国乃至更广泛地区的真正社会主义力量打好基础。

七警暗角打人案原告变被告

去年十月十五日凌晨，正值雨伞运动期间，七名“黑警”将一名示威者曾健超抬到添马公园的一个暗角，拳打脚踢四分钟，过程被无线新闻的记者拍摄。虽然影片拍摄位置与施暴地点有一定距离，但影片也清楚传出“呯呯”的声音。警察动用私刑的画面轰动全城，让广大群众一夜间学习到国家机器的本质。在事件发生一年后香港政府才作出起诉，而令人髮指的是原告曾健超变成被告，被控涉嫌袭警及阻差办工罪！同时，律政司落案起诉七名警员“有意图而导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以及其中一名警员“普通袭击”罪。

曾健超指出，警方拘捕他是“向市民宣战”，而选择同一天拘捕两方，是“对冲做法”、“公关手段”。意思是政府在群众压力下不得不检控七警，但为了不失面子，就同一天向曾健超罗织罪名。

“有意图而导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但是，律政司作为控方，只将案件提堂到东区法院裁决。由于在区域法院裁决的案件，最高判刑只有七年，可见政府用尽阴招令黑警获得轻判。

经民联立法会议员、甄启荣的党友梁美芬为了帮警察护航，指警察只是低学历兼培训不足，遇到示威者挑衅容易失控。但是，黑警的暴行一看就知不是一时冲动。

当晚，殴打过程相当有组织，两名督察级警员（黄祖成及刘卓毅）带领五名初级警员行事，其中几员四周张望负责把风。曾健超被带回警署后，警员的“一时怒火”理应平息，但他再度被其中一名警员掌掴，可见警察是有意识施暴的。

警察恃著有政权的偏袒，在执行“政治任务”时往往被赋予极大的权力，而且司法制度会保障他们滥暴的特权，所以才可以狐假虎威，如斯放肆！即使七警就被停职拘捕，但至今一直获支全额薪水。另一例子，就是前香港警司朱经纬于佔领期间，于旺角区以警棍殴打途人，激怒全港市民。有示威者只是以电话扰骚朱经纬以洩愤，急急被判有罪，但朱经纬却迟迟未被检控，还在今年七月退休领长俸！

无线新闻　事事旦旦

无线新闻因为政治审查而谑称为“CCTVB”，七警打人的影片于《无线新闻》播出后，他要求旁述及字幕裡删除“拳打脚踢”的字眼，并加上“怀疑”或“涉嫌”词语。无綫新闻部总监袁志伟向来因政治审查而恶名昭彰，日后他报道八九六四时会否写成中共“涉嫌”屠城呢？

这次政治审查激怒了无线的前线员工，新闻部共有近八十名员工发起联署抗议。无线在事后发起秋后算帐，将报道事件的员工调职，令新闻部有五分之一的记者辞去工作。

“慈母”民望一沉不起

去年九月，警察施放87枚催泪弹袭击佔领金钟的示威者，促发了79天的雨伞运动期间。警察在六七暴动以来首次以警棍袭击示威者，向和平示威者、医护人员甚至记者乱喷胡椒喷雾，与袭击佔领区的黑社会勾结，刻意保护并放生反佔领暴徒，对示威者则动辄以“袭警”罪名逮捕。

这些情景，任何一位雨伞运动的支持者都沥沥在目。然而，时任警务署署长曾伟雄还厚颜宣称警察像“慈母”般对待示威者。

在佔领运动后，警察民望跌至主权移交以来新低，比解放军更不受欢迎。即使去到今年六月，港大民调显示警队满意度淨值再创新低，跌至21%。即使雨伞革命消散后，政局继续两极化，因此群众仇警情绪并不会消减，而警队民望只会一沉不起。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政府政治干预七警案，反对政治审查干预新闻自由。我们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警察在雨伞革命裡的暴行，并赋予委员会有严惩警察的权力，而不能依靠官官相卫的律政司提出起诉，然后由被特首侵蚀的法院作出裁决。只要警察继续由资本权贵掌控，资本家和独裁者会维护让黑警施暴的特权，类似暗角打人的警察暴行只会重复。因此，我们支持民主控制警队，打破资本家和独裁者的掌握。

邓美晶：“我会领取区议员三分之一的薪金”

你认为这次选举最重要的议题是甚麽？

我参选的目标是希望利用这个选举，作为发动抗争的平台，带领居民争取我们原来应有的公共财富和政治权力。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认为如果经济继续由少数有钱权贵把持，劳动者、长者和年轻人都不会得到公平的对待。

由于中国经济出现大问题，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即将到来，对香港也会造成海啸式影响。政府和建制现在粉饰太平，一面倒唱好，但如果经济危机真的来临的话，可能是明年，政府和资本家将会削减工人工资，打压公共部门，重复他们在1998年、2003年及2008年的恶行。群众需要准备组织起来，抵抗这些攻击──这就是我的选举运动要重点带出的讯息。

建制派资源充裕，你如何与他们竞争？

代表权贵、财团、中共的建制派政党多不胜数，他们财鸿势大，利用“蛇斋饼粽”等小恩小惠来赚取支持。我参选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揭露他们表面“服务基层”，实际上出卖草根阶层的利益，在议会裡否决的民生议案，通过向地产商利益输送数百亿元的方案！没错，我们没有中共的维稳费，没有月饼派，但我们做的是以抗争迫使政府让步，争取我们应有的权利！

你在雨伞运动非常活跃，而你的文宣裡都有黄伞标志。为什麽你在选举中打出黄伞旗号？

“雨伞革命”改变了香港。黄伞代表抗争、反独裁、反警察暴力，我正是在这次区议会选举中提出需要抵抗梁振英政府的政治打压，并且开拓战斗的民主运动。我们需要将民主运动重新铸造为群众力量。民主运动一定要由基层参与者控制，内部有真正的民主，而不是被几个由传媒挑选出来的政客和领袖把持。因此，我们需要从过往运动的错误中、缺点中汲取教训，重建一场势不可挡的民主运动。

你表示若当选只会领取三分之一的区议员薪金，为什麽？

香港的达官贵人高薪厚禄，官员薪金冠绝全球，远远抛离外国官员，梁振英年薪4百多万，比美国总统奥巴马更高！局长月薪30多万，却不断有高官被揭发贪污事件；立法会议员的月薪则有8万！高官、议员的生活与一般香港市民脱节，令他们不愿改变，宁可安坐现在舒适的席位，维护现时的制度，成为既得利益者。

全港打工仔的平均月入中位数是$14,800，区议员的月薪已超过普通打工仔月入中位数的一倍！新一届区议员将加薪15%，达到差不多三万元，但普通打工仔的工资平均只每年只增加3至5%！加薪与否以及加薪的幅度，应由市民民主决定。我会领取区议员三分之一的薪金，一万元左右，其馀全部投放于抗争运动之用。

深水埗是全港最贫穷的地区，你认为需要怎样改变这情况？

立即落实全民生活退休金，解决老人贫穷的问题，让老人可以有钱看医生，做到老有所养！第二，立即落实最低工资每小时$45，舒缓在职贫穷；第三，全港有超过二十万劏房，深水埗是其中最多的地区，我主张立即实施租金管制，并每年兴建最少五万间公屋单位，解决20多万公屋轮候册的房屋问题。

区议会的架构官僚，而且权力有限，若你当选，你会怎样带来改变呢？

区议会充斥著建制派保皇党，还有表面“独立”实际保皇的议员。将我这个基层斗士送进区议会，代表各位揭露区议会的阴谋，监察政府在推出项目时是否利益输送，究竟如何利用公帑，并在每次区议会会议前，动员居民到场抗议。

商家权贵有建制派政党为自己的利益保驾护航，但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自己的政治工具，就是一个独立的代表群众、工人的政党。我参选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创立这样的政党蕴酿条件。

你的对手甄启荣代表经民联及西九新动力。你可以给三个例子显示你和他的差别吗？

甄启荣是经民联和西九新动力的成员，即恶名昭彰的梁美芬所属的政党，经民联是全港第二大的建制派政党，第一是民建联。第一，他在区议会曾投票支持中共八三一人大决定框架下的假普选方案！第二，他所属的经民联在立法会曾投票否决全民退休保障、标准工时立法等方案；第三，经民联支持地产霸权，曾在立法会投票反对回购领汇！

香港曾爆发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民主抗争，但似乎敌不过中共政府。你认为现在应怎样走下去？

我们面对的是中共的一党专政，过去数十年来，温和泛民主派主张与中共对话，希望中共可以给予民主权利，这路线已经彻底失败。中共独裁不愿给予香港民主，怕的是在中国内地所造成的骨牌效应。要捍卫民主，就必须将群众斗争蔓延至中国大陆，与大陆群众连结起来打倒中共专政，这样我们才可能有民主。

你的选举运动如何？你会怎样宣传你的讯息？

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选战，现在选举工程良好进行。我们每天在区内宣传，派发单张、逐家逐户家访、组织地区抗议、游行，向群众解释需要组织起来抗争的重要性。

我将公开邀请甄启荣来一场公开辩论，让他向所有居民交代自己的政治立场。我将会质问他，为何反对全民退休保障、维护吸血的强积金制度？为何反对标准工时立法？

这场区议会选举是一场硬仗，一场权贵与基层、独裁与民主阵营的对决！对抗专政独裁、财团霸权，我们唯有抗争才有出路！请你投票给我，将一个基层斗士送进议会！

蜗居老人：访问白田邨谭婆婆

房屋署拖延个案逾一年

居住在白田邨十多年的谭婆婆今年已79岁，退休多年，与女儿同住，但自从去年女儿结婚，女婿搬进来后，一直没有足够的居住空间。

虽然房署批准谭婆婆一家三口申请更换三人单位，但等了整整一年也没有回音。笔者曾到访谭婆婆家，单位非常狭窄，不但没有房间，除洗手间及厨房外，只有两张双人床拍在一起，连书桌和餐桌也放不下。

房署条例表明，任何公屋居民，必须拥有不少于平均每人 7 平方米(75 平方呎)的空间，而谭婆婆的人均空间只有5.9平方米(63平方呎)。三个人，怎样在不到200平方呎的空间生活呢？梁振英常常落区做戏，请问特首是否愿意在谭婆婆的居所住一个月，甚至一星期？

“没钱看医生”

婆婆的活动空间非常少，令她长年的病痛更加严重，尤其是手脚，吃饭时手麻痺得不能正常拿起碗筷。患有白内障的她视力模糊，上半年她在家中不慎滑倒，撞伤腰部，至今仍未康复，经常疼痛，但由于她每月只领取2千多元微薄的生果金，她宁愿忍痛不看病，因为看医生一次便花费几百元。

谭婆婆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过去做酒楼待应、清洁工等，退休后申请综援，但自从去年便被强制终止。笔者曾致电负责谭婆婆的社工，但无法联络。婆婆称自己不识字，不懂阅读文件内容，希望可以申请综援，有钱看病。

梁振英政府在十月公布最新贫穷报告，声称贫穷人口下跌，事实是把贫穷标准定得极低，玩弄数字。但现实是贫富悬殊加剧，香港1%人口拥有本地超过一半的财富！

众所周知，香港贫富悬殊世界第一，而老人贫穷就更不用说，全港每三名老人便有一名活于贫穷线底下。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下，政府不愿落实全民退休保障，医疗、护老院等公共服务被不断私有化。基层老人的生活艰苦无比。

要老有所养 抗争才是出路

笔者在一次白田邨宣传全民退休保障的街站中认识谭婆婆。她的个案只是冰山一角，是典型香港贫穷老人的悲剧，儘管年轻时曾努力工作贡献社会，但退休后老无所养。

可能有人会觉得，婆婆的家人应该供养她，但在今天工资低微，物价如此昂贵的香港，打工的子女有可能供养父母吗？最低工资调整累积升幅只有一成六，但同期通胀却高达两成，香港的在职贫穷家庭数目五年来由增加一成，在职贫穷人口亦增至近65万人，佔人口近一成之多！但是，港府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之一，财政储备高达8,200亿，足以应付政府两年的开支，但对有利平民及长者生活的政策却一毛不拔！我们必须团结抗争，争取全民生活退休保障，废除吸血的强积金制度，立即增加最低工资至$45。

公屋缩水变“劏房” 深水埗沦伪豪宅区

政府计画将白田邨重建，并且将居民安置于新造的公屋中。但实际上，正在兴建的白田新邨的面积较早前已获安置的首批住户的石硖尾邨单位面积缩水约13%。由本来的430至450平方呎减少到370至390平方呎。受影响主要为4至5人家庭的单位，亦即是说每人所分享到的平均空间只有80平方呎左右，大小根本与“劏房”无异！

实际上，公屋缩水并不是今天才突然出现的，而是近几届政府持续的政策。三任特首以来，公屋却越起越小。在董建华时代落成的白田邨昌田楼，两房单位约470平方呎，而曾荫权时代落成的石硖尾邨第二和第五期，同款单位约440平方呎，到现在梁振英时期进行重建的白田邨，同款单位再缩至约380平方呎，比起最初的单位少约90平方呎。

“因地制宜”？

就白田新邨单位大大缩水的争议，运房局常任秘书长应耀康称政府採用“因地制宜”设计。而所谓因地制宜，实际上就是政府为了追赶公屋单位兴建数字，却又不愿意增加土地资源供应的结果。当局在2012年指白田邨重建4座可建成1，200个单位，但其后秘密提高发展密度。最新资料显示同样的4座加上巴士总站地皮共提供3，100个单位，比之前大增逾1.5倍。

政府又再一次借“土地问题”避免增加对公共房屋的开支与投入。但弔诡的是，深水埗虽然作为全香港最贫穷的一区，近年来却越来越多“伪豪宅”出现。市建局过去数年来在深水埗进行重建的项目皆为私人楼宇，当中更有贵价伪豪宅“御汇”、“海峯”等。将穷人居住的地方迫迁，新造的却是有钱人才买得起的豪宅，变相将基层赶尽杀绝！

地产霸权制造房屋危机

衣食住行乃一般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在香港，私人财团垄断导致楼价居高不下，加上政府的廉价公共房屋连年供不应求，至2014年底约已超过27万宗申请的破纪录数字，住屋成为市民大众一大难题。上楼问题越来越“年轻化”，埋下社会忿怒的计时炸弹。

政府政策偏袒地产财团，对于市民所急的房屋社保问题置之不理，反而动用数以千亿计的公帑建造“大白象”基建，目的只是为了利益输送，并继续保障有钱人在私人市场中的既得利益。而区议会及立法会内一种保皇党建制派议员亦不遗馀力地为各个官商勾结的政策保驾护航。香港究竟是要这一小撮超级富豪们的利益，还是所有民众的基本保障呢？

支持租金管制及增建公屋

今天香港楼价和租金都创下历史颠峰，一间300呎的私楼平均月租要过万元！深水埗是全港最多贫穷人口的地区，许多赤贫家庭捱不了贵租，唯有租住区内的私人唐楼的板房、套房、天台甚至笼屋。而当中最恶名昭著的，是将一个板间房再井字形劏成六间细房，每间房只有棺材大小的“棺材房”。这些被“劏”开的房间一般大约几十到200平方呎不等，居住环境十分恶劣。社会主义行动深水埗区议会下白田选区候选人邓美晶支持租金管制，限制业主的租金上限及加租幅度。

社义行动及邓美晶亦支持每年兴建公屋五万间。既然政府的长策会认为以6:4的比例十年内能提供47万个单位，那麽假若以同等的土地资源，全数用来发展公营房屋的话，总建屋量绝能达到50万有馀，可见香港绝对有土地每年兴建5万间公屋单位。只是政府要维护地产商利益而不为！

本港的空置住宅物业超过20万间，这等同于公屋轮候册数字的三分二，所谓“有人冇屋住，有屋冇人住”！社义行动及邓美晶认为，对于这些空置房屋，若然查明属实的话，理应将其公有化，用作公共住宅。

地产霸权恃著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会全力抵制和破坏这些政策。要有效落实租管，必然要将地产商和银行民主公营化，由工人和居民民主管理，打破地产商和银行家的权力垄断。

看不见的群体──与视障人士对话

大家可知道，原来视障人士在数十年前是被禁止乘搭地铁的！现在听来很荒谬，但这种不平等确实存在过。

“地铁过去拒绝任何残疾人士使用，原因是认为我们是‘造成阻碍’，现在当然改例了。约三十年前，我们曾透过发起社会行动，来争取权利，例如提出道路安全等问题，所以现在的设施才比较完善了，增设了有声交通灯、引路径等无障碍设施。”失明人协进会的一位退休人士李先生表示。

香港有17万已登记的视障人士，但受访者都表示实际上有更多，因为不少后天失明的人士并没有正式登记。在深水埗白田邨和石硖尾邨，都住了不少视障人士。笔者走访数个盲人中心，与不同的视障人士对话。他们都有一个共同要求，就是认为政府需要提供就业机会给所有残疾人士，包括视障人士。

就业困难 政府不聘请残疾人士

不时在街上或地铁站，都会遇到用手仗拍打地砖找路的视障人士，但社会对视障人士的认知不多，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个群体。直至一天，笔者在白田邨做街站时，数名视障人士前来表示支持，其中一位是林小姐Maxine。

“政府也不带头聘请视障人士，何况是私人企业，雇主一听到是视障人士就不想请我们。”Maxine表示，很多视障人士都希望可以透过工作自力更生，但认为就业困难，而且特区政府没有提供新的职位聘请残疾人士（包括视障、听障、长期病患等）。

已退休的林先生忆述，过往英殖政府会雇用伤残人士，为他们编配特定的工作。“过往你只负责一种特定项目，但现在一个岗位，需要兼顾几种工作，视障人士过往普遍当电话接线生，但现在除了接听电话外，还需要做文书工作，如填写表格、计算机数据输入等，这是我们不能兼顾的。”可见，政府部门为了削减开支，将部门外判出去，令一名职员要兼任多项工作，连视障人士的工作机会也被打击。

“政府声称有聘用残疾人士，但其实他们是原来的公务员，遇到一些突发事故后变成残疾人士而调职至其他部门，政府就说这是雇用残疾人士。但当这批员工退休后，政府并不会创造新的职位。”另一位受访者冯宝华不满表示。

冯宝华于一间聘请视障人士的社会企业兼职工作。她认为工作只能帮补一部份的开支，并不够应付生活，而且大部份视障人士有领取综援。可是综援人士有收入上限，若果工资超过限额，需要在综援金扣除，实际上变相不鼓励综援人士工作。

另外，政府需要视障人士证明自己是没人照顾才会给你申请补助，所以不少视障人士为了得到补助，要被迫独居，与家人分开，更难自理生活。但若果没有补助金的话，就要完全依赖家人的经济支持，对他们来说是种两难。

现时政府没有一个统一部门为视障人士服务。虽然社会上有不少盲人中心，但若果没有医生或朋友介绍，视障人士是不会知道有这些机构的存在。尤其是因意外而突然失明的人士，往往不知道有甚么途径或部门可寻求协助而变得抑郁。

经济转向新自由主义，企业为了赚取最大利润，压低成本工资、裁减员工，导致一个人需要承担数个人的工作量，雇主只想员工在最少时间完成最多工作，所以不雇用残疾人士。

政府应立即增设残疾人士的部门，为所有视障、听障、弱智、长期病患人士提供免费而优质的服务，大幅增加残疾人士的生活津贴、服务设施、交通津贴、医疗服务，并提供适合的工作职位，让他们能自力更生。

政府一方面将数千亿倒进基建面子工程的大海，像机场第三跑道以及无限延期的高铁，由视障人士、残疾人士到护老院，公共服务都资源匮乏。因此，视障人士的斗争是争取扩建公共服务的斗争的一环。

投机政客首鼠两端

香港经济民生联盟（下称经民联）是立法会内第二大保皇派，更是仅次于民建联的建制爪牙。深水埗区议会下白田选区的甄启荣就是经民联一员。

不民主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单从其立法会内的议席构成而言，七名议员当中有六名是由小圈子功能组别选举中所产生，当中有四名是“零票当选”，另外两名功能组别议员所得之票数加起来亦仅得区区3，019票！由此可见这个党派不过是一群赖在穀仓内，肚满肠肥的无耻硕鼠。经民联在区议会及立法会都坚定支持特首假普选，而且一直反对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今年三月，甄启荣在区议会投票支持通过中共八三一人大决定框架下的假普选，而经民联去年更高调组织《保和平 保普选 反暴力 反佔中》签名大行动，其九龙西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更一度倡议要组织自愿军对付佔领！

三姓家奴 立场飘忽

区议会内不乏首鼠两端、蝇营狗苟的朝秦暮楚之辈，甄启荣先生当属其佼佼者。甄先生于零七年选举前临阵退党退出民协，于零八年为现时的经民联议员梁美芬助选，突然由民主派走入建制派中。在2011年上届区议会选举中，甄先生以“独立”的面目示人，而且立场一百八十度转变，支持激进民主派人民力量。

甄先生政治立场和思想取态突然如斯急遽调头，想必经一番痛苦思想斗争理念纠结，未知是否午夜梦迴幡然醒悟：“民主”“民生”不过是佔佔口头便宜，万不可认真？

本来政治理念人言人殊，政治形势的变化也是无日无之，蓦然回首忽觉今是昨非择木而栖也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只是时至今日，他又回到娘家，堂而皇之地代表经民联参选下白田选区的选战，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尽全力狠狠地打了自己一耳光。

反穷人的立场

甄先生的立场实在教人摸不著头脑，甄先生既表示自己关注民生，但经民联在民主议题上的取态都是打压穷人、反对民生的。

罪行一：否决标准工时

香港基层工人工时长度高居世界第三，工时过长令基层民众健康受损，与家人相处之时间亦不足，引申众多家庭问题。这可是地地道道的民生问题，经民联一众功能组别议员却是坚决反对（梁美芬弃权）标准工时，令工人工时极长，加班没有补水！未知甄先生对党友的投票取向可有非议之处？还是觉得香港打工仔女低处未算低，还有可供压榨以供奉肉食者的空间？

罪行二：支持领汇霸权

公屋商场过往通常是基础民众的廉价低消费场所，然而领汇阴霾所过之处，却成了昂贵高消费连锁店盘踞之处，与民众生活水平彻底脱节，白田商场至今万幸未被领汇私有，但面临白田重建计划，难保不被领汇相中，社区小店绝迹，物价脱缰，甄先生又有何对策？而党友在立法会内凭功能组别之特权，逼使多数屈服于少数而否决回购领汇议案，甄先生又有否向党友进片言隻语，求上大人高抬贵手，放民众一条活路？

罪行三：维护强积金 反对全民退保

经民联站在资本家的一方，不但口出狂言反对取消强积金对冲，让老闆继续可以挪用工人自己的退休积蓄当作遣散费。但却又不见甄先生对党友这种与打工仔女为敌的举动有半句微言，莫非认为这是合情合理？而经民联一直阻挠全民退休保障，指其是“下一代的计时炸弹”。甄先生似乎听之任之，这又是如何关怀区内的基层父老？

甄先生对党内保卫财团利益，刮地三尺盘剥基层民众之举，又拿不出当年退出民协的勇气和决绝，与经民联硕鼠划清界线。这到底考虑的是个人仕途，还是口中大义凛然所说的“民生”？首鼠两端的投机者，我们还应该容忍他在政治舞台上继续跳樑吗？

如果建制派议员在地区久不久派一下蛇斋饼粽，就叫做紥扎根基层的话，这些植根也不过是权贵茹毛饮血的吸血罢了。打倒经民联，踢走甄启荣，票投邓美晶，选一个真正支持劳工和穷人的斗士。

白田重建计划：无视人民利益！

根据白田村的重建计划，政府房屋署一鎚定音，决定于2018年清拆多幢旧楼、白田巴士站及白田商场。政府官僚主义横行，重建过程漠视居民的生活需要，也没有妥善安排白田商场租户往后的生计，令白田邨内民不聊生、民怨四起。

10月11日，笔者与社会主义行动区议会白田邨候选人邓美晶走访白田商场，接触当地的居民及租户瞭解情况。现时商场的大多数租户都迁出了，环境显得雕零。

赔偿了事 妄顾租户生计

政府一刀切全部商户赔偿12.1万，漠视租户想换铺继续经营的诉求。政府供租户选择搬迁至其他地区的房委会市档位，但这些舖位不是距离太远，就是舖位太细、人流稀疏的旧区，例如在葵青长青邨、屯门兆康苑、天水围领汇，甚至离岛区等。一家文具店店主林太表示：“他们让我搬到天水围的领汇街市，但街市的环境会弄湿我的货物，根本不适合经营。而且领汇年年加租，我怎会够那些大财团斗呀？万一租了一两年又被加租，我哪有体力再搬舖？”林太只好结业再另谋生计。

大部分租户十多二十年前花费几万元才投得一个档位，十二万的赔偿金额可谓少得可怜。我们向“人人鲜蛋”的档主黄小姐打探一下，她这档位十多年前以四万元投得，十二万赔偿对她来说只是聊胜于无。她经营了十多年，近年生意锐减，不足以维生，因此她要早上外出打工，下午开舖营业。

在白田商场的一间纸紥舖，摆放著各种拜神用品。由于其他档舖大多数已经迁离或结业，现在商场人流稀少了、生意惨淡，有时一天只有 30 元生意，店主陈伯（化名）准备“光荣结业”了。十八年前这舖位由另一个档主投得了，后来转手给了他做，但由于正式文件上写的仍是旧档主的名字，所以他什麽赔偿也没有。 他也没有拿生果金及退休保障。

聊了一会，陈伯开始怒气冲心，话题政治化起来，喊道：“现在这个政府四个字来形容──‘不知所谓’！各个政府部门互相推卸责任，只顾自己有粮出……后生仔无出路， 香港只有金融股票，打开收音机，你听听，日日都在讲股票！”

只顾偏袒财团 漠视居民生活

居民起初得知白田重建计划时，已经向政府反映意见，建议逐步清拆白田邨 1-3 及 12 座而不是一次清拆全部，而第12座因为有食肆方便居民，所以应该最后清拆。广记菜档的档主说：“12座有很多食肆，应该是最后拆的，现在拆了我们很不方便。”居民还提议政府安排白田商场的租户暂时到 12 座底层的空舖经营，避免白田商场雕零而造成社区真空。但政府房屋署不聆听市民意见，仓卒把白田邨的1－3座及12座全部拆除，逼令一众小商户仓卒迁出，令白田商场人流急剧减少。

居民要买菜的话，要近的话就光顾百佳捱贵菜，要便宜的话就必须坐车到北河街市及石硖尾街市。广记档主又道：“很多老人家连上落车都不方便，天天十分钟车程已好辛苦啦！”重建计划埋没了社区内的廉价商舖，但大财团却得到政府政策的保护。白田商场的百佳早前扬言生意淡薄要结业，房署减一半租留住它，但对待同在白田商场的合兴茶楼却无情讲，不愿减租，令其结业。

捍卫社区设施—争取廉价的社区商场

目前尚未知道政府的重建计划会如何处置白田商场，不能排除领汇（现时改名为“领展”）会进驻，联手抬高商舖租金，赶走小商户，然后让大型连锁店进驻。大财团垄断全港公屋商场后，令社区物价高昂，基层居民难以负担。社会主义行动及我们的白田邨候选人邓美晶要求保留白田商场，改建为租金便宜的社区商户，捍卫小商户和居民的权利，不要被百佳、惠康等大型超市垄断控制。这次事件突显了有必要民主监督市建计划及房屋署等官僚部门。居民及小商户需要建立民主的基层组织，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深水埗区议会的恶行

．十八区区议会每区浪费一亿公帑兴建面子工程，与地产商私相授受，无视穷人与长者的生活需要！

．急须增加託儿服务、福利及公屋的开支──区议会选举是我们反击的机会！

深水埗区议会有24名区议员，其中有17个议席由建制派（民建联、经民联、西九新动力）把持，另外7个议席则由右翼泛民民协则佔7席。

梁振英全港每区拨款1亿兴建地区工程，但在建制派操控底下，这些项目沦为面子工程。在深水埗区议会，建制派区议员沉少雄提出建设所谓“深水埗文化艺术中心”，完全脱离当区居民的生活需要。深水埗基层居民欠缺的是基本生活保障，一亿本应用于增加託儿服务、老人院等公共服务，而不是用在这些无用的工程。

文艺中心计划的一亿当中就有七千万用于建造费用和装修费，将整整5千多呎变成商舖收租。即使遇到居民强烈抗议，区议会还是强行通过。此外，观塘区议会通过了造价5千万的音乐喷泉、大埔区议会通过了造价5千万的许愿树广场（设计极似北京天安门！），花费大笔公帑却不能改善民生。

赶尽露宿者　打压小贩

根据官员的数字，深水埗区内有334名露宿者，实际上很可能更多。现时的露宿者以往大多在深水埗附近居住，在无法负担劏房及板间房的租金下，变得无家可归。在2012年只有35人获批综援租金津贴及5人获上楼。此外，建制派议员向来在地区与政府联手赶走路宿者。前年经民联的深水埗区议员李祺逢提出，所有天桥底要加设铁丝网及警告牌，阻止露宿者在天桥留宿，又要求政府尽快赶走他们。

官方数字往往都低估社区问题的严重程度，但连官方数字也指出，自2010年以来香港露宿者的人数上升了两倍。最近，一名“麦难民”（在24小时麦当劳过夜的无家者）妇女在九龙湾坪石邨的麦当劳过夜时，怀疑心脏病发死去，伏死在餐厅桌上。很多无家者在麦当劳过夜，因而出了“麦难民”这名字。

漠视白田居民诉求

另一重要的议题是白田邨重建计划。房屋署一次性将白田邨第1至3及12座拆除，无视居民逐步拆除及重建的要求，也将租户要求换舖的诉求置之不理，造成社区的真空。现任区议员、经民联的甄启荣也支持这项重建计划！

区议会制度的不民主

区议会委任制仍然存在，全港541个议席中，23%为非民选议员。建制派用小恩小惠拢络选民，令意识落后的群众在选举中发挥了较大影响力。中共在近两届选举大力强化投票机器，利用种票手段操控选举，扼杀了竞选过程的政治辩论空间。虽然立法会选举中泛民主派通常都拿到约60%选票，但十八区区议会却全部被建制派控制。

保皇党在区议会选举提倡“不谈政治、只讲民生”，但在政治议题上一定大力支持政府。去年建制派区议员在地区就大力组织反佔中大联盟，而十八区区议会都通过支持政府的假普选方案。可见，建制派不是不谈政治而是想避免在选举中有真正的政治辩论，以免揭破他们亲财团、亲政府的真面目。

另一事件也揭露了区议会的不民主。屯门居民已饱受堆填区污染之苦，极力反对“三堆一炉”政策，因此今年年初屯门区议会的建制党派在压力下全体反对。但是，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却在立法会急急投票通过，完全违背自己党裡区议员的立场！区议会的投票没有任何实质权力，只是一个伪谘询架构，扼杀了居民在地区政策的发声机会。

社会主义行动最重视的是通过选举运动接触基层群众和青年，切身了解工人阶级面对的困境。我们希望藉以选举作为平台，更响亮的提出社会主义的纲领，提高群众的意识，有机会的话 可以组织群众斗争，向政府施压以争取穷人的权利。如果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当选，她作为议员的行事作风会与现任议员截然不同。她会成为代表人民的间谍，将议会内建制派的权力关係和私相授受曝露于阳光之下，并号召居民抵抗这些政策。票投社会主义的基层斗士，送邓美晶入议会，将会是为真正变革而斗争的第一步。

感激各位：成功夺走保皇党五百票

我们会留在白田　令甄启荣恶梦成真

邓美晶在深水埗下白田选区获得1,152票，三票中有一票投给本人。在此感激每一位票投我的选民。虽然保皇党未被踢走，甄启荣成功以2,320票连任，但他跟上届比流失了两成选票（568票），实在令人鼓舞。

我的对手纵然当选，但他对得票结果还是不甚满意。我的得票率比上届民协候选人高出5%（由28%上升至33%）。深水埗区议会向来是民协的重镇，该党有著深厚的地区工作传统。本人的得票率比上届的民协更高，是为任职了廿三年的甄启荣响起了严重警号。可见，白田居民已忍够了现状。今届是他的区议会生涯以来，首次正式以保皇党的名义参选。他流失了选票，锐气定当受挫。

今届区选是雨伞运动后香港第一次的选举，选民愈来愈倾向票投一个能代表自己政治立场的候选人，政治视野超越了一条邨的范围。在选战中我坚定站在劳工民主的立场，支持全民退休保障、标准工时四十小时、公屋租金封顶、打倒中共专政，与反对这些立场的经民联（姓甄所属的政党）形成强烈对比。

兑现承诺：我会留在白田　持续抗争

我所属的社会主义行动会留在白田邨，建立我们的支持基础，与居民一起战斗，争取权益。我们会监察甄启荣议员。如果他又再经常缺席会议，我们会质询他何故偷懒；如果他所属的经民联提出反民主、反民生的政策，我们会组织白田居民将其阻止。

赛后回顾　我与对手的角力

社会主义行动的政治立场鲜明不晦，直接将选举连繫至反专制、反剥削的斗争。选举结果验証了这条路线的正确。地区工作故然重要，但我们不能堕入保皇党的陷阱，任由他们利用“地区往绩”来合理化自己欺压工人的政治立场。

起初社会主义行动决定由我参选时，不少为我忧心的居民跟我说，保皇党在区内势力庞大，因此我难有机会获得佳绩。诚然，我的对手依靠长年积月的蛇斋饼粽，加上依附著庞大的建制地区组织，成功稳住了一批基本盘。在各位居民的支持下，我撼动了这些保皇势力，但在短短半年的时间未能完全将其瓦解。今后我们一定要继续这场抗争，令白田出现一名为基层利益奋斗的地区代表。

虽然我的对手抹黑我主张“极端暴力社会主义”，又诬赖我的宣传失实，但这些保皇党的陈腔滥调并没有发挥任何效果。到了选举的中后期，当愈来愈多民主派选民惊觉到姓甄的跳槽到保皇党后，就断然摒弃这名民主叛徒。尤其年轻及中年的支持者，反过来更坚定支持我。有了这份坚定的支持，我们今后才能将长者居民也争取过来，一起赢得改变。

区议会政治化了！

在选举前，民主派不预期雨伞运动会推高他们的得票，而建制派甚至豪言选民会因为厌恶佔领运动而唾弃泛民。大部分泛民候选人因为害怕流失选票，都不敢在选举中打出鲜明的雨伞旗帜。但选举结果出炉后，我们见到即使泛民及伞兵淡化自己的政治立场，议席还是增加了廿五个，证明虽然泛民抗争力有不逮，但选民还是亟欲踢走建制派。无论是泛民还是建制派，都承认区议会选举愈来愈政治化。

政治觉醒的时代已经来临，只有清晰的反专制、反剥削的抗争路线，才能争取到广大选民的支持！

香港：社会主义的选举工程获得佳绩

“我们结果得到三分之一的选民支持，对此感到非常满意。”邓美晶称道。邓美晶代表社会主义行动（工国委香港）出选深水埗区议会下白田选区。对于工国委（CWI）的中港台支部来说，这次选举工程是一个里程碑，而且应可能从中为社会主义思想建立更强大的基础。

这次是自去年“雨伞革命”以来第一次的选举，因此是运动后群众情绪的试金石。社会主义行动去年积极投入这场运动，并主张有必要将群众斗争传播至中国，公开指出推翻中共专政的目标。

白田邨位于深水埗区，深水埗是香港最贫穷的社区，而下白田选区九成的选民都是公屋住户。邓美晶首次在该区参选就赢得了1,152票支持，可谓表现出色。而对手乃任职了23年的现任区议员甄启荣，他属于亲北京、亲财团的政党经民联。

邓美晶解释：“我对手是一条政治变色龙，由最初属于泛民阵营，后来多次转舦，现在加入了经民联。许多投票给他的人，都不知道他现在已经背叛民主阵营，并加入了个亲中共的政党。”

与很多其他区议员一样，甄启荣的支持主要来自较年老的一辈，往往依靠“蛇斋饼糉”网络维繫，与政治立场没什麽关係。社会主义行动的选举运动其中一项重点，就是揭露甄氏及经民联反工人阶级的劣迹，包括反对基本的民生政策，譬如全民退休保障和标准工时等。这种政治攻势明显击中了甄启荣的死穴，令其得票从上届2011年的2,888票跌至今年的2,320票，损失了568票。另一方面，邓美晶得票率为33%（1,152票），比起2011年时挑战甄氏的民协代表杨彧的28%（1,119票）要高。

外界曾有声音力劝邓美晶及社义行动淡化激进色彩，以免吓跑泛民中间选民。上述的选举结果就是对此的最佳回应。譬如，邓美晶的选举文宣、传单、横额、海报上皆印有黄色雨伞，清楚将区选连繫至去年的伞运。单单这点已令邓美晶的选举工程在全港独一无二。

就连一些被主流媒体冠以“伞兵”之名的团体或个人，在区选中皆纷纷淡化伞运，或收起与伞运的连繫，并在整体上淡化政治色彩。这些新势力获得了许多媒体焦点与公众支持，并最终夺得了约7万票，赢得了八席。但是，除非赢取议席本身连结至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否则并没有太大意义。不幸的是，这正正就是各个伞后团体的弱点，他们只是比泛民政治立场更模糊的泛民。

在白田，社会主义行动致力提出一个具战斗性的政治替代，令甄启荣的票仓出现一个大漏洞。因为选区重新划分，所以选民基数减少。甄氏的票数比上届下跌，而社义行动令倒甄票无论在得票率抑或得票数都有所增长。在选举过后，社会主义行动将会继续留在社区累积支持，并打算组织反对力量，准备在来届选举击败甄启荣。

雨伞因素

雨伞因素无疑在全港发挥了效果，使得投票率比起往届急升6%（从41%上升至47%），而多个建制派政党的议席数目亦都减少。建制阵营一直利用大量资源买票种票来垄断选举，今届十八区区议会仍是由建制派所操控。

“虽然区议会本身并不民主，但我们依然决定再次参选，原因是我们需要利用每个平台去宣扬我们的理念。”邓美晶说：“即使是泛民，在区选也是只谈地区议题，甚至派饼派米去收买选民，我们并不会认同。我们的选举工程主打广大的政治议题：反对中共专政、反对财团垄断、要求租金管制和封顶、落实全民退休保障以及四十小时工作週。”

“我的对手抹黑我为‘极端暴力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在整个选举运动期间唯一一宗暴力事件，就是他的支持者袭击我们的一名同志。”邓美晶继续道：“甄启荣攻击我们发动文革式批斗，但弔诡的是他才是亲中共的一方。这给予了我们机会去揭穿他的谎言，并且向公众解释社会主义的真正意义。”

社会主义行动的选举工程

“当我们决定参选的时候，我们强调主要目标并非选票，而是争取对社会主义替代的支持。”邓美晶指出：“不过我们的得票结果也很好！不只在于票数上，也在于支持者的踊跃程度。他们不畏惧建制派区内老大哥式的监视手段。”

选举运动为期六个星期，在这个7,500名选民的选区中，社会主义行动派发了超过4万张传单，总共十款，涵盖不同议题，例如全民养老金、租金管制、民主权利等。另外，我们也派发专为少数族裔而设的英文、泰加洛语以及乌都语传单。

选举团队进行家访活动，逐家逐户探访了全屋邨一遍，有些单位更是到访两次。选举工程中成功取得了接近700名居民的投票承诺，并留下联繫方式，让义工团可以在投票日前一週致电动员投票。在选举日当天，社义行动一共动员了49名义工，其中一半的都是首次参与社义行动的活动。在港没有投票权的难民支持者，在助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协助将社义行动的传单派发到每家每户的信箱中。票投邓美晶的选民大多都会仔细阅读这些文宣，并为运动提供很多正面的意见。

与2011年邓美晶出选元洲区时一样，今次社义行动与社民连组成选举联盟参选。与上次一样，社义行动以独立政纲参选，文宣也是独立撰写，但宣传品上印有两个组织的党徽。社会主义行动完全自主控制白田区的选举运动，同时在技术和法律等层面上得到社民连的大力支援。此外，社民连主席“长毛”多次亲自落区为邓美晶拉票，而该党亦协助邓美晶制作专业的宣传短片，在社交媒体上获得大量观看率（第一段影片的观看次数为71,744）。在财政上，社义行动完全保持独立，并为选举基金筹募了超过3万元。

由于上届社义行动还未成为注册社团，当时邓美晶因而以社民连名义报名参选，而今届邓美晶在官方选票上的政治联繫是社会主义行动。对社义行动来说，这次是双赢的合作。社会主义行动一方面得到社民连的重要支持，一方面发起了一个年轻有活动的选举运动，令双方互相受惠。

社民连另外派出五人参选，与上届一样全部落选。但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成败的条件并非由议席的得失衡量，而是运动有否提升群众意识，并为未来的斗争打下基础。但是，资产阶级与亲政府媒体利用社民连和人民力量的败选来宣告“激进政治”的末落，目的是误导群众，并向温和泛民招手。社会主义行动即使拒绝淡化斗争与政治，在白田仍可获得佳绩，就是对建制派舆论的最佳驳斥。

选举结果代表了甚麽？

过去，建制派之所以可以操控选举，主要依赖选民的被动和低参与度，但今次全港投票率都创了新高，削弱了建制派的操控能力。以建制派优厚的资源来说，今次选举结果可谓出乎意料。建制派仍然控制著全港十八区的区议会，但是这不代表他们获得多数支持。例如在沙田区，反对派赢得了过半数的议席，但是中共的代理人依靠著乡议局的当然议席来维持控制。

中共的选举机器将资源集中在一些关键地区，从而操控选票结果。民协的冯检基和民主党的何俊仁在“民主派”人士鎅票下败选，尤其是冯检基因选票被分薄而以些微票数落选。但同时间，建制派整体上却减少了议席，可见中共并不能隻手遮天，也可见北京碍于民情反弹，不愿意过于公然地进行选举舞弊。

在这个方面看来，今届区选结果对北京来说是个打击，因为如果区选的结果有利于他们的话，可以在来年立法会选举前先声夺人，准备夺走泛民三分之一议席的否决权。北京的政治目标是消灭泛民，以求为了加大对香港事务的控制，并打压反政府的力量。

民建联的议席由上届的136席减少到119席，而自由党由10席跌到9席，新民党则由31席到25席，同样遭受挫折。叶刘淑仪称选举受到“不同的政治气氛”所影响，甚至连中产之间都瀰漫著反政府情绪。在工人阶级社区中，这种情绪就更为强烈。在选举之后的分析，无论是建制还是泛民派别都承认这次选举政治化了，可说是为社义行动的取态作出了平反。

这政治化的现象是由下浮现上来的，虽然主流媒体极少篇幅报道，加上政府企图利用宣传抹除群众在伞运的集体记忆。纵使如此，正如社会主义者指出，去年的伞运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政府对开放民主寸步不让，使得反政府的情绪日增。同时劳动阶级和中产们受到高楼价、通涨、公共服务的恶化所影响，生活水平多年来停滞不前。

因此，即使区议会选举本身非常畸形而不民主，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愤怒还是被从中宣洩出来。投票率创下47%的新高，比起2003年反廿三条历史斗争时的44%还要高。

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本土派组织“热血公民”在选举中一败涂地。该组织派出参选的六人全数败北，当中更有两人未能达到5%的得票率，因此失去保证金。该右翼民粹组织主打种族主义议题，过去在网络虚拟虚世界中看似强大，且疯狂抹黑社会主义行动。但其选举结果证明，这类组织在现实世界中并无能力发起持续的运动。

白田邨选举运动的佳绩点出了未来可以怎样争取对社会主义替代的支持，而全港的选举结果再次对中共当局以及香港的资本权贵敲响了警钟。

香港：要求撤回网路廿三条

政府再次推出俗称“网络廿三条”的《2014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新增一条“传播罪”，将电子传播纳入版权法下规管。浪费公帑的创新及科技局通过后，政府打著保障业界权益的名义，实质上是打压网路传播及创作自由。政府在2011年首次提出网路廿三条时，面对群众大力反对，被立法会拉布阻止通过，令法案一直搁置至今。事件令梁振英政府面子受损，因此今次特首开腔鞭策建制派，表示要尽快通过条例。

今次政府再度推出法案时，为免民情再度反弹，作出了一些退让，将批评或评论某作品、评论时事、戏仿等目的，纳入豁免范围内。但是，如果二次创作品只是抒发个人感情或展示才艺，将得不到版权豁免。例如，演唱填上新词的歌曲并上载至互联网，有可能构成侵权。至于被网民经常使用的电视及电影截图，用户必须作出确认声明，清楚标识引用来源及相关资料，否则不获豁免。此外，认真翻唱、漫画同人志、串流打机、抒情改词等，统统都不获豁免，属于“网络 23 条”下的刑事罪行。

“不诚实使用电脑罪”是以言入罪

在网路廿三条通过后，版权人可就“侵权物品”作民事追究。而如果“侵权物品”损害版权人利益，则有可能须负刑事责任。此外，像无线电视这种影视霸权公司，也可以用违反合约条款为由民事起诉网民，意味著何谓侵权将由大企业来定义！此外，未来当网民的二次创作被界定为“刑事侵权”时，政府可以绕过版权人，用不诚实使用电脑罪起诉网民。其实这早在2005年时就有发生，当时一名网民上载三部侵权电影后，警方用上“不诚实使用电脑罪”及版权刑事罪提出控告。

政府警察早就想将“网络廿三条”与“不诚实使用电脑罪”混合使用，方便直接发动政治打压。这条罪美其名是保障网民免受黑客攻击或网路诈骗，实质上已沦为政治工具。去年伞运期间，不少网民因呼吁参与占领行动，遭警方以该罪拘捕。早前保安局明言，哪项罪名较易入罪就会控告哪条，显然“不诚实使用电脑”将是另一条“莫须有”的罪名。即使说即使到最后罪名不成立，单单警方有权扣留网民于警署达四十八小时，已经足以令网民提心吊胆，被迫自我审查。

根据保护网络自由的组织“键盘战线”表示，无线电视曾经要求政府将分享有侵权内容的超连结刑事化。虽然政府不敢立即公开答应此建议，但却承诺将会于“网络廿三条”通过后，考虑让政府和企业有权申请禁制令封锁“侵权”网站。届时港府会像大陆政府一样封锁网站。

泛民主派犹豫不决

为了顾及跨国企业的商业利益，加上美国近年加强打击盗版以强化知识产权的垄断，泛民主派在网路廿三条的立场上犹豫不定。根据建制派报章《东方日报》报道，美国领事馆、美国商会及部分本地的影视娱乐音乐企业，多次向本港不同党派议员施压要求尽快通过草案。公民党毛孟静坦言，被版权持有人及网民代表“夹实”。工党何秀兰表示，该党或全投弃权。而民主党单仲偕会建议该党支持草案。

美国近来与多个亚洲国家签署TPP，其中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加强知识产权的专利权，稳固科技及影视企业的资本垄断。虽然香港并没有参与TPP，但今次美方向泛民施压也是一脉相承的，可见为了维护跨国企业的利益，不惜打压民主权利。二零一零年，美国司法部曾考虑动用知识产权法例控制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指控他在网站发布机密文件侵犯版权。

社会主义者当然支持保障创作人和科研人员的劳动成果，确保成果免受抄袭或冒认。但是，现今资本主义政府的版权条例只是保障这些公司老板的利益。跨国资本恃著财雄势大，可动用资金吞噬知识产权的专利权，在这过程中知识产权被资本家掠夺，然后用来变卖、交易及牟利，创作人及科研人员的成果也得不到保障。

例如，根据Ernst &Young 和SNEP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艺人在流行媒体音乐平台上发行音乐，唱片公司和音乐平台共获得66.4%的收入，扣除各项税费后，制作人/词曲作者抽取10%，而剩下的留给艺人的收入仅为6.8%。这是一线艺人的待遇。可见，无论版权条例如何严苛，也不能保障创作人能享有劳动成果。

要求撤回网路廿三条

社会主义者要求撤回网路廿三条法案，反对网路白色恐怖和政治打压，也反对知识产权的资本垄断。只有同时在这两方面斗争，才能争得真正的言论自由。

在网路科技发展的年代，资讯传播自由与私有财产权的矛盾更为激烈。资本家一方面希望牟利而发展网路市场，一方面却要更严加阻止网路传播自由，可见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相矛盾。为了让知识和资讯得以自由传播，让人人方便取用，唯有将创作公司、科研企业和媒体公司公有化，由民主管理的公帑基金出资支持自主的科研、创作和媒体发布。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撤回网路廿三条，停止网路白色恐怖
打破媒体企业垄断，由民主监督的公帑出资营办公共媒体，确保真正的新闻及言论自由
反对财团垄断知识产权，将创作及科研企业民主公有化，由民主管理的公帑基金出资支持自主的科研及创作

香港抗议行动：反对阿里巴巴收购《南华早报》

12月19日（六），社会主义行动于《南华早报》公司进行抗议，反对阿里巴巴收购该报。社会民主连线亦有到场参与。示威者高喊“捍卫新闻自由”、“不要中共传媒王国”、“反对媒体垄断”等口号。

以下是社会主义行动的抗议声明：

阿里巴巴宣布以20.6亿元收购《南华早报》，并正在洽购《明报》，以金钱建立亲中共的传媒王国。

《南早》的编辑自主的空间进一步收窄，令新闻自由受到进一步威胁。《明报》去年发生前总辑刘进图遇袭事件，现在由亲中的《南洋商报》总编辑钟天祥接替刘进图，令人担忧报刊立场愈来愈亲北京。

马云作为中国企业阿里巴巴的总裁，与中共领导层关系密切，而中共亦希望透过收购媒体来控制言论和资讯。马云接受《南华早报》的专访时，表示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在1989年下令镇压“六四”是“最正确的决定”。而阿里巴巴执行副主席蔡崇信，希望《南早》用“另外一个角度”，“更客观”去看中国。《南华早报》由这种立场亲中的老板接任，实在令人有理由相信新闻报道将会受到限制。

近年，《南华早报》的高层与中共关系愈来愈密切。最近上任的总编辑谭卫儿曾任亚视新闻部副总裁，被认为立场非常亲梁振英。上任的总编辑王向伟更曾任吉林省政协，2012年中国发生湖南工运人士李旺阳“被自杀”事件，当时王向伟亲自删节报道，以极小篇幅刊登事件，更用威吓性的言论回应员工的质疑。种种事件见到《南早》的编辑自主不断受到打压。

此外，去年雨伞运动后，中国封杀《南早》网站近一年，近日才解封，阿里巴巴作为中国大企业，必然令该报自我审查以求被允许在内地浏览。《南华早报》是国际媒体报道中国消息及中共政策的消息来源，今次阿里巴巴收购该报，是为了让中国政府透过金权来扩大对国际传媒舆论的影响力。

社会主义行动捍卫媒体的编辑自主和新闻自由，反对中共镇压新闻自由，亦反对任何私人企业操控媒体，支持媒体企业民主公营。

“伞兵”区选制胜之后

去年为争取民主丶反对假普选的“雨伞革命”，无疑在香港社会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雨伞效应在今届区议会选举中发挥出来，令更多选民用选民表态，投票率被推至47%的历史新高，甚至比2003年反二十三条运动后的投票率44%还要高。

过去，建制派之所以可以操控选举，主要依赖选民的被动和低参与度，但今次全港投票率都创了新高，显然是雨伞运动将选举政治化，并削弱了建制派的操控能力。选举结果，而多个建制派政党的议席数目亦都减少。民建联的议席由上届的136席减少到119席，而自由党由10席跌到9席，新民党则由31席到25席，同样遭受挫折。甚至出现如民建联的大人物锺树根丶葛佩帆等下马，经民联梁美芬也差点丢掉议席。

但今届区选的重点仿佛不在这些传统政治势力，而是一众在雨伞运动后首次参选，并被主流媒体冠以“伞兵”之名的年青新人（他们皆非以传统泛民政党名义参选）。

大约60名“伞兵”共夺得超过8万票，并一举拿下8席。在资源优厚的建制派垄断下，“伞兵”的区选结果可谓出乎意料，这似乎令许多自雨伞运动以来被政治化及激进化的年青一代亢奋一会。尤其是温和泛民一直以来在民主运动中毫无建树，甚至充当煞车掣，这也反映了年青人希望在这些老旧泛民以外寻求一个新的替代丶选择。

从这方面来看，这是一个新希望，承载了许多民众的求变期望。但兴奋过后，这些新兴“伞后势力”实际上又是代表了甚麽改变呢？

在芸芸众多伞后团体中，最受触目的就是“青年新政”。这个团体在区选一共派出9人参选，并最终赢得1席，由出选黄埔西区的邝葆贤赢得2114票险胜，以39票之差险胜建制假独立的原任区议员刘伟荣。另外，参选黄浦东区的游蕙祯对垒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亦仅以300票之差高票落败。青年新政的成员在雨伞运动中并不显眼，其组织在运动结束后才正式成立，但其“年青丶专业丶本土”的形象迅速获得舆论的追捧，一度成为城中热话。

没有举伞的“伞兵”

可是，虽然如青年新政的一众“伞兵”和“伞后团体”源自雨伞运动，但在本次区议会选举中却纷纷收起雨伞丶避谈民主政治，仿佛要与去年的抗争割席。观乎青年新政得票率最高的两位游蕙祯和邝葆贤的共同政纲，所提及的只有“增加小巴座位”丶“解决红墈海旁臭味问题”丶“争取渡海小轮服务”等地区议题。“民主”丶“雨伞”二词竟然没有一次出现！不是说地区议题并不重要，而是他们根本没有将选举议题连结至政治制度的变革。谁说区议会与政治无关？十八区区议会去年就曾通过支持人大“八三一方案”，为政府制造虚假民意。

至于其他“伞兵”同样如是，譬如当选大坑区的“湾仔好日志”成员杨雪盈，当选后甚至否认“伞兵”标签，更表示考虑加入政府的地区管理委员会。另一“伞兵”，最年轻当选区议员“沙田社区网络”的黄学礼，本身在学时期为“中大本土学社”成员，但在区选中大搞派粽丶量血压丶旅行团等“蛇斋饼粽”等建制派式的活动吸票！

虽然无论建制或泛民的传统政党皆表示，今届区议会被政治化。但吊诡的是，各个当选“伞兵”不约而同地表示选举中并无将重点放在占领运动，原因是害怕市民会抗拒。淡化政治立场，不提政治纲领，没有远景，这些“伞兵”在政治实际上只是立场模糊的泛民翻版。在香港民众求变心切的时代中，或许单靠年青新颖的形象就能暂时内充填这个政治真空。但是，没有清晰的纲领和抗争路线，挑战现时的专制制度和资本建制，长远而言他们并不会带来实质改变。

区议会选举一落幕，各路人马经已对来年立法会选举虎视眈眈，包括年初因汤家骅辞职而出现空缺的新界东立会补选。当中最备受争议的是青年新政有意角逐立会补选。由于传统泛民早以“内定”由公民党派员参选，青年新政要求泛民举行初选，决定由谁参加补选，以免分薄民主派的选票。泛民势力因为感到受到威胁，因此动员《苹果日报》等媒体对其口诛笔伐，特别指该组织召集人梁颂恒过往与中联办有密切关系。社会主义者当然认为任何党派都有权参选，并不认同所谓以道德原因“让贤”某党参选。由于青政立场模糊，也不曾提过雨伞运动期间作出怎样的贡献（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因此惹来群众的不信任。

青年新政纲领与自由党无异

青年新政在选举期间淡化自己的本土政治立场，但从其官网上的政纲却可以对此组织的取向略窥一二。

在移民政策方面，该组织要求新移民考核“粤语及正体字”或英语，以及通过有关香港历史和文化的考试，才予公民权及香港藉。这些政策与欧洲极右排外政党如同一辙，难怪他们早前积极参与反肖友怀的排外游行。

至于经济政策方面，青年新政支持“政府不干预市场操作”的自由市场，甚至在福利政策上主张要“收紧福利门槛”丶认为公屋轮候时间过长是因为“部分无迫切需要人士霸占资源，令最有需要的人士被迫租住劏房”。至于长者贫穷问题，青年新政有文章认为“强积金计划对社会有意义”，认为只需要改革而非废除，退休保障只是充当辅助角色，甚至指全民退休保障会造成青年及劳动者沉重的经济负担，又说全民退休金会不分贫富派钱导致资源错配。若非看到党组织名称，大家甚至会认为这是民建联和自由党的党纲呢！

在危机日益严重的香港，民众求变心只会越来越强。但要带来真正的改变，需要的不是立场模糊而飘忽的新鲜面孔，而是组织起基层劳动者的政治力量，并建立反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替代政治才是出路。

维珍罢工：空中服务员抗议公司裁员

12月19日，约40名维珍航空空中服务员聚集在香港国际机场，抗议维珍航空上月初宣布裁减51名空中服务员。是次行动在晚上约八时进行，在工会带领下员工首先向机场的乘客派发传单，并在机场游行大声疾呼“维珍航空无阴公”、“停止对冲”、“还我血汗”、“立即谈判、不能再拖”。员工手持标语，痛斥维珍航空老板理查德．布兰森是一名大骗子。

工会强烈要求资方尽快与工会谈判，并反对公司利用强积金对冲机制，规避员工的遣散费和长期服务金，并且工会表示于12月21日至明年1月1日期间，随时发动“野猫式”罢工行动。

社会主义行动完全支持工人的抗争诉求。我们记者到达抗议现场，访问了数名空中服务员。

记者：今次抗议的主因是什么？

李小姐（工会成员）：当然是反对公司裁员。过往经历很多艰难的日子，例如是03年爆发SARS，911恐袭、08年金融风暴，上年也发生了因悉尼航线经营困难，公司要求员工离职或接受无偿上班、减薪、停薪留职或转为兼职等方法共渡时艰。我和其他同事一直也是对公司不离不弃，作出很多牺牲，但意想不到的是公司可以这样无情。这次裁员连给予员工选择的机会也没有，有的只是一封电邮和两张Powerpoint幻灯片，就宣告工作10年或甚至超过20年的员工被裁员的事实。我实在感到极度愤怒和失望。我在维珍航空工作了15年，我试过接受半年无偿上班，自愿转去兼职令收入减少一半，又试过涷薪仍坚持工作，我感到公司非常无情。

记者：维珍航空空中服务员的工资如何？

李小姐（工会成员）: 如果是全职的空中服务员，底薪是12,000元，后加每飞一个航程有230英磅的膳食津贴，每个月大约有3至4次飞航班的安排，而兼职底薪则只有6,000元，兼职更是每隔一个月才有飞航班的机会。老实说，这薪金已是非常低了，其他航空公司的膳食津贴可以是我们的一倍，但很多同事仍想与公司一起奋斗，没有考虑转去其他航空公司。

记者：你在维珍航空工作了多少年？你觉得公司为何会下令裁员？

温小姐（工会成员）：我工作了16年。其实公司一直在削减资源，香港至伦敦这航线，最高峰期是有200位空中服务员的，现在减剩30人，航机上8位空中服务员减至6位，工作量不断加大。公司有意要裁减资深和富经验的员工，然后聘请新的空中服务员以节约成本。在英国我们的母公司就是这样，但其实我们经验丰富，如果在旅途中发生紧急情况，如有乘客晕倒需要医疗协助，我们可以更有效处理这类突发事情。我们可以为乘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不是经验尚浅的空中服务员可以一下子就能胜任的。公司向我们开刀，其实是影响巿民乘客安全和服务的。

记者：你们最感到愤怒的是什么？

李小姐（工会成员）：公司利用强积金对冲机制，令我们辛苦多年的长期服务金被抵销。我为公司工作了15年，到头来被裁员后，我计算过我连1元长期服务金也没有，689梁振英本来上任时承诺取消强积金对冲，现在我们被裁员了，血本无归了，是否要迫我去领综援？公司又诸多藉口推搪与我们或工会坐下来谈判。公司曾经在关闭悉尼航线时向员工许诺不会再裁员，18个月后就反悔了。

梁小姐（工会成员）：公司曾经历3次低潮危机，要求我们为公司设想，接受无赏上班、转为兼职等等措施去为公司继续并搏，其实公司有意要员工转去兼职，因为底薪会减少一半，所以裁员时，能保证计算下长期服务金会被强积金对冲全数冲走，一毫子也不需要向员工支付。空中服务员的退休年龄大约是40岁左右，我已不再年青，也恐怕找不到工作。家里并不算富有，也有小朋友要照顾和承担租金的开支，生活实在迫人。现在突然失去工作和血汗钱，我感到非常仿惶和无助。

沸腾的初冬

刚刚过去的十一月被称为有史以来最热的十一月，根据天文台相关资料，十一月的平均温度为24度，比正常水平高出2.2度。一般而言，十一月的正常日间平均最高气温为24.1度，可怕的是，过去整个十一月似乎连最低气温也没比24.1度低多少。种种迹象显示，全球暖化问题在今年全球各地──包括香港－－都将来一次充分的“火力展示”。

暖冬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圣婴现象的影响令南中国海水温异常的高，同时北方的冬季高压减弱，未能将冷空气自北推往香港。然而更令人忧心的是全球暖化对香港最直接的影响，第一是令七八月的日子热上加热，上世纪香港的平均气温上升了1.2度，是全球平均上升幅度的两倍。此外，更可能包括海平面上升最终令香港“陆沉”。这绝非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假如全球平均气温上升4度，海平面就会上升9米，足以淹没港岛北岸及九龙等市区。而现时的巴黎气候峰会上，仅仅讨论如何将气温升幅控制在2度以内都已经令各大国互相倾轧扯皮了。

对于气候环保问题，香港政府与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政府一样，热中于将责任推到个人层面，千方百计要把包括你我在内我的个人塑造成环境问题的元凶──比方说政府的宣传广告上一直强调叫你节约用电，叫你“惜食”，鼓吹所谓低碳绿色的个人生活方式。社会主义者一直强调，个人自发的环保自律生活固然值得鼓励和称道，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始终是政府的政策和经济运作的模式。举例而言，香港政府鼓励个人节约用电无可厚非，但过去到现在都没有老老实实的指出家用电量只占全港用电量的25%，工商业用电量则占了超过70%！这就意味著在个人层面而言，那怕全港市民下班回家之后茹毛饮血一点电都不用，最多也就只有“节约”掉25%的用电量，真正“大宗”的用电量却是雷打不动稳如泰山。电力公司对商业用户“用电愈多电费愈少”这种鼓励浪费的荒谬设定也是在各方声讨围剿下近年才予以取消。

根据乐施会的资料显示，香港的人均碳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如果将城市排碳及入口运输计算在内，香港人均排碳量是世界第二，仅次于卢森堡。而电力公司──尤其是中电－－更一直借环保减排为名大加电费，而其减排方案亦不外是增加石油或天然气，甚至是核电厂的发电比例而已，实际上能有多“环保”？此外一直为外界所忽视的一个严重排放污染的区域－－船舶燃料排放问题从来都未有得到重视，香港作为世界最高吞吐量的货运港口之一，港口和外海都吸纳了大量的货轮，当中不乏数十万吨级的巨型远洋货轮。这些货轮上那超大功率的引擎发动机基本上只能采用最粗糙的柴油，其排放量可想而知，而政府对此却是放任自流。

另一方面，香港的城市设计过于挤迫，市内缺乏公园广场等散热空间形成的热岛效应亦加剧的全球暖化对香港市内的影响。特别是中区至中西区一带林立的商业大厦玻璃外墙，加上狭窄得令人窒息的街道（街道上还堆满了汽车！），阳光和热辐射在大厦外墙来回照射，几乎就是一个巨型温室了。针对这一状况，各团体提出将德辅道中划为行人专区，只让电车从中贯通而行，这个令不少人眼前一亮的方案，政府却表现出一副意兴阑珊的冷漠态度。沸腾的初冬，反而更令不少人怀念起去年无车驶过的占领日子。

当然，我们很清楚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涉及的是一个国际层面的议题，香港也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修小补改善一下城市环境，召开过二十多次的气候峰会，在各国各怀鬼胎的小算盘之下再召开二十次也不会得出甚麽实质成果。唯有将全球跨国的能源公司乃至所有大企业收归公有，置于民主管理底下，才可以以再生洁净能源取代石化燃料及核能，大力发展廉价的公共运输系统，民主理性规划城市设计。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一天不倒，未来的世界都不会好。

白田居民的心声

受访者一：雨雨（学生）

最初接触社会主义行动，是在街头接单张。直至有一天，他们来到家访，我才知道他们参加区选，产生了兴趣。我便开始上网搜寻关于他们的理念，也很认同他们的政纲。

当我发现甄启荣是保皇党，便很想踢走他。他用“蛇斋饼粽”来得到一些老人的支持，但大多数的居民没有受惠。我讨厌这种所谓的“服务”！我支持社会主义行动，除了他们的立场很鲜明外，也有不同方面的政纲，例如争取改善视障人士的生活等。

我觉得选举成绩非常好，很鼓舞，甄启荣流失568票，见到这场选举真的打击到他，令他自乱阵脚。

例如，社会主义行动指甄启荣于区议会的出席率只有53%，他立即否认。我真的自行上深水埗区议会网页计算他的出席率，真的是53%！ 甄启荣不断说谎，又用尽各种手段去阻止对手摆街站，真的非常离谱。社会主义行动的朋友们，加油！

受访者二：叶小姐（售货员）

我早在这组织参选前已认识他们，在石硖尾数次的街站上遇见，也买过他们的刊物。直至选举，间中也有遇到他们的街站。

我一直也有留意新闻和立法会的投票纪录，建制派真的是不知所谓，巴结中共，可以在议会内有决定权，向有权有势的人利益输送，造成官商勾结。

我约十多年前居住在深水埗的劏房，那时候租金已经非常贵，一百多呎的单位便要月租3千多元！最后我上了公屋，搬往白田邨，但不是每个人也可以成功上楼的。所以房屋丶地产霸权丶租金管制问题也是我所关心的。

回到白田邨，我认为新设的2E巴士站其实不应该设于伟伦街车房对出的位置。伟伦街的马路本身经已不阔，加上很多居民会在非红绿灯的位置过马路，再加上垃圾站位置已有104巴士站，马路非常拥挤。若果再于对面线增设2E巴士线，就更容易造成交通意外！

受访者三：May Ip（长者清洁服务员）

最初认识社会主义行动，是得悉邓美晶在白田邨参选。为什麽我会支持她？我最初也不知道原来甄启荣在这区做了廿多年，直至看过社会主义行动的文宣才知道。其实我住在白田邨多年，只见过他一丶两次。我认为，不只是白田，所有香港市民都在求变，因为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差，建制派区议员依靠“蛇斋饼粽”当议员几十年，又做不到实事，非常讨厌。

抗议政府及保皇党妖魔化难民

最近，不时在报章丶互联网上听见 “假难民”一词，他们都声称来港的难民越来越多丶指责难民是滥用免遣返保护声请机制（下称免遣声请）来港抢占资源丶加重纳税人负担，并且造成罪案率上升等等的社会不安因素，但这一切都是谎言和抹黑。

极少数成功寻求庇护

根据入境处数字，香港现时平均每月28.5宗难民进入香港并提出免遣声请，累积数字已经突破一万宗。《东方日报》等无耻的建制报章天天渲染“假难民”数字上升，指有集团协助印度藉人士非法闯关。其实这些被拒入境者根本没有申请寻求庇护，只是无耻的传媒将其混为一谈。

事实上，多年来政府处理免遣返声请的进度缓慢，难民平均等候审批时间动辄十馀年。保安局指一般难民平均留港只有二点七年，明显与事实不符。缓慢的审核机制害苦了不少难民，他们在港多年已经落地生根丶组织家庭后，一旦政府审核后否定其难民权利，他们就会妻离子散。

过去二十年通过入境处申请并确立为难民身分的只有两宗，成功率为0.016%。其馀的只能持行街纸“苟且偷生”多年，还要每周至每月到入境处报道，人身自由惨被剥夺。

在港难民是没有工作权利的，打黑工要坐牢十五个月。他们被迫依赖每月微薄的现金食物券去领取食物，住房津贴更只有每月的$1,500，香港高昂的房租下令难民只可选择由猪场改建而成的寮屋和贫民窟。今年一月更有难民因铁皮屋发生火警而丧生。难民没有居留权，连基本教育丶医疗等福利也没有。可见，今天在港难民并不是本港福利的受惠者而是受害者。

保皇党煽动反难民舆论

在港难民面对生活处境艰难， 同时他们又被右翼和建制政党不断政击。民建联葛佩帆最近向保安局施压，将公帑负担加大丶社会治安等问题归疚于难民身上，而自由党更向当局提出取消“行街纸”丶削减难民津贴丶建设“禁闭营”等措施。保安局在双重夹击下，已表示积极考虑堵截非法入境丶加快审核程序以驱逐难民丶设立津贴上限等措施。这些虚伪的政党一方面指控抢港人福利，却又永远反对有利民生的政策通过，支持将公帑赠予大财团兴建大白象工程牟利。兴建高铁的844亿足以援助难民300年！保皇党只是利用种族歧视来转移视线，无论是本地人还是难民，基层人民不要被分化，将矛头对准与民为敌的政府和保皇党。

保皇党及建制报章大肆标签难民皆为罪犯。要知道，难民没有工作权利，又经常受到业主和警察欺压，他们生活没有希望，极少数为寻求保护以及打黑工的途径，走上冒险之路加入黑帮。保皇党就将其无限放大，就如他们抹黑新移民骗综援和公屋一样。如果可以过正常生活，有谁愿意活在暗无天日底下？

社会主义者反对设立难民禁闭营，这种囚禁难民的方式是彻底反民主丶反人权的，只能令难民更隔绝与社会，造成更多治安问题。各国的难民营往往环境丶衞生及医疗设施恶劣丶内里并没有人权可言，而且会成为种族主义者（例如自由党的外围组织甚至是极右本土派）针对攻击的目标。两个月前，瑞典难民营就发生了三宗纵火案。不要以为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可以阻止港府设立禁闭营，专制者为了打压穷人往往不惜践踏法律！难民必须组织抵抗政府的暴行。

去年，难民联会因抵受不住援助资源被外判公司“国际社会服务社”（ISS）克扣，发起200日占领行动，最后成功迫使政府退让，改善了食物援助的机制，因此难民的斗争自信和经验大大提升。政府及建制派现在感受到威胁，开始加强攻势抹黑难民，以免他们获得更多本地人的支持。未来一段时期，难民要有更强的组织力和政治意识，准备迎战统治阶级的进攻。

全球难民危机 剑指资本主义崩溃

“假难民”一词是以堆砌抹黑的手段去合理化政府歧视和打压难民的政策。香港今天贫穷人口超越130万丶租金房价高企令年青人苦无出路时，我们应该认知到政府和财团的剥削才是我们生活困苦的根源。团结本地人与难民要打破种族的围墙，共同斗争，彻底地将制造贫穷丶压迫的制度向公众进行展示和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