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社会主义行动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 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六

2E新站易生意外　要求新站设于伟伦街长凳位置

政府将于伟伦街加设来往白田邨和九龙城码头的2E巴士站，此举所引起的交通安全问题令不少居民疑虑。

新设的2E巴士站将设于白田邨口消防通道对面（伟伦街中段）。可是，由于伟伦街本身已经非常狭窄，在去年底因为重建工程改路，已将104巴士站移到邨口的垃圾站位置、2E则由行驶南昌街改为驶入伟伦街，进一步减少行车空间，威胁道路安全。最近就发生了两次轻微的交通意外。

伟伦街中段没有行人过路处，很多居民会在没有斑马线的地方横过马路，尤其是老人、妈妈带著小朋友过路时，当有车辆高速驶过，实在险象环生。若果再于104站对面增设2E巴士新站的话，必定会有更多人横过马路，一旦司机看漏眼，就会发生撞倒人的交通意外。

替代方案：伟伦街长凳位置

不少居民提出，新站其实可以设于伟伦街的长凳对出位置，此方案的巴士上落位置不但更有较大空间，亦与垃圾站处的104站有一定距离，减低交通意外风险。这样，在伟伦街的小商户及私人楼居民也不会因店外新设巴士站而受到影响。

停止政治恐吓　我有投票自由

新站的位置妄顾安全，亦会危及伟伦街小商户的生计，导致小店结业，但保皇党还是执意推行，恐怕是另有政治目的。白田邨伟伦街中段的其中一间商舖老闆曾在选举期间公开支持二号参选人邓美晶，并于店内贴上其海报。他最近表示，在选举结束过后，一个月内曾有三名男子分别到他的店舖，向他表示“因为你之前支持邓美晶，所以新的巴士站会在你（舖头）门口。”我们强烈谴责政治恐吓行为，我们捍卫投票自由，任何人也有权表达不同政见，不容任何政治威吓！

铜锣湾书店老闆店长逐一失踪　白色恐怖加剧

在香港售卖中国大陆“禁书”闻名的铜锣湾书店在近月间先后有5名店长、职员、主管神秘失踪！据悉早在去年十月，书店母公司巨流传媒的股东和经理桂民海、张志平与吕波在大陆及泰国，以及店长林荣基相继失踪，被指遭中国方面拘禁。而及后十二月底，书店股东李波在香港失踪，其妻子报警求助，由于李波是在香港失踪，人却后来出现在大陆，而没有出入境纪录，因此事件被指是中国人员越境执法，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铜锣湾书店出售的，是在大陆买不到、无法出版发售的政治“禁书”，尤以销售中共时政和高层内幕书藉而著名，经常有中国大陆游客光顾，亦成为大陆人获取官方以外政治资讯的一个途径。

在铜锣湾书店出版的中国政治禁书中佔全香港的三分之一。此次书店五人接连神秘消失，有报导指是当局企图要阻止桂民海的新书出版，公然打压出版自由。

近年来北京试图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假普选、网络二十三条等恶法，铜锣湾书店的失踪事件可谓是中共专制箝制香港民主自由最新的政治打压。而在中国，过去一年就有超过三百名维权人士及律师被捕，亦掀起了新一轮的白色恐怖。

由于书店成员集体失踪事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民间社会相继组织起抗争行动，令本身三缄其口的港府不得不开腔回应。保安局表示会追查事件，虽然这只是敷衍式回答，但显然这是受到巨大的社会压力下的影响。而事件后来出现的疑似李波的传真表示“以自己方式到内地”，以及李妻的突然销案，均是中共的惯常伎俩，以恫吓和威迫手段试图平息事件，这亦是政权受到抗争压力下的结果。

铜锣湾书店的失踪事件与出版言论自由紧密相连，亦显示香港在中共一党专政下无法独善其身的道理。社会主义者捍卫出版、结社、言论自由等基本民主权利，并要求当局释放所有异见分子及政治犯，解除党禁、报禁。未来的抗争需要更有力组织起来，团结中港两地的斗争共同结束中共暴政。

彼特达林被捕标志著中国镇压进入灰暗的新阶段

1月3日，瑞典籍人权分子彼特达林（Peter Dahlin）被中国公安拘留。较早前官方报道指，居于北京的达林被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拘留，他的妻子同样被捕。这案件代表著习近平的专制镇压进入令人心寒的新阶段。此前香港五名书商被中国公安绑架，包括一名瑞典公民桂民海在泰国失踪，五人现正被拘留于中国。

两周以来瑞典当局被拒绝接触达林，中国方面拒绝透露他是否被拘留，以及他能否获得罕见疾病的药物。与很多其他被国家镇压的受害者一样，他不被允许会面律师。中国当局这些做法违反国家协议。“拒绝领事通信是直接违反中国法律以及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再者，当局持续隐瞒彼特的下落，可以造成强迫失踪，违反国际法。”彼特所属的非政府组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的声明表示。

达林的案件显然不是个别事件，而是与中国今天两个趋势有关连的：一、去年七月开始大量人权律师及法律助理被逮捕，二、习近平最新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这法例是用来封锁受海外资助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并进一步废其武功。

这些都是中国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镇压措施中的一部分。正准备在瑞典国会举行抗议、要求中共释放达林的赵大华表示：“在习近平统治下，中国进入镇压拘留的黑暗之夜。 ”

“（镇压的）目标是公民社会、博客、劳权分子和其他挑战独裁体制的人士──包括那些在体制内行动、没有违法的人。政府想展示它可以为所欲为，不用理会其他政府和媒体说什么。”他表示。

中共独裁体制愈来愈恐惧群众动荡可能将会发生──镇压无疑与最近的经济不稳──所有团体被以民族主义的修辞标签为“西方价值”。因此，像达林般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分子成为中共大造“反外国人”文章的对象。“彼特作为外国人，表明著专业法援人士在中国被打压的程度大大提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发言人向《纽约时报》表示。中国官媒报道协会是“美国非政府组织”，而协会则指这是完全不符事实。

镇压加剧 

自七月以来，超过三百名律师、律师事务所职员以及其他活跃分子被拘留及审讯。上周，十名律师被控严重罪名，意味著预料会被判有罪。在中国司法系统里，98%的被告会被判有罪──在高调的政治审判中则是100%。

英国《卫报》发表一封由20名国际律师及法学家撰写的公开信，表达合理的恐惧──被拘留的律师曾面对“高风险的酷刑和其他残酷而不人道的对待”。

“颠覆国家政权”

最近十名律师及法律工作者面临“颠覆国家政权”──这些指控极为严重，可判终生监禁。诺贝尔得奖者刘晓波在2009年被判监十一年，当时被控的罪名是相对较轻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是习近平在国家镇压上加重注码的措施。

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包括曾为“女权五姊妹”（她们去年三月被捕后引起全球抗议，期后获释）辩护的王宇、她的丈夫包龙军，以及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创办人周世锋。锋锐律师事务所因为涉及敏感案件，例如协助2008年毒奶粉事件受害者，因而激怒了中共政权。

活跃分子大华表示：“锋锐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团队现正被独裁者粉碎，这是大规模杀一儆百的诡计。”

达林的案件与当局迫害人权律师关系密切。他的朋友表示他在被捕前已经开始担忧。“在被拘捕几天前，彼得的名字在对一名人权律师的审问中被提起。”他的同事说。据瑞典的电台消息指，达林现被控“金融犯罪”─可以指任何中共政权不同意的行为。

香港绑架案

香港五名书商失踪事件触发起抗议行动，亦造成了香港政府的政治危机。事件代表著北京的镇压升级。与达林被捕一样，这事件标志著习近平镇压“全球化”，接近无视海外政府会如何反应。五名专门售卖关于中共领导层花边身边书籍的书商，过去四个月在诡异的情况下失踪。据报道他们计划出版关于习近平性生活的新书──可能因此而令他们被绑架。

新书的主脑桂民海，据其女儿表示，去年十月在泰国被非法绑架。泰国军方与北京关系密切。上周桂民海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出现，明显是依著讲稿哭著说他是自愿留在中国，呼吁瑞典政府不要介入。他也表示不希望有抗议和被媒体恶意炒作。

桂民海现身于电视的画面上，情况就有著史大林大审判的一切特点──欠缺任何逻辑和可信性。他声称自愿回到中国就十年前的一宗因致命车祸而被判缓刑两年的案件自首。但为什么他要路经泰国呢？为什么他四个月行踪不明呢？而如何解释桂民海的四名同事同时失踪呢？众所周知中国当局经常用以下手段：除了酷刑、未按法律程序的关押及其他施压手段之外，如果被告人愿意“合作”招供认罪，可以获得较轻的惩罚。有研究显示，95%的诉状中带有浓厚的供认色彩。

瑞典缄默不言

中共独裁政府的流氓手段，以恐吓勒索的方式来诬陷敌人，也延伸至对待其他国家政府的关系。《纽约时报》报道指，瑞典当局在达林失踪及被捕事件上缄默不言。同样，这不是个别事件，而是顺应整个趋势。瑞典政府竭力避免得罪北京而招致经济惩罚。挪威的经验就是一桩案例，该国颁发诺贝尔奖予刘晓波后，中国冻结与奥斯陆的政治关系，并威胁会杯葛挪威产品。及后，挪威为了讨好北京，拒绝藏族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到访。英国总理卡梅伦在2012年与达赖喇嘛会面触怒北京后，承诺不会再犯。瑞典总理施特凡．勒夫文在去年到访中国时做得更彻底，一名记者多次报道，勒夫文拒绝以“独裁体制”称呼中国，改称之“一党国家”。

一定要在国内及国际上作出抵抗中国的镇压升级以及最近的抓捕浪潮。在这场斗争中，中国活跃分子只能依赖世界各地的活跃分子及基层劳动者的支持和同情。讽刺的是，中共政权宣传外国资本主义政府想削弱它及在中国挑动抗议，但同时这些政府被证实是维稳的可靠盟友，不会向暴虐的专制镇压作出抗议。

抗议行动：不满瑞典政府漠视彼特达林被捕事件

1月20日，瑞典社会主义正义党（CWI瑞典）在瑞典国会门前举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国当局抓捕瑞典籍人权活动人士彼特达林（Peter Dahlin）以及香港政治书店的书商桂民海等五人。

1月3日，瑞典籍人权活动人士彼特达林被中国警方抓捕，罪名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1月19日，达林现身于中央电视台画面，称自己对被捕“没任何不满，获公平对待”，表示自己“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明显是受威胁下依稿照读。彼特达林身体状况堪忧，是否得到有效的治疗尚不得知。对此，瑞典政府态度暧昧，闪烁其词，不愿意表态。

“中国已经进入了镇压人权人士的黑暗之夜。”示威的组织者，社正党华人党员赵大华指出：“中国政府想通过镇压社会上的公民和劳权人士维护其独裁统治，并且不顾忌群众不满和批评为所欲为。”

社正党瑞典籍党员Per- Ake指出：“中国和瑞典之间有大量的经济贸易往来，瑞典政府最关心的是在华商业利益，而不是自己公民的权利或者中国的人权状况。”

抗议结束后，赵大华和Per- Ake 前往瑞典外交部代表CWI瑞典支部和中国支部递交抗议信，抗议瑞典政府漠视彼特达林的状况。

三大重设2E新站的理由

自从去年底2E站因为白田邨重建改道（由瑞田楼站搬至安田楼），白田的确需要一个2E巴士站，方便居民在区内上落。可是，保皇党区议员甄启荣仓卒推行新站，位置没有谘询过大多数居民，也没有权衡不同人士的利益。甚至至今很多居民还是未知道新站位置，更莫说其位置带来的危险。

保皇党议员行事作风一向专横独断，只求草草完工，好让自己拉横额出来炫耀自己“成功争取”，但事前没有周详考虑符合整体居民利益的计划。面对反对居民的意见和质询，甄启荣的唯一回应是指控我们“极端偏激”。这就是他一贯对待异见的态度。

新站酿成交通黑点

2E新站位置令该处沦为交通陷阱！该处伟伦街马路极为狭窄，两泊又停泊校巴和的士，2E巴士非常容易与对车巴士磨擦碰撞。2E新站位于104站的正对面，在拥挤的环境下令危险程度火上加油。此外，2E新站位于消防通道对面，乘客下车后很自然在无灯位的地方横过马路，极为容易酿成意外。

社会主义行动提出新站应设于伟伦街长櫈位置，因为该处马路宽敞得多，只要修建一个凹位让巴士停泊即可。第一，此位置避免了与对头车碰撞的危险；第二，该处就在交通灯过路处旁边，乘客下车后可以横过过路处回家。

甄启荣质疑这位置会造成交通阻塞，其实修建凹位只属小型工程。甄生所属的政党经民联，在区议会提出动用一亿元，兴建不切实际的“深水埗文化艺术中心”，现在居民只是要求花点资源改善交通设施，为什麽要怕麻烦呢？

抵抗政治恐吓

甄启荣指控社我们“包庇支持佔中”的店舖，但事实上是保皇党要向异见者进行政治报复。

有店主表示曾经收到恐吓，有人到他的店舖说“因为你之前（选举）支持邓美晶，所以新站会喺你（舖头）门口”。保皇党将社区政策公器私用，变成政治报复的工具。我们强烈谴责此等政治清算行为。任何人也应享有表达不同政见的权利，我们捍卫投票自由，不容政治威吓！

2E新站落成后，白田购物中心一带的小商舖生意受到影响，因此多名店主都联署反对新站，要求重设于更合适的位置。甄启荣选票至上，因为店主大多不是白田居民，就无视他们的权利。地区小店让居民有更便宜的选择，若果它们结业的话，居民只能光顾石硖尾邨的大型连锁店。居民与小店的利益乃是一致的，大家理应团结起来对抗保皇党的不义政策。

初一旺角爆发“夜市骚乱”

农历新年初一，警察强硬赶走夜市小贩，激发群众不满，酿成猴年夜市骚乱。警察高调打压旺角朗豪坊一带的熟食小贩，显然有意展示警队作为镇压机器的权威。事件与民众爆发冲突后酿成骚乱。警方拘捕至少五十四名男女，而警方发言人表示会陆续逮捕更多人。据媒体报道，受伤人数超过120人。

农历新年期间的小贩夜市一向是香港传统，但政府自去年起，开始大力打压所谓“无牌经营”的小贩，不再如以前般在新年期间放宽管制，激发广大市民不满。今年政府变本加厉，对此不满的民众更有准备地动员起来支持小贩，在旺角街道充斥对峙的火药味。

晚上十时多，食环署人员在驱赶小贩期间，被大批不满的民众包围，开始酝酿冲突。至十一时许，警察施放胡椒喷雾及挥动警棍袭击示威者。零晨二时，当示威者于亚皆老街向警察抛掷杂物时，有警员突然向天开出两枪，再用枪指向民众，令群众的愤怒上升至顶点，促发一连串的暴力冲突。香港警例对警务人员使用枪械有严格规定，并且不容许人员以向天开枪作为示警方法。开天枪事件意味著警权再一次冲破界限。

警察重演前年雨伞运动时的场景，不但多次出动胡椒喷雾，多名市民被围殴十多秒至头破血流，受伤倒地。凌晨四时，一批戴口罩的示威者开始从地上拆路砖及交通路牌，阻止市民及记者拍摄。示威者不断向警察抛掷路砖，并击碎一架警车的玻璃，警察亦抛掷路砖还击。有示威者聚集在山东街与西洋菜街交界堆积纸皮及木皮等杂物纵火，旺角街头多处起火，亦有的士被焚烧。

社会主义行动强烈谴责警察暴力。警察是挑起今次骚乱的罪魁祸首。政府及主流媒体将会利用今次骚乱，大肆抹黑所有示威者为“暴徒”，藉以合理化扩张警权，加强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此外，本土派一向倡议所谓“勇武斗争”的本质就是暴动，虽然本土派团体成员在今次骚乱中只有约廿人左右，但主流媒体会夸大他们的角色，以便发动“港独势力发动暴动”的舆论攻势，阻吓广大群众投入民主斗争。

今次骚乱很可能有亲政府黑帮在背后挑动，甚至不排除警察互相配合制造“暴徒”画面。但肯定的是，骚乱手法受到部分群众的支持，被视为对黑警报仇的手法。在雨伞运动失败后，群众的愤怒一直在积累起来，但由于感到“和平抗争”没有效果，却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将运动升级，简单地以为“暴力抗争”就是出路，而看不到革命的组织纲领才是关键。在欠缺政治出路的情况下，打砸行动与暴力对抗愈来愈受到一批激进的年轻人所支持。

社会主义者支持示威者自卫的权利，但我们强调必须以有组织、有纪律的方式进行，而通过民主工人组织来组织自卫力量。然而，骚乱或暴动并不是挑战政权的有效方法，不但不能威胁政府，反而会让政权有藉口加大镇压。社会主义者坚持有纪律、有组织的群众斗争路线，以清晰的革命纲领来打倒独裁资本主义。唯有如此才能将群众怒火引导至冲击体制的方向。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独立公开调查2月8-9日的警察暴行。现在有必要号召新一场有纪律的大规模示威，反对警察暴力，反对政府将政治镇压升级，作为迈向重建民主运动、推翻中港独裁制度的新一步。

我要全民退休保障！

踏入2016年，全民退休保障的争议成为了香港的一个政治炸弹。自梁振英政府进行新一论的退保谘询，经已面对广泛社会的口诛笔伐与抗争行动，但这场斗争需要透过清晰的诉求组织起来。《社会主义者》在此讨论我们对全民退保斗争的立场。

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政府终于在十二月推出“退休保障谘询文件”。在文件中，政府提出了“不论贫富”和“有经济需要”两个方案，而两者的退保金额皆为每月$3230。其中，“不论贫富”是指无任何审查的全民保障，而政府的方案中指出要增加4.2%利得税或开徵其他税项来维持。至于“有经济需要”则是指需要进行入息及资产审查，单身长者的资产限额（包括储蓄）为$80,000，夫妇二人的资产限额为$125,000，假若采纳这个方案则只需象徵性地将利得税调升0.4%。

实际上，政府早已对全民退保抱有预设立场，与其说是个谘询，更多的是在尝试污名化全民退保。政府不讳言道，要“维持现行税制和税率”，而“引入‘不论贫富’方案需要大幅加税甚或开徵新税种，都会偏离香港一直奉行的低税率制度”。但香港的利得税是全世界发达地区中最低的，只有16.5%，就算增加4.2%的利得税，税率仍然是英国的水平，甚至比美国（35%）丶日本（38%）还要低，难道这些国家没有“竞争力”吗？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宁可牺牲所有老百姓的生活，也要反对加税以保护资本家的利益，当然这亦是要推动各财团已经染指的老年服务之私有化。政府更花大量篇幅推算民间社会的全民退保方案，指全部方案都会在五十年内出现赤字，用来藉词反对全民性的养老金制度。

现时香港并没有一套公共的全民性退休保障制度，以保障所有劳动者的晚年生活。全民退保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但一直被商界阻挠。直至1995 年，立法局通过私营的“强制性公积金”，并在2000年12月正式实施。雇主及打工仔要每个月将工资的5%作为强积金供款，并交由私人银行或基金管理人与自由市场中投机博弈。由于资本主义市场是充满波动与危机，尤其是自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劳动者的强积金往往蚀本，单在2008年就录得了平均25.9%的亏损，而在2015年间每名打工仔的强积金就平均蚀了近万元。劳动者只能于65岁后领取金额时往往不足以应对退休生活，但负责管理基金的银行或金融公司无论升跌却都稳赚管理费！与其说强积金是工人们的退休保障，不如说是资产阶级政府对银行金融界的利益输送。况且，强积金也没有包含外劳或者全职家庭主妇，导致贫穷长者中大多数都是女性。

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悬殊日益严重，官方贫穷线下有超过一百三十万贫穷人口，贫穷率达18.5%。而当中比例最高的年龄组别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全港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就是生活于贫穷之中。政府的贫穷线订立之低（单身人士的贫穷线为$3600），令到实际的贫穷问题被严重低估，许多低收入的长者都“被富裕”起来。解决年老长者的生活保障已经是破在燃眉的问题。

不计算强积金，现时港府提供给所有长者的社会保障就只有“高龄津贴”（俗称生果金），凡年满70岁以上的长者可以领取$1180的生果金（这个名称就是戏称金额只足够买水果之用），而65到70岁的长者甚至要通过入息及资产审查才可申领。至于通过入息及资产审查的70岁以上的长者则可以领取$2390的“长者生活津贴”。但这个金额根本不足以应付退休长者的基本生活，难怪香港仍然有许多老年人需要倚靠拾荒或从事低收入工作维生。要消灭老人贫穷，我们必须为全民退保斗争作为开始。

全民退休保障─钱从何来？

全民退休保障面对政府和资本家的舆论攻势──钱从何来。为了作出回应，社会不同界别提出了不同的退保方案，而我们社会主义者认为需要提出一个改变经济制度的方案，才能有长治久安的全民退休政策。

民间社会于过去数年间热烈讨论全民退休保障的可行方案，这些方案提出让每名65岁以上的老人家给予每月$3,000-$3,500左右的退休金。

民间提出的这些全民性养老金计划，毋须翻复的官僚审查，所有老人家都能够获得比现时更好的退休生活，这是一大进步。

不过，有必要指出现时主流泛民所支持的“学者方案”，抑或其他民间方案都存在著原则性的局限，社会主义者必须要向市民指出所一切。

提出方案的团体包括全民退保联席、公共专业联盟、泛民支持的“学者方案”、甚至工联会也包括在内，可谓五花百门，眼花撩乱。

不过，他们实际上均大同小异：全部都主张“三方供款”成立养老基金的做法，并儘量避免大幅加税，分别只是在于各方供款的比例不同而已。

所谓“三方供款”，就是政府、僱主、僱员三方出资作为全民退保经费来源，而僱主及僱员的部分从现行强积金供款中抽调，即是说打工仔5%的供款额不变，只是一部分将会作全民养老金用途，另一部分继续作强积金。至于政府则负责500-1000亿的剩馀开支。

但问题来了。首先，这些方案都并没有废除强积金制度。这些方案即使尝试改革强积金，降低其供款额，但实际上却“默认”强积金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正如上文所说强积金制度将劳动者的血汗钱利益输送到银行家手中，因此我们主张全面废除强积金，并将现有的强积金转移作为新的全民退休保障计划的资金。

第二，民间方案仍然要求工人们利用自己的工资一部份来作养老金供款。没有减少现时劳动者的开支负担。“自己供养自己（和父母）”好像是理所当然的道理。

不过，香港一直以来奉行新自由主义，劳动者的保障与工资根本不足。被剥削的打工仔连基本生活（尤其是住屋问题）都成问题，又如何有多馀的钱作退保供款呢？

同样道理，退休长者在年轻的时候以劳动建设社会，让资本财团获得钜额财富，退休保障不是“工人储钱供养自己”的制度，而是财富再分配让退休工人拿回应得的劳动成果，成本应该由富人和政府承担。

第三，所有坊间方案都试图在不大幅增加税项下进行，并且花费大量篇幅证明该融资方案能在五十年内维持。实际上，这正正坠入了政府和资本主义的语境中，要维持简单低税率制度、政府财政要量入为出，间接承认了商界利益与香港既有的新自由主义制度的不可动摇性。

全民退休保障的争议暴露了建制阵型中的严重分裂，一派代表著亿万富豪们的既得利益，另一派尝试回应普通市民的巨大压力。

旺角骚乱后：梁振英与警察准备反扑

旺角在大年初一发生骚乱，至今42人被控暴动罪。事件始于政府大力打压旺角的无牌夜市，激起警察与捍卫小贩人士及本土派爆发冲突。冲突中警察向天开枪，成为了整晚骚乱的导火线。警察暴力殴打示威者至头破血流，骚乱人士向警察抛掷杂物及地砖，总共124人受伤，包括示威者、警察及记者。

旺角骚乱是九七主权移交以来，本港首次定性公众集会为“暴乱”。在某方面来说，年初一事件是给梁振英的一份大礼物，给予政府有藉口加强警察暴力镇压，也为未来更严厉重判示威人士铺平道路。警察声称搜查到“武器库”及捡获“攻击性武器”，但该储物库只是环保组织的回收中心，储物品则是制作环保手工皂、酵素的原料以及驱虫的辣椒喷剂。警方亦逮捕在网上鼓吹参与暴动的本土派人士。但同时，有警长在网上声称要将无线记者“女奸男杀”，却没有被逮捕，可见警方执法的双重标准。

建制派的发动空前的舆论攻势，企图通过打击骚乱分子及本土派，抹黑整个民主运动为“激进暴力”。中国外交部将旺角骚乱事件定性为“本土激进分离组织策动暴乱”，与西藏及新疆看齐。港澳研究会两名副会长饶戈平及刘兆佳都促进23条尽快立法，港区人大政法小组组长王敏刚直言要为香港制订反恐法。由于今年九月将会举行立法会选举，政府很可能这些中共附庸力竭声嘶谴责旺角“暴徒”，从而削弱对整个民主阵营的支持。建制派一方面谴责“暴徒”，但对中共六四屠城的暴力却只字不提，足见他们的厚颜伪善。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暴政令政治极为两极化，梁振英很难从这场骚乱中收割成果。政府暴政和警察暴力制造社会分化，好一部分的群众，不仅是年轻人，视梁振英为骚乱的始作俑者。虽然如此，但任何支持民主斗争的人士，都不应该在现时危险的局势里盲目乐观。

前线警员不满警队高层没有批准用更强硬的手段镇压，这种情绪会为警察加强镇压提供“民意基础”。网上流传一段警队WhatsApp群组对话，指控高层没有派足够的警力增援，令前线警员“用血肉之躯抵挡砖头”；也抱怨警方高层没有批准施用更强硬的手段，有警员表示当晚“应该可以开100枪以上”。

由于政府的长期暴政，这场骚乱得到了部分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同情。八大学生会发表声明支持今次骚乱。而泛民主派虽然一直与激进派议员，例如在2011年在立法会冲击替补机制论坛事件中，民主党、公民党谴责示威者暴力，但今天由于害怕得罪年轻选民，使自己在群众运动中进中步被边缘化。民主党及公民党谴责示威者但做法低调，而当时谴责冲击的李卓人，今次面对骚乱暴力时却没有谴责，可见他们的自相矛盾。

旺角骚乱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政府和警察。梁振英谴责示威者为暴徒，并且加大法律及警察的镇压力度，只会制造更多骚乱事件。但是，掟砖、纵火和打砸只是泄愤的行动，令群众运动走向迷失的方向，只会降低群众自我组织的意识，增加群众的无力感。

现时本土派倡议的“勇武斗争”，愈来愈有机会走向暴动以及个人恐怖主义。本土派的崛起反映著群众在雨伞运动失败后的沮丧和焦躁情绪，今次骚乱不是群众行动的升级，而是陷入僵局的表现。由于目前的斗争欠缺一个具备战斗性纲领的群众政党，大部分群众未能就雨伞运动的失败经验作出正确的总结（关于组织和纲领的问题：香港雨伞革命的教训）。本土派支持者无信心令多数群众觉醒，说服群众而加入斗争，唯有寻求秘密小组行动的捷径取代群众斗争。

本土派表面上主张“勇武”行动，但同时其纲领却极为有限，与泛民软弱的“改良”政策没有根本性分别。在二月份立法会新界东补选中，本土派候选人梁天琦在竞选政纲并没有提出打倒共产党，但只有一些泛民也会说的“贯彻香港自治”、“维护香港自主体制”等体制内改革的诉求。相反，社会主义者明确指出政制改革之路已死。我们不支持盲目及无组织的骚乱或暴动作为斗争手段，而主张以革命的纲领和做法建立群众斗争，以扫除资本主义和一党专政。

梁振英并不会因为旺角骚乱而自我改革以纾解民怨。今天中共政权加大镇压，泛民要求梁振英“仿效”七十年代的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动后进行改革。港英政府在七十年代进行了显著的社会改革的原因，是面对著六十年代的群众运动和政局不稳，即使是六七暴动之前，工人罢工和贫民示威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后来运动走向恐怖手段不是运动高涨，而是运动退潮的表现。此外，当年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在准备起飞的阶段，统治阶级能够忍受这些改革来换取稳定的营商环境，让伦敦政府推动港英改革。然而，今次中共和港府将迎来空前的经济危机，准备进一步削减公共开支及打压工人保障，加上大陆政局的不稳定而加强镇压。统治阶级往往将社会变革的动力来源矮化为一瞬间的暴力行动，企图贬低自我组织和集体斗争的重要性，令群众忘记教训。

群众运动在一些特定的发展阶段时，当然会提出自我组织的防卫问题，在特定的条件下群众武装自卫──例如抵抗法西斯独裁──是完全合理的。但群众自卫需要通过民主的组织（尤其是工人组织）有纪律地执行。以八九民运为例，在五月发展至准革命状态时，工军厂的工人与部分同情示威者的解放军部队，开始给予学生武装自卫。社会主义者相信，群众通过严肃的组织接收和分配武器是完全合符公义的，这会是展示天安门群众权力的重要一步，继而吸引解放军的士兵站到人民的一方。这种武装自卫旨在保卫群众运动，但我们不会如本土派般将骚乱或暴动奉为斗争良方。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独立公开调查2月8-9日的警察暴行。社会主义者坚持有纪律、有组织的群众斗争路线，以清晰的革命纲领来打倒独裁资本主义。唯有如此才能将群众怒火引导至冲击体制的方向。现在有必要号召新一场有纪律的大规模示威，反对政府将政治镇压升级，包括警察暴力及廿三条恶法，作为迈向重建民主运动、推翻中港独裁制度的新一步。否则，民怨累积下去的话，更严重的骚乱甚至是暴动将会发生。

香港新界东补选：本土派的得票造成政治地震

2月28日（星期日）香港立法会新界东补选的结果对北京造成政治震荡。公民党候选人杨岳桥以160,880票（37%）当选，击败获得150,329票（35%）的民建联候选人周浩鼎。另一点瞩目的是，曾经参选年初一旺角骚乱的本土民主前线候选人梁天琦，获得66,524票（15%）排行第三，高票落选意味著本土派的冒起。梁天琦在选举后向传媒表示：“本土派与泛民和建制三分天下， 九月选举每区最少可夺一席是合理期盼。”无论九月立法会选举的结果如何，今次补选的成绩已经重新划分了香港的政治版图。

梁振英近年严厉打压群众反抗运动，终于在今次选举付出代价。这次选举结果对梁振英及中共政权来说是一场大灾难。中共政权、梁振英及香港警察是梁天琦的最佳助选团。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发生之后，中共及梁振英经常指控香港民主运动背后有外国势力，并夸大“港独势力”的影响力，正因如此令公众愈来愈注意本土派，不少青年因为中共的强硬措辞和打压手段，而视本土派为反对政府的激进道路。中共令预言自我实现，情况就如他们打压“疆独藏独”一般。选举成绩令中共政权愈来愈担忧香港局势不稳，因而将会加速推动廿三条恶法。但是，这些做法只会令香港政局进一步两极化，令工人与青年对中共政权更离心离德。

本土民主前线被视为策划年初一骚乱的组织，其两名带头人物都被逮捕并被控暴动罪。整个社会舆论焦点突然集中在本民前上，彻底改变了本土派的选情。群众不但没有受到“暴徒”的指控所影响，反而正确认知到建制当局才是事件的始作俑者，因此对寻求改变的“热血青年”感到同情。此外，梁天琦的入屋邮递政纲因写有“自治”、“自决前途”、“以武犯禁”等字眼，被选举事务处禁止寄出，公众因感到言论自由被打压而反感。这些都是偶然因素，本土派急速增长的主因，是泛民主派往往作为群众运动的煞车掣，在关键时候与政府谈判并解散运动，令对抗政府的市民对他们失去信心。群众急于寻找新的替代方案，想要一个摆脱老政客形象的新鲜候选人，本土派在这条件下被视为最“激进”的选择。

杨岳桥似乎承认泛民的失败造成本土派的崛起──他主张泛民要进行“改革”。但不幸的是，所谓“改革”或“世代交替”只是公关形象的小修小补，兼且在政治言辞上加一点本土派色彩，以重夺流失的选票，而不是重新反省那“要求独裁者自我改革”的失败路线。

虽然不能忽视排外绪在香港升温，但票投梁天埼的六万多张票中，明确支持排外主张的选民仅占少数。因为选举时面对广大的群众，本土派知道自己的排外主张难以获得支持，因此他们在网上和现实世界提出完全不同的政纲和面貌。本土派的“核心价值”是极右排外民粹以及大香港民族主义，但梁天琦的政纲内容并没有明刀明枪，反而与泛民主派的保守政纲没有太大分别，只是提出体制内的改革诉求，仅在修辞上较为强调“香港人身分”而已。例如所谓的“贯彻香港自治”、“维护香港自主体制”，都是像泛民主派般没有超出基本法框架下的主张。另外一点是，虽然本土派一向以强硬措辞攻击泛民来赢取掌声（而没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但梁天琦在选举中对杨岳桥相当客气，甚至在选举后称和平理性非暴力可以与勇武抗争道路并行，意味著可以与泛民“分工合作”。当然，这不过是选举时的公关技巧。

本土派在选举期间的团结表象并不会持久，他们的增长也不会稳定。而会因为派系利益而互相恶斗和分裂。热血公民和黄毓民在补选后急急召开记者会，宣布九月立法会选举的安排，被本土派内部猛烈攻击为“收割成果”。本土派内部有一股强烈的抗拒政党、抗拒组织的情绪。黄毓民和热血公民本来利用这种情绪获益的，但他们由上而下的官僚做法也激起这股情绪的反弹。

在2014年的八三一人大决定后，所谓“中间路线”早已破产。强调走中间路线的新思维候选人黄成智，以17,295票惨败，比他在2012年立法会选举落选时更低，再次证明“中间路线”已走到绝路。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建立战斗性的民主运动来推翻政府。但改良主义的路线是不能达成此目的的，因为中共独裁体制的本质是不能逐步改革的。而将香港以排外/ 种族主义孤立起来的做法，只会分裂及弱化中港两地打倒独裁者的力量，是不能打倒中共政权的。虽然这场补选的结果向政府和现存制度作出了警告和谴责，但没有任何党派能提出任何替代方案。真正替代方案是建立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以挑战资本主义和独裁制度为目标，只有工人群众的社会基础才能有效填补现时的政治真空，带领群众斗争走向社会变革的方向。

【声明】蓝丝打人　无罪释放　反对法庭不公裁决

去年区议会选举期间，代表社会主义行动／社民连的邓美晶出选深水埗下白田选区，挑战建制派区议员甄启荣。2015年11月12日，甄启荣义工梁志成于一个竞选街站殴打邓美晶的选举助理林先生。林受伤流血并送院验伤，警方经调查后控告梁志成“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罪”。

今早九时，邓美晶及被袭者到观塘裁判法院为本案作证，但被告最终被无罪释放。我们对判决结果表示极度不满，判决反映香港市民的人身安全不被司法制度所保护，在受害者有实际伤痕（见附图）及医院验伤报告的情况下，此等暴力行为竟然不被制裁。

近年政治审判加剧，“蓝丝”建制人士袭击示威者及记者往往被轻判甚至无罪释放，而反政府人士被判罪的原因愈来愈荒谬。这不但助长了亲建制人士的暴力行为，更打压社会上的言论自由。保皇党大力谴责示威者是暴徒，但对蓝丝的暴力却默不作声，足见其虚伪至极。

我们在此谴责保皇党政治暴力，并表达对法院裁决的强烈不满。我们要求律政司对此案提出上诉，要求公正裁决凶徒。

香港骚乱问与答

问：谁要为年初一晚的旺角骚乱负责？

在旺角骚乱之后，亲政府的主流媒体发起了一波舆论攻势，一方面指控本土派为“幕后黑手”，另一方面将所有反政府的运动妖魔化为“暴徒”。

不过，真正要为事件负责的，显然是梁振英政府乃至北京。政府趋向使用更专制措施，动用更强硬的打压手段，加上其灾难性的经济政策，制造了政治计时炸弹。

问：社会主义行动对骚乱的立场是什么？骚乱能带来改变吗？

我们谴责建制派的虚伪：亲政府阵营一方面为中共杀人政权保驾护航，一方面谴责示威者为“暴徒”。同一堆的政客却在掩饰、并拒绝谴责北京当局在八九六四屠杀过千名青年和草根工人。他们亦支持中国政府对西藏和新疆人民的铁腕镇压。

与这些历史性的罪状相比，旺角的暴力可谓九牛一毛。我们当然明白年青人的愤怒，而年初二晚的事件正正就是这个愤怒的爆发，但我们亦不认同骚乱。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或制度已被骚乱或暴动打倒和推翻的。

要想改变制度，我们需要组织起来，并提供一个真正的政治替代，用来取代当今的资本主义专制制度。骚乱或暴动却无法做到此点，而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因为骚乱的本质只是“盲目”泄愤，没有任何挑战政府的实质计划与纲领。而又因为骚乱不免会波及到其他普通市民、小商贩甚至工人阶级的基层居民，骚乱或暴动会给予当局多一个镇压的藉口。

问：暴力可以是合理的政治斗争手段吗？

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和平主义者。但是我们反对个人的暴力行为，包括恐怖主义，因为这会分裂并伤害抗争运动。我们强调群众需要透过如工会那样的民主渠道来建立集体自卫，譬如组织工人纠察队抵御警察或流氓对罢工的攻击。

在雨伞运动中，泛民主派领导将运动带至穷途末路，社会主义行动的成员提出在各占领区中成立基层的民主委员会，来将运动的主导权由泛民手中夺回。这些民主委员会的一个关键功能就是组织占领区的防卫。

当时，我们的主张不但被泛民的官僚所排挤，而且亦遭受本土派所攻击。本土派只是关心如何在运动中扮演“反对派”的角色上位，但他们却有取代泛民政客成为运动领导的雄心壮志。

在骚乱之后，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称：“我们不喜欢使用暴力，但我们被迫这样做，否则政府不会聆听。”（《南华早报》2月21日）但问题是我们不是要政府听到──我们不可能透过对话来教育对方（这正正是泛民的错误想法）。独裁者需要被推翻，而只有一个拥有清晰思想的群众运动才能做到。

问：什么斗争手段才能击败专制政权？

我们主张工人运动的传统斗争手段：民主组织、集体行动、主张新政府与民主权利的政治性罢工、集体杯葛和罢交税行动等。这些行动才能组织起数以万计人参与的群众运动并赢得胜利！

南韩的军事独裁政权就是在1980年代被群众罢工所推翻──单是1987年夏季就有1,060个新工会成立，并且发动了超过3,500次罢工。经济被完全瘫痪，而专制当局自此以后一蹶不振。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也反面地证明了此点──由于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领导革命斗争，反革命势力和新的独裁政府才得以回归。

问：革命与改革有什么分别？

革命不是抛掷砖头，而是思想、纲领与策略。泛民主派过去三十年的“循序渐进”道路经以证实破产。

“革命”是一个饱受抹黑的词语，泛民甚至焦急地在占领运动中删掉“雨伞革命”中“革命”这两个字。革命代表民众透过集体行动改变制度。社会主义者强调需要由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提出将经济民主公有、民主控制的纲领，打破财阀的权力。这才能为大多数的劳动者带来真正的民主革命与社会进步。

高铁超支200亿　绕过程序强行通过

立法会财委会于周五（十一日）审议高铁196亿元超支拨款，财委会副主席、民建联陈鉴林在不准议员提问、不让议员有机会提临时动议下，突然宣布直接进入表决程序，以不到一分钟通过议案。建制派强行通过拨款惹起广泛社会不满，批评政府一方面将大笔公帤花在大白象基建，另一边厢削减严重短缺的公共医疗开支。

建制派违反《议事规则》强行通过200亿拨款

陈鉴林在立法会强行“剪布”通过高铁追加拨款。会议于周五下午三时许开始，陈鉴林表示不准议员提问，又规定新上任的公民党议员杨岳桥只许提问七分钟，惹起众多议员不满。事实上，继上一次会议完结，仍有17人排队等候发言，但陈鉴林不准提问外，亦把1200多条临时动议减至36条。

多名民主派议员对此抗议，包括社民连梁国雄冲到主席台前向陈鉴林泼墨、人民力量陈志全抢占主席台等，陈鉴林将在场抗议的议员全部逐出会议厅。会议两度暂停后，陈更改会议地点、又命令保安阻止被逐议员进入。会议厅内包括公民党杨岳桥及其他泛民议员抗议之时，陈突然绕过议员提出的临时动议，即时就拨款进行表决，在场建制派议员随即“举手”投票，连一向需要的记名表决都没有提出。最后陈鉴林以不记名方式，强行投票通过高铁拨款。

示威者遭抬走

拨款被强行通过后，议会内外均有抗议。被赶议员一度与保安推撞，要再冲入会议厅。议会外聚集一众反高铁拨款示威者，得悉拨款通过后冲入立会大楼，高叫“陈鉴林犯法！非法表决！”一度与在场警员及保安对峙，最终警方于晚上7时半展开清场行动，强行抬走示威者，并记下身份证，有可能被事后检控。至晚上仍有百多人在大楼外聚集，表示会通宵留守。

宁建大白象　不增公共医疗开支

高铁超支拨款在混乱中被强行通过，激起社会热烈讨论政府宁起高铁而不理会公共医院严重爆满的问题。近日天气寒冷，公立医院持续爆满，所有内科病房入住率继续超过100%。如伊利沙伯医院内科病房已超收三成病人。有医护人员表示，如屯门医院内科“连洗手盆底也加了床”！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梁栢贤也承认，公院情况之严峻“以往从没试过”。

造价844.2亿元的高铁，足以建造21.6间天水围医院及2.8间启德医院！我们强烈要求停建高铁，反对削减医疗开支，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公共医疗服务，立即增加医疗开支、增加临时医护人员，以解决迫切的急症室爆满问题。

青衣长发街巿商户抗争

青衣长发街巿的商户因不满领展（前名为领汇）在商户租约未满前，把街巿外判予建华管理公司承办，担心未来铺租会大幅上涨。2月15-21日，商户罢巿一星期的行动，要求领展与商户讨论街巿管理的安排。可是，罢巿行动结束后，尽管领展那张牙舞爪般的霸权和恃强凌弱的嘴脸曝露于公众眼前，仍然丝毫不改其蚕食底层巿民谋生空间的暴虐行径。

长发街巿商户抗争

6年前曾被领展疯狂加租3成的长发街巿，在1月尾突接获通知，街巿的管理权将由外判商建华（街巿）管理有限公司接手。大部分商户感到被领展出卖，而且根据其他已被外判公司接手后的街巿经验为例，街巿都会被疯狂加租，最终小商户捱不起租金而被迫结业。故商户决定在2月15日起发动罢巿一周的行动，总共130个街巿商户参与。

罢巿其间，商户聚集于街巿，高叫“毁我饭碗”、“领展无良”等口号。领展为破坏商户的罢巿行动，安排穿梭巴士接载居民到邻近街巿买餸，又找不明来历的临时商贩进入街巿，企图维持街巿运作。商户齐心一致不甘被领展欺压，筑成人链阻档临时商贩贩卖货物。发起罢市的长发邨商户联会主席李锦源表示：“领展有心倾就唔好搞咁多小动作”。其后，商户先后到领展总部和行政长官办公室门外抗议和请愿。2月22日，罢巿结束，街巿恢复营业。领展方面没有任何意欲与商户对话，政府也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商会不排除未来会有行动升级。

领展霸权

事实上，领展拥有 90个街巿管理权，并陆续将管理权外判。例如沙田田心隆亨街巿，建华勒令关闭街巿并进行全面装修，又拒绝赔偿给任何商户在事件中的损失，其后建华更要收取30万入场费及5万元装修费才可续租。目的就是要赶走小商户，引入大集团的连锁商店，最后七成档主结业。建华公司更引入自己旗下的商铺，令建华可以控制价格。

此外，在农历新年期间，同样是外判予建华公司的屯门良景商场，附近空地有一批自称“管理员”为了阻止街头小贩摆卖，封锁商场外围，并骚乱及袭击小贩和声援的市民。其后被揭发“管理员”是由建华公司聘请，目的就是要赶绝小贩，保障领展旗下商场的盈利。当时警方在场，但无视黑帮的暴行，曝露他们助纣为弱的真面目，令黑警形象更为印入民心。

与民生互相扣连

2004年领汇上市后，香港公屋街巿、商场落入大财团手中。领展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大企业欺压小商户的事件。在房屋署管理的年代，街市的铺位招标有规定货物种类，以确保为居民提供所需的服务，而且铺租价钱相对便宜。大型连锁店进驻后，赶走价廉物美的小商户，街巿物价被大大拉高。小商户被迫走后，最终巿民在别无选择之下唯有光顾大企业，生活质素更见下降，成为最大的输家。为了对抗领展霸权，全港领展的商贩需要建立商贩联会，联合在同一个组织，共同协调斗争行动。如果罢市运动蔓延至全港的领展街市，力量将会更为强大，可以迫使领展妥协。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长发罢市：

反对领展将街市管理外判予建华公司
要求彻查领展及建华
公营化领展公司，公屋商场及街市由居民及商贩民主管理

维珍员工抵抗资方打压工会

维珍航空在年赚过百亿的情况下，于2015年11月宣布全球裁员，遣散以香港为基地的51名资深机舱服务员。公司在处理遣散香港员工时，并利用强积金对冲机制，冲走将被遣散的雇员应有的遣散费。在2016年2月25-28日，维珍航空工会发起一连四日的静坐行动，并在3月1日游行至英国领事馆。

强积金对冲机制容许老板使用强积金的雇主供款部份，支付长期服务金及遣散费，大大降低老板炒人的成本，根本就是合法盗取工人的积蓄。据工会表示，被裁的51名服务员原本应获得合共超过700万的遣散费及长期服务金，但被对冲只剩下大约60多万元。有工作超过22年的维珍员工，其中31万被对冲，只获2万元遣散费，将来生活前路茫茫。此外，维珍航空在香港的基地享有免税优惠。

早在一月份时，工会已经发动了野猫式罢工行动，但公司从英国聘用临时空勤人员代替罢工员工，不惜工本都要打压罢工。到了二月份，维珍航空更针对工会成员的正常执勤，将他们的航班编配大幅削减超过六成。根据香港空勤人员总工会（HKCCF）表示，“维珍航空竟然纪律处分三位当时参与工会罢工的会员，完全无视香港劳工法例赋予工会的权利。”

全球航空公司站在打压工人的前线，通过强迫放无薪假和外判制度、招聘无工会成分的员工、削减各项成本等措施，打击工人的保障和权利。在这背景下，像维珍员工般的抗争在全世界此起彼落，成为一个趋势。最近，香港国泰工会快月发起工业行动，而在法国、德国和挪威等欧洲多个国家，航空业员工也起来抗争。

社会主义行动专访两位参与抗争的员工，让她们亲身讲述自己的处境：

受访者一、林小姐：

我年资最低，只做了八年，因为遣散费全部被对冲，现在赔偿是零元。暂时我未知有什么工作可以做，维珍方面没有对我们作出支援，所谓转介我们到第二间公司的做法，实际只是给我们HK EXPRESS / HK AIRLINE招聘广告的网站连结，叫我们自己应征工作。八年以来公司经历了三次危机，三次叫我们做一些措施，像削减自己工时，帮公司渡难关，我们都有帮手。一来是CUT工时，做一年至两年兼职，我们都有帮手。但现在被对冲后我什么都换不到。

受访者二、李小姐：

我在维珍工作了15年半，但今次裁员我是一毫纸的额外赔偿都拿不到。这是第三次公司地震，第一次是九一一，要我们放无薪假一两星期，我们有共渡难关；第二次是沙士，我拿了半年无薪假年；到08年金融风暴要炒人，要我们转做PART TIME，我当时飞半价，返一个月放一个月，工资只有一半。到今次公司要炒人，只用一封信就交代了。我们的存在是我们懂广东话和普通话，因为很多英国华侨不懂英语，我们也做很多大陆人生意，所以英国空勤员是不能完全取代我们的。我已到41岁，其他亚洲航空公司空勤员的退休年龄是35-40岁，所以怎会再聘用我呢？我们只能做一些文职工作，但我已做了本行这么久，是会脱节的。

FULL TIME一个月飞四班机，包括房屋津贴、语言津贴，大概有2万6千元。但现在我底薪只有6千（港元），现在我们很多时飞两班机，来回一次我们有460（英）镑，每个月只有一万至万一元。我有一个八岁小朋友，正在读小学，要靠我们老公了。

中国：记者贾葭被捕　传媒气候暗无天日

三月十五日，三十五岁的自由撰稿人贾葭登上北京飞往香港的航班时被警方逮捕。他的朋友们相信他的失踪和被拘留同一份流传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有关。一封署名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最初在今年三月五日于《参与网》发表。发表日期同中共召开“两会”的敏感时期相吻合。

中共政权正正经历空前的经济困境，准备裁减数百万国有企业工人，同时继续对异见进行打击──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他们想像出来的。习近平向官媒发出“姓党丶爱党丶护党丶为党”的指示，连中共内部的菁英也掀起了不满。由于经济正在脱离正确轨道，中共党国机器内部的紧张气氛日益增长。比起经济事务，当前的最高领导层似乎更加擅长将镇压不断升级。

菁英阶层抗议审查

地产大亨任志强的微博拥有三千七百万粉丝，在他发帖批评习近平打压媒体后其微博被封锁。任志强是中共党员和北京市政协委员，他因暗示需要一点点媒体独立，而被当局指控“鼓吹推墙”和“主张推翻党领导”。

作为中共新自由主义派别代言人的《财新网》，在采访广东全国政协委员蒋洪时也陷入了新闻审查的麻烦。蒋洪委员抱怨道，即使在政权内部，言论空间都已被掐死。蒋洪向《财新网》记者说道，“某些事件”给两会头上阴影，令与会者“有些迷茫”，“希望少讲些话”。但是采访稿件被打为“非法”，被审查人员移除，引发了《财新网》编辑人员罕见的抗议。

“伴随著明年中共十九大倒数，中共高层的斗争正在加剧。习近平要在十九大提拔他的支持者进入领导位置，以巩固他的控制。中国劳工论坛的文森特·科洛解释道：“我们正在看到统治菁英分裂的迹象，而且在下一阶段分裂会加剧。无论习近平采取什麽样的措施都于事无补。”

习近平发动了近几十年来最风雷厉行的反腐运动，借此成功的巩固了他的权力。但经济不断恶化，无疑会鼓励他的敌对派系给他制造阻力。当局计划将“僵尸企业”关闭，将涉及六百万人失业，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也变得更为尖锐。

一系列的失踪事件

在官媒《无界传媒》重新刊登一封呼吁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后，贾葭试图提醒该报担任编辑的前同事。及后贾就被捕。这封匿名的公开信批评习近平处理经济的能力和方式，并指出越来越多的党内派系反对他收紧党内言论，并指责习近平纵容“个人崇拜”和搞“一言党”。

贾葭的律师燕薪告诉《路透社》记者：“贾葭已经告诉我他同那封信没有任何联系”。最初的报道称《无界传媒》的网站遭到黑客入侵，尽管后来又否认。

据贾的朋友表示，贾葭的妻子称周二晚间（三月十五日）贾葭在北京机场打电话说他要飞往香港。但是他登上飞机之前被警方抓捕。三月二十日，贾葭的律师发表一份声明，确认三月十五日贾葭在北京国际机场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

贾葭有可能同那封公开信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当局试图从他身上获得更多的资料，例如谁涉及那封信件。这样的话，当局很可能会进一步抓捕更多人。

事件是中国国安机关再次镇压异见者的新案例。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习近平的镇压范围超出了中国的管辖权而波及到国外，甚至波及到外国公民。较早前，五名出版揭露中共领导人私生活书籍的出版商神秘失踪。他们居于香港，其中两人拥有外国国籍。不久，他们在电视画面前“认罪”。强迫受害者认罪是当局日趋普遍使用的政治工具。

中国法律规定警方在执行刑事拘留二十四小时内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属，除非案件涉及国家安全。但是，在上述案件中警方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国家公权力滥用每天都发生在中国。

贾葭被拘留事件是习近平专制统治阴霾下的新篇章。这些反民主的举措，是为了让习近平消除一切阻碍他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量，让工人阶级失业和降薪，承担经济危机及中共盲目亲资政策的后果。但是，习近平政权的所作所为，来自其忐忑不安而不是自身力量。他走的道路只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巴拿马文件：八名中共领导上榜

没有哪个政府像中共般竭力隐瞒“巴拿马文件”所揭露的破坏性内幕。“巴拿马文件”揭露了全球巨富大量地利用避税区和虚假公司（据报告所说约有20万家）来隐藏自己的财富，对全世界都有著潜在的爆炸性影响。

当今全球不平等现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根据乐施会（Oxfam）的一项研究，62个最富有的资本家所拥有财富，顶得上全球最贫穷的半数人口的总财富。巴拿马文件被公开，令全世界的权贵难以入眠。该报告是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一批记者编制的，资料来自从巴拿马莫萨克．冯赛卡（Mossack Fonseca）律师行盗取的大批文件。

在这批偷税漏税的世界精英中，140名政治领袖特别受到关注，其中包括八名现任或前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最高权力人物）。在“巴拿马文件”榜上有名的，还有英国右翼亲华派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他已故的父亲曾为了避税而在巴拿马设立公司。另一个受丑闻冲击的是法国极右翼组织国民阵线领导人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包括勒庞父亲在内的一众名人，被怀疑为了避税而向国外转移巨额财产，大大破坏了该党的爱国主义形象。

到目前为止，最严重的政治灾难发生在冰岛总理西格蒙杜尔．戴维．贡劳格松（Sigmundur Davie Gunnlaugsson）身上。群众在国会外抗议，迫使他宣布辞职。自从冰岛经济在2008年全球银行危机中崩溃以来，该国人民经受了多年痛苦的紧缩政策。贡劳格松家族在离岸避税区藏富的内幕曝光，导致群众的怒火爆发。

空前的新闻封锁

中共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封锁关于“巴拿马文件”的新闻。“巴拿马”这个词在网络搜索引擎上已经被屏蔽，而所有媒体都收到了禁止报道的严厉指令。根据位于美国的“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所获得的一份副本，一个省级网络审查机关发出了这样的命令：“请找出并删除关于巴拿马文件的相关平面报导。请勿针对相关内容进行追踪，无一例外。如果外国媒体攻击中国的文章在任何一个网站上被发现的话，将会被严厉处置。”

一如以往般，官媒有限地报道“巴拿马文件”时，都以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论调来诋毁。《环球时报》尽管承认“巴拿马文件”可能是真实的，但却滑稽地公布文件是美国策划的阴谋。报章丝毫没有提到文件与中共领导人的任何联系，却为俄罗斯领导人普京辩护——后者是与“巴拿马文件”最有关联的人物。

中共政权向来惯用这种误导手段。从冰岛的例子可见，“巴拿马文件”的确对西方资本主义以及为其服务的政客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在许多西方经济体经历了近十年的痛苦紧缩和生活水平下降之后，这些文件揭示了政府如何在政治上双重标准，而统治精英如何隐藏其巨额财富，以逃避公众监督。涉及文件的许多政客都是战争贩子，往往打著民族旗帜吸引公众支持，但而其家族却想尽办法规避国家的法律和税收制度，以免自己的财富受监管。

七名政治局常委中三名上榜

中国情况亦然。国家主席习近平愈来愈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支撑自己的统治，而来自莫萨克．冯赛卡律师行的文件则指出，他的姐夫邓家贵和姐姐齐桥桥与两家位于避税天堂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有关。关于习近平家族的内幕不是什么新闻。《彭博社》于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习近平家族的金融资产高达3.76亿美元。

总共有三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家族在“巴拿马文件”上榜。除了习近平之外的两人是刘云山和张高丽，另外还有五名前任常委。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类似的内幕新闻经常在党内权斗中起著重要作用，一派官僚总是竭力揭露另一派的丑闻。因此，政府不顾一切全面封锁媒体报道。

要空前封锁媒体的另一原因，是中国涉及此事的规模。通过莫萨克·冯赛卡律师行成立离岸公司，来自中国和香港占了最大比重。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报道指，自2000年以来，介乎1万亿至4万亿美元的资产以不明途径离开中国。

因此中国不可能在“巴拿马文件”丑闻中独善其身。文件被公开的时间，正值中国经济危机不断加重，而且统治精英也随著经济脱轨而发生分裂。专制政权担心在国内也会发生冰岛式的反抗行动。

巴拿马文件：香港抗议行动

4月12日，社会主义行动发起抗议，于卷入“巴拿马文件”丑闻的莫萨克．冯赛卡律师行的尖沙咀办公室外示威。约二十示威者高呼“向富人征重税”和“增加利得税”等口号，要求取缔避税天堂以及重征富人税。

巴拿马文件泄漏出来后，揭露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腐败。莫萨克．冯赛卡律师行专门为富豪设立离岸空壳公司来逃避赋税和国法。香港分支更是其最繁忙的办公室，负责占其全球业务三分一的中国及香港顾客。

根据《新闻周刊》的报导，全球大约有21到32兆美元私人财富隐藏在这些避税天堂之中。很多出现在巴拿马文件里各国政客辩称这做法是“合法”的。这个讲法反而触发了全世界的众怒。

据估计世界贫穷国家中企业逃税的总额高达每年1,000亿美元。相对来说，让全世界获得洁净水源和卫生只需要每年100亿美元，而一年140亿美元就足以拯救非洲400万儿童的生命。

香港自身已经是个避税天堂，只有16.5%的超低企业利得税率（美国也有35%）。英国的利得税已经是低得可怜的20%，但假如香港跟随这一税率的话，过去一年库房会增加203亿港元的税务收入，足以兴建5所新医院。

香港也是中国黑钱流出的主要中转站。过去15年，中国的腐败权将大约4兆美元的资金暗中转移出国。在巴拿马文件曝光后，中共专政下令媒体封锁有关消息，因为文件中的内容直指政权高层，对其带来相当大的政治伤害。

示威者亦提出银行需要民主公有化（巴拿马文件中500间银行上榜），因为各大银行都有积极协助逃税。

社会民主连线及“长毛”梁国雄亦参与支持这次抗议行动。

民主党支持预算案的背后

民主党竟然表示决定支持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全部六名议员将在表决时投下赞成票。这是民主党走向建制的又一铁证。今次这份财政预算案劫贫济富，向富人派糖的预算是向穷人派糖的十倍。曾俊华继续宽减利得税和差饷，但没有理会全民退休保障、公屋免租、十五年免费教育和增加资助大学学额。

民主党的投票取向被解读为支持曾俊华参选特首。该党立法会议员赞扬预算案“讲出香港人心声”，在议会对曾俊华示好，自以为这做法可以在梁振英与曾俊华之间制造分化。但与其说这是民主党的策略，倒不如说它今次实实在在为自己代表的阶级利益投下了诚实的一票。

曾俊华是北京属意的候选人之一，因为中共经过梁振英时期的惨痛教训后，会希望有一个香港资本家信赖的人选，以稳定香港的统治。曾俊华较接近传统资本家“唐营”，民主党一向与这批大资本家关系良好（例如地产商恒基），梁振英则较接近中资资本家。去年特首梁振英重提需要放弃过时的“积极不干预”思维，与新自由主义教徒曾俊华有所冲突。当然梁振英上任以来完全没有通过政府干预改善民生，但他的楼市辣招也没有降低楼价，但足以令地产商忐忑不安。

近来，曾俊华刻意营造爱港本土形象，扮演开明君主，在一些小问题与梁振英表态有别，例如高调支持香港足球队、认可本土意识，对港独思想的批评也较为温和。但是，在今天中共强硬独裁的大格局，任何对下届特首会自愿改革政制和民生的期望，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香港政局由过去的泛民对建制局面，渐渐走向香港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主义局面。如果局势更为动荡，统治阶级分裂下去，不排除在更远的将来会出现由香港资本家会支持本土派势力，与爱国资本家势力对立，如此的话工人阶级的团结会更艰难。一个团结起整个工人阶级的群众政党，才能防止斗争运动被民族主义分化。

二千人机场集会　抗议特首“特事特办”

访问国泰空中服务员

4月18日（日），空勤总工会发起集会，抗议梁振英滥权让自己女儿绕过行李安检，有二千多人参与。社会主义行动在集会现场访问一位空中服务员。

记者：丽芬（社会主义行动）

受访者：黄小姐（国泰空中服务员）

丽：为什么要参加“香港空勤人员总工会”发起在机场的集会行动？

黄：我很愤怒。因为我作为一个空中服务员，接受过八星期的安检及其他航空安全学习，一直以来的训练和知识都是要我们确保航行安全，所以不论乘客的身份、职位有什么特殊，他们都必须要通过行李安全检查的规定，确保行李没有任何违禁品。这是个大众安全的问题，如果作为特首可以有特权而不需跟从，那他日如有客机因有人利用这个特权而携带炸弹、甚至威胁世界安全的 ISIS 伊斯兰国也可通过这个漏洞而引发航空危机，那应是谁人负责呢？

丽：对于民航处、机管局的回应，你有什么想法？

黄：机管局声称，由航空公司职员代替乘客带行李通过安检，是没有违反机场保安程序。我想问一下，机场保安程序是保密的，现在出了乱子，大家一直沿用的安全守则被当局打破，我们都变得无所适从时，机管局是否可以公开这个程序？现在当局所有的解释，都是与我们空中服务员所学的完全相反。而民航处指航空公司可以按乘客需要提供服务，这显然是推卸责任予我们。

丽：有没有听说因这次“特事特办”事件而有人被解雇？

黄：我有听说过，是保安公司的人员。相信是保安公司将消息泄漏出去才触发社会关注的，我都希望他能够复职，因为这是公众安全的问题，没有他的话，可能大家也不清楚事件的严重性呢。

中国经济渡过了最坏时期了吗？

诺丁汉大学教授曾锐生认为，中共当局“正在进入危险区”。他向《南华早报》表示，三月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显示出（中共）软弱与焦虑的迹象”。我们认为这观点是正确的。黑龙江煤矿工人罢工像一道闪电划破全国人大的上空，警告危机正在来临，这成为习近平上台后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习近平并不像媒体所讲一般是稳如泰山的“强人”，相反其地位受到了挑战。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中共高层的紧张局势， 并削弱了习近平政策的公信力。在一家有官方背景的网站上， 曾短暂地出现一封要求习近平下台的公开信，署名为“忠实的中国共产党员”；随后中共展开疯狂的逮捕和镇压。信件可能出自中共反习派系之手。明年中共十九大将会替换政治局七个现任常委中的五个，届时党内权斗很可能会浮现出来。

无可避免的衰退

尽管四月份的经济数据没有那么糟糕，而且政府合力发放好消息，宣扬首季6.7%的经济增长是“好开始”，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依然低迷，而北京的经济数据是历来最不可信赖的。这不完全是中国的问题，而反映出全球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死胡同，经受著其历史上最严重的潜在危机。只是因为有政府大力介入，各国央行前所未有的大量印钞，才得以避免全球金融危机引发19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但是，大萧条的噩梦还是可能成真的。在2007-2015年间，全球债务增加了57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经济总量的五倍。这是一个中国自身问题的一个倒映。而随著全球增长速度降低到零，债务水平会继续上升。

信贷膨胀创下纪录

中共当局无法摆脱它自己制造的经济困境。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中国必须进行痛苦的、像政治炸弹一样的产业重组，否则庞大的债务不可避免会引爆金融危机。正如我们在本期杂志中解释道，人们还有其他出路，也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出路。但是，这个替代方案是无法为中共当局所理解的。相反，政府求助于增加债务，从而避免GDP骤跌。这不过是为未来制造更大的问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维森将政府的政策比喻为“抽吸鸦片以看起来健康”。今年首季银行扩张了4.61万亿人民币信贷， 超过了2009年首季时政府刺激方案的4.58万亿。

“北京当局正在以出卖灵魂的方式争取时间，令危险与月具增。”英国《每日邮报》的国际商业版编辑安布罗斯·埃文斯·普里查德（Ambrose Evans-Pritchard）写道：“连中国也不能在金融危机中免疫，即便银行系统是共产党政府的一支臂膀。我一直认为，中国最终会陷入经济停滞，像日本一样感染慢性病毒。就算这样想也还是太乐观了。”

香港：北京的计时炸弹

中国的经济动荡会对香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令政治意识改变的速度进一步加快。香港的政治版图正在加速破裂。可惜目前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声音将反抗力量团结起来。

梁振英时代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北京当局可能决定让他在2017年下台。雨伞运动由于欠缺领导和革命策略而未能实现变革。这场斗争的经验令人沮丧，但同时群众还是对政府怀有强烈敌意。

梁振英“胜利”后，动摇了从前相对稳固的泛民建制两派局面，第三力量的冒起令非民选的亲中共集团更难统治香港。港独思想（不只是“本土主义”）不再被边缘化，而变成北京的定时炸弹。

为了应对新的挑战，并满足建立强而有力的社会主义替代的迫切需求，我们改变了《社会主义者》杂志的格式，为增加投稿人和扩大议题提供空间，也反映了我们组织在过去一年中的发展——支持者和同情者人数增加。不要袖手旁观了！

“我爸是梁特” 特首破坏航空安全

香港“第一家庭”上演过多场闹剧！梁振英女儿梁颂昕因乘搭飞机时遗忘行李于禁区外，并涉嫌以特首的权力向机场人员施压，引发社会关注特首家人为何享有特权并可绕过行李的安全检查。事件引发梁振英政权下的政治炸弹，保安局、民航处、机管局等接连回应也未能平息事件，香港空勤人员工会则批评民航处漠事航空安全，呼吁业界和巿民参与4月16日在机场的抗议行动。

梁振英一家公开否认有向机场职员施压及“特事特办”，但是早前《苹果日报》记者亲身到机场测试可否如梁颂昕一样透过机场职员取回在禁区外的行李，结果都是被航空公司坚拒，显示特首一家享有特权。虽然机管局的声明称，此举并没有违反保安程序，但其实已是严重违反一直严守的国际安全守则，对行李的安全检查形同打开一个缺口。而民航处称“航空公司可视乎实际情况，按乘客需要提供服务”，企图将责任推到执勤员工身上。

保安公司职员被解雇

这次事件牵涉的是公众在使用航空交通工具的安全和大众的利益，但各大传媒报道，一名将是次事件泄露出去的机场保安公司职员因而被解雇。机场保安是由机管局和政府共同拥有，机管局董事内也充斥“梁粉”，解雇员工分明是政治打压，剥夺工人权利。社会主义行动要求立即让工人复职。

连中共官媒报章《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认为有人以特首之名取得便宜是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民望极低的梁振英受到香港巿民的唾弃，社会随时能一触即发地爆发大规模示威。

建制派抹黑难民

政府、媒体和保皇党正在煽动反难民情绪，令香港难民这个小群体感到恐惧。他们制造“假难民”这个假议题，无视这一现实：全球愈来愈危险，宗教、种族和政治迫害迫使人们逃离家园。

《东方日报》等建制媒体刻意煽动反难民舆论。“假难民”一词在今年二月于中文报章出现过400多次，而2014年全年只有12次。

保皇党＝政治暴徒

南亚裔人多数是香港居民而非难民，但这族裔成为了代罪羔羊，可见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香港的澳裔人口是难民的8倍，比全体南亚裔人口更多，但是建制派没有提出遣返澳裔人！自由党将罪案的增加归咎于难民。但连元朗警区指挥官霍乐生也否认这一点，他提供的数字完全推翻了自由党的观点。

建制派在群众中制造大量难民来港的恐惧。事实上，香港只有11,000名寻求庇护者，当中只有极少数获得庇护权，接收比例为全球最低。相比之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分别接收了270万和150万人。

种族主义（对特定肤色或种族的群体的歧视）总是被专制政权用来分化和统治被压迫者。梁振英的三年苛政令民怨四起，现在为了紧握权力而打“反难民牌”。在一月份的施政报告，他故意将此议题带入立法会选举的政治权斗。这是为了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公共服务崩溃、住房价格高企和工作岗位短缺等现实问题上转移开。

保皇党跟随梁振英的尾巴，组成了一群政治暴徒，他们相互竞争，力图成为最狂热的反难民势力。叶刘淑仪、梁美芬和李梓敬是这群疯狗中的佼佼者。她们要求将所有寻求庇护者拘押在禁闭营内，包括儿童在内。那些打压难民的政客，同时也支持廿三条立法以打压民主权利，可见打压难民与政府专权之间有著明显的关系。

梁振英甚至威胁要退出《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如果实现的话，香港也就加入了朝鲜和津巴布韦等有系统侵犯人权的“流氓国家”的行列。

拒绝种族歧视，不要被建制派愚弄！所有被压迫者和底层群众要联合斗争，从而打倒现有制度，实现真正的变革。

香港医疗犹如“第三世界”！

香港医疗响起严重警号，资源贫乏得犹如第三世界国家！近日流感高峰期令公立医院迫爆，有公立医院病床占用率高达130%，轮候时间超过24小时。有医生表示，多出来的病人需要睡在厕所门口、洗手盆底！

面对医疗危机，政府竟计划再进一步削减医管局经常性拨款二亿五千万。这令一众医护人员忍无可忍，香港护士协会刊登一封致特首梁振英的公开信，形容前线护士工作压力已达临界点。

床位人手严重不足

国际一直以85%为病床住用率的安全标准，当住用率超过85%，便会增加病人风险，如危急时未获收纳进入病房接受适当护理、增加感染病菌机会等。以现时香港约720万人口计算，本港需要约4万张病床，但现时公私营病床总数不足32,000张，欠约8,000张病床，政府所承诺的“10年内新增约5,000张病床”远远不足。

现时香港有13,000名医生，医生比例是每1000人有1.8位医生，比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3.2位及新加坡2.7位医生少得少。
缺乏医生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自03年削减医科学生人数，令近年本港毕业医生数目大幅减少。

医护人员不足　工时极长

全香港只有4成医生于公立医院任职，但这些公营医生却要照顾全港近9成的住院病人！即是6成的私立医生照顾只有一成的病人！

公立医院医生超时工作情况严重，一项调查指出医生的每周平均工时达65小时，其中12%医生说，每周工时80小时以上。八成受访医生称，曾因长时间工作影响临床判断、四成医生更透露曾因长时间工作出现医疗失误。有一成四的医生曾于手术中“打瞌睡”！

社会主义者认为，应该以大众利益为依归，必须立即增拨大量公共医疗开支、增聘医护人员，并将医疗系统全面公营化，反对牟利的私营医疗机构才能保障大众的权利。

大白象工程谋财害命！

港珠澳大桥是一条杀人桥，自2010年动工至今已有8名工人殉职，超过600人受伤。4月23日，泰籍工人Noranin Phai为第八位殉职工人，他在人工岛的桥趸工作时，一辆吊臂车意外撞断围栏，令其身上安全带连围栏跌落海，最终抢救无效而身亡。社会主义行动在此表示沉痛哀悼。

香港工伤情况极为严重，2007年香港的建造业工伤意外率是日本建造业的10倍，而建造业的致命意外率是4.5倍！而2012年香港就有56,763宗工业伤亡事故，而那仅仅是有向劳工处呈报的数字，比真正的数字低得要多。香港仍有大量工伤不呈报的情况，不少工人在老板威胁利诱或者不认识法例保障的情况下，不敢申报工伤，通常在赔偿不足的情下与老板私下调解。因此，劳工处数字不能反映实际香港工伤问题的严重性。去年锦上路高铁地盘有工人因工受伤，在上司的压力下没有报工伤，礼顿公司答应他会支付薪水和医药费，但最后不了了之。他最终上吊自杀。

承建商为了获得政府的工程合约，往往制造所谓“零工业意外”的假象。很多地盘的所谓职安部门实质上是维稳部门，每当有工伤发生时就向工人施压，迫其隐瞒事件和私下解决。政府规定，违反安全条例五次的承建商会从政府工程的名单中除名，但过去五年竟然没有一间承建商被除名！

事实上，工业意外最为普遍的行业是饮食业。这与饮食业的超长工时及过劳关系紧密。在2013年本港发生的工业意外中，接近一半与饮食业有关（5,740宗，48.6%），分别是建造业（3,232宗，27.3%）和制造业（1,775宗，15.0%）工业外意外个案的约两倍和三倍。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立即停建大白象工程，立即实施八小时工作制以消灭过劳问题，由工人民选的独立委员会调查工业伤亡事件，迫使资本家给予足够的赔偿，严惩妄顾职安的老板。只有强大的工会力量才能迫使政府及资本家增加保障工人职安健。

学民思潮解散　黄之峰另组“香港众志”

黄之锋宣布成立“香港众志”，并宣布派至少三人参选。该党“以‘民主自决’为最高纲领”，并主张2026年举行自决公投。从反国教到雨伞运动，黄之锋成为了民主运动的知名人物。在“世代交替”的潮流下，相信香港众志的年轻面孔、进取形象，加上雨伞运动带来的知名度，会吸走很多传统泛民的选票。

三月时，黄之锋宣布解散学民思潮，将分别成立政党和新学生组织“分工合作”（好像校园工作不政治化似的）。学民并没具有民主架构的学生群众组织，而不少加入过的学生亦批评小撮政治明星掌控一切而纷纷退出。此外，近年很多学生愈来愈受到右翼本土派吸引，学民也不免出现内部分歧，黄之锋想与极右本土派作出分隔，可推断这也是学民解散的原因之一。

黄之锋批评泛民的民主回归论过时，泛民失败的战略造成民主运动多年的灾难，这批评实在不够入肉。“香港众志”提出声称为全新的纲领：在2026年前发动公投决定香港2047年后的前途问题。这方案看似激进，但制订公投时间表背后的思维，其实只是仿效泛民过去失败的“普选路线图”概念，被法制框架拖延群众斗争。在中共统治下香港不可能有真普选、自决权或独立，就如中国不可能有民主。因此，前题是要一场推翻中共专政的斗争，而香港群众斗争可鼓动大陆群众斗争，共同反对中共。没有这个前题，自决还是独立也只是延续老泛民对“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幻想。

“港版川普”叶刘淑仪

今年九月将举行立法会选举，建制阵营透过抹黑难民，制造话题以捞取选票和分裂泛民。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就是其中一人，她提倡在深圳岛屿设立难民禁闭营，称此措施可发挥很大的阻吓作用。

这不是叶刘淑仪第一次发表特朗普式的言论。去年，叶刘在报章指有外籍妇女责当局“纵容菲籍女佣勾引其外籍丈夫”，又形容“大量菲籍女佣在港沦为外籍男士的性资源”。这番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言论，激起外劳团体多次示威，最后被迫撤回言论。

叶刘过去一直都反劳工、反民主。2011年时有人司法覆核争取外佣居港权时，她是其中一名反对的建制政客。刚巧当时正值区议会选举，可见叶刘等右翼政客散播种族恐惧来捞取选票。

右翼政客散播种族恐惧

她亦主张设立外佣“试用期”，若雇主在三个月的试用期内即时解雇外佣，所需支付的代通知金由一个月减少为七日。2011年，她又在立法会建议，将雇主所需为外佣支付的医疗费用封顶，表示若外佣即使有工伤，雇主也不用全数负担！

叶刘不只是反外劳，在1999年曾指内地新移民争取港人在内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权，当时任保安局局长的叶刘淑仪发表“十年内将会有167万人可从中国内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陆沉论。事实上这段时期根本没有多么人移民来港。

2003年，时任保安局局长的叶刘淑仪强推廿三条恶法，促发50万人上。最终法案被迫撤回，叶刘下台。她后来抱怨当时自己被迫留在美国，“离开家园三年”。似乎她才是美国的“假难民”！

在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又大力支持警察执法，最近又重提要为23条重新立法。

去年叶刘淑仪发表种族主义言论后，外劳不但透过媒体回应，也立即组织集体行动和抗议，迅速作出清晰的反击。这是揭露种族歧视政客、建立反种族歧视民意的正确做法。

香港：学联退出六四维园晚会

专上学生联会正式退出举办六四维园晚会的组织。这决定并不出乎意料之外，它是一个坏决定、一个退步的决定。此外，学联亦退出每年举办七一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

社会主义行动对于支联会一向有很多批评。支联会刻意将晚会去政治化，将八九民运与今天的斗争分开切割，令很多年轻人感到烛光晚会只是行礼如仪。此外，支联会以由上而下的模式运作，没有开放让其他团体民主参与。这种组织手法反映到温和泛民早已否定了打败共产党的可能性。社会主义者对此绝不认同，相反我们认为共产党政权已经进入了严峻的政治及经济困境，因此当局才要大肆制造白色恐怖，对付罢工工人、维权律师和非政府组织。今年，中共甚至绑架在国外的人士，将恐怖输出至其他国家。

六四晚会的群众性质

然而，学联退出六四晚会带来了负面的效果，不仅因为学联是其中一个支联会的创会团体，也因为学生在八九斗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学生在八九运动的作用被泛民领袖和支联会夸大了。支联会予人八九民运只是一场学运的印象，但其实学生发起运动后，其角色渐渐被工人和广大群众所取代。正因为工人和群众的参与令中共当时敲起警钟。

学联退出六四晚会的做法，完全没有纠正支联会的政治弱点。维园晚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群众性质，每年让15-20万人集会，而且近年每年有多达2万人（主要是内地人）跨境来港参加，表达了八九民运在香港群众意识中占据著重要的地位。即使大会在晚会只是诉诸情绪，淡化其政治色彩，但大集会具备群众性质，始终是今天反独裁斗争的重要平台。

另一方面，学联提出了什么替代方案？他们批评晚会行礼如仪，这点固然正确，但他们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在各院校分开举办一场更零散、更小规模的集会，这有何进步可言？这做法不但没有将行动升级，也没有为六四注入斗争力量，只是举行另一场更少人参与的仪式！

游行不足够

学联的决定表现了香港学运最近的转折。本土派近来开始控制了八间大学的学生会，将靠拢泛民的旧学联领导层踢走。目前只有四间大学留在学联，其余的已退出，但全都由右翼本土派所控制。

本土派将自己装扮成“激进”的新选择，将软弱的泛民取而代之。但他们的“激进主义”中毫无实质内容，只有空洞的装腔作势，就如在六四晚会主张以小仪式取代大仪式，从群众斗争的立场来看只是一种退步。

很多年轻人，但不仅是年轻人，都因为泛民领袖的斗争方法和战略（或说没有什么战略可言）没有发挥效用而感到失望和挫败。现在群众运动中有一种很流行的想法：“游行示威都试过了，但根本无用。”但这种结论是片面的、错误的。游行示威是必要的，在斗争中绝对是关键的元素，以凝聚群众、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来推翻独裁体制。所有革命运动都由游行示威开始，当然单靠一场或多场游行是远远不足够的。

香港民主运动的问题是，主导多年的泛民领袖往往将之局限于一次性的行动，然后尽快叫群众解散。游行从来没有连结至一个以推翻政府、改变制度为目标的战略。如果要做到这点，当然一定超越游行示威，因为过去几年多场大型游行都没有成功推翻政府。工人阶级要在强有力的工会以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而工会则以工人政党这一个政治力量为首，以进行推翻独裁体制的革命为目标。

工人运动的斗争方法经历过150多年的考验，包括罢工、堵路堵门、总罢工，并号召国家机器背叛政权、投向人民的一方。这才是打倒专制政权所需要的方法。不仅如此，今天资本权贵彻底站在中共统治者的一方，因此一定要通过社会主义政策及公有制来消灭资本家的权力，从而设立全民退休保障、可负担的房屋、创造优质就业，以及提高工资。

“先建设民主香港”

本土派学生会扬弃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从这点足以表现右翼本土派得势后所带来的反动效果。学联表示不再支持中国民主是因为要“先建设民主香港”。

这根本是打稻人，好像支持中国民主会对香港民主斗争有负面影响似的。如果以此逻辑来推论，反全球暖化或者反对国外战争的运动也会削弱香港民主斗争的力量。事实完全相反，不支持中国民主的话，就意味住面对中共白色恐怖、逮捕和绑架异见人士时采取中立的立场。例如，最近本土派组织青年新政表示在中共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五月访港时将不会举行抗议，因为事件“与香港无关”。单凭这说法就可见右翼本土派立场何等荒谬。

本土派的立场会令中国群众觉得“香港人不在乎”中国有多少人被逮捕、被绑架、被酷刑虐待、被裁员。对香港群众也同样发放错误的讯息：中共这个世上最财雄势大的独裁集团是否继续存在，与香港的斗争无关。本土派经常激烈抨击泛民主派，但自己却采取一样的鸵岛政策，主张单单在香港一城就可以争得民主。

背弃了中国千千万万的工人阶级，等同背弃唯一可以打倒中共独裁体制的力量。将斗争碎片化，并以装腔作势的“激进”取代认真推翻共产党的战略，只会令中共独裁体制得益。为了重建真正的民主斗争，是时候告别伪激进的、装腔作势的反动本土派！

三百人参与撑难民大游行　反对设立禁闭营

社会主义行动及香港难民联会今天（30日）发起游行，谴责政府及建制派政客抹黑难民，制造种族分化。约三百人响应，参与团体包括社会民主连线、保卫香港自由联盟等。游行队伍于下午两时出发，由湾仔修顿球场游行至金钟政府总部，主办者焚烧抹黑难民的建制报章《东方日报》。

游行队伍呼喊“Refugees not fake! CY Leung sick sick!（没有假难民，梁振英有病）”“No camp no prison!（不要禁闭营，不要监狱）”等口号 。到达政府总部后，难民联会代　上前发言，反对政府及建制派政党所提倡的禁闭营政策。一众团体代表发言，代表社会民主连线的长毛梁国雄表示支持难民，反对设立难民禁闭营。保自联代表Donald表示，难民的权利是基本人权，不容随便剥夺。甘浩望神父表示，反对种族主义，声援不但是香港，还有全球的难民。

社会主义行动主席邓美晶表示，梁振英政府民望极低，唯有用种族歧视来转移视线，企图将社会问题归咎于难民身上。保皇党试图以“假难民”的议题制造社会恐慌，为九月立法会选举捞取选票。另一成员Jaco指，《东方日报》大肆抹黑难民，但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难民犯案率高。

全世界愈来愈多战争和动乱，令难民人数激增。香港只有11,000名寻求庇护者，当中只有极少数获得庇护权，接收比例为全球最低。保皇党最近提倡以禁闭营拘禁难民，连儿童也不例外，鼓吹以暴力对待难民，是极度专制独裁的手法。

撑难民大游行诉求：

停止抹黑难民，反对种族分化
捍卫庇护权利，反对设立禁闭营
港人难民团结抗争，重夺公共财富，不分种族增加公共福利保障（全民退保、增建公屋、增加公共医疗及教育资源）
发起团体：香港难民联会、社会主义行动
参与团体：社会民主连线、居留权大学、跨性别权益会、保卫香港自由联盟

反恶法！不认罪！抗议港铁无理检控

四月十四日，社会主义行动邓美晶于粉岭裁判法院抗议，反对港铁滥权及无理检控。邓美晶被港铁检控携带大型行李及拒绝向港铁职员出示身份证两项控罪，最高可被判监半年，今早于粉岭裁判法院第三庭上拒绝认罪，案件推至六月八日再审。

在庭上有三十多名被港铁控告的市民，大部分是基层人士、退休长者、领取综援或长期病患人士。

大多数人在庭上表示港铁职员“好像有牌的烂仔一样”，态度非常恶劣及具挑衅性。

自去年年中开始，港铁大力打压乘搭港铁的市民，拒绝乘客携带超过行李规定尺寸的普通物品乘车。

职员权力有如警察

邓美晶于去年9月25日雨伞落区期间，携带旗杆乘搭港铁至九龙塘站时被港铁职员阻拦，表示“不能携带超过130cm的行李”（相中旗杆）。法庭传票上指邓的物品“会有对人造成伤害，或对铁路财物造成损坏的危险，或对使用铁路的其他人造成滋扰或不便”，她在庭上向法官表示认为指控不合理。

港铁公司以不同恶法控告市民，包括在车厢饮水要罚款二千！港铁与民为敌，连乐器和体育用品都阻止上车。作为全港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很多基层人士和学生根本无经济能力选搭其他交通工具；而港铁作为一间私人企业，其职员竟有警察般大的权力要求市民出示身份证，侵犯市民的私隐，极之不合理。

我们强烈抗议港铁的不公条例，捍卫私隐权，以及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基本权利。面对不公义，必定抗争到底！

强烈谴责《东方日报》种族主义及性别歧视

4月30日，250人游行反对建制媒体及政客种族歧视难民。《东方日报》显然气急败坏，在专栏文章“功夫茶”以性别歧视来攻击社会主义行动主席邓美晶。文章末段写到“邓美晶小姐最好咪出夜街，如果唔系，万一遇到南亚假难民要求湿吻甚至有进一步动作，都唔知应该点样反应。当然喇，以邓小姐咁有爱心，对假难民咁仁慈，相信一定会好好配合，可能仲觉得系一种享受添。”过去建制媒体一向肆意物化及贬低参与社运的女性。

《东方日报》为了帮政府护航，抹黑难民议题，煽动种族歧视，企图想群众视线转移到少数族裔身上。该报一只是另一份大公文汇。

入境处将酷刑声请的审批门槛定得极高，九成九申请人士都被拒绝，该章却抹黑所有被拒绝的是“假难民”。审批程序极为缓慢，难民被迫留港十多二十年，却等不到答案，又被法例禁止工作。可以走的话，没有难民会想留在香港这个人间地狱，根本不会会如该报所说“赖死唔走”。该报渲染南亚裔为罪犯，没有任何实质数据。但连警方都表示，元朗区去年大部分行劫案都不是南亚裔人所为，而荃湾区去年更只有一宗这样的劫案。

香港人不会被《东方日报》之流愚弄，必定会与难民团结抗争，要求政府不分种族增加民生保障，打倒种族主义，打倒梁振英政府！

联署团体：

社会主义行动
保卫香港自由联盟
跨性别权益会
文化监暴
Slutwalk Hong Kong
社会民主连线
香港难民联会
新妇女协进会
左翼廿一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

香港独立现实吗？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德江将于五月访问香港。预料他届时会严厉攻击港独思想。从港独议题成为社会讨论话题，可见自2012年胡锦涛访港后香港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在张德江介入之前，多名京官已经向“分离主义”作出一连串的警告，有些说香港独立不现实、不可行，有些说港独违法、叛国。如果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为什么要立法禁止呢，这逻辑真是自相矛盾。

连正在访问中国的英国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称独立“不是一个现实的选项”。正如社会主义者们已经多次解释过的，相比于对前殖民地的缅怀，英国资产阶级更加关心同习近平签订的商业合同。

港独支持度的上升，是梁振英政府和中共独裁政权为自己的政治罪行所付出代价。强硬的专制政策，加上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肥上瘦下的副作用，令本土主义上升为香港政治版图中的重要因素。

建制阵营的力量没有加强，但是北京方面严重削弱了温和民主派。近几年来，温和泛民的软弱及其对群众斗争的恐惧被充分暴露出来。

泛民主派一直发挥著遏制群众斗争和激进运动的作用，因此北京当局削弱了一支过去对它很有用的力量。北京之所以在香港问题上保持强硬立场，是因为担心民主运动会在中国引发政治连锁反应，最终威胁到政权的存亡。

在北京切断了政改之路后，香港青年陷于沮丧，脱离中国似乎成为了他们的另一条道路。

所以，北京现在是自食其果。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认同本土派，在中文大学最近的一份调查中，18-29岁支持本土派的比例达到29.8%。但是同时，这些相互竞争的本土派团体总是在“自决”、“自治”和“独立”这些概念之间摇摆，但是各口号的实际含义都相当不同。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机会主义，但也因为他们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更大的问题是右翼乃至极右翼主导了香港本土运动。本土派宣扬针对中国人、部分甚至针对南亚裔移民及难民的种族主义是彻头彻尾反动的思想，也会很容易被建制派操弄。大多数本土派组织也是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捍卫者，甚至视之为香港的“核心价值”。

支持民族自决权

社会主义者支持民族自决权。社会主义者反对一个民族被强迫束缚在其所不想从属的国家之中。香港“不是一个国家”、“香港无法作为独立经济体”等理由都不具有决定性，因为在许多现存的民族国家身上这些理由并没有生效。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还是军阀割据，可见当时中国尚未形成强大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可以发展出来的。北京的强硬政策和资本主义危机正在刺激香港发生这样的变化，台湾的这一进程则走得更远。

今天，尽管大多数人担心香港的自治权正在萎缩，但他们还不想独立。不过如果大多数人希望香港独立，那么应该怎样实现这个目标？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本土派组织和“香港众志”等政团的一大弱点。他们不明白，独立或者重新确定香港的自治地位，都要正面挑战中共这个世界第二大国、坐拥全球最庞大军队的政权。

若果认为可以迫使北京当局参与某种形式的谈判，就是重拾泛民主派的愚见，只不过是把普选权换成了独立。

资产阶级反对独立

在中共和资本主义的统治下，无论民主还是独立都不可能实现的。看看李嘉诚的斥责，就知道资产阶级反对独立，因为这会威胁到他们在中国的市场和经济利益。台湾资产阶级大力支持马英九亲中经济政策，他们对即将担任下届总统的蔡英文施压，使她不敢改变马英九时期的两岸政策。可见，那些认为资本主义的独立香港可以不被中国和中共支配的想法是多么幼稚。

只有通过推翻中共独裁政权和资本主义，真民主和自决权的斗争才能成功。广大中国群众具备完成这任务的力量，因此必须与他们联系起来。在民主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基础上，中国各民族以及整个地区都能民主地决定采取怎样的国家形式，可以是我们倡议的亚洲各国自愿组成的社会主义邦联，同时所有民族都充分享有民主权利，可以自由选择自治乃至独立的。

本土派的立场站得住脚吗？

本土派组织准备参选立法会，以目前他们的走势，今届有可能首次打入立法会。梁振英及中共的强硬路线挑起了年青人的敌意，造成今天的局面。

梁振英的强硬也揭露了温和泛民欠缺斗争的准备、方法和战略，因此群众正渴求激进的新选择。然而，本土思想真的代表激进或新选择吗？我们社会主义者对之要作出批评：

中国民运与香港无关？

本土派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与香港无关，只要顾好香港一地的抗争就可以，他们甚至称内地人都是蝗虫，因此中国有民主是对香港不利的。但是，本土派却自相矛盾地举行六四晚会，要知道八九六四前香港有一百万人游行声援中国民主斗争。

社会主义者主张中港群众团结斗争，打倒中共专政，而香港的民主运动可以作为催化剂。

热血公民提出所谓全民制宪的口号，并自夸这是革命思想。但黄毓民提出的全民制宪只是要求政府司长局长总辞，在现政权的框架底下重新谈判，提出一部新的宪法。没有打倒中共的斗争路线，而期望在政权框架下会容许一部“民主宪法”是不现实的。

本土派不主张港独

真正的革命议会需要提出打倒中共专政、一人一票普选议会代表、议会代表领取工人薪金、落实八小时工作制和公有化银行及企业的诉求。

中共和梁振英近年不断夸大港独势力，引起公众注意本土派组织，他们推动港独舆论的最大旗手。但本土派的大部分组织其实并不主张港独，而想乘著这股潮流增加知名度。热血公民向来支持“维护高度自治”，但最近又开始含糊地提出香港要走向独立，而陈云主张的城邦自治论是反对港独的，而主张在基本法框架里争取自治权，与中共和平共处。

实质上本土派只是将泛民的“民主”纲领加上种族主义。社会主义者认为，香港民主运动必须连系至中国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群众斗争，打倒中共专政和资本主义。

五一“反水货”行动被取消

5月1日，本土派“北区水货客关注组”的召集人梁金成发起反水货活动，大批人聚集于上水新功街，然而行动未开始就被解散。梁金成在行动开始前，突然宣布由于活动被城邦派的陈云渗透，会有人刻意挑起仇恨，因此取消行动。

“反水货”只是幌子，行动实际上是针对内地人的排外行动。活动当日就有示威者在港铁站举起“驱逐支那罪犯 ANTI-CHINA”这种族主义的标语。而陈云是前岭南大学教授，他经常发表针对内地人的种族歧视言论，又多次以性别歧视言论侮辱参与社运的女性，比美国总统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当日活动开始前，陈云在Facebook上表示反对支持者参与行动，因为会被政府及旅游业界借机“诬衊本土派损害香港经济”。但这并非实际原因。陈云过去一直倡议反水货行动，今次突然反对，真正原因是梁金成与他都有意竞逐九月立法会新界东议席，故此他要阻止梁通过反水货行动取得支持。梁金成宣布取消行动时表示，本来有意参与立法会新界东选举，但现在要“重新考虑”，认为人身安全是其中一个考虑因素，暗指如果参选并与“城邦派”撞区，人身安全可能会用到威胁。

今次并不是本土派第一次内斗。在今天二月新界东补选后，本土派组织热血公民立即宣布九月立法会参选的五人名单（陈云是其中之一），遭到其他本土组织抨击，指他们骑劫本土民主前线梁天埼的选举成果，企图垄断本土运动。本土派虽然声称反对“大台”，但其内部却相当专制。在雨伞运动期间，本土派抨击泛民大台垄断运动，但他们自己更是等而下之。泛民的确由上而下控制运动、遏制运动发展，但本土派则以谩骂乃至暴力手段，攻击运动内的其他派系。由于极右民族主义本身是不理性的，本土派对民主的辩论并无兴趣，其组织运作往往专制独裁。

本土派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多个派系，包括城邦派、港独派、归英派等等，但具影响力的组织都没有清晰的立场，往往在“自治”及“港独”之间游走。就如热血公民大多数时间都支持维护“基本法赋予的自治权”（其实就是泛民的立场），但最近他们愈来愈多用港独的措辞，务求在立法会选举前突出自己“激进”的形象。形象归形象，他们是不敢宣传港独的政治内容的。最近他们派发一张传单，提及要由基本法“永续香港主权，稳固内政（?!），确立香港自治”。

极右本土派的冒起反映著香港群众运动陷入小反动的局面。一方面群众愤怒没有息止，因此想寻求更激进的手段对抗梁振英及中共政权，但同时伞运失败后的挫败情绪令部分群众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但本土派的分裂证明他们不会得逞，而且分裂将会陆续有来。如果有强有力的左翼力量，组织一场与中共不妥协的斗争，将可以提供一个种族主义本土派以外的选择。社会主义行动会继续支持中港群众团结斗争，唯有如此才能打倒中共专政及剥削制度。

再回应《东方日报》对社会主义行动的攻击

《东方日报》于五月四日再度攻击本会，在A2版以“揭假难民罪行　《东方》遭针对　议员斥团体干预新闻自由搞死香港”为标题的报道中，大幅引用建制派议员的言论，为自己抹黑难民的言论开脱。一如既往，该报没有让本会作出回应。《东方》的立场与民建联、工联会及经民联一致，从来都是反民主、反基层的。

本会正寻求法律意见，追究该报于五月一日以侮辱女性的言论诽谤本会主席邓美晶的责任。

《东方》之所以怒气冲冲，是因为本会组织四月三十日的撑难民大游行，并在一片欢呼声中焚烧这份种族主义的报章。我们严正挑战《东方》种族歧视及侮辱女性的言论，绝不会有任何歉意。民建联议员葛佩帆竟指烧报纸是“暴力行为”，她所属的正是拥护中共杀人政权、支持黑警暴力的第一大党！而经民联议员梁美芬竟挂起“新闻自由”的幌子反对我们，是谁在立法会拒绝捍卫新闻自由？《东方》越靠建制政客保驾护航，只会证明他们抹黑难民是为了服务权贵的利益。

澳洲难民营的真相

最近，笔者留意到香港的右翼媒体和建制派政客表态支持澳洲当局的难民政策，实在是感到十分愕然。

澳洲的难民政策既昂贵又残暴，而且充斥著种族歧视。过去，澳洲当局将许多来自斯里兰卡的塔米尔难民遣返回该国，又将越南难民遣返到越共专制政权。当局更任由难民遇海难中丧命。上星期，一名来自伊朗的难民，在一个位于太平洋岛国瑙鲁的澳洲难民营中自焚身亡，结束了23年的生命。他被关在禁闭营三年，他留下了遗言：“我已经受够了！”两日后，另一名来自索马里的难民也在瑙鲁的难民营中自焚，现在情况危殆。

现时，澳洲政府将大约2,000名难民拘押在禁闭营中，其中两所位于澳洲境外，环境与监狱无异。澳洲当局收买了巴布亚新畿内亚和瑙鲁政府，获允许在其国土上设立禁闭营。最近，巴布亚新畿内亚的最高法院判处澳洲设立的难民营为非法，令澳洲政府蒙羞。该法庭指出，难民是“被强迫带进巴布亚新畿内亚”的，并被关闭在“铁丝网之内”。澳洲的禁闭营一直被称为“酷刑”。一些难民被囚禁数年，往往受到欺凌，而且支援不足，很多在离开时已经患上精神疾病。过去就有至少一名难民因医疗支援不足而死亡，另外有数十人自杀，而自残的行为亦很常见。

澳洲政府每年花费超过100万澳元营运禁闭营，用公帑资助外判私人公司，当中包括一家香港郭氏兄弟拥有的卫逊保安公司（Wilson Security）。也就是说，澳洲当局每年对每名被囚禁的难民花费23.9万到40万澳元，相当于八名全职工人的工资！

澳洲社会主义党（香港社会主义行动的姐妹组织）主张难民融入社区。我们要求花费在难民禁闭营的资金应用在增加本地人和难民的工作、高质公共房屋以及社会服务。

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澳洲民众抗议，反对囚禁难民。在二月，一名叫Asha的难民婴儿在布里斯本被送院就医，政府企图将她送到一个离岸禁闭营，但遭到院方人员反对。整个社区的居民组成人链保护医院，并阻截车辆进出，确保当局没有带走Asha。最后政府妥协，暂时搁置遣返Asha。

种族主义的历史

澳洲统治阶级有著种族歧视、反移民的历史。在1850年代，当局立法限制华人移民入境。澳洲在1901-1966实施“白人澳洲”政策，限制所有非欧裔的移民。政客经常将“黄祸”等歧视亚裔人的词语宣之于口。

在1990年代，以反中国移民为目的的“单一民族党”成立，其领导Pauline Hanson向澳洲人表示，我们正处于“被亚洲人淹没”的危险中。当时，我们澳洲社会党组织反对“单一民族党”，领导学生罢工，参与反对歧视亚洲人的示威。

种族主义一直被用来分化劳动者，转移澳洲人的视线，将资本主义造成的问题──失业率高企、福利、医疗及教育开支被削减──归咎于外来人。最近，针对中东人的种族主义也开始冒起，令难民成为受害者。

去年，社会党组织了3-4,000人的游行，对抗滋扰穆斯林人的种族主义政党。香港的亲中右翼势力的立场，与“白人澳洲”政策及澳洲“单一民族党”的反华种族主义是如出一辙的，实在相当讽刺！他们抹黑香港难民，实际上是与澳洲统治阶级的最坏分子站在一起。他们支持澳洲的难民苛政，实际上是反对澳洲及香港的劳动者。

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是国际性的，我们的战斗也一定要是国际性的。我们自傲地站在社会主义行动及香港劳动人民的一方，也力挺那些来到澳洲寻求庇护及改善生活的难民。

抗议李梓敬倡议设立难民营　反对种族分化

5月7日，以李梓敬为首的自由党及遣返难民大联盟，举行反难民大游行。社会主义行动与香港难民联会到场进行反抗议，反对设立禁闭营，反对种族歧视。

李梓敬倡议设立难民营，是剥夺人身自由、加强警权，以及鼓吹暴力。社会民怨沸腾，梁振英及建制派都受到人民唾弃，唯有制造“假难民”议题转移视线，并且为立法会选举造势。李梓敬此等权贵为了将社会问题归咎于穷人，而玩弄数字抹黑难民为罪犯。连警方都表示，元朗区去年大部分行劫案都不是南亚裔人所为，而荃湾区去年更只有一宗这样的劫案。

入境处将酷刑声请的审批门槛定得极高，九成九申请人士都被拒绝，他们却抹黑所有被拒绝者都是“假难民”。声请者审批程序极为缓慢，难民被迫留港十多二十年，却等不到答案，又被法例禁止工作。可以走的话，没有难民会想留在香港这个人间地狱，根本不会会如该报所说“赖死唔走”。

不论强迫难民进入焚闭营，还是拘留难民在恶劣环境，都必然涉及施用暴力，加强警权。上周分别有一名伊朗籍及索马里籍的难民自焚身亡，因为不满澳洲政府将他们拘禁在瑙鲁共和国的禁闭营，引起国内声讨政府严厉的难民政策。

建制派支持设立难民营，另一原因是这盘是有利可图的生意。新地联席主席郭炳江及郭炳联，透过离岸公司控制澳洲威信保安公司，而威信则承接澳洲政府不少巨额合约，包括承包造成自焚悲剧的难民营。现在建制派支持在港设难民营，也是为了让财团开拓多一盘人命生意！

李梓敬之流指控难民“浪费公帑”的政客，但他所属的自由党却支持将公帑用于兴建大白象基建工程，浪费数千亿的公帑，又反对全民退休保障、增建公屋、八小时工作制这些有利民生的政策。事实上，香港政府每年只用约三亿元援助难民，兴建高铁的开支已经足够为全港难民提供283年援助！他们的食物援助只有每月1200元，租金援助每月1500元，很多居于猪场鸡场改造的非法寮屋，更有难民曾经大火丧生。

香港人不会被自由党及《东方日报》之流愚弄，必定会与难民团结抗争，要求政府不分种族增加民生保障，打倒种族主义，打倒建制派，打倒梁振英政府！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停止抹黑难民，反对种族分化
捍卫庇护权利，反对设立禁闭营
港人难民团结抗争，夺回公共财富，不分种族增加公共福利保障

【平机会示威】要求解雇东方涉事编辑

5月10日，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与多个团体代表，到平机会办事处示威，要求公正处理《东方日报》侮辱女性的言论。我们认为东方应立即解雇撰写5月1日“功夫茶”专栏的编辑。社会民主连线、难民联会、民生议政、香港荡妇游行以及新妇女协进会都有代表出席。示威者高呼“谴责东方日报”、“性别歧视可耻”、“解雇涉事编辑”，并将请愿信递交至平机会主席陈章明。社会主义行动于4月30日举行撑难民大游行后，《东方日报》翌日于专栏侮辱邓美晶，写道：“邓美晶小姐最好咪出夜街，如果唔系，万一遇到南亚假难民要求湿吻甚至有进一步动作，都唔知应该点样反应。当然喇，以邓小姐咁有爱心，对假难民咁仁慈，相信一定会好好配合，可能仲觉得系一种享受添。”。社会主义行动会继续寻求法律意见，并发起社会抗争行动，继续对抗《东方日报》的种族主义及性别歧视言论。

巴拿马文件：理大校方究竟在隐瞒什么？

震惊全世界的巴拿马文件揭露了全球富豪和政客的逃税避税丑闻，至少八名中国政府领导层牵涉在内，而香港的郭氏兄弟亦卷入其中。在风波核心的莫萨克．冯赛卡律师行（Mossack Fonseca）专门为富豪设立离岸空壳公司来逃避赋税和国法，其香港分支更是其最繁忙的办公室，负责占其全球业务三分一的中国及香港顾客。

现在该丑闻越揭越大，连理工大学都被揭发本别在2012及2013年在英属处女岛开设两家离岸公司，将一个理工大学有份合资的科网公司“新华理大”的股份转移到海外，而这些交易都一直没有纪录在公开的财政帐目上。“新华理大”被指经营困难，有报导指理大后来秘密地将公司股份卖给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涉及金额不详，资金亦下落不明，但校方至今仍然没有就此公开解释或回应。

批准成立离岸公司的，正是时任理大行政副校长、现任创新科技局局长杨伟雄。

在海外成立离岸公司，多是财团或政客隐藏财富、规避赋税的伎俩。根据《新闻周刊》的报导，全球大约有21到32兆美元私人财富隐藏在这些避税天堂之中。据估计世界贫穷国家中企业逃税的总额高达每年1,000亿美元。

除了理大，现揭发中大和港大都有在英属处女岛开设离岸公司，而当中港大更开设有五间公司。

理工大学作为一所公立大学，所有师生乃至公众都是持分者，理应受到公众民主监督。理大校方秘密开设海外离岸公司，故意不记帐完全是黑箱作业，更不知道有没有相关人等因此交易而获得利益。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

理大校方立即公开有关离岸公司的状况与帐目，并且结束有关的公司。
成立公众民主委员会独立调查事件，对于涉及利益输送和黑箱作业的人士予以追究及惩处。

悼念六四天安门屠杀二十七周年

今年是六四屠杀二十七周年，我们在此悼念当年在北京被残杀的工人及学生。1989年是中国濒临革命的一年，与今天中国的局势仍有重大关联。

习近平正严厉打压国内反对派，不容有任何的生存空间（无论是真实的或者是幻想的），包括一系列的海外非法绑架。打压加剧与习近平的“供给侧改革”政策有著密切关系，政府将会严重打击工人的工资和岗位，并使高达六百万国企工人下岗，因此搜捕工运分子和罢工组织者。

从八九运动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只有革命斗争才能推翻中共暴政。可惜许多今天的民运领袖却无视这个结论，宁愿寄望能从中共手中得到“循序渐进的改革”。在香港，这条“改革”路线在过去三十年中屡试屡败。而若果这个策略在“特别”历史背景下的香港都不能够成功，那又如何在全中国实现呢？

面对学生和工人空前规模的示威，邓小平及中共在八九选择了血腥屠城。在6月3日晚上，解放军嗜血成性，残杀了过千民众，实际死伤数字至今仍然不明。政府宣称有241人死亡，而当中只有36个是学生。这个数字明显被当局严重低估以掩盖真相。中国红十字会曾表示有2600人死亡，但后来撤回了有关消息。而在六四后，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民众被逮捕、数以百计的人被处死。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洛德称，邓小平利用大规模的国家恐怖来向全世界“表明立场”。

在屠城前夕，首都的群众民主集会已经过了高潮，并且开始消退。发起运动的学生们身心疲累，而且也不知道如何让运动再往前走。新的群体，尤其是青年工人、中学生和城市青年越来越成为了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在5月学生发起绝食抗议之后，运动变得更无产阶级。尤其是在政权于5月20日宣布戒严之后，新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则成为了一股重要力量。

当时全国的群众运动仍在凝聚动力，邓小平及中共强硬派决定强硬镇压，以向各省群众制造震慑效应。当时中国有过百城市发生群众抗议。甚至在六四之后，运动依然在许多城市持续，并发起游行示威、堵塞铁路、号召总罢工。有一点非常重要：当时的运动是一场发展中的革命，而并非像香港泛民领袖形容的“希望政府聆听人民声音”。

在这场革命运动期间，民众摆脱了对专制政府的恐惧，并感到自己有能力透过集体行动带来改变。另一方面，政权内部亦严重分裂，濒临崩溃。邓小平后来决定采取最激烈的镇压，目的之一是向党内的敌对派别发出警告。

群众想要一个新政权，结束独裁制度、结束腐败，并取替那些“只让一小撮人富起来”的亲资本主义改革政策。但是八九革命运动却缺乏一个关键因素：一套清晰的革命纲领，以及一个由工人社会主义政党形成的领导层来引领斗争前进。

群众运动的命运可以说是总围绕著一条重要问题：下一步该如何走？革命不等人，只是纯粹地占领广场并不足够。这个问题将会决定旧势力会否被推翻，并被新力量所取代，抑或是旧势力能够卷土重来，并摧毁运动所代表的一切力量。

在中国劳工论坛2009年出版的《天安门1989──震撼世界的七周》一书中，我们解释道：

“当时的状况，是需要召开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会议，由全民自由选举代表，并开放让所有政党参与。”

这项工作应该连结到去号召发动总罢工、动员已经开始自我组织的工人阶级，并组织人民自卫委员会来争取基层军警倒戈，以及保卫民众和新生的独立组织。当时的军队已经严重分裂，因此这完全有可能成功。

另外，实现工人对工厂的民主管控也是必要的，并需要真正民主的社会计划来解决官僚制度管理不当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并防止像邓小平改革那样的资本主义复辟。

八九悲剧发生的原因，是民众未了解当时必然是一场殊死斗争，只有中共却知道这一点。若要民众完全触摸到斗争的局势，则必须要有一个具组织性的力量──革命政党。无论民众的自发性如何重要，单靠自发还是不足够的。

邓小平政权正正得益于学生领袖的犹疑──学生要避免运动“过火”，并认为运动的目的不是要推翻中共，而是向中共的开明派官僚施压。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2004年的一次访问中表示对邓小平的支持：“如果要我开枪杀死20万学生来换取中国免于一百年的乱世，那就去做吧。”国家恐怖可以维稳，中共官方舆论现今重覆著这一荒谬理论，以阻吓欲求改变制度的群众。

李光耀的言论可能有点过于率直，但当1989后的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局面明朗后，世界大部分的资本主义政府都收敛了对屠城的“震怒”。在屠城之后，欧美一度向中国实施制裁，但都很快地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跨国企业纷纷进入中国，以享受其亲商政策以及无工会保障的低廉劳动力。

今天的中国与1989年时一样，都在面对严峻的经济危机。习近平政权内部亦出现分裂。《人民日报》5月9日的社论更突显了政权内部就经济政策的分歧，当中的“权威人士”（可能是习近平自己）警告中国未来的经济趋势很可能会是“L”形的。这个神秘人物指出，若果政府政策继续依赖借贷来推动增长，将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在外界对于中共经济政策的信心低下之际，此篇社论犹如重磅炸弹。

北京当局现在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要制造新的泡沫（主要在房产和商品市场）来减轻因旧泡沫爆破（如股市）造成的压力。但同时间，现在又有越来越多的工人、青年甚至中产上街抗议政府政策。工人罢工的数字在过去十二个月间大幅增加了超过一倍。

中国群众斗争正再萌芽，我们必须学习历史上的重要教训，尤其是功亏一篑的八九革命。为了重建斗争，我们必须汲取教训，并确保工人阶级下次能够得到正确的纲领与组织。

石硖尾白田购物中心天花倒塌

5月31日晚上七时许，石硖尾白田购物中心二楼电梯位置天花塌下，光管灯箱摇摇欲坠，警察封锁现场。石屎碎跌至一楼。呼吁各位各位居民请出入小心！

翌日，社会主义行动再到倒塌天花的白田购物中心查看情况。天花倒塌幸好没有伤及途人，但商铺负责人均表示非常危险，由于购物中心经常有学生下课后进出上补习班，由下午四时到晚上八时多都会有学生进出商场，昨日没有伤人是万幸。

中兴洋服的老板周先生表示，昨晚七时多，在铺内突然听到巨响，走出店外便看到天花倒塌，支架等压住电梯，他立即按停电梯，期后消防及警察到场封锁现场。对面铺的姜小姐指没人受伤非常幸运，因为这里是补习学生上下课经常使用的电梯。他俩均指，恶劣天气如黑色暴雨、八号风球时商场会水浸。姜小姐指窗户会渗水，更曾见过雨水由天花滴下。

我们正等待负责商场的法团负责人回覆，并跟进维修事宜。

十二万五千人参与六四烛光晚会

今年是北京六四屠杀二十七周年，香港维园再次举行的烛光晚会，纪念八九年那场为期七周的民主斗争，并悼念被中共独裁血腥残杀的民众。

香港享有半自治地位，令其成为全中国唯一一个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城市。今年，有12.5万人参与香港的烛光晚会，再一次凸显出港人对这个集会和纪念1989民运的重视。

虽然今年晚会的参与人数比起去年 （13.5万）稍微减少，但港人所发出讯息仍然强烈。香港在经历了2014年雨伞运动失败后，社会弥漫著一股无助和失意的气氛，群众情绪陷入复杂境地。而今年的晚会也在右翼本土派（主张种族主义思想，混杂著香港自治／独立的修辞）的杯葛压力下进行，他们的理由主要是认为中国的民主和反一党专政的斗争与香港“无关”，这完全是个反动的立场。

杯葛运动是由本土派控制的学生组织所发起的。他们的举动未能大幅减少六四晚会的参与人数，而自己所独立举办的活动参与人数亦不多，这个结果对于本土派来说是个打击。

不过，在支联会和泛民领袖的控制下，维园的六四晚会多年来不断去政治化，而变得行礼如仪。纵使如此，大批市民仍然参与晚会，反映了香港群众对中共专政的愤怒，并且希望坚决守护八九民运这个重要的遗产。

工人国际委员会中国及香港（包括社会主义行动）主张重新建立一个民主运动，并强调这个新运动应建基于工人阶级，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足够的社会力量和组织力来推翻一党专政。我们反抗中共及其资本主义政策，并为推动社会主义替代而奋斗。

上街撑林荣基－－国安滚出香港，打倒中共专政！

铜锣湾书店被绑架五人之一的林荣基，在被失踪八个月后首次露面，控诉中共非法绑架书店五人。

林荣基受尽中共威胁下，仍然坚持站出来控诉中共暴行，实在值得敬佩。早前，四名被绑架的书商──李波、吕波、张志平及林荣基──分别返港向警方销案，令很多人以为事件已经以讽刺小说《一九八四》的悲剧告终──被迫害者选择沉默，自己的意识完全被毁，并甘心驯服于当局──岂料林荣基的勇敢作风改写了结局。

极权者满口谎言

林荣基的控诉证明了中共在整件事一直撤谎，而建制派至今仍为中共护航而满口歪理，激起了群众义愤。林表示被掳人士根本不是“自愿返回内地”，而是被中共的“中央专案组”人员掳走。他更表示私下接触过李波时，对方承认被掳返内地。此外，林被威胁要交出售书纪录。但他坚称没有屈服和出卖读者。铜锣湾书店出版揭露中共丑闻及权斗的禁书，过去一直将书本封面伪装，寄到中国内地读者手上。中共显然要追踪并打压购书者。这已造成寒蝉效应，已有其他独立书店表示会销毁自己会员的购书纪录。

国家恐怖主义式迫害

早前，被绑架的三名书商被迫在电视机面前认罪，明显是中共执导、强迫受害人照稿宣读。林荣基在记者会透露“认罪影片有导演有台词”，证明了将中共的手段形容为国家恐怖主义手段完全不夸张。身处英国的桂民海之女儿，近日拍片上网指自己的父亲被绑架，而其父亲一直叫她保持沉默，再次证明认罪画面是编导出来的。

林荣基被绑架的过程同样骇人听闻。首先，他表示禁锢他的不是国安、公安、派出所或军方，而是隶属“中央专案组”。多名中国研究学者都表示这机构是文革产物，本来用于中共内斗时整治政敌的工具。他在去年十月回深圳时被11人带走，其后被迫戴上眼罩乘坐火车13小时到达宁波。他被迫签字承诺“答允放弃通知家人”及“不聘请律师”，然后被拘禁在一个做足防止自杀措施的小房间内五个多月。

中共跨境犯法绑架引起了港人哗然，令人忧虑在极权之手的干预下，发表异见会动辄得咎。而香港政府及警方一直配合内地公安行事，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公民，曝露了梁振英的傀儡嘴脸。林也认为香港警方不是站在市民一方，警方在2014年占领期间“喺金钟出催泪弹，学生手无寸铁”。事实上，内地国安在香港秘密行动已不是新鲜事。

目前，林荣基的人身安全令人担忧。《星岛日报》引述宁公安局，称会适时启动与香港警方的工作机制，将林荣基引导回大陆接受“法律制裁”。林在内地被指控的“非法经营罪”明显是政治打压，再者香港并没有引导犯人返内地的法例，但没有可预知中共将如何践踏法律。

本土派不知所措

刚在六四周年悼念时，青年新政等本土派组织反对关注中国民主，因为这是“别国”的事，与香港无关。铜锣湾书店绑架案一再反证他们的谬论，中共消灭异见的爪牙已经遍及国际，桂民海就是在泰国这个独立国体被逮捕的。近月在缅甸和寮国也有发生类似事件，在肯亚更有台湾公民被带回中国！可见，香港人面对中共爪牙不能独善其身，而采取无视中共这种鸵鸟政策，只会坐以待毙。标榜捍卫“港人利益”的本土派正在面对两难，不知如何定性今次事件，是别国事件？还是关乎本土利益？很明显这是假命题！香港民主斗争需要与中国的群众斗争连结在一起，共同以推翻中共极权资本主义为目标，才能彻底胜利。

同时，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泛民领袖有从今次绑架案得出必要的结论吗？泛民正确的指责中共政府的做法是流氓行径，但只在质疑政府有无守法。中港两地的民主运动不应旨在教育中共“文明伦理”，而应动员群众斗争以推翻中共为目标。

中共国安滚出香港　打倒中共专政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立即释放桂民海，并停止政治迫害铜锣湾书店五人，捍卫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为了制止跨境违法事件再发生，我们主张由群众委员会的代表独立调查绑架案，研究内地国安机构在港违法行动的情况，并驱逐所有中共国安出港。

病房紧绌　何不用特权？

本港在人口老化和疫症隐患的双重压力下，公共医疗系统早已不敷应用，基层民众每每听闻甚或亲历久候“轮街症”或“等上房”之困境，长期病患的治疗排期时间更是以年计。此外，医护人员亦面对极其沉重的工作压力。两项因素造成现今本地公共医疗系统效率低下，医护人员得不到合理的工作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环境，病人亦得不到充分的治疗救护。

只是，最近的消息显示出，有些病人比其他病人“更加平等”。建制派大佬之一的民建联谭耀宗被揭发获安排在伊利莎伯医院打尖插队，获优先安排进行割除瘜肉手术。此项手术对于我等基层民众而言，最快也要轮候31星期，即超过半年，而新界东医院联网的病患轮候时间更长达104星期，足足两年！

几乎同一时间，另一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镔亦被揭其妻准备分娩之时安排以一般病床的价钱（每日一百元）入住独立病房并被指其主动指定医生照料。与之相比，一般产妇面对因不断削减医疗开支而紧张的分娩床位甚至不得不在医院走廊过道产子。因为香港医疗系统已经陷入崩溃，公立急症医院的病床使用率平均达到118%，其中六间医院更逾120%。

另一边厢，在一系列医疗特权消息此起彼落之时，一位元朗的装修工人工作其间发生意外事故，工地围栏铁枝穿臂而过，画面骇目惊心，但最后竟于屯门医院等候36小时方能进行手术将铁枝取出，等候其间只得到抗生素和止痛药，其痛苦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为政府摇旗呐喊的建制派议员们享尽经济与社会特权，就不难明白为何他们支持政府一而再地削减医疗支出—那怕全香港只剩一个医生一张病床，他们及与之鸡犬升天的一家老少都能获得最优先的照料，为此承受恶果的，就是我们这些“没那麽平等”的民众。

医疗资源已经严重不足，但梁振英却要削减多2.5亿医疗开支。2013/14年度，医管局各联网共有注册医生5,365名，以其时全港人口计，即每1,000名市民有0.7名公立医院医生。比例少于英国丶新加坡和美国的3.7名（2013年）丶2.8名（2013年）及3.2名（2011年），亦逊于大部分经济合作组织（OECD）成员。根据国际标准，护士对病人比例为1比6，但香港的比例已高达1比12，夜更护士平均更要照顾23名病人。

难怪2011年度至2015年度期间，公立医院整体次紧急和非紧急病人轮候急症室的平均时间不断增加约半小时。次紧急病人平均轮候时间5年间增加逾31分钟，由2011年度76分钟增至2015年度107分钟；非紧急病人轮候时间亦增加近27分钟，由2011年度103分钟增至130分钟。

在贫富悬殊的香港，大多数病人都只能光顾公立医院，但医疗资源却集中在私立医院之上。香港公营医疗系统聘用本地约六成的医护人员，但他们需要照顾近九成病人；私营医疗系统雇用馀下的四成医护人员，却只需照顾约一成市民。而政府推动医疗产业化，只会令更多公院医护人员流失至私院，公院资源进一步萎缩。大部分穷人还是光顾不起，只能等死！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

反特权！公共资源公平享用
大幅增加医疗开支，增聘医护人员
取消外判制度，直接聘用全体医护人员
医疗全面公营，停止私有化
削减高官及议员薪金至普通工人水平

香港蜗居梦何时了？

最近“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九月起加租一成，影响全港七十多万公共住户。

为表达租金上涨的声音，“基层住屋大联盟”于7月10日早上的10时发起大游行，约 60人参与由湾仔修顿球场出发游行至政府总部，要求政府检讨拖延12年未曾修改的“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恢复租金管制等诉求。队伍呼喊著“无处容身、越住越贵”、“反对剥削住屋权、争取检讨保家园”、“立即上公屋、租金要管制”等口号。

社会主义行动参与游行，沿途访问了4位基层住屋人士，了解一下他们的住屋及生活状况。

现年66岁的江先生是一名退休人士，他现在以每月$5,500 租住西区一个100平方呎的㓥房单位。江先生退休前是任职保安工作的，他称现时无稳定收入，只能靠积蓄、生果金和打散工过活。“租金占我生活费4成，而租金每年都加二、三百元，实在很难负担。”江先生称10年前租金只是$2,000多，自己又因为膝盖骨老化走路也很困难，他已在1年前申请单身人士公屋分配，但对何时能上楼感到遥遥无期。他认为如果能落实租金管制，是有效并可以令他不用再“捱贵租”的。

游行上遇到从中国大陆来港两年的陈小姐，携著两幼子游行的她今年30岁，租住的是西环一个只有80平方呎的㓥房。陈小姐说︰“房间细小，没有厨房，只能将煮食电磁炉放在洗手盆上。租金一年加一次，最近更由$6,300 加至$6,700。”陈小姐称来港两个月后，居于香港的丈夫突然离世，令她顿失经济支柱，对前路感到仿惶无助。每月的伙食费、水电费及上学开支每月起码需要$4,300。“我最担心是我的小孩子，他们年幼我一定要负责照顾他们，这令我不能上班工作，现在只能靠我的积蓄过活。我住的㓥房是一屋再㓥开4户的，环境挤迫，隔壁住户曾发生暴力事件，令我倍感担心。”“我最希望就是可以尽快上公屋、实施租金管际，如果有托儿服务就可以减轻我的负担，但托儿服务也需要约$1,000，我暂时没有这方面的经济能力。”

任职地盘的曾先生是租住深水埗的一名㓥房户，月租连水电费需要$6,000，这小小的100呎空间住了一家三口。“我已申请上公屋达4年但仍未有消息。”租金占他每月3成多的收入，这显然与政府所说只占1成有很大距离。曾先生更表示租金高昂下他的每月也花尽所有收入，无法储蓄。曾先生的诉求是立即上公屋和恢复租务管制。

游行上，一位中年女士接受访问，她以月租$3,500 租住观塘一个不足100呎的㓥房，而事实上，那是一个非居住用途的违法“㓥房”单位。她表示原本住的单位，因为加租$500，令她迫于无奈迁到偏远的新居所。这名女士是一名领取综援的单亲妈妈，育有一名11岁患有过度活跃症的小孩。居住地方狭小令她照顾小孩十分吃力，又不能寻找工作。“我认为这居住地方实在太小，连我的小朋友也这么认为。”“我的小朋友今年升中了，我们都希望可以上公屋，除了地方较大外，也因为公屋有合资格的防火措施，令我若然去工作，也可较安心让小朋友独自在家，现在我住的㓥房没有安全可言，令我不能离开我的小朋友。”综援的帮补下，每月有$3,000多元收入，但这只足够她家中如水、电、伙食等开支。

跨国企业L’Oreal向中共叩头

法国化妆品公司Lancôme原本计划与香港民主派歌手何韵诗合作举行演唱会。但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发表评论，狠批Lancôme“支持港独艺人”后，该公司宣布与何韵诗割席，更以“安全因素”为藉口，取消她有份出席的音乐会。事件激起群众公愤，牵起声讨Lancôme的浪潮。

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利润先于民主人权，为了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只会屈服于人民币之下。中国市场排行Lancome母公司 L’Oreal收入的第二位，仅次于美国。2015年L’Oreal总营业额为243亿欧罗，其中亚太市场占55亿欧罗，近 23%，是相当重要的市场。

何韵诗曾经参与雨伞运动，中共显然就此作出打压。中共控制国家市场庞大，可以审查世界各地艺人的言论，阻止不听话的艺人演出，从而控制国际社会的舆论。早前，韩国女子团队的台湾成员周子瑜因在电视上公开表示自己是台湾人，由于受到经纪公司JYP的压力，她被迫在镜头面前公开道歉认错。香港九成九艺人在压力下早已噤若寒蝉，当年声援八九民运的热情已化为烟火，剩下人民币的铜臭。但中共愈强硬审查，愈显得其财大气粗，受到全球民众憎恶。

杀人企业

L’Oreal属于雀巢公司旗下企业。如果中共是杀人政权，雀巢公司也绝对是一间杀人企业。在科特迪瓦（前称：象牙海岸），雀巢一直涉嫌间接介入可可豆童工的人口贩卖丶虐待与强制劳动。在落后国家，雀巢为了镇压工人运动，一直雇用大批私人军队及黑帮。菲律宾雀巢工会领袖Diosdado Fortuna因组织罢工在2005年被刺40多刀身亡。

今次事件反映中共政权愈来愈大力操控新闻媒体及演艺事业，不但靠官媒控制舆论，也愈来愈与私营媒体及企业勾结起来，在香港丶台湾乃至全球皆是如此。可见，仅仅打碎党国官媒是不够的，也要打破私营财团对艺术及媒体的操控，才会有真正的表达自由。

邓美晶上庭自辩：抗议港铁无理检控

7月13日，社会主义行动主席邓美晶到屯门法院自辩。事由她被控告携带大型行李及拒绝向港铁职员出示身份证两项控罪，最高可被判监半年。当时正值港铁突然收紧大型行李管制，有乘客携带的古筝、桌球棍等用品都被阻止，激起大批市民到港铁站抗议。邓美晶就是这次政治旋涡的受害者之一。

邓美晶于去年9月25日雨伞落区期间，携带旗杆乘搭港铁至九龙塘站时被港铁职员阻拦，表示“不能携带超过130cm的行李”（相中旗杆）。法庭传票上指邓的物品“会有对人造成伤害，或对铁路财物造成损坏的危险，或对使用铁路的其他人造成滋扰或不便”，她在庭上向法官表示认为指控不合理。

港铁动用八人的律师团队控告邓美晶，包括一名姓张之大律师，就是为了控告一个没有钱聘用律师的普通市民。年赚百亿，年年加价，维修服务外判而事故频生，又被发现在知情下购入次货列车。赚钱后并不用于回馈市民，而是用于欺压乘客。政府拥有港铁76%股权，所以这笔钱好一部分是公帑！

由于控方证人全是港铁员工，加上港铁表示当日事发时闭路电视片段已被销毁，所以邓美晶合理怀疑证据不中立，要求传召其他证人上庭。邓美晶表示，当日港铁职员并没有出示委任证及表明身分，因此她拒绝向其出示身分证，并在警察到场后才向警员出示身分证。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

立即撤销对邓美晶的控罪
捍卫乘客私隐权，港铁无权截查身分证
增设大型行李车厢，放宽对有需要乘客的行李管制

南海冲突：海牙裁决对中国不利

7月12日，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对南海仲裁案做出裁决。该裁决十分有利于提起仲裁的菲律宾。尽管仲裁庭没有执行权，而且中国当局抵制仲裁，并事先声明它将无视仲裁结果，事件仍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外交冲击。

这份长达500页的裁决书涉及许多问题，但其核心在于判定中国的领土要求——也就是所谓的“九段线”——没有法律基础，而且中国在争议海域侵犯了菲律宾的领海主权。仲裁庭认为中国对争议群岛和海域的历史性要求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该公约于1994年生效，中国是签约国之一。

尽管目前难以预计各个敌对力量的具体反应，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仲裁结果一定会对东亚局势和中美关系造成巨大的地缘政治影响。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在此阐述他的观点。

仲裁结果意味著什麽？

仲裁结果当然没有解决任何冲突。近几年来，这场冲突变得更加严重，也更加军事化。该地区有引发军事对抗乃至战争的潜在可能，虽然短期内还不会发展至这局面。这份裁决火上浇油。唯一真正有理由庆祝这个裁决的是军火出口商和希望获得更多预算的军方首脑。

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对联合国及其公约从来不抱任何希望。联合国从来没有成功解决过任何重大危机或者武装冲突，甚至使之恶化。这份裁决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会给所有敌对势力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南海是海洋上的巴尔干。沿岸国家提出相互重叠并且激烈冲突的领土要求，它们单方面的行动可能引发无法预料的反应；冲突方有很多，不仅仅是中国和美国。

中国会怎麽做？

这是现阶段最难估计的事情之一。甚至难以估计中共高层是否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因为可能连习近平一伙人都对裁决的严厉程度感到震惊。尽管北京当局声称裁决毫无意义，但是它使中国在外交上更加孤立并给中国的对手——主要是菲律宾，但也会包括其他国家——予以巨大的外交和宣传支持。这次毫无疑问的公关胜利能够帮助美国帝国主义的“再平衡”战略，让它在东亚重新获得军事和经济主动权。但是这场“胜利”也可能给它们造成反冲。

用“勃然大怒”来形容北京当局的反应，或许还是保守的说法。尽管中国选择无视，但裁决结果还是给了中国一个大大的耳光，一次羞辱。这可能削弱习近平的力量，并给激烈的中共权斗带来各种无法预见的影响。甚至连一些北京当局的批评者都对压倒性的裁决感到惊讶。许多人都预计裁决固然会对中国不利，但以为它会在双方之间做一些平衡或者留下一些模糊的空间。但是结果仲裁庭完全否定了北京当局的要求。一位评论员说，这是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引发（短暂的）国际制裁后，中国政府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外交挫折。《经济学人》也认为裁决会加剧紧张局势。它称之为“迄今为止中国在挑战美国对东亚的影响力的过程中所遭受的最大挫折”。

这份裁决会对中国的国内政治造成怎样的影响？

如果什麽都不做的话，习近平有可能被视为一个软弱的丶优柔寡断的领导人，使四年来树立的“强人形象”毁于一旦。“强人形象”对于他调整经济和改组上层权力的计划至关重要。习近平煽动起民族主义，现在可能会反过来受制于自己的“伟大祖国”宣传。

砸烂苹果手机和呼吁抵制苹果产品（由中国工厂生产的！）的帖子于中国社交网络疯传。习近平不希望街上出现抗议；前任领导人有时默许示威（比如2012年的反日游行）从而让群众发泄怒气，相比之下习近平有著更强的“控制欲”。如果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开始出现示威抗议，那只能说明中共政权陷入危急局面，上层危机正在激化。[在本文首次刊登后，在杭洲和长沙等十多个城市的肯德基快餐店后出现了小型抗议，但很快被当局停止。以总理李克强为首的共青团对抗议予以一定支持，可见中共政权内部紧张对立。]

所以，很明显，仲裁结果会在中国国内造成重大影响。它向习近平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一伙人做出反应。在香港，如果中共独裁政权被视为无力应对南海局势的“纸老虎”，在青年之间强烈的反政府和反华情绪就会获得新的动力。西藏丶新疆和其他强烈抵触北京统治的地区也面临相同的情况。

仲裁庭将太平岛降级为太平礁，使台湾无法对周围海域拥有主权。对于民进党政府下的台湾来说，裁决可能造成的影响更加复杂，因为作为“中华民国”的台湾对南海也有著类似于中国的历史性要求。仲裁结果同样削弱了台湾的领土要求，并使新任总统蔡英文陷入窘境。如果回应不够有力，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民族主义者”就会批评她亲美或亲日而没有对台湾自身的利益给予充分支持。仲裁结果公布后，蔡英文立即受到国民党的压力，被迫前往台湾控制的太平岛重申主权。但是蔡英文也不敢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台美和台日关系的行动。

仲裁结果会对该地区造成怎样的影响？

目前我们无法做出准确判断，因为许多问题都取决于美国如何行动，包括它会否设法执行裁决的话，例如增加在争议海域的海军行动——这会是对中国的公然挑衅。局势非常不稳定，而且可能爆发激烈对抗，因为每一方的国内政局和危机（美国即将举行总统选举）都会影响它们在冲突中的行动。

此前中国威胁说可能在南海上空设立防空识别区（ADIZ），这会使局势升级并迫使美国做出回应。中国还威胁要在黄岩岛上建设飞机跑道丶港口和军事设施。这是美国的一条特别“红线”，因为这将把中国军队和菲律宾美军基地的距离缩小到只有几百公里。两种做法都会加剧冲突升级的风险，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预料后果。

也可能中国会策略性地转移注意力，增加在东海与日本有争议的海域的行动。刚刚赢得国会上院选举的日本右翼民族主义领导人安倍晋三，正打算继续推进他的日本再军事化计划。习近平可能对日本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从而掩饰在南海的软弱。但是这种方案也包含巨大的风险。

菲律宾政府会利用裁决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但事实上新任总统杜特尔特希望和中国达成协议，至少也要缓解紧张局势，并启动更大规模的经济合作。南海仲裁案的发起者是杜特尔特的前任阿基诺三世。阿基诺三世的亲美色彩较为明显。美国不希望杜特尔特和北京当局走得太近，而美国和菲律宾的亲美政客可能利用裁决从中做梗。

我们能肯定的是，这份裁决丝毫不能缓解紧张局势，只能起到恰恰相反的作用。它没有“厘清”争议，而是加剧了武装冲突或者小规模战斗的风险。对于中国丶菲律宾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群众来说，这完全是一个坏消息；民族主义政客和战争贩子有更多的藉口把公共资金用于军事支出，并煽动军国主义情绪从而把人们的怒火从不景气的国内经济上转移开。

社会主义者一直解释说，像联合国这样的资产阶级国际机构无论如何也发挥不了进步作用。没有哪一个参与这场冲突的腐败的统治精英给出了解决方案；他们全都是工人阶级和穷人的敌人。我们支持国际团结，并认为现在迫切需要在东亚各国建立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这样的政党会反对资本主义和紧缩政策，对抗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

100名救生员再次发起罢工

今日早上11时半，约100名救生员响应香港拯溺员工会号召，聚集沙田康文署总部发起罢工行动。救生员指康文署的编制问题令人手长期不足丶职系方面的诉求亦一直没有解决，故救生员再次发起抗争行动。上月初工会进行了“野猫式罢工”行动，但是康文署拒绝回应之馀反而更加大打压，表示会撕毁有关罢工的字条，并会向工会收回有关的行政费用，可见康文署的嘴脸如何恶心。

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救生员罢工的抗争，并在罢工现场访问了救生员黄先生，他有力地吐出罢工的理由。

“我已经入行 7 － 8 年了，最大令我参加罢工的原因是救生员人手严重不足，而我们仍然是属于“技工”的职系，这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的。首先，在香港要成为救生员先要考获 12个章，由急救丶铜章丶沙滩救生章丶至泳池救生章等等…没有新人会愿意花那麽多时间丶金钱去考取那麽多的专业资格，而且在政府眼里，我们居然只是“技工”的职系，这点会令新人失去入职意欲，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对此感到不受尊重。我们起薪点是$14,000，续年递升至$18,000，但救护员起薪点已是$18,000了。”

“现在康文署对人手不足的回应其实是在“砌数字”，因为它只公布增加入行的名额，但没有公布实际聘请了的数字。人手不足明显是康文署造成的，公共泳池的编制惯例是有一定的全职救生员数目去负责夏天和冬天的泳池泳滩服务，而夏天服务需求较高所以需要聘请兼职人员，但是随著越来越多泳池会提供暖水服务，令冬天变得需要兼职的需求上升，但是政府最不愿意改动制度，这最终令我们工作疲于奔命，泳池没有足够救生员，最终受害的就是巿民大众。”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

立即增加救生员人手
满足救生员的职系诉求
民主管理康文署丶以制订各项考核等事务

香港社会主义者于比利时机场遭警察粗暴对待

比利时“左翼学生行动”现正于鲁汶市举办国际夏令学习营。来自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云集当地，参加这项为期一个星期的活动，进行政治讨论、教育和经验交流。当中获邀参加的一名香港代表林子龙（Jaco），活跃于中港民主运动，在布鲁塞尔机场入境之时遭受到无理而粗暴的扣查。而他所携带的政治宣传品，包括T恤、USB手指等亦被海关没收。当林询问有关方面的依据的时候，更被警方再一轮粗暴对待，包括全身搜查。

我们就事件访问林子龙。

“我从香港出发，经伊斯坦布尔到达这里，参加左翼学生行动的夏令营。在布鲁塞尔机场，海关拦截我并要求我打开行李。他们搜出行李中印有‘socialistworld.net’的T恤，还有刻有马克思语录的USB手指。他们指控我携带这些物件去进行商业行为。而作为一名政治活跃分子，我只是参加一场政治会议，并与其他朋友交换这些政治宣传品。

“由于我问了太多问题，他们召唤了警察。警员随即要求了我交出电话，我尝试关掉手机，他们就说我在‘反抗’。他们也就更粗暴地把我扣上手铐，并带我到另一间房间，要求我脱掉衣服作全身搜查。”

“之后他们详细审问我所属的组织，及其政治思想。不过我带来的社会主义T恤和马克思USB手指都已经显示了我的政治立场。警察怀疑我属于极端组织，我则解释我曾活跃于香港的民主运动，而看来他们觉得这样也有问题。警察说这并不关于民主权利，而是有关非法行商。他们说如果我不同意的话，我要回去香港。”

“他们总共扣留了我两小时，并断绝了我跟我比利时同志的联络。虽然我不断要求，他们依然没有向我发出官方文件。最后他们要我签署一份文件，而我完全看不懂上面究竟是写的是法语还是荷兰语。他们说我要赎回那些被没收的物件，需要缴付超过500欧元的税款。就只是30件T恤和多个USB手指，这个税款甚至比物件原本的价值还要高，完全是不合理！”

“比利时与中共专制之间的经济利益显然影响到民主权利。比利时当局不但没有向中国施压保护人权，他们更学习了中方打压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手段。我当然希望可以取回所有物品，来跟其他参加夏令营的同志和朋友们分享。而比利时当局也应该为他们的政治打压暴行道歉。”

政治筛选不断　立会选举沦为闹剧

九月四日是香港四年一度的立法会选举日，但今届与过去不同，随著社会反对政府情绪日益高涨，选举管理委员会要求所有参选人签署“确认书”，并声明拥护“基本法”及“一国两制”。至今已经有至少六名候选人因被指不拥护基本法而遭取消参选资格，包括于二月立法会补选时夺得超过六万票的梁天琦。这是香港自主权移交以来首次有立会候选人因为政治立场原因被褫夺参选资格，是公然的政治审查行为。社会主义者虽然不支持极右民粹派，但对政治筛选表示强烈抗议。

专制政权利用政治筛选来打压本土派，反而会让他们得到更多同情。香港民族党这个被传媒嘲讽为“一人党”的组织，在事件后号召了数千市民于金钟集会，证明了梁振英就是港独最有力的鼓吹者。

今次政府引用基本法第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指责候选人支持港独而不拥护基本法。但对梁振英来说最重要不是要阻止本土派当选，而是开一个先例，日后让政府更大力操控议会选举。

政府未来可以依样画葫芦指所有反对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国安法）的人不能够参选。实际上，基本法是一部由中共与港英资本家制订的宪法，而且十分倾斜于资本家，例如基本法内就明文香港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第五条），政府财政需要维持低税率政策（一百零八条），而立法会议员又不能够提出任何增加公帑运用的议案（七十四条），雨伞占领所反对的特首假普选也是基本法所规定的（四十五条）。社会主义者反对上述所有的基本法条文，根据政府的逻辑，可能一样会被取消参选资格。

社会主义者并不支持“本土派”，尤其是他们一些排外、反基层劳动者的主张，譬如反对全民退保、反对租金管制等。但是，专制当局由上而下的政治筛选只是为了进一步操控选举，令立法会最终沦为橡皮图章，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

统独自决问题乃一地人民的民主权利，如果大多数港人认为有独立的需要，社会主义者予以支持，并将之连结至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立法会选举的政治审查使当局撕掉谨余的民主面纱，更证明了中共专制一天存在，香港要实现民主是难过登天，独立亦然！不幸的是，无论是泛民主派对中国民运只是表达口头支持，而本土派更是反对中国民主，两者都不会争得真正的民主或自决权。现在的当务之急，劳动者和受压迫的大众要组织起来，反抗作为资本和中共傀儡的香港政府，并且连结中国的工人民主斗争，推翻中共暴政。

澳洲：难民待遇不如畜牲

《英国卫报》披露了超过两千多份的报告，揭发澳洲的私营离岸难民营，特别是位于太平洋上岛国瑙鲁共和国的难民营，存在虐待难民的极端状况。正当香港右翼建制派鼓吹澳洲模式的难民营时，此报告作出了斩钉截铁的回应。

事件极其严重，且牵涉广泛层面：难民遭袭击、难民儿童遭虐待、年轻女性遭性暴力和性虐待、自残、自杀和试图自杀，以及生活条件恶劣。除此之外，他们被剥夺了医疗的权利，上厕所的次数受限制，蟑螂等害虫在住处滋生。

尤其是难民儿童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卫报》披露大约51.3%暴力、虐待等事件是针对儿童的，包括被警卫殴打面部，以及提供性服务换取数分钟的淋浴时间。

2014年9月，在其中一个难民营里的教师指出，有一名年轻女性难民要求淋浴时间由两分钟增加至四分钟。报告指：“在以性服务为交换条件下，她的请求被接纳了。对方是一名男警卫。她没有说最后有没有发生性行为。警卫想观看男或女洗澡。”

儿童精神备受创伤，还要面对更悲惨的情况。一名女童把自己双唇缝上以示抗议，受到了警卫们的无情嘲笑。

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情报是由难民营里的雇员自己提供的，当中包括教师、警卫、医护人员、行政管理或者其他工作人员。超过100名难民营的现任或前任工作人员，最近发动了一场抗议，要求将难民迁离营地，因为儿童的生命已被“摧毁”。

从悲剧中收割利润

这些离岸难民营由澳洲承包给私人公司Broad Spectrum及其分包商威信保安公司（Wilson Security）营运。公司宣称已经改善了难民营的条件，提高了难民的生活质素，但事实却刚好相反。较早前的报道揭露，难民营充斥著欺凌，设施简陋，并且曾发生多宗自杀案，自残行为亦相当普遍。很多难民被关押多年，造成极为严重的心理疾病。

香港种族主义政客叶刘淑仪、梁美芬之流所倡议的，就是这种不人道的离岸禁闭营。建制派政客打著“反对假难民”的选举议题，用以掩饰他们的亲财团、亲专制立场。

在澳洲，难民营每年花费纳税人大约七十亿港币，就像香港的私营公司靠取得政府合同营运公共服务，成本往往由公帑埋单。

澳洲政府一直竭力掩藏难民营的实况，这些流出的消息严重打击了政府。政府宣称，消息属于“无法确信的报告、陈述和宣称，而不具有真实性”。然而，面对愈来愈广泛的批评，这不过是笨拙的说法。但单单口头批判是不足够的。

全球充斥著不人道的难民政策，社会主义行动及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为结束这种暴政而斗争。无论是资源短缺还是恐怖主义，资本主义造成的大量灾害，但责任却被嫁祸到难民身上。建制派的政客利用种族主义和反难民宣传，合理化其加剧贫富悬殊的政策。当今发生了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是因为全球资本主义之失败，是因为这制度造成不停的战争和侵略，是因为跨国企业不惜任何代价追求利润。

为了对抗这一切，必须建立一场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团结运动，为所有被压迫的群体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

立法会选举：选民踊跃投票　抵抗中联办选举机器

2016年立法会选举结果出炉。今届被视为主权移交以来最重要的一场选举。虽然选举成绩结果错综复杂，但总的来说建制派受到了挫败。梁振英未能剥夺反对派的否决权，也未能削减反对派（尤其是拉布派的议员），而且让自决派及本土派这一不稳定因素进入议会。下届立法会将会更难被政府控制，他的选举攻势可谓全盘失败。梁振英将更不受传统资产阶级的信任，连任将会受到来更大来自社会乃至资本家的阻力。

最终投票率高达58%，打破了香港选举史的纪录。在投票日晚上多个票站大排长龙，不少选民等待至凌晨才能入场投票。梁振英在选举前多次向民主权利宣战，先有筛选“港独”候选人，再禁止校园讨论港独，加上投票当日建制派各种种手法，反倒激起选民的投票意欲。

反对派（包括泛民、自决派及本土派）共获得19席直选议席，建制派则获得16席。政局愈来愈动荡，旧政团纷纷出现分裂和危机，而新势力也往往内部不稳、昙花一现。上届的“激进票”（人民力量及社民连）共26万张，今届增加至接近51万张（计算激进泛民、本土派及自决派）。温和泛民方面，虽然民主党和公民党在直选保住了每区一席，但工党的直选议席由三席减至一席，而民协失去全部议席，陷入灭党危机。

自决派及本土派的选票加起来有约19%，成为了立法会内一股新势力。但这股势力的内部矛盾却是各阵营中最尖锐的。极右的本土派虽然获得了三席（约10%选票），但热普城联盟的“教主”黄毓民落选，对他们带来了一击重挫。本土派进入议会后，将不能像以往单靠批评泛民获得支持，其右翼的投票取向会曝露于民众面前。此外，在投票前的一星期，本土派内部出现互相攻击，可见其内部极不稳定。这些都是本土派将会受到的现实考验。

现在还不能排除当局会取消本土派的当选资格，当然这做法会引起激烈反对。正因为梁振英不断攻击本土派而令他们坐大，所以愈来愈多人相信：政府剥夺六名本土派候选人的资格，是为了让其余入局的本土派参选人得到社会同情，以利用他们来分薄泛民主派的选票。

代表“自决派”的新界西朱凯迪、九龙西刘小丽及香港岛罗冠聪成功当选。三张新面孔进入立法会，代表著香港人求变心态。三名候选人都靠突出“单一议题”胜出，却避开提出完整政纲这一被视为“过时”的做法。此外，三人都没有成形的组织，比以往的激进派更强调个人色彩。他们都迎合了普遍选民在雨伞运动后的抗拒政党、偏好所谓“政治素人”的情绪。

社会主义行动在选举中呼吁选民票投社民连候选人，并集中于新界东为梁国雄（长毛）拉票。长毛连任为重建民主斗争迈前一步。当今动荡的政局更突显出建立工人阶级群众政党的需要，以将民主斗争与反资本主义斗争连结在一起，从而扩建公共服务、解决住屋及就业问题。

香港立法会选举改写政治版图

立法会选举于9月4日举行，今届被视为主权移交以来最重要的选举。选民改写了香港的政治版图，并狠狠教训了政府一顿。即使梁振英故作镇定，选举结果造成的冲击是不容小觑的。反对派保守了70席的27席，因此梁振英和建制派无法夺走其否决权，全面控制立法会。去年，反对派运用立法会否决权挡下政府的假普选方案，因此梁振英政府与中共政权一直想除去这颗眼中钉。

建制派的得票率从2012大选的44.1%跌至40.3%，这些数据不能比照其他国家选举的读法：因为香港并非民主社会；立法会基本上是跛脚鸭，仅有一半席次为直选，所以建制派必然取得多数议席。在有利的条件下，他们今次赢得的席次并不够多。

立法会选举本身就充斥操控与扭曲：服膺于财团利益的“功能组别”，由裙带利益网络组成的配票机器，但建制派仍是惨淡收场。正在寻求连任特首的梁振英，面对今次强差人意的选举成绩，将会成为被怪责的主要对象，本已犯众憎的他再次受到冲击。

今次投票率为58%，比2012年高了5%，是90年代立法会直选开始以来的最高。由于选民害怕反对派选举失利，在最后时间涌到票站投票，最后高投票率粉碎了亲政府阵营精心布阵的选举机器。按规定投票应于10点半结束，然而许多选区在最后一小时涌现人龙，部份票站被迫开放至清晨2点。

除了建制派未能褫夺反对派的否决权之外，由于梁振英打击民主的恶行，制造了政治两极化及民怨沸腾，反对派相对稳定的格局已经一去不返，而变得更为动荡不稳、碎片化和不可预测。

新兴反对势力在选举中崛起，在建制派与传统泛民之外，出现了与2014年雨伞运动有关的社运年轻人。各个新人并非同一阵营，而是属于从极右派到自由派左翼的各种派别。新面孔包括三名反移民的右翼本土派，以及三名自称为“自决派”的激进社运人士。但他们有个共通点：被视为更加激进勇武、挑战中共专政及傀儡港府的新选择。

“温和派”人气锐减

选举结果反映了传统“温和派”的彻底幻灭。前年的雨伞运动未能取得北京的丝毫让步，最后在失望与挫折中落幕，成为了其中一个转捩点。

工国委香港支部（社会主义行动）与中国支部一直解释过：民主斗争若果不力图打破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共专政与垄断资本主义共同统治香港，我们需要一场民主革命，但只能搭配社会主义政策来破除这个制度。资产阶级泛民相信民主与专制能够在一国内并存，但所有历史都反证了这一点，其中一方必须垮下来！

曾经在反对派占垄断地位的传统泛民，如今在立法会却仅剩11个直选席次，而“激进派”各方则共占8席。多名泛民资深议员没有连任，民协和新民主同盟被逐出立法会。工党则从上届的3席直选议席变成1席。在雨伞运动后，有温和派人士组成两个“中间派”新组织，希望让与中共协商的路线复活，但选举成绩却不尽理想，没有拿到任何议席。 据《南华早报》所述：这个现象“再次证明在急速两极化的政治环境中，温和派的生存空间不断萎缩。”

镇压加剧

因此，选举成绩表明群众强烈抗拒北京的政治干预，并寻找更具战斗性的新反制策略。今年发生的种种事件，令人们更担忧中共逐渐剥夺香港的自治权及有限的民主自由：诸如五名铜锣湾书商遭绑架，并囚禁于中国；警察暴力引发了一场暴动，为五十年来首次；港独派的梁天琦在暴动后的补选获得6万6千票等等。

立法会选举开跑时，包括梁天琦在内的6名本土派人士遭禁止参选，理由是主张港独有违香港基本法的第一条：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在2月的暴动后，我们曾说梁振英成为了本土派在补选中的助选经理。他越大力攻击本土派，他们的声望与曝光度反而越高。

梁振英在九月选举对本土派的攻击变本加厉，让他们的候选人获得23万7千票（11%），并首度进入立法会。政府封杀独派参选人，被视为对民主权利的严重打击，因而引起了强烈的政治反弹。事件成为了本土派当选的关键因素。

激进势力总共获得了超过56万7千票（25%），超过上届选举的人民力量及社民连加起来的激进票（26万）的两倍。传统泛民则获62万5,600票（27%）。亲政府的阵营获得87万1,016票（40.2%），而独立候选人（建制派占多）则获10万3,334票（4.8%）。

这对中共专制政权而言是惨痛的教训：它的强硬态度反而为上次选举时几乎不成气候的政治势力奠定了群众基础。

“激进派”夺得25%选票：

本土派夺三席，237,959票（11.1%）

民主自决派夺三席，173,122票（7.86%）

人民力量及社民连联盟夺两席，156,019票（7.2%）

*人社联盟有时被归类为泛民。

反政府阵营的版图全面改变，是梁振英乃至北京倒行逆施的证据。一些在上届选举还没出现的势力，在今届获得广泛支持，是政府强硬专制统治的结果。

立法会的反对派新人座落于整个政治光谱，属于“一人党”人士或“无党派”人士。其中3人是右翼“本土派”；另外3人的立场很不同，分别是一名自由派、一名环保分子及一名社民派。他们都主张“民主自决”，刻意地含糊其辞，但他们不主张反对外来移民，而且会被本土派攻击为“左胶”。在雨伞运动失败后，政治版图变迁的过程十分错综复杂，而且充满矛盾，原因是缺乏具影响力的真正左翼替代选项，以及欠缺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

本土派得势，然后呢？

本土派方面，青年新政及热血公民派出两条对立的名单参选，结果分别夺得2席和1席。但本土派虽然成功当选，不代表他们主张的反移民右翼立场具备坚实的群众支持，也不代表本土派会出现更有凝聚力的组织或政党。本土派会继续作为一股具网上动员力的潮流，而非稳固的群众运动。

特别在年轻世代广为传播的仇恨内地人情绪，无疑是本土派获得支持的一大元素，然而另有两个元素更加重要。首先是港独支持度升温，尽管大部分本土派都不是明确主张港独，又例如经常不加解释地使用自治及自决等词语，故意把议题模糊化，但他们目前仍对港独握有垄断权。第二则是本土派虚有其表的激进形象。

三名本土派议员进入立法会后，将会面对公众压力，要表现得更为与别不同、更为勇于对抗政府。目前看来他们没有什么好方法。青政候任立法会议员被问到会如何抵抗政府时，表示他们会拉布拖延政府的法案，而新界东的梁颂恒则表示会占领立法会主席位。

这两招都不是什么新策略，社民连梁国雄（长毛）等人已经用过。除非有大型民主运动在立法会外配合，这种策略的效果都非常有限。本土派虽然成功当选，但没法提出一个斗争的纲领及方法，而他们的种族主义立场会成为建设运动的严重障碍。

港独禁忌被打破

最近民调显示，超过六分之一的香港人支持独立，年轻受访者的数字更上升至40%。不到几年之前，港独的声音可说是根本不存在；如今在北京的铁腕策略之下，却成了香港政治永远存在的元素。不过，在近几次选举中，选民为了对政治筛选与政治迫害表达抗议，即使不支持港独也票投本土派候选人，另外也有选民认为票投本土派可以最有力向政府还击。

社会主义者支持自决权（一个现在常遭误用的词语），包括顺应多数民意的下支持自治或独立。任何独立斗争都要连结到反资反帝的斗争，团结境外更广泛地区（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劳动群众，才有成功的可能。这个问题之所以极为复杂，绝不只是关乎香港能不能自力更生之类的论战（事实上独立小国的确存在），而是关乎港人基于各种理由不支持独立，尤其是港独可能引来北京的武力镇压。

很多年轻人在雨伞运动失败后，总结到在中共统治下不可能实现民主，于是走向支持港独。这也是各本土派组织持有的论点，然而他们未能提出可行的替代战略来达成其目标。中共专制这个核心问题如何解决？如果北京拒绝让香港行民主选举，又怎么会同意独立呢？将“民主”变成“独立”并不会抹去核心问题：全球最大的专制政权、第二大军事强国压在我们头上。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一直解释道：唯一的出路就是将香港的斗争连结到中国大陆正在萌芽的群众运动、连结到整个亚洲，推翻资本主义与独裁制度，并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需要左翼替代方案

社会主义行动在今次选举为社民连的梁国雄助选，支持这位真正左翼的少数代表。在错误的策略性投票下，很多选民相信他相当稳阵，因而转投其他反对派候选人，使他的得票由2012年的48,295票下跌至今届的35,595票，幸能仅仅保住议席。

雨伞运动后香港政治组织如雨后春笋，有些是反动的，有些是绝望的，而很多都是混乱，是一种对旧路线的强烈抗拒。但要建基于这形势，并把不满情绪引领至一场成功的新民主运动，需要建设强有力的工会及工人群众政党。过去一切历史，包括近至2011的阿拉伯革命，都证明围绕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阶级是打倒独裁政权的决定性要素。

统治菁英的分裂

梁振英正全力寻求明年3月连任特首。虽然只有1,200名特权选民有权投票拣特首，但即使在香港统治阶级内部也愈来愈反对梁振英，将政局不稳归咎于他的硬派作风；也因为梁振英将中国大陆财团的经济利益置于香港富豪之上。拥有最终的决定权的中共政权，尚未宣布其属意人选－－究竟是要拥护梁振英，或者更倾心于其他新面孔，例如较亲港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北京就此至今仍保持缄默，可能与中共内部权斗激烈有关，因为习近平抢在明年中共领导层换届前巩固权位，也因为要等立法会选举结束后才要评估态势。

斯诺登感谢香港难民的协助

美国国家安全局人员斯诺登揭露美国收集情报的恶行，及后逃至香港避难，期间藏匿于难民的居所。一直备受港府歧视和抹黑的香港难民，成为了全球新闻故事的英雄。

斯诺登在2013年5月潜逃香港，揭发美国政府对全球的大规模窃听和监控，对象甚至包括120多名国家领袖，例如法国、德国、巴西及墨西哥。

斯诺登在香港最初向联合国寻求庇护，但香港的庇护政策极为严苛，他和许多其他难民一样最终都失望而回。当时他十分担忧被美国当局追捕，有机会像李波等人被中共违法绑架一样，甚至遇上更恶劣的状况。美国也可用法庭引渡他回国。

后来，他戴著黑帽墨镜，在一名知名的难民人权律师陪同下去到深水埗，藏身于香港的难民社区之中。

对于难民冒著人身风险，即使物资匮乏却仍慷慨援助他，斯诺登表示感激。最近他在Tweeter发帖写道：“三年前这几个勇敢的家庭保护我藏匿香港。至今他们仍在等待庇护。”

菲律宾难民Vanessa：“我让他睡在我床上。”

来自菲律宾的寻求庇护者Vanessa是社会主义行动成员，也活跃于难民联会（一个于2014年成立、捍卫难民权利的组织），她是其中一位接济过“全球第一通缉犯”、泄密者斯诺登的无名英雄。在斯诺登告密震惊全球后的首几天，他住在Vanessa位于深水埗一所狭小的单位，居所还有她的母亲和女儿。

“我的天啊，全球第一通缉犯竟然在我家中！”Vanessa接受英国《每日邮报》访问称，她看到他的照片遍布各大报章，才得知那个客人的真正身分。

Vanessa形容斯诺登当时显得相当哀伤和担忧。“他没有什么衣服，所以我们帮了点手。”她甚至让出自己的床铺来让他好好休息。“我们为他煮食，帮他购买所需的电脑用品。”她更笑说他爱吃麦乐鸡！

斯诺登也提及了他对在成为国际通缉犯之初，为他雪中送炭的难民朋友之感受。“要不是他们的恩情，我的故事结局很可能会不一样。他们教懂了我，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拥有什么，有时候一点点的勇气都足以改变历史。”

正当由奥利华．史东（Oliver Stone）执导、哥顿．利域（Joseph Gordon-Levitt）主演的电影《斯诺登风暴》即将上映之际，斯诺登在香港藏匿的经历将会浮面。

不断抹黑难民为“罪犯”和“假难民”的香港政府，同样没有为斯诺登提供保护，反而是社会上最贫困、最备受压迫的一群对他伸出援手。

“保卫斯诺登”

2013年5月，社会主义行动联同其他18个团体，组织“保卫斯诺登”的千人大游行。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是游行的第一位发言者，我们并派发了数以百计的传单，要求香港政府为斯诺登提供庇护。当时斯诺登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向港府施压，寻求当局将其引渡回国。我们在传单中解释道，无论是中国抑或美国政府都不可信赖，皆因两国都在大规模地对人民作出非法监控，以保护权贵的既得利益者。

斯诺登告密的要点：

美国主要的电讯公司及科技公司为国安局提供所有客户的通话纪录。
情报机构猖獗窃听其他国家政府首脑
国安局动用高级骇客团来进入全球的电脑
国安局每天窃取全球2亿条短讯

候任议员朱凯迪受死亡威胁

高票当选新界西立法会议员的朱凯迪受到死亡威胁。他在当选后数天，在警署外召开记者会，声称在当选以后收到死亡恐吓，威胁到他本人及其家人，因此报警求助。事件令人忧虑香港政治暴力不断升级。9月11日将会有声援朱凯迪的集会。

朱凯迪在选举工程中，打著“反对官商乡黑”的旗号，挑战新界乡事势力的利益。他过去活跃于乡郊土地运动，曾经与村民对抗发展商强行收地、揭发承建商在天水围非法倒泥等。他接受传媒访问时曾表示，自己因元朗横洲村兴建公屋事件多次受恐吓。有传他今次触动乡事派神经，是因为掌握了新界原居民的“套丁”资料。

梁振英对事件表示重视，，但朱凯迪之前低。建制派新界西候任议员何君尧表示：“你知道有人贩毒，你会不会周围同人讲你知道边个贩毒？”这就是乡事势力的嘴脸！

梁振英上任以来，黑帮势力愈来愈活跃于政坛。雨伞运动期间更出现黑警合作打压占领人士。今次事件证明，香港再也不能回到过去了！

邓美晶港铁案──“法律面前，穷人含忍”

9月23日，“社会主义行动”主席邓美晶于港铁九龙塘站携带3枝白色胶棍，超出130厘米的长度限制，并拒绝向港铁职员出示身分证，被港铁票控“携带禁止携带的行李”及“没有提供身份证”两项罪名。

她于在屯门法院被裁定两项传票罪成，共罚款2000港元。判决当日，她在法庭上高呼“法律面前，穷人含忍”，怒斥法律只是保障权贵的利益，表示不服判决。

邓美晶辩称，港铁规列限制单边行李长度限制为130厘米，是全世界最严苛，根本不合理。同为港铁公司营运的深圳地铁龙华线、以及斯德哥尔摩的地下铁、澳洲墨尔本铁路，行李限制都远较香港宽松。虽然港铁专家证人没有就此提供反驳论点，但裁判官却说“不能一概而论”。

港铁曾传召其雇员陈新国以所谓“专家证人”身分上庭。陈称根据专家报告，一个乘客如果举高旗杆有可能会造成触电。邓美晶反问，那么一个成年人在港铁内抱起一个高过130厘米的小童，也有可能会造成触电，为什么港铁附例没有禁止乘客抱起。

港铁年赚百亿，但民脂民膏却用于欺压市民，竟聘用八人的律师团队（当中包括大律师张锦荣）控告一名自辩的市民。港铁害怕今次打输官司的话，等同去年突然收紧大型行李管制是打压小市民的做法。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检控。

邓美晶表示，在她于粉岭裁判处上首次上庭否认控罪当天，庭上有其他三十多名同被港铁控告的市民。从聆讯中得知，他们大部分是基层人士、退休长者、领取综援或长期病患人士。有长者为了谋生在港铁站外摆卖。在香港被港铁控告的传票案，辩方并不能申请当值律师。很多穷人因为没钱聘用律师，也害怕审讯过程影响家庭和工作，因此只能默默认罪。

邓美晶不港铁在2000年上市后，便以私人公司的模式运作，但却有如警察般拥有公权力，可以要求市民出示身分证。可见港铁附例之不堪。

在港铁霸权下被欺压的穷人只会无日无之，社会主义行动一定要继续抗争！

梁振英会被北京红牌赶出场吗？

2017年特首选举明年3月举行，梁振英会否连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今届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奇高，击倒了建制派的投票机器，最后的成绩单对梁振英来说是个大灾难。梁振英在统治阵营里的政敌更有牙力，游说北京将他踢走。

曾俊华在杭州G20峰会与习近平握手，外界猜测中共为他的参选开绿灯。曾俊华营造“香港人”的形象以争取民意支持，他与传统资本家关系良好，又是“大市场、小政府”的教条主义者。另一可能的候选人曾钰成，最近频频向公众塑造开明形象，对民主派表示友好、对“港独”年轻人表示谅解。

四年前的特首选举中，唐梁之争的激烈不但震惊了港资阶级，也让群众看穿小圈子制度之荒谬而群起反抗。此后，唐梁两营的裂痕没有就此缝合，今届选战将会延续这场权斗。过去四年中共派系斗争愈来愈激烈，香港特首选战也会成为其战场。

习近平发动猛烈镇压

梁振英的个人性格不是决定性因素。中共面对经济衰退，习近平独揽大权，对群众运动发动猛烈的镇压，对待香港自然也不能放软手脚，否则会有损其强人形象，在中共敌对派系面前示弱。因此，即使像曾俊华或曾钰成这种较温和的特首上任，他们在言辞上可能会较为温和，但在关键的民主制度和经济政策上与梁振英不会有大分别，更不可能令香港有长期稳定的局面。

过去五年梁振英执政下民怨腾沸，统治阶级也忐忑不安。梁振英似乎仿效习近平，在换届前采用了独揽大权及民族主义这两招来巩固权力。他将行政权力集于一身，削弱任何制衡其权力的机关，例如廉政公署、司法系统和立法会。这做法将令行政机关更为僵化，要转交权力至下任特首将更为困难。权力交接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公开的政治斗争。曾荫权去年被廉政公署落案起诉，成为香港史上最高级被控的前官员，而他的密友、同属港英官僚系统出身的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亦因贪污而被判监五年。相信没有读者会天真以为这是为了肃贪倡廉，而是中共式“反贪运动”搬到来港，意味著司法机关更为直接由国家机器操控。

同时，他大力鼓吹爱国主义，利用反港独议题来制造白色恐怖，也是令他集中权力的手段之一。八月底建制报章《成报》开始多日攻击梁振英及中联办推销港独，“事实上，‘港独’在香港并无‘市场’，‘大力打击港独’完全是伪命题。梁振英处心积虑助长‘港独’，以巩固他和鹰派人士的管治权威。”

梁振英很可能树立“港独”的稻草人作为攻击目标，企图分裂反对派的得票，令部分选民被“极端分子”吓怕倒向支持建制派，但这策略显然带来了反效果。港独议题固然是政府打破普选承诺后民情反弹的结果，但也不能说是单靠梁振英一手造成的。最终还是北京的镇压措施制造了这一只失控的“巨兽”。无论下届谁任特首，这议题都会缠绕政府。

传统资本家不信任梁振英能保卫他们的利益，而欠缺资本家支持基础的梁振英只能依靠集中权力、依赖共产党在港势力来获得支持。去年，李嘉诚被《人民日报》的社论批评“撤资是忘恩负义”。当然李氏撤资部分是因为经济衰退的因素，但也涉及唐梁两营的政治斗争。

红色资本与传统资本家的利益冲突

梁振英较为亲近在港扩张的红色资本，与传统资本家的利益发生冲突。在今届立法会选举，与唐营关系密切的自由党打著“ABC”（Anyone but CY）的口号，打倒梁牌来争取对梁振英不满的中上阶层的支持。

只要中共发号施令，选委会内的各派势力最终都会团结起来，大比数投票支持中央属意的候选人。但是，统治阶级愈分裂的话，中共在政治分赃的过程中更难各方利益。现在各派都在组织自己的势力来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中联办要避免任何一方势力独大，以较容易控制局面。《成报》攻击梁振英及中联办“力捧契仔女搞‘亲西环党’”、“撕裂建制阵营”，也是有其道理的。但这做法的代价是建制势力走向碎片化，长远造成不稳局面。

香港群众在雨伞运动一度面临失望与沮丧情绪，但中共及香港统治阶级的分裂将力量对比有利于受压迫阶级一方，群众必定会奋起抗争，走出困局！

还我校园民主 捍卫言论自由

教育局最近下令封杀中小学校内任何有关“港独”的讨论，打压教师及学生的言论与思想自由。局长吴克俭表示，即使在校外也不容许学生宣传港独，可以寻求警察“协助”打压！此举等同已在香港立法廿三条一样。白色恐怖弥漫校园，学生和老师如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便面临被处分、赶出校或辞退的危险。

2016年梁振英的打压来势汹汹，由铜锣湾书店的书商被绑架、加强媒体的审查，到现在要钳制校园的言论空间。学生绝不能容忍！

不许独立思考

梁振英指，在学校里宣传港独并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将讨论港独比喻为讲粗口，屡劝不改会被踢出校。堂堂特首用“校规”来混淆视听，合理化政治打压，实在荒谬。政权不许我们思考、不许我们反抗，要学生做默守成规的奴隶，服从洗脑的机械教育！

由反洗脑教育到雨伞运动前的罢课，中学生一直是民主抗争的先锋，因此梁振英势要除去这颗眼中钉！

梁振英政府专制独裁，引致民怨沸腾，他愈要年轻人爱国，就激起更多“港独”的情绪反弹。港独势力本来不存在，但梁振英却弄假成真，现在全港“本土学会”纷纷在学校成立。

无论你支持还是反对港独，都要学生组织起来，捍卫校园思想、言论和组织自由。为了拉阔抗争战线，不能局限于本土组织来发起运动。任何捍卫言论自由的学生都应由下而上组织起来抗争：

先向同学宣传及解释->收集连署凝聚民意组织学生会议->共同决定抗议的行动计划

如果凝聚到足够的力量，学生应该发动一天的罢课，作为将抗争行动升级的起点，迫使教育局及梁振英让步。

中港群众团结斗争

我们是国际主义者，站在工人阶级的一方对抗财团、反对专制。若要有足够力量推翻一个统治13亿人的中共政权，民主民生的抗争不能局限于香港，而要串联中国内地的民主斗争，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罢工力量。香港的群众运动不能局限在香港一城。

我们敌人的爪牙遍及中港两地，所以我们要跨境联合斗争才会成功。中国与香港的群众要团结斗争，而不是互相排斥分化，才能打倒中共的极权资本主义。我们一定要与中国乃至亚洲的劳苦大众一起奋斗，积极串联各地的斗争，以推翻中共专政及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我们与本土派的分别。

我们主张：

梁振英下台！吴克俭下台！
讨论港独无罪，停止打压言论及思想自由
中港群众团结斗争，打倒中共专政

印度：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

9月2日，多达1.8亿的印度工人罢工，抗议莫迪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工会领导人称这是“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一个雇主集团估计，这次罢工造成的损失高达1,800亿卢比（216亿元港币）。

银行、电厂、政府部门、公共交通、学校和医院的工人都罢工，加入了示威。印度电视台报道，在很多地方抗议者堵塞了铁路和公路交通。主要工会联盟称，这次罢工反对莫迪政府自25年前开始追随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和全球化之路”。工会要求提高最低工资到18,000卢比（2,160元港币），提高退休金，并结束打压劳权的法律。

自从新自由主义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引进印度后，数以千万计的印度工人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这是GDP以百分之七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背后的现实。只有不到百分之四的工人被劳动保护所覆盖，但印度的资产阶级还不断削弱劳动保护。必要的社会公共服务开支却被大幅度削减。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印度支部已经发起了每小时100卢比（12港币）的最低工资运动，并强调今年早些时候在印度很多地方发生了充满战斗精神的罢工，特别是四月份在班加罗12万服装业女工罢工。这场罢工是关于工人领取退休基的问题，大部分罢工的是非工会成员。这使国家和地方的工会人员彻底目瞪口呆，并且成功迫使他们迅速背离了莫迪政府的立场。

这些工会的官僚们，包括隶属于印度共产党的“印度工会中心”和“全印度工会大会”远远落后于工人在今次罢工中展示的愤怒情绪。的确，九月份号召的全印度的一天罢工，刚好在去年罢工一天后一年后，目的是为了缓解工人自下而上的压力，而不是为了动员工人将行动升级来挑战政府的反工人政策。对于工会领导人而言，他们缺乏进一步行动的战略。

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国际委员会印度支部指出，工人阶级的巨大潜能已经在这次罢工中展示出来。我们需要一个在群众中紥根、内部民主化的工会运动，并采用一个清晰的纲领以反对莫迪政府，建立一个真正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取代被新自由主义资本集团主宰的“全国民主联盟”和“团结进步联盟”。

香港新闻短打

快乐地球指数　香港接近包尾

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会发表最新“快乐地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140个国家或地区中，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获评为“最快乐国家”。香港在140个地区中仅排第123位，倒数17位，比2012年的第102位下跌21名，亦是指数发表以来最低名次。

香港环境污染恶劣，而贫富悬殊是发达城市中最严重。2016年政府数字显示，香港每户平均每月开支是2万7千多元，特首梁振英却说发表“9千蚊养家论”，说月入9千也可养得起一头家。他自己月薪却40万，真的“坚离地”！面对著这种贫富差距，在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社会不平等下，香港人又怎会快乐呢？

家务劳工游行争权益

数以百计的外籍家务劳工在9月4日游行到湾仔劳工处，要求当局提升家务劳工的最低工资以及提供更多保障。发起抗议行动的亚洲外劳协调组织（AMCB）指出劳工的工作安全问题，尤其是当雇主要求工人到窗外清洁玻璃，这项工作本不应属于工作范围以内。8月，一名35岁菲律宾籍的家务劳工在将军澳工作期间堕楼身亡。根据《南华早报》的报导，今年已经有至少6名家务劳工因工作意外或自杀死亡。

许多报导都指出香港家务劳工的困境。非政府组织正义中心（Justice Centre）发表报告，指外籍家庭劳工每天平均工作11.9小时，近72%工人的工资低于现时每月$4,210的最低工资水平。报告亦发现，约四成家庭劳工并没有自己的独立房间。亚洲外劳协调组织要求将外籍家庭劳工的最低工资调升至每月$5,000。

笼屋豪宅？

单位越细，利润越大！香港住宅单位越缩越细。恒基地产在北角的新楼盘“尚誉”以天价390万售出一个163平方呎的单位，其面积和一般停车位差不多，打破了香港岛最细房屋的纪录！

楼市放缓，但平均楼价远超一般中产买家的负担能力，在几年前开始出现“微型单位”的趋势。为维持销售额，地产商开始将房屋单位缩小来吸引买家。跟租务市场的逻辑一样，业主将单位分间成“㓥房”来获得更多租户和租金！这些单位小到只能摆放特制的家私，跟本不适合人类健康居住。

不过根据测量师行仲量联行，地产商正不断建造微型住宅，每年平均建造量是十年前的三倍。香港资本主义地产霸权底下，尽是这些根本负担不起的微型房屋！

空间被私有化了！

香港公共空间严重缺乏。一项研究分析各个城市，发现香港人均公共空间仅2平方米，即只相等于约一副棺材或一个厕格的大小！对比国际，香港公共空间少得可怜：新加坡有7.5平方米，约三分二个私家车位；纽约有29平方米，几乎是香港15倍，约等于一个310呎单位。

为了让财团牟利，香港每寸土地都变成私家用地，如商场、酒店、地铁上盖私人住宅平台等，令大众不能享用。大型商场为了强迫市民消费，鲜有设立公众座位；在炎炎夏日，一些贫困老人为了节省冷气费，又不想到公园日晒雨淋，唯有到附近地铁站的窗台休息，却经常被保安和职员驱赶！不只土地、住屋、食水，资本主义连空间都要私有化了。

抹黑难民运动失败

一项新的调查发现，香港难民并非如主流媒体所描述那样不受欢迎，被视为“犯罪分子”或“社会负担”。该调查由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进行，结果显示只有约四分之一（26%）受访者支持兴建难民禁闭营。在叶刘淑仪、梁美芬等建制派政客不断煽风点火下，26%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

有更多市民支持难民拥有工作权（32%）。现时，政府严厉禁止难民工作，最高刑法为监禁两年。研究人员指出，大部分人对难民持有中立态度。可见，建制派虽然大力煽动种族主义，但未能对社会造成统治阶级预期的影响。社会主义行动活跃于难民抗争，并主张所有劳动人民团结斗争，共同捍卫就业机会、住屋，以及争取增加公共服务资源。

影评：《斯诺登风暴》揭露美国的“深层国家势力”

三年前，“告密者”斯诺登揭露了政府庞大的监视活动，包括每天收集两亿条短信。如今上演的《斯诺登风暴》可谓在美国“深层国家势力”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激怒了其代表。在电影里，斯诺登说，他明白美国情报机关为什么入侵中俄的电脑系统和监听电话，但入侵奥地利的又如何解释呢？

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前副主任克里斯‧英格利斯（Chris Inglis）抨击这部电影“荒谬”。是的，他当然会这样说。斯诺登目前居于俄罗斯（他没有如一些报道所说去寻求庇护，也没有获得庇护权）。他一旦回到美国，就可能被控“间谍罪”而判处三十年监禁。

监控无孔不入

这部电影没有教我们什么新事物，但用了不太沉闷的语言告诉我们，全球性的监控无孔不入，确实令我们不安。这部电影若能向公众范围传播这种意识，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电影所演示的那样，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手机或者手提电脑，都可能被入侵并转化成为一个监视设备。斯诺登应对的办法是把手机的摄像头贴上胶布，并放进微波炉里（似乎是很实用的做法）。在小布殊总统任期和“反恐战争”期间，禁止窃听的法律被废除，并以秘密法庭制度取而代之。面对著这个不受民主监督的系统，斯诺登愈来愈感到恐惧。

电影用图文表现美国国家情报局如何利用脸书或者谷歌等日常科技来进行监控。戏里的一幕，斯诺登入侵一个十多岁女孩的脸书帐户，并提取了一些信息，结果令她企图自杀。担任电影非官方技术顾问的斯诺登，及后公开承认电影情节太过贴近现实，因此令他感觉不舒服。

国家机器

国家机器，以及美国中情局和国安局，才是电影里的超级恶棍。正如马克思主义者（如恩格斯）描述的那样，国家是一个特殊的武装队伍，包括监狱等等，目的是让主宰经济的阶级压迫其他所有阶级。在我们的时代，这个特殊的武装队伍获得了网络科技的战堡。

因此，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及其在美国的组织“社会主义替代”要求解散美国国家安全局，废除《爱国者法案》等反民主的法案。工人和年轻人要为了全面民主控制政府和国家机关而战斗，以废除现有的由精英操控的不民主体制。

奥利弗‧史东向来以拍摄批判美国建制（尤其是军事政策）的电影而著称，包括《华尔街》，《七月四日诞生》，和《萨尔瓦多》等。《斯诺登风暴》是另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他的制作面对美国电影界的反对。“大制作公司都不接这部戏”他说：“基本上存在一种恐惧，不敢提及那个故事。”导演不得不转向德国和法国筹集拍摄电影的资金。

主角乔瑟夫‧高登－李维是一名既出色、又有点偏执的电脑痴，堪比朱克伯格。这部电影涵盖了2004年至2013年，从斯诺登开始成为国家安全机器一员（他在不同时期分别受雇于美国国安局、中情局和私营安全承包商），直到他作出重大决定，携带数千页机密文件逃亡香港。

斯诺登的政治转变

电影描绘了斯诺登从维吉尼亚洲开始到瑞士，再到夏威夷的非常政治旅程，由他从布殊战争政策的支持者，到因奥巴马政府未能带来任何改变而绝望，成为了一位告密者。这部电影加插了真实的新闻片段，当中奥巴马声称主张政府增加“透明度”，实在相当尴尬。2004年斯诺登加入了陆军特种部队，他相信这是“帮助人民摆脱压迫”的好办法。在安全机构内部，斯诺登发现他的政府恰恰做著反对自己人民的事情。他描述美国国安局的行为是“民主的存在威胁”。

斯诺登的政治理想很难被压制。根据卢克‧哈丁的书本描述，斯诺登倾向自由主义右翼政客罗恩‧保罗（美国共和党政客，在1998、2008和2012年三次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甚至在2012年捐款支持他的竞选活动，之后斯诺登决定同美国安全当局决裂。

美丽华酒店

电影的很多镜头在香港的美丽华酒店拍摄。斯诺登在此处把大量的电子文件交给英国《卫报》的格伦‧格林沃尔德（由扎克瑞‧昆图[Zachary Quinto]饰演）和伊万‧迈克阿斯克尔（汤姆‧威尔金森[Tom Wilkinson]）。奥利弗‧史东的作品是电影《第四公民》为基础的。后者为获奖的纪录片，由在罗拉‧柏翠丝（Laura Poitras）执导，梅丽莎里奥（Melissa Leo）主演，整部戏于2013年在美丽华酒店内拍摄。

《斯诺登风暴》的首映刚刚上画，社会主义行动安排了多位难民入场观赏，以突显八位寻求庇护者在保护斯诺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斯诺登的泄密文件由英国《卫报》记者公布后，他被迫装扮成一名电视摄影记者，偷偷走出美丽华酒店，并向在港的难民中寻求隐身之所。这一幕也出现在电影里。

出席电影首映礼的难民包括，来自菲律宾的云妮莎社会主义行动成员，来自斯里兰卡的难民阿吉特（Ajith）。对于云妮莎和阿吉特来说，他们在2013年英勇的行为没有为其家庭带来任何改变。“就像斯诺登一样，他们没有国籍”，斯诺登的律师文浩出席首映礼时说道。

不仅斯诺登公开表示支持在港难民，乔瑟夫‧高登－李维也在脸书和推特上发表声明，支持我们在香港声援斯诺登和难民的示威。电影末段出现2013年6月社会主义行动有份协办的保卫斯诺登游行，我们的横额也出现在其中一幕。

赦免斯诺登

电影上映的时间，刚好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即将届满，社会上出现了要求总统赦免斯诺登的运动。工人国际委员会曾经多次提出这点，包括欧洲议会的前任议员以及爱尔兰议会现任议员保罗‧墨菲（Paul Murphy）。电影无疑会引起公众关注这议题。在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之中，目前只有绿党吉尔‧斯泰因（Jill Stein）支持赦免斯诺登。

特朗普（Donald Trump）声称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良好，有助于两国达成协议，以间谍罪将斯诺登引渡回国审判。三年前希拉里说斯诺登是一个“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叛徒”，但迫于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竞选运动带来的激进浪潮，她淡化了立场，说斯诺登必须“承担责任”(？)。

这些问题曝露了资产阶级建制的双重标准。历届美国总统都赦免了不少恶棍：福特（Gerald Ford）赦免了尼克逊；乔治布殊为做伪证罪被判七年的“滑板车”路易斯‧利比（Lewis ‘Scooter’ Libby）减刑；嘉能可公司创办人里奇（Marc Rich）因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逃税案而被通缉，却获得克林顿的赦免。

彻查智障女子被奸案　严惩性侵罪犯！

私营残疾人士院舍“康桥之家”前院长张健华涉嫌强奸智障女院友，但律政司因为受害者精神状况不宜出庭而撤销控罪。张健华被揭发多宗涉嫌性侵其他智障女院友的案件。事件引起全港市民震怒，公众质疑为何在证据足够的情况下仍未能将罪犯制裁。社工及市民发起了连串行动，社会福利署最终在社会舆论及群众压力下，决定对康桥之家院钉牌。

制度性压迫

事件反映这些悲剧只是冰山一角，揭露了今日制度下对残障人士的严重压迫，令他们在受到性暴力时如此无助。这包括了政府的公营残疾人士院舍严重短缺、社会福利署包庇违法院舍而疏于监管及执法、司法制度无法保障性暴力受害者等。

21岁女受害者为智障人士，被性侵时住在康桥之家，受害人指，院长张健华曾用阴茎插入其下体，后来又给她糖果以图平息事件。院友亲人发现后报警，警方在院长办公室内找到有张健华DNA的精液和事主DNA的纸巾，张被控“与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士非法性交罪”。但受害者因为智障及患上创伤后遗症，被评定不宜出庭作供，最后律政司决定撤销控罪。法官陈广池亦指出，这是社会和事主的“不幸”（!!），好像说到是一件意外似的。事实上这是资产阶级司法制度造成的人祸。

然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被告张健华为涉案校舍的院长，亦是社工，曾于2002至2004年被指非礼两名21及35岁严重智障女院友，被控两项非礼罪，最终法官认为两名女院友证供前后矛盾，基于“司法制度要宁纵毋枉”原则，裁定张无罪。

法律面前非人人平等　智障人士  不被充份保障

这宗悲剧揭露了制度性的压迫，在现今的法律制度下，性暴力受害者毫无保障。即使搜到足够物证，法庭仍然由于事主不能出庭作供而终止审讯撤案。这种法律制度明显让有表达能力障碍的人士无法得到公平的对待，罪犯可利用智障人士无法上庭指证的弱点从而脱罪。

现时的法律程序规定，受害人出庭作供前须经双方律师盘问，但受害人因心理创伤无法出庭。外国法律制度则可由心理学家或精神科医生代替精神上无行为能力者出庭作证，相较之下比香港能保障智障人士。澳洲、英国等国家，智障人士在无能力作供的情况下，曾听过受害人口述消息的人士亦能代表上庭，也有一些建议第三者作供，或安排心理学家进行心理分析。

法院的盘问过程迫使受害者不断重覆自己被侵害的经过，以及将受害者的过程曝露于公众面前，即使是心智健康的受害者也要承受巨大压力，因而往往害怕审讯而不敢报警。受害人往往在法庭中处于弱势。

八个月六人死亡　康桥惨剧反映社署包庇恶行

事件揭发了政府及社署才是包庇性暴力的元凶，长年纵容私人的院舍违法，并无所监管，只求将社会服务推给私人企业，减少政府的公共开支，才能让性暴力罪犯为所欲为。

康桥之家院舍被揭发原来在八个月内，已经有六名院友因不同原因死亡，刚刚八月底便有一名十四岁自闭男院友堕毙，但社署却对此事毫无反应。而前院长张健华2014年已因涉嫌性侵智障院友被捕，但2015年10月，康桥之家仍然被社署获批为期18个月的豁免证明书！此举等同包庇助长院舍的恶行，让智障人士继续在恶劣、不人道的环境下生存！

公共院舍短缺　智障人士被迫选择私营院舍

社署在续牌时，明显没有将性侵案件考虑在内，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不想负责，若果吊销康桥的牌照，便需要安置其数十名院友。社署不想做事，便马虎了事续牌予康桥之家！

本来应该是公营的公共服务设施，就是因为政府不愿提供足够的公共院舍，才变成今天众多无监管的私营院舍，以牟利为目的，为了最大化利润而节省成本，智障人士只是他们的发财工具！有康桥之家前员工揭发院舍长期人手不足。在以利润为本的资本主义社会下，智障人士、私营护老院的长者、都不被保障，只是企业赚钱的工具。不能相信资产阶级法庭能保障性侵受害者的权利，需要由下而上抗争的社会压力抵抗不公义的司法制度。

我们主张：

重新审理案件，由受害人家属、院友、医生组成独立委员会调查事件
立即吊销张健华社工牌照，严惩性侵罪犯
全面公营护理服务、医疗系统，结束私有化及外判，保障所有病人及残疾人士

抗议西班牙领事馆暴力及抢劫行为

10月24日中午十二时，社会主义行动到西班牙驻港领事馆门外进行抗议，声援西班牙学生将于两天后（26日）发起的全国大罢课。

示威人士进入领事馆递交信件，期间总领事马卡罗（Santiago Martinez-Caro）拒绝接信，且突然袭击正在拍摄的示威者并强行抢去其手机，职员带走手机至禁止进入区域。事件中两部含袭击片段的手机被抢去，一名示威者的左手被打伤，需要由救护员包扎及到医院验伤。

两名示威者的手机被扣留于领事馆职员范围内超过一小时。警察到现场介入事件，领事馆最初要求示威者承诺删去手机影片，才会归还手机，遭示威者拒绝，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到场声援，示威者拒绝离开，领事馆最终在压力下归还手机。

马卡罗曾被媒体形容为“香港首名亿万富翁的总领事”。这种暴力行为是前所未见的，西班牙政府明显非常害怕全国总罢课会得到国际关注。社会主义行动强烈谴责西班牙领事的暴力行为，定当追究到底。我们将会再发起抗议反对马罗卡的流氓行为。

反对人大干预立法会宣誓风波

全国人大常委将会就立法会宣誓风波释法，意味著中共再次对香港民主权利发动袭击。继政治空间被收窄、媒体被整顿、经济被操控、司法制度受到干预、民主权利受打压后，中共又再发动新一轮的进攻。当务之急是号召大规模示威作为起点，建立一场强大群众运动，并且务必要争取中国内地群众的支持，才有机会成功迫使中共退让。

今次立法会危机由10月12日开始。当日青年新政两名候任立法会议员宣誓时用“支那”一词。政府及建制派如获至宝，指控两人倡议港独及违反基本法，趁机利用此事去动员数千人的“反辱华运动”，并将舆论攻势升级。他们的目的是打压整个反对运动，合理化加强专制统治。

今次将会是人大第五次释法，简单来说就是一锤定音诠释香港法律，以“反港独”的名义阻止梁游二人上任立法会议员。青政的宣誓花招弄巧反拙，把香港推进中共的陷阱，让中共的魔爪更大力抓紧香港。

现在建制派不但要坚决阻止青政两人上任，更趁机操弄政治辩论的议程，以阻止港独分子“祸港辱国”为名打击整个反对运动。更重要的是，中共可以利用事件来加强对香港的操控和干预。在今次人大释法前，两年前已经有“一国两制白皮书”表明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也有否定真普选的八三一大决定。北京不仅想透过人大释法来干预香港政局，更藉此为刚成为“党核心”的习近平树立党内的权威。对中共来说，今次做法最重要的是展示中央政府的权力可以凌驾地方（特区）政府，压倒香港的本土派以至整个民主运动都只是次要目标。事件也反映到中共党高层的权斗正在进行，各派正在为明年中共领导层换届而竞逐有利位置。但中央政府向香港施展权威的做法始终是符合中共各派的一致利益。

微观一点去看，这场闹剧对梁振英连任特首的工程来说也是一份大礼。就任四年来他民望跌至谷底，不但没有改善任何贫穷问题及民生疾苦，强硬的统治手段亦令建制派在九月立法会选举中受到挫折。面对建制派对手的“Anyone but CY”攻势，他现在利用这场“反辱华”运动来表现自己“平定港独有功”，博取中共支持自己连任。

青政为何能够当选？

建制派在立法会选举遭遇到挫败，是由于社会及政治危机恶化导致群众的倒梁情绪升温。梁振英大力打港独，在立会选举作出政治筛选，剥夺了几名本土派参选人资格，燃点了年轻群众的怒火。这做法等同将本土派捧为最大敌人，反倒激起选民票投本土派的意欲，以狠狠教训一下政府。另外，早前中共的政治绑架、政治检控等恶行，令群众更强烈抗拒中共的政治干预，港独支持度因此上升，本土派的支持度也大大增加。

2014年的雨伞运动没有迫使北京作出任何让步，反映中间温和的路线早已破产。在政治出现真空的情况下，群众所寻求的真正激进替代选择并未出现，故此各本土组织虽然规模细小而且没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但影响力都有所扩大。本土派营造激进斗争的形象，满足了群众对年轻新面孔的渴望。青年新政正是“机会主义”的极致代表，他们只在适当时候及适当地方出现，在伞运动后跑出来代表“伞兵”参选，但青政游蕙祯等人根本没有在伞运中出现过！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据事实解释，本土派并没有提出任何斗争的纲领及方法，只有煽动排外主义及反新移民。他们是团结反中共民运的一大障碍。很多票投青政的选民视他们为激进新势力，但却未清楚他们反动的反工人主张，包括反对最基本的全民退休保障、增建公屋等立场。此外，虽然港独的支持度上升，包括青政在内的本土派都刻意把议题模糊化，一味叫喊叫空洞无内容的口号，，没有明确主张港独，更没有解如何争取港独的问题。

民族问题

由于香港群众担忧中共剥夺香港的自治权及有限的民主自由，因此对独立的态度会变得愈来愈开放。但讽刺的是，从青年新政笨拙的表现可见，本土派根本不理解民族问题。“支那”一词具有种族歧视与殖民色彩，正好为中共舆论机器所利用来抹黑香港民运，削弱国内的反专制斗争。正当世界各地的经济陷入危机时， 民族主义往往被各国的统治者利用。归根究底民族主义是操弄恐惧的工具，用以模糊阶级分野，从而避免99%人民起来反抗挑战1%的暴政。青政向北京呈上了一个如此有用的武器，让人觉得这份誓词是中联办所撰写的！

宣誓风波突显了本土派的致命弱点，他们无法提出清晰的政治纲领及斗争方法来带领斗争，因此只能靠惊人言语和花招噱头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

为了重建民主运动并抵抗中共对香港干预，我们必须从今次事件中汲取教训。民主运动需要组织由下而上的民主架构及具战斗性的领导层。从立法会宣誓的闹剧可见，小丑式个人表演对反独裁斗争毫无用处。中共独裁体制在各层面加强镇压，面对这场艰苦的斗争，抗命行动是必须的，但这些行动需要以强化群众组织和提高政治意识为目标。而种族主义的言辞不但无助香港的斗争，甚至适得其反。

唯有数百万人群众团结在一场运动之中，延伸至中国大陆，并串联至因为中国的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出路！正当中共舆论机器不断抹黑香港民主运动是“反中国”时，香港民主运动一定要作出清晰回应，而不是以“支那”等词语来加以附和，才能为香港的斗争争取中国内地人的同情。社会主义行动为一个新的工人政党而奋斗，以打破权贵和独裁者的权力操控。

香港 : 反抗政府清洗立法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1月7日就立法会宣誓争议释法，展开了对立法会民选议员乃至整体民主权利的深远打击。建制派及梁振英虚伪地自称“守护立法会规则和宣誓的庄严”，但事实上他们正在用专制手段扭转对他们不利的选举结果。

假如他们成功的话，将会推翻九月立法会选举的结果，使数以万计的选票成为废纸，并令立会沦为不经民选产生的人大翻版。再者，政府显然视这次大清洗为基本法23条立法的跳板。工党立会议员张超雄形容今次事件“完全是一场政变，不过是由当权者所发动的”。这些发展代表了中共专制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新阶段，要将过去通过群众斗争赢来的民主权利都要夺走。

人大常委就基本法第104条进行“释法”，来处理排外本土组织青年新政两名新任立法会议员的宣誓风波。《社会主义者》杂志反对青年新政种族歧视中国人的言论，也反对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纲领。不过，二人宣誓时的宣示行为被当局无限放大，作为打压“分离主义”的借口，同时也是用来攻击整个反对派与民主运动。这次攻击不单针对立法会，而是先发制人地压制雨伞运动的重演，下次运动可以演变为革命运动挑战政府。

为什么北京加强镇压？

中共专政的党内斗争正越演越烈，习近平上个月被加冕成为“习核心”，这反映出至少两件事情：一是习近平仍然在扩展自己的个人权力来控制明年的领导人换届安排，二是他与中央领导层还在面对国内（尤其是来自地方政府）的不合作乃至消极反抗。

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一直都是以其对全国的影响为依归。近年来，北京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打压香港的民主斗争，因担心香港会“感染”全国。

这使中共政权不断加强镇压，去年发生了铜锣湾书店五名店员被绑架的事件，今年则禁止所谓“港独分子”进入立法会。《华盛顿邮报》社论（11月26日）指出：“中国对香港的统治就是一系列活生生的课堂，让人学会了打压如何弄巧成拙。”但是北京不这么看，在其眼中优先处理的问题是如何统治有可能叛变的13亿人口。

当局害怕革命，这解释了为何习近平要将空前的权力集中到其手中，甚至比起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或江泽民还要多。骤眼看，北京对港政策非常僵化和拙劣，甚至去到令人摸不著头脑的地步，最近人大释法就是一例。在这个阶段，还不是太清楚究竟习近平是否希望在香港进行更全面的打压，抑或是更有可能的，只是想震慑下本土派。但这反映了中国政制的矛盾，虽然表面上是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北京的指令往往会在底下被扭曲和改变，以满足地方权贵的利益。剥夺本土派的议席只会增加港独的支持度，但北京更重视在国内制造舆论，要在国内人民面前展示反对“外国势力分裂中国”的强硬决心。

梁振英的盘算

正因为北京有需要就反港独强硬表态，特首梁振英正利用这点来为自己盘算，达到连任特首的目的。他希望制造一个需要建制派组成“统一战线”的状况，借此让北京更难于来年的特首选举中钦点另一候选人与梁振英打对台。

另一个有关中央政府的复杂因素，就是全国人大是党内排第三的张德江所控制的，而张德江与梁振英一样同属中共的江派。自上台以来，习近平不断尝试打压其他派系，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因此不，能够排除江派会在香港煽风点火制造危机，并突显江派比习派更“坚决保卫祖国”，从而帮助梁振英连任。不过我们亦不能够想一些评论员那样将派系斗争过份解读，并幻想中央政府会阻止这场大清洗、甚至会尊重香港的民主权利。无疑中共内部派系林立，但是他们之间对于镇压的分歧只在于力度与速度。

无论是否故意都好，人大常委的介入给予了梁振英和建制的疯狂分子法律与政治上的弹药。这些人希望加剧现时的危机，并策动更广泛的清洗，至今已经有高达15名立法会议员被针对，占立会反对派的一半。人大释法列出了一条非常广泛的违例清单，使议员可以事后被指其宣誓“不真诚”和“不庄重”而丧失议席，就连“停顿太久”也可以被视为宣誓无效。人大释法中指“使用道具”也算违反宣誓规定，社民连的长毛梁国雄也因为宣誓时撑起黄伞而被指控。

人大常委亦指自决与独立一样，都是不合法的，并称议员需要为这些言论而“负上法律责任”。这是对言论自由的公然打压，反映出当局的攻势并不止于青政的两个议席。梁振英在《新华电视》的访问中表示“绝不允许港独势力进入政治体制”，而甚至在学校讨论也不准。他亦再次强调“须按法律处置好”港独分子。

建制的进攻

人大释法后的数天，两名爱国分子对8名和11名反对派立会议员申请司法覆核。这显然是有计划而行的。而11月13日，爱国组织一如所料地出钱聘用3万人上街集会，反对“港独”并支持人大释法。显然亲中阵营里面已经就清洗要做到哪一步而出现分歧，部分派别害怕进一步的清洗会导致政治上的强烈反弹。他们主张“克制”并希望将清洗局限到两名青政议员。

人大释法是否“越权”而违宪亦成为了法律界的争议。今次释法显然超越了“解释法例，而是变相修改了立法会中有关宣誓的规定，因此在“一国两制”人大常委的做法是越权的。而香港法院若果就任何宣誓案件的判决出现相抵触时，法律后果亦不明的。

不过，就基本法宪制与法律技术细节的辩论，并不能够阻止当局的攻势。群众斗争才是唯一方法。借革命家托洛茨基反抗专制的经验，我们应该花1%的精力去准备法律层面的辩护，而99%的精力应该集中于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反击。

“Anyone but CY”
梁振英正面对反对他连任的强大压力，不单是普通民众，而且还有许多资本家菁英也视他为负资产。最近《明报》一项民调显示，梁振英的民望为五位可能参选人之末，不过其余四位仍未正式宣布参选。

部分菁英发起了个非正式的“Anyone but CY”运动，希望说服北京选择一个较不具争议性的人物取代梁。香港传统财团势力与港英时代培养出来的官僚都不满梁振英的经济政策，因为梁允许中国大陆的“红色资本”侵入本地资本家的垄断地位。这派别的资本建制亦认为梁振英需要为近年来的经济动荡和社会激进化（包括雨伞运动及之后爆发的独立情绪）负责。香港“民族意识”的出现是北京的压迫加大下之结果，并导致本土组织的支持度增加。

可惜，这堆本土派组织都是建基于右翼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并不能够提供任何对于争取“自决”的策略，甚至连“自决”的明确定义也没有说出来。他们主张的“勇武抗争”不过是高喊种族主义的口号和谩骂，就如青年新政二人在宣誓时的行为那样。他们的儿戏行为正好堕入中共与梁振英的陷阱，因此有不少香港人认为如青政等的本土派组织是被建制所渗透、甚至扶植的，用以为推动反革命提供借口。

本土派首次陷入危机

今次立法会宣誓事件让本土派第一次面对真正的考验，结果落后一败涂地，突显了本土派的内部分化及其巨大的弱点。本土派是力量分散的派系，他们因为社会存在巨大的不满情绪，加上欠缺真正的战斗而争取民主的替代力量，让本土主义乘势抬头。自2014年中共一锤定音拒绝香港落实普选，而后来雨伞运动陷入僵局后，本土派就开始冒起。

本土派以政治攻击对手来取得支持，当中尤以网上攻击最为明显。他们对于传统泛民主派的软弱和被动作出批评是正确无误的，可是他们并没有提出或组织起任何有建设性的力量。在雨伞运动期间，本土派呼吁群众“勇武抗争”，但却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诉求，也没有决心争取成为运动的领导层。

由所谓“伞兵”组成的青年新政被发现雨伞运动期间几乎没有参与过运动。青政的游蕙祯亦暗认自己从没有踏足过占领区。最近的危机，三名本土派议席之中有两个被剥夺，而他们陷入分裂与瘫痪的状态，甚至沦落到要他们一直鄙视的泛民及“左胶”组织示威来去保卫他们。

在今次危机揭露出本土派“纸老虎”的相貌。政府显然要褫夺梁游二人议席，如果本土派无法动员群众去保卫自己的席位，哪他们又何以领导群众打倒中共和争取港独呢？游蕙祯宣布她去信英国政府要求当局介入，那不如向天祈祷可能更有效吧！诚然，以本土组织的性质来看他们注定充斥分裂与危机，但香港的民族问题并不会就此消失。相反，建制当局加强打压“独立”，反而保证了这种思想的支持度只会向上攀升。目前本土派虽然受挫，但在这政治真空的状态下，本主主义作为一个潮流仍完全有可能继续增长。建立一个战斗性的左翼工人政党，支持一个所有少数民族争取自决权的清晰纲领，并在这纲领的号召下团结抗争去击败资本主义和独裁政权，是可以削弱本土主义的支持度的。

扩大清洗反对力量

今届立法会本土派第一次取得议席，三名议员所取得的11.1%的选票。另外三张的新面孔以“自决派”自居议员以7.8%的总票数当选，而属于激进泛民的 社民连和人民力量共取得7.2%的选票并赢得两席。 如果梁振英扩大清洗的行动，对象将会是这八名不同的“激进”政治代表。若果清洗了四名反对派议席的话，就可以夺走反对派的否决权。建制派也可以强硬修改议事规则，阻止一直以来建制派与财团代表最痛恨的拉布。

政府在下次补选时可以收紧选举条例，以筛走反政府的候选人，又或是同一时间将“独立”的司法制度置于公开的政治操控底下。大人常委释法后明显推进了上述发展。“这等同由中国直接挑选立法会议员一样。”工党主席李卓人对《时代杂志》（2016年11月10日）表示：“将来可能连要求结束一党专政，或者反对中国共产党也会违反参选资格。”总结来说，今次清洗立法会是八三一人大决定的延伸，特首假普选制度要入侵未来的立法会选举。

如何反击？

清洗行动已经剥夺了青政两人的议员资格，现时仍未能预测会否发展至全面镇压的地步。未来发展最取决于群众压力的高低，尤其是在街头、学校和工作场所内组织起来的抵抗力量是否够大。最恶劣的策略就是守株待兔，例如等待爱国团体在法院司法覆核多宗宣誓案件。

不幸地，这正正就是泛民领袖自11月6日反释法大游行后的策略。其中一个因素是，泛民害怕游行变成本土派与警察冲突的平台，造成11月6日那样不必要的冲突。但这才突显到需要有组织、有纪律的群众运动，并且需要民主决定运动策略及纠察工作，而不是以此为借口取消示威！更严重的问题是，泛民领袖眼光只有选举，害怕清洗行动会祸及自己，因此不愿意奋力抗争。甚至有泛民中人会因为有机会在补选竞逐本土派失去的议席而暗笑了。

现在所有反释法的组织应该召开大会，不单讨论再次举办游行，而且要达成一个罢课、罢工及其他抵抗行动的战略。值得再注意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大学学生会都由本土派控制，但他们却没有在这事件上鼓动学生罢课，哪怕是一场校园示威。2014年以泛民为首的学联领导层最少也有号召罢课，虽然当时已经时机太迟，而且准备不足。
社会主义者反对清洗立法会，也反对建当局加强对司法部门的政治操控。这些机构都是资本主义的统治工具，而且与民意非常隔绝。但政府现时的进攻是为了进一步削弱群众对这些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影响力，并且令其更为融入专制制度之中，就如中国内地一样。

因此，我们捍卫所有民选的立法会议席，反对政府、法院以至中共政权筛选议员，甚至扭转选举结果。我们反对司法制度及基本法凌驾于港人民主选举的权力之上，因为前两者根本不受民主监督。立法会虽然是一个无实权的橡皮图章议会，但在腐败的建制之中民主议席对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来说仍然是一个揭露及对抗统治精英政治黑幕、发动群众斗争的重要平台。现在是不受政府干预自由选举的权利受到打击。

社会主义与民主抗争

社会主义者为每步的民主寸进而奋斗。我们捍卫现有的权利，但我们并不甘于维持现状，因为我们离真正民主仍然遥远。一场捍卫现有民权的群众运动需要一个纲领来争取全面民主。这就是意味著需要立即废除不民主的架构，如功能组别和小圈子选举制度。

部分由选举产生的立法会应该由真正代表民主的人民议会所取代，由人民普选产生，普选权包括外佣，并将投票年龄限制下降至16岁。这议会应该有实权──可以挑选政府、落实大胆的社会主义政策，如提升工资、实施全民退休保障、大量增建公共房屋，并透过将大财团及银行民主公营化，从权贵手中夺走他们的经济权力。立法会议员和政府官员的工资应该要削减致香港平均工资。

现时抗争必须要从过去的失败中汲取教训。群众运动若果局限在香港一个地区，其力量是不足以胜利的。中共拥有全球第二大经济实力和军力，单凭香港一地抗争等同以卵投石。

期望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他称六四事件为暴乱，并赞扬中共镇压）或其他外国资本主义政府去支持对抗中共的抗争是徒劳的。相反，西方政府在过去廿年对中共的白色恐怖都只是口头批抨，他们暗地里都希望维持一个可与他们长期营商的独裁政权。

过去成功打倒独裁政权的民主抗争，例如1980年代的南韩和南非民主运动，都是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所以，工人阶级必须要建立自己的组织──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和战斗性的工会，是中港两地推翻中共、取得民主胜利的关键要素。而资本家依赖独裁体制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权力，因此打倒中共也连系至打破资本家的权力。只要群众抗争接受这一纲领，在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的号召下，民主抗争将会是势不可挡的。

青政二人被剥夺议席是政治而非法律问题

政府及建制派媒体不断幸灾乐祸，并企图进一步踢走更多立法会中的反对派。至于青政二人被指“违反基本法”，不过掩盖政治猎巫烟幕。

青年新政跌入建制派的陷阱，宣誓时发表种族歧视言论，失去社会大众的同情而备受孤立。本土派政客并没有针对政权作出攻击，反而煽动种族歧视情绪来攻击同为独裁政权下的受害者──中国平民。

社会主义行动（工国委香港）一直反对这种立场。不过，我们认为要踢走他们的话，就应该在公开民主的辩论下揭露他们的右翼政治主张，并于下一次选举由人民众踢走他们。但相反，当局正利用谎言与胁迫来策动一场反民主的大清洗。政府的做法最终只会引起反弹，增加港独的支持度。

尊贵议员是谁选出来的？

梁游二人的命运竟然是由一众从没有民主授权的人所决定的：特首、法官、媒体老板以及全国人大。这些人想铲除我们的民主权利，并将立法会变成港府和中共的“传声筒”。青年新政不过是这个大算盘下的一只棋子。

香港 : 反抗政府清洗立法会！

所有支持真正之民主权利的人，一定要在此时站出来抵抗这场大清洗。有大状党之称的公民党竟然表示“尊重”高等法院的裁决，实在可耻！《香港自由新闻》（HKFP）报导，民建联政客葛佩帆称她希望这个判决会成为案例，作为未来案件参考的根据，用来挑战其他议员的宣誓效力。她这番话正好描述当下实况。

高等法院法官区庆祥对青政二人的案件作出了一个公然的政治裁决，而这会对其他案件带来深远影响。他将过去法院无权干预立法会内务（包括宣誓仪式）的原则一扫而空。港大前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指，这个判决“减低了立法会的宪制地位”。

基本法虽然是一套非常不民主而未经民主授权的宪法，但也在第79条列名立法会议员只能在“行为失当或背离誓言下以三分二在席立法会议员票投通过”而取消其议员身分。但这个满口谎言的流氓政府竟然在光天化日窜改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区庆祥法官以指梁游二人的宣誓行为违反了“一国两制”中的“一国”。这说法与人大修法的立场一脉相承。人大修法后，要求公职人员要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只要求效忠中国香港特区的誓词内容不同。法官的判决可能会有深远的法律后果。

青政反抗无力

政府和法院正赶紧完成这场政治判决的程序并启动补选。法庭公然成为了当局打压立法会反对派的政治工具。社会主义者并不相信资产阶级的法庭。今天的社会越来越不平等、不民主，而法律制度是设计来维护这个社会的“秩序”。这个系统严重倾斜于权贵，穷人和被压迫者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社会主义者将法庭视为平台，用以向广大群众发表演说，以及为自己的政治思想与行动进行辩护。

但青政二人却显得垂头丧气而不知所措，并将希望寄托在一个不可能的法律奇迹中。可笑的是，梁颂恒指今次裁决会令更多倡议自决的人重新考虑。似乎他从没预计到会有这一结果。青政二人上诉的讼费将高达数百万元，而法官裁决他们要邀付80%堂费，但他们的法律团队没打算将审判政治化，并将内里的事实说出来──这是专制政权策动的政治猎巫行动。

百人“荡妇游行”反性暴

自2011年起开始主张反对性暴力的国际“荡妇游行”运动（International SlutWalk Movement）在香港来到第五届。十月三十日，过百人在遮打花园出发，沿高等法院游行至中环兰桂芳，高喊“我要性自主　不要性暴力！”，“我身体，我话事”丶“唔好教我点著衫，教下啲人咪强奸！”。

游行发起人之一邓美晶指，近日私营残疾人士院舍“康桥之家”性侵案被撤控以及酒吧老板涉嫌迷奸一名女客户被轻判一案，都反映司法制度纵容施暴者，导致性暴力持续地发生。游行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对康桥之家性侵案作出调查丶护理院舍服务全面公营，停止私有化，大幅增加公共院舍服务等。

这届荡妇游行亦非常国际主义，有菲律宾左翼妇女组织代表丶来自印尼的在港难民妇女丶一些来自加拿大及欧洲等地的大学及中学生等。

责备受害者文化依旧

发起人Angie Ng指，直至今天，不论是香港或其他先进国家，性暴力（性侵犯丶性骚扰丶强奸等）及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指责依旧存在。菲律宾左翼妇女组织Gabriella代表发言指，香港的外劳政策非常苛刻，例如雇佣同住条例丶中介公司的剥削等等，都是让外劳女性暴露于性暴力的危险下，而且无法求助。

中四学生Jasmine Chan，亦是社会主义行动成员，她指希望可以透过抗争行动来指出社会现时不平等的男女观念。

“父权社会下被压迫的女性长期不受到尊重，包括同工不同酬丶身体被商品化等。我听了犯案者只被判240小时服务令后很震惊。”

最近多宗性暴力案件在法院得不到公义的审判，揭露了资产阶级法治内里的父权主义本质。只有打倒父权的资本主义体制，才能根本性消灭男女不平等及随之而来的性暴力。

长毛评释法：“CY制造一个敌人…便有存在的理由”

11月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立法会宣誓争议释法，法庭于11月15日裁决青年新政游蕙祯及梁颂恒二人败诉。继游梁被取消议员资格后，还有15名议员可能会因“不符宣誓要求”而被剥夺资格。

长毛梁国雄在高等法院声援刘小丽的示威上表示，假如能由法庭颁令褫夺其议员资格，则漠视选民意愿，而整个民主阵营的民选议员亦汲汲可危。长毛笑称，他本人就是最有机会下一个被取消资格。

早前他在《向左望》节目上曾提到，忠诚性是看不到的，就可以让当局去搜集那人曾作过的言行，则是言论审查丶思想审查。“例如搜查那人两年前曾讲过的言论，指控与誓言不符丶不拥护基本法等，这可以是后患无穷。”

“以刘小丽为例，（当局）可追溯她在网上讲过的话，指控她宣誓无效，利用她的政治（立场）来作为证剧去来检举她。”

长毛认为，梁振英希望拿回政治资本，制造了一个敌人，而声称这个敌人是共产党的敌人，所以他在香港在抵抗这个中共的敌人，于是他便有存在的理由。这是他发动的权力斗争的一环。

香港：社会主义行动办公室遭到爆窃

12月6日（星期二），社会主义行动及中国劳工论坛于香港的旺角办公室遭到爆窃。

事发于日间时分，当时办公室正值无人（由于该单位亦被用作住所，无人的时间是非常少的），窃匪破门爆锁而入， 箱子和文件被翻开，水龙头被打开导致屋内水浸。办公室位于一栋以劏房贫穷户为主的唐楼内，过去很少会发生盗窃案件。现估算包括电脑和金钱在内，总计损失超过港币5万港元。

“我们怀疑这不是普通爆窃案，可能背后另有内情。”社会主义行动主席邓美晶表示：“我们不排除事件具政治目的，今年中国国安在香港的秘密行动有所增加。匪徒将办公室里所有的水喉打开故意导致水浸，令我们损失了些重要的文件和记录，包括一些政治文章和刊物档案。”

“这单案件很可能是宗政治攻击，或许是内地国安或是受其指使所做的。为什么匪徒要偷走全部电脑？几部电脑加起来十分重，二手卖出去也赚得不多，其中一部更是垃圾机，但也被盗取。唯一解释是他们想偷看里面的资讯。窃匪在离开前打开水龙头导致水浸，也十分可疑。正常只为求财的窃匪并不会这样做，似乎他们想对我们尽可能地造成最多的破坏。”

该办公室由社会主义行动的同志所用，也是一些难民活跃分子的资源中心和会议地点，而一些中国大陆的异见者也会不时到访。工人国际委员会在香港乃一合法组织（社会主义行动），但由于主张推翻专政，其在中国大陆是被禁止的。在2016年，其中国成员被政治迫害和逮捕的程度显著加剧。

旺角是香港工人阶级密集的地区，大多是陈旧的唐楼。有邻居指过去二十年都未闻发生过入屋爆窃案。

“由于办公室位于旧楼，保险公司拒绝受保，所以被盗窃的物品和金钱都没有赔偿。”邓美晶续指：“部份电脑是属于义工本人的，用来作制作杂志和网页。”

社义行动在众筹网站YOUCARING 上展开“捍卫社会主义行动”募捐呼吁，目标金额为最少5万港元（$6,500美元）以填补失窃金额。当中的3万港元将用以重新添置电脑设备。另外，为了加强保安装置，包括为办公室加装厚门、安全锁、防盗镜头系统等，也需要额外开支。水浸也造成相当于数千元的破坏。

“目前最重要是尽快令我们办公室恢复正常工作。”邓美晶说：“这对反政府的民主斗争来说非常重要。现在抗争形势踏入了险峻时刻，梁振英正在加大清洗行动，准备剥夺包括左翼老将‘长毛’梁国雄在内的更多民选议员席位。我们需要回应中共政权新一轮的打压，我们不能耽误时间，可惜现在的情况下我们连租金也负担不了。”

我们恳请各位不论在香港、中国或全球的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者及支持者们，都到我们的“捍卫社会主义行动”网站捐款支持我们。

2016同志大游行：反资本主义与性平权斗争

11月26日（周六）是一年一度的同志大游行，今年将再一片彩虹旗飘扬香港。香港普遍的社会观念对同志已经愈来愈开放，反对歧视性小众已经是社会共识。平机会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有过半数受访者（55。7％）赞同应该就性倾向歧视立法；而有宗教信仰的受访者，也有近半（48。9％）赞成立法。然而，香港政府仍然坚拒为《性倾向歧视条例》及同志婚姻权立法，今年上任的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陈章明也表明不会立法。可见，对同志的歧视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政府的政策丶不民主和亲商体制乃至父权资本主义造成的恶果。同志运动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更强大的组织，更鲜明的高举群众斗争的彩旗帜。

陈章明是历届以来最劣质的平机会主席，他集性倾向歧视丶种族歧视与反民主的立场于一身。他在上任谑称性小众为“老同”引起强烈反弹，又表示将民主运动扣连在一起是“不理性的”，亦支持兴建不人道的难民禁闭营。正如社会主义行动一直强调，同运本身就是民主斗争及反资斗争的其中一环，统治阶级是多麽害怕我们的纲领！

另一项压迫同志的法例，是21岁以下男子之间的肛交行为是触犯刑事条例。异性恋者的合法性交年龄为16岁，法律视同性恋者的交合行为特别“危险”，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如男子与21岁以下女童肛交更可被判终身监禁！社会主义者支持必要的法例保障儿童免受性侵害，但腐朽的资产阶级法制充斥保守反动的势力，因此法例根本无法与时并进，造成充斥方方面面的歧视与压迫。

最明显不过的是立法机关，代表资本家和保守势力的功能组别议员是非民选的，但可以否决任何推动性平权的法案，甚至连在议会内讨论相关议题也竭力禁止。这堆反动势力害怕同志平权会冲击资本主义的一夫一妻家庭制度，因为传统家庭制度可以帮助他们维护社会现行制度，而同志成家后也会争取同志家庭的福利制度，甚至冲击既有男性主导的财产继承关系。不难预料的是，这股势力也反对一人一票真普选丶全民退休保障丶增加侍产假等进步改革的。

国家机关充斥歧视

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关除了充斥阶级歧视与种族歧视，也在入境政策上排斥性小众。今年，2名从泰国到香港的跨性别人士，在机场入境处在没有任何理由及了解下被拒入境，最后被谴返泰国。其间入境处职员对她们说：“没有任何理由。我们不会听你解释”，及后又问当事人：“You cut already ？（剪咗未？）”这根本是性骚扰！但造成歧视不只是个别职员的卑劣人格，更是背后的制度问题所致。执法机关往往歧视性小众和少数族裔，而现今的《种族歧视条例》并不会规管政府及执法人员的行为，令他们权力无限大而肆无忌惮。

此外，去年在海外已经与同性伴侣结合的一名英籍女同性恋者，尝试为配偶申请居港权，行使这个异性伴侣拥有的权利，但是遭到入境处拒绝。政府害怕一旦开了先例会鼓励香港同志也争取同样的权利。可见同志婚姻权利与人身自由的问题也扣连在一起，必须反对整个政府落后腐败的体制。

粉红财团的虚伪

可恨的是，当同志团体发起联署要求政府改变这一政策，并邀请13间赞助同志游行的，遭到其中的11间拒绝！那些跨国投资银行年年牟利暴利，赞助同志游行的资金本来只是九牛一毛，除了可以为他们打造“同志友善”的虚伪品牌，又可以借势宣传同志游行。但是，当同志平权令他们与政府当局及现行体制有冲突时，他们就会害怕失去市场而断然拒绝。就如今年赞助同志游行的JP Morgan丶花旗银行丶渣打银行丶高盛集团等，在香港他们穿上粉红伪装同志友善，但在恐同宗教国家他们却以“文化差异”为由对同志平权缄默不言，乖乖与当地的独裁政府合作！所以，一场彻底的同志解放运动要与资本家决裂，由工人阶级与同志团体组织起来，以反资本主义作为群众的斗争路线，例如支持工会反对职场歧视丶支持学生组织起来反对校园欺凌，而不是灯红酒绿的嘉年华会。

香港恐同势力不外乎反民主的建制派政客与权贵勾结的保守教会，可见同志运动本来就是一场挑战资本建制的斗争。资本主义的压迫除了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包括歧视同志丶妇女丶少数种族等等。面对近年政治斗争激化的浪潮，建制派也加强反动保守的宣传攻势，包括动员教会反对同志丶煽动反难民的种族主义等。资本家为了打压整体的工人阶级，往往将社会少数群众边缘化，在经济危机时针对他们先作出攻击，以转移群众的视线，将社会问题归咎于他们并且合理化对整体工人阶级的打压。所以同志运动本来就是一场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只有社会主义世界才能达致真正的性解放！

梁振英被DQ！

梁振英被DQ，宣布不再竞逐连任特首。几百万港人在庆祝！正当梁振英想剥夺民选立法会议员资格之时，他自己却被中央DQ，可说是相当讽刺！过去四年梁振英在香港制造了大灾难，民主权利被疯狂打压，社会两极分化，贫穷问题恶化，房屋短缺更为严重。由国民教育、加强警察镇压、清洗立法会，到准备为廿三条立法，梁振英全力加强内地对香港的政治操控。

但整个体制仍维持不变，民主斗争要升级！无论官方说法是什么也好，梁振英离任的真正原因是群众压力和抵抗力量。第一、建制派的立法会选举得票率从2012年的44.1%下跌至2016年的40.2%，对他们来说是一场耻辱的惨败。第二、梁振英的离任也是雨伞运动的遗产。他虽然没有被运动全面击倒，但已经伤痕累累。

权力斗争

北京要在梁振英的赌注上止蚀，避免再激起香港的政治反抗浪潮。正如很多人猜测，中央想要一个没有那么好斗、没有那么爱搞派系的特首，以图缓和香港的政治紧张局势。在下年三月的特首选举，中央很可能支持受得香港传统财团支持的曾俊华。梁振英与内地“红色资本”关系密切，所以他推行的政策不得港资支持。

香港近几个星期，香港立法会被大清洗，多名议员因宣誓“不符规定”而被剥夺或准备被剥夺议席。现在很清楚这场政治危机是梁振英博取连任的绝望一击，并似乎得到了全国人大主席张德江派系的支持，但最后他的谋略还是失败了。至于清洗行动往后如何发展，以及包括社民连梁国雄在内的四名立法会议员的命运如何，还是一大问号。

当政客的政治生命结束时，往往以“健康”或“家庭”作为下台阶，而否认自己民望低落或者受到群众压力。但最近《香港自由新闻》的一个民调显示，只有19%港人支持梁振英连任。梁振英又名“大话特首”，部分民众甚至怀疑他放弃连任是否在讲大话！

几可以肯定的是，DQ梁振英的决定是由习核心及中央领导层作出的，当中反映出北京的权斗形势。政治化的气氛加上群众顽强的抵抗结束了梁振英的政治生涯。包括九月立法会选举成绩在内造成的群众压力获得了胜利！

这是雨伞运动迟来的果实。这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第二次因为群众斗争而缩短了统治时间，上次则是2003年董建华面对反廿三条游行而“脚痛下台”。

这次教训对重建香港及中国的民主斗争十分重要。下一任特首还是非民选的，但有可能提出一些“妥协”和“调和”方案，但整个腐朽的不民主制度却维持不变。梁振英只是专制政权中最可憎的代表，但我们若果要实现真正民主权利，一定要推翻整个建制——资本主义独裁制度。

元旦上街：打倒小圈子选举！打倒财团专政！

特首选举开始进入激烈阶段，这是雨伞运动及梁振英时期结束后的第一次特首选举，中共务必要钦点合适人选以挽救过去几年的治港之灾。1200人的小圈子选举意味著广大选民没有投票权，注定这场选举只会选出代表统治阶级的特首。过去四年梁振英的统治，对中共造成严重灾难。从刚上台后推动国民教育失败、民生议题上开空头支票，到催泪弹引爆雨伞运动，以及立法会选举建制派受挫。最后立法会的政变不过是他的垂死挣扎的最后一击。

目前可能出选的包括林郑月娥、曾俊华、叶刘淑仪及胡国兴。林郑月娥被称为“女版689”，将在一定程度上延续梁振英路线，但她比梁振英明显少了共产党员的色彩，没有明显所属的政治派别。她是典型听命上级的官僚代表，对中共来说好处是易受控制，就如曾荫权般毫无政治目光的短视政客。从政府过去两年反全民退休保障的斗争中，可见她执行亲资本政策绝不比曾俊华输蚀，中共可信赖她得到资本家的欢心。

中共正考虑让林郑还是曾俊华参选，因为两人同时出选的话在选委的支持会重叠，所以曾俊华仍未得到中共首肯入闸。从缓和局势的目的来说，中共理应挑选形象亲民的曾俊华，以平息689之灾，至少换来一段时间的稳定。然而，中共一直想支持红色资本进驻香港、在香港坐大，作为在政治操控以外干预香港的另一手段。曾俊华与传统港资过于“亲密”的关系反而成为负累。而叶刘淑仪可说是比梁振英更梁振英。她在保安系统中势力最强，是最专制独裁及种族主义的政客，但目前她当选的可能性最低。

简而言之，在今天政局纷乱的大环境下，中共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的人选。矛盾和冲突注定在未来两三个月乃至换特首后爆发出来。最终来说是群众压力拉他下台的。梁振英在任期间面对历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浪潮，并以雨伞运动为高峰，北京因而被迫换人。自主权移交以来的三届特首都无法完成两个任期，这不是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中共体制根本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

“梁振英路线”就此消灭？

上届选战起初风平浪静，后来才局面失控并引爆群众示威，但今届选举统治阶级各派一早就磨拳擦掌准备内斗。距离选举虽然只有两三个月，但中共仍未决定谁为儿皇帝，不同的利益集团仍在拉锯之中，可见北京比五年前更没有把握。显然在复杂的权斗中连，有媒体报导民建联选委将不为任何人提名，以免被解读为中央开绿灯。

中共内部权斗激烈，必然反映在特首选战上。上届689票当选的梁振英贻人笑柄，突显了鸟笼选举的荒谬，大大削弱政治的统治权威。中共现时不想有超过两个（有机会胜出的）候选人参选，以免分薄选票。从统治阶级的利益来看，中共应该想换上一个较能缓和紧张局面、安抚香港商家的特首。单从这点来看曾俊华会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部分保守泛民寄望习近平会“拨乱反正”，让香港恢复“正常”的一国两制统治。

1200人的小圈子选举委员会的制度设计，加上其组成充斥代表大资本家及中共附庸，确保了中共属意的候选人才能出闸。今届选委会组成的多了一群立场青年中产专业人士，与泛民加起来取得325张选委票，占了当选门槛所需的一半票数。保守泛民的选委可能会全数或部分投票给唐营候选人，确保他当选，妄想通过“造王”可以换到一些让步（例如重启政改）。但在中共强硬专制的统治的大局面下，这些都只是不设实际的幻想。真正的政治变革和民主只能由群众斗争赢过来，而不是靠上层之间达成的“协议”。

到今天很清楚，清洗立法会是梁振英为求连任的斗争手段，而《成报》过去数月对他的指控看来至少有一定真确性。梁振英与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就像中央其他省市官员一样，形成了一个不受中央直接空制的集团，为保权位而自把自为发动派系斗争，牺牲了中共长期的治港利益。新一届政府上任后，中联办及港澳办都将会换人。中共十九大前习近平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清洗。

但我们不能寄望人变后路线会彻底改变，或者以为香港会返回前雨伞运动的“童年时代”。中共始终需要香港推动廿三条立法及有利中资的政策，总的来说“梁振英路线”只会调整而不会就此消灭。再者，如果中共要彻底消灭梁振英路线，根本不可能考虑让强硬的林郑月娥参选。要记得过往几年的动乱并非由梁振英一派搞出来，有很多是中共直接干预的，最明显的是铜锣湾书店绑架案。而反港独斗争及洗脑教育也与习近平民族主义的宣传一脉相承。此外，虽然在青政被剥夺立会议席以来本土派组织受到挫折，但港独情绪已经酝酿在群众心中不会就此消失。当中共再发动另一波攻击香港自治权的斗争时，港独势力可以以其他组织形式出现。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行动不会对小圈子权贵选举有任何寄望，只能打倒中共独裁及资本主义，召开真正的人民议会来制订亲工人的经济政策，才会有真正的改变！

二零一七年

邓美晶考虑参与立法会补选

本会主席邓美晶正积极考虑参选立法会九龙西补选。香港需要一个左翼力量，作为重建群众斗争的支柱，向中共政权作出反击。民主斗争此刻兵凶战危，未来立法会选举将有更多人被禁止参选。除非再发动一场强有力的群众运动，否则今次可能是在立法会选举中高呼“打倒中共专制”的最后机会，我们务必把握。

梁振英被北京DQ，是因为雨伞运动令北京不能让他继续执政。这终究是我们迟来的胜利，证明群众斗争才是变革出路。我们拒绝与建制任何的政治交易。我们与泛民主派不同，绝不幻想下届特首由明君登位，甚至支持曾俊华等“开明专制者”，我们坚持彻底斗争的路线。

中共及港府企图清洗六名民选立法会议员，推翻九月立法会选举的结果，将数万张选票变为废纸，分明是一场无血政变。我们反对青年新政等本土派的种族歧视及右翼意识形态，但梁振英剥夺青政二人的议席，是为了清洗整个立法会的反对派，将立法会全面变成人大式的橡皮图章！即使不认同本土派也要反对清洗。

中共从九七年的临时立法会、解散市政局到今天清洗立法会，每次的政变都在变本加厉。幸好有港人的集体反抗才令当局不敢更为放肆。下一役就是廿三条立法，我们希望能成为民意代表，在这场斗争中与各位站在前线。

过去廿年来，民主权利毫无寸进，温和的妥协路线早已破产。我们与泛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一直不愿意面对此现实，还在幻想可以“循序渐进”逐步改革，企图限制群众斗争的发展，不敢提出争取真民主所必要的措施。由南韩到南非的历史都可见，只有集体罢工，加上基层工人与青年的积极斗争才可以赢得民主权利。历史可鉴，这是唯一的出路。同时，新兴的本土派却无法为群众带来出路。本土派主张的“勇武抗争”只是空洞口号。青政更被揭发根本没有出现过在伞运之中。邓美晶活跃于雨伞运动，曾在旺角被蓝丝暴徒袭击。在选举工程中，我们会鲜明打出黄伞旗号，不会因害怕蓝丝而隐藏自己的立场。

今次青政两名议员被清洗时，本土势力陷于瘫痪，无法动员群众捍卫自己的议席。此外，本土派的民生主张往往与建制派一致，反对全民退休保障、租金管制及增建公屋。

观望美国选民也是渴求变革，早已厌倦希拉里这种建制代表，但由于没有左翼候选人予人选择，让特朗普这种极右势力打著“反建制”旗帜成功当选，但他不会为劳苦大众带来任何出路。为了避免香港重蹈覆辙，必须紧急建立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反专制力量。这就是邓美晶的参选目标。

我们主张鲜明的左翼政纲，包括立即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和小圈子选举、选民年龄下限降至16岁、削减立法会议员和政府高官的工资。如果我有幸当选，将只会领取香港平均的工资水平，其余收入拨入支持社运抗争。我们主张立即落实全民退保、增加最低工资至45元、标准工时40小时、停建大白象工程、大力投资公共服务、大量增建公屋，将公共事业民主公营化，从权贵手中夺走经济权力。

国民教育2.0：洗脑教育卷土重来

洗脑教育将在中学卷土重来，初中学生将首当其冲！在11月16日立法会会议通过民建联议员的议案，将初中中史独立成科及列为必修科。新科目为名中国历史，实为向年轻人洗脑，灌输“祖国强大”、“爱国”等思想，但对六四屠杀、迫害政治犯等事件则只字不提。

中共加强对港澳统治

此次对历史课程的“改革”是中共加强对港澳统治的铁腕手段之一。过去几年学生在民主运动发挥先锋作用，中共及梁振英一直希望通过镇压与洗脑两招把这股力量压下去。加上刚上任时国民教育面对群众压力而被迫搁置，立法会清洗事件后梁振英似乎视现在为进攻的时机。最近，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表了一篇《港生必须学习中国历史》文章，以青年新政“辱国播独”为推动中学中史科独立成科的借口。

教协对中史教师作出调查，结果发现，近六成半受访者认为是次修订“有政治考虑”。过半数人认为修订后的政治史过于著重“大一统”和“民族和谐”。五成人认为修订未能改善中史科教学，认为“有帮助”的仅占6%。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政府煽动爱国主义，要求政府取消中史独立成科。我们支持历史教育，但只有由教职员民主制订课程（而不是由腐败的教育局）才能反映历史事实。

汲取2012年反国民教育的教训，单靠占领并不足以迫使政府退让，需要组织起一天的全港师生罢课，才能迫使政府撤回方案。现在学生和老师有需要在学校由下而上组织起来，制订罢课日子和运动策略。

桂民海被绑架的一年

瑞典公民桂民海于2015年10月17日在泰国失踪，他是五名被中共绑架及分开拘留在中国的香港出版商之一。绑架案突显了北京侵蚀香港的政治自由。

绑架案显示中共独裁者的爪牙不仅伸延至香港，更远至海外更远的地区。桂及他的四名同事开设巨流传媒有限公司，出版了批评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书籍。且中共国安和警察是禁止在香港行动的。

其中三人是在内地被捕的，但桂则被国安在泰国政府纵容的情况下非法“引渡”回中国，而李波则在香港被带走。因此，正如瑞典报章《Expressen》所指，有理由相信桂是被偷运到边境到柬埔寨（柬国更加亲中），并从那里飞往中国。

桂民海案以及其他新案例都印证了习近平将镇压全球化。中国政府分别在缅甸绑架了一名维权律师的16岁儿子鲍梦萌，还有在寮国绑架了异见记者李信，在泰国最近也有绑架案例。

失踪一年后仍没被起诉

桂民海女儿Angela一直为她的父亲讨说法。瑞典记者和人权活动家越来越担心，瑞典社民党－绿党联合政府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太小。在他失踪的一年后，桂仍然没有被起诉，无论是瑞典官员还是桂的女儿都不知道他被关在什么地方。

“瑞典政府没有足够重视桂民海。”居于瑞典的异见者王伟指出：“他们希望保持与中国政府的商业联系。”他向《社会主义者》杂志表示。

今年一月，桂民海被安排国家电视台上认罪。“电视审判”已成为习近平常用的打压手法。通常异见者电视认罪时，其家属被扣押为人质。因此，当局有部署地逮捕了整个群体──包括维权律师以及非政府组织分子，从而最大化五人被孤立、被拒绝会见律师所带来的威慑效果，并迫使他们在电视面前认罪。另一名受害者林祖恋，一位72岁的乌坎村委会的民选委员，也遭到了同样流氓手段的对待。他被控贪污罪名，被判超过3年的刑期。

从桂民海案可见，揭露中共流氓手段的斗争必须升级。从各国资本主义政府的取态可见，他们将企业利益远远凌驾于人权之上。

香港未来的讨论

香港：暴风雨前夕

1.梁振英时代在香港前所未见的政治风暴之中结束，群众向建制说不，并在寻求新的替代方案。政治气氛相当复杂，群众对中共独裁制度及其香港傀儡充满爆炸性的愤怒，同时被恐惧和担忧的情绪所抑制，对于改变现状充满无力感。由于资本主义危机以及独裁体制相应的危机，愤怒情绪将必然会加强。在现今局势中注定会有新的政治冲击，斗争将会突然爆发。

2.以下原因造成这种矛盾的情绪：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群众替代方案引领出路，而泛民领袖毫无政治腰骨。以下现象反映了上述状况：群众没有因为梁振英下台而自信大增，也没有认知到这一事实──中共与香港建制在风头火势之下被迫策略性撤退。

3.我们是少数能解释这一点的组织：梁振英统治的崩溃是2014年雨伞运动迟来的结果。伞运斗争展现很多正面特徵，但也很多根本性的政治弱点：欠缺一个打倒中共独裁体制的纲领，战略单方面地集中在香港一地以及占领一个手段。

4.雨伞运动没有迫使政府退让，但正如我们在其他文宣解释过，它从此改变了香港的政治版图，令局面再也不能回到过去。但由于反政府斗争欠缺清晰领导这一“主观因素”，因此政治发展过程表现得混乱而不完整。伞运也令北京在香港维稳变得极其复杂了。

5.正如我们当时所说，这场历史性斗争令梁振英遍体麟伤。习近平阻止他连任的决定证实了这一点，即使他在最后一刻为了转移视线而制造一场宪政危机（清洗立法会）。中共旨在继续推动强硬的政策以延续对香港的政治及经济控制，并驱除民主斗争的幽灵。中共对港继续走“梁振英路线”，但换一张新面孔，并容许一些次要的调整。中共希望藉此可以压倒群众抵抗的力量。

6.我们对雨伞运动的成绩表指出以下几个重点：政府成功阻止了实现真普选，但付出的代价大大破坏了社会上的政治幻想──政府当局和其国家机关（警察和法院）的公信力丶基本法的魔法力量丶“实现民主只是时间问题”这一迷思，以及泛民主派（向群众散播对政府的幻想）的公信力都在雨伞运动中受到不可逆转的打破。

经济：“一条燃烧中的革命导火线”

7.随著政治急剧两极化，政府机关陷入历史性危机，香港极端的垄断资本主义奉行新自由主义为教条的经济模式，并进入了空前动荡和充满挑战的时期。中国经济因负债累累而放缓，以及美国的“特朗普经济学”的双重冲击下，港府警告2017年要密切留意“外围的不明朗因素”。特朗普经济学将会吸纳投机性资本回流美国，使美元及与美元挂勾的港元汇价升幅更高。如果利率被拉高的话，将会对香港过热的房产市场造成风险。

8.这情况也会进一步拖累香港的零售及旅游业。此一行业非常依赖内地人的消费，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加速贬值（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下跌7%）。零售丶进出口贸易丶酒店及饮食业雇用了最多的香港劳工，人数几近110万人，但已陷入麻烦。根据香港零售管理协会的资料，2016年总零售消费额下跌了8%，但今年预计将再下跌3%。内地及海外旅客消费占整体30-40%，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将会向零售业造成下行压力。

9.在如此不平等的社会里，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可以，尤其在青年之间，造成爆炸性的影响。“香港可怕的贫富悬殊是一条燃烧中的革命导火线。”《南华早报》资深编辑YondenLhatoo写道：“如果让它（贫富悬殊）继续不受制约，会造成历史性规模的社会动荡。”从五十万人七一上街反廿三条的2003年，到雨伞运动爆发的2014年，香港的亿万富翁人数由11人上升四倍至45人。

10.同时，30万儿童每日三餐不继。虽然2012年梁振英上任时承诺“纾解贫困”，但情况只有每况愈下。最近政府数据显示，2015年活在官方贫穷线底下的人数比2014年增加2万人，达到134万，是2009年以来最高的数字。但这些数字已经被刻意低估了，因为政府将个人贫穷线的收入定在3,800港元以下。贫穷人口之中在职贫穷人数正在上升，在2015年已经超过47.7万人，当中包括1.42万名大专或以上学历人士。

11.工人阶级青年乃至愈来愈多的中产阶级青年都面对著暗淡的经济前景。在此一大前题下，青年世代对现存资本主义秩序愈来愈异化，并愈来愈反对中共独裁强硬地维护这秩序，都不会令人惊讶的。香港儿童贫穷率在2015年为23.2%，而超过7.3万名学生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少数族裔家庭的贫穷率则高得多，达到33%。

12.历史上香港工运疲弱以及工会组织碎片化，加剧了社会危机的深化。现在有紧急需要动员工人投入工会运动，例如以最低工资作为议题。就如我们在美国所见的15美元运动（CWI在当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及快餐店罢工。这些运动可以赢得社会上广泛支持，引发重建真正民主及具战斗性的工会组织。

13.现时32.5港元/每小时的最低工资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如果考虑到过去几年的通涨比率，现时水平比2011年最低工资初实施时的28元更低2元。《香港自由新闻》的MingChunTang表示：“华盛顿州的生活水平与香港差不多，但最低工资达到10.5美元（81.6港元），是香港的2.5倍。”

爆炸性的辩证

14.香港政局被爆炸性的辩证法所推动。北京对民主的打压刺激了群众（尤其是青年）的抵抗丶前所未有的民主意识及敏感度，变相令侥幸存活的独裁体制更为不稳。中共独裁体则以更为强硬的措施回应。

15.中共的舆论宣传往往离不开“外国势力”和“颜色革命”，但现实上当局政权更恐惧货真价实的工人阶级反抗，不是“外国翻版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注定中港局势会再爆发，在某一阶段会有更大型的运动爆发，令2014年的香港伞运相形见绌。在元旦游行里，一名警察就细小的游行规模作出评论，向我们同志表示：“这只是暴风雨的前夕。”

16.本土派在这股泉源之中冒起，但由于其政治弱点现正陷入危机。他们利用简化及诡辩的言辞丶烈士情意结丶在口头上反对泛民的妥协路线，尤其在青年之间得到了选票和支持，但在清洗立会法第一次接受考验时就崩溃了。

17.我们反对本土派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及右翼经济纲领。他们对香港独立矛盾的主张重覆了所有改良派的基本错误──采取非革命的路线。他们以为自己发现了新大陆，但这块大陆早已被泛民蹂躏至陆沉了！这路线不惜一切避谈需要推翻中共独裁的问题，而要达到这点就要一场在中国丶香港乃至更广泛地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民主运动。

18.泛民为了避谈这一问题，向群众散播这一幻想：香港人只要务实并进退有时，不要过火，就可以与中共达成民主协议。在这路线下泛民不断煞停群众斗争丶在政治上限制群众斗争。

19.本土派则施用另一种骗术。他们散播一个更荒唐可笑的幻想：只要有足够的人数表示想要独立，并作用一定程度的“抵抗”（例如发动骚乱和以种族歧视的言词宣誓），中共就会心不甘情不愿的容许港独。泛民主派和本土派都会在不同情况下奇怪地将英国丶特朗普丶联合国等“民主卫士”视为这场斗争的盟友。可见他们的天真无知，不知道这些亲资政客和机关的原则和作风都是受市场和金钱丶而不是理念所支配的。

本土派的危机

20.在立法会选举后的危机发生后，本土派现正陷入危机丶瘫痪和分裂，造成了矛盾的局面，并一定程度上缓冲了政府危机和梁振英下台所带来的影响。虽然民意欢迎梁振英下台，但事件并没有明显振奋社会的作战士气。很多人视之为统治者之间的派系斗争，而不是群众压力造成的结果，因此不是普通人所能控制或左右的。

21.这见解是单方面和错误的：资本家与亲中共权贵之间的派系权斗是在群众压力的影响下加剧的。这种作为旁观者而无力改变政治状况的感觉，是雨伞运动的后遗症之一（“我们已付出一切了”），而现在本土派的崩溃和消沉正加强这一感觉，因为当对泛民幻想破灭达到新高峰时，很多人（尤其是最激进的青年）曾经将希望转投在本土派上。本土派候选人在雨伞运动后首次的立法会选举拿到24万票（11%）。但随后的事态发展显示本土派没有根基，只是乘著选举的顺流丶收割欠缺政治替代选择的形势，但受到攻击时根本不能捍卫自己的议席。

22.本土派在选举上获得进帐后，完全不可避免梁振英乃至所有中共派系皆针对“分离主义”发动攻势。资产阶级媒体丶法庭和警察镇压等正被动用来打击及孤立本土派。而本土派团体至今都没有一个有组织的联合回应，表明了他们政治及组织上的弱点：混乱和种族主义的政治观点丶天真地低估所需要什麽类型的斗争以及怎样的斗争水平才能成功丶无政府主义松散和“自发性”的倾向而反对真正的组织和政党。

23.短期内这会令2017开始时郁闷的情绪，游行规模会较小，而群众情绪会较为复杂和低沉。由于上述各种原因，这种情绪可能在青年之间尤为强烈。但是，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阶段。即使是目前受挫的本土派在未来也可以再次反弹，或者以新的形式再出现。正如我们所解释，港独情绪这份梁振英留给下届政府的礼物，不会被警察打压消灭，在未来会令统治阶级自食其果。

后梁振英时期的展望

24.虽然梁振英下台而且亲北京阵营之间相互公开开火，但泛民领导再次竭力在龙门面前射失。他们现在聚焦在选举谋略上，甚至可能在腐朽得发臭的选举委员会之中与建制派进行政治交易，进一步远离群众斗争的道路。泛民领导人物企图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之名支持曾俊华作为下届特首，以阻止目前最有可能受北京祝福的林郑月娥当选。

25.钦点谁人为下届特首是为了损害控制。现在这成为了北京前所未有的问题，今届比起2012年两名候选人相互毁灭的恶梦更为恶劣。这情况打破了中共只手遮天的形象。中共为了重新集权而造成今天的政局危机，因此用以行使权力的机关被削弱了，以往不可想像的事情都不能再排除──中共可以失去对小圈子选举的控制力。《南华早报》引述的一个匿名消息来源指，中共现在只能控制选委会1,194票中的500票。中共现在似乎要竭力避免历来最险胜的选举结果，这样会比2012年梁振英获得689票更为尴尬，甚至要避免流选的情况发生，因为这等同将小圈子选举变成一场荒诞剧。因此，不能排除曾俊华会被劝退。

26.香港统治菁英内部的冲突，在支持曾俊华的传统权贵与亲梁振英的“红色资本家”之间，是中共政权激烈权斗的一面镜子。代表不同派系利益的香港媒体，在这场权斗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作为中共各派系散播谣言和互相攻击的平台。亲北京阵营的内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包括亲北京报章《成报》发动反梁攻势，与我们一样预计他会下台，并指控中联办的“四人帮”集团。这预兆著2017年年底中共十九大前的新一轮派系斗争的摊牌，这事件对香港有产生重要的影响。

27.长毛表示有意参选3月26日的特首选举，利用选举平台来动员群众反对建制的所有派系。这想法应该受到支持。他的参选有潜力改变政局，与美国桑德斯及其“政治革命”运动有相近之处。社会主义者及坚定的民主派一般都反对参选政权的小圈子选举，但提名长毛参选（需要325名泛民选委之中的150名），并通过向公众收集提名，动员群众反对小圈子选举，抨击所有建制候选人的政纲，有可能改变现时的群众情绪，为创造一场战斗性反独裁运动提供一个凝聚点。这也可以向泛民施压，揭露他们企图与曾俊华一派达成交易的犯罪恶行。

28.雨伞运动后，我们组织和整个民主运动都经历了颇为困难和考验的时期，造成了斗争急剧下跌，对于如何恢复运动充满混乱。现况中有著反动的特徵，但也与持续激进化的特徵相结合，而且斗争有潜力会突然爆发。事件可以在下一段时期急促发展，而我们一定要准备迅速适应形势的新转变。未来时期似乎对社会主义及工人阶级战斗性替代选择更为有利。

29.最重大的问题还是中国的发展，以及未来将会爆发的阶级斗争──在工人阶级及穷人难以忍受的生活状况使这其必然发生。当五亿中国工人阶级决然走上反资本主义和反中共政府的斗争道路的时候，将会等同一个新的超巨大的力量宣布驾临。虽然这一进程将会充满复杂和矛盾之处，工人阶级群众的斗争将会削弱种族及族群分化，为阶级团结（而非“民族”团结）制造新的推动力。对香港将发挥不可遏制的影响，启蒙工人和其他受压迫群众组织起来斗争，并回应很多香港群众的疑惑和问题──如何对抗独裁体制丶什麽手段才能致胜。我们一定要与我们的敌人一样，为暴风雨作预料和准备。

香港：旺角骚乱的一年后

去年农历初一的2月8日旺角发生骚乱。这场香港五十年来首见的骚乱，是梁振英暴政遗下的历史痕迹。看看今年农历新年，当警察在旺角管制小贩的手法变得小心克制后，气氛顿时变得缓和，可见去年骚乱是他们强硬手法招致的。

两伞运动没有迫使政府落实真普选而失败告终后，社会充斥著紧张气氛，弥漫著强烈的失望情绪，结果去年对“违法”小贩的打压造成了反弹。青年前景尤其暗淡。据2015年一份研究指，香港大学毕业生的月入中位数从1993年的$13,158跌至2013年的$10860，廿年来跌了20%。房屋问题更是恶梦，据一项全球研究香港房价是367个主要城市中最难负担的。

130人受伤

2月8日晚至9日凌晨，青年与警察爆发大。冲突，造成130人受伤。当晚警方出动800名警员，超过20处的垃圾堆或垃圾桶被纵火。至今总共90人被捕，57人的审讯已经开始。

对大部分在港民众来说，骚乱象徵强硬的北京政府治下的政局危机及两极化。为骚乱制造社会条件的梁振英，尝试从骚乱中收割舆论及政治资本。政府去年进一步加强警队武装──增聘人手丶增加精英部队数目丶增购“维持公众秩序”的武器，例如更先进的橡胶子弹。自骚乱发生以来，警察更为政治化，更公开地成为政府的工具。

政府企图煽动公众对骚乱的愤怒，从而抹黑反政府阵营为“暴徒”，政治打压所有抗议行动，但这计划失败了。相比在英丶美丶法等发生过骚乱的国家，香港群众更为大力拒绝这种论调。

立法会补选

梁振英政府因为太过受人唾弃，从一开始这种宣传就彻底失败。代表这场骚乱的本土民主前线，在骚乱后三星期的立法会新界东补选获得了66,000票，可见政府与人民之间隔著多麽大的鸿沟。

本土派（无政府派的种族主义者）夸耀骚乱为“勇武抗争”的典范。讽刺的是，一年前的八面威风今天已被最消沉的失败主义所取代。去年他们错，现在也错。本土派缺乏工人阶级的思想丶组织和联系，他们亦没有被当局大举拘捕丶取消资格和检控的准备。要胜利，需要有更高的条件。

社会主义行动并不相信通过骚乱能够赢得政治变革。我们理解事件的成因，而政府应负上责任。但是我们要用另外的思想与手段──根据工人阶级历史上的斗争传统──以有效地挑战专制当局。一年前，我们说过：“要想改变制度，我们需要组织起来，并提供一个真正的政治替代，用来取代当今的资本主义专制制度。骚乱或暴动却无法做到这点。”

长毛特首选举运动问与答

长毛参选会分薄选票， 益了林郑月娥？

答：小圈子选举的设计保证特首由中共钦点，特首的权力来自中共和资本家。泛民选委自以为手握三百多票就可以左右大局，有本钱与曾俊华作政治交易， 实在天真无知。根据过往经验，民主党在2010年支持曾荫权的政改方案后，政府完全背弃改革的承诺。只有群众组织斗争才能保证可以迫使政府退让。

长毛选举运动就是为了反对泛民支持建制任何一方。泛民选委为曾俊华背书， 只会向群众散播对下届政府的幻想，扼杀未来群众斗争的发展。泛民在2015年受到群众压力而被迫否决八三一人大决定下的政改方案，但现在想鬼祟转身了。曾俊华上任特首后，泛民想与建制达成交易以重启政改方案，将假普选方案作小修小补而让它死灰复燃，还接受在2020年接受一个轻量版的廿三条方案。这等同背叛零三年上街的群众，背叛雨伞运动的示威者，也背叛今后的民主斗争。泛民在夸大曾俊华与林郑的分别，合埋化他们不战而降的犬儒路线。他们也散播对习近平的幻想，好像只要习派支持的曾俊华当选，香港就会雨过天青一样，事实上梁振英近年习权于一身、强硬打压民主、打港独与爱国主义，都是习近平底下的影子而已！

为什么之前又反对泛民参加小圈子选举？

答：2007年公民党梁家杰及2012年民主党何俊仁分别都有参与特首选举。但他们竞选中对建制候选人只作轻描淡写的批评，完全没有发动群众斗争，以证明自己也有“竞争力”、也可得中共的接纳。就如公开说：“阿爷，泛民特首也不会威胁你的独裁统治的，请你放心实现普选吧。”根本是为小圈子制度涂脂抹粉！

长毛的选举运动有什么作用？

答：在小圈子制度下长毛并不可能当选。但反对阵营可以将选举运动化为激发群众斗争的平台，有如2010年的五区公投运，发起群众示威、街头宣传甚至是公民抗命。选举工程将收集三万个公民提名，鼓动民意反对小圈子选举！我们要迫使泛民选委支持长毛，阻止他们票投曾俊华。泛民选委将会受到巨大压力， 被揭露他们害怕激进力量多于害怕建制派。长毛选举运动造成社会压力，要求泛民选委投白票，无论下届特首是谁都会削弱政府的统治权威。

林郑VS曾俊华：苹果斗烂之争

特首小圈子选举将至，现时两位最热门的候选人为林郑月娥及曾俊华，他俩所代表的是甚麽？

林郑月娥作为梁振英政府班子中的高官，曾推行假普选及否决全民退休保障，是众所周知代表中共的强硬派，亦获得中联办支持。最近林郑月娥更宣布兴建故宫文化博物馆，被批评事前未有公开谘询，惹起全港反感。

她宣布参选时强调自己不是“社会主义者”，意味著会延续过去的亲资政策， 特别是她担任社福署署长时将社福服务市场化。她没有曾俊华的香港商家人脉，比曾俊华更需要依仗中联办势力来争取支持。

林郑月娥目前受到最大祝福，但2012年唐英年本来也是中共属意人选，但中共最后也愿意保送梁振英，因为两人根本上都代表建制和中共利益。同样今天的林郑与曾俊华也是如此。曾俊华营造开明形象，标榜自己想香港“休养生息”。曾俊华的语言伪术比梁振英实在更胜一筹！在中共今天强硬统治中港的大背景下，下届谁上任都只会延续梁振英路线，最多作出些微调整。曾为向中共表明心迹，承诺支持廿三条立法及八三一人大决定，与林郑月娥及梁振英毫无差别。正如他说过“You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 他无法不依照中共的命令行事。

最近的民调中，曾俊华以超过35%居首。这种调查只是容许民众两个烂苹果之间挑选一个，根本毫无意义。但民主党议员最近企图以此“民意”为掩护，合理化支持曾俊华的恶行。大家别忘记， 2011年的小圈子选举梁振英当时的民意一度超过4成！相反当时在无约束力的民间投票中，超过54%选民投弃权票。

曾俊华曾作为任期最长的财政司司长， 就是捍卫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最佳人物。香港贫富悬殊冠绝全球，曾俊华就是主要元凶之一！香港利得税率全球最低， 是有钱人的避税天堂，但曾俊华十年来从不增加税率，为资本家的利益护航。林郑与曾俊华最近可笑地在否决全民退保的责任上互相推卸，但两人一直坚定反对这项政策。

政府刚公布的财政储备达至9083亿元的新高。即使库房水浸，但公共房屋丶医疗丶社会福利等却没有增加，曾俊华在上一份预算案中就削减了医管局开支2.5 亿元！曾俊华10年来几乎每年计错数， 经常低估财政盈馀外，又大幅的私有化及兴建大白象工程。

任何一派建制候选人都不值得信任，社会主义者主张藉长毛选举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挑战小圈子选举，打倒中共及财团专政。

警队罪行上升是权力无限大的结果

过往一年警员犯案被捕超过四十宗，包括严重殴打、诈骗、盗窃、非礼、强奸、妨碍司法公正、藏毒等。警队佐级协会长回应时表示“圣人也难免犯小错”，就像时任警务署署长的“慈母论”般讽刺。

代表政权的腐败

此外，三名警员涉嫌收受黑帮数以十万计的贿款及嫖妓服务，其中一名被拘捕的O记高级督察陈嘉健更是处理冲击公民广场及旺角骚乱事件的主管。警队高层受到压力，故此下达加强警员戒律的指令，例如不准同袍在当区酒吧消遣。但警队的堕落是权力的不平衡使然，就如一队侵略小国的帝国军队即使军例严苛也很难不奸淫掳掠的。

警队的腐败代表著政权的腐败。在雨伞运动结束以来，没有任何警察因暴力殴打示威者而受惩罚，包括朱经纬警棍殴打旺角途人800天以来律政司仍未提出检控，去年旺角骚乱向天开枪的警察被颁发“红鸡绳”。政权为警察暴行赋予合法性，他们自然更自以为高人一等，可以任意妄为了。

因为感到有权力的庇荫而自以为处于“安全区”，使警察以为犯案不用付出代价，很多时只是为了贪小便宜或行个方便。例如高级警员盗取扣押车辆在价值百多元的八达通被判盗窃罪，也有警车撞车后捏造事实而犯上妨碍司法公正，甚至警长盗取百多万保释金到澳门赌博，然后要求保释者放弃追回保释金。

警察是权力最集中的统治机关，统治阶级的堕落自然最明显地反映在警队身上了！社会主义行动主张民主控制警队，从警队经费、招聘、提拔以至运作决策都应由民选公众委员会控制。

港学生焦虑抑郁 香港教育怎麽了？

香港去年在九天内发生超过六名学生自杀事件，而2015/16学年的首半年，半年内亦超过24宗学生自杀事件。自杀的有大学生丶中学或以下，都无分年级。

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中学生有轻微至非常严重的抑郁倾向；在经常感到焦虑的学生当中，近半数每日或每周都有超过一半时间有自杀或自残的念头。他们认为自己是失败者，并感到沮丧或绝望。

最近有医生揭发名校不少学生的家长向医生施压，给学生开服治疗ADHD的药物，提升专注力，有精神科医生表示，这或会对儿童的健康构成伤害，强迫服药可算是虐待儿童。

香港的学生压力非常大，功课量为全球第二高，而讽刺的是，香港学生的学习动机丶自信力丶学习兴趣及投入度在全球排尾三。这反映在一个强迫性的环境下，不但无助学生的学习，反而令年轻人陷入焦虑抑郁，甚至发生自杀的悲剧。

事实上，香港的教育开支远远追不上全球发达地区，仅占GDP约3.4%，是OECD国家平均的6%的差不多一半。单一式的机械操练是为了维持教育低成本，而激烈的竞争则是为了将大多数人排除在大学教育之外。香港大学资助学位的入学率只有18%，远低于欧美国家的50%。

政府坐拥8千亿财政储备，绝对能够增加教育开支，推行小班教学丶增聘教师丶社工，改善学生的学习环境。纵使超过8成教师反对TSA，教育局仍然一意孤行，令本来的学生压力再增加。这就像2012年时的国民洗脑教育，由于梁振英政府的无视民意而爆发起占领政总行动。

我们要求撤回TSA丶要求大幅增加加教育开支，实行小班教学丶反对教育私有化，学位全由公帑资助，确保人人得到平等的教育权利。要改变现时千疮百孔的教育制度，这需要在学校建立起由下而上的民主学生组织作为开始，反对不民主教育制度的抗争。

国际妇女节行动香港站

今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将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将有数百万人上街及罢工。数十年来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打击，加上特朗普上台，激起了空前大规模的抗争，各地掀起了新一波的女权运动。三月八日，全球超过五十个国家发动妇女罢工。各地女性藉此机会抗议特朗普的性别歧视及种族歧视政策，包括穆斯林的禁境令、打压性小众、外劳及难民的权利。

在香港，为响应全球国际妇女节行动，我们发起这场抗议，连同不同种族及宗教背景的女性，包括难民、外佣、本地女性，争取我们基本的权利，反对性暴力，反对对女性的压迫。今天是我们上街抗争的一天，不是逛街购物或举行晚宴的一天。我们要建立一场战斗性的新女权运动，反对不民主的财团统治。

去年世界各地爆发大规模女性运动，包括在波兰、冰岛、阿根廷、爱尔兰及美国，为今年历史性的国际妇女节示威铺下道路。在中国，女权分子被政治打压、被逮捕、被言论审查，最近更被禁止宣传国际妇女节罢工。中共独裁者害怕女权呐喊是有其道理的，毕竟100年前的今天，俄国女工展开反对沙俄独裁政权的罢工，一星期后革命推翻了沙皇。

停止针对女性的暴力

据联合国资料显示，全世界大约三分之一的妇女在一生中曾经遭受性暴力。全球女性正在起来对抗性暴力，挑战暴力背后的权力架构──不公义的法律、主张性别歧视的政客以及制度性的歧视。去年阿根廷一名16岁少女被残忍地奸杀，激起了一百万女工罢工游行反对性暴力。

消灭女性贫穷　为男女同工同酬而战

女性占全球七成的贫穷人口，全球女性的平均工资几乎只是男性的一半！月入5,000元或以下的妇女较男性多出一倍。我们要求增加公共开支，提供充裕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保障就业和女性经济独立、设立全民退休保障。

属于99%的新女权主义

近年妇女节被资本主义商业社会扭曲为刺激消费的日子，鼓励妇女节应买花送给女士、或推出减价的美容优惠！我们要重夺妇女节，用今天作为反对制度压迫的斗争。我们反对种族歧视、反对对何宗教的歧视、反对特朗普及香港政府不人道对待难民。从前妇女节是属于劳动妇女的一天，今天也要如此，要为所有被制度欺压的男女及跨性别人士而斗争。我们主张一个草根的、反资本主义的女权主义，团结斗争捍卫工资、工人权利、公共服务、庇护权利和环境保护。

声援全球三八妇女节罢工
停止性暴力！捍卫女性身体自主权！
消灭女性贫穷，男女同工同酬
设立富人税！落实全民退保！
捍卫难民及家务外劳的权利
全球反特朗普，反对性别歧视，反对种族主义！

香港：妇女节游行反性别与种族歧视

三月八日，社会主义行动发起国际妇女节香港站的烛光晚会，有超过70人参加。集会人士站在美国领事馆外的铁马前大叫口号，反对特朗普及其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立场，并声援全球女性罢工与抗争。

“中国的女权分子被当局禁言和拘禁。”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表示：“她们的微博被专制当局封锁，被禁止支持全球的妇女罢工，被禁止声援全球的激进女权运动，所以我们为她们发声。”邓美晶亦引用1917年的俄国革命作为例子，指：“中共政权惧怕妇女的声音不无道理，因为100年前的今天，俄罗斯的妇女发起了罢工，并于一星期后推翻了沙皇尼古拉斯二世，这个当时世界最残暴的专政。”

参与晚会的妇女来自不同国籍，包括中国、印尼、菲律宾、香港和美国，而当中难民占最多数。来自印尼的难民Mira道出了她所遭受过的性暴力。“家内强暴与性侵是印尼及其他很多国家的一大问题。”她说：“但很多妇女不敢出声，因为她们害怕执法机关不会站在她们的一方，并可能会失去儿女的抚养权。”她引用了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每3名女性当中就有1 位曾经遭受过一般或性暴力。Mira说：“我们需要团结一致反对这个制度。”

许多在港的难民妇女曾经遭受过强暴、性侵犯或暴力，但是香港政府一直对她们的困境充耳不闻，港府的庇护接收率乃全球最低。香港政府亦跟随世界各个资产阶级政府那样，抹黑难民为“罪犯”和“非法入境者”，企图煽动种族主义来对工人阶级全体作出打击。

特朗普最新的穆斯林和难民禁令亦是示威者的众矢之的。参与者在领事馆外大叫“不要禁令、不要围墙、不要特朗普”。其中一名发言人士指出特朗普来周将会实施新禁令，将禁止叙利亚的难民进入美国，当中78%的是妇孺。特朗普称这些人都是“恐怖分子”。

游行人士亦要求落实男女同工同酬，并开征富人税来实行全民退休保障，包括《半岛电视台》在内的多家媒体亦有到场采访。

正如邓美晶所说的：“今天是国际妇女节，不是购物、庆祝或搞晚宴的日子，而是我们上街的日子。我们要建立一个战斗性的女权运动，反对1%富豪们的不民主统治。”

林郑月娥被钦点为特首

号称“梁振英2.0”的林郑月娥被钦点为下届特首，意味著政府的强硬路线会延续下去。香港首次有一名民望净值负分的候任特首，相信未来几年政局埋伏炸弹。建制派高呼林郑高票当选，炫耀建制派大团结。中共暂时压制了建制派之间的纠争，但不代表他们的统治稳固起来，表面的团结只是假象。

今次中共汲取上届唐梁分裂的教训，今届比以往更大力操控选举。中共首次支持建制之中其中一名候选人，暗示中共有权不任命林郑以外的人选，中共喉舌报甚至出现攻击曾俊华与泛民作“魔鬼交易”的文章。此外，中共大力拉拢唐营商界，难以相信当中没有包括庞大的政商利益交易。香港传统资本家势力的唐营今届都在中共的箍票下转投林郑月娥，但从李嘉诚不愿提名予任何候选人的表现，可见当中必然有摩擦发生。中共比过往更大力干预选举，不是因为另一名候选人曾俊华会为中共统治带来威胁，而是因为中共希望林郑高票当选，维护下届政府的权威。

特首小圈子选举结束后的翌日，警方立即控告九名雨伞运动政治人物 。建制阵营发放出清晰的政治讯息。泛民主派当初以中共会与港人“休养生息”为由，制造曾俊华有望当选的幻想。泛民主派第一次在特首选举中支持建制候选人，是一次更深刻的背叛。他们声称两害相权取其轻而支持曾俊华，相当于接受了他所支持的八三一人大决定及廿三条立法。他们的立场实践起来就是呼吁港人只能选择中共接受的候选人，也就是八三一人大决定下的假普选的筛选逻辑。与2010年接受政改方案一样，泛民今次与曾俊华的交易是什么也换不到回来的。唯一做到的就是将民主运动的大权交给了建制派，连梁振英也嘲弄泛民“是否等于曾俊华是他们的代表？”

长毛尝试参选特首并批评泛民的错误立场，这是正确的。可惜在选举后，他却公开向泛民道歉并呼吁“团结”。事实上无论是林郑还是曾俊华当选，泛民向群众散播对建制其中一派的幻想，都是对民主运动有害的。他们呼吁群众寄望于一位明君登位，降低了群众的战意和动员力。我们不能排除林郑会实践一些曾俊华的选举承诺，例如为廿三条立法作白纸草案谘询，从而收编温和泛民的支持。然而，泛民对“休养生息”的寄望换来了林郑月娥当选翌日的雨伞运动大清洗，林郑更表示“修补社会撕裂不代表要在法治上妥协”。

社会主义行动固然支持行动上团结一致反对政治打压，但这不代表要放弃在运动内的辩论和批评，尤其是今次主流泛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行动上团结对抗建制，与民主辩论运动的出路之间，并没有任何矛盾，而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会影响至未来民主斗争。政治打压和白色恐怖将临，建设一场新的战斗性民主运动是当务之急。

林郑上台　新一场战役开始

林郑月娥被中共正式钦点为特首。中共大力干预这场假选举，制造林郑高票当选的假象，以确保下届政府的面子和权威。但对群众来说只会造成反效果，市民对假选举的愤怒更深，林郑未上任， 民望净值已得负分，是香港首位民望最低的候任特首，比2012年梁振英更甚。

由小圈子选举产生的林郑政府民望极低之余，亦现正面对组班的困难，建制人士对加入新政府非常犹豫，现任的局长也有人请辞，主动不留任。这反映林郑可能是一个弱势政府。

大致上林郑会延续以梁振英为标志的中共强硬路线，继续令香港民主倒退，死守八三一人大决定，更很可能会在未来一个阶段推动廿三条立法镇压民主权利。同时，为了服务香港资本家的利益，她反对全民退休保障、标准工时等有利工人的政策。

建制分裂未完

这场特首小圈子选举中，中共透过大力背后操控及干预，令很多本来支持曾俊华的建制派选委最后临时转向公开支持林郑。这包括了乡事派及代表香港传统资本家利益的李嘉诚。难以相信这次转軑没有牵涉威迫利诱。就好像债务一样，在选举时借了选委的票，林郑需要在她的任期内“还债”，代表她需要保卫这群既得利益集团及势力的利益，进行改革的空间将会非常有限。若果如此，如丁权的特权就不会被撼动、保障资本家财团的利得税也不会增加。

这次小圈子选举后，中央企图制造一个“建制派大和解”的假象，希望建制各阵营能不互相攻击，继续维持政府统治。由于中共刻意的部署加上压服建制各派的利益瓜分，今次建制派的分裂没有像2012年唐梁之争那般激烈。但建制派的裂痕还是藏不住，这反映在特首选举期间无法入闸的叶刘淑仪，在选举后揭露中共背后操控选举结果的行为。建制派不惜将内部的丑恶公开，反映阵营内部分裂的严重性。叶刘的新民党分裂，田北辰宣布与数名议员退出新民党，也有可能会另组新的或选举平台。

林郑会有蜜月期吗 ?

极低民望的林郑在上台后会尝试与中联办表面保持距离，表示自己不会请求中联办帮忙“箍票”。但都是有姿态无实际的，作为北京钦点的傀儡，她还是会受到牢牢控制。

她以一些看似小修小补的姿势挽回民望，例如采纳曾俊华、胡国兴等人在选举时某部分政纲。林郑月娥在选举时一直拒绝对TSA表态，但当选后翌日立即改变立场，由拒绝表态变成认为需要取消小三TSA，这曾经是是曾胡二人的政纲。林郑可能会跟从这个路线，以极有限的口头承诺来制造“倾听民意”的形象， 但实际上在真正影响民生的议题如大白象工程、标准工时立法、全民退保等直接影响现有财团利益议题上，则绝对无可能有退让空间，所以林郑难有蜜月期的可能。

香港的楼市泡沫前所未有的疯狂，但至今都是依靠内地的刺激政策支撑的，但长远以债务推动的经济面临危机时，将会波及香港。同时，当前香港经济状况并不正面，面对内地经济增长放缓，香港零售、酒店及旅游相关行菜的利润及销售量也下跌。李嘉诚最近也指出，长和公司的全世界1.3万公司中，香港的表现最差，零售额及盈利在过去一年下跌30%。中国的经济与香港紧密相连，若果中国面临经济危机，香港将会无法幸免。

另一边厢，民主派在小圈子选举中的分裂更为重要，民主派在选举中支持建制的曾俊华，是彻彻底底的投降。群众本对曾俊华无任何幻想，而泛民主派的背叛将不会就止停止，在林郑的时代，泛民有可能在廿三条立法等民主权利上站在群众对立面。

民主运动如何走？

从过去南韩及南非过去的民主革命可见，只有革命斗争威胁到独裁者的统治时，政权才会被迫实行民主化。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独裁者自我改革，这不过是泛民主派的幻想。

为了建立一场新的战斗性民主运动，需要依赖基层工人为核心力量，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属于工人阶级左翼的政党， 将民主斗争连系至反资本主义的抗争运动。

支持曾俊华就是缴械投降

泛民主派在今次特首选举中支持曾俊华，是一次彻底的投降。曾俊华是中共专制和大资本家的代表，他任财政司司长时，在选举期间表明维护八三一人大决定。连梁振英和冯炜光之流也嘲笑道，“今次选举泛民不是根据信念和原则做人”，反问“曾俊华是否泛民主派的代表呢？”

经历了人大释法、议员资格被取消，到一系列的政治检控和审判，本土派组织陷于土崩瓦解，民主运动的士气正在回落。因此，泛民主派没有了群众斗争的压力，也没受到其他非建制势力威胁下，没有了后顾之忧，妥协以至投降路线走得愈来愈大胆、公然。

泛民散播对小圈子选举的幻想，降低了群众的士气和意识，误导群众以为可以在专制制度中选择一个明君登位。起初泛民表示选择曾俊华是害相权取其轻，到了选举最后阶段他们与曾俊华握手言欢。在支持曾俊华的集会当晚，有人拿起“民主之父”的纸牌歌颂曾俊华，实在是一大讽刺！曾俊华的民主派支持者迅即幻想破灭，脆弱的泡沫一刺即破，低落的情绪弥漫在“薯粉”之间。

更严重的是，通过支持建制的其中一派，泛民主派幻想可以“休养生息”，但正是因为他们降低了群众的战意，国家机关现在可以更为所欲为，结果换来了更大的政治打压。

泛民对中共的幻想

此外，泛民主派对于中央政府和习近平抱有幻想。

他们指过去五年香港的乱局只是由于梁振英和中联办的干预所致，因此相信习近平将会出手拨乱反正，恢复过往和谐的一国两制。事实上，习近平是毛泽东以后中国最大力镇压反对声音、最独揽大权的独裁者，梁振英的统治方式只是他的影子而已。泛民主派扬弃了改变小圈子选举的立场，变成寄望商界支持的“开明建制派”会成为抗衡中共统治的力量。由于中共近年扶持中资在香港坐大，威胁传统港资的既得利益，泛民以为港资会转而支持民主派来抗衡中共势力。

事实上无论是哪派的资本家最痛恨的都是真正的民主变革，因此这会唤起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

泛民不会因林郑当选而觉醒，他们的投降并不会止于选今次举中，而会继续下去。林郑月娥当选后，泛民突然180转駄，停止攻击林郑是CY2.0，他们相信林郑会“修补社会撕裂”，因此要给她一点时间空间，甚至反对未来一段时期采用“林郑下台”口号。只要林郑稍为采纳曾俊华的公关技巧，即使实际政策上完全没有进步，已经可令他们俯首称臣！此外，如果以曾俊华为首“开明建制派”日后组党参选，泛民会否在他与强硬建制派之间“两害取其轻”呢？泛民与建制的划线只会愈来愈模糊了。

泛民“大和解”论激起群众反弹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于4月18日提出“特赦论”，建议下届特首林郑月娥特赦被检控的伞运人士，同时赦免“七警”和退休警司朱经纬，公民党杨岳桥也表示赞同。他们试图将和平抗命被捕的示威者与暴力镇压的警察等量齐观，根本就是合理化政权的暴力。这番言论激起民情反弹，伞运人士尤其反感，最后两人在群众压力下收回言论。

“大和解”并非仅仅胡杨二人的看法，而是温和泛民亮起向林郑政府投降的讯号。“特赦论”也是他们试水温的手段而已，结果遇到巨大的民情反弹。这同时也反映泛民多么脱离群众，他们以为群众已经遗忘雨伞运动，因此可以任意骑劫被捕人士的意向，作为向政权政治交易的筹码！正如社会主义行动一直强调，温和泛民在特首假选举中支持曾俊华，不是策略问题而是背弃过去的立场，彻底向政权投降。

建制派反对泛民妥协派的大和解，但是出于维护国家机器打压民主权利的立场。曾经在立法会批评七警案判决、要求特赦七警的多名民建联议员以及经民联梁美芬等人，现在就180度转軚，以“损害法治”为由反对特赦雨运人士，可见建制派的伪善可耻！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重建民主斗争，以抵抗正在来临的白色恐怖，反对政治检控及政治审判，要求撤销所有抗议者的控罪。唯有由下而上组织起来、并以反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群众运动，才是带来胜利的出路。

香港：抗议“汉莎天厨”解雇工会主席！

全球最大的航空配餐供应公司LSG汉莎天厨，在上月无理解雇旗下厨师员工、香港厨师联盟主席吴志辉（细辉），明目张胆地打压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及表达政见的自由。

抗议林郑后翌日被解雇

香港厨师联盟主席吴志辉曾在特首小圈子选举期间到论坛抗议，质问林郑月娥对标准工时立法的立场。在翌日便立即被公司解雇，总经理丘炳仁在无任何原因下解雇了过去工作表现良好，从未收过警告信的细辉。汉莎天厨承包香港各大机构及学校的饭堂及餐厅，包括中文大学、香港演艺学院等。

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这场抗争，过去一个月，我们到不同的学校发起抗议行动，揭露汉莎的恶行。这不单是捍卫细辉一人的职位，这是捍卫所有劳动者组织工会、争取工人权益、表达政见的基本权利。细辉对我们的声援表示十分感激。

吴志辉自2015年5月任职汉莎天厨二厨。他成立了香港厨师联盟，主张团结工人争取权利。去年他曾协助其他厨师向公司追讨加班的费用，追讨成功后立即被经理调职。细辉指，每次参与过公开抗议行动后，翌日上班都遭到经理的无理要求，做合约以外的额外工作。入职以来，他多次遭到公司代表威吓，向他表示“唔好搞咁多嘢！”

LSG汉莎天厨是汉莎航空公司旗下分公司，年收入超过300亿。这间公司在美国西雅图曾经因违反最低工时薪法而遭罚款260万港元。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让吴志辉立即复职！

组织工会无罪！捍卫表达政见自由！不容政治打压！

国际声援吴志辉，捍卫劳动者组织工会权利

香港：为什么难民应有工作权？

社会主义行动为争取难民权利而抗争，反对政府极端种族歧视且不公义的政策。香港的庇护审批率是全球最低，大约150人中只审批1人。难民的“援助”服务被外判至国际社会服务社（ISS-HK），令难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变卖汽水鑵判囚24个月

争取工作权是难民的主要诉求。这使他们有钱过活，摆脱贫穷与依赖。但政府现时禁止他们工作，违法者最高判监三年。在二月，政府突击搜查，两名寻求庇护者被揭发在餐厅工作，被判监15个月，亦有难民因为执捡汽水罐变卖而被控“非法开办业务”判囚24个月。过去已出现过多次抗议行动甚至司法覆核，要求改变这条法例，但政府却不动如山。过去已出现过多次抗议行动甚至司法覆核，要求改变这条法例，但政府却不动如山。

为什么政府如此强硬？有些欧洲国家接收难民的数字比香港高得多，因此造成了经济增长。瑞典单在2015年接收了超过16万名难民（香港难民总数只有1.1万人），失业率却因此下降，经济增长数字增加至4.5%。所以香港政府拒绝让难民工作是基于政治原因，而非经济原因。

代表钜富权贵和中共独裁者利益的香港政府，想把难民隔离于本地人口之外，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虽然很多难民滞留在港十多年，有了在港出生甚至在学的儿女，但政府不容许他们落地生根。禁止工作是隔离政策的重要元素。香港工人恐惧难民如果进入劳动市场，就会让雇主有另一个压低工资及待遇的武器。在今天劳动市场的结构下，加上工人向雇主议价的能力很低，这种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社会主义者认为，答案在于团结抗争反对资本家，要求改善本劳外劳的待遇。我们要一起建立强大且具战斗力的工会。最低工资应该提升至每小时45元，包括本劳外劳在内的所有工人都应该受此保护。所有工人都应有权加入工会，争取合理的工资和待遇：在不扣减工资的前题下实现八小时工作天、充足的假期及全民退休保障。

香港：廿三条重临 群众如何迎战？

下届林郑月娥的政府很可能会为廿三条立法，抵抗恶法将会是未来的民主斗争的重要一环。梁振英时期大力攻击“外国势力”及“港独势力”，取消右翼本土派的议员资格，就是为了廿三条立法推波助澜。2002-03年，香港政府推动廿三条立法，企图令香港政治全面大陆化，大力打压任何反抗的权利。适逢零三年沙士疫症爆发，经济一片死寂，基层劳动者以至中产都民不聊生，最后促发了50万人参与了七一大游行。巨大的压力下最终迫使政府撤回廿三条立法。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下台，第二届的董建华政府则“脚痛”下台。

基本法廿三条要求就有关保障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统一和国家安全等订立法律。当中涵盖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分裂国家、煽动颠覆政权、泄露国家机密、防范、制止和惩治叛国等法律。这意味著工人国际委员会在香港会成为非法组织，甚至连有时触及政治议题的国际特赦组织或其他环保团体，也很可能无一幸免！2003年的经验，若有本地组织被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遭取缔，法院甚至有权进行秘密审讯。此外，如果中国大陆基于保障国家安全的理由禁制某组织运作后，香港保安局也同样可基于相同理由，取缔其在港的从属组织。

近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下世界各国的政局都变得紧张，各国都订制或加强实施国家安全法或反恐法。根据《多维新闻》的报导，单在2013年，中国大陆就有2318人因违反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捕，数字是过去10年平均人数的近10倍。2015年中国就曾发生过“709大抓捕”事件，多达319人因维权而被拘捕，使用的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寻衅滋事罪”等“保障国家安全”的法律。

最近马来西亚通过了新国家安全法，赋予首相单独宣布特定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力，并可在该区实施宵禁，并在无授权状况下逮捕、搜索民众。而邻近的新加坡一直以来亦有《内部安全法》，容许政府不经审查下，可以将怀疑威胁“国家安全”的市民无限期行政拘留。

泛民的背叛

由于泛民主派奉《基本法》为圣经，他们一向视廿三条立法是“宪政责任”而不可避免，法例只要较为宽松即可接受。他们希望政府不要过于强硬，以免引起群众反抗运动而令他们失去下台阶。他们亦公开承认只要有普选就可以接受廿三条立法──“只要让我选择哪个刽子手，我不介意给他一把利刀。”我们社会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的法律是保护统治阶级利益、镇压受压迫阶级的工具，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接受国家安全法。

在最近的特首选举上，受泛民支持的曾俊华声称，为免香港引入《国安法》，所以有必要推动廿三条立法。曾俊华提出立法廿三条会以白纸草案、较为开放的进行谘询。这正是民主党及公民党2003年时的立场。泛民主派希望政府会既然泛民今天可以两害取其轻票投曾俊华，明天在廿三条与国安法之间取其轻也不足为奇了。在实践上这是消极投降的借口。

相比2003年胡温时期的中共及董建华港府，今天中港的统治集团强硬了极多，一场五十万人的游行恐怕远远不足以粉碎廿三条。反廿三条的群众斗争要更有组织力量。首先不同类型的公民抗争也应该开放和容许讨论，例如抗税、罢课、罢工等集体行动。而民主运动要彻底抛弃过往那自上而下、缺乏民主参与决策的组识方式，运动只有由下而上、通过民主的委员会定立方向、策略和组织。香港的资本家亦会支持廿三条立法，作为保护他们私有财产的工具，反廿三条立法的斗争自然是基层劳动者的阶级斗争。泛民的妥协退缩证明这场斗争需要建设一个独立于泛民以外的劳动者政治力量。

香港：非建制民选立法会议员面临DQ

中共正加强以各种各样的法律手段打击香港的民主权利，继全国人大常委将会就立法会宣誓风波释法，青年新政两人去年被踢出立法会后，现在还有四名立法会议员包括梁国雄（长毛）、罗冠聪、姚松炎及刘小丽被梁振英及律政司司长提出司法覆核，名议上要求议员合乎“庄重、真诚”等相关宣誓条件来作政治打压，企图取消其议员资格。

政府聘用全香港最昂贵之一的两名资深大律师及有经验的律师团队来针对四名议员，而四名议员若果输掉官司，不但会失去议席，更或会被刑事检控，最高可判入狱6个月。

长毛梁国雄指，政府利用庞大公帑、滥用司法程序针对案中四名议员，假若议员输了，将失去议席；即使议员赢了，也可能因为官司而破产，导致自动失去议员资格。政府是要用“缠讼”的方式褫夺他们的议席。

中共越来越依靠法律制度来进行对非建制派民选议员的政治打压，在林郑3月26日当选后的翌日，警方就立即控告9名曾参与雨伞运动的活跃人士（详见下文）。现时面临被取消议席的非建制派议员共九人，这就是中共的盘算，以法律及程序手段来进行立法会的政治清洗。去年九月立法会选举中，虽然建制派动用大量资源及恐吓宣传（反港独、反暴力以及反拉布）但仍未能取胜，因此他们要推翻九月选举结果，从而未来也可以筛走反对派候选人。由此反映所谓的“法治”实际上只为穷人和受压迫者提供极小保护，往往为权贵的利益服务，并愈来愈成为打压异见者的工具。现时需要的是新一波的反政治清洗群众抗争，才能捍卫民选议员的议席及选举权。

全球声援行动

“我们来到了中国驻墨尔本领事馆向中国及香港政府表达立场。”带领示威的澳洲社会主义党发言人Anthony Main表示：“当局对香港四名立法会议员的指控全属莫须有，只是因他们的政治主张而取消他们的议员资格。”

4月12日，社会主义行动支持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组织了全球行动，包括在澳大利亚、奥地利、瑞典到斯里兰卡，示威者到当地的中国使馆要求法院撤销对四名议员的指控。

雨伞运动九人被捕　法律沦白色恐怖工具

3月27日，特首小圈子选举刚刚落幕，当局最新一轮的政治检控，并掀开了新一波的白色恐怖。政府当局随即拒捕了9名参与雨伞运动的政治人物，当中包括“占中三子”，以及立会议员陈淑庄及邵家臻。

今次以“公众妨扰罪”作为控罪，比过去常用的“非法集结罪”较严重，最高刑罚为7年。这个控罪无论在入罪机会抑或是最高刑罚都比，反映当局有意识要为两年前的雨伞运动作出政治报复。过去几年梁振英干预司法界及清洗廉署，就是为此作准备。

除雨伞9人，本土派立会议员郑松泰亦因倒插国旗及区旗而被警方以侮辱国旗及区旗罪拘捕。包括青政两名议员，现在可能会被当局取消资格的立会议员高达9人。

另外，法院在过去数星期亦首次引用“暴动罪”判处旺角骚乱的4名参与者3到4年的重刑。当局正学习新加坡那样，利用法律和法院来进行政治检控，来打压反对派运动。有指警方的拘捕名单上人数多达40人，未来白色恐怖的浪潮将会继续。

这次一连串政治检控，严重打压了香港的民主权利，而法律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本质亦越来越明显。惟泛民各派却仍然死抱“司法独立”和“尊重法院”的迷思，而怠于动员社会抗争。当务之急，反而是要号召群众上街抗争，捍卫我们的民主权利。

香港：高铁“一地两检”引狼入室

广深高速铁路除了耗资接近一千亿、浪费公帑之外，更将带来严重的政治问题。政府强调为了保持车速，避免高铁要在深圳停站进行边境检阅，因而企图通过“一地两检”政策，在西九龙同时处理中港两地的出入境程序，让内地的边境人员在香港行使法律权力。

从铜锣湾书店绑架案到人大释法DQ案，中共干预的恐惧弥漫在社会之中，若果内地国家机关人员公然进驻香港，必然遇到香社会的抵抗情绪。
中共过往用尽所有方法蚕蚀香港民主权利，因此当然有理由怀疑在一地两检之下同样情况会继续发生。

一旦落实一地两检，内地国家机关人员有权在西九龙站的口岸区范围内实行中国法律，也包括拘捕权。

近日有报章揭发高铁西九边检设施将兴建10多个羁留室。届时内地“强力部门”把抗议人士抓进口岸区范围更可明正言顺“执法”了，包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寻衅滋事罪等！

政府以效率为名强推“一地两检”，但《明报》去年报道西九龙站开出的列车中约96%均需中途停站，一地两检能快多少？

民主党涂谨申居然指出香港可以将部分土地拨予内地，以解决一地两检的“法律问题”，可见他们的妥协是无底线的。社会主义行动要求停止这项引狼入室的大白象工程！除非中港两地落实全面民主权利，否则我们一定反对一地两检政策。

香港：平机会陈章明公开歧视女性

香港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男女同工不同酬依然严重，公共护老、托儿或残疾人士服务严重缺乏，女性被迫要放弃全职工作成为家庭的照顾者，只能从事兼职的低收入工作，年老时更没有退休金的保障，导致贫穷人口大多为女性。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父权体制下对女性的压迫。

就在刚过去的妇女节，被委任将满一年的平等机会委员会（下称“平机会”）主席陈章明，在3月8日妇女节竟然公开发言歧视女性：

“香港女性都有两条‘事业线’，包括工作和家庭，而由女性担当的家庭角色是男性做不到的，例如做家务等等。”

“在香港职场上，男性没有公平对待女性，但又会要求妇女在家庭担当如此重要嘅角色，然而女性更从未计较过人工。”

“香港面对人口老化，女性细心，所以通常由女性照顾老人…”他指自己老了也会叫女儿照顾，不会叫儿子照顾自己，因男士要出外工作。”

这些言论令人深感愤怒及震惊，陈章明的致辞合理化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合理化女性担任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面对男女同工不同酬，反而表扬这种不平等的处境！陈更指女性天生较细心，就这样合理化了女性照顾长者的无薪劳动！

巩固错误的性别定型观念

这巩固错误的性别定型观念，定性女性的身分为“女儿”、“母亲”、“太太”然后才是“职业女性”，并将照顾家庭的负担压在女性身上，让政府逃避建设公共托儿及安老服务的责任。

陈章明的这番言论不单单是个别人士对事情的看法，也反映了整个政府官僚体制都充斥著压迫少数群体的意识形态，体现在政府支持难民禁闭营、阻碍同志平权等政策上。要消除女性的压迫，需要建立新一波的战斗性女权运动，反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压迫，并且要铲走陈章明这些危害性别平权的社会毒瘤！

香港：学童自杀，还是被制度杀害？

过去两年至今，已有超过60名学生自杀。不断有家长及学生发起行动，要求取消TSA制度。什么是TSA？政府04年实施全港性系统评估（TSA），小三、小六及中三学生需要额外操练试卷，令学生在本来的功课、准备考试增加更多负担。

林郑图少修少补挽民意

TSA恶名昭彰，不论学生或家长都起来反对，组织起众多反TSA的团体，以不同的方式如罢考及发起示威行动抗争。教育局的回应是将TSA改为“基本能力评估研究计划”（BCA），但实际上只是换汤不换药，激起更大愤怒！林郑月娥当选特首后，表示希望搁置5月开考的小三TSA，被梁振英立即拒绝，指需要在7月林郑上任后。连建制派议员也赞成取消TSA时，林郑希望透过少修少补来挽回低落的民意，但即使搁置小三TSA也远远不足够，需要全面废除此制度。

据基督教团体的调查显示，有84%受访者认为学生自杀的原因与考试压力有关。年轻人患上焦虑、抑郁症，恶化成自杀轻生。中小学生的压力主要来自巨大的功课量及TSA、DSE考试。香港的教育制度只著重操练试卷，令学生变成一部考试机器，无非是为了剔除大部分学生在大学教育以外，维持低水平的教育开支。香港，幼稚园、小学和中学学生每周平均学习时数为62小时，中学生更长达77小时，比打工仔的工时还要长！这种环境下，如何让年轻人有希望？

香港的教育制度需要一个革命性的改变，由全面取消TSA及BCA开始，要求大幅增加公共教育开支来增加学校的资源、实施小班教学。

教育制度需要革命

此外，政府必须大量增设在校的社工和辅导资源，为学生提供充足的服务。所有的教育政策制订都应由教师、家长及学生民选产生的代表委员会决定，而非交到不民主的官僚手中。然而，高压教育制度只是社会环境的反映，要解决青年出路、就业问题和房屋问题，需要彻底社会制度的变革。

香港：六七暴动五十周年

今年是六七暴动的五十周年。整件事由五月和平罢工开始，警察镇压将事件推向暴动，直至十二月左派分裂、疲乏，事件告终。据港英政府统计，暴动中832人受伤，51人丧生，其中15人被炸弹炸死，被捕者达4498人，其中2077人定罪。六七表现了劳苦大众反英帝国主义的渴望，不甘忍受资本剥削以及种族歧视。然而，军警镇压造成的愤怒一触即发，但受到毛泽东错误的思想及斗争手段的影响，这股力量被误导至恐怖袭击和暴动的方向，失去了广大群众支持而形于孤立，港英统治反倒得以强化起来。

港英统治下的社会矛盾是引发暴动的主因。六十年代，工人工时极长，没有有薪假期（连周日也没有），被解雇时往往拿不到遣散费，社会缺乏廉价医疗及教育系统。60年代免费教育并不存在，15-19岁的年轻人中，只有13%在学校读书。1964年，全港有近五十万人住在山边木屋或天台小屋。当时居住环境拥挤、贫富极为悬殊、工作环境恶劣、政府部门贪污猖獗、华人受到歧视，在此背景下66年天星小轮加价激起抗议，后来警察镇压挑起民愤，引致骚乱。最后一名骚乱者被杀，超过1,400名青年被捕。这可说是六七事件的前奏。

与对待文革的历史一样，亲泛民的媒体美化英殖民地统治为自由、民主、开明的化身，片面将所有反抗者定性者为受“土共思想”洗脑的暴徒，掩盖了工人和青年抗争的正当性，也无视社会矛盾及警察暴力才是挑起暴动的主因。这就像中共抹黑去年旺角骚乱者为港独暴徒一样掩盖事实。当年一些参与暴动的青年成为了今天建制派的一员，为全球其中一个最新自由主义的香港政府效犬马之劳，前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就因为当年派发传单被捕。亲北京建制派视六七暴动为“路线错误”，是他们的历史包袱，也不敢完全否定之。前年，香港警队修改网站上的六七历史，被质疑企图淡化中共和香港左派在文革的角色，就体现了他们处理这宗历史事件的做法。当然，建制派今天变成统治集团的一员，打压任何形式的反对运动，是已经彻底打倒了昨日的我。每当他们指责今天反中共的示威者是暴徒时，总会被公众翻起六七的旧帐来嘲讽。

罢工、镇压、暴动

在1967年的五一劳动节，九龙新蒲岗的胶花厂工人不满资方苛刻的条例发起罢工，结果资方解雇工人代表及遣散300多名工人。5月6日当工人阻止工厂出货时，警察进行暴力镇压，向群众发射催泪弹和木弹，百多人被拘捕并在警署被毒打。十天后以工联会为首的左派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介入运动。5月底至6月初，交通服务、食品制造、零售业、纺织厂以至政府部门都爆发罢工。6月初警察射杀多名工人，并且不经审讯就拘留示威者，禁止使用喇叭广播，禁止示威者张贴大字报。这些做法都是打压和平示威权利和言论自由。此时示威者最多投掷物品和纵火，远远未称得上是恐怖主义。6月底，左派工会发动“联合大罢工”，得到约6万工人响应，及后还发动了一天的罢课和罢市。

警察疯狂的暴力挑起工人愤怒，加上在文革浪潮下工人受到毛派恐怖手段的影响，运动开始转向恐怖主义和暴力袭击。7月8日，共产党民兵越境到港与港英警察爆发“沙头角枪战”，是暴力全面不可收拾的转捩点。7月9日观塘警署发生了第一次炸弹袭击。毛派工人开始在炸弹袭击开始对警车、“防暴队”、警署、警岗、兵营、警察宿舍、政府机关的投弹袭击。后来袭击目标扩大至戏院、公园、街市等公众地方，很多无辜平民受到威胁，后来更有孩童被炸死，令工人在舆论被定性为暴徒，失去群众支持且孤立起来。8月商台节目主持人林彬被活活烧死，令港英的舆论攻势更为猖獗。暴动分子在左派办事处及学校等地方制造炸弹，让政府有藉口扩大警察对他们据点的搜查。

在1967年9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开始超出中共控制范围。中共开始派出解放军恢复秩序，与此同时北京也对六七暴动鸣金收兵。12月中旬，周恩来要求香港毛派停止炸弹风潮，持续8个月的六七暴动最后以失败告终。 暴动退潮时左派阵营陷入分裂和瓦解，很多左派领袖和示威者（不论是和平示威者和暴动分子）被逮捕和判监。毛派在香港工人阶级之间的实力大大削弱，六七暴动的宗派斗争和个人恐怖手段令香港群众意识与中国大陆隔离，更集中只关于香港事务。但即使如此，港英政府也要被迫推动社会改革，殖民统治才得以巩固起来。

文革风潮的影响及中英关系

中英在六七暴动前后的外交关系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构成了北京对六七暴动的取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要分析这点就先要了解毛泽东政权的政治本质。毛泽东并不主张世界革命，而是一个斯大林式的民族主义者，对他来说中国外交政策不是为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服务，而是为了有利中共官僚在帝国主义阵营之间作出权力平衡。这是为了官僚集团提高在世界政坛上的民族地位，并且保障他们的安全和现状。

二战后英国明确和美国建立特殊关系的外交政策，在越南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甚至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堵，中共拉一派、打一派，与英国采取妥协调和态度，使它不会与美国的对华政策跟得太紧，靠得太拢。即使1949年革命后解放军兵临深圳河北岸，基本上可以在一夜之内接管香港，但中共决定让英国继续治港。原因是毛泽东希望与英国保持亦敌亦友的关系，一方面想利用香港作为通往世界的窗口，作为获取外汇的管道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聚合点；另一方面争取英国在外交战略上与中国妥协，例如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英国则成为了第一个承认中共政权的西方大国，以求换取香港地位不变，并保障在中国的巨额投资。当时的英国正处在战后经济的恢复时期，加上美国强硬敌视中共，英商于是把握机会扩展在华经济利益。这种亦敌亦友的关系形成了中共对港“长期利用，充分打算”的方针。

在这政治背景下，中共从没打算真正解放香港，而只希望通过六七暴动增加对英的外交的筹码。网媒《众新闻》报道了美国中情局当年的一份档案，当中中情局作出了一个相当合理的评估：“北京不希望开战，但希望用一年时间，在港做到‘澳门123事件’的效果，即虽然法律上和名义上没取回香港主权，但实际上却能控制香港，将港英政权架空。”六七暴动开始后，除了口头声援和给予少许罢工经费外，并没有多少实质支持，正如报告总括暴动左派失败因素之一，是“北京拒绝向英国认真施压，或向港共提供实际援助”。

5月16日，北京举行10万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暴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亦有出席。然而不过是三个月后，当万多人在北京英国代办处示威者放火焚烧办公楼时，周恩来却谴责领导这场抗议的红卫兵。在毛泽东的同意下，他向英国作出正式道歉，更投入巨资修缮了被烧毁的馆舍。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毛泽东起初所能想像的范围，而正如香港树仁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少强认为，六七暴动也“是这股追求解殖的历史欲望在长期压抑下反弹出来的失控爆发”。的而且确，没有文革浪潮的话香港毛派不会有自信发起一场持续七、八个月的斗争。但与文革一样，中共希望将六七暴动置于官僚的党争和外交利益、而不是阶级斗争的利益之下，可以让他们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很自然地，六七暴动也成为了大陆文革中官僚权斗的另一个战场。正如文革出现邀进和温和的派系，香港左派也是如此。较温和的派别由本地红色银行家及富商组成，希望可以通过与英国进行政治交易走向世界。激进派是由本地底层工人和学生组成，支持用暴力，得到大陆文革“造反派”支持，他们希望通过冲击港英统治增加在大陆权斗的筹码。

后果

暴动后港英殖民统治得到更大民众支持，警察的权威大大提高，加上在经济繁荣的背景下，港英政府有空间实施一定社会改革以买来稳定，包括1970年实施的每周一天强制休息。后来英国工党执政时期下的麦理浩政府更推出十年建屋计划，改善并普及化医疗服务，并在1971年开始实施小学免费教育等。然而，港英改革是被今天的资产阶级媒体所夸大的，尤其在维护殖民者政治权力上没有让步。港督戴麟趾在暴动后停止政制改革，拒绝成立民选议会。而1974年虽然订明中文是法定语文，但实际上中文继续在政府部门和法律机关受尽歧视，直至1989年才用中文颁布法律。直至1980年代中，过半数高级公务员职位仍由外籍人把持。

当年的确有很多真诚的工人和青年希望反英抗暴而拥护毛泽东思想，但错误的路线和斗争方法的使一整代的工人运动陷于迷失和孤立。左派分子和社会主义被资产阶级妖魔化，群众意识大大倒退。左派组织要么瘫痪和分裂，要么走向更为官僚化和去政治化的路线（例如工联会），工人运动陷入一段时间的低潮。本土派去年的旺角骚乱虽然与六七事件有著不同的政治思想和历史条件，但在两件事中骚乱都运动退潮时的一次冒进主义的反弹，在注定失败的骚乱后运动则急速摆向保守主义。

社会主义者支持反对殖民地的斗争，但我们反对六七暴动中的个人恐怖主义行动。正如我们反对2016年旺角骚乱的手段一样，因为这不是对抗政权的有效方法，反而会令群众运动失去大众支持，并换来国家机关的镇压。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在1967和2016年事件中最大暴力的来源始终是统治阶级及国家机关（警察、法院等）。在港英军警武装镇压的形势下，工人阶级当然有武装自卫的合理性，但需要的是通过民主组织的自卫委员会，由下而上决策来抵抗警察暴力、捍卫罢工及示威的方向，而非发动无差别的恐怖袭击。工人阶级的解放没有捷径，只能依靠集体斗争和自我组织才能完成。彻底官僚化的中共当时根本不能以民主及国际主义的方式来组织斗争，也不能争取英国工运的阶级支持，而只能由上而下操弄群众运动，将之作为中共与资本主义政府博奕的棋子。

香港：废除外劳“雇佣同住”条例！

根据最新一份由非政府组织“移民工牧民中心（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对3000名外佣的调查发现，43%的外籍家庭劳工并没有自己独立栖身的房间。现时香港聘请有超过34万外佣，主要来自印尼及菲律宾。
该调查揭露有许多外佣被迫睡在厨房、地牢、橱柜、厕所、储物室甚至阳台或屋顶。报告还指出：

十分之一的外佣并没有工作合约中所列明的床位
拥有独立房间的57%外劳，三份一人表示其房间亦充当储物、洗衣或安顿宠物的地方
“这些痛苦就是政府的雇佣同住规定所带来的，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积极反对。”社会主义行动邓美晶称：“我们与同香港其他外劳运动组织，一起要求外佣拥有外出居住的权利，让她们可以自行解决，而不是被迫接受报告所指的待遇。”
外劳社群Kobumi成员Ilalang Victoria同样极力反对雇佣同住。“这些非人道的状况其实并不是个新问题。例如，如果一名外佣要睡在客厅，她往往根本睡不好。许多香港人很夜才入睡，而外佣一般要比雇主更晚休息。假若雇主要求外佣睡在厕所或附近，亦对她们的健康很有影响。”

隔离与社会控制

外佣的外出居住的权利，是被香港政府于2003年所取消的，唯一的例外是在当时之前已经与同一雇主达成连续雇佣关系的劳工。入境处会定期进行突击巡查，检查一些被怀疑不与雇主同住的外佣。一经定罪，对工人的最高刑罚是监禁14年并罚款15万港元，而对雇主的最高刑罚只是终身不准聘请外佣。

“这个法例的目的是为了隔离与社会控制。”邓美晶指：“这是为了防止外佣可以管理自己的工作时数、私人时间，使工人的生活可以不完全受雇主操控。这个政策导致了报告中所指的虐待，也包括诸如每天工作16小时或暴力等事情。”
香港的居住环境是世界最拥挤的，根据《南华早报》报导香港住房单位的平均大小为470平方呎（43平方米），是美国纽约的平均大小的一半。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外佣要被迫住进厨房或储物室，许多家庭根本容纳不了雇佣合约中所要求的“合适居住”。政府完全知道这个问题，但仍然坚持雇佣同住的规定。

政府部门几乎从来不检查外佣的居住及工作环境，而仲介公司作为雇主及外佣之间的中间人，却反而令问题火上加油。这些仲介公司经常违法地向外劳滥收仲介费。

违法的仲介公司

印尼及菲律宾政府迫使其公民需要透过仲介公司才能到香港工作。另一项由香港大学学生的研究报告指70%仲介公司超额滥收仲介费，法例的上限为$431，但实际费用往往高达1.5到2万元。

研究亦确认外佣长期以来的投诉，仲介公司往往会违法地没收工人的护照或其他个人文件（甚至银行卡），来作为迫使外佣偿还仲介费用债务的抵押。

另外在香港的需要佣工来照顾家中长幼的基层家庭亦面对严重的经济压力，他们所生活的狭小空间根本不可能另为外佣准备独立房间。由于政府政策，香港长期缺乏公共托儿及长者安老服务。每年有超过5000名长者在轮候公共的长者宿位时过身，而社会福利署却利用这个来低估平均轮候时间，指只有3年。

非民主产生的香港利用公帑来兴建钜额的基建项目上，来利益输送到大财团手中，却不会投资于严重缺乏的公共服务中。政府的解决方案，就是从其他亚洲地区中输入廉价劳工，到这个被国际特赦组织称为“现代奴隶制”社会里。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

废除“雇佣同住”条例！
取缔所有仲介公司，由法定的非牟利公共公司来取代，负责招聘工人和监督，并让外劳民主参与其中
立刻将外佣的每月最低工资由$4350增加至$5000，并争取将法定最低工资（现时每小时$34.50）覆盖包括外劳及残疾工人在内的所有工人
大幅增加政府开支，发展公共服务，包括托儿、安老及社会服务：废除大白象基建，征收富人税！
建立强大的外劳工会，与本地工人共同团结反对香港和外劳本国政府的亲财团、反工人阶级政策

悼念六四等于“爱国”吗？

今年六四大游行及悼念晚会争议不断，反映了香港民主运动的现况。由于支联会将六四定性为“爱国民主运动”，为了与“爱国主义”保持距离，大学学生会一如往年杯葛悼念活动，而今年在立法会内部分的自决派团体亦选择杯葛或刻意低调参与。可是这做法是错误的。

天安门运动是由中共走市场化及独裁统治引爆的。实际上爱国主义与运动本身并无关系，只是中产意见领袖强加的标签。在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里，最多北京抗议者高唱的是《国际歌》而不是爱国歌曲。在广场飘扬的旗帜之间，国旗只占非常少数，但支联会保守派却将之放大。今天中国内地的各种抗议场合也会见到示威者举国旗，很多时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中共指控为颠覆政权。

自八九年以来，支联会的保守派（包括司徒华等人）绑架民意，将八九革命定性为“爱国民主运动”，一来是为了表明香港的声援运动主张循序改革，而非推翻中共专制。因为当年民主派要避免激怒中共，与中共保持和好关系，祈求专制者可以在主权移交时宽大一点，赐予更多权利。另一原因是保守派可以指控其他激进的势力并不“爱国”，从而将他们筛选在决策层之外。但到了今天，由于中共在“爱国”名义下制造白色恐怖，打压香港民主权利，香港群众（尤其青年）对爱国主义反感，令支联会屡屡受尽抨击。他们当年的政治机会主义成为了今天的绊脚石。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批判支联会各种错误的做法。他们令悼念运动脱离今天的群众斗争，并以专横、官僚的方法组织（香港绝大多数抗议行动不幸地都是如此）。但是，六四悼念晚会近年都有十多万群众参与，是一个大型运动，并且成为了反中共统治的象征，得到国际上的关注。杯葛是不分轻重的做法。支联会的政治缺陷无疑相当严重，但六四悼念活动的重要性乃在群众的参与，而非在于“主办单位”那些没人理会的“爱国论”。社会主义行动会在现场表达自己的立场和独立的声音，我们在内地进行地下组织工作，内地成员曾受中共政治迫害。故此我们会提出未来打倒中共所需的战略，挑战右翼保守的民主派领导。

杯葛六四活动不会增加对支联会的压力，也不会改变活动仪式化、与今天的斗争分隔开的现况。我们希望“自决派”团体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改为参与未来六四的悼念活动，同时公开否定支联会的“爱国民主运动论”。如果有团体不公开纠正之前杯葛六四游行的错误，而只参与六四晚会（当晚很多团体会筹款）是搬龙门的做法。

天安门事件是一场被扼杀的革命运动、只有将今天民主运动内部民主化，改换其领导层，并紧记当年的教训，将之连系至今天打倒中共的斗争，才能重夺八九革命的遗产。

工人追讨欠薪成功！“彩福皇宴”承诺支付50万欠薪及遣散费

在港九新界超过10间分店，专门筹办婚体的“彩福皇宴”公司，日前被揭发拖欠工人薪金丶不愿支付遣散费，受影响的员工多达11位。被欠薪员工昨（7日）与香港厨师联盟（下称厨盟）及街坊工友服务处（下称街工），到彩福的沙田石门分店抗议及与资方谈判，期间遭资方管理层不停辱骂及试图阻止抗议行动。最后公司在抗议行动及工会压力下承诺，发放11名工人欠薪及其中5名工人的遣散费。

有钱装修无钱出粮　拖欠工人50万欠薪及遣散费

早前彩福皇宴皇室堡分店停业装修，11位厨房工人分别在被误导丶冒签的情况下“被自愿辞职”。资方没有发放五月份的薪金丶亦不肯支付各工人的遣散费。

厨盟及街工一同与工友在6月6日找资方谈判，但资方竟然要求员工若要取得五月份的欠薪，就必须签署文件，承诺日后“不得以任何形式追讨任何损失或赔偿，否则不能领取欠薪及假期薪金”！最后谈判破裂，工会带同工友到劳工处落案，并准备翌日到沙田分店抗议。资方得悉抗议行动一事，更一度骚扰及恐吓厨盟主席吴志辉，致电吴志辉指“我哋已经准备咗十一封律师信俾你哋”。

工人追讨欠薪　反被资方恐吓

昨日，工友与厨盟及街工到彩福沙田石门分店抗议，在到达门口前，已被数名大汉尾随，期后彩福公司行政及财务总监邓家麟一度冲向工人，并不停以粗言辱骂“X你老母”，场面一度混乱。工人拉起“有汗出，无粮出，还我遣散费”横额进入酒楼抗议，再与资方进行第二轮谈判。最后，彩福婚宴集团董事总经理何健代表资方承诺向所有受影响工友支付遣散费，欠薪及假期薪金。

在彩福任职二镬厨师四年半的杜生表示对谈判结果满意，他是被公司主管冒签“自愿离职”的一位工人，他表示追讨过程非常波折，资方态度恶劣及高傲，最初更拒绝谈判。他指工会很帮助很大，为工友们提供所需要的资料及法律程序等意见。

工人团结抗争　终获胜利

而在彩福当杂工一年多的黄小姐，由于任职不够两年，根据劳工法例无法得到遣散费，但她站出来为了支持其他受打压的工人。她指一班工人们一直为公司真心贡献及辛勤工作，应该得到合理的对待。她又表示，基层工人的团结很重要，而工会在这事件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街工的谭亮英会在上怒斥资方，除了几位被主管冒签的工人外，几位“自愿辞职”的工人是在被误导及上级施压的情况下而签署自愿离职的。工人只是合理地争取本来属于他们的成果，但被公司恐吓。厨盟主席吴志辉表示，资方明显是因为有媒体在场的压力，才表现出良好态度。今次谈判成功，是因为工友的团结抗争。他表示感谢社会主义行动及各团体到场声援。

香港国际家务工人日游行：团结抗争　反对种族主义

6月18日（星期日），为响应“国际家务工人日”这个全世界家务工人捍卫劳权的日子，香港一众外劳团体，包括KOBUMI（印尼外劳社群）、JAWA、BKB、SERPAN与社会主义行动于发起游行。街坊工友服务社及厨师联盟都有到场支持。今年的主题为｢保障外佣　团结反对种族主义　结束现代奴隶制｣。

约60名外劳及本地人都有参与是次游行，首先在铜锣湾百德新街集合，然后游行至印尼驻港领事馆，队伍沿途高叫“停止种族主义”、“抗议仲介公司”、“八小时工作制”、“我要外出居住权”等口号。

KOBUMI代表Umi发言指：“现时香港政府奉行雇佣同主规定，强迫工人需要留宿在雇主家中。这导致了工人的超高工时的剥削，老板可以要求工人每天早上6时起床，工作到凌晨12时甚至更晚才能休息，每天超过16小时的工作，是现代奴隶制！因此我们要求外佣拥有外出居住的权利，以及八小时工作制。”

社会主义行动邓美晶补充：“法例订明仲介公司只能收取$436的费用，但工人面对的仲介费却往往过万，这相当于他们半年的工资。但香港政府从不执法，任由有色人种被宰割，非常种族主义。我们要求取缔仲介公司，由公共部门直接聘用这些外佣，停止剥削。”

另外，刚刚成功为本地工人讨回欠薪的厨师联盟主席细辉表示，外佣远洋而来到香港打工并付出劳动，换来的却是剥削，本劳外劳应该团结抗争共同反抗资本家。

游行人士最后向领事馆代表递上抗议信后结束行动。

保护斯诺登的难民被拒绝庇护

七名曾经协助美国泄密者斯诺登的在港难民，最近被入境处驳回其庇护申请。该四名成年人及三名儿童的代表律师已经提出上诉，反对入境处的决定，并指责处方的行为“完全不可理喻”。

这些难民是本港的英雄，他们在2013年6月曾为前美国国安局员工斯诺登提供庇护。当时斯诺登泄露国家机密，令他成为了“全球第一通辑犯”。几位英雄分别是来自斯里兰卡的Supun Kellapatha、Nadeeka Nonis 和Ajith Pushpakumara，以及来自菲律宾的Vanessa Rodel，还有Kellapatha和Nonis 的两名孩子，与Rodel的女儿全部都在香港出生，在现行政府不人道的庇护法规下属于“无国籍”人士。

难民的象征

Vanessa Rodel是香港难民权利的斗士，且活跃于社会主义行动及难民联会之中，在难民社群中广为人知。这宗案件成为了本港1万1千名难民的斗争的重要象征，亦驳斥了建制当局与媒体将难民打成“假难民”及“罪犯”的种族抹黑。

社会主义行动是2013年声援斯诺登行动的组织者之一，我们亦举行其他示威揭露政府残酷对待对整体难民。香港政府不是联合国难民公约的缔约者，因此不会提供任何庇护。难民只能申请酷刑及迫害声请，而审查期长达等待数年甚至十年以上，而期间他们不能工作，只能生活于赤贫当中。

“零批核率”

“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入境处要如此迅速地审查他们的案件──这次决定与他们与斯诺登的关系曝光的时间很接近。”代表难民的文浩正律师称。另一名难民的代表律师田光誉（Robert Tibbo）同时亦是斯诺登在港的律师，他指这个决定“与香港的零批核率相符，过去也有理据充分的个案被拒绝申请。”

七名难民的支持者认为，入境处的决定与媒体报导他们保护斯诺登有关。四名成人之间除了此事之外并没有任何联联，但是他们的个案却被同时审核。在加拿大，有人组织起来向该国政府施压，要求当局为他们提供庇护，但加拿大政府自今仍未有任何回应。

他们的故事于奥利华‧史东的电影《斯诺登》中呈现出来，而斯诺登本人亦为他们大力发声。“这都是些好人，他们因酷刑、强暴、暴力、胁迫及战乱而流离失所。这都是有纪录的，并不是虚构。这些都是事实。”斯诺登在最近一次公开录像中说道。

政治清算继续　长毛被重点针对

假和解，真河蟹

林郑月娥在小圈子选举“当选”特首后，政府立即大规模拘捕及检控社运分子，至今已有20多名因参与不同反政府行动的人士被捕。林郑向反对阵营软硬兼施，另一边厢则与温和泛民提出所谓的“大和解”，又试图拉拢泛民政客进入政府。我们一定要看清真相：和解是假的，河蟹才是真的。没有斗争就不可能取得重大的让步。可惜的是，温和泛民对众多社运人士及激进派被打压则毫无反应，没有意图动员群众去阻挡新一波的政治清算。

清算伞运人士

政府的政治清算是有计划、有策略的，首先针对本土派，继而打压激进民主派。继青年新政梁游两名议员自毁长城而被取消议员资格后，热血公民郑锦满也因占旺而被判入狱三个月。

最近九名伞运人士被检控，包括戴耀廷、陈健民及朱耀明、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及邵家臻、学联前常委张秀贤及钟耀华、社民连黄浩铭以及前立法会议员李永达。他们被检控“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罪名。连法官也在庭上亦质疑律政司的理据，认为控罪有重复性，在同一个案情告以不同的控罪控被告。

长毛──当局的头号敌人

长毛现正被控三条罪名，包括立法会议员被DQ案、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以及藐视立法会，随时被判监入狱7年。长毛受访时表示无惧入狱，认为当政府可以随意剥夺民选议员的资格时，香港已经变成一个大监狱，已经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可言。

他曾公开表示反对泛民的“和解论”，又强调需要重新动员群众，抵抗政府的政治清算。他公开表示反对泛民加入政府，指若泛民加入政府，就会变成了官僚一部分。梁国雄（长毛）是统治阵营多年以来都想除去的眼中钉。

现在四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姚松炎、刘小丽及罗冠聪的DQ案件仍未有定论，相信政府不希望在七一前作出判决，避免刺激群众上街，有碍习近平访港时歌舞升平的画面。

法官：“梁没有将涉款用作花天酒地”

长毛被指收受时任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捐款25万元，没向立法会申报。法官在结案陈词时指，梁国雄并没有将涉款用作花天酒地，亦质疑本案的严重程度。法官质疑，最后该笔款项仍然用于党内事务，是否仍然会影响大众对于议员涉及利益冲突的观感。政治检控昭然若揭，政府被掴了一巴！

连立法会秘书长在作供时亦承认，从来没有一名立法会议员因没有申报而被检控。社民连主席吴文远在作供时亦表示，一切捐款均用作社民连的经费。

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去年11月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元朗横洲发展时，拿走时任发展局副局长马绍祥枱上的文件，被律政司控告藐视罪，最高可判监禁12个月。长毛指，此条例本来用以保障议员，但政府却用此控告立法会议员。他又指他的行为并没造成会议中断。

政府大洒金钱，以“渔翁撒网”的方法控告示威者。社会主义行动主张反对政治检控及政治审判，要求撤销所有抗议者的控罪。为了抵抗白色恐怖，捍卫基本民主权利，当务之急是重建一场民主运动。

社会主义行动正在扩大！

社会主义行动正在不断增长。纵然我们组织尚未算是庞大，但影响力却不断增加，并出一分力为未来强大左翼组织打下根基。过去六个月来，社会主义行动的成员增长速度为至今最高的。我们在台湾及中国大陆的同志亦是如此，他们的进展启发我们、推动我们前进。

“我们在2017上半年的成员增长目标为20人。现在我们距离目标很近，已有19人加入。”社会主义行动主席邓美晶称：“在香港，女性加入我们的人数比男性多，大约占三分之二，这是个大进展。”

在2017年，我们成员人数增加，也在各重要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我们与难民、外劳以及工会分子一起组织抗争，争取权利。我们的女权及青年运动会继续下去并且升级，反对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恐同思想，以及一切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不义。

团结反对种族歧视

在中共的专制疯狂打压下，民主斗争遭受挫折，尤其是雨伞运动后中共发动一连串的镇压，群众运动减弱，抗争次数减少、每次人数降低、青年参与度下跌。但若果北京以为自己这样就胜利了，肯定是自欺欺人的，更大规模的运动正在酝酿，而且不单是在香港，而是在中国大陆！

社会主义行动是个种族多元的组织。新成员来自印尼、菲律宾、美国、缅甸，还有香港本地出生的人。这代表我们组织的宣传（包括报刊、网站等）与会议亦变得更跨族裔。“我们有以印尼语进行的会议，当然还有广东话、英文及普通话。我们也开设了个印尼语的社会主义网志。”邓美晶称。社会主义行动参与出版一共四种不同语言版本的杂志。英文版杂志的销量大幅上升，因为我们组织许多外劳、难民和外国学生的运动。

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的事件令人震惊，使社会主义行动今年的新年砰的一声展开。不过，全球的“特朗普现象”在香港并不显著，有些人甚至对特朗普抱有幻想，以为他会成为对抗中共的盟友！但对于香港的回教徒、印尼社群、青年女性和难民来说，特朗普的种族主义、恐伊斯兰政策及言论实在令人愤怒和震惊。

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

社会主义行动于三八国际妇女节举行集会，响应全球女性反特朗普的抗议。我们不单在人数上获得成功（我们迄今最大型的妇女节行动），而且有许多团体到场参与，为自己的权利发声，包括难民妇女、性暴力受害者亲属、每天遭受歧视的外佣以及女权主义学生。

“不论我们国籍是什么，我们都是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话，胜算会大很多。”

三八集会为社会主义行动首次举行的五一游行打下基础。五一是另一个大进展。我们与激进外劳组织Kobumi合作发起该次行动。早上的游行集会有超过100人参加，之后我们参与香港职工盟的大游行。我们行动的口号为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每小时$45及要求保障外劳。

“我们五一游行与其他的分别，在于清晰的国际主义及反种族主义纲领，并主张团结抗争。”邓美晶说：“可惜，大部分工会和活跃分子认为‘外劳议题’与香港工人的问题无关。这是错误的，两者需要连结起来。”

社会主义行动亦支持饮食业工人的斗争。三月，跨国企业汉莎天厨无理解雇香港厨师联盟主席吴志辉，事件再次反映该行业的工会向来被资方大力打压。我们协助工会制作Facebook专页，并在大学饭堂发起抗议行动。我们发动国际声援行动，来自德国、保加利亚等地的工会纷纷向其母公司汉莎航空发出抗议信。

政治清算

社会主义行动亦发起了国际声援长毛行动，支持梁国雄等面临被法院取消资格的反对派议员。社会主义者与工国委在全世界十多个城市，从奥地利维也纳到印度班加罗尔，谴责这个公然的政治打压。由于政府正在加强政治清洗，政治审判案正在增加，这场声援长毛的行动显得极为重要。

香港右翼本土派被误当作是反对政府的激进选择，其败亡可能会为民主斗争开拓国际主义的空间，让人意识到民运不能够孤立进行，也不能祈求外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协助。社会主义行动解释我们需要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并连结起中国和全球的群众抗争。

在十多万人参与的六四悼念晚会中，我们于透过特制短片和扩音器所宣扬以上讯息。“我们筹款以帮助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同志，并指出在中国建立地下政治组织的需要。”邓美晶指：“在六四当晚，我们拥有最国际化的团队，参与者来自不同种族，这是由于反抗专制打压并不只是中国或香港的事情，而是全球斗争的一部分。”

对于许多打算加入社会主义行动的朋友来说，第一件吸引目光的事情往往是我们的行动与果敢的组织方法。不过，强大的组织也需要牢固的政治基础，即清晰的社会主义纲领。资本主义无法逾越今天的不平等、腐败、种族主义和环境破坏等问题，因此建立社会主义替代的任务亦变得更为迫切。如果你同意的话，不要犹豫，加入社会主义行动这股不断增长的力量吧！

洗脑“国民”教育卷土重来

洗脑国民教育快将卷土重来，更会扩展到幼稚园！林郑月娥最近配合中联办，指要在幼稚园开始灌输“我是中国人”概念，并计划将中国历史纳入初中必修科目。名为教育，实为洗脑 ，自2012的反国教运动以来，众所周知，所谓的“国民教育”只灌输“祖国强大”、“爱国”等思想，但对六四屠杀、迫害政治犯等事件则只字不提。

中共独裁政府及香港统治阵营对于年轻人反抗政府有极大恐惧，而洗脑教育是其中一个手段去抑制年轻人的独立思想。政府不停对于言论自由、民主权利的打压。近年来对于普选及反对官商勾结的抗争此起彼落，雨伞运动的爆发就是群众对于独裁政权的忍无可忍而爆发出来的，而众多年轻人因而首次参与社会运动。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共及香港政府誓要将洗脑教育推行，为了竭力阻止新一代年轻人对不民主制度的反抗。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香港人自觉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认同指数跌至2008年以来新低，而自认是中国人的18至29岁年轻人比率更只有3.1%，是1997年以来最低。但这与其说是族群身分的认同，倒不如说与政治（反中共独裁的情绪）有关。

事实上，洗脑教育自2012年反国教运动以来，已被政府不动声色地放入中小学生的课本及功课里。学生需要在工作纸上回答“你认为同学爱不爱国？你认为可以怎样帮助他更爱国？”、教科书教导学生要对国旗敬畏等。

《人民日报》最近刊登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的访问，指需要以“零容忍”态度遏制港独，必须“坚决依法惩处”，又指要加强教育，令民众知道港独的违法性和危害性。期后林郑便公开表示实行国教的重要性，显示她将会完全顺从中共的计划行事。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政府煽动爱国主义，要求政府取消国民教育、以及中史独立成科。我们支持历史教育，但只有由教职员民主制订课程（而不是由不民主的教育局）才能反映历史事实。现在需要发起一场受民主控制的群众运动，中学生要组织起来，准备发动抗议及罢课以捍卫民主权利。

亚洲金融风暴二十年

二十年前，东亚所谓的“小龙经济”陷入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不单为从韩国到印尼的民众带来灾难，更差点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1997年7月2日，泰国被迫将货币泰铢贬值，这一事件在亚洲的金融体系引发了连锁反应，并在导致之后三年的经济衰退和大量失业，数百万计的人口跌入了贫穷之中。

泰国每天流失2000个工作职位，而南韩则有100万工人失业。首尔许多男性“受薪族”每天穿著西装外出呆坐在公园里，原因是害怕让家人知道他们失业。

在印尼，1998年的经济产出下降了14%，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的政策反而令状况雪上加霜。15%的男性工人失业，而工资则下降了超过三分之一。另外，有8000千万印尼人跌入贫穷线以下。1998年5月，印尼独裁者苏哈托被推翻。由于紧缩政策所带来的生活影响，其他国家亦被群众运动笼罩著，各国统治精神亦陷入严重分裂。

现在，资本主义的代表们会称那次事件“证明”了资本主义虽然会出现“短期动荡”，但最终仍能重整旗鼓，并使东亚经济体强势复苏。不过，事实完全相反。今天整个地区的政局更加不稳，贫富悬殊不断恶化，社会不满与日俱增。印尼今天的股票市场是1997年的八倍，但其工人工资是区内最低之一的，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

首先爆发危机的泰国，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冲突，随时可能导致内战及国家的分裂。泰军将领们在过去十年发动了两次政变，现在军方独裁者巴育将军透过修改宪法来维持永久的半军事统治。邻国的柬埔寨，独裁者洪森自1997年掌权以来一直统治至今。

马来西亚及印尼则饱受贪腐困扰，而统治精英为了自身的野心，不断煽动族群冲突。在菲律宾，被称为“亚洲特朗普”的杜特尔特上台，反映了群众对整个政治建制完全不信任，最终有可能发展成“泰国方案”那样的军事统治。

新兴市场的危机

至于韩国，去年爆发了震撼的“烛光革命”，一千万人上街抗议，并推翻了朴槿惠。工人运动和反资本主义运动占了韩国社运的重要席位。亚洲区内各地的资产阶级政权正面对新一层次的危机与动荡。饱受九七金融风暴蹂躏的香港（1998的GDP下降了5.5%）和台湾，同样受到长期影响。

九七危机是2008年全球危机及2011年欧洲危机的前奏，其相似之处在于骨牌效应，危机从一个经济体迅速地蔓延至另一个经济体。

上述问题远远还未得到解决，一场新的“新兴市场危机”正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之上徘徊，消失一阵子后以新的危机再次出现。这是因为全球资本主义的财务不平衡是空前的极端。过去十年亚洲经济很多的“强势增长”都是建基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廉价信贷政策。那些银行为了在亚洲各国市场追求更高利润而释放大量投机性资本。资产形成了泡沫（在房产、股票与所谓债务产品方面），而他们始终会爆破，劳动人民和穷人被要求为此埋单。正如《南华早报》专栏作家David Dodwell指出：“我们在过去二十年间已经经历了两次‘百年一遇’的危机，而又不能排除在未来数年还可能会出现第三次。”

IMF的角色

在亚洲金融风暴之际，IMF推动美名为“拯救方案”的残酷紧缩政策，遭到广泛群众的反对。近年来在欧洲亦推出了类似的私有化、去管制与大幅削减政府项目开支的政策。不过IMF却吊诡地质疑欧盟当局及其主导者（前“社会派”德国资本主义）的强硬立场。

二十年前，亚洲金融风暴使IMF推出了当时史上最大型的纾困方案。不过后来这金额被其对希腊、西班牙、爱尔兰、罗马尼亚及乌克兰的借贷规模所超越。现在这些国家成了IMF最大的欠债国（这些“借贷”只是用来偿还那些吸血鬼般的西方银行，却要当地民众通过私有化、降薪和其他形式的紧缩开支来承担）。

亚洲的“小龙经济”曾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奇迹，在1980年代以来的每年经济增长曾经高达6-8%。然而，在1990年代初，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些国家开始扬弃“亚洲之路”，即不再以日本1960-70年代崛起（高度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的模式为基础，并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压力下放开对外国资本的管制，以及取消了其他的政府规管。地方资本主义已经“成型”，意思是越来越受到金融化和寄生性，而产能过剩和科技更大的使用，使其他具实体生产力的利润来源被压缩。

在1997年之前，IMF为危机提供了条件。它介入了危机当中，推行今天对希腊所采取的野蛮紧缩措施来“救市”，致使危机更加糟糕。在克林顿执政、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鼎盛时期，IMF也作为美国外交政策重要的延伸。IMF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惨败后改变了风格，被迫反思它的一些基本做法。然而，最终结论只能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泰国

IMF批判者、诺贝尔奖得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为美国财政部对IMF在亚洲的政策所带来的影响感到哀叹。斯蒂格利茨将美国财政部描述为“华尔街的女仆”，指出亚洲取消资本管制主要为了满足美国金融集团的要求。

例如在1992年，泰国在IMF支持、鼓励利润丰厚的“套利”业务背景下成立了一个离岸银行中心，从纽约或东京以低利率借款，并以较高利率存入泰国银行。泰铢对美元的挂钩使得这对投机者来说看似基本上是无风险的。1997年，有560亿美元以这种方式存入，是1994年存入水平的三倍。

从1995年中期开始，美元开始急剧上升，使其在亚洲的卫星货币处于巨压之下。泰国的经常性账户赤字飙升，击穿了国家的产业和股票泡沫，导致私人债务激增。
危机随后蔓延到台湾、香港、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随后拉下俄罗斯和巴西。1998年最受危机打击的五个亚洲国家的资本外逃金额达到1,000亿美元，即百分之十的生产总值。

韩国

1998年，在IMF的紧急救助下，韩国放弃了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允许外资收购像汽车和电子这样的核心产业公司。金大中政府在危机最狂虐的时刻当选，选择了IMF的政策，包括比IMF要求更多、为快速的改革。韩国银行最终被拯救了，但成本高达GDP的31%，而且许多长期工作岗位被裁减，并由低薪而廉价的短期合约工所取代。

IMF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除了总是误读经济信号，还犯上了其他明显错误，包括制订极高的利率和推行残酷的紧缩措施，令危机更为严重。1997年7月，泰国危机之后，世界银行认为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相对有能力应对”，受严重经济冲击的风险“当前非常低”。1997年11月，IMF的报告认为韩国“基本上是安全的”，因为它的经济“基本面依然强劲”。不到一个月后，首尔签署了有史以来最大的IMF的一揽子计划。IMF对泰国的计划是基于1998年3.5%的经济增长预测，实际上经济萎缩了百分之十！

IMF在亚洲危机期间的救援资金计划——泰国17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330亿美元、韩国550亿美元、俄罗斯220亿美元和巴西410亿美元——象征一个新的起点，数目大且条件也比以前多得多。如同在过去七年更大型得多的希腊方案，政策依旧失败，并未平息金融市场。

按照保罗．布卢斯坦（Paul Blustein）的畅销书《惩戒》所述（公共事务出版，2001），当时IMF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正在亲自与韩国政府进行谈判时，克林顿总统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致电给康德苏，向他“非常直率表示，美国不会接受一个软弱的计划”。克林顿当局代表华尔街利益进行施压，引发了史无前例的紧张关系，亦成了今天地缘政治版图变化、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减弱的其中一个因素，而中国崛起加剧了这一情势。

银行倒闭

在IMF的政策下，泰国的失业率增加了三倍，城市工资下降了百分之八。经济下滑的严重性促使IMF三思，并敦促泰国政府接纳预算赤字。一个IMF的经济学家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会这样说”。1997年8月，泰国政府计划推动存款保障计划，以免银行出现大挤提，但起初遭到IMF的反对。

最终泰国政府坚持己见。据一名IMF官员的说法，泰政府“避免泰国银行体系完全崩溃”，与印尼的状况截然相反。在印尼IMF反对采取类似泰国的方案，反而让银行倒闭，结果全国半数企业破产了。IMF的1999年度报告承认，其在印尼的政策“现在看起来是不明智的”。

泰国财政部长抱怨说：“终有一天，没有IMF职员能来亚洲”。泰国和韩国政府最初在寻求日本紧急双边贷款之前，被迫寻求IMF的帮助时，日本资本主义打著“亚洲团结”的牌，将危机视为进一步扩展在亚洲大陆势力的机会。但因为日本银行业形势严峻，扩充的野心被制衡下来了。

即使日本能够为危机中的国家提出自己的“拯救方案”，其结果亦不一定有很大分别。在资本主义及其“利润优先”的逻辑下，可能这会导致较为缓慢渐进的紧缩政策，但自日本的“失去的二十年”、多次经济衰退和银行危机后，我们看到工人阶级最终都要为资本主义的失败埋单，包括贫穷加剧、外判及短期合约工的爆炸性增加（到今天这个比率占总劳动人口的37.5%，冠绝全球）。

美日冲突

布卢斯坦在《惩戒》描述“当危机展开时，美日冲突将在未来数周内加剧”。华盛顿审慎看待东京的意图，因为“担心IMF在击退危机中的核心作用可能会受到削弱”。克林顿政府希望阻止日本资本主义利用危机来将美国从亚洲赶走，成立一个由东京主导的地区性联盟，就像德国主导欧盟一样。日本的副财长、以“日元先生”著称的柛原英资（Eisuke Sakakibara），当时已经准备好计划推出一个“由中日等国把持的巨额硬货币基金，将动用数千亿美元储备中的一部分”。

这项设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的建议遭到美国的激烈抵抗。“日元先生”在1997年9月向南韩、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和印尼亚发出了一个“非正式的”纲要。布卢斯坦评论说：“这些文件本来不想被美国看到的”。

克林顿政府坚决反击。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警告柛原英资“违反了”美日盟约规则。华盛顿派员到亚洲各国首都，警告政府不要沉迷于日本的计划。虽然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支持这一计划，但澳大利亚以及至关重要的中国持反对意见。

中国专制同样担心日本在区内的野心。在1990年代，中国仍然非常依赖与美国资本主义的贸易和其他经济协议。中国当时不断寻求加入世贸，最终在美国支持下成功在2001年加入。当年的中国并不像今天那样，有足够实力推动自己为地区霸权。但自2008年危机后中、日、美之间的势力平衡有所改变，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危机的转折点是美国由于担心危机会蔓延到自身，而在政策上作出了局部转驮。转折的爆发点是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CTM）的倒闭，LCTM的破产对华尔街和全球金融体系构成了无法估量的威胁。美国金融界钜头“巨头信孚银行”和“雷曼兄弟”也遇到了麻烦。

美国联储局（央行）主席格林斯潘当时判断是：LCTM的崩溃“当时有可能会对许多国家的经济造成潜在的损害，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这句话大体上是对十年后雷曼兄弟爆破的预视。但是，雷曼兄弟被任由倒闭，极大加剧了全球危机。

1998年，美国政府做了那些一直坚持亚洲各国政府不应做的事情，支撑著一个破产的金融机构。各国央行跟随美国指不，削减贷款利率，并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 美国采取行动构建了一个“防火墙”来抵御亚洲危机的蔓延（当时已蔓延到亚洲之外），避免了出现全球崩溃。但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正如我们所知，资本主义在1997-98年的危机之后完全未能汲取教训，也不能作出改变，所以在2007 – 08年陷入更大规模、更具破坏性的危机。

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犹如“行尸走肉”。资本主义透过空前规模的“印银纸”（零息率下的量化宽松）避免了世界性的大萧条，但却无法刺激真正的复苏，而各政府则在量化宽松政策上骑虎难下。政治动荡、选民大举反抗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所有资本主义机构（如IMF和欧盟）都名誉扫地，使经济问题更加复杂。

与1997年一样，最重要的发展乃对资本主义的群众反抗正在升温，以及工人组织的建立。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出路。

林郑政府会有蜜月期吗？

七月一日后林郑月娥将会上台。梁振英执政五年以来，社会问题不断恶化，楼价持续水涨船高，贫富悬殊不断加剧。在掌握实权的北京背后操控下，他的施政为林郑月娥政府埋下无可拆解的计时炸弹。他的选举承诺基本上一项都没有达成，公屋兴建数目有减无加、设立全民退休保障落空、压抑楼价的所谓“辣招”不见其效、连取消强积金对冲（让雇主掠夺工人的强积金来抵消遣散费的政策）如此细微的改良也不能达到。医疗、教育系统在资本匮乏下几近崩溃，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上任以来外访日数加起来大约为半年！特首上任后不久被揭发收受澳洲UGL公司5千万的款项，但廉政公署几年以来完全没有调查事件，反映出香港的所谓“法治”已经腐朽不堪。

香港数价令基层乃至中产都苦不堪言。过去五年香港楼价上升六成，楼价指数较九七年最高位高出89.4%。梁振英的所谓“辣招”对楼价完全无影响，反而打残交投及二手市场，令一手市场楼价暴升。为了减低按揭和投交成本，近年愈来愈多百多尺的蚊型单位应运而生，可见整个疯狂的楼市与人的住屋需要已完全脱轨。

正值主权移交廿年，香港贫富悬殊为45年来最严重，坚尼系数达到0.539，继续排在全球已发展经济体中的榜首。将全港家庭住户收入划分为十层的话，最高一层的收入是最低一层的44倍。其中收入最低一层每月主要职业收入中位数为5250元，难为统计处长邓伟江还好意思说近年穷人收入“升幅很高”！梁振英上任时承诺立例规管工时，但结果拒绝设立标准工时，巧立名目以“合约工时”取而代之，更限制只能覆盖月入为1万1千元之下的工人。瑞士银行的一项调查发现，香港每周平均工时已经超过50小时，位列全世界第一日，比全球的平均工时多38%。教香港怎能不沦为地狱！

大和解？

林郑政府将会是一个弱势政府，如梁振英航在建制阵营之间受到孤立。她不会受到香港资本家的衷心祝福。群众虽然未如梁振英上任时声势如雄的反抗，但也会对她保持怀疑态度，就如一座尚未爆发的睡火山。林郑月娥虽然竭力制造新政形象，但却找不到新人组阁，唯有挽留那些恶名远播的前朝余孽。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三人，以及三名现届政府问责局长，包括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创科局局长杨伟雄和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将会原班人马过渡。这是梁振英统治的后遗症。因为政局的尖锐化，建制内部四分五裂，为官不再是一份优差，而是一条要押上个人仕途的险恶路。

林郑刻意摆出与梁振英不同的姿态，希望可以换取泛民的合作，并缓和沸腾的民怨，但她是不会作出任何重大让步的。她刻意与中联办表面保持距离，当选后第三天才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但她那777张选票明明是中联办赐予的。她表面释出善意，表示考虑重新开放公民广场（在2014年7月梁振英为了阻止示威者进入，封锁政府总部广场外的大门）以及搁置小三BCA这个不人道的考试制度。泛民主派如获至宝，以此为林郑月娥愿意和解的征兆。现在她甚至声称会增加教育经费50亿，但当中很多钱会用作大专的三万元学券，意味著遵从过去政府的新自由主义路线，以公帑补贴私营学校的营运。然而，即使在开放公民广场及搁置小三BCA这些小问题上，林郑在表态后已经旋即受到梁振英暗示反对。在普选制度、廿三条立法以及清算伞运人士等重大政治问题上，她必然遇到来自中共及建制的更大压力，更不可能有丝毫退让的空间。

在特首小圈选举时，泛民主派为了支持曾俊华而大力攻击林郑月娥为“CY 2.0”。但在选举后突然对林郑的态度180度改变，表示希望可以与林郑“大和解”。公民党今年的年度晚宴邀请了林郑月娥参加，民主党的资深成员罗致光很可能会成为林郑政府里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今年六四和七一，泛民主派及其喉舌《苹果日报》的宣传都比过往低调，不免令人感到他们有意在主权移交廿年之际淡化抗争运动，刻意给习近平面子，以利他们进一步与中共的所谓“开明派”达成交易。种种迹象显示泛民希望与下届政府共渡蜜月期，但这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林郑对“港独”的取态

梁振英在雨伞运动后制造“港独”话题，刻意夸大港独势力的存在，并像习近平般动辄以“维园国家统一”等民族主义措辞大力谴责。梁振英去年更发动立法会政变，筛选本土派的立法会参选人，并且取消反对派的立法会议员资格。这都是为了在权力斗争中争取声势而走钢线。他更将清洗立法会行动延伸至四名非本土派的议员资格，现在回头看当时是他权斗中殊死挣扎。

林郑月娥似乎想缓和打港独的力度，她来说最重要是先坐稳官位，不希望再制造梁振英式的恶斗而形成不稳定的局面。最近，她表示不认为港独“去到一个势头”，又表示港独仍未形成一个思潮，暗示梁振英在夸大事实。但如我们一直指出，梁振英制造港独恐慌的目的，是要使中共感到不能他的强硬统治是必要的，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力。故此，梁振英立刻回应，强调对港独要“防微杜渐，不能掉以轻心”。现在贵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梁振英，在卸任后很可能会通过在港的建制组织干预下届政府，以确保自己不会失去权力。其中打港独将会是他维持权力的重要手段。

此外，中共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最近发表强硬言论，否定香港三权分立，暗示新特首要就23条立法，并恐吓香港不要以“高度自治”名义对抗中央等等。他除了是向港人发放讯息之外，还是要向林郑月娥施压，警告她要维持上届政府的强硬路线。故此，林郑月娥上任后将会面对方方面面的压力。再看中共的整个大趋势，习近平目前不断加强民族主义的舆论宣传，高调反对“外国势力”和“颜色革命”，林郑月娥作为中联办的棋子又怎可以逆整个潮流而走？例如三名民主派赴台参加时代力量与民进党立委举行的记招后，建制派大造文章指控香港自决派勾结台独势力。林郑月娥犹如被掴一耳光，被警告要对港独势力戒慎恐惧。

梁振英的下场UGL

群众固然对梁振英恨之入骨，希望在他卸任除下免死金牌之后，廉政公署会正式调查他收取UGL公司5千万的贪污事件。梁振英对此一早有准备，故此在任期间大力清洗廉署，向维护资产阶级法制的法庭作权力斗争。他希望这些机关更为直接受中共及他的控制，以免自己下台后受到制裁。当然他的下场如何还是要看群众斗争能向政权施加多大压力，还要考虑中共党内权斗的复杂因素。梁振英的个人命运岌岌可危，令他难以轻易舍弃自己的权力，可以预期政府的权力交接将会相当不顺畅。实质上这令港府的政治模式愈来愈与中共相似，卸任领导人为了自保而不能完全舍弃自己的权力，必须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在背面掌握实权。这只会令香港的政治制度愈来愈不民主，权力更为集中在小撮的个人手中。

群众斗争的未来

在雨伞运动退潮、本土派被政府疯狂打压、伞运人士及旺角骚乱者被政治检控后，民主运动出现一定程度的疲态，而且这似乎会维持好一段时间。抗争的次数、每次抗争的人数以及青年人的参与度都正在大大降低。然而，只要我们稍为放远一点目光，看看中国政局危机加剧和群众斗争四起的大局面，就会认知到一场更为巨大的风暴正在酝酿。因此，下一次的群众斗争在人数、抗争意识和政治目标方面将会比雨伞运动有过之而无不及。

群众经历了过去几年的洗礼将会有更清晰的政治目光，了解到必须连系至中国大陆的群众乃至国际斗争才有可能胜利。倒过来，也很有可能是中国大陆先爆发一场大型运动后，重燃香港群众的斗争信心。即使在八九年，香港群众仍相当未被政治化的时期，天安门运动也可以促成香港百五万人上街及前革命状态。在今天的局面如果有另一场天安门运动作为助燃剂，将会引爆一个更强得多的火药库。

林郑月娥政府并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蜜月期。泛民主派自以为可以在民众暂低落的情绪中避开群众压力，安然与政府达成协议，他们继续走下这条妥协的不归路，必将付出政治代价。社会主义行动在七一游行坚持不妥协的斗争，唯有中港群众团结抗争，并以工人阶级政党为领导力量，以推翻中共独裁者及资本主义为目标，中港两地才会达至真正的民主。

热普城再陷分裂

近日，以黄毓民、黄洋达、陈云等人为首的“热普城”联盟内部的分裂进一步扩大并公开化，标志著黄毓民为首的本土派版块正式分裂。自去年立法会选举以来，中共及港府不断加强打压本土派，借以打击整个民主运动。本土派陷入危机与内斗之中，而没有团结起来抵抗，令政权的打压事半功倍。热普城去年立法会选举获得15万4千票，当中很多是年轻人。今次他们的内斗可惜会对部分真诚的抗争青年造成挫败感，最终仍是由中共坐收渔利。

据悉分裂的导火线为黄毓民近日终止了对黄洋达“热血时报”每月三万元的资助，触发两派支持者先于网上对骂。但随著分裂扩大，黄毓民本人在网台上更主动披露了更多的政治分歧，当中明言“你（陈云）那个‘永续基本法’是‘偷渡’进入政纲。”而自己根本不同意陈云“永续基本法”的主张，将之置于选举政纲之内不过是选举中的权宜之计。由此可见，即使于“热普城”联盟只是个政治投机分子集合体。

社会主义者早已明确指出，《基本法》是一份由中共与港英不民主地制订的小宪法，对民主权利的普遍制肘，以维护港资与中共专制者的利益。主张将之“永续”到2047年后根本就是荒谬的政治主张。社会主义行动主张制订一部民主而亲工人阶级的法律，以取代《基本法》。

在这场互揭黑幕的闹剧中，郑松泰于热血公民内部讲话录音外流，录音中郑称只是与同为本土派的青年新政梁颂恒与游蕙祯“假装友好”，因为“公众是白痴”而容易欺骗。更为讽刺的是，黄洋达施行网路暴力，铺天盖地抹黑社会主义行动“热衷筹款”，此时他却被黄毓民怒斥其收取了各方合计二十万元捐款以成立“热血狗仔队”却毫无下文。黄洋达亦声称于热血公民中实行“帮会式管治”，其退党成员大爆组织没有丝毫的民主成分，充斥著自上而下的指派“旗主”，决策上的专断独裁。

对本土派幻想破灭的朋友应当认识到，他们并不能带来任何出路。香港民主斗争不能再被右翼民族主义者破坏。社会主义的纲领与连结国内外群众共同斗争才是唯一可取的选择。

大坑西村重建迫迁

由横洲官商乡黑、高铁迫走菜园村居民，越来越多官商勾结而发生强拆迫迁。香港唯一的私营公屋大坑西村，成为发展商眼中的肥猪肉，由恒基地产“四叔”李兆基作公司董事的“平民屋宇有限公司”计划将大坑西村重建，不但将廉租屋变为以私人单位出售牟利，更将迫迁1,300户居民！一众居民组织起来，发起行动反对官商勾结。

“原本是公共的，现在重建给私人财团赚钱！”大坑西村居民权益关注组主席欧阳洁珍愤怒地表示。大坑西村是香港政府在1961年以极低的地价给“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建屋，而地契规定，必须出租予低收入人士。屋村位于市中心，邻近石硖尾地铁站，地理位置吸引了贪婪的发展商。于是发展商自2014年申请“重建”为名，而无任何真正安置居民的方案。

“根本无咨询过居民。我哋落村做每户调查，绝大多数居民反对（发展商）只卖不租方案，好多老人家已经住了差不多五十年，现在楼价贵，可以搬去哪里？”关注组主张居民共同规划大坑西重建，由政府接管，兴建公屋安置居民，反对私人财团牟利。他们数年来不断发起抗争，包括组织居民大会、集会示威，又向城规会提出修订案。

去年城规会共收到93%表示反对发展商重建的意见书，但仍强行通过该方案；直至今年，大坑西村居民提出修订案，要求至少85%面积用作出租，城规会收到99%的支持意见书，但最后却无理地否决了居民。美其名“重建”，实为官商勾结、黑箱作业！

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大坑西居民的抗争，呼吁更多人加入战线，阻止政府将坑西变成地产商的牟利工具。我们主张所有单位以公共屋村形式出租，并且踢走地产商，通过民选租户代表，将大坑西村公营置于民主控制，让租户有权否决重建计划。

《黄之锋：热血青年 vs. 超级强权》影评

本部纪录片美国编剧兼导演乔‧皮斯卡特拉（Joe Piscatella）拍摄，描述20岁香港政治人物黄之锋。影片从他14岁开始记述，当时他仍是个中学生，并领导“学民思潮”反对北京推行的国民教育计划。

黄之锋无疑是香港重要的政治人物，可是电影的叙述角色过于个人化，且对他毫无批判，未能深入探讨民主运动与中共独裁。

影片的宣传海报上写道：“这是个关于一位青年人觉醒的故事。”显然是将焦点集中到个人“英雄”之上，而忽略了这场触动了数以百万人的斗争运动中更深入、真实的一面。这实在令人感到可惜，因为自2014年雨伞运动的高峰后，香港民主运动经历了多次挫败而裹足不前。若果影片能够深入而具批判性的纪录会出色得多。

《黄之锋：热血青年 vs. 超级强权》在其目标观众，海该群体中大获好评。该片在1月赢得辛丹斯电影节世界电影纪录片观众评选奖。我怀疑奖项更多是出于对香港群众运动的同情与敬佩，多于对影片本身的欣赏。

胶著状态

黄之锋年纪轻轻就成为了群众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和伞运领袖正被政治检控，有可能会面临长刑期监禁。在影片中他坦承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坐牢。当然，哪会有人准备好呢？

香港的斗争陷入僵局，是因为单靠行动主义与民间勇气还不足够。年轻人固然是重要的资产，但单靠年轻人也不足够。纵使雨伞革命拥有这些因素，但持续了79日后，最终依然耗尽能量而瓦解。原因是运动没有超出有限度改革的纲领，而未能挑战“超级强权”继续掌权。

雨伞运动过度聚焦于香港，并且未有提及支撑中共专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窒碍的两个政治因素。泛民老鬼的纲领的失败之处正在于此。他们害怕群众斗争的思维，自由派教授戴耀廷就将这角色活形活现地展现了出来。

在群众厌恶泛民软弱的情绪之间，诸如黄之锋等学运领袖从中冒起，可惜他们抱有与泛民一样的错误思想，只是形象年轻而愤怒一点而已。影片忽略了斗争运动内部的分歧，除了一幕黄之锋（温和地）批评戴耀廷将“占领中环”搞得像个仪式一样吗。不过，戴耀廷的罪行又岂止于此？其组织“和平占中”不断以不民主的方式控制、拖延占领运动。戴耀廷亦反对学生在2014年9月发起的一周罢课（实际上是这场罢课而非戴耀廷的和平占中触发了雨伞运动）。在雨伞运动爆发的前一晚，戴耀廷甚至被学生喝倒采（这一幕没有在影片中展示出来）。

再见学民思潮

同样，“学民思潮欢送派对”一幕，黄之锋决定解散学民思潮以“成立新政党”（香港众志），电影亦没有解释此举的前因后果。真诚的政党与学生运动，本应不会互相排斥。
实际上，学民思潮本身是由以黄之锋为核心的小圈子从上而下操控的，而解散的决定亦如是。一些在雨伞运动期间及之后加入组织的青年，受到本土派的独派思想所影响，这对于黄之锋的领导带来了问题，他亦因此决定“割爱”。

纪录片中出现最多的词汇是“香港”。这种局限于本土的浅短目光，成为了反独裁斗争的绊脚石。那么，既然单靠港人并不足以击败中共专制，我们应与谁联盟结友呢？就如黄之锋最近提出那样，以特朗普等资产阶级政客结盟？还是与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包括中国的广大群众，以及反对西方不民主资本主义暴政的斗士）联合起来？

黄之锋在影片中说道：“在香港变回香港之前，我是不会停下来的。”这句话正好表示香港民主斗争亟需注入新的思想。

失窃的公共空间

香港公共房屋休憩所用的公共空间远远不足，甚至被私人资本公然侵占。 根据“拓展公共空间”文章披露，香港有相当一部份商场项目的地契列明，必需向公众提供一定的公共空间，但发展商经常将前往公共空间的路线设计得千回百转，令民众不便前往，或干脆以维修之名长期封闭通往该处的通道、电梯等。商场方面亦经常于这些公共空间举办商业展销活动，从中赚取丰厚的场地出租费用。

数据指出，港人人均休憩空间标准仅2平方米，当中184万人实际可享用的公共空间更少于2平方米，但在山顶、愉景湾、九龙塘等富人区人均休憩空间却有8平方米，两者相差足足四倍。香港连理论上本应全民共享的公共空间竟也相差悬殊。而相比邻近同样为人口密集的城市，如东京和新加坡等，分别都有5.8-7.6的公共空间，某些地产项目亦将公共空间设计成半封闭式环境，从而变相将公共空间私有化。当中最为荒谬者当属李嘉诚长实旗下的大围“名城”楼盘，地契中列名需兴建多项公共空间设施包括两所学校，而长实竟将学校兴建在离地面十九米的五楼平台之上，更离谱的是长实为了区隔“私人住宅”与公共设施，竟只预留一条楼梯与一部只能载十二人的升降机予两校近两千名学生出入平台。而政府面对当区市民提出公共设施不足要求增建的诉求，竟将区内私人会所计算入地区休憩空间之内，回应指当区设施已满足香港规划标准。意味著当区的富人可以继续享用远超其所需的“公共设施”，而基层民众面对本应共享的空间被公然侵占却无可奈何。

可见政府所谓的“土地问题”根本是由于亲商政策取态下故意抑制土地供应所造成，剥夺民众应有的休憩用地权利。为了捍卫公平的公共空间，必须将开发商、住宅和商场全面公营化，由居民民选产生代表进行民主控制。

刘晓波逝世

中国异见分子刘晓波于7月13日肝癌逝世，见证了中共独裁及其暴虐、镇压性的统治方式。刘晓波上星期才诊断出有末期肝癌。如果在病患初期得到医疗照疗，他是有可能痊愈的。当中共在2009年判处他监禁11年时，实际上相当于判了他死刑。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Sophie Richardson批评：“中国政府的傲慢、残忍和冷酷令人齿冷。”在刘晓波逝世前夕，他的亲友及支持者都向当局要求让他海外就医，但当局畏惧会造成负面公众形象而拒绝。

习近平正在发动内部权斗，准备于十九党大会巩固他的权力，同时中共在全球外交上也受到无数挑战，因此当局为了保护形象，不会容许任何在剧本以外发生的事情。

同时，中共政权知道外国政府所施加的压力是极为轻微的。各国政权早已将商业利益放在首位，不再向中国教导“人权”。刘晓波虽然视外国政府为中国榜样，但却被他们舍弃了。“从刘晓波的命运可见，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外交中人权议题正在倒退。”

刘晓波遗孀刘霞自2008年以来受到软禁。现在外界关注她的安全，因为当局似乎不会让她离开中国。

异见者胡佳批评：“我认为这是政治谋杀。”他和其他异见者说当局拒绝刘晓波海外就医，是要缩短他的寿命，确保他在生命最后阶段不会批评北京。刘晓波作为自由派异见圈子的领头人物，他逝世令异见分子之间弥漫著悲伤绝望的情绪。而当局完全没有意愿稍为软化其强硬的立场，反而愈来愈强硬，加上各国“民主政府”也不关注事件，令自由派运动陷于窘境。

诺贝尔和平奖

刘晓波在被北京中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当年判刑之重令人震惊，也标志著中共全方面的镇压都在加强，令受害者人数大增。刘晓波在狱中时被颁发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了该国最著名的政治犯。

刘晓波是一位中国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著名学者，自1989年民主运动起，这是他第三次被当局监禁。在2008年12月被捕之前，他曾和其他300名持不同政见者共同起草并签署了《零八宪章》。该宣言以呼吁人权和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为基础，同时提出在中国进行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主张。

在习近平统治下的镇压加剧，其力度是廿年来最严峻的，刘晓波也成为了镇压浪潮的受害者。正如本网在刘晓波被判刑时写道，这是一个警号，并“提出了重要的问题：中国正向何处去？中国在经济上看起来很成功，政权为何仍感受到如此大威胁？”

而且当局这一轮的镇压对像不仅包括所谓“亲美派”和“民主派”，而且同样也针对左翼、毛派和非政治人士。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中国支持者抗议当局残暴对待刘晓波及其遗孀，但同时我们不会隐瞒我们与刘晓波亲资、亲帝国主义的政见有著重大分歧。以下旧文对刘晓波的政见作出评价，首次于2010年3月17日刊登于《中国劳工论坛》。

刘晓波的“罪行”

2008年刘晓波和其自由主义同伴们共同发起了联署《零八宪章》的活动以呼吁实现”自由、人权、平等和宪政共和等”，其中也包括一些体制内和主流学者，如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法律学者张祖桦等。与其说《零八宪章》的目的是要”推翻现政权”或者发起任何形式的反对派组织，不如说其实是在向中共当局呼吁进行政治改革。

刘晓波支持当局所进行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但希望当局能进一步推动政治改革以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当局对刘晓波的镇压并非是因为他的思想代表著对现行体制彻底性的否定，而是因为他通过《零八宪章》和其他作品挑战了当局的统治威权和现统治集团的现实利益。

正如刘晓波在2006年写的文章《从革命到到利益党》中所描述的，今天的中共当局更多是建立在”经济利益”之上的统治集团，而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政党。保住权力是中共当局整个官僚体系最高目标，即使在早年也类似于前苏联执行的是一套自上而下的官僚控制的国家集体计划经济。因此当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统治模式在30年前遭遇政治危机时，当局在死抱专制权力不放的情况下，主动地逐步地接受和领导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社会主义者强烈抗议当局对刘晓波和《零八宪章》联署人的审判和压迫，也反对当局对其他异议人士的专制压迫；但这并不意味著支持和接受《零八宪章》中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概念。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为民主权利而斗争，其中必然包含著《零八宪章》所提及的诸多民主诉求；但同时我们坚定地反对其中所得出的所谓”政治结论”。因为根据我们的观点，这并不能真正帮助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寻求到反对一党专制的出路。

《零八宪章》中明确地提出支持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私有产权，支持中国进行进一步的私有化，但认为应该”公平地”执行私有化。例如其中”基本主张”的第14条中明确说明，”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现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面对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确产权归属和责任这；开展新土地运动，推动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如按《零八宪章》鼓吹的在当局统治下实现农村土地私有化，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大量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与金融资本有紧密联系的新兴地主手中，而数以百万的贫苦农民将被赶离其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成为真正”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对土地私有化，呼吁农民通过自愿合作社的形式民主地控制土地而发展更有效率的大规模农业种植，而且应该由真正的工人和贫苦农民所选举和组建的政府通过对国家资源的民主控制为农民提供必要的基础建设支持和廉价与免费的信贷。

同样地，《零八宪章》呼吁取消政府行政垄断而鼓励私有商业，这并不会真正有利于工人阶级和穷苦百姓。而且这已经被中国目前所在推行的大规模私有化现象所证明。不过是意味著将全民所有的资产从腐败官僚的手中转移到同样腐败的资本家手中，而我们需要的是应该将这些公司真正交到工人阶级手中进行民主控制与运作而满足社会需求。所谓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欧洲诸国政府都推行过类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将国家垄断行业和企业解体并取消管制，而结果却是牺牲了广大公众与雇员的利益而满足少数投机者与大资本。资本主义的”反垄断”政策从未实现过其所宣称的目标，在多数情况下只是将此前国家控制的公共事业转变成为谋取暴利的私人垄断企业。

社会主义者坚定地反对私有化进程；因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执行，只会进一步导致贫富分化。世界各地的统治精英们都习惯性地使用所谓”公平而有序地”私有化为幌子而盗取公共财产。众多国家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并未变成所谓”民主的堡垒”，如1990年代的俄罗斯、皮诺切特控制下的智利和今天的中国。

在刘晓波的近作《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中，他指责官僚权贵与富商巨贾所结成的”红黑联盟”。他声称，”在健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将会存在反垄断法。”但不管纸面上存在任何法律，在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财富和权利只会日益集中到少数大公司的手中。譬如就在刘晓波一直赞美的美国，在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我们仍然可以看见这一经济法则的明确案例。在2007年底，美国4家最大的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掌握这全美32%的存款，而到今天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39%。巨大的经济力量集中到4家未经选举产生而且不受控制的经济机构手中本身就是不可接受而且极端危险的。

中国自由派的分裂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不存在刘晓波所谈论的“真正的市场经济”。自资本主义制度一出生起，它就伴随著为追求利润而产生的剥削、暴力与欺诈。自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起，当中共当局开始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之时，“自由派”学者成为了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政府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间的一座“友好桥梁”，而刘晓波本身也是这一进程中的历史产物。

但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成为了这座“桥梁”断裂的关键转折点。为维持一党统治和官僚权贵的利益，中共当局残酷镇压了人民群众的反抗和并严格控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作为1989年民主运动的领导核心力量，知识分子阶层由于表现出独立于统治集团的意志，在运动中也遭到了政府的镇压。

自此之后，一部分前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学者接受了由中共统治精英领导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并转而成为当局的帮凶以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攻击普通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在互联网上众多亲政府和体制内的教授专家被网民称为“叫兽”（在普通话中与“教授”同一发音）。

工人阶级的角色

然而，刘晓波和他的“泛民主派”同仁们却被历史留在了“断桥”的另一边。作为知名的反对派，“刘晓波们”不仅“真诚地”反对共产党当局，而且也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此他们拒绝与残酷镇压的当局进行合作。但同时，不幸的是他们也拒绝了解现实中的中国，以及产生诸多中国问题的社会与政治根源。

经过20年与当局的斗争，刘晓波和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然没有发现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劳动人民。在1989年时，他们拒绝工人和普通市民参与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而将希望寄托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中的一翼（赵紫阳的“改革派”）。在运动高潮时，他们拒绝呼吁工人实施总罢工，拒绝组织民主的防卫委员会以阻止当局的血腥镇压。

尽管时常高唱“平等与民主”，但刘晓波和他的同仁们作为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从来没有真正信任底层民众和试图与他们进行团结。他们批评“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与革命之中”，认为“忽略了自由主义得以立足的最基础制度──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也就必然忽视保障个人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民主。”（刘晓波，2006年，《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而且即使在他接受审判所写的自辩稿中（由于法庭阻止而为能当庭宣读），他也明确表示，“我也一贯反对一步到位的激进改革，更反对暴力革命。坏政府治下的秩序也优于无政府的天下大乱。”

1988年，刘晓波接受香港《解放月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中国实现历史变革的条件”是“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而这事实上与香港的现实完全不同。香港的“市场经济”事实上是由一小批亲中共当局的资本大亨们所控制，如人皆所知的在香港每消费的7元中有1元是流入李嘉诚的口袋，李嘉诚控制了香港的电讯、媒体、房地产、港口和零售业。

如刘晓波的观点能成立的话，那么印度早已应是一个发达平等的自由社会，因为印度曾经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达200年之久，而且今天的印度正如《零八宪章》所呼吁的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民主联邦共和国。但是现实显然是完全相反：印度仍然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贫困人口，并且在国内各邦充满种种社会冲突、阶级斗争乃至内战。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除了少数特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众多所谓实现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与地区仍然处在社会混乱、大众贫困和极端不平等之中。

刘晓波的亲美立场使他支持美帝国主义的干预（甘地非暴力立场也无阻他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刘晓波及其支持者支持美国对阿富汗与伊拉克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并将之描绘为解放中东人民的”正义战争”。甚至把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与贝里雅吹捧为罗斯福与邱吉尔的继承者。

数亿中国民众正遭受著现实中资本主义的剥削，中共当局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间充满著勾结与共谋；这一切与刘晓波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所向往的”公平”与”自由”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距何止千里。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一党专制的中共当局正日落西山，严重缺乏合法性与民众支持；事实上，即使刘晓波本人也承认，”自由主义也仅仅是少数城市精英的思想游戏，根本无法得到广大民众的回应。”（刘晓波，2006年，《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

社会主义者对民主的立场

中共当局所采取的镇压、审查和思想控制常常被民主派异议人士和西方资产阶级媒体与政府描绘为“社会主义的特征”。但是，这是人为刻意制造的错误印象。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毫无共通之处。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为捍卫和赢得基本民主权利而进行斗争，这些权利应该包括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罢工自由等。但是，我们与自由派和亲资子分子不同，对于民主和人权有著不同的理解方式。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工人阶级和中产阶层的民主权利绝非是“仁慈的”统治者的施舍，而是无数工人阶级在大规模斗争中的成果。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意味著所有的人民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代表们只领取相当于普通技术工人的工资，人民有权随时替换他们。

“鸡”、“公厕”、“劳资纠纷”──性侵受害者被污名化

本港近日发生数宗骇人的强奸案，当中包括可怕的“衣柜强奸案”，男被告因有计划地带备武器潜入前女友住所将她强奸；另一宗男同事在货VAN上强奸一名21岁少女。这些案件的共通之处是受害者都与施暴者相识。 根据关注性暴力的组织风雨兰近三年的服务数字显示，610名性暴力受害者中，约八成人与侵犯者相识，可见男性侵者往往利用人际关系上的优势向女性施暴，是权力及控制欲的表现。

社署资料显示，本港今年1至3月平均每2.6日就有一宗，其中强奸个案更比去年同案上升7成！但更骇人的是对于受害人的道德指责、网上公审。社会及网上舆论都会以受害者的行为、背景、衣著等进行审判，往往会指控女受害者捏造事实，是“鸡”（妓女）、“公厕”、“劳资纠纷，倾唔掂数屈人强奸”等，而非指责施暴者。污名化受害者导致绝大多数人不敢报案、公开事件。 2016年，风雨兰接获163个强奸受害人求助，但警方数字则只有71个。

父权沙文主义文化下，一旦女人不顺从主流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期待时，遇到性暴力就是“咎由自取”。然而，即使一名女性性观念保守、不穿短裙及露出乳沟、不到酒吧认识新异性朋友，还可以被性侵犯的。性暴力变得更猖獗，并不是因为女性比以前“不守妇道”，所以惹来性侵的下场。性暴力加剧的真正原因之一，是资本主义的利润市场每日以海量的媒体广告、明星效应洗脑式地灌输“女人就是男人的性欲投射物”，将女性贬低为纯粹讨好男性欲望的物件。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性暴力及责备受害者，反对女性商品化，要求性侵受害者提供免费的公共社福资源。女权斗争必然连系至工人运动，促进男女经济、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平等，对抗资本主义这个制造性暴力的温床。

四议员遭取消资格　千人集会抗立会政变

高等法院今日下午宣判，四名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刘小丽、罗冠聪及姚松炎，因宣誓无效而被取消议员资格。这是自去年青年新政两名本土派议员游蕙祯与梁颂恒，再有议员被当局取消资格，至今总计六人。泛民党派在同一天晚上八时于政府总部门外发起集会，抗议法庭裁决。当晚有约过千名市民到场声援。

大会打出“政治打压可耻　抗议人大释法”的主题，泛民各党的代表在台上轮流发言。另外，明显有许多青年人参与集会，是雨伞运动结束后比例最多的一次。可见青年人仍怀有斗志，当有迫切的斗争时还是站在最前线。

社会主义行动亦有到场参与，我们指出是次裁决与去年梁游案件一样是一次议会政变。政府以没有民主授权的机构（法院）推翻民主选举结果的举动。现在必须要发动新的群众运动来抵抗这场政变，有不少参与民众与我们讨论到民主派议员总辞、抵制补选等策略的可行性。

林郑新政府进一步进行政治清算，加上早前一系列的警察白色恐怖与政治检控，显示当局根本无意“和解”。现除了六名议员被取消资格，另外还有三名议员有案件在身，立法会的政变在未来可能会继续，当务之急是要重建民主运动。现在需要一场群众大会，由下而上组织群众行动委员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及策略。

台湾同婚平权报捷　对香港的启示？

5月24日，台湾“婚姻平权”议案，在大法官宣布禁止同性婚姻是违反宪法后，这被普遍视为同志平权的一大胜利，也意味著台湾有望成为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地区。 亚洲区的同志固然为平权迈进一步为之喝采。相较于邻近的香港，同志平权分子却仍在《性倾向歧视条例》立法上与政府拉锯。保守教会制造恐慌舆论，亲资本政客则通过不民主的议会功能组别顽固抵抗立法。

为何台湾同志平权可以走得这么远、运动可以具如此规模，而香港性平权的现状是什么和同志运动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社会主义行动访问了八爪。

八爪是“香港彩虹”的执行干事，他表示：“对于台湾同志平权的突破，我认为是由于整个社会风气，而且平权支持者真的再踏前一步抗争才造就出来的。社会意识渐强，当遇到歧视发生时群众都会公开谴责，这间接鼓励了社会更开放地讨论同志议题，建立了一种多数人支持同志权利的共识。这点是香港的政界、演艺界或普通巿民等等都未能做到的。”

“香港LGBT受到歧视的情况仍然是十分严重的，例如跨性别的人士，社会里的歧视令他们找不到工作、不能租住房屋、被无理解雇、甚至连家人也不接受他们，对他们来说这些问题是十分普遍的。其实LGBT 群体都是一般的劳工，他们遇到的压迫比一般打工仔更大，所以香港的同志运动有需要向不同的范畴，例如劳工、妇女权益等作连结，令受到压迫的小众团结起来，才有机会争取到平等的权利。”

台湾同婚平权将会冲击资本家所维护的核心家庭福利体系，使同志家庭更有信心争取更好的退休保障和房屋政策。无论是公共社会保障、性平权都需要与民主斗争连系起来，由下而上的向保守教会、亲财团政客和政府施压，挑战资本主义体制，才可赢得彻底胜利。

香港：发动群众运动　抵抗立会政变

7月14日，区庆祥法官裁定四名立法会议员宣誓无效，取消其议员资格，当中包括“长毛”梁国雄。这完全是建制大右派发动的一场政变，无疑是对香港民主斗争的重挫，也是对中国民运的打击。

这场政变代表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对民主最严重的打压，18万张选票沦为废票，为了有利政府而改变选举结果。同时亦使建制派在分组点票中获得绝对多数，让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修改议事规则。本来只是半民主的议会沦为橡皮图章，反对派今后将难以拖延或阻止政府推动的亲财团、反民主的法案。另外，香港所谓的“司法独立”被公然滥用，换句话来说法庭像中国大陆般沦为政权的政治工具。

2017年，所谓的“法治”成了政权的挡箭牌，用来合理化当局对民主的政治打压。更严重的是，取消议员资格的裁决，代表专制当局会更加猖狂，打压民主的“野心”将会越来越高。如今建制派自信十足，正公开庆祝政变。问题迫在燃眉！

因此，民主斗争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我们需要一场强大而有组织的抗争运动，来迎击当局对议员的攻击。运动应要求恢复议员的资格，并且废除所有不民主的限制（包括参选权、宣誓程序和其他人大与傀儡港府所强加的法律限制）。我们认为，立法会是民主运动的“最后底线”，而我们不能够让香港及北京政府逾越！

今次事件可谓的百分百的政治审判，裁决基于宣誓是否所谓“真诚”问题，就如同卡夫卡小说里的荒诞情节一样。香港的“法治”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习近平人治”。受审的根本不应该是那些议员，而是这个既腐败又反民主的政府。

事件的背后是政治原因而非程序问题，中共专制一直想增加对香港的控制，并扼杀民主运动。中共当局视民主如病毒，害怕其会从香港扩散到全中国。因此，北京希望取消那些香港存在已久的民主权利，以及过去群众斗争所赢得的让步。他们不单想决定特首人选，更想控制立法会议员的人选，并通过这样来操控谁可以成为民主运动的代言人。

“长毛”

梁国雄“长毛”是四位被取消资格的议员中资历最深、最广为人知的，他可谓是左翼在立法会中唯一的支柱。当局对他的攻击是一个非常有预谋的行动。北京想通过打压来显示谁是“可被接受”和“不可被接受”的民主派，标准由他们所任意决定！其策略是要分化泛民，一方是毫无杀伤力的“和解派”，这派需要透过远离群众斗争来向北京表忠，另一方则是当局现时针对打击的“非和解派”。不过，假若激进派议员全部被清洗掉，白色恐怖肯定将会蔓延至民主运动的其他派别。这就是打压的逻辑，历史从来都是如此。

“长毛”是这次大清洗的头号目标，其他人不过是不幸的陪葬品，来制造“宣誓无效”的表面法律依据，以遮掩其政治打压真正本质。现在总计有六名受害议员。接下来的补选可以预计会是十分不民主的，当局会禁止部分甚至全部被取消资格的议员再次参选，又或者让全部补选同时执行，令选情对建制派更为有利，使反对派更难在补选中扳回损失。

必须以群众集体行动来反抗这个反民主的阴谋。民主斗争已经不能容许任何的犹豫、恐惧、对妥协的幻想或者以为建制派中将会有“开明派”出来解决危机。我们必须要抛弃这些童话狂想！

我们社会主义行动支持透过法律途径继续抗争（包括上诉至终审法院），也支持参加补选。但这远远不足够，法庭本身就是被政权所操控，所以结果很可能会失败。因此，法律的抗争不能纯粹地进行，而是应该作为动员群众运动的平台。讨论的焦点亦不应只集中在补选的时间与方式。这些固然重要，但我们也不能耽误宝贵的时间，现在就要开始做出反击！

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反击？

数百万香港群众义愤填膺，但同时也满怀忧虑。他们正在寻找反抗这次攻击的方法。只有群众才能抵挡政府的攻击，但是他们需要动员、组织，需要看到能够打败政府、保卫民主权利的可行方案。

由于现在局势非常严峻，我们必须动员尽可能大的反抗行动，不只是一次性的示威，而是通过更广泛的计划，来发动和升级大规模公民抗命。为此我们需要一个新路线，改变现时民主斗争由少数泛民领袖和依附于其身上的NGO控制的局面，在每个地区、学校和职场所建立民主的基层群众组织。

泛民领袖自上而下操控的一次性抗议，既无法彻底实现民主，也无法捍卫现有的民主权利。就连浩大的雨伞运动也未能赶梁振英下台。如果能摆脱温和泛民派及其盟友（例如“和平占中”）的犹豫与退缩，雨伞运动本有可能胜利。雨伞运动的重要教训就是，斗争须要由群众民主控制。另外同样关键的是，我们需要一个清晰的战斗性民主纲领，指明中国独裁政府是问题所在。只要这个独裁政府继续存在，不管香港或中国都不会得到民主。雨伞运动的许多参加者回避这个问题，或者只是含糊地要求“改革”。但这样是不够的。

近期，亲民主的群众明显出现挫败感。但活动者和年轻人能够影响群众、带领群众参加斗争。他们中有许多人认为，不能只是一味在口头上谴责建制派；单单再发起一场游行也是不够的，因为这只会白白消耗群众的斗志。游行固然重要，但是游行本身不足以改变局面。

可行的抵抗方案

人们想知道“斗争方案是怎样的？下一步如何反击？”我们社会主义行动提出下列方案，大致建议该如何组织运动，并主张民主斗争参与者作出讨论。

9月28日（雨伞革命三周年纪念日）是发起群众抗争的好时机，进行罢课、罢工等公民抗命。我们强烈希望四名被取消资格的议员公开呼吁群众在这一天走上街头。罢工是全球民主运动的重要武器。但香港的斗争从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是它受挫的原因之一。 “占领”可以在抗议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就像一次性的示一样，有其局限性（难以维持较长的时间；不能像罢工那样打击经济和统治精英的控制权）。

罢工（即使只是罢课）对于整个制度的打击要有力得多。 但是罢工、罢课需要组织和积极的行动（不是待在家里），需要把学生、工人和白领凝聚成一股有纪律的强大力量。随著林郑打算重推洗脑国教，大学生及中学生须要组织起来奋起反抗，而反洗脑斗争当然是和反立法会政变的斗争紧密联系的。

通过认真准备和集会，再加上每个大学校、中学校的运动和基层罢课委员会，928可以变成群众抗议的新一日，证明民主斗争汲取之前的教训，已经学到了一个有力策略：政治罢课及罢工！由学生开始，然后扩展到其他团体。这将警告政府：撤销反民主的命令，否则我们就将斗争升级！

有人问：本土派控制的学生会怎么可能会同意罢课？ 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本土派学生会的地位本就越来越不稳，如果他们反对群众抗议，将会受到巨大的压力。罢课能够引起年轻人的极大兴趣。如果学生会表面被动甚至试图阻拦，学生干脆越过学生会的架构自行组织。必须直接面向大学生和中学生，呼吁建立罢课委员会，以便开始组织。

联合各方面的斗争，不管是取消议员资格，还是即将到来的其他攻势——例如洗脑教育和廿三条，都是独裁政府打压民主的部署。有效的抵抗运动必须认知到这一点，然后施行统一的政治反击。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将这个反立会政变的斗争联系至反对新自由主义、亲财团政府的运动，针对其包括反对全民退保、否定如八小时工作制和合理最低工资等的工人基本权利、牺牲公共服务推动大白象等等的政策。这就需要超越单一议题的广泛运动：动员所有想参加斗争的人，在地铁站、工作场所和学校散发大量传单，告诉群众政府在打压立法会后将展开更大规模的进攻。

我们应召集各社运分子举行一场“应战大会”， 邀请所有想抵抗的团体、工会、政党和个人，举行一场为期一天的会议。大会不是用以泛泛讨香港民主，而是要制定反击行动的具体计划，包括如何发动群众抗议、928游行和罢课罢工。大会能展示运动的认真程度，但更重要的是告诉大家，斗争需要基层的民主参与，而不只是由一小撮政客和活动者所垄断所有决定。

应该由谁来召集大会？ 作为这次政府打压的直接受害者，长毛等四名激进派议员既有较高的威信，也有这样的历史责任。他们可以号召928群众抗议，也可以召集“应战大会”。泛民阵营需要团结，但这不应该成为拒绝现在开始反击的借口。如果四名议员挺身而出，他们会得到响应。然后局势会推动较保守的人跟上来。

如果采取大胆的做法，可以成为重启民主斗争的契机。但我们认为，绝不能让两名本土派前议员（游蕙祯和梁颂恒）参加这场运动——他们混乱的种族主义思想和做法，并不利于组织反击行动。的确，我们保卫他们的权利、反对政府取消他们的议员资格，但是不能给他们平台来散播反工人阶级和排外思想。他们可以跟随我们，但是队伍必须分开！

小心屠城木马　反对一地两检！

中共与港府推行高铁一地两检，再次逾越香港民主的底线。这不是单一事件，连同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准备重推洗脑教育及廿三条立法，都可见林郑月娥政府正在发动前所未有的攻击，是彻底彻尾的CY2.0。

政府公布“一地两检”方案的时机非常巧妙，是法庭刚刚宣布取消再多4名立会议员的资格之后。若从政府的大战略来理解，首先利用人大释法和法院取消共6名议员的资格，建制派获得分组点票的优势，财委会主席陈建波开始部署修改议事规则，夺走反对派拉布的能力，让议会沦为橡皮图章。操控了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政府现在以“一地两检”来试水温，假若没有群众反抗运动的话，政府势必进一步推动国民教育，甚至二十三条！

“一地两检”就是屠城木马

政府最近提出的“一地两检”方案，再次引爆高铁的政治炸弹。这个方案将高铁香港总站的部分区域划为“内地口岸区”，区内则视作中国大陆的管辖地，并由公安执法、实施中国大陆的所有法律。

这将不单单是有关不能够在月台使用Facebook、穿六四T恤的问题而已，内地口岸区设在市中心，届时内地“强力部门”更可明正言顺“执法”，把抗议人士抓进口岸区范围！若然大家认为这异想天开，不妨想想假如十年前有人称中共会越境绑架异见人士返大陆拘禁，大家都会觉得不大可能，但十年之后的今天已经发生了铜锣湾书店事件，中共专制根本不可信赖。

再者，中共的法制远比香港的专制，包括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寻衅滋事罪等，而公安又可以随便行政拘留高达15天。这相当于开了先例让专制的法律在香港实施，变相打压民主空间。中共今次明显是想打开一个缺口，当逾越了香港群众的底线后，未来可以进一步扩大其管辖范围，逐步侵蚀香港仅有的自治权和民主权利。

“一地两检”美其名是要便利旅客、缩短通关时间，但西九龙站开出的列车中约96%均需中途停站，以数小时车程来算，一般十多分钟的通关手续根本杯水车薪。 “一地两检”可谓连糖衣都没有的毒药。

1%的人获利，99%的人埋单

另外，高铁造价昂贵，由最初的669亿，多番超支后现时的总开支高达853亿。以香港段26公里计算，每公里造超过32.8亿，比欧洲、日本的高铁项目还要贵（香港高铁更是德国科隆－法兰克福高铁造价的近12倍），冠绝全球！

这笔巨额全数由香港政府出资，但另一边厢在港人迫切需要解决的住屋、医疗、教育、老人等问题上却一毛不拔。就算认为项目是既成事实，花掉的钱不会再回来，但高铁所谓的“经济效益”根本与普罗大众无关，而且还会对大众造成长期的负担。

只要到西九高铁总站周遭一看，周围的土地包括车站上盖都是超贵价的私人豪宅，一般单位呎价都在2.5万元以上，部分更超过4.5万元一呎。从高铁总站到附近的西九文化区、九龙站、柯士甸站，一直伸延至奥运站、大角嘴西，形成了一条连绵不绝的“豪宅链”，而当中一间公共房屋都没有！当政府每天埋怨没有土地建公屋时，我们不禁一问为什么香港却有那么用来兴建豪宅的土地？

高铁项目带动了当区楼市的炒卖，负担的起那些豪宅的必定非富则贵，当中许多的更是中国大陆的贪腐富豪，而高铁正正是为这些人而建的。一般市民，尤其是住新界的，根本不会大费周章到西九乘搭昂贵的高铁往返大陆。

政府以公帑兴建高铁，但成事后却让占三成私人资本的港铁营运获利。当然，假若高铁乘客流量低下，可能会出现亏蚀。政府估算在通车第一年的乘客人数为9.9万人，但根据过往政府夸大其他工程使用量（如深圳湾公路大桥）的纪录，高铁实际乘客数目估计会是每年2万人左右。事实上，中国高铁几乎全部亏损。

港铁主席马时亨坦然要与政府商讨“有关亏本的问题”，显然打算由公帑垫付。高铁的无底深渊，赚的归他们，蚀的却是大家的，完完全全是“1%的人获利，99%的人埋单”的项目。

归根究底，中央与香港政府皆为资本主义专制政权。他们利用高铁与“一地两检”来输送利益、打压民主。群众对高铁的愤怒既已存在，反对一地两检的抗争与其他议题不同，可以让群众有机会作出还击，可以为抵抗政府各种攻击、重建民主运动打开一条出路。当务之急是发起一场由下而上的运动，通过积极的宣传号召群众罢坐高铁，将既已存在的愤怒转化成积极的政治行动，重新动员群众起来。这场运动必须通过民主的架构组织起来，开放予所有真诚反高铁的组织参与，摆脱过去由泛民小圈子领导层控制的运动模式。唯有如此才能够重建具战斗力的民主运动。

中国：国家镇压以及工人斗争的前景

中港台支部代表在工国委2017年暑期学校中国部分的开场报告

我们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中国的经济危机有多严重？习近平是否真如许多人所说是毛泽东之后最强大的领导人？独裁政府的外交政策（例如标志性的“一带一路”经济计画）会走向何处？它会势头更猛，还是会遭遇挫折？

国家镇压正变得越来越严峻。这种情况是会继续下去，还是会在未来发生变化？最后，中国的工人运动有了怎样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组织在中国的任务是什么？

罢工增加

2016年，中国发生了2663次罢工。这是香港NGO“中国劳工通讯”汇总社交媒体上的相关报导得出的资料，但是它认为实际数位还要高出8倍。这个数位是2014年的两倍，而且交通丶服务和零售业的罢工总数首次超过了制造业。

中国政府说中国经济正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而且服务业的增长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岗位。但是相比于制造业，服务业的工作工资更低丶更不稳定，而且通常都没有劳动合同，所以这其实是非正规部门的增长。

相比于制造业，交通业和服务业的罢工能吸引到更多的关注，因为它们更直接地影响到其他工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今年6月广东珠海有5000名公交司机罢工，争取到涨薪40%。他们的胜利得益于罢工对整个城市交通的影响和公众的大量支援。

而且，越来越多的服务业公司以智慧手机作为营业平台，例如用手机叫出租或者外卖。这些公司的工人没有劳动合同，或者合同只显示在手机软体里，公司可以随时修改。与此同时，这种技术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人用来联合罢工。

去年，中国东部的外卖配送员因为被拖欠工资而发起罢工，随后行动蔓延至一个西北城市。2016年快递业罢工数量是前一年的3倍。我们看到现在服务业的罢工和跨地区的罢工正在增加。

贫富鸿沟

在制造业，拖欠工资和社会保险是工人抗议的主要原因。2015年，被拖欠工资的移民工有277万人（占移民工总人数的1%），被拖欠的工资总额达272亿元人民币（约40亿美元）。移民工是建筑业和制造业工作力的主要来源。

按美元计算，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亿万富翁（594人）。中国的伪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有100名亿万富翁，是全球最富有的议会。

但同时，工人平均每月工资只有3275元人民币。大约有2.8亿名移民工离开家乡，去往中国的其他城市工作。然而在经济危机之下，工厂倒闭潮造成失业率上升和实际工资增长停滞。特别是在生活成本非常高的沿海城市，许多移民工因为负担不起生活开支而放弃那里的工作。去年，去往外地城市工作的移民工人数连续第五年下降。

这一趋势会让工人更有信心去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家乡能得到更多支援。由于没有文化和语言障碍，再加上更坚固的社区基础，工人更容易团结和组织起来。

债务危机

《外交政策》杂志称，中国的债务危机是“对全球经济最大的系统性威胁”。

国际金融协会（一个全球性金融组织）认为，2017年中国的债务占GDP的304%。这是一个极高的数位，而且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开始到现在的10年里增长非常快。去年，所有新兴市场的总债务增加了3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了2万亿。

2008年，中国推出一项庞大的刺激方案，为经济注入巨额廉价信贷。许多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借了大量廉价贷款来扩大投资。但是这也导致了今天的债务积累。

一些资产阶级评论员认为即便债务增加到如此规模，中国还是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因为这些主要是内部债务。中国的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欠国有银行的，不像希腊的债主是德国和其他外国银行。但是各个欧洲国家关于金融和经济政策的矛盾也可能发生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

中国当局可以命令国有银行执行自己的政策。这有点像1990年代的日本经济危机，当时日本政府利用银行来援助快要破产的企业从而避免了经济暴跌。这让中国得以积累起远超其他国家的债务，而没有发生金融崩溃。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习近平想要进行经济改革，从而吸引更多的私有资本进入国有企业。他的经济方案是允许更多的市场竞争丶让负债累累的小型甚至中型国企违约。这是为了缓解产能过剩丶提高资本效率（减少低效投资）并且清理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做，经济增速就会进一步放缓。所以习近平实际上已经停止了经济改革，继续向经济注入更多信贷。2015年时，当局担心经济正在陷入衰退（由于中国经济的特殊矛盾，这会引发比其他国家更严重的金融危机），结果过去两年的新增信贷规模甚至超过了2008-09年的刺激方案。

这导致今天的中国需要6美元的债务才能创造1美元的经济产出（GDP），而在2008年时只要1美元债务就能创造1美元GDP。这也意味著，如果中国政府继续使用相同的刺激手段来应对下一次经济危机，效果会弱得多。所以政府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缓和危机的影响。

房地产泡沫

在过去7年里，一线城市的房价翻了一翻，二线城市增加了50%。普通群众买不起这么贵的房子。比如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一平方米的均价相当于一年的平均收入，而在纽约和东京等城市也只不过需要一个月的收入。

在中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深圳，房价与收入的平均比值是70。也就是说，要花70年的平均工资才能买得起一间平均价格的公寓。

因为没有其他有利可图的行业，而且股市的风险太大，所以投机客把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房地产。中国的一位独立经济学家说：“中国贷款总额的一半流向了房地产，甚至比1989年的日本还多。1990年代初日本的资产价格泡沫就破裂了。”

这意味著，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如果爆炸，给银行系统造成的影响甚至会比1990年代的日本还要大。前总理朱熔基的儿子朱云来承认中国存在严重的住房空置问题。他说中国空置的住房多达30%，足够3亿人居住。

中国政府声称自己已经制定了清理住房库存的计画。但是即便没有新增住房，如果销售速度能维持在2016年的水准，也需要5年才能清理掉所有库存。可是自2016年初以来，房地产企业举借更多的债务，在建住房面积止跌回升，所以过剩也越来越严重。

由于较低的家庭消费水准（受到低工资丶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丶高储蓄率和高房价的拖累）丶巨额债务和通货紧缩，从长远来看未来的中国很可能像日本那样陷入低增长或者停滞。这会造成比日本更加严重的政治危机，因为相比于日本，中国的贫富差距更大丶社会保障体系更不完善。

习近平的外交政策

中国当局的外交政策与国内局势和爆发政治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紧密相关。习近平需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强人”，利用民族主义来转移群众对他自己的政策的不满。

但是中国经济已经超出了国内市场的容纳能力。现在的国际局势（全球化逆转丶保护主义崛起）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我们可以从中美政府的关系丶地缘政治和中国急切推进“一带一路”中看出这一进程。

在南海冲突上，中国现在已经占了美国的上风。美国战略家私下承认，他们无法阻止中国在为了控制争议海域而修建的人造岛礁上部署武器系统（只有战争才能做到）。过去几年里，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丶泰国丶甚至美国重要的传统盟友例如菲律宾和澳大利亚）为了贸易和投资而脱离美国阵营，转而靠拢中国。特朗普上台后，这一进程发展得比以前更快。

特朗普面临著巨大的危机，而且国内和华尔街都要求他不要与中国发生严重对抗。至少目前，他看上去已经不再考虑发动公开的货币战和贸易战。但是这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现在这两个大国之间存在著许多摩擦。中国则利用这种局面，在国内丶亚洲和全球炫耀习近平是能够制约特朗普的“强人”。

一带一路

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计画打算连结65个国家，构成以中国为首的经济带。这些国家占全球55%的GDP丶70%的人口和75%的能源供给。

二战后美帝国主义为了重建欧洲和对抗苏联而实施了“马歇尔计画”。从财政上来说，一带一路的规模至少是前者的8倍。这种“中国特色帝国主义”复制了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投资模式，在沿线国家兴建基础设施，同时也让这些政府陷入对中国的债务依赖。中国通过新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它自己建立的其他金融机构（它们独立于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这些国家提供贷款，从而将自己的债务负担输出给其他国家。

习近平声称一带一路是“合作共赢”，但这是谎言。中国只是为了扩张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控制力。在一带一路覆盖的国家丶社会阶级和少数民族中将出现新的赢家和输家。另外还会出现其他问题：无用的投资丶贪腐的增长丶国家镇压和环境破坏。

一带一路国家中有许多正面临著军事和安全危机丶恐怖主义和内战，例如巴基斯坦丶阿富汗丶缅甸和中亚国家。这些因素当然会阻碍中国的计画。这就是为什么一带一路计画带有军事内容：中国当局正在考虑在这些国家部署军事力量以保护自己的资产。

有一些国家已经因为土地掠夺丶污染丶贪腐和民族压迫而发生了群众抵抗，这也可能导致排斥中国和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增强。而且未来当地统治精英的亲华派和反华派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引发政治变局，例如政变丶选举斗争和群众运动。再加上如此庞大的专案带来的经济风险（不可控的债务），一带一路可能会造成“过度扩张”的问题，不仅无法挽救中国当局，反而会在中国国内引发经济和政治危机。

债务输出

中国当局之所以需要一带一路，是因为国内的产能过剩已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太多的钢铁丶水泥丶玻璃等等）。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程公司。由于国内经济增长放缓，这些公司需要海外合同。

斯里兰卡是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这个岛国背负著总额640亿美元的债务，政府收入的95%都用于还债。中国在那里建造了无用的国际机场，每周只有5架班机起飞；新建的海港也是几乎用不上的大白象工程。在未来99年里，这个港口和周边土地将完全由中国控制。

在老挝，中国正在建设一条造价60亿美元的高铁，可这个国家一年的GDP只有120亿美元。作为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老挝只是中国计画的从本国西部到新加坡的高铁项目的中间一环。有10万名中国工人正在修建这条铁路，所有建设材料都来自中国，而且技术也归中国所有。对于老挝群众来说，这条铁路意味著掠夺土地丶压迫贫农丶强拆迫迁和巨额债务。

国家镇压

中国政治打压的一个标志是刘晓波之死。刘晓波是一个右翼自由主义者，因为参与撰写一份有限的改革纲领丶试图劝说中国独裁者进行政治改革而于2009年被捕。自那以后他一直没有获释，最终于今年7月死于癌症。当局不允许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出国接受治疗。习近平当局不介意负面的公众形像，它希望自己看上去强硬且不可动摇。

现在有更多的人正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包括在最近几场打压中被捕的NGO工作人员和人权律师。性小众的公开活动也被禁止。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支援推翻专制政权。他们没有提出激进的倡议（例如自由选举丶解除党禁和允许组建独立工会），而只是局限于非常温和的诉求（例如减少媒体和网路管制丶减少对司法系统的控制）。正面临越来越多打压的劳工NGO活动者也只是著眼于法律建议和劳资谈判。

权力斗争

将于今年秋季召开的十九大意味著五年一度的中共领导层改组。统治精英正在幕后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

习近平打破了过去的集体独裁模式（高层领导人共同分享权力），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变成一人独裁。习近平还有五年任期，他希望扩张自己的权力，提拔自己的支援者，削弱其他所有派系。有猜测认为，他会竭力改变党内规则，将剩下的任期延长到10年。他的学习榜样就是俄国总统普京。

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与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纲领没有一点关系。各个派系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在本地区或者本经济部门内的权力和利益。尽管习近平在这场内部权斗中占了上风，但这不意味著他已经完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或者像许多评论员说的那么强大。有迹像表明，习近平正面临各个敌对派系不同程度的抵抗。最近对金融行业的打压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一些私人资本家已经获得了太多权力丶变得过于独立于政权，所以当局需要把他们重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过去五年，习近平把反腐运动当作权斗的工具，用它来清除异己丶警告敌对派系不要与自己作对。反腐运动从来都不是真的与贪腐有关，因为所有派系都腐败，但是媒体对它大肆吹捧，从而利用公众对贪腐的愤怒并改善政府形像。而且运动也不像当局自己说的那么严厉。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受到反腐部门调查的多达120万名官员中，只有4.8%被起诉。

镇压的新特徵

面对工人罢工和群众抗议的增加，国家镇压达到了1989年天安门运动之后最严厉的程度。例如在媒体管制方面，现在所有报纸（大概2000家）都必须服从中央宣传部门关于报导政治新闻的规定。用词必须完全一致。当局甚至还打压文化和娱乐新闻，以封锁关于明星的流言蜚语。他们担心政府官员可能会卷入其中。涉及黑帮丶吸烟丶性丶性小众和巫术的电视剧以及面向性小众人群的手机交友软体也被禁止。

国家镇压也在向海外扩展。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支援中国打压香港和台湾的民主权利。在2016年香港书商被绑架之后，今年有一名台湾劳工活动者在中国被捕并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当局想通过力量展示来增加对香港和台湾的控制并遏制港独和台独思想。

在香港，北京通过只有1200名精英选民的小圈子选举钦点了新政府。新特首林郑月娥曾是上届政府的二号人物。自2014年雨伞运动失败之后，梁振英对民主权利的打压已大大升级。现在林郑政府正在继续前任的做法。例如，共有六名议员（包括激进左翼议员“长毛”）被法庭取消资格。这是一场议会政变，是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对民主权利最严重的攻击。这意味著香港的资产阶级半民主机关（例如伪议会和法庭）现在几乎完全受中国独裁政府的掌控。

政治改革？

习近平不得不想方设法集中国家权力，因为它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正在减弱，地方政府越来越不愿意服从北京的经济政策。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极度脆弱，因为资产阶级的绝大部分都与当局紧密相连（超过90%的超级富豪是政府或者军队官员的亲属）。自由主义者的纲领极度有限，而且远不民主。

除非爆发群众革命运动，习近平当局非常不可能做出重大的民主让步，就连缅甸那样的伪议会民主也不会有。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习近平当局在面临被推翻的威胁时会做出一定的让步。

但是当前局势的主要特徵是，中国当局担心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有可能激发群众革命浪潮，进而令自己更快被推翻。由于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他们比其他国家的统治精英更担心如果允许有限的民主自由，国家就会开始分成相互对立的派系。他们担心中国会随之分裂，而且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在今天的中国，在反抗独特的国家资本主义独裁政权的斗争中，不断革命论变得更为切实，因为资产阶级极度依赖现在的政府；遗留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民主选举丶解决民族问题）只能由工人阶级来完成。但工人阶级不会停留于资产阶级民主变革，而会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林子健被虐案：反对一地两检　踢走中共国安

8月11日，民主党成员林子健召开记者会，宣称前一天在旺角砵兰街被中共国安迷晕绑架至西贡。在获释前的8丶9个小时里，林子健除了遭到殴打，大腿也被打上21个钉书钉。绑架者警告林子健不要将球员美斯的签名照片交给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从中共政权今年加强对香港的打压以及专制政权一贯的做法，绝对有理由事件是真确的。

林子健被绑架的地点距离高铁西九龙总站只有一公里！更加说明反对一地两检的重要性。如果划定内地口岸区执行中国大陆的法律，国安将会借助这个桥头堡开展更大范围的活动，跨境“执法”丶施虐的行动将会更加猖狂。如果没有有效的抵抗运动，专制政府不仅会实行一地两检，更会将公安管辖的范围扩大，进一步威胁香港的民主运动和民主权利。

作为中共和傀儡港府打压民主的工具，警方在过往调查李波案时明显听令于内地公安，今次也将会是如此，根本不可能揭露国安的罪行。建制当局已经开动舆论战。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暗指林子健没有及时报案是他自己责任，试图将责任推卸给受害者。建制派议员也开始进行人格谋杀，将绑架抹黑成林子健的“自导自演”。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事件公开后仅仅两天，就高调表示“未有证据证明事件发生”！这些都是政府的消毒技俩。

此次事件是中共和傀儡港府以白色恐怖手段打压香港民主的延续。一年半前，铜锣湾书店的李波在香港境内被绑架回内地。不久前习近平访港时，警察纵容大量黑社会暴动攻击社运人士，再加上取消议员资格和对伞运成员进行政治检控，可见自觉受到威胁的专制政府正在不顾一切地镇压丶恐吓反抗力量。中共的镇压手段是要证明它的强硬和不可动摇，但只会激发了反抗情绪，特别是在一地两检已经引发群众愤怒的时候。今次事件可说是国安为林郑政府添了麻烦，专制政权愈加独裁的背景下，国家机关很可能会做出失控丶过火的行为，反倒为自己的统治带来更大矛盾。这意味著中共全面镇压的统治手法是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的。

社会主义者不信任警方的调查，我们主张成立独立的委员会调查此次事件，并向群众公开调查过程和所有发现。我们捍卫言论及表达自由，反对对中港两地人民的政治迫害。我们要求取消一地两检，并且把所有国安人员踢出香港。要想实现这些诉求不可能指望由中共指派的林郑政府，而需要重建一场群众斗争：在职场丶学校丶社区自下而上建立基层群众委员会，通过民主的讨论，准备反对一地两检和政治打压运动的部署。林子健事件正提供了凝聚群众怒火丶启动抵抗运动的契机，社会主义行动主张建立一场积极行动罢坐高铁运动。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成立公开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绑架事件；
中共国安滚出香港，停止打压香港民主权利
通过罢坐高铁重建群众运动，要求取消一地两检。
中港群众团结抗争，打倒中共专政

香港：建制步步进迫 接连打压民主

林郑新政府的一系列不民主措施将香港打得晕头转向。8月15日星期二，13名青年示威者被判入狱13个月（其中一人＂认罪”，被判8个月），为政府的打压树起一座新里程碑。在这13人中有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和25岁的严敏华（过去是曾社会主义行动的成员）。这些政治犯中最年轻的只有21岁。

这13人因在2014年反东北拨款示威中冲击立法会而被捕。震动香港民主运动的不只是严厉的判决，还有政府对审判过程的明显操纵。

13名被告已完成了去年被判的社会服务令，但政府上诉说刑期“过轻”。最后上诉庭完全支持政府的强硬立场，实际上把控罪改成了“暴动罪”。这份判决违反了“双重危境”原则——一罪不受两次审理。

习近平的统治

此案暴露出香港法庭和所谓的“法治”只不过是谎言。法庭并不是独立的，它已经变成了中国独裁政府在香港推行专制的工具。正如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在声援13名政治犯的集会上所说：“我们有法治吗？我们只有人治，只有习近平的统治！”

另外，还有针对前其他学生领袖的审判，这些被告在2014年的抗议引发了长达79天的雨伞革命。而这个案件很可能会重复：推翻“过轻”的判决，然后改成监禁。3名被告包括20岁的著名青年活动者黄之锋和24岁的前议员罗冠聪（不久前他与另外三人被另一场高度政治化的审判取消了议员资格）。

如果被判入狱超过三个月，他们五年内就不得参加选举。这明显就是政府提出这些诉讼的原因之一。如果败诉，罗冠聪就无法参加之后的补选夺回自己的席位。

“震慑式”打压

林郑7月1日才刚刚就任特首。她没有任何民意授权，她只是由777个精英选民在专制的假选举中“选”出来的。她证明了中国劳工论坛和其他人的警告：林郑会是“CY2.0”，她会延续前任梁振英的强硬打压政策。

事实上，林郑的统治比梁振英还要高压。短短六个星期之内，民主权利已经遭到一连串前所未有的丶就连梁振英也要自愧不如的攻击。政府明显是有计划地从各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夹击民主派。时间的安排明显是为了震慑反对派，令他们丧失斗志：

7月14日：四名激进派议员（累计已有六个）因为“违反宣誓规定”这一伪造的罪名而被取消资格。

7月25日：政府公布一地两检方案，证实大陆公安将进驻香港。

8月1日：蔡若莲被任命为教育局副局长，证明林郑打算重推臭名昭著的洗脑国教。蔡若莲是亲北京的强硬派，她长期以来都在为推行国民教育而活动。

8月15日：史无前例地将13名示威者改判重刑，为将来更严厉的监禁判决打下基础，用以打击群众抗议并“狙杀”将来参加选举的激进派泛民候选人。

8月17日：三名前学生领袖受到类似的判决结果。

这些打压加在一起，是对香港民主权利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联合攻击。显然，港府承接中共旨意，正在按照既定战略（甚至是路线图）压制丶瓦解中共多年来视为眼中钉的民主斗争。

林郑政府或者在政治上与它结盟的司法系统每一次新的进攻都受到建制派政党的喝彩。现在社交媒体上满是建制派的宣传（只要有无限的财政资源，操控社交媒体并不是很难的事）。而且建制派政党还组织了一些针对受迫害者的抗议，以图造成公众支持政府打压民主的假像。这些抗议虽然规模比较小，但得到了大肆宣传。

反对派瘫痪

不幸的是，反对派和主要的泛民党派（资产阶级自由派）没有任何计划来应对这些攻击和捍卫民主权利。相反，这些领导人已经多次落入圈套，误以为林郑比梁振英更“理性”丶更“务实”，甚至以为能够和政府达成交易。这种对局势的灾难性误读令他们非常消极，不愿支持群众反击。他们在口头上谴责打压，但是除了有限的几个几乎是行礼如仪的抗议之外就没有任何行动了。

强大的雨伞运动曾震撼中港统治精英，但现在政府已经吸取了教训。它们把大部分打压“外判”给英式司法体系。这是因为许多人（特别是有许多律师成员的泛民领导）仍在幻想“司法独立”和“法治”。我们需要用最近明显政治化的判决来戳破这些幻想，向群众解释法庭其实是国家用来保护权贵的工具。

现在香港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法庭正被用来打击民主运动，特别是打击青年活动者和较激进的阶层，包括许多未来可能参选半民主的立法会的人。

而且从六名议员被取消资格的案件里我们可以看到，法庭正被用来从经济上摧毁反政府的组织和个人。法庭不仅驱逐了议员，撕毁了18万张选票，还判他们1800万港元的罚金（包括要求他们偿还9个月的议员工资和人事开支）。

像这样使用法庭来镇压和从经济上瘫痪反对派，是“新加坡式”一党专政的标志。这表示“温和专制”（假民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北京的大计

很明显，这些攻击都是北京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政治审判和越来越严厉的判决联系到清洗立法会和补选，政府希望至少不会六名被取消资格的议员全都参加补选。否则政府的反民主计划就会遭到巨大冲击，但正因为如此，这极不可能发生。有些人觉得，政府还没有费那麽大力去赶走所有反对者，所以我们还有可能通过选举来推翻政府。对于统治集团来说，这种想法有些太“民主”了。

清洗立法会是为了强行通过有争议的专制政策，例如国民教育和高铁一地两检。亲政府阵营现在拥有“绝对多数”，可以改写立法会议事规则，禁止像拉布这样的民主标志（拉布曾被用来挫败政府计划）。

政府说一地两检是为了节省旅客的时间，但其实这是一个政治花招，目的让香港人适应大陆公安在香港（站内和高铁上）执行内地法律的情况。

这意味著，即便在香港境内行驶时，高铁上也施行中国的法律。对当局的政治批评或讨论那些被禁止的话题（例如64屠杀）理论上是非法的。比如政府目前还没有明确答复，在高铁上能否登上那些在中国被屏蔽的网站（例如脸书）。而且高铁也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大白像工程。所以社会主义行动呼吁群众罢坐高铁。

如何反击

香港目前的严重局势迫切需要一个明确的丶有组织的反击。社会上已经有很大的怒火和不满，也有对专制政府收紧控制的担忧。林郑的支持度从本就很低的起点急剧下跌。可不幸的是，民主运动也出现了领导危机。

大多数泛民政党还在固守过去的路线，而当局已经拿出了新的法律武器和策略，来攻击丶分化并孤立一部分反对派。前几年香港爆发过大规模群众抗议（2013年7月超过50万人上街，后来又有120万人参加雨伞运动），可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有没有大型示威反对清洗立法会丶一地两检和整个政治打压。

8月16日，《南华早报》的政治评论员Andrew Fung准确地描写道：“反对派政党的坚定支持者弥漫著挫败感和困惑，而且没有方向。”

但是Andrew Fung后面说的这段话却与事实大相径庭：“人民没有如预想的那样‘起义’。只有少数人参加了最近的示威，而且只有很少人去法庭或者警署外支持正在受审的激进派和正面临检控的占领运动领导人”

现实是，仍然期望与林郑政府“和解”的泛民领导实际上禁止了群众抗议。毫无疑问的是，在现在这样不安的气氛下，如果认真地号召群众出来抗议，会有数千人响应。但最近几年的经验让人们明白，“再一次示威”（尽管可以作为一个起点）不足以抵挡政府的攻击。我们需要一个通盘战略来重建并在政治上重组民主斗争。

将‘928’变成全港抗争日

在8月16日晚上声援13名政治犯的集会上，面对以年轻人为主的超过2000名抗议者，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提出了一系列意见作为斗争战略的提议。她指出这场抗议只是提前24小时召集就有这麽多人参加，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动员更多人周末去监狱外示威！”

“这些不是单一议题！是一连串的政治打压！我们不能各自为战！”

“社会主义行动倡议将‘928’[9月28日]定为全港抗争日，动员所有人在雨伞革命三周年发起抗议。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动员群众抵抗打压。我们恳请这里的所有人和所有团体讨论这倡议。”

邓美晶的演讲得到了非常好的回响，并有不少人向她表示赞同。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那麽‘928’可以变成巨大的反政府抗议，包括一场核心示威丶在港铁站派发大量传单以及（如果得到支持的话）学生罢课，以声援政治犯并捍卫民主。这将成为重燃香港群众斗争的转捩点。斗争的诉求应该是：

释放十三名政治犯！撤回所有政治检控！
反对清洗立法会！
反抗打压和习近平统治！
罢坐高铁。大陆警察和国安滚出香港！
捍卫民主权利，打倒非民选的政府！立即施行全面民主，决不妥协！
反对林郑的亲富豪专制计划。征收富人税，增建廉价公屋。打倒富豪统治，建立劳动人民和穷人的民选政府。
中港群众联合斗争，推翻中共专政！

声援东北十三名政治犯集会的发言稿

社会主义行动参与了8月17日声援东北案13名政治犯的集会，主席邓美晶获邀上台发言，得到台下不少掌声，以及群众表示认同。以下是她的发言稿：

我是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新界东北这十三名年轻人为了反对不公义的制度丶反对不民主的议案，牺牲了自己的自由。现在我们必须比过去更清楚地讨论：如何反击这个政府和这个制度。

林郑比梁振英更差。她上任仅仅6个礼拜，我们就经历了DQ议员；然后林郑推动一地两检；任命蔡若莲为教育局副局长，准备重推洗脑国教；现在还判13名年轻人入狱。所有这些打压都是不是单一议题，是一连串的政治打压。如果我们不反抗，镇压只会陆续有来！

但我们不能只是依赖上诉，因为法庭越来越受到习近平和林郑的操控。我们有法治吗？我们只有人治，只有习近平的统治！现在我们需要的是重建群众运动，走上街头！

这里应该成为一个民主的平台，让我们所有人一起讨论反击的策略。

大家还记得几位议员被DQ后的集会吗？所有人都想知道，下一步我们要做甚麽？相信今天这里所有的人和我一样，都有一个疑问。每个人都想知道：现在该做什麽？

所以社会主义行动提出这个方案，而且我们希望所有人都来讨论。这个周末，我们需要在监狱外发起示威集会。我们需要重新动员所有人。我们要告诉那13个人，他们并不孤独。他们背后是香港人民！

我们也倡议9月28日，也就是雨伞运动三周年，作为全港抗争日。这不仅仅关于取消议员资格，也不只是关于这13名示威者，我们还要反对高铁一地两检，反对中共警察进驻香港，反对洗脑国教。如果我们要把所有这些斗争联合起来，发动一天的群众抗议做出反击，那麽928就是最合适的时间。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来组织丶教育丶宣传。928应该变成捍卫民主丶反抗中共专政的日子。那天晚上应该有群众示威，游行到监狱。

我们恳请这里的所有人丶所有团体及政党讨论这倡议。重点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如果现在不反抗，香港的民主斗争就会输！只要斗争，我们就能赢！！

千人政总外集会　声援东北案13名政治犯

昨晚（16日）超过千人到政府总部的公民广场外集会，声援因反东北计划而被重判入狱的13名年轻人。集会开始时，东北支援拉起“撤回东北规划”及“明益地产商”等横额，高喊“抗议三权合作丶撒回东北烂计划”等口号，不同人士上台发言赞扬13名勇敢的年轻人因反对不民主的制度而遭到政治打压。集会气氛沉重，不少人落泪痛哭。

8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将13名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的社运人士被判监8至13个月，即时入狱，成为香港历来“非法集结”罪中刑期最重的一次。

2014年6月13日立法会审议新界东北拨款时，立法会外有群众集会，当时有人尝试闯入立会大楼，13名社连人士被裁定非法集结罪成，被判80至150小时社会服务令，而他们虽已全部完成服务令，但律政司却不满刑期过轻，上诉申请加刑至即时监禁，上诉庭最后裁决8至13个月监禁。13名被告分别为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丶社工梁晓暘丶刘国梁丶梁颖礼丶前学民思潮召集人林朗彦丶朱伟聪丶土地正义联盟召集人何洁泓丶周豁然丶严敏华丶招显聪丶郭耀昌丶黄根源及陈白山。

历来非法集结罪最重判刑

东北案政治犯被控的罪名是“非法集结”，今次判决是香港历来非法集结控罪中刑期最长的！过往同样罪名只会判罚社会服务令或罚款。此次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案例，一方面未来公众集会被检控的示威者判刑更重，另一方面律政司可以针对所有反对人士上诉，将过往被判无罪或没有监禁的人士再次覆核！

林郑上台后的短短六星期，清楚见到政治打压比梁振英时期更为严厉。香港的政治检控及民主打压经已不停升级，从DQ事件丶蔡若莲出任教育局副局长丶洗脑国民教育卷土重来丶高铁一地两检，到东北案13名政治犯，证实林郑就是CY 2.0，根本没有和解的空间！

政治迫害“新常态”

中共和香港政府意图创造一种“新常态”，企图让社会习惯和接受专制镇压。法庭利用了旺角骚乱对示威者的重判，将所有抗争行动扣连至旺角骚乱，例如今次控方将东北示威形容为暴动的临界点。在司法迫害雨伞运动的学生领袖案中，控方甚至指“重夺公民广场”这句口号就代表暴力！

政府要群众接受，反对派议员必然会被剥夺资格或阻止参选；示威者必然会成为阶下牢；同时亲中蓝丝组织在大部份反政府的行动发起“反集会”丶网上的“五毛”大幅度增加，以海量的留言“洗版”辱骂社运人士及政团。我们必须阻止政府让这种镇压变成“新常态”！

在未来一段时间，政府可能不在法律上立法廿三条，但在执法丶司法丶立法及行政机关上彻底“大陆化”，变相就是等于正在实践廿三条，而这个过程已在步步进迫！

香港“法治”沦为“习近平人治”

东北案再一次证实，香港所谓的“司法独立”根本荡而无存。现今所谓的“法治”成了政权的挡箭牌，用来合理化当局对民主的政治打压。东北案件裁决和DQ判决一样，是百分百的政治审判。香港的“法治”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习近平人治”。受审的根本不应该是东北的示威者，而是这个既腐败又专制的政府！

当前之急　重新动员组织起来

取消议员资格案丶东北案件不会是打压的终点，林郑政府正在进行如猎巫行动般的政治清算，将雨伞运动后的示威者逐一清洗，以作寒蝉效应。单靠补选和上诉是绝对不够的！因为政府可以以不同手段去剥夺候选人的参选资格，包括将其监禁（根据现行法例，一旦被判超过3个月监禁，5年内将失去参选资格）。革命与反革命是同时进行的，现在是反动丶白色恐怖的局面，但同时群众愤怒情绪正在积极至沸腾点，只差一个爆发的缺口，使力量引领至冲击专制政权的方向。当务之急是由下而上重建一场反抗运动，停止政治迫害，要求释放东北13被被告及所有政治犯，抵抗白色恐怖！今年九月廿八日雨伞革命三周年之际，正是重启群众斗争的好时机，我们认为在此前作出准备，在社区丶学校及职场建立群众委员会，将九二八定为全港群众抗争的一天，以政治罢课一天为开始，继而扩展至罢工。

黄之锋罗冠聪等被判即时入狱6至8个月

今日香港法院上诉庭将香港众志黄之锋丶罗冠聪及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判处三人监禁6至8个月。加上日前的东北案，这是一星期内共16名社运人士被律政司上诉判监！

黄之锋丶罗冠聪及周永康于2014年雨伞运动前的9月26日号召“重夺公民广场”，期后被裁定非法集结丶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成，判罚社会服务令及缓刑。但律政司不服刑期过轻，向上诉庭要求将3人即时收监。上诉庭今天裁定黄之锋改判囚6个月丶罗冠聪判囚8个月丶周永康判囚7个月，即时收监。

威胁社会运动参与者

这是政府对雨伞运动的一场政治大清洗及报复行动。裁决惹起了社会各界的深深愤怒丶恐惧及沮丧。大部分群众已经认知到香港已被中共牢牢操控，包括法律制度及所谓的“法治”现在已成为中共的工具。

即使三人并没有任何暴力行为或伤人，上诉庭判词仍指他们“涉及大规模暴力及严重非法集会，要施惩罚性与阻吓性刑罚的元素占较大比重”，但为了“防止重犯，以儆效尤，并阻吓他人不要模仿，因此要即时监禁。”政府意图“杀一儆百”，恐吓所有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这次判决为社会运动及公民抗命开了新的先例，警告群众“参与社会运动就会落得如此下场”。正如学联前副秘书长岑敖晖指，这重新为社会运动刑期制定标准。

是次政治判决也引起国际关注，《路透社》引述政府高层消息称，高层检控人员原本不建议就刑期覆核，但律政司长袁国强坚持上诉，终令三子入狱。虽然律政司强调事件“绝无政治考虑”，众所周知，此次判决就是中共进一步以操控法院作政治打压之举。

“香港 = 一党专政” 激进派失参选权

香港法例规定，如如在香港或任何地方因任何罪行被判监3个月或以上，5年内禁止参与任何公共选举。在立法会政变的DQ议员事件中，罗冠聪被取消议员资格后，港岛议席悬空，罗冠聪现在就连参加补选的机会也被剥夺。而将于10月年满21岁的黄之锋也因为被判监而无法参立法会补选丶2019年区议会丶以及2020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政权用尽一切法律手段，先是DQ，然后是政治审判来阻挡任何激进派透过选举而进入议会。这意味著长毛梁国雄也可能会在未来被判入狱而失去选举资格，或者政府可以程序手段指其不合乎“参选人确认书”（确认书声明要求参选人拥护基本法丶效忠特区政府）而禁止其参选。

行动需要升级　全港罢课罢工一天抵抗暴政

社会主义行动呼吁大家到监狱外声援所有政治犯，以及参与星期日的反政治迫害大游行，但面对中共暴政，单靠集会游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行动升级，否则未来将会是陆续而来的镇压，更多人将会被判入狱。我们主张全港一天罢课罢工，并呼吁各捍卫民主的政团丶学生会丶工会公开呼吁及鼓动工人作政治罢课及罢工。

十六名政治犯入狱，香港沦为一党专政，我们应如何反抗？

香港成为了一个新的独裁政体，令全世界社会震惊。林郑的政治打压比梁振英时期更为严厉，所谓“大和解”根本是欺骗人民。政府的打压明显是有计划丶有部署的，今后示威自由受到全面威胁。立法会和法院已经大陆化。立法会补选和以后的选举都会被筛选，激进民主派分子会被投进黑牢而不能参选。社运人士被收监，激进民主派政党则会被迫至破产。

当务之急是组织起来反击。今日的游行只是开始，我们需要更多行动。社会的愤怒，但为什么却未有有力的反击？为了重建群众反抗运动，我们要有一个将公民抗命升级的清晰方案。

制订全港抗暴日－－示威丶罢课罢工一天

面对今天的暴政，单靠集会游行远远不够，行动必须升级，否则镇压将会陆续有来，更多人将会被判入狱。我们倡议全港一天罢课丶罢工，呼吁各捍卫民主的政团丶学生会丶工会公开鼓动政治罢课及罢工。年轻人可以担任先锋，以全港大罢课一天来声援多位学生领袖及政治犯，并警告政府必须让步，否则群众反抗将会升级！

9月28日雨伞运动三周年是全港抗暴日的合适时机。当天可以作为反对DQ丶要求释放16政治犯丶取消一地两检丶反洗脑国教的全港抗暴日，让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走进社区丶学校及职场建立群众委员会，从而组织起来，建立罢课甚至罢工一天的基础。

运动一定要受到基层群众的控制和监督。在我们全港抗暴日的计划里，应该包括举行一场大游行，在学校和职场举行街头会议，在地铁站外派发大量传单。即使是一场全港大罢课，已经大大提高香港民主抗争的力度，有效向政府展示──我们有新的斗争方法来抵抗暴政，提高我们的斗争士气，让无数新一代的年轻人有信心投入运这场运动！

立即释放16名社运分子，释放所有政治犯，撤销所有控罪
停止政治迫害，不要习近平人治！
恢复六名议员的资格
罢坐高铁，撤回一地两检，国安滚出香港！

14万人上街抵抗一党专政降临香港

8月20日，14万人上街声援香港政治犯，由社民连丶香港众志丶大专政改关注组丶东北关注组等团体发起。参与人数为雨伞运动以来最多的一次，远远超出主办单位的预期。在短短不足一星期号召如此庞大的人数，实在是激励人心，但当务之急是发起进一步行动。

8月20日的游行具有多个历史意义。英文《虎报》写道今次是“第一次大规模反对法院裁决的游行”，可见政府将法庭用作政治公具，将会令公众不再视法庭为“独立”机关。另一点很重要的是，游行是由规模较小的激进派政团发起的，而泛民主派只是被迫跟随。这证明了社会主义行动自7月14日取消议员资格事件发生以来一直强调的一点──如果“激进派”领头发起行动，可以得到群众回响，故此他们不应该感到要依赖温和泛民才能获得支持。今次社民连掀头发起了自2010年五区公投以来最大规模的运动。

此外，外劳团体亦参与了示威行动，足见民主运动不仅是香港人的事情。同一时间，林郑月娥政府的官员却在举行大食派对，突显了统治者的傲慢并与群众脱节，亦可见当局低估了民怨沸腾的程度。翌日，林郑月娥强硬回应示威群众，表示政治检控的指控“全无理据”，又表示没有存在政治迫害及政治犯。

港府及法院对民主权利的一连串重击，先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丶推动高铁一地两检政策丶重判16名政治犯。香港政府及法院明显是有计划丶有部署地全面镇压民主运动，并以为自此之后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令反对声音消失。但群众没有如政府预料中的泄气，反而更展示了不屈的斗争丶不妥协的精神。证明了如果有一个清晰的反抗战略和方案的话，可以将这股力量凝聚并引领至撼动体制的方向，对中共专制政权作出有力的还击。

北京及港府的盘算是，既然泛民领袖欠缺斗争意志，局势会再次缓和，因此通过淡化事件以图安然渡过风浪。现在机不可失，社会主义行动认为此时此刻正是重建民主斗争的历史性机会。我们不应让群众斗争的民气消散，但现在需要提出一个清晰的行动计划。

雨伞运动之后民主斗争陷入了一段低潮时期，各场游行集会的人数大减，年轻人出席的比例亦大大降低。正如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所指，群众的义愤和斗志不但没有消失，而是因为未有一个强有力的平台让其组织起来丶表达出来。如果有一个清晰的反抗战略和坚定的领导，让群众相信是可以掀起新一场大规模斗争的。此外，今次游行由激进民主派团体发起，温和泛民并没有作为动员的核心，比过往的大型游行中低调得多，可见一场独立于温和泛民之外的行动仍可具有巨大的号召力！相信现在温和泛民感受到巨大的群众压力，被迫延缓或更低调地与林郑月娥“大和解”，甚至要重新投入斗争之中，以免失去群众支持。

行动升级的好时机

今次游行鼓起了群众信心，但应该只是反击的开始。单靠这场游行并不会停止政权的攻击，单凭林郑回应的言论已经知道中共的强硬态度。所以要达到抗争的目的──释放全部政治犯丶恢复被取消资格议员议席丶取消一地两检──当务之急是把握时机，制订清晰的行动升级方案，并公之于众前。

现在需要的是一场应战大会，号召所有反对专政的社运组织丶政党丶工会及个人参与，具体制订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我们认同立法会议员朱凯迪接受Hong Kong Free Press访问时的说法，现在需要包纳不同政治光谱的团体重建民主斗争（HKFP，8月21日）。运动内部必须具备全面民主，让所有团体丶所有人可以就如何重建运动作出提议。过去由少数泛民党派垄断丶欠缺内部民主丶排挤其他团体参与的坏作风必须被彻底改变。

制订928为全民抗暴日

9月28日雨伞运动三周年是全港抗暴日的合适时机，以8月20日游行的成功作为基础建设下去。9月28日是星期四不应该只是重覆今次的游行，而要有新的行动。当天可以作为反对DQ丶要求释放16政治犯丶取消一地两检丶反洗脑国教的全港抗暴日，让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走进社区丶学校及职场建立群众委员会，从而组织起来，建立罢课甚至罢工一天的基础。在晚上应该举行一场大游行。

为了吸引更多工人参加斗争，我们还应该提出8小时工作日和全民退保等诉求。正是亲富豪的不民主政府和半民主立法会一直拒绝实施这些有利于劳动者的政策。

运动一定要受到基层群众的控制和监督。全港抗暴日若要成功，应该包括举行一场大游行，在学校和职场举行街头会议，在地铁站外派发大量传单，而一场全港大罢课，已经大大提高香港民主抗争的力度，有效向政府作出警告──我们有新的斗争方法来抵抗暴政，提高我们的斗争士气，让无数新一代的年轻人有信心投入运这场运动！然而，如果在一次游行之后没有升级行动，民气并不会无限期持续下去，甚至因为一次游行没有结果而感到失望，让政府有可能作出更严厉的反击。

泛民丶本土大团结？

面对专制政权的全面打压，近年反建制势力碎片化，群众不想重覆雨伞运动时反建制力量分裂及内耗的景况，并各非建制派系团结行动，壮大抗争的力量。然而，行动上的团结并不代表不容许各团体在运动内民主辩论丶提出自己的主张，而是需要一个民主的平台允许从下而上民主讨论及决策，才能达致行动上的团体。容许民主的辩论，并且对待不同议案采取开放态度，不会弱化斗争丶而可以强化斗争。

在8月20日的游行里，一些团体表示要与本土派大团结，连学联前副秘书长岑敖晖甚至表示今次是“泛民本土派合作好开始”。但是，我们不能掩盖本土派过去对民主运动的破，他们煽动种族主义，分化斗争的团结，对左翼发动恶毒攻击，专搞派系内斗，攻击其他非建制团体，并杯葛六四集会等大型行动。这一切客观上往往帮助了政府阵营，并让当局有了镇压的籍口。

本土派抱有亲财团的民生立场上，反对全民退休保障丶租金管制等政策。此外，他们鼓吹排外与族群仇恨来分化中港两地团结斗争，让中共将香港民主运动抹黑为与内地人敌对，削弱内地群众对运动的支持。他们过去以恶言甚至暴力手段攻击其他非建制派团体，使民主讨论根本不可能发生。例如2016年立法会补选时本土民主前线抹黑长毛袭击。本土派目前因为组织溃散丶士气低落，因而暂时温和化他们的反动主张，藉以获得“庇护所”。如果他们错误的右翼种族主义立场和斗争手法只会再次窒碍民主斗争的发展。现在，即使他们参与运动，最多也只应跟随我们，彼此作出明确划分的界线，并不为彼此的政治立场或行动负责。

国际声援行动

三名前学生领袖被判入狱之后，政治检控引发了包括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内的国际声援。一些国家当局相继谴责中共与香港政府打压民主的做法。美国国会和中国委员会指北京当局正在利用司法制度打压新世代民主运动。

来自国际的压力和曝光固然理应受到欢迎，但社会主义行动认为不应信任亲资政客及政府，也不应寄望这群政客是反中共专制的可靠盟友。他们过去30年来大体上与中共合作丶支持中共，并与中共进行贸易。

真正的国际声援应该是向国外劳苦大众及青年寻求支持，而不是那些当权的政客和企业家。在三年前的雨伞运动中，一些青年示威者向英国领事馆请愿，又向白宫递交联署，但是最终没有从它那里得到任何具体回应。但今次本土派似乎又会重覆这些没有结果的行动。在更近的铜锣湾书店事件中，被绑架的李波与桂民海分别拥有英国和瑞典国籍，但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没有出面谴责中共的野蛮行径。而且这些政府也正因为施行反工人丶反民主的政策而受到本国群众的憎恶。

像美国共和党及英国保守党的右翼政客长期对中共打压民主及人权的犯罪行动缄默不言，现在为政治犯发声，不过是因为他们面对群众的压力。

香港民主运动是包括欧美在内全球群众抵抗反民主政策的一部分，它真正可以依靠的国际声援来自其他国家面临类似打压的社运分子丶工会丶劳动群众及青年。所以我们社会主义者向多国的左翼组织作出呼吁，通过他们号召各国工会丶工运分子丶激进青年和所有反压迫群众一同声援香港的16名政治犯，支持我们的民主斗争。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停止政治迫害，无罪释放16名政治犯
恢复6名被取消议格的议席
罢坐高铁，取消一地两检，国安滚出香港
将928定为全民抗暴日，由下而上建设基层委员会，在学校丶职场及社区组织起来，为罢课罢工作准备

香港：14万人示威反对政府打压

8月20日，多达14万人涌上香港街头，成为2014年雨伞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只用了5天的时间动员，就有多到难以置信的群众参加这场反对监禁16名青年民主活动者的示威。

参加人数远超过召集人的预期。香港人民以压倒性的人数做出回应，和故步自封丶犹豫不决的泛民领导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就算面对亲北京政府逐渐加剧的打压，仍在犹豫要不要召集抗议。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些倾向自由主义的领导人一直把自己的迟钝归咎于群众“情绪低落”丶“意志消沉”。现在我们看到，情况显然不是如此。

16名政治犯（包括2014年的三名学生领袖）入狱令群众的怒火喷涌而出。愈发严峻的打压明显是为了操纵未来的选举，因为被判入狱三个月或以上的人在五年内不得参加竞选。面对这种情况，群众的不满正在增长起来。但是直到现在，这些不满还没有找到公开表达自己的出口。

政府的打压包括将一部分民选议员逐出立法会丶逮捕和控告更多的政治抗议者。这明显是北京当局在背后指挥，以满足中国独裁政府的需要。周日强有力的群众反应会让建制派不得不考虑：在不引发更激烈的群众反对的情况下，他们的计画还能走多远？正如《华尔街日报》在头版标题中正确指出的，“学生领袖被判入狱再度点燃民运之火”。从潜力上来说，确实是这样。如果利用好周日示威的巨大胜利，争取民主的群众斗争能够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复兴。

周日的组织者没有给出最终的游行人数，但是他们宣布这是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最大规模的群众动员。雨伞运动是持续79天的占领和群众抗议行动，参与者多达120万人，也就是香港六分之一的人口。组织者本以为人数会少得多，所以选择了湾仔修顿球场这样一个狭小地方作为集合地，令我们更难估计周日的人数。

人群在36度的酷热中游行至现在声名狼藉的终审法院（上周16名年轻人就是在这里被无耻改判6到13个月监禁）。当前面的人结束游行回家时，后面仍有许多人走出地铁站来到出发点加入示威。

众所周知，香港员警一贯低估反政府示威的规模。他们这次估计有22000名参与者。粗略地计算，实际人数通常是警方数位的4到5倍。

法庭“大陆化”

有许多原因令周日的示威具有历史意义。它是香港第一场反对法庭裁决的群众抗议游行（说明政府将法庭用作政治工具反倒动摇了人们对于司法“独立”的幻想）。为政府辩护的AlexLo在《南华早报》上评论说：“不管他们是否真的这样想，许多人正在高喊‘法治已死’。他们说我们的法庭已经‘变红’了或者正在‘大陆化’”。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法庭显然是出于政治动机判决16人入狱，为以后监禁更多示威者打开大门。

林郑政府被迫采取守势，试图装作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林郑坚持说香港没有政治犯，还说猜测法庭裁决背后存在政治动机是有害的。但是群众的介入令这些假装可怜的藉口失去了所有可信度。没有人相信这套说辞：政府的忠实支持者“蓝丝带”也不信，因为他们正希望法庭进行政治打压；大多数普通群众也不信，因为他们看出来林郑是想躲在越来越服从北京命令的司法系统后面。政府顾问丶律师及前泛民政客汤家骅荒唐地说，批评法庭裁决本身就可因“藐视法庭”而受到处罚。

泛民领导人试图采取骑墙立场，想方设法与林郑政府和解，但现在的局面给他们增加了困难。由于群众的介入，政府如果继续对其他活动者判重刑（这明显就是它的计画）将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周日的自发动员是一个警告，让政府看到如果将更多被取消资格的议员送入监狱以阻止他们参加补选，可能会发生什麽。

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周日的游行是由较小但较激进的政党和团体发起的，包括倾向左翼的社民连和学生领导的香港众志。主要的泛民组织被迫跟随他们。这证明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支部）说的是对的：“激进派”如果带头发起抵抗打压的行动，而不是依赖泛民中较保守的阶层，他们会得到群众的回应。

进一步行动

现在的迫切问题是如何采取进一步行动。香港和北京政府觉得无心战斗的泛民领导人会让局面冷却下来，所以他们打算先捱过这段群众愤怒期。社会主义行动认为，我们不能让民气消散，而应该把握住现在这个历史性的机会重建民主斗争。但是这需要一个清晰的计画来升级群众行动。

在8月20日的示威中，社会主义行动和抗暴青年阵线派发了数千份传单。

这份传单概括地介绍了我们对于如何重建民主运动和下一步应该采取什麽行动的建议。我们的横幅和材料著重说到应该号召罢课罢工一天作为下一步行动；至少以中学和大学为起点，将各方面的斗争联合起来，并采用一种新的方式（罢工罢课）去争取民主权利。社会主义行动还强调，我们需要把民主斗争同反抗资本主义（它造成了住房危机和生活水准下降）的斗争联系起来，也要同中国的反独裁斗争联系起来。

蔡若莲上任　洗脑教育重临

新政府林郑月娥公布新一批副局长的人选，最备受争议的是有浓厚亲中色彩的蔡若莲出任教育局副局长一职。事件令人回想 2012年政府锐意推行国民洗脑教育时，激发超过十万人包围政府总部的画面。蔡若莲当时任职亲中共的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联会其时大力推动国民教育，编制了一份惹起众怒的教材── 形容中国共产党为“进步丶团结和无私的执政集团”。这次任命呼应著林郑月娥指需要重推国民教育的立场。林郑月娥早前宣布要重推国民洗脑教育，此次更要扩展至幼稚园学生，而初中课程就会有中国历史科并变成必修科目。这些课程都与中共的爱国宣传工程紧密扣连。

蔡若莲一直以来就是亲建制的代表，她亦曾担任亲中福建中学的校长，经常与中联办官员交往，与内地省市教育部门有紧密联系。蔡若莲去年自称“独立”身份去参选立法会选举的教育界议席，其政纲支持全港性系统评估（TSA）丶普通话教授中文科（普教中）。尽管最后落选，但现在却得到政府的加冕，令人猜测那些政纲根本不是面向选民，而是刻意为了今日教育副局长一职而铺路。任命蔡若莲消息一出，已有教师于网上呼吁联署反对，短短两星期内联署人数已经达1.7万人，显示出她在业界如何不受欢迎。

葵青区读书的中学生Anson表示：“如果文革丶大跃进丶六四屠城丶刘晓波事件都不提，那麽国民教育教会教什麽呢？是否只教我们共产党有几伟大？是否要我们拥护共产党？唱红歌？真正的国民教育应该要讲政权的过失，否则就是偏面的洗脑教育。中共口讲法治，但无法无天……所以我旗帜鲜明反对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被分拆推动

在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运动之下，政府虽然被迫搁置国教独立成科，但却政府暗地里分拆国民教育斩件推行。例如，增加学生北上交流的资源丶派中共官员和解放军到学校演讲丶中联办幕后策划“香港青少年军”。近年年轻人在民主运动中都扮演先锋的角色，因此政权要透过国民教育将有机会处于萌芽的民主运动和新一代的独立思考压制下去。最近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受访时，不满青年视国家为敌人，并将之归咎为教师“反共”。这番言论明显威胁著部分，不难想像推行国民教育之后下一步就是清洗教育部门，要令持有独立政见的教师噤声。

又一次反洗脑教育运动 ? 

林郑月娥是名符其实的CY 2.0，重推洗脑教育是连串政治打压的其中一个部署。社会主义行动呼吁各位同学加入青年抗暴阵线，由下而上重新组织起来，反对洗脑国民教育，抵抗政治打压。Anson满怀斗志说道：“现在要凝聚学生力量，进行抗争行动，如果政府不听我们诉求，就要动员已准备好的人马进行罢课，以及号召老师罢教。我们更要引申至其他社会议题，例如房屋丶标准工时丶最低工资，才有可能引起全港罢课罢工。”

澳门风灾是人祸

8月23日，强台风“天鸽”吹袭广东南部沿岸地区，香港与澳门几乎遭受正面吹袭，当日悬挂最高级别的十号飓风讯号近五小时。香港虽遭受到一定的损失并造成121人受伤，所幸情况并不严重。然而一水之隔的澳门，其伤亡与灾情却令人震惊－共10人死亡，超过150多人受伤，市内多处地区严重水浸，更令人错愕的是竟造成全市水电供应中断整整近一天才陆续恢复，全市彻底瘫痪。黑沙环的千万豪宅“寰宇天下”风灾后玻璃大窗尽碎，画面触目惊心。承建商是中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令人担忧中资企业已把豆腐渣工程输出至港澳甚至更远地方。风暴过后，澳门政府请求驻军协助救灾，是港澳主权移交后首次解放军离开驻地执行任务。及至行文之时（8月26日），灾后的清理工作仍未完全完成，一个密集而现代化的城市遭风暴如此重创，实属罕见。

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局长冯瑞权灾后在一片指责声中请辞下台，批评主要集中于指责其台风讯号发布时机失当－－澳门虽然比香港距风暴路径稍远，但所处的位置却比香港离风暴中心更近，理应更早及更谨慎地作出准备，然而澳门却在23日早上9时才发出八号风球，比香港整整晚了超过两个半小时，以致于绝大部份澳门工人明知风暴临近仍不得不硬著头皮出门上班，而刚到达工作场所却又被告知八号风球已挂可回家避风。但市内天气环境已极其恶劣（澳门政府称“天鸽”是53年来吹袭澳门的最强台风，创下了澳门市内持续风力的最高纪录），不少人因而被困于工作场所或住所以外的地方。10名死者中有五人就由于海水倒灌造成严重水浸丶而被困于地下停车场内或商店的地下仓库内，被没顶的洪水活活淹死。可以设想，假如风暴讯号能及时发出，让民众提早回家避风，这些惨剧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香港曾于2003年受台风“派比安”吹袭时，市内天气恶劣，但天文台坚持只挂三号风球，被批评只为照顾商界利益不愿让民众停工避风，置民众生命安全于不顾，而澳门这次的讯号延误则酿成了更惨重的伤方和后果。

然而更令澳门民众对政府不满的，是政府对灾害应变的无能。澳门与香港同为亚热带的港口城市，每年平均受三四个海洋风暴影响，理应防灾经验丰富且准备充份。但澳门政府各部门对这一个直扑澳门的风暴似乎毫无警觉，据称政府灾前根本没有在各部门做好协调与沟通之工作，连预先疏通渠道都没有进行，进一步引发市内水浸加剧，损毁珠海往澳门的供电系统引发大规模停电，触发灾难的骨牌效应──电力中断令通讯系统效率骤降，造成救援部门失能，供水机组因停电和水浸而停转断水。而这些城市运作的关键位置竟然没有应急后备能源系统！民众遇险求救无门，直至次日凌晨，澳门特首崔世安才发表电视讲话，更令饱受折磨一整天的民众感到气愤，由此可见此政府的日常运作是何等松懈。

澳门政府此前似乎一直没有计划面对一场波及全城的灾难，使各部门的人力物力足襟见肘。澳门人均GPD居世界前列，但其面对风灾的应对能力显然远远不足，台风过境时救灾队伍人手与装备俱见不足，失去了大量救援时机，大量报导指出遇险民众往往要苦候三四个小时才盼来救援人员，而即使救援人员到来，可能也没有足够的排险装备去展开救援工作。此外，灾后的善后前展也相当缓慢，灾后三四天市面仍未完成清理，垃圾丶杂物丶碎片丶积水随处可见，加上风暴过后天气炎热，疫症风险大增，以致于澳门政府甚至要求驻澳解放军协助救灾，创下港澳两地主权移交以来首个先例。

过去澳门一直被中共视为“一国两制”的模范，社会上整体风气偏向建制，建制派亦在社会各方面包括议会中取得几乎压倒性的优势与控制力。但社会中仍暗流汹涌，如在2014年曾爆发过反离补法案示威包围立法会以及我们报导过博彩业基层工人组织抗争等。而这次风灾加深了对政府的民怨。曝露了澳门政府对灾难应变之无能以及应变部门资源严重缺乏，我们支持港澳及中国内地共同民主斗争，我们支持居民组织救灾委员会自救，接受和分配救援物资，需要建立类似的民主控制机制以防止食品价格暴涨和投机的情况发生。我们要求言论及新闻 自由，除了确保救灾的讯息得以流通，更防止官员封锁消息或发假消息以逃避责任。此外，通过由受难者及其家属丶居民代表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风灾中人命伤亡的责任，惩治失职和腐败的官员和财团，要求增加公共服务开支，建立优质的灾害应变救援队伍，整顿市政设施，确保当地民众面对灾难时的安全。

政府企图将劏房合法化

七月初，林郑新政府成立不久，刚刚入阁的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到今年将推出所谓的“良心劏房”计划，即由社会团体租入旧唐楼单位，改装成劏房后以市价转租给轮候公屋的人士，以应对长久未能解决的公屋短缺问题。政府不思加快公屋建设，反而以劏房来搪塞群众，无疑是继梁振英减少公屋建设数量之后，香港住房政策又一次倒退。

香港已连续七年成为全球房价收入比最高的城市，令普通劳动者难以负担，而且私宅租金也节节攀升丶最近连续7个月创新高。与此同时公屋落成数量却远达不到需要。目前香港公屋轮候册数字已将近30万人，但是政府计划未来10年修建的公屋单位却只有28万间。到今年6月底时，平均上楼时间已增加到4.7年，单身人士更是遥遥无期。在住房危机之下，许多底层群众不得不居住在逼仄的劏房（人均面积不到50呎）甚至笼屋之中。香港现有约9万间劏房，住户约二十万人，而且这还没有算上工厦和商厦劏房。

今年年初，一家投资资讯机构推出课程，教授业主如何用“合法劏房”赚取更多租金。该机构大言不惭地说，与其任由业主不依消防条例和楼宇安全乱杀，不如教业主合法劏房，与政府的新政策如出一辙。可见所谓的良心劏房也只会让业主赚得更多，而住户仍然不得不蜗居于狭小的房间之内继续苦苦等待上楼。而且政府在变相将劏房合法化的同时，却无意禁止无理逼迁丶滥收水电费丶呎租甚至高过独立单位等劏房住户常见的问题，等同于帮助业主压迫租户。

陈帆声称政府无力在短时间内解决公屋短缺问题，可是亲商的港府却花费大量土地和公帑修建大白象工程（陈帆同时也是机场三跑谘委会主席）。现在正引发群众怒火的西九高铁总站占地11公顷，而且周边尽是豪宅。最近被判以重刑的十三名示威者是因为反对新界东北工程而被捕，公屋只占该工程所用土地的6%。可见政府的说法只是借口和谎言。

社会主义者主张取消所有大白象工程，在群众的监督和管理下将巨额财政储备用于兴建公屋丶改善公立医疗和教育丶施行租金管制以及其他有利于普通劳动者的项目。同时亦要将地产商及银行公有化，置于民主管制底下，才能打破富贵权贵的经济权力，从而没收所有空置住宅提供给轮候公屋的人士。但是如果林郑政府成功地全面镇压香港的民主权利和民主运动，将香港从半民主变成完全专制，那它将更肆无忌怛地施行亲富豪丶反工人的政策。所以社会主义者呼吁在职场丶社区和学校自下而上建立基层群众组织，民主地讨论和决定如何反击林郑政府的一连串政治打压，通过积极斗争争取有利于底层群众的政策。

反对国歌法　抵抗白色恐怖

中共政府对民主权利发动的进攻已经停不下来。当局加强严刑峻法，配合爱国主义的言论及思想箝制，以图消灭任何冒犯专制政权的行为。

内地国歌法的草案规定“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不得有不尊重国歌的行为”。在公共场合恶意修改国歌歌词，以歪曲丶贬损方式奏唱国歌，可以被公安拘留15日！所谓“庄重”丶“歪曲”丶“贬损”等字眼定义根本极为模糊，使人人自危而噤若寒蝉，变成一种由政权任意使用的镇压工具。但是，恶法在香港会引起广大民众的反感，特别是因为近年的专制打压令港人抗拒中国的意识愈来愈高涨。2015年港中大战奏国歌时，有球迷嘘国歌表示不满，香港足球总会曾发声明指事后被国际足协罚款约7.7万港元。

内地的《国歌法》草案列出，国歌要列入中小学教材，又要成为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学生唱国歌”，并且硬性规定每间学校每日升挂国旗，每周举行升旗仪式。可见，林郑政府推动的国民教育也势将以此为指导。国歌法亦会打压创作自由，例如由黎明主唱的流行曲《全日爱》，开首就插入国歌的旋律，作曲及编曲的雷颂德曾公开说过，该首歌是“摆明玩国歌”。在国歌法立法后势将变成违法。

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前全面压制民主空间，所作所为已经到了歇斯底理的程度。但是因为林郑政府比中国更直接地受到社会压力，所以一部分建制派对于镇压不断升级仍心存犹豫，因为他们担心激起大规模群众反抗会威胁到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乃至整个制度。所以中共不断下达的指令强硬打压民主，无疑会令部分建制派感到疑惑和不满，例如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健就公开表示感到惊讶，更直言“我想林郑都未必很清楚”。中共这种做法长远来说会加剧建制派内部分裂，为林郑政府造成更大危机。

主张与林郑政府大和解的泛民主派，已经表示不会根本性反对国歌法，也不视国歌法为政治打压的措施。郭荣铿原则上同意有《国歌法》，只要“确保港人自由不受剥削”！ 如果套用这思维在廿三条立法之上，泛民主派也将会不战而降，只会哀求中共推行一个较寛松的立法。

国歌法是近期政治镇压的其中一项措施，社会主义行动主张抵抗中共的民族主义攻势，彻底反对国歌法立法，反对推行国民教育，支持废除国旗法。

终审法院裁决梁游翻案无望

青年新政两名议员（游蕙帧及梁颂恒）早前被法院取消议格，其上诉被终审法院驳回，断定了翻案无望。梁游表示不打算参加补选。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事后解释基本法，指明议员宣誓若果“不真诚”丶“不庄重”就会丧失资格。今次终审法官以游蕙帧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旗帜，并且将China读成“支那”，而梁颂恒宣誓时手持圣经丶但手指呈交叉状，来证明两人宣誓不真诚。这是用非民选的法院来取消群众在去年九月投下的选票，无异于政变。

终院的决定具强烈的政治意味。今次法庭确认了中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有凌驾性及追溯力，对香港而言是灾难性的。凌驾性的意思，是终院法官马道立在庭上多番重申，中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权力是“全面而不受限制的”。而追溯力的意思，是中共日后任意改变法律并作出秋后算帐，例如日后国歌法通过后，法院可以重新检控那些在球赛中向国歌喝倒采的球迷。

另外4名被取消资格的议员中，只有梁国雄（长毛）打算上诉。但今次裁决将会成为案例，可预计其馀被取消资格的议员申请上诉时更大可能被驳回。而建制当局尽量想将所有空缺议席的补选安排在一起，以有利建制派可以当选，因为如果在同一区内有两个议席补选，很大机会是建制和非建制派各取一席，使建制派有机会取得。

今次是行政丶司法及立法机关三权合作夹击香港的民主权利。政府已经通过政治检控使香港众志的罗冠聪不能参与补选，也通过法庭的巨额讼费使被取消资格的议员破产，甚至可能再用确认书阻止“违法”前议员补选。立法会迅速追讨梁游二人180万薪金。中共企图全面操控法院，法治崩坏，人治当道。上诉和补选虽然都是必要的抗争手段，但关键在于群众有组织的斗争才能抵抗政治迫害。

新闻稿：林郑下台！袁国强下台！抗议律政司政治检控

在律政司的刑期覆核之下，法庭重判13名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及3名冲入公民广场的学生领袖，明显是要对反建制示威者作出报复。据传媒报道，律政司内部反对覆核，惟袁国强一意孤行，而袁国强对此并无否认，令选择性检控的政治意图更加明显。

主审法官杨振权对双学三子在判辞中指出，“香港社会近年弥漫一股歪风，有人以追求其心目中的理想藉口而肆意作出违法的行为”。实际上，真正的歪风是中共和政府肆意以法治之名打压民主！政治迫害正在加剧，年轻人因为追求理想而被判监，政府更进一步操控立法会和法院。

在多宗暴力攻击伞运人士的案件中，亲建制分子都被法院轻判甚至逍遥法外，但律政司完全没有向法庭要求加刑。在雨伞运动期间，装修判头张伟明驾车直闯旺角占领区，仅被判罚款2000元及停牌半年；保安员马希郁在占旺区打爆天拿水樽，再手持打火机扬言“大家一镬熟”，威胁示威者的人身安全，仅判囚半年；2014年10月25日的“蓝丝集会”，多名记者被殴伤，当中三名被捕人士更是获无条件释放。律政司都没有提刑期覆核，明显是亲疏有别，对反政府分子就严刑峻法，对亲政府分子则从轻发落。

习近平早年提出三权合作论后，现在更强调三权负责人要有“国家观念”，企图加强对香港的司法及立法机关的操控。在律政司的泰山压顶之下，法庭早已成为政治打压的工具，香港所谓的“法治已死”，沦为全面的习近平人治。从处理议员DQ案、一地两检、刑期覆核案，都见到律政司成为了打压民主空间、迫害反建制人士的工具。

为了阻吓公众对判决进行批判，袁更指有心对司法机构进行攻击，甚至有建制声音指批评法庭会构成“藐视法庭罪”。事实上是建制当局藐视我们的言论自由！8月20日的14万人游行是自伞运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展示了香港民众的愤怒。面对中共与林郑政府有部署、有计划地全面打压民主，我们需要更大规模、更有组织的抵抗行动，集结更广泛的组织和民众，在820的游行之上将运动升级，声援所有政治犯。我们不能让民气消散，否则将会有更多政治犯被重，令香港陷入全面独裁统治的时代。

我们的抗议诉求：

林郑下台！袁国强下台！
立即撤销对所有示威者的检控
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

200人游行声援在囚政治犯 　高喊袁国强下台

9月3日，抗暴青年阵线与社会主义行动发起游行，联同社民连、香港众志、人民力量、保卫香港自由联盟，等十数团体，约200人下午从中环终审法院出发，游行至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办公室，抗议律政司早前对东北及伞运示威者共16人覆核刑期，并与法院合作将其全部判监。种种政治迫害证明香港正进入独裁统治的时代。

游行人士沿途高叫“释放所有政治犯”、“撤销所有示威者控罪”、“袁国强下台”、“假法治，真人治”等口号。社会主义行动两名成员锁上手镣头铐，身上挂著“唱错国歌”、“批评法官”的“罪名”牌子，讽刺香港的司法大陆化。这是首次有香港非建制派政党喊出特首林郑月娥和律政司司长下台的要求。

部分被囚政治犯，包括严敏华、朱伟聪的家属代表都有出席，而社民连曾健成亦代表政治犯郭耀昌转达讯息。其中严敏华的母亲感激大众的支持和声援。而郭耀昌的代表读出其狱中的书信，提到希能够像过去南韩政治犯一样，不断再有抗争行动、不断升级，社会大众会一直支持声援下去。

另外，多名立法会议员，包括陈志全、朱凯迪以及被DQ的“长毛”梁国雄亦有出席。梁国雄在发言时展示一张建制派晚宴照片，袁国强、是次主审法官杨振权与民建联陈曼琪一同出席，是公然“三权合作”打压民主。社民连主席吴文远则呼吁市民继续捐款，支持被DQ的四名议员以及党派的运作经费。朱凯迪则表示会在立法会对袁国强作出不信任动议，陈志全则表示支持。

发起人邓美晶提到8月20日有超过十万人上街声援被囚16人，显示反映社会大众非常愤怒，现时应该升级抗争运动，不能让民气消散。她并提出928雨伞运动三周年将会是很好的上街抗争契机。社会主义行动认为需要制订全民抗暴日，讨论罢课罢工等行动升级的方案。

至于抗暴青年阵线的代表Pasha则表示，青年学生应该发挥抗争前锋的角色，组织起来并由下而上建立校园的罢课委员会，以发起一天的全港大罢课为始，继而发展至全港的抗暴运动。

最后，游行人士及团体轮流发言后和平散去。

法庭全面受政治操控，如何抵抗独裁？

从取消议员资格丶重判16名政治犯丶高铁一地两检丶国歌法立法，中共已经牢牢操控司法制度，使之成为政治镇压的工具。群众对整个司法制度的信心迅速崩溃，使政府及法院面临巨大压力。他们要开动舆论机器为政治迫害作出辩护。林郑月娥否认香港存在政治迫害，而大律师公会主席林定国则表态说，外界批评法庭裁决渗入政治因素会影响外界对香港法治的观感。可笑的是，是法官本身的判决以及判辞的政治色彩令人感到司法成为了政治打压的工具。

8月20日14万人上街见证了群众对政治镇压的愤怒，也表现了大规模反抗的潜在力量。中大一项民调显示，袁国强的民望只得不足42分，是过去1年来最低。林郑月娥的民望只有54.2分，30岁以下受访者更只给予林郑42.4分。

年轻人的愤怒直接表现在行动之上，在中文大学开学首，在民主女神像上挂上写有政治犯名单的布条，甚至出现了香港独立的横额。中文大学校方立即指责标号“违法”而大肆拆除，而行政会议成汤家骅亦恐吓挂“港独”横额可判入狱2年。如果这股情绪可以组织起来并赋予正确的政治纲领，将可以有效带领行动升级──以罢课一天为开始鼓动工人罢工。但是控制学生会的本土派虽然曾高呼“勇武抗争”，可现在他们比过往泛民的学生会更为被动，完全没有提出任何斗争方案。现在只能绕过学生会的架构，直接鼓动学生组织罢课委员会起来抗争。

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动员出14万人游行，展示了群众不屈的斗争意志。现在群众 斗争极为关键的时期，会为未来数年香港及中国的政局奠下基础。若果在这几星期内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民气将会很快消散，将会让政府的镇压变本加厉。相反，如果有一个坚定的斗争方案凝聚民气，将可以重建一场比雨伞运动更有力丶更大规模的运动。

法庭受到全面操控

所谓司法独立从来只是幻想，基本法一开始就由中共和香港资本家自上而下强加给群众的，目的就是维护资本家的经济特权，确保牢牢稳固极端亲商的制度。此外，基本法亦确保香港维护专制，而法治制度最终由中共人大常委控制。习近平掌权后中共开始后悔主权移交时给予香港太多的民主权利，因为在当今中国的政治及经济危机底下，中共需要更加集权于一身来巩固权力。

因此，中共要直接控制香港的司法机关，不容忍有有任何独立于政权之外的空间。2014年6月的白皮书就已经是个警号。它重新界定了香港自治权的范围，宣布中共政府有“全面管治权”。而且它也将法官视为代表北京的“治港者”，由此便有了2017年的一连串判决丑闻。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失败后，中共开始为政治报复作出准备，先是梁振英大力廉政公署，并加强向法官施加政治压力。现在群众对司法独立仅存的幻想也破灭，自然会进一步走向两极化和激进化，更相信在资产阶级机关以外组织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由于立法会六名议员被取消资格后，政府将会为空缺的议席安排补选。由于在新界东及九龙西有两席空缺，如果同时进行补选的话，建制派很可能以得票第二而在两区而各取一席。因此，长毛希望通过向法庭提出上诉，从而拖延他空缺出来那席的补选，而刘小丽也因同样道理理应上诉。

反抗的方案

虽然补选和上诉都是必要的抗争策略，但最重要是还是组织群众斗争。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赢回这些席位，还要动员群众积极抵抗打压：通过选举运动建立有组织的抵抗，反击政治迫害，反对高铁和洗脑国教，以及组织群众行动争取提高最低工资丶施行租金管制和全民退保并反对富豪的经济独裁。社会主义行动支持罢课一天，如果得到群众支持则将它蔓延至职场，以此做为全民抗暴日的焦点，重建民主斗争，抵抗一党专政降临香港。关于我们的斗争方案，详情可参阅本刊第10页。社会主义行动为此奋斗！

倡议港独无罪，抵抗校园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从社会蔓延至校园！中文大学生因为挂起“港独”横额而被校方强行拆除，之后理工大学、教育大学、城市大学、香港大学、树仁大学亦有出现港独标语，被政府强烈谴责。十大校长会更发起所谓“反港独”连署。建制派亦向香港大学校方施压，企图开除伞运人物、法律系教授戴耀廷的教席，作出政治清算。在所谓开放自由的学府里，廿三条国安法实际上已经推行。所以学生一定要组织起来发动抗争！

中共及林郑发动了连串政治打压，包括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重判16名政治犯、推行割地两检政策、订立国歌法，现在更将打压之手伸入校园。 8月20日十四万人上街声援香港政治犯，抵抗政治迫害，参与人数为雨伞运动以来最多的一次，实在是激励人心，但当务之急是发起进一步行动。此时此刻正是重建民主斗争、对中共专制政权还击的历史性机会。因此，社会主义行动成立抗暴青年阵线，为推动、组织罢课作准备。

行动升级　建设罢课

单靠8月20日游行并不会停止政权的攻击，当务之急是把握时机，制订清晰的行动升级方案。过去几年，年轻人都是斗争行动的先锋，今次通过罢课，带领运动升级！罢课是有一个有力的抗争武器。我们走进中学及大学建立罢课委员会，从而组织起来，建立罢课甚至罢工一天的基础。在晚上应该举行一场大游行。

成功的罢课必须是集体而积极的行动，而不是消极的走堂。要达到这目的，罢课就需要由下而上的组织，由学生自己在各间院校成立罢课委员会，通过委员会策划罢课运动。委员会需要扎实而具代表性，应该由学生为主导，而不是依靠得到教授或院方的允许。

如何组织罢课？

香港廿多年来都没有由下而上组织的罢课运动。因此，组织第一个罢课委员会是相当具挑战性的事，要有由零开始的决心才好参加！青年抗暴阵线会制作传单及海报，提供组织方法的意见，让学生回到自己学校组织。在过程中，各校的罢课委员会派出代表，来到全港大罢课行动的大会汇报成果。

以下仅为行动指引，实践时会因具体情况不同，可以与我们持续讨论：

1.向我们索取一份罢课委员会的义工表，然后招募你身边的同学填表参加。通过我们的传单说服他们

2.一开始不要期望有大批同学参加，能有3-5名坚决参加的同学，已经相当成功

3.组织了3-5人后，可以在午饭时间或下课后，召开会议商讨下一步行动

4.行动包括在学校门口拉横额、派传单、收集签名，扩大罢课委员会至其他班级/学系同学

5.在学校举行示威行动，制造织热气氛。召开记者会，号召其他学系及院校组织罢课委员会

6. 各罢课召开大会决定罢课日的具体日子

面对校方的打压，第一时间要联络我们。然后我们将事件向传媒曝光，揭露学校内的不民主。如有这样才能将打压变为我们推动罢课的武器。在2014年我们就曾经在将军澳与三间中学学生组织午饭时间的游行，迫使校方退让。

抗暴青年阵线主张：

•讨论港独无罪，抵抗校园白色恐怖

•停止清算伞运人士，捍卫戴耀廷教席

•无罪释放政治犯，恢复6名被取消议格的议席

•罢坐高铁，取消割地两检

•准备全民抗暴日，由下而上建设基层委员会，在学校、职场及社区组织起来，为罢课罢工作准备

洗脑教材涌现，国民教育重临

林郑月娥上任后洗脑教育已准备还魂。她首先任命一个备受争议、拥有著浓厚亲中色彩的蔡若莲出任教育局副局长一职。蔡若莲当时任职亲中共的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与内地省市教育部门有紧密联系。联会其时大力推动国民教育，编制了一份惹起众怒的教材──形容中国共产党为“进步、团结和无私的执政集团”，最后激发超过十万人包围政府总部。

近月，教育局推出的基本法教材被批评立场处处维护建制，妖魔化公民抗命，误导学生。有教材称，“搞街头抗争，只反映了一部分香港人民主意识的粗糙和肤浅”，也有教材比拟不伦，扭曲“公民抗命”的意思，例如“富商为了公义，决定不遵守法律对独立屋的建筑限制，私下扩建豪宅，并以公民抗命为辩护借口”。

教材也指公民抗命有可能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大乱，明显教育局已经为其定下立场并向下一代去灌输。在通识科的教学示例中，提议教师应“提示学生宜从正面态度出发，并考虑国家的发展历程及现况”，以免使学生对国民身分认同感有负面影响。

年年轻人在民主运动中都扮演先锋的角色，因此政权要透过国民教育将有机会处于萌芽的民主运动和新一代的独立思考压制下去。在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运动之下，政府虽然被迫搁置国教独立成科，但却暗地里将国民教育分拆斩件推行，例如增加学生北上交流的资源、派中共官员和解放军到学校演讲、中联办幕后策划“香港青少年军”。

习近平七一访港时，对特区政府表示要加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所以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最近亦开腔表示“国民教育一定要做”。随后教育局推出一系列的洗脑教材，内容明显维护建制，令人窥探到国民教育已准备重临。仅仅推行教程并不足够，最近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受归咎教师“反共”而令青年敌视中国。这番言论明显威胁著部分教师，不难想像政府还将会规限教师的教学自主，务求令教师紧缩党中央的教学路线，要达至此目的就要清洗教育部门。

下一次反国教如何胜利？

现在就要准备另一场更反国教运动。社会主义行动呼吁各位同学加入“抗暴青年阵线”，由下而上重新组织起来，抵抗政治打压。五年前，梁振英政府企图强行推行国民教育科洗脑政策，令一众学生与家长不满，尤其是中学生反对的声音与力量最大，引发十二万人日包围政府总部抗议十天，最终成功迫使政府搁置方案。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亦被视为反国教运动的代表，为日后成为香港重要的政治势力奠下基础。当年梁振英刚刚上任，这场壮濶的运动让群众给梁振英一个下马威。

运动需要由下而上

然而，当梁振英表示搁置国民教育，作出些许让步时，反国教大联盟（包括学民思潮和泛民组织）突然未经与群众商讨而解散运动。政府在随后多年不断地尝试将国民教育的相关内容渗透入各科之内，可见2012年的胜利并不彻底。

在运动过程中，教协遏制反国教运动的政治化，不愿意呼应群众对吴克俭和梁振英下台的要求，极力想之置于其控制下。当时的运动绝对有可能继续升级，彻底取消国民教育，并扩大战线至更广大的社会层面挑战政府和制度。学生无从提出独立的纲领和策略，只能依附于泛民和教协的策略之上。

后两者实际上主张与政府妥协，但学生没有与之切割。学民思潮却以维护学运“纯洁性”作为借口，继续只让自己垄断的控制权，拒绝使运动受到群众由下而上控制，窒碍了群众自我组织的发展。群众运动只停留于政总集会的阶段，而未能号召起罢课行动从中进一步扩大学生的组织力，并号召基层群众参与。

私有化阴谋下医疗体系崩溃

今夏爆发的流感高峰期，已经有约360人已因为流感死亡，而在疫潮爆发期间，香港公立医院整体内科病床使用率一直处于104%的饱和水平，部分医院更高达 150%，而急症室轮候时间更加高达15小时。

就算非疫潮时期，香港公共医疗医疗系统一直处于饱和状态。以专科门诊新症为例，最短的儿科也要等约20星期，而最长的骨科更要轮候超过184星期，相当于3.5年！急症室爆棚、看症轮候过长成为了香港医疗的新常态。正所谓对症下药，立刻大幅增加公共医疗资源理应是迫在燃眉的事情。不过，新自由主义的香港政府却大开倒车，推动医疗私有化。

医疗融资、强医金与自愿医保

面对公共医疗资源短缺，政府自2000年代起开始讨论“医疗融资”。所谓的“融资”，实际上就是要社会大众自己出钱，负担起本来应由政府承担的医疗责任。

政府最初提出“强医金”，想仿效强积金那样强迫所有劳动者将部分工资（原本建议3-5%）用来购买私营的“医疗保险”，来应付自己日后的医疗支出。 “强医金”方案后来在社会一面倒反对下不了了之，不过政府的替代方案就是“自愿医保”。政府透过“规管”、“优化” 医疗保险行业，希望鼓励民众购买医疗保险，转而使用私营医疗系统。

因此，无论强医金抑或是自愿医保，说到底政府就是试图让民众增加使用私营医疗服务，变相推动医疗的私有化、商品化，以利保险公司和私营医疗机构。

当然，要让民众更“自愿”使用私营医疗，最阴险的方法就是让公共医疗服务变得更加不堪。这就是为什么去年政府的财政预算案中，削减了2.5亿的经常性医疗开支。 2014年，全港有2.76万张病床，比2003年还少了831张，这是名副其实的紧缩政策。

香港公共医疗卫生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约2.8%，不但明显低于欧美国家普遍达8%至9%的比重，甚至连中国的3.1%也不如。而现时香港有接近1.4万名医生，当中在卫生署和医管局工作的医生，约占全港注册医生总数四成，只有5,000多人，但他们正为全港9成市民提供住院服务，意味这4成医生需照顾全港9成住院病人。单看公立医院的求医人数与医生比例，现时每1,000个病人仅有0.67名公立医生，远比发达地区水平的1000:3要低。

公立医生过少，其中部分原因是政府比私家医院的待遇差太多，不但由于人手短缺而工作压力巨大，而且薪酬亦比不上，每月不问超时多长皆统一津贴为3,500元，没有超时补水。因此，每年公营系统都会流失大量人才到私人市场，这亦是政府可意推动私营化的结果。

停止私有化　医疗民主公营

既然问题的症结在于公共资源太少，为什么坐拥近万亿财政储备的政府却坐视不理呢？归根究柢，资本主义政府与资本财团勾结。假设公共服务妥善并满足社会需求的话，资本就少了一个图利的行业，所以政府要抑公营以利私营，要劳动者把血汗钱上呈给医疗集团与保险公司。医疗私有化的结果，就是买不起医疗保险、负担不起看私家医生的基层病人，长期轮候得不到医治，医疗私有化根本就是杀人的政策。

医疗本身应是民众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社会主义者主张大幅增加公共医疗开支，并开征富人税来提供资金。要立刻增加公共医疗的床位及医生人才，亦需要将私家医院及医疗集团全面公有化，由医护人员民主管控，并从新大量聘请私人执业的医疗人员，才能满普罗大众日益增加的医疗需要。

亲北京政客威胁要“杀死”港独支持者

香港的民主权利正面临一场由亲北京政府精心组织的前所未有的攻击。最近几个月里，当局已经判16名青年活动者入狱，并利用站不住脚的“法律”借口将6名民选议员逐出半民选的立法会。

8月份有十几万人游行反对镇压，但是亲政府阵营也在加紧对亲民主阵营和民主权利的猛烈攻击，特别是对于港独支持者。

随著中国专制镇压加剧并蔓延至香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支持港独，特别是在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六月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25至39岁的群众中有21.9%支持香港独立，比2016年的23.9％有轻微下滑。但显然，建制派和主流媒体将“港独”妖魔化的激烈运动效果非常有限。

香港大部分亲民主政党反对独立。一些较小但较激进的政党虽然采取模糊的立场，将其列为“选择之一”，但没有提出系统性的策略来实现它。

尽管如此，亲政府阵营却不断利用“港独”议题来为更猛烈的镇压提供借口，这与北京当局的民族主义叫嚣有关。

9月份开学时，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内出现了支持港独的横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其他几个大学随后也出现了类似的横幅。在亲北京建制派的压力下，校方强硬地移除了横幅并誓言惩处张挂横幅的人。

号召罢课一天

亲政府阵营将横幅事件当作限制校园政治活动的借口。领导抗议反对打压的学生活动者已经受到纪律处分的威胁，而且校方也在竭力限制学生会的活动。学生以及其他反对派的言论自由、政治思想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基本权利正面临威胁。

校方所采取的措施没有法律依据。香港目前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宣传或讨论港独。但这显然是统治阶级中更疯狂的一翼所想要改变的。

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坚决捍卫学生和所有其他团体的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就像在此刻的巴塞隆纳，我们认为讨论独立是民主权利，而不是犯罪。为抵抗新的打压，学生要在校园内积极组织起来。大学生罢课一天会是对政治打压的最有效回应，因为可以通过罢课发动进一步的群众抵抗。正在动员罢课以捍卫加泰隆尼亚的民主权利的西班牙学生联盟为我们提供了镜鉴。

利用支持独立的活动者（例如香港“本土派”）为镇压提供借口，是中国当局惯用的伎俩。取消六名民选议员的资格、推翻去年9月的选举结果，就是从踢走青年新政（一个小规模的右翼种族主义团体）的两名本土派议员开始的。政府通过打击这两人来试水，而事实证明两人丝毫没有抵抗的准备。

看到公众没有强烈反应，而且主要的泛民主（自由资产阶级）政党袖手旁观，建制派便有信心扩大攻势。它把枪口转向激进泛民派，清洗掉社民连的“长毛”梁国雄等另外四名立法会议员。

蓝丝集会

9月17日星期日，支持政府的“蓝丝带”（包括一些黑帮）组织了一场集会。这些就是中国和香港政府用来（有时是雇来）骚扰和恐吓民主运动的力量。他们未来有可能变成身披中国民族主义旗帜的准法西斯势力。

在这次集会上，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等亲政府人物叫嚣要“杀死”支持港独的活动者。何君尧补充说：“杀猪杀狗没什么大不了”。律政司后来声称，何君尧的公开言论并不是煽动暴力！可是与此同时，和平的民主抗议者却因所谓“煽动暴力”而坐牢。

何君尧也在对2013-14年“占中”运动的著名人物、自由派教授戴耀廷进行政治追杀。何君尧认为，不应该允许戴耀廷在香港大学教法律，因为他宣传公民抗命。何君尧发起一项要求开除戴耀廷的联署，据称有8万人签名。

另外，戴耀廷也因为与2014年雨伞运动有关的指控（包括“串谋公众妨扰罪”）而在9月19日星期二受审。开审次日，戴耀廷和另外8名伞运活动者在法庭上被指控了更多罪名。

戴耀廷和另外8名共同被告可能会被判入狱。监禁判决正变成香港政治审判的“新常态”。香港高等法院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中国当局的镇压机关的一部分。在这些最新的案件之前，已有16名青年活动者于8月份被判入狱，刑期高达13个月。另外还有至少40宗政治审判秀正在准备之中。政府意图将民主斗争斩首，特别要消灭其中最激进的成员，例如社民连和以学生为主导的香港众志。

中国的麻烦

中国独裁政府指挥的香港镇压，与对内地异议人士更为残酷的打击相呼应。

香港是一个“半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相对自由的新闻传播、部分公开的选举以及集会和言论自由等权利是数十年来的群众斗争赢得的。虽然选举制度会保证建制派在立法会中占多数，但在本届立法会选举（2016年9月）中反对派政党和团体的席位得到增加。这成为政府开始系统性反扑（政治反革命）的启动信号。现在就连泛民领导人也说香港已经变成了“威权统治”。

北京显然担心香港的群众民主斗争可能会扩散到中国大陆，进而激发内地群众对民主权利的要求。尽管中国当局对外展示其巨大的权力和经济实力，但“共产党”党国及其“核心领导人”习近平面临著一系列可能造成毁灭的挑战：如山的债务负担、迅速恶化的社会不平等状况、全球紧张局势加剧以及爆发群众骚动的可能。

当局害怕香港顽强地捍卫民主权利（就像今年8月20日多达十四万人游行声援被判入狱的青年活动者那样）可能会引发全中国的政治剧变。

社会主义者谴责当局迫害戴耀廷等泛民主政客和活动者。我们发起了多场抗议反对香港的镇压，而且也在组织一场全球运动声援民主斗争。我们正在准备全球抗议日的活动，时间是10月12日星期四，也就是反对派议员被取消资格的一周年。socialistworld.net网站将持续报道运动的最新进展。

但同时我们也指出，不幸的是亲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民主派已经一次又一次地遏制了群众斗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害怕更“激进”的力量会夺得领导权，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的“温和”立场能够赢得一些民主让步并同中国独裁政府达成协议。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如今前所未有的镇压表明，与独裁政权达成“协议”的唯一可能就是彻底放弃香港的民主权利。

只有战斗性的群众斗争才能打败目前的猛烈镇压。斗争要想成功，就需要以完全民主的制度取代中国和香港的独裁统治，但只有与腐败的资本主义和1%亿万富翁的独裁统治果断决裂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理大同学：举办论坛可能会受校方处分

9月21日，理工大学的学生组织“理事庭”举办“威权下的大学管治”论坛，邀请了四位嘉宾，包括法律学者戴耀廷丶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丶岭大校友关注组郑司律丶理事庭成员郑国汉。

郑国汉同学表示，因为举办这场论坛可能会受到校方纪律处分。单凭这点已可以证明威权统治早已在校园出现。台下多名学生亦表示大专院校的自由空间比两三年前收窄了很多，例如有理工大学同学因为张贴反对取消议员资格的海报而被校方施压。

张超雄表示，法院取消了18万张选票，是一场小型政变。他认为虽然港独离现实很远，但大学不可能禁止讨论。戴耀廷正被建制派政客威胁，因为发起占领中环而要革除港大教席。他从法律观点解释，即使廿三条立法后也无法律依据禁止讨论港独。此外，他表示虽然基本上认同香港正步入威权统治，但却未肯定香港是否已到了这个阶段。

社会主义行动成员在台下发言时，表示认同台上嘉宾所说立法会发生了一场政变，香港的确正进入威权统治，白色恐怖正蔓延至校园。但程度如何仍未有答案，视乎这几个月的群众斗争的力量。如果群众斗争力量大而有组织，可以阻挡政府，相反香港甚至可以进入全面独裁。他引用加泰隆尼亚例子，当西班牙中央政府警察暴力打压独立公投后，学生会将发动罢课反击，而香港学生可以从中借镜。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理大学生讨论港独丶举办政治论坛的自由。我们支持理大学生的抗争捍卫民主权利。

打倒威权统治！抵抗政治打压！

重建民主斗争，但运动若要胜利，方向一定要改变！

以下是社会主义行动在香港十一游行中派发的传单内容。4万人参加了这场游行，反对镇压，声援政治犯。

香港已进入威权专制的时代，迫切需要一场有力的斗争进行反抗！中共与林郑月娥政府发动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压，我们一定要重建民主斗争，否则民主权利会大大倒退！林郑月娥所讲的“修补撕裂”是欺骗群众的。她只是中共的傀儡，必然会听令于中共打压民主权利。中共需要一张温和面孔，掩饰其最严厉的专制政策。我们不要对她抱有幻想，也不要被她愚弄。社会主义行动认为民主运动要清晰表达一个诉求──林郑立即下台！

白色恐怖从社会蔓延至校园，政府和校方大兴“港独”文字狱，犹如先在学校推行廿三条立法。无论是否赞成港独，我们都要捍卫言论自由，高呼讨论港独无罪。学生一定要组织起来发动抗争！如果学生发动全港大罢课一天，可以向大学审查机器及蓝丝打手发出有力的警告──我们不会将民主权利拱手相让。

不但是袁国强本人，整个司法制度现已被中共控制。我们不能幻想司法制度会为我们捍卫民主权利，现在要靠的是群众斗争！政府害怕群众，害怕专制政策会激起新一波运动爆发，就如2014年那样。8月20日出现了雨伞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令政府内部出现犹豫和分裂，因为对于推动专制政策的速度和力度出现分歧。

如何挑战香港的新威权政府？

重建民主斗争是捍卫我们权利的唯一方法。8月20日的游行展示了潜力。我们今天再次上街，但下一步如何走？但单单像一些泛民代表所说的“坚持下去，等待转机”是不足够的。港人一次又次证明，他们愿意响应号召，支持群众行动。一场崭新的民主运动需要处理以下三点：

• 基层劳动者和青年的群众斗争，是打倒专制政权的唯一力量。罢课罢工是抵抗极权的最有力丶最重要的武器。香港民运领袖从没有尝试过丶甚至没有好好讨论过罢课罢工；

• 民主斗争一定要蔓延至香港以外的地区。可惜的是，无论是泛民还是本土派都想将民主运动限制在一个城市里，但历史上从来没有反专制运动在一个城市之内胜利。香港的运动若果要成功，必须蔓延至中国大陆，与内地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连结起来，共同独裁政权与资本主义制度。这场斗争甚至不只是全中国的斗争，而是一场国际的斗争；

• 中国和香港的经济由权贵操控，需要专制政权来捍卫它。梁振英就承认过，不可以有真普选因为不能让穷人有权决定政策。因此，民主斗争也是一场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丶一场争取工人阶级替代方案的斗争。

我们能否打倒中共独裁体制？

若要胜利，香港民主斗争一定要清晰了解其任务：打倒中共政权。否则就要接受今天香港威权统治的现实，出现更多政治犯丶更多选举操控丶更多政治镇压。中共独裁者永远不会自愿放弃对香港的控制权。历史经验证明，民主权利不是赋予的，而是夺回来的。可惜的是，泛民主派只想与中共妥协，寄望中共会自我改革丶自愿让步。他们想限制运动的规模，避免运动过于激进而失去他们的控制。但世界历史证明，独裁者只能被推翻，而不能被“教化”。

但是一个人口750万的城市，如何对抗世上最强大的独裁政权呢？唯有将斗争蔓延至香港以外。社会主义行动是国际主义分子。若要胜利，我们一定要明白香港的斗争不只是香港的事，而是全世界对抗1%富豪的专制统治。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中国和香港这麽多亿万富翁身居政府职位。中港两地都存在爆炸性的社会危机。中国群众与香港人忍受著同样的苦困，包括政治打压丶长工时丶剥削丶居住危机和污染空气。所以事实与香港本土派所讲的相反，内地群众是香港人的天生盟友，可以联合起来斗争，共同反对独裁政权和资本主义。

香港本土派从来不认清现实，他们反对内地人的族群歧视丶反对团结性的六四集会（指中国民主与香港无关）等立场，对民主斗争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现在运动中有一股渴望“团结”的情绪，甚至那些之前“不可调和”的本土派也开始谈起团结。虽然我们希望团结，但不能因此而放弃讨论本土派的政治立场对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包括族群歧视丶山头主义丶支持右翼新自由主义政策等。

罢课罢工曾经创造历史

香港民主运动至今尚未取得胜利，另一原因是单靠游行丶甚至占领都不能成功，而要有更有力的斗争武器──罢课罢工。我们要从加泰隆尼亚和西班牙现正发生的事件中汲取经验。在当地的劳动人民和青年，不论是西班牙人还是加泰隆尼亚人，都联合起来斗争，争取举办独立公投的权利，抵抗西班牙中央政府的中共式暴力镇压。在9月28日，西班牙和加泰隆尼亚的学生，在社会主义行动在西班牙的姊妹组织“革命左翼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大规模的一天罢课，抵抗政府的镇压。

有组织的罢课罢工是最有力的抗命武器，一旦拥有经济权力的工人阶级发动罢工，可以有效瘫痪政府和经济的运作。因此，罢课罢工无论在今天的加泰隆尼亚，还是多年前在南韩丶巴西和南非的反专制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如果出现罢课罢工，也会撼动香港和中国政府的心脏。

资本主义与威权统治密不可分

香港的财团与中共独裁体制有共同的利益，他们希望专制制度会帮助他们击溃群众运动，也希望更大力控制政府，推动更多亲商政策，例如最近林郑就为财团大幅减税。所以，若果民主运动要全面胜利，就一定要打破资本家对政制的操控丶以及对经济的操控。

如果争取民主而不挑战资本权力，就相当于绑起自己一只手与人打架。要做到如此，就要将政府的政治打压与重判政治犯，与为财团保驾护航的恶行连结起来，例如建制如何反对租金管制丶八小时工作制及全民退休保障。社会主义行动主张工人阶级替代方案，向富人徵重税丶每年兴建公屋五万间，将大财团和银行收归民主公有，摆脱财团的经济操控。在中国和香港，我们要一个由劳动人民选举产生的新民主政府，推动社会主义的政策，以取代暴虐的极权资本主义政府。

如果你认同社会主义行动，请加入我们。历史是在我们一方的！

至少二十国发起抗议，声援香港政治犯，反对取消议员资格

Lorenzo Rodriguez是墨西哥“独立民主农场劳动者工会”的总书记，有份参与今次联署，反对香港的政治打压。“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的联署者，包括爱尔兰国会团队“Solidarity-People Before Profit”的六名议员，还有从印尼到美国等十多个国家的社运分子，当中包括了现任议员、政治异见人士、以及政治犯的家属。

联署信表达了“声援香港、中国乃至全球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也批判“法院沦为政治镇压的工具”。联署是10月12日起全球声援香港行动的其中一环，也是非民选的港府开始清洗立法会、取消六名议员资格的一周年。

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主席邓美晶是行动召集人之一。她就事件背景解释道：“政府取消了议员资格后，就开始对香港民主运动发动了一连串前所未有的攻击。今年政治审判越来越多、重判示威者，并多番打压言论自由。”

政治犯

“但香港也出现了大规模示威反对镇压，像是在8月20日，在16名社运青年被判入狱13个月的几天后，有超过10万人上街，震惊了香港政府。

她说：“只有群众反抗才能停止镇压，但是香港的斗争也需要国际支持。国际声援也可以改变香港民主斗争的愿景，使运动不再聚焦在香港一个城市。为了赢得胜利，现在愈来愈需要将斗争全球化，尤其是是我们正在对抗的是全球最大的独裁政府。”

16人在2016年曾被判社会服务令而毋须入狱，但政府在八月覆核刑期，使16名社运青年被判入狱，令他们成为香港的第一批政治囚犯。

越来越多的政治审判

另外20名社运人士被控于雨伞运动中占领旺角时违反法庭禁制令，将要上庭受审。这20名答辩人之中包括了社民连与香港众志的成员，恐怕当中至少数人将被判入狱。建制派的目的是将示威罪名化，令民主运动噤声。这是中央政府给予港府的政治任务。

香港与中国

“这场全球声援行动也将香港民主斗争扣连至中国。”邓美晶再说：“如果中国的体制不改变，香港根本不可能赢得真民主。只要一党专制还存在，香港就会从所谓的“局部民主”转向威权政体。”

她说：“镇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国政权害怕香港的民主抗争会蔓延至中国大陆。所以某方面来说，他们也让我们知道，如果要反抗政治镇压就需要做什么。”

代表左翼组织、工会和社运的抗争者，将会在伦敦和布鲁塞尔等城市的代表港府的机构，例如中国大使馆与香港经贸文化办事处，进行抗议。

邓美晶：“在10月12日，将会有横跨各大陆的20个城市举行抗议，当中包括科伦坡、温哥华、维也纳、莫斯科、柏林、里斯本与吉隆坡。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期望运动会一直发展下去。”

视频《反对港府政治迫害》

10月12日，全球有23个城市发起示威，反对港府的政治打压。这场运动由“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组织，而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成员在推动运动开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多个国家的左翼社运分子、议员和工运领袖一同进行了网上联署。

从三藩冲、温哥华到科伦坡和吉隆坡，都有声援人士在中国大使馆或香港经贸办事处外举行抗议，要求港府释放所有政治犯、停止操纵选举，并让被取消资格的民选议员复职。

10月13日，香港法院宣判了另外20名伞运人士有罪。被名因为在2014年雨伞运动中旺角占领区清场时违反禁制令而被指控藐视法庭，当中有许多人可能会像之前那16名社运青年一样被判入狱。

“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发布了上面的短片，由社会主义行动邓美晶和社民连长毛主讲，观看量已达数万次。

二十国抗议 反对港府的政治打压

10月12-13日，“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发起了20个国家丶22个城市在中国大使馆以及香港经贸办公室外举行抗议。这是历史上最广泛的声援香港民主的行动。众多城市举行抗议，包括台北丶科伦坡丶伦敦丶柏林丶维也纳丶布鲁塞尔丶墨西哥城丶里斯本丶斯德哥尔摩丶巴黎丶纽约丶旧金山丶芝加哥丶吉隆坡丶墨尔本和温哥华。

印度邦加罗尔的示威者无视警察禁令，坚持进行抗议。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由于法例不容许一人以上的抗议，严厉打压表达自由，所以只有一位勇敢的年轻女示威者在大使馆外抗议。

10月13日，“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在立法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向香港记者公布了各国的抗议状况，并发表了声明。三位爱尔兰国会议员（Paul Murphy丶Ruth Coppinger和Mick Barry）录制了影片，强调今次不是一次性的抗议，而运动只是刚刚开始，并将会向港府施加更大的国际压力。声援运动的香港支持者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段影片，在三天内就有超过2万次观看量。

“我们清楚看到香港走向威权统治，这个趋势实在令人不安。”Paul Murphy在记者招待会的影片中说道：“6 名议员在 2016 年选举中赢得了议席,却被褫夺资格，包括像‘长毛’这样的资深民运人士。今次分明是选举舞弊，推翻对政府不利的选举结果。”

组织声援运动的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主席邓美晶表示，香港最近的政治打压是史无前例的。她解释说：“各国的左翼议员丶劳权分子和工会代表组织了一系列国际声援行动，帮助我们发起这场运动”。当媒体问到国际声援取得什麽成果时，邓强调现在只是运动的开始，政府完全有理由担忧政治打压会引起全球的关注和批评。她说，全球的基层组织和平民表达声援，可以鼓舞香港群众继续反抗打压，也能鼓舞中国群众反抗中共独裁统治。

政治犯

出席记招的还有社民连前议员梁国雄（长毛），以及四名现任议员，包括工党的张超雄丶社工复兴运动的邵家臻等。声援运动要求释放香港的政治犯。港府断然否认香港存在政治犯，但利用法院重判社运人士入狱（包括许多社运青年和伞运人士）显然是出于政治目的，是为了打击民主运动丶禁止群众抗议。政治清洗的主要对象是民主运动中较激进丶较愿斗争的派，例如社民连和香港众志。

10月13日（五）再有20名社运人上庭受审。被告因为在雨伞运动中旺角占领区清场时，违禁制令而被指控藐视法庭，结果全部被判有罪。在香港高压气候之下，判决结果是意料之内的。法庭将于下周宣判刑期，相信20人里大多数会被判入狱。

媒体报导

《苹果日报》丶《东方日报》丶《南华早报》和美国政府的喉舌《美国之音》也作出了报导，连结请见文末。“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也发起了联署，有超过15个国家的议员丶左翼政党和工会分子参与联署。联署者亦包括西班牙和马来西亚的全国学生组织领袖。声援运动呼吁更多人联署，尤其是参与群众斗争的个人和组织。.

邓美晶说，寻求全球工人和左翼组织支持是自然不过的，因为建制政党和亲资政府都支持中共政权，与独裁者合作。Ruth Coppinger在影片中也表达了相同意见，她说：“各国政府对中国当局的批评少得可怜，因为他们更看重商业利益，而非人权和民主。”

巴西：工会联盟抗议香港的政治打压

巴西工会分子在10月13日（五）投票赞成支持“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左翼独立工会联盟（CSP-Conlutas）在圣保罗州苏马雷市举行了全国大会，约有2千名代表参加。大会投票赞成签署“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的联署信。联署信要求香港政府释放所有政治犯，并让被取消资格的议员复职，同时也指出：“正当法院沦为政治镇压的工具时，政府却讽刺地高举‘法治’”。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成员、代表教师工会的Jeferson Faccin动议大会支持联署。与会代表举手通过动议后，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300万成员

CSP-Conlutas由250个组织组成，代表约300万名巴西工人，其成员包括制车业、金属业、建筑业、交通业、教育界、医疗界和银行业的工会，也包括无地农业工人和无家可归者的群众组织。“有拉美第一大国这个重要的工人群众组织支持我们，实在令人非常高兴。”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主席、“全球声援香港”运动的召集人邓美晶表示。

“我们昨天成功发起运动，组织了全球20个国家抗议中港政府的打压，现在就得到了一场民主大会的表达的声援。”邓美晶补充道：“面对中港民主权利大倒退，各国亲资政府都不敢作出批评，十分可耻。巴西工会对我们的支持，证明全球工人阶级才是我们的盟友。”

“纪念被遗忘孩子”游行　抗议政府忽视学童自杀

防止学生自杀民间联席及家长联盟昨（22日） 发起“纪念被遗忘孩子”游行 ，抗议政府忽视学童自杀问题。

约百人举起写有过去两年间74个学童自杀日期的黑布，赤脚由立法会游行到特首办，以悼念过去两年自杀的学生。社会主义行动亦有参与支持。

大会的诉求包括希望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处理学童自杀问题丶落实休整日丶及小学社工常规化。发起人立法会议员邵家臻表示，希望林郑月娥正视，而非忽视问题。家长联盟亦于上周发起联署，谴责林郑月娥及劳福局局长罗致光漠视学生自杀的言论，至今已经有超过120个团体及超过4000人参与联署。

现为小学社工丶也是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权益及投诉主任的陈虹秀指出，现时教育局没有小学常驻社工的规定，而即使部份小学有社工，也形同“打杂”，会被指派分担其他工作例如代课丶监考丶派饭等，而且一班有太多学生，连记住他们的名字也很困难，令学生得到的支援很不足。

参加游行的麦小姐指，是教育制度的问题令这麽多学生自杀。她身边朋友的子女每天都有很多功课，周末也要做，时间比成人上班还要长，而且课程愈来愈难，往往小二丶小三的题目连家长和朋友也不懂。她希望废除小三BCA。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此次游行，同时认为必须大幅增加公共教育开支，实行小班教学丶并对社会制度实行彻底的变革，才能改变现时对学生压迫性的制度，给予儿童及年青人真正有希望的未来。

【香港立法会公听会】儿童贫穷问题严重

11月4日早上，立法会内举行“儿童权利小组委员会”的公听会，讨论香港贫穷儿童的人权状况。社会主义行动与社会民主连线（社民连）趁此会议举行前，于立法会外发起抗议行动，要求政府正视跨代贫穷丶捍卫儿童权利，大幅增加教育和医疗开支丶开徵富人税和抗议政府漠视儿童发展等。抗议行动上有社会主义行动的难民成员和他们的子女一起参与。

社会主义行动主席邓美晶指出，香港政府实行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制造更多的贫穷问题，受贫穷困扰的不止本地家庭，在港滞留的难民更是被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所害，有七岁的难民儿童不能上学读书，那些原本可以助儿童就学的金钱被政府虚耗至建设大白象基建上，实在令人愤怒。社民连徐可仪就指有儿童在劏房内成长根本难以接受，呼吁要捍卫儿童权利。

在“儿童权利小组委员会”公听会上，多个部门如劳工及福利局丶社会福利署丶学生资助办事处（学资处）等都有派官员出席，但除了前身是民建联党员的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徐英伟在职权上较为有代表性外，其馀都只有一些主任和经理出席。社会主义行动主席邓美晶丶两名成员和两名难民成员都积极发言。邓美晶指：“香港实行的极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贫穷的根源，少数的有钱人利用这个制度剥削大多数人来赚取利润，普罗大众就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儿童就是制度下的受害者。”“香港所谓的十五年免费教育只是一个神话，特区政府声称今年会落实十五免费教育，让公众有优质的幼稚园教育政策，但原来只是涵盖部分幼稚园，换句话说并不是免费，是欺骗公众！”她续指出没有公营幼稚园服务下，私营的幼稚园每年加学费，令基层父母要每月缴交二千七百多元学费，根本难以负担。

成员Nathan 表示香港公营医疗被批抨为第三世界落后国家，两成儿童根本不能负担医疗开支，公营医疗服务恶劣，基层工人根本无时间精力虚耗在散慢的公营医疗，最终被迫使用昂贵的私营的医疗系统。

另一成员 Griffith 提到乐施会和中文大学的研究报告，约三分二的贫穷家庭面对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情况。贫穷家庭已经需要从所馀无几的积蓄里，去抉择应花在购买食物还是购买药物之上了。

成员 Juriyah 是一名难民，育有一名就读幼稚园二年级的五岁女儿。她向著官员说：“我们被迫依赖政府的经济援助，因为难民并没有工作权利。那些援助只有每人每月 1,500元，1,500元可以在港找到什麽样的居所？我住在深水埗少过100呎的劏房内，每月的月租需要4,700元。你教我如何可以负担？”“每月的幼稚园学费需要2,800元，而学资处处经常延迟三丶四个月批出拨款，因此我常常迟交学费，我怎麽可能有钱先缴交学费？女儿因此差点被赶出校园而不能读书。”她要求学资处将一整年的学费批出，那可以纾缓她在经济上的困扰。

另一位成员 Mira 亦是一名难民，育有三名子女，其中最小的是4岁的女儿，正在就读幼稚园二年级。Mira 与 Juriyah 遇上一样的情况，学资处经常拖延批出学费，令女儿差点失学。Mira 说：“儿童应该有权利去读书学习，但贫穷家庭就没有这样权利。”“我的儿子很爱阅读，但常问我为什麽他不能在公共图书馆借书，我也不知如何回答！公共图书馆是不容许难民借阅书藉的，那如何谈儿童权利？”“社会福利署应该增加我们的租金和食物援助，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政府做不到，那就给予我们难民工作的权利！我们都想用自己双手养活自己的子女！”

Mira 旁边站著一名6岁的印尼藉难民女童，会议主席指示她可以发言时，她说出了短短五个字：“我想有书读。”，顿时整个会议变得鸦雀无声，震撼在场每一位参与者的心灵。这名女童名字是 Olivia，她因为没有钱交学费而被踢出幼稚园，自此没有机会上学读书，连最基本的读书写字也不会，她的个案突显出政府对贫穷家庭儿童的打压。

社会主义行动强烈谴责社会福利署和学资处对贫穷儿童权利的打压，一直无视他们家庭面对种种的贫穷压迫。我们认为这个公听会十分重要，因为它可以为受压迫的基层巿民得到一个发声的渠道， 有助于建立一个对抗腐败官僚和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平台。

社会主义行动将会继续跟进事件，未来定必掌握每一个可以为工人阶级争取到更好权利的机会，以此为目标。

2017：镇压之年

由于亲中共的港府对于打击民主的行动正在迅速升级，因此我们发起了发起“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以突显事态的严重性。

社会主义行动与几个国家的左翼组织和工运分子讨论过后，发起了这场运动。旗下的政党和组织遍布40个国家的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为运动提供了重大的帮助。

在2017的严酷镇压中，6名议员被不民主地取消资格，让建制派得到“超级多数”，得以改写立法会的议事规则，以对自己有利，完全违背2016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中选民的意愿。去年选举，投票率是20年来最高，建制派遭遇了严重失利，反对派政党总共得到60%的选票，高于2012年的56%。

激进派面临清洗

建制派清洗立法会，并不是因为什么“条例”或者“誓词”。这些只不过是中共和港府用法律制造烟幕而已。其真正的目的，是打击民主斗争中最激进的派别，例如“长毛”。但他们的计划不会得逞，反而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增加公众对于“激进派”的支持。

由于害怕群众的激进化会从香港蔓延到内地，北京向港媒体施压，使之日趋成为一党专政的传声筒。2017年，“无国界记者组织”将香港的新闻自由排名降到了180个国家之中的73位。自2002年以来，香港的排名从全球第18位逐年下降。

政府的打压手段之一，就是愈发公然地操纵法庭。在陆续有来的政治审判案中，可能会有更多社运人士变成政治犯。今年8月，律政司称225人因雨伞运动而被捕的案件，已经或正在进入司法程序。其中有至少48名著名社运人士，包括戴耀庭等“占中”领袖。

以法治之名

政府打著“法治”的幌子，故意加重对这些著名人物的指控，从最高刑期达五年的“非法集结”到最高刑期达七年的“公众妨扰”。政府推翻了法庭对黄之锋和罗冠聪等16名青年社运人士的裁决，使法庭改判成入狱以收威摄作用。阻吓民众参与示威之心可谓路人皆见。

人权观察组织警告说：“律政司异乎寻常地要将社运人士判囚，不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其背后隐藏著怯懦的政治动机，即阻止[黄之锋和罗冠聪等人]进入立法会，并遏止未来的抗议。”

这一说法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政府所针对的不只是香港众志的领袖。政府通过相同的手法阻止其他人参选，例如被改判入狱13个月的社民连成员黄浩铭。政府的计划是将较为激进的泛民政党和团体筛走丶取消资格，并从财政上扼杀他们。但是，群众抗争能够而且将会打败这一专制阴谋。

释放所有政治犯，撤销所有示威者控罪！
抗议取消民选议员资格——通过2018年补选建立群众抗争，抵抗政府打压！
全球基层团结起来——资产阶级政府和政客已被中国独裁政府收编，只有人民站在我们一方！

海外同性伴侣上诉得直，获居港签证

在英国注册民事结合的女同性恋者QT控告香港政府性向歧视，法庭于9月裁定她们胜诉，在外国注册的同性伴侣可以收养人名义获得居港签证。

案情指QT与SS早年于英国注册民事结合，获得相当于婚姻的权利及法律地位。其后SS获本港公司聘用来港工作，入境处6年来却多次以不承认同性婚姻的理由拒绝批准其伴侣QT以受养人身分获得签证。其伴侣多年来只能以旅游签证留港，期间没有工作权。

今次QT案件上诉得直，固然令人欣然。不过，对于整个同志平权来说只是一个小胜利。首先法庭的判决只承认外国同志伴侣可获得留港签证，并清楚指出这并非“本港承认婚姻”独有的权利。判决变相重申了港府不承认同性婚姻的立场。

再者，裁决的影响范围狭窄，受惠的只是非常少数，只包括申请受养人资格外国同性伴侣。本地的同志伴侣完全不会受惠，其婚姻权利依然不受任何保障。而就算法庭会保障在海外注册婚姻的同志，也只有较富裕的同志才能受惠，对负担不了到外国结婚的基层劳动者同志来说根本遥不可及。

虽然连同今年4月的公务员同性伴侣享配偶福利的裁决，法庭在同性伴侣权利上看似比较“开放”，但是政府与建制立场依然强硬，不但不承认同志的婚姻权利，甚至连性倾向歧视条例也反对。

如果没有群众斗争的话，单靠法庭司法覆核争取同志平权，往往只能“挤牙膏”式地逐项逐项地赢取个别同志权利，亦只有少数同志有足够资源可以提告，政府却可花费大量公帑不断上诉，令问题一拖再拖，证明单靠司法去挑战政府的方法并不足够。同志的平等权利是政治权利，跟民主权利一样，更重要的其实是议会和法院外的群众抗争，包括在街头上游行以至在职场上建立工会。在欧美丶台湾等地同志平权的进步都是多年来政治和工人抗争的结果。

同志运动应勿忘初衷，同志游行不应是商业化的嘉年华，而是一场政治运动，并应作为民主斗争的一部分，联合劳动者和所有被压迫者的议题和抗争，共同反抗父权资本主义。

威权统治是不可持续的！

在林郑月娥上任以来，政治打压不断加强，香港走向威权统治的局面。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表现强势，在国内将权力集中于一身，强化国家镇压机器，亦在大会上表示“牢牢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全面管治权”一说出自2014年国务院新闻办的一国两制白皮书，当时很多中共打手还刻意掩饰其重要性，指控反对群众“上纲上线”，但今天这句话已公开成为中共对港的统治方针。

政治清洗各部门

政府重判政治犯丶推动国歌法和一地两检，除了是明刀明枪的硬性操控，也要潜移默化地使意识较落后的港人对中共统治麻木，习惯听到国歌肃立丶公安长驻香港。此外，在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之后，建制派势要将立法会变为另一个人大。最近全国人大常委副秘事长李飞访港，公开强调廿三条必须立法。中共的统治逻辑是企图一劳永逸地消灭香港民主运动，以为这样日后就无后顾之忧。这一做法可能短期之内可以收效（尤其因为泛民主派完全逃避斗争），但这只会将民愤积累下去，未来会爆发更大规模丶更激进的民主斗争。

政府发动议会政变后，威权之手将会遍及更多部门，包括学校丶法庭丶公务员系统等等。政府下一个目标明显是学校。中共鹰犬丶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就警告过“学校太多反共老师”。愈来愈多校方受建制压力下执行政治任务。除了国民洗脑教育，教师授课的内容也会受到政治审查，尤其在通识及历史科。最近50间学校强制要求学生收看李飞访港的记者会直播。可惜的是，香港最大教师工会的领导正沉醉于与林郑的和解，完全没有表达抗议，最近更支持特首的施政报告。

此外，政治打压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劫贫济富，因为亲资政府准备在经济危机来临时掠夺工人阶级的财富。为了可以更迅速丶更鬼祟地通过有利财团丶打压穷人的政策，建制派将于12月修改立法会的议事规则，其中一招是削弱财委会的权力。虽然反对派本来也没可能透过财委会阻挡政府的法案，但改例后连质询和拉布的权力也会被剥夺。失去了财委会这个揭露丶拖延大白象工程和输送利益政策的重要平台，将会少了一个动员丶凝聚群众的焦点。

林郑月娥刻意将政治清洗和“打港独”的工作外判予律政司丶法院及建制党派和政客，以免自己要为此负上政治责任。但这种欺骗技俩长远并不会成功。虽然最新民调显示，市民对现时特区政府表现满意率比梁振英时期的负净值高一些，但也不过为16%。11月她发表了“公屋八万间封顶”的言论，企图测试群情却遭触礁，即使迅速道歉收回言论，民望也立即下跌。可见，群众的怒火在地下中燃烧著，政府的失策失言随时可以成为引爆危机炸弹的导火线。

统治阶级现分歧

中共和港府猛烈的政治打压不代表统治稳定或得民意支持，反而反映出中港资本主义深刻的危机。建制派不同阵营为保障自己集团的利益而出现统治方法──例如政治打压激烈程度──的分歧，因为部分建制派也害怕太大力打压会引起民意反弹。香港疯狂的打压明显是由中共命令的，但有些政治任务连香港统治阶级也感到为难。例如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健也对国歌法感到惊讶，更直言“我想林郑都未必很清楚”。全国人大范徐丽泰等强硬派主张国歌法要有追溯力，而叶刘淑仪则反对。社会主义行动对于较“温和”的建制派并无幻想，而是想指出统治阶级分裂证明他们并不是势不可挡，群众组织反抗是有可能撼动他们的。

威权统治是不可持续的，猛烈的政治打压将会伤及政权本身。中港独裁资本主义是可以打倒的！我们需要的是将运动升级，发起罢课乃至罢工，真正打到专制政府和支持它的富豪精英们的痛处。

政治迫害尚未完结，需要组织群众斗争

在东北十三人和双学三子被判囚之后，二十名社运人士因为在2014年11月雨伞运动旺角占领区清场时违反禁制令，被控刑事藐视法庭并且全部被裁定罪成。另有十五人因为同一事件和同一罪名将于明年五月受审。在那次暴力清场行动中，共有159人遭警方拘捕。一系列事件都证明香港的司法系统已经成为中共独裁政权和傀儡港府用来打压民主运动的工具。如果没有有力的群众反击，就会有更多的镇压到来。

政治犯继续涌现

统治阶级一方面猛烈进攻，但同一时间可以看到他们也害怕群众愤怒会再反弹。目前终审法庭批准了黄之锋丶罗冠聪和周永康三人就重夺公民广场案的上诉，并让三人保释出狱，这是法院自七月连串政治打压以来最大的妥协。这与其他政治检控案件形成对比，说明政府和法院忌惮对三人过于苛刻的打压会造成民意反弹，以免群众情绪再次像8月20日那样出现反弹，甚至会形成更大规模和更高阶的抗争。今年下半年的政治打压发动以来，有很多讯息都看到建制阵营内部就打压的强硬程度出现分歧。历史上可见强烈镇压最终会引致统治阶级内部分裂，这也会鼓起群众反抗的信心。

林郑月娥继续装扮成大和解的特首，把所有政治打压的任务外判予法院丶建制派政党和中共在港机关，企图欺骗群众丶软化抗争力量。现在温和泛民领导继续沉醉于与林郑政府大和解，完全没有准备发动有力的抵抗行动。激进民主派实际上站在运动的领导位置，尤其凭藉三名政治犯目前的号召力，可以召集所有真诚抵抗威权统治的组织和个人召开群众大会，制订下一步具体的斗方案。

可惜的是，黄之锋等人至今尚未就目前的斗争提出任何方案，而只是集中提及自己在监狱内的个人经历。虽然在监狱内为囚犯权利而斗争也是重要的，但目前整场运动的路向才应该是焦点。周永康的立场更是后退至温和泛民的立场。他提出在人大831框架和真普选之间寻求折衷方案，例如将提名委员会和功能组别民主化，甚至还说到“从官员的角度作思考”。中共的假普选框架就是为了反民主而制定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指望将它民主化。

一系列镇压香港民主运动的行动是由中共和习近平指挥的。这个被称为“自毛泽东以来权力最大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中国大陆推行更严酷的高压统治。他担心香港群众的抗争会点燃内地工人和受压迫者的反抗，这将意味著中共甚至中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垮台。他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全面管辖权”就是一个例证。他决心彻底消灭香港的民主权利，在香港实行像内地那样的专制统治。

行动需要升级

抗争是民主运动的唯一出路，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单靠游行并未足够力量抵抗政治打压，群众正渴求将运动升级的方案。所以我们需要的是通过组织罢课乃至罢工将斗争升级，真正打倒建制和它背后那些大富豪的痛处。而且这场斗争必须联系到反资本主义，因为那些掌控经济民生的资本家正是现在这个不民主制度的受益者和坚定支持者。只有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让劳动群众自己管理整个社会。

20名占旺被判有罪者包括四名社民连成员，包括已在囚的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本刊请到社民连秘书长陈宝莹，访问她对现时民主抗争的看法：

她认为现在已进入威权统治，“政府以法律及其他手段制造寒蝉效应，如教授被威胁移除教席丶立法会选举以确认书筛走激进派。可能未来只能选温和派。政府明显是打压社民连这些站在最前线的‘出头鸟’。”但她无悔抗争，呼吁社会更多人站出来。

“政府三番四次用警察丶黑社会清场都失败，所以最后利法庭的权威来迫伞运结束。”陈宝莹分析香港政府针对伞运的策略，她指政府镇压不果，“当时很多人对警察反感，‘黑警’形象深入民心，强硬清场做不到，因怕会有反弹。”政府便利用私人公司申请禁制令，以经济理由声称占领马路令生意受损来要求清场。

全球呼声——反对港府的政治打压

采访爱尔兰国会议员Paul Murphy

Paul Murphy是“团结-人民先于利润”的国会党团领导人。“团结”是国会第五大党，在最近的选举中取得大大进帐。《社会主义者》杂志记者访问Paul Murphy，了解“团结”为何支持“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

记者：先感谢你们对“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的支持。是甚麽促使你在香港民主权利的问题上发声？

Paul Murphy：我们党反对任何的打压，特别是反对香港政府采取的这种行动，他们是为了消灭所有反对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力量。取消六名议员资格，包括资深民主人士“长毛”梁国雄在内，并将社运人士判囚，都是极为不民主的。

记者：请说说你们党在爱尔兰的状况。这和中港的局势有没有甚麽联系？

Paul Murphy：团结成员，包括我和Mick Murphy丶Kieran Mahon等民选地区议员，以及二十多名乔布斯镇（Jobstown）居民，曾被控“非法禁锢”。只是因为我们在一场和平的静坐抗议中，为了反对政府掠夺社区的紧缩措施，拦截了时任副总理的座驾。示威者也反对受居民憎恶的水务税，这是另一项打击工人阶级的紧缩措施。我们当时所面临的法庭诉讼很严重。一经定罪可被判终身监禁。

爱尔兰政府诬告我们，是为了剥夺群众的抗议权利。大规模的公民抗命令他们在水务税问题上受挫。政府面对侮辱性的挫败之后，想要使民众从此对抗议产生恐惧。“团结”和其他答辩人以及当地社运团体成功组织了一场名为“乔布斯镇无罪”的运动，最终我们被判无罪。那份判决撼动了全国，同时也让工人阶级更有信心反击爱尔兰建制的紧缩方案。

乔布斯镇事件和港府的政治打压有很大的联系。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正处在危机之中，贫富悬殊达到历史高点，工人们正在反击，所以资产阶级会继续将镇压升级以维护其统治。

记者：爱尔兰政府在香港问题上做过甚麽？它和中国的关系如何？

Paul Murphy：不幸的是，爱尔兰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把贸易和大企业的利益置于人权之上。如果有利于爱尔兰资产阶级的利益，政府就会对反人权的行为保持沉默。例如在加泰隆尼亚公投的立场上爱尔兰政府是站在西班牙政府一方的。

当爱尔兰政府袖手旁观时，爱尔兰工人则站了出来。与全世界反抗不公的人站在一起是工人阶级的深厚传统。“团结”坚守这种传统。“团结”正要求香港政府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取消民选议员资格的行为显然是选举舞弊。我们会尽己所能帮助中港人民捍卫和争取民主权利。

全球呼声

Jagadish G Chandra（印度班加罗尔的社会主义者及少数民族平权分子）：我们从社会主义行动那里得知了香港民主权利受到严重打击。我们很肯定，香港政府对于民主权利的打压是受命于中国的资产阶级独裁政权。近几十年来，这个政权一面残酷镇压争取真民主的工人和青年，另一面却无耻地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你们的斗争需要我们所有人的支持，我们百分之百地支持你们。

Meredith Jacka（澳大利亚墨尔本性小众运动者）：10月12日，我们在墨尔本地铁公司（港铁持有部分股分）总部外举行抗议。这是为了声援香港的工运及民运人士。我们想揭露港铁作为香港专制政府的支柱，以及澳洲政府和资产阶级串通中港政府，打压民主权利。

Per -Åke Westerlund（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反种族主义运动者和作家）：“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具有全球意义。我们支持你们，因为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遍布全球。香港当局也有一部分存在于瑞典，也就是港铁。港铁是斯德哥尔摩的大雇主。在瑞典，我们会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香港的政治打压，并发起新的抗议，声援你们的抗争。

抵抗打压　唯有群众斗争

它想要对香港施加更大的政治控制，并压制这里群众的民主抗议的风气。最近更制造舆论，扬言要就廿三条立法。这条国安法将会把所有反对中共政权的行为视为非法。

独立

青年们日益增长的港独情绪令中共政权感到害怕。镇压必然会带来反弹，但是独裁政权没有学到教训。它觉得武力和恐吓可以解决问题。

只不过是从大概三年前，由于北京更强硬的政策丶2014年雨伞运动失败后群众的沮丧情绪和前特首梁振英的威权统治，港独才开始得到群众支持。梁振英被称为“港独教父”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据说精神失常的人会重复做同样的事，却希望会有不同的结果。对于独裁政权来说，就是采取更严厉的镇压。它在香港的傀儡（例如梁振英及其继任者林郑月娥）将支持独立的本土派赶出立法会，并迫害许多社运人士，其中一些人被迫流亡海外。这成了更广泛地打压民主运动的样板。

本土派不知道如何动员丶如何组织认真的政治斗争。右翼种族主义思想让他们失去了斗争能力，所以他们成了北京最容易打压的目标。但是本土派组织的崩溃并不意味著港独意识的终结。相反，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反对中国的情绪甚至正在变得更加强烈。没人会对此觉得惊讶。

国歌法

政府以“周而复始”的打压来应对港独情绪的增长：不断镇压丶不断威吓。10月1日，中国的橡皮图章议会全国人大通过了国歌法，对于“不尊重”国歌的行为加以严厉处罚，最多可判入狱三年。人大已决定将国歌法纳入基本法，由香港政府进行本地立法。

亲北京的右翼建制政客公开说要像“杀猪杀狗”一样杀死港独支持者。他们希望这条法律设有追溯期。如果真的设置追溯期，那么在本地立法之后，警察和检控官就可以对摄像记录的过去那些“违法行为”（主要针对香港球迷在奏中国国歌时发出嘘声）提出检控。现在有更多的警察和便衣被派往香港球队的比赛现场纪录这些“犯罪”行为。

这是对公共财政和警力的巨大浪费。与此同时，那些真正的罪犯窃取数十亿公帑丶操纵政府合约让贪腐精英大发横财丶令公众利益受损却逍遥法外。

试验场

习近平对中国政权的掌控显然已经得到巩固，北京处在一种胜利的氛围之中，可以说是到了狂妄的地步。媒体称，中国经济已经“稳定下来”，中国对于全球的政治影响正在扩大。因此香港成了习近平政权及其代表的中国富豪精英展示实力的第一个试验场。

现在一系列打压民主的措施，是为了消灭香港的民主运动。政府一面打压较具战斗性丶较激进的群体，例如长毛和社民连；另一面向温和民主派施压令他们屈服，令他们承认完全民主“没得商量”，并进一步远离群众抗议。

泛民领导人已经成了阻碍民主斗争的严重障碍。他们盲目坚持要同一个不肯让步的政权达成和解。他们害怕群众斗争。他们参加民主抗议主要是为了压制运动，阻止“激进派”获得更大的群众基础。

但是即便是这些想要结束斗争丶接受北京的要求的泛民也明白，这样做会让他们失去所有的群众支持。在下一段时期，当政府重新推动廿三条立法时，这种压力会升到最高点。

廿三条

2003年浩大的公众反对行动曾击败了政府提出的廿三条。现在一连串的大陆官员和香港的亲北京政客一同要求林郑政府重启立法。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饶戈平最近说，推进廿三条立法是“迫切需要”。

但林郑的公开言论却没那麽积极。她坚持廿三条立法需要“合适的社会氛围”。她要考虑香港的历史和2003年的那场爆炸性运动，而北京并不在意这些“细节”。2003年的那场运动终结了董建华的特首生涯。

南华早报的专栏作家Alex Lo在解释林郑的犹豫时说，推动廿三条立法会引发“严重的政治灾难，甚至会令[2014年]占领运动看起来就像小孩子的游戏。”

随著北京要求实行更多打压措施，泛民领导人被迫做出口头上的反对，同时却未能提供任何领导丶策略或纲领来挫败这些前所未有的反民主攻势。

8月20日，14万人抗议政府将16名青年社运人士投入监狱。温和泛民被迫参加了这场并非由他们自己发起的游行。这次规模巨大的游行是由四个较小但较激进的团体发起的，包括社民连和反对东北发展的团体。这说明，在事件最激烈的时候，群众运动能够迅速创造新的组织和领导层。群众最需要的，是清楚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

类似于2014年，当时青年和学生无视想要拖延和束缚斗争的占中“领导人”，由下而上地引爆雨伞运动。“和平占中”是同泛民领导人关系紧密的温和派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的，为的是让泛民领导人藉此控制运动，从而阻止群众投向更激进的斗争方案。占中领导人拒绝支持学生罢课和抗议，但正是罢课和抗议点燃了雨伞运动。

为了让民主运动重新组织起来并且有效地抵抗北京的打压，我们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香港人民缺乏的不是斗志，而是一个能够提出清晰策略的领导层。现在的领导层一再让群众失望。

泛民领导人依附于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需要中国独裁政权保护其权力不受动摇，所以泛民领导人拒绝战斗性的路线。他们总是选择妥协，而非抗争。

我们需要一个由群众民主控制的新运动，立足于工人阶级并向对中共统治日益不满的中国群众发出号召，从而联合起来反对独裁政权。

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能够把民主斗争中具有战斗性的阶层吸引到自己这边，并能够把民主斗争联系到反对长工时丶低薪和没有前途的工作的斗争；争取更多的公共支出，从而为群众提供可负担的住房以及医疗和教育等完善且免费的公共服务。

资产阶级富豪和中共官员等反民主精英令所有这些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只有主张立即丶彻底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政策才是取胜的途径。

打压时间表

2016年9月：建制派政党遭遇了20年来最严重的选举失利。立法会中的激进派人数增加。本土派首次进入立法会（三席）。

2016年10月：两名议员因关于“真诚誓词”的新规定而被取消资格。

2017年7月：林郑月娥就任特首，提出所谓的“大和解”。

2017年7月：又有四名议员被逐出立法会，包括社民连的长毛梁国雄。

2017年7月：政府公布高铁一地两检方案，允许大陆公安在香港执行大陆法律。

2017年8月：重夺公民广场案和反东北示威案重审，推翻已执行完成并且较轻的判决，16名社运人士被判入狱6至13个月。

2017年8月：14万人游行示威，反对政府操纵法庭将社运人士投入监狱。

2017年10月：全国人大通过国歌法，香港将进行本地立法。

《国歌法》如箭在弦 必须愤起抵抗

中国内地已在今年10月1日正式执行《国歌法》，港府推动立法显然在中共指挥下进行的。《国歌法》就落实贯彻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所讲的“全面管治权”的言论。内地《国歌法》列明故意歪曲丶公开贬损演唱国歌丶损害国歌庄重等侮辱国家形象象行为非法，违法者处以行政拘留15日，当中如何界定何为“庄重”丶“歪曲”十分模糊，犹如一把利刃压在民众的项上一样，人们日后将以言为讳。

由于中共的政治打压和操控惹起香港群众巨大愤怒，产生了对抗中共的强烈情绪，也令香港民族主义的情绪正在升温。近年在香港队出赛的足球赛上，球迷嘘国歌已经成为一种抗议的方式。中共和港府以此行径“侮辱国歌”为藉口推动国歌法，借机加强对香港的威权统治。

越禁越反弹

但越禁制只会引起更多港人反感，在最近的报告里显示在年青人中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更跌至只有3.1%，可见《国歌法》只会激起更大愤怒，而不会增加中共想要的“民族归属感”。在11月10日晚上的一场香港对巴林球赛上，嘘声更为热烈，更多球迷同时叫喊“We are Hong Kong!”的口号。在场外20名警员部署作高度戒备，亦有便衣在场内巡逻，进场安检明显更为严厉，保安人员特别搜查球迷的颈巾和旗帜，以防有人再举起香港独立的标语。保安的加强就是要发挥震慑作用，在球场里制造恐吓的气氛，令国歌法立法的目的更为明显。

香港足球协会因球迷嘘国歌而被国际足协罚款和警告。向来充斥铜臭味和腐败的国际足协，为了维护在中国的足球市场，因此煞有介事抨击球迷。有些建制政客将嘘国歌的球迷与外国捣乱破坏的球迷作比较，要求足协制作球迷黑名单，禁嘘国歌者入场。

全面制造恐怖气氛

建制里的强硬派政客更恐吓国歌法将会有追溯力，意味著在立法前曾经侮辱国歌的人都可以被检控。可见，在人大对议员宣誓条例进行释法丶并追溯议员宣誓“不真诚”后，已经在司法上打开了缺口，日后更多秋后算账将陆续有来。侮辱国歌的定义非常模糊，是否逾越法律界线根本十分主观，因此政府有更大空间使用此法律来作为针对抗议分子。法律的模糊亦使人人自危，制造噤若寒蝉和白色恐怖的效果。面对《国歌法》定义模糊的质疑时，行政会员成员罗范椒芬公开表示市民要“自己执生”！

至于如何才算遵守国歌法？叶国谦甚至提到，奏国歌时必须要站立，以示庄重，在街上走路的人也要停下来。而如果球迷在奏国歌期间集体上厕所也可能构成违法。而全国人大常范徐丽泰则表示对国歌进行二次创作将会违法。此外，警察可以先录影侮辱国歌的证据，在日后再逮捕“违法”人士。香港街上满怖监控镜头，这意味著言论警察和思想警察将会无处不在。

国歌法是近期政治镇压的其中一项措施，与国民教育互相连接，一方面以高压手段禁制巿民表达自由，另一方面软性地灌输爱国主义。这就是北京政府的手段以达致维稳的国策。社会主义行动主张抵抗中共的民族主义攻势，彻底反对《国歌法》立法，反对推行国民教育，支持废除《国旗法》。

林郑萧规曹随　再推公屋私有化

针对现时基层劳动家庭水深火热的房屋问题，林郑第一份《施政报告》里提出“绿置居”丶“货柜屋”等众多新名词的政策，但这些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所谓“绿置居”，就是将新建的出租公屋转为售卖予让现时居住于公屋或符合申请公屋的“绿表”人士，实际上是廉价版居屋。计划早于2015年梁振英时代试行，如今林郑提出将“绿置居”恒常化。

政府指计划能够让公屋住户实现置业，继而腾出公屋单位，加快轮候人士上楼时间。这无疑是骗人的说话，政府以出售的“绿置居”取代本来用来出租的公营房屋，变相牺牲了可供轮候上楼的公屋数量，而总体资助房屋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加上房委会收回腾空的公屋单位后，还原单位再编配，需要介乎5个月至超过3年时间，轮候时间只会不跌反增。

再者，“绿置居”更会助长私人市场的炒卖。虽然计划和居屋一样设有转售限制，但短短5年之后就可以流入私人市场，沦为炒楼工具。另外，施政报告亦提出以5个方向兴建过渡性房屋，当中包括具争议性的“良心劏房”，还有受人注目的“货柜屋”等，没有年轻人对此抱有期望。

地产商优先

施政报告中称预计2018年年底可把沙田火炭共4800多个新公屋单位转为“绿置居”出售，但房屋署预期2019/20年度仅落成13700个公屋单位，现推出“绿置居”后将不足一万。未计“绿置居”影响，2016-2021五年间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应只有14400间，只及《长远房屋策略》每年兴建20000个公屋单位目标的68%。因此，公屋轮候时间过长的症结在于兴建量过低。

政府奉行“地产商优先”的资本主义原则，多年来实行公私营房屋6:4的僵化政策，确保足够土地优先满足私人投机市场，有剩馀的才施舍平民。住屋是人权，不是商品，只有工人阶级的民主土地规划，停止私人卖地丶充公囤积土地丶每年兴建五万间公屋丶实施租金管制，并将银行民主公有化，才能确保土地发展是以劳动者的需要为本，而非为财团的利润。

香港政府逼死基层长者家庭

本年，香港已接连发生三宗疑因照料长期病患的亲人或长者而不堪重负所致的弑亲惨案。最近一宗发生在10月8日，一男子疑因长期照料患病母亲压力过大而精神崩溃，弑母后跳楼重伤。此前亦有两宗丈夫照料年事已高的患病妻子重压下崩溃杀妻的惨剧，令人惊觉香港的长者及长期病患护理问题已极其严重。

与此同时，据港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数字显示，香港60岁或以上年龄段的自杀率比欧美国家高出两至三倍，全年平均每天都有一名老人自杀。

长者惨剧频生

同时，全港一共有超过十二万名独居长者，当中绝大部份为基层老人，经济能力薄弱，他们都是极需安老服务的群体。而即使是有子女或配偶照料供养的长者，情况亦不容乐观，一旦患有长期疾病或行动不便，家人的照料压力便大大增加。以最近一宗家庭惨剧为例，由于母亲患病，儿子已聘请两名外佣帮忙照料，惟仍然难以支撑以致犯案。可想而知经济能力欠佳的基层家庭所面临的困境必然更为艰难。

究其原因，离不开经济压力与社会环境，一方面，政府死硬不愿落实全民退休保障，令退休长者失去可靠的经济来源，政府甚至丧心病狂得鼓励七十岁以上的长者重投劳动力市场，以推卸照顾退休人士的责任，同时无视病患长者所需。家居安老服务丶公营长者宿位，乃至最基本的长者公共医疗服务都严重不足，宿位的轮候时间平均高达二十一甚至三十六个月。2015年至少5,881名长者在轮候宿位期间过身。另一方面，社会环境令青壮年劳动者难以承担照料长者的压力，低工资固然令供养长者感到吃力，而极高的工时亦大大加重了劳动者的身体和精神压力。

一再拖延全民退保和全面安老服务致使悲剧频生，但却为财团减免税项，林郑必须为香港每一宗长者惨案负上最大责任！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向富人徵收重税，大幅增加公共而免费的全面安老服务，实行全民退休保障，并将银行收归民主公有。只有社会主义政策才能阻止悲剧再次发生。

司法覆核故宫：政府假谘询也懒做

去年12月23日，政府西九文化管理局公布，将与北京故宫博物宫合作，在西九文化区兴建故宫博物馆。时任政务司司长及身兼西九管理局主席的林郑月娥，当时表明没有需要向公众作谘询，涉嫌违反了相关法例。Cary怒斥道：“但政府连自己制订的法律也不去遵从，逃避公众谘询，担忧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办事，还是根本人治。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先例，日后政府可以避开任何监督程序，推行自己想要的政府或项目。因此我们决定司法覆核，就政府部门在行政过程中违反法律和行为失当。”

“曾经我对香港司法制度充满信心，在1月5日入禀那一刻也是如此。但今年以来，我见到高院判决多宗司法覆核案件，实在令人担心及失望。前特首用司法覆核取消六名议员资格，根本是滥用司法程序，而人大常委释法更严重侵害香港法治。连多次提告政府的‘长洲覆核王’郭卓坚先生亦被取消使用法援的资格。香港人是否还能任信司法制度呢？”

Cary表示自己此司法制度并不是存有什么幻想，他表示：“今天香港法治无庸置疑是差的，但也不用完全放弃这个平台，申请覆核丶配合街头抗争，也可引起香港和国际关注。我们不求什么理想结果，也不期望司法覆核带来什么突破性进展，但希望国际上能引起关注。”

废除外劳“雇佣同住”，结束现代奴隶制！

最近有菲藉外劳提出司法覆核，尝试推翻这条不公义的雇佣同住条例，至今审讯尚未结束。在审讯过程中，代表政府的余若海律师的言论揭露了剥削者的傲慢。余若海则认为，若外佣不喜欢雇主或受到剥削，根本不会想为他工作，与是否与雇主同住无关。但事实上很多外佣根本没有选择权！余若海又强调，若雇主违反假期规定，外佣可以向劳工处投诉。然而，劳工处往往偏袒雇主，加上缺乏金钱和时间，很多人都没可能获得公平审讯。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这次司法抗争，然而由于资本主义法律往往是偏袒政府和建制，加上最近法院明显被大力操控以打压，所以必须同时组织起外劳的抗议行动，包括游行和集会，同时争取本地工人阶级的支持以达致团结斗争，才能向不民主的政府和法院施压。

香港政府一直对34万名外籍家庭劳工奉行种族主义的劳工政策，而外劳“雇佣同住”就是其中一环。香港政府于2003通过法例，强制外佣必须与雇主同住。这是一项种族隔离的政策。政策只适用于来自东南亚的外籍家庭劳工，这是针对特定种族丶性别丶阶级的歧视。

香港向来房屋问题严重，居住环境大多狭窄。外佣被迫栖身雇主家中，往往没有足够居住空间及私隐。根据今年一份由非政府组织“移民工牧民中心”对3000名外佣的调查发现，43%的外籍家庭劳工并没有自己独立栖身的房间。该调查揭露有许多外佣被迫睡在厨房丶地牢丶橱柜丶厕所丶储物室甚至阳台或屋顶。报告还指出：

十分之一的外佣并没有工作合约中所列明的床位。拥有独立房间的57%外劳，三份一人表示其房间亦充当储物丶洗衣或安顿宠物的地方。

隐性的种族隔离

政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外劳“隔离”于社会，以免她们可以融入本地社区，加强本劳和外劳的连结。政府也要避免孤立外劳使她们更难组织起来，形成工运的力量。被孤立工人失去私人时间，断绝了和自己族群朋友社交乃至联系工会的机会，工人没有议价能力，导致受到剥削丶侵犯丶虐待时无处可诉。2014年发生的印佣Erwiana被虐事件，受害人持续被虐超过8个月，中间没有放过一天的假期，直至被辞退送返印尼始被揭发。

外佣寄宿在雇主家中，老板可以随意控制工时，事实上外佣每天工时可以长达16小时！与此同时，法例虽然规定工人享有每周至少一天的假期，但雇主往往规定佣工必须限时前回家，令工人实际放休不足24小时，部分雇主甚至会克扣休息日。而每逢假日，外佣没有自己的私人居所，公共休憩设施又严重不足，中环丶铜锣湾丶旺角等闹市外劳千人席地而坐的光景，亦是这个政策所直接导致的。

固然本港房屋问题严重，租金高企，单纯废除外劳“雇佣同住”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外劳与本劳一样为港付出劳动，政府对于保障社会所有成员房屋需求责无旁贷。政府应取缔仲介公司，直接聘用外佣，并且大量兴建公屋安置所有工人。这样外佣能免于雇主及仲介剥削，达致与本劳同工同酬，而政府又能将工人投入至家务工作丶托儿丶安老等公共社会服务中，免费按需分配至所有基层家庭，而非富裕家庭独享。

非民主产生的香港政府是本劳外劳的共同敌人，工人们应该不分种族团结抗争，共同抵抗这个“现代奴隶制”。

外劳集会抗议印尼政府新政

10月29日，印尼外劳社群Kobumi发起集会，到印尼领事馆外抗议印尼政府对外佣的新政策，并高呼“我们是工人，不是奴隶”等口号。印尼政府早前通过的新例，强制工人额外购买保险。印尼政府一直漠视在港外佣受到中介公司严重剥削的问题，亦没有改善外佣工资低丶长工时等问题。现在的新政策更令工人雪上加霜。社会主义行动亦有响应号召参与，并发言指出印尼政府与港府是共犯，包庇仲介公司，呼吁本劳外劳团结抗争。

香港：外劳组织起来 捍卫自己的权利

香港有35万名外籍家务劳工，其中大多数来自印尼和菲律宾。近年来，外劳及其支持者发起的本地劳工运动越来越有组织力，取得了可见的效果。她们局部地改善了生活和工作处境，但仍然受到“现代奴隶制”的压迫。违法滥收仲介费丶工作时间过长丶受虐待以及缺乏隐私等问题都非常普遍。

12月10日，印尼外劳组织KOBUMI成立三周年。社会主行动的GW Jones参加了她们的庆祝活动，并采访了KOBUMI的负责人Umi Sudarto。

问：成立KOBUMI的目标是什么？

答：我们努力推进外劳议题。KOBUMI向那些与雇主丶仲介乃至印尼政府发生冲突的外劳提供建议。另外我们也向印尼政府进行抗议，要求它改善香港的印尼外劳的处境。

问：KOBUMI有哪些独特之处？为什么要组织自己的团体？

答：或许其他人认为我们特别，但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我们不会像NGO那样依靠其他组织的资助。我们的特殊之处在于，作为外劳我们每周要工作六天，只有星期日一天可以一同学习和抗争。所以我们的时间很少。我们每天24小时都在雇主家里，只有一天可以出来组织和抗争，这对于外劳和KOBUMI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问：你认为外劳抗争在过去三年里发展如何？

答：过去三年的状况是挺好的。出现了许多新的组织。过去有许多外籍劳工不了解自己的权利，但现在她们正在学习。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加入组织，但她们愿意抗争，当中有些人会加入组织，这点非常重要，而我们的目标就是吸引她们加入，从而一同抗争。但是即便她们不加入，我们也会支持她们的行动。

这是香港外劳运动良好的进步。香港政府已经提高了外劳工资[编者注：从10月开始提高到每月4410港元，增加了2.3%]。但是这还远不够香港的生活需要。所以尽管许多组织正在连结一起丶一同争取进步的改革，外劳的处境还没有真正改变。

问：你认为对于外劳来说，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议题是什么？

答：对于外劳来说，特别是对于印尼外劳来说，印尼政府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基本的问题是政府对外劳的管制。 [编者注：外劳普遍受到雇佣仲介的剥削。仲介非法滥收费用，令外劳背上沉重债务。政府对仲介严重缺乏监管，而且处罚非常轻。]

而且必须要说的是，在印尼存在著侵占土地这样一个巨大的问题。许多外劳就是因为失去了土地，而被迫来到香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问：你可以谈谈你同社会主义行动的合作经历吗？

答：我非常感谢社会主义行动在许多方面对我们的支持。社会主义行动为我们提供了物资丶议题和知识。这些都非常好。在和社会主义行动一起抗争时，我们的力量强化起来。我们看到了层面更广的议题，不只是外劳所面临的问题，例如“什么是帝国主义”和“什么是资本主义”。这些更大的议题直接联系到外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谢谢你参加今天KOBUMI的三周年纪念和同我们的谈话。

所谓“初选”浪费了动员群众反威权的机会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考虑派出邓美晶作为代表参与2018年3月立法会补选初选，并一度与民主动力讨论初选制度及安排。然而经过连串讨论后，最后决定的初选机制相当不公平丶不民主，我们决定不会参与其中。我们之所以反对现今的初选机制，不是考虑到自己胜算的高低，而是顾及到整场民主斗争的利益。反威权运动本来可以运用初选及正式补选作为动员群众的平台，并通过选举与群众讨论重建民主斗争丶反对政治打压所需要的政治理念丶方法和策略。然而，现今的初选机制白白浪费了这一机会。

目前初选正在进行之中，惟其民主成分及公信力受到不少民主运动支持者质疑，因而难以成为动员群众丶抵抗威权的平台。这正是社会主义行动当初所担忧的地方。泛民主流大党令“初选”变为仪式，方便他们进行幕后谈判和政治分赃。

下文是社会主义行动对初选制度的批判。文章于11月中撰写，并在民主动力的内部会议传阅。现在我们决定将文章公开，促进对民主运动内部问题的辩论，以助重建一场具有内部民主的反威权斗争。

社会主义行动总体上支持非建制派尝试在选举协调上达致团结。在2018年3月的补选，显然极有必要阻止建制派抢夺议席。补选可以化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将群众反对威权统治的民意动员起来，与关注DQ事件的选民连结起来。目前这股力量潜藏待爆，但尚未被组织和释放出来。政府取消民选议员资格，企图进一步操控立法会，只是全面打压民主权利的其中一步。补选将会给予港人发声机会，表达为民主权利抗争的意愿。

然而，初选机制必须民主公平，所有参选人要有公平表达政纲的权利，让选民检验和对照各候选人的政纲，看清谁人的政策最能挑战政府丶捍卫民主权利。如果要为香港争取民主，那么民主运动的内部机制一定要高度民主。可惜的是，社会主义行动有必要指出，现时的初选安排距离真正民主相当远。因此我们不得不决定取消参与初选，而为了避免分薄反对派的选票而让建制派乘机夺得议席，暂时亦不考虑参选正式补选。

1) 所有初选候选人需要支付高达数万元的高昂费用，并且在补选前全数交付。这个门槛将会排除社会主义行动以及任何没有大额经费赞助的组织，让坐拥资源的旧政党具有优势。

2) 电话抽样调查根本就不是初选，而只是以初选为名的民调。这种完全由上而下的方法，没有尝试接触基层反对派民选。国际上有哪个地方以电话调查作为初选办法呢？在全世界初选机制最先进的美国，各候选人在初选期间会进行广泛辩论，然后由选民到实体票站投票。我们当然不反对进行民调，但我们反对使用民调来选择代表民主运动的候选人。若果抵抗政治打压的运动要成功，民主斗争必须内部全面民主，并且立足于积极参与的基层人民之上。

3) 现在更有讨论到让区议员占最终计算结果十分之一比重。这是更为不民主的安排，犹如功能组别选举。我们反对间选，并相信一人一票才是最民主和公平的做法。

4) 初选安排极少提到公开论坛，如何让参选人辩论他们的理念，并给选民选择谁人可以代表他们击败建制对手。

有难民抗争成功　争回学费资助

Lawrence是一名难民，参与了社会主义行动在11月22日举行的抗议，反对学生资助办事处（学资处）拖延难民儿童的学费资助，令他们面临被迫辍学的威胁。Lawrence在抗议现场向学资处职员投诉，在一星期后迅即得到对方的回覆，表示会归还他被拖欠的资助。今次行动的成功，证明集体行动可以有效向政府施压，迫使其回应受压迫者的诉求。

他原是当地的农夫，因参与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在2010年逃离到香港成为难民。在港育有两名分别3岁和5岁女儿的 Lawrence 与伴侣一起住在长沙湾一个100呎左右的劏房单位内。由于难民并没有工作权利，生活非常拮据，只能靠微薄的资助过活。

Lawrence 的女儿在港出生，尽管香港法律明文规定所有儿童有读书上学的权利，但种族歧视的政府令Lawrence一家生活饱受不公和挫折。今年八月，Lawrence替女儿办理幼稚园的入学手续，同时向学资处申请资助，但案件被一直拖延处理。Lawrence告诉我们，他不断地致电处方，并曾8次到办事处要求回覆，但处方一直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拖延。今次事件并非首次，Lawrence两名女儿在2016年被学资处欠交三个月的学费，至今还未成功追回。

由于没有缴交学费，幼稚园曾向Lawrence发出停学警告信，到9月时女儿被勒令停学。当他感到十分无助时，得悉社会主义行动举办抗议，他立即带同女儿上街。当日社会民主连线及数十名难民都团结一致参与行动。学资处回覆及后，将会批出一整年的学费资助予Lawrence。

对于抗争换来成果，Lawrence感到非常高兴，他表示：“感谢社会主义行动等团体举办行动，令我们的处境得到改善。但在港的难民仍然面对很多不公平，例如津贴不足，我住的劏房月租5,000元，但租金津贴只有4,500元，每月交通费只有$200元，根本不足够应付所需。”

然而，学资处贯彻政府的官僚作风，在回覆中推卸责任予Lawrence，指他当初没有提供足够的文件，才导致申请被拖延。但Lawrence坚称一早已交齐文件，而抗议后学资处根本没有要求他再交文件。可见政府部门不愿意坦承错误，态度嚣张！

Lawrence慨叹道：“政府的政策，令难民生活困苦，令我们更难组织正常的家庭。因我们经常要面对生活上的种种不公平和忧虑，例如学费丶交通费丶居住和生病求诊等。即使到医院求诊，医务人员都怀疑我，要求我先得到社工丶入境处等的批准才可以使用服务。”

“如果难民有工作的权利，我希望用自己双手去支撑我的生活。就算自己没有，我都希望在港出生的女儿可以在港工作，因为她们是以这里为家的。”

Lawrence的个案只是冰山一角，社会主义行动会继续团结所有受压迫者，挑战政府的官僚体制和种族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