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社会主义行动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 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八年

元旦万人上街　 反对威权统治

1月1日，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守护香港”元旦大游行由铜锣湾东角道出发，行至政府总部，抗议中共和傀儡港府猛烈打压民主与民生。游行者沿途高喊“反对一地两检”丶“反对廿三恶法”丶“反财团垄断”等口号。在上个月阉割立法会后，林郑表示因近来游行人数减少而感鼓舞，态度极为嚣张；加上人大常委在游行前几天公布一地两检的安排，大力践踏香港仅馀的自治权，明显是为了展示中共权力。一万人上街，证明在雨伞运动后群众的怒火尚未熄灭。

游行由正在罢工的海丽邨清洁工人带头，而各大泛民政党都有上街。有游行者指责一地两检将为大陆公安在香港执法开先例，“今日西九，明日东九，后日全港九”。随后政府发言人将游行说成是“抗拒一国”。这显然是顺承中共的说法，将所有反抗独裁统治的行动解释为港独，从而为继续镇压提供藉口。

游行队伍抵达政府总部后，有数百名示威者进入公民广场，试图登上升旗台，与警方发生冲突。林郑政府声称已重开公民广场，但对公众集会变得诸多限制，而且广场内仍有铁栏封锁，说明重开广场只是虚情假意。在林郑上台后，政治打压来势汹汹，这个所谓的“和解”政策根本是把戏，骗不了多少人！

社会主义行动的标语为“今日决定一地两检　明日颁布廿三条　打倒中共专政”，以及“打倒威权统治　行动需要升级　建设罢课罢工运动”。我们亦在游行中宣传“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支持。游行开始前，社会主义行动在铜锣湾的街站受到警方打压。警察曾声称禁止所有团体在该位置进行街站宣传，比过往游行进一步收紧。军装警察包围我们的街站，甚至一度威胁要清走我们的物资。我们同其他团体一起企硬，反抗警方打压集会空间，最终成功迫使警察退让。

取消议员资格，修改议事规则，以及人大强行通过一地两检，都是在为廿三条立法铺路。中共的目的是彻底消灭香港的民主权利和反对声音。如果让中共的阴谋得逞，林郑政府就更容易推行亲资政策丶兴建更多大白象工程丶与财团进行利益输送，而全民退保丶规管工时和增建公屋等有利于穷人的政策就更难实现。

现时泛民提出的唯一方向，是在三月份的立法会取消议员资格的补选夺回议席。阻止保皇党当选故然重要，但一定要通过补选运动动员群众斗争，将之转化为重建反威权运动的平台。现在必须重建民主运动，将行动升级，建设罢课罢工运动，才能打败中共专制统治和富豪独裁的资本主义制度。

海丽工人罢工　揭露又一外判丑闻

香港政府又一次用新自由主义政策，将自己的责任推卸给剥削性的私人服务提供商，使作为本港最受剥削的群体之一的公共屋邨清洁工人受到打击。获得政府外判合约的民顺清洁公司一夜之间改头换面，以图侵吞工人本就不多的法定遣散费。工人因而发起本港近年少见的罢工行动。

约20名海丽邨清洁工于12月27日开始罢工。这些工人原本受聘于民顺清洁公司。今年10月民顺的外判合约完结时，要求工人签署“自愿离职”的文件，并藉此文件拒绝支付遣散费。工人被告知假若他们拒绝“辞职”，他们会被调往其他地区工作，这对于本身生活于贫穷当中的工人来说，无疑是沉重的额外交通费负担。

被“辞职”的工人被接替民顺的另一间外判公司香港工商清洁公司聘请，而新公司拒绝承担工人在民顺工作时所累积的长期服务金。这样工商清洁公司的老板侵吞了工人们应得的巨额劳工保障。而工商清洁公司的新合约只将工人月薪增加了$11！

同一公司地址

媒体后来揭发新旧外判公司极可能是同一间公司。有线电视报导指民顺和工商清洁的办公室实为同一地点，而当记者到场采访时，工商清洁的职员匆匆以一块布遮著写有“民顺”的标示。

民顺公司自2008年获得海丽邨的外判合约，职工盟估计该公司拖欠工人高达$100万的遣散费。一名工人接受英文网媒HKFP的采访，指其为民顺工作9年，现时月薪却只有$8,600。她说她不知道自己被拖欠了多少遣散费：“我不懂算那个数，他们也没曾告诉我，我感到被欺骗了。”

一向亲商的香港政府最近打算取消强积金对冲的规定。过去老板们利用这个对冲机制来用工人自己的退休金来支付他们的法定遣散费，海丽邨工人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就算没有了对冲机制，越来越多的公司也会寻找类似的方法逃避支付遣散费。

外判的骗局

政府房屋署亦难辞其咎。作为公共房屋的管理机构，房屋署负责聘用外判商，因而有责任解决相关问题，但它却躲在外判制度背后，拒绝出面。

外判对工人阶级来说就是一场骗局。政府丶官员丶政客们可以躲在背后，逃避责任。香港政府一直包庇纵容大财团。其土地出售和使用政策有利于大地产商，导致99%的香港居民要面对全世界最贵的住房租金。

同时，政府为满足财团利益而花费巨资推动大白象基建项目，却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削减开支，更利用民顺和工商清洁等私人外判公司来进一步剥削基层工人。

局部胜利

1月5日，劳资双方达成协议，工人结束十日的罢工行动。资方同意支付每年年资$1,200的遣散费。这比资方最初提出的每年$200要高许多，不过仍然没有达到法定的金额。譬如，一名有9年年资工人的遣散费除掉强积金对冲后应得金额约为$14,000，但现在实际上却只拿到$10,800，即法定金额的七成。公司亦同意稍微增加$172工资到每月$8,800。

这虽然并非是罢工工人的完全胜利，但可说是个重要的局部胜利。罢工行动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并获得社会及其他工人的巨大支持。社会间普遍对外判工人所受的不公待遇感到愤怒。在今年有一万人参与的元旦大游行中，罢工工人受邀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方。

这次罢工可能会激发起其他私人及外判工人的抗争，反抗低薪及愈发糟糕的工作条件。要想准备和加强工人阶级的力量，最好的方法就是继续海丽清洁工所未做完的事：组织和建设活跃而民主的工会支部，确保工人自己会领导未来的斗争。

香港：北京操纵香港立法会补选

去年，六名民主派议员被取消资格，今年三月将补选其中四个议席。独裁中共开始禁止泛民候选人参加立法会补选，令许多人的担忧变成事实。这是中国政府以逐步的政变打压香港民主运动的最新一步。

21岁的周庭是香港众志的发言人。在北京的命令下，香港政府取消了她参加补选的资格。港岛的席位是去年众志主席罗冠聪被取消议员资格之后出缺的。周庭如果参选，几乎一定可以胜出。3月11日补选的另外三个席位分别来自九龙西和新界东这两个直选选区，以及“建筑丶测量丶都市规划及园境界”功能界别。香港立法会的70个席位有一半属于不民主的功能界别，功能界别的35名议员大多只从大企业和专业团体中选举产生。

罗冠聪等六名议员在立法会的“宣誓风波”中被取消议员资格。该六人反对中国政府打压香港民主权利，所以中国政府和港府便指使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事后制定的一项规定，裁定六人宣誓不够“真诚”，取消了他们的议员资格。事实上，宣誓就任时在誓词中加入“民主”和“普选”等字眼以示抗议，早已成为部分反对派议员的传统做法。

消灭“激进派”

去年，罗冠聪丶黄之锋以及另外14名民运人士因被控“非法集结罪”而入狱。当局是有计划地从各个方向同时夹击民主派，以图令香港的激进派无法再参选。因为任何人只要被判入狱超过三个月，五年内就不得参加选举。

其他激进民主派政党，也是政治打压的目标，，其中包括社民连。该组织成员被判入狱丶被取消参选资格，整个计划就是要阻止他们进入立法会。政府希望通过阻止激进民主派获取议席而得到宣传平台和财政收入，并希望通过将其主要成员判监，就可以铲除立法会中的激进派团体，只留下更容易操控的“温和”力量代表民主运动。

香港政府在1月27日发布了一项声明，以周庭“不可能拥护”《基本法》和一国两制为由取消了她的参选资格，而“证据”则是2016年香港众志要求“民主自决”的创党宣言。众志和周庭否认呼吁民主自决等同于支持香港独立，而且他们事实上也曾多次与港独组织保持距离。但北京仍声称自决就是港独，所以同样“违反”《基本法》。事实上《基本法》并没有禁止呼吁独立，也声称保障言论自由。在传出周庭可能会被取消资格的消息之后，众志修改了自己网站上的中文版政党简介，删除了“以民主自决为最高纲领”的字眼。

许多人亦曾担心另一名泛民参选人姚松炎也会被禁止参选。姚松炎是去年被取消资格的六名议员之一。今次他报名参加九龙西补选，直到提名期结束前最后一个小时才被选举主任确认其提名有效。

在周庭被取消资格的当天，“政治中立”的选举主任通过电邮向姚松炎提出四条问题，并告诉姚松炎他能否参选取决于他的回答。问题之一是，他是否接受人大常委会对于宣誓问题的释法（也就是说他是否认同自己和另外五名议员被取消资格）。另一个问题是，他是否认同台湾独派政党时代力量所主张的“自主决定的权利”。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姚松炎在2016年曾受邀前往台湾，出席时代力量举办的论坛。香港的选举法例并没有允许当局对候选人做这样的政治筛选。

1月29日，选举事务处允许姚松炎参选。踢走周庭而接受姚松炎入闸只是当局的策略，以营造政府只是依法办事的假象，从而避免更大规模的社会反抗。简单来说，在当局看来，众志比姚松炎更危险，因为姚松炎在DQ事件前的知名度是相对较低的。也有可能是因为（但并不一定），周庭/众志被踢走之后激起反对声浪，法律界内部和国际媒体亦有反对声音，令当局不敢接连踢走两个人。

但这并不代表政府不会禁止反对派参选，不论是“长毛”和刘小丽等被取消资格的议员，还是泛民头面人物。相反，每一次新的打压都代表政府在步步进逼：每次打压一步，然后停下来等待抗议平息，接著准备下一次打压。“长毛”和刘小丽失去的席位不会在三月进行补选，因为上诉庭尚未审理他们的案件。

选举操控

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的Pasha说：“周庭（可能还有姚松炎）被禁止参选是当局操纵立法会选举的第二步。第一步是踢走六名议员，令2016年立法会选举超过12%的选票沦为废票。当局如此操纵补选，清楚地表明除非推翻现在这个腐败丶不民主的政府，否则香港决不会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未来的状况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周庭被取消参选资格，立即引发了激烈的抗议。众志发出声明称，“褫夺候选人资格，剥夺市民基本政治权利，既不合法，更是完全缺乏理据……今次事件是中共对一代人的清算。”青年是当前政治打压的主要目标。他们曾越过保守丶犹豫的泛民政党和领导人，直接开启了雨伞运动。众志的黄之锋因为在雨伞运动旺角占领区清场时违反法院禁止令，于上周再次被判监。他说政府已经在加强对反对派的箝制与打压：

“两年前主张港独才会被取消参选资格，但现时主张前途自决亦会遭取消资格。没有人知道北京是否会重新划定界线，令所有反对廿三条立法的泛民人士都会被取消参选资格。”

我们需要认真对待黄之锋的警告。除非能够够建设起一场能够击退政治打压的抵抗运动，否则将来反对廿三条丶或者反对人大831决议及其确立的假普选框架的人也会被禁止参选。

步步为营的打压

当局在今次事件中的声明充斥著谎言。2016年，罗冠聪并没有因为众志的创党宣言而被禁止参加立法会选举，还成为过香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议员。后来他只是因为所谓的“宣誓无效”才被逐出立法会。

2016年立法会选举时，当局引入一项新规定，要求所有参选人签署承诺拥护《基本法》的确认书。有三名参选人因为拒绝签署确认书而被取消资格。另有两人虽然签署了确认书，但因选举主任“不信纳他们实际上有意拥护《基本法》”，同样被取消了资格（与今次周庭的遭遇如出一辄）。这五人全都来自支持港独的本土派。当时当局正在试水温，所以打击目标只是一些边缘人物，大部分本土派候选人还是得以参选。

如果当局在2016年时禁止众志成员参加立法会选举，或者更广泛地清除“激进派”候选人（例如在当选之后被取消资格的那些人），就会引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进而导致建制派在选举遭遇大溃败。在那场选举中，反对派得票率从56%增加到将近60%，成为建制派20年来最严重的选举失利。建制派依靠功能组别才得以在立法会内维持40席对反对派的30席。我们当时就解释说，这样的选举结果明显是受到2014年雨伞运动的影响。

“群众行动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当局竭力想为政治打压披上“合法”的外衣，但是受骗的人越来越少。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的王松莲说得很清楚：“即使香港政府提出扭曲的法律论点以支持其禠夺周庭参选资格的决定，仍无法掩盖背后的政治意图：这是北京再次削弱香港高度自治的例子。”

1月28日晚，2,000人在政府总部外抗议。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再次呼吁全港罢课罢工一天，只有这个武器才有足够的力量挑战日趋严厉的威权打压。上周，浸会大学300名师生抗议，反对校方将两名反对普通话考试制的学生强制停学。这批抗争的学生是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可以通过组织全港罢课，来引领整场捍卫民主权利的斗争。

周庭被踢走之后，民主党前成员区诺轩可能会代替她参选。但区诺轩同众志没有联系，而且他的政治立场与众志支持者也并不一致。可以说，众志支持者已经被剥夺了公民权。当局抛出一个又一个新的不民主规定以操纵选举，所踢走的不仅是激进反对派团体，还有支持这些团体的数十万选民。为了阻止建制派当选，这些团体被迫将自己席位和选民让给“温和”泛民，因为后者还没有被北京筛走，但是许多亲民主的选民已经越来越不相信丶不支持这些“温和派”。

在2016年选举中，“激进派”得到了25%选票（56.7万票），当中包括许多不同的团体。它们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千差万别（从温和左翼到极右本土派），但在反抗独裁中共的威权统治方面比“温和派”更具战斗性。香港众志等团体除了反对现在的威权统治之外，并没有很多其他的主张。它们之所以能够崛起，是因为软弱丶缺乏斗志的传统泛民政党让群众越来越失望。雨伞运动之后，由于没能迫使政府在民主上让步，这种情绪更是进一步加重。

社会主义行动的Pasha说：“自雨伞运动之后，政府明显制定了一个策略。他们利用政治筛选丶取消资格丶政治检控和判监等一系列手法，企图拿走抗争路线的社运人士开刀，继而扼杀整个民主运动。这也是为重新推动廿三条立法做准备，从而将香港政治制度彻底‘大陆化’。只有坚决的群众抗争，例如罢工，才能阻止政府的阴谋。”

如何重建群众斗争？

自从这场威权打压攻势开始之后，泛民领导人只是在口头上抗议，而没有任何实际的反击行动。他们是在继续雨伞运动时的做法──当时他们一面勉强地表示“支持”雨伞运动，另一面提防“激进主义”丶想办法遏制运动。

泛民也以类似的态度对待补选。尽管很明显当局完全有能力利用更卑鄙的手段操纵选举结果，泛民却仍把补选当做一场普通的选举。当局的打算是，就算建制派参选人没能胜选（六个席位中有五个是建制派几乎不可能胜利的），也不能让这些席位落入“激进派”手里。

因为选举主任是以香港众志的政纲为由踢走周庭，所以实际上等同于整个众志都被禁止参加选举。由于对局势缺乏清晰的认识，许多社运人士对此感到震惊。泛民花了诸多时间闭门讨论“Plan A”丶“Plan B”和“Plan C”，列出一系列后备参选人，而不是去发动群众抗争，也没有警告人们补选受到操纵，而且这将成为未来立法会选举的“新常态”。

早在去年7月法庭取消四名议员资格之后仅仅一周，我们就警告说，补选会被政府操控，所以尽管补选很重要，但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斗争的主要或者唯一焦点：

“接下来的补选可以预计会是十分不民主的，当局会禁止部分甚至全部被取消资格的议员再次参选，又或者让全部补选同时执行，令选情对建制派更为有利，使反对派更难在补选中扳回损失。”（中国劳工论坛，2017年7月21日）

实际指挥政治打压的独裁中共，不想看到补选推翻去年清洗立法会的成果，因为这会是令中国当局难堪的政治失利，而且取得胜利的群众有可能向威权统治发起进一步挑战，例如反抗现在政府对大学校园民主权利的打压以及廿三条立法。

要想成功抵抗政府对民主的打压，唯一的办法是建设大规模公民抗命运动，而且这场运动必须看清当前政制的真面目丶并得出必要的结论。雨伞运动尽管具有巨大的潜力最终却失败，是因为它一面倒迷信占领行动，好像单靠占领就足以打败中共独裁政府。不管过去还是现在，运动都没有就罢课罢工进行过认真讨论，例如从学生罢课开始，进而建设全港罢课罢工，要求这个非民选而且操控选举的政府下台。

这场运动也需要提出以下诉求：立即自由公正地选举真正的人民议会，取代现时不民主而且没有实权的立法会；组建为工人阶级丶也就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政府，施行彻底的社会改革，兴建可负担的公屋丶实行租金管制和落实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工资，并彻底打破少数资产阶级富豪对香港经济的掌控。这样一场运动会像核爆一样撼动中国，鼓舞久经压迫的中国群众加入反抗威权统治的斗争，然后局势会彻底改变。

“全球声援香港”运动

“全球声援香港　反对政治打压”是社会主义行动主力发起的一场运动，寻求国际上的工人和青年组织声援香港。去年10月，我们发起了全球22个城市的抗议行动，包括德国柏林丶斯里兰卡科伦坡丶加拿大温哥华等，在国际层面上向中共施压。德国及爱尔兰的左翼国会议员，墨西哥丶南非和英国的工会领袖，以及很多社会主义者都有网上联署，反对中共对香港的政治打压，捍卫中港的民主权利。

立法会沦为人大

政府发动二度DQ，取消香港众志周庭的参选资格。政权明显并非针对周庭一人，而是要扼杀在民主运动中走抗争路线的党派，只让与政权妥协的反对派作为政治花瓶。早前法院重判伞运人士，其中包括两个抗争派组织（社民连和香港众志）有望成为参选人的年轻人。统治阶级务求彻底消灭激进派的力量。因此，民主运动需要将行动升级，作出最有力的还击。

如果现在民主运动只是呼吁选民在三月十一日投票予Plan B民主派候选人，是远远不足够的。因为政府每次DQ成功，就等于对立法会掌握更大的操控权。候选人参选的门槛将会继续提高，抗争和发声的空间将会越收越窄。所以，民主运动的策略不能被动，而要用今次DQ事件作为鞭策，重建反威权的民主斗争运动。

两年前，政府只是阻止倡议“港独”的候选人参选，今天政府指控众志主张“自决”即为“港独”，而阻止他们参选。日后他们可以指控任何主张“结束一党专政”的候选人都是颠覆政权，而剥夺他们的参选资格！政府任意演泽是否“拥护基本法”的意思，今后任何反对廿三条立法丶反对国歌法丶反对八三一假普选，甚至要求政府大幅增加公共开支，都可以被指控“不拥护基本法”而被剥夺参选权。此外，如果姚松炎也被取消资格的话，将会开了一个坏先例，让政府在下一轮补选中梁国雄和刘小丽也很可能会被DQ。

危急存亡之秋　需要罢课罢工

现在已是危急存亡之秋，如果现在没有强而有力的反击行动的话，政治打压将会更为猖狂。社会主义行动认为，行动迫切需要升级。当务之急是要发起全港罢课一天，作为有力的行动挑战威权统治。前几天，浸会大学数百名学生游行，反对政治打压两名抗议普通话考试制度的同学，实际上也是反对威权统治的一环。浸大事件可以成为一个中心，其学生可以成为建设全港大罢课丶引领这场斗争的重要力量。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反对取消参选人资格
●恢复六名议员职务
●释放所有政治犯
●反对廿三条恶法，打倒中共专政

“全球声援香港”运动

“全球声援香港　反对政治打压”是社会主义行动主力发起的一场运动，寻求国际上的工人和社运组织声援香港。去年我们发起了全球22个城市的抗议行动，包括德国柏林丶斯里兰卡科伦坡丶加拿大温哥华，在国际层面上向中共施压。德国及爱尔兰的左翼国会议员，墨西哥丶南非和英国的工会领袖，以及很多社会主义者都有网上联署，反对中共对香港的政治打压，捍卫中港的民主权利。

文翠珊默许中共的政治打压

在访华的三日行程中，英国首相文翠珊回避人权问题，不去提及最近中共对香港民主权利的打压事件，以免将她的东道主置于尴尬境地。文翠珊这么做是跟随特朗普的脚步。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分别于去年十一月和今年一月到访中国。而且马克龙还送了一匹马给习近平。

受政府严密控制的中国媒体大肆报导文翠珊怯懦的外交立场。中共喉舌《环球时报》赞许她的“务实”，肯定她没有因为偏激人士的压力而涉入人权问题的“不实指控”。文翠珊访华的前几天，傀儡港府对香港本就不完全的民主权利发动新一波打击。三位反对派候选人被禁止参加即将来临的立法会补选。这个补选是要填补去年中共清洗支持民主的议员而留下的空缺。

香港众志被禁止参选

被禁止参选的候选人之一周庭来自2016年刚成立的政党香港众志。当局禁止她参选的理由，是该党宣言支持“自决”。这意味著不只是她一个人，而是整个政党都被禁止参选。香港众志的罗冠聪在2016年赢得了一个立法会席次，但他却在宣誓风波中与其他五名议员一起遭取消资格。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英国《卫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文翠珊“利用与习皇帝共处的这周，向他表示自己支持香港民主权利，以免为时已晚。”十分了解非民选政府之恶的英国“勋爵”彭定康（Patten）和阿什当（Ashdown）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末代港督彭定康和文翠珊都出自保守党。

“黄金年代”

但是上述那些呼吁显然受到冷待。文翠珊效仿前任首相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口号强调说，英中关系处在一个“黄金时代”。卡梅伦政府曾与中国签署大量巨额合同，让中国投资英国的核电丶铁路和伦敦金融部门。然而，在文翠珊的低调访问之后，中国问题专家克里·布朗（Kerry Brown）却说两国关系更像处在“青铜时代”。

大肆鼓吹民族主义的中国媒体，非常乐于报导独裁中共如何“驯化”特朗普等外国领导人（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曾猛烈抨击中国）。

英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正剧烈地丧失权威。从技术上来说，根据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英国是香港部分自治的国际担保人之一，然而习近平在去年主权移交20周年访问香港时，直言这份联合声明“不再具有实际意义”。

英国首相办公室否认各界对于她与习近平会谈时未能提及香港问题的指责，并说两国领导人重申承诺落实香港的“一国两制”。这根本是外交废话！每一次对香港民主权利的打压，都是以维护“一国两制”的名义进行的，所以这种巧言令色的声明根本毫无意义，而文翠珊的访问团只是故意逢迎而已。

英国政府保持沉默

面对中共当局一连串限制香港民主权利丶剔除选举候选人丶推行新的镇压性法律丶和监禁反对派社运人士的动作，许多人都呼吁英国出来大声反对。

去年十月，香港政府遵照北京的命令，禁止保守党里一位关注香港政治的资深党员班尼迪克·罗杰斯（Benedict Rogers）入境，英国政府对此只是发出敷衍了事的抗议。外交大臣鲍里斯·强森（Boris Johnson）说，他正为此寻求“迫切的解释”。更让人看清英国政府的类似事件，是当香港书商李波在2015年被中共国安人员绑架至内地，几周后在中国电视上重新露面并被迫“认罪”，英国政府对这位英国公民遭迫害几乎未有任何声音。包括李波在内的五名香港书商遭绑架，被中共用来在香港散布恐惧，和加强对批评独裁的媒体言论进行审查。

中共政府自信能够加大镇压力度。这已经是25年来最严重的一波打压，而且中共没有遭到外国政府有力的施压。

文翠珊访华回国时吹嘘说，新签订的商业协定可以创造130亿美元的利益。显然，钞票比起人权才是首要考量，纵使这些利益加总起来根本不比以往可观。随文翠珊访华的有英国最大的商界领袖代表团。英国对中资的吸引力在脱欧公投后已经遭到重挫，因此稳定与中国专制政府的关系是文翠珊访华的主要目的。

文翠珊与中国达成的其中一笔交易，是让豪车制造商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在中国开设二十几个展场，总价值8.5亿美元。这对买不起名车的普通中国群众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一个中国工人不吃不喝工作22年，才能买到最便宜的阿斯顿·马丁。

正确的定位

香港丶中国和其它地方的一些民运人士，还未充分意识到右派政客和政府并不站在民主的一方，他们从未也绝不会为民主权利奋斗。真正的国际团结是来自各国工人丶青年丶反紧缩活动者丶新一代左派女权主义者丶反种族主义者和移民权倡议者，是来自与文翠珊和特朗普的亲财团政策进行斗争的群众。“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正是呼吁这些人声援香港的民主抗争。

为了抗议香港和中国的正发生的政治打压，我们需要国际施压。但我们的呼吁要找到正确的听众。

废除吸血外判制度 基层工人组织起来

二月二十五日，由关注生活工资联盟、职工盟等多个团体发起反对改革游行，一行约70人由湾仔出发往政府总部，要求政府为外判工人订立生活工资、设立离职酬金、加强监管等诉求，社会主义行动亦派代表参与，表示团结反对外判制度。

游行上亦找到海丽邨清洁工人的踪影，他们率先透过罢工的方法去抵抗外判商的剥削并最后取得重要的胜利，为反抗外判制度定下了强而有力的方向。游行上喊起的口号包括“不要自愿离职”、“煞停不义外判”等。外判制度从2000年由政府带头引入，以价低者得的方法将服务承包出去，影响遍及各行各业，例如清洁、保安、物业管理等。外判制度削弱工人的工资、福利及安全保障等，更衍生出外判商为投得政府标书，以“围标”的违法手段一边压低价钱、一边“分身”保证赢得标书，形成一个庞大的外判集团，以剥削的手法压搾工人，但政府却视而不见。

在游行中访问了一名81岁的游叔，他当了清洁工人廿多年，亦是职工盟的理事。游叔曾经是领汇（现名为领展）其下的外判清洁工人，因为活跃于工会运动，向资方提出工人的诉求而被领汇针对被炒。他深深感受到工人面对外判制度需要团结，共同捍卫自己的权益，所以他无悔投身于工会运动。“现在人老了身子弱，只能做散工，每月薪水约$1,500-2,000左右。”游叔笑笑说。游叔现时在观塘工厂大厦做清洁，他指六、七年前还是全职时，月薪有$6,000-7,000。游叔虽然年事已大，但表明会继续工作，不会领取综援（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因为他感到社会给予综援人士压力，他认为自己就算老但仍可坚持继续工作。

外判制度不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让公司逃避法律责任，更是资本家打压工人团结的手段。社会主义行动认为必须要废除外判制度，由僱主直接聘用工人。近期的工人罢工将会鼓励更多工人起来反抗，我们支持工人加入工会、活化工会，团结斗争

高官僭建豪宅　基层无处容身

香港连续第八年“荣获”世界最难负担房屋的称号！根据城市规划公司Demographia的一项研究，本港去年的楼价中位数为市民平均年收入的19.4倍，比2016年的18.1倍还要高。这代表一般市民不吃不喝不消费超过19年才能负担起一个容身之所！而政府最新的私人住宅价格指数显示，2017年1月到10月期间，香港的楼价上升了11%。自2003年自今，已经累积增加了4.3倍！

另一边，政府数字显示2016年全港有超过209,700人居住“劏房”。这些房间的人均居住空间只有57平方呎。而虽然劏房的住户往往是社会上最基层的人，但吊诡的是，这些劏房的呎租却比普通住宅高一倍。2012至今，劏房租金平均累计升幅达到56%，而普通住宅租金的升幅为21%。其原因是住屋是必需品，需要量大，但大量未能轮候上公屋的基层住户只能负担这些生活环境恶劣丶空间狭小的劏房。因此，业主只会将单位越劏越小，租金越加越贵，来谋取最大利润。

“地产商优先”

面对基层的住屋悲歌，政府却根本无意解决问题。特首林郑月娥更加表示自己不会处理楼价过高的问题，并承诺只会确保充足的土地供应以“满足市场需要”。这是彻彻底底的“地产商优先”政策，政府要确保土地是用来优先满足私人投机市场，而非民众实际的住屋需要。地产商购入土地后，为将每呎的利润最大化，往往只会兴建贵价而细小的豪宅。加上近年来拥有国家资本撑腰的中资发展商纷纷染指香港楼市，以及因内地经济不稳而逃逸到香港避险的中国资本源源不绝，令房屋市场不乏投机资金，导致楼价租金屡升不跌。

因此，香港的房屋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土地短缺，而是公共廉价房屋的缺乏。2016-21五年间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应只有14,400间，只及《长远房屋策略》每年兴建20,000个公屋单位目标的68%。2019/20年度，房屋署预期仅落成13,700个公屋单位，而林郑在去年《施政报告》中提出“绿置居”将新建公共房屋改以私有化形式出售，令实际落成量将不足一万户。现时有近30万户人正在轮候公屋，上楼时间越排越长。

走马上任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被揭发僭建丑闻，更利用法律漏洞，去年8月以个人首次置业名义购入豪宅，节省666万印花税！反映政府过去的所谓“辣招”，对有钱人来说根本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总会有方法规避。完全体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

住屋是人权，不是商品，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实行租金管制丶大量兴建廉价公屋。只有将地产发展商及银行民主公有，才可以由工人阶级民主规划土地和城市发展，以停止私人卖地丶充公囤积土地，并确保土地发展是以劳动者的需要为本，而非为财团的利润。

访问难民劏房户　揭弃民住屋悲歌

Jenny是来自印尼的难民，一家三口居住在深水埗的劏房，面积只有150平方呎。Jenny认为最大问题是高昂的租金，令他们只能够负担起最恶劣的生活环境。

“我在这个地方生活了两年了。政府不允许我们工作，只能依靠每人$1,800的房屋津贴，仅仅能够负担起最差劣的劏房。单单是月租就已经是$4,800，还没有算上租金。我最讨厌的，就是每逢下大雨，厕所就会漏水并会令整个房间水浸。另外，房间只有一个窗户，光线暗丶通风差，还有一阵发霉的味道。我担心我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他的情绪有时会不太稳定，可能是居住环境的原因。我希望政府能够给予难民工作权，让我们自力更新谋求更好的生活。另外，我亦希望我们可以获得公共房屋，让我的孩子可以在健康的居住环境下成长。”

议事规则进一步收紧　立法会再被阉割

2017年年底，香港建制派乘六名泛民及本土派议员被政府强行剥夺议员席位之机，于立法会内提出修改议事规则，以冀进一步收窄议员议事权力，杜绝激进派“拉布”的空间。

具体上，这次修订将法定开会人数由35人下调至20人，避免建制派议员缺席而造成流会，意味著日后政府的议案将可以在“绝对少数”（11票）的情况下得到通过，整个立法会只沦为政府予取予求的花瓶机构。同时是次修改亦将提请成立专责委员会跟进事项的人数由20人上调至35人，削弱本已形同虚设的监察权力！其他还有限制议员发言和限制议案修订动议数量等。议员日后在立法会内几乎只有两种选择：支持政府，或者被驱逐出会议厅。

建制派本来打算在二月进一步扩大“剪布”行动，包括阻止议员在财委会提出临时动议丶不许议员动议休会。此外，建制派企图让更多项目在小组讨论后就可直接通过，绕过财委会的大会投票程序。在项大白象基建的拨款议案中，财委会的大会过往是动员群众斗争的重要平台，因此建制派希望扼杀这个抗争空间。但由于惧怕群众抗争的压力会爆发，加在立法会补选在即，建制派暂时收回这些辣招。

如此一来，香港便为日后的恶法和利益输送铺平了大道，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丶《国歌法》丶廿三条《国家安全法》等等，在议会上的预期阻力将变得极为微弱。例如在一月有21名民主派议员呈请要求讨论一地两检就未能通过，足见议会被阉割的恶果。立法会主席权力膨胀，动辄可制止议员发言质询，甚至直接将议员驱逐。天价大白象工程的造价与拨款亦将难以被监察，相当于大开公帑金库让财团抢掠。

与之相对的是，本已举步维艰的亲工人政策，如全民退休保障丶标准工时丶增建公屋丶租金管制等议题将变得更为遥遥无期。建制派如今却可以反过来利用议事手段阻挠议案提交讨论和表决，使他们的立场难以曝露于公众面前。

面对即将来势汹汹的恶法，必须加紧组织起群众力量，建立起强而有力的群众组织，以街头斗争对抗独裁政府。

一地两检进一步摧毁仅余的民主权利

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单方面宣布决定一地两检的安排，进一步摧毁香港仅余的民主权利。当中更明列，香港高铁站需要将部份区域划作“内地口岸区”，区内被视为中国内地，并由中国大陆政府全权管辖丶实行内地法律。

在此前的讨论争议的焦点，无论是港府抑或是泛民反对派，都是围绕著一地两检落实的法理基础，也就是如何使一地两检符合《基本法》。前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当时指可以引用《基本法》第20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享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权力”，并由中央政府授权港府“权力”，自愿让出西九总站的部分范围予北京来实行一地两检！

港府本来引用《基本法》来合理化一地两检，但却徒劳无功，因为中央政府今次甚至连此策略也不接纳，改为由人大在不经过符合现行法律之下直接宣布决定。反映北京当局对于专制打压的想头，比起港府及本地部分建制派走得更远。这次进一步冲击《基本法》的威信以及香港资产阶级所吹嘘的“法治”。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更直言，常委会决定具“最高法律效力，一言九鼎”，不能简单说人大一地两检决议由什么法律基础。

本刊早前警告过，一地两检乃“屠城木马”，打开了先例让专制的法律在香港实施，当局未来可以进一步扩大其管辖范围，逐步侵蚀香港仅有的自治权和民主权利。未来北京可以照办煮碗，包括二十三条丶国安法等更多恶法，将同样可以人大之名强行于香港落实。显然，一地两检并非当局个别的政策，而是一连串政治打压的其中一环。专制当局的打压并不会自动就会停止的，劳动大众当团结一致，重建群众抗争力量，抵抗当局每一个的进攻。

威权政府内部必有危机

林郑政府不断发动政治打压，今年以来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及推行一地两检，进一步操控立法会和法庭。威权政府看似来势汹汹，但政权内部仍是脆弱的而不稳定的。猛烈的政治打压必然会累积民怨，长远造成群众怒火爆发。此外政府内部也因为郑若骅僭建事件而陷入危机，甚至不排除她会下台。林郑原本想将受人痛恨的袁国强卸任，换上政治色彩没有那么浓厚的郑若骅。岂料她上任爆出僭建丑闻后，旋即造成大灾难。连部分建制派政客都与她保持距离。因此现时不是政府全力进攻的时机。无论郑若骅最后是否被迫下台，对政府来说都已是一个挫败。

双学三子上诉得直

林郑政府在现今阶段未能全面作出进攻，希望先加强对法庭与议会的控制，为未来进一步的政治打压作准备。双学三子因为2014年9月26日冲击公民广场，受到警察暴力打压而引发广泛同情，最终使雨伞运动爆发。律政司为了穷追猛打而向法院提出刑期覆核，一度将双学三子判监几个月。现今他们上诉成功而被释放，对政府来说是一个严重挫折，而且令局势更加复杂。同时，法官判决中会加强对“非法集结罪”的检控。

早前在庭上控方曾经向法官建议，可考虑三人立即获释，从中可见律政司受到压力。虽然三名政治犯被释放可说是一场胜利，但法庭承认日后使用新的判刑指引，只是认为新的指引不适用于今次案件。这意味著“非法集结罪”的刑期日后会加重。此外，法官将冲入公民广场的行动荒谬地定性为“暴力”。

法庭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的镇压机器，但中共需要更直接操控香港的法庭。司法界中有不同派别，其中一方代表本地资产阶级，他们希望维护港英时期的法治稳定，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传统的法律制度最能保护他们的利润和权力；另一派代表中共专制对香港的直接操控。梁振英一直向司法界作出攻击，包括发表“特首地位凌驾于三权”言论，并且批评司法覆核被滥用来挑战政府。

建制派出现分裂

近五年以来，大律师公会主席均由亲中代表担任。但最近，鲜明反对“一地两检”的戴启思当选为大律师公会主席，明显是因为中共大力践踏《基本法》引发反弹，使保守的司法界也感到要捍卫自己的利益。戴启思故然表明自己不是民主派，实际上他的政治立场更接近温和的建制派，但他的上任代表政府在向司法界发动的权斗受到挫折。最近政府未能为所欲为地利用法庭惩罚政治犯。

在习近平全面集权丶空前独裁的情况下，中共对香港发动猛烈的政治打压。而由于香港政府直接面对群众压力，相比中央更清楚无止境的打压必然引起反弹，但又不得不顺从北京的指令。在人大直接决定一地两检以及推动国歌法都清楚看到这样。所以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会造成统治不稳。历史上独裁政权的镇压都不能无止境强化下去，必然会造成统治机器分裂，引爆大规模群众斗争。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寄望某一派统治精英会出来捍卫民主权利或者结束镇压。现在建制派的内部分裂是群众压力造成的，这说明我们需要将抵抗运动升级，发起更有力的群众斗争。

香港：百人参与国际妇女节游行

3月4日，大约一百名民众参与三八国际妇女节游行。行动由社会主义行动及印尼外劳社群KOBUMI发起，并有包括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FADWU）、巴勒斯坦和平穆斯林联盟（United Muslim Front）、 社民连、难民联会等团体参加。

参与的妇女和民众亦来自五湖四海，包括香港、印尼、菲律宾、泰国、美国、苏格兰等等，有本地妇女、有外劳、也有难民，可谓是真正意义的国际主义行动。

参与人士首先于铜锣湾闹市举行集会，然后游行至印尼领事馆递交抗议信，之后再游行至时代广场。游行队伍出发前，大家一同打破象征压迫妇女的锁链。

活动期间，示威者不断高叫“妇女权利是工人权利”、“停止性别歧视，停止种族主义”、“国际工人大团结”等口号。

KOBUMI代表Umi则指控香港及印尼政府对待外劳的不义政策，她要求废除雇佣同住条例和仲介公司，并直接雇用外劳。

另外， 社会主义行动代表Jaco在集会团体发言时指出，去年全球妇权运动得著#metoo运动而变得更强大，世界各地的妇女站出来抗争。

香港的运动就是要作为这个国际浪潮的一部分，连结本地妇女的抗争，挑战新自由主义的父权制度。除此之外，亦有不同团体提出关注巴勒斯坦少女政治犯塔米米(Ahed Tamimi)、抵抗人口贩卖、捍卫女性身体自主、要求落实公共托儿服务及全民退保等议题。

很庆幸职工盟派出代表在今次活动发言。但职工盟对今次游行的态度却颇为。职工盟在起初游行时态度正面，亦有份计划活动，但在游行前几天突然拒绝为游行声明背面及成为合办团体。很可惜，本地工会错失了串联本劳外劳、连结国际女权运动的机会。

今年的三八妇女节游行，是社会主义行动迄今所组织最大规模的妇女节行动，亦是香港唯一一个不分国族、性别团结抗争的妇女节游行，写下了香港女权行动的重要一页。

“#MeToo”运动带出妇女压迫

全球“#MeToo”运动爆发之初，焦点主要在知名女性在媒体上爆料，但现在已扩展至无数平民女性要组织起来反击。今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将会是历来最大规模，多国都会举行游行甚至罢工。统治阶级通过物化女性和性别歧视榨取利润，现在他们害怕全球女权运动会强化群众斗争，挑战经济剥削丶紧缩政策和不民主的政策。

“#MeToo”运动亦蔓延至香港。香港跨栏运动员吕丽瑶亦受其启发，在社交媒体上揭露自己被教练性侵的经历。事件使警方也在压力嫌疑犯作出检控，可是网路上却有很多人质疑受害人揭露事件的动机，又审问她为何不报警。女权运动要挑战这种植根于父权制度的“责备受害人”文化。

除了性暴力，女性在经济上仍然受到压迫。根据乐施会2016年的《香港妇女贫穷状况报告》，每6名妇女，就有1人贫穷，而女性平均收入比男性相差近四成，这差距在贫穷住户中是最明显的。贫穷妇女工时长，又要照顾家庭，往往要从事散工丶兼职。政府的公共托儿服务和女性庇护所又严重不足，家中性暴力的发生时，女性往往没有经济独立能力而只可以继续哑忍。性暴力文化与经济压迫是连在一起的。要抵抗女性的歧视和性暴力，男女需要团结斗争，打破父权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压迫。

九巴司机抗争反对资方“假加薪”

香港又再一次爆出财团剥削工人惨案！九龙巴士公司的司机工人不满资方的薪酬调整方案，以及公司长久以来漠视工人权益，发起罢驶工业行动。

事件起源

九巴车长长年以来薪资低丶工时长。2004年其后入职的月薪制车长，基本底薪只有约1.1万元，更被取消底薪双粮，与旧制度的日薪司机同工不同酬。而本来应该属于薪资一部分的评核奖金亦或会遭扣减。因此许多司机需要不断加班工作才能糊口，令每更工时往往长达12-14小时。另一方面，九巴集团去年盈利就达到6亿元。

2月21日，公司宣布于3月“加薪三成”，使新入职车长的月薪增至1.5万元。不过，这其实是在搬弄数字游戏，因为公司同时取消了过去将两项合共约4千元的“安全奖”及“服务奖”，所以新工资实际上只是将原本奖励金并入底薪。对于那些工作表现良好丶过去获得奖励金的大多数司机来说，却反而没有加薪，可谓十分讽刺。

虽然公司并称增加底薪亦会提升司机的加班工资，补水时薪将由70.9元加至96元。貌似对车长有利，但这变相强迫超时工作，除非车长愿意加班，否则整体月入实际并无增长。

罢驶行动

九巴公司的工人分别组成了6个工会和组织，但一直以来，九巴公司只承认两个建制派工会，包括隶属工联会的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以及隶属工团的九龙巴士职工总会。这次薪酬调整方案亦是得到两工会支持的，而资方则拒绝接触其他工会。另外三个工会分别是，隶属于泛民职工盟的九巴员工协会丶由职工盟分裂出去的九巴职员权益工会以及独立的九巴雇员工会。

资方的剥削与无视，引起许多前线司机的不满。独立的九巴雇员工会于23日发起示威，要求将薪金调整至1.8万元以上。另外，部分全职九巴司机组成“月薪车长大联盟”（大联盟），著手讨论发动工业行动，将行动升级。

至24日，公司没有回应工人要求，月薪车长大联盟于当晚8时发起半小时的罢驶工业行动，并提出三项诉求：取消评核机制并发放每年1.2万元勤工奖丶教育市民正确的乘车礼仪，以及制定政策时加入基层员工声音。唯当晚参与罢驶的司机不多，但是也踏出了工人罢工斗争的重要一步。

不过，资方摆出强硬立场，更威胁将参与行动的司机进行“严厉纪律处分”。罢驶行动期间，公司人员登上停驶巴士，赶走司机并另派车长驶走巴士。翌日，大联盟发起人叶蔚琳更遭公司“留厂”停工对待。事件亦得到社会大众的同情。

26日，大联盟数十名司机到九龙湾九巴车厂外留守抗议，要求公司与联盟对话，否则会将行动升级。及后公司态度软化，并于当天晚上与大联盟代表会议。会后公司答应“考虑”大联盟的三大诉求，叶蔚琳认为达到初步成功，宣布暂停所有工业行动。

建立战斗性工会

事件再一次揭露工联会及建制派工会领导背叛工人的本色，不但没有支持工人抗争，更恶言攻击罢工工人，汽总九巴分会副主任黎兆聪指工人“白痴”，而九巴职工总会理事长黄醒祥更谓行动“骑劫公司”及比喻为“占中”。

然而，就算是其他工会虽然没有攻击行动，但也没有动员参与这次抗争，令这次抗争未能达到最强大的效果。职工盟属会九巴员工协会亦摆出“不支持丶不反对”的消极态度，失去了一次壮大工人抗争的机会。虽然职工盟对于今次罢工准备不足的批评有其正确之处，但如果是一个战斗性的工会，必然会尽量参与其中并提供正确的策略和方向，而不是采取消极态度。

司机工人站出来发起罢工争取劳工权益，各工会理应支持并参与介入。发起工业行动的大联盟在罢驶行动的时候只是个刚刚成立了4天的网上群组，但已经对资方造成压力，足见工人团结的力量。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是次罢工。资方只是做出口头上的“承诺”，工人还未有赢得实质改善，同时更要严防公司对抗争工人秋后算帐。可见，未来需要进一步建立民主的战斗性工会，将现时四分五裂的巴士工运统一起来，有组织地持续进行抗争，并连结各界工人反对长工时丶私有化的斗争才能胜利。

九巴出尔反尔 解雇四名罢工车长

今日，九巴解雇四名曾于上月底参加罢驶行动的车长，其中包括“月薪车长大联盟”召集人叶蔚琳及其丈夫刘卓恒。刘卓恒在九巴工作5年，却只被补偿7日的工资。叶蔚琳表示不接受解雇，并拒绝签收解雇通知书以示抗议。

九巴声称罢驶行动“对乘客安全构成威胁，亦对其他道路使用者产生危险”，因而将四人解雇，但这显然是在报复罢工司机丶企图让其他司机工人不敢再发动抗争的藉口。自罢工结束以来，九巴一直安排让叶蔚琳“留厂休息”，实际就是变相处分。而且“月薪车长大联盟”已打算正式注册为工会，九巴此时解雇大联盟召集人，无疑也为了打压工会发展。

工党指责九巴公司一错再错，不单不愿意正视车祸问题，反而向提出建议的员工进行灭声。而建制派的九巴职工总会理事长黄醒祥则继续站在资方一边，为解雇决定背书。

今晚九巴荔枝角车厂举行集会，声援被解雇的车长，抗议九巴打压罢工司机和工会，社会主义行动亦到场声援。我们要求九巴立即取消解雇决定，并呼吁所有九巴司机工人一同反击资方的打压。此次解雇事件表明，九巴公司无意履行不久前做出的“承诺”，而是想要拖延时间，踢走敢于抗争的司机工人，所以司机工人必须要有一个团结丶民主的战斗性工会，才能实现抗争的胜利。

“全球声援香港”运动报告

“全球声援香港”运动是由社会主义行动和工人国际委员会 (CWI) 发起的。现时，声援香港民主斗争的国际行动正在广泛地传播开去。

“全球声援香港”的联署信翻译了10种不同语言，联署者包括英国丶墨西哥和南非的工会领袖。联署信写道：“审判将会陆续有来，判刑可能会更严苛，只是为了服务中共的利益， 摧毁香港过去艰难争得的民主权利。 而且中国当局在内地的打压也是自八九民运以来最严厉的。”

包括Sabine Leidig在内，德国左翼党的五名国会议员已经联署，，另外亦有六名爱尔兰国会议员签署。

“全球声援香港”运动计划在世界各地的大学举办会议，让人们了解香港现在的政治打压。去年10月，全球22个城巿举行声援香港的抗议，未来数月将会继续有声援行动。

陈茂波下台！预算案劫贫济富

林郑月娥政府发表第一份财政预算案，今年财政盈余创下1380亿的纪录，财政储备将超过一万亿。但新自由主义的政府继续劫贫济富，惹起群众极大的愤怒。港大民研计划进行的民调显示，预算案评分仅为48.2分，比上一份大跌7.5分，是有纪录以来新低。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政府宣布纾困措施“加码”至515亿，但大部分都是优惠高收入人士及业主的。退差饷的开支达至178亿，每个物业获退高达1万元，即拥有越多物业的业主就能分享越多，根本是加剧贫富悬殊。在上个年度，获派糖最多的10名业主，平均每名获退差饷1千2百多万元！今年这个数字必然更加夸张。预算案亦宣布退回75%薪俸税，上限由以往的2万元提升至3万元，但全港超过200万名收入低到无需纳税的工人根本不能分享优惠，获得退税3万元的仅是极少数的年薪过百万人士。

基层分享的只占15%，而且是一如以往所谓扶贫只是一次性津贴，例如发放额外2个月的综缓金丶生果金及交通津贴，完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房屋丶教育丶医疗丶退休保障此类长远计划完全没有改进。香港极端新自由主义之下，要领取上述社会保障都门槛极高，因此有大量非公屋丶非综缓的低收者“N无人士”，他们当中很多在职贫穷人士。但预算案中发放给N无人士的津贴仅约6.5亿。最可笑的是，预算案拨款3亿予海洋公园，派发一万张入场券予中小学生，即每张入场券花费纳税人3万元。这不是利益输送又是什么！

由于民怨沸腾，加上三月补选在即，连建制派为了争取民意也在口头上要求政府“全民派钱”，而叶刘淑仪亦批评。当然他们并不会支持对抗财团丶有利工人的政策，相信他们最后也会在预算案投赞成票。

预算案为创新科技预留至少500亿元，其中落马洲河套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第一期已占达200亿元，另外100亿拨款予科技园公司。大部分开支将用于土地平整丶基础设施等，似是建筑项目远多于科研发展。

公共服务不足

公立医疗系统几近“逼爆”，不但前线医护造成极大压力，亦令轮候时间不断增加。现是各公立医院的病床使用率达到110- 130%。政府投放资源在公立医疗占香港GDP的总值只有2.8%，远低于其他富裕欧洲国家如德国丶瑞士等超过10%。政府不愿大幅提高公立医院开支，而是推动自愿医保计划，企图用公帑补贴私人保险业，并将更多人推向私人医疗市场，让资本家可以牟取更多利润。

面对著安老院舍问题，政府只拨款增加593个宿位，但目前有4万人正轮候宿位，轮候时间平均高达二十一甚至三十六个月。在这个杯水车薪的情况下，每年有约6千名长者至死仍未排到宿位。

香港连续第 8 年成为全球最难负担楼价地区。香港人要不吃不喝近 19.5 年方能置业。但政府拒绝增建公屋，今年林郑曾经一度提出“公屋封顶”，但因为民情反弹而被迫收回言论。现在政府推动的“绿置居”计划就要进一步将公屋推入私人市场。

港府希望配合中国金融资本和中共的海外扩张计划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因此预算案亦特别强调推动债市发展，推动吸引内地财团的绿债，以及“把握一带一路的机遇，配合大湾区的发展”。在中国的经济危机底下，香港作为中国金融资本输出世界的重要窗口，财金政策将会更加容许金融自由化，例如最近林郑力推帮助中资在港上市的“同股不同权”，因此将会加强对劳动群众的资本剥削。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今年预算案，要求陈茂波下台。我们不能寄望资本主义政府会还富于民，需要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斗争。我们主张大幅增加医疗及教育开支，每年兴建公屋五万间，实施租务管制，设立全民退休保障，废除强积金，向富人征收重税。为了打破财团对经济的操控，必须要将发展商及银行民主公有化，交由工人阶级民主管理。只有这样才能让劳动群众享有他们自己创造的社会财富。

大埔车祸不是意外　而是财团凶案

二月十日在香港大埔公路—大埔滘段发生致命巴士交通事故，造成19名人死亡丶65人受伤，引起社会广泛讨论乘车安全的问题。这宗事件又一次揭露九巴公司和运输署一直以来漠视巴士工会的诉求。九巴为求节省成本，降低巴士司机待遇，令流失率升高和更少人入行。司机长期面对人手不足丶工时过长（可达每日14小时）丶工资过低等问题。而运输署为保障财团利益，纵容九巴公司剥削员工的安排，接二连三酿成惨剧。

九巴雇员工会的主席郭志诚质疑九巴在去年取得专营权后，开始有大量节省成本的措施，例如节省维修成本和改装巴士安全装置，变相制造更多交通意外。

在意外发生后，运输署修订巴士车长工时指引，名义上缩减每日驾驶时间至10小时，但却容许特别更车长每日最长工作14小时，被巴士业职工会联盟主席林锦标批评为“大倒退兼开坏先例”。新巴职工会会长钟松辉向《苹果日报》表示：“佢哋系玩弄数字……朝早繁忙时间做几个钟，放工繁忙时间又做几个钟，中间嗰段时间冇人工，畀番二十蚊一个钟瞓觉钱”。

此外，九巴威胁解雇209名兼职车长，企图以他们作为代罪羔羊逃避责任。及后公司要求他们全部转为全职，即每周最少上班18小时，始可复工。然而，若果没有改善工时问题丶提升待遇丶增加对车长的培训，根本不会解决驾驶危险问题。

今次车祸不是意外，而是九巴公司为追求利润而造成的凶案。这是私人财团管理公共交通的恶果。社会主义行动支持车长抗争改善待遇，并且要将九巴民主公营化，交由车长民主控制。

访问两位东北案政治犯

2014年数十名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反对大搞利益输送的东北发展规划，上年律政司对13名被告加刑，制造了香港新威权统治下的一批政治犯。社会主义行动访问了案件其中两人，郭耀昌及严敏华，了解一下这名抗争者对案件和社会的看法。

记：你对案件的看法如何？

郭：我参与社会运动多年，对入狱都已有心理准备，亦很快地适应监狱生活，影响都只是我自己学音乐丶和去日本听音乐会的安排等，基本上我都慢慢地投入回工作上。

现在仍是上诉阶段，法庭会否减刑，或像“双学三子”一样可以维持原审判刑，存在著很多未知之数，因为其实只要看清楚法官的判词，就知道这案明显是政治打压。但对我们13名抗争者来说，加刑至13个月这结果当然是十分差，因为反东北案本身是反对政府利益输送丶破坏村民家园等等，但政府却是要惩罚我们，政府是要向公众表达抗争的代价是十分严重。

记：你对未来的公民社会有什么看法？

郭：其实我们抗争者就是明白到透过立法会抵抗政府的恶法并没有作用，因为存在著分组点票和功能组别这不公平的制度。泛民常说要守著“关键议席”，就算守住了也是徒劳的，所以主要的抗争仍然在议会外，动员巿民向议会内的议员施加压力。对于3月11日的立法会补选，就正如我所说一样，大体上我是支持泛民赢回议席，但始终依靠立法会议席是不能改变些什么的。

记：对于现时贫富悬殊越来越剧烈，或社会普遍士气低落，你有什么看法？

郭：这与媒体的报导有很大的关系，现时媒体由大财团垄断，对事件的报导并不公正，例如无线电视的偏颇报导，只集中对于抗争者的冲击行动上，而选择性地忽略背后的内容和动机。

我们应该要重新反思旧制度。一直以来的抗争都是被动的，由政府主动打击巿民权利，然后巿民动员起来反击，但我认为要真正改变，就更需要主动地出击，从生活上去了解和反对现今资本主义对我们自身的束缚。

严敏华同样是反东北案的政治犯，她去年8月15日被判监13个月，至2月7日暂时被保释，等候终审法院开庭上诉。

记：你对自己案情有何看法？

严：现时法官立场普遍很保守，不敢抱有太大希望。控方指有人用铁马撞爆政府建筑物，有保安受伤，因此指控我们是暴徒，要施加有阻吓性惩罚。政府现时的目的是要制造寒蝉效应，提高抗争者的成本。今后公民抗命的代价是以月计的监禁，不再是社会服务令。律政司的加刑，台湾的讲法叫“司法追杀”，与中共对敌人的打击手法是同一套路。

记：监仓内的生活是如何？

罗湖监狱有三个不同部分，一个叫主翼，囚禁不吸烟人士，另外有东翼及西翼，囚禁吸烟人士，其中西翼囚禁惯犯。主翼的规训更严格。

监狱声称饮食很有营养，但食物都经过大量加热，例如炸鱼丶烚菜，营养流失很多。食物每星期都一样，不能吸引足够营养，我瘦了7公斤。我被安排到洗衣房工作，新人要用手洗清洁职员恤衫。

监房夏天很炎热，冬天不算很冷，但在睡觉地方试过只有2度，说话时口会喷烟。环境是严酷的，但习惯了就不算什么。里面有公家报纸看，包括大公丶文汇丶南早丶明报丶星岛。但环境嘈杂，难以专心看书丶看报纸。我通过无线电视看到新闻，外面的抗议对自己都算有点支持，总算窝心。

记：入狱对你生活有何影响？

现在我被老板解雇了，在等候上诉期间只能做兼职。我经济状况不算困难，坐牢其实不用花钱，而政治犯支援基金每月有一万元的经济支援给予家人。

家人都支持自己，但都很担心我。我现在于大角咀和丈夫居住。他是非洲多哥人，他说他的国家与大陆一样也陷于独裁，总统由儿子继承，最近出现反政府暴动。因此我不用说太多他也明白我在做什么。但始终也是家人，他不想我轻举妄动而令人担心。

问到敏华对港人有什么寄语，她说到：“不要问别人可以付出多少，问问自己可以付出多少。”

五月四日：新一轮全球声援香港抗议日

“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正计划在5月4日星期五，举行全球抗议活动。中国劳工论坛呼吁全世界的读者参加抗议，一同反对香港和中国日益严重的政治压迫。可以在运动的网站stophkrepression.net上找到更多的信息以及运动所需的材料。

“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是于去年10月发起的，当时全球22个城市举行了抗议。它明确地以争取左翼活动者和工人组织的支持为目标，并解释了资产阶级政客和右翼与中共政权存在非常紧密的经济利益关系，而且他们也在本国施行反民主的政策，所以他们不会真正支持香港和中国群众的民主权利。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取消任期限制时，特朗普对习近平表示了赞许，并在一场集会上公然说：“也许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试试！”

全球各地都有人在运动的联署表上签名。最新的联署人有作家及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丶人权活动家彼得·达林（于2016年被中共当局以编造的罪名逮捕并被驱逐出境）丶以及丹麦红绿联盟国会议员和外交事务发言人索恩·索德高（Søren Søndergaard）。也有爱尔兰和德国的国会议员，以及巴西丶英国和南非知名工会会员在联署表上签名。

今年五月的国际抗议，是要反对香港政府操控选举丶禁止民主派候选人和政党参选丶取消民选议员资格丶以及为了强迫人们服从中共专政而新出台的压迫性法律。

反习近平抗议

这场全球抗议，同时也是为了声援中国国内和海外的华人抗议者，他们以出人意料的勇气反对习近平取消任期限制。取消任期限制将中国中共政权从“一党独裁”转变为“一人独裁”。

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中国海外留学生在校园里张贴了许多“不是我的主席”和“阻止习近平”的海报。这些海报是在晚上张贴的，而且学生戴著口罩，以免回国后遭到政治报复。在中国，尽管政府大肆审查网络言论，并屏蔽了30多个社交媒体关键词（例如“修宪”丶“吾皇”和“1984”），但还是出现了大批反对习近平集权的帖文。中共政权没有预料到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反弹。

继去年中共十九大巩固了习近平对于政权的掌控之后，今年3月17日，中国的橡皮图章伪议会全国人大以2970票全票赞成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由此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主席任期。习近平实现了他的高压统治，是通过打著“反贪腐”的旗号推进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清洗，同时强化国家镇压丶掀起前所未有的宣传攻势和个人崇拜丶并提出越来越民族主义的外交和军事政策。

在一致赞同习近平连任的全国人大代表之中，有45名亿万富翁。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掌权后，中国超级富豪的人数已经增加了两倍多（2012年有251人，现在有819人），而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导，中共政权对于批评者的打压已经达到“自1989年天安门镇压以来最严重的程度”。随著习近平延续他的统治，镇压很可能会继续升级。

香港的政治打压

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香港政府对民主运动的镇压遵循更加“合法”的途径。政府通过清洗立法会丶操控选举和推出新的反民主法律来踢走和恐吓泛民议员，并利用这种被“阉割”过的立法会以及媒体和法庭来打压民主抗争。

现在有超过四十件针对雨伞运动（2014年长达11个星期的群众占领运动）著名活动者的诉讼正等待过堂。这些案件中有一些涉及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指控，包括“煽惑他人煽惑（!!）公共妨扰”。如果法院判决罪名成立，最高可判被告人入狱21年。2017年，16名年轻社运人士因“非法集会”被监禁长达13个月。这也是几十年来香港首度出现政治犯。

新的国歌法即将颁布，“不尊重”中国国歌的香港公民将被判处三年监禁。像这样的严厉立法当然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年轻人的独立和反中情绪。香港地方政府仍然犹豫具体什么时间重启廿三条国安立法，他们担心再次爆发2003年推动立法时那样猛烈的反抗。

廿三条

但是“习皇帝”正在就此向香港政府施压。即使没有廿三条，香港的民主空间也在急剧缩小，最近那些主张香港“自决”的人被禁止参加立法会补选。

泛民派候选人在此次补选中遭遇挫败。他们失去了原本预期会赢回来的一个席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是由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手段，包括新闻封锁（整个选战期间没有举办过任何一次民意调查）丶刚刚好有利于建制派政党的低投票率（建制派打选战并非真正基于政治，而是基于庞大的动员机器）丶社区资源和贿选（由中共和香港的亿万富翁提供资金）。

但关键的是，还有很大比例的人放弃投票。这意味著一些青年和工人不愿意支持那些“主流”的民主党候选人，因为他们并未指引一条道路来反击当前前所未有的反民主攻击丶和伴随而来的政府紧缩政策和亲财团政策。

新一波的打压

自3月份泛民补选失利以来，亲北京的建制派阵营高兴得飘飘然。泛民没有在竞选中清楚地揭露政府打压民主权利的本质，也没有揭露政府如何通过打压民主来推行凶恶的资产阶级政策，导致富人愈富丶穷人愈穷。亲北京的民建联前领导人丶现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忠的一次公开讲话表明，他们计划要加剧政治镇压的强度。在民主人士在补选中失势之后，谭耀忠呼吁，应对香港选举的候选人进行更严格的政治审查，禁止任何呼吁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的人参选。

泛民主党派最明显的反应不是发动强烈的反击，却是担心他们可能会失去席位或被取消未来参选资格。“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强调，只有群众反抗运动才能击败当前的镇压攻势。这是国际上无数次反专制斗争的教训。

海外中国留学生张贴反习近平的海报和在twitter社群网站上发起反对习近平的运动，说明中国青年的抗议意识已经开始觉醒。这是表明情势正在改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也是在中国和香港建设团结的反威权斗争的机会。

5月4日在中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是1919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大规模学生运动的周年纪念。这场运动要求民主丶反对帝国主义丶并反对保守派集团的统治，因为它背叛了1911年反帝制革命时的愿望。“五四”运动也是中国工人阶级进行独立政治行动的开端。

《国歌法》制造恐怖气氛 箝制言论空间

政府公布的《国歌条例草案》指当奏唱国歌时，参与及出席者必须肃立庄重，违反者会被视为侮辱国歌，并最高可被判囚3年及罚款5万元，改动歌词亦有机会被视为歪曲贬损而被检控，但何谓庄重和贬损实属主观，法例界线模糊不清会致使执法者随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执法，变成侵害言论自由，制造白色恐怖的手段。

建制派政客经常以“中国有中国国情”丶“不能照搬西方一套到中国”为藉口竭力反对港人争取民主及普选权利。但现在订立国歌法时，他们却又指外国也有国歌法，因此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但事实上，在美国丶澳洲和加拿大，法例上只有列出奏国歌时的指引，而没有任何罚则。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违反国歌法者的最高判囚也分别只有1个月和半年，远远低于香港的三年。

政府指要将国歌法纳入中小学教育，显然是洗脑教育的一部分，更将白色恐怖渗入校园。连建制派的教师工会教联会也似乎感到恐慌。该会建议学校减少校内奏唱国歌的次数，以免有学生因贬损国歌而要负刑责。本来强迫学生爱国，却实在相当可笑！

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于特首林郑月娥就职礼时，曾发表涉及“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言论。及后林郑提出2018/19年度中国历史要成为初中独立必修科，而教育局亦明显会控制和审查教材，分拆和渗透“国民教育”于学生课程内，使课程紧随中共的政治路线。最近，教育局要求删去历史教科书内关于中共“一党专政”的字眼，而“香港主权移交内地”和“中国收回香港”也被指措辞不恰当。学生需要组织起来抵抗洗脑教育！

《国歌法》下，言论自由势必再受打击，香港的言论自由在2017年已由69位下降至73位。社会主义行动主张抵抗中共的民族主义攻势，彻底反对《国歌法》，反对推行国民教育，支持废除《国旗法》。

中共攻击戴耀廷　打压言论自由

统治阵营打港独是为廿三条立法造势

中共丶香港政府丶建制派政客大肆攻击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指控他鼓吹港独，企图分裂国家。戴耀廷3月25日出席“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在台北举办的论坛时，表示“中国现在的专制政权有一天会结束，中国必会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到那一天，港人也能实现民主普选，并且可以实现‘人民自决’。港人届时可考虑是否成立独立国家，或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族群组成联邦或邦联。”

统治阵营将戴耀廷的言论上纲上线，罗织罪名。在3月30日，香港政府突然高调向传媒发声明，谴责戴耀廷违反基本法及企图分裂国家。何君尧丶梁美芬等建制派政客甚至诬蔑戴“勾结外部势力”丶“分裂国家”及“危害国家安全”，并指必须对他作出检控及逐出校园。

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指，尽管香港尚无港独入刑的先例，但并不等于现行法律规章无法追究，例如可引用香港法例第两百章“刑事罪行条例”中的煽动条例。过往煽动条例只是针对暴力或武装行动，现今更用来打压发表政见的自由。中共在廿三条立法之前，实际上已经实行了廿三条般的严刑峻法。

戴耀廷在脸书上透露自己被人跟纵及拍摄，并怀疑是国安所为。他表明如果自己现身澳门或大陆，必然不是自愿回去，意味著他是忧虑自己会被国安绑架，成为下一个铜锣湾书店五子。鉴于政权过往几年来的打压行为，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温和泛民派

戴耀廷并不是港独支持者。在2014年占领运动爆发前他一直希望拖延运动的发生丶局限运动的规模。在雨伞运动爆发后他不得不尾随群众，同时希望尽快可以结束运动。他的政治立场是温和泛民派的典型代表。社会主义行动与戴耀廷在政治立场上有很多分歧，但我们捍卫他的发言权。我们也不认同他在台湾论坛对争取中国民主的看法。因为戴暗示专制政权倒台是“自动到来”的过程，就好像只要等待下去中共就会倒台。可惜他无视了群众斗争在当中发挥的作用，他的看法是违反历史规律的。从中国的历史就可知，专制政权不会自然消失，而需要群众斗争打倒它的。

现时根本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倡议或讨论港独。即使是建制派亦对于禁止讨论港独的界线出现分歧。民主派叛徒丶现已成为中共鹰犬的汤家骅紧跟《人民日报》的论调，指可以用煽动罪调查戴耀廷。过前刑事检控专员江乐士指，即使根据03年的基本法23条立法建议，戴耀廷的言论亦没有触犯法例。

今次当局明显有部署地发动舆论攻势，企图通过对戴耀廷杀一儆百，从而制造寒蝉效应，合理化加强威权统治。同时，当局为廿三条立法造势，可以预计未来廿三条立法的内容将比2003年时苛刻得要多。早前，人大常委谭耀宗在两会结束后，突然表示主张结束一党专政的人不能参选立法会。这意味著所有民主派候选人都可以被剥夺参选权，而泛民议员可以被法庭取消议员资格，因此在泛民立法会议员之间引起了一阵恐慌。可惜泛民领导并没有果敢地号召群众斗争，挑战谭耀宗的荒谬言论，反而被吓得惊惶失措。其后，谭作出退让，改口指这只是他的个人立场。统治阵营其实正在试水温，探测港人的民情反应。

将斗争升级

港大民主墙涌现了多张反对打压戴耀廷的大字报，并有内地生表示支持。早前习近平废除任期限制后，很多在美国及澳洲的中国海外生张贴海报。现在这股海外倒习的浪潮正通过戴耀廷事件蔓延至香港了。港大学生需要组织起来，在校园发起抗议行动。如果戴的教席受到进一步威胁，学生理应通过发起罢课一天的运动将行动升级。因为这不但是对一个人的威胁，而是威胁至整个校园以至整个香港的民主权利。对戴的攻击只是中共及港府一连串打压民主的一环，其他还包括筛选参选人丶操控选举及制订新的反民主法律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抹黑及监控戴耀廷，反对剥夺他的教席，反对以言入罪。我们捍卫言论自由，坚持捍卫讨论港独的权利。单靠游行集会并未足够力量抵抗政治打压，尤其是作为单一事件并在短时期内号召出来的行动。这种行动往往是象征意义大于真正动员群众作长期的斗争。群众正渴求将运动升级的方案。所以我们需要的是通过组织罢课乃至罢工将斗争升级，真正打倒建制和它背后那些大富豪的痛处。这场斗争需要动员工人阶级，并将民主权利的斗争连结至争取全民退休保障丶八小时工作制丶租金管制丶大幅提高基层工人薪水的斗争。这场斗争必须联系到反资本主义，因为那些掌控经济民生的资本家正是现在这个不民主制度的受益者和坚定支持者。

五一劳动节：国际工人大团结

一年一度的劳动节是工人阶级捍卫自己劳动成果丶抵抗剥削的大日子。经历了五年前的码头罢工丶今年的海丽邨清洁工罢工，以及九巴车长罢工，工人阶级仍处于香港资本家的极端压榨之下。林郑政府大力打压群众的政治权利，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削弱劳苦大众反抗运动，因此可以进一步推行有利财团丶剥削工人的政策。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及组织起来，对抗威权资本主义政府。

极端压榨

本港工资一直滞后经济发展，2003-2017年香港人均生产总值增加超过90%，但同期平均工资的增长只有48%，可见大部分增长的财富集中在富人手上。加上百物腾贵，同期低收入家庭消费物价指数亦增加了43%，变相抵销了打工仔们的加薪。而当下的租金更是2003年的2.7倍！

对于香港最底层的工人来说，现时的最低工资仅为每小时$34.5。工资的低下，迫使香港工人不断加班工作帮补家计。香港现时每周平均工时为44小时，为亚洲地区之首，而且工作岗位越基层工时则越长。工人完全沦为资本家的打工奴隶，政府却继续拖延落实任何工时保障法例。

根据职工盟的估算，工人月薪要至少达到$9800才能负担起基层家庭的基本需要。当然在这个薪金水平下生活仍然是捉襟见肘。如果以每周工时四十为标准，我们的最低工资需要订在每小时$55以上，现在的水平根本不能接受。

基本的“劳工三权”（罢工权丶组织工会权丶集体谈判权）在香港仍然残缺不全。去年，在汉莎天厨任职厨师的吴志辉因组织工会“香港厨师联盟”，在毫无犯错下被公司解雇。工人连基本组织工会的权利亦被打压。

另外，在2月份九巴司机不满资方的“假加薪”及恶劣的工作环境，工人组织成立新工会“月薪司机大联盟”并发起罢驶工业行动，事后被公司秋后算帐，四名员工被解雇。资方公然践踏工人组织工会丶发动罢工的权利，若非九巴工人之后发起声援行动，被打压的司机不会获得复职。

至于争取了超过二十年的集体谈判权，至今仍然遥遥无期。工人还面对著工作零散化丶合约制丶外判等问题，威胁著每一个打工仔的工作保障。

香港的长者贫穷状况迅速恶化，人数由2009年36.6万人，增至2016年的47.8万人。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归咎老人贫穷因为他们不劳动，更鼓励65-74岁“少老”重投劳动市场！香港长者劳动人口过去10年上升三倍，增至2017年的12.7万人，越来越多老人已无晚年可享。

废除强积金对冲？

香港政府一直拒绝落实全民退休保障，强积金乃大部分劳动者唯一的退休金。然而，强积金强制将工人的血汗钱投入私人市场投机炒卖，今年二月份环球股市股灾，平均每名打工仔就亏蚀$7,690。

然而，更荒谬的是所谓的强积金对冲机制。当雇主须支付工人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时，雇主抽取部分员工的强积金供款来抵销支付，变相用工人自己的退休金来支付自己的赔偿金！这个机制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保障资本家的利益。

在社会压力下，政府在拖延多年后终于提出逐步取消强积金对冲。但政府方案非常保守，除了政府会在10年内动用172亿分担雇主部分款项，更会下调工人实质获得的赔偿。对工人来说，根本没有得益。

纵使如此，雇主还是不甘心一旦取消强积金对冲将会增加那丁点的成本。去年12月，外判清洁公司民顺迫使工人签署“自愿离职”的文件，企图改头换面成立新公司重新聘请工人，促发荔枝角海丽邨清洁工罢工。罢工行动最终让工人争取法定遣散费金额的七成。未来将会有更多企业利用不同的卑劣手法规避劳工法例。

香港工人阶级需要组织战斗性工会。工会应该以团结斗争丶集体行动为重心，建设由下而上的民主架构，让工人可以民主商议及决策，建设强大而活跃的群众基础。这些工会可以成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基础，以领导起反剥削丶反外判丶反私有化丶争取全民退保丶反专制的斗争，打倒这个服务有钱人的政府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行动就是为了未来这个政党的诞生而奋斗！

五一劳动节：外劳团结斗争，反对种族主义！

五一劳动节，三十七万名外籍家劳是香港工运的重要一员。外佣面对低工资丶高工时丶被虐待丶种族歧视等方方面面的压迫。去年外劳的最低工资只是增加了2.3%至4,410元，远低于外劳团体所倡议的5,500元。工人阶级需要跨种族团结斗争，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

外佣被虐

昔日轰动国际一案，受虐的外佣Erwiana获赔八十万九千，同一雇主六年徒刑未满，对另一名外佣Tutik的虐待再被揭发。新案今年二月末审结，裁定雇主须向Tutik支付十七万元的赔偿。雇主虐待外劳的情况仍然相当普遍。今年三月，网上流传一段印尼外劳遭到79岁老雇主掌掴和扼颈的片段。雇主更激动表示要杀死外佣。在雇佣同住条例下，外劳没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极容易暴露在雇主的暴力之下。再加上两星期条例迫使没有工作的外劳在两星期内回国，很多外佣也因为害怕被雇主解雇，面对暴力也只能哑忍。

同住政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外劳“隔离”于社会，以免她们可以融入本地社区，加强本劳和外劳的连结。政府也要避免孤立外劳使她们更难连结本地工人并组织起来，形成工运的力量。被孤立工人失去私人时间，断绝了和自己族群朋友社交乃至联系工会的机会，工人没有议价能力，导致受到剥削丶侵犯丶虐待时无处可诉。

由于香港没有公共的护老服务，而市面上的私营护老院质素极为恶劣，所以不少要照顾老人的家庭唯有聘请外佣。去年香港就发生了至少三宗因为照顾患病亲人压力爆煲引发的伦常凶案。其中一宗是去年十月，一名儿子弑母后跳楼企图自杀。即使他已经聘用两名外佣，仍难以承受照顾年迈病母的压力。此外，香港家庭居住单位极为狭窄，据调查43%外劳没有自己的独立房间。但即使有独立房间，超过三成人的房间同时用作储物丶照顾宠物等用途。很多外佣只能睡在客厅丶杂物房，甚至是厨房和厕所里。她们的私稳被侵犯。护老和托儿服务本来应该由公共部门承担，按需分配予有需要的家庭。

今年二月有菲籍外劳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希望推翻雇佣同住条例，但法院一如以往偏袒政府丶漠视劳权，裁定外佣败诉。法官的判辞提到“若她们不甘心受制，大可以不做外佣，或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根本是剥夺了工人阶级争取权利的自由，也突显出资产阶级的傲慢。

香港法例对外劳极为苛刻，但对滥收费用的中介公司却轻轻饶恕。法例规定中介公司收取外劳的费用不得超过首月工资的十分之一，但绝大部分中介公司收取外佣七至八个月工资的中介费，使她们负债累累。这不是奴隶制又是什么？在2015-16年，进步劳工工会访问了菲籍家务工，当中40人（7成）曾向香港中介公司支付平均11,321元中介费，比法定标准高25倍。这些中介公司完全无所作为，只是寄生虫而已！

抵抗“现代奴隶制”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本劳外劳同工同酬，所有工人应落实八小时工作制。我们主张取缔中介公司，让外佣有权被直接聘用，或者通过受民主控制的非牟利聘用机构受雇。我们要求废除雇佣同住条例，大量兴建公屋安置所有工人。这样外佣能免于雇主及中介剥削，而政府又能将工人投入至家务工作丶托儿丶安老等公共社会服务中，免费按需分配至所有基层家庭，而非富裕家庭独享。香港政府是本劳外劳的共同敌人，工人们应该不分种族团结抗争，共同抵抗这个“现代奴隶制”。

林郑月娥被钦点上台一周年

林郑月娥被钦点为特首超过一年，她在小圈子选举时的承诺完全落空。亲富豪的政策变本加厉，未来政府将推动大湾区发展，其中的项目包括河套区丶莲塘口岸丶新界北丶东大屿，都是配合一带一路的国策。香港的贫穷人口去年增加至135.2万人，楼市继续疯狂上升，现在愈来愈多“纳米楼”出现，而楼价连续八年为全球最难负担。以平均收入来计算，港人需要不吃不喝19.4年才能买到房屋。公屋兴建量没有增加，政府反而通过“绿置居”推动公屋私有化，而群众争取多年的全民退休保障和标准工时继续落空。今年是财政预算案历年来盈余最多丶并且最优惠富人的一年，造成民怨沸腾。

林郑月娥在小圈子选举竞选时，表示要处理香港“三座大山”，包括领展丶港铁和强积金对冲，现在却又反口表示没有公开提及过。林郑月娥评论道：“回购领展是愚蠢做法”。2004年政府将公屋商场私有化，导致现时社区物价飙升及小商户被赶走的灾难。而在所谓取消强积金对冲的计划中，政府动用百亿元补贴财团，并把计划摊分十多年来执行。至于港铁，去年赚取百亿利润却继续加价，可说是香港公用事业的一大毒瘤。

现在政府展开所谓的“土地大辩论”，根本无意解决地产商垄断和囤积土地所造成的问题。政府过去一直编造谎言，指香港公屋供应不足是因为土地短缺。林郑月娥兴建公屋的数量甚至比梁振英更少，同时政府正在制造舆论，指因为社会上有团体反对填海丶反开发郊野公园丶反对利益输送的发展计划，因此造成所谓公屋断层的问题。林郑月娥企图将舆论攻势升级，指责反对派阻碍政府兴建公屋丶破坏民生发展云云。

林郑月娥上任以来，打港独的攻势比梁振英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她将任务外判给法院和建制派政党，而自己则装扮温和的形象。一地两检和国歌法也都势在必行。此外，中共正在向港府施压加快推行廿三条立法。林郑表示现在社会气氛尚未适合立法，但建制派正在大力施加舆论压力，包括谭耀宗表明今届政府要完成这项任务。而最近诬蔑戴耀廷在台湾“鼓吹港独”也是一个例子。习近平废除连任限制丶改为一人独裁，并且全面加强对香港的箝制。今次推行廿三条立法的版本，相信会比十五年前的更为苛刻和强硬。中共以为自己处于强势而可以一举消灭香港民主运动，令香港变为另一个新加坡，但未来廿三立法必然会唤起港人的斗争记忆而引发反弹，就如习近平称帝引发内地民众反弹一样。

十五年前任职保安局局长的叶刘淑仪，最近在媒体面前评论廿三条立法，就表示2003年国家安全条例立法时，只是包括牵涉暴力的行为，但如果现时为国家安全立法“一定要考虑实际情况”，即规管发表言论等行为，日后发表支持港独或者反对一党专政的言论可能亦会负刑责。

现时，中共甚至愈来愈不需要通过中联办指挥香港建制派执行政治任务，而是直接由中共官员直接干预。在去年12月底人大常委已经直接颁布一地两检的决定，完全无视反对声音和关于它违反《基本法》的问题。在未来我们不能排除中共采取更强硬的手段，直接在香港颁布廿三条国安法。

结束一党专政

中共进一步收紧对香港的管控，下一步明显是要针对“一党专政”的口号，将“结束一党专政”定性为违反中国宪法。如果反对派真的取消此一纲领，无疑将沦为纯粹花瓶。

早前，大人常委谭耀宗在两会后表示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的人可以被禁止参选。最近前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再度表示有权禁止参选，林郑月娥则表示很难保证。中共正在试水温，测试群众对于事件的反应，并且希望不断重覆相关舆论而令民众麻木。虽然现在群众未有大规模反抗，但潜藏在社会的愤怒始终是会爆发的。

这一度令泛民政党惊惶失措。泛民在召开记者招待会时，街工议员梁耀忠呼吁其他泛民议员呼喊结束一党专政时，因为多位议员不敢喊口号而造成尴尬画面。虽然泛民主派实际上对于“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实际上只是等待中共逐步自我改革丶开放民主，但至少他们还在口头上反对一党专政。

泛民主派妥协

泛民主派面对威权统治完全没有能力和意愿动员群众斗争，反而一再表现出软弱妥协的姿态。除了上述关于“结束一党专政”的事件之外，民主党的妥协更进一步走得更远。最近该党党庆晚宴更邀请了林郑出席。民主党前议员李华明上台更为她献唱一曲，则林郑就马上捐款三万元以示支持。事件触发很多民主派支持者的猜疑和愤怒。民主党去年的党庆晚宴已经被揭发由领展赞助，今年派出的立法会初选候选人，也被揭发与领展高层吃饭。

各泛民政党内部都有进一步走向建制派和右倾的情况，造成各党派的分裂。最近民主党议员许智峰因为抢夺立法会职员的手机，党内其他领导纷纷与他公开割席。许智峰在政治纲领上与民主党其他政客虽然无大分别，但过去在抗争行动上比较进取，因而被民主党的保守领导视为负累。民主党领导想利用事件制约许智峰，使他们的党更加容易与林郑“大和解”。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主张，需要以真正民主的方式重建民主运动，由基层群众控制民主运动，并以反资本主义的新工人政党作为民主运动的核心。长期以来，温和泛民的领导者一直在阻碍斗争，这在2010年中共和曾荫权政府推出政改方案时丶以及在2014年雨伞革命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群众压力下，泛民领导不情愿地参与了雨伞运动，并希望尽快结束运动。现在面对著中共和傀儡港府的强力打压丶以及习近平日渐收紧对香港的管控，泛民高层甚至进一步向威权统治妥协并且拒绝群众斗争。自由派的泛民领导在民主斗争中固守错误的观点和方法，导致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崩溃。他们一直认为，仅仅依靠“文明”的谈判，就可以说服独裁者实行民主。但事实上，从来没有哪个社会可以不靠群众斗争就实现民主变革，无论是争取女性选举权还是推翻专制政权。而且在这些群众斗争中，工人组织丶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往往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泛民继续妥协，变成威权统治的“忠诚反对派”，会是香港群众的反抗运动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未来中国的局势以及即将来临的反对习近平“一人独裁”的浪潮也会对香港造成巨大影响。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伊朗爆发了反对神权独裁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尽管这场运动并没有清晰的纲领和领导，但它不仅是反对独裁政权，也反对传统的改良主义反对派，因为群众意识到改良主义反对派既没有能力丶也不愿意挑战独裁政权。民主派应该学习香港以外的经验，改变他们对反威权斗争的错误观点。

面对变本加厉的威权统治和新自由主义，我们需要意识到现在民主运动更需要一个新的丶具战斗性的领导，并且需要由工人阶级所领导，才能挑战专制政府和资本主义。为了抵抗不断升级的白色恐怖，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将民主斗争联系到工人阶级反剥削的斗争，并以基层工人为基础建立一个新的工人政党。

赚百亿事故频频　港铁加价激起民愤

港铁去年盈利高达168亿，但却准备于今年6月加价3.14%，加幅连同去年冻结的票价一并计算。是次加价亦令本来因多次乘车延误的罚款和下半年推出的车费优惠全部抵销。今年加幅远超通胀率1.7%，可见票价一如过往地带动物价升高。港铁推出的所谓“97折票价优惠”，只占每年近百亿元利润的不足百分之二，根本是玩弄数字的技俩。

林郑月娥竞选特首时提出要“移除港铁大山”，现在却反口覆舌，证实为捞取民意支持的技俩。连她当初提出将政府收取的40亿股息税用于补贴市民票价，都已经无下文了。

公共资产私有化

政府拥有七成港铁股权，是最大股东，但铁路公司却以炒卖房地产为主要业务。港铁去年在客运的盈余逾10亿元，但来自物业租赁及管理的盈余却有近40亿元。政府更表明以1,000元象征式地价，将高铁的地皮和建筑物租予港铁营运，可见官商勾结之可耻。

政府坚持港铁使用“可加可减”机制，让其只要有通胀就可以提高票价，而不考虑其年年牟取暴利，变相确保可以年年加价。林郑月娥更曾表示，港铁作为上市公司，政府不可以控制港铁加价与否，但2007年上市时实施的“可加可减”机制，却是政府提出并在建制派护航底下通过的！

港铁事故频生，这与越来越多将维修服务外判，以及使用廉价国产列车有关。自2008－16年，港铁平均1.4天发生一宗延误8分钟以上的事故。过往6年来，港铁因严重延误被罚款至少1.07亿元。但罚款由公司缴交而不是扣减高层薪酬，对那些管理层根本不痛不痒。所以，港铁主席马时亨还有可以嚣张地否认事故问题，更指社会上的批评声音只是“口头禅”！

服务质素不断下降，但港铁高层却继续家肥屋润。行政总裁梁国权去年人工升2.7%至1520万元，整个港铁董事局及执行总监会成员薪酬则由9090万元升至去年的1.02亿元！

社会主义行动抗议港铁加价，我们主张人人免费享用公共交通。我们要踢走港铁腐败的高层。管理层应由港铁员工民主选举产生，并只领取普通工人的薪酬。港铁应该全面民主公营港铁，以公共利益为先发展交通网路，服务市民的需要而不是以逐利为目的。

谴责有线高层漠视记者被性骚扰

香港国际榄球七人赛于4月8日举行决赛，有线电视直播期间，现场的女记者郭海?突然遭两名外籍男观众强吻双颊，女记者随即推开两人并继续直播。郭海?及后表示“无奈却不能做到什么”。

这种无能感源于职场父权文化。女性即使受到性骚扰或性侵犯，在现行制度下也投诉无门，甚至被合理化。有线电视新闻执行董事赵应春曾回应对事件“一笑置之”。有线电视发表声明指事主不拟追究，但很难令人不怀疑员工是受到公司压力以下为免“节外生枝”而采取这态度。整个过程足见性别歧视充斥职场，而父权主导的管理层往往轻视员工女权问题。

不出意料之外，在父权主义仍然猖獗的香港，在今次事件发生后网上出现大量责备受害者的言论。部分人指记者当时表现冷静，因此根本没有感到不快。有人指她小事化大，刻意博同情。也有人指这是“西方文化”，根本不构成性骚扰。在现今父权文化下，资方往往滥用“专业精神”作为藉口，迫使记者面对种种不公状况都要哑忍。

平机会根本是无权力的跛脚鸭，只是一个用作装饰的花瓶。主席陈章明公开表示，现时的《性别歧视条例》不涵盖陌生人的犯案，因此事主不能控告性骚扰。类同案件也曾发生。2016年，社会主义行动邓美晶因为批评《东方日报》抹黑难民，受该报以性别歧视的言论作出攻击，但向平机会投诉时却被拒绝受理。

相对来说，法国发生了类同案件，但犯案者却得到相对合理的惩罚。去年法国网球手艾蒙（Maxime Hamou）在赛后，强抱和强吻欧洲体育女记者，结果他被大会褫夺比赛成绩，并禁其出席馀下赛事丶所属球会被罚款。这是近年欧美me2运动和女权斗争所带来的成果。

社会主义行动谴责有线电视漠视员工被性侵的态度。记者需要组织工会起来斗争，在职场内反对性侵犯的行动，并挑战资方漠视甚至加强性侵文化的态度，反对父权资本主义。

全球25个城市抗议　声援香港民主抗争

抗议人士反对香港政府操控选举丶筛选参选人，反对打压言论自由以至一切民主权利。抗议人士亦举起反对习近平称帝丶写上“结束一党专政”的示威牌，也有人反对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以及反对政治迫害前议员梁国雄。

举行抗议的国家包括澳洲丶比利时丶巴西丶加拿大丶加泰隆尼亚丶英国丶法国丶德国丶马来西亚丶墨西哥丶苏格兰丶西班牙丶瑞典丶台湾丶美国等。抗议地点包括马德里和墨西哥城的外交部，爱丁堡丶圣保罗丶哥德堡的中国领事馆，以及在伦敦的香港经济及贸易办事处。在比利时丶英国丶加拿大和瑞典，抗议人士亦大学及华人社区向内地人派发中文传单。

今次是第二轮的国际抗议行动，上一次是在2017年10月举行。国际声援运动的联络人林子龙表示，今次参与抗议的城市比上次更多。“我们希望聚集世界各地的基层人士丶学生和工会领袖向中共施压。我们不相信其他国家的政府，因为他们与中共的关系太友好，他们只关心商业利益，而不关心民主权利。”

“全球声援香港　反对政治迫害”运动的网上联署信得到世界各地的社运人士和工会人士签署，包括美国历史学家Noam Chomsky，也有爱尔兰社会党丶丹麦丶德国的国会议员，西班牙和马来西亚的全国学运领袖，以及英国丶巴西丶香港和南非的工会领导。

过半港人支持难民子女获居港权

尽管近年建制派政党及报章大力抹黑难民为“假难民”和“罪犯”，超过六成人表示对难民的态度中立。这是2016年来，教大第二份就在港难民的民调。对难民观感正面或中立的民众今年的比率都要比两年前稍为增加。

52%受访者支持让在港出生的难民儿童获得居港权。在港难民人数只有8千人，即使全部获得居港权也占香港人口极少部分。在现今的制度下香港难民是不可能获得居港权，即使极少数通过政府审核机制的难民（约0.02%）也只能被批准转送至其他国家。而现时有约200名难民儿童在港，他们在港长大，既没有父母所来自国家的国籍身分，也因为没有居港权，因而成为“无国籍孤儿”。

另外，支持难民获得工作权的数字亦上升至34%。现时政府严厉禁止难民工作，最高刑法为监禁三年，难民被迫依赖政府每月微薄的津贴度日。

建制派煽动种族歧视

只有24%受访者支持设立难民禁闭营， 比2016年下降3%。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前，民建联丶自由党及新民党为了煽动种族歧视捞取选票，极力鼓吹兴建禁闭营。但在社会主义行动发起的反击下，建制派的种族主义运动没有取得效果。

结果显示，香港难民并非如主流媒体所描述那样不受欢迎，被视为“犯罪分子”或“社会负担”。建制派虽然大力煽动种族主义，以转移本地民众对社会问题的视线，但未能对社会造成统治阶级预期的影响。

泛民党派一直不敢公开支持香港难民运动，也不敢正面回应建制派攻击他们“撑假难民”。除了因为难民没有选票之外，泛民也没有信心争取港人支持难民抗争。过去社会主义行动组织难民多次抗议行动，也只有社民连愿意参与。

但是今次调查证明，难民运动是可以争取大多数的本地人支持的。香港基层群众和少数族裔都受到政府的亲财团政府所压迫，理应团结斗争要求增加公屋丶医疗和教育，并且实现包括本地人和难民的八小时工作制。

争取工作权难民立法会抗议

3月26日，立法会少数族裔权益事宜小组委员会举行少数族裔就业问题公听会。社会主义行动联同约70名难民到立法会外抗议，争取难民工作权，要求所有人获得生活工资及八小时工作制。社会主义行动成员Jaco及印尼难民成员Mira进入议会发言，

Mira发言感叹道：“我的孩子问我为什么要努力读书，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回答，因为其实他们即使考得最好成绩，毕业后就是失业。”她又说：“很多难民被迫留在香港超过10年，因为要等待极为缓慢和苛刻的审核过程。我们很多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有家庭有儿女，所以要工作维持生计。”

Jaco直斥政府：“香港只有8千多名难民。如果政府指难民拥有工作权，会导致抢饭碗问题，根本是大话。”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现今劳动市场让大部分工人过劳，同时又不让难民工作。如果容许难民合法工作，香港工人可以缩短工时及享有更长假期。香港工人应该与难民团结一起抗争，一起为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反对财团牟取暴利。

难民Ani为工作权和居民身分而被判入狱

Ani是来自印尼的难民，也是社会主义行动的成员。2012年，她因为工作而被逮捕，结果被判监4个月。在香港的难民没有工作权利，只能接受政府极为微薄的津贴渡日。

她已经与香港居民的丈夫注册结婚五年，曾多次申请合法居留，但被入境处无理拒绝。她首次在2013年3月开始申请，至2016年5月才收到入境处回信，但最后被拒绝。2016年5月，她再次尝试申请，但等待八个月后再被入境处拒绝。

由于她只能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临时身分证，经常被朋辈的歧视和嘲笑。在深感绝望的情况下，她购买了一张虚假身分证。在今年二月，她被警察搜查到持有假身分证，在三月被判监入狱12个月。事实上Ani一早就应该获得港人身分。

Ani的坎坷故事是难民中的一例。难民审批机制极为缓慢和苛刻，令很多难民在港生活十年以上，为求生存不得不冒险打工，但种族隔离的政策却将他们定为罪犯。我们要求立即释放Ani，并给予她香港居民身分，结束不人道的难民政策。

粤港澳大湾区计划　财团为本的发展

2018年刚过去的中国两会，李克强再次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计划，推进广东大珠三角地区共十一个城市的融合。计划涵盖的面积达5.6万平方公里，人口6700万人，GDP超过150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欧洲的中型国家。

北京更宣布会在五月中公布政策。虽然政策详情仍未出台，但根据现时各地政府签署的框架协议，主要是建设一个资本经济融合的平台，促使当区发展基础建设和金融等等。估计政府会推出措施减少贸易壁垒，并提供税务优惠，让中港资本可以更容易往来。

大湾区概念下有多少新政策丶新经济项目还是未知之数，中港政府需要创造一些品牌名字来提高资本家的信心，也想在民众面前显示中国经济如何强大。就像中共不断向全世界吹嘘一带一路如何伟大一样。这种融合必定模糊区内的边界划分，并包含增加人口流动。对于两地的企业来说，这代表放宽更多大陆的廉价劳动力，以剥削换取利润。与此同时，中国的红色资本则更易进入香港，通往世界市场。整个计划说穿了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计划。

反对资本融合

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融合，因为只会带来更多剥削。我们支持在公有经济底下由工人阶级民主规划的地区联盟。一个非以资本利润为依归的制度下，这样的融合自然能够提升边界双方民众的生活水平。不过，当下的大湾区融合是中央政府由上而下地强行推行，并是以资本利益为本的。

香港的民众从来就没有民主参与的空间，更遑说大陆的工人阶级。可以预见，未来中港两地的公帑必会投放在更多的大白象基建项目上。港珠澳大桥已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工程花费了超过1,200亿公帑兴建，不断延期丶超支丶最近人工岛更出现工程危机。而更多医疗和教育商品化以牟取利润，进一步削减公共服务资源。

而且中共政权一向专制蛮横，近年来更大幅收窄中港两地的自由空间，可以理解计划会让大多数香港人担忧边界融合后，中央会更公然直接介入香港事务，令自身仅余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会被侵蚀。

随著更多运输机建落成，当局宣传港珠澳“一小时生活圈”，民建联李慧琼更提出在珠海建设“香港村”，让香港人入住当地的公屋。究竟有没有公屋还是未知之数，但这肯定是地产商炒卖房产的机会。再者，香港人搬迁到更为腐败专制的中国大陆居住，变相剥夺市民的民主及言论自由，岂不是大开倒车？

大湾区计划只会是为了财团及资本的利益，改善工人民众生活根本无从谈起。打倒中国政府需中港两地的工人阶级唇齿相依，我们应当团结一致斗争反对这种财团为本的经济计划，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下各地劳动者的民主自愿联合。

土地不足乃谎言　收回粉岭高球场

林郑政府一再延续过去政府的作风，无视民众急切的住房需要，在社会上一再散布香港土地不足的谎言。近日土地问题的关注焦点集中在将于2020年租约到期的粉岭高尔夫球场上。据调查指出，超过90%的民众要求收回用地重新发展，然而政府官僚却一心与民为敌，力保这个富豪游乐场。

权贵霸占土地

占地170公顷的粉岭高尔夫球场多年来以贱价出租，以招待仅仅二千权贵玩乐。林郑政府为讨好权贵富豪不惜睁眼说瞎话，称这块面积相当于荃湾市区的地皮仅能兴建一万多个房屋单位。事实上假如按照彩虹邨的建筑密度兴建新型公屋，粉岭高尔夫球场可以兴建超过十一万五千个单位，容纳超过二十八万人，已可基本满足现时轮候公屋的所有人。

更可笑的是居然有人搬出环保理由指高尔夫球场有三万棵树木是一个重要的绿化带，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维护球场草皮耗水量极大且需施放大量农药和化肥，并随著下渗作用破坏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事实上国际社会早已有要求全面取缔高尔夫球场的声音，以“环保”为粉岭高尔夫球场说项根本是赤裸裸的指鹿为马！

香港除粉岭外尚有其余五块高尔夫球场用地，总占地380公顷，据估计共可建55万个公屋单位。另外还有大量被新界乡黑势力破坏牟利的棕地丶以及三大地产商囤积的超过七百公顷的土地，足以满足香港长远发展和住屋所需。

我们主张立即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用地以发展公共房屋，并收回棕地丶废除丁权丶肃清新界乡黑势力，没收发展商囤积的土地作长远民主的规划，同时要将银行及地产商民主公营化，置于工人阶级民主控制。但这只有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和穷人的政府才能做到。

社民连主席遭政治审判　还押候审

社民连主席吴文远前年向廉署举报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冯程淑仪及其丈夫涉嫌贪污，但却涉披露调查进度而反成被告，被控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三项罪名。吴文远被法院裁定罪成，现时还押等候至5月28日判决。

根据法官在庭上的说法，吴文远很可能会被判入狱三至四个月，是极为严厉的判决。参考其他相似案例，被告都只是被判罚款或社会服务令。据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Facebook专页的资料显示，2003年前民政事务局局何志平的司机向无线电视制作部助理总监何丽全通风报信，指何受查，但只被判100小时社会服务令。此外，入狱三个月以上者的参选资格会被剥夺。种种迹象可见今次审判的政治色彩相当浓厚。

林郑政府明显想拉一派丶打一派，一方面严厉打压激进民主派，另一方面拉拢温和民主派使他们沦为政治花瓶。政府先取消梁国雄（长毛）的议员资格，通过政治检控将社民连具知名度的领导人投入监狱，使他们不能参加选举，务求使他们失去议会的资源和发声平台。社民连现时有4名行委被告。其中梁国雄被控普通袭击罪，将于5月14日再次上庭。事缘去年四月立法会外有长者抗议，争取全民退休保障，期间受到亲政府人士辱骂和推撞，梁国雄因而上前理论，与之发生冲突。此外，副主席黄浩铭在2014年占领旺角期间违反禁制令而被控藐视法庭，被判监4个半月，现时已服刑完毕。而在反对新界东北计划的抗议中他被控非法集结，被判入狱13个月，现时尚未服刑完毕，正在申请保释上诉。而香港众志的黄之锋及罗冠聪虽然在2014年雨伞运动前的冲击公民广场案中上诉成功，避免了因入狱而被剥夺参选资格，但日后政府很可能以他们的“自决纲领”为由禁止他们参选。

同一天，极右种族主义组织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游蕙颂被控非法集结罪成。事缘二人在前年被取消议员资格后，被保安阻止进入议会重新宣誓期间与保安发生冲突。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政治检控，要求撤销所有对政治犯的控罪，并且释放所有政治犯。威权统治降临香港，反对派与林郑并不会有真正的大和解，政治打压只会陆续有来。现在需要更有力的抗争行动作出反击。

多地司机罢工抗议　反对啦啦快送降低运费

自四月底以来，在中国内地叫做“货拉拉”的啦啦快送违反合同丶单方面降低司机的运费，导致至少内地五个城市的司机举行抗议和罢工。此次降低运费事前没有任何通知，司机直到早上开始接货时才突然发现运费下降。5月6日，深圳有至少50辆货车悬挂著“反对霸王条款”的横幅，在公路上慢驶抗议。长沙则有大批司机罢工近一个星期，亦有司机打出“油价上涨，运费下跌，我们要生存，要吃饭”的横幅。

以运费最低的小型面包车为例，每一单五公里起步价最初为38元，后来减至30元，今次又继续下降到28元，超过五公里后每公里的附加费则从3元减至2.8元。今次降低运费将令司机每月收入减少约1000元。司机们不仅需要自己支付不断上涨的油费和维修费，还要向啦啦快送支付700元的押金和每月数百元的所谓“会员费”，而且亦有司机提到啦啦快送不会清楚告知他们客户的要求，导致他们经常和客户发生冲突，进而受到投诉和处罚。罢工司机要求根据车型将起步价提高到45-120元，每公里附加费提高到4-6元，但是啦啦快送强硬回应称，就算是恢复到原来的运费也没有可能。

今次并非司机第一次发起抗议。今年年初时，啦啦快送武汉分公司疑似因资金问题关闭大量司机的帐号，借此没收司机的押金和会员费。

5月15日下午，社会主义行动前往啦啦快送香港荔枝角办公室抗议，反对啦啦快送压榨内地司机，声援司机罢工。社会主义者谴责啦啦快送压低运费丶压榨司机，以及利用Uber式的“合作商模式”逃避为司机支付社会保险和提供其他的工人法定待遇。我们也谴责中共政府的审查机关删除网络上的抗争讯息丶打压言论自由。我们支持啦啦快送司机的抗争行动，支持司机组织民主的独立工会，争取体面的收入丶八小时工作制和完善的社会保障。

工人团结抗争   打倒专制政府和资本主义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及《社会主义者》杂志的支持者不单撰写社会主义的分析和传播理念，我们也组织起来，将思想带到工人和受压迫者的斗争里去。今年首季我们杂志的销售量比去年及前年有所提升，而定期捐款予我们的人数也在增加，反映了我们在实地上的支持正在增长。

三月四日，我们在香港的同志──社会主义行动与印尼外劳团体KOBUMI一同发起了国际妇女节集会和游行。这是香港唯一一个不分国族和性别团结抗争的妇女节游行。约一百人参加了此次行动，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劳丶难民丶女权主义者和社运动人士。我们支持席卷全球（包括中国和香港）的#MeToo 反性骚扰运动，同时将此进一步联系到反对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参加者高喊出“妇女权利是工人权利”丶“停止性别歧视，停止种族主义”、“国际工人大团结” 等口号。

香港过去没有深厚的国际妇女节传统，没有视这天为斗争的日子，但今年参加游行的人数和外劳团体数目都比去年更多，确实是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这说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工人团结抗争的口号正在积聚起越来越大的力量。

在西班牙，我们的姊妹组织“革命左翼” 及其领导的“学生联盟”建立起名为“自由与战斗”的社会主义女权平台，率先发出妇女节罢工罢课的倡议，得到了西班牙90%的中学生和80%的大学生的响应， 并成为推动今次西班牙妇女节百万人大罢工的重要因素。

难民斗争

社会主义行动继续在香港难民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3月27日，立法会举行关于少数族裔权益的公听会。社会主义行动的难民成员在公听会外举行抗议，争取难民工作权，并要求所有工人得到八小时工作制及生活工资。而且我们也到公听会发言，谴责亲资政府禁止难民工作，令他们陷入极为贫困的处境，而且还刻意制造种族歧视。

同时，社会主义行动也积极投入抗争， 反对中共独裁政权与傀儡港府打压民主。今年三月，香港大学教授戴耀廷在台湾出席论坛时说到，在中共专政倒台之后，香港可以考虑成立独立国家或者成为联邦的一部分。这番言论本来就十分模糊，只是在理论上标下注脚，但中港当局和建制派政客藉此指责戴耀廷“宣扬港独”，并威胁要采取惩处措施。这不过是专制政府继续打压香港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的藉口而已。在四月七日有两千人参加的抗议集会中，社会主义行动喊出“捍卫言论自由”的口号，并强调群众斗争以及具战斗性的运动领导的必要，得到其他抗议者的热烈回应。

工人国际委员会在台湾的组织国际社会主义前进，现在正积极参加反对劳基法改恶和建立工人群众政党的运动，并在运动中提出战斗性的社会主义纲领和策略。而且今年以来，国际社会主义前进举行了关于资本主义与改良主义丶国际妇女运动和如何建立工人群众政党的讲座，吸引了许多青年和左翼的参加。在资本主义走入死巷的今天，社会主义将得到越来越多工人和青年的认同和支持！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固然承受更大的国家镇压的风险和压力，但最近一段时间见到反对习政权和资本家的抗议正在升温。习近平三月“称帝”引发反弹，超出当局意料之外。即使劳权分子受到打压，工人斗争数字也在增加，包括本刊今期有报导的广东工人斗争。《社会主义者》杂志一直积极宣传这些议题，并在尽可能的情下组织起来，故此我们于5月4 日与20多个国家的海外社会主义者及劳权分子举行抗议。

若你认同我们的主张，请加入我们！

八九革命与反革命，以及今天的香港民主斗争

1989年六四屠杀已过去29年，但它仍然是全世界（尤其是华人）不可磨灭的记忆。近年来香港六四纪念晚会均有10多万人参加，而且许多参加者是1989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年屠杀数千名（亦有估计认为过万）工人和学生的中共政权，现在正继续收紧在内地的高压统治，同时也试图消灭香港的民主权利。

自去年六四纪念日以来，在中共当局和傀儡港府的指挥下，一系列政治打压接踵而至，令香港政治局势发生了剧烈改变。政府用不民主的手段将反对派议员提出立法会。较为激进的候选人则被取消参选资格。而且现在建制派声称，就算反对一党专政也应该被禁止参选。此外还有更多的社运人士接连被判入狱。最近社民连的吴文远和梁国雄再次受到政治检控。同时政府也加紧推动一地两检和国歌法丶修改历史教科书，并且表示会重新启动廿三条立法。

与此同时，中共加强在内地的镇压，使一部分年轻人和工人逐渐激进化。北京驱逐“低端人口”丶习近平取消任期限制丶以及新浪微博禁止发布关于同性恋的帖文，均激起了前所未见的大规模网络抗议。自四月底以来，尽管受到警察的暴力打压和逮捕，中国工人还是英勇地发起了多场跨地区的大规模罢工。

面对猛烈的威权攻势和不断累积的群众怒火，争取民主的社运人士和群众更需要讨论和学习八九运动的经验与教训，理解中共为何能打败这场运动，将六四纪念日变成重建群众斗争的一个平台，而不只是仪式。

学生领袖的角色

八九运动是由学生率先发动的。他们的勇气鼓舞和吸引了北京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工人和市民。但是运动的发展也显露出学生运动的局限性，必须吸引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尽管1989年的学生领袖们有许多英勇事迹，但他们想要限制运动的发展，避免向中共政权发起全面挑战，无疑是一个错误。他们主张改革中共政府，希望群众抗议的压力能够加强中共内部“改革派”的力量，从而满足反贪污丶反审查和施行民主的诉求。但是就像香港雨伞运动时一样，中共如果向抗议者做出让步，就会面临致命威胁。所以邓小平等人没有让步，而是派出军队去镇压运动。

在5月中旬学生绝食之前，运动的势头已经开始减弱，是有组织的工人和更年轻丶更激进的学生让运动重新活跃起来。但他们没有清晰的纲领和策略去建设和推进运动，因为他们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必须要消灭中共独裁政权，代之以民选的丶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府，取消所有官僚特权，并用社会主义政策来解决当时的经济危机。而且当时也缺少一个社会主义工人群众政党。如果有正确的领导，群众斗争本可以迅速地建立起这样一个政党。事实证明，阻止运动升级并没有像学生领袖所想的那样换来中共的“善意回应”，反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1989年学生领袖的错误并不只是偶然，而是根植于他们对于整场运动的愿景。许多（尽管不是所有）学生领袖都支持中共的“市场化”改革（尽管恢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和严重贪腐正是八九运动的重要原因）。运动内部的阶级矛盾，以及一部分学生对工人的排斥，给本就缺少清晰策略和诉求的运动增添了更大的阻力。这也让邓小平有时间去准备反攻。曾参加天安门运动的毛派学者李民骐（当时他还是一个新自由主义者）事后回忆道：“就在几个星期以前，我们还狂热地提倡关闭所有国有工厂并使得工人们失业的改革计划。”所以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学生们一开始甚至会被要求组成人炼，阻止工人参加游行。

我们可以看出，这和温和泛民的政策有多么相似。泛民领导层认为通过谈判就可以从中共那里得到民主。之所以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斗争，担心运动会激进化，担心那些能够威胁到资本家的政策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在2014年9月初，戴耀廷曾公开表示，会选择对香港经济冲击最小的日子发起“占中”。当激进的学生和青年无视一再拖延的泛民领导层，自行发起雨伞运动时，戴耀廷反而称局面“失控”。这无异于重复1989年学生领袖们的错误。而现在，温和泛民在威权打压之下，只是进行了非常有限的抗议，或者乾脆没有任何反应。尽管中共毫无让步的意愿，可许多泛民领导人还是固守妥协立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所以他们便在2017年特首“选举”时支持曾俊华和鼓吹“大和解”丶到今年补选政府踢走较激进的候选人时软弱地提出所谓Plan B丶再到现在民主党等泛民党派试图清除内部较激进的成员。这也类似于一些前自由派知识份子在六四屠杀之后的反应。

就像在29年前一样，中共不会在民主问题上做出真正的让步，除非有一场运动的规模和力量大到足以彻底摧毁中共政权，使它为求自保不惜做出任何妥协。否则即便香港只是取得局部的胜利，也会鼓舞内地的群众抗争，威胁到中共政权的存亡。民主斗争要想取得胜利，需要以真正民主的方式重建群众斗争，并且提出罢工罢课等更有力的行动计划；这进而需要将民主运动联系能够吸引广泛的底层工人和团结中港群众的诉求：大幅增建公屋丶全民退保丶八小时工作制丶生活工资丶以及优质且廉价的公共服务。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工人群众政党才有足够的力量和决心，将争取这些民主和民生诉求的斗争进行到底。

“国际支持”

温和泛民以及本土派不明白由工人阶级主导的丶真正有力的群众斗争具有怎样的重要性，他们也不愿发起这样的斗争，但同时他们自己又无力抵抗一连串的政治打压，于是他们便将希望投向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希望这些“民主国家”能够提供帮助。但不幸的是，这只是另外一个幻想。在六四屠杀之后，西方政府迫于直接或潜在的群众压力，对中共当局表示谴责并采取了一些制裁措施。但是这些反应往往是局部的丶暂时的。就在六四屠杀仅仅一个月之后，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就派出密使前往北京会见邓小平，为恢复正常的中美关系做准备。在中共统治者表明会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丶继续为外国资本家提供巨大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之后，西方政府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也迅速重新正常化。

而本土派则采取消极的杯葛立场，指中国的民主与香港无关。在中共一党专政之下香港根本不可能独善其身地实现民主。而且只要中共独裁统治依然存在，就更不可能实现本土派所倡议的独立。不承认独裁政权，并不会令它消失。中共最害怕香港民主运动蔓延至内地，这样会造成连锁效应威胁整个政权，但本土派却主张割裂了两地的民主斗争，实际上是帮助了中共统治。

现在的中共政府比1989年时更加专制（除了6月3-4日以及之后几个月的镇压浪潮），习近平将政治打压升级到了自六四屠杀以来最严厉的程度，但美国和欧洲政府同中国仍然保持著密切往来。它们在中国人权问题上除了偶尔的口头谴责之外，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文翠珊访华时闭口不提人权，因为她最关心的是同中国签订大笔商业合同，以及同中国在一带一路和地缘政治问题上的谈判。其他西方政府也是如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在贸易和南海问题上向习近平发出不少挑战，但这是为了争夺世界权力和利润，不代表特朗普会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他在2016年竞选时他曾将天安门运动称为是一场“暴乱”。他在1990年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也曾说：“当学生涌入天安门广场时，中国政府几乎要垮了。学生十分凶狠，十分可怕，但政府用力打垮了他们，展示了力量。现在我们的国家显得好弱。”

最近出访中国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似乎一个“特例”。她与两位被捕的中国维权律师的妻子见了面，并且向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及”了人权问题。她因此受到国际资产阶级媒体的称赞。不过默克尔只是告诉维权律师的妻子，她会“继续支持和关注他们”——就像她几乎每次到中国时都会行礼如仪般表示的那样。一方面，这是为了装饰默克尔和德国作为欧洲领导者的形象，并没有带来任何实际的改变。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和贸易战的阴影，迫使中共容许德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权稍微表达一些象徵性的“支持”。

真正能够给香港民主运动以支持的，是各国的工人丶左翼和激进青年。现在社会主义行动和“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也在努力建设国际工人阶级和左翼的抗议运动，呼吁全世界劳动群众反对中共在香港和中国的威权统治。

一地两检强行通过　立法会沦橡皮图章

高铁与一地两检弄得满城风雨，面对社会的普遍不满与怀疑，当局仍然决定加速立法程序，恢复立法会二读及三读。政府显然希望能于暑假休会之前完成立法，务求让高铁于今年第三季前通车。

为确保方案能够如政府所愿速速通过，立法会的建制派与政府内应外合，立会主席梁君彦强行限制议员辩论丶审议修正案及发言时数。梁君彦使二读在6月7 日一天内以8小时完成，时间仓促根本不足以让所有议员完成原本15分钟的发言，变相连议员基本议事权也剥夺。除了梁君彦，早前5月初在一地两检委员会中，主席叶刘淑仪同样强行“剪布”。不但将议员提问时限缩至1分钟，又不合理地赶走4名议员离开会议室，最后更以平均10多秒速度作表决。

一地两检乃中共的“屠城木马”，用意是开设两个先例，首先是让中国大陆的执法部门可以进驻香港直接执法。另外，港府本来打算任意扭曲《基本法》来合理化一地两检，但因为中央政府去年12月甚至直接绕过港府和法院，改为由人大在不经过符合现行法律之下直接颁布决定，以展示中共可以凌驾香港所有统治机关的权力。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全面管治权”。

若果将一地两检理解为中共的政治任务，就不难理解为何当局会如此著急于通过。早前高铁的试行多次出现包括出轨等的问题，当局依然坚持项目会如期开通，完全以政治原因置民众的安全于不顾。近日港铁屡屡传出各种丑闻，从沙中线红磡站月台钢筋接口位剪短，早前已有察觉却于最近东窗事发才推三阻四，最近归咎于承建商工人，引起不满；土瓜湾站被揭发未依图则建造，钢筋结构偷工减料；高铁因建造时顾问误算而导致路轨变形偏离丶列车出轨丶又被传出列车未达欧洲列车防撞标准丶缺乏安全系统；高铁西九龙车站暴雨期间出现渗漏，惊现水帘洞；到工程主管考试被揭大规模提示作弊，种种工程问题多不胜数。在修建工程之中出现两层外判的情形，讯息更难流通丶各方难于协调之余，又因外判的剥削性质而损害工人权益，工程及其责任层层外判而相互隐瞒，掩耳盗铃，终致今日诸多破绽表露，终致恶名愈加昭著。

政府以为猛烈的政治打压，尤其重判梁天琦等旺角冲突示威者，就可以令群众陷入沮丧，因而可以趁著没有群众压力下而急急通过一地两检。但这必然是会造成更大的民怨并在未来引发更大规模的斗争。群众将会再次反抗威权统治而令当权者付出沉重代价。

梁天琦被判监六年令人惊愤

曾经的本土派成员梁天琦被判入狱六年，让香港人无论老少都感到震惊和愤慨。另外八名同案被告也被判重刑。同样被裁定暴动罪成的卢建民将入狱七年。

这些判决是史无前例的。许多被告的刑期甚至比六七暴动领导人还要长。六七暴动导致51人死亡，并使用了过千枚炸弹。

社会主义行动从未鼓吹或者支持说暴动是政治斗争的方式之一。但是和大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我们不接受政府对于旺角事件的描述。政府一再拒绝像双十暴动和六七暴动之后那样，成立调查委员会去调查事件真相。

马丁•路德•金说，暴动是“被忽视者的语言”。暴动的发生往往意味著，有组织的集体斗争由于各种原因遭到失败或者走入歧途。

前特首梁振英基于对民主运动的敌视，当时定性初一骚乱为“暴乱”。而且政府想利用旺角事件打垮本土派，进而打击整个反对派。更有甚者（但并不令人意外），中共高官甚至说旺角骚乱是“恐怖主义”。当时梁振英在Facebook上发表狠毒的言论，指如果是发生在其他国家，“警察极可能枪杀暴动份子”。

不幸的是，本土派将自己送到了政府的枪口下。这是因为他们松散丶缺乏组织，而且也没有真正的社会基础（社交媒体上的键盘战士的人数并不能反映参加有组织的抗争运动的人数）。

而且，所有主要的本土派团体都敌视其他群体，例如以种族主义对待内地平民丶以宗派主义对待民主运动的其他派别，令他们自己陷入孤立。梁天琦为上庭辩护和制造舆论以减轻判时，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本土派，转而向泛民寻求支持。这大概也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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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派思想在年轻人当中仍然很普遍，而且可能因为资产阶级建制派无休止的政治打压而壮大起来。但是本土派很可能会保持无组织丶“无领导”的状态，无法真正威胁到独裁政权。

尽管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本土派的政治思想和行动方法，但我们也毫不犹豫地谴责“旺角暴动案”的严厉判决。

政府不仅想要击垮本土派，而且想威吓整整一代年轻人。无论是国歌法还是重推洗脑教育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政府想要传达这样一种信息：“激进主义”会受到惩罚，不要无谓抵抗威权统治。世界各地的专制政权都使用这种方法，但从未成功。

“旺角暴动案”审判：对司法公义的嘲弄

香港法院对于“旺角暴动案”的判决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

不同于双十暴动和六七暴动，旺角事件并没有造成死亡，也没有抢劫或者严重损毁财物的行为。所有的怒火都只是针对警察，因为在雨伞革命里，警察执行政府的政治命令去攻击示威者。

目前已有25人因参与旺角骚乱而被裁定罪成，他们的刑期加起来多达71年。其中18名被裁定暴动罪成的被告的刑期平均为三年零八个月。双十暴动造成59人死亡，但被裁定暴动罪成的人最高刑期也只有两年。

被判入狱四年零三个月的莫嘉涛在被捕时只有十七岁。法官无视感化官的建议，判患有自闭症的吴挺恺入狱两年零四个月。

林郑表示这场审判“完全没有政治成分”，除了建制派的忠犬之外大概没有什么人会相信。中共想利用这场审判猛烈打击整个香港民主斗争。

就像所有镇压性的统治制度一样，这些措施最终也会对中共和傀儡港府造成反弹。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清晰地看到，警察丶法院丶“议会”（如果它称得上是议会的话）丶以及名义上“中立”的选举事务处职员等国家机器都是残酷丶贪腐的政权的镇压工具。警察在雨伞革命中空前的非法暴行，永久地摧毁其公众形象。

同样，法院被公然用来打击民运人士，严刑处罚梁天琦等人，也在令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司法制度感到愤怒并失去信心。

我们必须从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从而重建群众性的民主斗争。这场斗争要想胜利就必须要有革命的丶社会主义的钢领，让人们看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机器都是腐朽的丶不民主的，“改革”和小修小补无法带来真正的改变，只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击败现在的镇压。

学生会杯葛六四晚会有什么意义?

大约11.5万人参加了今年香港的六四纪念晚会，其中包括数千名内地游客。今年的人数比去年更多，出乎建制派的预料。

这场集会有力地表达了群众反对威权统治的态度。香港人不只是在纪念29年前那场几近推翻中共独裁政权的运动，也是经历了两年来对民主空间的打压丶通过压迫性的恶法丶政府操控立法会选举丶政治检控示威者等空前的政治打压之后，表达出自己争取民主的决心。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八间大学学生会连续第四年拒绝参加六四晚会，就显得更加荒唐和脱离现实。

自2015年以来，本土派领导下各间学生会说杯葛晚会是因为中国民主与香港无关丶对于支联会和泛民的不满丶以及反对“建设民主中国”的口号。

今年，学生会的杯葛行动再次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亲政府的媒体说杯葛行动反映出民主派发生了严重分裂。偏自由派的媒体也大肆报导，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它们错误地认为学生会领袖在年轻人中很具代表性。

如此广泛的媒体报道实在抬举了本土派的杯葛行动。事实上，大量年轻人无视学生会的立场，参加了今年的六四晚会，可见杯葛行动并没有得到那么多支持。而且学生领袖也没有像往年那样组织其他的六四活动（尽管那些活动的成果都很有限）。

支联会竭力将每年的晚会去政治化，使其脱离斗争，这的确引起了很大的不满。但是学生会所谓的杯葛只不过是跟随在这种不满情绪之后，而没有将它组织起来或给予它方向。

而且今年的杯葛尤为无力，因为学生会除了发出声明之外没有做其他任何事。这说明右翼本土主义没有前途。它指责泛民领导人不愿斗争（我们也同意这一点），但却没有给出任何替代方案。

自林郑就任特首已来，大学校园里的民主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当局利用港独横额事件进一步限制学生的言论自由。在浸大普通话事件中，校方惩罚抗议学生，以此来恐吓其他活跃学生。本土派领导的学生会没能动员起认真的斗争来抵抗这些攻击，他们的宗派主义再一次孤立了自己。

不过自相矛盾的是，六四当晚学联在集会场地外为自己的“抗争者支援基金”筹款。他们做得很低调，而且依然没有提出与泛民领导人和支联会不同的政治替代方案。既然如此，与115,000名抗议者一同勇敢地反对当局迫害梁天琦等本土派丶反对打压校园言论自由不是比杯葛更有意义吗？所谓杯葛，表面上好像做了些事，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

香港学生不能接受这样被动丶缺乏战斗性的学生会。社会主义者认为，面对政府的接连打压，学生们迫切需要建立民主的丶战斗性的领导层，将学生会变成真正的斗争组织。

背景资料：学生会反革命的倒退
三年前社会主义者就曾警告过，大批学生对亲泛民的学联领导人感到不满，而且雨伞革命没能带来改变也让学生感到沮丧和失望，这会让本土派从中得益。在学生眼里，过去那些亲泛民的学生会是高高在上的官僚组织。

在过去那些学生领袖的控制下，从来都没有成为具内部民主的组织，这一点在雨伞运动期间表现得格外明显。年轻人在雨伞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真正具有战斗性的学生会本应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去动员和组织学生丶讨论运动的政治任务，但实际上学生会却自甘于次要角色。

尽管个别学生领袖的确成了雨伞运动的代表人物，但他们背后往往没有任何实际的组织力量。

在雨伞运动次年，本土派利用学生的不满情绪夺取学生会的领导权。但是本土派领导下，过去的那些问题（官僚主义丶缺乏基层参与和内部民主丶缺乏群众动员）变得更加严重。没有人会说现在的学生会比过去强大。

香港：五万人七一上街 呼喊结束一党专政

七一游行已连续举行16年，今年亦有数万人参加。示威者无视独裁政权的威胁恐吓，呼喊“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

七一是香港结束156年英国殖民统治、主权移交给中国的周年纪念日。但自从2003年七一50万人上街、阻止廿三条立法之后，这一天便成了上街日。现在政府试图重启廿三条立法，同时还在推行其他许多打压民主的措施。

今年也是林郑月娥就任特首一周年。中共操控的选举委员会在去年以777票的低票数将她“选”为特首。在林郑当政的一年里，香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压，民主权利受到空前打击。就在七一前，港府将反民主火力开到最大。

警方的刁难

警方将以往的游行集合地点批给亲中团体，不允许游行队伍使用，然后又表示示威者若不遵守新的路线将会被捕。在七一前的几周里，许多媒体都认为游行者会和警方爆发冲突。与此同时，中共喉舌《大公报》宣称七一游行“违法违宪”、应被取缔。

不过游行当日并未发生冲突。警方担心如果挑起冲突，自己将会受到公众指责。可见警方几周来的威胁恐吓不过是一场心理战，为的是让群众不敢参加游行。

尽管今年的游行人数只有5万，少于去年，但仍然是一场有力的抗议。而且就在一个月前，有115,000人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六四晚会，纪念八九年被中共屠杀的青年和工人。

导致游行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政府和警方的恐吓，而是主流泛民政党自林郑上台以来便全线退缩，没能承担起领导责任。

“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斗争策略去抵抗威权政府”，社会主义行动的Jaco评论说：“不过尽管泛民领导层软弱，今天还是有5万人上街。如果在运动中明确号召罢工，首先可以是全港一天总罢工，同时呼吁中国大陆的工人和青年一同斗争，将会更大的反响。”

禁止参选

政府和主流媒体宣称今年的游行人数是“最少的一次”，也就是暗示说民主运动的支持度正在消散。过去几年里，港府对七一游行的反应都比较谨慎低调，而且会发布声明说它“理解”公众的忧虑。但是今年港府却嚣张地说游行不符合香港的“整体利益”。

政府的新闻公告说道：“任何不尊重‘一国’、无视宪制秩序、哗众夸张、不实误导的口号，皆不符合香港的整体利益、不利香港的发展。”这里所说的“一国”是指中共政府对于“一国两制”下部分自治的香港拥有主权。

政府正在加紧打压“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反对派候选人如果不放弃这句口号，就会被禁止参选。这种做法对于普通工人和青年没有多大影响，他们的怒火仍在增长，但是会让温和泛民感到恐慌，因为他们不想看到群众斗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和政府发生冲突。

空前的打击

中共和傀儡港府不断对香港民主权利发起新的打击，试图消灭民主运动。自2003年以来（或者说自1989年以来），在香港这个有730万人口的城市，已有数百万人次参加过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

在2014年雨伞革命期间，有120万人参加了集会、占领和反政府抗议。雨伞革命是1989年之后中共独裁政权所遭遇的最严重的政治挑战。政府现在实行种种打压措施，以图避免重现当年的情形，但是它注定会失败。而且现在中国的群众斗争也正在赶上（而且很可能会超过）香港。

社会主义行动在七一游行沿途设置街站，售卖新一期的《社会主义者》杂志。“我们的口号是‘重建战斗性民主运动’和‘打倒独裁政权’。同时我们也提出，需要建立拥护社会主义政策的工人群众政党，并将群众斗争蔓延到中国。”社会主义行动的Jaco说：“我们认为，反对威权统治的斗争也需要反对资本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打败独裁政权。”

林郑执政第一年大事记
2017年7月1日：林郑月娥宣誓就职。习近平访港发表讲话，警告香港人不要触碰北京的“底线”，并再次攻击港独思想。

2017年7月14日：继2016年底踢走两名本土派议员之后，政府再次清洗立法会，四名泛民议员被取消资格，其中包括资深社运人士、社会民主连线的“长毛”梁国雄。林郑政府将五分之一的反对派议员踢出立法会，事实上推翻了2016年的选举结果。

2017年7月25日：政府宣布高铁一地两检方案。表面上一地两检是为了“节省时间”，实际上是打开了大陆警察和边境人员在香港执法的先例。

2017年8月15及17日：法院重审有关雨伞运动和反新界东北发展抗议的两宗案件，首次有青年社运人士被判处严厉刑期。香港众志的黄之锋和社民连的黄浩铭等16名被告尽管已经完成之前判处的社会服务令，但此次仍被判入狱6至13个月。

2017年8月20日：16名社运人士被改判入狱仅仅几天之后，14万人上街抗议法院判决和政府操控法院。游行并非主流泛民政党发起的，他们只是被迫跟随，而且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人参加游行。

2017年10月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歌法，“侮辱”国歌将会受到处罚。香港政府宣布将会进行国歌法本地立法。国歌法主要是为了打压反对中共的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在球赛现场嘘国歌的香港球迷。

2017年12月15日：六名反对派议员被取消资格后，建制派取得立法会绝对多数，得以修改议事规则，削弱了反对派拉布的权利。

2018年：政府对民主派示威者的检控变本加厉。一月有6场审判，共43名被告；二月6场，27人；三月8场，46人；四月5场，27人；五月3场，21人。今年以来，已有4场有关雨伞运动的审判，共47名被告。因参加雨伞运动而受审的人数增加到至少266人，被定罪者增加到至少100人。

2018年1月17日：16名社运人士因为在2014年雨伞运动旺角占领区清场时违反禁制令被裁定罪成。16人均被判入狱，包括已经因“占领公民广场案”在2017年8月被判入狱的黄之锋和黄浩铭。16人均已提出上诉。

2018年1月27日：香港众志的周庭被禁止参加立法会补选。名义上“中立”的选举事务处职员声称，周庭被禁止参选是因为香港众志要求“自决”。但2016年众志罗冠聪参选并当选立法会议员时，选举事务处并没有表示反对。

2018年3月11日：政府清洗立法会后留下六个空缺席位，其中四个在今年三月进行补选。总共有三名候选人被禁止参选。泛民和建制派各赢得两个席位，意味著泛民丢掉了上次选举赢得的两个席位。补选过后，香港唯一一个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宣称，任何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的人都可以被禁止参选。

2018年3月16日：政府宣布正在草拟《国歌条例草案》。草案提出，“侮辱”国歌者最高可被罚款五万元及判监三年。

2018年3月17日：习近平宣誓就任国家主席，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任期。此前全国人大已经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为习近平的“终身统治”铺路。中共从过去的“集体独裁”变成“个人独裁”，强化了习近平当局的压迫性，但也出人意料地引发了大规模网路抗议。

2018年3月30日：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香港大学教授戴耀廷几周前在台湾一个论坛上的讲话，尽管戴耀廷只是模糊地说到港独作为其中一个政治愿景。建制派要求检控他并开除其教席。戴耀廷的讲话变成了建制派用来打击言论自由、为重推廿三条立法造势的靶子。

2018年5月28日：社民连主席吴文远向廉署举报一名高官涉嫌贪污，但却因披露调查进度而被判监四个月。吴文远辩护说此事关乎“公众利益”，自己有责任向公众交待，但法院却不予承认。吴文远所受的严厉判决是一个标志性的政治事件，再一次证明政府将较激进的社民连视为重点打压目标。

2018年6月11日：法院对“旺角暴动案”做出空前严厉的判决，将香港本土派代表梁天琦判监6年。“旺角暴动案”被定罪人数增加到25人，总刑期长达71年。

2018年6月14日：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和建制派使用前所未有的专制手段打压泛民议员，强行通过了一地两检法案，事实上将即将投入使用的香港高铁站变成了一所巨大的公安局。

港铁建筑丑闻变成政治危机

承办本港多项基建项目的港铁最近接连爆出工程丑闻，继高铁工程不断超支延误丶试车出轨外，丑闻更扩散至本地多项铁路工程，当中以沙中线的工程最为严重。

五月中，传媒得到工程分判商中科兴业爆料，新红磡站工程用来支撑月台的部分钢筋被剪短。钢筋的支撑力度不足，随时会导致月台崩塌。据报港铁公司早已于2015年8月悉知工程问题，却没有通报公众，更向分判商施压要求噤声。

到了六月，沙中线再次爆发丑闻，土瓜湾站的通道墙壁工程偷工减料，墙身厚度被削减。6月17日，沙中线前线工作人员揭发会展站挖掘工程问题。事件发现工程偷工减料，没有放置足够的支撑架，事件的严重程度可导致整个施工地盘倒塌。这个工程同样由礼顿负责，并与中资的中国建筑联营。根据路政署报告，港铁早在五月初发现问题，同样没有主动公开通报。

礼顿至截稿前仍然没有公开回应事件，而港铁主席马时亨却坦然对其“无符”，甚为闹剧。政府只会成立调查委员会，不过委员会只限于调查红墈站的事件，不会过问其他工程丑闻。

香港基建项目频频揭发丑闻，可见造假并非个别事件，而很可能是长期的腐败问题。政府近年来大兴土木，建设大白象工程，这些全部都是以外判形式兴建。判上判的模式，让政府丶港铁丶承建商等在出事时将问题诿过他人丶推卸责任。

事件已经促发成为一场政治危机。林郑月娥上月还维护马时亨，但现今政府开始表达对港铁通报机制的不满，企图以不知情而逃避全部责任。在社会的舆论压力下，政府甚至可能会更换港铁高层。

对于当下的工程问题，社会主义者主张成立一个有工人代表参与的民主调查委员会，彻查全部问题并且追究所有涉事的主管高层及政府官员。不过归根究底，我们还要废除外判制，并且将港铁及建筑商收归民主公营，踢走腐败的资本家。同时间，社会应该重新检视所有基建工程，停止譬如高铁等的大白象项目，将资源重新投入并大幅增加公共社会服务的开支。

时代广场移除刘晓波铜像　 政治打压赶尽杀绝

反对时代广场政治打压

7月13日是刘晓波逝世一周年。香港支联会及社民连六月中在铜锣湾时代广场外摆放刘晓波的铜像，以唤起公众对中国民主的关注。然而，时代广场方面以活动“滋扰商户”为由阻止，更威胁向法庭申请禁制令以作驱赶。

但实际上，商场前的空地乃公共空间。且该空间同时却摆有商场主办而占地更大的动漫展览，却没有被赶走。时代广场由九龙仓集团所持有，老板吴光正本人更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商场明显要政治打压，避免“政治敏感”议题。

由于挑战禁制令需耗十数万讼费，最后支联会及社民连无奈决定撤出时代广场，搬到铜锣湾行人专用区继续活动。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时代广场政治打压，剥夺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

林郑政府拒绝美国要求引渡疑犯

2007年以来首次发生的个案

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份报告提及，美国政府曾向香港政府提出引渡一名逃犯，但去年10月遭特首林郑月娥应北京政府要求拒绝引渡，并将疑犯交由中央政府拘留。这是2007年以来首次发生的个案。

疑犯为澳门人熊日（Iat Hong），涉嫌在澳门入侵两间美国律师行的内联网盗取上市公司的信息，于2016年12月在香港被捕。美国政府申请引渡疑犯，但在10个月后，香港政府拒绝引渡申请，因他亦正被中央政府提出另一宗刑事检控。

港府最后将该疑犯移送至中央政府，而北京政府没有再就如何处理该名逃犯提供任何资讯。

事件反映香港的出入境极为受中国干预。去年十九大期间，英国维权人士Benedict Rogers由香港被遣返，明显在敏感时期中共接管了入境处。中共对香港政府的政治操控。当然美国政府也是大力干预世界各地政府的出入境以达到政治目的，例如针对斯诺登。社会主义者反对中共操控香港边境。只有边境控制权由人民选举的委员会民主管控，才能保障公平的出入境自由。

市民住屋缩水 地产商钱包发水

香港楼价连年不断打破世界“最不可负担”的纪录

超过20万穷人居住于比监仓更细小的劏房内。但即使是较富裕的买家（通常是家长帮孩子付首期）也开始抢购纳米楼。

这些单位的面积大部分小于200平方呎，但平均售卖却高达4百万元，以呎租来计算比大单位更贵，因而获得地产商的青睐。地产商是香港的真正统治者。对他们来说，房屋是用来让他们发水，而不是用来为群众提供舒适的家，现在连较富裕的买家都成为了受害者。地产商愈来愈富，但平民的生活空间越来越窄，也越来越昂贵。

据《福布斯》杂志的资料显示，香港最有钱的头50名亿万富翁的总财富在去年增加了600亿，达到3070亿，即在一年内上升了24%。这也打破了世界纪录！

林郑的威权统治一周年 斗争如何走下去？

七月一日林郑月娥上任特首的一周年。林郑上任后加强威权统治，特别在去年7月14日取消四名议员资格后，政治形势进入了新的阶段。习近平去年七一强调中共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中共强硬地打压香港仅有的民主空间，削弱立法会权力、更明显地利用法庭政治审判示威者、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通过国歌法和一地两检等法例。

上任以来她一直将打压群众抗争的任务外判予法院及建制派政党，避免像梁振英般发表强硬的反民主言论，以保持自己“政治中立”的港英殖民地公务员形象。最近梁天琦被重判无疑对很多支持民主运动的青年来说都是一个挫败。政府可以在短期内制造寒蝉效应，但青年的愤怒情绪只会更深。现在对大部分青年来说，“法治已死”和“政治审判”已经变成共识，因此最近司法界在巨大压力之下也需要开腔向公众自辩，为自己的政治审判行为开脱。

中共不但要通过这些法例，更要在这过程中展示无上权力，企图令群众运动感到挫败，因此往往以更强硬、更无视民意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可以说手段比目的本身更重要。去年一地两检由人大常委直接颁布决定，完全无视香港的基本法，而中共爪牙更公开向香港法庭施压，指香港法庭不应受理对一地两检的司法覆核。此外，中共想将立法会变为人大会议，避免它继续成为政治辩论的场所。在今年初修改议事规则之后，现在建制派正准备将因为违反议事规则而被逐出议会的议员禁止开会一年。这将会封杀议会抗争。

中共最理想的目标是把香港变成像新加坡那样，群众抗议和集会受到全面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荡然无存，政治版图上只会存在一些忠诚反对派作为花瓶。事实上在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今天，全球各国政府也视这种威权统治模式为典范。一方面可以镇压群众反抗和控制新闻资讯，同时又可以与全球金融体系保持密切连系。因此最近特金会后，特朗普称赞金正恩的“强硬统治”，及后一星期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明了清晰的政治讯号。

“全面管治权”

习近平在中国内地全面集权，收紧对于地方政府的控制，对待香港也不例外。一年以来中共越来越公开地直接统治香港，人大常委及政协经常高调发表言论向香港的法庭和议会施压。过去在梁振英时期，中共让中联办占主导角色，由中联办将政治任务和利益分配予在港的利益集团（包括政党、财团、亲中学校等机关）。现在中共更多的是通过人大和政协直接干预香港，推动它想要的政策，而不像梁振英那样擅自搞风搞雨。但这种直接统治并不会顺畅，因为意味著香港政府比以前更难在政策上作出那怕是些微的让步以舒缓民怨，也很难让主张“大和解”的泛民领导展示他们的成果以合理化他们的妥协。

林郑似乎希望在上任一周年推出房屋空置税，企图摆出压抑楼价的姿态以挽回民意。但就如梁振英当年的双辣招一样，这样政策对压抑楼市基本上毫无帮助。现时全港地产商若有9千个落成后没有推出发售的单位。即使推出了空置税，迫使地产商售出全部囤积的私人单位，根本对压抑楼价毫无帮助。

建制派的恐吓

由于近月建制派开始攻击“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指控其为违法违宪，威胁可以剥夺任何支持这一口号的人的参选权。这意味著整个泛民主派都有可能被集体取消议员资格。然而今天六四集会的人数仍然高企。七一游行民阵在群众压力下正确地采纳了这一口号为主题，虽然它并未有明确指出群众运动要如何达到这一目标──与中国内地的群众斗争连结起来，并且以打倒中共政权及资本主义为纲领。香港警方开始对七一游行安排，提出比之前更严格的限制，强制市民在维园草地出发，并威胁控告中途加入的游行人士“非法集会”。

此外，中共喉舌《大公报》表示应该取缔七一游行，因为这是“抗中乱港”、“违法违宪”。当然大公报是建制派机器中最令人反感的一个，但在今天愈强硬愈当道的大局下，不排除香港的亲北京政客在未来一段时间会附和这一调子。这是中共推动镇压的策略，先摆出最强硬的立场测试民意，在激起舆论反弹后稍为撤退，然后慢慢将这一强硬立场“正常化”。不过独裁者明显自视过高，由2003年反廿三条50万人大游行开始，七一游行已经成为群众斗争的一个重要记忆。如果对这个香港抗争的重要阵地作出攻击，只会激发更多港人的愤怒到临界点，激起新一阶段的群众斗争。

重建战斗性的民主运动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主张需要重建民主运动，让运动由基层群众掌控。运动不应自我局限在争取民主诉求之内，也应该通过建立反资本主义的新工人政党作为民主运动的核心，处理香港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危机。长期以来，温和泛民的领导者一直在阻碍斗争。在群众压力下泛民领导不情愿地参与运动，并希望尽快结束运动。

现在面对著中共和傀儡港府的强力打压、以及习近平日渐收紧对香港的管控，泛民高层甚至进一步向威权统治妥协并且拒绝群众斗争。泛民领导在民主斗争中固守错误的观点和方法，导致了他们成为斗争的刹车掣。他们一直认为，仅仅依靠“文明”的谈判向习帝请愿，就可以说服独裁者实行民主。社会变革从来不是依靠与当权者妥协达成，而是依赖不断的群众斗争去夺取当权者的权力。无论是历史上争取女性选举权还是推翻专制政权都是如此。工人组织、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往往在当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今年六四集会人数等例子，已证明香港群众是准备与政府斗争的。为了抵抗不断升级的政治打压，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将民主斗争联系到工人阶级反剥削的斗争，并以基层工人为基础建立一个新的工人政党。

宏光护老院外劳罢工抗争　追讨欠薪加班费

6月14日，位于观塘的宏光护老院爆发工人抗争，共10名来自中国广东的外劳女工集体辞职，抗议资方长期对工资及工时的严重剥削，以及对员工做出的恐吓行为，要求追讨百多万元的欠薪，。由于所有外劳本来居住于公司宿舍，故她们发起抗争后无家可归，并搬到政府总部外扎营留守抗议。6月16日，工人在政总外发起抗议行动，社会主义行动丶工党丶社民连等组织都有参与，我们支持工人的抗争并聆听她们的愤怒声音。6月17日，宏光工人参加了印尼及菲律宾外劳的国际家务劳工日集会，展示了工人阶级可以不分国族团结斗争。

超剥削的工作环境

这些女工大多都来自广东省，来港后在超剥削的条件下工作。虽然合约订明的工时为每天9小时，但实际上她们需要每天工作12小时，每天超时工作至少3小时，有时公司更要求工人连续24小时工作。另外，公司亦克扣工人的每周休息日和至少7天的年假，工人每年只有共24天的假期回乡探亲，也就是说工人的每年法定假日（52日周假+7天年假）被克扣了至少35天。

这些外劳是经过政府的《补充外劳计划》来港工作的。虽然政策订明同工同酬：“其工资至少须相等于本地工人担任相类职位每月工资的中位数，所享有的待遇亦不会比本地工人按劳工法例所得的为差”，而且亦要符合法定最低工资。但实际上资方一直在走法律漏洞，提交给劳工署的工作合约上的工资为$12,000，但公司以提供住宿费为由将实际工资减至$10,800。另外，工人每两年签一次合约，每次公司都会巧立名目征收2.1万人民币和2万港币的“劳务费”，变相每月克扣约$2,000的工资。

以工人实际月入约$8,800来算，每月没有休息日工作30天，每天工作12小时，工人们的时薪只有$24.4，远远低于最低工资的$34.5，可见雇主其实在一直在违反法例。据了解，资方多年来克扣工人工资丶休息丶超时工作补水等的金额合共约700万元。今次工人抗争的基本目标就是追讨全部欠薪。

无故解雇丶人身恐吓

这次斗争的触发点，源于公司最近无故解雇其中一名工人。被辞退的黄女士在院社工作了8年，于5月28 日在没有原因之下突然遭公司解雇。“公司要求我签署‘粮单’，又威胁不签署的话会直接找人送我返大陆，并甚至报复在乡下的家人。”事实上，资方过去曾多次对工人恶言相向，威胁工人不要到劳工署或工会投诉。事件发生后，令其他外劳工人都感到非常愤怒，害怕自己就是下一个受害者，因此其他9名外劳决定一同集体离职抗议。

政府纵容私营院舍

这次宏光护老院剥削外劳事件，连同2015年剑桥护老院虐老事件，以及2016年康桥之家院长性侵女院友事件，反映政府多年来毫无监管，纵容私人院舍欺压院友和工人。而问题更甚的，是政府不断在推动安老服务的私营化，现时安老院舍宿位的公私营比例为37:63，而且公共资助的宿位严重不足，轮候时间高达37个月，每年有约6千名老人在轮候宿位期间死亡。私营院舍为了牟利，往往会输入外劳来剥削工人，同时以高昂的收费提供参差的服务。私营院舍的每月收费动辄过万元，一般基层家庭根本难以负担。这些院舍很多环境恶劣，每名老人拥有的空间只有6.5平方米，在晚间一名护老员甚至要照顾40名老人。

现时私营院舍大多聘请廉价外劳，今次事件相信只是冰山一角。归根究底，政府应该全面将安老服务公营化，大幅增加社会投资，并直接以同工同酬及合理待遇聘请本劳及外劳。这样才能够一方面确保员工的待遇与人手，同时间又能以低廉价钱为有需要的基层家庭提供长者照顾服务。

外佣发表中介调查报告　揭露政府假监察真纵容

《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自去年1月起在港实施以来，政府指用意是规管中介公司。但一年以来守则被证明根本是无牙老虎。最近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FADWU）及印尼移工社群（KOBUMI）进行调查，访问了452名外佣，发现中介滥收费用丶剥削外劳的情况十分猖獗。

新来港外佣平均支付9013元中介费，是法定上限的20倍。法例规定中介公司只能收取外佣来港首月薪金的一成，但调查显示56%受访外佣被雇佣中心违例，另有三成人须在获发首月薪金前缴费。

团体曾以外佣身份到十八间雇佣中心放蛇，有七间表明经他们寻找新雇主时，需支付三千五百元至一万元费用。另一点是，24%受访外佣被没收个人身份证明文件，做法违反守则。这种剥夺人身自由的做法根是威吓外佣的行为，使她们即使面对中介或雇主违法时也不敢发声。

亦有约百分之十的受访外佣指中介机构曾安排他们向财务公司借贷，以逃避直接参与非法收费的罪行。很多外佣来港后为了缴交中介费而负债累累，首半年根本上是无偿劳动，也因为负债的压力，即使收到剥削和压迫也不敢发声。

政府事事以财团利益行先，这些摆明车马违法的中介公司往往被纵容。劳工处自守则实施以来，九成中介公司违反至少一项条例，但只有七间被撤销或拒绝续发牌照。

依靠政府的守则或法例根本毫无实权规管吸血中介公司。外佣需要组织起来积极斗争，并且与本地工人阶级一起团结斗争，要求本劳外劳同工同酬，取缔所有私人中介公司，让外佣有权被直接聘用，或者通过受民主控制的非牟利聘用机构受雇。工人们应该不分种族团结抗争，共同抵抗资本主义的“现代奴隶制”。

新民党容海恩攻击外佣    反对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

5月27日，多个外劳团体发起游行，抗议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种族歧视。容上月在立法会上指外佣周末在公众地方霸占道路、进食和睡觉，影响巿民生活和公众卫生。约三百名外劳举起“反歧视”、“反对现代奴隶制”等标语，要求容海恩道歉。社会主义行动亦参与游行，我们讽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如希特勒一般种族歧视。

建制派种族歧视劣迹斑斑

新民党一向极为性别歧视及种族歧视。2016年立法会选举期间，新民党煽动种族歧视、制造社会恐慌、并攻击民主派以捞取选票，极力抹黑香港的寻求庇护者为“假难民”，又支持政府兴建难民营。2015年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亦曾发表极为种族歧视及性别歧视的言论，指“大量菲籍女佣在港沦为外籍男士的性资源”，引起多个外佣团体抗议。

新民党不但攻击外佣，同时也是反对本地工人权益和民主权利的政党。可见本地群众与外佣有著共同利益，因此需要团结斗争，反对种族歧视和资本剥削。

附和政府的压迫性政策

在港外佣人数达到38万，为社会制造庞大的经济成果，可是她们却被政府的政策所歧视。外佣占据假日路面，是因为雇佣同住条例下，外佣没有自己的居所，在假日只能逗留在外。而香港极为缺乏公共空间。政府拒绝为外佣兴建假日休憩设施。

“雇佣同住条例”令外佣失去外出住屋的自由、被迫与雇主同住，令性侵犯和暴力事件时有发生。香港住屋狭窄，外佣大多都欠缺自己的房间，女性私稳被无形中被打压。政府亦一直纵容中介公司滥收外佣中介费，令外佣欠债累累，外佣工时更是全港之最，逾四成外佣每天工作16小时。

社会主义行动强烈谴责容海恩的言论。我们要求开放所有公共设施让外佣使用，而政府亦应大量增建公共设施以容纳38万名外佣以至全港人士。我们要求取消雇佣同住条例，并大量兴建公屋让外佣居住。

打倒“贵族学校”！打倒阶级歧视！

近日，私立的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宣布将于明年新学期取消中文科繁体字教育，一律只提供简体中文课程，引发争议。据报导称，香港本地学生家长对此反应激烈，认为学校并未事前咨询家长。此事亦触动了部份人对于中港两地对立的神经，认为校方有意迎合中共政权打压香港语言及文字的地位。毫无疑问，哈罗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必然尽一切手段迎合中共与香港政府的好恶。而政府优惠贵族学校的政策，令教育资源分配更集中在富人手上，制造阶级倾斜。

现时全港约有五十间此类私立“国际学校”。加之在政府政策的倾斜下，这些学校更成为“精英”“优质”教学的代名词。当然，入学的费用同时亦相当 “精英”和“优质”。以此次事件的主角哈罗香港国际学校为例，学校发行所谓的“个人或公司资本证书”及“个别债券”，认购金额分别为300万及60万港元，供家长认购作为子女必要入学条件，2016年“个人或公司资本证书”金额更增至500万，另外学费约15-18万一年，还未包括每年6万元的住宿费用，相当于一个香港一般工人全年收入，根本远非一般香港家庭可承担。

而政府政策亦大幅向此类私立学校倾斜，哈罗香港校舍占地3.79公顷，政府每年竟然只收取1000元的租金，另外还有6间国际学校也是如此！相比之下，面向本地绝大多数学生的公立学校所得的待遇却惨不忍睹，政府投放于公共教育系统的支出占GDP比例在全球处于垫底位置，甚至不如埃塞俄比亚，不但坚决拒绝推行小班教学，连学位安排都毫无章法得过且过，以致个别公立学校出现数年间由收生不足几乎被“杀校”、转眼间新学年扩编至一级九班每班40多人的情况。政府对公立教育系统不仅欠缺长远规划，连短期的安排都一塌糊涂。

社会主义者故然支持学生、家长和学校民主地决定教学政策；学生有选择接受哪一种语言和文字教育的权利。但在此之前，我们亦同时要求废除一切私立贵族学校，所有学校全面公营，大幅增加教育开支，提供面向全民的免费优质公共教育。

社义行动致力重建工人斗争　反抗专制政府

中国内地正走入疯狂镇压的“习帝时代”。正当中共政权正在收紧对香港控制，建立群众抵抗的战略和纲领变得更加迫切。社会主义行动努力应对这一挑战。我们目标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而我们每天的抗争行动都是为了这目标而前进。

五一国际劳动节，社会主义行动与印尼外劳社群（Kobumi）及难民联会举行反种族主义游行。社民连梁国雄（长毛）及厨师联盟主席吴志辉亦有出席。这是劳动节唯一一场集结不同国族的国际主义游行，当中包括印尼、盂加拉、美国、苏格兰、香港人等。队伍约一百人，由中环遮打花园游行至政府总部，打出“团结抗争　反种族主义　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的口号。参加者高喊出“妇女权利是工人权利”、“停止性别歧视，停止种族主义”、“国际工人大团结”等口号。劳动节游行不单是为了表达愤怒，也展示了需要什么理念来提高香港以至亚洲地区斗争的水平。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支持内地工人斗争。内地庞大的工人阶级如果得以组织起来，中共独裁政权的生命将会进入倒数。因此我们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将不同斗争连结起来，并学习当中的教训。5月15日，社会主义行动前往啦啦快送香港荔枝角办公室抗议，反对啦啦快送压榨内地司机，声援司机罢工。社会主义者谴责啦啦快送压低运费，逃避为司机支付社会保险和提供其他的工人法定待遇。我们支持啦啦快送司机组织民主的独立工会，争取体面的收入和八小时工作制。

6月16日，社会主义行动、工党、社民连等组织都有参与宏光护老院的内地外劳在政总外发起的抗议，反对公司克扣工资。社会主义行动成员发言时表示，罢工工人是妇女、外来移民和工人，受到三重压迫。我们支持工人一切诉求，并支持本劳外劳同工同酬，反对种族分化。

社会主义者一直站在反种族主义斗争的前线。5月17日，社会主义行动、Kobumi、社民连、工党及其他外佣团体，到以色列领事馆及美国领事馆抗议，反对屠杀加沙人民。社会主义行动支持以巴群众团结抗争，反对种族主义及国家暴力。6月17日，社会主义行动亦参与外劳团体举办的国际家务劳工日。

5月27日及6月4日分别是六四的周年游行及烛光晚会。今年是威权主义攻势以来的首个六四。社会主义行动打出“打倒习帝　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由于中共企图将“结束一党专政”定性为违法口号，社会主义行动出版“结束一党专政违禁品”T恤以作讽刺，大受抗议者欢迎。

维园烛光晚会有11.5万人参与，这反映了群众对去年以来政治打压的愤怒，也见到港人没有为民主斗争感到灰心。对专制政权和亲商政策的不满是前所未有地高涨。如果有一个清晰的领导，基层群众是准备站出来的。但现在欠缺的正是一个引领群众斗争前进的领导力量及组织方法。社会主义行动正为一个新的工人政党而奋斗，作为连结这场斗争的锁链，因为至今只有政府一方清楚自己的斗争目标。群众指望泛民主派，但泛民领导一次又一次的犹豫不决，未能真正动员群众抵抗政府的攻击，并将斗争限制在司法挑战以及立法会的冲击画面内。

社会主义行动介入在不同的工人、外劳、女性和民主斗争之中，为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力量铺路。工人阶级政党可以在未来几年成为反专制斗争的主要力量。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主张，请加入我们！

政党被取缔   标志著镇压的新阶段

今年7月，中共指挥的政治打压继续扩大，保安局和香港政府打算使用英殖时期遗留下来的《社团条例》取缔寻求港独的民族党。种族主义的香港民族党自吹自擂，为自己造势，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很小的组织。政府明显是用它来试水，准备更严厉地打压言论和结社自由。在过去两年里，政府发起一系列政治攻势，颁布新的压迫性法律，禁止一些反对派参加选举，并将参加反政府示威的青年民运人士投入监狱。

这是自主权移交以来该条例第一次被用来打击政治组织，标志著中共和傀儡港府对香港民主权利的攻击愈演愈烈。一旦保安局发出禁令，以民族党成员身分参加活动或者向该组织捐款均会是违法行为，最高可被罚款十万元及入狱三年。

政府一开始给了民族党三周的申诉期，但司法程序只会是一场表演。不过在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的代理律师提出抗议后，申诉期延长至七周。尽管延期不太可能对最后的结果造成太大影响，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香港政府和警察一开始过于自信，误判了形势。政府每一次攻击民主权利，都可能引发群众的愤怒和抗议，尽管民主运动的泛民“领导人”没有任何反击。延长民族党的申诉期，说明政府意识到法院有可能不同意取缔，或者至少会推迟审理，而这会令政府大失颜面。

反击林郑政府的白色恐怖不能只依靠法院，而且法院正日益成为政府的工具（除了个别情况下会表现出一些“公正”）。不过政府猛烈打压言论自由和政治结社自由，甚至已经令一部分资产阶级自由派感到惊慌。取缔民族党就是最新的警号。

政府于外国记者会（FCC）之间的冲突就是一个例子。外国记者会邀请陈浩天于8月14日进行演讲，而政府则威逼它取消这个计划。前特首梁振英作为政府的非官方发言人，政府可能会收回租给记者会的办公室。而且政府还阻止记者会直播陈浩天的演讲。

不过对于林郑政府来说，这样做代价高昂。它没办法解释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取缔像民族党这样一个根本算不上政党的政党。而且政府的行动反而宣传了陈浩天，让他从一个边缘人物变成国际知名人物。就算取缔了民族党这样一个只是名义上的政党，陈浩天还是可以照常演讲和发声明，而且现在他的关注度比过去更高。所以政府的严酷举措明显不是针对民族党，而是为了抓“大鱼”。

社会主义行动完全反对民族党的政治立场，尤其是它的种族主义立场和对欧美帝国主义的幻想。民族党要求把所有大陆人赶出香港，体现出它如特朗普一般极为反动的种族主义。这只会帮助同样这只会帮助同样奉行种族主义的中共政权分化香港和内地的群众斗争。社会主义者主张全世界劳动群众团结斗争，一同对抗真正的敌人，也就是富豪的威权统治。但政府的真正目标不是民族党，它明显是想要以此为先例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打击其他反对政府及其反民主计划的组织。

政府将这样一个没有实际威胁的组织作为第一个打击目标，显然是为了制造先例，为将来使用同样的方法禁止其他反对派组织作准备。它首先攻击港独支持者，因为中共和港府认为“独立”是一个连讨论都不可以的话题。

接著政府会全面扩大攻击范围，将其他政治主张也列为不可讨论的禁忌。“结束一党专政”是民主斗争的根本诉求，现在也成为政府打击的目标。最近林郑拒绝承诺那些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的不会面临法律后果。那些公开支持这一诉求的人（也就是几乎所有民主派政党）未来都可能被禁止参选。

政府曾采用相同的做法，先在2016年取消了本土派梁颂恒和游蕙祯两人的议员资格，然后又踢走了四名较激进的民主派议员。可见政府已经在变相实行廿三条，再一次证明法律和司法制度已变成打压民主的工具。

保安局发出一份长达700页的文件，详列陈浩天的政治言行，用以“证明”民族党违反了《社团条例》。中共和香港政府想要彻底消灭追求民主的反抗力量，今次取缔民族党以及港府过去的所有政治打压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抓住民族党的一些言论，说它是以“暴力”威胁国家安全，但实际上民族党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小组织，除了吸引眼球之外几乎做不了任何事。

独裁政权向年轻人的政治权利“宣战”。但是就像在中国大陆一样，威权政策不可能消灭民主诉求和反抗斗争，从长远来看反而会推动年轻人更加激进化、政治化，进而引发更多抗争，但在反民主攻势面前不堪一击的本土派和他们的右翼思想无法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出路。本土派团体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立场，以及他们的右翼亲资思想，不可能帮助年轻人实现任何成功的政治反击。

新一轮的威权攻势说明现在须要重建战斗性的群众民主运动。我们必须抗议政府的每一次攻击，而且要明白政府正打算发起越来越多的打压。反民主攻势不会自动停止，只有有组织的群众抵抗才能挫败政府的计划。而且群众抵抗需要有民主的组织，由民选发言人和基层委员会来决定行动方针和诉求。

同时民主斗争须要联系到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并联合中国大陆和全世界的工人斗争。这些工人正组织起来，反抗减薪、紧缩和各种亲富人政策，反对昂贵的教育和住房。通过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将这些斗争联系起来，能够将民主斗争变成可以撼动中共和其他所有政府的真正的群众性运动。

当前的“土地大辩论”以及沙中线丑闻表明，资本家将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当做自己的保护伞，他们会竭力对抗基层群众的民主诉求，从而保护自己的利润。因此民主运动必须要有反资本主义纲领和能够实现这一纲领的社会主义工人群众政党，以此击败中共和富豪的独裁统治。

威权政府外强中干

港铁沙中线建筑丑闻爆发，政府的无能赤裸裸揭露于群众眼前，多年来纵容包庇港铁腐败令其诚信破产，群众对政府的愤怒大大加深。林郑政府一年以来虽然发动猛烈的威权打压，但政府和统治阶级完全没有强化起来，民意支持度固然低迷，更重要的是统治阵营内部出现分裂。

今次主力揭发沙中线丑闻的是港区人大代表田北辰。他以“挤牙膏”的方式逐步爆料，明显是有部署、有计划行事的。幕后谁是更大的操盘者故然无从考究，但从中可判断统治阵营之内的派系分裂相当严重，才会有建制派政客不惜为政府制造麻烦也要成为揭密者。而且不久前民建联指责田北辰领导的实政圆桌不打招呼就落区准备来年的区议会选举，和民建联撞区，可能会让反对派“渔翁得利”，而田北辰则反驳称民建联是“以大欺小”。社会危机深化和统治不稳造成统治阶级的权斗和分裂，因而让底层群众更能看穿他们的外强中干而起来反抗。

取缔民族党

脆弱的林郑政府为了处理港铁丑闻已经疲于奔命，但在中共的压力下又不得不履行政治打压的任务。近期取缔民族党明显是中共治港的强硬派命令下执行的。在八月底，即保安局宣布是否取缔民族党的两星期前，中国国务员副总理韩正在北京与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见面，强调要处理民族党以及对港独“零容忍”，明显要提醒港府在事件上必须果断、强硬。这可能正是因为中共对于港府两次同意延长申诉期感到不满。

在习近平全面威权统治的大环境下，治港政策也要跟紧步伐。林郑至今不敢切实谈到廿三条立法的具体路线图和时间表，强调要创造“良好社会条件和时机”。但基本法委员会及全国人大等鹰派分子公开施压，要求她加速立法进程。这些强硬派不是负责管治香港的日常工作，只需要推动中央的政治任务以表效忠，因此往往竭斯底里地胡乱叫嚣。此外，早在1999年通过廿三条立法的澳门，最近更准备复杂内地的模式，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用以针对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这一政策明显是为了向港府作出示范效应。在这种压力下，林郑在8月27日被记者问及廿三条立法时称：“亦有些工作现正在进行”，但特首办公室当天立即矢口否认。可见现在港府对于是否加强政治打压左右为难。

外国记者协会邀请民族党陈浩天发言的事件上，整个统治阵营虽然都“团结一致”攻击港独，但不同派别的论调并不尽相同。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主张大力攻击外国记协，企图要政府拒绝向他们续租办公室，显然他是代表强硬派。而林郑月娥虽然表明反对“港独”，但似乎并不想向外国记协穷追猛打。外国记协与西方国家及其资产阶级有紧密联系，他们今天在港府的威吓下仍坚持邀请陈浩天演讲，明显是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在中美冲突升温的大环境下，西方国家想利用人权、民主等议题来向中共施压，藉以换取更多经济利益。林郑月娥想香港尽量避开贸易战，以免香港资本家的利润受损，因此不希望香港民主问题成为西方国家在中美冲突中的舆论战场。

贸易战

香港作为转口港，内地的出口占到香港总出口的55%，香港对内地占比达到48%，难以在贸易战中独善其身。内地是香港向外直接投资最主要的目的地，占2016年香港向外直接投资的40.2%，因为港资企业也极为担心贸易战会影响利润。此外，大湾区作为在粤港澳的一带一路政策，宣传爱国主义和祖国经济强大，也因为贸易战而拖延了出台时间。这些都是香港资本家不想见到、也不是中国要员想见到的。

社会主义者分析中共与港府之间的矛盾，当然不是寄望于林郑政府会维护基层港人的利益和民主权利。但我们要将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揭露于群众面前，让群众了解到威权政府并不如其表面所坚固。只要有一个有力的群众领导和纲领，重建自下而上的、战斗性的民主斗争，是可以打败威权统治的。

面对陷入危机的政府，泛民主派近来甚至更显得无所作为，更加没有动员群众反攻的准备。由于温和泛民政党行动缓慢，民阵恐怕要等到10月才举办首场针对沙中线丑闻的反政府游行，白白浪费了良好的时机。这种延误完全是重犯去年的错误。去年七月四名立法会议员资格被取消，标志著林郑刚实施新威权统治。8月20日，14万人上街要求释放3名学生领袖和13名因反对新界东北计划而被判入狱的政治犯，远远超于各大党派的预期。

当时是民主运动自伞运结束以来的一次高潮，若果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制订明确的斗争战略，可以改变整个政治局势，大大成功反击的机会。然而温和泛民只是心不甘、情不愿地低调参与游行，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完全没有把握机会提出任何行动升级的方案。在群众斗争高涨时，社会主义行动当时极力主张制订“全民抗暴日”，著手组织群众重建民主运动，并开始认真讨论和准备罢课、罢工作为行动升级的手段。

泛民领导层阻碍抗争

泛民的迟钝、庸懒最终是源于其政治立场上的错误。他们害怕群众运动和群众激进化，寄望与林郑大和解，以换取个别业界的小恩小惠。他们支持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担心民主斗争如果激进化，可能会变成要求推翻富豪阶级的群众运动。例如林郑上任新增所谓50亿教育经费，就使教协今年会庆邀请她做嘉宾。泛民在口头上还是会批评政府，但观其实际行动往往只希望稍微抗议一下向选民交代了事，并不想向政府造成任何压力。

由于去年刘小丽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九龙西立法会补选将于十一月举行。建制方面派出前官员出选，明显想突显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对立意味，有信心通过击败民主派从而进一步打击民主运动的士气。候选人如果针对政府的核心问题，展开积极的进攻，在对抗威权统治以及港铁丑闻的问题上予以有力的回击，从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上的腐败，将可以有效动员群众、重建民主运斗争，并且赢得选举。姚松炎在三月补选失败的主因，是因为他没有将选举工程政治化，动员群众对抗威权统治，反而将自己包装为社会精英，完全脱离九龙西的基层选民。可是，部分保守泛民势力似乎作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主张集中做区议会式的地区工作，淡化选举运动的政治意味。这种策略只会招致更多失败。

如果泛民继续妥协，变成威权统治的“忠诚反对派”，会进一步阻碍香港群众反抗运动的发展。正在迅速改变的中国局势以及即将来临的反对习近平“一人独裁”的浪潮也会对香港造成巨大影响。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伊朗爆发了反对神权独裁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尽管这场运动并没有清晰的纲领和领导，但它不仅是反对独裁政权，也反对传统的改良主义反对派，因为群众意识到改良主义反对派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挑战独裁政权。民主斗争应该学习香港以外的经验，改正他们对反威权斗争的错误观点。

面对变本加厉的威权统治和新自由主义，我们需要意识到现在民主运动更需要一个新的、具战斗性的领导，并且需要以工人阶级为主力，主动寻求内地工人阶级的支持，才能挑战专制政府和资本主义。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将民主斗争联系到工人阶级反剥削的斗争，并以基层工人为基础建立一个新的工人政党。

重划选区操控选举　需要群众斗争反击

政府又再一次耍手段企图操控民主选举区议会选举。预计会像立法会选举那样引入“反港独确认书”和筛选反对派议员。今年早些时候，选举事务处已表示区议会参选人需要签署声明，承诺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而且去年及今年的两次区议会补选已引入确认书制度。可以预料，一些较激进的民主派成员将被禁止参加区议会选举。此外，选举管理委员会还将大幅重划选区，打击泛民选情。这证明妥协和后退只会招致更多打压。

选区重新划界

来届区议会选举将于2019年举行，政府表示因人口变动将128个选区重新划界。今次重划明显是针对反对派，并影响多个反对派区议员，包括四名“双料”议员：民主党邝俊宇、林卓廷，新同盟范国威和泛民区诺轩。其中邝俊宇所属的元朗北朗选区，本来就没有超出法定人口范围，然而却被割走部分屋院，之后再并入其他屋邨，接近一半的人口被改变。

而新民主同盟在上次区选大胜，当年拿下15席（现时有12席），当选率超过9成，成为泛民在区议会中的第三大党。今次有5名新同盟区议员受划区影响，其中袖范国威的西贡运亨选区同样在法定人口范围以内被修改，而且被划走的是根据过去投票纪录的“票仓”住宅，显然是当局故意的针对行为。另外重划影响的选区，不外乎是被划走或划入新的住宅屋苑，大幅改变其选区原本的人口结构。

政府宣称重划选区是建基于人口的改变，但实际上有12区选区超出人口基数标准（16,964人）而没被修改，当中11个属建制区议员选区，相反不少反对派选区超过人口基数便马上分拆重组。众多社区被荒谬地一分为二、为三，令泛民票仓被划走。此外，反对派政党及议员一般资源较为有限，相较有北京及财团支持的建制派，一旦重划选区都会影响过去所建立的地区基础。而且有迹象表明，建制派事先便已得知选区重划方案，因而提早落区准备选举。例如公民力量的林宇星早在重划计划公布数个月前已经在新选区展开工作，显然得到当局在背后帮助。因此，这些选区的划分并非如政府所说的那样“没有政治因素”，而是要打击反对派在来年的选情。这种选区操作被称之为“杰利蝾螈（Gerrymander）”。

泛民领导层无力抵抗

在3月补选失利后，泛民领导层明显陷入悲观情绪，面对操控选举和取缔政党的攻击并没有提出还击方案，也没有在港铁沙中线丑闻上动员群众向政府施压。由于他们对政治化的选举工程没有信心，因而更倾向所谓“地区服务”而避谈政治议题和群众抗争，妄想这样可以与资源丰厚的建制派选举机器竞逐议席。这显然对有中共和大企业在背后支持的建制派更有利。戴耀廷早前表示预计反对派会有10-20人会被当局取消参选资格，不过他的应对方案却只是派出更多政治素人充当Plan B。实际上，2004年泛民在区议会选举取得大进帐，就是因为2003年反廿三条群众运动后，群众对中共和港府的愤怒所造成的。

今次政府试图继续操控选举，再次反映重建战斗性的群众民主运动的迫切性，我们要了解到建制当局未来将会发动更多的打压。社会主义者一直强调，仅仅依靠选举无法抵挡威权统治。必须将选举运动作为平台建设战斗性的基层群众运动，而且应该由参加者民主决定运动的方向和策略。同时民主斗争须要反对那些在背后支持中共及其政治打手的大企业，终结由少数富豪精英控制整个社会的不民主制度，并呼吁中国内地和全世界工人群众一同斗争，反抗独裁统治、实现真正的全面民主。

食环署清洁工人罢工抗争 打倒外判制度

八月六日，食环署旗下的外判工人发起罢工，参与人数达到300多人，抗议食环署对苛刻的要求。约100名主要负责观塘、牛头角、油塘的清洁工人在观塘瑞和街街巿聚集，举起“无良食环署、迫死老员工”的标语。罢工人数占食环署在当区内外判清洁工的三分之一。

工潮历时5小时后，食环署与外判公司进行会面，并承诺会放寛管理要求，外判公司其后亦要求工人复工。然而，食环署拒绝工会参与会议，贯彻政府无视工人声音的嚣张态度。工人需要组织起来持续监督食环署落实改变的情况。若果食环和外判商违反承诺，就需要再次行动起来。

这次罢工清洁工时薪仅仅36元，月薪约8000元左右。这批满头白发的清洁工人罢工的主因，是最近外判商苛刻的要求。工人被要求收到清洁投诉后45分钟内处理。食环署企图辞退65岁或以上的工人，因此在工作上处处刁难，包括喝止饮水休息的工人，更抄下其名称，扬言会向承办商罚钱。工友有时不需要时脱下反光衣，同样会被苛责，变相增加中暑风险。此外，工人被命令清理俗称“馊水”的垃圾水和处理泥头垃圾等额外工作。

香港外判制度在2000年初由政府带头引入，目的是削减公务员人手并削减公共开支。政府的外判制度鼓励外判商价低者得，依靠压榨工人来投标。现时食环署外判投标评分制度中，工人工资及工时只各占整体评分的1.5%，相反价格却占70%。

由于工资压得太低，只有议价能力低的长者、少数族裔甚至是残疾人士愿意任职。外判清洁工工作条件恶劣，例如基本装备欠奉（包括防滑鞋、雨衣、手套）或不适用。除了工资低以外，他们更可能面对外判商逃避法定的劳工保障，例如拒付法定工伤赔偿、被迫转自雇合约等。例如今年年初长沙湾海丽邨的清洁工就因为被外判商威胁签署“自愿离职书”而被骗遣散费及长期服务金，最后促发罢工行动追回公道。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废除外判制度，所有企业直接聘用工人，设立每小时50元的最低工资，设立全民退休保障，让长者晚年免于受吸血公司所剥削。

港铁丑闻不断　政治危机加剧

港铁沙中线丑闻越爆越大！继5月及6月媒体揭发沙中线红磡、会展、土瓜湾站建筑偷工减料的丑闻，媒体再踢爆原来港铁多年来隐瞒施工地盘的土地沉降。港铁的工程丑闻再次揭露官商勾结的黑幕，引爆了社会对政府管治不信任的政治炸弹。

事件已经促发成为一场政治危机，政府被迫要至少在表面上有所回应，甚至令政府在威权打压方面转为守势。建制派亦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大肆包庇港铁及工程承建商。原本反对用特权法调查事件的民建联和经民联改口称“持开放态度”。不过这只是因为建制派看到“火势”越燃越大，不得不软化调门，以免影响未来的选情。

林郑月娥早几个月前丑闻刚刚爆发时还处处维护港铁主席马时亨，但到八月沉降事件后港铁则宣布高层人士变动。主席马时亨将不会连任，并与今年年底离任。行政总裁梁国权提早退休，工程总监黄唯铭则会辞职。政府希望都过撤换高层来平息民分，不过这并不是在惩罚他们，而是实际上“放生”高层，让他们可以安然带著退休金或酬金离职。几年前，因高铁超支丑闻下台的港铁前主席韦达诚，在离职后仍稳袋3,000万约满酬金！

土瓜湾沉降

八月初，《苹果日报》再次揭发沙中线土瓜湾站出现并隐瞒工程问题。根据港铁2017年的内部文件，显示早在2016年土瓜湾站地盘周遭多达23幢楼宇发现超出容许上限的沉降。附近多幢建筑物外墙及内陇，均出现明显的长裂缝。居民表示经常感受到大厦摇晃震荡。

至2017年7月区议会会议，港铁仍然声称各监测点的数据均符合正常水平，完全隐瞒真相。而沉降被揭发后，建制派区议员何显明更称沉降数字乃私隐，因为会影响楼价！据报，土瓜湾站的沉降更导致地底的煤气喉管变形，更随时有爆炸的风险。然而，港铁至今仍然未有叫停土瓜湾站的工程。

而另一边厢，早前已爆出工程丑闻的会展站同样亦发现沉降问题。会展站被揭发50个涉及公共设施位置的沉降幅度达至指标，当中包括道路、煤气管、水管及冷却水管，甚至有水管因沉降角度变形。而会展站及金钟站连接隧道上方的分域码头海军商场亦出现多条大裂缝，最长近3米。直到丑闻曝出后路政署才下令叫停会展站的施工。

现时沙中线项目严重超支超时，全长17公里的造价已经增加到目前的971亿，平均每公里工程成本逾57亿元，比高铁香港段每公里32.47亿元造价更高，成为全世界第二贵的铁路项目（最贵的是港铁西港岛线）。然而花费公帑近千亿的基建项目，竟然是豆腐渣工程！

系统性腐败

显然，沙中线工程丑闻并不是个别的疏忽事件，而是长期的、系统性的腐败问题。港铁乃上市公司，虽然政府拥有七成股权，但公司实际是个“独立王国”以牟利作为其首要目标，并得到不民主政府的庇护。去年港铁的纯利为168亿，但却依然连年加价。至于今次因丑闻而下台的各人，行政总裁梁国权年薪高达1,520万元，黄唯铭的年薪亦有800万元，而非执行主席马时亨不需要参与日常运作，但去年就获得了170万元董事袍金。原来港铁拿著大量公帑承建高铁、沙中线及其他铁路项目，中间却偷工减料中饱私囊，供养著这些“寄生虫”。

可惜的是，泛民主派完全没有准备在今次事件上动员群众抵抗，只会被动地在立法会提出特权法调查事件，被建制派否决后就慨叹“无可奈何”。今次事件是向整个林郑政府施压的好机会，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群众斗争，政府完全有可能因为陷入严重丑闻和危机而拖延进一步的政治打压，以免群众的怒火连串爆发。

我们不相信不民主而且没有实权的政府调查委员会。社会主义者主张成立一个有工人代表参与的民主调查委员会，有权彻查和公开全部问题，并且有权惩处所有涉事的主管高层及政府官员。归根究底，我们还要废除外判制，并且将港铁及建筑商收归民主公营，踢走腐败的资本家。同时间，应该由民主的基层群众委员会重新检视所有基建工程，停止浪费公帑的大白象项目，大幅增加公共社会服务的开支。

长毛继续受到政治清算

中共和林郑政府的威权攻势并未有停止下来。今年中共将“结束一党专政”定性为违法口号，而政府又历来首次强硬回应今年以该口号为主题的七一游行。近期政府准备取缔民族党，标志著政治打压剧烈升级。政府真正要打击的对象并不是民族党，而是激进民主派力量，而当中站在抗争前线的梁国雄（长毛）可说是头号打击对象。

政治检控

近年来长毛屡屡受到政治检控。长毛于2015年一个校际辩论比赛中向林郑月娥示威，经审讯后被裁定妨碍罪成，梁被判囚7 天。他提出上诉，案件预计在10月宣判。此外，他去年4月仍在任时，在立法会示威区因为争取全民退保而抗议，期间疑与蓝丝团体“珍惜群组”发生冲突。蓝丝诬蔑长毛踢他左脚，然后一再于庭上搞错左右脚，错漏百出。如果这样也能罪成，实在是对司法界再一次的嘲弄。

社民连失去了长毛的唯一议席后，缺少了重要的经费来源。立法会向梁国雄追讨议员薪金及办事处开支，合共298万元。长毛的案件仍在等候上诉，在法理上他的议员资格并未被取消，立法会根本无权追讨他的议员酬金。如此急切的行动显然是出于政治目的，想要令长毛破产，使他未来五年丧失参选立法会议员的资格。

在法院被全面操控的形势下，长毛上诉案很可能会败诉，届时立法会新界东的补选将会启动。如果长毛顺利参选的话，由于他具有高知名度并承载著政治打压的群众愤怒，相信建制派难以夺走他的议席。因此现在政府正准备利用各种手段阻止他参选，例如判刑、破产以至筛选。在十月九龙西立法会补选，刘小丽很可能会被政府取消议格，作为定下一个先例，以便日后取消梁国雄的参选资格。

社民连备受攻击

此外，社民连主席吴文远因为向传媒披露廉政公署立案调查高官而被判监4个月，目前正在等候上诉。如果最终判决维持在监禁三个月或以上，吴文远也会被剥夺参与议员资格。至于副主席黄浩铭也因为反新界东北示威和伞运占旺而分别被判监13个月及4个月，因此也丧失参选资格。

政府自以为威权统治的气焰在嚣，可以大力重挫整场民主运动以一劳永逸。但他不会如此简单地达到目的，因为指挥打压的习近平当局正处在重重危机之中。中国经济始终未摆脱危机的阴影；中美的贸易和地缘政治冲突将会长期持续下去；内地的工人和群众斗争已进入更高水平的新阶段，甚至可能鼓舞香港民主运动。现在习近平正处在上台六年以来最里外受敌的时刻。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政治检控及政治审判，要求撤销所有抗议者的控罪。为了抵抗白色恐怖，捍卫基本民主权利，当务之急是重建一场民主的、战斗性的民主运动。

高铁强行通车　无底深渊后患无穷

高铁香港段会于9月23日正式开通，这条兴建历时10年、耗资853亿元的大白象工程，在政府多年来强行推动下“终于”落成启用。

过去10多年来，高铁项目不断引爆争议，包括不断的超支延误、强拆菜园村、一地两检引狼入室等等。到了今年4月试营运期间，甚至更爆出先后发生多宗事故，包括车轮“出轨”、米埔段渗水影响信号系统一度暂停试车，以及多个隧道段出现渗水情况。不过这无阻政府完成“政治任务”，在今年底前通车。

高铁的开通并不代表争议的结束，高铁的营运问题已经成为了新的噩梦。早前，政府私下与港铁公司签署为期10年的营运权，并设有所谓的“乘客量上下限机制”，担保假若高铁的乘客量比预期少超过15%，政府将会承担七成的亏蚀，名符其实是“赚的归港铁，蚀的归政府”！我们早已指出高铁没有实际的经济效率，而政府亦将内部回报率由最初的6%降至为2%，显然为高铁长期亏蚀做准备。高铁定价被指比飞机更昂贵，基层民众根本不会乘搭。高铁乃“中港融合”的政治任务，无论如何亏蚀也不会废止，这样下去高铁很可能会是公帑的无底黑洞。

我们更不要忘记，高铁开通后一地两检将会正式实行，打开了公安进驻香港执法的先例，在政治上带来深远的恶果。

因此，当务之急是发起一场由下而上的运动，通过积极的宣传号召群众罢坐高铁，将既已存在的愤怒转化成积极的政治行动，重新动员群众起来。现在高铁的安全问题和高昂票价已经令普通市民却步，但重要的是如何将抵制高铁的声音转化为积极的抗争力量。高铁的低载客量以及亏本可以作为有力的数字，削弱政府的权威，证明它不过是利益输送以及政治渗透的工具。通过民主的架构组织罢坐运动，并开放予所有真诚反高铁的组织参与，摆脱过去由泛民小圈子领导层控制的运动模式。群众对高铁的愤怒既已存在，反对高铁和一地两检的罢坐运动可以成为群众反击威权攻势的机会，为重建民主运动打开一条出路。

反对国歌法 需要战斗性群众运动

10月立法会复会后，政制局可能将提交《国歌条例草案》进行审议。由于建制派已控制立法会，再加上如通过一地两检时使用的不民主手段，国歌法很可能会通过，给香港民主权利造成新的打击。中共政权想要用国歌法箝制言论自由，培养所谓的“民族归属感”，打压对威权统治不满的年轻人和反抗意识。

8月13日，澳门的傀儡立法会一般性通过新的《国旗丶国徽及国歌的使用及保护》，计划将国歌纳入中小学教育，而且“不尊重”国歌者将被罚款2,000-10,000澳元。与香港一样，澳门国歌法对于“不尊重”的界定十分模糊，成为悬在言论自由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是中共在为香港林郑政府树立“榜样”，向它施压。

中共急切地想要继续向香港民主权利发动攻势。国歌法立法和一地两检都表明，现在中共更加倾向于越过香港当局直接制定镇压性政策，然后交由港府和立法会通过丶执行。而直接面对群众压力的港府则较为犹豫。政府原本计划在7月立法会休会前进行国歌法首读，但到6月时又突然宣称因为“一些技术性细节”而推迟。它可能担心如果操之过急，反而会激起反弹，甚至像梁振英那样成为“替罪羊”。

表面上国歌法立法是因为香港球迷在赛场上嘘国歌。政府和建制派宣称，普通市民无需担心因为走音丶普通话发音不准等“无心之失”而招致刑罚。但现在有消息称，在新疆有维吾尔族人因为用唱国歌发音不标准而被送进集中营。虽然在现阶段中共还不太可能将这种程度的白色恐怖复制到香港，但可见政府是将国歌法作为广泛的恐吓和镇压工具。

社会主义者反对国歌法，支持废除国旗法。国歌法立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习近平政权试图“全面管制”香港的一步。因此所需要的不是“澄清”或者“修改”部分条文，而是以战斗性的群众运动反对整个恶法。当今最迫切的任务是建设一场群众反抗，并向群众展示国歌法与其他威权打压是连系在一起，而不是分开个议题。由于温和泛民没有真正组织反抗行动，让政府看起来比实际中更强大。为了取胜，这场运动应该由参加者民主控制和决策，并联合内地乃至全世界工人群众斗争，挑战中共独裁政权以及仰赖它保护的富豪专政。

资本主义下的私有化教育

“状元”丶”尖子”等字眼，每缝七月考试放榜都会遍布报章头条，仿佛正在告诉我们这些”菁英”的出类拔萃就是未来社会的典范。灌输式教育制度生产这一小撮”菁英”，同时也制造了为人垢病的学习文化。学生创意思维被扼杀，学习态度往往被动，变成考试机械。香港商业化和私有化的教育制度令学生面对重重考试功课压力丶债务缠身，”精英教育”和巿场主导排除学习能力和经济能力较低的学生，扭曲平等教育的原意。资本主义制度令社会裹足不前，学生在这制度下成为牺牲品。

巿场化与学生自杀率飙升

香港青年协会最近访问了3,000多名中学生及大专生，发现有超过一半人有抑郁的情绪问题，平均每9.3日就有一宗青年自杀个案。政府自2004年开始推行TSA系统评估，社会一直存在极大反对声音，家长指TSA令学生不停操练试题和加大考试压力，有研究更显示因此而造成的幼稚园丶小学和中学生每周平均学习时数增至62小时。

林郑政府漠视社会反对TSA的声音，重推小三TSA考试，目的是利用高压考试制度将学生分成不同阶级，并且迫使学生在课外参与私人补习，促进每年数十亿元的补习市场获利。

教育开支不足

香港拥有庞大盈馀，但是投放在教育上却非常吝啬，教育占政府的总开支由2008年的24.7%下跌至现时的17.8%。教育占本地GDP的比率上更是只有可怜的3.3-3.4%，对比起英国和芬兰等欧洲国家的5.4-7%，香港教育只能与危地马拉丶毛里裘斯等国家齐名。

每年大学的资助学位只有15,000个，只是报考人数的一半，令未符合条件入读资助学士学位的学生”被迫”走向自资院校市场，承受昂贵的学费，经济能力有限的学生只能借贷求学。但从各大专院校的财政报告显示它们每年盈利达数亿元以上，根本与”学店”无异。教育质素远高于香港的国家如芬兰丶德国都提供免费教育，实行小班教学，其他欧洲国家如瑞典丶丹麦的大学教育也是全免学费。这都能提高教育质素，并保障每名学生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中小学教育私有化

除传统资助学校外，政府实行另有一种名为直接资助计划（直资）予私立学校发展，直资学校现时在港共有61间。过去数十年，传统名校纷纷转为直资，觊觎其可享有收生和索取学费等自由。直资学校每年学费可由9,000元至超越100,000，这根本完全脱离一般基层家庭可以负担的水平。可见私有化的教育制度扭曲平等教育的原意，变相教育成为富裕家庭才可承担的权利。

“国际学校”数目上升

去年，”国际学校”数目达到51间，当中有15间收录本地学生数目多于政府规定的三成上限，更有学校的本地收生占总学生的七成以上，这教人质疑”国际学校”的定义。”国际学校”的本地学生比例上升，这与”国际学校”有更大的教学自主权和不用跟随本地学校严苛的教育制度有关，但”国际学校”学费却绝非一般家庭可以承担，能入读的学生非富则贵。而政府一方面向外宣称本地学生数目不断减少而合理化其”杀校”政策，但却不愿推行小班教学。

香港政府实行新自由主义，大力削减公共教育开支，为大财团的私有化和巿场化铺平道路，基层巿民接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自然制造跨代贫穷，学生自杀数字飙升等社会危机。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透过群众抗争，反对教育私有化及商品化，要求取消所有学债，将教育全面公共化，大幅增加教育资源，让所有学生免费读书。

亲资政策酿成青年住房危机

根据差饷物业估价署的统计数字，香港楼价和租金连年上涨。香港已连续8年位居全球房价最难负担城市之首。一个家庭需不吃不喝2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住宅。而初出茅庐的青年投身社会更是苦不堪言，除非放弃置业，否则注定难逃楼奴宿命。但租屋等于受到任由业主慢慢宰割，而且年年加租以至小屋搬更小，形同居无定所。

如今香港一屋难求局面已久，加上学债难填，置业对青年而言不再可能，即使与父母同住已成常态，亦无从保证可以长久安居。对求取自立的新世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未给予应有的安身之所，只顾要求他们无条件奉献一切心力与时间，为与日俱增的房租疲于奔命，在有如棺材的蜗居与办公室之间循环往返丶日复一日。在楼价超越疯狂境界之际，新建的住宅则渐次缩小，以至于面积不足二百呎的“纳米楼”应运而生，更出现以地台为建筑面积灌水的“奇则”。

早在2011年，曾荫权曾表示要兴建“青年宿舍”，改善年轻人的居住条件。但是直到去年5月才有第一个项目开工，而且只有80个单位。就算所有项目落成，总共也只有不到3,000个宿位，显然是杯水车薪。每个人租期不得超过5年的规定更是脱离实际。

亲资港府浪费大笔资金和土地修建大白象基建，却无意解决年轻人的住房问题。现时全港有28万宗公屋申请，可政府历年的公屋建成量却少得可怜。更何况林郑政府正打算推行公屋私有化，减少公屋供应。2016-2021五年间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应预计只有14400间，根本无法满足需要。再加上公屋计分制，若申请人于18岁开始申请公屋，要苦候30年才可入住公屋，使公屋轮候册已有27万户，创下18年来新高。

要想解决青年和所有人的住房问题，我们需要清晰的社会主义纲领。社会主义者主张大量兴建公屋，并取消入息审查，为所有人提供良好的居住条件。同时设立租金管制丶徵收富人税，取消大白象基建，为优质且廉价的公共设施丶服务提供资金。最重要的是，必须挑战这个一心保护大企业和富人利益的威权政府，将银行和大企业民主公营，由基层群众自己规划丶管理社会生产和建设。

全球声援香港 反对威权打压

始于2017年的“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致力于组织全球抗议，反对香港政府日益加剧政治打压。目前已有25个国家举行了抗议。

今年暑期，香港社会主义行动几名成员参加了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在巴塞隆纳举行的国际会议。与会者来自全球30个国家，当中许多人都在密切关注中港的局势进展，而且已经开始组织声援运动。

有60人参加了一场关于香港政府政治打压的讨论会，参加者计划继续举行国际抗议。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基层社运人士得知相关的消息。

“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寻求世界工人阶级的声援。争取民主权利丶言论自由丶组织政党和工会的自由，是工人阶级运动的悠久传统。要想得到这些权利，不能等待统治精英“施舍”，必须要自己去争取！而且就算在美国丶西班牙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这些权利也正受到打压。

我们须要在更强大的基础上重建香港民主运动，而学习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丶并与之建立紧密联系正是向前迈进的一步。大企业和欧美政府丝毫不关心民主权利，不能再对它们抱有任何幻想。我们需要的是来自基层的国际声援！

镇压升级 《金融时报》记者被驱逐出境

《金融时报》高级记者马凯（Victor Mallet）申请工作签证遭拒，这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当局对新闻媒体的不民主控制已经蔓延至香港。

马凯已被要求七天内离开香港。这起“签证门”丑闻并非单独的事件，而是林郑政府广泛进行威权镇压的一部分。港府过去已经禁止过反对派政党和候选人参选，取消了当选议员的资格，并增设了严酷的新法律。

马凯之所以受到当局惩罚，是因为他是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记者会曾邀请右翼港独团体“香港民族党”的召集人陈浩天演讲，而民族党已成为香港第一个被取缔的政党。

“零容忍”政策升级

这起事件表明，北京当局打击“港独”时，不会放过外籍人士或媒体。右翼亲政府的中坚分子梁美芬支持驱逐马凯，她说这起事件向香港公众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讯息：对港独相关讨论的零容忍政策，已经升级到国家层面。

国际特赦组织发言人潘嘉伟说，这起事件将对香港的新闻自由造成寒蝉效应。《金融时报》是资产阶级新闻媒体的中流砥柱，而且它平时几乎不去批评中国一党专制（甚至还在一些文章中称颂中共），不太可能是中国政府镇压的真正目标。

实际上，政府对“港独势力”发动攻击，是为了打击香港更广泛的民主斗争，对政治抗议定罪， 以图阻止追求民主权利的呼声传到群众抗议正在增长的中国内地。

反对新闻自由倒退

香港新闻自由的倒退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中国独裁政权开始加强对香港的控制的时候。监督新闻自由的NGO“无国界记者”提到，香港新闻自由度在全球的排名，已从2002年首次排名时的第18位降到现在的第73位。在180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176位。2015年，中国特工绑架香港铜锣湾书店的5名老板和员工，导致批评独裁统治的新书大幅减少。

今年年初香港记者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有十分之七的记者认为香港的新闻自由在过去一年有所恶化。

驱逐马凯只是最新的警讯。政府的专制攻击不会自行停止。只有有组织的群众抵抗和清晰的政治替代方案，才可能够迫使当局转向。如果像泛民领导人那样，恳求非民选的威权政府来“重启政治改革”，实际上是异想天开。

必须建立群众运动，捍卫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政治结社自由等基本民主权利。斗争必须直指问题根源──与中国工人和青年结成共同阵线，一同反抗一党专政的独裁资本主义。

反对东大屿人工岛　需要抗税运动

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中，提出动用5000亿财政储备，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兴建东大屿人工岛。政府更提出兴建公路和铁路连接人工岛至大屿及港岛，估计令整体工程开支达到1.2万亿元。

10月14日，过万人游行至政府总部反对东大屿人工岛，参与人数远远超于预算，而且与近年其他的抗议活动不同的是，今次参与的年轻人相当多。除了因为政府倒钱落海，也因为过去一段时间的政治打压，包括几天前刘小丽被以支持“自决”的名义取消参加立法会九龙西补选的资格。各大政党、环保组织及基层NGO都有参与。社会主义行动在游行中提出“万亿公帑用之于民　打倒威权资本主义”的口号。

大白象基建

林郑月娥指人工岛可以解决房屋短缺的问题，但最快要2023年才可入住！过去政府不愿意将公帑用于增建公屋、设立全民退休保障、增加医院床位，导致公共资源极之匮乏，但历年来不断累积工程储备基金，现在一次全部投放在人工岛上，因而激发起全城愤怒。5000亿足以推行十次全民退休保障、或兴建约80万间公屋、或让全港大学生免费读书71年。近年政府的财政预算比以前更为一毛不拔，今年有1300多亿的财政盈余，创下历史高峰。财政司司长面对巨大压力下仍死不愿意还富于民，增加公共投资和社会援助，令人感到他根本是受更高权力者控制的傀儡。

林郑在早几个月发起所谓“土地大辩论”，表面是就土地问题进行公众咨询，实质上是制造舆论推动让财团掠夺土地的方案。现今咨询报告仍未出炉，林郑却泰山压顶般提出人工岛计划。负责处理这场“辩论”的土地供应小组亦表达不满。成员之一曾钰成表示，连主席黄远辉事前都不知道林郑会提出1700公倾的填海计划，更批评市民未必会支持这一方案。可见土供组由始至终只是一个花瓶，更加证明了这是一场假辩论。

林郑月娥声称人工岛的公私营房屋比例将会是7:3。看看政府在新界农地“公私合营”发展计划提到同样的公私房屋比例，但其实所谓七成的公屋中包括首置上车盘、绿置居甚至是居屋，而真正出租公屋单位的比例将远低于七成。再者，七三比例以单位而非土地面积计算，意味著更宽敞的私人住宅会占大得要多的面积。人工岛很可能也会用同一技俩搬弄数字，愚弄大众。

国家任务

东大屿人工岛明显是中共给予港府的国家任务，以配合中共一带一路国策。中共在全球推动一带一路计划，向其他国家借出巨额贷款，大兴基建工程，以加强在亚洲、中东乃至欧洲的政经及军事影响力。董建华任主席的香港团结基金提出，人工岛可藉著与港珠澳大桥和大湾区连接，实现所谓“一小时生活圈”。人工岛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消耗内地企业庞大的过剩产能。中国政府在 2008 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爆发后，推出四万亿刺激经济措施，令企业利用廉价信贷扩充投资和产能，其中钢铁、铝、水泥的库存堆积尤其严重。地方政府在基建上的过度投资已导致负债累累，根本无力再消化过剩的建筑材料。中共依靠掠夺香港丰厚的财政储备来维持经济增长。总而言之，反人工岛必须要扣连至反中共专政的政治斗争、并联系到内地迅速发展的群众斗争才可成功。

同时人工岛问题再次暴露出建制派内部的分歧。似乎是在更高权力的授意下踢爆沙中线丑闻的田北辰和他的“实政圆桌”支持东大屿人工岛计划。而新民党主席、廿三条旗手叶刘淑仪则表示政府如果不将成本预算交代清楚，难以得到立法会支持。社会主义行动不支持建制派内的任何派别。叶刘也只不过认为应该将填海地点改到蓝塘或者内地水域。但是统治集团的分歧甚至分裂反映他们受到巨大的压力，可使群众斗争更有信心。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反对人工岛的重点在于阶级问题。人工岛计划不会解决土地问题，而只会是另一个让富人牟利的工具。我们并在游行演说中指出，万人游行是战争的开始，反对人工岛等于对抗整个地产霸权以及中共专政，听令于中共的林郑不会单单因为一场游行而停建人工岛。群众运动必须要升级。正当愈来愈多市民感觉到交税给政府等于倒钱落海之际，罢交税运动可以是打击亲资政府的有力武器。这需要建立一场受群众监督的运动，容许所有反大白象基建的团体和个人参与，由下而上组建群众委员会，在职场、社区和学校积极宣传和组织起来，瘫痪为少数富豪服务的不民主的亲资制度。

林郑月娥面对外忧内患

林郑政府的危机正在不断加剧，一系列的大白象工程（包括高铁丶港珠澳大桥丶港铁沙中线等）揭示政府亲资立场，而且中共及港府对香港的政治打压并没有停止。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出提出万亿兴建人工岛的计划，引起强烈的民意反弹，三天内引发了过万人上街，给予政府响起警号。林郑明显以为过去大半年以来的所谓“土地辩论”已经成功制造舆论，因此走了过于自信的一步，结果惹来民意反弹。今年以来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虽然减少，但民怨只是潜藏在地下等待爆发。

此外，高铁和港珠澳大桥通车以来不断制造闹剧，由于使用量远低于政府预期，令民众看穿其“大白象”的本质。而且讽刺的是，若从香港市区坐直通巴士经港珠澳大桥前往澳门或珠海，反而比其他交通方式更慢。两项基建吸引大量旅客抵达东涌及西九龙，由于欠缺规划而造成大混乱，居民基本生活大大受阻。而且香港贫富悬殊正在不断加剧。

林郑政府的民望极为低迷，净值为负5分。自从发表施政报告丶提出东大屿人工岛计划后，林郑的支持率净值一直是负数。3名司长的支持率净值都下跌，8名局长民望更破新低。

政治打压并没有停止下来。“大馆”古迹及艺术馆一度拒绝向流亡作家马建借出场地演讲，后来在群众压力下才撤回禁令。马建的讽刺小说《中国梦》影射习近平极权民族主义。此外，中国异见艺术家巴丢草的作品展，惟主办者前一日表示因收到“中国当局有关巴丢草的威胁”，故因“安全考虑”取消展览。林郑月娥为免事件升温，公开否认政府与今次事件有关。然而我们清楚知道正因为近年中共与港府打压言论及出版自由，特别在前年铜锣湾书店绑架事件之后，社会弥漫白色恐怖，自我审查的程度越来越严厉。林郑月娥似乎想集中打港独，暂时缓和对整体反对阵营的攻击，以免掀起更大规模的群众反抗。本刊于第6页的《刘小丽被二度DQ　11.24阻止建制派当选》文章再作详细分析。

中美冲突蔓延香港

最近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建议美国商务部不将香港视为独立关税区，并收紧科技出口管制政策，意味著贸易战会蔓延香港。中国和美国都是香港两大的贸易伙伴，因此事件引起香港资本家及建制派政党的恐慌，害怕会损害企业的利润。

自中美冲突爆发以来，香港统治阶级非常担忧冲突会蔓延至香港。港府在中美贸易战的论调上一直比较中立，强调要维护香港自由贸易和经济稳定，没有作为中国外交的打手，希望置身事外。在“一国两制”的方针下中共至今也默许港府的做法，也希望更大利用香港缓冲贸易战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伤害。香港向来奉行零关税政策。现时香港作为中国的独立关税区，特朗普向中国施加的关税和贸易限制本来并不适用于香港。

因此，林郑月娥不希望香港民主议题会成美方用来实现其经济目的的藉口，因此特别在外国记者协会邀请民族党演讲的事件上倾向保持低调。但很矛盾的是，林郑也必须听令于中共政治打压的命令，也面对中共治港的强硬派的施压。这批政客一来主张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要求港府紧随党中央路线；二来他们与港资没有紧密的关系，主要靠拢来自中国的红色资本。贸易战升温正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中共正加强国家对私人企业的控制（即大陆正在发生的“国进民退”），有助红色财团地位提升，正符合这一派政客的利益。这就是香港统治阶级的内斗原因，而这情况也反映在廿三条立法的问题上，在本刊第7页的《林郑受压推廿三条　统治阶级内斗》会作用详细分析。

工联会指控事件是港独势力勾结美国破坏，企图利用事件加强打港独和推动廿三条立法。更为直接依重商界利益的自由党，则要求政府到美国进行游说。 香港众志等自决派政党以为在中美冲突的形势下，寄望美国可以向中共施压，以帮助香港争取民主。这无疑是天真至极的幻想。美国只会利用这些民主人权议题向中共施压，以换取贸易和经济上有利的条件，但不会支持香港的基层民主运动。美国更不会想中共倒台。

委员会的报告指责港府在2013年拒绝移交斯诺登。斯诺登当时因为揭露美国中情局侵犯民众私稳的恶行逃亡海外，途中曾秘密逗留在香港两星期。当时几名赤贫的难民收留他住在自己家里。美国政府政治迫害斯诺登的做法本身就是彻底反民主的行为。

中美冲突不会为香港带来民主，相反有可能让习近平得到了进一步集权的机会，并动用更加铁腕丶更加民族主义的统治手段，香港自然也不能幸免。群众运动需要一个正确的愿景做好抵抗的准备。社会主义者在中美冲突中不会站在任何一方，因为这只是各国资产阶级相互攻击丶谋取私利的冲突。所有这些政府都在削减工人权益丶稳定工作和工资。我们主张独立的群众斗争反对中共独裁和美帝国主义。事实上美国资本家通过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来削弱本国工会，而且一直依赖中共独裁政权镇压中国工人斗争，以确保他们在中国投资的利润。

自雨伞革命结束之后，由于泛民领导人无没任何反击习近平威权镇压的策略，香港民主运动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泛民领导人从不相信群众斗争，他们害怕“激进行动”，而且他们支持资本主义制度，没有独立于香港和国际资产阶级富豪，所以他们无法真正领导群众反抗威权统治。而工人阶级则不同，工人阶级的利益与资产阶级是对立的。如果香港和中国的工人建立起强大的组织（例如民主工会），这些组织注定会为重建真正的民主运动发挥关键作用。

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将民主斗争联系到工人阶级反剥削的斗争，反对疯狂的大白象工程和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无休止的苦难。这会让群众明白，我们需要以基层工人为基础建立一个新的工人政党。

同志游行要转化为斗争的跳板

今年香港同志大游行有超过12,000人参加，比去年增加20%，创下游行举办1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态度的转变和性小众更敢于公开追求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是受到台湾平权公投和今年7月女同志QT案胜诉的鼓舞。香港社会对于性小众的包容度正在上升。据香港大学去年的调查，50%的18岁以上受访者支持同性婚姻，比2013年增加了12个百分点；支持为反性倾向歧视立法的人从58%增加到69%。

但是不民主的香港政府却依然以“没有社会共识”为借口拒绝同志平权和反歧视立法。在今年的施政报告中，林郑违背就任时展开同性婚姻咨询的承诺，表示政府将继续维护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否决了同性婚姻。包括公共图书馆在恐同势力的压力下将涉及性小众议题的儿童图书下架在内，港府是在巩固对性小众的歧视与压迫。

QT案

今年7月，香港最高法院做出判决，同意英籍女同志QT以她的同性伴侣受养人的身份在香港居留与工作。案件胜诉是一个可喜的结果，但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成果。法官强调，这份判决不意味著承认同性婚姻。在公布按判决修订的新入境政策时，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也说，香港政府承认有效的婚姻仍然是一男一女。QT和她的伴侣在香港无法享有配偶权利和保障。就在QT胜诉前一个月，上诉庭裁决高级入境处主任梁镇罡无权与和他在新西兰结婚的同性伴侣获得配偶福利和共同评税，尽管该案三名法官曾做出支持QT的判决。

在QT案终审时，高盛、摩根大通等31家银行和法律公司对曾表示想要介入该案帮助QT。一些媒体乃至一部份性小众团体散播一种错误的想法，也就是跨国大企业可以成为同志平权的旗手。但是当QT一审败诉时，同志团体曾发起联署要求政府改变入境政策，包括高盛和摩根大通在内的11家受邀银行都拒绝联署！后来它们看到QT二审胜诉，终审胜诉的可能性比较高，才顺水推舟，装扮成支持同志平权的形象。放宽入境限制有助于大公司吸引海外人才，但是它们不愿与政府作对以免损失市场，更不愿看到一场群众性的基层性小众运动，以免扰乱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

社会主义者要求就反性向歧视立法，并实现彻底的同志平权，不仅包括性小众婚姻权，也包括性小众家庭享有与异性家庭相同的社会保障，同时大幅提升社会服务和保障，并通过八小时工作制、提高最低工资、增建公屋、租金管制等措施，使基层群众（无论是异性恋还是性小众）都能得到富足的家庭或者单身生活。在QT案胜诉后，建制派表示，不可以让同志伴侣在公屋、福利和儿童领养等方面享有和异性家庭一样的权利。建制派企图将性小众描绘成抢夺资源的竞争者，其实不过是害怕同志平权会打开缺口，冲击极低的福利保障制度，因为资本家一直依靠传统一男一婚姻制度维护保守公共政策。

集体行动不可或缺

法律上的斗争固然重要，但街头和工作场所的组织与行动不可或缺，同时也只有依靠这些集体行动才能赢得法律上的变革。性小众所面对的不只是个人的歧视，还有来自父权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压迫。性小众挑战了资产阶级用来维护统治秩序的一男一女的家庭模式，同时资产阶级也利用性向等身分特征去分化群众反抗力量。反对平权的建制派和保守教会同时也反对全民退保、租金管制、八小时工作制等有利于基层的政策。

反同团体“性倾向条例家校关注组”于十月发起联署，指同志游行“有伤风化”，应将其取缔。面对群众压力，相信政府难以在短期内完全禁制同志游行，但同运不能忽视这种威胁。恐同势力企图乘著威权政府打压民主的浪潮，顺便打压同志权利。同志权利与民主权利是密不可分的，同运也是反专制的运动。

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中共独裁政权将继续加强对于香港立法会和法院的控制，阻止有关同性婚姻和性小众平权的法律。出于和香港保守的资产阶级精英相同的目的，习近平正在加大打压中国内地的同志平权运动，例如指挥新浪微博删除关于同性恋的内容，以及打压性小众活动团体。香港同志游行是中国唯一一个合法、公开的同志游行，因此也吸引了大量中国同志参加。去年同志游行有五分之一参加者（约2000人）来自中国大陆。中共担心如果香港落实同性婚姻，将使中国性小众更有勇气追求平权，这势必会挑战禁止的中共独裁统治，并鼓舞其他受压迫群体的抗争。香港以及中国为了实现性小众平权，必须提出一个反专制、反资本主义的愿景。

林郑受压推廿三条　统治阶级内斗

廿三条立法已经越迫越近，将会是雨伞革命以来香港最重要的一场斗争。最近，自由党党魁钟国斌在立法会动议基本法23条辩论。虽然为无约束力动议，但建制派政客其实是以此举向林郑月娥施压，加快立法步伐。就连2003年倒戈反对23条的自由党田北俊亦公开呼吁尽早立法。林郑月娥一直指出廿三条立法是必要，但未愿意推出立法的时间表，因此与统治阵营内部的强硬派出现的磨擦加剧。自由党在这场权斗中已表明站在强硬派的一边。

林郑月娥之所以这样做，是有感政府仍然根基未稳、民望低下，现在推动23条可以引爆新一波的群众运动。就23条立法，林郑只强调要创造“良好社会条件和时机”，至今不敢切实谈到的具体路线图和时间表。林郑更倾向以经济政策（大白象基建、大湾区融合）来讨好中共和统治阶级，巩固自己的权力后再推动23条。

统治阶级内讧

建制派中的强硬派（例如全国人大常委、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前特首梁振英等人）制造声音向林郑施压，已经不是第一次的事了。八月，民族党陈浩天受外国记者协会邀请演讲，梁振英率先炮轰外记协，指政府以优惠价租借场地，威胁要取消外记协的租约。林郑虽然同样站在打港独一方，但不想全面打击外国记者协会，以免与国际自由派发生全面冲突。她澄清外记协是以市值租金租用场所，以图淡化事件。其后，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等强硬派不断公开放风指要尽快为廿三条立法。

这些强硬派不是负责管治香港的日常工作，不会像林郑政府直接面对群众反抗的压力，只需要推动中央的政治任务以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钱，因此往往竭斯底里地胡乱叫嚣。他们近来亦高调制造声音反对港独，最后在外国记者协会事件上，林郑拒绝外记协第一副主席马凯入境，可说是顺从了强硬派的立场。

强硬建制派过去对林郑本身也有不满。原因之一是她上任后对温和泛民主派的收编和“大和解”。林郑的“大和解”当然没有在政制和民生政策上向泛民作出过真正的让步，但她为个别业界提供一些小恩小惠以安抚他们。林郑收编了前民主党中常委罗致光加入政府成为问责局长，在今年3月的民主党党庆中甚至捐款予民主党。又在5月为教协会庆酒会主礼，其后推出政策增加教育拨款以拉拢教协。

在习近平“新世代”威权的大环境下，香港统治阶级间的撕裂矛盾只会越来越严重。习近平最近提到对香港的“四大希望”，当中包括“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和“维护国家政治体制”，，显然是回应强硬派对尽快立法23条的诉求。不过，在现阶段习近平以维持稳定为首要目的，不想加剧香港统治阶级间的权斗，因此表示支持林郑，以在建制各派中保持平衡角色。

统治阶级内部因著以不同的方式保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继而会就统治手段和政策方案出现矛盾和裂痕，而这在现今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下将会恶化。我们当然不会对某一派别的统治阶级存有幻想，但是工人阶级可以透过这个分裂，了解到威权政府并不如其表面所坚固。只要有一个有力的群众领导和纲领，重建自下而上的、战斗性的民主斗争，是可以打败威权统治的。

贫富悬殊进一步恶化　 资本主义制造的恶梦

上月乐施会公布最新的《香港不平等报告》，指出2006-16年间，香港最富裕的一成住户月入中位数增加了47%（$112,400），而最贫穷的一成住户只增加了17%（2,560），两者差距增加到44倍，即贫者要工作3年半才等于富者工作1个月收入。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两年前已达到“高级别”的0.539，创下45年来的新高。相比起其他发达地区，香港的财富更集中在一小撮富豪手上。乐施会港澳台项目主管曾迦慧称，现时香港最富有的21名富豪资产总和，已等于香港政府可动用的财政储备总额。

根据全球调查报告（Wealth-X）更显示香港拥有全球最多身家达3,000万美元或以上的超级富豪，去年超级富豪人数增加31%，达到1万人。与此同时，即便按照低得可怜的官方贫困线来算，贫困人口也已高涨到135万人，其中又有高达7成是在职贫穷。

裙带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危机之下，全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而香港因著特殊因素，情况更为极端。《经济学人》的报告指出，香港是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地方，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裙带富豪”的财富占GDP比重近80%。政府设置的所谓“低税率”和“简单税制”，说穿了就是为财团商家的利益而设。香港名符其实是个避税天堂，利得税率只有极低的16.5%，比英美等国更低，大财团享受著极低的投资成本。香港亦不设资产增值税、股息税、遗产税，这些都是富豪的主要收入来源，难怪香港首富李嘉诚无耻地指自己年薪只有5千元，实质他透过股息已可赚取13.9亿元。政府政策以财团富豪利益为先，将公共服务私有化，变成企业谋利的门路，同一时间将公共医疗、教育及社会福利上的经常性开支削减。香港在以上民生福利的开支只占GDP的14.4%，远落后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

民生、民主、社会主义

资本家一方面打压民主权利，控制行政、立法以确保最大化财团利益，另一方面阻挡有利民生的政策通过，而现在政府甚至将庞大公帑通过人工岛等大白象工程输送给资本家，也不愿投放在公共服务和保障上，可见资本主义就是富豪独裁的制度。要打破财团垄断性的资本主义，香港极需要集体性的行动。工人阶级是驱动社会经济的齿轮，是挑战资本主义的最大武器，所以成功的反抗独裁、资本主义的运动必然需要以工人阶级领导。社会财富是由劳动者的血汗制造出来的，资本家只是掠夺成果的寄生虫。大企业和银行理应全面公有化，由工人阶级民主监督，作为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一步！

立法会公听会：抗议保安局收紧难民审批程序

10月18日，立法会举行“跟进免遣返声请统一审核机制有关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社会主义行动与一众难民到政府总部，抗议保安局收紧审批程序，要求停止遣返难民。建制当局近月再次将打压难民的行动升级。

保安局企图收紧处理难民免遣返声请的程序，将提交声请表格的期限，由49天缩减至14天，令声请者更难有足够时间准备文件及寻求法律援助。另外，建制派知道因为民意反对难以推行廿四小时的禁闭营，现在以“收容中心”作为包装的语词，企图要求在特定时间关押难民。

社会主义行动成员进入立法会发言。社会主义行动的印尼难民成员Mira反驳：“酷刑声请的审核机制极为苛刻，香港的接收率已经为全球最低，不足0.4%……香港政府每年只用约三亿元援助难民，兴建人工岛的开支已经足够为全港难民提供三千多年援助！”2017年香港难民人数只有约1万人，但却有4千人被遣返，创下七年来最高的被遣返纪录。“政府剥夺难民辩护的权利，务求遣返更多难民，做法极为不人道。我们不能再沉默，必须起来夺回我们应有的权利。”

政府妖魔化难民

在场的发言者Jaco表示，林郑月娥政府民望极低，唯有用种族歧视来转移视线，企图将社会问题归咎于难民身上。保皇党试图以“假难民”的议题制造社会恐慌。现在民建联葛佩帆及经民联梁美芬等建制派政客更重提设立禁闭营关押难民及退出《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

我们与其他亲建制的发言者针锋相对。他们都在重覆难民是“罪犯”丶“社会负担”等陈腔滥调。另一位成员Jackson表示，香港只有8千多名难民。如果政府指难民拥有工作权，会导致抢饭碗问题，根本是大话。政府有意将难民隔离于社会之外，刻意制造种族歧视，方便他们妖魔化难民。实际上问题根源在于政府的政策劫贫济富，专益富豪和财团。

Griff则嘲讽香港政府在难民政策上与特朗普一致，两个政府都是代表大财团的利益，同样打压寻求庇护人士和劳动阶级权利。“那些支持廿三条立法丶打压民主权利的政客，同时都是那些支持禁闭营的政客，可见打压难民和强化专制政权的关系密不可分。”

社会主义行动坚持反对种族主义，支持劳动阶级不分种族团结斗争，打倒政府和财团的剥削和压迫。

捍卫庇护权！反对收紧审批程序！反对设立难民禁闭营！
支持难民工作权！不分本外劳丶所有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每小时50港元！
反对种族主义抹黑，工人阶级团结斗争，反抗不民主的富豪专政！

英航大裁员向员工狠下毒手

九月底英国航空突然宣布将英航于10月31日关闭香港英航基地，并即时解雇85名香港员工英航英航英。在关闭基地前一个月突然解雇员工并调动英籍空中服务员来港接替，显然是为了避免发生罢工，从而削弱工人的反抗力量。英航作为欧洲第二大航空公司，去年盈利达到150亿元，却声称在港业务成本效益及生产力不符合营运指标而将其关闭。英航为了削减成本，而置工人的生计于不顾，做法极为可耻。

不顾工人权益和生计

有报导指出，此次裁员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解雇那些年资较长丶工资和福利较高的长工。这些工人因为年龄较大，离开英航后难以再找到类似待遇的工作。香港机舱服务员工会和员工曾在机场抗议，高叫“英航无能丶可耻”丶“盈利裁员”等口号。

英航威逼利诱，要求员工三日内签署不及法定标准的赔偿同意书，经过工会抗议和得到位于英国的英航联合工会协助向英航总部施压，资方才最后给予第13个月粮丶休息日及年假薪金等，部分员工所得赔偿较原有方案多8至10万元，大部分员工亦因此接受方案。事件虽已告一段落，但已再一次揭示资本家为追逐利润，往往不顾工人的权益和生计。

英航打算在2020年前每年减少2.5亿英镑的开支，目前已解雇近800名员工。今年3月，英航削减退休待遇，一次性减少6.8亿英镑的支出。英航香港过去也曾因强制提前退休丶欠薪丶打压工会多次遭到工人抗议和起诉。香港资本家通过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反对通过有利于基层工人和群众的法例。打工仔多年来欠缺集体谈判权丶标准工时。亲资的香港政府往往要求雇主“自律”但实际却是放任雇主任意宰割员工，政策上更赤裸裸地保障雇主利益。不久前政府终于决定取消为人垢病的强积金对冲，但却用公帑300亿元补贴雇主裁员。最近更有国际评级将香港劳工权益评为零分，可见所谓的“自由经济”实质上是剥削劳工以“填肥”雇主的口袋。

英航斗争表明工人的集体斗争能够迫使资本家让步。只有透过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和国际团结声援才能抵抗资本主义剥削和它所仰赖的独裁管治。

宏光护老院外劳抗争结束　工人仅讨回近半欠薪

今年六月，私营的宏光护老院爆发外劳的抗争，抗议公司无理解僱员工及长年剋扣工资、假期。经过4个月的斗争追讨，工人最终于十月初与资方达成和解协议，公司答应赔偿工人约300万元。不过，赔偿金额只有全部欠薪约700万的不足一半。
宏光护老院的中国外劳一直以来在超剥削的条件下工作。不但本身工资微薄，工人需要全月无休每天工作12小时，而且需要每两年缴交超过4万元的“劳务费”，情况犹如现代奴隶制。面对资方的违法行为，当工人求助于政府时，劳工处却置若罔闻。

由于这些外劳没有居港权，而过去都是居住在宿舍中，失去工作后流离失所，难以留港长期斗争，而劳工处只是向工人提供一份“露宿者之家”的名单，著工人自己解决生活问题。政府又声称为工人配对新工作，却是装模作样地问其他私营院舍会否接收宏光的工友，最后当然没有院舍肯聘请。

政府纵容私营资本

政府的所作所为伸张正义，面对生活和经济困难，工人最后只好无奈接受公司的“协议”，但赔偿金额不足欠薪的一半，变相让资方白赚3百万。而且由于是“和解”，政府更不会追究宏光的法律责任，所谓劳工保障的法律沦为一纸空文。

宏光护老院的事件更加凸显了政府纵容私营资本的本质。推动社会服务的私营化、并利用外劳来分化打击工人阶级是香港政府一贯以来的政策。林郑月娥在刚发布的施政报告中明言要为“安老服务及康复服务单位提供更大弹性，以输入照顾员”，而长者照顾服务券不过是杯水车薪、优惠私营院舍，所谓“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别计划”也只是将安老责任推向非政府组织。

在资本主义下，政府利用外劳是充当廉价劳工的工具，制造工人阶级之间的分化，压低本地工人的工资。因此本劳外劳应当团结一致，共同组织工会及斗争，捍卫同工同酬，并将矛头指向资本家。

归根究底，政府应该全面将安老服务公营化，大幅增加社会投资，并直接以同工同酬及合理待遇聘请本劳及外劳。这样才能够一方面确保员工的待遇与人手，同时间又能以低廉价钱为有需要的基层家庭提供优质的长者照顾服务。

二零一九年

释放被捕学生及工人　停止打压马克思主义学会

社会主义行动1月20日抗议声明

去年七至八月的深圳佳士工人抗争期间，得到全国各地的学生和青年声援，及后8月24日广东警方逮捕50多名声援青年及工人，在11月9日更跨省搜捕十多人。部分人至今仍被囚禁甚至下落不明。

声援的学生很多来自各大院校的左翼学生社团，因为认知中共与资本家一同剥削工人、贪污腐败的的恶行，而对受压迫的工人阶级表达同情，继而挺身行动声援佳士工人。中共为了作出报复，大力禁制各间大学的马思主义学会，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逮捕组织成员，甚至动用保安和黑社会暴力攻击学生。南京有另外8名左翼大学毕业生被逮捕，而南京大学则曾突然暂停全校所有社团的运作，要求学生提交成员名单，否则可能会被取缔。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会长展振振被捕及遭退学，学会亦被校方接管。中国人民大学支持工人的团体“新光平民发展协会”本月2日也遭暂停活动并限期整改。

习近平越来越多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词语，但现实上却完全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现在更要禁止学生组织讨论官方的意识形态，实在是对自己党史的一大嘲讽。我们反对中共镇压学生，反对打压毛派和左翼社团，要求言论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结社自由！强烈谴责暴力镇压，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捕青年及工人，争取组织民主工会和学生团体的权利！支持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反对独裁统治和资本剥削！

医疗系统崩溃　前线人员向政府怒吼

正值流感高峰期，医院负荷爆煲。香港护士协会1月20日在政府总部门外举行“做爆、不如闹爆”集会和游行，要求政府和医管局增加资源人手，约150名前线医护参加。他们手持黑色气球抗议，举出“病人多到无床瞓　开工做埋几人份”，谴责政府漠视人手不足，令前线医护人员疲于奔命。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出席集会，被在场抗议者喝倒采。早前她在电台上呼吁前线员工“捱义气”在假日加班，激起前线护士的愤怒。

面对群众斗争的压力，医管局作出表面的让步，表示月底会上调前线员工特别酬金10%。此计划实际上要求现已疲于奔命的护士放弃假期、增加加班时数，被嘲讽为“卖假”计划。香港护士长年人手极为短缺。据2016年底的数据，全港有5.2万名护士，即每一千人有7.1位护士，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9位护士的标准。现时护士与病人比例超过一比十，集会上协会更指有九龙西联网的病房需一个护士照顾三十个病人。协会要求维持合理人手，包括护士与病人比例要达一比六，并增加资深护士，订立临床督导比例，每更一名资深护士。

根据医管局公布的数字，现时15间公立医院床位占用率高达105%，但很多护士指控当局玩弄数字，实际占用率更高。有抗议的护士形容医院“环境如同战地医院，或五、六十年代”，电视机下、厕盘下和走廊都是加床。睡在加床而行动不便的病人，只能以屏风遮掩在病床用尿兜大小便。早前前线医生在网上怒斥：“入公立医院的病人，生命就有如乌蝇、蟑螂般卑贱。”

医院轮候时间极长。1月21日，威尔斯亲王医院及联合医院的急症室轮候时间超过8小时，伊利沙伯医院超过5小时。新界东骨科的轮候时间长达3.3年，是九龙东的眼科要等3.2年！

社会主义行动参与是次抗议。我们一位访问了参加游行的护士陈小姐，了解一下她在医院里的日常境况。

记：你是哪一家医院的护士？为什么参与今日的集会游行？

陈：我是来自明爱医院，负责监察感染控制措施、预防病毒散播的控制组护士。现在医院挤迫的情况已是很难做到感染控制了，人太多空气变得局促，医管局亦没有制订人数过多的安全上限。今次参加集会游行，主要是代表负责外科急症病房服务的同事发声，现在急症个案不断增加，病房的56张病床已经饱和，走廊已加了8张病床，洗手间外再增加2张。

记：你的工作时数是怎样？有足够时间休息吗？

陈：每个新症并不是简单的量血压工作，而是要抽血、X光、检查等后才可以做到一个外科手术，实在是很繁复的工作，而且保守估计现时是6个护士照顾60病人。根本没有所谓的工作时数，举例说本来是照顾10多个病人，现在增加至20多个，未完成工作连休息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我们坚守公立医院其实只是为了一个帮助别人的信念，我已经承受了8年，但情况却一直每况愈下。

记：你有什么说话想向巿民说？

陈：这情况下我们医护的心态只能是尽力而为，但我更希望巿民都可以为自己安全而发声。如果发生了医疗事故，可能巿民会立即认为是医护人员的问题，但其实更要了解背后的监控不足、缺乏人手等才是致使事故的原因。归根究底是要全个医疗制度重新检讨。

工人团结斗争　医疗全面公有

政府可以花费大量金钱兴建基建，但医疗系统却依旧没有改善。香港政府削减公立医疗资源，将巿民健康变成一本万利的医疗产业生意，把公帑送给人工岛等有利财团的项目。一万亿相当于全港16年的公共医疗开支！只有工人阶级团结斗争，将医疗体系全面公有化，交由医护人员民主管控，并且加征富人税，大幅增加公共医疗资源，才能提供健全的医疗体制，免费分配给每个有需要的巿民享用。

香港：反对削减长者综援！停止大兴土木！

在1月初，林郑政府企图向长者开刀，将领取长者综援的年龄由60岁提高至65岁。面对所有党派的反对下，政府两度作出退让，但仍然无法平息群众的愤怒。连番进退失据令其权威大受打击。

现时单身长者的综援标准金额为每月3,585元，资产限额为48,500元；至于60岁以下健全成人综援金额则为2,525元，及资产限额为32,000元。因此，新政策会迫使所有60-64岁长者综援领取者改为领取健全成人的综援金额，而有二千多名原先领取长者综援的人士因为资产高于32,000元而失去资格。

1月18日，政府面对巨大压力下企图作出小修小补，为申领健全人士综援的人士发放1060元的“就业支援补助金”现金津贴。但由于健全成人综援并不会发放各类补助金和津贴，这仍然使60至64岁人士每月领取的金额减少最少637元。同时又要求他们每两个月找两份工、每两个月见社工一次，否则会被惩罚而扣除200元。然而，扣除200元的政策又再度引起强烈反弹，因此林郑月娥亲自下命令，要求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取消这一决定。

逼迫老年就业

由于政府安老政策严重不足，已经越来越多老人需要工作。2013-2017年，60至64岁长者劳动人口升幅达35.8%，达致23.6万人，有45%的就业比率。政府仍然认为60-64岁的长者应该更多出来工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指削减长者综援可以释放劳动力，实在荒谬至极。在2018年，介乎60-64岁的综援领取者共有2.5万人，当中7成仅得小学或以下的学历。这些长者即使出来工作也只能从事保安、清洁和侍应等极低薪和不稳定的工作。此外，该群组的健全成人申领人数亦在5年间减少一成，意味著领取者越来越多是残疾人士。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发表“当大家都系120岁嘅时候，60岁先啱啱中年”的谬论。特首林郑月娥更以自身为例，说明60岁以上仍能工作10多小时。但特首年薪为4百多万，出入有高级座驾接送，享用最完备的医疗服务，怎能朝不晚保的长者劳工比较！

建制派政党虚伪地反对今次削减长者综缓。不过正如林郑月娥所说，在今年度的施政报告里已经提到此项政策，而当时建制派是投票支持施政报告的。他们现在见到群情汹涌才被迫改变立场，因为害怕失去今年区议会选举的选票。泛民党派也进行多次抗议，但完全没有进一步建立群众运动的计划。

长者贫穷

香港老人贫穷问题正在不断恶化，2017年长者贫穷人口达到31万人。而1人家庭的贫穷线为月入4000元，这笔钱连租一个一百尺的劏房也不够。当局曾于1999及2003年将综援基本金额削减11%，基本金额仍未补回。

香港政府奉行极端新自由主义，向来实行歧视性的社福政策，鼓吹穷人要“自力更生”，经常宣传要打击诈骗综援的人士，藉以抹黑受助者都是“懒人”、“社会寄生虫”、“社会负担”等。例如以前要求领取长者综援的亲属签署“衰仔纸”，证明自己不会供养自己父母，制造巨大的罪恶感。此政策在前年才被取消。由于欠缺工人阶级的左翼力量作为替代选项，加上本土派势力的推波助澜，民怨近来有走向排外的趋势，指责新移民领取综援。事实上新移民的综援支出只占整体开支的4%。

林郑月娥向来是贫穷长者的敌人。她在任政务司长期间，极力反对全民退休保障，指有很多街上拾纸皮的老人其实拥有很多资产，根本没有“经济需要”。事实上只要政府动用500亿就可以设立全民退休保障基金，但政府宁愿花廿倍的金钱兴建东大屿人工岛，让地产商投机。此外，她在任社福署署长期间，强推一笔过拨款政策取代实报实销机制，令社福机构预算大幅减少。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政府削减长者综援，要求落实全民退休保障。无论泛民主派和建制派都没有企图建立真正的群众斗争迫使政府退让，现在需要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团结斗争，抵抗威权资本主义政府的攻击。

香港民主运动如何走出僵局？

极度严厉的政治打压没有换来统治的稳定。由沙中线丑闻、兴建东大屿人工岛、放生贪赃枉法的官员、收紧长者综援以至公立医疗体系崩溃，每次民情反弹都出乎政府预料，其救火行动显得进退失据、狼狈不堪。在综援事件爆出以后，林郑的民望跌至上任以来的新低，满意率净值为负23个百分点。

严厉的镇压未能令港府变成强势。非建制政党虽然陷于瘫痪状态，但政府也陷于极低民望。习近平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很大程度上对香港民情一无所知，一意指挥林郑开展政治打压，因而更容易触发群情愤怒。

政府继续连串对民主权利的攻击，为准备国歌法立法、修例容许移交逃犯至内地。可以预计今年区议会选举将会有不少非建制派参选者会被指控倡议“自决”或“港独”而被筛选。但关键是中共会否以候选人提出“结束一党专政”为由取消参选资格。如果这样的话，立法会将变成彻底的人大式举手机器，并可以完全封杀任何非建制派候选人了。此外，政府准备修订《逃犯条例》，容许香港与中国大陆及台湾之间移交逃犯，意味著港人可以因挑战中共专政而触发国家安全罪行，然后被移交内地受制裁。

律政司公然放生郑若骅及梁振英，引起全城愤怒。据《南华早报》报道，林郑月娥曾经向北京提出将防止贿赂条例扩大至规管特首，但北京不容许任何形式的独立委员会监控和挑战自己任命的特首，即特首只需对北京负责。习近平过去几年发动反腐运动，实质上不过是清洗敌对派别的权斗的工具，借以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如果反贪的措施意味著分散统治者的权力，中共就会大力反对。

梁振英卸任特首后并没有淡出。他代表著中共强硬的治港势力，通过向港府施压要求更强硬的统治手段，例如发出打港独的声音、要求港府尽快为廿三条立法。中共需要梁振英继续充当政治打手，所以梁振英得到中共的高度保护（而不是像他的前任曾荫权那样受到审判）。而且如果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梁振英受到检控乃至定罪，那么中共政府的权威势必大大受挫。

由于温和泛民失败的路线令群众运动陷于瘫痪，统治阵营似乎意气风发，自以为占尽上风。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现在“时势不同”，推动廿三条不会再有50万人上街。在2003年廿三条首次立法时，时任保安局局长的叶刘被赶下台。她指2003年有独特的环境，“背负一身债，再加上沙士，先令到咁多人怨忿上街。而非全因反对廿三条。”这是后见之明。当年上街人数使当局震惊，甚至有传媒引述时任特首董建华在当天早上仍估计只有5万人会上街。高高在上的叶刘似乎看不到，今天贫富悬殊、楼价高企和民生倒退的程度比2003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大规模群众反抗的客观因素并不缺少的。

大湾区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大湾区的纲要。大湾区首要目的是将香港作为中共一带一路计划的融资中心。在中美冲突的情况下，中共希望强化一带一路计划，与美国争夺地缘政治的主导权，因此利用香港的国际金融系统及独立关税地位，为一带一路项目融资。中共要通过香港的金融市场与国际接轨，吸纳海外资金推动一带一路。此外，由于美国限制对内地输出高科技产品，中共希望利用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作为缓冲。

然而，整篇大湾区的纲要并无什么新意，只是将政府一直实行的政策重新包装起来。而且在中国经济下滑的局面下，大湾区只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什么具体成效。大湾区的经济融合只为会香港带来更多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金融和地产炒卖、医疗和教育私有化、兴建更多大白象基建工程。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融合，因为只会带来更多剥削。我们支持在公有经济底下由工人阶级民主规划的地区联盟。一个非以资本利润为依归的制度下，这样的融合自然能够提升边界双方民众的生活水平。

泛民攻击激进派

由东大屿人工岛万人上街，以至各社会议题的怒火爆发，可见群众反抗情绪仍然高涨，只是在欠缺运动的明确领导下感到迷惘。民主运动在泛民的软弱领导之下连番受到挫折，不免使群众目前斗争的信心低落。现实上只有通过广泛的群众斗争才能赢得民主权利，但泛民向来认为“稳定”的资本主义营利环境比民主权利更加重要，因而在领导民主运动上显得软弱，造成几年内的连番挫败。现在，群众信心低落又反过来为泛民领导的保守和妥协提供基础。在立法会九龙西两次补选失败后，泛民主派的结论是过去泛民的选举工程太过政治化、太激进，因此日后应集中修桥补路、蛇斋饼粽等地区工作。这种结论不过将自己领导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广大群众身上。

他们利用这种说法去进一步削弱激进派的力量，以巩固温和泛民的政治权力。泛民选票至上，并僵固地视选举为分饼游戏。他们盘算激进派在下届立法会选举将被阻止参选，而激进选票将会自动流向温和泛民。因此他们不会挑战整个威权统治，而甘心做议会内的花瓶。然而，政治并不是僵固的数字游戏。群众会越来越看到这些温和泛民根本无能带领民主运动，实际上正在变成无意挑战政府的伪反对派，也因此没有意欲投票支持他们。从两次九龙西补选失利已经见到，所谓泛民对建制的“六四比”选票并不是必然的。支持民主的群众和年轻人对泛民和选举失去信心，将使拥有庞大竞选机器和资金的建制派得益。为了打破这个僵局，现在需要能提出明确纲领的候选人，能提出反对中共独裁统治和极端剥削劳动大众的立场。

梁国雄将会就被取消议员资格案上诉至终审法院，由于法庭完全受人大操控，预计上诉很大机会失败，因此立法会新界东议席将会于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进行补选。在补选到来的时候，温和泛民其支持者可能会基于上述的失败主义结论大力攻击梁国雄，指他政治形象激进而将会在补选中落选，企图夺走梁国雄空缺出来的议席。按此逻辑，如果长毛被政府阻止参加补选，他们就会更阻止社民连或任何激进派派出替代候选人，而找一个温和泛民顶上。如果这次温和泛民的攻击成功，就等于让他们压抑激进派给他们的政治压力，让他们更无包袱地走向更保守和软弱的立场。如果接受泛民如此做法，将使民主运动陷入迷失！

此外，泛民指未能胜出是因为未能吸纳本土派选票，因而希望与本土派“和好”，吸纳他们的支持。例如李卓人在二月发表文章表示“不应排除勇武抗争”，企图讨好本土派支持者。当然没有人相信温和泛民会采取暴力行动，但他们可以采纳本土派的部分纲领，例如反对新移民和普通话等排外议题，以收割民粹支持。

现在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准备应付此一攻击，公开批判泛民的政治权谋。大力批评泛民主派的失败主义的路线，并主张重建一场独立于温和泛民及其亲资政策以外的群众斗争。

但目前香港的政治斗争最缺乏的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斗争力量，以及团结中港两地民众推翻亲富豪的中共专政的纲领。泛民的“和平非暴力”只是掩饰他们向中共妥协、取消群众运动的措辞，而本土派所谓的“勇武抗争”也只是无组织的骚乱行动，在三年前已经尝试过且失败告终，完全无法对抗专政独治。本土派并不反对压榨基层劳动者富豪统治，也不主张联合中国群众斗争打倒指挥香港政治打压的中共政权。本土派无视西方帝国主义正在侵犯委内瑞拉和加泰隆尼亚民主权利，反而寄望他们会帮助香港实现民主。

社会主义行动民主运动的纲领

基层劳动者和青年的群众斗争，是打倒专制政权的唯一力量。将罢课罢工与拥有清晰路线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联系起来，会是抵抗极权的最有力、最重要的武器。罢课罢工至今在运动中没有被认真讨论过；
民主斗争一定要蔓延至香港以外的地区。可惜的是，无论是泛民还是本土派都想将民主运动限制在一个城市里，但历史上从来没有反专制运动在一个城市之内胜利。任何时候，自我孤立都意味著失败。香港的运动若果要成功，必须蔓延至中国大陆，与内地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连结起来，共同独裁政权与资本主义制度。这场斗争甚至不只是全中国的斗争，而是一场国际的斗争；
中国和香港的经济由权贵操控，需要专制政权来捍卫它。梁振英就承认过，不可以有真普选因为不能让穷人有权决定政策，否则会威胁到大企业和富人的利益。因此，民主斗争也是一场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一场争取工人阶级替代方案、争取资源分配权的斗争。

瑞典驻华大使卷入桂民海事件 被召回国

瑞典驻华大使林戴安（Anna Lindstedt）因卷入一场关于中国异见人士桂民海的政治丑闻而被召回。桂民海于2015年被中国国安从泰国绑架回中国，至今仍被监禁。今年1月，林戴安以讨论营救桂民海的“新办法”为由，将桂民海的女儿Angela诱骗到斯德哥尔摩。桂民海是2015年铜锣湾书店绑架案的核心人物。包括桂民海在内，当时铜锣湾书店的5名负责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失踪，后来又离奇地出现在中国，且已被中国警方逮捕。

桂民海没有离开泰国的出境记录，所有证据都显示是中国国安人员将他非法引渡回中国。桂民海和他的女儿是瑞典公民，但瑞典政府对此事件的回应相当软弱，因此受到舆论的严厉批评。

而林戴安最近的行动使瑞典政府遭到更加猛烈的批评。据Angela部落格所说，林戴安将她介绍给两名声称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商人。这两名商人盘问Angela 对其父亲的案件知道多少。中国指控桂民海泄露“国家机密”，但这一指控是在去年国际上对此案的关注增加之后才出现的。

在林戴安的允许下，这些商人要求Angela“闭嘴”：如果她不再公开为父亲发声，他们可以帮助桂民海求取减刑。Angela说她在斯德哥尔摩的两天里一直被关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会员专区，甚至去厕所时也有人陪同。

后来她找借口离开，然后联系了瑞典外交部。一名外交部官员说他们不知道林戴安曾与她见面，甚至不知道林戴安正在瑞典。然后瑞典外交部撤换了驻华大使，并启动了内部调查。与此同时，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与此事件有任何关联。

独裁政权的走狗

瑞典左翼党（即前共产党）领导人说此事为瑞典几十年来最大的外交丑闻。他说林戴安试图让Angela噤声，已是沦为独裁政权的走狗。

以社会民主党斯特凡˙勒文（Stefan Lofven）为首相的瑞典政府一直对富有的独裁政权采取姑息安抚的政策，不仅是对中国如此，对沙特阿拉伯等国也是如此。勒文在2015年访问中国时签署了许多商业协议。众所周知，在那次访问前夕，勒文拒绝说中国政权是“独裁政权”。在一位记者反复追问下，勒文最终提出了一种替代说法：“这是一个没有大选的一党制国家”。

中国异见作家团体“独立中文笔会”前主席贝岭谴责瑞典政府在桂民海事件上采取的“黑箱作业和封闭式沟通和救援方式”。

2016年瑞典籍人权活动家彼得˙达林于中国被捕并被迫拍摄认罪影片。当时瑞典驻华外交人员几乎没有给他什么援助。瑞典记者奥尔森（Jojje Olsson）在其著作《在中国被绑架的瑞典人》（De kidnappade Kinasvenskarna）中详细述说了彼得˙达林和桂民海事件，揭露了瑞典对中国政权的软弱顺从。

在中国政府以完全虚构的罪名拘押了彼得˙达林之后，曾有一位瑞典大使馆官员例行探视他。该大使馆官员同意中共当局提出的一些“探视条件”，尽管这些条件违反了有关领事探视的法律。中国政府要求整个面谈期间要有一名中方警卫在场；大使和彼得˙达林交谈要说英语而不能是瑞典语，从而让警卫可以监听他们的谈话；他们不可以讨论彼得˙达林的案子。同意这些条件之后，瑞典代表就只能问彼得˙达林水果够不够吃！

揭发事件

Angela的事件本有可能更加险恶。这两位神秘商人表示可以为Angela提供签证，让她去中国看望父亲。如果她接受了这个提议，即使有瑞典大使做出官方“担保”，她也有可能在中国被逮捕，从而让她彻底闭嘴。更何况林戴安并没有官方授权。我们赞许Angela拒绝这个“提议”，并揭露了整个丑恶事件。

工运和社会主义者应该要求解雇林戴安并召回全部的瑞典驻华外交人员，然后对此事进行全面的公开调查，包括调查自桂民海于2015年被绑架以来的案件历史及瑞中政府间的所有来往。

我们毫不相信受商业利益驱使的资产阶级政客或外交官会捍卫基本民主权利。桂民海的案件涉及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而且中共当局跨境绑架外国公民的做法也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像建制政客那样迎合独裁者，而是必须加强对中国群众斗争（特别是工人斗争浪潮）的声援行动。我们支持在中国建立独立工会，并要求立即实现全面的民主权利。

沙中线丑闻持续延烧 红墈站六成施工表格失踪

沙中线工程又曝出新丑闻。红磡站北面丶南面连接隧道及列车停放处6成施工纪录“检查及测量申请”表格不翼而飞，且未经政府同意擅自改动工程。会展站亦有3成表格失踪，同时有大量工程记录文件被发现是事后补签。不排除红磡站其他部分及其他车站存在同样问题。另外，由中国建筑（香港）承建的港珠澳大桥同样有3成相同表格缺失或在完工两年之后才补签。

“检查及测量申请”表格用于证明工程内部架构合格，可以浇灌水泥。表格缺失或补签意味著，工程质素很可能没有得到应有的检查或未达要求。根据最新的消息，沙中线红磡站已凿墙检验121枝钢筋，其中42枝（超过3成）的螺丝头安装状况不符合标准，其中1枝的螺丝头仅扭入6毫米（安全标准为最少40毫米）。该表格一签五份，分别存放在不同地方，而且另有电脑副本。现在数千份（×5）的表格尽数消失，或者是这些表格本就不存在，或者是礼顿高层销毁了表明工程存在问题的表格。无论如何都是严重罪行。

政府已宣布将表格丢失问题纳入“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范围，同时继续反对立法会动用权力及特权条例成立调查委员会。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称动用权力及特权条例“意义不大”。但是由政府操控且没有实权的所谓“独立”调查委员会不值得信任。港铁于去年4月已发现表格缺失的问题，然后于年中通知政府，但直到今年1月30日，即调查委员会近3个月的聆讯结束之后，政府才公布消息和进行调查，且荒唐地说事件不涉刑事，再一次表明亲资政府包庇劣质工程和有罪的资本家。

由于丑闻和民愤持续延烧，再加上担心今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结果，部分建制派政客表示会“考虑”或“不排除”支持使用权力及特权条例，例如经民联主席卢伟国和议员梁美芬。现在立法会已完全落入建制派手中，即便立法会迫于群众压力最终成立调查委员会，建制派依然会试图阻挠调查或隐瞒调查结果。

因此，社会主义行动要求：

成立由基层群众丶交通业和建筑业工会及独立技术专家组成的真正独立且民主的调查委员会，彻查沙中线丶港珠澳大桥及其他受质疑的公共工程，并完全公开调查结果；
这个委员会应有权惩处所有有罪的公司丶资本家和政府官员；
陈帆立即下台；
将建筑公司公有化，与港铁均交给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

警察违法被捕数字上升 权力造成腐败

警务处公布去年总共有45名警务人员因违法被捕，较2017年上升55%，当中涉及警员报假案丶盗窃丶妨碍司法公正丶诈骗银行等等罪行。今年1月发生两宗警务人员滥权事件，一名保安部警司被揭发在保护证人用的“安全屋”幽会情人。另一宗是卧底警员在涉及酒吧性交易进行了五次的“放蛇”行动，多次主动与酒吧服务生进行身体接触，明显占尽便宜。过去亦曾发生过多起警员借“扫黄”之名免费接受性服务的事件，即使警员的做法违反内部指引也不会构成刑事罪行，因此根本毫无阻吓力。关注性工作者团体紫藤指出，2016年该会总共收到600多宗投诉，当中涉及警务人员滥权及使用暴力的个案占总数八成。

警权膨胀

尽管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指这都是少数害群之马和“个别事件”，但被捕警员人数升逾一半，根本问题在于威权政府之下警权严重膨涨，以致腐败成风。市民对警务人员的投诉均由警队的投诉警察课调查。尽管投诉警察课须提交报告给监警会审核，但若监警会不认可调查报告，也只能要求警队重新调查。因此所谓的监管机制完全是“自己人查自己人”。例如2016年旺角骚乱期间，时任《明报》记者邓力行称采访期间遭警员殴打，警察投诉课经过逾两年调查，决定指控无效。另外，警队订立的“不恰当行为介入指引”没有法律效力，“诚信管理特别工作小组”不受公众监督，根本只是花瓶。

最重要的是，政府为了巩固统治权威，赋予警权巨大权力执行政治任务，助长了警队的气焰。例如退休警司朱经纬因在占领旺角时以警棍殴打途人而被判入狱，员佐级协会的回应是要求政府为辱警罪立法。此外，警方亦试图协助雨伞运动期间暗角打人的的七警洗脱罪名，又举办集会声援犯法警员，变相鼓励滥权犯法。

社会主义者反对警察滥权，要求性工作除罪化，反对辱警罪立法。我们认为，根治整个警队腐败需要成立由普通劳动群众丶工会等工人组织和社区组织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民主地控制警队指挥权，独立丶公开地调查投诉和警队违法案件，惩处违法犯罪的警务人员。

建立强大的外佣运动　挑战性暴力的制度

香港制度对34万家务外佣的剥削被形容为“现代奴隷制”，与本地女性受到的性暴力和剥削一样，都是资本主义造成的病态。

上月一宗外佣仅上班5日即被僱主儿子强姦，最终法庭判决被告入狱十年。这种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而且是制度所造成的。根据法例，外佣必须与佣主同住，否则有机会面对最高刑罚监禁14年并罚款15万元。外佣外出居住的权利被香港政府于2003年取消，这导致外佣没有固定上班时间，面对每日工时长达16小时。很多外佣被迫与男僱主同居，失去私隐和自主，甚至不被允许使用电话、自己外出，最极端的例子是上厕所也要经僱主批准。在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关係下，同住条件无疑也亦令性侵犯、性暴力变得更容易发生。

统治阶级的歧视

犹记得在去年二月高等法院维护僱佣同条住例，法官甚至指僱佣同住与否与受到侵犯无关。可见这些社会精英如何与工人的生活脱节，他们所建立的法律制度，是如何歧视工人。

4年前因虐待外佣Erwiana而轰动国际 的僱主罗允彤，原本被判监6年，最后只是服刑3年半就已被释放。直到现时为止政府仍完全未交待原因。罗允彤仍拖欠81万对 Erwiana 的赔偿。Erwiana 对此表示“伤心和失望”。工人阶级和女性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不能指望司法制度的审决，必须组织持续的群众斗争才能胜利。

团结抗争

社会主义行动将于3月10日举行三八国际妇女节集会和游行，让不同国籍的女性参加，挑战制造性别歧视和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

废除“僱佣同住”条例！落实全体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
不分性别种族，工人同工同酬
大幅增加政府开支，扩建公共服务，包括托儿、女性庇护所及社会服务
取消外劳的两星期条例，允许一个月待僱期，让外劳自由转换僱主
本劳外劳共同加入工会，团结反对亲财团和反工人阶级福利政策

香港：外劳被剥夺权利

香港38万外劳家务工人做著长工时的苦工，且需要将钱寄回菲律宾或印尼维持家庭生计和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外劳女工举行过多场示威和集会，争取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并赢得香港工会与政治组织的一些支持。但她们得到的支持还远远不够。

中大调查

中文大学近期一项调查显示，外劳的处境还需要很大改变。在2,000名受访者中，超过70%的外劳每日工作超过13小时。近9%的受访者表示她们每日工作超过16小时，5.9%的受访者表示她们无法依法周休一日。

雇佣同住条例是造成外劳家务工人过劳的主要原因。当工人住在雇主家中，并且在任何时间都可能被要求做家务丶清洁或照顾孩子时，工时是不可能得到管制的。

调查显示仅43%的外劳有自己的房间。其他人被迫睡在走廊丶厕所丶储藏室，甚至与孩子共睡一张床。在一座除了富人以外其他人都不得不住在逼仄房间里的城市，现实就是如此。2016年，香港有120名外劳死亡，大多数死于与高血压等与压力相关的疾病。

外劳组织多年来一直要求废除雇佣同住条例。该条例颁布于2003年，意在防止外劳得到更有力的经济地位，从而限制其作为工人的议价能力。违反雇佣同住条例可被取消工作许可丶遭受刑事起诉与判监14年。

惊人低薪

中大调查结果中最令人震惊的部分恐怕是平均薪资水准。2017年该数字为每月4,277港元——低于外劳的法定最低工资（调查期间为4,310港元，后来上调了100港元）。

对外劳的这种残酷剥削，也反映了政府不愿投资养老和托育等公共服务，令这些部门缺钱，却肥了地产大亨与其他资本家。因为许多原因，外劳女工与香港本地女工需要联合起来对抗不公制度，而且必须将国际妇女节作为斗争的集结点。

香港：经济危机初见端倪

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下，香港经济已初见危机端倪。特别在中国经济增长创下28年来最低，加上中美冲突大环境阴影下，香港的出口丶楼市和零售业都受到影响。香港经济愈发虚弱，而且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意味著林郑政府像全世界其他许多政府一样即将面临暴风骤雨。

如果经济继续下滑，将迫使香港工人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抵挡资本家更猛烈的攻击；而且香港工人将更加需要民主的战斗性工会和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治替代方案。

贸易战

经济及商务局局长邱腾华表示，现时的关税仅会减低GDP增长0.5%。然而，贸易战对香港所带来的影响远远大于关税本身。因为国内经济放缓丶贸易战降低民众对经济的信心丶而人民币对港元的汇价降低，更直接降低内地旅客的消费意欲。香港零售业极为依赖内地来港旅客，零售业总销货价去年12月按年仅微升0.1%，而可预计今年首季难有大反弹。去年内地来港旅客人数虽然创新高，但消费力却在下跌。2016年中国旅客平均花费在购物的开支为8,000元人民币，但2018年已下跌至5,800元。

本港楼价自去年七月历史高位起连续下跌五个月，跌幅达 9.2%。在农历新年前后，香港新盘都以较低价出售，在短期了吸引了市场的购买力。地产界大力宣传“楼市小阳春”，意图制造市场向好的气氛。但由于美国和全球经济的不稳定，今年楼市仍可能受各种因素冲击。德银预计到2019年中期，房价将下跌15%；长江实业一名主管预计房价会下跌20%。

在中共打击金融业和限制资本外逃的政策下，中资在港的扩张受到挫折。仲量联行早前数据显示，中资于中环写字楼新租约的占比在经历至少连续六年上升后骤降，以楼面面积计，中资的占比由2017年的49%急降去年的29%。

现在林郑政府显然将应对经济危机的希望押在中国所推动的“一带一路”与“大湾区”项目之上，但相关的基建项目都难以产生利润，长远来说耗尽香港的财金资源。虽然香港经济看似未面临2003年那种即时性的崩溃，但各种潜伏因素令危机渐见端倪。统治阶级亦清楚这一点，因此也采取更多措施保护资本主义体制，一方面是极端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方案，并尽可能将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推向私有化，另一方面是以国家资本主义的补贴方式，推动大白象基建以刺激投资丶向地产商分发土地助长炒楼。工人阶级要组织起来反击危机。

国际妇女节：香港要劳动者的#ME2运动

近十年来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固然打击整体工人阶级，但女性更加是首当其冲。过去10年男女间每月入息中位数差距不断扩阔，由2006年的2,200元增加逾8成至2016年的4,000元。男女工资差距的其中一个重大原因，在于香港的托儿服务处于灾难性的不足。在女性生育第一名婴儿后，男女工资往往急速扩大，因为在职妈妈往往要改做兼职甚至停止工作，导致45-54岁的差距更高达6000元。

全港现时全港约77名婴儿才有一个托婴儿园名额，根本严重不足。政府一直不愿意提供公共托儿服务，同时对大部分托儿园的资助由只占营运成本约一成，服务提供机构难以营运。在人手不足下，劳工及福利局提出将幼儿工作员与2岁以下幼儿比例定为1比6。有妇女团体批此为1976年水平，促请调整为1比3.5。现时幼儿中心月费为四千至六千元，托管两名幼儿的开支已近万元，大部分家庭根本无力负担。有妇女团体主张由政府资助，将月费减低一半。

性骚扰泛滥

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男女的经济地位不平等，而社会文化自然合理化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操控，使职场丶校园和家庭的性骚扰和性暴力的问题严重。平等机会委员会公布“本港大学生性骚扰调查研究”，近四分一(23%)的受访者表示，在调查前一年内曾被性骚扰。例如有男教授常在课堂上作出口头性骚扰，如“我教英文口试，唔系口交”，或者“可能你下次著少啲，可能都会畀高啲分你呢”，但这些教授没有受到处分。

校园的反性骚扰机制严重不足，对投诉人的援助欠奉，再加上普遍的谴责受害人的现象，受害人往往不敢起诉。遭遇性骚扰的受害者中只有2.5%人表示曾向大学投诉，曾选择报警的人更是只占1.9%。根据新妇女协进会的调查，不少大学及院校均没有制定对性骚扰行为的罚则，如8大中仅3间列明会解雇施害的员工，仅4间列明会开除涉性骚扰的学生学籍。

权势性侵

权势性侵除了在教授与学生之间存在外，在上司与下属之间以至丈夫与妻子之间都相当普遍。社会福利署去年1月至9月录得的性暴力个案中，女性占受害者的97%，说明性暴力是一种系统性的性别压迫，而不只是个人行为。除了大部分施暴者与受害者是互不相识外，排名第二的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雇员举报上司等同丢失工作，而且在职场内搜集性侵证据相当困难，很多时根本没有申诉途径。在配偶受虐的类别上，亦录得2213宗个案，当中近6成的施虐者都是丈夫。家暴原因之一是政府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令公共服务丶公共房屋丶女性庇护所等严重不足，女性面对婚内性侵犯和暴力往往不敢反抗和逃离丶只能哑忍。

香港的校园需要一场组织起来的＃ME2运动，团结起来建立有力的反性骚扰机制，由学生独立运作和监督，积极举行宣传和抗议行动。这场运动也要求男女同工同酬丶大幅增加公共托儿服务和家暴庇护中心。要实现上述诉求，就要挑战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施政丶以至资本主义制度！

香港：落实全民退保　取消经济审查　提高保障水平

从2月1日开始，林郑政府将长者综援年龄门槛从60岁提高到65岁。社会主义行动要求撤销这一项打击贫穷老人的恶政。不过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早已破漏百出。需要无需审查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才能保证基层老人享有体面的老年生活。

现时香港的公共退休保障被拆分为长者综援丶长者生活津贴（普通/高额）丶高龄津贴，不仅保障水平极低，而且均需严苛的入息和资产审查。现时65岁以上的单身长者每月综援标准金额仅为3,585港元，甚至不到一人住户贫困线（4,000元）。而长者生活津贴（普通/高额）和高龄津贴分别亦只有2,675丶3,585和1,385元。早在五年前，乐施会已估计一人长者的每月基本生活开支为4,613元；考虑到通货膨胀，现在约为5,000元。可见现在的公共退休保障无法满足老人的基本需要，因此许多老人即便领取综援，仍不得不靠捡纸皮维生。

资产限额

尽管政府于2017年开始不再要求领取综援者的子女提交“不供养父母证明书”，但仍然保留以家庭为综援申请单位。这意味著若要申请长者综援可能不得不与家人分居，否则可能会超过低得不合理的资产限额（两名成人丶一名儿童丶两名65岁以上长者组成的家庭若要申请综援，资产不得超过137,000元）。在政府提高长者综援年龄门槛后，一名60-64岁的老人若申请综援，不仅资产限额从48,500元下降到32,000元（单身）/21,500元（作为家庭成员），而且他们的自住住宅也不再被纳入资产计算的豁免范围。

林郑政府一面将万亿公帑投入东大屿人工岛，另一面继续压低本就低得可怜的退休保障。我们要求实行免审查的60岁以上全民退休保障，同时提高保障标准，使退休者能够过上体面生活。为了给全民退休保障提供资金，需要提高公司利得税和开徵富人税（李嘉诚每年可得十数亿股息收入，却因香港不徵收股息税而无需纳税）；而不是实行“三方供款”，降低劳动者现在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并让退休保障基金成为金融投机者的工具。

进一步需要将地产公司丶银行丶其他大企业以及医疗等公共服务收归公有，交给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不仅可以为全民退保提供充足资金，也将为退休者提供充足的优质免费的公共服务。

香港：学生罢课 要求立即应对气候危机！

“我们要行动！”是今天反气候变化抗议最受欢迎的口号。一千多名中小学生从遮打花园游行至政府总部。他们的行动得到了老师和家长的支持。

3月15日的这场罢课抗议，是响应瑞典16岁女孩Greta Thunberg号召的全球反气候变化罢课。而且从孟加拉到巴西等90多个国家也会举行类似抗议，这可以成为全球青年抗议的里程碑。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率先行动。澳大利亚至少有15万年轻人参加抗议，而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据报导有3000人参加抗议。

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参加了香港的抗议游行。我们在抗议现场派发传单，呼吁在所有学校建立民主的学生会，从而准备在不久之后采取新一轮行动。许多学生和家长签署了社会主义行动的联署，购买了《社会主义者》杂志。许多人都自发认同我们所说的“罪魁祸首是资本主义”。

香港是一个海滨城市，因此将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打击，包括海平面上升和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2018的超强台风山竹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强的台风，但这不过是一个警告而已。可另一方面，根据《南华早报》所说，香港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近乎于无”。

大企业

非民选的林郑政府服务于亿万富豪和大企业的利益，所以不愿采取猛烈、但必要的减碳措施，否则会威胁到大企业的利润。对于大企业来说，利润永远是第一位的。

资本家试图蒙骗公众，让公众以为可以通过改变个人生活方式来解决气候危机，例如随手关灯和少用塑胶吸管。但这不过是扬汤止沸。自1988年以来，全球71%的碳排放来自仅100家公司。仅中国国有煤炭公司就占了全球14%的碳排放。我们需要民主控制这些严重影响气候的大公司，从而改变其生产方式。我们迫切需要转向零碳排放的经济模式。

罢课是民主权利！

有些人说学生不应该罢课游行。这些人对于气候危机的严重性非常无知，而且他们也害怕年轻人变得更加激进、为自己的信念而抗争。

香港政府和教育局反对学生罢课，并称学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介入气候问题，但是学生们正确地无视了这些压力，发起罢课行动。学生们明白，这些官员和政客的言论不过是脱离实际的空谈。

一些学校向家长和学生发出警告信，要求他们不要参加罢课。至少有一间学校呼吁学生不要罢课，而是在学校用餐时自带餐具、以及反省自己的“消费习惯”。

校方的这些做法是为了转移视线，而且说明他们完全低估了气候危机的严重性。我们需要有组织的群众集体行动，而不只是呼吁人们改变个人生活习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去年发布的报告警告说，如果我们不在未来12年里采取激进措施，气候变化将不可逆转，全世界将面临灾难。

组织起来！

3月15日的全球罢课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始，但只是开始。每间学校的学生都需要组织起来，将运动扩大。许多国家的学生正在组织每周罢课，例如德国、比利时和英国，因为一次性的抗议不足以带来真正的改变。

而且各个学校都需要建立新的民主的学生会，并联合成全港的群众性学生会。每间学校的学生都可以派发传单和组织集会，招募同学加入学生会。为了推动斗争继续前进，群众性的学生会不可或缺，而且学生会必须要有活跃成员和民主架构；学生会需要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和决定行动方向和策略。

像今天这样的罢课行动可以对香港以及其他工人运动薄弱、少见罢工的地区产生巨大影响。即便在2014年雨伞运动的高峰期，也很少有人主张采取政治罢工/罢课来对抗政府，尽管工人能够带来真正的改变。

因此3月15日的反气候变化罢课不只是耀眼的环境运动，更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政治行动。参加罢课的主要是英文学校的外国学生，但是他们树立的榜样可能会鼓舞华人学生采取行动。

反气候变化运动要想胜利，必须对抗资本主义和亿万富豪的统治。社会主义行动要求使用清洁能源的免费公共交通，这样可以大幅减少汽车使用量。征收富人税和将主要经济部门民主公营可以为此提供资金。如果有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我们就可以大笔投资绿色科技。

3月15日全球罢课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开始。我们需要新的行动保持运动势头，而为此则需要在学校里建立民主组织，并联结到工作场所，一同讨论和计划未来的行动。社会主义者会继续积极参加气候斗争，阐明和深化斗争所需的诉求，并提出社会主义纲领以拯救地球。

财政预算案不顾基层生死

林郑政府发布2019年财政预算，一方面大举投资科技和基建，同时多项针对基层的纾困措施“减糖”，在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举措也明显不足，被批评是不顾基层生死。有劏房户说，对于预算案，“十分满分我只会给两分”。

由于公立医院爆煲引发的近期医护人员抗议，预算案中有关改善公共医疗的举措尤为引人瞩目。虽然政府的措施不过是杯水车薪，但这是医护人员抗议所取得的成果，证明即便是小规模的抗议也可以迫使政府做出一些让步。

群众抗争可以赢得胜利

《南华早报》评论说，削减长者综援点燃的群众怒火使林郑政府陷入2017年上台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如果建设起一场更有力的群众斗争（包括进行罢工）， 能够赢得更重大的成果。

按照预算案，2019年公共医疗支出将增加至886港元，其中50亿用于更新和购置医疗设备，7.2亿用于提高医护人员的薪资津贴和增加人手，但医护人员计划净增长只有2-3%，根本不足以解决当前的问题，新置的医疗设备可能没有足够人手操作。

提高医生候召津贴也是一个荒谬措施。候召医生连续工作时间最长可达三十四个小时。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副会长冯德焜说：“医生因为钱而出走私家不是主要因素，而是公院工作太辛苦”。所以增加津贴无助于扭转公立医院医生流失的问题。

而所谓100亿“医疗稳定基金”实际上只是一个花招。政府称基金只是作为未来经济不景气时冻结或者削减医疗支出的情况下的备用资金，所以根本不是“增加”医疗开支。而且按照2015年医改储备金和今年房屋储备金的先例，不排除政府可能会收回资金。

这份不顾基层生死的预算案源自政府的亲资立场和大财团对于香港政治经济的操控，同时也与打压民主权利的威权统治相辅相成。为了争取能否真正改善工人和穷人生活状况的措施，需要战斗性的工人群众运动，挑战整个威权资本主义制度。

政府“劫贫济富”　贫穷人口再创新高

今年年初，法院判决一起老人杀妻案，被告为一名八旬老人。他担心自己死后，瘫痪在床的妻子会因为无人照顾而孤独饿死，但又没有钱聘请私人看护或者让妻子入住私立医院，而公立或津助院舍长期缺乏床位，因此不得以将妻子杀死，然后自首。

贫穷率创9年新高

根据最新政府数据，香港贫穷人口已增加至138万人（20.1%），创9年来新高。政府政策介入后仍有过百万贫穷人口，而且其中近半数为在职贫穷。另一方面，2018年全港前50大富豪总资产高达到2.3万亿港元。

根据乐施会去年底发布的报告，在香港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时薪至少需要54.7港元。但将于今年5月实行的新法定最低时薪也只有37.5元。全港约107万就业者没有达到“生活工资”（包括近4万名政府外判雇员），超过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

亲资政府拒绝大幅提高工资与企业税及改善社会保障，反而将大笔公帑投入大白象工程，与富豪财团利益输送，将令香港极端的贫富差距继续恶化。

港铁相撞灾难——踢走腐败高层

3月18日，港铁于凌晨3时测试新信号系统时，因系统故障，令两列列车于近荃湾线中环站相撞，其中一位车长的右脚擦伤送院。列车在中环站隧道拦腰相撞至出轨，损毁严重。荃湾线中环至金钟站要停驶2日抢修，至3月20日早上才恢复正常。经荃湾线由金钟往中环的市民需要于金钟站转港岛线，以致地铁站大挤塞。

现场有百多人抢修，据报道有港铁员工即使放假亦调休返工，连日来只睡了八小时，亦有员工受伤流血仍坚守岗位。由于毁坏车厢在隧道内倾侧，消防出动了搜救专责协助求援，将近40吨重的车卡抬高，其间车厢更有随时翻侧的危机。与此同时，港铁主席马时亨他被揭发在记者会后随即坐飞机到上海打哥尔夫球！

预计港铁在此次事故中被罚金额2500万元，但港去年牟取160亿暴利来说只是九牛一毛。马时亨企图把所有责任推给信号系统软件提供商法国Thales公司。2017年，同样由于Thales公司制作的地铁信号系统出现故障，新加坡两辆正在载客的地铁相撞，造成38人受伤。不过港铁自己亦有份参与开发今次事故发生时正在测试的信号系统。

不只是“意外”

一年以来，港铁丑闻和事故不断，说明今次撞车不只是“意外”。例如，除了沙中线和高铁丑闻外，去年10月16日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将军澳线因信号故障分别停驶61-114分钟。港铁票价只加不减，并通过地产开发大赚特赚，同时近年却削减维修部门开支、人手、资源，令维修部门士气低落，加上硬件更新缓慢，导致事故频生。

政府只是要求港铁成立专责小组调查，主要为港铁及承办商的代表，意味著“左手查右手”，根本不会揭露港铁制度性的问题，也不会惩处理应负责的港铁高层。政府拥有接近八成的港铁股权，却一直将利益严重倾斜于财团。连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张炳良也批评政府极力“迎合”港铁利益，并说让港铁上市是一个错误。

现时需要一场群众斗争，要求由铁路员工、救援人员、独立专家及民主的工人组织成立的委员会进行独立调查撞车事件和沙中线豆腐渣工程，并且惩治涉事的港铁高层、承办商和政府官员。这场运动应要求将港铁全面公营，由员工进行民主控制，踢走腐败的港铁高层；同时以征收富人税作为资金来源，实现免费且更加优质的公共交通。真正运作铁路的是前线员工而不是高薪厚禄的寄生虫，而铁路本应属于所有民众共同享有，不是财团的牟利工具。

伞运算帐并未停止　“占中九子”受政治审判

雨伞运动的秋后算帐并未停止，政府企图通过政治检控制造寒蝉效应，以更大力推动威权统治的政策。2014 年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戴耀廷丶陈健民及朱耀明等九人被控煽惑公众妨扰等罪，九人全部有一项或两项罪名成立。法官将于4月24日宣布刑期。戴耀廷和陈健民请求不要判朱耀明入狱，因为朱耀明的身体难以承受即时监禁。而九人很可能向法院上诉。

寒蝉效应

主审法官陈仲衡的判决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他在判词中指，公民抗命在法律上不构成任何抗辩理由。现届政府上台以来，群众运动的浪潮虽然远及不上2009-14年的升温期，但绝不代表政府的权力稳固。林郑月娥现时面对廿三条立法这项中共委托的政治任务。一方面她必须执行上级的命令，另一方面她也害怕恶法会激起群众抗争，因此左右为难。林郑月娥想利用今次审判作出震慑效果，并以为这样可以彻底压制群众反抗运动。

其中一项荒谬的罪名是“煽惑他人公众妨扰”及“煽惑他人煽惑”，其中五人有此项控罪成立。只要在社交网站呼吁人上街，已经可以定罪。检控方连戴耀廷在2013年报章刊登的“占中”构思文章也视作“煽惑”。这罪项可以用作打压言论自由，任何人有份宣传和鼓动公民抗争，甚至在社交网站上呼吁网民发布消息，都可以被定罪。

九人中亦包括陈淑庄及邵家臻两名立法会议员。议员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处监禁一个月以上，并经立法会议员三分之二通过，可以被解议席。由于民主派目前仍能守住三分之一关键议席，此一机会不大。但倘二人最终被判囚超过三个月，五年内都不能参与任何公共选举，意味著他们可能会失去下届参选资格。

此外，最后陈仲衡又认为，三子声称如果有一万人参与占中，政府的最大关注就会由拘捕示威者，变成关注如何推进真普选的说法是不现实的。法官固然只是站在统治阶级维稳的角度，贬低整场雨伞运动的价值。然而，法官确实道出了统治阶级的想法。“占中三子”从来不是雨伞运动的真正发起人，因为是北京的假普选方案激起群众自发斗争。

阻碍运动

整场运动期间，中环从来没有被占领过。占中三子没有计划过如此大规模的占领行动，而只是希望发起一万人在遮打道静坐数天，期望可以得到政府的回应。从一开始，占中主办方提出要限制运动的参与人数，有意排拒激进的政治力量，并要求每个参与者签署誓约，承诺会听从大会的指示随时解散。占中三子认为只要稍为向政府施加压力，就可以赢得普选权。直至雨伞运爆发前一天9月27日，戴耀廷仍拒绝启动占领中环。戴耀廷甚至有意安排学联代表与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谈判，然后发起一场假公投解散运动。与其说占中三子是运动的带动者，倒不如说他们是压制运动发展的人。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政治检控和审判，要求无罪释放所有伞运人士及政治犯。现在需要重建一场具战斗力的民主运动，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联合中国内地的工人群众反对整个一党专政和资本主义制度。

修订逃犯条例是廿三条前哨战

林郑借陈同佳台湾凶杀案匆匆提出《逃犯条例》和《刑事互助条例》，容许港府引渡从内地及台湾逃至香港的逃犯回去受审。港人陈同佳由于在台湾杀害了女朋友后潜逃回港，以至台湾司法机关无法作出制裁。林郑月娥以“主持公义”为名要引渡陈同佳回，以合理化条例。

如传媒组织的联合声明所说，中共当局曾伪造“藏毒”、“行贿受贿”、“走私”等罪名打压异见人士和言论自由。这些罪名均属逃犯条例列出的可引渡罪行，修订案亦无禁止中共在引渡后加控其他罪名。

但如果修订案通过，实际上将由傀儡特首一人决定逮捕和引渡；法院虽然可以审查，但无法调查控罪是否真实，更何况“占中九子案”再次说明法院已沦为政治打压的工具。可以预见法院只会顺从特首的意见。

屠城木马

4年前的铜锣湾书店绑架案和去年的《金融时报》编辑马凯被拒入境案犹然在目。如果修订案通过，犹如在香港设下屠城木马，中共可以罗织罪名要求引渡民主派人士或调查中国“敏感事件”的记者。批评中共政府的外国人也可能在赴港期间被捕。资深记者胡力汉说，一些外国媒体已准备撤离香港。

记者、教师、律师等组织纷纷发表反修例声明。3月31日更有12,000人上街游行，有抗议者打出“引渡返大陆，香港变黑狱”的横幅。铜锣湾书店事件被绑架者之一林荣基在游行队伍的前端，他指修例“好似头上一把刀，为咗保命，我冇得唔谂离开”。

讽刺的是，林郑政府以陈同佳凶杀案为名修订条例，但台湾陆委会表示，如果香港修订逃犯条例，台湾将发布旅行警告，以免台湾人在香港被捕然后送至中国受审。2017年台湾亲绿营的社运人士李明哲在中国被捕，被控“危害国家安全罪”判监5年。

商界转軚

富豪精英担心自己因为行贿、逃税等等罪行而被引渡，体现出他们的集体罪恶感。所有在中国经商的资本家或多或少都曾违法、行贿。其中华人置业前主席刘銮雄更提出司法覆核。因为他在澳门“欧文龙世纪贪污案”中被控洗黑钱及行贿，被裁定罪成并被判监5年。他潜逃至香港，而一旦他条例通过，他害怕自己会被引渡至澳门受审。

这让一些人误以为这些富豪精英可以成为反对修例的力量。但很快，港府从修订案中删去9项可引渡的经济罪，并改为只有在香港可判监3年或以上的罪行才可引渡，香港总商会、厂商会和中华总商会随即表示同意修例。再次揭露出港府与富豪精英相互勾结的面目。富人和穷人在法律面前又一次不平等。反对专制恶法只能依靠基层群众的斗争。

引渡条例很有可能是中共指使林郑，目的是打击转移内地资产外逃的富豪及其家属，其中包括中共官员及其家属。习近平为了巩固权力及加强对经济的掌控，打击向海外大笔投资的金融大鳄。海外投资让这些资本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挡住中共政权的压力。然而香港政府面对资本势力并不如中共那样拥有独立于资本家以外的强大镇压机关，而只是一个侍服财团利益的弱势政府，因此面对资本家的阻挡时举步维艰。中共推动香港威权统治不但会造成底层群众的反弹，也会与香港资本家发生更大冲突，造成统治的内部矛盾，因为香港资本家不想失去现在的特权。

廿三条前哨战

中共可能视现时的强烈抗议为重大挑战。港澳办主任张晓明会见香港律师会代表时力撑修例，看起来中共已准备为修例强力背书。建制派则于4月16日发起“万人撑修例大联署”。

中共早前已催促林郑完成廿三条立法，现在更有消息称人大准备直接就廿三条释法。如果修例受挫，中共和港府“权威”大受打击，民主斗争的士气大受鼓舞，廿三条立法会更加困难。这或许可以解释林郑现在“不再启公众谘询，不做更多让步”的强硬立场。

反对修例和汹涌而来的威权攻势不能局限于立法会拉布。在建制派已全面控制立法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议会外的强大群众运动，修例几乎必然通过。

现在需要保持3月31日的抗争势头，召集公开会议，讨论在工作场所、社区和学校建立民主的基层组织，重建民主运动，并讨论采用罢工/罢课这样更加有力的斗争方式，挑战整个威权统治和中共独裁政权。

麻疹疫情揭露香港医疗漏洞

今年香港的麻疹个案已增加至66人，仅仅4个月就打破过去11年的纪录。现在已可以肯定出现第二轮传播，疫情将持续下去。麻疹传染性强，可造成肺部和脑部感染等严重的并发症。这次“麻疹之疫”戳破了香港资本主义医疗制度的严重漏洞。

轻视疫情

麻疹爆发“重灾区”的香港国际机场，卫生署设立疫苗注射站，但接种疫苗诸多限制，例如必须未曾接种两剂麻疹疫苗或者无麻疹抗体，但有员工曾接种3剂麻疹疫苗仍然染病。接种名额又限制每日500剂。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栢良指出，当初有机场员工染病、出现群组爆发时，政府本应无条件为所有员工补种疫苗，以减少传播机会。政府轻视疫情，是疫情蔓延的重要原因。

航空公司同样难辞其咎。多名机场员工出现病征之后仍照常工作，和公司的苛刻对待（例如限制带薪病假）有很大关系。在首宗机组人员确诊麻疹后多天，国泰航空没有发出任何指引或通告，亦无全面消毒。由于公司反应缓慢，国泰空服务员工会曾威胁集体请病假。

公共医疗崩溃

政府医疗开支长期严重低于其他发达地区，无论医疗人手、设施及药物都等同第三世界国家一样，面对疫情爆发根本无法应付。今年财政预算也没有实际改变。

本港医院连最基本的隔离措施也为人垢病。本刊曾访问一名前线护士，了解公立医院的情况（第51期）。她指出医院过份挤逼的情况已难以做到感染控制，言犹在耳，就有麻疹患者披露自己在没有隔离的情况下于急症室等足9小时。

保障巿民健康  公有化医疗

香港近年没有麻疹的社区爆发，世界衞生组织也于2016年确认香港已成功中断麻疹病毒于本地传播。但本月出现了未曾外游或接触确诊患者的病人，带来社区爆发的担忧。

在世界疫情蔓延和药品被少数跨国大公司垄断的情况下，解决香港的医疗问题离不开一场全球性的工人运动。只有打破以利润为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亲资政府，将医疗全面公营，并置于医护人员和患者的民主管理之下，我们才能制定出以需求为本的医疗服务，增加医疗开支、生产更多疫苗和设备等以保障巿民健康。

反修订逃犯条例：群众怒火开始沸腾

4月28日，超过13万人上街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是2014年雨伞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扭转了香港的政治局势。这场游行在11天内号召出来，已演变为一场挑战整个林郑政府的运动。

廿三条

起初温和泛民曾对举办游行犹豫不决，害怕人数少变成“示弱”。但因泛民面对巨大群众压力，才使“民间人权阵线”成功发起这场游行。此前，3月31日的抗议有1.2万人参加。在过去3年不断升级的政治打压中，温和泛民鲜有动员群众抗争。这些所谓的民运领袖过去30年来，从未带头发起众运动去争取民主权利，而是在运动爆发时赶上尾班车，以免被群众边缘化。4月28日游行中，温和泛民也是扮演被动的角色。

叶刘淑仪在游行指反逃犯修例者“企图复制零三七一”，因此政府绝对不能撤回修例。当年时任保安局局长的她因50万人上街而迫被下台。的确，逃犯条例修订与廿三条可以相提比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向林郑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她重推廿三条，而林郑对此犹豫不决，正是因为担心重燃群众民主斗争。

当年建制派遭遇历史性挫败，叶刘的言论表明，统治阶级意识到反逃犯修例斗争的潜力可与零三年反廿三条相提并论，因而感到忐忑不安。但自政府取消议员资格以来，政治检控和取缔政党，现在中共及港府比2003年更加孤注一掷，更加寸步不让。

包围立法会

很多示威者认为仅仅游行并不足够的。社会主义行动在游行队伍中发言，指出行动要升级，因为即使有13万人上街，政府也不会就此让步。这番言论在游行中产生了相当的回响。运动必须同样坚定回应政府，我们绝不让步！

但是，怎样才能推进斗争？

民阵提出了包围/占领立法会。我们支持这一行动，应该尽早行动。但就算这样还不够。斗争需要升级至罢工罢课，才能阻止修例、释放所有政治犯、打倒林郑威权政权、赢得真正的全面民主。

上街是动员的第一步，但罢工才能直接瘫痪经济，停止社会的运作。如果民主运动的领袖现在号召全港一日的政治罢工罢课，作为后续斗争的起点，可以想像群众的回响会有多么热烈。所以，现在应该一鼓作气，立即号召罢工罢课，以免运动的士气再而衰、三而竭。2014雨伞运动的时候，正因为泛民领袖不敢果断将行动升级，使运动没有赢得任何诉求而失败告终。而最近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革命中，罢工正是推翻独裁政权的核心力量。

4月28日十三万人上街后，建制派更加顽固地想要通过修例。林郑已表示不会撤回修订案。民主运动必须切实组织起来，表明群众不会让步。我们要将斗争升级，彻底打败林郑威权政府！

香港：“非牟利”的NGO “牟利”的高层

近期媒体报导显示，香港不但社会结构贫富悬殊，连一些宣称提供“社会慈善福利”的非政府机构（NGO）内部薪酬差距也极其“贫富悬殊”。

近期许多NGO的管理层被揭发享有高薪和巨额津贴，当中最高薪者为“慈善机构”东华三院社服总主任，年薪高达275万元！获政府拨款6,600万元的中华基督教礼贤会香港区会，在2017年亏损逾130万元，但20名高层的薪酬总共高达1,300万元，占总开支的14%。

另外，32间NGO高层共获发放788万元的现金津贴，最高为保良局两名总干事，一共得到超过76万元。

肥上瘦下

相比之下，根据公务员事务局NGO薪级表显示，基层员工年薪顶点只得15万6千余元！以保良局为例，一名总干事发放一次“津贴”就等于捞取一个基层员工超过两年的薪金！有NGO基层员工说：“前线工作量有增无减。但永远只是高层加巨额人工，员工就低过标准。”

香港盲人辅导会工厂的失明工人收入极其微薄，据报导薪金最多仅为6000-8000元，甚至低见1000元。失明工人沦为被肆意盘剥的廉价劳动力。而《香港01》报导指上年度盲人辅导会内16名最高薪的员工就支取了1400万元的薪金，最高者亦高达160多万。现在工厂计画重建，这些工人又将被随意解雇。

一众宣称“慈善”、“扶贫”、“非牟利”的机构高层管理人员一方面肥上瘦下压缩基层员工的待遇，另一方面在遮羞布下大肆瓜分政府资助公帑与善款。

香港政府将安老、幼托、残疾人援助乃至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外判与一众NGO，变相私有化这些社会福利服务，而且是由政府财政保证的稳赚不赔的生意。2018年政府共资助2,754个NGO单位，拨款167.475亿元，但对这些NGO的监督睁一眼闭一眼，令每年资助的津贴拨款屡屡成为被高层上下其手的瓜分盛宴。

因此我们主张把公共服务全面公有化（无论它们过去是被外判给NGO或是已被彻底私有化），置于社服工人和民主工会的民主管理之下，并且课征富人税，为全面优质的公共服务提供资金。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香港现在各项公共服务严重不足的情况，同时为社服工人提供体面的收入和工作条件。

反对打压许智锋案　停止政治监控

3月底，法院裁决许智锋抢手机案表证成立，许智锋于4月1日出庭自辩。去年4月立法会审议一地两检期间，许智锋在立会内抢走一名保安局职员的手机，被指控“不诚实使用电脑”、“普通袭击”和“阻碍公职人员执行公务”三项罪名，现正准备受审。该职员属于“全程监察小组”，负责记录立会内议员行踪。而建制派也承认该小组的目的阻止泛民通过要求点算会议法定人数来拉布。这做法分明是操控议会丶侵犯议员私隐，而打压许智锋显然是变相的政治检控和打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案发当天的小组组长于3月底作供称，事发后小组立即删除了用于纪录的Google试算表，但此前被抢手机中保存了数月的资料。政府显然是有意隐瞒纪录内容。此前许智锋也曾说到，他见到手机中存有议员的详细资料，怀疑并非只是为了点算人数，而是另有目的。

政治监控

近年立法会被建制派全面操控，加上激进民主派议员被取消资格，而温和泛民并无意愿抗争，议会抗争的力量不断收窄。政府明显要利用打击许智锋来进一步震慑议会抗争，以图清除议会仅余的反对势力。

许智锋若被判监超过一个月，可以在立法会议员三分之二支持下被罢免；如果被判监超过三个月，那么五年内都不可以参加选举。政府和建制派有意回避被揭露出来的政治监控问题。

许智峰向来是民主党之中比较站在抗争的一人，虽然他在政治立场上还是倾向温和泛民的立场，但多次的抗争行动对民主党领导来说是麻烦和负担。去年事发后，民主党领导立即向许智峰施压，要求他召开记招公开作出道歉。该党一直也没有积极支持许智锋，反而是较激进的民主派作为这场抗争的核心。

“全程监察小组”是威权政府操控立法会的一部分，它并非正式部门，而是由各政府部门职员秘密组成（被抢手机的梁诺施正职为禁毒处行政主任）。我们不能接受这样一支“秘密部队”的存在。社会主义者要求成立由基层组成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该小组的全部活动、纪录资料和经费来源，彻底公开政府的政治监控内幕，并立即停止相关行动。我们要求无条件撤销对许智锋的控罪。同时也需要在立法会和法院外重建战斗性的民主运动，反击新的威权攻势。

国歌法即将通过　思想警察监控全城

国歌法预计将在7月立法会休会前通过。去年，政府可能因为担心群众情绪的反冲，再加上为了迅速通过一地两检，而推迟国歌法立法。现在则打算在7月前通过国歌法和修订逃犯条例两项恶法，说明威权攻势变本加厉。

按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邓忍光所说，议员若“侮辱”国歌，将不受特权法保护其言论自由。可以预见不尊重国歌的议会也会受到取消资格的威胁。这是议员宣示仪式播放国歌之后又一操控立法会的做法。侮辱国歌的检控期长达2年，将造成被秋后算账的恐慌。

港人如果公开发布嘘国歌的影像片段均属违法，而且呼吁其他人杯葛奏唱国歌的场合（例如呼吁球迷在国歌播放结束之后才入场）亦可能被控煽惑。这些都旨在打击香港的言论自由。在被质问国歌法是否要求中小学校教导“爱共产党”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的回应闪烁其词，国歌法作为洗脑工具的面目更加清晰地显露出来。

思想警察

国歌法还有相当多模糊的地方，例如在播放国歌的场合里，要求出席奏唱国歌场合人士“肃立”，但工作人员会否受条例规范，要求出席奏唱国歌场合人士“肃立”。至于如果有人表现出不屑表情或摇晃身体，是否属于不庄重，

政府的回应强调“按常识理解”，这正正是极权政府下思想警察的做法。所谓常识任由统治者自己定义，可以根据主观意愿任意罗织罪名。

中共通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推行国歌法的做法在香港打开了“立法后门”，再次冲击香港司法机关。

抵抗威权攻势

现在部分泛民在立法会内试图通过拉布阻挠国歌法。议会斗争固然重要，但林郑政府和已经控制立法会的建制派正展开更猛烈的威权攻势，更何况此前民主派议会召集人毛孟静已经表示泛民“原则上不反对”国歌丶只是反对“刑事化”，若仅依靠议会拉布，国歌法通过已成定局。

现在需要将反国歌法和反修订逃犯修例以至各方面的反威权斗争连结起来，建设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民主运动，讨论用罢工/罢课等更有力的斗争方式反抗整个不民主制度，并将香港的民主运动联系到内地工人和年轻人的抗争，对抗中共独裁政权以及与之勾结的富豪专政。

加入全球抗争浪潮 反抗资本主义和专制统治

2019年全球群众运动风起云涌。3月8日国际妇女节，许多国家举行罢工和大规模示威，反抗父权资本主义压迫。3月15日，全世界更是有100多个国际150万学生和年轻人参加反气候变化罢课。社会主义行动介入这些运动，指出运动需要反对资本主义，并提出将斗争升级的方法。

国际妇女节游行

3月10日，我们联合印尼外劳社群KOBUMI和其他社运团体举行了国际妇女节游行。作为香港唯一的国际妇女节示威，我们打出“将#MeToo运动带上街头”的口号，反对性暴力和性别歧视；要求取消对外劳的种种不公制度和残酷剥削，实现本外劳平等待遇和团结抗争。我们也特别要求中共政府释放中国的女权工运分子，呼吁中港群众联合反抗中共独裁统治和习近平政权大肆鼓吹的父权思想。

除了示威之外，我们还于3月6日在中文大学举办了一场非常的公开讲座，反响非常热烈。我们邀请爱尔兰社会主义党成员（社会主义行动在爱尔兰的姊妹组织）、爱尔兰国会议员Ruth Coppinger介绍爱尔兰女权运动的成果经验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气候罢课

3月15日，香港举行了伞运以来的第一场罢课行动。主要来自国际学校的1000多名学生加入全球200多个城市的反气候变化抗议。我们提出的“资本主义是罪魁祸首”得到许多抗议学生和家长的赞同与欢迎。当晚以及4月11日，我们分别在理大和中大举办公开讨论会，解释为什么解决气候危机需要终结资本主义，并呼吁更多年轻人和工人参加气候行动，对抗危机。我们在台湾的姊妹组织国际社会主义行动举办的讲座吸引到台外学生和工人，许多参与者踊跃提问发言。

社会主义行动努力在香港建设一支社会主义政治力量，参加所有斗争，并尝试将这些斗争联系起来，建设更强大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我们将香港的斗争和国际群众运动联结起来，合力对抗造成贫穷、压迫、专制以及其他种种危机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想要打败中共独裁政权及其对香港的威权统治，需要中港和全世界工人群众的团结行动。如果你认同我们的主张，请加入我们！

议会再次政变！抵抗送中恶法　行动需要升级

在4月28日13万人游行后，政府立场显得更为强硬，企图加快步伐在7月立法会休会前通过逃犯条例修订。连立法会行政机器也已公然成为政治打压的工具，可见今次威权攻势来势汹汹，反修例迫切需要更有力的斗争方式！民阵号召5月10日在金钟政总外集会，抵抗建制派操控立法会。社会主义行动呼吁各位响应！

包围立法会的行动应该尽快开始，更需要政治罢工罢课一天，重建群众性、战斗性的民主运动。

涂谨申根据议事规则主持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有助民主派拉布。但在5月4日，建制派在立法会内务委员会里自导自演通过一份“指引”，由经民联议员石礼谦取代涂谨申主持会议。这是一场小政变，也是为建制派进一步操控立法会打开先例。这种做法明显违反议事规则，但却受到立法会秘书长陈维安的支持。

5月6日在建制派议员的缺席下，民主派照常召开法案委员会并选出民主党涂谨申为委员会主席。然而立法会秘书处明显站在建制派一方，杯葛当场会议。建制派议员称他们会在5月10日召开自己的法案委员会会议。因此，现在逃犯条例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法案委员会。斗争和打压将更加激烈。

民主派很可能会尝试通过司法途径（例如禁制令和司法覆核等）阻止建制派的非法会议。但建制派掌握著议会多数以及秘书处，因此单靠司法上的斗争最多只能拖延一下，更何况法院已经成为政治打压的工具。现在建制派在立法会横行无忌、手法粗暴，不排除会直接将法案提交至大会，只要建制议员做举手机器就可通过。群众运动迫切需要动员起来抵抗，并将行动升级至罢工，才有足够力量抵抗这条恶法。

通过近年来的政治清洗，建制派已占直选议席多数，控制整个立法会，无论谁主持会议，法案最终也会通过。但建制派更要牢牢操控审议程序，确保修例可以迅速通过。因为他们害怕泛民会拉布拖延法案审议，而立法会的辩论平台将会动员大批群众。

立法会秘书处的伪中立被揭露出来，激起群众愤怒。最近，有已辞职的前立法会保安召开记者会，揭露秘书处在2017年曾要求她在申报书上填写自己属于“黄”还是“蓝”的。当她拒绝表态后受到上司的针对和打压，以至她在今年较早不忍压力辞职。她也被要求不可以与一些反对派的立法会议员助理交谈。

中美冲突的因素

林郑也面对资产阶级中的一些派别反对，主要是外国资本家和香港较小的资本家。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去年年底的僭建丑闻，为免引起民情反弹，在逃犯修例案中一直躲在背后，而由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作为主要推手。但近日情势严峻，连郑若骅也要开腔表态。

由于中美冲突持续升温，甚至有可能谈判破裂，美国加强利用人权、民主的议题向中共施压，以换取谈判筹码。美方甚至发出威胁，指逃犯条例有可能令香港卷入中美贸易战。

国际商会香港区会最近对《逃犯条例》修订表达“强烈忧虑”。国际商会香港区会支持一带一路和大湾区发展等中共资本输出政策，但特别是在中美谈判重新陷入危机时，他们担心自己像华为孟晚舟那样成为中美冲突的牺牲品。而香港商家在内地经商时，行贿以及洗黑钱可谓常态，故此他们担心引渡条例会威胁他们。另外，在转向亲美的蔡政府统治下，台湾行政院陆委会更表示，即使香港通过法案也不会引渡陈同佳回台湾，明显与林郑作对。

有一种说法指，逃犯条例并非中共交给林郑的政治任务，而似乎是林郑为取悦中共、减缓为廿三条立法的压力。因此推论林郑有机会撤回修例。然而，不管这是否事实，现在事态发展而令逃犯修例变成廿三条立法的预演。林郑认为如果今次修例失败，未来更难推动其他打压民主的措施。因此政府并不会因为大规模上街而让步，除非行动升级至威胁政府的统治。

斗争的下一步

上街以至包围立法会，都是动员的第一步，但罢工才能直接瘫痪经济，停止社会的运作，给中共、林郑和支持修例的大财团造成最大打击。现在没有犹豫的时间，必须汲取过往失败的教训。2014雨伞运动的时候，正因为泛民领袖不敢果断将行动升级，使运动没有赢得任何诉求而失败告终。

民阵希望将六四连系至反逃犯条例，并藉著六四三十周年的大台，号召数以十万计的群众参与反逃犯条例的斗争。如果真的如此，可说是大大改变了支联会领导的一贯做法。温和保守的支联会过去都想限制六四集会为纯粹的悼念，而不想与今天的斗争连系起来。

然而，观乎现在形势的迅速发展，不排除建制派会在六四前已经通过法案。因此有迫切需要尽快动员群众，并讨论如何将行动升级，包括发动罢工的可能性。社会主义行动正在积极宣传罢工作为斗争升级的方案。如果民主运动的领袖现在号召全港一日的政治罢工罢课，作为后续斗争的新起点，将可以成为重建反威权运动的跳板。

数千人再集会反送中 迫切需要行动升级

民主派和建制派将于5月11日分别召开各自的修订逃犯条例会议，双方发生发生冲突。10日晚超过，1000名反修例抗议者在立法会外集会，要求政府撤回修订案和林郑下台。由于建制派和立法会秘书处的“政变”，现在逃犯条例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法案委员会，形势十分紧张。为防止会议受阻，多名民主派议员通宵留守立法会会议室。在同一天的特首答问大会上，林郑月娥指泛民议员反送中恶法的论点都是“废话”。

民阵副召集人陈皓桓台上发言时表示， 保皇党无视白纸黑字的议事规则，政府官员做人肉录音机， 泛民议员上台发言，故决定今日发起集会，向政府和保皇党表明香港人会“企硬”。工党张超雄提到台湾当局表明即使“送中”条例通过也不会引渡陈同佳，可见港府修法只是为了政治打压。

社民连梁国雄号召反修例者参加六四晚会，“逼爆维园”。如果六四晚会除了只是悼念死难者外，也能连系至今天的群众斗争，将会是一个进步。 六四晚会可以成为群众讨论下一步行动的平台，但这需要一个自下而上的民主架构，让所有支持民主的力量表达自己的主张，而不是由少数人控制大台。

社会主义行动在集会中宣传斗争需要升级，需要政治罢工罢课，才能阻止修例和打败威权统治，得到许多抗议者认同。群众怒火普遍存在，但是缺少一个能够指明斗争所需方向和策略的领导。集会示威不足以打败来势汹汹的专制打压。如果泛民领袖号召全港一日的政治罢工罢课，可以得到强烈反响，成为重建新的群众民主运动的起点。

但是，鉴于政府的强硬立场和粗暴手段，不排除建制派会在六四前通过修例。因此应该从现在就开始动员群众，召集公开会议，在工作场所丶社区和学校建立民主的基层行动委员会，讨论如何将斗争升级和考虑罢工罢课这样更加有力的斗争手段。我们的运动要向林郑政府和中共独裁政权反击！

中国：天安门大屠杀30年

今天是北京六四屠杀30周年。 1989年4月爆发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使全国陷于群众革命运动，北京瘫痪了七个星期，运动蔓延到300多个城市，成都和西安等城市的主要广场也像天安门那样被成千上万的人群占领。

6月4日北京的镇压行动中，普遍认为大约有1,000人被杀，另外还有更多人在中国其他城市的镇压中死亡、受伤和被捕。

6月3日晚至4日，解放军坦克和装甲车队从四个方向进攻北京，他们遭到北京工人和普通市民，特别是青年人的英勇抵抗。

“该杀的杀”

5月底，20万清场部队（这个数量足以入侵一个国家）被北京的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不可思议地拦截了15个昼夜，被迫扎营在郊区。当局最高领导人本以为，仅通过展示军事力量就足以震慑群众并恢复“秩序”（即他们破碎的专制权力）。

但是，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勇气挫败了最初的军事部署。士兵们不想攻击人民，军官们也意见不一，不清楚哪股势力在控制政权，以及领导人想达到怎样的目的。军方将领的迟疑给政权造成了危机——这是最终暴力镇压如此极端的一个关键原因。

陈墨在《震撼世界的七周》（由中国劳工论坛网站chinaworker.info出版，可从我们的网上商店订购）一书中描述，15天里里，超过一百万人参加组成了阻拦“人墙”，并拉拢与解放军。我们不是要轻视学生，但远不只是一场“学生运动”，而是一场遍及社会各阶层的革命斗争。美国驻北京的外交官抱怨说，他们不得不派车去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大院接他们的中国同行，因为中国外交官的司机正在街头参与示威。

亲邓小平的解放军军头王震说：“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血腥镇压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还曾扬言“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

这些血腥事件塑造了今天的中国。这个表面打著“共产党”旗号的世界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体，拒绝哪怕是最小的民主改革，尤其是过去五年反而将国家镇压和政治控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观点认为六四屠杀来自邪恶的毛派“共产主义”，而实际上，中国变得越资本主义，就越具有镇压性。一位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斗争、反对国家镇压的20岁马克思主义活动者对《华盛顿邮报》(2019年5月25日)说，“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你会发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回事。他们把法西斯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就像挂羊头卖狗肉。”

中共的超级警察机器的规模庞大，眷养了1000万个网络间谍。2017年中国维稳费（1.2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埃及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个警察机器的主要就是为了阻止工人阶级组织起来。

劳工维权人士韩东方表示：“中国在过去的40年里一直将市场为信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挥舞著共产主义的旗帜，但实际上中共就是资本主义、市场和丛林法则的最大信徒。”[金融时报，2019年5月24日]

独立工会

韩东方在六四屠杀后被监禁，因为他是八九运动中出现的独立工会的先锋。后来独立工会成为政权镇压的主要目标。为扼杀工人阶级的力量、新成立的独立工会、以及八九运动最后一段时间的广泛罢工，中共政权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最可怕的镇压。当年设在天安门广场的独立工人工会总部就正是六四当晚镇压最血腥的地区。。

即便是1989年北京“头号通缉犯”名单上的少数学运分子，最多也只被判了2至3年监禁，当然，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但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据估计有两万人被捕，当中有15,000名工人被控组织罢工（“搞破坏”）和秘密工会（“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没有学生被判处死刑，但这一厄运发生在几十名工人身上，还有其他工人被判无期徒刑或多年劳改。

大多数报道都把八九运动描述为“学生运动”，但这只是以偏概全而已。学生们涌入并占领了天安门广场，点燃了这场斗争，展示出英雄主义和勇气，但他们更多是对以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为代表的那些“改革派”抱有幻想，去反对那些想要加强专制统治的强硬派。改革派支持渐进的、受控的民主化，包括赵主张非常有限地放松媒体管制和废除政府部门的“党支部”（实际上是确保对政权忠诚度的监控部门），而强硬派认为赵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走得太远了。

大多数天安门事件报道中遗漏了工人阶级的关键作用。到运动后期，学生们已经极度疲惫。学生抗议已过了高潮，许多学运分子在5月开始大规模绝食抗议中耗尽了能量。最初的学生领袖大多来自北京的精英学校，并与中共官方机构的联系紧密得多。而后来取而代之的学生则是来自北京以外的新鲜力量，而且他们具有更多工人阶级背景。学生在运动中的比重上也减少了，北京的工人阶级青年开始发挥更加主要的作用。5月20日当政府宣布戒严、军队进入北京后，这一转变更为明显。

八九运动一开始作为学生抗议运动旨在支持中共的“改革派”，反对更专制强硬的“元老”，但后来发展成为一场以工人阶级为主的斗争，更坚定地想要推翻中共政权，尽管他们的想法并不完全清晰。工人对于赵紫阳和他的改革派盟友没有任何特殊情感。

不幸的是，工人没有明确的想法或策略，没有推进运动的诉求和方案。发起这场斗争的学生领袖害怕“走得太远”，在开始时甚至想阻止工人加入示威（因为害怕激怒政府）。而随后加入斗争的更无产阶级的群众和学生则没有这样的保守思想。

他们看到这场运动正在迅速成为生死攸关的斗争，政权毫无做出让步的准备。但当时缺乏明确的计划和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去准确把握形势并及时重新定位群众运动。

权力斗争

当局在应该让步还是武力镇压的问题上发生权力斗争。权力斗争在1989年5月达到顶峰，赵紫阳遭遇决定性的失败。这是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赵紫阳被软禁直到2005年去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邓小平和他的同伙在6月3日至4日发动了这种无端和过度的暴力。

1989年5月23日，《纽约时报》的A. M. Rosenthal写道：“1989年5月，中国政府一度失去控制权。”这是个准确的描述。 30年前，这位评论员提出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由于没有任何能够介入局面的权威力量，中国政府可能将能够重整旗鼓，恢复国家权力。”

1989年的中国正位处在革命（群众运动）和反革命（邓小平的亲资政权）之间的殊死搏斗之中。群众运动没有发展出替代形式的政府，没能呼吁群众运动更进一步、建立人民政权的机关（如全国各地相互联结的民主委员会），没有让正在组织独立工会的工人带头建立工人和穷人的民主政府，因此错失了时机。

邓小平政权得以重整旗鼓，大肆镇压。他希望可以一石二鸟。 首先，工人组织是主要目标。政府以如此残暴的方式清洗街上的抗议者，对整个国家造成长达数十年的威吓。血腥镇压的另一个目标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因为改革派曾向学生抗议者提供支持或让步。镇压要发出的一个讯息是，虽然中共所有派系都同意需要更多的资本主义措施，但“政治改革”和西方式“民主”却是禁忌。

六四屠杀并非如一些评论家所声称的那样导致了非资本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的重新巩固。中国的斯大林主义体制在此前十年的改革中已开始瓦解。六四屠杀名义上是捍卫“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推动中国政权彻底变成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时刻。1989年是一场失败的政治革命，尽管它没有完全表明自己的目标和任务。

残暴的资本主义复辟

特别是在1992年历史性的“南巡”后，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继续走向资本主义，但这个过程受到中共威权政府的控制，以确保党内精英（尤其是“太子党”） 可以掌握资本主义经济中最肥美的部分，同时保持铁腕政治控制，以保持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消除任何对残暴资本主义复辟的抵制。在1990年代末达到高潮的国企私有化中，有多达6000万名工人下岗。永久性工作被不稳定的临时工、合同工和派遣工所取代。如今，中国的国企雇用了6,000万名派遣工，他们的工资和社会福利都低于正式工。

1998年中共效仿英国撒切尔将住房私有化。今天，95％的中国住房是私人的，公共住房微乎其微。相比之下，德国的私人房屋占51％，美国占65％。房价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巨大负担。北京、上海以及中国的其它几个城市名列世界上平均房价相与平均收入之比最高的城市（比东京贵一倍，比伦敦贵三倍）。

一些旁观者误以为工业的高度国有化表示中国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仍是不同社会制度的混合体。 国家经济占中国GDP的30％左右（包括银行、能源、电信等关键部门和相当一部分制造业）。在1990年代，国有经济被用来创造出新的资产阶级，中共官员的亲戚和朋友获得了利益最丰厚的位置。

这正符合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中对斯大林主义的预测：假若工人未能够成功透过政治革命实现国有经济的民主控制（例如1989年的中国），就会有如此的结局。

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植根于对群众抗争的恐惧以及资产阶级精英的不安全感。资产阶级精英在前所未有的媒体控制和国家宣传的帮助下，很大程度上将其财富隐藏起来。中国的资本主义模式不是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市场”，而是东亚的威权资本主义，就像是蒋介石的台湾，李光耀的新加坡和朴正熙的韩国。这些是国家控制或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完全”资本主义政权。

近期可靠的媒体报导表明，中共高层“太子党”之一习近平的家族拥有1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中中共大部分政治局委员也极为富有。以美元计，中国亿万富翁人数很久之前就已超过了美国，去年为819对571人。

香港纪念晚会

香港是中国唯一一个能够公开纪念六四屠杀的城市。今年的三十周年纪念晚会创下破纪录的人数。今年的纪念会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因为香港傀儡政府正在迅速修订逃犯条例，激起了大规模群众反抗。这项法律将让香港异议份子和政治活动家可以被遣送到中国受审。在专制的司法体系下，他们会完全丧失基本人权，受到酷刑，被迫在电视上认罪。

在中国其他地区，中共的镇压继续打破纪录。在穆斯林聚居的新疆，全体居民都面临官方恐怖手段，超过一百万人被关押在名为“职业培训中心”的集中营。新疆的面积相当于半个印度。它已经成为警察国家电子监控的巨大试验场，配有脸部识别监控系统、DNA采样和强制安装手机间谍软体等尖端监控技术。

去年佳士工人斗争之后，左翼活跃青年、学生和工人遭到镇压。虽然镇压规模比新疆小，但却是习近平镇压加剧的重要事证。尽管中共伪装在“共产主义”旗帜下，但这不妨碍习近平政权将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列为头号罪犯。六四屠杀三十周年让政府更加紧张，因此习近平在今年年初警告说中国正面临“难以想像的危险”。

中美“冷战”

伴随著六四30周年的另一个政治焦点是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急剧升级，这波冲突始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迅速扩展到投资、技术、学术交流、地缘政治和军事竞赛。这相当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新“冷战。，这是两大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而不是像上个世纪两个不相容的社会经济制度（即谎称“共产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

在如此背景下，基于各自的利益，中国和美国也开始互相攻击对方的“人权”记录──两国今天突然开始大谈人权，这是20多年来从未见过的情形。

私底下，美国的主要资产阶级代表都赞同1989年的镇压是“必要之恶”。特朗普过去曾称八九运动为“暴动”，并表示钦佩中共独裁政权的铁腕镇压。 1989年6月，美国老布什政府迅速采取秘密行动，派遣国安顾问布伦特．斯诺克罗夫特到北京，以向中共领导层保证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和对大屠杀的官方谴责只是暂时的，华盛顿希望保持“接触”。英国撒切尔政府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场。

中国政府也同样向西方政府发出私下保证，请他们无视中国对“西方干涉”和“境外势力”的公开谴责，因为这些谴责不过是是中共对国内的宣传策略。中共也保证继续推行过去十年的亲资本主义政策。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来说，决定因素是经济利益和本国公司的市场，而不是人权和民主的崇高理想。现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客一百八十度转变，只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中国和美国的统治阶级希望提升自己的形象，并把对方描绘成恶人。

记取教训

要在中国和全球建设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以取代资本主义，1989年运动的教训至关重要。1949年畸形的革命中建立起的中国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政权到1970年代已经耗尽自身发展经济的能力。随著俄国和东欧其它斯大林主义官僚独裁政权陷入深刻危机，中共高层把倒退回资本主义视为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当时中国新一代的工人运动也受到西方工运领袖及其右翼亲资思潮的阻碍，无法及时组织起来，阻止“共产主义”官僚摧毁计划经济并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

虽然资本主义似乎给中国带来了惊人的GDP，却同时产生前所未有的问题：严重的不平等、惨不忍睹的污染、超长工时和实质收入停滞不前。今天中国的社会紧张局势比1989年更加严重。从习近平和中共其他高官的警告中可以看出，中国正酝酿著新一波大规模群众运动。

正如现在被习近平政权关进监狱的左翼青年那样，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而且这场运动正在中国逐步建立起来。尽管现在当局不断制造苦难，但多强的国家镇压也不能避免未来这个局面。我们要厘清1989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下令屠杀的中共高层没有受到惩罚，才能最佳地建设新一波以工人政党为核心的群众运动，以反对专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香港百万人游行 需要政治罢工

6月9日，100万人参加反送中游行，人数创下1997主权移交以来的最高纪录（只有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的示威才能与之媲美），展现出巨大民愤。香港的“抗议文化”由来已久，但今次全港七分之一人口上街游行，将抗议提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现在深陷政府危机和群众抗议。林郑政府愚蠢固执至极，出人意料地重燃了群众运动。从雨伞运动失败至今还不到5年。

林郑修订逃犯条例，是为了让中共独裁政权能够“合法”绑架身处香港的政治异见者（包括只是途经香港机场的人）。中国没有公平审讯，99%的判罪是基于口供而非客观证据。香港几十年的群众斗争才争取到一些薄弱的民主权利，而且在过去几年已被严重破坏，而送中条例是迄今对香港民主权利的最大攻击。

2014年，雨伞革命创下大城市群众占领运动的世界最长纪录（79日），至今没有被打破，但因没有前进方向、精疲力竭而失败。自那之后，反革命和变本加厉的威权统治占了上风。

所以，6月9日的游行相当于“决堤”，群众怒火一下子汹涌而出，但是69示威者的情绪和过去的群众抗议有多方面不同。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反送中运动也不是从零开始。群众毅然上街，尽管许多人都知道政府不会撤回法案。

事实也已证明政府会采取强硬立场。在游行当晚，在仍有数千示威者尚未抵达终点的时候，林郑就宣布仍会在6月12日将法案提交立法会大会审议。游行之后，政府的立场愈发强硬，紧张局势一再升级，因为中共和林郑如果不能如愿通过送中条例，其统治将遭受严重打击。林郑政府的威信已荡然无存，不过这不是一个民选的政府，而且通过清洗立法会和禁止反对派参选，建制派有足够票数通过送中条例，更何况林郑背后还有中共独裁政权的支持。

反送中运动经常被比做2003年反廿三条运动。2003年7月1日，50万人上街游行，迫使政府撤回廿三条国安立法。但显然今次不会是2003年的简单重演。

反廿三条运动扳倒了香港第一位特首董建华，而林郑受群众憎恨之深更甚于董建华。过去16年的政治斗争令港府权威千疮百孔，但林郑却加力推动送中条例，因为她害怕如果放弃修例，政府将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群众对中共独裁政权的恐惧将大大削弱。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香港，中共都是以“无敌”形象和群众的恐惧作为关键的统治工具。

69游行之后，政府一方面做出一些可笑的表面“让步”，但另一方面却将立法会表决日期提前到6月20日。一名匿名建制派议员对香港《南华早报》说，政府认为以强硬立场吓退群众运动是目前损失最小的方案。亲中共的资产阶级建制感觉自己已经无法回头：既然已经遭受损失，不如现在想通过条例，以表示港中政府不会被群众压力撼动。

反送中斗争也和中美冲突交织在一起。中美冲突正从贸易战和科技战迅速升级成全面的地缘战略角力。外国公司已经表示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而中共不能示弱。

谁的主意？

是林郑政府自己发起修例，而中共起初只是站在一旁观望。林郑迫切想要讨好习近平，而且她也需要抵挡其他亲中派系的压力，以拖延廿三条立法。林郑明白，虽然民主斗争在过去5年遭受诸多挫折，但如果重启廿三条立法，可能会重新点燃群众运动。

但她最终还是扮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送中条例同样激起强烈的群众怒火。可见政府的愚蠢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且林郑已注定无法连任。看起来中共要等更长时间才能找到一个能任两届的特首，尽管实际上特首不是民选的，而是由一个仅1200人的委员会“选”出的。

送中条例激起的群众抗议令建制派内的分歧愈发严重，所以中共不得不介入事件，管束建制派，让他们支持林郑修例。从此时开始，中共和习近平就已经和修例挂上了钩，既不能继续袖手旁观，也不能容忍修例失败。

独裁的“好处”和“坏处”

中国一句谚语说：“天高皇帝远”。内斗是中国独裁制度的固有成分。中国的中央政府和经济实力强大的地方政府一直存在冲突。中国许多省份的经济规模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习近平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也是为了压制政权内强大的离心力。

所以，在送中条例问题上，习近平一旦示弱或者因为群众压力而退却，将立即激化现在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且还会鼓舞中国的群众斗争。现在中国群众对中共政权的不满可能甚至比1989年更加强烈。

这也突显出中国独裁资本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之间的区别。过去10多年，中共不禁觉得保持高压统治是正确的，而且还大大收紧管控，因为大部分“民主国家”已经陷入混乱，例如英国政府摇摇欲坠、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冒起、以及其他严重问题。相比之下，中共利用高科技强化威权统治的做法得到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的欣赏。

但是中国的体制缺乏灵活性，不像资产阶级民主制有许多政治“安全阀”来释放群众压力。面对危机时，西方资产阶级经常利用选举来平息或误导群众斗争，利用“新面孔”的蜜月期来争取时间，尽管随著资本主义危机持续恶化，资产阶级的喘息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小。

中共威权体制愈发陷入一个死循环，它只能不断加强镇压和强硬统治，例如新疆关押过百万人的集中营和香港变本加厉的政治打压。当然，到了某个时间，不断升级的镇压必将引爆社会抗争。眼下的香港就是如此，剧烈的社会动荡将会持续几日乃至几个星期。

中国和台湾的关系显然也是上述状况。中共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但大多数台湾人强烈反对这种说法。中台关系的影响也已变得非常重大，因为台湾已经成为中美冲突的关键棋子。

香港现在的政治危机正对台湾造成重大影响。明年今年1月台湾将举行总统选举。这将是解严30年来最两极化的大选。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民进党的现任总统蔡英文支持香港的群众抗议，并利用香港局势攻击中共政权和国民党。

习近平对香港采取强硬立场，导致中共不仅没能从经济和政治上拉拢台湾、削弱民进党和蔡英文，反而令台湾人民更加排斥中共。习近平不得不对台湾采取更加强硬的言论和军事威胁，而这又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罢工呼吁是转折点

香港的局势发展非常快。6月4日，18万人参加六四30周年纪念晚会。5天之后，100万人上街反对送中条例和林郑政府。政府没有做出让步，反而更加强硬，暗示要进一步打压民主派，令局势大幅激化，反送中斗争进入紧要关头。

69游行之后不到24小时，就有许多小商户、艺术家、社工在社交媒体上发出罢工号召。一天之后，3000名教师联署，要求“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一个教师工会）发动罢工。航空公司雇员也发起同样的联署。巴士司机宣布怠工行动。学生和其他许多团结也开始讨论罢工、罢课、罢市。

尽管罢工对于希腊、法国、韩国等国家来说是比较平常的事情，但对于香港来说则是历史性、革命性的一步，因为这意味著群众政治觉醒，民主斗争才是采用一个全新的武器。香港工人运动力量薄弱、缺乏自信，直到现在这一直是香港群众斗争的致命弱点。

民间人权阵线号召在6月17日举行一日罢工、罢课、罢市。这是必要的一步，我们对此非常欢迎。如果民阵坚定地向这一方向迈进，并进行真正的组织和准备，那么三罢的号召能够得到巨大回响，而且会成为斗争的转折点。

如果坚定地组织和领导罢工，不再只是跟在群众斗争后面，那么亲民主的职工盟有机会在斗争中大大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尽管香港工人缺乏组织和经验，而且工会参与率低，但是昂扬的斗志可以推动工人在职场建立罢工委员会、召开罢工会议、加入或建立工会。

雨伞运动没能迫使政府做出任何让步的原因之一，就是从未讨论过罢工。这是严重的弱点。从反送中斗争一开始，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一直呼吁全港政治罢工，因为中港政权将自己的权威押在送中条例上，要想打败他们必须要有大规模政治罢工。

在69游行中，我们在横幅和演讲中呼吁罢工罢课，并为此派发了1万份传单。当时我们是唯一一个呼吁罢工罢课的组织。现在罢工的想法正在吸引大批群众，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社会主义与民主斗争

对于社会主义者和香港工人运动来说，反对压迫性法律、捍卫民主权利的斗争至关重要。香港的斗争也关系到中国大陆支持新兴工人运动和反对中共威权资本主义的斗争。

过去30多年，香港民主斗争起起落落，一直都是典型的“跨阶级”运动。参加群众抗议的有普通工人、退休老人、学生和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但掌控运动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自由派、泛民主派以及与他们观念类似的一众NGO。这些运动领导本身组织规模比较小、自我封闭、没有真正的内部架构、而且主张去政治化的路线。香港民主斗争停滞不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领导无法为运动提供真正的领导。

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在民主运动中非常不起眼，例如69百万人大游行时工会横幅寥寥无几。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工会领导人（例如职工盟）只会跟在资产阶级泛民政客的后面，不去为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策而战。

这更突显出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份子能够在运动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第一次考虑采取罢工的情况。开始将罢工作为武器，是群众意识的决定性转变，我们对此做出了贡献。

一些宗派主义团体拒绝参加民主斗争，因为他们认为这无关工人的利益。而我们社会主义者则介入民主斗争，努力发挥重要作用，同运动最激进的成员建立联系并为我们的纲领而战。我们主张将战斗性的民主诉求联系到终结资本主义、施行社会主义政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香港这一亚洲最不平等的社会的危机。

根据乐施会的报告，在林郑治下，香港的贫富差距扩大到45年来最严重的程度。香港资产阶级不支持民主诉求，因为这个威权体制就是在保护他们的利润，保持极低的税率，抵挡“邪恶的福利主义”。

自9前成立以来，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活跃于所有民主斗争。我们提出具体的倡议（包括罢工），并解释需要怎样的斗争才能打败傀儡港府乃至其背后的中共独裁政权。我们也明确指出泛民领导人政治软弱、没有战斗性的战略。

泛民政客完全低估了群众对送中恶法的怒火，一直落后于群众运动。他们依附于资本主义，看不到资本主义正是港中实现民主权利的一大阻碍。所以他们总是犹豫不定，害怕群众斗争激进化、脱出自己的掌控。眼下，泛民支持罢工罢课罢市，但是他们并没有领导和组织三罢，只是迫于群众压力而做出敷衍。

将斗争蔓延到中国

现今中共政权和傀儡港府面临多重危机。如送中条例一样，许多危机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回应挑战的策略是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因此现在香港和中国都在酝酿爆炸性的紧张局势。

今天香港群众讨论以罢工对抗港府的反民主法律，意味著群众斗争进入了历史性的新阶段。无论未来斗争进展如何，现在关于罢工的讨论都会带来重大影响。香港群众斗争应该采取的另一个重大突破，是摆脱自我孤立的状态（近几年本土派思想令这种状态更加严重），联结到中国群众斗争（特别是工人斗争），挑战中共独裁政权。中国的新兴工人运动面临著更加残酷的镇压，但也展现出惊人的勇气和力量。如果有一个新的工人政党领导中港工人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提出清晰的纲领将革命的民主诉求联系到彻底终结资本主义，那么独裁政权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

反送中：谴责警察开枪杀人!

林郑执意推进送中恶法，数万名示威者占领金钟, 罢课罢工。警察尽显政权鹰犬本色，动用催泪弹、布袋弹和橡胶子弹，暴力袭击和平示威者, 令学生头破血流。社会主义行动强烈谴责警察暴力，要求立即撤回恶法，林郑下台！

现在我们已迫使立法会大会推迟，可说是小胜利！但要消灭送中恶法，罢课罢工要扩大起来，全面瘫痪经济, 让林郑看到劳动者才是社会的主人！

根据雨伞运动的经验，占领不能拖长时间，现在需要进一步将行动升级! 罢课的同学要回到学校号召老师同学罢课，罢工者请立即号召同事加入罢工，并一同出来参与示威。请在学校和职场组织罢课罢工委员会，大力宣传！

占领运动需要建立民主的防卫委员会，更有组织地抵抗警察和黑社会的暴力。占领行动本身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主架构和问责制度，民选的行动委员会，让所有参与者民主决策，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和策略。

今次的占领和三罢完全是群众自发的。泛民领导人没有提供过领导，只是跟在群众后面。我们的运动需要一个由下而上组织起来，具战斗力的政治领导！

今天的斗争已比伞运再升一个层次。我们要持续升级，直至撤回恶法，林郑下台！

香港：警察暴力震怒群众

香港警察首次开枪镇压和平示威者，动用前所未见的极端暴力，不惜施行任何手段，防止雨伞运动2.0的爆发。林郑将示威的年轻人定性为“暴徒”，企图利用暴动罪施行白色恐怖。真正的暴徒是警察！我们需要持续的运动，捍卫612行动中勇敢、和平及有纪律的年轻人。

香港人的愤怒已到临界点，政府无视103万人上街反送中，已经完全没有合法性，正在利用暴力和谎言统治。今天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共比2003年更独裁，加上要防止香港民主运动蔓延至中国，因此不能允许我们有胜利。而且在中美冲突下，习近平视推动送中恶法为国家层面的任务，因此会更加强硬执行。香港群众已经做出了勇敢的抵抗，但单靠抗议是不足以迫使政府作出让步。群众自发的罢工罢市行动，已经令斗争升级至新的阶段。

政治罢工

现在部分行业正在讨论需要罢课罢工。罢工将可以大大改变香港群众斗争的面貌。雨伞运动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罢工，是当时的一大弱点。政府可以无视百万大游行甚至占领，但当经济被瘫痪、社会运作停摆时，政府的统治会受到更大威胁，而劳动群众展示自己才是真正掌握权力的人。

社会主义行动从斗争开始一直倡议政治罢工。我们是在六九大游行里唯一个组织主张罢工反恶法。庆幸现在罢工的想法得到了群众的响应。

过往多数人觉得在香港发起罢工非常困难，甚至没有可能，但今天现在我们已经踏出第一步。现时自发的罢工开拓了行动升级的可能性，甚至可以掀起浪潮，促发日后更有组织的罢工运动。

罢工要组织起来

但罢工不能单靠自发，而需要组织起来。现时围绕罢工的讨论可以作为开始，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但如果罢工真的要有实力，就一定要准备、宣传和组织。一方面，职工盟和教协的领导需要履行领导的责任，全面推动罢工。另一方面，由于香港很多行业都没有工会，或者工会力量薄弱，所以现在需要立即设立“反送中罢工委员会”，发起联署、召开大会、进行罢工投票。

为了向真正的罢工迈进，需要有组织的领导。我们认为民阵、职工盟和教协立即召开罢工大会，邀请职场、工会、学校和各政团派出代表参加，决定何时及如何组织罢工，制订真正罢工的日子。

如果政治罢工得以有效组织起来，将会向林郑政权发出严重警告，更大规模及更持久的罢工将会陆续月来，直至撤回送中恶法。这场斗争甚至可以得到中国内地人民的响应，动摇中共暴政。

社会主义行动的诉求：

谴责警察暴力，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黑警暴行
无罪释放示威者，停止政治检控
组织香港一天的总罢工，撤回送中恶法，打倒林郑杀人政权

跛脚林郑还能在位多久？

上周日，香港200万人上街反对送中条例，令整个地区都大为震撼。CWI瑞典支部周报《进攻报》就此采访中国劳工论坛网站的Vincent Kolo：

“上周日的示威规模创下香港历史新纪录。6月9日100万人上街；然后到了6月16日有200万人上街，游行人数超过香港人口的四分之一。无论是对于香港还是中国，这场运动的意义都非常重大。”

港府让步有多大意义？

“政府于6月15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纽约时报》说这是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之后最大的政治败退。习近平过去被视为‘无敌强人’,所以今次让步是一个转捩点。

“中共独裁政权说送中条例是林郑政府自己的主意，或许的确如此，但林郑一定得到中共的许可，否则港府绝不敢这么做。同样，现在林郑做出让步暂缓修例，也是遵照中共的命令。

“6月14日，政治局常委兼副总理韩正等中共高官赶赴深圳，会见林郑等港府官员，要求他们让步，以解决眼前的危机。”

群众反应如何？

“群众认为政府的让步太少、太迟。林郑政府深受憎恨，丝毫得不到群众信任。为了推动送中条例，政府散布谎言。6月12日，当7万名学生和青年包围立法会时，政府甚至采取令人发指的警察暴力、枪击示威者。群众担心政府再耍阴谋诡计，所以要求完全撤回条例。

“6月12日早上6点，大批年轻人占领了立法会周围的所有道路，令警方措手不及。警方完全误判了形势。数万名示威者通过社交媒体和Telegram等加密通讯工具组织行动。因此当天Telegram也受到中国政府的骇客攻击。

“年轻人的斗志令统治精英大为震惊。《南华早报》新闻主编写到：‘年轻人不害怕警棍和子弹，这是件可怕的事’。”

反送中运动和雨伞运动有何不同？

“反送中运动从伞运中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2014年雨伞运动没有赢得任何成果就结束了。自那之后的4年里，港府采取猛烈的政治打压，中共独裁政权加强对香港政治制度的控制。

“6月12日下午，政府和警方害怕重现像伞运那样的占领局面，因此决定开始镇压。警方当天发射的催泪弹多过伞运79日的总数。

“而且那是香港警方第一次向示威人群发射橡胶子弹。两名示威者被橡胶子弹击中头部，另外两人身受致命重伤。警方还第一次使用了布袋弹。上述武器都是在伞运之后购入的，但是没起到作用！警方原本以为可以用武力吓退年轻示威者和整场运动，但是年轻人奋勇抵抗，反过来吓倒了统治精英（更何况在那之前不久才刚刚有100万人上街游行）。所以中共才决定让步。

“中共独裁者正和特朗普政府进行艰难对抗，无力同时应对这么大的群众运动，所以他们想要通过些许让步迅速平息局面，但是未能得逞。

“林郑在6月15日宣布暂缓修例，但是不仅没能平息群众的怒火，反而因为拒绝撤回条例和为警察暴力辩护，令群众更为愤怒。所以6月16日有200万人上街抗议。”

未来局势将会如何？

“现在群众正在讨论下一步如何行动。政府必须完全撤回条例。今天（6月18日）林郑再次‘道歉’。自6月15日之后，林郑每天都在‘道歉’。但是这些所谓的道歉没有任何新的让步，只是一再重复过去的空话。林郑是天主教徒，‘道歉’对她来说就像去教堂忏悔。也许上帝会原谅她，但人民不会原谅。

“她没有说会撤回条例，也没有说会辞职。实际上，无论她自己想法如何，中共都不会允许她这么做。

“暂缓修例还不足以平息民愤，所以现在中共和港府想要采用拖延战术，消耗运动的精力，从而避免做出更大让步。

“即便只是‘暂缓’也已大大打击习近平独裁政权的权威，如果撤回条例而且让林郑下台，会是中共的大溃败。对于中共来说，迫于群众运动而让步，是最危险的事，因为这不仅会鼓舞香港民主运动，而且会鼓舞中国群众斗争。

“由于中共不会满足群众的要求，运动可能进一步升级。星期一，民主党林卓廷在集会上发言说现在运动对政府是应了‘5比0’，所以不需要进一步的群众行动，结果被在场示威者喝倒采。群众不接受政府现在的让步，他们认为还没有赢得胜利。”

为什么林郑不辞职？中共不是一定可以找到另一个代理人吗？

“林郑现在不过是行尸走肉，但中共不想她下台，否则中共自己会大难临头。香港不是民主国家，香港特首是由一个由大富豪组成的1,200人小圈子委员会‘选’出来的。特首‘选举’完全受中共操控。

“这些精英选民把票投给谁是遵循中共的命令。而香港资产阶级钟意这种制度，因为他们只不过放弃些许直接的政治影响力，就可以得到中共关照，在中港得到各种特权和丰厚的商业合同。

“最重要的是，中共独裁政权打压中国工人群众，不让他们组织起来挑战资产阶级的权力。所以社会主义者主张争取民主、反对威权制度的斗争也需要打破资产阶级的权力。

“中共不想在发生这么大的群众运动的时候举行特首‘选举’。虽然现在群众还不清楚如何才能赢得胜利，但是当前局势已带有前革命特征，如果此时举行‘选举’，可能会刺激群众运动进而要求真普选，局面将一发不可收拾。

“现在没有迹象表明政府会做出更多让步，所以斗争很可能继续升级。”

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如何介入这场运动？

“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投入运动。而且，直到6月9日百万人大游行的时候，都只有我们呼吁政治罢工。为了宣传全港一日政治罢工，我们派发了25,000份传单，并在横幅、杂志和演说中强调这一主张，而且得到越来越多的回响。

“从1920年代之后，香港就没有过政治总罢工，所以我们现在是在重建早已被遗忘的工人传统斗争方式，而且非常迫切，因为运动不能停滞。这场激动人心的运动必须迅速找到能够彻底打败独裁政权的方法和纲领。如果群众运动错失机会，中共将‘反攻倒算’。”

反送中斗争如何向前走？

林郑月娥今天在记者会“道歉”，完全没有回应运动的五大诉求。政府死不跪低，明显是听命令中共，不可以让民主运动有一次彻底的胜利。现在我们要组织更大规模、更有组织的斗争，才能对付中共拖延战术。所以，我们也要串联中港两地的群众斗争。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工人阶级，他们与我们有共同敌人，一起反对中共政权和财团专政。中共害怕香港民主运动胜利会鼓舞士气，以致提出真普选等进一步的诉求，甚至令运动蔓延至中国内地，威胁整个中共政权和财团专制的统治。我们要习近平这个恶梦成真，就能成功！

政府内部严重分裂，但中共不容许林郑作更大让步。我们距离成功还差一段直路。运动应一鼓作气，持续升级，不能被政府的拖延战术消耗。至今运动没有领袖的，反而使泛民不如像以往压制运动的扩张和激进化。但单靠自发运动是不足以应付中共这个强而有组织的国家机关。时间长了运动就需要明确的决策，因此运动需要民主地组织起来，建立由下而上的民主组织架构，为运动提供方向。在当下形势，组织起来，制订行动升级的计划，是成败关键。

现在单靠示威和占领并非可行策略，记得五年前的雨伞运动里，我们在占领马路后让政府拖延得太久，不断受到黑警和黑社会攻击，加上媒体大力抹黑，令民意逆转。当运动进入更复杂的局面，在没有清晰网领和明确领导的情况下，内部就会出现分歧和内耗，最终失败收场。

行动升级的方向应该要罢课罢工。现在我们要组织罢课罢工，保持向政府施加的压力。职工盟和民阵在6月16日一度取消了罢工，然后在群众的期望和压力下才急急恢复，但由于欠缺组织和准备，很多工人在雇主压力下只能个别请假，真正的集体罢工行动仍未发生。个人行动恐怕难收成效，消耗罢工这一策略。团结就是力量，唯有依靠集体行动，运动才能向前走。

罢工一定要准备、宣传和组织，让工人可以集体动员起来，而不是依靠请假或公司弹性处理。真正的罢工将会瘫痪经济，除了对抗中共政权，也在挑战财团的利益。香港财团向来为专制政府护航，不民主的制度正正保障他们的低税率、垄断地位和暴利。

现在反送中运动要制订罢工一天的日子，例如G20峰会召开的第一天，6月28日。职工盟和教协的领导需要履行领导的责任，全心全力动员罢工，不应再犹豫不决。此外，由于香港很多行业都没有工会，或者工会力量薄弱，所以现在需要立即设立“罢工委员会”，串联起来。职工盟和民阵可以征召义工，扩大人力资源，动员群众在大型职场派发传单，推动工会行动。路是人行出来的！

反送中运动要成为2003年反廿三条以来最大的胜利！经过了四年的打压，从DQ立法会议员、政治检控示威者、推动国歌法，我们的斗争终于走出被挨打的局面。五年前我们说过“We will be back!”，现在我们回来了，要双倍奉还给统治者，夺回双普选，打倒独裁政府和财团专制。

社会主义行动的主张：

不撤回、不罢休，林郑下台
谴责警察暴力，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严惩黑警暴行
无罪释放示威者，停止政治检控，停止清算罢课教师
组织香港一天的总罢工，建立罢工委员会，阻止解雇罢工工人
串联中港两地工运，打倒中共专政，打倒富豪专政

G20峰会要行动升级　6月28日再罢工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反送中运动把握G20峰会的机会将行动升级，例如在6月28日发动罢工和示威，以引起世界各地的平民、工人和青年的注意，藉以向习近平和中共施压。将G20峰会作为斗争平台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认为G20峰会上的各国政府是我们的盟友，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些政府也在压迫本国人民，他们反而和习近平与林郑更契合。

反送中运动若要胜利，就先要认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参与G20的各国元首，代表的不是各国的人民，而是和香港政府一样代表各地的大财团和权贵，当中不乏满手鲜血的独裁者。例如，特朗普支持64屠杀，而且公开称赞习近平和普京的铁腕统治；巴西爆发数百万人示威，反对总统博索纳罗打击退休保障，与香港一样遭到催泪弹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现正全面封锁一人以上的集会；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去年下令处死异见记者卡舒吉。沙特军队介入也门战争、屠杀平民，他们的武器正是来自美英“民主政府”。博索纳罗和萨勒曼都是美国政府的盟友。

各国政府首脑关注的是自己国家的财团和地缘政治利益，而不是香港的民主权利。基本上，他们对林郑“暂缓”方案感到满意，想尽快平息香港示威，避免社会不稳而影响他们的营商利益。

这种国家过往都中港的民主问题缄默不言，只顾与中国进行经贸来往。最近由于中美冲突升温，美国才高举所谓“人权”、“民主”旗帜，向中国施压以换取更多经济利益。特朗普已经讲过，香港示威者与林郑会“解决问题”（work it out）。最有可能的状况是，特朗普和其他政府首脑不会G20峰会上提起香港问题，以免触怒习近平。就算他们提出香港问题，也只是将香港当作大国博弈的棋子，想要借此迫使习近平在经贸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决不是真的支持中港人民反抗威权镇压。

真正的国际团结只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平民、工会分子、工人组织、青年和学生，因为他们也在反抗如港府一样的邪恶政权，像我们一样为民主权利而战。我们要将行动升级，推动真正的罢工，向中共政府施压。罢工一定要准备、宣传和组织，让工人可以集体动员起来，而不是依靠请假或公司弹性处理。真正的罢工将会瘫痪经济，除了对抗中共政权，也在挑战财团的利益。

中共和威权港府害怕现在的群众运动继续壮大，进而反对地产霸权和东大屿人工岛等大白象工程，要求提高极低的法定最低工资、增加公共医疗和教育资源。香港房价对年轻人来说遥不可及。现时的最低工资实际上比2010年还要低。港府只顾和富豪财团利益输送，在公共支出上极为吝啬，令公共服务体系早已千疮百孔。而且，反送中运动需要真正的群众罢工，也体现出建设更为强大的工人阶级力量的重要性。送中条例和警察暴力是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但它们也是反对亲富人政策的斗争的一部分。我们主张建设战斗性的工会和新的工人阶级政党，以民主的社会主义政策挑战资本主义富豪统治。

香港：将腐败港铁民主公营！

丑闻缠身的港铁于6月30日再度加价，加幅达3.3%！这是根据所谓“可加可减机制”下的最高容许的封顶加幅，但港铁票价从来是只加不减。每程车票加幅最多达$2，对于生活离不开公共运输的基层民众来说，可谓百上加斤。港铁自2010年起几乎每年都会加价，只有2017年曾冻结票价一年。短短9年间，累计增幅已经达33%！

所谓的“可加可减机制”，是与社会的通胀物价挂勾计算的，理论上在社会严重通缩情况下会减价。然而，由于消费物价指数都会包含如港铁、巴士公司等公共事业的价格，公共事业的收费亦会影响到物价指数。因此港铁加价，就会推高物价指数，而港铁就会根据机制进一步加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2011年来，港铁盈利从未少过100亿。2018年，港铁总盈利为160亿，就算扣除物业地产业务，盈利仍然高达113亿元，比去年增加7%。港铁高层压榨民脂民膏和基层工人，大笔财富流入高管和礼顿这类黑心建筑商的银包，却给群众留下一连串豆腐渣工程。

沙中线丑闻

沙中线的丑闻仍未落幕，反而越调查越揭发更多问题。而且调查尚未完成，就有消息指政府已打算局部通车，为了港铁的利润而置乘客生命安全于不顾。在红磡站，礼顿和另外一家分判商金门基利使用不同供应商的钢筋与螺丝帽，钢筋最多只可扭入螺丝帽约两、三圈，导致隧道连接缝渗水。港铁和礼顿最迟在2014年就已知道存在此问题，但港铁却从未展开调查和纠正，礼顿工程师则告诉工人“扭得几多就扭”。

在丑闻爆发之初，虽然整个项目多个车站出现问题，但政府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只允许有限度地调查红磡站月台建筑以及剪短钢筋的问题。后来红磡站再次爆出有大量工程纪录缺失，更有设计被擅自改动等丑闻，政府才被迫扩大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并重启调查。

然而就连最初揭露丑闻的分判商中科，最近亦公开声明不相信单凭调查委员会便能查明真相，并质疑中期报告所信纳的文件有误。中科更称事件仍有三大疑点未解决：车站结构设计、螺丝帽使用数目及南北线月台涉嫌以“不正规方式”建造。显然，沙中线现时已爆出的腐败问题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虽然政府拥有七成股权，但由于港铁乃上市公司，因此公司实际成了“独立王国”，以谋取最大利润为目标，不受社会大众的民主监督。可见，港铁私营化后，非但没有如资本主义评论员声称所谓改善“服务质素”，更让其变成一个谋取暴利、疯狂加价、剥削工人、腐败的吸血巨兽。

港铁工人抗议

港铁公司除了是市民的吸血鬼外，更是其员工的血汗雇主。6月3日，港铁工会发起抗议行动，指责公司“高层发大财、基层做到呆”、“漠视年资、变相减薪”，要求根据生产力指数及今年通胀率至少加薪8%并改善员工福利。根据工会声明，现时工资水平无法吸引新人留职，令人手长期不足，但列车班次及各项服务有增无减，令员工苦不堪然。

而更早前，同样是由港铁公司营运的高铁，于3月底突然解雇了200名外判员工。工人发起了静坐行动，斥港铁及其外判公司“用完即弃”。涉事的外判公司“国际永胜”，负责高铁的车站助理、车上服务员、客务中心、内部会计等服务。据员工估计，裁员是因为高铁的载客量不足。

事实上，2000年港铁上市时定明如果公司发展新铁路项目如果未能达至一定的商业回报率，政府便会资助港铁。因此，港铁的生意根本是稳赚不赔。换句话说，由民众出资的大白象基建，赚钱时归财团，亏本时却要让基层市民及工人买单，足见公共事业私营化对劳动大众根本毫无益处。

因此，我们需要将港铁收归民主公营，踢走腐败的资本家。透过港铁工人和基层市民的民主管控，我们可以监督企业的票价、工程、甚至沿线土地的发展，确保所有劳动大众都可以得到廉宜而优质的基本社会服务，并废除外判制等剥削制度，提高工人薪资和福利待遇，摆脱资本家的剥削与垄断！

香港：幼儿园教师承受高工时、大压力

教联会最近进行了一项调查，揭示出幼稚园教师的恶劣工作条件。45%受访者表示每周工时达61小时或以上，甚至远高于香港每周平均工时52小时。五分之一更表示达 71小时或以上。

相比之下，幼师的薪资少得可怜。按照免费幼教计划的规定计算，由政府全额资助的半日制幼稚园教师每月仅基本只获得约18,000元，尚未达到政府建议的最低薪酬$20,770。70%以上的免费幼教学额为半日制。

如此长的工时，根本原因是政府投入资金过少导致幼师人手短缺。由于工作过于劳累，再加上难以令人满意的薪资，2018/19学年幼师流失率高达12.3%，创近年新高，结果形成恶性循环。

人手短缺

在香港政府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公共服务部门人手短缺已成为通病。今年年初公立医院医护人员才刚刚因为压力爆煲而举行抗议。港府在学前教育的投放只占生产总值的0.17%，是经合组织中(OECD)其中一个最少的。欧盟顾问建议各地政府的支出应最少为1%。香港的各项幼儿教育发展指标均列经合组织之末，政府难辞其咎。

政府从2017年开始施行免费幼教计画，这原本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政策。但免费幼教计画导致教师需处理大量额外的行政工作，政府和幼稚园又未新增人手，因此成为加长教师工时的直接原因之一。过半数受访幼师表示，施行免费幼教计画之后，其教学及行政工作量大幅增加。

在教师极度劳累、资深教师不断流失的状态下，显然难以维系教学质素。而且在免费幼教计画下，真正免费的大部分只是半日制幼稚园，愈来愈大需求的全日制的学童们仍需支付每年中位数约7,900元的学费。

为了解决幼师长工时、低工资的问题，同时为全港所有儿童提供优质的幼托服务，我们要求把幼稚园全面公有化，由教师、家长和工会民主管理；大幅增加公共开支，在提高幼师薪资的同时立即实行8小时工作制。为了实现这些诉求，需要建设具战斗性而民主的教师工会和工人政党，对抗这个只顾和地产商、财团利益输送，无视基层群众需求的不民主政府。

香港：政府纵容工时杀人

5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在立法会被追问，要有多少人过劳死政府才会推动标准工时，罗致光竟然回应说“死几多人唔喺我哋考虑因素”！罗致光还说，政府要花3年时间去研究是否将过劳死列为职业病。亲资政府只会考虑资本家的利润！

立法会最新数据显示，自2013年至去年中每年平均有过百人在工作中离世，当中极有可能涉及过劳。政府更本是纵容工时杀人，草菅人命。

过劳死

年初，一名64岁的工人为养家身兼数职，下班之后又要再赶往另一份工作，为节省车资和时间在海边长椅休息，结果一睡不起。3月，玛嘉烈医院的一名男护士在家中猝死。其同住友人说：“佢身体一路都唔好，成日话医院压力好大，佢哋成日都要追更，成日话好攰，出事前早更，大概下午1点、2点收工，再之前返中更，约晚上10点11点返到嚟”。

香港是全球工时最高的城市之一，平均每周超过50小时，比全球平均值高出38%。政府自2013年设立所谓“标准工时委员会”，声称要“研究”就标准工时立法的问题，至今已整整过去六年还是白纸一张，而且标准一降再降，从“标准工时”鬼鬼祟祟的改头换面成“合约工时”，有意不就工时规管进行立法。

近期中国程序员发起反对996工作制（朝九晚九，每周六天）的网络抗议，大批饱受996之苦的工人纷纷声讨所属公司的剥削压榨，展示出工人抗争的巨大潜力。

我们要求立即落实最高工时每周40小时制度（包括外劳），并大幅调升最低工资，保证工人在不减少收入的情况下享受8小时工作制。现时林郑政府因送中条例正四面楚歌。如果建设起一个强而有力的战斗性工会运动和工人政党，提出针对冷血富豪权贵和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纲领，我们能够赢得8小时工作制，并打破整个保护资本家利益的威权制度。

香港政治危机继续加深

7月1日的大游行及占领立会行动后，反送中运动进入了新阶段。上个月，群众抗议的规模和频率都创下历史纪录，令香港政府和国家机器处于空前危机，整个政府已曾一度处于瘫痪状态，但是立法会冲击事件改变了局面。尽管还未完全清楚局势会下一步会如何发展，但冲击行动让不知所措的林郑政府有机会站稳脚步，开始反击。

可以预见，中共独裁政权和香港强硬派右翼建制派会利用立法会冲击事件，开始猛烈的政治反攻。政府坚持不做出更多让步，一小部分年轻人因为斗争陷入僵局而感到绝望，所以采取冲击行动。所以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群众运动如何才能组织起来继续前进。

政府死不悔改，已经引发群众空前的怒火。一部分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甚至感到绝望，为了这场斗争不惜牺牲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过去3周已有3位年轻人自杀并留下反对送中条例的讯息。人们担心还会有更多人自杀。

现在可以清楚看到，冲击立法会的年轻人掉入了警方的陷阱。可能是有中共煽动者挑唆示威者采取这种无计划的混乱行动，让香港政府和建制派借机发动最猛烈的舆论攻势，抹黑群众斗争。中共政权及其驻港代表和代理人一贯使用这种见不得人的阴谋手段。

冲击事件之后，政府很可能会更加强硬地拒绝运动的任何诉求，同时加强警察镇压。运动已经走到了重要的、甚至可能是关键的转捩点。

社会主义行动相信斗争仍可以取得历史性的重大胜利，但要胜利的话则需要更高程度的组织和协调，更民主地讨论战略、策略和目标，特别是要讨论采用群众罢工这一尚未用过的武器，开始发挥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的力量。现在运动“没有领导”，但当前形势下运动迫切需要清晰的领导，从而让整个斗争采取能够致胜的战略。

史上最大七一游行

七一大游行有约55万人参加。尽管人数不及6月9日和16日，但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次七一游行。群众已有些疲惫，而且怀疑就算再来一场巨大游行究竟能有多大效果，这种情况无疑是今次游行人数不及上月的原因之一。

政府继续无视五大诉求（撤回送中条例；独立调查6月12日警察暴力；释放所有被捕示威者；撤销对612冲突的暴动定性；林郑下台），令群众越来越沮丧，也越来越愤怒。

6月9日和12日的示威之后，政府瘫痪了，直到七一前行政会议两周没有开会。建制派出现严重的公开分歧。“罪魁祸首”林郑则几乎两个星期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直到七一才露面做例行演讲。

还不下台？

如果是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像林郑这样的政府几乎一定已经倒台了。可是在香港，尽管群众抗议已经让政府颜面尽失、毫无“合法性”可言，但林郑还在死撑。这种状况让群众和年轻人感到焦虑和沮丧：还需要做什么才能打败她？对于港府所服务的资产阶级来说，像林郑这样为人民所唾弃的政府最好下台，换上一个新的亲商政府，做出些许短期让步，以争取时间，瓦解群众运动。

但是香港资产阶级没有权力自行换掉负累般的政府，因为这项权力紧握在中共独裁政权的手里，而中共至少现在仍坚决不让林郑辞职，否则可能会开启一连串政治危机。

就像5年前的伞运一样，香港政治危机的异常之处来自于中共独裁政权。作为香港的最高统治者，中共拒绝在民主问题上做出任何、哪怕只是次要的让步，因为它害怕如果在香港示弱，会导致严重后果：在上层会加剧党内精英权斗，挑战习近平的“强人”地位；在下层会鼓舞中国群众斗争，挑战愈发恶劣的威权统治和经济紧缩。

暂缓修例当然是由中共拍板的。所以对于“绝不后退”的中共独裁政权来说，这是非常重大、甚至罕见的一次局部败退。但是香港群众（特别是年轻人）并不满意，因为他们知道中共一贯会耍手段：先做出一些假让步，拖延时间，等到群众压力消退后便立即开始无情反扑。

军事威胁

中共独裁政权正明显向香港加大压力。一方面是恐吓群众运动；另一方面震撼它在香港的走狗，让他们“冷静下来”。6月26日，解放军驻港部队举行演习，但直到7月2日才由中国的《解放军日报》报导出来。这场演习一部份显然是出于“外国阴谋”论，想要告诉中共政权内各派别，在需要的情况下习近平会动用军队。另一方面如香港《南华早报》采访的一名军事专家所说，也是公然以武力警告反送中运动。

在当前阶段，中共直接军事介入的可能性仍然非常非常小。虽然中共对香港群众的顽强斗争大为光火，但如果派军队占领香港，将会从多方面给中共造成致命危险。如果解放军攻入香港，在台湾就算是最亲中共的国民党政客也无法公开支持“和平统一”。

另外，中美“冷战”一再升级，已经远远超出了贸易战的范围，而且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也不只是特朗普政府。这意味著，军事干涉香港可能会引爆2014年克里米亚那样的国际危机，或者更加糟糕。西方资产阶级政府会以香港问题为借口，推出更多反中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并试图在国际上孤立中国政府。对于中共来说，另外一个可能更严重的问题是香港群众的抵抗。香港的人口远超过克里米亚，而且就算中共军事接管香港，如何统治香港这一的问题也将成为中共的恶梦。

把斗争蔓延到中国

傀儡港府就算陷入重重危机（例如2014年梁振英政权曾短暂地濒临崩溃），都有中共这个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后盾，这是现在香港群众感到沮丧的真正原因。

数百万示威者以及在网络论坛上热烈交流动员方法的数万年轻人越来越不知所措：这场斗争怎样才能赢？运动似乎用尽了所有方法。但是由于中共的存在，这场斗争是不对等的。

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一直解释说，香港群众要想赢得真正的民主权利、打败政府的亲富豪政策，必须将斗争蔓延到中国，与中国日渐高涨的群众怒火（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怒火）连接起来。中国拥有5亿工人，而且近年来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愈发增多，他们让习近平和独裁政权真正感到害怕。

今天香港群众斗争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打破孤立于一城的局面、点燃全中国乃至更广阔的群众运动，从而和独裁政权“公平决斗”。如果香港的示威者开始打出口号、呼吁中国群加入对抗独裁政权的斗争，也很可能会掀起内地群众的巨大响应，对中共政权造成更大压力。

中港都面临著威权统治、警察镇压、持续已久而且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缺乏可负担住房、年轻人没有前途的工作、富豪专政，而且中国的情况往往更加严重。

没有领导的运动

在本文撰稿之时，中共无疑正努力让跛脚港府和建制派装出镇静的样子，把握住立法会冲击事件这个“好机会”，反击群众运动。有报导称，负责香港事务的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韩正本周再次到达深圳，对林郑做指示。首先政府会发动暴风般的舆论攻势，大力“谴责”冲击立法会的“极端激进暴力分子”。警方正从6月12日之后的守势中恢复过来再度进攻，根据媒体和监控镜头拍摄的照片搜捕七一进入立法会的年轻示威者，而且会在未来的抗议中更强力镇压。

群众运动需要采取新方法来应对挑战。年轻人没有领导的、去中心化的自发行动目前已经取得很多成果。

在一些斗争中，群众的自发性和创意可以发挥非常积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但一般来说，过去的所有群众斗争，无论成败，都表明，自发行动有其局限性。特别是在斗争一开始，自发性能够发挥有力作用，但是当运动变得更加复杂时，当我们的敌人开始改变战略时，胜利的关键在于组织和清晰的斗争战略及纲领。

近几年“组织”被视为过时的想法，群众斗争中存在反组织的情绪，其原因很复杂。社会主义者已在其他文章里分析过这一问题。但是在今天的香港，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斗争必须要有组织，必须要有平台让抗争者有组织地、民主地讨论如何前进。

香港眼下的斗争（尤其是年轻人）“没有领导”，起初并不是有意识的选择。同时，的确许多年轻示威者认为“没有领导”是进行运动的好方法（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过去4年的镇压有至少48宗政治检控，数百名抗议者被告，超过100名抗议者被判入狱，而且较激进的泛民政党和非建制派团体受打击最为严重。

对政府不利的情况是，现在他们没有可控制运动的谈判对象，无法通过迫使领导妥协，以瓦解群众运动。就算刚好出狱黄之峰尽管备受媒体瞩目，但在运动中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

需要怎样的斗争？

运动在无意识中出现一种“分工”。民阵发起了69、616和71游行，做了大部分联络媒体的工作；网络群组里的年轻人则提出和动员激进抗议，以及和当局直接对抗。

这种“分工”存在很多问题。它的出现是由于现实群众组织薄弱（这是香港民主斗争长期以来的特点）。一般来说，在世界各地，群众组织程度和当地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例如工会）的传统实力直接相关，正如近几年大多数国家的工人组织都受到本国资产阶级和政府的打击。香港工会和工人组织的规模很小，严重影响到当前的斗争。

民阵和泛民政客公开说自己不想领导更具战斗性的青年的行动，也不想为之负责，只是向他们提供支持。这也反映出泛民“领导”和政党的权威已经减弱，尤其是在伞运无果而终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打压之后。民阵发起的616游行是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但在那之后，民阵尽管完全认同运动需要升级，但也承认自己不知道要怎么做。

另一方面，年轻人在国家机器的面前，展现出巨大的主动性、创造力和勇气。但他们经常认为组织大型游行不属自己的范畴，所以最好把后者留给民阵和泛民去做，这就是所谓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确，许多年轻示威者认为游行没那么重要，因为接连的大规模游行也未能打败政府、实现民主变革。年轻人并没太大兴趣组织政治团体，反映出无意识的行动主义及无政府主义。

泛民和年轻人都不想将双方的活动凝聚成一个更有力且更有组织的整体。不幸的是，尽管许多年轻示威者视去中心化为优势，但去中心可能导致运动零碎化，甚至可能在某一阶段造成严重分裂，因此会越来越妨碍运动前进。简单来说，运动需要领导。

我们不是指像伞运时那样自上而下强加的领导。年轻人有理由去厌恶泛民政客和民阵，因为泛民没有民主、开放的架构。但现在群众运动需要的是真正战斗性的领导，而这样的领导需要通过组织基层活动者、自下而上民主地建立。

民主的讨论和计划

年轻的示威者通过加密通讯软件，匿名地连结起来。他们害怕如果在现场被认出真实身分或者被监控镜头拍下，会被警察逮捕。他们的担忧是合理的，因为港府已经在引入内地的镇压手段。数年来，中国内地越来越多的抗争工人不再公开选举代表，因为这些代表会第一个被逮捕、解雇。

在愈发威权的社会，年轻人不得不得采取这种措施。但是采取半地下的组织方式、隐藏抗议者的身份，并不代表自发的、即兴的、无计划的行动足以打败有中共独裁政权支持的傀儡港府。

所以当前迫切需要充分地、民主地讨论推进运动所需的方法、策略和政治目标。只有建设起群众组织，才能够进行这样的讨论以及在出现分歧时进行投票。尽管一部分年轻人认为网络聊天群组可以成为民主的辩论和讨论的平台，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当许多涉及不同问题而且不连贯的讯息同时出现在眼前，根本无法进行有组织、有架构的讨论，因此最终也无法达成清晰的行动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网路投票不是基于民主讨论，因此反而会让示威者更加混乱。

现在则需要在所有学校、职场和社区建立反送中委员会，向所有想要积极参加斗争的人开放，以民主的方式运作。尽管反送中游行都是由民阵主办的，但现在民阵也承认也不知道斗争可以如何继续、如何升级。我们认为运动的各支力量（例如民阵、工联会、学生和青年团体、以及其他相关组织或个人）应该号召参加运动的所有团体或个人举行一天的会议，讨论如何更有力地组织斗争，建立民主的委员会，大量招募自发的示威者参与，从而民主地制定运动战略和策略。

组织真正的一日政治罢工

战略要想成功，关键是举行一日的政治罢工。直到现在反送中斗争还没有过真正的政治罢工，这是一个明显的疏漏之处。首先应该诚实地讨论，分析为什么虽然有许多人谈到罢工，但并没有组织起真正的罢工。

香港工会的软弱和局限性不是秘密。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如何才能鼓励大批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组织起来？如何才能把运动当前的诉求联系到工人和专业团体日常面临的问题：全球最长的工时、实际收入停滞、私有化、公共服务崩溃、政府拒绝实行全民退休保障。

如果有组织的工人站到运动的第一线，瘫痪经济哪怕只是一天，并警告政府如果不满足群众的诉求，工人还会有进一步的行动，那么能够迫使强硬的政府退让。正是因为没有这样有力的工人行动，今天的斗争难以前进。世界各地有非常多的例子表明，大规模工人罢工是对抗威权政权的决定性武器，例如上个世纪的南韩、南非、巴西以及现在的苏丹。

69游行之后，突然有许多人开始谈论罢工，这很大程度上仍是自发的。不幸的是，职工盟和教协几乎没有提供任何领导或指引。直到69游行时，社会主义行动仍然是唯一一个呼吁总罢工的组织，而且我们为此在各场示威中派发了总共超过35,000张传单。

由于一些新闻稿和社交媒体帖文造成的误解，海外媒体以为香港真的发生了罢工。的确，一些小商铺在6月12日或其他示威的日子停业，但规模非常小。民阵起初号召三罢，然后又取消。直到6月16日200万人游行之后，民阵才在最后一刻重新号召三罢集会，而且根本没有组织。

当时职工盟就罢工行动召开新闻发布会，但其实也不是真的发动罢工。职工盟发言人说，工人应该请求雇主放几小时的假，让他们去参加集会。这并不是罢工！职工盟的这种做法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工人自己，而工人一对一和雇主谈判时是最无力的。真正的罢工应该是统一号召下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所以需要领导。当大批群众真的开始考虑罢工时，工会干部却没有正确处理罢工问题，没有给工人提供任何真正的领导，令问题更加复杂，而且也导致运动中越来越多人认为罢工“太困难”、“不切实际”。

冲击立法会

也只有考虑到运动的这种领导真空，才能正确理解七一那些年轻人冲击立法会、布入警方圈套的错误。

政府试图利用冲击事件误导、震吓群众，重新巩固自己的力量、发起反击。运动需要对此做出回应。现在还不清楚政府的反击能走多远，因为它被过去一个月的群众斗争大大削弱，还没有恢复过来，但如果运动越迟做出有力回应，政府就会越自信。

泛民说冲击事件的责任不在抗议青年。泛民的做法是对的，而且值得称赞。责任完全在于林郑政府、中共独裁政权和警方。他们毫不退让，而且过去4年的残酷打压也引起一部份年轻人生出绝望情绪。

毫无疑问，冲击事件是警方给年轻人设下的陷阱。中共及其在香港国家机器内的走狗过去多次策划过类似的煽动，试图陷害、分裂民主斗争。当晚9点警察撤出立法会，实际上就是在“请君入瓮”让示威者进入。许多评论人士，包括警队前高级指挥官和安保专家，都质疑警方的行动。而且在7月2日凌晨4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卢伟聪就匆匆否认这是陷阱，反倒令人更感到怀疑。

一名警队前指挥官对路透社说：“世界上很少有哪个政府会做出这么大退让，在那种情况下把议会交给煽动者和顽固示威者”。

立法会入口被打开几个小时后，示威者才开始进入立法会。年轻示威者没有清晰计划，所以犹豫不决。按现在已有的消息来看，进入立法会似乎只是由不超过200名年轻人讨论决定的，而且当中大部分人也不清楚为什么要进入立法会。一些人认为他们可以点燃一场港版太阳花运动（2014年台湾学生和青年占领立法院24天），但是他们完全误判了形势，因为就算是进入立法会的示威者大部分也不支持长期占领。

立法会内的记者报导说，示威者热烈地（有时是激烈地）讨论下一步要做什么（《Hong Kong Free Press》，7月3日）。“许多决定是由一些小团体做出的，没有统一的协调人。示威者被告知，他们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有示威者贴出告示，禁止破坏书籍和文物。示威者在喝了立法会里的饮料之后还留下了钱。有人在立法会讲台上悬挂港英旗帜，但很快被拿下来，这再一次说明示威者内存在不同的政治观点。他们的许多口号（例如真普选）能够得到群众广泛支持，但是其重要性可能比不上冲击行动给运动造成的伤害。

需要群众组织

冲击事件的关键教训是，运动需要真正的组织。评价任何行动、方法、策略的标准是，看它们能否推进群众斗争、提高群众的斗志和政治觉悟。

这不是责备青年示威者，而是认知到，尽管六月多次大规模的动员令人惊叹，但运动存在严重弱点。尤其重要的不足是年轻人缺少真正的群众组织，而工人阶级组织也很薄弱。

有些人认为缺少组织是一个优势，但事实恰恰相反，这是一个障碍。自发性的力量不是无穷无尽的，因为群众运动不会一帆风顺，必然会有曲折和危机。我们需要群众组织，需要民主选举的领导层总结运动的经验教训，从而预测敌人的诡计并打败他们。今天香港缺少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战斗性的工人群众政党。这样一个政党能够开始填补群众斗争在政治和组织上的真空。

社会主义行动活跃在香港的反威权斗争中，争取群众支持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以取代现在这个残酷的腐败制度。为了打败林郑政府，运动也需要挑战资产阶级富豪的权力，因为林郑政府就是服务于这些富豪的利益。从97主权移交一开始，香港富豪就和中共沆瀣一气，坚决反对民主选举，并借助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攫取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如果说那些富豪过去担心送中条例会损害他们的财富和人身安全，那么现在他们更担心群众抗议给他们的利润造成的影响和威胁。他们想要香港尽快恢复“稳定”（实际上是指镇压）。

为了有效地组织起来对抗港府和中共政权，我们需要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将年轻人和群众当前的迫切诉求（反对送中恶法、警察镇压和中共逐步扼杀香港局部的政治自主）联系到根除住房危机（香港18-35岁的年轻人有四分之三仍和父母住在一起，而英国是四分之一）、贫穷、医院危机以及其他社会问题。这需要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将银行和大公司从富豪和中共“红色”资本家手中夺过来，将社会资源公有化，交给工人和劳动群众民主控制。

香港：纸皮价格暴跌 拾荒长者无以为生

近期，前线废纸回收价格预计将跌到仅1毫/公斤，这会是20年来的最低点（而且还没有算上20年来的通货膨胀），4万名拾荒者深受打击，其中三分之一是60岁以上的长者。大批贫穷长者甚至无法依靠执纸皮勉强度日，生活更加恶劣，同时香港可能出现“纸皮围城”的局面。“纸皮婆婆”成为香港极度新自由主义政策和贫穷问题的最悲凉写照。

今次回收价格暴跌，是因为中国龙头纸厂“玖龙纸业”将从香港进口废纸的价格压低三分之一（从每吨港币900元降到600元）。如果其他纸厂接连压价，情况会更加严重。

出口价格暴跌

香港每月向中国出口6万吨废纸，占本地废纸总量的近一半。出口的废纸会被用来制造再生纸或者纸皮箱。去年底，香港对大陆的废纸出口价格为1,100-1,200元/吨，当时拾荒者执一公斤纸皮可从回收商处得7-8毫。这是非常微薄的收入。但由于中国政府收紧废物进口标准，在6月前废纸价格已经跌到4-5毫/公斤，执一天纸皮还不够买一餐饭。有关注团体指，依靠执纸皮帮补生计的贫困长者收入减半，部分长者要动用“棺材本”过活。

废纸价格下跌部分也是因为中美贸易战。由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徵大笔关税，中国制造业出口和生产减少。相应的，用于包装的纸皮箱用量也减少，进而波及香港废纸回收业。

由于没有全民退休保障，加上高昂且继续上涨的物价，贫穷长者不得不依靠执纸皮拾荒维生，每日工作10多小时只得数十元收入。我们要求立即落实全民退休保障，保证长者能过上体面的退休生活。同时也需要将回收业公有化，建造更多的再生纸工厂满足本地回收需要（生产应该符合环保要求），由工人民主管控，保证至少66元/小时的生活工资和8小时工作制，从而创造更多体面的工作岗位。

保障住房权利 消灭地产霸权

今年早些时候仁济医院提出一项“社会房屋实验计画”，准备在荃湾海角街及海兴路交界天桥下安放100多个水泥管屋，租给轮候公屋超过3年或者居住环境恶劣者。不出意外，该计画受到普通市民嘲讽。除了天桥下恶劣的空气质量，还有网民称水泥管屋有如贫民窟，“衰过以前啲安置区”，并哀叹“香港人点解搞到咁折堕？”

如此荒谬而且根本无助解决香港住房问题的计画却得到政府支持。房价持续飙升，亲资政府将精力全部投向送中恶法，却无心保障基层群众的住房需要，只会做出此类装饰性的政策。去年9月房协推出的“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画”至今没有任何成功出租个案，而且已被指出可能造成“居屋劏房”。

社会清洗

香港已连续9年成为全球房价最难负担的城市，平均一个家庭要不吃不喝21年才能储够钱买房，远超过排第二名的温哥华（12.6年）。买房者要将近70%的收入用于偿还住房按揭。还有21万人住在平均面积不到60呎的劏房，其中三分之一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

与此同时，公营房屋供应远不及需要，而且林郑上台之后还继续推进绿置居，试图私有化公屋，减少公屋供应，助长楼市炒卖。绿置居不断蚕食市区公屋，这是变相的社会清洗，将穷人逼入较远的新界地区。绿置居能于数年后通过补地价进入私楼市场，价格较高的市区房屋便会沦为投机之用。

截至今年3月底，轮候公屋的户数超过25万，平均轮候时间增长至5.5年，创1997以来新高，被讽刺是“等到死”。政府称将把未来10年新建公私营房屋单位（而非面积）的比例从6：4提高到7：3，但同时预计未来5年内每年只能供应14,500个公共住房单位，而私人住房单位则有13,500个，远远达不到承诺的比例。政府连6：4都未曾达到，新的承诺当然更是空话！

《南华早报》一篇专栏文章写道：“香港住房问题需要政治性的解决方案，而且要改进制度就必须有勇气对抗强大的地产大亨。地产大亨仍在继续炒高房价，或是囤积土地；或是推出不到200呎的‘房屋’，好像这样的房子真的能满足生活需要。”

为了解决住房危机，必须消灭的地产霸权，而不是靠“水管房”丶“共享房屋”这些哗众取宠的政策，也不能靠实为利益输送的“公私合作”。但是林郑和亲资港府没有挑战地产商的“勇气”，反而助长楼市投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靠经营劏房和炒卖地皮致富！

社会主义者要求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丶地产商囤积的土地丶棕地丶闲置军用土地，每年至少建造5万间公屋；停止东大屿人工岛计画，加徵富人税和资本利得税，为兴建公屋提供资金；也需要进一步将地产商和银行公有化，由基层群众和工人组织民主管理，才能彻底消灭地产霸权，保障所有人的住房需求和权利。

性小众平权再接再厉 打倒专制父权资本主义

最近，国泰航空一个两名男子手牵手的广告被港铁和机管局拒绝展示，港铁广告商暗示说该广告“不道德”，引发众多抗议。有同志团体在港铁和机场手牵手拍照以示抗议。最终港铁和机管局被迫改变决定。两周之后入境事务主任梁镇罡的同志伴侣福利案上诉得直。4年前，因政府不允许他及其在新西兰注册的同性配偶享有医疗丶牙科保健等已婚公务员福利，也不允许他们采用配偶合并报税丶评税和享受相关税务优惠，梁镇罡提出司法覆核。该案几经波折，直到今年6月梁镇罡的要求才得终审法院认可。几乎与此同时，终审法院裁定4条男男性罪行条文违宪，予以废除。

尽管香港离真正的性小众平权仍然非常远，但这几宗性平权斗争成果令人鼓舞。赢得这几项成果的部分原因，可能是5月台湾同婚合法化（尽管仍不是彻底平权）给香港当局造成压力，迫使他们做出一些让步，缓和香港性小众的不满，以免香港性小众更大声地要求同婚权利。这从侧面说明，平权运动如果建设起国际联合斗争，能够拥有更大的力量。

维持对性小众歧视

香港社会对性小众的接受程度与日俱增。港大去年7月发布的调查显示，逾半数受访市民支持同性婚姻，近7成受访者支持立法禁止性倾向歧视，而林郑和港府却以“社会未有共识”为藉口拒绝性小众平权。相反，保守港府丶建制派和他们所代表的大企业正是在维护恐同观念和各种针对性小众（以及女性丶外劳等等）的歧视与压迫。

民建联周浩鼎对梁镇罡的司法覆核胜诉表示“担心裁决会引起涟漪效应，由公务员福利引伸至社会各项福利政策”。这正正说穿了建制与大财团惧怕性小众赢得平权会迫使政府为社会福利投入更多资金，不得不提高现在极低的税率。新上任的平机会主席朱敏健上月接受访问时则公开说，在香港“研究让同志缔结伴侣关系政策”是浪费时间和没有可能。朱敏健对展开“性倾向歧视立法”的立场则是左闪右避，只是重覆说要“先进行广泛谘询”。朱敏健拥有丰厚建制背景，曾任职廉政公署35年执行处处长及加入过监警会，他的表态正代表了香港政府。

由于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再加上本就残缺的民主权利近年来持续受到打压，香港政府和建制倾斜于大财团的利益，宁愿大白象基建工程把数万亿公帑输送给财团，也不愿意满足同志伴侣的社会保障需要，因此政府一直拒绝承认同婚，维持对于性小众的歧视。而且如民主问题一样，大力打压性小众的习近平政权也不会容许香港同婚合法化，否则会激励内地平权运动，甚至可能威胁中共独裁统治。香港是现在中国唯一可以举行同志游行的城市，每年会吸引大批内地性小众参加。

连结民主斗争

这也是香港广泛基层群众所面临的状况。资本家和亲资政府打压劳动大众的基本民主权利和保障，例如剥夺议员资格丶削减公共房屋丶打击最低工资丶综援等，所以性平权斗争是与民主斗争互相扣连，只有最大化劳动者的团结，才能赢得平权。

现时香港仍有五宗有关同志权益的司法覆核在排期审议中，社会主义行动支持任何促进平权的斗争手段，包括司法手段。但法院从来都不是中立的机关，它往往是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推动性平斗争最主要战场应是群众运动。正如台湾同性婚姻权也是经历长期群众斗争赢取回来，而蔡英文政府实际上压低了台湾同志本来可以取得成果（民法同婚）。现在香港法院做出一些有利于性小众的判决，但这实际上仍然是迫于香港内外同志运动的压力。香港极需要更有组织丶更具战斗性的性平权斗争运动，这需要连结到民主运动与工人运动，共同挑战独裁中共和资本主义父权制度。。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

立即实视同志平等权利丶消除性倾向歧视丶婚姻全面平权。
职场建设工会斗争，消灭职场歧视。
完善保障同志族群和所有人的社福资源与权利，包括医疗丶教育丶住屋丶退休保障等，实现真正的选择权和实质解放。
推翻父权资本主义制度和专制独裁中共。

香港：反对示威禁令 ！抵抗渐进“戒严”！

林郑政府已经比送中条例更加“寿终正寝”。但中共不准许林郑下台，否则会被视为习帝的大败退，而且可能导致群众斗争蔓延到中国。如果现在更换特首，将会激发大批香港群众要求真民主，反对被富豪财团把持的威权制度。

所以群众斗争的立足点已经改变。现在不只是反抗“垂死”的林郑，而是以反抗中共独裁政权为主。据报导，中国副总理韩正已经坐镇深圳，指挥港府每日的行动。警察已经沦为中共政策的主要执行者。

警方和建制派正想办法煽动市民“暴动”，从而有借口镇压运动。新城市广场发生的疯狂的警察暴力表明，警方的新“战略”是要围堵年轻示威者，故意引发冲突，这种不顾一切的做法甚至可能导致有人死亡！他们想以此为借口禁止抗议游行。政府声称会考虑分区戒严，正是要试水温。如果分区戒严成功，他们就会试图全港戒严。运动必须反对所有禁令。就算警方不允许，我们还是照样游行！我们要捍卫神圣的集会和示威权！

为了打败中共和香港警方的这种战略，我们必须从三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升级斗争：

我们必须把革命蔓延到中国，团结中港群众共同反抗中共独裁政权。中港两地都面临著中共威权统治、警察镇压、持续已久而且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缺乏可负担住房、年轻人没有前途的工作、富豪专政。
我们的斗争必须超越“五大诉求”，要连结到结束整个香港的威权资本主义制度；我们要提出实行真普选，将投票年龄降低到16岁，以真正完全民主的人民议会取代受操控的立法会的；另外要求由群众民主管理经济，打破富豪对地产、银行和大企业的控制，因为正正就是富豪专政造成了贫穷、过长工时和住房危机。
我们必须认真组织一日的总罢工来将政府拉下台，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现在就开始在所有工作场所和学校组织罢工/罢课委员会和工会。
我们的运动已经开始撼动习近平独裁统治，令中共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但是这也意味著，中共一定在认真准备反击。群众斗争需要群众组织，通过在所有地区建立民主的群众委员会，将所有人团结起来，防止运动碎片化，民主地决定运动的下一步行动。

将群众斗争蔓延到中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香港群众运动仍然像2014年那样孤军作战，政权可以拖垮运动。把斗争扩展到中国会涉及到许多方面，为了进行如此广泛的斗争，运动必须拥有真正的组织和民主架构。松散的网络和“自发”行动是不够的！所以社会主义行动主张建立新的工人政党和战斗性工会。通过这两者将斗争组织起来，能够打败独裁政权及其所保护的经济特权阶级（即资产阶级富豪）。

如果香港成功组织起真正的一日政治罢工，一方面可以直接对港府和中共造成空前压力，同时势必会令更多中国和全球群众关注和了解香港的现在斗争，令中港群众更有信心对抗中共和资本家的压迫剥削。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

超越“五大诉求”；我们要求立即在香港和中国实行全面民主！
组织香港一天的总罢工，作为群众运动的下一步主要行动；建立罢工委员会，建设强大的战斗性工会，阻止雇主迫害、解雇罢工工人；
打倒中共独裁政权和财团专政，踢资产阶级富豪！
建立新的工人阶级政党，将争取真民主的斗争联系到反对工人恶劣的生活处境。我们反对现在这个由资产阶级富豪掌控的制度，资产阶级仰赖残暴的威权政府保护他们的亿万财富。所以我们主张社会主义，主张由群众完全民主地控制政府和经济。

元朗黑社会袭击：一切都已改变！

7月21日星期日晚，数百名身著白衫的黑社会暴徒在元朗西铁站疯狂攻击示威者和途人（包括至少四名记者）。我们必须做出最果断、最有力的回应。黑社会的袭击直指群众运动核心。过去两个月数百万人的和平示威已经令中共独裁政权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

黑社会使用铁通和藤条无差别地殴打地铁站内的乘客，至少45人受伤，其中至少两人受重伤。一名众志成员他的头部被殴至破洞，头顶伤口长达6cm，后脑伤口则长达3cm。一名孕妇也被疯狂的白衫暴徒殴打。

警察很晚才到场，而且丝毫没有阻止黑社会暴行，也没有逮捕任何人。任何关注反送中运动的人对此都不会感到惊讶。群众普遍怀疑警方和黑社会暴徒勾结。一段现场视频显示，警方八乡分区指挥官李汉民对暴徒表示感谢，尽管他也说不想黑社会的“帮忙”令警方辛苦！

元朗暴徒采用了法西斯式的手法，通过高度组织的恐怖团伙试图制造恐慌，打击工人阶级和受压迫者的抗争信心。不久前苏丹军政府也使用类似的方法试图打败反威权群众运动，而且更加致命。

元朗暴徒是在效仿墨索里尼的黑衫军和希特勒的褐衫队，来支持独裁政权。他们的规模比较小，但是如果群众运动不做出坚定的回应、展现出更强的意志、更紧密的组织和更高的纪律，他们就会变得更加凶残、危险。

元朗“白衫军”大部分都是收钱做事，并不是特别受某种政治立场驱动。而群众斗争的优势正是在于强得多的号召力（反抗腐败、残暴的政府）以及多得多的人数。但是群众需要真正组织起来，才能把这些优势变成实际力量。元朗事件已经向我们发出警号，有组织的自卫已成为群众运动获胜的关键，刻不容缓。

在中国大陆，腐败的中共官员也经常勾结资本家，用黑社会暴徒恐吓罢工工人或反征地的农民。现在政府把这种做法引入了香港。

由于送中条例遭遇惨败，中共独裁政权的“香港战略”也已崩溃。现在林郑比“无用”更加糟糕，因为她每做一件事都只会令群众更加愤怒。中联办和中共最近派到香港的数百名特工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现在中共在香港唯一“可靠”的政治工具就是警察。根据雨伞运动的经验，他们想用猛烈的警方行动消耗运动的力量，同时也希望制造“混乱”和“暴力”令群众疏远运动。但到目前为止，政府反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群众对政府的怒火极为高涨。

由于整个社会都鄙视警察，警方内部也出现危机和分歧。所有上述因素迫使政府不顾一切地利用黑社会来攻击运动。在五年前雨伞运动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时蓝丝对占领者的攻击越来越暴力。但是元朗事件把暴力提升到更公开、更危险的水平。所以群众运动须要做出清晰、有力的回应，否则反动威权势力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早前已遭受警察暴力的记者在元朗事件后迅速发声。香港记者协会、香港摄影记者协会、独立评论人协会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元朗黑社会袭击“严重损害新闻自由及公众知情权”。一些记者计划在未来几天举行示威。

在社交媒体上，已有人呼吁7月27日星期六在元朗举行示威。这是重要且值得欢迎的一步。不过元朗示威必须采取自卫措施，包括保护示威者在往返途中的安全。现在迫切需要切实组织自卫。

组织自卫 刻不容缓

群众运动有权保护自己，抵挡法西斯式暴力。这已成为斗争最迫切的问题。自卫需要有组织。李小龙的“如水”广受欢迎，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但是“如水”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实际上，元朗事件已经说明，“如水”作为一种斗争方法存在很大局限性。

当前这种长期的斗争不能仅仅依靠自发行动，必须要有计划和组织。而只有通过民主的基层渠道才能有效地组织斗争（从上而下的官僚控制会破坏运动）。运动需要领导，但领导必须由群众选举、受群众监督。所以社会主义行动提出应该在每个工作场所、学校和地区建立民主的基层委员会，来组织群众斗争。

为了反击有组织、有充足金援的法西斯式黑社会袭击，最为需要的是以民主架构组织自卫力量，保护群众运动。如果工会发挥领导作用，帮助建立自卫力量的骨干，那么效果会是最好的。这样也可以反过来帮助建设工会。在当前斗争中，建设工会是另一项迫切任务，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强大的工人组织和工人阶级的传统斗争方法（例如罢工）是打败独裁政权的唯一方法。如果工会干部不采取上述行动，那么基层工人和年轻人就必须采取行动。这是为了保护基本的民主权利，例如集会自由、言论自由、乃至安全回家的自由。

社会主义行动于7月22日星期一发布的声明解释说：

“群众受到黑社会近乎法西斯式袭击后，必须做出最果断、最有力的回应……我们有权保护自己，抵抗法西斯暴力。这是我们的人权。自卫需要有组织，以保护抗议者和普通市民为目的，不是为了攻击……

“在727之前应该召开群众大会，选举产生自卫委员会，选出认真、有纪律的代表。代表应该将示威者和公众安全放在第一位，当示威者遇袭时组织强硬的防卫行动。”

警黑合作

元朗事件背后的政治力量是显而易见的。如中国劳工论坛此前的报导，亲政府阵营希望煽动暴力事件，从而有借口实行戒严，禁止群众抗议。过去几周，警方使用催泪弹、橡胶子弹等武器攻击示威者，警察暴力不断升级。如24名民主派议员发表得联合声明所说，有明显迹象表明警方和元朗黑社会暴徒勾结。

毛孟静说：“999打唔通，警署落闸，有警察见到暴徒就视而不见。”

民主派议员要求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辞职，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元朗黑社会袭击。这是正确的，但是这样还不够。他们遗漏了一个关键问题，即群众自己须要如何捍卫示威权和继续斗争。就算卢伟聪下台（中共对此坚决反对），我们仍显然不能指望警方保护我们的权利。元朗事件说明，有组织的自卫是群众运动当前最迫切的问题。

警方为了装扮出所谓的“公平处理”，可能会逮捕一些元朗黑社会暴徒，同时继续升级警察暴力。在他们眼里，要求民主的示威者才是真正威胁。警方针对右翼势力的任何一丝行动主要都是为了防止群众运动因元朗事件采取自卫措施。

政府的虚伪

右翼建制派和元朗事件的关系也已显而易见。在黑社会暴徒进入西铁站攻击乘客的同时，和许多黑社会暴徒一样代表新界封建势力的建制派议员何君尧被影到向暴徒举起大拇指并和他们握手。何君尧对暴徒说：“辛苦晒”。因为害怕因此被刑事控告，何君尧于次日试图撇清自己和暴徒的关系。但在一场记者会上，何君尧仍然说到暴徒只是在“保护家园”。

更广泛的亲政府政客以及林郑和高级警务人员的虚伪言论表明他们有份参与元朗黑社会袭击。大话连篇的林郑在记者会上假装对元朗事件感到“震惊”，但其主要发言却是关于同晚中联办外的反送中抗议，并将这两起“暴力事件”相提并论。

但元朗发生的恐怖袭击，造成多人受伤，而中联办外的抗议只不过是破坏了一些设施和中共的面子。更令人发指的是，林郑拒绝把元朗事件定性为“暴动”，但以往许多年轻示威者却被控告此罪名。林郑的前任梁振英在Facebook上说：“严厉谴责涂污中联办国徽的暴徒！这些败类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历史的唾弃。”

长期斗争？

中共独裁政权正竭力应对香港群众运动。它完全没有预想到反送中运动的爆发，说明它花费巨资在香港建立的情报系统根本是没有用的“大白象工程”。这是因为在中共独裁政权的体制下，官员就像古代封建王朝那样报喜不报忧。而且今天的中共官员也需要取悦“独夫”习近平。中共这样的制度不欢迎批评或独立的声音。所以独裁政权以为一切都很顺利，直到香港爆发史上最大的群众示威。中共在香港的第一要务一项是防止香港群众斗争蔓延到中国大陆。

中共不准许林郑辞职，否则会被视为习近平的大败退，所以中共可能已陷入争夺香港控制权的长期斗争，而“香港政府”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中共放弃代理人，直接介入香港政局，势必削弱它对未来局势的预见力，也会削弱它在危机中的权威。所以最有可能的状况是，现在的政治危机会变成长期对峙。

尽管部分中共强硬派想要动用解放军，但目前来看军事镇压几乎不可能，因为军事镇压会在香港和台湾引发极为严重的连锁反应，并且会成为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新战线。尽管美国政府和特朗普对香港民主斗争几乎没有兴趣，但如果解放军接管香港，他们也不可能袖手旁观，否则美帝国主义在亚洲和全球的权威会受到严重打击，所以美国政府应该会在外交和经济方面做出猛烈回应。

因此，中共独裁政权目前只能试图拖延，希望群众会像雨伞运动那样耗尽精力。但是反送中运动比伞运的层次更高，更具战斗性，规模也更大。今天群众对缺乏民主、警察暴力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更加不满（尤其是年轻人）。群众的怒火被总结成一句话：“无钱，无房，无民主”。

社会主义行动从反送中运动一开始就解释说，必须将斗争蔓延到中国，只有反对中共独裁政权的革命斗争才能给香港带来实际变革。所以必须争取中国群众的支持，而不是像一些示威者认为的那样，只需要以行动触怒中共政权（中共已经生气了）。

为了实现中港群众的团结斗争，必须明确挑战中共富豪专政及其所维护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我们需要一个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将香港当前的民主诉求联系到打破中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正是资本主义在支撑著独裁政权。

元朗警黑暴力白色恐怖 机场工人接力抗议

社会主义行动访问航空业界抗议工人

7月26日晚香港机场集会总共约有1万5千人参加，抗议警黑勾结制造元朗恐袭。无数向机场涌入的人群高喊“Free Hong Kong”，并展示出“警黑勾结 无法无天”、“香港不再安全”、“官商乡黑警”等标语，显示巿民对警察纵容黑社会暴力的巨大愤怒。

社会主义行动在现场派发传单，呼吁建立有民主架构的群众自卫组织抵抗警黑暴力、建设战斗性的工会准、备真正的罢工行动、以及将斗争蔓延到中国。

近千航空界工人联署谴责警黑勾结，民航署航空管制人员更发出声明，指为保障公众安全的前提下，会考虑将不合作运动升级。可以想像香港客货运量惊人的情况下，一旦发生罢工，将会对整个经济造成庞大影响，给政府造成比现在大得多的压力。

社会主义行动在机场集会访问了数名航空业界工人，尝试了解他们的看法：

记：你们为什么要参加这次集会？

Bred : 我由6月9日100万人上街反送中时已参加，其后的游行示威等都没有缺席。今次参加是因为作为国泰空中服务员一直都关心社会，积极以行动表达诉求，政府的无能令我们要团结起来。暂时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未有作出升级行动，我相信这是需要慢慢凝聚出来。

Twister : 我都是积极参与社会运动，感到警察纵容黑社会暴力十分可耻。暂时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正在换届而未选出干事，这可能因此而影响工会对运动的参与度。

阿清（化名） : 我在国泰航空担任空中服务员已经有8年，我参加是要支持五大反送中诉求，政府无视民主令我不得不站出来。我所知道工会未有参与今次的集会，其实工会都有一直跟进劳工权益，例如新入职的空中服务员薪金比我们少2-3%，这方面应该要继续争取，另一方面我认为政府继续不聆听诉求，就应该要罢工了。

727元朗游行展现抗争决心

7月27日28.8万人参加元朗游行，抗议上周疯狂的黑社会袭击。如此庞大的人数对黑社会暴力以及中共警黑勾结做出了有力回应。尽管警方试图禁止该场示威，而且想要以暴力冲突和黑社会袭击恐吓群众，让群众不敢参加示威，但群众运动再一次展现出抗争到底的决心。

面对勇敢的示威群众，警方采取更加凶猛的暴力镇压，包括在民居和安老院附近发射催泪弹，乃至将催泪弹射上一间安老院的簷篷和港铁路轨，威胁到居民和交通安全。如CNN记者在现场所说，是警方首先发起攻击。当晚警方亦冲入港铁元朗站，如7月21日晚的黑社会暴徒一样疯狂殴打正在撤离的示威者。游行申请人钟建平亦于隔日因“煽动非法集会”被捕。

警方之所以如此，首先是为了应付他们自己所面临的危机和混乱。警方和其他政府部门的权力斗争和分裂已公开化。数百名公务员在网络上谴责警黑暴力。面对政府内外的压力，张建宗出面替警方道歉，试图缓和群众的高涨怒火，却被两个警察协会猛烈攻击。警方高层需要暴力行动来巩固警队的“士气”。

在当日游行中，许多青年拿著盾牌防卫，并展开自卫性的反击来保卫游行。面对警黑暴力，群众运动需要组织自卫。这是运动当前的迫切问题。但是要对抗疯狂的警察和黑帮暴力，需要透过民主架构建立有组织、有计划的自卫队伍，经过民主讨论来决定行动，才能团结和保卫整场运动，并避免被警方煽动落入圈套，让警方找到反攻的机会。

727游行证明，警黑暴力未能终止群众斗争，反而只会加剧群众抗争的愤怒。为了打败警黑联手镇压，赢得彻底的民主，除了组织民主的群众自卫力量外，急需在职场上建立罢工委员会和战斗性的工会来组织一场能够有力挑战威权政权的全港总罢工，争取真普选，以属于工人和穷人的真正民主的人民议会取代受独裁政权和资产阶级富豪操控的傀儡港府和立法会，同时必须团结中国工人斗争共同打碎中共财团专政！

八五大罢工　工人阶级团结斗争　推进逆权运动

罢工又再成为运动的焦点，得到大批年轻人和工人的支持和热烈讨论。连登网民率先提出八五全港大罢工，得到越来越多人支持。由于各行各业工人的压力，职工盟26个属会现已表示会参加八五罢工，这一进展值得欢迎。

经过八个星期的斗争，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但送中条例尚未撤回，其他诉求也未被接受。警察成了中共的治港支柱，镇压群众的手段也越来越残暴。而群众和年轻人不断发起英勇、果断的斗争，整个社会涌动著反政府、反黑警情绪。

我们要打破过去八个星期的僵局，但要怎样做？看看苏丹、波多黎各、巴西正在进行的群众斗争已经证明，罢工是群众打败暴政的“核武器”。工人阶级是社会运转的基石，而罢工可以组织起工人阶级的集体力量。以一日总罢工为第一步，警告威权政府及其背后的大财团：“如果不让步，我们就继续升级斗争”，这比单纯的街头示威更有力。

7月22日，波多黎各50万工人罢工，成功推翻了总督罗塞洛（Ricardo Rosselló）。可见，香港工人阶级必须成为中坚力量，才能推动逆权民主运动取得胜利。

大多数年轻示威者都是来自工人阶级的背景，从事不稳定的低薪工作，或者是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学生。如果我们发挥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的力量，能像十号台风一样让香港停摆，将比我们作为“示威者”或“请愿人士”角色的力量更加强大。

群众斗争关键的下一步是，工人要在职场上组织起来，在不同职场间串联起来，一起建设罢工行动。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在民主斗争中组织起一支工人力量，连登网民率先号召的八五大罢工正是向此方向前进的第一步。

群众奋勇前进，可职工盟干部却袖手旁观，这种状况需要改变，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职工盟宣布支持八五罢工。但是它必须将声明转化成行动：召开职场会议、张贴海报、派发传单、以及在网络上呼吁所有工会会员参加罢工。职工盟也应该开通法律咨询热线，为遭受雇主威胁的工人提供援助。如此可以强化弱小的工会运动，使之真正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战。

为了扩大罢工规模，我们需要将反对送中恶法、警黑暴力、威权政府联系到劳工阶级的切身问题：低薪、过劳、住房危机、公共服务崩溃、以及工人权利所受的种种限制。

正是这个不民主的制度（非民选的特首、被建制派和财团操控的立法会等等）拒绝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大量兴建公屋、八小时工作制、全民退休保障、免费公共医疗和教育等有利于基层的政策，反而通过一连串大白象工程将输送公帑给一班大财团。

五大诉求固然要赢到，但我们要赢到更多。运动的矛头要对准整个财团独大的不义制度，代之以让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掌握控制权的民主制度。亲富豪的建制派政客是中共走狗，正在摧毁香港。必须踢走他们，代之以民选的工人阶级代表。

工人对罢工仍有忧虑，害怕力量不够而被孤立。虽然法律保障罢工权，可是雇主住往可以肆意解雇罢工工人，而且中共在九七年主权移交时送了香港资本家一份大礼——废除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劳工在一对一面对资方是最不利的。反观十九世纪，工会运动的兴起正是因为“团结就是力量”。

因为工人阶级尚未充分组织起来，富豪才得以肆意掠夺财富，中共和港府才胆敢无视民愤、采用警黑暴力镇压示威者。

因此，工人要组织起来，让八五罢工不应是一场孤立的行动，而是成为一个转捩点，成为继续升级民主斗争和工人斗争的跳板。

八五大罢工，打倒林郑僵尸政府！
工人组织起来，组织工会和职场罢工委员会，让群众斗争再上一层楼！
在五大诉求之外，民主斗争应以工人利益和诉求为中心
建立真正的人民议会，以取代不民主的立法会。通过真人民议会立即施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大量兴建公屋，提供可负担住房；落实全民退休保障；取消大白象工程，将巨额财政储备用于重建公共医疗和教育；对巨富徵重税，打破资产阶级富豪的经济霸权！

巴西：“全力支持香港群众斗争”

巴西社会主义与自由党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

社会主义与自由党（PSOL，Partido Socialismo e Liberdade）是巴西一个左翼政党。社会主义行动在巴西的姊妹组织“自由、社会主义和革命”（LSR，CWI巴西）是其成员。

两个月来，香港群众为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接连举行大型示威，并因此遭到警察和黑社会的暴力攻击。这些示威起因于政府打算修改法律，从而允许将香港市民引渡到中国大陆，以图进一步迫害社运分子。

就算政府说修例已经“寿终正寝”，但示威仍在继续。群众要求政府完全撤回条例。大多数示威者都是年轻人。他们争取自由表达和政治结社的权利，要求释放被捕的示威者并撤销对他们的检控，要求民主选举香港政府，并反对中共对香港施加越来越大的控制。

香港面临主权移交来最大的政治危机，这说明“一国两制”已经走入死胡同。对于中共独裁政权来说，这也是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所未见过的严重局面，而且香港的群众运动有可能和中国大陆的群众斗争联合起来。尽管我们难以获取香港的资讯，而香港和中共的官方消息又不可信，但官方媒体对群众斗争的猛烈攻击暗示危机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不久前，警方纵容黑社会在元朗西铁站攻击示威者、记者和途人，表明暴力在继续升级。类似的，警方加大镇压并且迫害示威者，也显示出群众运动面临的危险。

我们巴西社会主义与自由党支持香港年轻人抵抗威权统治和警察暴力。

香港：大罢工是运动转捩点

八五全港大罢工绝对是反威权运动的转捩点。面对中共的拖延策略，加上利用黑警暴力和政治检控消耗我们的运动，大罢工可以及时突破运动的胶著状态。罢工可以瘫痪经济，影响大企业、银行的利润，政府不能无这股压力。

这会是1925年省港大罢工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当时正是香港工人阶级身处革命形势，第一次要求普选。今天罢工也是走向革命的第一步。现在我们这场反威权运动需要组织起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走向推翻独裁的革命。而革命是争取真民主的唯一道路。

罢工一天最多令工人少了一天的收入，但资本家和政府的利润会大受打击，比工人的损失大得要多。罢工不但是避免前线示威者流血被捕的方法，从近来苏丹和波多黎各的革命已可证明这一点，罢工可以成为打败暴政的“核武器”。一日总罢工是第一步，警告威权政府及其背后的大财团：“如果不让步，我们就继续升级斗争”。我们知道，林郑似乎不会因为一天半天的大罢工而让步，但当香港劳动阶级站起来，动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并且准备再次罢工，政府势必被撼动 。因此，下一步的具体措施是，建设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在未来数天或数周内准备新场更大规模的全天总罢工。

我们乐见职工盟宣布支持八五罢工。大部分罢工工人都没有加工会，单靠现有工会力量并不足以建设全港总罢工。我们需要更广泛、更坚实的组织起来，就需要成立更大规模的罢工委员会，让各行各业的工人加入其中，并且召开罢工大会，决定下一步的升级行动。社会主义行动认为8月16日，即200万人游行两个月，是发动更有组织的总罢工的合适日子。这场总罢工需要有效组织起来，通过在各行各业里发起运动、举行职场会议，说服更多工人参与罢工，加入工会。

为了扩大罢工规模，我们需要将逆权运动联系到劳工阶级的切身问题。五大诉求固然要赢到，但我们要赢到更多。罢工的诉求应包括八小时工作制、恢复集体谈判权、最低工资$60元、落实全民退休保障。政府应停建万亿人工岛，并用公帑扩建公立医院、增加教育及托儿服务资源、改善教育及医护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并且应该停止私有化、大学全面免费教育等。为了达成这些诉求，运动的矛头要对准整个财团独大的不义制度，代之以让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掌握控制权的民主制度。

资本家们会永远记得，正是愚蠢、顽固的中共和林郑点燃了群众罢工浪潮！总罢工也可以向中国大陆的工人作出示范效应，将香港革命输出中国，团结大陆工人阶级反对不人道的剥削和独裁政权。

因此，工人要组织起来，让八五罢工不是一场孤立的行动，而是成为一个转捩点，成为继续升级民主斗争和工人斗争的跳板。

八五罢工只是起步　需要再发动总罢工

八月五日全港罢工创下了香港的历史。今次是香港工人阶级在三十多年来的民主运动中初次拾起罢工这一武器。29万人参加七区的罢工集会，单单在金钟有15万人。林郑月娥自上月22日 以来一直龟缩，到罢工日的早上也不得不会面传媒，指罢工是“拿香港经济对赌”，并指控示威者企图“革命”。但这做法实际上只是火上加油，激起更多人罢工并参与集会。

35万人罢工

职工盟估计全港有35万人参与罢工。八五全港罢工以机场工人的罢工最有力量。职工盟旗下的空勤人员总工会虽然没有组织工会成员罢工，而只是发声明呼吁工人自发性参与。在这情况下，仍然有大批机场机组人员、地勤、飞机维修员集体请病假旷工，就连民航处航空交通管制员也有三分之一人员加入。估计约2千名空中服务员、320名地勤人员、200名飞机维修员参与罢工，其中国泰和国泰港龙两间公司有一半工人罢工。

建制派的工联会一如所料呼吁工人不要罢工，指控罢工“阻碍经济发展”。但民主派的职工盟的力量相当薄弱，也没有积极动员工人参与罢工，只是希望担当“支援”和“呼吁”的角色。八五大部分罢工工人都没有参与工会，而少数工会会员则表示工会并无发动罢工。受访的徐先生是飞机工程人员，他的公司有约6000人 ，而自己部门的100人中有过半响应罢工，所有员工均是自发罢工，没有经过任何方式组织。

因此，工人均以告假或者个人旷工的方式参与罢工，而尚未形成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社会主义行动访问了廿多位罢工工人，大部分人通过whatsapp或facebook群组联络，然后决定旷工。工人自发罢工展示了无比的决心，而且希望可以发动更有力的大罢工。不少工人开始自发组织起来，例如在旺角麦花臣球场的梁小姐，从事制造及物流业工作，她说自己公司有100名员工经过讨论后，决定一起发动罢工。

可见，工人罢工的意志和力量已经远远比工会组织走得更前。由于职工盟更像是NGO，缺乏在职场中实际的工人组织，更缺乏由下而上由工人选举工会干部、建设民主架构，在大罢工中没有足够的动员力，其工会领导也显得犹豫不决，没有藉著罢工强化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力量。

建立更强大的工会和广泛的罢工委员会

现在，工人需要更广泛、更坚实的组织起来，就需要成立更强大的工会，并组织更广泛的罢工委员会，让各行各业的工人加入其中，并且召开罢工大会，决定下一步的升级行动。社会主义行动认为，8月16日是再发动总罢工的好日子，这段时间工人可以在公司内进行组织和宣传，派发传单和召开会议，招揽更多同僚再次罢工。

社会主义行动Nathan作为银行业工人，在金钟集会现场宣传组织起银行工人，建设强大的工会力量，引起了很多市民的欢迎。我们的网上群组在一天内吸引过百名金融银行业员工加入，下一步是商讨如何集结这股力量推动更有组织的宣传，为再次发动总罢工作出准备。

在8月5日早上，年轻人发起不合作运动，在荔景、钻石山、炮台山等多个车站阻碍车门关闭，导致观塘线、荃湾线及港岛线全面瘫痪。在鲤鱼门、元朗及黄大仙龙翔道，各处有数十架车辆慢驶阻塞交通。事实上，很多工人由于被雇主针对甚至被解雇的风险，而不敢直接罢工。不合作运动瘫痪了地铁和多处马路，某程度上帮助了这些工人“被罢工”。在巨大的民怨下，阻塞交通的方法引起了很多市民的支持，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这种抗争方式是难以持续的，不能取代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并集体罢工。

在七个罢工集会点，下午时分很多年轻人开始占领、堵路及包围警署。直接行动的模式开始掩盖了罢工作为斗争的力量。在警察和黑社会暴力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示威者感到极为愤怒，因此出现向警署投掷石头及燃烧弹，在屯门及沙田警署都有人纵火。不排除部分行动由冒认示威者警方卧底和黑社会所为。网上流传警察换上黑衣，似乎是企图混入示威者人群中制造冲突，为他们暴力镇压提供机会。8月5日晚，荃湾和北角的福建帮黑社会手持武器袭击黑衣示威者，其中有刀手斩伤一名年轻示威者至大量流血。

工人阶级是中坚力量

在欠缺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目前罢工仍被视为是年轻人抗争的辅助力量。但长期来说，不合作运动是难以持续的，并不能取代工人自我组织起来的罢工运动。工人罢工不仅仅是“支持学生”，而是这场运动致胜的关键，因此应该成为运动的中坚力量。工人如果有组织起来发动罢工，其经济力量可以真正瘫痪经济和社会运作。最有效的方法是以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吸引、说服大多数的工人支持运动，并将他们组织起来。为了打破工人对罢工的顾虑，我们也需要准备跨公司、跨行业地声援那些因罢工而被处罚乃至解雇的工人，向那些为虎作伥的雇主发起抗议。这同样需要有工人组织和有计划的集体行动才能发挥最大力量。

工人需要组织起罢工委员会，成为民主决策运动的机关的一部分，计划下一步的运动方向和政治诉求。这也是帮助整场运动组织起来，改变运动“没有领导”的状况，打破目前的胶著状态。年轻人的自发模式展现出创意和勇气，但运动发展至现今阶段，这模式已经到了极限。所以工人阶级肩负著巨大的责任，而且拥有超乎想像的巨大潜力。工人和整场运动必须组织起来。

扣连至劳工议题

反威权运动也需要扣连至劳工、民生的议题，才能吸引更大规模的工人加入罢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机建，并用公帑兴建公屋、扩建公立医院、增加教育及托儿服务资源、改善教育及医护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并且应该停止私有化、大学全面免费教育等。香港威权制度存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压低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权利，让财团赚取更多利润。为了达成这些诉求，运动的矛头要对准整个财团独大的不义制度，代之以让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掌握控制权的民主制度。

林郑在八月五日早上的记者会表示，示威者正在搞革命，挑战国家主权，明显改变了对运动的定性，为更强力的镇压铺路。较早前，林郑仍表示只是“小部分极端示威者使用暴力”，企图分化运动内部的不同派别。这招分化技俩明显失效，在政权完全失去民意的情况下，广泛社会同情年轻人的冲击行动，认为冲击是无办法之中的办法。

在八月六日，港澳办亦发表类似的声明，而且深圳2万名公安高调大练兵，模拟处理镇压香港的情况。这种言论明显是讲给中国大陆人听的，目的是妖魔化香港的运动，避免其获得大陆民众的支持。

中共感到惊慌

可见，大罢工给中共发出了强烈的警号。中共极为害怕香港会发展真正瘫痪全城的总罢工，因此开始亮起了加强镇压的讯号。政权也害怕香港长期陷入骚乱状态，因为这会大大损害习近平的权威，并且害怕香港的运动会蔓延至中国大陆。

由于中共出动解放军将会引起全面的反抗、统治阶级陷入大分裂、重大的经济损失，目前还是恫吓多于实质行动。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中共感受到政权受到威胁时，不能排除出动解放军这最后手段。由于中共独裁政权的存在，香港并不像“正常”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一样，可以改头换面换上新政府缓和民愤、继续统治，因此对于香港群众来说，最终来说还是“要不革命、要不镇压”。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强调，运动需要走向工人阶级的斗争方式，并必须将斗争蔓延到中国，与中国大陆的工人阶级连成一线，反对中共独裁政权的革命斗争，才能给香港带来实际变革。为了实现中港群众的团结斗争，必须明确挑战中共富豪专政及其所维护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我们需要一个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将香港当前的民主诉求联系到打破中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正是资本主义在支撑著独裁政权。

反威权运动需要新方向

空前的反送中运动已持续超过两个月。林郑和中共曾希望能够拖垮运动，但是运动到现在仍然保持强大的势头。实际上群众的怒火已经超过五大诉求，指向整个威权制度和中共。如一些示威者所说，就算现在林郑下台或者允许独立调查警察暴力，也无法平息运动。

有消息称，习近平因无力控制香港局势，而在北戴河会议上遭受诸多批评；至少现在，习近平决定不派出解放军，因为这将给中共自己造成极为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而是要求香港警察以及装扮成香港警察的中国公安武警对示威行动采取更猛烈的镇压，“多抓人并加重判刑”，以图恐吓示威者，平息运动（不过已经有迹象表明，中共未来出动解放军的可能性已经不小）。

黑警暴力变本加厉

更加残暴的镇压已经开始。警方禁止了8月10-11日的四场游行，实际上就是进一步推近戒严，同时全港各地的警黑暴力在8月11日上升到新的水平：尖沙咀一名示威者右眼被布袋弹击中失明；太古地铁站，警方在下行扶手电梯入口近距离向示威者发射胡椒弹，除了胡椒弹的直接伤害外，亦有可能造成踩踏惨剧；警方在荃湾地铁站发射催泪弹，可能给乘客遭成长期伤害；飞虎队员被揭发假扮示威者在铜锣湾放火，给警察提供借口抓捕示威者；北角和荃湾有黑帮无差别袭击涂人。警黑暴行数不胜数。

但中共和香港政权很可能是再次误判形势，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8月11日警黑暴力的结果是，之后两日抗议者在机场举行大规模抗议，导致两日分别有180和400个航班被取消（香港机场每日约有800个航班），令航空业损失6亿港元。

这场“没有领导”的运动能够持续到现在而且依然声势浩大，主要原因就是疯狂的警黑暴力触发越来越大的群众怒火。林郑对群众的蔑视以及6月12日立法会外的激烈冲突促使200万人上街抗议，成为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7月21日，元朗黑社会袭击事件推动基层公务员在网络上抗议，并促成了历史性的八五大罢工。上周末，警方禁止了四个游行，但大批群众和年轻人仍涌上街头，并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警方在镇压推动更猛烈的警察镇压很可能会令运动进一步升级。

自一个月前中联办外的示威之后，中共开始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港澳办接连三次召开记者会，谴责香港群众运动，并表示支持香港警察的暴力镇压，以及威胁说如果运动继续下去，中央政府将会介入。同时中共也要求林郑不要继续躲在幕后。示威者和群众讽刺林郑是“躲在警察背后罢工”。现在林郑重新表现出的“强势”与“自信”只是出于中共的命令，而不是因为政府和运动的力量对比真的改变。

林郑得到财团支持

中共也在要求香港的大财团归队。不同于五年前伞运时，在过去两个月里，香港财团罕见地保持沉默。它们不想触怒中共，但同时对这场空前的群众运动感到害怕。7月17日，新城市广场员工为警察带路袭击示威者之后，大批群众前往新城市广场抗议。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海港城在门口贴上告示：“除非有罪恶发生，警察请勿内进”。

但是现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不久前，中国民航局警告国泰，禁止参与或支持示威的机组人员进入中国领空。随后，国泰警告雇员，如果参加未经警方批准的示威，可能会被开除；同时国泰开除了两名地勤人员，只不过因为他们泄露了警队足球队前往中国参加比赛的航班信息；国泰也让一名被控暴动罪的机师停飞，实际上意味著认定该机师有罪。与此同时，林郑带领一众商界代表参加记者会，正是为了显示她已得到资本家的支持。

中共正在要求或威胁更多的资本家表态支持政府。近日，10多家地产商和国泰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支持林郑政府，要求示威者“停止暴力”。这显然是奉了中共的旨意。因为就不久前，中共操控的凤凰网刊文，指责香港四大家族集体沉默。

香港的大财团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国泰有五分之一的航班以中国为目的地，而且更是有三分之一的股份属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国航是国泰第二大股东，有五个董事席位。国泰第一大股东香港太古集团本就是以中国为主要市场。而且这些大财团一直都仰赖中共维持香港的不民主制度，让它们肆意压榨劳动者，大发其财。

中国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CNBC）采访时说，极高的房价是触发香港群众运动的重要原因：从2003年以来香港房价上升了两倍，而工资停滞不前，年轻人很难看到。谢国忠说，中共要想解决香港的社会危机，必须把权力从香港富豪的手中拿走。但是中共当然不会这么做，因为财团是中共治港的支柱之一。如英国《环球时报》（2019年8月13日）所说，中共已经将香港的控制权“外判”给这一小群主导香港经济的寡头。

大财团依靠这个不民主的制度打压基层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工人权利，抵制八小时工作制和全民退休保障，反对大量兴建公共住房、大幅提高最低工资，造成极为严重的贫富差距、过劳、住房危机、公共服务崩溃。大财团本就和中共站在同一阵线。

所以，这场运动不仅要对抗威权政权和警黑暴力，也要对抗和政权站在同一条阵线的资本家。这更加说明，运动需要新的前进方向。要想打破现在的政治胶著状态和变本加厉的警察暴力，并把权力从这些大财团的手中夺过来，实现由基层工人群众掌控的真正民主，必须要让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成为运动的核心。

准备再次总罢工罢课

35万人参加的八五大罢工是一个好的开始。这是香港近百年来第一次真正的政治大罢工。运动需要准备新一场总罢工。新的总罢工应该通过职场里的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通过组织的力量。同时，现在正在酝酿的罢课行动也具有重要意义。大规模的罢课可以反过来鼓舞工人的斗争。新的罢工罢课行动，从许多方面来说都对整场运动至关重要。

近期关于“大台”的争论表明运动出现了领导危机。现在这场运动“没有领导”，泛民在运动中没有权威。但泛民在尝试利用现在的局势重夺领导权。许多示威者开始对过去几个星期的不断冲突感到疲惫。这不代表运动在失去动力，而是因为示威者看到和警察的冲突并没有目标、也没有实际效果，而且越来越多迹象表明，警员假扮示威者，故意挑起冲突，从而给警方镇压的借口（例如8月13日在机场两名中国人被攻击的事件）。许多示威者开始希望回复到由泛民发起的和平示威。

和平示威以及最近在警署外的抗议活动都是运动可以采取的行动方式。我们需要强烈抗议警察暴力和滥捕，而且实际上冲突绝大多数是警方主动挑起的。如示威者讽刺的：“没有警察，就没有暴力”。

运动需要组织和领导，为运动提供清晰的方向，但泛民从未为香港民主运动提供过真正的领导，反而一直尝试煞停运动，因为他们想要的是改良而非革命。他们想和政权做交易，所以担心运动“走得太远”，超出自己的控制。泛民失去权威，正是运动能够持续到现在而且展现出如此巨大的力量的原因之一。运动应该以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通过民主的架构选举和改选领导，防止如伞运时那样，由少数泛民政客和社交媒体上的知名人物自上而下地控制运动。

在运动中建立有组织的工人力量可以为组织整场运动提供关键帮助。同时，我们也需要有组织的力量抵抗日渐增加的解放军威胁。8月15日，有解放军军车出现在香港市区。在当前如此紧张的时刻，这绝不会是“无心之举”。前一日，特朗普也已发推文说，美国情报部门证实，中共正在向深圳/香港边境调遣军队。虽然习近平目前不打算出动解放军，但他不会彻底放弃这一选项，因为随著运动的继续发展，中共无法仅仅依靠警察控制局面，那么他们会“别无选择”。

运动的敌人是中共这一世界上最庞大的独裁政权，所以必须准备中共直接的镇压。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才能抵挡解放军或者假扮成香港警察的大批中国公安武警的威胁。同时运动要想胜利，必须向中国的工人群众发出真诚呼吁，联合对抗两地群众共同面对的这个独裁政权。显而易见，香港群众运动无法独立打败中共。

不能指望美欧政府

我们不能指望美欧或者台湾政府真正帮助香港的群众斗争。包括特朗普和蔡英文在内，西方以及台湾政府正在本国执行反民主、反工人计划。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一直用美欧政府的警察暴力为中港两地的国家镇压辩护。特朗普此前称香港的群众运动是“暴动”，得到中共称赞。在6月底G20峰会上，特朗普为了避免惹怒习近平，有意避谈香港问题。

在中美冲突下，美欧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共施加更大压力，以期迫使中共在经贸问题上做出让步。特朗普说：“中国想要达成贸易协议，先要人道地处理香港问题”。但同时他也说：“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得到人民的尊重”。对于中港群众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更讽刺了。如果中共愿意在贸易问题上做出让步，特朗普不会介意“出卖”香港。

香港群众运动唯一的战友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基层劳动者。我们需要呼吁正在进行抗争的中国工人和年轻人，一起挑战中共独裁资本主义，消灭中港工人和年轻人共同经受的压榨和所有社会不公。

运动需要新方向 准备再发动总罢工

中共准备更猛烈地镇压香港反威权运动，黑警暴力已变本加厉。反威权运动需要新方向打败威权政府的新一轮攻势。

以工人阶级为重心

工人阶级应该成为运动的重心，以有组织的工人力量瘫痪经济，相比于单纯的示威和占领，能够对政权造成更大威胁。同时，我们要将革命输出大陆，呼吁众多不满中共贪腐特权官僚的大陆基层群众和我们一起抗争。

35万人的八五大罢工是一个好开始。香港工人阶级在三十多年来的民主运动中初次拾起罢工这一武器。罢工不应只是支援年轻人，更应该成为运动的主轴。

这一武器不只是对抗政权，也是对抗为虎作伥的大财团。本来连建制派和部分商界都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但林郑明显己经与财团达成枱底交易，使他们全面转駄。一众财团和地产商也登报支持警察暴力。

财团本就仰赖威权制度打压工人生活水平和权利，赚取更多利润。国泰解雇两名机师，除了为了保住中国市场，也是为了报复八五罢工。我们必须对威权制度背后的大财团做出强硬反击！

航空业工人再发动大罢工能彻底瘫痪机场，给政府和财团造成更大压力！更不用说总罢工的威力！让工人运动成为运动核心，也能为运动提供前进方向，打破现时的胶著状态。年轻人的自发模式展现出创意和机动力，但运动发展至现今阶段，这模式已经到了极限。

前几周，占领和包围警署的行动没有清晰目标，反而令年轻人感到困惑，不知道如何推动运动继续向前。无组织的前线行动也令警方更容易假扮示威者搞事。

工人阶级以瘫痪经济和社会运作为致胜的关键手段，可以打破胶著状态，成为运动的突破口。同时社会主义行动也发起“全港大罢课”这一组织，推动罢课行动。我们相信全港大罢课可以反过来鼓舞工人斗争。

工人需要组织起来

现在，工人要更广泛、更坚实的组织起来，就需要成立更强大的工会，并组织更广泛的罢工委员会，让各行各业的工人加入其中，并且召开罢工大会，决定下一步的升级行动和政治诉求。

为了发动更大规模的总罢工，最有效的方法是以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吸引、说服大多数的工人支持运动，并将他们组织起来。

反威权运动也需要扣连至劳工、民生的议题，才能吸引更大规模的工人加入罢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机建，并用公帑兴建公屋、扩建公立医院、落实全民退休保障等。

运动也要扣连至八小时工作制、增加最低工资至每小时60元、大幅提高整体工资、大量增建公屋、向富人征重税，打破资本财团对经济的操控。

运动的矛头要对准整个财团独大的不义制度，代之以让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掌握控制权的民主制度。

因此，社会主义行动呼吁建立新的工人阶级群众政党，组织基层工人反抗残暴的威权资本主义制度，并为斗争指出方向。依靠群众的参与，工人政党可以大大推动群众斗争前进，并吸引中国工人和受压迫群众和我们一起斗争。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反击亲共财团，组织工会和罢工委员会，准备再发动总罢工
抵抗新一轮白色恐怖，停止暴力镇压及政治检控
改变运动模式，以工人斗争为中坚力量
实现五大诉求，在以工人利益和诉求为中心
香港革命输出中国，团结大陆群众斗争，打倒中共专政
建立真正的人民议会，取代不民主的立法会，立即施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打破资产阶级富豪的经济霸权

准备九二总罢工罢课 运动需要新方向

组织工人阶级是致胜关键

818超过170万人上街，证明民意仍站在我方，政权的分化奸计没有得逞。林郑月娥过去几周尝试笼络财团，企图重新巩固权力，但政权内部仍然分崩离析。连亲建制的监警会主席都公开支持撤回修例。林郑政府现在外强中干，势孤力弱。

但运动仍处于胶著状态。警察暴力不断升级，更派卧底制造分化，令前线示威者受到打击。我们要推动运动升级。运动要有新的方向，就要以工人斗争作为主线。工人阶级以瘫痪经济和社会运作为最有力的手段，可以成为运动的突破口。

航空业工人遭到打压

航空业的工人在八五罢工中发挥了最大的力量，因此惊动了中共政权，引来报复。全港航空业至少有14人已被解雇，其中更包括国泰港龙空勤工会的主席。即使国泰工会没有发动八五罢工，而只是让工人自发请假，但国泰资方还是企图借机瓦解工会。所以，政治罢工不但挑战政府，也要挑战财团。社会主义行动也发起“全港大罢课”这一组织，推动罢课。全港大港罢的学生响应9月2日的罢课，相信大罢课可以鼓舞工人大罢工。

为了实现真正有力的罢工，工人要更广泛、更坚实的组织起来，成立更强大的工会，并组织更广泛的罢工委员会，让各行各业的工人加入其中，并且召开罢工大会。

除了五大诉求外，九二罢工和反威权运动也需要扣连至劳工、民生的议题，才能吸引更多工人加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机建，并用公帑兴建公屋、扩建公立医院、落实全民退休保障等。也要扣连至八小时工作制、增加最低工资至每小时60元、大幅提高整体工资、大量增建公屋、向富人征重税，打破资本财团对经济的操控。

自发模式已达极限

没有领导的自发模式已经达到极限，再难令运动向前走。运动需要民主的组织和领导，提供清晰的前进方向。泛民趁著运动陷于胶著状态，企图建立不民主的“大台”以控制运动，但至今仍然失败。他们在雨伞运动时没有真正领导向前行，不断尝试煞停运动。我们不要泛民垄断的大台，但我们也要一个由下而上的行动组织，让所有人公平参与和决策，为运动提供方向。

运动的矛头要对准财团独大的专制制度。因此，社会主义行动呼吁建立新的工人阶级群众政党，带领运动走向阶级斗争的路线。工人政党可以大大推进运动，并吸引中国工人和受压迫群众和我们一起斗争。香港要革命输出中国，团结大陆群众斗争，才能打倒中共和资本的专政。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准备九二罢工，组织工会和罢工委员会，反击亲共财团
改变运动模式，以工人斗争为中坚力量
实现五大诉求，并支持工人斗争，反对财团专政
香港革命输出中国，团结大陆群众斗争，打倒中共专政
建立真正的人民议会，取代不民主的立法会，立即施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打破资产阶级富豪的经济霸权

香港：清洗抗争工人 国泰港龙工会副主席被解雇

国泰港龙解雇空勤人员协会副主席施安娜，这是过去两个月香港反威权群众运动中航空业工人所受的最严重攻击。中共独裁政权向国泰施压，要求它清洗参加斗争的工人，目前至少已有14人被解雇或者辞职。

这场浩大的运动震撼了整个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变成争取民主权利、反对大公司经济霸权和住房危机的群众起义。

脸书帖文

8月21日国泰港龙管理层叫施安娜开会，向她出示她在私人脸书上三则评论的截屏图片，然后问她这些评论是不是她发的。根据《苹果日报》的报导，这些截屏图片是国泰港龙一名前雇员提供的，而这名前雇员是一个高级警司的亲戚。一开始，这名告密者把截屏图片发到了蓝丝脸书群组里，呼吁蓝丝向中国民航局“检举”施安娜。

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新的“安全”规定，禁止支持抗争的香港机组人员进入中国领空，其实这只是为了迫害抗争工人。8月中的机场抗议之后，中国对香港航空公司的压力再次上升。

白色恐怖

施安娜说：“今次被解雇，不单关乎我自己，而是关乎整个航空业，更打击所有香港人的集会和言论自由，究竟呢个白色恐怖几时先停？”

显然，施安娜被解雇是威权政府打压整个群众运动的一步，特别是要打击航空业工会。航空业工人拥有强大力量，是香港工人当中关键的一部份。他们多次表示支持群众抗议，所以中共想要他们噤声。英国《金融时报》报导说，国泰CEO何杲（Rupert Hogg）辞职正是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中共认为何杲“太过放任”雇员参加抗议。《金融时报》（8月26日）说：“中国媒体向它们［香港的公司］施压，要求它们解雇所有争取民主的雇员。”

打压航空业工人和工会主要是为了报复机场抗议和占领。这些示威尽管并非工人或工会组织的，但向人们展示了瘫痪机场可以对亲政府的公司造成严重损失。8月12-13日，约5万名示威者占领机场接机大堂，迫使500逾架航班停飞，据估计令航空业损失6亿港元。

国泰港龙空勤人员协会是职工盟属会。职工盟共有19万名会员。职工盟主席吴敏儿告诉“香港自由媒体”（HKFP），航空业工会现在成为政府的攻击目标，是因为航空业是工会会员参加八五大罢工比例最高的一个。

八五罢工是香港近百年来第一场由群众运动点燃的罢工。35万人参加了这场罢工，其中大部分都不是工会会员。

大企业支持一党专政

国泰及国泰港龙的大股东太古集团是香港主要财团之一，它主要经营地产、交通、工业和饮食。太古集团生产全球三分之一的可口可乐，其主要市场在中国、亚洲和美国13个州。

国泰打压工会和言论自由，甚至限制雇员在私人脸书上的言论，可见国泰老板正是中共独裁政权打压香港群众抗议的政治工具。

尽管到目前为止香港的工会并未在群众斗争中发挥突出作用，但航空业以及其他行业的资本家明白，工会拥有巨大潜力：它们能够发挥更加有力、甚至决定性的作用，瘫痪经济运作，因而冲击公司利润。所以现在看起来，亲中共的财团是要“先发制人”，以图避免工会成为群众运动的领导，进而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威胁。

近几周，中共加强对香港商界的压力，要求它们向四面受敌的林郑政府表忠并谴责群众抗议。富豪们已经在报纸上登了诸多整版广告来表示忠心。

太古集团于8月13日发表声明称：“我们务必立即行动起来，反对暴力，恢复安宁，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我们全力支持国泰航空严格执行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确保航空安全的所有指示，以及对非法活动采取零容忍态度。”

需要再次罢工

香港的工会现在面临著非常严重的攻击。国泰解雇施安娜，明显是想要打垮（或者至少是大大削弱）香港这一最有组织、最有潜力的工会。职工盟现在必须号召航空业罢工，并呼吁其他行业工人以罢工作为声援，要求让施安娜复职，并停止针对航空业工人的白色恐怖。

职工盟说它会提出法律诉讼，但是对于工人组织来说，法律诉讼的力量非常有限，很不可靠。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诉讼会消耗宝贵的时间，而行动的最佳时机就是现在。职工盟应动员国泰工人和其它航空公司面临类似打压的工人全力支持罢工。现在香港正处在至少五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罢工将得到大力支持。

必须立即以罢工回应施安娜、其他航空业工人和工会所受的打压，否则会是一个严重错误。

•    立即让施安娜复职！

•    捍卫工会和工人权利！

•    立即号召国泰和其它航空公司罢工，要求所有受迫害的航空业雇员复职，停止财团白色恐怖！

•    全球工会组织声援抗议。

香港：“八三一决定”五周年

香港现在这场空前的群众运动，起因于中共想要将由少数精英把持的威权资本主义永远保留下去。

本周六是中国人大常委会“八三一决定”的五周年。“八三一决定”触发了2014年长达79天的雨伞运动。和今天一样，伞运同样是由警察暴力推动的，不过今天的运动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当时“八三一决定”引爆了整个香港社会。许多香港人都曾相信中共的模糊承诺：会逐步实现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泛民对中共的错误信任尤其深。最终“八三一决定”让所有人看到，中共独裁政权永远不会兑现它的“承诺”。

在“八三一决定”出台之前，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和中国劳工论坛（CWI在中国的支持者）一直都警告说，中共独裁者绝不会容许香港实行“西方式”的民主，他们过去在香港民主问题上的所言所行不过是在拖延时间。

反对“西方意识形态”

与中共有关的工业及金融寡头掌控著中国资本主义。他们需要一个独裁政权和全世界最大的警察国家来奴役工人群众，以工人阶级的血汗换取自己的财富。中共宣传说“民主”和“西方意识形态”是美欧用来制造社会混乱、分裂中国的阴谋。

习近平上台后，这种宣传变本加厉，中共的威权统治也更加严酷。继“八三一决定”否决了任何民主“改革”的可能之后，中共和傀儡港府在香港推出严厉的压迫性法律，清洗民选的反对派议员，操控议会选举，对社运人士提起政治检控。中国大陆的情况也是类似：工运人士、左翼学生、人权律师和激进的网络写手遭到接连镇压。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中共不准林郑向香港群众运动做出哪怕微小的让步，以免自己的“权威”受损。

不仅如此，香港的资产阶级富豪也和中共站在同一阵线，强烈敌视和害怕民主，因为他们害怕群众拥有真正的民主权利之后会威胁他们收益丰厚但不可告人的商业合约、避税特权和巨额利润。正因如此，这些富豪最近几个星期公开向政府表忠，并要求群众停止抗议。

民主是如何赢来的？

在历史上，所有民主权利都是群众革命斗争赢来的，而且近百余年来，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等工人组织在这些斗争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相反，资产阶级则一直支持反革命和独裁。社会主义者正是因为了解这些历史经验，才能预见中共的“民主承诺”完全是谎言。

而泛民政客和他们周围的学者则声称，“开明的”资产阶级政府会捍卫和推进民主权利。他们指望特朗普、约翰逊、默克尔等西方右翼或者美国国会“拯救香港”，这完全是异想天开。

近三十年来，泛民领导人错误地相信中共的政治骗局，鼓吹政治改革：即寻求和中共独裁政权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达成协议，并为此一再煞停群众斗争，唯恐群众运动“太过激进”。他们认为这是在香港实现民主权利的唯一可行方案。“八三一决定”令泛民对于“政治改革”的幻想和宣传彻底落空。

工国委国际执委会讨论国际愿景

国际执委会首先就国际愿景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厘清了很多问题。CWI临时委员会的Vincent Kolo和Cedric Gerome做了开场演说，而来自社会主义替代（CWI美国）的Tom Crean负责回应其他同志的发言和提问。在一天半的时间里，来自奥地利、澳洲、比利时、巴西、英国、中国、香港、台湾、希腊、德国、爱尔兰、义大利、以色列/巴勒斯坦、墨西哥、波兰、魁北克、俄罗斯、加拿大、瑞典、突尼西亚、土耳其和美国的同志都作了发言。

讨论的三个主要议题均对当前世界至关重要：全球经济可能再度衰退；帝国主义对抗急剧升级，尤其是中美新“冷战”；世界各地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北非、香港和波多黎各。

上述问题，及其对世界政治和数百万群众的巨大影响，将成为未来几个月和几年阶级斗争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们强调，CWI各支部和成员在上一时期进行的“政治革命”使我们的国际免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堕落。这对我们在政治上做好准备、以介入激动人心且充满挑战的新时期来说非常关键。

世界经济再现衰退

所有最新数据都显示出，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再次衰退。中国经济增速降到30年最低；在欧洲，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都接近或者已经处于衰退之中。

新一轮的经济危机将成为人们记忆中第一次主要由地缘政治因素引发的危机。中美贸易冲突以及英国脱欧造成世界经济成长放缓（尽管后者影响相对较小），体现出政治与经济之间密切的辩证关系，同时也证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特别是各国统治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在阻碍经济发展。

IEC会议就未来经济衰退的性质及其影响进行了非常多的讨论。虽然地缘政治因素是决定性的导火索，但是这场危机的深层原因与2007/8年危机相同，即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盈利能力面临根本性的危机。这反映在自2008年以来恶化的巨大债务问题，投机性经济泡沫增大，生产性投资的长期缺乏。

讨论强调的另外一点是，世界经济还未从上次危机中恢复。国际统治阶级为对付2007/8年危机已使用了浑身解数（包括降息和关键的国际协作），所以如果再出现新的衰退，他们的回旋余地已大不如从前。

新一轮危机对工人阶级、青年人和所有被压迫者的影响也将与2007/8年不同。人们不会忘记过去10年的新自由主义攻击、贫困和斗争。虽然新一轮经济危机、失业和不稳定的就业前景可能暂时削弱工人的斗争意愿，但是经济再次衰退对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影响无疑将加深过去10年的激进化近程，引爆更多革命斗争。

中美新“冷战”

在国际关系方面，中美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激烈冲突不断升级。这场历史性的冲突远远超出了“贸易战”，并正在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政经事件。中美在经济、政治和技术上出现“脱钩”的趋势，双方都在寻求巩固和发展各自的势力范围。

关于欧洲、拉丁美洲、澳洲和非洲的讨论也提出相关例子。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危机一直是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华为事件所涉及的“5G”技术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民用意义。

中美冲突不是重复美苏冷战，因为美苏冷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经制度间的冲突，而今天的中美“冷战”两大帝国主义争夺世界主导权的历史性决斗。不过，与上一次冷战一样，中美冲突正在将世界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集团，而且愈发所有世界关系的主线。

几位同志评论道，中美之间虽然是“冷”战，但其影响非常严重。的确，如果是在核武器出现之前，像中美之间这样的冲突很可能已经引发“热”战。

中美冲突在未来几年会有起伏，但导致冲突的根本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主义之下得到解决，所以双方不可能达成持久的协议。

冲突还反映出两国内部的发展。美国的同志解释到，美国经济明显在失去动力，罢工数量在回升，“社会主义”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从伯尼·桑德斯的初选竞选活动中可见一斑）。在西雅图，社会主义替代（CWI美国支部）正参加市议会选举，迎战以世界首富、亚马逊公司CEO杰夫·贝索斯为首的资产阶级联合攻势，争取莎玛·萨万特（Kshama Sawant）连任。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极其关键的一场战役。

香港的历史性群众运动预示著中国革命

香港和台湾的同志深入解释了当前香港群众运动的影响。在过去10多个星期里，香港群众不断走上街头，每个星期至少会有一次超过10万人的游行。上周末（8月18日）更是有170万人参加示威！

各国统治阶级的代表正在讨论中共是否会出动解放军镇压香港群众运动，制造另一场“天安门屠杀”。同志们在讨论中说，尽管短期内中共不太可能采取军事镇压，但是中共做出军事威胁反映出它现在面临的危机之深。中共非常害怕爆发群众革命。

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活跃在运动当中，目前正在推动学生罢课。这场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去中心化的，“没有领导”，这反映出群众对于香港资产阶级泛民反对派的不信任。我们的同志主张运动需要以工人阶级行动为核心，并主张运动需要蔓延到中国大陆。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场群众运动都是新一场中国革命的开端。中共严控媒体并大肆制造假新闻，将香港群众运动描述成西方反动势力的阴谋，以避免大陆群众声援香港的抗争。但是中国大陆也在经历群众斗争和激进化的浪潮。接连不断的中国工人群众斗争可能升级，并和香港群众运动联合起来。

非洲的革命起义

尽管CWI在苏丹的成员未能拿到签证，因而无法参加会议，但我们仍深入讨论了今年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群众革命运动。

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群众推翻了已统治数十年的独裁者，震惊了许多资产阶级评论员，并令整个地区的统治精英感到害怕，同时也鼓舞了数百万工人和年轻人。由于近年来中东部分地区遭受反革命的残酷蹂躏，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起义更具重要意义。

苏丹的斗争是21世纪最先进的革命斗争之一。苏丹各地成立了大量基层抵抗委员会，作为动员群众的核心力量。军政府及其民兵武装在6月3日发动大屠杀，但未能消灭革命，反而激起更大的群众反击，包括历时3日的总罢工和6月30日的“百万人游行”。

不幸的是，虽然苏丹群众展现出巨大的革命力量，但运动领导层反而落在群众后面。反对派“自由与变革宣言力量”（FDFC，其骨干是“苏丹专业人员协会”）已与反革命军政府签署了一项权力分享协议，但这份出卖革命的协议遭到越来越多群众的反对，很可能会因革命的继续发展而破裂。旧独裁者被推翻之后，腐败的统治集团更大力地控制经济，并向沙特主导的也门内战派出更多军队，而群众则要承受物价上涨和食品、燃料、药品短缺。所以新的革命斗争正在酝酿。

资本主义无法实现政治稳定

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最鲜明地显示出，欧洲资本主义自2008年危机之后深陷无休止的动荡，丝毫无法恢复稳定的政治局势。欧洲同志报告了欧洲各国普遍的政治动荡和两极化，包括德国、法国、奥地利等“核心”欧洲国家。

尽管英国和欧洲资产阶级都反对英国无协议脱欧，但统治阶级的政治考量推动局势不可避免地向这一方向发展。鲍里斯·约翰逊就任英国首相，工党和保守党都深陷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资产阶级找不到任何能够解决困局的代理人。欧盟建制也不得不对英国采取强硬态度，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这么做，欧盟就会瓦解。

在欧洲大选中，许多国家的群众更加两极化，而且绿党的选票骤然上升。这说明统治阶级未能恢复群众对传统资产阶级政客的信心。相反，欧洲经济正再次进入动荡期，传统政治版图将更加难以维持。

拉美的情况也与欧洲类似，过去几年右翼势力赢得多个主要拉美国家的大选。但无论是传统的新自由主义者（例如阿根廷的马克里），还是右翼民粹主义者（例如巴西的博索纳罗），尽管备受大企业期待，但都未能享受到“蜜月期”。

博索纳罗是1980年代末独裁政府下台之后支持度最低的一位新总统，而且博索纳罗政府深陷于保守派、新自由主义者和军方的内斗之中。在阿根廷，马克里政府面临著工人和女性的斗争浪潮。在不久前的总统大选初选中，马克里的得票率落后其主要对手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15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在墨西哥，在一年前左翼的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MLO）当选总统之后，工人阶级则更勇于发起斗争。

未来一段时期，各种政治立场的政府都会受到考验。而CWI的任务就是呼吁和组织工人和受压迫者的团结抗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终结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长期危机、不平等、压迫和混乱，真正改善全世界大多数人的经济状况和生活处境，同时保护生态环境。

尽管我们在IEC会议上也专门讨论了性别压迫、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环境问题，但我们在本场讨论中也强调，上述议题是我们讨论世界愿景的关键内容。这些议题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而且也关系到我们的全球行动计划。CWI成员在世界各地的女性运动中经常扮演著领导角色。大规模的女性运动反过来推动了工人斗争。而且在各类阶级斗争中，女性工人和年轻女性一直都站在第一线。

全球青年反气候变化运动得到工人阶级的更大支持。CWI的各国成员将积极介入9月20-27日的反气候变化罢课/罢工。

今次这场令人振奋的讨论表明了CWI的政治力量、决心和革命乐观精神。我们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国际活跃在群众斗争当中，准备迎接挑战和革命机遇。

不要假让步 小心紧急法

向中国输出革命是致胜关键

林郑宣称将撤回送中条例，但拒绝其他四项诉求。林郑只是作出假让步，试图分化运动，以为可以孤立坚持五大诉求的示威者，并且顺势推动《紧急法》，变相实行全面独裁。假让步、真镇压是中共一贯的奸招。回顾2011年广东乌坎村的教训，当时村民为争取民主选举而抗争，但误信了中共举行选举的承诺而停止抗争，最终村民的诉求无一实现，只是换来恐吓、搜捕和激烈镇压。

中共最害怕的是向香港示威者示弱，伤害党的权威。这会鼓舞大陆群众仿效港人反抗，造成连锁效应，让革命蔓延全国。所以，中共不可能单纯撤回恶法，而必须配合暴力镇压清场，扑灭运动的燎原之火。

所以反权威斗争并未结束，而是进入更复杂的阶段。我们现在没有退路，必须继续抗争，要么全赢，要么全输。香港示威者通过了勇气和意志的难关，下一仗更需要清晰的作战方向和协调。现在更需要一个由下而上产生、受群众监督、由群众民主控制的领导，超越过去数月的自发、没有领导的模式。

需要工人组织和斗争

财团害怕示威浪潮持续，招致利润受损，因此一早希望林郑让步。最近一众达官贵人与林郑会面后，竟纷纷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而是统治阵营在危险中为各自利益而分裂。

但财团在中国市场和权力的利诱下，一致拥护威权体制，并协助政府发动白色恐怖。国泰航空、香港航空和汇丰银行，都在中共的威迫利诱下监视、恐吓、解雇抗争工人。

社会主义行动在汇丰银行工作的成员梁礼邦因组织工会而被解雇，我们正开始在香港以及国际上发动声援行动，要求汇丰撤回解雇决定。

财团担心群众斗争会催生强大的工会运动。随著香港经济正再次走向危机，财团已准备大批裁员、打击工人的工作待遇和生活水准，让工人为资本主义的危机买单。因此我们的运动也必须反对财团，捍卫工会和保护抗争工人。八五和九二罢工是工人初次演练，未来的总罢工要更有更强大的工会和罢工委，才能真正瘫痪经济。

连结国际群众　不要寄望西方政府

不少泛民寄望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向中共及亲中政客施压。林郑撤回恶法也因为缓和西方政府的施压。但切记美国统治阶级只是利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换取经贸以及地缘政治谈判的让步。

中共和特朗普政府都是帝国主义政府，他们只关心各自的地缘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只想扩大银行和跨国公司的势力，不会真正顾及民主与人权。

特朗普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亲富人政策备受美国群众憎恶，我们绝不能寄望这样一个政府来保护民主权利。

美国等西方国家介入都是为了骑劫群众斗争。例如在2014年，美国介入乌克兰的群众运动，将腐败的亲俄政府推翻之后，支持另一个可能更加腐败的亲美政府上台，让另一批无赖骗子夺取了政权，继续寡头专政。

我们能够争取的真正盟友是世界各地的基层群众，而不是各国的亲资政客和政府。就如最近英国示威者群众也起来捍卫民主权利，反对约翰逊发动政变架空议会。这些反对自己政府的反民主、反工人政策的人民也普遍支持香港的斗争，他们正是我们连结的对象。而举英美国旗只会使他们误以为香港示威者为英美政府摇旗呐喊，隔绝国际基层的群众连结。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中港团结斗争，并主张建立一个新的工人群众政党。我们不只要争取五大诉求，也要反抗贪婪的资本主义。我们要求停建大白象，大幅增建公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终结中共独裁政权的残暴统治。

香港：严酷镇压正催生革命

香港政治危机出现重大转折。经过三个月历史性的反政府示威，曾寸步不让的林郑于9月4日宣布正式撤回送中条例。

这一决定必然事先得到习近平的许可。虽然中共谎称“支持、尊重”港府自行决断香港事务，但实际上香港的真正统治者一直都是中共。特别是在那些涉及中共政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港府只不过是中共命令的执行者。

自6月反威权群众运动爆发之后，香港政府早已瘫痪，真正的决策者是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在深圳领导的专责小组。

送中条例早已不是群众运动最主要的议题。群众的怒火现在主要是针对警察暴力和中共对香港的威权打压。所以林郑现在撤回条例是“太少，太迟”。大部分抗争者立即表示不接受林郑的假让步。如黄之锋在英国《都市报》上的文章所说：“这支橄榄枝背后的真相绝不是和解，而是收紧控制”。

其他许多群众和年轻人也都认为，林郑做出这一表面让步，是为了分化运动，借势采取更严酷的镇压，包括可能动用英殖时代留下的紧急法（这部法律最初是为了镇压1922年海员大罢工而制定的）。

现在看起来，统治阶级更倾向于用香港警队和本地法律来镇压运动，而非出动解放军，因为前者的政治经济后果相对较小。在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继续恶化的情况下，对于中共来说，出动解放军只是万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中共身陷危机

虽然撤回条例只有象征意义，但仍然体现出群众运动给中港政府造成的巨大压力。这场运动的爆发本就在中共意料之外，而群众的毅力更令中共震惊，。

林郑突然宣布撤回送中条例，令中港的亲中共势力都大吃一惊。事先被蒙在鼓里的香港建制派（服务于非民选港府的右翼资产阶级政党）对林郑再次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过去支持政府“寸步不让”的强硬立场，尽管有时比较犹豫，而现在林郑突然宣布撤回，令他们颜面大失。建制派政党害怕在今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中会遭遇惨败，失去对这些不民主而且无实权的区议会的控制权。所以政府有可能会以“安全”为由取消今年的选举。

更重要的，林郑撤回条例对内地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香港《南华早报》前总编王向伟说，这是“一个非常突然而且非常危险的决定”。他特别提到：“就算在林郑宣布撤回的前一天，都还没有任何相关迹象或者传言”。

王向伟指出，港澳办在前一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没有给出任何改变政策的迹象，而是继续督促所有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对抗暴徒，将‘止暴制乱’作为‘当务之急’。”

内地媒体对于撤回条例的报导也非常低调，与过去几周关于“暴徒”和“颜色革命”的激烈宣传形成鲜明对比。

右翼民族主义网民对撤回条例的决定大加批评。这些右翼民族主义网民是中共政治基础的一部分，但现在他们强烈批评撤回条例是“向颜色革命投降”，并警告说这会鼓动中国群众效仿香港的激进抗议。

撤回条例虽然没有实质意义，但对中共来说仍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所以可见中共政权和习近平正身处危机。中共的大麻烦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中国经济急速放缓（其严重程度远甚于官方数据），以及迅速升级的中美帝国主义冲突。

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

香港现在的抗议无疑是中共自1989年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群众挑战。从6月9日开始，香港已经举行了三场100-200万人的大型示威。英国《卫报》说，从抗议人数与人口的比例来说，香港的抗议规模可能是全球最大的。

香港也举行过三次大罢工，主要是通过社交媒体发起、工人自发参加。工会几乎没有为组织这些罢工做过努力。香港的工会几十年来都很弱，而且在1997主权移交之后更是被新自由主义反工人政策进一步削弱。在罢课方面，9月2-3日开学时，约有4万名中学生和大学生无惧警察镇压参加罢课。

除了大资本家和亲中共阵营的核心力量之外，几乎整个香港社会都支持群众抗议及其“五大诉求”：

完全撤回送中条例
林郑下台
撤销暴动定性，无罪释放所有被捕示威者
独立调查警察暴力
双真普选（即特首和立法会均由民选产生）
运动得到如此稳固的群众支持，正是因为警察暴力一再升级，而政府也包庇警方的所有暴行。所以年轻人的激进行动也广为群众接受，而且这些激进行动绝大部分都是为了抵挡警方的残暴攻击。因此，虽然政府不断指责示威者是“暴徒”，想要分化运动，但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公务员、律师、记者、社工、医护人员和建筑师都已公开反对警察暴力、声援示威青年，说明就算部分被视为“建制”的群众也被抗争情绪感染。另外，8月底举行的一场反对警察性暴力的集会有3万人参加；在林郑宣布撤回的次日，有2.3万人参加了一场反对警察暴力的集会。这些大型示威反映出群众的激昂斗志。现在民阵发起9月15日游行，会再次有不计其数的群众上街。

香港不是新疆

另一个能反映出群众怒火的例子是，多次有大批基层居民在深夜毫无装备地走上街头，阻止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攻击示威青年。他们高喊：“滚出去，这里不欢迎警察！”警方也被迫撤走两间医院的警岗，因为医护人员非常敌视他们。

警方按中共旨意，在地铁站、商场或其他地方内无差别地攻击、围捕示威者，以图吓倒年轻人，让他们不敢再参加示威。

警方也在路上或地铁站中截查年轻人，搜查他们的随身物品和手机。警方甚至曾截停巴士，盘查所有乘客。其情景类似于如监狱一般的新疆。

最受群众憎恨的是“速龙”（一支准军事化的防暴警察）。警方最残暴的一些镇压行动就是由他们执行的，例如831太子站事件。有传言说太子站事件中至少有一人被警方打死，令义愤填膺的群众每晚在站外和邻近的警署外抗议。

中共想把“新疆模式”复制到香港，要求警方使用重武力全面升级镇压，包括纵容黑帮攻击示威者，但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新疆和香港两地状况完全不同：新疆深处内陆腹地，并被解放军重重包围，令中共得以秘密地大肆监控、囚禁当地居民；而香港是亚洲最主要的金融中心，拥有自由的信息流通（虽然也已受到中共的部分限制），香港警方的暴行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根本不可能掩人耳目。建制派政客说抗议已经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实际上这也是公众对于警察的看法。警队已经彻底失去群众的信任。

中共的顽固态度

香港群众抗议持续时间越长，习近平精心打造的强人形象就越受打击。

对于习近平政权来说，以恐吓的手段阻止群众发起抗争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如果政权权威受损，或者群众发现其实际力量并不如表面那么大，那么其统治可能会面临存亡危机。

香港资产阶级建制虽然坚定支持（甚至是崇拜）中共独裁政权，但也对中共的这种顽固态度感到不信任和震惊。尽管香港资产阶级富豪一致反对扩大群众的民主权利，但他们愿意做出有限的政治让步以缓和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

中美冲突和全球经济放缓导致香港经济逐渐走向衰退之时，现在这场危机正令旅游、零售和地产业雪上加霜。据英国《金融时报》估计，自运动开始以来，香港十大富豪总共损失了150亿美元，主要是因为股价下跌。因此在林郑宣布撤回的当天，香港股市上升了将近五个百分点。

香港资产阶级的不满无疑是林郑撤回条例的原因之一。同时中共也希望缓和西方媒体以及美欧帝国主义政府的压力。如我们之前解释过的，西方政府并不关心香港的人权和民主，他们只是想要利用这些议题迫使中共在经贸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

中共过去将香港政府作为统治香港的代理人，而非亲自管控香港，从而令香港在国际贸易中得到特殊待遇，但现在由于群众抗议的压力，这种状况已经改变。林郑政府没有实权已是越来清晰的事实。

根据流出的一条秘密录音，林郑在八月底闭门会见商界代表时说，她的权力“非常、非常、非常有限”。她也承认：“如果我有得选，我会第一时间辞职。”

尽管政府对这次泄密非常愤怒，但并没有否认其真实性。林郑已经“上了贼船”，不可能全身而退。

如何对抗中共这一幕后黑手？

社会主义者对录音揭示出的中港实际权力关系并不惊讶，但录音对香港群众的意识造成重大影响。这场斗争的首要敌人从来都不是傀儡港府，而是中共，因为后者才是香港的实际统治者。那么香港的750万群众如何才能打败这个强大的独裁政权？仅靠香港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唯一的取胜之道是吸引中国群众加入战斗。

我们不能只是“呼吁”中国群众支持香港斗争，而是需要积极地将斗争蔓延到中国，建设中国的反威权群众斗争。中国群众参加斗争比香港要危险得多，例如去年佳士斗争的工人和年轻人为争取组织独立工会而遭到猛烈的国家镇压。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说“解放香港”，因为这种局限于一城的诉求不可能得到广大中国群众的响应。

中国的工人或者学生可能会同情香港的斗争，但如果香港群众斗争只著眼于本地，那么他们最多也只是同情而已。香港群众斗争如果要打破现在的孤立局面，必须要发出与现在截然不同的信息。

我们必须呼吁两地群众一起对抗中共政府残酷的亲资政策：终结住房危机（将开发商国有化，开始建设大量公共住房）；建设强大且民主的工会争取工人权利，以工人阶级民主管控的公共投资终结低薪、过劳且不稳定的就业状况；推翻独裁政权及其所服务的富豪阶级，停止国家镇压和媒体管制。

如果香港群众斗争明确、勇敢地提出上述主张，可以打破中共在内地的抹黑宣传，得到中国群众的巨大回响，将斗争蔓延到中共独裁政权的脚下。

实行紧急法？

如前面所说，现在是中共和内地安全部门在指挥香港警队。香港实际上已经进入戒严状态，而且未来政府可能会正式宣布戒严，并采取更加严酷的镇压。现在示威大多被警方禁止，被捕人数也急速上升。自6月以来，已有至少1,200人被捕，其中超过100人被控暴动罪（最高刑期为10年）。还有其他许多示威者被控非法集结，同样可能被判处严厉刑期。

警方很大程度上已经停止处理日常犯罪事件的工作，街头的警察巡逻已经减少。3万8千名警察（再加上冒充香港警察的中国军警）已纯粹变成镇压工具。

香港政府还威胁要启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上次动用这部法律是在六七反英暴动时。如果启动紧急法，特首将成为独裁者，可以随意进行媒体审查、监禁、遣返、取缔政党和禁止集会。政府甚至考虑过局部关闭互联网，以封停示威者用来组织行动的网络论坛，不过政府不太可能真的采取这一行动，因为会给香港经济造成致命打击。

政府“考虑”采取这一行动，本身足以说明危机之深。不过群众并没有被紧急法的威胁吓倒。在林郑撤回条例之后，政府的恐吓宣传无疑会变本加厉，可是现在年轻人的斗志非常高涨，整个社会对政府空前不满，所以政府就算正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可能也无法改变政府和群众运动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且如果在紧急法启动之后迅速出现大型群众抗议，政府的权威反而会被进一步削弱，危机会继续加深。

中美帝国主义冲突

虽然中共或明或暗地威胁要出动解放军，但是目前来看，军事镇压仍不是最有可能的情况。

我们过去已解释过，虽然中共有能力进行军事镇压，但是现今的政治局势（特别是正在迅速升级的中美帝国主义冲突）让它不敢肆意而为。当然特朗普政府不关心香港的民主自由，但是如果中共公然动用解放军镇压香港群众运动，彻底打破香港的表面上的自治，那么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将会受到威胁。

美国如果不做出强硬的外交和经济回应，那么美帝国主义及其遏制中国帝国主义的计划将面临历史性危机。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反中鹰派约翰·博尔顿警告说：“国会此刻[对香港问题]的情绪非常不稳定，所以只要中国政府做错一步，我认为就会让整个国会大爆发。”

美国的激烈反应也部分反映出，特朗普在香港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的多变态度令共和、民主两党的政治精英都感到不满。7月，特朗普说香港的群众抗议是“暴动”。这完全是在附和中共。还有一次，特朗普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必须自己解决，他们不需要建议。”特朗普的这些言论赢得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欢心，甚至有一个支持中共的说唱乐队把特朗普的发言放进他们的歌里。

美国的亚洲政策立足于赤裸裸的金融和强权利益，绝非要推进各国的民主权利。美国曾在亚洲扶植众多独裁者：韩国的朴正熙，台湾的蒋介石，菲律宾的马科斯，印尼的苏哈托。当这些独裁政权被革命运动或者群众压力打垮之后，美国政府利用经济和外交手段确保新政权依然亲资和亲西方政府。

可惜的是，一部分香港示威者对美国统治阶级报有幻想，认为美国政府会帮助香港的运动获胜。但实际上美国统治阶级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将香港当作迫使中共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做出让步的棋子。

就在林郑宣布撤回条例前几天，中美决定于十月重启贸易谈判。这并非巧合。尽管贸易战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但重启谈判的决定说明双方都想淡化香港问题。

如何前进？

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香港政府面对如此巨大的群众压力必然早已垮台（其实可以说“香港政府”的确已经“垮台”，眼下真正统治香港的是中共）。

为了发动全中国的反威权群众斗争，打败中共独裁政权，香港“革命”需要再进一步。自发的运动模式已经达到极限，现在迫切需要更加清晰的纲领和战略，并且需要将运动组织起来从而执行战略。运动也需要明白哪支社会力量能够将运动组织起来，并将斗争输出到中国内地──不是“纳税人”、“消费者”、“市民”，而是“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所以社会主义者强调，需要以八五和九二九三大罢工为跳板，建设真正的总罢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真正的组织，需要建立民主的罢工委员会和新的工会。

香港群众运动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习近平政权过去奉行强硬路线，不容忍任何挑战，但现在已经受到重重一击。

香港以及整个中国现在就像一个高压锅，阶级矛盾已经沸腾，只不过暂时被独裁政权和警察暴力压制下去。从政治上来说，今天的香港正预示著明天的中国。我们需要为群众斗争找出正确的纲领和策略。

“美国操控香港抗议”是荒谬谎言

自6月香港反威权运动爆发之后，中共便大肆鼓吹说这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势力挑动的“颜色革命”，旨在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来支持国家镇压，同时也想借此压制香港抗议者、外国媒体和西方政府。

国际上有一些“左翼”（主要是斯大林主义者）相信了中共的谎言。在两年前伊朗100多个城市爆发反独裁抗议时，他们也说那是有美国在背后支持。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上的斯大林主义者大力支持香港警察的暴行。他们说：“美国警察比这恶劣得多”。这的确是事实，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对所有国家的警察暴力。

那些相信中共虚假宣传的人说，黄之锋、李柱铭等泛民政客以及《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和美国右翼建制政客有来往，所以证明香港群众运动是受美国操控的。但其实现在这场运动没有领导。上述这些人物从运动一开始就被激进的年轻示威者赶到一边了，因为这些泛民“领导人”在过去的斗争中一直奉行软弱的妥协路线，令年轻人赶到失望甚至愤怒。正是因为泛民被边缘化，运动才能发展到如今的程度（不过运动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自下而上组织起来，建立民选的、受群众监督的领导层）。

童话故事

甚至连中共自己都不相信香港的群众运动是旨在推翻中港政权的“颜色革命”，否则中共势必不会和美国继续贸易谈判。

上个星期，中美宣布将于今年10月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两国原本是打算在9月重启贸易谈判，而现在推迟到10月，是为了让习近平能够安心举行十一庆典。特朗普显然是借此向习近平示好。

十一庆典不只是纪念建国七十周年，更是为了进一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挽救身处重重危机的习近平政权。中共党内权斗重新激烈化，习近平的“强人形象”也接连受到打击，所以习近平想要借助民族主义来稳固政权。美国如果真的想藉香港问题打击中共，那它就会要求在十一之前举行谈判，令中共面临更大压力。但其实美国统治阶级只是想扩大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和打开中国金融市场。

“毛派”青年惨遭迫害

中共政权一惯将自己面临的重大政治挑战归咎于“外国势力”。例如，去年争取独立工会的佳士斗争也被中共官媒说成是“受境外势力操控”。

参与佳士斗争的年轻人大多是“毛派”。虽然他们在经受过几个月的监禁和酷刑之后被迫“承认”自己是受外国势力指使，想要推翻中共，但如果说他们真的和西方政府或情报部门勾结，那真是太荒谬了。

美欧等西方国家根本不关心中港的民主权利和工人权利。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帝国主义经济利益，只想尽量扩大本国银行和大企业的海外市场。

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各帝国主义势力不得不更努力地竞争世界经济和政治霸权，所以西方政府和中共的经贸和地缘政治冲突才愈演愈烈。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西方政府开始在香港问题上向中共施压。但这也不过是美欧政府想要迫使中共在经贸和地缘政治上做出更多让步的外交博弈而已。

美英帝国主义

在五年前人大出台“八三一决定”时，英国外交部曾说这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但“八三一决定”要求香港特首候选人必须经过中共审核。当时英国保守党外交大臣施维尔说，香港不可能得到“合适的民主”，中共开出的方案“总好过什么都没有”。英国政府当时迫切想要吸引中国的投资，所以采取了上述的亲中共立场。

美国的立场也是类似。今年7月2日，美国前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Kurt Tong）在其离职演讲中说，美国政府对于抗议者的暴力和破坏感到“失望”。作为美国驻港高级官员，唐伟康称赞林郑的“道歉”非常真诚。他还说：“我认为下一步最好的做法真诚对话，并让所有人相互沟通”。这显然不是在支持群众抗议。

特朗普甚至发表过更加亲中共的声明，将香港抗议者称为“暴徒”，并说香港问题是中共独裁政权的“内政”。特朗普一向仰慕普京、金正恩和塞西等威权政权，所以发表这样的声明并不奇怪。特朗普甚至曾说中国的八九民运也是“暴动”，并赞赏天安门屠杀：

“学生大批涌入天安门广场时，中国政府差点控制不住局面。学生很凶狠，很可怕，但中国政府强力将他们压了下去……这显示出强大的力量。”[美国《花花公子》杂志采访特朗普，1990年3月]

现在特朗普政府主要是想在美国2020年大选前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所以香港群众运动对他来说只是件小事。

现在那一小部分挥舞美英国旗的香港示威青年可能还不知道自己落入了帝国主义的政治陷阱。

社会主义行动成员因参与九三罢工被解雇

发声支持群众抗议的工人和工会分子被解雇丶监视和恐吓。社会主义行动成员梁礼邦是汇丰银行的外判职员，他参与九三罢工并在媒体采访中提出需要建立银行业工会，随后便被解雇。

财团白色恐怖

汇丰银行是欧洲最大的银行，也是世界第五大银行。不过其80%的业务都是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汇丰与中共独裁政权关系密切，中国国有保险公司中国平安是其最大股东。

近几星期，香港多间大公司听从中共指令，严厉打压参与群众抗议与总罢工的工会和工人。有的工人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支持运动，但也受到处罚。这显示出香港大企业与威权政府间的紧密联系。和其他许多大公司一样，汇丰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谴责群众抗议。这也反映了资本家害怕目前的群众抗议会强化原本力量薄弱的香港工会并使之激进化。

随著全球经济衰退的到来，群众可能面临大规模裁员丶减薪与进一步的紧缩措施。今年八月，汇丰宣布在全球裁员4000人。香港公司正利用现时的威权镇压来削弱工会。最近几星期有至少20名航空业工人遭解雇，其中包括国泰港龙空勤工会副主席施安娜。

国际声援

CWI与“全球声援香港”运动呼吁世界各地的工运和社运人士于10月2日到各国汇丰银行外抗议汇丰解雇梁礼邦。我们正请各国工会丶左翼组织和社运组织参加抗议，并请他们发信给汇丰银行和当地媒体抗议香港工会和民主权利的所受攻击。

运动致胜两大关键

林郑和中共撤回送中恶法，企图通过假让步分化运动，但完全没有得逞。中共为了维护独裁政权的权威，不甘向反抗的群众示弱，将会继续加强黑警暴力，甚至推动《蒙面法》打压示威者。“党铁”配合黑警戒严，又拒绝交出831太子站黑警镇压的全部录影。现在即使林郑否认当日有人死亡，仍然得不到群众信任，可见政权诚信已彻底破产。

中共至今不敢出军队全面镇压，一来中共非常依赖香港这座国际金融城市，作为大陆接通全球资本的窗口，以舒缓中国的债务危机；二来解放军接管意味著群众将抛掉“一国两制”的幻想，有可能酿成革命局势；三来中共害怕与欧美的冲突会恶化。但同时我们波澜壮阔的运动已持续了三个多月，陷于胶著状态。现在需要改变运动的模式，才能打开突破口。

反对财团白色恐怖

社会主义行动成员因为组织银行业工会而被汇丰银行解雇。今次事件是继国泰航空丶香港航空后，再有大企业公然制造白色恐怖，剥夺工人加入工会和罢工的权利。由于如1998丶2003和2008那样的经济危机将会重临，资本家正准备大规模裁员丶减薪和压低工人待遇，要我们为危机埋单。他们现在打压工会，是为了削弱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剥削的力量。因此，工人斗争是民主斗争的致胜关键。

自六月反送中运动爆发后，中共对汇丰动大手术。在八月，汇丰更登报“谴责暴力及破坏社会秩序”向中共表忠。可见汇丰等大财团完全站在香港民主运动的对立面。我们反对汇丰等大企业的无理解雇，支持员工组织起来斗争，并协助联络世界各国工会进行国际声援。

如何输出革命？

香港无法独力打败中共独裁政权，必须寻求国际连结。但我们不能寄望西方政府，而是世界各地的工会丶社运组织和普通工人及青年。因为西方政府和中共政府一样，都只关心各自的地缘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

美欧政府现在在香港问题上频频向中共施压，包括威胁要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但这只不过是为了迫使中共在经贸问题上做出让步，加上西方群众大多数也支持香港运动，令西方政府也感受到群众压力。因此，我们能够争取的真正盟友是中国以至世界各地的基层群众，而不是各国的反对民主丶亲财团的政府。所以向美英政府请愿丶举英美国旗，只会让西方国家的群众误以为我们站在他们敌人的一方。

香港革命输出中国，团结大陆的群众斗争，才能击倒一个统治13亿的政权。为了赢得内地工人和年轻人的支持，我们不能只是呼吁他们支持我们的五大诉求。我们也要呼应大陆反压迫丶反独裁的诉求：要求中港立即实现全面民主丶释放所有政治犯丶落实成立独立工会的权利和政治结社权丶停止媒体及言论审查。我们也要支持中国的工人丶青年和贫农的斗争，包括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和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公共医疗丶教育和住屋等公共资源等。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反对财团白色恐怖，捍卫工会权和言论自由
改变运动模式，以工人斗争为中坚力量，是唯一的致胜方法
组织战斗性工会和罢工委员会，准备真正的总罢工，反击警黑暴力
香港革命输出中国，团结大陆群众斗争，打倒中共独裁资本主义
实现真普选，投票年龄降低到16岁，建立真正的人民议会，取代不民主的立法会，立即施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打破资产阶级富豪的经济霸权

彻查警察暴力 惩处残暴警队

群众对香港警队已经完全失去信心。现在看起来，香港警队应该已由中共直接指挥，其中混杂著大量中国公安武警，对示威者乃至路人采取令人发指的暴力攻击，包括虐待和性侵示威者。831太子站视频至今仍未公布，虽然警方称未有示威者死亡，但群众无法相信谎言不断的警方和政府。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代表运动和大多数普通劳动群众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彻底揭露警方的暴行，从而以民主的方式重组警队。

监警会没有实权

政府现在只同意让监警会调查，正是为了掩盖真相。在撤回恶法后，中共害怕再退让的话等同示弱，会令示威者有信心争取馀下诉求。在《路透社》揭露林郑与商家闭门会议的录音中，林郑表示自己除了三万警察什麽都没有，可见政府不敢得失警队。再者，警察暴行是有系统的，包括拒绝出示编号及委任证丶假扮示威者捣乱，独立调查意味著要由决策的高层来承担。加上大量中国武警渗透香港警队，明显受中联办指使，林郑岂敢成立一个机构调查自己的上级。

这本身就足以说明，现在林郑关于通过监警会调查警方行动的种种承诺都是空谈。专家组成员之一丶加拿大公民监察执法协会格里·迈克尼利曾在一起调查中包庇警方。而监警会新增的两名委员林定国和余黎青萍全都属建制派。余黎青萍曾是林郑竞选办顾问。她加入监警会之后更是说，警方不是“无端端”施暴！监警会尚未开始调查，其偏袒警方的立场就已表现出来！

需要民主的独立调查委员会

面对持续的群众运动和中美帝国主义冲突，不能完全排除中共可能再退一步，同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但由政府成立的所谓“独立调查委员会”只是用来暂时平息群众怒火的幌子，不会触及那些有罪的官员和制度，现在的沙中线调查和四年前的铅水事件调查都是如此。

即便政府最终不得不同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也会尽力只拿少数警察祭旗。就算有警队高层下台，他们还是会领取丰厚的退休津贴作为补偿，整个警队依然会是中共用来镇压香港民主斗争的工具。类似的现象我们已在港铁丑闻中见过。

真正民主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应该由示威者丶基层市民丶支持民主斗争的学生和工人组织丶独立的法律和人权人士等代表组成，而非由站在运动之外的司法精英（例如退休法官）组成，更不应由政府委任。即便是曾赞成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退休法官也不可信任，例如李国能。两年前，李国能曾说：“香港社会需接受人大常委会享有全面解释基本法的权力”。这实际上就是认可中共对香港的威权统治和打压。

委员会应该由民主选举产生，并接受群众的控制和监督。独立调查委员会应有调查事件和检控有罪者所需的所有权力，不受政府和法院掣肘，因为法院已明显成为威权政府用来镇压群众运动的工具，司法中立已成假象。

民主重组警队

香港警队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中共的镇压工具。必须重组警队并将它置于群众的民主控制之下，并踢走所有支持威权统治的警察（尤其是警队的现任高层）。

就算林郑和中共同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运动也不可以停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曾说，在运动平息之后，可以“考虑”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但是用假承诺欺骗群众停止斗争，然后发动反扑，是中共独裁政权镇压内地群众斗争的一贯伎俩。2011和2016年的广东乌坎抗争就是最知名的一个例子。运动一旦解散，就难以再重新聚集起来。届时政府会有更大的空间操控所谓的“独立调查委员会”。绝对不能为了政府毫无可信度的“承诺”就停止当前的群众斗争，而必须继续扩大运动。必须成立民主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我们绝不让步！

香港民主斗争中的女性战士

除了街头抗议之外，女性工人在机场丶公立医院以及公务员的抗议重也发挥著重要作用。比起2014年，女性在反送中运动更为活跃。也正是这个原因，作为国家暴力机器的警察越加针对向女性施暴，来恐吓参与抗争的女性。

近期香港共三所大学学者的一项研究显示，大多数上街进行抗争的群众都是三十岁以下，其中近一半（约占46％）是女性。女性站上运动前线击破了社会对她们的性别压迫与不平等对待，她们开始意识到女性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丶发挥的作用可以更重要。这也是一种国际趋势。过去几年，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反对性别歧视和性暴力的大型女性运动，例如今年发生在苏丹的抗议行动，成功地推翻了总统奥马尔·巴希尔。

站在反送中运动前线的香港女性示威者却遭到前所未有的丶来自警方与反对者的性暴力与迫害。在互联网上，女性示威者的照片被涂改，写上污辱性的话语，以及各种极为歧视性的言辞。

“他们不会攻击我的观点或其他东西，他们只是攻击我，因为我是女性。”一位香港女学生表示，这些支持民主的女性示威者一再地受到严重的性别歧视攻击。

所以女性很自然地站在现在这场斗争的第一线。如果这场运动失败了，女性所受的损失也会是最大的：这不仅是因为民主权利和公义被打压，也是因为威权统治和富豪专政会令女性面临更大的歧视和压迫，例如政府掠夺公共资金来填满财团的钱包，导致幼儿托育丶长者照护和其他公共服务缺乏资金，而这些重担大多都落在女性身上。保守的性别态度和性别压迫扎根于威权资本主义之中，所以香港的革命必须彻底打破性别压迫。

香港：十一上街 ！游行毋须黑警批准！

随著这场历史性革命的踏入第四个月，香港已变成警察城市。中共害怕民主运动会蔓延至大陆，挑战其统治权力，只能靠警察作为统治工具，酷刑及滥权正不断上演。

输出革命至群众　不靠外国政府

中共的策略是利用暴力和威吓来消耗运动。香港无法独力打败这个世上最强大的独裁政权，必须寻求国际连结。但我们不能寄望西方政府，而是应寻求世界各地的工会、社运组织和普通工人及青年的支持。因为西方政府和中共政府一样，都只关心各自的地缘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对人权民主的“关注”只是骗术。要知道，港警是接受英国训练的，水炮车也是从德国购入的！

《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不过是一只纸老虎，我们不可将希望寄託在它身上。连推动法案的共和党右翼政客鲁比奥也承认，就算法案得以通过，特朗普政府也可以无视它。如果只是禁止林郑等官员入境美国或在加洲买楼，只具有象徵意义，并不能阻止政府的暴政。

因此，我们能够争取的真正盟友是中国以至世界各地的基层群众。所以向美英政府请愿、举英美国旗，只会让西方国家的群众误以为我们站在他们敌人的一方。

最关键是将香港革命输出中国，团结大陆的群众斗争，才能击倒一个统治13亿人的政权。大陆已陷入经济危机，也有传被欠退休金的退休士兵将会在十一上街。因此习近平才要加强镇压，大力禁止大陆工人组织工会，避免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挑战极权和资本主义的腐朽统治。最近新疆集中营照片曝光，维吾尔族人被剃光头、由武警押送的照片也令更多港人明白到今日新疆、明日香港。所以中港革命的命运是连成一线的。

为了赢得内地工人和年轻人的支持，我们不能只是呼吁他们支持我们的五大诉求。我们也要呼应大陆反压迫、反独裁的诉求：要求中港立即实现全面民主、落实成立独立工会的权利和政治结社权、停止媒体及言论审查。我们也要支持中国的工人、青年和贫农的斗争，包括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和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公共医疗、教育和住屋等公共资源等。

游行毋须黑警批准

在警察戒严的状态下，一切和平游行都被禁止，加上黑警疯狂镇压示威者，制造暴力衝突的画面，企图阻吓普通市民上街。过去三个多月以来，609、616和818的大游行是支撑著运动的骨干，现在是时候再次聚集民气，向政权展示强大的民意仍在革命的一方，令运动持续下去，并且再推动真正的总罢工，将行动升级。

为了击败警察禁令，唯一方法是公开号召群众抗命，坚持继续上街，高呼黑警无权决定游行是否合法。这一做法要向全香港人公开说明，不能隐晦。虽然民阵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温和泛民的压力下，召集人只是呼吁自发“行街”。单靠这策略是不足够的，只会将抗命的责任放在个人身上。现在需要的是强有力的集体行动。由于831和915游行没有做到这点，令运动欠缺集中的领导力量，陷入零散化的危机。欠缺领导层和集体方向，是运动成功的障碍。

运动踏入四个月，没有大台的“流水式”运动已经到达了极限。这模式阻碍了运动成功。我们的运动需要集结一个民主产生的行动委员会，无论采取什麽策略避免刑责，民阵都要公开号召抵抗警察的禁令。行动委员会应该由下而上组织起来，民主产生运动代表，让所有示威者及团体民主决策，制定运动的方向。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游行毋须黑警批准，建设行动委员会，号召群众违反禁令
香港革命输出中国，团结大陆群众斗争，打倒中共独裁资本主义
国际团结声援，依靠外国基层劳动者，不靠外国亲商政府
改变运动模式，以工人斗争为中坚力量，是唯一的致胜方法
实现真普选，投票年龄降低到16岁，建立真正的人民议会，取代不民主的立法会，立即施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打破资产阶级富豪的经济霸权

台湾：庇护香港政治难民！共抗中共与财团专政！

早在今年六月，在台港生向台湾政府陈情时，国际社会主义前进（ISF）便在场提出呼吁争取《难民法》，庇护香港政治犯。时至今日香港已有1600多名抗争者遭拘捕，设立《难民法》与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和《港澳条例》，庇护受中共迫害的香港抗议者，使其免为独裁政权阶下囚，已是刻不容缓！台湾人民有责任用自己的力量迫使政府与立院即刻修法，告诉世界，“反独裁、挺民主”的台湾人民不会对香港抗争者见死不救！

民进党的虚伪面目

然而，高喊“撑香港”的民进党政府，却借口“避免挑衅北京”和“防堵中共间谍”，拒绝设立《难民法》。民进党拒绝援救香港和中国的抗议者和异见人士，显然选前高举“捍卫民主自由”只是空谈！

民进党政府装扮成“抗中保台”形象、藉以拉升支持度，而现在却荒谬地提出“不要挑衅北京”，更突显出民进党在民主和民族问题上的虚伪面目。他们借口说这是为了避免让中共更加有理由说台湾政府在幕后操控香港群众运动。但无论民进党怎样做，中共早已将香港的斗争定性为“境外势力指挥的颜色革命”。

同时民进党声称设立《难民法》会便利共谍渗透。但最强大的共谍乃是亲中共的财团与政商权贵，乃是那些为中共独裁效劳的媒体、“叫兽”。国际社会主义前进成员因抗议中天的亲中共宣传和假新闻，而被中天滥告“妨碍名誉”。而民进党则只是以“防谍”为借口尝试推动反民主法案、强化国家机器的权力，以图打击基层群众的反抗。

台湾民主权利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来自大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支持中共的威权统治。2012年，在中台商包机送他们的台籍雇员回台为马英九投票。所以我们需要民主控制台湾的大企业，彻底公开他们和中国政府和公司的交易，而民进党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它不想挑战资产阶级的利益。

民进党拒绝设立《难民法》，实际上是为了避免触发中共的经济反击，否则会令和中国存在密切商业关系的台湾资产阶级强烈不满；同时也是因为川普政府的压力──川普不想香港以及台湾问题干扰美中贸易谈判。可见民进党和美帝国主义最关心的是本国资本家的经贸利益，而非香港民主，当然他们也不会真正支持台湾的民族自决权。

“个案处理”缓不济急

为了应付要求设立《难民法》的呼声，行政院长苏贞昌称依靠现行法律也可接收香港政治难民。但数十名已前往台湾寻求庇护的香港抗议者至今悬而未决。目前未有明确法令及正式管道让香港政治犯随时可来台申请庇护，所谓依“个案处理”的做法旷日费时、缓不济急！至于通过《移民法》变相寻求庇护，现在只有领有月薪47971元以上的白领移工或是投资六百万台币的人才有“权利”移民台湾，可见只有专业人士与有钱人才有机会利用这一渠道，而香港抗议者大多数都是基层工人和学生。

亦有民进党支持者说，立法接收香港政治难民将加剧住房短缺问题和就业问题。论住房，台湾有八十六万户空屋。论财富，单单是台湾前35大富豪便有高达2.6兆总资产。因此台湾不是没有资源，而是这些社会财富遭到少数权贵把持操弄。在台接受庇护的香港政治犯应有平等工作权（以及其他所有民主权利）。在工人民主管控的公有制和计画经济下，打破少数富豪精英对财富的垄断，我们可以创造出足够的新工作岗位，不仅能够满足政治难民的需要，也能解决台湾低薪、过劳、不稳定就业以及房价高昂的问题。

推翻中共独裁是实现香港民主的前提，也是真正实现和维护台湾独立的前提。要捍卫台湾既有的民主权利与实现真正的民主，需要依靠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张，与争取台中港劳动群众和年轻人抗争团结起来，对抗中共独裁政权和三地的财团专制，而非将希望托付给效忠财团的蓝绿白三党。ISF主张设立中国与香港政治难民皆适用的《难民法》，保障所有来台政治难民在台湾享有完全平等的自由与保障，壮大对抗中共独裁与财团专政的抗争力量！

禁蒙面法已令香港进入紧急状态！

政府通过《禁蒙面法》，企图阻吓示威者上街。禁蒙面法是在彻底攻击我们的示威权（最高刑期一年），并大大升级香港威权政府的镇压力量。而且林郑政府也是想借此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步推行紧急法。政府显然是用禁蒙面法试水温，准备推出更多的压迫性法律。

大部分示威者蒙面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抵挡高科技监控和人面识别。如果没有独裁政权的统治，那么我们本没必要蒙面。但在今天的香港，就连参加罢工或者批评政府的工人和工会分子也会被解雇，所以我们无疑有权保护自己免于威权政府的监控。

如果政府不想我们蒙面，那么它为什么不禁止使用催泪弹，为什么不停止警察暴力？因为中共独裁政权命令警方将暴力镇压升级到比过去更加危险的程度，以此显示自己的力量。它命令不可暴露警察的个人身分，不可调查警暴事件，不可让警方为自己的罪行而受罚。四个月来的群众抗议令独裁政权大受羞辱，但中共又无法大败群众运动，所以便以不断升级的警察暴力作为报复。

政府为禁蒙面法辩护说，“民主”国家（例如法国）也禁止示威者蒙面。那些禁止蒙面的“民主”国家也同样可耻！香港政府推出禁蒙面法，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强化这个已经失控的、疯狂的警察国家，并进一步削弱示威权。但是他们不会得逞。

群众应该公开抵抗威权恶法，就好像我们需要公开抵抗警方的示威禁令。我们需要群众性的集体行动来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而不是依靠个人行动，否则会分散抵抗的力量。群众应呼吁全民蒙面做出反击！

禁蒙面法明显是想要分化运动，孤立前线示威者。为了反击政府的企图，我们需要通过集体的决策开始群众反抗。这也说明，我们需要建立民主的行动委员会，让群众抗议更有组织。由于群众不信任软弱、摇摆不定的泛民领导人，自发分散的斗争方式在四个月前抗议开始时大受欢迎，但现在这种斗争方式已经走到了死胡同。

为了赢得斗争，关键是要组织起来，并将斗争方向转向在工作场所和学校里建立组织，建立罢工委员会、准备真正的总罢工以瘫痪经济，并呼吁内地群众和我们团结反抗独裁政权。

需要组织罢委会　准备新一轮罢工

八五和九二的大罢工无疑创下了香港民主运动的历史。工人阶级是致胜的关键，但要发挥工人阶级的力量就要改变现在运动的模式，将工人组织起来。在欠缺组织的情况下，过去两场的政治罢工都没有任何工会领导，所以工人未能发动集体的行动，而只是作为个人去请假。民主派的职工盟只是呼吁工人“自发”罢工，却没有真正组织和带领工人罢工。

为了实现真正有力的罢工，工人要更广泛、更坚实的组织起来，成立更强大的工会，并组织更广泛的罢工委员会，让各行各业的工人加入其中，并且召开罢工大会，民主讨论和决定行动计画。

除了五大诉求外，九二罢工和反威权运动也需要扣连至劳工、民生的议题，才能吸引更多工人加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机建，并用公帑兴建公屋、扩建公立医院、落实全民退休保障等、向富人征重税，打破资本财团对经济的操控。

在财团白色恐怖下，工会领袖和罢工工人都受到打压。社会主义行动成员梁礼邦是汇丰的外判员工，因为成立金融及银行业工会而被公司无理解雇。我们正在发动国际声援行动，抵抗汇丰的白色恐怖。

运动的矛头要对准财团独大的专制制度。因此，社会主义行动呼吁建立新的工人阶级群众政党，带领运动走向阶级斗争的路线。

工人政党可以大大推进运动，并吸引中国工人和受压迫群众和我们一起斗争，而不是指望美欧政府。特朗普为了和习近平继续贸易谈判，未对十一香港警察的残暴行径做出任何指责，而是向中共的庆典表示祝贺！香港要革命输出中国，团结大陆群众斗争，才能打倒中共和资本的专政。

香港：全球声援 反对无理解雇工会分子

梁礼邦因支持民主运动，并呼吁香港银行业工人组织新的、真正的工会而被汇丰解雇。抗议活动还揭露了香港政府和中共政权的威权镇压，谴责香港大财团勾结威权政府以攻击、恐吓和开除梁礼邦这样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人。

当天，16个国家声援者在当地的汇丰办公室和分行外设起纠察线，亦有其他国家的声援者传来声援照片和讯息。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的声援行动。在这场由CWI和“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带头的国际行动中，引人注目的包括来自北爱尔兰哈兰德和沃佛造船厂（Harland and Wolff）工人代表的声援影片（点击此处查看影片）。不久前哈兰德和沃佛造船厂工人成功阻止企业主关厂，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另外也门萨那的工会分子尽管饱受战争、饥荒和贫穷的极度摧残，也挺身声援受迫害的香港工人。

中共企图恐吓、分化和消耗香港运动

香港的抗争运动已经超过五个月，而独裁政权的打压越来越激烈，抗争已经进入最关键的时刻！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再次遇袭，严重受伤。同一天林郑月娥发表的施政报告，完全没有回应五大诉求，并不断转移视线，借民生问题去“拓楼市”。政府企图逐步将紧急法升级，甚至直接控制法庭，大量政治审判示威者。港铁胡乱关站，配合政府变相实施宵禁。然而镇压不会平息运动，反而只会激起更大愤怒。

抗争的致胜关键

黑警现时的策略是要不断将镇压升级，禁止和平游行，刻意造成各区的零星冲突。纵使群众多月来的不懈、果敢抗争，现时运动没有真正的组织、民主产生及受问责的示威领导，使抗争正面临零散化、碎片化的风险，失去互相的协调和明确的方向，难以聚集六、七月的民气。

当务之急是要从无大台的抗争方式，转为更有明确组织、更集体的抗争方式，并建立民主行动委员会，用以互相协调示威行动，共同作出有力的升级号召。诸如7月波多黎各和最近的加泰隆尼亚运动，因为这些地方的工会和工人阶级占的角色较为重要，得以号召有力的大罢工。

中共不允许香港有民主，是因为中共害怕引起大陆民众争相仿效香港抗争。因此，我们要威胁到北京，就更加需要将革命之火蔓延全中国。中共和习近平外强中干，只是在掩饰经济问题造成的大危机。为了得到大陆基层群众响应，只提五大诉求是不足够的，支持中国工人罢工和组织工会权利、反对言论封锁、反对财团操控经济等等。

全球基层群众团结　不要各国政府惺惺

警察例外地没有禁止上星期在遮打花园呼吁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的集会。社会主义行动要对香港抗争开始萌起这种亲美的幻想作出警告。人权法本身只是无牙老虎，即使通过也难以对中共造成威胁。而且习近平可以借运动的亲美立场向中国人煽动爱国情绪，抹黑示威者受“外国资助”。这样只会削弱中国大陆以至世界各地反美群众对香港运动的国际声援。

中美双方都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而开权斗。特朗普没有重视香港问题，因此有时说香港示威者是“暴徒”，有时恭喜中共建国70周年，并呼吁香港示威与政府坐下来谈！特朗普上周才与中共达成临时贸易协议，并在表示该协议对香港“十分正面”（very positive）。显然，在特朗普眼中，出售美国猪肉和大豆都比香港民主更加重要。

全球都在爆发反政府运动，香港示威者当然应站在外国反抗群众的一方，而不是外国政府的一方。既然加泰隆尼亚的独立运动与香港运动命运共同的，那么反对加独运动的美国政府，以及支持西班牙政府囚禁独派分子13年的欧盟，怎么可能支持香港的民主斗争。

香港的抗争就要独立于中美帝国主义之外，并且要转向争取国际间的被压迫者、工会、社运等支持。早前因为组织工会及发表政治立场而被汇丰打压的梁礼邦，获得有300万会员的巴西左翼独立工会的邀请，于他们的全国大会中发言，解释香港的抗争与白色恐怖。全球更有26个城市的工运人士和左翼组织在当地的汇丰抗议，就是很好的例子。

社会主义行动致力推动这个方向的斗争和组织，如果大家都认同的话，欢迎联络和加入我们，一同团结斗争！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游行毋须黑警批准，建设行动委员会，号召群众违反禁令
香港革命输出中国，团结大陆群众斗争，打倒中共独裁资本主义
国际团结声援，依靠外国基层劳动者，不靠外国亲商政府
改变运动模式，以工人斗争为中坚力量，是唯一的致胜方法
实现真普选，投票年龄降低到16岁，建立真正的人民议会，取代不民主的立法会，立即施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打破资产阶级富豪的经济霸权

香港：社会主义行动办公室遭盗窃

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办公室于10月17日凌晨遭遇入室盗窃。6部电脑、手机、3张信用卡和工作人员的个人物品被窃。现金和信用卡被盗，损失超过20,000港元。事件发生于凌晨3点，当时办公室有两名同志在熟睡。如果他们醒来并惊动到贼人，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相信贼人是利用大楼外临时搭建的棚架，从窗户进入6楼的办公室。我们事前已经架设了金属窗花，并在门外和室内安装闭路电视等防盗措施。但这些都未能阻止贼人进入，贼人是拆除贮藏室的窗花后得以入屋。

这次爆窃可谓社会主义行动在四年半反对独裁政权的历史性群众运动期间遭遇的极沉重打击。说社会主义活动者在此时承受巨大压力亦不足以反映真实状况。当今香港，警察暴力和镇压横行，每天都使用大量催泪弹。警察野蛮殴打示威者，并自6月份以来逮捕超过2500人。非民选的林郑政府已经实质宣佈香港进入紧急状态，将抗议者抹黑为“暴徒”和“恐怖分子”。自8月起，大部分示威活动被禁，并遭到严厉打压，数以万计对抗禁令的民众遭警察疯狂攻击。社会主义行动成员与许多其他反对派团体和政党一样，冒上被扣上支持“非法集会”等政治罪名的风险，亦面对镇压、逮捕以及出庭等的威胁。政府未来会越来越动用港英时期的“紧急权力”，并进行网络封锁、新闻审查、禁止出版等，法院会进一步沦为政治工具，政治拘捕也会更多。

香港社会的这场斗争的複杂性（没有群众组织，没有工人阶级政党，薄弱且踌躇不定的工会运动的情况下，对抗世界上最强大、拥有最高科技的警察独裁）不可避免地造成该群众运动具有自相矛盾的特徵。这次群众斗争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混合体，一方面有著英勇的群众反抗、鼓舞人心的自发和直接行动，但同时缺乏明确的战略和有效的组织，而思想也非常混杂。政治意识混乱的一个体现是部分群众出现了一定的亲美倾向，寻求美国政客支持，而这些政客大多为选票譁众取宠，并非真心支持民主斗争。讽刺的是，中共独裁政权某程度上鼓励这种亲美倾向，以证明自己“境外敌对势力操控”的说法。中共也明白美国是无法帮助这场群众运动取得胜利。

社会主义行动 – 工人阶级的替代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是唯一一个致力于令是次群众运动转向以工人阶级组织与方法为核心（譬如成立民主罢委会来进行罢工）、反对中美帝国主义、主张要有意识地将群众运动输出中国内地的组织。社会主义行动解释道，除了五大诉求外，我们还要连结到工人阶级与青年（香港与中国在这方面都一样）的诉求：争取可负担房屋、稳定工作、终结奴役般工作条件与大规模投资公共服务，不要为资产阶级大亨赚取更多利润的可耻且浪费的大白象基建！

我们向各地民运人士、社会主义者、工会成员呼吁给予紧急财政支援。这是为填补是次爆窃造成的损失，并加强办公室保安，社会主义行动需要筹集70,000港元（约8,000欧元或8,900美元）。我们需要尽快这样做，以避免在我们有史以来所面临的最重要斗争中错过关键时刻。若不能购置6部新电脑，我们将无法继续制作我们四个版本（香港、中国内地、台湾和英文版）的双月刊杂志。我们日常的组织遭遇严重破坏的风险，不仅存在于香港，也存在于我们正努力发展的、于中国内地地下进行的重要的支援工作。

这次爆窃凸显了香港与中国社会主义者进行不懈的反极权斗争所面临的问题和压力。由于香港租金水平世界最高，社会主义行动不得不在一个贫穷的、较高犯罪率的基层地区租房。我们不能向保险索偿，因为这需要向警方报案，而现在的香港警察不断向抗争者实行白色恐怖，因此让他们调查我们的办公室、质问我们的人员，会进一步危及我们的人身安全。因此，我们只能寻求世界各地支持中港工人与民主运动的同志和支持者的援助。

香港：反对汇丰打压工会 要求撤回解雇决定

本人梁礼邦是汇丰客户服务团队的外判员工，我在参与九月三日的全民大罢工期间，呼吁成立银行业工会，并接受了传媒采访，因而被汇丰解雇。自反威权运动爆发以来， 今次事件是继国泰航空、香港航空后，再有大企业公然剥夺工人的罢工权。

九月五日早上，汇丰旗下的外判公司的人事部职员约见本人，表示汇丰决定将我解雇。该职员表示，汇丰不接受员工在外间参与政治活动时透露公司的名字。这种说法根本荒谬至极。凡是组织工会必然需要公开公司的名字，这样的限制代表剥夺员工组织工会的权利。在香港的法律条文保障下，我拥有的组织工会的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都被剥夺。

该外判公司提出给予本人另一份待遇差不多的工作岗位，条件是我不能抗议汇丰无理解雇，并停止提到汇丰这间公司的名字。这等同要我接受政治打压， 放弃成立银行业工会。本人绝不接受此等交易。我坚决捍卫组织工会的权利，并要求汇丰撤回解雇决定，还我工会权利及言论自由。

面对中共的收编和压力，汇丰近年不断跪低。汇丰银行在中联办的压力下不敢再在《壹传媒》刊登广告。自六月反送中运动爆发后，中共对汇丰动大手术。

白色恐怖弥漫公司

八月，中共国企中国平安银行大笔入股，成为最大股东。及后公司传出3名高层下台，然后更在八月登报表忠，“谴责暴力及破坏社会秩序”，完全站在香港民主运动的对立面。

早在八月五日大罢工当天，本人已经开始派发传单，筹组工会。公司本来没有向我施压，但公司经历了内部大清洗后，白色恐怖开始弥漫公司。

在中共直接管控香港的局面下，汇丰等各大银行的员工日后的言论自由和工会权利恐怕会尽一步受到剥夺，没有员工能独善其身。我等员工若不甘屈服于中共和财团的威权打压，必须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奋勇抗争。

为何群众憎恨港铁－－镇压、谋杀、白色恐怖

港铁已受到抗争群众的深深憎恨。港铁管理层密切配合中共领导的警方镇压，关闭车站、停止服务，丝毫不为乘客考虑。太子、元朗、沙田等多座港铁站发生过示威者和途人被黑警和黑社会袭击（请见地图）。因此部分示威者故意破坏港铁设施。逾四成车站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据称损失超过5000万元港币。9月1日港铁关停机场快线、配合警方压制机场抗议时，一名股票经纪人在接受访问也指责港铁管理层：“我觉得港铁不负责任。很多人像难民一样走几个小时才能离开机场。”社会主义行动一位成员Jackson表示：“这正是港铁协助警察镇压的代价。防暴警察在港铁站内使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根本是违反安全指引。”

我们可以理解示威青年的愤怒与沮丧，但破坏港铁设施不是赢取支持的好办法。罢工才真正能够防止公共交通系统沦为镇压工具。政府手握港铁75%的股权，但港铁从未被置于民主公有制之下、接受群众的民主控制。正因如此，在今次运动爆发之前，港铁就一直推出对基层群众非常不利的政策：1) 房地产投机，催谷房价；2) 工程丑闻，反映出港铁高层腐败和漠视公共安全；3) 破坏环境，令香港生态更加恶劣；4) 在2017年特首“选举”时投票给林郑月娥。

社会主义者主张由群众民主控制港铁等大公司，并为此不懈斗争。这些大公司的董事会应由工人和普通选民选举产生，领取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工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享有高额薪水与奖金。工会应该控制港铁的日常运作，而管理人员应由公众与工会选举产生并受他们监督。

群众斗争需要提出议题，才能赢取更广泛的支持。大部分人能够体谅破坏港铁的行动，因为群众对这个残暴的制度感到非常愤怒。但是破坏港铁不是长久之计，而且政府可能借此抹黑、分化运动。运动需要面向工人阶级的战略，需要著眼于组织真正的罢工，并呼吁港铁以及其他所有部门的普通工人团结斗争。社会主义行动主张争取民主公有制和工人阶级控制，因为这是终结财团专政唯一方法。

2019香港反威权运动中的同志集会

11月16日香港同志集会，共有六千人参加，包含许多中国人也前来参加，社会主义行动也参与其中，可惜今年同志游行因警察不批准路权、打压主办游行自由，因此今年并没有游行——这是十年来首次游行改为集会。

名叫Prima上台发言，她带著头盔与彩虹口罩反对警察不批准此次游行，并说政府推动《反蒙面法》导致同志在集会中不能戴口罩隐藏身分，对于同志参与集会自由的来说是一大打击，呼吁大家向政府说任何人都有权匿名出席游行集会。也有参与的内地人表示，他很关心香港的反威权运动，也有向亲友解释香港五大诉求并澄清中共官媒的假新闻。

由于香港正处于紧急状态，内地的审查变得更为严厉，能从内地来港参加活动的人数大大减少。 中共害怕香港斗争的讯息会传播到大陆，鼓舞大陆人也共同斗争反对专制。

尽管主办单位没有强调香港反威权运动，在集会尾声，群众自发聚集起来喊著“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根据中大调查，有88%性小众因身分被歧视，因此需推动《反歧视法》来反击歧视性的行为与言论。同志权利就是民主权利不可或缺的一环，性小众同样遭受民主权利的打压，1990年前肛交还属于刑事罪，性小众遭受到在酒吧、咖啡厅的警察恐怖，至今2019年香港性小众性工作者还得承受警察放蛇、逮捕的恐怖。

社会主义行动亦有参与集会，提出“1969石墙暴动 2019香港斗争，同志权利就是民主权利，共同抵抗警察暴力”的口号。石墙暴动当时因为反对警察暴力而引发大规模同志平权运动，最终取得重要的胜利。今天香港反黑警的民主抗争同样也是捍卫同志平权。在中国、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等独裁国家，同志权利受到更猛烈的打压。

1969年美国石墙，警察临检同志酒吧、打压同志，最初只有200人的同志突然一反常态的反击警察，有人拒捕，有人向警察做出挑衅。围观的群众向警察丢瓶子、石头。暴动维持五天，并在暴动结束后，成立“同志解放阵线”，此命名是有意识衔接到当时反战运动，声援越南反帝国主义战争，并提出“我们是这样一个革命组织，……如果不废除现存的社会制度，全民彻底的性别解放是不会实现的。”

我们需向石墙暴动学习，把同志运动衔接到更全面的民主诉求及工人阶级斗争，团结其他议题与地区的受压迫者，反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压迫。运动需团结中国工人与性小众，他们同样都受到专制独裁的迫害，没有集会自由，我们深切知道，如果不打碎中共财团专制，全面彻底的民主权利与香港同志平权是不会实现的。

民建联曾钰成爆建制派严重分裂

曾钰成是民建联的创党成员，亦是香港建制派的重量级人物，不过他亦以相当程度的独立思想而见称。他最近接受法国学者Jean-Philippe Béja访问，期间透露了统治阶级当中的严重分裂。

根据曾的讲法，现时的危机当中有4个主要参与角色：示威者、公众、港府与北京。访谈在10月进行，那时政府刚刚通过《禁蒙面法》。曾钰成表示“社会相当大部分”都支持示威行动。

“我们最大的问题在于港府是4个角色中最弱的一个。现时没有强力的决策机制。特首依赖强硬派，但没有政治人物能够承担责任。”

曾钰成同意今次是“香港史上最大型的运动”，并指出马后炮来说，没有人应该会对此感到意外。政客们“早应该知道”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因为经济不均和缺乏民主而对政府感到愤怒。

曾钰成在学生时代曾参加毛派发起反抗英殖统治的六七暴动。其弟被英殖政府囚禁了18个月。跟很多香港的前毛派一样，曾和整个民建联都紧贴在中共背后，支持中共转变成一个推动资本主义，但有著超压迫的“党国”机关。民建联基本上就是香港的中共，这是由于中共本身在香港没有正式组织及活动。

曾钰成承认亲北京的建制派（包括他自己）在2014雨伞革命后采取白色恐怖来打压民主运动，播下了今日危机的种子：

“过去5年，香港政府和许多我的建制派同事都以为我们能够不断胜利，但每一次，民众都变得更愤怒。”

在这段期间，6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被褫夺资格，数以百计的人被政治审判，而且新的恶法亦被通过。

建制派促独立调查委员会

曾钰成呼吁作出政治让步来化解示威，特别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来彻查警队。不过，这个诉求被“强硬派”否决，实际上暗指中共政权。

他说“差不多所有人”，包括民建联领导层（只在私底下），都在游说林郑月娥采取这种策略。曾说“这是唯一一个可以满足的诉求”，当然这变相说真普选的诉求是天方夜谭。

“其实并不是警察不让她这样做。林郑月娥解释警察的士气已经非常脆弱，政府其实做不了事么事情能够进一步打击（他们的）士气。可能她对北京说要提升警队士气，因此中央政府就高调支持警察。”

实际上，中共政权现时视任何对警察的质疑都是红线。警察成为了禁卫军，负责慢性推动六四镇压，以免需要动用解放军。因此，虽然大多数本地资产阶级建制派都想接受这个诉求（当然是非常有限地），最终方案都被北京否决。

香港的统治菁英正陷入史无前例的危机，不过这不代表我们可以幻想他们能够带来改变的出路。真正的民主变革只能够透过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及战斗来实现，并将权力从资产阶级及捍卫他们的独裁政权手中夺取过来。

建制派在区选惨败

反威权运动在11月24日的区议会选举得胜。民主派赢得了388席（上届有126席）而建制派只得59席（上届298席）。选票分布方面，民主派夺得57%选票，而建制派夺得41%。在单议席单票制下民主派夺得九成议席。

没有六月爆发的这场运动，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旗开得胜。运动爆发至今超过五千名示威者被捕，其中三分之一的年龄低于18岁。受伤人数超过二千，有三名年轻人被枪伤，其中一人只有14岁。现在反对警察暴力成为了运动的重点诉求。

历史性选举成绩

今次投票率高达71.2%，远高于2015年区议会选举的47%和2016年立法会选举的58%。投票人数方面，今次人数为294万，上届区选则为147万。大量年轻人成为新登记的选票，而大量票站在早上已经出现人龙。

上届泛民在十八区议会里都是少数，现在控制了十七区议会。除了有8席非民选当然议席的离岛区外，其余十七区都由泛民夺得多数议席。在西贡、大埔和黄大仙区，泛民夺得全部议席。过去几个月，警察多次在黄大仙区疯狂发射催泪弹以及施用暴力，引发多次警民冲突，因而民怨沸腾。

区议会向来权力弱小，而且各党派都在选举中淡化政治，只关注所谓“地区工作”，让建制派容易用蛇斋饼粽及地区网路收买选票。今届选举打破了淡化政治的选举传统，变相成为了一场是否支持示威及反对政府镇压的公投。所以选举结果可谓掴了中共一巴掌。

中共面对更大麻烦

政府和中共更难结束现时的政治危机。在十月四中全会后，北京明显要求港府和警察更强硬对付香港示威者，甚至有计划制造一场香港版六四，务求达到震慑效果以结束运动。但在建制派选举大败后，短期内这计划难以实现了。

由于特首小圈子选举的1,194票中，区议员选委占了117席。在全票制下建制派之前控制了这117席，现在将由泛民控制。有传中共本来打算在2020年要林郑辞职，并安排一名民意相对较高的人上任。但现在中共更难操控小圈子选举，使其如意算盘更难打响。

过去六个月由硬推送中条例开始，政府不断计算错误。林郑承认自己的错失造成“大灾茌”。在区选大败后，她又指政府会认真从选举结果中深切反思。但林郑被中共禁止向市民作出任何让步，我们绝不能指望政府会作出改善。

习近平政权害怕作出让步等同示弱，会鼓励大陆群众组织起来并提出自己的诉求。中国工人和青年的民怨与香港几乎一样：低薪、就业不稳定、不人道的工时、疯狂的楼价、污染问题严重、打压所有反对派的独裁政权。

建制派怪责林郑

政府及建制派如期举行选举的决定似乎又是另一次的大失预算。在区选前一刻，政府及建制派还在犹豫是否取消选举（这变相是一场政变），但因为害怕取消选举再引发对示威运动的同情，并增加国际压力，因此最后如期举行。建制派都知道选情不利，但没想过会发生如此大灾难。建制派在今次明显也有部署作出大动员，因此得到117万票（比上届多了33万票），而上届全港投票人数也只有147万，可见今次投票率奇高是建制派惨败的关键。现在可预计建制派落选人会相继谴责林郑令他们“失业”，并造成这场主权移交以来最大的危机。

民建联由119席落得只有21席，主席李慧琼提出辞职，但由于无人想接任而被劝阻。工联会更由27席惨败至4席，比小党自由党的5席更少，丧失建制派第二大党的地位。

今次选举结果对港府和中共政都是重挫，也会波及中国大陆的民众和中共党内权斗。中共经常将香港示威者只是一小撮暴徒，没有社会大众支持，但今次选举结果彻底证明这是错。现在无论中共如何封锁网路，大陆网民都会看到香港的选举结果，使中共的抹黑效果被大大削弱。

但有些其他因素亦会有助于当局重新挽回局势。部分泛民主派的领袖可能会受到当局和资本家的压力所影响，会去为抗争运动降温。在今次区选中，泛民之中大赢家就是拿下了91席（从上届的43席）的民主党。该党过去有著与中共代表台底交易，并阻碍民主运动的的黑历史。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要修补社会撕裂，这反映了该党的心态。我们要小心泛民的妥协派（虽然暂时被运动边缘化），会利用现在自己在选举中所获得的更有利位置去扩大影响力，尝试将运动从群众行动引导至“谈判”的方向。抗争必须要防范这个威胁，因为他们会将运动带回过去失败的道路之上。而我们以下会解释道，为什么运动要有基层的民主组织才能真正防范这个威胁。

将斗争升级

香港的群众抗争需要升级，并利用区选的有利结果乘胜追击，为抗争注入大量力量。只有打败中共独裁，才能实现五大诉求并终结香港的专制统治，但要做到这点，运动仅仅局限在香港是不足够的。

抗争需要扩散到中国大陆，并连结起那些受压迫颇的工人及青年（中共最害怕的就是他们的力量），同时亦向全世界争取声援。这是全球普罗劳动者的大团结，特别是那些同我们一样正在进行伟大的群众斗争的人民：智利、加泰、伊朗等。我们不能对特朗普或者欧美其他右翼资产阶级政客存有幻想，他们对中国和香港的态度都是取决于商业交易而非民主权利。这条道路只有被出卖与背叛一途。

今次选举地震正好是一个机会去重启群众斗争，现时运动急切需要一个新方向才能有胜机。抗争需要建基于工人阶级，因为这是最有能力瘫痪并推翻独裁制度的社会力量。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职场、学校和社区建立不同的民主委员会，来以更实在并有效的方法组织抗争。

这代表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政治方向，将民主运动联系到工人、穷人的权利，二者缺一不可。我们并需要将五大诉求扩大，包含工人和年轻一代的各种诉求，譬如：每年10万间公共房屋的建屋目标、大幅增加工资、全民退休保障以及8小时工作制等。

打破财团专政

资本权贵一直抵抗这些诉求。我们要普选政府的权力，让所有16岁以上的人有投票权。而大企业及银行将社会财富集中在一小撮权贵手上，阻止社会政策的进步，我们要将其置于民主管控下。香港权贵在中港专制制度护航下榨取巨额利润。最近有研究指，香港首50名权富豪坐拥3千亿美元的财富，而香港GDP是3620亿美元

我们要将反专制斗争升级，认同上述方案的人请加入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我们为建设一个新的工人阶级政党而奋斗，在香港、中国以至全球的群众斗争中，团结所有受压迫者对抗资本主义和独裁体制。

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美国国会已经正式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该法案于11月20日，在参议院中一致获得通过。这反映了美国统治菁英圈内近几年的立场已有重大改变──变成了反中、但非撑港的立场。许多香港人期望这条法律能够帮助于抵抗中共的斗争，可惜事与愿违。

2014年，许多人还会带英国国旗上街示威，主要是本土派青年。但现在，更多人带的是美国国旗，因为大家都不再对英国抱有期望。英国右翼政府不断对中共独裁妥协，原因就是他们急切地希望在中国做生意，尤其因为他们即将脱离欧盟。当然，美国是超级大国，他们又能否帮助香港呢？以下我们解释为什么这是个残酷的幻想：

· 特朗普（台：川普）最想要的就是跟习近平达成贸易协议，以挽救他的总统宝座。自香港6月上百万人大游行以来，特朗普及其代表，同意与中国谈判，低调处理香港问题。对于特朗普来说，香港示威者只是“暴徒”，反而习近平不只是“好人”，还是他的“好朋友”。近期国会施压下，特朗普被迫说出：“我们必须支持香港。”但他又补说：“我也和习近平站在同一边。”而像是民主党参议员舒默这类批评者，抱怨特朗普不够明确支持香港抗争时，最优先考虑的还是美国利益：“在人权问题上强硬对待中国也能帮助美国赢得贸易战。”

· 特朗普甚至可能会拒绝签署《香港人权法》，作为向习近平的让步。中国政权已立即要求特朗普动用否决权，这显然关系到贸易战的谈判。中国威胁若法律通过，会对美施加贸易报复反制措施。目前看来，特朗普应该会签署法案，否则会让自己被指责为软弱而不去签署，但会将之尘封起来不去动用。由于华盛顿竭力在12月15日前达成难保不会破局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因此在计划新关税时，短期内香港人权法不太可能执行。可见，立下此法更多的是政治作秀而不是具体支援。

· 即使人权法生效，其影响力也不过是象征意义的。该法会使违反人权的香港官员受到制裁，例如被拒绝入境美国、或者在美国银行的资产被冻结。这些事情不会改变中共政权对香港的政策，但会让习近平的政权利用来在国内煽动民族主义，以反对对中国敌人的“让步”。

· 该法案的另一项规定是，要求对香港的自治进行年度评估，以确定在贸易和经济方面是否应继续与中国大陆区别对待。该条款可能会为美国政府将来撤销香港贸易特权时先开路（香港拥有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资格，并非特朗普对中国提高关税时的对象）。但这将是“核心选项”，能严重损害中国政权经济利益，但同时减少了美国牵制中国减缓进一步取消香港自治权的动机。结果可能会使香港进一步受到专政控制，而这显然不是大多数香港人想要的结果。

· 中国控制的新疆，维吾尔族和突厥语穆斯林遭大规模监禁，对此美国国会早已通过类似的法案。今年9月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是在美国参议院大动作宣传下通过的，但此后并没有发生太多事情。该法让美国政治机构能把自己打扮成民主人权的捍卫者。就新疆而言，其目的是要改善美国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形象，但过去数十年发生的是名为“反恐战争”的灾难性军事入侵，还有2017年特朗普限制7个穆斯林国家入境等反穆斯林政策。

· 2014年美国对俄罗斯也进行过类似的制裁，但普京（台：普丁）政权的政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事实上，制裁引起反弹，反而让普京得以强化民族主义宣传。俄罗斯在叙利亚等地区的军事地位并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因为特朗普的其他政策（例如今年决定放弃原本是美国盟友的库德族民兵，任其受土耳其军队屠杀）而强化起来。

民主变革从来不是由统治精英和政府赐予的，尤其是美国。美国过去为了地缘政治地益而支持过很多暴虐政权，包括中共。劳动人民只能依赖自己的力量和组织，包括基层的国际团结。

荃湾中学学生组人链 防暴警到场殴打学生

11月20日，一批荃湾保良局李城璧中学学生早上发起学校门外的人链行动，但短短数分钟已有10多名防暴警察到场驱赶，防暴甚至将一名同学拉出门外暴力殴打、一名旧生被扯下面罩，又登记学生的身份证以图作出恐吓。冲突令大量同学受惊及情绪低落，当日学校不能正常上课。

社会主义行动员接触了5位参与当日罢课的中六学生，了解一下他们对运动的看法。

社（社会主义行动）

学（保良局李城璧中学学生）

社：你们为什么要参与人链行动？

学：我们是希望以行动阻截同学上课，达至学校罢课以反对今日社会充斥著警察暴力和展示争取五大诉求的决心，但大批警察突然对场制造混乱冲突，有同学被警察打伤和受惊，事后有老师带我们到操场安慰，那天一整天就在不安的气氛下渡过，全校700学生约有200人参受到影响。

社：学校对于同学参与抗争有什么看法？

学：其实我们的学生反修例关注组有与学校接触，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所以人链行动是我们学生认为可以做的，但想不到警察可以疯狂至此。其实基本上学校没有责备同学参与行动，学校的做法是如果同学想罢课，需要向学校递交家长信。但事实是家长大多都不赞成罢课，变相令想罢课的同学不能罢课。

社：为什么要参与抗争？

学：因为已看得很清楚，是中共和林郑制造送中条例和警察暴力，去打压我们的民主诉求，未来社会就是中共要消灭我们。

社：政府官员经常说不要将政治带入校园，你们对这种说法有什么回应？

学：那倒不如说学校不要存在于社会之内吧！政府真是会说废话！

社：家人对于你们参加运动有什么反应？

学：在家里经常有争吵，但想告诉他们，最近天水围有女学生因参加堵塞港铁的行动，被一大班蓝丝围殴，可见支持政府的人一边说反暴力，但其实最暴力的是他们。支持罢课抗暴香港的青年仍然坚持继续发声抵抗暴政。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学生更积极去组织罢课行动，需要在各学校成立罢课委员会，协调各校组成联网并发动真正能停止教育运作的罢课行动，向警暴、林郑和中共作出有力的回应。

今天的学生在未来几年就会变成明天的工人。如果他们现在组织起来，并学习如何作为一个集体而去抗争，他们长大后就能将这个经验带到职场，建立强大的工会来抵抗资方的剥削以及中港两地资本主义的独裁制度。

学生和青年为甚么愤怒？

Terrence是社会主义行动在运动招募的十九岁学生。除读书之外还需打工，一家四口挤在月租五千六的㓥房中。

问：你怎么会参加这次运动呢？

答：二零一四年雨伞运动失败之后，社会的气氛颓废许久，很少人参加在运动中，像是二零一六年反一地两检运动。但在今年六月十二日金钟的抗争中，这是历史性的一天，当我看见群众团结的对抗警察时的画面很感动，也成为我继续参加的动
力。

问：运动中让你生气的有哪些事情？

答：林郑六月以来忽视民意，不在乎死伤了多少示威者，例如七二一时黑道攻击示威者，林郑月娥也对此漠视不理，八三一时疑似被打死人也不愿意推动独立调查委员会，林郑包庇支持警察的李家超、律政司长郑若华，纵容一切黑警暴力。网路上，亲中共酸民转贴假新闻，举例来说，十一月十一日是警察主动枪击无辜学生，但却有些假新闻报导是学生先夺枪警察才自卫枪击。另外，警察用水砲车与装甲车高速撞向群众！

十三岁基元中学生Angus，他也加了入社会主义行动。

问：运动中让你生气的有哪些事情？

答：港府强硬、蛮干、罔顾民意的推动送中条例，另一方面黑警对于示威者的武力镇压、释放许多催泪弹也令我愤怒。

问：运动出路在那？面对香港贫富差距的扩大，出路又在哪？

答：罢工、罢课、罢市是很重要的，可以使得社会停摆，给政府施加压力。我们学校共八百人，其中一百人参与罢课，在罢课运动中也提高了同学们对于政治的敏感度。

另外，港府只是中共的魁儡、听命于中共的指令，我认为若果中共不倒台，香港是无法争取到民主权利的。另外面对香港贫富差距的扩大，我认为是需要提出课征富人税才能解决。

访问中大基层关注组的蔡同学，当警察攻击中大时，她也在校园帮忙。

问：你怎么会参加这次运动呢？

答：政府无视两次上百万人游行民意，还出动催泪弹镇压手无寸铁的市民，导致了至今的反送中运动。再加上政府多年的专政独裁凌驾市民意愿，如二零一四年雨伞运动，市民要求公民提名、拒绝筛选过的选举，引发占领街道的运动；还有二零一六年DQ民选议员。类似的事不断发生，中共与港府一直打压市民的政治权利，收窄言论自由，我认为必须关注这次运动，因为这可能是我们多年受压迫以来的一次
改变的机会！

问：运动中让你生气的有哪些事情？

答：现时已经有超过四千人被捕，无数人受伤，我们失去了许多双眼睛，有人站出来控诉警察的性暴力，记者因长期在催泪弹环境而患上氯痤疮，冲突地区的居民每天吸催泪弹，以及许多可疑的死亡案件。警方的底线每天在降低，从胡椒喷雾到催
泪弹，再到布袋弹、水炮车，最近已经毫不忌讳地开实弹，警方真的是想屠杀人民。而港府不但无所作为，甚至多次称示威者为“暴徒”、支持警方“止暴制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问：面对中共打压民主权利，与香港贫富差距大的出路在哪里？

答：政治与经济不能割裂开来理解，民众对政治权利被剥夺感到愤怒，然而经济也需要公义和民主。要使大家意识到政商一体架构下，受到剥削、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要摒弃以往刻苦耐劳的狮子山精神。社区和校园的组织工作，应该是打开这第一步。

警暴不息 抗暴不止

反送中运动持续半年依然猛烈燃烧，中共与林郑当局决心与民为敌，一味依赖警察暴力镇压，手段越发凶狠。据报警方至今已施放超过一万枚催泪弹，遍及横街窄巷甚至住宅医院，彭博消息指全港有88%的民众（约650万人）或多或少地曝露于催泪弹及其残留化学品的影响下，情况骇人听闻。此外，至本文截稿（11月23日）时，警察发射了18枚实弹、超过3200发橡胶子弹、布袋弹及海绵弹等，滥捕了超过4,500人。黑警攻击中文大学的一天发射了2356枚子弹，而围攻理工大学期间，则发射了1458枚催泪弹和1391发橡胶子弹。

催泪弹毒害

尤其在警察改用中国制催泪弹后，其毒性已经引起全城恐慌。催泪弹的成分在燃烧时可以产生二恶英和山埃。二恶英是难以分解的致癌物。人类如摄入大量，可引致氯痤疮、皮肤出疹及变色等皮肤病和体毛过多，长期摄入甚至可以致癌。立场新闻记者不幸患上氯痤疮，有消息亦指不少警察同样如此。政府却为了包庇警察而拒绝公开。

但显然民众并未被此等暴行所吓倒，黑警失控暴力袭击民众的画面反而更激发群众的狂怒，据悉林郑政权起初以为逮捕500人左右就能瓦解抗争运动，但实际的情况却是投入抗争的民众越捕越多，反映愚不可及的林郑与警队一次又一次错判形势。反威权运动早已超越了对送中条例的不满而转为针对警暴，而林郑亦自知自己“除了三万警察外一无所有”，以致纵容包庇黑警，黑警越发失控反过来劫持了政府，体现在林郑早前曾言“不会‘盲撑’（盲目支持）个别违法警察”后遭蓝丝阵营群起批评后又急急转变称“坚决支持警队“，可见警队已有凌驾政权之上，甚至军阀化的趋势。以至于建制内部离心离德，连同为政府纪律部队的消防和救护员都多次遭受到粗暴对待。

即便如此，直至现时警察依然执行著政权指示下铁腕镇压的维稳任务，包括借用各种借口禁止游行，令群众运动变得零碎化，同时黑警行事一天比一天更显得疯狂和肆无忌惮，甚至过往还要遮遮掩掩的私刑殴打示威者的行为亦变得常态化和公开化，无日无之的闯进多家大型商场，总结包括沙田新城市广场、太古城、大埔超级城、又一城等入内逞凶，酿成严重血案，更在十月一日后多次以实弹射击民众，甚至发生了科大学生离奇因走避警暴而堕楼身亡的悬案。最近黑警甚至冲入荃湾李城璧中学校园殴打示威学生，引发学生罢课两天。

由于这些暴行屡屡被媒体曝光而迁怒记者，多次以“反蒙面法”为借口强行扯开记者的防毒面罩，随意逮捕记者。印尼女记者Veby Mega Indah 在采访的过程中被正在离开的黑警突然恶意回头射击击中右眼而致失明。黑警亦多次恶意向记者群投掷空爆催泪弹、故意以水炮射向记者群等，引发记者在警察例行记者会上公开抗议警暴。

伤亡惨重

据统计，运动发展至今，已有超过2000名群众受伤，至少10人死亡（包括自杀者和堕楼的科大生）。警察和政府信用已彻底破产，10月明报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给予警队0分，整体评分只有2.6分。崩溃的信誉，加上对传媒的恶意阻挠以及记者会上的连篇谎言，使得对黑警的阴谋暴行指控广泛流传，包括性侵和杀人弃尸等，警队已被视为国家恐怖主义的工具。

社会主义者认同五大诉求，必须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警暴，否则过后警暴将常态化和合理化，香港将彻底沦为警察社会。同时我们主张由法律专业人士、人权组织成员、示威者代表等组建民主委员会，彻底重组警队，全面追究滥权黑警，将警队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24 家族拥全港近半财富

香港新自由资本主义下，极端贫富悬殊、基层人口民不聊生乃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不过资产阶级机构的“坦白”确实相当罕见。最近，香港工商专业联会发表一份名为《十字路口上的香港──现在需要减少贫富不均》的报告，当中指出香港多个令人骇闻的贫穷数据，更为解决贫富悬殊提出政策方案。

工商专联的报告直指香港贫富差距之严重，甚至传统计算方法的基尼系数也不足以反映现实问题。24个家族总共控制了香港过半的财富，而香港最富有的50人的总身家超过3000亿美元！在不计算自住物业，七分之一的人口是百万富翁（以港币计算）。香港是全球第二富有的经济体，根据金融机构瑞信研究，香港成人每人的平均财富为382万港元。另一边厢，根据政府数字，香港有138万贫穷人口，也就是说每5个人就有1个在贫。当然，工商专联的报告除了揭露贫穷问题外，还提出了一些“方案”给政府参考。

公屋私有化

报告指出要处理房屋问题，建议发展棕地、农地，甚至哥尔夫球场和军事用地，但同时却又不反对进一步填海和开发郊野公园。表面上这是很“持平”的立场，所有可开发的土地都应该用来开发。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之下，报告根本没有可行办法去挑战私人囤积的棕地、哥尔夫球场等，所以实际效果上是为了政府一贯主张的发展郊野公园和填海（明日大屿）作保驾护航。

报告中还提出加快公共房屋的私有化，声称“公屋住户不应该一辈子作为低下阶层”。公共廉价租住屋本来就是基层唯一的社会住房保障，公屋私有化却是要求基层自己掏钱买回自己的公屋，实际令市民百上加斤。”

社会主义行动Pasha直指：“公屋私有化的目的就是要更多人推向私人市场，为地产商开拓更多楼市空间，再者亦为政府减少公屋供应提供借口。”

另外，工商专联的报告亦支持提高基层人士的最低工资、综援、租金资助的金额等。表面上是良心发现的“德政”，不过却都只是小修小补的性质，譬如对于解决老人贫穷的全民退休保障只字不提，只是说由政府承担额外5%的强积金。

再者，报告没有详细交代钱从何来的问题，政府一直以来就是以“量入为出”等借口逃避社会保障和服务的。Pa s h a指出：“没有大幅增加的财团税及富人税，资本主义下的社会服务不可能足够的。因此，要实现如此幅度的加税，则工人阶级需要组织起来抗争，挑战以财团利益为依归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将大企业和银行民主公营。”

巴西工会大会　声援香港民主抗争

拥有三百万成员的CSP-Conlutas工会联盟是巴西最左翼的工会力量。社会主义行动成员梁礼邦最近获邀出席CSP-Conlutas在圣保罗市举行的年度大会。梁礼邦是一名汇丰银行的员工，因为他支持香港的反威权抗争，并尝试组织工会，在白色恐怖下被解雇。

“我的访问之旅是由社会主义行动在巴西的姊妹组织‘自由、社会主义与革命党’，以及圣保罗市教师工会所组织的。”

“大会有超过2千人参与，集合不同工会、原住民组织、性小众等团体出席。这场大会就是要团结、讨论和表决左翼和工人抗争的方向。”

“我在第一天与其他国际代表一同发言，他们来是自最近爆发运动的苏丹、法国、阿根廷和巴勒斯坦等地，他们亦就工人参与在各地反抗右翼政权镇压的状况发言。这些地区的状况与香港也有很多类似之处。”

“在大会期间，自由、社会主义与革命党举办了关于香港民主抗争和反财团白色恐怖的讨论会，超过10个左翼政党及团体加入讨论。我的发言相当受欢迎，所有人都十分支持香港的斗争，但同时担心美帝国主义可能会渗透运动，达到其政治目的。”

“CSP-Conlutas全国中央执行书记处成员Herbert发言呼吁香港人不要对美国政府存有幻想。他举例提到叙利亚的库尔德族人被美国出卖。香港的抗争需要团结中国的工人才能打败中共。”

“而来自教师工会的Souza说对于左翼斗士参与香港民主抗争感到鼓舞。他所属的工会派了12名代表参与CSP-Conlutas的大会，全部都一致投票赞成声援香港工人反抗中共独裁的决议。”

“我遇到许多来自公共部门、金属行业的工人，虽然不会说英语，但仍然透过翻译指出香港与巴西反博索纳罗的抗争有共通之处。对于得到地球彼端的工人支持，我感到非常鼓舞。”

需要建立战斗性的工会

“其后在一个集合超过30个世界各地代表的会议上，我解释中国并不是任何左翼或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独裁资本主义国家。”

“来自西班牙CGT工会联盟的代表Sandra说中国的一带一路证明中共就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她说当局在利用民族主义来延长其独裁政权寿命，但一带一路亦在为中国制造新的矛盾，并打击中国工人的利益。”

“旅程最后一站是在一所大学里举行会议，吸引了众多学生、左翼份子参加，我们指出当前的政治出路是需要建立战斗性的工会发动工人运动，并提出独立的社会主义纲领吸引并唤醒中国工人阶级，将斗争蔓延到中国大陆，以反对资本主义、打倒一党专政为目标才能取得民主。我的发言得到全场参与者的认同。”

反对政治迫害印佣 Yuli 500名巿民团结抗争

12月初发生了一宗赤裸裸的政治打压，为香港民主运动再蒙上一层白色的阴影。在港工作逾十年的印尼籍移民家务工Yuli Riswati被入境处递解出境，原因明显与她积极报导香港民主运动有关，她将运动资讯用印尼文带给同乡，又协助改善其他印尼家务工在港处境。 她接受媒体访问对于运动的立场的七天后，入境处就作出打压，不寻常地先以工作签证问题为由上门将Yuli拘捕。儘管其后法院彻销她的“过期居留”控罪，入境处又以她“无亲无故、无地方住”为由将她押入羁留中心达29日，其间受尽不同程度的不人道对待。处方更无视任何反对声音，阻止她联络律师和强迫她撤销签証续期申请。被受威胁和恐吓下，Yuli无奈接受了指令并被遣返回印尼。

 12月6日，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了一场声援 Yuli 的集会，约有500名巿民参加。在支持 Yuli 的声音此起彼落下，社会主义行动访问了几名参加者，了解他们出席集会的原因。

Victor是一名30多岁的文员，他对人境处的手法尤其不满。“我在新闻上得知事件，入境处将 Yuli 拘押在羁留中心后，一连串毫无准则、违反人权及不仁道对待的手段令我非常愤怒。我亦有参与反送中运动，我认为Yuli 都是民主运动的手足，所以我到来支持Yuli 。明显这是一场政治检控，我认为整件事有很多空间可改善，例如公开入境处的收押准则等。” 

我们不能将她抛弃

自小在外国长大的Laurie 是 一 名家庭主妇，她因为支持反送中运动特意回来香港。她认为今次撑印尼移民工的集会很有对港人的启发性，并提出究竟何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的问题：“很多人说南亚人不是香港人，人可以有多重身份，例如我长期在外国居住，拥有外国护照，生活文化都与外国相近，但长期在港工作的Yuli是一名穆斯林信徒，那究竟是谁才是算香港人？”“我来这里是要告诉所有人，政府不是只打压知名社运人士，还有很多人，例如印尼移民工，他们比普通巿民更弱势，更多制肘下仍然勇敢站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将她抛弃，移民工的抗争和香港现时的抗争是连繋在一起的。” 

带上口罩的刘小姐自小在僱用家务工人的家庭里成长，体会到社会一直存在对移民工的偏见与她自身的体验存在极大反差。“为什麽做家务就是下等？为什麽外佣是个贬义词？我认为社会对移民工太多误解，今次 Yuli 事件得到这麽多人关注，是难得的正面报导，所以我站出来，就是要改变社会对移工的负面形象。”“我知道移民工面对著政府的《两星期条例》，两星期内找不到新僱主，就是重新负担昂贵的中介费，令他们就算遇上恶劣的僱主都只能忍气吞声。我知道有僱主只给两块麵包作移民工的早餐，其实我们重视香港民主，争民主争人权，我们亦要同样关注其他人是否有这样权利。”

 12月6日的声援集会反映出群众意识的改变，反对种族主义并支持国际团结。这是反威权抗争运动的副产品。社会主义行动认为要团结 本劳及外劳 共同斗争并组织起来，共同为所有工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工资、权利。我们的共同敌人，就是同一个打击民主权利，以及严重歧视移民工的政府。

习帝舞剑　意在香港

在香港反送中抗暴运动继续之时，习近平于澳门政权移交20周年之时访澳，其在澳门的发言引起多方揣测是否含沙射影，意图警告香港民众。

早在习近平访澳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在一次座谈会的发言尾声脱稿发言，言词间更露骨地指特别行政区不存在“脱离宪法的‘宪制’”与“脱离宪法的‘法治’”，“中央对香港和澳门的要求也是一样”，而令人感觉到中共将借澳门政权移交20周年一事指桑骂槐。

习近平在“回归晚宴”上的发言中，特别赞扬澳门所谓“成功实践一国两制”、“自觉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权威”、“自觉抵制外来干扰”云云数点，甚至出现发言时口误将澳门错植为“香港”，因而被视为对香港局势的回应和警告。自反送中抗暴运动爆发之初，中共及香港建制派就一直将宣传口径设定于“外国势力阴谋”论上，又称五大诉求“违反一国两制”、“挑战中央权威”等，因此习近平的发言自然被理解为实质上针对“隔离埠”的香港。

此外，中共亦认为香港群众运动其中一个原因在于香港未就23条立法所造成。香港建制派政客叶国谦出席港台节目时认为中央对此“非常介怀”，又称香港政府应为立法采取更积极主动的行动，同时又有多方流言指政府将准备明年立法。

同时，在习近平发言中所称的“爱国教育”亦令人联想到近期教育局借教师参与反送中运动而被捕一事大造文章，甚至以“使用不当教材”，乘机将遭滥捕的教师停职。教育局亦杀气腾腾的向各学校发信，要求校方“更严厉处理”被判刑或被捕的教学人员，更扬言“考虑对更严重个案取消教师注册”。这一系列的手段与习近平讲话不谋而合，教育界中的白色恐怖气氛已开始弥漫。可以想象，林郑政府为了向习近平赎罪邀功，将有机在未来借故清洗教育界，包括卡紧大学拨款、清洗教师队伍、以致重推国民教育。

故然，将香港群众的不满和反抗归咎于“23未立法”、“国民教育缺失”故然令人啼笑皆非，而假如政府当真打算明年启动立法或重推国民教育更是匪夷所思，但中共习近平和林郑政府在整场运动中早已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出自己的愚蠢以及对形势的惊人误判，自欺欺人地相信了自己编织的宣传谎言，令建制派在早前的区议会选举中遭毁灭性打击，整体局面至今无法收拾。主要是由于中共政权对港澳的政策实际上是取决于中国国内情况，中共忧虑放松任何一地的镇压都会变相鼓励中国的民众效法，令抗议活动蔓延到内地城市。因此加强独裁和镇压被视为维护政权统治的唯一途径。

“政治稳定”

习近平反复赞扬澳门的“稳定、团结、不内耗”，内地官方媒体及外围喉舌甚至直言与“桀骜不驯”的香港相比，澳门是“乖孩子”。然而澳门的所谓“政治稳定”代价是近乎明目张胆的腐败和低下的行政效率，澳门政府廉洁程度由2018年的36.4下跌至2019年的33.2分，较内地的49.1分还低。选举投票过程中亦几乎是公开地进行操纵，种票买票等在香港只能偷偷摸摸进行，在澳门却几乎是公开行动。而最近开通的澳门轻轨项目更是将上述问题充分地揭露，第一阶段仅仅9.3公里长的路线工程竟花费整整近八年时间。而工程造价估算由最初的42亿元，超支至2017年底的164亿元，且尙未封顶。加上工程的规划混乱，“边造边改”，以澳门仅60万人口而言这工程成本这项目被视为“世纪大白象”。

经济上，澳门经济亦绝非习近平所称的“欣欣向荣”，在面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环境下，澳门今年第三季GDP按年已下跌4.5%，比香港下跌2.9%更为严重。其中博彩业的收缩直接导致了澳门政府财政收内大减，假如经济下行情况持续，澳门政府每年对全民的现金津贴以弥补公共服务缺失和收买人心的举动可能将难以为继，积压多年的民众不满一旦爆发，其效果可能比香港更为猛烈。

彭博社最近的一份报告质疑澳门青年是否如外间印象般“政治冷感”。报告引述了一位参与香港反送中运动的21岁大学生称：“我认为澳门的经济并不是那么稳定，因为自香港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赌博业的收入逐渐下降。”除了抗议活动之外，更大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放缓和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减低了赌场收入，而这些都不是短期问题，因此未来的博彩业将更不稳定。

而在政治上，澳门这“乖孩子”即使已“充分维护中央权威”，落实了23条、国歌法，推动了国民教育，但对政治权利的钳制却丝毫不见放宽，根本无意开放普选权利，甚至出现进一步收紧之势。不仅紧随中共懿旨拒绝外来人士入境过境，默许入境旅客在港珠澳大桥被中共绑架“送中”，更借修订《民防纲要法》订立所谓“谣言罪”，以图抢先在未来群众运动爆发之前收紧言论自由。

然而这些打压民主权利的手段在群众的力量前根本不堪一击，一如香港的《公安条例》和《反蒙面法》无法阻挡群众一样。中共为了粉饰太平，对内宣传上掩盖官僚和专制的无能而急需将澳门塑造成一个“正面形象”。但未来的政治经济危机将再一次粉碎这些谎言。香港群众在运动中正渐渐意识到工会组织的重要性，未来澳门的群众斗争亦将经历这一阶段：工人将握著社会运作的实质力量，有组织的工人罢工是对抗专制最有力的武器。并有必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与香港、大陆和国际工人阶级联系起来，争取工人的经济和民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