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阶级谈香港社会 五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2年02月09日01:08:40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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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社会主义行动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零年 元旦上街 消灭国家恐怖主义 工人阶级是致胜关键 建设战斗型工运 林郑及中共政权正在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六月以来，警察滥捕6千多人，导致全港被捕人数已经超过在囚人数。警察拔枪、扣扳机威胁示威者逐渐成为常态，乔装示威者混入人群中挥棍殴打也是等闲之事。从8月31日太站子悬案，到新屋岭强奸、迫害案，以至多宗疑似被自杀、被推落楼、被跳海等案件，警方在中共命令下不能示弱，却又无从解释，反而大话连篇，令政府和警队诚信早已破产。 如果林郑在6月9日前撤回送中恶法，这场运动根本不会爆发；如果警察暴力不是如此猖狂，这场运动根本不会持续至今。正是因为独裁政权的强硬和嚣张而引发六个月的抗暴风雨。但中共政权反而认为香港人”桀骜不驯”的原因是因为打压不够严厉。因此中共正准备日后推动辱警罪、廿三条立法，以及加强控制法庭。 中共如此的统治思维令越来越多群众也会明白到不能寄望中共自我改革，也不能寄望中共统治下的香港能有真正的”高度自治”，而只能通过革命斗争推翻此一政权。所以，香港的革命要输出中国，团结中国大陆的工人阶级斗争。我们要威胁到北京，就更要将革命之火蔓延全中国。为了得到大陆基层群众响应，只提五大诉求是不足够的，支持中国工人罢工和组织工会权利、反对言论封锁、反对财团操控经济等等。 建设抗争型工运 推动真罢工 最近各行业都掀起成立新工会的浪潮，以克服在去年八月和九月因为没有工会而使罢工相当零散的问题，还有及后财团白色恐怖的打击，使罢工受到挫折。社会主义行动呼吁所有工人加入工会，并使工人阶级成为这场运动的核心力量。工人阶级掌握经济力量，如果发动有组织而集体性的罢工的话，将是最有力击倒政权的武器。 工会组织必须以本行业的广大工人利益为依归，而不是一小撮”专业人士”的平台。所以工会必须由下而上建基于工会成员的民主参与，通过民主讨论和投票决定工会的政策和纲领。工人可以回到职场作宣传和组织，大量招募工人加入工会，并且举行大会集体决定罢工的日子。 工会应该集结因为支持抗暴而受资方打压的工人，公开抵抗财团白色恐怖，而不能寄望与财团和平共处。八月和九月的罢工証明像泛民主流工会那样祈求公司会允许工人罢工是不切实际的。不论中资和外资的工人也要抗争。特朗普与习近平达成贸易第一阶段协议，証明美国人权民主法案只是纸老虎，用来帮助美国的贸易利益而非支持民主。另外，英资的汇丰银行的白色恐怖証明不论中资和外资都只会站在独裁政权一方打压民主。工会不能对外资和外国政府心存幻想。 各工会不能各自为政，必须联合起来共同行业才有足够力量。现在迫切需要不同工会举行联合大会，互相协调并制订大罢工的日子。 不论在香港还是新疆，中共的镇压和箝制已经破坏了经济。政府故意放任经济衰退，并将经济不景的责任归咎在示威者身上，企图使群众感厌倦和疲惫，从而孤立示威者。但今天上街人数过百万话，就証明民意仍在抗争一方，政府的”经济牌”不会有效。 然而，财团在未来经济危机中，很可能会进一步打压工人。工会要提出捍卫劳权和民主的经济诉求，例如反对裁员、反对扣减工资、反对增加工时、要求冻结租金以减轻租户及小商户压力等诉求，并且将经济诉求与民主诉求结合起来，才能动员工人阶级发动大罢工。只有组织起来捍卫工人的经济利益，才能抵抗政府和财团的经济消耗战，并且能动员广大工人阶级加入斗争，同时消灭香港财团独大、贫富悬殊的不义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体制。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各行各业的工人加入工会，建设抗争型工运 美国政府不会帮助香港反威权抗争 经过数月的残酷镇压，香港的反威权斗争陷入僵局。一些香港人开始正确地向外界寻求协助，不过这也包括部分的人将希望寄托在美国刚通过的《香港民主及人权法》身上。 早前我们已经报导了美国国会在11月通过《香港民主及人权法》，并初步评论对香港抗争的影响。现在，我们会进一步剖析这部法律的虚伪与危险。让我们认清楚谁才是香港抗争真正的朋友与敌人。 虽然名为“民主及人权法”，但这部法律本质并非是为了民主人权的，这一点就连法律条文也承认的。法律条文虽声称“香港的人权对美国非常重要”（Section 3），不过条例亦赋与总统及国务卿权力以“美国国家利益”为由，豁免或终止执行所谓的制裁（Section 4）。换句话来说，决定是否会就人权问题作出制裁，归根究柢就是基于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非民主人权。在民主与国家利益相矛盾的状况下，美国的亲财团政权终究还是会选择利益而牺牲人权。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在处于这样的状况。虽然特朗普已经签署法案，但他也急于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以舒缓对美国的经济压力并为他年底的选举增加胜算。中美在12月宣布达成第一阶段的初步协议，此后特朗普政府对香港问题转趋低调，变相以“出卖”香港来换取自身的经济优势。 在2019年爆发民主海啸的多个国家，包括智利、加泰隆尼亚，也发生与香港非常类似的残酷的警察暴力及政治打压，却不见美国政府支持当地抗争。原因是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盟友，不论是智利的右翼总统皮涅拉或是得到欧盟全力支持去打压加泰自决运动的西班牙政府。在今天的伊拉克，民选的国会刚刚通过决议要求美国撤兵，但2003年为了“推动民主”而入侵伊拉克的美国却拒绝接受伊拉克国会的要求。可见美国所谓“支持民主”的口号本身就是伪善的。 《人权法》亦要求国务卿所每年提交的报告，来审视香港是否获得美国的特殊待遇，其条件却是关于香港是否遵守美国（往往是单方面）的对外出口限制及制裁，另外则是香港有否与美国进行法律合作，包括引渡要求。这令人联想起2013年揭露美国大规模窃听民众的斯诺登事件，当时港府拒绝将斯诺登引渡美国，引发外交风波。讽刺的是，美国一方面反对香港送中，另一方面却要求香港将政治犯引渡到美国。所谓的人权法根本只是“香港美国资产阶级利益法”。 再者，在对别国制裁方面，美国政府从来都有行政权力去实行的。美国历任总统过去都使用行政命令去直接制裁、资助政变、甚至发动战争，包括近年制裁委内瑞拉，或发动伊拉克战争。可见，美国这次高调通过的人权法只是惺惺作态而已。 或者很多人会抱著“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心态，认为这部法律“有好过没有”。但其实这种虚假的希望往往只会落得更大的失望。美国的外交史上充满著被美国政府（为了其自身利益）背叛或唾弃的小国或人民，包括库尔德、西藏、巴勒斯坦等。美国曾经花了20多年资助西藏反抗运动，并在印度及尼泊尔培训数千武装分子。但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达成历史性协议，西藏反抗运动立即成为弃卒。原因是这符合美帝国主义当时的全球利益。 俄罗斯异见分子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在2009年于狱中身亡，美国政府订立马格尼茨基法（Magnitsky Act）来制裁涉案俄罗斯官员，及后更将此法推广到全球。有人呼吁把香港及中国打压人权的官员也加入到制裁名单。但是这些制裁软弱无力，往往只是禁止他们入境美国、和美国企业进行贸易，或者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而已。而且制裁所适用的目标只是非美国公民的“外国人”，在中港“裸官”家属都拥有西方国家国籍的情况下，制裁根本毫无作用。 社会主义者一直强调集体抗争是推翻独裁暴政的关键。我们欢迎草根社运的自发行动，譬如剑桥大学的学生校友要求大学褫夺林郑月娥的荣誉学位。虽然这些行动自身并不足以改变政府政策，但至少能够唤起大家的意识并推动新的群众抗争。 但是当一个外国政府实施类似的软弱制裁，这都只是一个表面姿态而已。而且这对提升民众意识毫无帮助，也无助于由下而上地建立运动，这些才是改变社会的关键。 事实证明，就算是欧美政府后来在2014年对俄国的加码制裁，也没能够迫使普京在放弃吞并克里米亚，或者停止囚禁、暗杀国内异见分子。相反，这些制裁措施反而能够刺激起独裁政权“抵御外敌”的民族主义煽动，进一步打击异己及民主权利。今日特朗普在两伊挑起新的军事冲突，反而帮助了伊朗独裁政府镇压并化解其国内史上最大型的抗争运动。历史上美国的制裁就从来未曾推翻过任何独裁政权，无论是俄罗斯、伊拉克、利比亚、伊朗、北韩等等。 美国长年透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等方式资助香港泛民势力，而过去数十年间这些与美国有联系的政党及政客一直站在在香港民运的温和保守一方。这是因为美国并不关心香港的民主或独立，亦不希望中国发生政权更迭。其目的只是想弱化中共政权，而非倒台，因为反而会影响区内的“稳定”，打击美国企业在华的利益。 因此，香港的抗争运动并不能够对美国及西方国家政权存有幻想。如果香港的民主抗争与反民主的美国帝国主义同一阵线，并与右翼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政客（如特朗普）结盟，成为其“民主面纱”，这会将世界各地的抗争青年和劳动大众拒诸门外。我们所需要的“国际战线”，是国际间的社运、抗争者、工会、劳动者的团结，尤其是中国广大被剥削、打压的工人阶级，这些人全部都在为了改变制度而战斗，而我们当然需要他们的支持。只有连结起中港两地乃至全世界的工人群众，我们才有推翻中共独裁的希望，以及终结其赖以统治的资本主义制度。 新冠肺炎肆虐 疫症危机恶化！ 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现正以惊人的速度蔓延。中港两地的民众都近几陷入恐慌。随著疫症加速蔓延，加上医疗专家警告病毒的传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区更为担忧。由于政府封锁资讯，使中国大陆的疫情更加恶化。由于过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处理危机的手法恶劣，政府普遍不受民众信任。 就连习近平政权都承认疫情“严峻”。在中国之外，约20个国家出现确诊个案。而国内的确诊及死亡个案不断攀升 。直至现时为止有80人死亡，2,700确诊个案，两天内增加一倍。与过去一样，政府最初对疫症的反应是封锁新闻、屏蔽网路资讯，根本是彻头彻尾的罪行。当局严重低估了疫情的严重性，因为政府关心的只是“维稳大过天”。许多网民在社交媒体要求撤换并惩处武汉的领导官员，因为自12月第一宗案例确诊以来，他们呆等消息、按兵不动，为的就是不打扰1月初举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协会议！控制疫情的宝贵时机被白白错过了。根据香港大学病毒学研究专家管轶所言，控制疫情的黄金机会已过，现在连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态发展的速度惊人。1月20日首次确认人传人的感染个案，而三日后当局决定将武汉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三日后，当局进一步封锁超过20个城市，受影响的民众超过6,000万人。火车、飞机、渡轮、巴士全部停驶，车站由武警驻守。 习近平及党政高层被迫要亲自坐镇指挥抗疫工作。由于专制政府的下层瘫痪，完全未能作出即时回应（这个状况比起2003年沙士危机更严重），这是因为地方官员皆抱著“不做不错”的心态，生怕会让独裁政权丢脸。“习皇帝”集大权于他一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没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轻举妄动。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一个规律做事，完全作为一只被摆佈的扯线公仔，没有任何独立决策的能力。林郑政府的反应比其他中国城市更为迟钝，在更迟的时间才落实禁止中国高危地区的旅客入境等紧急措施。在中国大陆、日本、南韩政府皆呼吁国民穿戴口罩的时候，香港政府却拒绝呼吁市民穿戴口罩。衞生署署长陈汉仪更说，市民参与普通社交活动时并不需要戴口罩。港府去年10月订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决违宪，现在为保面子，在疫症蔓延的状况下仍坚决进行上诉。 医疗系统长期资源不足，现在急需大量额外资源来应对危机。现在有工会号召2月3日进行罢工。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这场罢工，并呼吁各行业的工人、工会以及正式成立工会的筹委动员工人。我们反对警队加薪，并将公帑投入到抗疫的紧急措施，包括为医疗人员提供充足的保护装备（据报卫生署有超过1,000万口罩库存，但公立医院的前线员工却没有足够的N95口罩）以及有足够的隔离病房。我们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积炒卖，包括口罩或食物，并要求政府撤回对于《禁蒙面法》的上诉。 现在应该全面封关，禁止任何人经中国入境香港（不论是中国内地居民还是旅经中国的旅客），立即停驶高铁，防止疫症蔓延。同时，社会主义拒绝本土派利用今次症疫，制造针对大陆人的族群主义排外情。任何种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新冠肺炎，成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会需要互相支援，在每一个职场成立抗疫委员会，选举员工代表与管理层谈判，确保企业采取具体措施，将员工及公众健康放在第一位。 员工亦应有权拒绝在疫症期间到中国公干，并有在家工作的权利，或是弹性工作时数来避免繁忙时段的人群聚集。我们不能够相信政府或老闆会顾及我们的利益。我们需要抗争来争取这些权利，透过组织和发展工会及职场委员会。企业应该要为所有员工提供口罩、消毒设备、改善清洁、以及在受薪时段进行资讯会议。 香港工人和工会也应该支持中国大陆工人相应的行动，去改善他们的权益，并组织工会去争取充足的保障及资源来渡过危机。在武汉等疫症城市里，医护员工在缺乏资源下的艰难状况下付出的努力与牺牲，都让我们悲愤。香港表达的工人声援，并且示范在职场建立委员会，都能够启发中国大陆工人为自己的权利去抗争。当政府明显已经不可依靠时，由下而上组织的集体行动就是对抗这场疫症危机的最强力量。 香港的工会应该立即动员并就以下诉求抗争：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员会 再瞒疫情 引火自焚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港的影响 显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彻头彻尾的证明了，中共独裁政权根本完全没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经验教训，再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重蹈覆辙。而这次所造成的危机和影响，更远比沙士严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能力远远强于沙士，整场沙士疫情全球共约八千宗感染病例，而现时（二月九日）中国国内确诊病例已达37251宗，过去数天确诊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症，意味著仅三天所出现的新感染病患就多于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数字。加上这种新型病毒有著极强的隐匿能力，如有感染者无任何病征，以及在十四天的潜伏期间已有著传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积的社区传染。 对香港而言，林郑倔强而偏执地拒绝全面封关，虽现时未开始大规模社区传染，但已见端倪。已有近期无出入境纪录的港人染病个案出现，基于病毒极强的隐匿传染力考虑，袁国勇表示一旦香港大规模社区爆发可能高达140万人感染，以现时中国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计算将有近三万人死亡，这表示将会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数最高的灾难！ 另一方面，可以预期新冠肺炎疫情将造成比沙士更严重的经济损失。中国早在去年已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上下半年贸易战所造成的打击，2020年的经济环境早已不被看好。在沙士期间，中国GDP年增长速度达12%，当时仍然强劲的增长势头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现时情况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国际评级机构将对中国2020年的增长预测下调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权就再一次搬起石头狠狠地砸自己的脚。03年的沙士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举动，而现时已有数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锁或半封锁，工厂停工、店舖停业。而且疫情横跨整个农历新年假期这个传统重要消费旺季，但现时全国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头行人疏落萧条。 工业生产亦受损严重，各大型工业园区及工业企业叫苦连天。鸿海富士康设于深圳及郑州工厂原计划于2月10日复工，后来遭当地政府否决，复工无期。这表示不仅影响富士康工业园区数十万工人生计，更波及上下游产业数以百万计的从业员。而这并不仅限于富士康一家，亦不仅限于中国国内，韩国现代汽车生产线宣告暂停，原因是中国生产的零件供应中断。全球旅游业也受到影响，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飞往中国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国三大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和汉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员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无薪假；国泰亦要求所有员工放3星期无薪假。可以预见，香港经济衰退的情况最迟不过八九月将会见到市面受严重影响。 而令人忧虑的是，中共会否为保经济而挺而走险第二次隐瞒疫情，以求尽快恢复全国经济活动，避免经济衰退？尤其是众所周知中共的所谓“执政合法性”过去二三十年大体建基于其“经济迅速增长”之上，经济衰退意味著“执政合法性”的动摇。因此，中共现时可谓进退惟谷：继续停工，疫情未知何时得以控制，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经济停摆损失；强行复工，尚未得到控制的疫情将更猛烈地扩散，势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样危及自身政权。习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尽快受控让自己得以脱身以外，无计可施。 与此同时，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医生之死亦触发了中国网民要求落实言论自由的诉求运动，甚至提出了仿傚香港反威权运动的“五大诉求”，网上舆情一时失控。疫情的黑暗将会是中共专制垮台的历史性转折点。这场危机所造成的损害永远无法恢复，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建立一个新的工人阶级运动，以一个民主工人阶级纲领——一个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来挑战中共的独裁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待香港抗暴革命的主要口号？ 去年以来香港抗暴运动中，香港政府的彻底瘫痪、中共独裁政权的权力受到撼动和制衡，以及群众感受到自己能改变历史的觉悟，都意味著香港一度陷入具有革命特征的危机。反威权运动的激进程度以及规模，远远超越了过往泛民党派及NGO社运所能承载的，释放了群众前所未有的斗争能量。 但同时，由于欠缺工人阶级的群众政党和革命领导，运动的主要思想并没有明确挑战财团的既得利益，更遑论提出反对资本主义体制。此外，运动里夹杂著互相矛盾的政治思想倾向，局限实现运动诉求的可能性。虽然运动看起来只是要求基本的民主权利，但即使如此，也只有推翻香港以及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体制才能实现这些诉求。因为只要中共政权一息尚存，永远不会容忍香港实现真正的民主变革。 示威运动中涌现了新的口号，在政治上口号没有超越泛民的双普选框架，但群众落实为了使运动胜利而采取的战意，为了尝试为行动赋予一些基本原则和方向。虽然这些口号不是由任何组织制订出来，但它不完全是自发的，很大程度上是从雨伞运动及其后的经验和教训中的群众集体总结出来。 这些口号反映著这场运动的战略发展，有很多表现出比2014年雨伞运动时要进步得多。同时，不少口号仍反映著示威运动在思想上的弱点，欠缺一个完备的政治替代方案，部分甚至存在一些反动、破坏性的思想。中共、港府和资本家的镇压固然是运动的最大敌人，但记得雨伞运动是先从内部分裂、然后被政权摧枯拉朽般瓦解的。基层工人阶级是唯一一个可以对抗资本菁英及其不民主制度的阶级，故此只有以工人阶级组织为基础，才能确保运动经得起政治的压力和考验，并透过充分的内部民主的讨论及决策，在复杂的局面中走正确的方向，保持坚实的力量。 自1800年代欧洲的普选权斗争及工会权斗争以来，社会主义者一直在民主斗争站在第一线。借鉴于我们的历史经验，社会主义行动在斗争中不会盲目吹捧运动中所有的现象，也不会像一些所谓“左翼”那样为了不被运动的反动元素（右翼保守和种族主义）沾污而冷眼旁观。我们介入运动之中，就是为了厘清运动中各种现象里面的进步和反动元素。进步的元素会推动运动向前，使其更加高度组织化，并走向建立取代专制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替代方案。我们为强化进步的元素而斗争，并警告群众反动的元素会使斗争后退。 “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由反送中到五大诉求，可见群众感受到改变体制的需要，并且希望争取伞运中落空的真普选。现在运动的需要已经超越了五大诉求，必须要加入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诉求才能继续强化起来，也一定要将运动蔓延至中国，在中国工人阶级获得回响。 香港的运动已经进入了新阶段。现在中共及其香港傀儡政权企图利用经济衰退甚至是新冠肺炎，造成社会恐慌和疲惫，企图使示威运动零散化，并磨灭群众的斗争意志。运动必须与时并进，以基层劳动人民的需要为依归，采纳应对经济危机和医疗危机的纲领，使广大的工人阶级知道运动的利益是与自己一致的。 运动中有一个极为麻烦的问题，并对运动发展造成额外的大障碍——就是有一种抗拒提出经济诉求的氛围，认为这是“自利”、不是为了“公义”的。这反映出工人阶级尚未有组织地投入运动之中，以至反资本剥削的意识薄弱。而部分泛民甚至工会干事都对此加以鼓励，因为他们只是某种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在普遍的工人阶级意识低落下，“香港人，加油／反抗／报仇”这句口号用身分认同代替了阶级意识，作为促进团结的“灵丹妙药”。社会主义者了解这种想法得到大众支持的原因，但这不会改变一个事实——这种想法不会厘清使斗争迈向胜利所需要的是什么。强调本土身分认同（我们明白这是对中共的反弹）限制了群众的视野，而斗争却必须成为全中国以至国际运动才能胜利。 更甚者，中共独裁政权的民族主义及帝国主义政策引起港人意识的反弹，但基于各种原因仍未至于大多数港人支持独立。而且不是所有香港人都会团结的，香港的中上阶层和富豪都会站在中共一方，以保护他们的财产。此外，香港人的身分也局限了中国大陆人和少数族裔的参与度（例如38万的家务移民工），也成为了建立国际工运连结的障碍。如果运动能说服国际有组织工运的支持，可以成为抗衡虚伪的外国政府的真诚坚定的盟友。将重点放在香港民族主义，甚至有可能被本土派扭曲为大陆人的排外情绪。 工人阶级为经济利益而挑战资本家才是公义的彰显。而且财团的白色恐怖阻碍了工人发动政治罢工，可见财团和中共是紧密勾结在一起。要挑战财团的话，当然是夺走它们的财富，并归公众享有。 香港革命并不可能只在一个城市成功，除非中共面临全国的革命反抗，否则不会向香港让步。为了团结中国大陆广大工人斗争，争取工会权和罢工权、解封网管和报禁，反对裁员、低薪和欠交社保，都是必要的诉求。香港革命需要一个完备的革命社会主义纲领，将财富及经济掌控权交给劳动者。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这句口号源于右翼本土派梁天埼的竞选口号。在2015-16年也多次出现在攻击大陆人的排外游行中。梁天埼因为旺角骚乱成为运动中标志性的政治犯，也使这句口号成为了最响亮的口号。但是，绝大部分呼喊此一口号的示威者并不是本土派支持者。 这句口号在9月开始兴起，因为政权强硬和警察暴力的确令群众对温和改革的幻想破灭了，并且寻求更激进的革命路线。但同时，运动对于如何创造新社会并未有明确的构想，所以只求光复，不求革新。至于哪时的香港曾经有光明呢？似乎无人能解答。而将出路放在香港一个城市，“香港的革命”，只会使运动孤立，让中共等待时机，在之后扼杀运动。唯有打破这种局限，将香港革命转向内地以至全球的斗争，这场战斗才会成功。 对中老年为主的泛民支持者来说，光复香港意味著回复到正常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因此并不祈求会推倒独裁政权。在中共强硬统治下这种幻想逐渐破灭。而年轻人为主的示威者更倾向驱逐中共甚至是香港独立，但却未有一个实现这计划的纲领。总体来说，大部分示威者还是认为中共政府太过强大，所以目前无法打倒，唯有先把目标朝向港府。但现实是，如果没有中共背后撑腰，林郑政府一早在六月已经倒台了。林郑并不是真正的政府，而只是扯线公仔。香港的实权在中共与资本家同盟的手中，打倒一个扯线公仔并不会改变香港真正的权力关系。中共不是我们之后的敌人，而是当下战斗的对象。近两年形势有巨大变化，中共现在面临历史性的内部危机，包括经济、政治、外交以至公共医疗危机，实际上是几十年来最弱的时候，是可以打得倒的！ “和勇不分” 由于泛民政客多次与示威者的激烈行动割蓆，使示威者的士气消沉、运动内部分化。社会主义行动一直强调无组织的斗争方式可以在起初扮演进步的角色——阻止专门妥协的温和泛民解散运动，但不能够推翻专制政权。但很清楚最大的暴力来源是政府和警察，因此不应谴责示威者。但是，认同自卫权利的同时，不代表这本身可以成为打倒强大国家机器的可行策略。固然警察才是暴徒，示威者只是受害者。但是，以冲击警察为基础的战略可以被遏制，而警察一面倒的武力优势也会让独裁政权取得更多时间，使示威者自我消耗、削弱运动，让政权及警察可以驾驭它。社会主义行动一直警告，紧急需要改变运动的方向，建立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发动真正有组织的罢工。 “和勇不分”反映了群众对内部分裂戒慎恐惧，亟欲保持团结。的确运动发展至今仍有大部分市民理解勇武派的破坏行动，甚至受塞铁堵路阻上班也在所不惜，并且横眉冷对“与暴力割蓆”的政府广告。最初“和勇不分”好像是一道有效的降妖符咒，封印著分裂运动的恶魔。 但不同派别的政治角力是客观存在的，其互相冲突和斗争始终会反映在运动的分歧上。乌托邦的口号不能阻止客观事态的发展。所以为什么运动需要民主架构来促进对致胜的策略、战略和纲领进行有秩序的讨论。 泛民企图站在“和理非”的群众基础上重夺主导权，在收割11月区选的选票利益后解散运动。本土派则企图在“勇武派”中扎紥根，将运动带向右翼排外和亲美国特朗普（一个攻击工人、女性、移民、性小众和民主权利的政府）的方向，并且攻击泛民和左翼、制造内部分化。由于群众对任何政治组织的不信任，泛民和本土派必须步步为营，以免露出政客难看的吃相，但两派所代表的路线、势力还是会上下其手、明争暗斗地干预运动，使斗争变成满足他们狭隘政治目的的工具。 在八月五日的罢工中，泛民企图借这场准备不足的罢工消耗民气，借机重建官僚操控的大台，但勇武派与警察爆发冲突，致使计划告吹。本土派方面，也因为分裂伞运的恶行而恶名昭彰，在运动爆发之初不敢在运动中高举旗帜，也不敢公然散播反大陆人的排外仇恨，甚至连举港独旗也被“和理非”因为害怕“挑衅解放军出兵”而出手阻止。 另外，警察的监控和检控使勇武派风声鹤唳，而其秘密的行动方式也使其自我孤立。搞事分子渗透在游行中制造混乱，也使“和理非”和“勇武派”之间出现戒心，“捉鬼”行动就正好反映了这一现实。经济衰退也使中产和小商户为主的“和理非”感受到疲惫，而对运动的热情减退。当运动走下陂的时候，“和勇不分”的内部矛盾就会更为突显出来。 真正的团结是工人阶级的团结，因为工人阶级的经济力量和集体经验使其具有组织新社会的力量。工人阶级是唯一一个不会剥削他人的阶级，其集体力量不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代表所有市民的集体利益，一起从经济不公义、房屋短缺、低工资和奴隶般的工作条件中解放出来。运动必须改变方向，采取工人阶级的斗争方法，包括组织真正广大的工会和发动集体的罢工，并且采取应付资本主义危机的经济纲领，包括反对裁员、要求冻结租金以至将物业公有化。唯有如此才能将革命贯彻到底。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示威者为了保持“团结”，强调各有各做，“条条大路通罗马”，而避免就分歧作出争论。这口号同样反映出示威者希望互相包容，不要因为策略分歧而分裂运动。可是，在运动中存在一种个人主义，且忌讳讨论分歧的氛围，对辩明政治问题造成障碍。 当运动内部的分歧没有平台讨论时，争论往往就发生在连登或TG上。可是，中共五毛已经大量渗透在网路平台上，企图带风向制造混乱和扭曲运动方向。此外，由于没有具架构的民主辩论，很多时意见分歧会两极化，甚至往往小众意见被打为“分化”和“鬼”，掩盖了有意义的政治辩论。 例如，在10月时连登广传了一份“临时政府”的宣言，引起当时在商场抗议的示威者朗诵。其后倾向泛民的示威者认为这份宣言是由“鬼”传播的，目的是给中共有借口镇压。社会主义行动认为，现阶段运动连群众的民主组织都未有的时候，提出临时政府当然是不成熟的，但我们不认为运动应因为中共镇压而否定革命的可能。 香港示威者的国际意识正大大提高，开始明白到需要争取外国人的支持，不能让运动孤立在香港一个城市。“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成为了主要的口号，大量文宣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国外的声援行动也举世瞩目。 可是，国际战线很大程度上是寻求外国政府的支持，误以为外国政府和外国人民一样会站在抗争的一方。特别由于黄之锋这类亲美政客企图利用国际战线，使群众寄托于美国人权民主法这个假希望上。我们认为美国建制派不是真诚支持香港民主权利，而只是为了收割民意及捍卫自己经济利益耍手段。 去年六月以来，在印尼、苏丹、智利、伊朗、伊拉克、厄瓜多尔、海地都爆发具革命性的运动，全球也有大规模的气候运动，700万人示威和罢课，但运动里却几乎没有提到，有时甚至仍然说讨论外国运动会“转移视线”。反而主要寄望于欧美各国政府会支持，而各地群众都正在反抗这些政府。可见运动的国际主义意识还是有巨大的局限性。 国际战线也引起了运动内部分歧。去年11月，有香港示威者举行声援加泰隆尼亚抗争的集会。两地情况近似，都是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压统治，并且剥夺参选人权利，将反对派政治人物投入监牢，而且加泰的示威者明显是受到香港鼓舞，仿效了香港占领机场的示威方式，因此港加理应不分你我、互相声援。但亲泛民的示威者反对这场集会，认为支持加独会开罪美国和欧盟，因而使香港运动失去外国政府支持。最终，这场集会有三千多人参加，数字仍算可观，但比起其他集会人数要少。而反动亲资的政治团体为了避免国际团结的意识在香港发展，也不想香港运动寻求工人组织、被压迫少数民族、学生和气候运动分子的连结。香港运动的国际主义意识可说是进一步、退两步。 社会主义行动坚持，真正的国际团结的对象，应该是世界各地受压迫的群众，而且香港示威者也要主动支持其他国家的运动。我们将继续寻求世界各地的工会、社运组织和左翼议会支持香港的斗争。香港及中国的反专制斗争，就像欧洲的气候危机和大罢工一样，展示著资本主义无法给予哪怕是最少的民主权利以及安稳的经济和生态未来。如果我们单打独斗是不能胜利的，但作为全球工人和受压迫者斗争的一部分，我们将牢不可破的。 黄色经济圈是对抗暴政的有力武器吗？ 反送中运动发展至今，面对政府死硬不作为、冷处理应对五大诉求，群众自行发起更多的抗争手段。当中受到很多关注的，是“黄色经济圈”消费者运动。此一号召甚至令香港政府官僚乃至中共喉舌媒体《人民日报》都疯狂笔墨口诛笔伐。一时间市面上响应抗争的“黄店”门庭若市，而被标籤为“蓝店”者则门可罗雀，有力地鼓舞了群众的抗争士气，以致于不少商户纷纷在店面张贴反送中海报和标语等，大壮群众声势。 政府和中共对“黄色经济圈”的挞伐和抹黑故然可笑，同时亦反面地展示了这消费者运动的影响力。同时我们亦要理解这一抗争方式的局限性，即消费者运动毕竟无法从根本上对香港的经济结构造成影响——众所周知，香港资本大财团立场一直亲中共。这些财团与政府关係紧密，并控制社会上全部主要部门：交通、土地房屋、能源、电讯、大型连锁零售。一项2019年进行的调查发现，24个富豪家族拥有了香港一半的财富。 “黄店”的困难 相对地，支持运动的主要以小店为主，而小店并不掌握本地的经济命脉，而仅仅居于经济链的下游，因此这种杯葛亲中“蓝店／蓝企”的运动，对其实际打击有限。大财团近半年的盈利下跌与亏损更主要的原因毕竟还是由于整体经济因素下行所造成，包括旅游业、贸易、主要企业新增投资的衰落。 《立场新闻》年初时曾报道过“黄圈”网店“光时”在营运中所面对的困难，包括租用营业场地、物流运输、进货渠道与货源等都面临各样困难。这显示了大财团以其垄断位置与雄厚财力去扼杀小店生存空间的能力。在货源问题上，为了维持基础利润以求收支平衡，有时亦不得不选择一些中国货源。 这些都揭示了现时“黄店”与“黄色经济圈”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客观困境。因此，我们当理解这种消费者运动的限制。 打破既有经济权力结构 “消费者运动”并非香港独有的新运动。过去几十年，气候环保份子一直呼吁民众购买环保产品，并由于为地球带来严重破坏而号召杯葛使用私家车或飞机。但这个策略未能扭转由100家最大企业所制造出来的气候危机。要真正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接管这些大企业，而非将焦点放在个人消费行为之上。而要做到这样，我们需要团结斗争打破既有的经济权力结构（资本主义），并将其以民主公有制来取代。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世上垄断资本主义最集中的香港。 现在，反送中抗暴运动极需要连结到建立新的工人阶级运动。由于经济下滑，再加上新冠肺炎恶化，航空界、零售界、中小企正出现倒闭潮和解僱潮。工人阶级更需要组织起来反抗，准备发动罢工行动来保护工作岗位及工资等。而反威权的斗争则需要以更有组织的方法来延续及强化，例如现在新工会的成立就是正确的重要一步。 疫症下工人受剥削压迫 在资本主义的阶级不平等下，新冠状病毒肆虐下，首当其冲影响最深的就是劳动阶级。根据环境卫生大联盟显示，全港私人公司的清洁工每日约需要35万口罩维持，但现时供应商已经中断订购，存货很快会被完全消耗。而政府食环署的外判清洁工也身受其害。清洁工人职工会组织的调查显示，有三成食环署外判清洁服务承办商并没有为员工提供口罩。虽然政府在二月初表示惩教署将增产70万个口罩分配给外判清洁工，但这也代表每名清洁工一天只能使用一个，在高度污染的工作环境里根本不够。更甚者，据媒体报道很多清洁工根本拿不到口罩。很多清洁员四处奔波寻觅口罩，用私伙装备上班。政府及雇主缺乏支援之余，食环署更举报没有戴口罩上班的清洁员。更可耻的是大部分清洁员都是食环署的外判员工，外判商时有拖欠薪金的事件发生。 基本防疫用品成经济负担 在疫情下劳工处呼吁家务外佣休息日应留在家中。外佣每星期只有一天的休假，在雇佣同住条例下，星期天是她们唯一社交、宗教和处理个人事务一日，要她们留在雇主家中即等同删去仅有一日例假。家务外佣最低工资只有4,630元，基本的防疫口罩在疯狂炒卖下变成外佣的奢侈品。社会主义行动要求废除雇佣同住条例，提供外佣充足而安全的住屋，并且确保雇主为外佣提供足够抗疫用品。 港龙空服员工会有意发起抗争，反对公司拒绝全面停飞中国令疫情蔓延。因为在武汉抵港的航班上工作，6名同事需要入住隔离营。国泰航空及香港航空亦分别下令员工放“无薪假”，后者更计划裁减400名员工。 面对病毒侵袭，香港的经济开始步入萧条，资本家企图将经济损失转嫁工人，将有更多以“开源节流”之名，要求员工放无薪假、打折扣出粮，或者直接裁减员工的事件发生。劳动阶级必须组织起来，在职场建立强大工会运动，要求企业提供充足的抗疫装备，安全的工作环境，反对强迫放无薪假、减薪、裁员，在疫症中捍卫劳权。 香港新工会浪潮 2019年的抗暴运动除了极大地动摇了林郑月娥与中共专制政权在香港的统治威信外，更进一步催生了多年以来最热烈的工会成立浪潮，各行各业的新成立工会如雨后春笋冒起。这显示了群众仍然坚定的抗争意志，开始意识到过去劳工权力的不足和薄弱。劳工处资料显示，去年有25个新工会成立，而2018年只有13个。 但同时，目前新成立的工会仍在试验性阶段，很多实际仍未能真的进入职场。本地工作多年来趋于零散化的困局不会立即就能被克服过来。因此，当务之急的工作方向首要在于新工会真正在职场扎根。要达到这一点，必需以职场中的基层工人作为会员基础，并保证工会的组织民主和定期会议，会员参与民主讨论和决策。这一点在斗争的过程中尤其重要，斗争中的策略和决策应当经过全体会员的民主讨论和同意。 工会角色 而这次突如其来的瘟疫突显了在职场建立工会的迫切性。工会应当更积极和深入地强调保障员工健康和职场卫生的诉求，必要时准备发动罢工斗争。工会要吸引更多工人，从而成为一个实体工会。医管局员工阵线在这次疫情斗争中作出了不俗的示范。虽然罢工没有争取到全部诉求，但经过医护人员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后，医管局员工阵线工会今后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有力工会。 在新成立的工会中出现了重要的辩论——工会应依赖法律还是抗争捍卫劳权？社会主义行动不认同新工会的重点在于“法律”工作。令人忧心的是部份新工会似乎受过往职工盟的在新成立的工会中出现了重要的辩论——工会应依赖法律还是抗争捍卫劳权？社会主义行动不认同新工会的重点在于“法律”工作。令人忧心的是部份新工会似乎受过往职工盟的组织形式所影响，成立之初就倾向于NGO模式，强调所谓“会员福利”而远离斗争。香港劳工法规本身就残缺不堪，且明显有利于雇主资方。工人当然要认识法律，但不应寄望法律可以保障我们的权利，而是应当通过切实和坚决的斗争建立实质的工会力量，夺取主动权。 新工会必需在斗争中建立起实质的力量，令工会真正成为捍卫劳权、反对独裁政府、反对资本家经济专政的有力角色。 访问参与第一阶段罢工的医护人员 社会主义行动于2月3日（一）早上派员到了玛嘉烈医院的医护人员罢工街站，声援并访问了罢工者。 何小姐是玛嘉烈医院妇产科护士。她表示需要封关，因为医院仅有的一座有负气压房并用作隔离用途的大楼并不足够。“曾经有普通病房接收了一个怀疑个案，最终该病人确诊，因为担心受感染，该病房要整个关闭了。”而因为内科病房需要接收怀疑个案，因此要腾空妇产科病房，准备接收原为内科病房的病人。妇产科的人员也有部分需要到内科病房工作，填补内科病房人员处理疫症个案的空缺。另外助产士的实习已停止，可见空间和人手明显不足。 另一位受访者黄小姐是九龙一间医院的外科护士，为免被秋后算帐而拒绝透露哪一间医院。其医院需要接收不少怀疑个案，麻醉科和深切治疗部的同事也需要处理肺炎病症，故现时癌症以外的非紧急手术，全部都暂时停止了。医院内仅有的两个隔离病房亦差不多满了，故医院打算用其他部门的病房改装成隔离病房，但那些病房的规格并不是标准的隔离病房，所以她对其安全性很有怀疑。 另外防护装备尤其口罩亦短缺，最高规格的Level 3口罩，只能给深切治疗部和隔离病房的人员配戴。然而急症室和其他病房也可能有隐形的病人，同样属高危地方。但医管局却漠视这情况，反指Level 1口罩比Level 2口罩安全。所以她参加了罢工，希望政府和医管局正视疫症。如果救护装备足够，医护人员是很乐意与市民一起对抗疫症的。 香港：疫症期间外佣负担更大 “因为疫情我已经两个月都没有休息。”来自印尼的外籍家庭佣工Seputih向《社会主义者》杂志倾诉：“老板答应让我放有薪假，但实际我没放，我为了健康不得不待在家里，只好放弃假期。” 周日是外籍家庭佣工的法定假日，这天一直以来都是他们休息、放松和社交的唯一机会。现在香港政府要求他们留在家中，于是他们被永无天日地困在“职场”。有些雇主还威胁说要解雇他们，说是害怕如果星期日允许他们出门，会把病毒带回家。但是，当家佣被雇主派去外出购物或溜狗时，这种逻辑却吊诡地不适用了。 新冠病毒对各地工人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些工人承受“紧急时期”权利限缩、公司倒闭和收入损失。但是，工人阶级中最贫穷、最容易受害的职业，承担了最大的负担。。但是，工人阶级中最贫穷、最容易受害的职业，承受了最大的负担。在香港有40万移工，其中大部分来自印尼和菲律宾。他们面对更多的工作量、更长的工时、且更多的自由和私隐限制。尽管自我隔离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意味著更少的工作或没有工作，但对于香港家务劳工而言，这反而意味著比以往更长的工时，而且当然是没有加班费的。 学校关闭 Seputih的朋友、同为印尼移工的Vant说：“我现在还有很多工作，因为雇主的儿子不上学了。但是雇主夫妇还是一直上班。” 亚洲移居人士联盟（AMCB）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自疫情爆发以来，一半以上的家务工人的工作量显著增加。随著学校关闭已经超过十周，而老年人也是最高风险的群体，照顾这些孩童与老人的负担主要就落在移工身上。另外，由于有更多的人在家工作，这意味著工人们要受到雇主更紧密的监控。 SEPUTIH说：“我很多朋友都对这种情况感到沮丧，雇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时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么自由都没有，比如说如果您打电话回家乡问候家人，就还得等雇主出门买东西。” 严格的雇佣同住规定（live-in rule），在平时也已经是对移工非常压迫和侵犯隐私的法律，但在疫情期间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根据法律，家庭佣工被迫与雇主同住，很多时候甚至没有私人房间。如果工人不服从，那就会被罚款、监禁和驱逐出境。这意味著家庭佣工下班以后没有另一个家可以回去。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正在经历一种“机舱热（cabin fever）”，长期待在狭小的空间，不可避免损害到心理健康。况且，如果您不是家庭成员，而是他们的“女佣”，那情况就更糟了。如果雇主不耐烦或突然发脾气，家庭佣工常沦为出气筒。对于家庭工人来说，休息甚至使用电话也变得困难重重。 Seputih说：“我很多朋友都对这种情况感到沮丧，雇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时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么自由都没有，比如说如果您打电话回家乡问候家人，就还得等雇主出门买东西。” 外汇：主要收入来源 疫情加上资本主义经济衰退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波经济破坏和裁员浪潮，包括印尼和菲律宾，这给香港移工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移工因为担心被解雇，所以不敢抗议现在严重恶化的劳动条件。他们还担心被感染，而因此被解雇。 菲律宾过去2个月失业率急遽攀升，已经有50万个工作岗位被蒸发。印尼政府警告，新冠肺炎危机可能导致520万人失业，使380万人跌到贫困线以下。这些社会没有保障安全网或失业保险，没有工作等于没有收入！在这场危机爆发之前，香港的移工通常就是老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他们要养著包括他们一年才能见一面的小孩。小孩的教育，医疗费用和生存都靠著这些母亲在香港的工作。 增加工资！ 恢复移工休息日！ 社会主义行动（ISA香港支部）要求立即恢复移工的休假权，同时必须采取新政策，改变移工因为负担不起社交空间的消费，只能被迫在天桥和公园才能聚会的恶劣现况。香港政府在任何层面，都尽量减少花费资源在移工身上。社会主义行动要求政府投入资源建设并扩充现有的社区公共设施，让移工学习、上网、聚集和休闲社交时，能够有安全而卫生的环境。 由于旅游业的崩溃，全港到处可见“幽灵酒店”，现在全港多达8万7千个空房间。我们要求征用房间，为移工提供每周24小时免费住宿，让他们摆脱日常跟雇主关在一起的幽闭窘迫，作为一项疫情危机期间的紧急措施。就像其他产业的资本家，酒店业也在向政府要求纾困援助。但我们说，如果这些资源不由公共监督、不为公众服务，那这些资本家就没有资格从公帑中拿到补助。 我们还要求政府，目前向所有香港公民提供的1万港币的特别现金援助，也应该适用于移工。政府声称发放一次性补助的理由是为了减轻疫情的经济影响，特别是防止零售业的经济崩溃。不论是何种理由，很明显把移工排除在外都是不合里的。尤其握有资源的雇主本来应该提供口罩和消毒剂，但很多时候其实都是移工自掏腰包买的。 政府必须废除其对待移工的吝啬政策，首先就从废除同住政策和“两星期规定（two-week rule）”开始（移工被解雇超过14天而又无法续约就得离开香港）。移工法定最低工资每月仅4,630港币，这个数字往往就是移工实际领到的平均薪水，而不是什么最低薪水。 社会主义行动亦要求将移民纳入最低工资法，一劳永逸地消除这种歧视。但即使是本地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资（每小时37.5港币）也太低了。工会领导们不应该以什么“成本过高”理由而反对提高移工最低工资，而应该集中在组织群众斗争，以改善所有工人的条件，尤其是在目前政府为了在危机中保护资本家利益而大洒金钱的时候。 组织和战斗！ 像香港其他工人阶级一样，移工需要组织起来参加工会，才能集体谈判、罢工和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不应该让他们独自面对。 最近开始的香港工会浪潮仍处于早期阶段，但新工会必须要向移工们伸出援手，不能仅靠各自分散的移工工会，而必须跟移工们团结在一起，在共同的组织里一起奋斗。他们是香港最被剥削的百分之十的劳动力，而且他们能够分享亚洲大陆各地工人斗争的丰富经验，与移工并肩作战代表极其重要的国际联系，这点正是许多新兴工会最常缺乏的关键。只有不分国籍的所有工人共同奋斗，才能抵抗这场危机所引发的对工人权利、工作岗位和生计的侵犯。 香港：疫症下中共发动大镇压 中港疫情稍为放缓，加上欧美国家陷入大灾难，中共发动强硬的攻击打压香港民主运动，企图重新巩固权力，扭转去年六月以来“抗暴革命”下的被动情势。 撕破面具 中共机关不是第一次自行释法。前年人大就直接颁布高铁一地两检的法律。这是因为中联办在梁振英时期形成山头派系，加上建制党派之间分裂，自林郑月娥上任以来，中共感到要中央集权，避免造成不稳。中共由授权中联办作为代理人统治香港，改为直接由港澳办系统直接指挥。 中共今次释法只是在这条路线上走得更远。中共对香港的控制从来没有受过22条限制。现在中共只是不屑再伪装，要撕破面具直接操控香港，借此高姿态宣示权力，准备绕过立法会直接颁布23条立法。事后港府内部人事发生大地震，有四名政策局的局长将会离任。其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被平调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因为过去他曾表示中联办是根据22条成立的，中共篡改历史的过程中当然要抹除这些小痕迹。 此外，公民党法律界功能组别立法会议员郭荣铿因为在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上拖延国歌法立法，被中共的宣传机器疯狂夹击。港澳办发声明表示郭荣铿失职，明显是为了取消他的立法会议员资格铺路，阻止他下届继续参选。中共害怕非建制派在九月立法会选举会获得过半数而获得否决政府法案的权力（仅此而已！），因而要全面操控选举。 警方在4月18日进行大搜捕，以“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罪名拘捕10多名泛民主派人士，包括民主党创党成员李柱铭、前主席何俊仁、公民党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社民连的梁国雄和黄浩铭等。涉及的游行包括去年的8月18日集会、10月1日及10月20日的游行。 这份名单上有大部分为温和泛民老人，大部分在去年运动里没有任何组织和鼓动的角色。温和泛民在林郑上台以来一直幻想可以“大和解”，甚至到2016-17年立法人但经历了抗暴革命后，群众的激进化使温和泛民失去了与政权妥协的空间。我们早在2017年指出，中共起初的政治打压只是针对本土派和激进民主派，但日后将会向整个民主阵营发动攻击，连温和泛民也不会幸免。 最近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引用去年以来一连串的炸弹事件，表示“本土恐怖主义正在香港萌芽”，籍此动用反恐条例打压。讽刺的是，刚好前几天，葵涌警署警长涉嫌串谋黑帮自编自导汽油弹袭击事件而被以“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拘捕。社会主义行动反对个人恐怖主义，因为这不是有效对抗，反而给予政权籍口加强镇压，唯有依靠有组织的工人斗争方法，有意识地建立与中国工人的联合斗争，才能挑战中共及财团专制。 宣示权力 疫症下中美冲突持续升温。资本主义危机只是刚刚开始，中美两方面对经济和社会灾难都双双惨败。中共见到特朗普在疫症中焦头烂额，因此加强推进各方战线：南海、一带一路、口罩外交等扩大国际影响力，并藉著打压香港民主权利宣示帝国霸权，重新巩固在2019年时受到动摇的控制力。 在疫症前美国政府都不会真正关注香港的民主权利，现在自身陷入危机更加无暇理会。对美帝国主义抱有“民主”幻想的泛民及本土党派将会再次失望。真正的国际团结力量是全世界共同抗疫的基层工人，共同反对只顾及统治精英利益的各国政府。 政府正利用疫症加强警察权力，打压游行集会的权利，甚至准备禁止六四集会和七一游行。我们必须呼吁和动员群众抵抗这种禁令。社会主义行动主张以工人阶级为斗争中心，组织工会抵抗资本家在疫症中的经济打压，同时将工会重建为抗暴运动的民主组织。运动要有新的方向——建基中港工人斗争，当务之急是要寻求在中国同样受到习近平专制压迫的7亿工人阶级，并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以挑战独裁制度和资本主义。 瘟疫下的香港工人阶级 香港在新冠肺炎疫情打击下已渐陷入萧条，各行各业均惊呼朝不保夕。而香港的民众除了要应付卫生防疫用品的额外开支，还遭受到企业资本转嫁损失的双重打击。 根据香港政府公布，二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较去年同期下跌44%，属香港史上最惨重的单月跌幅，而机场三月的载客量比去年同期下跌 91%。同时，饮食业、旅游业、以及被勒令停业的一众行业工人，面对行业萧条，雇主首先选择的是将损失转嫁往工人身上。综合不同的调查显示有40-60%的工人面临失业、无薪假、冻薪减薪等打击。而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的调查指，有88%的中小型饮食业雇主正考虑裁员或结业。 不幸的是，这只是危机的开始。经济危机是全球性的。全球在几星期内跌入史上最快的经济衰退。大部分经济学家现在预计像1930年代的大萧条将会发生，意味著经济将会严重下滑，比2008年金融海啸情况更恶劣。香港的经济极度依赖外来贸易及投资，意味著将会面临重大破坏。 “共渡时艰”不过是空话 对于被迫放无薪假的工人，部分已经被迫放假达三个月之久，部分工人耗尽积蓄后只得借贷渡日，政府于财政预算案中所计划向全民发放的一万元现金迟迟未落实，令更多工人陷入困境。而即使能保住工作的工人，情况亦不容乐观，裁员的阴影依然笼罩头上，且几乎都面对著减薪和冻薪的压力。资料显示，部分工人自二月起已被雇主“八折支薪”，相当于一下子减薪20%，调查显示普遍而言，46%的基层工人平均面对约8-12%的减薪幅度，41%的工人被冻薪。 更甚者，部分企业甚至开始温水煮蛙地进行裁员。根据《苹果日报》报导，湾仔会展自2月起已从不同部门逐步裁员百人，即便员工主动提出减薪和无薪假等仍然被裁，员工批公司假仁假义，以分阶段裁员减低工人的不满。老板将会用任何手段将危机带来的负担转嫁给工人，唯有在每间企业和职场组织强大的工会组织才能捍卫我们的权利！ 同时，香港各大地产商面对各界要求减租或免租的诉求，一律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事实上，在众多商户结业潮下，坚持不减租只会令退租情况加剧，令地产资本的实际损失更大。然而，地产商不愿减租的实质理由并非担心租金收入的损失，而是由于减租会直接令物业的估价下跌，造成账面上的捐失。 可见，无论是十七年前的沙士瘟疫、零八年危机，还是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企业与员工共渡时艰”不过是一句空话，面对经营困难，资本家首先想到的是牺牲员工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所提出的所谓“抗疫基金”政策同样令人啼笑皆非，首轮基金的发放早被视为杯水车薪，于事无补，无助于纾缓工人压力。而第二轮抗疫基金的计划发放所谓的薪资补贴，漏洞百出，条件仅仅是要求申请补贴的雇主不得裁员，但对于无薪假式申请补贴后减薪却无任何规管。劳工及福利局长罗致光更称这“并非漏洞”，故意放任资本家合法地进一步捞取本应发放予工人的津贴中饱私囊。 面对这场世界大流行的严重瘟疫，政府根本对工人的困难漠不关心，一心只在乎为财团输血。当下的全球经济危机比1930年大萧条更恶劣。疫症是加快整个制度进入空前危机的催化剂，但危机的真正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这制度依赖政府不断注入债务“吊盐水”续命，并使多数人生命更不受保护。工人阶级唯一的生存之路是组织起来向资本主义反抗。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立即向财团开征“防疫税”，直接资助补贴基层工人。于疫症期间，商舖及租户全面冻租，及视情况减租或免租。需要大幅增加公立医院的投资，并将私院的资源收归于公共民主控制底下。保障民众的生活优先于财团利润，拒绝冻租的大业主和地产商，立即将其公有化，交由工人及居民民主控制。抵抗资本主义的疫苗是具战斗力的工会运动，而一个新的工人政党将可以组织群众斗争，以捍卫就业、生活水平并争取建设优良的公共服务。 疫情尚未平息 经济危机已杀到 新冠肺炎虽然没有对香港造成巨大破坏，至今没有如欧美失控的社区爆发，也幸运地没有像2003年SARS的巨大人命伤亡。不过，疫情是否受控仍然是言之尚早，而且香港劳动大众即将要面临更严峻的打击：经济危机、失业与贫穷。 世界经济正进入一次新的大萧条。对上一次的大萧条中国还是被蒋介石所统治著。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是这次经济危机的导火线，但不是问题的根源。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性：寄生性的金融系统取代了实体商品的生产、过低的工资导致债台高筑、各政府都在趋向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而国际间的合作纷纷破裂。 根据《彭博社》的分析，香港第一季的经济出现了11%的负增长。而国际货币基金会（IMF） 最新预测香港今年的经济会萎缩4.8%。疫情导致全球的封城政策，也包括香港的“限聚令”，使经济活动进一步大受打击，首当其冲的无疑是零售、饮食、旅游、航运、酒店业等等。 已经有不少企业，当中包括大型航空公司，进行裁员、强迫无薪假、减薪等等。根据政府官方数字，自去年6月至今年3月，由2.8%飙升至4.2%，创下九年来的新高。 对上一次香港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已经是2003年沙士的时候，当年失业率最严重达8.5%。虽然现时失业率还没有到达当年的高峰，然而现时数字仍未全面反映到全球大流行爆发所导致全球封城的影响，随著欧美及中国市场的萎缩而失去市场与投资，未来状况必然更为严重。 严重倒退 资产阶级评论员普遍都认为全球无一地区能幸免于严重的倒退。2003年与2008年危机当时尚且有双位数增长的中国经济作为缓冲。但今天中国经济也陷入严重危机，习近平正急著要让经济恢复到“常态”，但这个“常态”早已不一样了。中国商品的最大市场也纷纷陷入严重危机，而欧美政府亦准备要加速与中国“脱钩”。根据IMF的估算，中国今年增长只有1.2%，远比去年官方的6.1%要低，是自1970年代以来最差的。甚至，更有不少经济学者认为中国会出现零增长。 不单是中港经济会大受打击，IMF亦认为“在最乐观情况下”今年全球的经济会萎缩3%，并预测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将会倒退6-7%。这样程度的经济崩溃，相当于过去多年希腊经济大量的失业和贫穷的惨况，亦会有连续的总罢工与新左翼政党出现。而且，随著中美帝国主义冲突加剧，更多的贸易壁垒与生产脱钩也会出现。而香港作为全球资本主义金融中心，经济必定会更受打击，而最大受害者就是基层大众。在1998年与2003年，港府就曾对最低薪的工人（例如移工）实施冻薪和减薪。 而且过去危机的经验告诉我们，贫富悬殊的问题更会变得越来越差。 因此，摆在香港劳动大众眼前的问题，就是就业、工资、维生的问题。而亲财团的政府是不可能改善、亦不愿意改善基层的处境的，他们的目标只是保护财团和大企业能够在制度崩塌中存活下来，并平息民愤迫使大众接受这些痛苦的经济政策。他们会试图营造一个所谓的“团结”气氛，但却要工人阶级及穷人承受危机的负担。我们要应对未来更严重的状况，今天就要加入、组织新的战斗性工会，以及我们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党。以劳动者的集体力量，抵抗资本家与政府的一切剥削与打压。 种族主义──另一个要与之战斗的病毒！ 新冠病毒危机在全世界引发了一阵种族主义及民族矛盾的浪潮。种族主义的出现，实际上是反映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统治阶级害怕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存亡威胁。这曾在1930年代的欧洲发生过。还有在1950和60年代的亚洲，当西方殖民势力利用种族主义来分化革命和反帝运动，譬如在印尼和马来西亚，当时华人成为了针对目标。种族主义并非出于偶然或源自人性，而是由政府或统治阶级所煽动，来对其底层分而治之。 右翼媒体的头条就是例子，譬如法国 “黄祸警戒”、澳洲“中国学生留在家中”等。像特朗普这样的种族主义政客有意使用“中国病毒”等词汇，来试图转移民众对于他处理疫情无能的愤怒。自疫情爆发之初，亚裔人就面对了更严重的语言或身体攻击。在法国，发生了一连串针对韩裔、菲裔、华裔的种族攻击事件，引发社交媒体上“我不是病毒”帖文不断转发。今期《社会主义者》会有一连3页的专题，讨论种族主义对香港、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威胁，与探讨与之对抗的方法。 问：为什么我们警告种族主义会破坏群众斗争？ 答：因为种族主义是奴隶主和独裁者的意识形态。像特朗普这样的政客利用种族主义来攻击墨西哥人、穆斯林和黑人，来分化并破坏工人、女性、少数族裔权利的反抗斗争。美国右翼政客现在借助反华人的种族主义作为工具来进行全球帝国主义的权力斗争，而这与保护香港、台湾，甚至是该国的阿拉巴马州（当地右翼刚提出法案试图禁止堕胎）的民主权利毫无关系。 问：反大陆人情绪是种族主义吗？ 答：是。种族主义可以有不同形态，并非黑白二元。意大利最大政党是一个右翼联盟，他们将危机归咎于外国人和欧盟。但这个政党最初被称为“北方联盟”，并反对意大利南部人的权利。在印度，穆斯林被当局严重歧视，但是在种族血统上他们与印度教徒没有分别，只是他们的祖先在几百年前皈依了另一个宗教。而香港本土派的“蝗虫论”，其实就类似于中国大陆那些大汉民族主义者针对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反清真”攻击。 香港：习近平收紧权力 图摧毁民主权利 香港的局势已经走上了不归路。中共独裁决定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对香港实施全面的《国家安全法》，这代表著当局不惜绕过香港本地的政府机构，并对香港进行直接控制。香港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而脆弱的言论和集会自由，现在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香港或许会保有经济自主，因为这对中共政权来说非常有利可图，但西方可能会采取的反制或制裁措施，加上中美“新冷战”的发展逻辑表明，香港资本家的特权也可能会逐渐受到侵蚀。连亚洲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现在也命悬一线，说明了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动荡的年代。 社会主义行动（ISA香港）的Jaco说：“中共国安法影响深远，甚至比去年引发大规模抗争的‘送中’恶法还要严重得多。” “这条恶法意味著中国政权要更加直接控制香港的政治、选举，还可以规定哪个程度的反对声音是合法的。他们可以用‘颠覆国家’和‘分裂国家’之类的指控来禁止囚禁反对派团体或个人，甚至以后高喊‘结束一党专政’也可能会被入罪。” 国安法重点： 中国大陆的特务和秘密警察首次可以在香港合法活动。北京可以建立新的“国安机构”来监视和逮捕反对派。 国安法的影响远远超过香港，而更是中共独裁者习近平的外交实力展示，目的是要打脸欧美西方大国。这些国家在新冠肺炎爆发后，轮番指谪中共政权。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也重新点燃了中共内部的权斗危机，这使得习近平感到有必要展现他的权威。 习近平的举动与普京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有相似之处，当然香港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控制的程度是改变了。对在香港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新现况。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正在改变世界，加剧各种矛盾，并引发新的危机，习近平对香港收紧权力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国安法也是对香港作为一个半自治区享有的有限民主权利的正面攻击。中共直接夺取香港的管治权，说明他们不再容忍立法会等政治体制的花瓶。 直到最近，中共本来仍然计划根据香港《基本法》23条的规定，让立法会通过本地版的国安法。通过大规模取消反对派候选人的议员资格，使9月的立法会选举结果建制派胜利的话，那么明年就会进行立法。去年区议会选举成为反政府抗争的全民公投，而中共的傀儡党派全面溃败，北京的计划是避免重蹈的覆辙。全国人大本周的干涉表明，中共政权不再有信心或愿意承受更多丢脸的选举失败，所以选择直接强行通过这条恶法。 中共想要扼杀香港的群众民主斗争，铲除香港青年对港独和其他激进思想的支持。但这条恶法无法实现这一目标；适得其反，新法会导致香港社会的更多人群的抗拒，并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年人更加支持港独思想。未来肯定将会有更多抗议活动，甚至之后几周内可能会爆发大规模示威。但同时警察暴行和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也会更加猖狂，以执行习近平的律令。 香港的反建制情绪比一年前更为强大。“揽炒”（粤语，意即同归于尽）的思想即使在较年长的人群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支持。但是单靠愤怒是不够的，而必须有另一条前进的出路。抗争运动中的各派都认同“揽炒”这个口号，但他们没有解释这作为斗争策略来说，实际上是什么意思。温和泛民只会说这代表要在立法会用“拉布”（冗长辩论） 等方式拖垮议会。 独裁政权最担心香港的反抗情绪会蔓延到中国大陆，并引发一场比香港更加浩大的运动。若果抗争蔓延至大陆，运动将足以推翻中共专政。所以，中共在香港的打压就是要杀鸡儆猴，是要向中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警告：不要反抗政府。 中共政权在新冠肺炎爆发最初几个月的失当、不作为、审查和隐瞒，在整个内地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动摇了习近平和其执政集团，1989年危机的幽灵仿佛再一次浮现。但及后西方政府，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应对疫情方面表现得更加无能和强差人意，反而稍微缓解了北京方面的压力。 尽管自中国疫情的高峰已过，危机压力计的度数有所减缓，但独裁政府深知危机并没有过去。因此，习近平现在采取的许多行动都充满了紧迫性和孤注一掷的情绪。 社会主义行动的Jaco还指：“中共觉得有迫切需要去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倒塌了。五分之一的工人下岗失业，出口行业的平均工资下降了一半以上。同时，中方与同样动荡不安的美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危险。习近平的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希望利用全球疫情来分散视线，借此契机来巩固其地位，包括其在香港的地位，希望疫情和全球经危机可以妨碍新的大规模示威和帝国主义敌对政权的经济反击。 当局于5月21日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夕，故意向媒体放风国安法的草案内容，让媒体于人大期间集中关注香港问题，而不是疫情和经济危机。 本身因疫情而推迟了两个月召开的两会，无非是一场个人崇拜仪式，用来盛大颂扬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今年，习近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展示力量，以掩盖事实真相。现实情况是，习近平政权在国内失去了信誉和支持，而在国外也承受著巨大压力。 “对外求援”？ 美国和其他外国政府可能会采取重大的报复措施，例如制裁中港官员或企业。香港运动中越来越多的人也寄望于此。这是一种完全被误导的观点，但也反映出人们意识到这是一场力量极不对等的争斗。即使在香港持续进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也不足以击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政权和第二军事超级大国。 不幸的是，在香港本土派和泛民人士混乱的民族主义和亲资本主义思想的蛊惑下，民众“对外求援”的渴望正在面向错误的方向。 香港民主斗争不应该求助于美国的特朗普或英国的约翰逊，或是那些过去一直唯利是图地支持独裁政权的资本主义国家。香港民主运动应该求助的，是真正共同利益去抵抗中共的人民──中国大陆的群众与国际工人阶级。尤其是中国的8亿工人阶级，他们现在是直接受到独裁暴政和恶法的压迫，同样的恶法正在要施加于香港身上。 从短期来看，中共的残酷行径会让对西方甚至特朗普这样令人厌恶的人物存有更大幻想。抗议游行中可能会出现更多英美国旗，反映出运动中意识混乱。这些幻想会进一步得到加强，因为国安法的首要针对目标，很可能是那些被北京指控跟“反华势力”（即美国、欧盟等）结盟的的个人和团体，特别是那些力主游说美国实施制裁的政客。 打击和反击 习近平及其身边的人认为，国安法的制定可以杀华府和其他政府个措手不及。毕竟，因为这些国家忙于处理疫情和全球经济危机，北京打赌西方顶多就是发表一堆厉声严词，但不会有太多实际的行动。 《南华早报》报导，国安法是向美国“双倍打赌”：一是立刻兑现去年特朗普亲自签名通过的特别法令中所威胁对香港实施的制裁，不然就被揭露自己只是个“骗子、伪君子或傻瓜”。 北京知道美国政府陷入内部分裂，特朗普自己也身陷危机。尽管特朗普与他的官员大声发表了各种不断升级的反华言论，但他们对香港的情况其实漠不关心。过去是在国会两党的压力下，加上为了避免被标签成“对中软弱”，他才威胁采取一些很有限度的措施。但是现在，即使是以批评特朗普见称的《华盛顿邮报》在社论中也表示，香港“需要美国作出回应，但这必须谨慎”。 这个大企业们的喉舌担忧如果美国政府兑现威胁，例如撤销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那些资本家们的损失数以十亿美元计。根据去年通过的法案，本月月底前美国政府需要审视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 “如果国务院的负面报告导致那些优惠待遇遭到废除，香港的经济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美国的许多企业也会如是。美国与香港之间每年380亿美元的贸易将受到威胁。在香港设立的地区总部的约290家美国企业也会受到威胁。结果可能会是将这个中国最自由的城市瞬间转变为一个普通的省会城市，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更不用说香港的利益了。”（《华盛顿邮报》社论，5月22日） 但同时，面对中国的最新举动，如果美国被视为软弱的话，那么不仅对特朗普，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全球利益及其在亚洲的霸主地位，也都将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美国大选进入倒数计时、特朗普地位不稳、以及共和民主两党的美国统治精英内部情绪的急遽转向，进一步促使中国问题成为所有竞选活动的核心议题。过去所有总统选举都会有人炒作中国议题作为选举策略，但今年的程度完全不是同一个层次。这一切意味著面对习近平的豪赌，美国的反应可能会比他预料的更为激烈。 如何重启群众斗争 习近平想对香港和过去一年的群众斗争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但这会比他想像的要困难得多。习近平过去曾多次进行过火的举动，结果把问题越搞越大，例如“一带一路”、去年对台湾的威胁、还有2019年的送中恶法事件。 群众斗争是击败恶法的关键，但这不仅是反对国安法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中共专政的斗争。重启群众斗争只是第一步，但斗争要成功的话就必须清楚知道之后的每一步应该如何走下去。仅仅是号召民众上街是不够的。一场运动必须有组织和长期维持，尤其当敌人如此强大的时候。 我们需要从过去一年的经验中汲取重要教训，以解释为什么去年的运动，尽管规模与英勇的程度惊人，但仍然没有成功反抗独裁统治。该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并树立了群众抵抗的传统和象征，但运动没有成功赢得真正的让步，而中共丝毫没有停下对民主权利的攻击。 这说明必须建立更有组织、集中和政治上明确的斗争。迄今为止，群众运动尚未理解或接受三项至关重要的关键： 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工人阶级因为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集体传统和阶级意识，在反对独裁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中具有无可取代的领导优势。虽然很多劳动人民参加香港民主运动了，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运动的主要群体，但他们只是作为个人去参加，而不是作为一支团结一致的组织势力参加。在香港，罢工这个武器并未曾以认真和有计划方法组织起来。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对于一次性的抗议是可以的，但要组织一场真正的罢工就需要计划和精心准备，需要在工作场所建立有实际的力量──具有民主会员结构的真正的工会。 美国和挪威的群众运动学者在150个国家/地区进行的一项知名研究发现：“产业工人一直是民主化的主要推动力。至少，比城市中产阶级更为重要。当产业工人动员群众反对独裁统治时，民主化很可能随之而来。” （Dahlum、Wig、Knutsen 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2019年10月24日） 斗争必须有民主地组织起来。自发行动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也有很多侷限。为了维持运动并传播到香港以外（因为仅靠香港本地的运动是不可能取胜的），我们需要共同的方向和协调，通过民主投票和辩论选出最佳策略和最佳人选来代表运动发言并明确指出其目标，以动员更多所需要的人参与。 所有重大决定都需要通过民主讨论得出。多年来统治民主运动的泛民精英从来不是这样做的，但是虚拟的碎片化运动也不能提供这个方向。甚至在疫情使动员群众变得更困难以前，运动就已经陷入一定程度的消耗和碎片化，因为去年所使用的方式已达到极限了。之后就需要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新方向和组织方式。 斗争要胜利，就只有在中国引起更浩大的运动，甚至扩散到周边地区。随著国安法通过和中共对香港的直接统治，这个基本事实会更加明显。仅凭“五大诉求”这种非常有限的诉求，或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种仅限于香港的口号，难以使中国的工人看到这场斗争与自己有甚么关系，因而不可能引发一场全中国的运动。如果反对独裁政权的运动不试图将他们包括在内，那他们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支持这个运动？ 所以说，斗争必须转变为阶级斗争，反抗中港两地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不仅不民主，而且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导致经济崩溃、住房困难、失业和数以百万计人的贫困。因此，香港的民主斗争需要超越本来有限的民主诉求（毕竟北京早就完全否决了这些诉求），而是同时涵盖其他迫切的劳动者诉求，捍卫广大劳动者的权利和工作：在疫情期间禁止强制无薪假和克扣工资、大幅增加公共医疗和社会服务的投资、征收富人税来支付疫情的公共开支、将制药公司、银行和地产商收归民主公有，并反抗大资本家的权力。 这种将革命性民主斗争的诉求，与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诉求结合在一起的战斗性纲领，是组织香港工人（当中高达9成工人没有加入工会）的方法，也是向中国的工人阶级建立连结的方案。 香港：国安法杀到 抗争到达关键阶段 上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掷下一枚重磅炸弹──港版国安法。新国安法势必打击香港仅余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民主权利，民主抗争已经成为了“终局之战”。 国安法内容包括反对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和外部势力干预，也包括要求港府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最令人关注的，就是中共政权可以根据需要在香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承认将会设立新部门执行港区国安法，其包括情报收集及武装部队，并与内地国安机构紧密合作。这分明就是政治警察部门。未来反抗政府的人士将更多受到监控、盗取资料以至判监。 过去国保也并不是没有在港活动，不过也只会是地下进行。2015年的铜锣湾书店事件，国保就是在香港秘密行动，将店主虏走到中国大陆拘禁。倘若国安恶法通过，中共国保在港的活动将会更加常态、公然，并且凌驾于香港的法律。 另外，人大作出的“决定”授权了人大常委会制定“港版国安法”的实际条文与执行机制，然后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并直接在香港刊宪实施，据报北京会最早于6月底之前完成“立法”。 换句话说，这次是北京首次透过人大这个橡皮图章，绕过香港的立法机关直接在香港进行整套立法，相当于废除了香港本地的立法会。虽然过去人大也曾经对香港事务作出“决定”，包括2014年关于假普选的“831决定”和2017年有关高铁“一地两检”的决定，但就实际立法内容还是需要在香港的立法会表决。 绕过本地立法先例 开了这次先例，未来北京基本上任何恶法也可以直接在港颁布并施行法律。中共害怕“港版国安法”会像过去《基本法》23条或送中条例那样，在本地立法阶段掀起香港大规模群众反抗，亦担心权力有限的立法会一旦9月选举如去年区议会选举那样变天，将不再是中央可以依赖的机构，因此为免夜长梦多由北京直接立法实施。 至于国安法实际条文内容，至截稿为止当局仍未公布。不过，近日建制派政客已频频吹风，暗示立法将从严。叶国谦指国安法立法后，“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将成禁忌。谭耀宗更加指，无论是议员或是参选人都不应该反对国安法，否则属违反《基本法》，应予取消参选资格。看来，“港版国安法”会比《基本法》23条更加严苛。 泛民除了依照基本法循序渐进争取民主外，并没有其他纲领。中共不断践踏法律框架的情况下，泛民只能节节后退。由于国安法已经写入基本法，泛民主派及各立法会参选人可因被指控反对基本法而被取消参选资格。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最近就表示国安法“应该由港府自行就国家安全立法”。这句话只是诚实地反映了整个温和泛民的思维。要知道在2003年时，民主党起初准备接受一个宽松版的廿三条，只是因为最后有50万人上街才将恶法推倒。现在我们需要一场比去年更大规模和具清晰纲领的斗争运动才可以成功抵抗中共的攻击。 为何中央突然会今年推出“港版国安法”，且从宣布、起草、立法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完成？ 实际上，中共推动国安法并非反映独裁政权的强势，反而是其外强中干的危机。去年香港的抗争原本已经是中共1989年以来最严峻的危机，然踏入2020年，中国面对疫情、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冲突急遽升温，国内面对的危机比去年更加严重。 这些都是国内一个个定时炸弹。北京在这时推出新国安法，正是因为他们急了，害怕香港的抗争会成为中国革命的导火索，威胁中共专制的存亡。 反过来，这正是中共的弱点。西方帝国主义政府只是想利用香港作为议价筹码，以迫使中共让步，榨取更多利润。香港群众要战胜新国安法的威胁，抗争的出路不再于寻求西方帝国主义政府支持，而是连结起中国亿计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及他们的诉求，将革命输出到全国，结束中共的资本主义专政。 香港：中共整肃校园 需要重建罢课运动 最近，政权正在染指香港学术自主的传统，去年反威权抗争后中共企图全面整肃，有变本加厉的迹象。 中学文凭试历史科一条“日本在1900-45年对中国是否利多于弊”的试题引起轩然大波。教育局以伤害民族尊严为由，强迫考评局取消试题；二十二名教师被教育局发谴责或警告信，指控他们专业失当，威胁他们或取消其专业资格，背后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中共在为清洗学校，全面管控教育系统作准备，突显出中共视香港相对自由的教育系统为心腹大患，害怕绐予学生言论自由。 中国大陆的例子前车可鉴，国家机器的管控近乎无孔不入，在校园内装设大量摄像机监控学生已经屡见不鲜，有学校更导入头戴式脑电波仪，监控学生的专注度；对教师的管控也不逊色，中共的机关渗透教育系统，于校内安插党委，监控教师的言行。 教育系统白色恐怖 在香港，国安法及国歌法双管齐下，中共于香港的教育系统散播白色恐怖，种种迹象显示香港的教育系统正在急速走向中国大陆化，教师只被允许讲授与中共意识形态及政治立场相同的内容。政权得以不同方式惩处违反规定的教师，意图遏止反政权的言论在校园里传播。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更发表若学生严重违反国歌法，可报警处理，分明是将白色恐怖带入校园。 中共意图抹杀香港学术自由的行动终究不得要领。去年 6 月至今年 5 月期间，因社会事件被捕的专上院校学生约有 2,000 名，18 岁以下则有约 1,600 名。可见政权的高压只会令学生更为反感，中共力图实现的“和谐”终究只是一层薄纱，“和谐”的背后却是言论自由被扼杀，思想被箝制的情况，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成立群众性的学生组织，在校园里招募大量学生加入。从上年罢课行动的汲取教训，动员罢课必须有实际的组织在校园札根，不能单靠在传媒号召，也不能单靠流水式的运动方法。不同的学生组织举行定期会议，尽可能让最多学生有充足、开放且全面的讨论，积极投入在斗争运动之中。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访问抗争青年：警察刻意精神折磨示威者 S : 社会主义行动记者 S：你是谁？为什么要参加抗争运动？ S：最近你的抗争情况是怎样？ S：抗争已经超过一年，年青人有什么想法？ S：你认为国际战线是什么？ 香港：对抗黑警恐怖主义 我们需要社区民主监管 从香港去年的群众斗争中，我们清楚看到香港警察是国家实行恐怖统治的工具。 香港警察暴打记者和示威者，甚至殴打路过的途人，政府在2020年度的财政预算却还是给警方拨出港币258亿元，比去年增加24.7%。警察为了镇压群众运动所获得的加班费，是政府原本预算的10倍，高达25亿元。与此同时，香港工人的失业率节节攀升。 独裁政权为了让警察效忠于国家而奖励他们。去年警察对待人民如此残暴，是由中共国家最高层决定下来的命令，作为消灭群众抗争的策略。 香港警察最初是由大英帝国的占领军所建立起来的，并在1997年移交给中国国家。香港警察的一名警司Barry Smith自己坦承：“移交中国后并没有剧烈改变我们的日常作风和制度，也没有改变人们的生活情况。就像又过了平凡无奇的一天，只不过高高在上的政府换成了另外一个而已。” 民主化与改组警队 不管主子是伦敦还是北京，香港警察一如既往用暴力捍卫统治阶级、执行种族隔离、杀害罢工工人以保护资本财团的利益。 2019年，香港警察针对反政府抗议者的暴行震撼了香港人民，但警察一直是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少数族裔、性工作者与难民。 社会主义者主张把警队民主化，这个意思是我们要求每个地区的警队交由当地的社群监管，并透过各个民选的监管委员会来全权主导当地警察的雇用、解雇、预算以及执法。 这代表我们不单要民主监管警察机构，也要实质废除大部分现存的警察架构，尤其是废除整个指挥体系，将其改造成只用来防止罪案的地区性机构，而不是现在这个实行政治任务与暴力来捍卫威权资本主义的集中化单位。要实现这种由下自上的彻底改革，必须调查、起诉与解雇所有犯下滥暴、性暴力，以及违反法律与基本人权的警员。 所有心智正常的人都会希望采取有效措施打击罪案。但香港警察的工作重点在于镇压，而非罪案。再者，打击罪案最有效的方法是消除犯罪的根源。资本主义社会是严重不平等的社会，这个社会滋养了助长犯罪的条件。 罪案是社会矛盾的结果 在现时体制下，一名难民母亲因为“打黑工”就可以被判两年徒刑，同时却包庇纵容那些最大的罪犯──也就是那些超级富豪们。香港大部分的罪案都是非暴力的，例如偷窃、店铺高买，这些往往与经济贫困有关。全民免费且资源充足的公共教育、所有人都能享用的医疗照护、便宜出租给所有人的公共住房、终生社会保险以及由劳工与市民民主参与社会各方面决策，才是最有效解决罪案问题的利器。 我们必须开征富豪税，香港50 大首富就坐拥了2.47兆港元。正因为香港政府的亲资政策，才纵容了这些吸血鬼从一般劳动者身上掠夺到如此离谱的社会财富。但要与之对抗，并实现有利于社会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激进改革，则需要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来完成，因此我们需要把大企业与银行收归民主公有，因为社会的财富与生产本应该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监管与计划，来满足社会需要。 我们主张： 香港：组织总罢工 抵抗国安法 《国安法》令已超过一年的反威权运动再次进入紧急关头。去年抗争中如雨后春荀般建立的各新工会，联合成立了“二百万三罢联合阵线”，并已经宣布准备发起全港大罢工行动反抗恶法。 新工会的联合阵线为推动罢工，首先于6月20日进行民间联合公投，到目前为止参与的工会多达30个，目标由1万名会员增加至6万人，并动员全部会员投票，当中60%人支持罢工。另各工会亦设有各自的“罢工门槛”（承诺参与人数），若8成工会超过门槛后就会启动后续罢工计划：暂定于7月进行3天的“警示性罢工”，如政府拒绝回应的话再进行进一步的“真罢工”。罢工门槛设定得十分高。 全港罢工运动理应建立在一个工会联合阵线上，互相协调行动计划。但可惜的是，香港金融业职工总会、香港会计手足工会等五个行业工会另外发起罢工行动，并且将参与人数门槛定为不合比例的10万人。最后他们在“二百万三罢”公投前宣布自己的罢工告吹，变相对“二百万三罢”的动员造成负面影响。 自运动之始，我们就一直提出罢工是运动的致胜关键。工人阶级作为社会的生产者，主宰统治阶级的经济命脉，如果能有组织地发动罢工，其力量可以真正瘫痪社会运作，展示工人阶级才是社会的主宰者，因此工人阶级需成为运动的核心力量。 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总罢工 建立新工会是为了弥补去年八五罢工缺乏组织的不足，但组织是需要由下而上、扎根在职场才会强大。大部分新工会乃行业工会，虽有不同公司员工加入，但在职场单位基本未有实际组织，很多时候工会成员会发现自己在公司中只有孤身一人，容易被老板针对。 但罢工不能单靠自发的力量动员起来，而公投和媒体宣传动员也不是传统工运的组织方法。罢工而需要建立集体意识的工会，共同决策并执行民主决议，意味著抛弃“兄弟派山、各自努力”这种个人主义的做法。 当务之急，所有认真希望推动抗争的新工会都应该将重点摆在在各职场建立基层工会组织、罢工委员会，扩大成员基础的深度及广度。为了壮大声势，各工会可发起联合大游行，展示工会力量，借此鼓励更多劳工加入。 工会是工人的民主组织，工会力量在于活跃的成员基础、动员力、以及战斗性的纲领。因此亦要扣连至劳权、民生议题，组织抗争反对企业因为白色恐怖或经济危机的减薪裁员，才能吸引更多劳工加入。 总罢工是工人阶级最强的武器之一，但现阶段应以集中动员全港一天的总罢工为第一步，并在罢工期间举行大会，与工人一起决定后续行动。在深入职场组织起来、召开工会大会、作细心的部署和准备，才能推动3天或更长时间的罢工。 工会亦需弄清楚一些基本事实——罢工分明是挑战老板的利益的。所以工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抵抗资方打压，而不是像职工盟去年反送中时那样指罢工也“对商界有利”，祈求获得老板的批准。一场成功的全港政治罢工必然令整个资产阶级响起警号，并且以撤资和抵制等方式威胁工人，因此建立一个主张打倒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才能应对阶级斗争白热化时提出的财产权问题——社会财富是属于工人，罢工的企业应归于公有，由工人民主控制。 中美“新冷战”情况下 香港将受怎样的制裁？ 在港区国安法的消息传出后，华府乘势发难，国务卿蓬佩奥向国会作证指“香港高度自治已失”，将停止香港的特殊地位。其后五月二十九日，特朗普宣告将采取行动“制裁香港及相关的中港官员”。而在外部，疫情阴影未去的美国又因警暴问题爆发全国性的大规模群众抗争运动，特朗普荒腔走版和傲慢的回应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可以说，特朗普现时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需要树立一个敌人转移国内危机，因此在香港问题上再次作出强硬的姿态。至今美方仍然未有任何具体方案和行动，美国明显因为国内经济萧条、害怕自损利益而犹豫不决。 政治经济前景的不明朗无疑亦将会令本地资本收缩投资。在中共宣布订立港区国安法次日，香港股票市场立即出现了一次小股灾，仅一早上恒指暴跌千五点。而在接下来的数个交易日中，恒指反复拉锯而交易量大增，难免令人联想中共资本在背后“托市”以试图稳定资本市场信心，并为其政治宣传提供材料，以示“港区国安法并未打击市场信心”。 从已知的信息以及各方预计中，大概可知制裁的内容包括检讨引渡条约和出口技术管控。当中最受关注的自然是独立关税区地位的存废问题，尤其当下全球经济都在疫症的阴影下挣扎，香港本年度几乎必然陷入相当程度的经济衰退。香港政府回应中全力淡化这些制裁的影响，但关键的问题在于独立关税区地位一失，等同于释出“香港政治经济条件恶化”的讯号，进一步打击外来投资信心，甚或造成一定的资本外流。 香港受到的直接影响 同时对美国的出口与转口业亦必受打击，虽然政府指美国出口额仅36.7亿港元，占7.7%，然而政府却故意忽略了对美近3000亿港元的转口贸易额（占7.7%）。此外出口技术管控亦势必损害本地电讯业及讯息科技产业，虽然这些实体经济板块所占的本地经济份额不大，但金融业及金融服务业必受连带打击，美国政府很有可能收紧美国资本在港上市及投资的控制，借此打击本地资本市场集资能力，考虑到中国每年的外来投资有高达八成的比例经香港流入，香港股票交易市场的集资能力下降意味著中国的外部投资减弱。 短期内，美方可能会制裁中国与香港政府官员，这相比之下反而只属细枝末节。有消息认为受美国制裁的香港官僚将会由中共作出慷慨的补偿，以确保香港那些“裸官”（子女配偶均持外国国籍）会忠实地执行对港镇压政策。 至于美国政府会否限制香港金管局兑换美元，从而打击香港联系汇率制度？这显然是最极端的选项，也是需要付出最高成本的选项。香港国际金融地位固然受到威胁，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也会造成动荡。在实行这一步前，美资需要先大量撤离香港，以减低美方的损失。现在距离这一步还有相当的距离。作为自由市场派的温和泛民，起初也支持美国制裁香港，但现在因为害怕取消关税区等过激政策得失港资的利益而游说美国暂缓制裁。香港众志以至本土派则完全将希望投放在美帝国主义当中。 美国经济目前陷入萧条，而且还未能完全团结欧盟全面抵制中国，因此在发动制裁的初期需要谨慎行事。中美帝国冲突升温和全球化逆转已成大趋势，美国制裁将会转趋强硬。由于民族主义升温，全美国政坛争相打反中牌获取支持，资产阶级可以失去他们的“理性”，不惜牺牲利润来发动他们的权力斗争，突然发动强硬的制裁行动。这不是特朗普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然而，即使美国发动制裁并不会帮助中港的民主抗争，中共只会更加利用民族主义来合理化高压统治。而身处前沿夹缝中的香港群众，假如将自身的民主权利寄托，甚至认为可以将其与美国国家利益綑绑，将注定只会是一个残酷的误会。帝国主义冲突的升温只会令政权更加独裁和具镇压性，所以真正的需要的是中港以至美国的群众斗争团结起来，对抗帝国主义政权。 国安法兵凶战危 请加入我们的革命行列！ 与所有主张打倒中共专政的组织一样，我们将有风险被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作为积极跟进和声援中国大陆工运的团体，我们过往也有内地成员被中共迫害。 日后香港政治警察对我们的监控不仅会针对我们香港的活动，那些响应我们联合中港抗争的内地左翼青年也可能会受到威胁。他们若果被中共迫害将会付出更大的人生代价。 勾结外国势力 社会主义行动多年来争取外国工会及左翼议员发声，抵抗对香港的政治打压。例如我们成员梁礼邦在组织银行业工会期间被汇丰银行解雇，期后到访巴西争取当地工会支持，并在全球廿多个城市向汇丰银行抗议。国安法禁止“勾结外国势力”的做法是虚伪的。比起反对与外国政府连系，国安法更有可能用来打压国际工运连结。前美国外交家博尔顿（John Bolton）出版的一本新书透露，去年日本举行的G20峰会里，习近平向特朗普表明他正在新疆兴建集中营，而特朗普回应说“这是该做的事！” 社会主义行动希望各位积极捐款支持我们。在镇压风声鹤唳的日子，不能排除大部分反对派政团将难以继续公开活动。我们现在也需要金钱加强保安措施。我们也需要你加入我们，在危急形势扩大我们的革命力量。极权是可以被打倒的，我们对未来的群众斗争抱有信心。请立即加入我们！ 美国：特朗普政府封杀TikTok 7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在全美范围封杀社交App“抖音短视频”（简称“抖音”）海外版“TikTok”，并已经在8月6日签署有关行政命令。这标志著，作为帝国主义新冷战一部分的中美科技战再度升级。特朗普为避免在3个月后的美国总统大选失利而竭力采取反中表态，因此大选实际上加剧了这场冲突，这意味著可能有更多的此类措施和进一步升级。 特朗普下禁令后，微软公司表示有意向收购TikTok，收购价格据传达100-300亿美元，但另外有业界人士估计为400-500亿美元。现在拥有抖音的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ByteDance）则希望未来仍然可以保留少量股权。 美国并非第一个表态封杀TikTok的国家。早在6月29日，作为针对导致20名印度士兵死亡（而中方死亡人数不明）的中印边境冲突的报复，印度政府宣布以国家安全和隐私疑虑为由，禁止该国民众使用TikTok等59种中国手机App。澳洲原本宣布跟进美国，但该国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8月5日却表示不会在澳洲禁止TikTok。英、法、德等西方国家政府也表示不会禁止TikTok。 为回应美国政府举动和公众担忧，TikTok表示数据只存储在美国和新加坡、不会与中共政权分享约8亿用户的数据，甚至聘请了曾执掌迪士尼的美国人凯文·梅耶尔（Kevin A. Mayer）担任首席执行官，考虑将总部迁到伦敦，以打造“国际企业”形象。 8月3日，特朗普又声称，TikTok在9月15日前必须要由美国公司收购，否则就会被正式封杀。特朗普还提出，TikTok的这笔交易应按照一定比率金额上缴至美国国库，但如此狮子大开口引发传统商业媒体《华尔街日报》反弹，批评此提议将为夺取外国企业开先河，并为美国企业遭受同样待遇打开大门。 实质上，“抖音”和“TikTok”是两个不同的App——居于中国的人一般只能下载抖音，在抖音上只能看到中国国内的视频，视频上传时要过网警这一关；而TikTok是居于其他国家的人可直接下载的，能看到全球各国的视频。但无论差别如何，这两个App都会配合中共要求屏蔽“敏感”视频，乃至封锁相关帐号。这两者也都存在安全问题——它们会窃取所在设备上的资料，包括IP地址、设备名称和型号、照片和视频、支付相关资料等。 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作为中国企业，很可能会在“需要”之时，将数据提供给中国政府，否则也将自身难保。 抖音的争议不真正、也不只在于安全。 3月25-27日，抖音上有多个粤语自媒体在直播时被系统警告，或者被禁播，原因竟然是没有使用普通话！其打压地方语言与方言的行为，与中共“推普”时的强力作法如出一辙。抖音虽然会删除几乎所有涉及“敏感”话题的视频，但是对于上传为博取关注而制作的不明所以的“垃圾”、效仿他人的视频、或者是一些高难度、猎奇、危险的动作的视频，则相当容忍。这样一来，抖音和TikTok就存在制造大量精神垃圾、浪费用户许多时间的问题。 多个国家以安全、隐私、操纵选举等原因，对于TikTok提出质疑，或扬言封杀，但是这些国家自身的表现又好到哪里去呢？ 2018年2月28日，因应中国法律，苹果公司将其在中国的iCloud业务交由中国贵州省出资的“云上贵州”共同监管；同年6月，在中国被墙的脸书（Facebook）也承认自己和华为共享用户数据，而华为的中共解放军背景已是路人皆知。社会主义者固然反对中共独裁政权窃取世界人民的个人资料，但也警告“民主”国家的政府和企业也在以一种较隐蔽的方式做这些事情。仅从上述两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企业也是向钱看，为了打入或巩固中国市场，不惜向中共卑躬屈膝；只有在帝国主义冲突下，为了自身利益，才会用起来“隐私”和“安全”等辞藻。 在当前中国与西方政府之间的帝国主义冲突中，双方的措辞都充满了虚伪和宣传语调，以掩饰其自身作为超级大国的目的和利益，并指责对方才是问题。美国和西方企业与中国的科技部门（包括监控和国安部门）紧密合作了20多年，因为合作是有利可图的，这些企业希望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大的份额。当时，美欧政客几乎没有讲过人权。直到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并成为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长久主导地位的最大挑战者，华盛顿才做出了转变，并发起了全球攻势，试图阻止中国的科技扩张。这主要缘于诸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新兴领域在商业和军事上都有著重要意义，因此可以说起著决定性作用。 社会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帝国主义秩序下，个人资料安全和隐私永远不会真正得到保障。只要各高压政权“需要”，信息安全和隐私随时可以用各种方式被侵犯。斯诺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披露秘密文件，显示美国政府在对自己的公民进行令人震惊的大规模监视。另外，掌握了媒体也意味著掌握了思想，只要社交App被利润驱使的企业和政府控制，它们推送的大量内容必将最终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社会主义者认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应该是免费的公共事业，同时和经营社交App的公司一样，应该由劳动者和用户而不是秘密的企业精英来民主控制和管理；而这一诉求的实现，也需要全球受压迫者联合起来推翻维持阶级压迫和不平等、激化各国之间冲突的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迪士尼《花木兰》电影广遭负评与抵制 2020年9月4日，华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资制作的电影《花木兰》上映。该片内容改编自同名中国民间传说，主要描述一名代父从军的传奇女性人物花木兰。长期以来，好莱坞被指责存在被白人垄断、白人饰演非白人角色的问题，华人自然难以在其中施展拳脚。直到好莱坞、迪士尼日趋看重中国市场、与中国电影界合作越来越多，好莱坞大片中才更多地出现中国元素。今次该片云集刘亦菲、甄子丹、巩俐和李连杰等多名华人影星。然而，从2019年8月开始，影片就惹来相当多的争议。 2019年8月14日，就香港反送中运动，《花木兰》主演刘亦菲于新浪微博表态支持港警；另一主演甄子丹在今年6月30日于脸书庆祝香港国安法实施。该片在片尾感谢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吐鲁番公共安全局等多个中共及中国政府机关，而吐鲁番公共安全局负责关押上百万维吾尔族人的“再教育营”。考虑到电影于2018年8月开拍，剧组应是在中共于2017年升级对新疆镇压后前往当地的，因此也被质疑是否剥削少数民族劳工，或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合作。以上政治因素令港台、泰国民主人士发起抵制行动，随后该抵制行动扩大到韩国、美国等地。 除上述政治问题，《花木兰》的剧情也存在诸多瑕疵，即使在中国也招致很多负评。原作《木兰辞》并未记载木兰所处之年代、年龄、籍贯、居住地，但是可以确定故事发生地对应今天的中国北方，年代应该在北魏；而电影中出现了中国南方、宋朝才开始有的土楼，以及其他不符合年代的物件。故事本应是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建立功勋的令人振奋的故事，但电影却把原意改编成了生硬的“孝”。可见，考证不严谨、对中国元素错误应用，让这部电影呈现出的仍是西方人对东方的臆想（即“东方主义”）。本来是一套向中共献媚的电影，却被《环球时报》批评为“艺术水平低下”，实在可笑。 早在1996年，迪士尼就因支持电影《达赖的一生》（被视为对达赖喇嘛的同情之作）而激怒中共政权，还造成1998年迪士尼出品的原创动画片《花木兰》被迫推迟一年在中国上映，且票房成绩很差。今天，随著中国资本进军，为了保住中国市场，维持自身收入，好莱坞会对自己的电影先进行自我审查，删改之后再推出。例如，2016年迪士尼子公司漫威推出的《奇异博士》删除了一个藏人主角，以避免电影因为西藏议题在中国遭封杀。 对于电影在新疆取景的问题，美国19名跨党派国会议员询问迪士尼相关细节，然而其中包括卢比奥、克鲁兹在内，有不少都是公开的亲资右翼政客，代表美帝国主义利益。至于民主运动人士发起的抵制行动，有进步的一面，因为中国确实存在民主权利被打压、少数民族受到特别压迫等问题，而有一定组织、串连多国的抵制行动有可能引发更多普通民众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然而，抵制行动的发起人大多对美国政府少有批判，因此行动也会被美帝国主义操弄，从而疏远中国大陆甚至海外工人群众。况且，抵制行动成效不佳，《花木兰》在台湾和泰国上映两周后，票房分别达到196万和230万美元，在台湾更登上全台新片票房冠军。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电影业必然被资本控制，拍摄出的作品通常也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大部分电影公司则为了追逐流量、票房、奖项等因素而制作电影，将利润置于观众爱好之上。只有摆脱独裁政权的控制，并且消除商业市场的因素，电影艺术才能有真正的自由发展。 香港：失业危机和严峻经济前景 香港经济环境受新冠肺炎瘟疫的影响继续浮现，特别是由于疫症在过去半年在全球大规模肆虐，毫无减退或受控迹象，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毫不意外遭受到经济重创。穆迪预视今年香港经济或收缩近8%。 根据政府《二零二零年半年经济报告》，劳工市场和就业环境在第二季持续恶化，失业率急升至6.2%，总失业人口达24万人，超越08年金融海啸的高位（5.5%）。消费及旅游（10.7%）与餐饮服务业（14.7%）的失业率也显著上升至多年来的高位，而且这并没有反映大量工人被迫放无薪假的问题。 当中青年失业问题尤其严重，远高于整体失业数字。这说明了香港青年所面对的困境极其严峻，近五分一到六分一青年处于失业状态，而即使就业的青年，均面对著就业不稳、工作零散化、长工时低工资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使得青年工人的生活条件出现大幅倒退，大多青年不得不在正职外寻找多份兼职以缓和自己和家庭的经济负担。 这仅仅只是上半年的数字，对于香港而言最严重的发生在七八月的第三波疫症爆发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并未在数字上反映出来。按小区组织协会八月所做的调查补充，五月至七月基层工人的失业率可能高达28.4%。政府将他们置之不顾，拒绝设立实际惠及基层失业者的失业保障政策，令他们不得不节衣缩食，甚或借贷渡日。从早前劳福局长罗致光恬不知耻地公开承认“政府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想到‘禁堂食’政策会影响户外工作者”一样，政府根本没有正视基层劳动者所面对迫在眉睫的贫穷，哪会意识到缺乏失业保障对劳动者造成多大的困境。 调查亦同时指出，政府虽然动用了三千亿财政储备推行所谓的“防疫抗疫基金”，但这些资金绝大部分由大资本财团所瓜分。雁过拔毛之下保就业计划的资金实质全数落到雇主手上，真正落到基层工人手中的十不存一，散工雇员甚至根本无法受惠。政府不断指出财政储备快速燃烧，却仍坚持继续推动万亿元的“明日大屿”工程。 双重危机 这意味著香港政府将面临双重危机的局面：政治上，去年的抗争运动民众怒火远远没有平息，新一轮的政治打压不过是进一步加剧了民怨的内部压力；经济上，即将到来的失业大潮使工人阶级的生活陷入绝望。另一方面，中美冲突和美国对港实施的制裁在中长期阶段亦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在短期方面，美国方面取消了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意味对美出口关税将会大增，虽然整体影响有限，但同时取消了“香港制造”卷标，对香港的国际形象和投资市场地位打击严重。在短期内不单“香港制造”的工业品，香港对美的服务出口以及在当地的企业都可能被视为中国资本和服务。 中美两国愈趋激化的帝国主义冲突，一直以来香港的独特经济地位逐渐式微，外来资本投资可预期会持续收缩。香港政府的官方报告显示，本年第二季度，内地共有1265家企业在香港资本股票市场上市，占本地上市公司总市值的78%。 可见香港的金融资本市场与内地资本之间的连结与纽带愈陷愈深，随著未来外部投资资金可能由于中美冲突而继续减弱，中国资本所占的份额将有机会进一步增大。 客观上，香港在中美帝国主义冲突中已被理所当然地划归中国阵营的一方，往后冲突中，在美国对中国所实施的经济打击手段之下，香港再也不可能独善其身。而本地基层的就业和生计将在这个背景下进一步恶化，可以预期基层青年的失业问题将会成为重灾区。在香港承受中美冲突最大恶果的依然是基层劳动者。面对这困境，工人阶级并非无能为力。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以强大的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为基础的运动（而这正是去年的斗争中所缺乏的），争取体面工作和工资、覆盖全面而廉价的公共服务体系、合理可负担的公共房屋，而这些都不能指望帝国主义政府和专制独裁政权所给予。 香港：青山湾“黑狱” 迫害寻求庇护人士 超过20名寻求庇护者在七月绝食。多名印度及巴基斯坦裔男生在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简称CIC）发起绝食，抗议长期拘留及受到不人道对待。他们受到长期拘禁，入境案件无新消息。部分绝食者已被拘禁超过两年。过去廿年，CIC最少发生过7次寻求庇护者绝食行动。绝食男士尝试寻求律师协助，为他们的案件作司法复核，也曾在CIC的机制内作出投诉，但每次只获得“请继续等待”的回复。支持者表示，绝食者一度显得虚弱，羁留室内也普遍缺乏妥当的药物治疗。 恶名昭著的CIC 帝理律师行的一位人权律师表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这里，就像是永无终止的拘留。他们只知道，他们绝食越多，就越早可以得到答案。” 在难民之间，CIC向来因其“不人道、不透明、暗无天日”而恶名昭著，因而取得“黑狱”的称号，“服务使用者”饱受虐待与压迫。 来自乌干达的难民Lawrence 曾经历CIC 的不人道对待。他向社会主义行动表示：“我被警察无理拘捕，然后被送入CIC。我被下令脱去全身衣服，入境处人员向伏在地上、面部朝地的我用一支金属硬物插入我的肛门，以搜查所谓的违禁品，持续了约3分钟，我当时十分惊怕。” “在CIC里我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他们不会告诉我何时会被释放。我不会有任何通讯设备。他们恐吓不准我见律师，否则会送我到环境更恶劣的囚室，或将我遣返回国。有一次我被他们送到罗湖惩教所，那里环境比CIC更恶劣，我绝食抗议才有机会走出来。” 2020年是全球致命疫症的一年。数以亿计人陷入失业，即使亚洲也有爆发新战争的风险。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造成政治、战争、种族、宗教等冲突，使那些希望寻求和平和安全人逃离自己国家，沦为难民后却要面临刑责、谴返或种族抹黑。港府的种族主义及专制政策使难民身处危险和不人道的境地。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政府的种族主义压迫，要求立即停止所有违反人权的打压，捍卫难民的寻求庇护权利。我们指出，这个打压难民权利的政府和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也打压港人的民主权利和剥削。 香港：港府让财团分赃的抗疫表演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在全球已经造成近3000万人感染，近100万人死亡。虽然香港的疫情相对受控，但普遍市民都清楚这更多是由于民众的自律，反而政府的抗疫防疫政策不但劳民伤财，其最初的无能更加是导致最新一波疫情的爆发。 7月中旬开始，香港新冠病毒每天感染人数急遽上升。单计这次“第三波疫情”，超过3500人受感染、82人死亡，而总累计感染个案至今已达到近5000宗。 的确，香港4至6月的疫情较为缓和。然而，自疫症爆发以来，政府一直拒绝社会间要求“全面封关”的诉求。政府更加豁免多类人士抵港14天的强制检疫，当中包括航空机组人员、海员、有商务往来的人，或跨境上学的学生等。根据政府数据，2月至7月底间至少有29万人豁免检疫来港。 而医护界基本认为，病毒不会在社区自动爆发，因此豁免检疫的“漏洞”正是新一波疫情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早于6月底政府已经知悉有多名曾到访香港的海员在宁波确诊。政府顾问专家许树昌亦承认，至7月中有10-20多名豁免检疫的海员和机师确诊。而病毒追踪亦显示，至少有20多宗本地确诊个案与受豁免的跨境货车司机有关。 但后知后觉的政府不为所动，甚至在7月中发表声明，强调豁免隔离检疫政策“维持必须的社会及经济运作”。直至疫情社区全面爆发后才于7月29日亡羊补牢地收紧边境检疫政策。 然而“第三波疫情”最初爆发时，政府更提出一系列离地、扰民的政策。当局于7月中一度全天禁止餐厅堂食，大量基层工人午饭时被迫在户外日晒雨淋地吃饭。可耻的是，政府总部和警察餐厅却继续开放堂食。政策实行了2连天后就在民怨中撤回，反映了高官特权阶级与一般民众的脱节。 大而无当的全民检测 自新冠病毒疫情在全世界爆发以来，病毒检测就成为了重要议题。在疫情爆发之初，香港检测数字一直为人诟病，到7月只有5千，相比澳门的6千还要低。因此，林郑在8月宣布进行自愿性全民检测计画，并且由北京派员进行。 本来免费的全民检测是对抗疫情的重要手段，但港府却以官僚方式进行，导致计画沦为闹剧。 政府拒绝公开全民检测计画的费用，但据估算，整个计画约耗费12.9亿元，而最终只有178万人参加，佔本港人口约24%，并仅检测出32宗感染。这与当初林郑月娥夸下海口说能找出1500隐形患者，和食卫局局长陈肇始预料500万人参与的目标大相迳庭。 参与人数低下，源于民众对政府的长期不信任，特别是担心检测过程中收集港人的DNA样本，作为政治监控的用途。而这并非是空穴来风，实际上中共已经在新疆地区实行类似的生物数据监控，并借疫情之名计画在其他省份推行。至于香港疗界则担忧中共藉机接管香港的医疗系统。再者，全民检测依靠大陆团队进行，只是一次性的计划，没有增加本地长远的病毒检测能力，因此对于长期持续的疫情帮助有限。 当然，港府要进行如此规模的“检测骚”，更多地是出于利益分赃。政府从一开始就不经招标就钦点了4家中资企业负责检测工作。当中3家企业华昇、金域和凯普都是在中国大陆上市，而华昇的董事更是医管局前主席胡定旭。大部分计画开支就是落入了这些私人企业的口袋当中。 而疫症对香港的广大基层民众来说，莫过于经济打击。根据官方数字，最新6-8月的失业率为6.1%，对比1月的3.4%上升了近一倍，当中最严重的建筑、零售、饮食、服务业等皆超过10%。然而这个数字并不反映全部现实，打工仔实际面对的还有冻薪、减薪、强制无薪假等问题。政府至今却仍然拒绝设立失业援助金。 “保就业计划”保障的是老闆 另一方面，资助受影响企业的抗疫基金，已经推出了第三轮。三轮的援助中除了第二轮当中的“保就业计划”间接地资助员工的工资外，其馀的资金都是直接给予企业作补贴。然而就算是保就业计划，亦是充满漏洞，老闆可以藉不同方式侵吞员工资助，而且政府亦已表示不会再推出新一轮计划。 因此，政府为了维持所谓的经济而牺牲了民众的健康，但这个“经济”是谁的经济呢？是基层劳动者还是财团企业的利润呢？答案不言而喻。 归根究柢，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政府都是为了维护少数特权阶级既得利益和企业利润。政府高官所谓的“同舟共济”只是空话，这是全世界政客的骗人术语，实际在疫情中基层民众与有钱人所面对的打击是完全不对等的。 我们需要向财团开徵“防疫税”，直接按需要资助补贴基层工人。并且大幅增加在公共医疗、检测的投资，将私院和私家化验所的资源收归于公共民主控制底下。于疫症期间，商舖及租户全面冻租，及视情况减租或免租，拒绝冻租的业主和地产商，应立即将其公有化，交由工人及居民民主控制。 要保障民众的生活优先于财团利润，工人阶级就需要加入抗争、组织新的战斗性工会，以及我们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党。以劳动者的集体力量，抵抗资本家与政府的一切剥削与打压。 香港：新冠疫情下香港外劳饱受煎熬 “我自一月起，就不曾被允许出门”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外籍家庭劳工Beryl，她同时亦是外劳组织KOBUMI的活跃成员。 就算当香港的疫情暂时缓和的时候，外劳们所面对的苛刻条件却不变。她们当中大部分人被迫要一星期7日24小时全天候待在雇主家中，变相老板可以随时召唤工人。 “我的老板不喜欢仆人休息，大部分香港雇主视工人为奴隶。”另一名KOBUMI成员Xena告诉社会主义行动。 很多雇主担心会从工人身上感染新冠肺炎，而这加剧了针对外劳的种族主义。KOBUMI的Julia忆述：“老板总是会找我们麻烦，特别是当新闻上报导有外劳确诊的时候。” 作为工人，尝试捍卫自己的劳工权利往往会落得被辞退的下场。Xena指出：“如果雇主向入境处投诉，我们将很难找到新工作。”根据“两星期规例”，外劳如果在两星期内找不到工作的话就会被遣返。 休息日被打压 在8月，有14名外劳因“违反社交距离限制”而被罚款2000港元，相当于她们工资的一半。当局利用这些措施变相打压外劳仅余的唯一权利──每周休息日。 东南亚诸国的资产阶级与香港政府互相合作，设计法规禁止直接聘用，并强迫外劳必须透过中介公司找工作。一项2017年的调查显示，98%的在港外劳被迫要缴交不合法的中介费用，而70%的中介公司进行包括过度收费等地不法行为。Xena继续解释：“如果我们对雇主不满，向中介公司或领事馆投诉根本没有用，他们肯定会站在老板一方。不过，中介公司和使馆很怕我们会找其他组织帮助。” 显然，外劳需要组织起真正的工会。这能让工人集体地捍卫自己的权利，筹备并组织抗议行动，包括罢工行动，这是争取工人要求的重要武器。外劳的惨况，在于她们往往分散与孤立，导致她们受到当局的严厉歧视和压迫。 只有透过建立外劳、本劳、和东南亚工人之间的团结联合，工人阶级才能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和现代奴隶制。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香港共同合作，实施压迫性法律。因此，工人阶级也需要跨国界地组织起来。 社会主义者对“加速主义”的立场 2020年以来，“加速主义”思潮在中国网络上兴起，指纵容或鼓励习近平强化威权内政、“战狼”外交等政策，令中共政权更快陷入内外交困，期待它会更早倒台，以迎来社会变革（包括体制崩溃）。 “加速主义”得以流行，源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日趋强硬的高压统治和阶级压迫，反映了群众的愤怒情绪开始一定程度转化为革命的意识，感到自己反正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习近平任内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加强言论审查与社会监控，清洗少数民族，搞个人崇拜，种种作为，被越来越多的反中共人士形容为“倒车”。即使从统治阶级的利益角度来看，习近平的强硬政策往往是自损利益，为统治制造不必要的麻烦，就如自掘坟墓。 “加速倒车” 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受到显著冲击，近千万待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再加上“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过世、南方水灾，“加速主义”也已经从一种戏谑的自我安慰，变成一种认真的想法。 随著“倒车”的进行，民间对中共的不满亦与日俱增。但在中国的高科技威权体制下，群众直接表达异见的空间极为有限，组织实体抗议亦面临严厉镇压。加速主义的兴起亦反映群众的无力感，意味著群众尚未有充足信心彻底改变命运，其革命意识仍未有清晰的轮廓和方向，尚未找到取代极权资本主义的政治方案。这使加速主义之中同时混杂著进步和反动的元素。 现今“加速主义”，与历史上某些思潮有不谋而合之处。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俄国社会主义者和一大部分资产阶级自由派都主张“失败主义”，即希望俄罗斯帝国在日俄战争中落败、折损其军事力量，令国内群众不满而爆发革命，尽速终结沙皇统治。俄国落败确实成为了1905年革命的导火线，为之后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埋下伏笔。 而在2019年爆发的香港抗暴运动中，“揽炒”（粤语，意为同归于尽）成为一些感到绝望的示威者的主张：他们认为，事情在变好之前，需要先变得足够坏，因此会认为只要抗争能制造社会混乱、使经济衰退，并且支持美国制裁香港，就会自动加速政权倒台。这意识与内地的加速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 然而，“加速主义”思潮也有很明显的问题。首先，“加速主义”想要中共政权持续升级在国内的高压政策，认为反中共人士只需要纵容或者煽风点火就好，实质上就是坐等革命形势到来。这反倒令日常群众运动出现一种积消极不抵抗的情绪，甚至有这一危险——将争取当前的改良斗争和革命任务对立起来。例如香港抗暴运动的揽炒派就认为应弃守立法会，也抗拒在运动中加入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因为这些问题在革命来到、中共倒台时就会自动迎刃而解。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为日常的工人要求而斗争，从中争取工人阶级到革命旗帜下，使他们明白到为什么要推翻现行体制。 经济危机和外国制裁无疑使习政权陷入空前的危机。但经济困境对工人阶级意识产生的影响是两面性的。一方面它可以使工人阶级的生活倒退而激起愤怒，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工人阶级对前景感到绝望而失去反抗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工人需要组织工会来团结斗争，也需要一个革命党来领导其政治行动。香港揽炒派一味为经济倒退而鼓掌，却没有意识到组织工人反抗的需要。 在国安法通过以来，香港的群众运动陷入了困难时期。固然中共政权的统治越来越不稳定，但欠缺组织和领导的抗争运动因为难以抵抗严厉的镇压，而运动陷入迷失和低潮。香港的“揽炒派”却单方面看到现在是纯粹的革命时期，因此不认为需要纠正运动的弱点，而只需要坚持下去就会自动胜利。现在需要改善整场斗争的纲领和方向，团结内地群众反抗、制订反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将无大台的零散冲击变成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等等。 由于盼望中共对外继续“战狼”外交、从而在国际上四面楚歌，“加速主义”也会为群众带来帝国主义幻想，例如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支持特朗普，并为此回避种族主义等议题，甚至污蔑“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背后有中共支持云云，这样反而落亲中共方面的口实，并难以团结广大中国及海外工人群众。 积极的方向 总的来说，揽炒派的想法简化了革命的进程。首先没有政权会陷入一场最终危机而自动倒台，革命运动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积极和自觉的行动，创立新的制度以取代旧有统治制度，否则深陷危机的政权可以通过镇压反对力量和发动战争、甚至内部发生政变夺权，从而挽救旧有制度。因此，当政权面临一场危机时，革命与反革命会同时加速来临，唯有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以正确的纲领和战术领导革命，才能确保革命会战胜反革命。 1914-1918年一战期间，列宁曾提出革命的阶级也要采取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行动，以促成资产阶级政府的失败——即“革命失败主义”立场。类似地，我们呼吁“革命加速主义”——工人阶级需要组织起来，即使在当前只能以地下形式进行，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当革命情势到来之时，用革命社会主义纲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推翻中共独裁！ 中国：习近平政权向马云与蚂蚁集团宣战 蚂蚁集团的庞大上市计划，在最后一刻被混乱地取消。这显示了中共专制与中国科技业的新兴寡头资本家之间，爆发了一次重大冲突。这甚至相当于“宣战”行为，而中共当局同时也陷入不同的“战事”，包括与美国政府的冲突。据报，习近平亲自下令阻止蚂蚁上市，纵使这会对中共的市场信用带来严重打击，而同时间美国也在指控中国科技企业充当中国政府的工具和附庸。 中国的主要面向微型信贷业务的科技金融集团“蚂蚁集团”A股与H股原定于十一月五日于上海创科板与香港联交所同步上市，这一上市计划涉及融资额达2300亿元人民币，上市后的估值可能高达3100亿美元，远超包括花旗与高盛集团等全球主要银行，直逼摩根大通的市值。新股首发的消息在中国和香港的股票交易市场都引发了一波认购投机潮，A股与H股分别超额认购近900和400倍。其庞大的体量和热切的认购额使之成为人类资本史上最大的集资计划。 戛然而止 然而，这一“壮举”却在上市前两天（十一月三日）宣布流产，戛然而止。此前一日的十一月二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约谈马云、蚂蚁集团董事长以及执行长。同日，银保监会会同央行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规管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这一规定被广泛解读为直接针对蚂蚁集团而来。 在此前的日子中，蚂蚁集团的上市计划可谓一帆风顺。叫停上市的晴天霹雳决定，揭露了中共机器经常的矛盾而不协调的运转方式。这问题直到被送往习近平之前，也是在马云10月份的“不尊重”言论之前，似乎没有人在“掌控”事情。我们在2015年股灾和货币危机，看到了类似的缺乏协调。这些都是了解未来中国经济危机和动荡会如何失控的重要教训。 八月底，中国证监会从受理蚂蚁的IPO（公开新股发行）申请到完成审批只花了史无前例的二十五天。从路路畅通到突然煞停，众多猜测认为是由于马云本人在十月底于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发表的演讲中，公开且尖酸地批评挖苦中国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过时落伍”，触怒了当局因而叫停其上市计划。 事实上，对中国金融监管的官僚体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约谈”同日所出台的 《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从立案起草到公开颁布，起码要花上一两年的准备时间，决非临时起意煞停蚂蚁上市。因此，更有可能的时间顺序是马云早知山雨欲来而在公开演讲中放手一搏，意图制造舆论声势倒迫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但这件事造成反弹并惹怒了当局，也为习近平敲响了警钟。当局的担忧，不单是马云等个别的资本家会过于“独立”和傲慢，而且他们的经济力量在未来会变得过大，能够公开迫使当局屈服于“市场力量”，连政府也控制不住他们。从政权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逻辑，因为中共必须要不断展示自己为社会中最强大的力量。 马云本人对外一直宣称，蚂蚁集团是一家“科技型企业”。简单而言蚂蚁集团是凭借著马云旗下的阿里巴巴集团在中国电子商贸领域中的垄断性地位，承接了电子商贸交易过程中的支付、交易中介担保、以及小额金融贷款的业务。据蚂蚁上市招股书，蚂蚁集团按业务可拆分为三大板块：以支付宝起家的电子支付平台、以微贷、理财、保险业务构成的电子金融科技平台和以大数据征信、区块链、海外支付等构成的创新与其他板块。可见其核心经营的是金融服务，本质上毫无疑问是一家金融机构，而且更是一家巨型机构，甚至足以向国有银行施压，使其可能走向与中共政权核心需要相违背的方向。马云以“科技型企业”包装上市，实际上是为了回避金融业对杠杆率、资本金和准备金的监管。 危险的杠杆率 蚂蚁集团直至2020年6月，在中国促成信贷余额已高达21536亿元。翻查蚂蚁小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财报，至2019年底，公司净资产177亿元，注册资本120亿元，即蚂蚁集团用不到200亿的本金就发放了超过2万亿贷款，杠杆率超过100倍！而这意味核心资本充足率仅0.8%，远远低于巴塞尔协议（即资本充足协定，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成员所推出的资本充足比率要求）对银行4%的要求。固然蚂蚁集团本身不是银行，因此不受巴塞尔协议规管，但显然这个被马云称为“老人具乐部”的协定对他而言芒刺在背，时刻提醒著他作为一家金融机构，有著上千亿元的资本金缺口。 中国的金融系统自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后一直存在著债务阴霾，为了降低风险，监管当局近年一直推行“去杠杆”政策以冀降低金融市场的杠杆率，以防一旦爆发危机，也可控制损失。然而，全国的居民杠杆率却依然快速增长，特别是由于新冠疫情影响，过去数年稍稍降下杠杆率再次反弹，甚至创出新高。2020年三季中国宏观杠杆率达到270%，其中居民部门杠杆率为61.4%，虽然尚不及美国次贷危机时的98.6%，但回溯到2008年，中国居民杠杆率仅为17.9%，到2018年已暴涨至60%。相对而言美国居民杠杆率从20%到60%的过程经过了40年，而中国只用了10年，迅速暴涨的居民杠杆率亦间接地反映了贫富差距的急速扩大。 蚂蚁集团现在被指控是中国家庭债务不断增加的元凶。与此同时，这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无尽矛盾，这也包含“中国特色”的制度，因为中共透过“双循环”战略来提高个人消费的计划，只能建筑于更多的消费者债务之上。民众的收入水平根本不足以大幅扩张消费开支。中共可以对蚂蚁等企业实施更严谨的限制，但却会为自己带来反效果。 同样跟美国08年次贷危机相似的，是蚂蚁集团与银行的合作形式。现时蚂蚁集团与100多家银行合作，而蚂蚁的联合贷款出资比例仅为1%－5%，意味著那100多家银行相对而言承担了95%－99%的债权和坏帐风险。换句话说，蚂蚁的商业模式是寄生性的，作为中介人赚取利润，而又让国有银行承担所有风险。 同时也由于疫情的影响，蚂蚁业务的消费信贷逾期率已由去年年底的1.56%翻倍上升至3%。以2万亿放贷额计算，坏帐数额已达600亿，这对于那100多家合作银行而言他们的坏帐准备金可能不足以抵扣，这相当于一个危险的定时炸弹。 由于中国的信用卡业务相对较小，蚂蚁所提供的小额消费信贷迅速填补了这一空间，掌握了8亿居民的消费信贷业务，实际上已变得“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马云称“中国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因为中国金融还没形成系统”这番话相当讽刺，因为他正是其中一个给中国金融系统埋下了隐患的人。 股票投机 另方面，蚂蚁在国内发行股份的手法亦引人怀疑。九月开始，马云通过支付宝向大众销售蚂蚁战略配售基金，集资600亿元人民币，但这主要面向一般群众的销售条款却包括了锁定18个月不得转让。但同时，蚂蚁集团内地的招股书中条款却标明“持股5%内的股东，在上市后12个月可以转让”。 而在十一月七日，中国财新网公开了蚂蚁显名股东名单。股东名单中包括了国内资本以及中共国有企业，以及新加坡淡马锡和政府投资公司、马来西亚国库、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委员会，甚至包括了香港亲政府富豪李嘉诚0.54%以及董建华0.05%。 条款间的差异，意味著各大资本以及李嘉诚和董建华等个人完全可以先于普通股民提前离场，尽情在招股热潮中飙升的股值投机。 但同时，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制，全球经济在未来几年将深陷危机，加上中美冲突，中国经济亦不会乐观。而同时中共去杠杆化政策失败，居民杠杆率和宏观杠杆率创新高，债务逾期与违约率增加，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 在11月10日当局宣布新草案来规管科技业的垄断行为后，中国科技企业的股票遭到抛售。这些事件显示中共政权及其所为“更优胜”的资本主义模式（国家资本主义专制）也正朝向暴风雨，其政治及经济矛盾正不断增加。当局与寡头资本家之间的冲突，直接或间接联系到政权内部的派别权斗，而这也是自1980年代末以来最为严重。习近平介入去阻止蚂蚁上市，也是政治因素的反映。事实上，政治因素更可能是主要原因──为了发出信号，警告没有任何个人，包括中国的前首富，能够破坏习近平中共的“规矩”。但习近平的每一个新“解决方案”──无论是香港的国安法，或者是对美的强硬立场──都在制造新的危机。 马云并不代表为意识形态挑战中共的“资产阶级民主”，他关心的只是为了最大化自己的经济力量和位置。马云最恶名昭彰的是主张“996”工作，而他过去也曾赞扬邓小平在1989年的六四镇压。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计划经济才是解决方案，而非调控资本主义，不论是民主或专制政府。因为资本主义永远都会为了最多的利润而抵消和抗逆规管。我们需要将大企业公有化，这当然包括马云的商业王国，并将整个经济置于多数人利益的民主管理。不要铁腕极权政权，而是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政府来实行公有制，由人民、基层工人阶级掌控及管理企业。如果这些拥有社会巨大力量的企业，交由贪婪的资本家、投机者或短视的腐败官僚所控制的话，未来这只会导致经济危机与灾难。 香港：“DQ4”至总辞——香港半议会民主的结束 中共取消4名泛民立法会议员资格后，其余15名议员发动总辞，使议会只剩下建制派，意味著香港半议会民主政治的结束。从此以后，立法会完全等同北京人大，一样只是独裁政权的橡皮图章。 与此同时，政权的镇压在各战线方面继续，中共现在利用国安法造成震摄效果，至今已有3名被告被落案起诉。政权针对“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香港人建国”及“民族自强”，甚至指控警察的口号，例如“721唔见人、831打死人”、“解散警队、刻不容缓”也可以被视为违法国家安全的口号。 黄之锋、周庭及林朗彦被控被控煽惑、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三罪，被还押等候判刑。及后，警察在全港九的闹市地区严密怖防，并针对青年进行搜查行动，明显政权害怕群众斗争可能反弹。而早前人民力量的谭得志亦被控发表煽动文字罪，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合共14项罪名。中共趁著美国因总统选举而陷入混乱，加上在拜登仍有一段时间才上任，所以选择在这段时间发动攻击。 九月，中共大常委以疫症为借口取消立法会选举，并以委任方式将议会任期延长一年。当时右翼本土派主张杯葛议会，而经过一轮辩论后，除了陈志全和朱凯迪外，泛民主派决定接受委任议席，使很多抗争青年感到反感，被嘲笑为了议席而委曲求存，现在最终也被羞辱性的踢出议会。 讽刺的是，议会没有了反对派，不能再把政府的施政灾难归咎于“泛民乱港”。建制派很可能会在无关痛痒的政策上表达反对，以表示自己有所作为，但作为中共的奴隶他们是绝不会改变其亲财团及反民主的路线。 一直以来，立法会在功能组别制度下确保建制派为多数，专制政府的法案必定通过，而反对派提出的法案必然被否决。立法会过去一直是群众斗争的其中一个焦点，设定政治辩论的议题，成为发动群众斗争的平台，但同时，议会的作用是矛盾的，它也将议题的辩论限制在小修小补的框架内，阻止群众斗争激进化。泛民主派“循序渐进”的保守立场，即希望把专制资本主义制度稍微改善，并期望中共会逐步开放民主，就是议会制度下的政治产物。 泛民总辞时，并没有提出任何代替议会真正的斗争方案，只是寄望事件会引起国际资本主义政府的支持，但结果失望而回。各国政府制裁中共的目的并不在于支持香港民主，而这些象征多于实际意义的措施只是为了争夺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利益。疫症及其带来的经济危机使他们自顾不暇，现在香港议题亦不是西方向中国施压的焦点。而且这些制裁并不会真正威胁到中共统治，受害最大的往往是中国以至香港的工人阶级。只有基层工人的组织和行动才能改善状况。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斗争只是为了保障他们剥夺和操控穷人的权力。 现在反对派仅于的辩论和拖延法案的空间都被剥夺。立法会也再不能扮演限制群众斗争的角色。固然在未来一段时间群众斗争会失去了一个平台。但同时摆脱了立法会的限制后，将迫使斗争通过新的渠道进行，并为工运注入能量，长期来说使其更加激进化。这一过程在没有议会的中国大陆早已发生。 可惜的是，泛民政党的实力和资源几乎全部来自议会，尤其保守的民主党和公民党更加如此。它们并没有真正党员基础和组织架构，只有松散的义工和支持者，以及传媒给予的“舆论力量”。所以没有了来自立法会的资源和舆论地位，恐怕有机会陷入瘫痪甚至亡党。 社会主义者主张，现应该召开一个抗争平台，让各大对抗政权的政党和团体讨论如何重建这场群众斗争，以取代立法会在过往进步的作用，同时摆脱保守议会那种讨论枝微末节的传统，将重点放在建立群众组织、公民抗命以及罢课罢工运动。在香港陷入专制反革命局面之际，更加突显需要联合中国大陆和国际的工人阶级斗争，才有足够力量挑战独裁政权及资本主义。 香港：国泰摧毁工资与岗位——工运的教训 国泰航空从昔日一家世界一流的航空公司，如今变得破烂不堪，这代表著一个时代的终结。国泰对旗下的国泰航空进行大裁员，并停止国泰港龙业务，整个集团总共裁减8500人，相当于集团职位总数约24%。此外，香港航空于今年2月裁员400人后，最近再度裁员250人，并且9月曾推出兼职计划，减少1,200名员工三成工资。国泰由一家显赫有名的企业，变成破落的烂招牌，可谓代表著一个时代的终结，所谓“国际金融城市”的繁华面纱已被彻底撕破。 大裁员 这场爆发疫症以来最大规模的裁员，“幸存”的员工则被迫签订新的压榨性合约。国泰要求留职员工在两星期内极为仓卒地签署新合约，否则当作“解雇”。职工盟主席吴敏儿表示，今次裁员规模只是第一轮计划，因国泰表示，“今次重组后每月只减少5亿现金支出，而集团目前仍每月流失15至20亿元现金。” 新合约条件十分苛刻，部分机舱服务员底薪减约四成，外籍员工原享有房屋津贴，但新约则将会失去。与此同时，高层只是减薪一成！机舱服务员过往飞行时数不足最低的 70 小时，都可以获得底薪。但现在，无论飞行时数增加多少，薪金都会封顶在12,600元。若飞行时数不足 70 小时，更会被扣减底薪。 此外，过去航空服务员若想增加收入，可与同事调更，转飞更多长途机，增加工作时数以提高报酬。但在新合约下，员工的额外飞行时数随时变成“无偿加班”。 新合约条款大削薪酬且长期适用，而高层仅再减薪多一年。可见资本家在经济危机时要求员工“共渡时艰”，目的是要将航空业的亏损转嫁到工人身上，即使他们营利恢复后也不会恢复工人过去的待遇。 一向奉自由市场为圣经的香港政府，当“大得不能倒”的财团面临倒闭时，却动用273亿元公帑去拯救它。可见自由市场只是拒绝援助基层工人的借口。面对侵吞公帑后肆意裁员的企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今次裁员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国泰的“商业决定”。 建制派将国泰亏损的责任怪在示威运动以及工人罢工上，无耻地指责被裁员工是自讨苦吃。这根本是一大谎言。早在去年之前，国泰将燃油对冲而招致亏蚀，亏损金额于2015年至18年高达250亿元的，而今年油价急挫令公司雪上加霜。将工人创造的财富押注在赌场，输钱后还呼天抢地，只有厚颜的资本家才能做到！ 国泰的“商业决定”也具有政治意义：试图粉碎工会组织。国泰员工在面对一年来的打压，加上欠缺有力的工会领导进行反击，现在士气低落，感到公司已破烂得不能挽救，缺少了斗争的信心。但这并不代表工人一开始就欠缺斗争的信心，这是因为工人缺工会领导而遭受到一连串的挫折所致。 去年8月反威权运动期间，对政治罢工呼声最响亮的是国泰员工，即使在欠缺工会领导下，自发发动了一场有效阻碍机场运作的大罢工，超过3,000名人员参与，多达235班航班被取消，体现工人阶级力量之巨大，向暴政发起进攻行动。 国泰此后面对中共施压，被要求国泰清洗参与运动的员工，并禁止参与运动的国泰员工飞越内地空域。及后，国泰内部地震，在不足一个月内已有三名高层离任，明显是中共直接干预的结果。国泰航空和它的最大持份僵尸企业——太古集团，必然会站在独裁政权的一方去压迫群众；反之亦然，当国泰资本家利益受损，政府亦会牺牲工人阶级利益去拯救资本家阶级。 当时社会主义行动指出，国泰资方的打压并不只针对工人争取民主要求，他们知道经济危机将临，将要对员工发动经济打压，所以当时企图借机瓦解工会以消除后顾之忧。 失之交臂的抵抗机会 可惜的是，当时职工盟的工会领导并没有发挥领导角色，领导工人发动罢工。8月5日的罢工并不是职工盟有组织的发起的，而是员工自发请假或旷工，这种模式可以在起初有爆发力，但难以持续下去，尤其当工运面对政权有组织的攻击时，就更需要工会组织及领导去斗争下去。可见，整个航空业需要重建一个有战斗力的工会，真正大量吸纳被打压员工，以民主架构组织起来。 特别是在整个市场崩塌时，将航空业永久民主公有化是唯一避免灾难的出路，否则工人只会接受财团的宰割。整个航空业都应该被公有化，收归予工人民主管理，各公司进行互相协调和计划。真正的重组计划应该是踢走腐败的管理层和股东，保障付出血汗劳动的员工的待遇，确保航空业为人民需要而非利润服务。 香港：白色恐怖蔓延至传媒界 在香港警察国安处进行810大搜捕，搜查《苹果日报》总部后，当局最近正式以欺诈及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和“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黎智英等人，并禁止其保释，政权正连环出击猛烈进攻新闻自由。自从北京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以来，政府对民主运动以及抗争者进行了更严厉的打压。而这股白色恐怖浪潮，亦迅速蔓延至医疗界、教育界以及新闻传媒界。 最近，有线电视出现大地震，意味著恐怖气氛已令媒体企业自我阉割。8月，4名亲建制人士“空降”成为新闻部高层，随即对部门进行大整顿，当时已经引起三分之二的新闻部员工联署表达不满。至12月初，公司以减省成本为由对新闻部进行裁员，更即时解雇负责调查报导节目《新闻刺针》的所有员工，共40多人。由于该节目过去多次进行批判性报导，包括对香港警方、政府和建制派提出质疑，此举引起新闻部全体员工不满，认为公司是打压新闻自由，犹如“党媒姓党”，其后有线中国组丶港闻组全部员工宣布集体辞职。 至9月，警方更加直接改变记者的“定义”，由过往持有记者协会或摄记协会的会员，变成只承认政府新闻处所登记的传媒机构，变相由政府“发牌”。这代表大部分学生媒体、民间网媒，以及自由身记者将不被承认。去年香港抗争运动爆发，许多公民记者成立独立媒体，亲赴现场报导抗争运动和警察暴力，让事件真相能够不被当局审查下传达给香港乃至全世界的民众。 显然，这只是当局限制媒体的第一步，未来有可能会像中国大陆一样，由政府统一发放记者证才可以进行采访。 报复记者 而到了11月，作为公营媒体的香港电台，其调查新闻节目《铿锵集》的编导蔡玉玲，被当局拘捕。案情指，其中一集《铿锵集》报导了去年抗争期间元朗黑社会袭击民众的“721事件”。当中节目就事件中接载白衣人的汽车，利用公开的车牌查册系统，调查车辆背后的车主，来揭露这些车主与事件的关系。警方却以有关查册并非交通用途，指控蔡玉玲“虚假陈述”罪。 “元朗721事件”是去年抗争运动中其中一个非常敏感的事件，揭露出警察与黑社会指间的勾结。事后，警方公开指责媒体误报事件，以及抹黑警队。如今，更以荒谬的指控拘捕报导有关新闻的记者，完全是对记者的政治清算。 一系列事件表明，当局正有意识、有计划地打压新闻自由，散播白色恐怖。今天珠海学院的新闻及传播系收生人数为零，可见新闻工作在青年眼中的前景极为黯淡。显然，当下议会与选举权双双被废，媒体监察是能对政权造成有效阻力的仅存途径，因而新闻自由被政权视为眼中钉。社会主义者捍卫新闻资讯自由，因为这是劳动大众获得事实真相的权利。不过，无线电视及有线电视的例子，证明捍卫新闻自由不能依靠私营媒体下的伪民主，也不能依靠个别“开明”的媒体老板。有线裁员的例子证明了财团为了利益可以一夜之间转向拥抱政权，配合执行打击新闻自由的政策。全球各地新闻媒体往往集中到不民主的强大垄断集团手中，因此我们也反对媒体的私有制。要知道，在台湾和西方“民主国家”中所谓的“媒体自由”名不副实，媒体往往被少数垄断集团控制，使资讯牢牢控制在财团手中。 社会主义者支持新闻工作者组织战斗性工会，抵抗现时对传媒的攻击。我们主张公共拥有的、不由政府控制的自由媒体，并由媒体工作者与读者代表共同进行民主管理。我们主张人人可用的大众媒体，让整个社会将之用作一种沟通、表达艺术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极大的开放性和容纳不同的思想。要实现这一点，唯有通过一个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来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体组织，让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见。 香港：阉割通识科 清洗教育界 林郑月娥发表施政报告，展示政权对教育界实施高压政策，意图全面控制教育系统的野心昭然若揭。政权决意整顿通识科，包括更名、删减一半内容、要求学生前往中国大陆考察等。自去年因《逃犯条例》修订而引发的抗争爆发之后，建制阵营一直引导所谓通识科“教坏年轻人”的舆论。尔后通识科只分是否及格，培养学生具批判思考的“独立专题探究”在政治操作之下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政权要积极建构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加强学生对中共当局宪制文件（即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认识。同时，“国民教育”将会复活，促使学生只能认同中共的立场。 抹杀独立思考 国外亦有不少对应考科目只作及格与否的评分准则，如芬兰的大学入学试。然而国外所以采取这一制度是为了鼓励学生主动汲纳更广泛的科目知识和培养多元的兴趣。相对地，香港政府仅对通识科实施这一评分准则，显然就是为了“不鼓励”学生进行自我思辨，课业的“及格”与否仅取决于学生是否填写上政权所认可的“标准答案”和立场。这不仅打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更是完全是阉割了通识教育的重点，只求让学生成为唯唯诺诺的行尸走肉。 这一趋势其实早见端倪，近期作为迫害教师和打压教学自主的烂头卒的梁振英，自雨伞运动之后，当时他已盘算“整顿通识科”。而今年七八月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中，对中国历史科要求考生分析“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此说法的题目争议中，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已表示：“答案只有弊，唔会有任何利”。这就证明政权根本不在乎学生的思辨和论述能力，只在意他们的立场是否与政权一致。 政权于通识教育方面的打压，动机在于试图将学生反抗意识连根拔起，确保学生作为一个群体服从政权。但事实证明，这些洗脑教育往往只是政权的一厢情愿，不管是国民党白色恐布治下的台湾，甚至是现在内地的学生都爆发了自我组织的抗争运动。 除此以外，政权对教师的打压无日无之，继宣道小学教师事件之后，接续再有多位教师被无理打压。政权当局肆意指责教师失德，有如中国大陆劳改，要求教师参与所谓有关认识中共当局宪制文件及对社会运动批判的课程。对教师是打压和恐吓无疑是政权对教育界“杀鸡儆猴”的把戏。 清洗教师 宣道小学教师一事更是公然大兴文字狱。政权心知肚明宣道小学教师的言行，根本不可能构成所谓“宣扬港独”的指控，这是彻彻底底的荒天下之大谬。而政权的行动无疑是向教师及社会传达一项讯息：中共连仅仅是引导学生思考言论自由和社会议题的教师都不能容忍，以收到恐吓余下教师自我审查的效果。 林郑月娥打算将公务员的宣誓，照办煮碗复制在教师身上。可见，政权已经视香港的学术自由如无物，整顿教师、修改课纲、曲解课程设立原意已是无可避免。社会主义行动反对一切对教育界的清算，反对阉割通识科及反对推行爱国教育。我们认为，现在政权势更突显学运需要坚实的组织起来，因为与政权机器搏斗是长年累月的事情，但无组织的黑衣人自发行动不能持续下去，在面对镇压的情况下出现疲惫和迷失方向。学生青年群众组织需要由下而上的民主化组织，并选举产生受群众监督的领导，为重建斗争制订方向。 香港：“安心出行”码——政权安心你不安心 香港政府近出以第四波疫情爆发及“便于追踪隔离感染者”为由，推出所谓“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用以记录用户的行踪。这相当于中国执行的“健康码”，不但没有让民众“安心”，反而引发比疫症更大的疑虑。 现时政府收紧防疫规定，法例强制要求餐饮食肆及其他处所必须向政府申请“安心出行”二维码，以供市民以应用程式扫描记录出行去向。但现时并未强制要求民众使用，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担心引发广泛的抵制和不合作运动，令政府沦为笑柄。 政府表示其他地方如韩国、英国、澳洲等都有推出类似的政策和程式以协助执行防疫工作，但事实上，这些政策在各地都引发了私隐和行踪纪录能否得到有效保障的疑虑，除非像中国般无视个人权利和私隐风险强制推行，否则民众主动合作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实际效用成疑。 更何况经过过去一年，香港政府的信誉彻底破产，在保障民众私隐的工作上更是劣迹斑斑。去年的运动中就已有民众怀疑街头的“智慧灯柱”监控并收集民众出行纪录，因而将之全部拉倒。同时，林郑政府一方面声称“保护警员私隐”而放任其不配戴警员委任证和展示警员编号，另一方面却对亲政府建制组织在网上恶意披露大批民众的“起底网”视若无睹。 国家恐布主义 甚至有报导指，部分被亲政府“起底网”所恶意披露的资料，极有可能是由代办“回乡证”的中旅社甚或是广东省公安厅所流出。而内地官方媒体如中央电视台更公然表扬鼓励该网站的违法行为，完全是一种以披露民众私隐为手段的国家恐布主义行径。 因此，香港群众对于所谓“安心出行”、“健康码”等政策自然是抱有极大的戒心和不信任。即便是早前推行耗资巨大的全民检测计划，即使检测期一再延长，反应依然冷淡。最主要的疑虑同样是担心中共借此机会收集民众的生物信息作政治监控之用。 香港处于疫情阴影下将近一年，但依然间隔性地爆发了四次群聚感染。病毒学证据表明四波疫情的源头基本都来自境外输入，可见本地抗疫的第一道防线本已千疮百孔。坦率而言，为防疫症蔓延，卫生机关掌握民众出行资料本是合情合理，无可厚非。但这些政策一旦由一个专制政权，特别是一个以披露民众私隐作为打压手段的政权去执行，必然引发抵制和怀疑。更何况这些怀疑与阴谋论其实极有可能就是事实！因此，要有效地防疫，必须扫走极权专制，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政府，对掌握民众资料和私隐的部门进行完整严格的民主监督。 香港：荒谬的抗疫措施 百上加斤的医疗系统 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于十一月爆发以来，连日新增确诊人数高企，累计确诊人数超过七千人。重症患者有年轻化趋势。据香港大学及理工大学分析，病毒并非来自此前的第三波疫情，而是新的新一轮输入个案引起。 政权不检讨入境和隔离政策，不增加公营医疗资金和支援，林郑政府一面收紧限聚令，一面先后让不同岗位和身份人士，例如机组人员、船员外国领事和官员等，豁免检疫，仿佛病毒是会因人的职业和身份而不作感染。 更为严重的，是疫情令香港公营医疗系统负荷加剧，现时公立医院内科住院病床使用率整体达99%，深切治疗负压病床亦已达七成满。有报导指，公立医院本已长达数年轮候期的专科医疗服务，在疫情的影响下进一步恶化。 第三世界水平 部分专科轮候期延长5个月，增幅达四成，九龙东医院联网眼科新症轮候时间更长达172星期，即须轮候3年半！香港公共医疗开支占生产总值比例长年为第三世界水平，政府却在施政报告中全无著墨。实际上，即便没有爆发大瘟疫，香港的公共医疗体系早已长时期处于超负荷水平。 世界各地处理新冠疫情的经验已表明，日常充足的医疗资源是有效控制疫情的重要手段。对付这种高感染性低死亡率的瘟疫，重点在于社区医疗系统的快速而全面医疗反应服务，并防止医院病患过载崩溃，令死亡率暴升。而偏偏日常医疗资源正是香港一直所缺乏的。万幸至今为止香港的社区爆发尚未算非常严重，否则以本地薄弱的公共医疗体系与之抗衡，情况将惨不忍睹。 相对地，公私营医疗失衡问题亦对抗疫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公立医院仅有香港45%的医院医生，却面向服务90%的香港病人，而私家医生约7,000多人，占整体55%，则只照顾香港一成病患。在抗疫过程中，私家医院坐拥大量医疗资源，却拒绝接收诊治新冠肺炎病人，仅仅提供有限且非面向所有民众的检测服务。可见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医院，在疫症灾难面前仍不愿伸出援手，只想营营苟苟地维系自身利益。 隔离政策同样为人诟病。除获豁免人士以外，大部分从海外抵港人士需要强制隔离检疫14天，检疫地点则是酒店或自家住所。但防疫存在漏洞，受检疫人士并非专人专车送到隔离地点，前往检疫地点时有机会接触群众，而他们所入住的酒店或住所，亦可能与其他人接触。例如同住的家人可以如常上班，或是所住酒店仍会开放给其他顾客。 “秋后算帐” 另一方面，医护界在年初发动罢工，部分地成功迫使政府收紧出入境检疫政策，参与罢工的医护人士一直都面临被政权“秋后算帐”报复的风险。然而，林郑政权现时迫于外界舆论和工会组织的压力，特别是疫情反覆爆发，医护工人不可或缺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全面打击和清洗的企图。医管局宣布，对于2月份参与罢工的7000员工，只会收回“缺勤”期间的薪金，而不会再作出“其他人力资源方面的跟进”。这无疑是一次工人和工会的胜利，假如医护工会能进一步强化组织和工人参与程度，将可成为一支更强大的工会力量。 林郑自己也承认，所谓对疫症“全力以赴，力争清零”，只是一句戏言，并没有什么有效的计划。为方便市民纪录行踪的手机应用程式“安心出行”，亦被质疑为全民监控铺路。 归根究底，抗疫和民主斗争是一体的。需要民主控制公共财政，令科技不再成为监控民众的工具，大幅增加公共医疗开支，透过民主监督的政府推行全民检测和封关等措施。 香港：疫苗成政治献媚工具？ 现时世界各种新冠肺炎疫苗开始问世，意味困扰全球近一年之久的大瘟疫疫情开始渐见曙光。现阶段全球进展最快的包括美国辉瑞、英国牛津大学和中国内地的科兴与复星等，当中部分已经投入大规模接种。美国与英国现开始安排民众接种疫苗，假如疫苗效果理想，这两个最主要爆发疫情的国家料可很快控制及平息疫情。而与港人关系可能是最大的中国国产疫苗，现时却似乎未能给予民众充分的信心。 香港即便是亲建制的媒体亦不得不承认香港民众对中国制疫苗“反应冷淡”甚至“广泛质疑”。尤其是林郑称中国科兴疫苗最快下月到港，但该款疫苗的第三期临床报告却含羞答答般“可能”在下月中可以公布。这意味著港人可能将会接种成效不明的疫苗，简直形同草菅人命。与此同时，秘鲁卫生部最近就暂停中国国药集团疫苗的试验计划，因为一名志愿试验者出现神经问题，导致腿部活动困难。 中国制疫苗成效未明 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现时中国国产疲苗仍未能提供第三期临床试验报告，只有中国国药集团董事长称，目前已有数十万人紧急接种国药集团旗下疫苗，没有严重不良反应，亦无一感染。又指华为在墨西哥的办事处大部分员工接种旗下疫苗的无人染病，而未接种的员工却过半染病云云。港大生物化学系教授金冬雁直言嘲讽这种口述个案的举动是“石器时代非科学的做法”，指大众认可的是临床实验全面数据，而非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的个别情况。 事实上港人不信任中国制疫苗的根源在于过去中国三番四次爆发过骇人听闻的假疫苗事件，这些事件如同毒奶粉一样，不仅令内地民众深受其害更一度间接令香港本地疫苗供应紧张。 可见，林郑政府大手向中国药厂採购仍未完成三期临床测试的疫苗绝非所谓“科学的”决定，而极有可能是一种政治献媚的手段。社会主义者反对采购甚至安排民众接种成效未明的疫苗产品，并要求公开监督疫苗生产，运输，以至采购流程，以保障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只有将世界各国的医药企业民主公有化，交由各国工人阶级民主控制，才可以促成国际合作共同抗疫，避免疫苗变成外交斗争的工具。 二零二一年 香港：受疫情严重打击的难民 “疫症影响了我和我的孩子，特别是我的健康。”Mira说。 “我的小孩需要在家用Zoom上课，但这对他们来说十分困难，因为课堂用广东话教学，而我帮不了他们。我最大的孩子将要进入中学，但我找不到Band 1以外的双语学校，而要考入这些学校需要很好的中文成绩。 “难民是不容许在香港工作的，这导致很多经济困难。他们在疫情下削减了我们的援助金（难民的唯一收入）、食物津贴。虽然他们没有说明原由，但我质疑他们是认为孩子在家上课后，生活和食物费用开支会减少。 “香港政府为每名香港学生提供$3,500的资助，但我们却被排除在外。我有3个就读小学的孩子，分别读小二、小四和小六。他们都在香港出生，但政府没有给我资助申请表。上个月是我在香港的的第14个年头，他们说要逐个庇护个案处理，但我的案子至今还有任何进展。 足襟见肘 “每个月，他们只给予每个成人$1,500的租金援助，而小孩则只有半额。他们不会为我们提供居所，所以我只能为自己找地方。我们一家只能蜗居在一个很小房间，根本不够空间。特别在疫情下，大家都只能迫在室内，对我们健康不好。 “难民联会（由难民组成的援助组织）获得的捐款比以往少，而疫情下我们孩子也不能再到联会办公室或补习班。我感到十分苦恼。另一个NGO叫做国际社会服务社（ISS），但他们非常苛刻。他们只会给予一次机会协助交租，但只要你迟交一次，他们以后就不会再帮你了。 “对于我来说，假如有机会的话，我会选择工作去养家活儿。我不想要政府的援助。据我所知，香港是唯一一个难民没有工作权的地方。 “我特别担心我的小孩。他们的成绩不错，我的大孩子甚至因为他英文天赋被选拔到新加坡交流。但他没有护照，怎么去新加坡？他对此十分不开心，但我跟他解释这是由于我们的难民身分，他才无奈接受。 我想问，为什么父母不可以工作来养活自己的子女？有时候，我会因此感到羞愧。” 香港：支持基层团结战斗 反抗不人道难民政策 香港政府的难民庇护政策非常种族主义而不人道。现时本港有13000名庇护寻求者，他们居住在隔离、贫穷的环境中，并且被禁止工作来赚取基本收入。 社会主义行动多年来积极参与难民斗争。2014年，在社会主义行动成员的提倡下，难民联会在中环天星码头发起了为期六个月的占领行动。这场斗争最终从梁振英政府手中赢得部分而重要的诉求。原本在食物配给制度下，难民往往只能接受过期和被克扣的食物。后来变成现金券制度，让难民能够自行购买食品。社会主义行动组织并参与许多抗议行动，包括在2016年我们带领了超过200人抗议叶刘淑仪，反对她提出在深圳边境兴建禁闭营。 我们与同难民多次参加立法会的听证会，其中一次就提出难民学童所面对的困境。会上，我们让一名7岁的难民儿童震撼议会。她说她不会认字，因为她一直被禁止上学。在如坐针毡的数分钟间，那些议员被迫要聆听到他们那些反难民政策所带来的残酷现实。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香港：油麻地大火—— 社区还有无数“计时炸弹” 今年十一月，在油麻地广东道一唐楼发生了严重大火，造成7死11伤，是九年来死伤最严重的一场火警。死者全部都是尼泊尔籍及印度籍人士，包括两名小童。据《明报》报，火警生还者Kiran， Kiran未及找到灭火筒，火势已在3秒内无声地迅速蔓延，他只好设法逃生。社区“计时炸弹”还有多少？造成火灾的问题根源又是什么？ 该楼宇没有任何消防系统。根据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1987年前落成的楼宇都要做工程去改善消防安全，例如安装自动洒水、紧急照明、火警警钟等。但截至上月底，并未巡查涉事的唐楼。 房屋巿场化下的危机 出事唐楼是1951年落成，虽然不是㓥房户，但是“三无大厦”—没有法团、没有居民组织、没有物业管理公司，对加强安装消防系统造成障碍。金科消防顾问梁锦得受传媒访问时指，现时大部分唐楼的消防设备与现时标准有很大差距，且因楼宇本身结构问题，未必能在天台加装水缸等消防设施。香港总共仍有约5,300幢“三无大厦”，政府推动的支援计划进度缓慢，令类似惨剧不断重演。 问题的根源在于香港实行资本主义自由巿场，房屋的供应要以利润为依归，所以对政府来说是不应该大量兴建公屋去满足居住需求，而相反是要减少兴建公共房屋，以制造房屋短缺令资本主义巿场有利润空间。因此穷人只能付担起住在安全规格欠奉的住宅。 这场大火死伤者主要是尼泊尔裔人士，在港少数族裔因为语言障碍，加上政府刻意制造歧视，令他们长期处于贫穷和弱势。亲财团政府拒绝加大公共开支去促进少数族裔融合社会，因为这并不会为财团创造利润。 大火发生后，资产阶级李嘉诚向死难者家属拨款300万元，等同他在股市30秒赚到的金额，连积下阴德都恐怕都不够。因为李嘉诚就正正是房屋巿场化、公屋短缺下的既得利益者。他的地产王国越大，穷人就越只能住进危机四伏的地方。 这场油麻地大火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压迫穷人、制造社会不平等，以及服务一小撮人利益的本质。我们需要社会主义，一个真正为穷人、全体劳动者利益去民主规划的社会制度，它会消减资本主义下房屋投机，并以人民利益为优先去兴建大量公共房间，根源性地瓦解造成人命伤亡的危险房屋，社会主义行动为此而不懈抗争。 香港：新公务员工会宣布解散 反对打压工会权利 1月16日，于反送中运动中乘新工会浪潮而成立组建的“新公务员工会”宣告解散，工会在其FaceBook 专页中亦指因政府将强推所谓强制要求公务员宣誓效忠一事，工会理事将拒绝宣誓，因而预期将可能被政府开除，丧失理事与工会资格。故此现阶段宣布解散，以保护会员资料。 在2019年的反威权运动中，公务员中亦有大批对政府不满者。特别是721元朗袭击事件发生后，大量公务员更耻与此政权为伍，离心离德。林郑政府无中生有要求公务员宣誓，企图以含糊不清的所谓“违反誓辞”为借口，以此诛心罪去清洗体制内的反对声音。这一手段已清除了立法会内所有非建制派，林郑政府正要乘胜追击，为所有公务员下紧箍咒。 而在不久的将来，“强迫宣誓”的政策极有可能会延伸至其他行业，首当其冲的最大可能将会是教师、社工、甚至医护等行业。这些行业在过去皆旗帜鲜明地参与在各种挑战专制的社会运动当中，包括反国教、雨伞运动、以及反送中运动等。当中大量从业员在运动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性。林郑政府亦早已将教育和社工业界视为眼中钉，磨刀霍霍欲除之而后快。 国安法的威迫下工会权利受到更大的威胁，令资本家在经济危机中更肆无忌惮地以减薪、裁员和加工时等手段打击工人。当连否决预算案都被视为违反国安法时，政府未来更有可能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来针对罢工者。 报导指，曾有会员向新公务员工会提出可否通过司法覆核的手段以阻此“强迫公务员宣誓”，而工会亦坦承，政府搬出国安法作挡箭牌，司法覆核胜算渺茫。可见法律最终就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在政权已决心彻底撕毁香港仅有的半民主制度下，所谓的法律斗争工作难以阻挡暴政的脚步。 整个工会运动需要动员各行各业的工人阶级，抵抗政权的猛烈打压。可惜，新公务员工会领导在动员反抗前就决定解散。如果工会领导动员会员，召开大会民主制订斗争的方向，是可以凝聚在国安法通过以来陷于困难的新工会运动。政权势必步步进逼，而其他行业的工会仝人应当意识到危机正在迅速迫近。这不是一个能靠法律游戏以抵抗的攻势，唯有立即地号召各行业工会会员，民主讨论及制订如何在国安法下重建工会运动，包括重建罢工运动。 政府封区“抗疫”— 制造种族主义及歧视 新冠疫情持续在社区蔓延， 政府在一月底开始实施强制封区检测，油麻地佐敦一带成为首个目标地区，区内围封7000人近48小时后，最终发现13宗确诊个案，确诊率为约0.1%，政府所谓要达到病毒“小区清零”和截断传播链，但最大影响却是引发对区内大量少数族裔的种族主义和歧视。 印尼籍难民May与女儿及朋友共4人一起租住佐敦一旧式唐楼单位内，单位内空间狭窄挤拥，连一张枱也没办法放置，平常起居饮食工作读书也是坐在床上进行。“区内住了大量如巴基斯坦、尼泊尔籍等的居民，但那些身穿保护衣的工作人员只会说中文及英语，幸好我能说英语，但我的邻居根本不能与他们沟通。”May 续说：“他们派发的食物中居然有罐头猪肉，我们穆斯林信徒是不能食的。” 佐敦被解封后，May 带就读幼稚园的女儿回校交功课，却发现被拒进入，并要申报健康状况，表单上更有一项是是否来自受检测或隔离区域，“这跟往常不一样，学校职员可能知道我住在佐敦，变得要加倍提防。”“我感到很不公平，就像是被标签为带病毒一样。” 新冠病毒传播没有阶级之分，一视同仁地向欠缺保护的人施袭。但资本主义政府却将病毒传播归咎在种族之上，政府高级卫生官员何理明指少数族裔助长病毒传播，因为“他们喜欢分享食物、抽烟饮酒及交谈”，这显然是散播种族主义。支持少数族裔权益的融乐会则反驳“家庭聚会活动，一般巿民亦会进行，为何政府要强调少数族裔文化及宗教而较易传播疫症” 政府带头在社会散播种族主义的言论，目的是要将责任推卸在弱势种族之上，令社会分化对立，分散造成种种恶劣社会问题根源的焦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令香港连续10年成为全球楼价最难负担的城巿，超过20万最贫穷人士住在㓥房等环境恶劣的地方，当中尤以低收入的少数族裔，如南亚人士最主要聚居在佐敦一带，他们每天都面对来房屋、工作、警察方面的歧视。长期的不公平和歧视成为他们的梦魇，可耻的是当疫情恶化时却被政府“忽然关注”并指责，而资本主义制度和政府造成的高楼价、恶劣住房造成的病毒传播、削减社会资源造成的不公平却通通被掩饰起来。 少数族裔、难民和香港基层群众都是香港重商经济下的受害者，统治阶级必然要制造种族主义以分化及维持其统治，因此工人运动需要在反对一切形式种族主义和歧视上扮演领导角色，团结不同种族、性别和语言的基层工人，以争取更多资源、提高工资、增加公共服务和廉价房屋。 需要的是团结基层工人和所有种族，性别和语言的居民的运动，以争取更多的资源，更高的工资，增加政府对可负担住房和公共服务的资助。工人阶级的团结与斗争可以击退政权和资本家所制造的种族主义，迫使他们作出让步。这也需要组织成一个强大而民主的工人运动和政党，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独裁统治。社会主义行动正为此而战。 香港：疫情下肥上瘦下的财政预算案 香港在失业率创新高的情况下迎来2021年的财政预算案，在预算案宣读前，政府早已四处放风称“财赤严重，睇餸食饭”云云，明示不会加强舒困。特别对于面对疫情困境的基层群众，非但没有大幅增加对民众的社会服务开支，过往多年的“派糖”政策更在本年度“减甜”，连过去杯水车薪的生果金综援 “双粮”、公屋免租一个月等政策也被取消，再次无视基层迫在眉睫的困苦。 相反，拨款予未来数年的“国安开支”却高达80亿元，相当于全港每人交纳1000元“国安保护费”！时事评论员林和立估计这笔钱将支付予北京驻港人员的监控工作。足见有钱搞维稳，无钱帮基层。 现时香港失业率高达7%，在这个数字背后，隐藏著更为庞大的就业不足者和被迫放无薪假的工人群体。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而被政府勒令停业的行业工人，早已面临将近整整一年“无工开”的绝境。2019年在职贫穷人口已达50万人，去年人数一定更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面对各界的强烈诉求却仍坚拒设立失业援助金，也完全没有措施支援被迫放无薪假者，以直接救济失业与就业不足者，反而设立一个不伦不类的所谓“失业贷款”，让失业者向政府以固定年息厘借贷，上限为8万元。 这项短期的贷款不仅毫无吸引力，即使失业者日后再就业，随后的还款亦令其生活百上加斤。而更危险的是，假如失业者在还款期未能再就业，更可能被银行追至破产，变相推失业者送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在25日的记者会上明言，预期坏帐率会高达25%！换言之，政府在这计划中本来就预期每四个贷款人之中就有一人会面临破产，这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破产陷阱！而同时这些贷款由公帑担保，银行几乎不承受任何风险却坐收利息，毫不掩饰地进行利益输送。 对于失业者的救济，亦有学者退而求其次提出让失业者预支MPF户口的储蓄以应急，惟政府依然拒绝，揭露了政府只顾保护金融和企业的利益。一方面称MPF要保留作为退休保障，另一方面却又继续允许雇主以MPF对冲遣散费，根本自相矛盾。 而最令人关注的就是向所有18岁以上公民发放共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但最快要到暑假期间才开始接受登记，对燃眉之急毫无帮助。所采用的电子支付平台几乎必然包含像如支付宝、Wechat pay等软件，这对于很多小商户就无法纳入消费券的流动圈之中。同时，这又涉及到了政权一直以来密谋扩大收集个人讯息的问题。而且这次涉及到最为重要的个人消费纪录数据，比出行纪录、通讯纪录等更为敏感。众所周知政府一直意图推行所谓“货币电子化”，最终将掌握所有人一分一毫的金钱流动纪录。对于这个诚信早已彻底破产的政府而言，令人不禁怀疑这些数据将用于人身监控之上。 政府在预算案公布前就不断放风指“赤字超过3000亿，储备缩减至9000亿”，以正当化自身无视基层的政策。最终预算案的数字显示赤字仅2576亿，储备仍超过9000亿。这表明政府根本没有借口缩窄舒困政策，至少根本无须“减甜”，即使如去年般再发放一万元现金津贴，所额外增加的赤字仍不过400亿，仍不至于如政府所恐吓的“3000亿赤字”。可见政府并非无力舒困，只不过是无心舒困。 实际上，政府所宣称的赤字，相当部份就是源自于大白象工程。基本工程开支预算今年开支740亿元，比去年增长48%，而未来几年将增长至平均每年超过1000亿元。倾325亿推“落马州创科园”计划、6000亿元“明日大屿”计划。去年为了拯救私人企业，政府向海洋公园拨款54亿，向国泰航空注资273亿元。海洋公园今年又正向立法会申请追加拨款67.9亿“救亡”，即是短短大半年就获得公帑120亿。而国泰的注资只能足够其营运约一年，未来恐怕是无底深渊。没有这些“支出”，就根本不会落至如此的财赤。 年复一年一再表示“税基狭窄”，要扩阔税基，但对于一直以来针对财团的税种如资产增值税、股息税、遗产税、提高企业利得税等采取回避的态度。事实上，据不同的调查所估计，假如开征资产增值税、股息税、遗产税等三项针对富豪与财团的税种，已可为香港库房带来每年100-500亿（参考不同税率）的稳定恒常收入，这笔收入足以大刀阔斧增加公共医疗、护理、教育、交通、房屋的资源等。另一方面，单单政府胡乱挥霍在大白象工程和利益输送的开支亦完全可以提供充分优质的公共服务。 社会主义者行动主张停建大白象工程，开征富人税，设立失业援助金及全民退休保障，要求大规模增建公房达每年五万单位，解决穷苦大众的燃眉之急。然而，要求亲资本的政府满足这些诉求无异于与虎谋皮。工人阶级需要组织起来斗争，将大企业与银行公有化，让工人民主监督和控制。 香港：47人被国安法起诉 审讯犹如拷问 中共与香港政府再次发动政治清算，在年初大搜捕53名参与“35+初选”的参与者后，在2月28日以《国安法》中“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其中47人，当中包括梁国雄、岑子杰、胡志伟、谭文豪、杨岳桥等，甚至包括已然在囚的黄之锋。 被起诉的47人在3月1日于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数百名民众大清早甚至通宵在法院外排队轮候入内旁听以示声援。下午，在场警方一度举“蓝旗”和“紫旗”威吓群众，其后在旁晚驱赶民众离开并封锁法院。更恶劣的是，当晚一名代表被告的律师丘律邦，手持法律文件进入法庭之际，竟被在场警员拒绝放行，其后更以涉犯“阻差办公”、“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罪名将其逮捕。 而政府一方的起诉程序亦极其不合理，政府一方表示仍有大量的电子证据有待处理，甫开庭便申请将聆讯押后至5月31日，并要求将47人还押，反对保释。在未完成搜证工作的情况下，政府就提早起诉并将被告人收监，相当于未审先判。 审讯过程犹如酷刑拷问，被告在首天要进行连续十四小时审讯，加上前一晚被拘留在警署，很多人隔十二小时未能进食，每天只能休息数小时，三天没有洗澡。法官甚至拒绝让被告更衣。梁国雄、杨雪盈等人审讯期间不支晕倒被送院。 这项“控罪”的量刑极其严峻，量刑起点从最低十年徒刑起，最重可判终身监禁。但同时，“控罪”的立足点理据却又非常薄弱。多名在法院外声援的民众均表示“控罪”非常谎谬，但对判决的结果却感到悲观。民众纷纷表示，对所谓的“国安法指定法官”难以信任，认为他们只会执行中共的意志，势必会将47人定罪收监。而在诉讼前一星期，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于2月22日点名黎智英、黄之锋及戴耀廷，称三人是“反中乱港分子”当中极端恶劣者，要给予严惩，犹如在审讯前向法院发号施令。 今年九月可能会举行“立法会选举”，中共急于在此前执行全面的清洗，以防止像2019年区议会选举的毁灭性惨败重演。尽管中共对外宣声“国安法”有效“回复社会稳定”，但实际上掌权者深知香港的民愤在过去一年以来有增无减，只是埋伏在地下等待爆发。即使以防疫为名剥夺了集会权利，并打压所有的公开政治活动，但民众正一次又一次地寻找表达的机会与方式，以对抗专制的打压。 因此，即便是在去年十一月“国安法”实施后，超过六十万人依然积极地参与了“35+初选”，这对于中共而言相当于奇耻大辱！因此中共与香港政府去年再借“防疫”为名将立法会选举拖延整整一年，以此时间清洗非建制派候选人。对中共而言，最有效的清洗方法莫过于将候选人统统投入大牢。 自早前中共“DQ4”引发立法会内所有非建制派总辞后，本来已无实权的立法会，失去了最后仅余的一丝认受性。正如我们早前所指出，民众会在短期内失去了立法会这个斗争平台，但这同时会对统治阶级造成危险，因为群众的不满情绪会引导至其他的抗争渠道。 如果基层劳动者在职场组织起来，建设真正战斗的活跃工会和群众组织，会形成比立法会更有力的新抗争工具。长远而言，幻想会消失，斗争会因而激进化。事实证明，立法会形成“35+”从来都是不现实的，中共政权永不能容忍伪议会落入反对派手中。由此可见，在制度内循序渐进改革是注定失败的。群众斗争必须以改变整个制度为目标。因此中共自作聪明的“震慑”策略可以使香港的民主运动“蜕变”。 我们社会主义者声援47名被荒谬控罪指控的人士，并要求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即使很多被告的立场与反资的工人阶级立场距离千里。同时我们不能坐视政权借“防疫”之名压制社会运动，不能眼睁睁地看著政权趁此机会步步进迫。我们主张现时迫切需要重建群众斗争 但鉴于2014年的雨伞运动与2019的反威权斗争，即使有无比的勇气和力量，却未能赢得重大的成果。未来运动要胜利的话，一定要从近月泰国和缅甸的斗争经验中学习。尤其在缅甸，工人罢工瘫痪了经济和银行系统，削弱了军方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抛弃“香港斗争可以在一个城市内胜利”这一想法，而要将运动连系至中国大陆同样受极权压迫和资本剥削的群众。 香港斗争需要抛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认知到财团与银行也是祸害的一部分。资本主义与专制国家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分别是一只恶魔的左右爪牙，都想镇压民主权制，以保护权贵对基层工人的剥削制度。各争取民主权利的政党和团体应立即召开一个抗争平台，在建设工人组织和工会的基础上动员并重组群众，为民主权利与经济生存权而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出路。 社会主义行动申请加入民阵公开信 致民间人权阵线： 中共正在吹风要用国安法控告民间人权阵线。白色恐怖的政治气氛令泛民党派纷纷退出民阵。此举对于抵抗政治迫害的斗争并无帮助，实在令人遗憾。 中共要取缔的不只是民阵，而是香港举行反中共大型和平集会的合法权利。若果民阵受到打击，七一游行将可能从此消失。消灭民主运动的示威权利才是中共的真正目标。中共下一个目标将是支联会及六四集会。各大民主派工会恐怕也不能幸免。 民阵作为号召大型集会的主要平台，无疑在2019年的抗争中发挥著重要作用。由2019年3月发起1万2千人游行，酝酿前期的反送中运动，至6月9日的100万人及6月16日的200万人上街，驱使抗暴革命爆发，到了运动中期陷入僵持状态时，民阵再发动818的170万人流水式集会再鼓起运动。即使过去民阵由温和泛民所主导，社会主义行动并非认同其全部做法，但现在捍卫它就是捍卫示威权利。 社会主义行动现申请加入民阵，望获所有留下来的成员团体批准。我们呼吁所有反独裁的团体留在民阵，或者加入民阵。国安法通过前，多个自行解散的民主派团体，最后也没有避开中共的镇压，足见退出民阵并不是避开中共打压的逃生门。作为民主运动的团体，理应站出来告诉群众——斗争将会继续。 中国／香港：ISA发起全新的声援行动 自2019年香港群众斗争过后，局势已全然改变。习近平独裁政权和名不符实的中国共产党回应这场运动的方法，就是对民主权利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打压，其目的是要摧毁这场运动，并防止未来在香港和中国大陆任何的群众斗争。 鉴于这些对香港民主权利的攻击以及在中国大陆越来越严厉的打压，ISA发起了“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暂译，英文名称为Solidarity Against Repression in China & Hong Kong）运动。这项运动的目的是加强大众对中港实际发生情况的认识，以动员来自普通人民、工人和青年的团结声援。 这个运动在几个重要方面将与几个其他现有的声援行动有所不同。ISA在中港都有我们的同志和社会主义支持者。他们受到直接的打压威胁和影响，令这场斗争非常具体。 我们的团结运动将集中于中港受压迫阶层（工人、年轻人、妇女和少数族裔）所面临的局势。我们将避免按照各自议程的各政府和商业利益团体发起的倡议。当民主权利和工人权利问题受到威胁时，他们既不能为被压迫者发生，也不能被信任。在中美两国统治者之间的新冷战时代，这尤其重要——因为双方都试图操纵全球舆论，利用全球舆论进行他们的帝国主义权力斗争。 该运动的目的是教育、介入和组织声援行动。实际和即时的团结声援意味著向遭遇国家镇压的受害者表示支持，并尽可能广传相关事件的消息。该运动希望以提出决议案、制作影片和分享活动照片来提高全球工会和劳工运动对中港镇压的认识，以支持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工人权利和民主权利。 中共直接治港的新模式将自制灾难 香港正处于历史性的反革命状态。中共动用国安法全面镇压，参加初选的民主派政治人物身陷囹圄，立法会被阉割至人大一样，法庭不断重判示威者。9名泛民政治人物被裁定前年8月18日参与及组织未经批准集结，其中5人被判监8至12个月，当中社民连梁国雄（长毛）被判最重的18个月。他们多人还将面对国安法的审判。 中共提出“爱国者治港”，为所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正式送终。中共全面改组香港立法会，立法会直选议席由一半降低为90席中的20席，候选人必须获得港区人大政协代表的提名，而且还有国安部下的资格审查委员会，根本上由中共牢牢操控。 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共彻底错估形势，误以为建制派会大获全胜，故此没有取消区议会选举。最后民主派夺得9成议席，使中共惊惶失惊措。中共明白到，哪怕是空间极度有限的选举也可以成为群众投抗议票的平台，因此下定决心要全力扼杀选举空间。现在，中共取消超级区议会议席，因为该五席由区议员提名的，将会由泛民占据候选名单。中共亦害怕全港性选举会变成变相公投，让选民抗议票。 中共对小圈子的特首选举也不放心，即使广大群众并无投票权，还是害怕泛民主派有可能提名挑战中央的候选人。除了取消区议员的选委资格外，医护和社工的权力亦被削弱，而中资代表则获得新增的商界（第三）界别。中共打破了泛民迷信九七后体制内妥协和“循序渐进”改革的幻想，不论是35+控制立法会，还是300+特首选票的关键少数，都已是灰飞烟灭。 议会沦为笑话一则，杯葛选举的气氛已在群众中蕴酿起来。建制派已正吹风，指鼓吹投白票将会是违反国安法。不论反对派能否发起公开的白票运动，选民的投票意欲己将大大减低，使中共又再自取其辱。中共及港府自以为强硬镇压会平息反抗，但民怨只会继续积累下去。 泛民主派的生存空间被扼杀，并不代表建制派可以大安旨意，从此歌舞升平。中共同时会整顿治港势力，淘部分的建制冗员，希望更有效直接控制香港的政策。三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抛出“忠诚废物”一词，嘲讽香港建制派虽然忠心耿耿，但却庸懒无能、无力护主，并非“贤能的爱国者”。建制派立法会议员的叶国谦则以“废柴学者”一词回击。建制派与中共要员公开骂战是极为稀有之事，表面上无意义的口水战，背后揭示著建制内部权力大洗牌将会进行，各方都在争夺政治分赃。 习近平政权不会明白，是自己极为强硬的统治造成香港民意反弹，激起2019年以来的激烈反抗。中共反其道而行，相信要更强硬控制香港、更直接指挥香港才可避免日后危机再生，因此改变过去经中联办及香港建制派的统治模式，削弱因山头林立而行动散涣的建制派之权力，由中共党机关直接治港。 在前年香港抗暴革命爆发期间，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就多次南下深圳，设立“危机管治中心”指点治港政策。经过这场风浪后，中共要把直接指挥香港的做法制度化。2020年2月，中共将“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升格为“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由韩正担任组长。这种小组是用于驾空国务院的权力，使国家事务更直接由党控制，方便习近平集中权力于一身。习近平上任以来，担任过经济、财经、外交、网络、法治、国防等小组组长。 没有了民主派，“忠诚废物”出现生存危机。过往建制派动辄将民不聊生归咎于“反中乱港”、“拉布搞事”的泛民。现在，他们不能再以泛民作为代罪羔羊，推卸政府暴政的责任。若果当连橡皮图章也不如，恐怕会失去对中共的利用价值，因此在政治小丑剧扮演一下“反派”，提高一下批评政府的声调，来获得自己的定位。最近建制派反对林郑兴建沙岭超级殡葬城，就是一边向中共表忠、一边向林郑撒野的表现。当然忠犬还是忠犬，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独立性，更不可能挑战中共和财团的利益。 几名内地商业精英高调成立紫荆党，旨在于新选举制度中取代香港建制派。紫荆党创党主席李山两会期间获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夏宝龙单独接见。该党创办人之一、中播控股董事长黄秋智直指，改选举制度将“沟淡”现有建制派，更直指建制派“令中央无法听取香港真正的声音”，以至在2019年区选中大败。然而，依靠他们执行中共的政策只会适得其反，制造更多冲突和动荡。香港建制派在扎根多年，好歹在直选中也有4成选票支持，而且利用强大的资源进行地区工作，在不少贫困屋邨能欺骗到一定民心。新建制派的内地精英面孔对香港人来说更陌生，其政治背景更为离地，难以在香港获得深厚的支持。中共又再次自制多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面对严厉的镇压，泛民知名的政治人物很可能面临长期监禁。而香港半民主议会政治正式死亡，令泛民政治也绝路。中共在主权移交时，对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循序渐进走向普选的假承诺，产生了半民主议会与泛民政党这种政治产物。故此，议会就是泛民的母体。温和泛民并不相信议会以外的群众斗争和组织，他们担心斗争会变得“太激进”会挑战到他们的领导地位，没有议会根本没有生存空间。他们要不是自行解散，就要跪求中共让他们入闸参选。现在泛民各党已在讨论是否继续参选而陷入分歧。而任何决定参选的泛民政党，都将会被群众视为“忠诚反对派”。 整顿香港建制派除了政治因素，也是为了让中资加快接管香港经济。在中美冲突激烈化下，中共要应付与美国阵营的经济脱勾，因此加强接管香港以免经济孤立。此外，中共亦要进一步控制香港的战略产业，包括土地、电讯和电力，从而确保在地缘政治冲突中掌握对香港的统治权。中资占香港经济份额是越来越大，已占据了港股市值的七成以上，去年新上市股份有98%都是中资股。而在多宗基建工程合约，中资亦占总款额约一半。例如造价逾千亿元的港珠澳大桥的工程合约中，中资占总款额的54%。 中资亦积极收购农地及竞投官地，但囤地面积仍远落后于港资地产商。为了加快接管香港土地，中共要发动权力斗争，扫除部分港资与新界地主的障碍。三月，韩正提到需要解决香港住屋问题，随后廉署以涉嫌贪污诈骗拘捕24人，包括香港村屋大王王光荣及十八乡乡事委员会主席程振明等乡绅。乡议局根本是“爱国爱港”团体，为中共效犬马之命，可预见权斗之手未来将会伸至中共多年来的另一个盟友——港资地产商，要知道近年党媒攻击李嘉诚为“地产吸血鬼”而不是新鲜之事。香港地产商要么更开放与中资合资开发土地，要么像李嘉诚的长实那样抛售大量资产。 紫荆党最近流出一份内部刊物，拾韩正的唾余，指中央只要出手强征新界土地，就可解决香港土地问题。这种说法实在荒谬可笑。多年来，中资与港资之间虽然互相争夺市场，但也合资联手炒卖或开发土地。他们总体来说有共同阶级利益，而房屋问题的受害者正是他们的阶级敌人——工人阶级。中共自己就是住屋问题的元凶。 去年以来习李就统治方针出现激烈的权斗。主要代表中共太子党、资本家和邓小平时代元老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认为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和强硬镇压在国内制造了不必要的冲突，也与西方国家制造前所未有的对峙。他们希望恢复邓小时时期的温和政策，让中国可继续融入世界市场。与西方资本主义有著密切的联系的香港资本家现在被中共排挤，也一定程度上这场权斗的延伸。 事实证明，在中共政权的统治下，立法会形成“35+”从来都是不现实的，中共政权永不能容忍伪议会落入反对派手中。由此可见，在制度内循序渐进改革是注定失败的。群众斗争的逻辑是要改变整个制度。 在可预见的将来，斗争会失去了立法会这个斗争平台，但群众的不满情绪亦因此会被引导至其他更激进的抗争渠道，对统治阶级造成更大的危险。如果基层劳动者在职场组织起来，建设真正战斗的活跃工会和群众组织，会形成一种新的且威力更大的抗争工具。中共自作聪明的“震慑”策略等同抱薪救火，促使香港的民主运动“蜕变”。 香港斗争需要抛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认知到不论中资、港资还是外资都是祸害元凶。资本主义与专制国家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分别是一只恶魔的左右爪牙，都想镇压民主权制，以保护权贵对基层工人的剥削制度。运动也要抛弃“香港斗争可以在一个城市内胜利”这一想法，而要将运动连系至中国大陆同样受极权压迫和资本剥削的群众。尤其现在中国青年大大激进化，下一场大规模运动可能会先在中国大陆爆发，倒过来鼓起香港的抗争。 香港：青年穷人无份的BN(O)居英权 在中美冲突升温下，英国政府一改过去无视、甚至附和中共镇压香港的态度，推出“5+1方案”的BN(O)留英计划来回应《港区国安法》。去年英国政府放宽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的签证及居留，并拨款4300万镑为移英港人提供协助。除了因为与中国发生地缘政治冲突，英国政府也想借此抢夺香港中产阶级带来的资金。 到目前为止，据报已有两万七千名港人通过这一计划申请移居英国。英国当局估计未来5年将会有超过30万港人移居当地。中国视之为挑衅推行反制措施，宣称“不承认”BN(O)为合法旅游证件，甚至不排除未来会取消移英者的港人身分。社会主义行动支持港人移居权和庇护权，反对中共的打压。 留英计划被很多港人视为德政。事实上BN(O)政策源于1980年代右翼英国政府不愿意给予港人英国公民身分，声称这会使英国“被外来文化淹没”。今天这项政策仍存在巨大的局限性。英国政府估计，虽然持有BN(O)的港人数量将持续上升，去年年底已达73万，能通过这一方案出逃的港人占人口不到10%。更重要的是，作为2019年抗暴革命主力的年青人，尤其是24岁以下者，除非他们的父母持有BN(O)并有意离港，由于他们自己无法申领BN(O)，根本没有机会出走。最需要受到庇护的一群将受到无视。 成本高昂 BN(O)签证移居者，要等待6年才能享有英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而以英国的生活水平社会，除非具一定教育程度和资产的中产阶级，否则难以承担当地的生活费。据《经济日报》报导，假如一家四口以BN(O)居英方案移居英国，等候入籍的6年间开支至少须485万港元。这就使得基层民众却步。 香港贫富悬殊严重，中上阶层坐拥丰厚资金。去年全港拥有1000万港元或以上净资产的“千万富翁”达51.5万人，创历年新高。港人资金的流入直接推动了英国的楼价飙升。莱坊(Knight Frank)的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香港买家占整体外国买家的4%，高于2016年的2.5%。部分移英的香港业主更试图在当地复制香港式炒楼牟利，大量地产业者正在开班传授炒楼技巧。资本输出到哪里都像蝗虫一样侵蚀资源，所谓蝗祸根本是阶级问题而不是族群问题。在资本主义体制下，香港人未来也不免会在英国或其他避难国里面对种族歧视。 过去两年英澳加都有港人亦不忘继续斗争，举办声援香港抗争的集会，应该予以支持。然而，依靠香港民族主义（港人身分认同）来建立海外生态圈却只是一种幻想。在20世纪初，海外华侨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批形成中华民族意识的群体，并为1920年代反帝运动埋下种子，是因为华侨工人阶级有著受到种族歧视与欺压剥削的共同经验。然而，今天中产阶级为主的香港民族主义是相当软弱，移英港人欠缺集体生活的连结，使“港人身分认同”难有组织的发展。海外黄店可以像民主墙那样作为宣传平台和表达空间，但在金融资本垄断的今天这并不会形成独立的经济圈。目前大部分黄店赚到的钱是不会回馈给抗争运动或援助政治犯的。移英港人真正要做的，不是联结英国政府或两大党权贵政客，而是团结在英国的工人和基层群众，挑战英国的工会官僚，要求工会支持中港民主斗争，亦要中国大陆的群众输出革命，为未来的斗争作准备。 香港：巴士逆市加价 市民百上加斤 疫症下市民面对无薪假、减薪甚至失业。九巴及新巴城巴却于3月中获行政会议批准大幅加价。九巴已于4月4日把独营路线价格上升平均5.8%，最高达8.6%，联营过海路线则分阶段加12%，4月4日先加8.5%。新巴、城巴则获准加价12%。首阶段已于4月4日起开始整体平均加价8.5%；并于明年1月2日再平均加3.2%。 三大巴士公司过去十数年多次加价，数次高于通胀。当中城巴和新巴于2019 年1月加幅更达9.9%。九巴母公司载通国际去年因获政府补贴9亿元，令其有2亿元盈利，近5年已累计赚21.8亿元。而且九巴于2001年把其广告业务附属公司RoadShow分拆上市，其帐目并没有直接包括其广告收入。由巴士车厂用地所得，卖楼及出租商场收益，则归载通国际所得。 巴士公司另一方面对员工则越见刻薄。九巴后勤部门于1月有数十人遭“劝退”离职。自3月起，以合约形式续聘已退休车长改为只以半职聘用，更指定夜更岗位。底薪较旧合约减少三成。而负责清洁车厢的清洁工，则由4月起被转为外判工，转职到清洁承包商工作。至于新巴及城巴，去年底强制员工每月放1至2日无薪假、要求“自愿申请”短工时更份安排，即相关更份最多上班4小时，以时薪计算工资。于2月先后解雇了10多名文职人员和逾40名后勤部门员工。3月获批加价后，更把所有兼职车长停职。 疫情下削减班次 提供市民服务方面，疫症下乘搭人次减少，本来正好令每班车的载客人数减少，以保持每人的距离，减少病毒传染机会。但政府却批准巴士公司缩减班次，让疫症初期九巴部分班次延长至30至50分钟一班。现时南区部分路线上班上学繁忙时间候车需时达半小时，今年初新巴城巴个别路线甚至曾经于周日每小时才有一班。 社会主义者认为，大型公共交通运输系统的运作目的，应用于提供免费及优质的服务，并禁止疫症期间任何恶化员工待遇的行为。工人需要团结组织工会才能有抗争的力量。只有把交通企业公有化，置于民主的集体管理下，才可令其真正为民众服务。 香港：“套丁”数十年 资本赚到尽 近期，廉政公署再度就套丁案逮捕“丁屋大王”王光荣及其次子王德信，再令人关注起新界“丁权”及“套丁”等问题。 所谓“套丁”，指的是拥有建屋“丁权”但无地的新界原居民男丁，与有地但无建屋权的地产发展商私相授受。表面上由地产商廉价“卖地”予男丁，再由男丁申请兴建“丁屋”。私底下，该“丁屋”实际上由地产商所拥有，并由地产商出售牟利，男丁在其中收受一笔据称约十多万到五六十万港元不等的“套丁费”。按2015年李钦培套丁案（DCCC 25/2015）的判决显示，以上的“套丁”行为属串谋诈骗地政总署的犯罪行为。 假如我们宏观地审视，根据2013年10月30日香港政府“立法会十八题：乡村式发展地带”新闻公告显示，法定图则中规划为“乡村式发展”的土地的总面积为33平方公里（约占香港总陆地面积3%），而全港整体的住宅用地仅占香港总陆地面积4%，意味著香港超过90%的居民挤拥在4%的土地上，相对地，不到10%的原居民却（至少在纸面上）有著3%的土地预留。 但事实上，正由于土地紧绌，现时大多数所谓的原居民男丁根本手中无地建丁屋，他们最多不过是一次性地将自身的“丁权”出卖予财团，套现区区数十数现金，与财团“套丁”后发展成动軏市值千万元的低密度豪宅相比，连九牛一毛都比不上。据《苹果日报》报导，地产发展商垂涎套丁建屋转售的暴利，往往通过村长乡绅甚至黑帮威逼利诱原居民出卖丁权，过程中多番涉及众多利益瓜葛而发生血案。可见目前，实际上大多原居民男丁的所谓“丁权”根本并非建屋自住，而仅仅是地产商和乡绅牟利的其中一条渠道。 早在2016年，媒体《香港01》已曾揭发“新界王”刘皇发与其两名儿子刘业强、刘业光等人在二十多年前就曾涉嫌以套丁的手段发展丁屋屋苑“龙涛湾畔”、“成发山庄”等，获利1.2亿。追查之下，其中一名出售丁权的原居民亦直认当时早已出卖丁权，卖价仅五六万元。 套丁行为的非刑事化 据报导，涉嫌套丁牟利的还包括前行会成员张学明、广东省政协温幸平、地产商金朝阳集团、甚至负责丁屋政策的前地政署官僚！可见这些建制中坚，一方面猫哭老鼠假惺惺地表示了解香港民众住屋问题，另一方面却涉嫌在套丁操作上下其手牟取数以亿元计的暴利。 而是次“套丁”案件，涉案者亦堂而皇之地搞出一个“套丁”屋苑“晓门”公开出售，整个屋苑占地达3.3公顷。而这一“套丁屋苑”并非特例，大埔“华乐豪庭”同样属疑似套丁屋苑，占地4.6公顷，已相当于一般公屋邨的占地面积。相比之下，以“晓门”为例仅发展277户，而占地相约的公屋启晴邨（3.47公顷），则发展了5,204户，两者相差近20倍，这是对土地发展荒谬的浪费和挥霍。 与此同时，套丁泛滥的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在现时特首林郑月娥身上，据香港电台报导2007年时任发展局局长的她应乡议局的要求，将丁屋申请表中，申请人声明没有转让丁权的一项剔除，变相将套丁行为非刑事化。而这一政策的改变，全港民众居然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前文所述的2015年李钦培套丁案开审，乡议局出示林郑签署相关政策改动的信件，全港上下才惊闻此一消息。 但面对这些严重且泛滥的情况，即使媒体甚至民间团体如本土研究社得都能查出大量疑似套丁的案例，相关的官僚机构却几乎完全无所作为。被媒体曝光的套丁乡绅名流等人，在过去数年间绝大多数都未被追究或正式起诉。直至2019年元朗721事件后，民众对封建乡绅和“乡黑”势力憎恶至极，大批民众自发追查其不法行为。到最近，廉署方才姗姗来迟地逮捕数人，予人“找小弟祭旗交差”之感。 香港丁权问题积陋已久，这本身就是一项传统封建宗族的残留物，其中涉及到土地分配的不平等乃至男女性别的不平等，在现代社会散发著封建时代中令人欲呕的恶臭。社会主义行动主张应当立即废除丁权，全面没收所有地产商及“乡黑”势力的土地和农地，由居民代表及规划专家组成的土地委会员规划发展，全力兴建廉价优质且密度合理的公共房屋供应全港民众所需。 疫情下的香港经济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已超过一年，然而疫情仍然未见终结。虽然病毒对民众的健康未造成如部分地区那样严重的伤亡，但对劳动大众的影响依然巨大，特别是经济民生方面。2020年的香港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全年经济增长为负6.6%，是1961年有记录以来最差，而且亦是连续两年陷入衰退。 受到疫情打击，短短一年间，失业率至今飙升到7.2%，是自2004年以来最严重。除此之外，打工仔还要面对就业不足、强迫无薪假、减薪。受到最大冲击的行业无疑是零售、饮食、旅游、航运、酒店业等等，当中餐饮业失业率更高达14.7%。而贫穷人口亦屡创新高。 虽说是疫情导致经济状况恶化，但香港早在疫情之前已经陷入经济衰退（源于中美贸易战与中国经济放缓），2019的经济增长为负1.2%。 的确，普遍分析认为本港今年经济会出现反弹，港府预测本年经济增长为3.5至5.5%，至于IMF也预测有4.3%增长。不过，这是建基于去年衰退底下的基数，如果把2019-2021年3年的数字加起来，经济仍然为负增长。IMF亦警告，全球经济反弹后会逐渐失去动力，甚至要到2023年才可回复到疫情前的经济数字。 就算是2003年SARS之后香港表面经济数据能很快复苏，但严重的失业率要持续到5年之后的2008年才回复到低位。也就是说虽然经济数据可以改善，但工人阶级的处境往往要更延后几年才能有所改善，更不用说贫富悬殊的问题实际上是越来越差。而当年的危机尚且有双位数增长的中国经济作为缓冲。然而，今天中国经济也陷入自1976年来最差的状况，未来经济困难的时期还会持续。 港府是贫富悬殊的元凶 同时，香港政府将摆脱经济困境的希望，押在大规模接种疫苗身上，然而在缺乏医疗配套、安全保障、政府长期不得信任下，本港的疫苗接种率一直偏低，疫情反覆未来仍然会威胁经济。而在经济危机持续下，最受打击的就是广大基层与劳动大众。 去年12月，政府公布《2019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2019年的贫穷人口达到149.1万，贫穷率为21.4%。但官方的贫穷线定于算每月家庭住户入息中位数的一半，1人家庭的贫穷收入仅为$4,500，根本不足以反映在生活费昂贵的香港下真实的贫穷状况。但这贫穷数字已经是自2009年政府设立贫穷线以来的最高。至于深受疫情打击的2020年，可想而知社会贫穷必然达到破纪录的程度。 面对劳动大众严峻的贫穷、失业问题，这个坐拥过万亿储备的香港政府做了什么来救济市民呢？今年2月公布的财政预算案，政府以巨额财赤为由，非但没有设立如失业援助金等的社会保障，连过往多年的“派糖”政策更在本年度“减甜”，连过去杯水车薪的生果金综援“双粮”、公屋免租一个月等政策也被取消。 实际上，政府所宣称的赤字，相当部份就是源自于大白象工程：倾325亿推“落马州创科园”计划、6000亿元“明日大屿”计划。而去年为了拯救私人企业，政府向海洋公园拨款54亿，向国泰航空注资273亿元。海洋公园今年又正向立法会申请追加拨款67.9亿“救亡”，即是短短大半年就获得公帑120亿。当中国泰获得政府注资后，更随即大规模裁员8500人，留下来的员工亦遭大幅减薪。 似乎政府现在已毫不隐藏地充当工人的刽子手、贫富悬殊的制造者，显露自身服务资本财团的本质。 与此同时，纵使疫情与经济危机的影响，有钱人却越来越富有。花旗银行早前发表《香港千万富翁调查报告》，2020全港拥有千万港元或以上资产的人口达51.5万人，上升2%，创历年新高。这与全世界在疫情期间的趋势吻合，全球资产达到10亿美元或以上的富豪由去年的2,095人已急增至2,755人，当中有23名香港富豪挤身全球500大。可见，统治阶级不断宣传的“共渡时艰”是假的，朱门酒肉臭才是真的。 五一劳动节 最低工资$66 很快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节。劳动节是劳动大众透过抗争来捍卫自身权益的传统节日，但去年五一当局首次借助“限聚令”来禁止游行，而今年亦以同样原因不能有五一游行，可见政权打压民主权利也就是在打压工人权利。在国安法镇压下，职工盟主席吴敏儿及医管局员工阵线余慧明身陷监狱，未来政治罢工很可能为定罪为“颠覆国家政权”，加上白色恐怖气氛也会压制经济罢工。 对于香港的广大工人阶级来说，劳动节实在有太多太多需要争取的改变：全民退休保障、廉价住房、租金管制、最高工时、男女同工同酬、工会集体谈判权等等。更甚，今年的五一是首次被政府冻结最低工资的一年。 香港自2011年订立最低工资以来，水平一直极低，现在仅为每小时37.5元。今年冻结最低工资后，意味著政府最快要到2023年才有可能增加，变相这4年来基层的收入连通胀也赶不上（巴士今年已率先加价）。根据乐施会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要在香港能够得到有体面的生活，应付衣食住行等开支，在计算通胀影响后现在基本一人开支为$11,328。以标准每周五天工作、每天八小时制来计算，最低工资应定在每小时$66，也就是说官方水平根本低估算了77%，而这个工资水平亦应与生活物价挂勾。 以香港2020年的人均GDP 36.23万港元（也就是每月$30,192）来看，这个基本工资水平根本不算高，也可以看到香港劳动者的财富究竟有多少被那些老板们剥削掉。 展望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随著中美帝国主义冲突、保护主义、去全球化成为“新常态”，传统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未来可谓夹在中间进退两难。北京及港府近年积极推广“大湾区”融合， 目的就是将香港纳在习近平的“双循环”经济圈内。 香港政府最近推出了所谓的“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鼓励青年人到大弯区工作，并以公帑补贴企业的工资支出，这就是当局试图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方案！不过要知道，大湾区是没有独立工会的，工人维权是非法的，习近平年初南巡深圳时候更加将恶名昭彰的996（朝九晚九六天工作制）合法化。因此，港府只是想把香港青年变为血汗工厂的新力军。 近年来，中国大陆已经成为香港最主要的外来直接投资来源地，也是香港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目的地，两者占额都超过一半。中资企业越来越大举进驻香港不断加速，去年有中国体育品牌李宁入主港资服装品牌Bossini、中国移动旗下公司以工业地史上最贵金额击败港资地产商投的沙田地皮等。相反，在《国安法》通过后，美国商会的调查指2/3美企认为情况不利其前景，而有另一调查显示超过30%日资企业考虑减少在港业务。中资未来势成为香港的新“霸权”。 香港被绑上中国经济列车 至于香港的经济支柱金融业，去年在香港新上市的股份有98%为中资企业，比例史无前例地高。今年随著中美冲突恶化，美国实施《外国公司问责法》，越来越多在美股上市的中资企业将会寻求在香港“二次上市”，当中包括百度、哔哩哔哩、携程等。过去中美冲突，美国也曾经考虑针对香港的美元结算及联系汇率制裁中国。未来，香港从国际金融中心变成“中国金融中心”是大势所趋。 因此，香港不单是政治“大陆化”，而且整个社会与经济命运也与中国绑在一起，未来越来越左右香港发展的，是中国的局势，使香港工人更需要团结中国大陆工人共同抗争。 摆在香港劳动大众眼前的问题，不外乎是就业、工资、维生的问题。然而，亲中共、亲财团的港府是不可能改善、亦不愿意改善基层的处境，他们的目标只是保护财团和大企业能够在制度崩塌中存活下来，并平息民愤迫使大众接受这些痛苦的经济政策。 香港的劳动者需要意识到，我们与中国大陆的工人阶级及所有被压迫者都是命运共同体。要应对未来更严重的危机，今天就要捍卫工会权和罢工权，反对国安法镇压，并且加入、组织新的战斗性工会，以及我们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党。不但要在香港重建斗争，更要连结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劳动者的集体力量，共同抵抗资本主义与独裁的一切剥削与打压。 香港：疫苗接种一再“甩辘” 香港自2月26日正式开展新冠肺炎疫苗的全民接种计划，但显然反应并不热烈。截至4月7日，疫苗计划开展到第41天， 接种第一剂的人数仍不到52万人，仅占人口比例7%。 土耳其、巴西和智利在接种中国科兴疫苗后，确诊率不减反增，而中国也传出医护人员接种2剂国产疫苗后仍确诊感染肺炎。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终于坦承，中国疫苗保护力低，当局正考虑混打不同种疫苗来提升保护力！ 死亡风险 民众对疫苗接种缺乏信心的因素众多，首先的原因在于安全性问题上。特别是对供港主力的中国制科兴疫苗安全性抱有极大的怀疑。截至4月9日，香港共有15人于接种疫苗后死亡，当中13人接种的正是科兴疫苗。虽然未有证据指死亡个案与疫苗接种存在因果关系，但接种中心在打针前并没有检查市民的病历，加上所谓专家并无加以检查死亡个案，政府一切照常继续接种计划，使民众的信心大受打击。 之所以造成这一现象，政府的接种策略绝对难辞其咎。须知为应对这次世界性的新冠肺炎大瘟疫，各国的疫苗不管是科兴抑或复必泰，大多只是获“紧急使用授权”（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这是自EUA通道成立以来，首次全球性大规模批出EUA进行广泛全民接种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意味著这些疫苗有著比一般正常程序上市的药品更高的风险。因此在中国，政府官方还称“临床试验关于老年人保护效力的数据还不充足”，要等到“获得足够的安全性、有效性数据后”才会开展高龄长者的大规模接种工作。 奇怪的是，连科兴自己也表示不建议长者接种的情况下，香港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优先安排60岁或以上人士及长期健康问题的人士接种。而结果自2月26日接种计划开展以来，接种后出现严重反应须送院的亦多数是长者。显然政府想营造一个照顾长者的形象，但这毫无根据的优先接种政策却收到了反效果。甚至令人觉得香港政府是不是要用香港长者作为“白老鼠”，以供给科兴疫苗高龄群体的临床接种数据。 此外，造成反应冷淡的原因还有于接种后的配套政策一片空白。比如打压游行集会的限聚令是否会取消？“疫苗气泡”会否重启，以尽可能恢复航运与旅游业的运作，让从业的工人走出困境之余亦吸引其接种？所谓“疫苗护照”的政策进展又是如何？正与多少国家地区接洽相关安排？是否可以让部分被勒令停业或须遵守营业限制的行业可以接待已完成疫苗接种的民众？这些通通都是民众最为关心的事项，但一切在政府的公告中却似乎讳莫如深，或只有一句“正在研究”的官腔废话。政府对本港疫情毫无掌握，加上全球资本主义政府各自为政，难以互相协调抗疫政策。今年社会运作能否恢复运作仍有很大疑问。 同样的，政府供应的也一直以来仅仅只有科兴或复必泰两款，而从未看见政府有意扩大供应的种类，让民众有更多的选择空间。这些因素同样都令疫苗接种率和进度缓慢不前。更要命的是，4月12 日，科兴在巴西的合作伙伴布坦坦研究所公布第三期临床试验最终研究数据， 结果指出，完成两剂科兴疫苗接种后对新冠肺炎的预防有效率仅得50.7%。假如按世卫60%才能达到有效的群体免疫效应的标准，那即意味著即使全港所有民众都接种了两剂科兴疫苗，香港都不能摆脱瘟疫的威胁。 官僚怠政害苦民众 再一次，香港政府对接种疫苗后的官僚怠政，加深民众一直以来的怀疑：政府根本不想真正的平息疫情，而是希望通过将瘟疫维持在一定的威胁水平以借辞打压游行集会等民主权利。毕竟连梁爱诗都坦言担心疫情平息，各项限制撤销后大规模抗争运动会卷土重来。 社会主义行动认同接种疫苗是对抗瘟疫的最重要手段，但我们主张应由医护人员及专家民主产生的抗疫工作委员会制定防疫政策，并统筹一切抗疫物资的采购、物流和供应，基于科学数据而非政治去制定平衡而有效的防疫抗疫政策。 5月31日国际声援抗议日——反对香港“国安法”审判！ 5月31日星期一，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长毛”梁国雄与其他46名被告将第二次上庭受审。这是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独裁政权去年实施港版国安法后，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审判。一旦罪成，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 本案于3月1日首次开庭，这是当局发出的一个严厉警告，目的是要向所有人展示用来打压政治异议人士的新法律。47名被告中有包括“长毛”在内的36人被拒绝保释，并在“调查”期间继续被羁押。在过去的香港，基于被告无罪假定的原则，除非是非常严重的案件（例如谋杀案）审判，否则通常准予保释。3月的审讯持续了4天，被告甚至被剥夺了洗澡或换衣服的权利。当时有10名被告晕倒，包括罹患心脏病的“长毛”在内的4人需要送医。 中共政权通过这次“国安法”审判，其打击面涵盖了几乎所有反建制的反对派领袖和参选人，包括工会运动人士、亲西方自由派和右翼本土派（香港民族主义者）。其中包括“长毛”这样的前立法会议员。长毛曾五次当选为立法会的议员，而今天这个机构已经成为了橡皮图章。习政权在香港实行了全新的政治制度，中共控制的机构或商会将钦点4/5的立法会议席，而国安部门亦能对所有候选人进行筛选，以确保只有“爱国者”才能参选。“爱国者”的定义是那些毫无批判地绝对服从习近平政权及其镇压政策的人。 针对这47人的“颠覆国家政权”指控，案情指他们在2020年7月国安法实施数周后，参加了的非官方举办的“初选”。超过61万名选民在这个“初选”中投票，来决定泛民参加2020年9月（后来被取消的）立法会选举的代表。这次初选的投票率异常地高。而中共声称“初选”是为了推翻港府的阴谋。 无论胜出初选与否，所有参选人都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长毛”没有赢得初选，因此根据7月份的结果，他不会成为9月立法会选举的候选人。作为在斗争中拥有良好记录的战士却不能成为候选代表，这显示香港民主运动的政治意识是自相矛盾、甚至是混乱的。2019年的群众抗议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高达200万人上街游行。民众表现出了极大的创造力，并勇于挑战强权。 2019年运动的教训 青年人是推动斗争的力量，他们很大程度上否定了那些曾是反对派主导力量的泛民政客，人们越来越感到他们“太软弱”，并正确认识到他们阻碍斗争的角色。不幸的是，运动集中于“勇武行动”而忽视了政治，且强调“自发性”，而非去建立有组织的群众组织（民主委员会、工会、罢工委员会和工人阶级政党），导致许多“新生”但在政治上十分局限且混乱的人物和团体冒起（言辞激进，但缺乏运动致胜的策略或思想）。 尤其是在运动变得精疲力尽的后期，部分团体的唯一“策略”，就是把他们希望押在美国和右翼西方政府的（实际上很表面的）制裁。这些组织缺乏有效的前进方式，而走向了彻底的死胡同，这也代表著运动对于外国资本主义政府的真正面目存有误解。 “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运动以及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呼吁我们的同志和支持者在5月31日在全球各地进行团结声援行动，抗议香港的国安法审判。在大城市，在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外进行抗议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但在某些国家，即使在小城镇，英国、香港的主要银行，譬如汇丰银行的办公室甚至也可能是进行抗议活动的好地方。（汇丰银行的是国安法的帮凶。汇丰银行亚太区首席执行官王冬胜是中共独裁政权下的政协委员，并力挺国安法） 我们要求废除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并释放所有政治犯。我们强调重建群众性反独裁的革命斗争的必要，将斗争传遍中国，并将反对无处不威胁民主权利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 以下是“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运动新传单的正文： 反对中港镇压！ 团结基层、国际主义，不信任为大企业服务的政客和政府 自2019年爆发群众抗争以来，香港至今已有10,200抗争者被捕。当中有600多人因“暴动”和“非法集结”等政治罪行而被定罪，其中许多人被重判5年或以上的徒刑。中共独裁政权将抗争者称为“恐怖分子”和“境外敌对势力”，并强行实施了新的国家安全法以镇压民主运动。国安法的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 香港曾是中国唯一拥有有限民主权利的地区。然而自从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这座城市已成为事实上的警察城市。中共习近平专制想消灭民主“病毒”，他担心这种“病毒”会从香港传播到中国，同时他也想在与美国和西方政府不断恶化的冷战冲突中表现出强硬态度。 香港的镇压 •迄今为止，已有超过100名社运人士被控违反《国家安全法》所规定的严重罪行。 •国安法严重侵害言论自由。香港民主运动多年的主要诉求口号“结束一党专政”，现在被视为颠覆国家政权，违者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 •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在中国是个禁忌话题。六四纪念活动过去只能在香港举行，2019年的烛光晚会就有18万人参加。但是2021年是连续第二年香港被禁止举办烛光晚会。 •香港的工会是中国镇压的目标。3,000人的新公务员工会于1月解散。两个工会的领导者，职工盟主席吴敏儿和医管局员工阵线（HAEA）主席余慧明的亦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吴敏儿已辞去工会主席的职务，并与工党的断绝联系，以期减低她的刑罚。其他几名被告也切断了他们的所有政治联系。 •左翼老斗士、民主运动人士“长毛” 梁国雄也是国安法被起诉的人物之一。他在港英时期也曾因“非法集结”被判监18个月——这提醒大家，不只是中共政权才会实施镇压性法律。 中国的镇压 中国的镇压情况更严重。除了作为政府傀儡、从未支持（哪怕一场）工人罢工的黄色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外，所有独立工会都是非法的。工人经常因罢工或抗议而被判入狱，特别是当他们试图组织起来的时候。工人领袖往往被指控“有境外势力操控”。女权人士还遭指责“不爱国”和“被西方思想绑架”。 2018年，在著名的佳士工人斗争中，数十名左翼青年和毛派因组织声援罢工工人而被捕入狱并遭受酷刑。因此，中共这个伪“共产主义”独裁政权所打压并监禁的，不仅是香港的自由派政客和民运人士，也包括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工人。 在12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居住的新疆，当局正进行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的恐怖镇压。中共独裁政权支持西方在2001年后的“反恐战争”，并以此来推进对于自己国内穆斯林的镇压，来加强对资源丰富的新疆的控制。维吾尔人受到歧视性的种族主义法律和大规模高科技监控系统（包括大型集中营）的统治。习近平政权最初否认存在集中营，但是当不可否认的证据出现时便改了说法，将其称之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运动是由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以及我们在中港台的同志所发起的一项国际声援运动。我们在争取民主权利和支持工人斗争方面拥有优秀的记录。 “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旨在揭露中共独裁政权的真相：这个政权是由亿万富翁所控制（中国现在的亿万富翁人数超过了美国），并拥有世界上最恶劣的工人权利记录之一。同时，我们还揭露了西方政府反华言论的伪善，这些言论经常被用来煽动种族主义、引起分化，所谓推崇“民主”和“人权”只是空话。 民主vs独裁 •美国向世界上73％的独裁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中国都没有援助这么多独裁国家！ •英国统治香港154年期间也未曾举行过首长选举。 •只要对他们有利，“民主”国家的政府会支持任何国家制度。正如我们在缅甸所见，要与独裁作斗争，需要工人和青年进行革命性的群众斗争。 美国、欧盟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及其大企业多年来与中共独裁关系紧密。他们过去共同遏制了针对侵犯人权的批评声音，甚至曾帮助中国公安开发了一些最先进的监控技术。他们仅有的考量是，要从中国没有工会的劳动力中榨取利润，并开发中国不断成长的市场。新冷战标志著这种友好关系的终结，而中西资本主义之间的敌对情绪也日增。 争取民主的斗争——争取民主权利，例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工会和政治团体的组织权、罢工、自由参选与投票权，以及换下现任政府的权利——只有通过群众斗争（特别是工人的斗争）才能胜利。而跟香港一样，资产阶级在今天站在民主斗争的对立面。 群众斗争 唯一出路 民主权利从来不是哪个执政集团或政权赠与的，外国政府或“国际社会”也从未曾给予过民主权利。这是因为真正的民主权利和实现这些权利所需的群众斗争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只有一小撮人真正拥有全部的权力。 这就是为什么“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在反威权斗争中著眼建立活跃的基层团结，并坚决反对投靠任何资本主义政府。工人、妇女、青年和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社会运动，是唯一可以打败专制政权的力量。 警方打压香港六四集会 香港保安局已禁止举办今年度纪念1989年大屠杀的六四烛光晚会，威胁参与六四集会可判处5年监禁。此外，警方也最近宣布，就算仅仅宣传六四晚会，亦可处以1年监禁。 就此，当局以疫情为借口禁止集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真正的原因自始至终是中共政权想让32年前血腥镇压北京民主运动的件事从人们的记忆中消散。在中国大陆，当局企图用严格的审查制度将六四事件从社会的记忆中完全抹去。在过去30多年中，香港一直是中国的唯一一个纪念六四的据点，每年6月4日规模宏大且不断增长的集会帮助著留存1989年反抗的火种。 最近一系列对在香港的基本抗议权利的无情打压，反映了中共独裁政权以及其在香港的傀儡政权对于政治不稳定的担忧。对此，当局选择继续加大镇压，每一步打压及后都会带来更强硬的政策。 一个月前，港府宣布出于疫情考量，今年的六四纪念晚会将被禁。当时，特首林郑月娥避谈纪念晚会是否合法的问题，声称这是警方的决定。与在许多其他情况一样，林郑自身的立场无足轻重。实际上，习近平才是在独裁统治著香港，而他在香港的政策反映的不是本地因素，全国和全球才是他优先的考量。林郑不在决策圈子里，现在她只能通过解读中央政府的动作语言来猜测她明天要拥护什么政策。 鉴于公众对最初的六四集会禁令缺乏强烈反应，中共政权认为这是一个机会进一步侵蚀香港民主权利。当局希望完全取缔香港六四烛光晚会，并确立未来六四集会也是违法的。由此可见，不仅是1989年六四事件，香港2019年为争取民主权利和反警暴的群众斗争也仍然困扰著当局。 “所有犯法的事都是犯法” 去年港府以疫情为由禁止了六四集会，而相比之下今年的禁令（现在平均每天仅新增1宗新冠肺炎案例，而且大型综艺活动已经恢复举办）更展露出政治因素。对于集会是否违法，林郑称要视乎集会上发生什么事，以及有否触犯《国安法》所禁止的行为。劳福局局长罗致光同样含糊其辞，称“所有犯法的事都是犯法”。 由于中共政权完全可自行定义国安法中“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分裂国家罪”的含义，因此参加或者宣传政治集会甚至可能会被追溯刑罚。 当被问到六四集会当中的主要口号“结束一党专政”是否合法时，林郑回答说：“香港要尊重国家宪法，而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对比林郑两年前说香港以“尊重和崇尚自由的特质”为傲，现在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范围已经从“港独”扩大到纯粹另一种政体。 在毗邻的澳门，六四集会已被完全禁止，因为“结束一党专政”和“停止政治审判”等口号被视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诽谤”。值得一提的是，当地的法律依据并非像香港那样的国安法，而是根据30年前在1995年葡萄牙殖民时期订立的法律之重新解释。 这清楚显示，中共政权会根据其独裁统治的需要，而利用旧有的殖民压迫手段。同样，香港许多泛民人士因“非法集结”而被判监禁（其中4人因去年六四集会而被判监，另外还有20名正在等待判决），这也是另一条殖民时期法律。 革命情势 针对区区一场纪念晚会，当局实施的禁令也突显了中国政权对任何提及六四的言行是如此的敏感。香港在2019年群众斗争中提出的“五大诉求”也仅只是有关香港一地的问题，但1989年的六四事件则是一场有可能推翻中共独裁的学生与工人群众革命运动。在屠城前的几个月内，全国至少300个城市（不仅是西方媒体驻在的北京）的数百万工人和学生发起了游行示威，进行公民抗命，并开始组织罢工行动，要求民主化和终结中共独裁统治。这种情况很快进入了革命性的局势，许多基层中共官员和党员也受到群众影响而参与到运动当中。 当时学生主要关注政治民主化的诉求，至于中国工人阶级也动员起来，要求结束在邓小平亲资的“市场自由化”政策下所爆发的严重不平等现象。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等独立工会成立，展现出潜力去推翻正在迅速向资本主义专政方向发展的毛主义-斯大林主义政权、以真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作为替代方案。 当中共命令军队镇压群众运动时，守卫北京的第38集团军司令拒绝执行命令，这反映出革命情势令解放军与国家机器之间出现严重分裂。国家权力被架空了。一名瑞士外交官随后透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每一位成员都曾就转移资金（到瑞士银行）问题与他有过接触。”当时情况下所差的只是一个清晰的工人阶级替代方案，一个进行革命性变革的纲领和领导，而不是一个希望说服政权内部较为“开明”的派别去采纳更“改良”的方案。 中共的回应，是残暴屠杀示威者、工人和学生。仿佛为了展露中共反革命的真实阶级特征，当年惨遭杀戮的绝大多数是北京外围工人阶级地区的民众，实际上天安门广场内的学生占领者的死亡人数则少得多。这场运动的失败带来了决定性的反革命，令中国过渡到独裁政权指导的现代资本主义。 香港的反革命 现在，随著反革命的反动在香港大行其道，民运人士被罗织一大堆罪名，看来中共政权想让他们坐一辈子牢。例如，左翼老将“长毛”梁国雄因在2019年与人一起参加并“煽动”两次示威而被判处共22个月的监禁。自由派社运青年黄之锋也因去年六四集会而被判监，刑期在原先的一年半基础上又加了10个月。 与邓小平政权在1989年六四后的审判相比，现在在香港法院的判刑更为严厉。即使是1989年六四被“头号通缉”的学生领袖在一般也只被判入狱2到3年，而在香港，现在警察威胁纪念六四就要被判5年监禁。例如，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杨涛因在1989年运动中的角色而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1年徒刑。运动领袖王丹被判处4年徒刑。 香港六四烛光晚会是1989年声援六四示威者的百万人示威活动的政治遗产，其中2019年的最后一次合法示威活动吸引了18万人参与。许多中国大陆人继续前往香港参加年度抗议活动，无惧中共的独裁统治。 镇压换不来稳定 中共现在以为，他们可以永久地禁止香港的六四集会，从而结束长期以来一直困扰著自己的政治芒刺。中共随后可能会进一步禁止每年的七一游行和其他反政府游行。 中美冲突是推动中共政权继续在香港进行政治打压的另一大因素。在与拜登及所谓“民主”国家联盟的对决中，对于习近平而言有数以万计人上街争取民主权利是个很负面的政治包袱；不过拜登也不过是新瓶换旧酒，更多地只是重新包装特朗普反中国议程。 不过，中国独裁统治正在玩火自焚。镇压不会带来政治或经济稳定，无论中共对治港模式做出什么样的“完善”（即更多的极权控制），民怨都在日益增长。继承自英国殖民时代、现已经被中共当成垃圾丢掉的民主面纱，过去至少为港府提供了一个“安全阀”，以释放体制积累的危险政治压力。 资产阶级泛民政客（当中许多人现在已在狱中）是这个伪民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口里支持群众对民主权利的诉求，但始终试图与中共当局达成妥协，并回避或限制群众抗议。 同时，今天中国自身正在陷入越来越深重的危机。事实上是众多且相互关联的危机：人口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和政治危机。习近平强硬的高压统治，现在以香港为“沙包”，反而让中国局势更为动荡而非稳定。中共政权正可能步向比1989年六四更浩大的运动。 中共治港下的警察国家机关 在2021年6月9日于英格兰、威尔士及苏格兰举行的“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运动启动会议上﹐中国劳工论坛的Vincent Kolo发表了演讲。本文为当天的演讲内容。在比利时、德国、瑞典和美国也举行了启动会议。 香港现在是一个事实上的警察城市。中国所谓的“共产党”独裁统治，实际上是一个彻底资本主义的反动政权，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而它已在过去12个月全面控制香港。以前中央尚有下放权力，容许香港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权，但中共政权现逐步全面控制香港的政府、法院、学校、媒体、公务员甚至经济。 自从中共在1980-90年代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传统香港资本主义大亨一直是中共的主要同谋，现在正越来越被中国大陆资产阶级挤压开去。因此，伴随政治镇压的是香港迅速被中国大陆经济殖民。作为中国帝国主义的表征，这一点对于了解在中港发生的事件，以及国际上肆虐中的帝国主义冷战至关重要。 “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SARCHK）是一个运动，支持中港工人的斗争、民主权利的斗争，以及在中港面临迫害、被逮捕和被监禁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此运动旨在提高政治意识，在工人运动中开展教育，令工人为有效抵御不断升级的中美新冷战而做准备，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实情。 了解美国时事比中国要简单得多。虽然资产阶级媒体会有偏见和错误，但在中国，除了地下消息以及受镇压的政治活动人士获取信息外，其他传播信息的渠道均被完全封锁。 自一年前中国实施国安法以来，香港约有 100 名抗争者被检控。触犯该法的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事实上，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刑罚，因为国安法允许将严重案情的被告押往中国审判，而在中国他们可能面临死刑。这一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使用，但其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此外，除了面临最严重指控的 100 人之外，还有1万多名年轻人因与2019年群众抗议运动有关的政治罪名而被捕。案件不断被提交法庭审理，每隔几天都有新的案件上庭。迄今为止，这1万人中有超过700人被定罪，当中许多人被判处5年或更长的刑期。 陪审团制度遭废除 根据国安法，在香港已经使用176年、沿袭自英国司法制度的陪审团制度将不复存在。对于颠覆国安法或勾结境外势力等国安法罪行的审判不适用陪审团制度。保释的机会很少甚至为零。以前在香港，只有犯下谋杀或其他非常严重的罪行才会被拒绝保释。现在，政治审判中的被告经常被拒绝保释。 例如，“长毛”梁国雄，曾连续五届当选、前立法会唯一的左翼民选议员，自2月底以来一直被关押，并被拒绝保释。他正在与其他46名被告一起受审，这是目前香港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政治审判。47人中的大多数被拒绝保释，已经被关押了3个月。 在5月31日，案件第二次开庭审理，最重大的进展是控方（即中共及其港府）提出将案件移交高等法院。这意味著什么？显然是、也只会是无期徒刑。下级法院无权判处任何人终身监禁。因此，这47人中的许多人（如果不是全部）很可能会遭遇最严厉刑罚。 “爱国者治港” 这场审判的所谓司法程序绝对可笑，犹如1930年代斯大林政权的莫斯科大审判。这47人的所谓“罪行”是，一年前参加了初选，以决定哪些泛民候选人应该继续参选立法会。那次立法会选举随后被取消，现在真正的立法会已被政权消灭，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个僵尸议会。 上一届立法会只有一半民选席位，另一半实际上是由政府机构及资本利益集团委任，并非什么民主典范。但现在，在中共独裁的“完善”下，更只有五分之一的席位是民选产生，另外五分之四的席位则由中共、其在港傀儡机构以及资本利益集团任命。此外，新立法机构的所有候选人都将接受国安警察的审核。 此外，新立法机构的所有候选人都将接受（相当于军情五处）的秘密警察的审核。想像一下，如果这是在英国，那么下议院选举的候选人首先必须得到军情五处的批准。 中共及保皇党将该制度称作确保“爱国者治港”。他们不想“长毛”等泛民“不爱国”分子当选。只有对习近平独裁莫敢不从的奴才才能治港。 左翼思想的成长 当然，中国大陆的镇压更甚严厉。工人罢工经常被警察镇压，组织或领导罢工的人被逮捕、被囚禁，支持工人抗议的左翼青年也是如此。其中一些青年自称“毛派”，但在中国“毛派”是很笼统的词语，涵盖意思很广泛。近来中国青年明显的激进化，对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趣在增长，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他们自称毛派，但实际和他们讨论就会发现，很多人都并非真正的毛派，与西欧或北美的毛派不同。中国的许多年轻毛派都支持LGBTQ权利、正面看待女权主义。他们反对国家镇压，与我们一样视中共为亲资政权，而不像传统的毛派。其中一些青年曾参与、协助工人组织罢工，因而被围捕、监禁、失踪。 国际上有些左翼误认为左翼应该在中美冲突中给予中国某种支持。他们认为，只因为美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最大的帝国主义强国，所以中国理所当然地代表某种激进的替代方案了吧？现实并非如此。中共政权是一个极为残酷高压的政权，肆意打压工人权利和左翼的政治自由。 近期有一个外卖骑手罢工的案例。过去几个月，部分骑手就收入下跌和职安问题，至少在3个城市组织了罢工。这就是“零工经济”：他们没有雇佣合同、医疗或养老金福利。中国有超过700万名外卖骑手，有15%拥有大学学位，因为大量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其他工作，所以被招聘到零散工作大军。今年早些时候，当骑手尝试组织罢工时，被认定是他们的领导人的陈国江在2月25日被捕，而他可能至今还没被释放。 “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要求释放陈国江，争取在中国工人组建独立工会的权利和罢工的权利。这些权利在今天的中国并不存在。中国拥有8亿多工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工会化的劳动力。当中共被误认为是“左翼”或“激进”政府时，我们需要指出这些事实。 六四纪念 1989年北京爆发群众运动，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而六四天安门屠杀扫清了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后障碍。 6月4日，解放军屠杀超过1000人。真实数字是国家机密，但可以肯定丧生人数超过1000。 香港以往每年都会举行六四悼念，但今年已连续第二年烛光晚会被禁止。上一次晚会是在2019年、疫情之前举办，有18万人参加。今年，政府再次以疫情为借口禁止晚会，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威胁任何参与者会被判5年监禁，并威胁在社交媒体上宣传集会会被判1年监禁。 但主办方支联会对禁令并没有什么抵抗，甚至连举行网上集会都没有。支联会是由泛民自由派政党和NGO组成的联盟。这反映著整体趋势——民主派主流政团大多数对镇压毫无抵抗。 多年来我们社会主义者一直批评六四晚会的举行方式。支联会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机构，也没有将1989年的记忆与今天反威权斗争扣联起来，而是集会很大程度上去政治化，将其变成了一个行礼如仪的活动。 自发抗议 今年六四，尽管面临的集会禁令和严厉镇压，而且没有任何组织领导，但仍有超过3万甚至可能多达6万人（年轻人为主）无视禁令，在全港7000名警察的阻挠下，走到维园附近以及各大闹市抗议，促成了即兴式的示威。 警方开始逮捕手拿蜡烛的民众。岂料上街人数比想像中更多。大多数人没有手持爉烛，但维园附近挤满了用手机亮灯抗议的群众。 那天晚上我们在街上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发展。年轻人开始高喊口号，但口号内容主要不是关于六四屠城，而是针对当下香港的现况。可见当天变成了一场捍卫香港集会权的自发抗议。 口号反映的是，群众意识完全集中在香港，几乎不与中国发生的事情联系。今天在香港，你不能说“结束一党专政”这一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者）的主要诉求，因为你可能会被根据国安法指控颠覆国家政权。但主张港独也是违法，可判处无期徒刑。而年轻人却没有高呼前者，他们高呼独立诉求和其他以香港为中心的口号，例如“五大诉求，缺一不可”（2019年群众斗争的主要口号）。 由于缺乏强大的左翼力量和工人运动，北京的镇压强化了香港意识的上升，并提升部分人对独立的支持。 早在2019年运动期间，抗争者与中国群众斗争建立联系的意识就很低落，但现在更为薄弱。从群众斗争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当前的困局，因为与大陆群众联合斗争，是打败专制政权的唯一途径。 拜登与冷战 六四当天群众自发上街，表明中共政权的全面治港将遇到困难，但这并不代表中共会停止进攻。推动北京加强控制香港的因素之一是与美国的冷战。 习近平政权现在正面临冷战的严重压力——他们预计在特朗普输掉选举后冲突会缓和。我们预计冲突会升级。 拜登此时正到访欧洲。这是他作为美国总统首次外访，因而极其重要。他将出席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G7，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会议，随后是欧美峰会和北约峰会。所有这些会议无不关乎到中国。外界指拜登对欧洲的访问是关于“三个C”——即：新冠肺炎（COVID-19）、气候（Climate）和中国（China）。但实际上，另外两个C也确实与中国有关。G7计划向较贫穷国家提供10亿支疫苗，试图在疫苗外交中战胜中国。现在，所有主要西方大国都支持美国的立场，要求中国进行再次新冠肺炎源头调查。 G7会议也将推出取代中国“一带一路”的“绿色”方案。绿色方案的实质内容很可能是极为虚弱。他们现在显然想要做的是反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利用“绿色”气候友善形象来推出帝国主义贷款，并扩大非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 “一带一路”里超过60%的能源投资进入了不可再生资源。据北京清华大学研究人员2019年的报告指出，到本世纪末，有140个参与国的“一带一路”将使全球平均气温升高2.7摄氏度。这将让北京已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目标无法达成，并使世界陷入不可逆转的气候破坏。 这些行为，给了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府对中国开展攻势的机会。拜登访欧期间还有其他方面对这场激化中的冷战极为重要。当这场冲突升级时，习近平政权会做什么？他以香港为出气袋，以展示其“实力”和“决心”。仿佛在说：“我们可以为所欲为，不由你管”。 镇压急剧升级——香港下一步会如何 47人受审是香港历史的关键时刻。民主派47人因初选被控以《港区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再度开审。独裁政权以罗织荒谬罪名作为策略手段，目的是为了消灭民主斗争，并取消香港仅有的自治权，施加全面的控制。无论是针对泛民主派头面人物以至更广大的示威者，对民主斗争的群众制造杀鸡儆候的效应。五月，控方随即申请将案件转交高等法院审讯，这意味著被告的刑期上限将提高至终身监禁！ 而在第二次开审过程中，“国安法指定法官”三番四次拒绝辩方的协助请求。甚至连要求披露控罪元素、是否闭门审讯及是否设有陪审团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未有正面回应。这就如大陆的法庭那样，只是控方的橡皮图章，实在是对所谓“法治”的无情嘲讽。 47人之中不排除部分人会被轻判，但这场审判无疑是北京极权全面控制香港的第一步。禁止游行集会（下一步很可能禁止七一游行）、取缔支联会和民阵等组织、扼杀以往半民主的选举制度、打压本地媒体以及政治清洗校园，这一切都是一场反革命，为的是巩固无可挑战的独裁制度。若果要有一个抵抗的策略，但必先要明白当前事态发展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而唯一答案是团结斗争，在2019年斗争里欠缺了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中国大陆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重判“非法集结” 早前，19年的十一游行被控“非法集结” 案中，各被告被重判14-18个月，当中长毛加上早前八一八流水集会的刑期合计后，已共被判囚22个月，而这仅仅是被控“非法集结”这一相对较轻的控罪，纵观过去三十年香港的司法案例，这都是判刑最重的一宗！随著六四临近，各路建制派跳梁小丑亦纷纷露面以攻击支联会表忠，还记得他们在2019年时是多么怯懦，现在突然大胆起来了！一如早前对民阵捕风捉影的流言攻击一样，这些把戏都是中共取缔支联会前进行捕猎前的试探和前奏。可见政权对政治犯的打压和清算已经到达了歇斯底里的状态，这表示中共政府意图“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地击垮所有在香港的反对声音和力量。 为了达成这一战略目标，中共在各条战线上全面出击。除了动用所谓的《国安法》以清洗反对力量外，亦利用“公务员宣誓”以“肃清”公务员系统内的不稳定因素。在2019年的反威权抗争运动期间，特别是骇人听闻的721事件后，公务员团体与政府离心离德，甚至耻与政权为伍。不少公务员公开表态反对林郑，与之“割席”。新公务员工会的成立就是其中的一个标志（但工会已在政府威胁下解散）。而对于中共而言这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讯号，这代表著假如抗争持续下去，失去普遍公务员支持的特区政府将会事实上被架空。中共不能容忍一个有著独立意志，有机会自行其事并以此反制专制政权的公务员系统。自国安法通过以来，超过2,000名公务员离职。超过130名公务员拒绝宣誓，并在回签表格上写上“损害言论自由”，在离职前作出了勇敢的抗议，与那些恋栈议席而留任的区议员相比实在云泥之别。 这一强迫宣誓的伎俩蔓延到了区议会之上，已直接造成了超过30名区议员拒绝宣誓而被迫辞职。宣誓只是仪式，而是与专制政权的一份合约。违约者会被革职或严厉处罚。公务员宣誓制度就如在他们脚上绑上电子追踪器，确保他们在政权的监察范围内。可耻的是，民协、新民主同盟等“温和”泛民决定要“保留实力”而屈服宣誓，而没有以公民抗命的方式采取不合作态度。显然对他们来说，无实权的区议会议席比重建民主斗争更为重要。 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自以为胜劵在握的建制派几乎全军覆没。随后政府亦一直杯葛不配合各个非建制阵营控制下的区议会工作，各级官员发起变相“罢工”，对区议会的提问质询和要求纷纷消极应对甚或干脆置若罔闻。令本身已经权力有限的区议会变得更加寸步难行。这不但是对非建制派区议员的攻击，同样是在完全蔑视所有通过投票以表达对政府不满的民众。 选举制度被埋葬 同一时间，香港政府亦在中共的指示下埋葬旧的选举制度。在民主派全面总辞的立法会中，只剩建制派唱独角戏，自说自话地“通过二读”。而所谓新的“选举制度”进一步收窄了特首的小圈子选举，区议会的选委议席被全盘抹刹，实际上就是钦点。 而在立法会选举制度上更是被改得面目全非，直选议席不单在比例上抑或在席位上都被全面缩减，由70席中的35席，变成如今90席中只有20席。1930年代日本军事独裁统治下的国会的民选议席，都比“爱国者治港”的立法会的22%要高。同时还塞进了整整40个“选委会议席”。而提名参选还要经所谓“资格审查委员会”和五个选委界别提名。因此，这个所谓的“完善选举机制”在社会上根本没有关注度，与过往历次的“政改”所引发的激烈辩论和高度关注大相迳庭，民众普遍认为这是中共与建制派的独角戏。社民连表明了不参加立法会和选委选举的立场，并呼吁其他民主派政团也应如此，赢得了相当的掌声。 事实上，正如《社会主义者》杂志一直所强调，在香港的资本权贵由于与资本主义的中共组成历史性同盟，他们几乎比起世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享有更大的垄断特权，以及对经济政策的高度控制。 经济连年“发展”，但就如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民众的生活水平却不断倒退。当然，在连选举政府和投票权都没有的香港，民众渴望利用民主选举的权利以阻止及逆转政府一直以来的亲商政策，以期改善基层民众的生活条件。这包括全民退休保障、失业援助金、扩大公共服务、停止外判制和私有化，以及建设大量可负担的公屋。资产阶级一直与独裁紧密一起反对普选，因为他们害怕这会打开闸口，让群众争取激进社会变革的洪流冲开，损害钜富的利益。 中共与香港政府是认知到这股洪流的威胁的。因此，所谓“完善选举机制”后就可以“集中力量改善民生”不但完全就是本末倒置，此一承诺比《基本法》的普选承诺更为虚假。民主权利的进一步萎缩只会令既得利益集团更为肆无忌惮地剥削劳动群众，掠夺社会财富。分别仅是过去的劫掠战利品归本地资本家所有，而现时中共则正在大举引收中国资本，由更受控与更“忠诚”的中资去瓜分本地市场的利润，将传统港资财团边缘化，并逐渐将其排挤出政权圈子之外。这是一个经济殖民的侵略过程。 但对本地的群众而言，受压迫剥削的情况不会有任何根本性的转变，甚至会变得更恶劣：过往资本尚且须忌惮本地的民意反弹和立法会有限但能引发民众关注的质疑。但是，中共完善制度后这些起码的制衡力量都没有了。因此，旨望中共直接治港改善民生完全是与虎谋皮，君不见在中共直接管治下的中国城市，民生政策只比香港更恶劣，生活压力更大，而且越是发达的一线城市，民众的生活越是困难，以致于近日中国国内出现“躺平”的话题，主张以消极和得过且过的态度应对生活，令中共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香港和大陆资本主义之间是有分别的，但并不是根本性的分别。全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有不同的特质，但到处皆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中国各城市像香港一样，楼价长期高企、基本社会福利极少、工人欠缺工会保障权利。如果说习近平政权可以大大改善香港基层民生，从而重建群众支持度，完全是痴人说梦话。政权越来越利用民粹措辞，但内容却是欠奉。 习近平的连任大计 对习近平而言，现时最关键的是在2022年及其后再次连任。现时习近平的所有施政原则全部都集中在为他达成终身统治的目标之上，但现时中国国内国外资本家之间和中共党机器内的权斗都在加剧。对内，人口老化出生率低经济减速和年青人消极抵抗的问题迫在眉睫；对外，帝国主义冲突令其四面树敌，最近又再一次遭受到新冠病毒起源问题的连番追杀。因此，习近平必须对香港施以绝对控制，以维持自身“强人”的形象，令香港议题成为自己加冕为终身领袖的“加分项目”。 香港正处于抗争运动的低潮阶段，并因为好一部分的泛民势力在反革命下毫无准备并且屈服，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但民众的愤怒和不满没有丝毫减退。即使面对政权的疯狂镇压，在抗争运动上我们切忌“躺平”。我们必须清醒地认知到，专制政权处在病急乱投医的阶段，世界资本主义游戏走到了危机连环爆发的阶段。中国内地的群众情绪正暗流汹涌，而我们亦应当做好应对内地群众抗争爆发的准备，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专制极权与资本主义。 香港《苹果日报》遭中共关闭 《苹果日报》的富商老板黎智英去年被当局以《国安法》拘捕。他是迄今为止被控以该恶法的114人其中一位。港版国安法是一年前习近平政权订立的法律，目的是要破坏香港本来就很脆弱的民主权利和部分的自治权利。黎智英的《苹果日报》是唯一一份支持香港民主抗争的主流发行报纸。 6月17日，500名警察突袭《苹果日报》总部，并没收了数十部电脑、服务器和多箱的新闻材料。警方以国安法中“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了总编辑罗伟光和其他四名高层。《苹果》的两名专栏作家也被捕，其中一人更是于6月27日星期日晚上在香港机场准备登机前往英国时被捕。 严重打压新闻自由 警方引述了30篇支持西方制裁中共政权或亲中共香港官员的“非法”文章作为逮捕的依据。控罪内容更是追溯到国安法颁布之前、2019年发表的文章。 《苹果日报》母公司壹传媒旗下三家公司共1,800万港元资金亦被当局冻结，这严重打击了该报的出版能力。继大规模逮捕社运人士、六四集会和即将到来的七一大游行等示威活动被禁止之后，如今《苹果日报》被迫关闭意味著香港民主斗争再次遭遇新的严重打击。一年一度的七一大游行是香港自2003年以来的传统游行，过去曾有超过50万的群众上街要求民主权利。 现在很多人会觉得，如果香港第二大发行量的《苹果日报》都停刊了，其他什么都不能幸免。此前香港拥有的有限半民主政治制度，然而习近平的政策为中港都带来了极权高压统治。 很明显，政府对《苹果日报》进行的致命打击，是要更全面地打击新闻自由，并进一步恐吓已经动摇的香港新闻记者队伍。在警方搜捕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猛烈抨击那些“以新闻工作为保护伞危害国安”的人。在记者要求澄清时，特首林郑月娥只能像中共应声虫那样称：“记者应该能够判断一个人是否违法”。 官方含糊其辞的背后其意图明确，是要散播恐惧并施压要媒体进行自我审查。这表明中共和林郑不打算停止升级他们的镇压。6月28日，亲泛民的网络媒体《立场新闻》宣布将其评论文章下架，并不再接受捐款，以免触犯国安法。据报，一些媒体机构受到匿名威胁。 又一国安法！ 在刚过去的周末，港府进行了改组，以强化“国家安全”力量。警队出身的李家超成为了政务司司长。在2019年警暴最严重时成为警务处处长的邓炳强则接替李家超出任保安局局长。 这次改组加强了香港已变成警察社会的印象，令本地的建制派资本家欣喜若狂。工联会副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麦美娟公开评论“认为警察城市无问题”。工联会并不是工会，而是个在香港支持种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建制派政党。 新上任保安局局长的邓炳强随即提到要订立另一套国安法“基本法第23条”，这是一套更具体的本地法律，用来加大对香港反对派的镇压。在2003年七一历史性的群众抗议后，“第23条”立法被搁置了18年，这也加速了香港第一个主权移交后的董建华政府垮台。而亲中共建制派现在感到自己势如破竹，并正磨刀霍霍准备更多的攻击。 数以万计的港人为《苹果日报》停刊而悲痛是可以理解的。在最后一天出版日，该报最终发行了100万份，而不是日常的8万份印刷量，香港许多地方都有人龙排队购买。《苹果日报》停刊，让普遍带有种族主义、反难民、反性小众、亲独裁立场的建制派媒体不再受到其他媒体挑战。 但是，《苹果日报》的报导也经常带有性别歧视（尽管近年来有所缓和）。在 1990 年代，旗下《壹周刊》是狗仔队八卦新闻的先驱。夸张炒作、追踪名人的新闻报导形式，没有提高并反而降低了社会的政治水平。同样在过去，虽然近年来随著公众态度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但《苹果》和应了建制派阵营的排外立场，例如在2011年时的外佣“居留权”争议上。后来，它变得比较中立，甚至温和地批评港府对在奴隶般的条件下工作的40万名外佣的种族主义歧视政策。 《苹果日报》还为香港右翼本土派的反大陆人种族主义言论提供了主流的平台。这种对中国大陆普通民众的反感，并无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成为2019年香港群众斗争的一个关键的局限因素。正如社会主义者所解释的，唯一可能让反独裁运动升级并赢得胜利的办法，是将斗争传播到中国。 2012 年《苹果日报》臭名昭著地刊登了一个由本土派资助的种族主义广告，当中将大陆人称为“蝗虫”。社会主义行动与学生们一起组织了反种族主义抗议行动，并用事实回应了本土派的虚假宣传：香港：《苹果日报》广告－ 是时候要站出来反对种族主义！我们已经受够了！ 归根究底，中共的高压亲资政策、轰炸式的右翼中国民族主义，加上工人运动和左翼规模太弱，才令香港的反大陆人种族主义得以滋长。 《苹果日报》的往绩 这反映了即使是最“自由派”的私营媒体，最终也是资产阶级传播和灌输反工人阶级思想、转移群众视线、阻止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武器。 社会主义行动批评《苹果日报》由富豪财团所资助的政治立场，但我们也捍卫其出版自由。我们反对独裁政权的报禁、审查制度和对媒体的完全垄断。虽然我们抗议这种对新闻自由的野蛮打压，但我们也保留反对《苹果日报》社论立场的权利，该报从未贯彻始终地支持反专制的群众行动。 纵观《苹果》在香港的26年历史，其始终站在民主运动中的保守（非抗争）一方。黎智英向一些泛民政党政客捐赠了百万计的献金，来左右他们的政策。2010年，黎智英和《苹果日报》的编辑反对“5.16五区公投”，认为它过于激进。“五区公投”是由泛民立法会议员辞职引发的五个选区的补选，变相进行全港公投要求一人一票真普选。辞职五人中的一个是“长毛”梁国雄，他现在面临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指控，目前仍然在被扣押。 2014 年，《苹果日报》为泛民主派的妥协派提供了一个平台，去呼吁结束雨伞运动的街头占领。与中共宣传的一派胡言不同，《苹果日报》根本没有煽动民主抗争，它只不过是在抗议已经开始动员大量民众时，才加入呼吁民众行动的行列。但，《苹果》与其他媒体的真正区别在于，它拒绝与香港其他媒体一样充当政府喉舌。 然而工人阶级在捍卫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的同时，不能依赖资产阶级中的任何一派（包括黎智英等一小部分“泛民”香港资产家），作为反对专制统治的盟友。相反，工人需要在即将到来的艰困斗争中建立起自己的力量：独立组织、工人阶级政党，以及工人自己的阶级反资本主义媒体。 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角色 争取民主选举、新闻自由、罢工权、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的斗争，并非也永远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与维护其利润的专制政权之间的有密切关系。自1980年代中共开始拥护资本主义以来，香港的大多数资本家，包括来自“民主”国家的外国企业，在历史上都支持并与中共专政建立了密切联系。 大部分资产阶级也一直反对民主运动，甚至拒绝最基本的民主改革。一如往常，几乎所有香港资本家都支持中共的凶狠镇压和国安法。他们称赞这带来了“稳定”，当然事态发展仍需拭目以待。 这种政治力量分布（哪些阶级力量支持镇压、哪些又反对镇压）让一些左翼（主要是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部分）感到混乱。他们误以为中共的威权民族主义和反美的“战狼”言论是反资的。但从资产总值上万亿美元的汇丰银行积极支持国安法来看，现实显然与这种认知有著天壤之别。 黎智英代表的是资本家当中的少数，他们“支持”民主斗争只是为了防止民主运动走得太远，并挑战现有的秩序。这也是伊朗、缅甸、泰国和其他地方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所扮演的角色。黎智英和泛民反对派抱持精英主义路线，认为民主斗争应由一小撮“务实”和倾向“妥协”的领导人控制。这些“温和派”政党和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解散斗争，并试图限制群众运动。 他们担心如果群众自己领导运动，斗争将变得激进起来，并可能发展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对世界上最昂贵住房市场的吸血控制、反对工会权利的缺乏、反对严重的贫富差距。 《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制裁 这种精英主义自上而下的做法也体现在西方制裁问题上。西方制裁削弱了群众斗争的角色，并强化了只有富人和强权（外国政府的压力）才能解决问题的观念。尽管制裁在许多香港人和其他异见团体（例如维吾尔流亡组织和中国大陆异议人士）中很受欢迎，但社会主义行动在2019年的香港群众斗争中曾警告说，制裁是一个政治陷阱，而不是斗争的前进方向。 从一开始，一些西方政府实施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式”制裁就只是一种有限的、象征性的措施，针对的是少数个人而不是更广泛的经济利益。这使得西方企业和资本家能够继续通过与独裁政权的关系中获利，而他们的政府则躲在后面，装出一副很讲“原则”的模样。 在2019年动员了百万计群众的香港民主运动中，对西方制裁的支持增长是在运动后期发生的。经过数月的激烈斗争，运动被警察残暴地打压、镇压。这种僵局的关键，是由于缺乏群众组织和取代中共独裁的清晰政治方案。由于大众的沮丧甚至绝望（一种“什么都尝试过了”的感觉），对西方制裁的幻想越来越多。 制裁首先由特朗普实施，然后是拜登延续，今年又有欧盟、英国和其他一些政府实施，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象征性的。甚至中国民族主义的《环球时报》也说这些制裁像是“蚊子叮咬老虎”，难以达到目的。当然，习近平政权无论大小都要对制裁表达愤慨，否则中国的这名“强人”在国际舞台上就会显得软弱和卑躬屈膝。在香港对黎智英等人的严厉镇压，源于独裁政权需要在中美新冷战中展示实力。这些体现的并不是中共政权的自信和稳定。 但西方的制裁和中国的反制裁无助于反专制斗争。相反，制裁会破坏斗争，煽动各方的民族主义，并对于“需要什么样的斗争才能打败警察恐怖和独裁统治”这一问题制造更多的混乱。从工人运动的角度来看，斗争方法的一条关键准则是，必须在群众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由不受监督的资本主义精英所控制。 我们需要群众革命斗争，来争取充分和直接的民主权利、独立的工人组织和工会、反对资本主义。只有在香港和中国大陆工人和青年的民主领导下，建立自己的群众斗争组织，完全独立于资本主义媒体、政府和政客，反专制斗争才能前进。 新闻自由已死 习近平要大陆化媒体治港 林郑月娥扬言要立法防止“虚假信息、仇恨和谎言”，将成为绞杀新闻自由的新武器。而即使在这个所谓的“假新闻法”出台前，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已表示要用《国安法》追究“假新闻”。在2019年期间，政府彻底失信，警察恐怖笼罩，因而传出多宗示威者自杀及失踪事件，以及太子站警察打死人的传言。政府想针对这些传言作为幌子，继而制造整个传媒界的恐慌。 此外，自《港区国安法》通过起，林郑政府作为习近平政权的爪牙，严厉打压所有香港媒体，其中首当其冲者当属香港电台。 港版CCTV 显然，现在香港政府正打算将香港电台变成香港版的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政治清洗正在展开。过去，香港电台作为公共广播媒体，由公帑出资营运，负担起一定的监察政府、批评时弊的工作。自2月起，政府委任了无任何媒体经验的官僚，前民政事务局副秘书长李百全出任广播处长，出任当初已重点打击受欢迎时事节目如《铿锵集》、《视点31》及《香港故事》等。这是当然的，因政府只想要舆论宣传而非新闻，媒体经验对其来说是多余的。 反之却制作了林郑月娥主持扭曲选举制度的新节目，该节目乏人问津，收视为零。近年最为人所熟知自然是对721事件的调查节目“铿锵集：7.21谁主真相”，曝光了大量721事件的黑幕，编导蔡玉铃却被政权以可笑的莫须有罪名指控并定罪。同一时间，最受民众欢迎与尊重的记者利君雅，却被不获续约，等同被解雇。原因极有可能是721事发后当日的政府记者会中，直斥林郑“不讲人话”而得罪政权。 现时，香港电台已被政权全面审查控制。众多过去受民众欢迎的高质素时事节目被逐一停播，甚至过去上载至Youtube的节目也被暗暗下架。正如《1984》作者奥威尔说过，专制政权永远要篡改历史。 这是中国大陆媒体的做法。与此同时，一个又一个劣质的马屁节目被推出，整个港台几乎变成了林郑个人的广告频道。 而过去一直被政权视为眼中钉的反对派媒体《苹果日报》更是遭受到连番追杀，黎智英已因两项控罪已被合共判刑20个月。特别是4月中所谓的“国家安全教育日”期间，警察安排学童在地铁车厢场景，持道具枪械嬉戏的画面，令人无可避免地联想到831事件。《苹果日报》刊登两辑照片作对比，事后被警务处长邓炳强以此大造文章，指其“煽动仇恨”“抹黑学童”云云。 政权正全力扼杀新闻自由权利，因为媒体的监察力量这是在民主权利基本被废的情况下，能制衡专制政权的有限手段。现时连这种有限的监督都被当今香港政权视为“过份民主”，就如中国那样。 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打压港台，通过“国安法”打压其他所有的媒体，媒体从业员的活动空间越来越狭窄，报导写作范围处处有著看不见的“红线”，这意味著记者在报导真相，调查新闻时，人身安全都面临威胁（一如港台编导蔡玉玲）。政府通过这种奖励马屁精，惩罚求真者的机制，令媒体渐渐趋往只道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方向，从而彻底瓦解了媒体的监察力量。 社会主义者支持捍卫新闻自由，支持媒体从业员和新闻工作者组织起战斗性的工会，对抗政权的打压。我们主张港台工会应以更有力量的行动回应专制政权和官僚的攻击，以罢工等手段，打倒专制官僚清洗港台的阴谋。 实现真正的新闻自由 在资本主义下，经济由商贾巨富控制，即使在最“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只会容许局部的媒体自由。富豪拥有媒体，迫使他们雇用的记者散播他们的保守右翼思想。这种假媒体自由给予民众有“新闻自由”的幻想，同时不会威胁到大部分资本主义政府。例如在美国，大部分媒体都由六间大企业控制。在极权的中国，媒体控制就更为集中在独裁者手里，而香港正走向此一方向。社会主义者支持开放、自由和民主控制的媒体，踢走大企业的拥有和控制，让其广播、印刷、艺术和文化都会公平民主地开放给社会所有群体。整个媒体工业应由一个独立的公众媒体委员会来管理，而不是政府控制，而此委员会要由传媒工作者、工会和群众代表的选举产生，并且公开透明。 香港：可口可乐工人抗争 对抗吸血公司减薪 5月28日，太古可口可乐公司销售部员工发起罢工行动，抗议公司推行新的薪酬制度，变相削减员工薪金。工人们指，在新制度下每月的基本工资被扣减$3000，至只有$10000。在工会的带领下，约30名营业部员工在厂房门外拉起“业绩增长减人工”、“可口可乐，用完即弃”等横额及进行静坐抗议。工人积极罢工行动让事件曝光后，可口可乐高层则虚伪地由否认员工拒绝新机制即会被解雇，并改口指是“一场误会”。但高层仍然拒绝撤回减薪机制，对罢工工人仍态度强硬，员工诉求则被冷落和失望下，最后罢工的七成员工集体辞职，年资最长的更长达27年。罢工工人纷纷表示可口可乐公司是“吸血鬼”。 落井下石 参与罢工的曾先生指新的机制下底薪看似上升，但实质是员工佣金将与公司利润挂勾，机制变得不透明，使员工极力反对。他怒斥：“公司有权将购买机器、加开生产线、维修等成本转介到我们身上，令我们变相减薪”。机制下员工销售的达标数目亦会与公司利润接轨，“今个月卖一箱可乐可能我有两元收入，下个月可以只有一元，是任由公司决定，公司更叫我们自己去估计如何计算佣金。” 员工原有的“表现评核佣金（Coaching）”机制——即员工只要努力争取到若干数目的商铺下单，就能够提供一份稳定薪金，但在新制下这机制变成“任务式”，由公司决定每月3个任务，当中任务难度由公司决定，员工没有任何商讨空间，“可能要求我们向100间商铺销售一款新的饮品或使用一款新的雪柜”。这增加员工的收入不确定性和难度，变相打击员工的稳定收入。 另一位罢工员工叶先生指，公司多年一直漠视员工工作量不断上升，更在3月时，要求每位员工随身带备一部电子平板，员工每到达一个地方作销售时都要用这装置“打卡”报到，增加员工工作压力。“我们有时会笑称这电子平板为电子锁镣，追踪我们行踪及限制自由”。在疫情下，叶先生表示销售部员工固然没有“在家工作”的可能性，就算是疫情最高峰时我们都是一直冒著风险在外工作，而公司透过“保就业计划”更分得千万补贴，现在却向员工“开刀”。 任职职工总会会长、任职业务发展代表的卓汉文则表示，除了经济原因令员工发起抗争外，公司的管理层亦一直漠视员工，例如人手不足、工作量不断上升等问题。 跨部门团结抗争 化名阿兴的员工表示，罢工影响到客户下单而增加客服中心的工作量，公司就向客服中心员工增加工资去破坏罢工及分化员工，以防止更多部门参与运动。运动高潮是在罢工的第二天，有约30名负责送桶装蒸馏水、同样受到薪酬机制影响的工人加入罢工，运输工人本已被薪金方案影响而被削减薪金，当他们得悉营业部同事发起罢工后决定加入，而运输团队总共有约40人，如果所有工人参与罢工将势影响全港蒸馏水运送，所以公司就运输团队达成协议，口头承诺如他们复工则可以沿用旧制，满足了运输工人的诉求，但就拒绝向营业部员工作出任何承诺。这是资方分化工人团结抗争的典型策略。 社会主义行动到场声援可口可乐工人罢工抗争，提出“全体员工团结罢工”的口号，对抗吸血资本家的剥削。我们认为工会在罢工时积极呼吁其他部门加入抗争是正确的方向。工人在面对公司阴谋利益分化等时，最大化工人团结的力量和集体的行动，是真正争取长远权益的致胜关键。这次可口可乐工人抗争有著重要的教训。未来必然会有更多的工人抗争，对抗大财团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现在就需要在职场中建立强大的基层工会来抵抗资方的分化手段。 香港：校园红线雷区无处不在 香港独裁反革命波及生活方方面面，学校也不例外。在今年9月新学年，通识科就会被更名为“公民及社会发展科”，当中的内容基本就是早前在抗议下被搁置的“国民教育”洗脑课程。不仅是通识科，即使是其他科目都被加插所谓的“国安教育”内容，即便连地理、生物、音乐、会计科这些与“国家安全”风马牛不相及的科目都被加插了“国家安全教学内容”。 中共与香港政府趁著强推《港区国安法》后社会整体的恐慌情绪，乘势进行对教育界的打压，为教师设下一条又一条看不见摸不著的“红线”，又大肆改动教学与科目内容，强行生硬地插入所谓的《国安法》教学内容。不仅务求将学生洗脑，亦同时令很多教师意兴阑珊而萌生退意。这正是中共一直以来想要达到的效果。 2019年，大量年青工人和学生积极参与反威权抗争运动。中共、港府与掠夺人民的资本家才是制造民愤的元凶，但他们不愿意承认制度的失败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剥削，令青年人感到绝望、因而奋起抗争。亲中共阵营将青年对建制的反感和愤怒归咎于教育问题，特别是直接针对尝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通识教育科。 对教师而言，现时学校中已是处处“红线”、“雷区”。特别是在打击中首当其冲的通识科教师，过去教学中采用的教学材料一夕之间可能随时变成“违法内容”，轻则被警告，重则被控告。同时，所有人都预期政府强推公务员“宣誓”效忠的政策， 将会由政府官立学校的公务员教师进一步蔓延至资助学校的教师中间，进一步打击了教师的教学热忱与士气。 这直接导致了教师群体中人人自危。上个月初，教协访问了超过一千名中小学及幼稚园教师，当中有四成人表示有意离开教育界，其中两成人已经正在著手准备辞职或提早退休。有意离职的群体中，七成人表示离开的主要原因是日益加剧的政治压力。 又是“境外势力” 另一方面，在港的外籍教师亦面临极其困难的处境。政府对教育界的清洗已令他们人心惶惶，同时中共与港府现时的捕风捉影、动辄诬陷“境外势力”的行径令他们的身份非常尴尬，并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代罪羔羊亦令他们明白到自身不受政府所信任。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他们与内地的外籍教师相比更难以适应。后者在取得内地的教席之时就知道自己将会在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管治下生活和工作，对此早已有所准备。相比之下，在港的外籍教师过去一直身处于相对开放的社会以及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和教学自主的环境下，过去一年间社会气氛的恶化以及对他们而言突如其来的政权镇压令他们更无所适从。 这清晰地反映了中共与港府的镇压手段对教育界造成了多大且恶劣的影响， 近半教师的离职势必严重影响学生的利益。然而政权对此显然毫不在乎，林郑与习近平关心的并不是学生的利益，而是自己的权位。政权对教材内容的胡作非为，生搬硬套上“国安教育”，亦完全无助于学生学习，相反只是纯粹地浪费教学时数，于学生无益，但却令政权（自以为）能将学生改造为“爱国者”，以巩固自身的统治。 然而，历史的事实早已证明，这些“洗脑教育”并不能挽救一个受人唾弃的政权。将青年的激进化归咎于教师与学校是政权极其无知且幼稚的行径。群众与青年的不满并不来自于他们在教室内听到了什么，而是在于他们及其亲朋戚友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什么——他们都遭遇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低薪剥削、超长的工时、天价的房产、恶劣的㓥房、无能的政府，这些遭遇难道不比课本上字句更有说服力？ 《社会主义者》杂志反对政权对教师和教学内容施加政治压力，更反对清洗教师和实行任何形式的洗脑教育。我们主张应由学生、家长、教育工作者自下而上民主的组成教学委员会商议教学内容，引导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与批判能力，教学应首先以学生的利益为依归， 而并不是要为资本财团培养奴隶，更不是为政权培养奴才。 香港校园的“外国势力”？ 林郑月娥的言论越来越像《环球时报》，最近更指控外国势力“渗透”了香港的大学，意图对学生进行“洗脑”。 她表示香港的大学要确保学生“不会被偏见洗脑”，并威胁要进一步进行政治打压及学术审查。这是对于大学校园新一轮打压的一部分，包括要打压基本的言论自由与学生组织。 为了支持“外国势力渗透”的指控，中共喉舌《中国日报》针对一项在2017年进行的学术研究，首先发起了烟幕攻击。该研究项目由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进行，并向849名学生给予金钱来让他们参加七一大游行，目的是要研究这些作为观察者的学生在经历了一次游行后，会否参加更多游行活动。 林郑当局利用如此勉强的证据，来合理化大学校园的白色恐怖审查，这显示反革命的逻辑是势不可挡的。只要群众斗争的反抗缺乏，对方甚至不需要合乎逻辑的原因去合理化对于反对派的不断打压与灭声。 抗争的方向 自四月起，当局推行了一套全面的“爱国”教育改革，并禁止了校园内一切的政治活动。港大及中大校方甚至中止对学生会的认受。这对于香港学生运动造成严重打击，这是因为学生会过去都依赖校方去收取会费和资助。 不幸地，正如社会主义行动在2019年的抗争期间指出，民主运动中缺乏独立的民主架构将成为其面对国家镇压时的致命弱点。学生会未能建立出独立的架构与财政，因此在大学校方的打压下面临崩溃。 中共专制是香港政策的真正操盘人，并在背后指示林郑发表这个针对“外国势力” 的言论。当局害怕抗争与政治激进化的浪潮在未来会蔓延至中国大陆的学生，所以要清除香港校园的“感染源头”。因此香港与大陆学生应当互相支援，共同为基本权利而斗争。只有工人和青年人的团结斗争才能终结镇压。 香港：国安处处长丑闻 腐烂到透的内部文化 香港警察又一次惊爆大丑闻，而且更是堂堂警队高层！5月中传出消息，警方辖下国安处处长蔡展鹏早前于“自己人”的一次扫黄行动期间被揭发光顾无牌按摩院，正被休假接受调查。 这个丑闻之所以惹人关注，正是由于丑闻主角是警队高层，而非一般喽啰。蔡展鹏也被美国政府列入制裁名单。虽然制裁本身并无什么效用，但足见他是国家机关的高层。 如此重要的位置，理应需要通过严谨的品德审查。尤其是政权高举国家安全的“ 大义”，指责年青抗争者“犯法”，如今警队第二号人物竟然“知法犯法”。有报导甚至称他是在职务期间擅离岗位光顾，如此其身不正之，何以有权利去向公众施加高压法律？ 事件使公众怀疑是否牵涉警队内部权斗。众所周知，警察光顾甚至经营违法事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堂堂处长会因为嫖妓此等小事被揭发，令到难免令人联想到，中共加强警队权力同时分赃赃不均，引起这场权斗。在中共国家机关的权斗中，曾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被拉下马的罪状，都离不开桃色丑闻。 假新闻 警队爆出如此丑闻，警方半句道歉说话都没有。警务处“一哥”在记者会上一直兜圈子，甚至避免直接提到蔡展鹏的名字。记者要再三追问，并要说担心被指“假新闻”，邓炳强才支吾以对地承认事件主角为蔡展鹏。 记者对于被指控“假新闻”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4月时邓炳强才高调不点名批评《苹果日报》制造“假新闻”、“ 煽动仇恨、分裂社会”，更称“假新闻与国家安全有直接关系”。 近期针对新闻传媒界的白色恐怖，包括《香港电台》被整顿、《铿锵集》记者因进行721事件有关的调查新闻被捕等， 已引发寒蝉效应。Now新闻台主管一度要求将蔡展鹏丑闻的新闻下架，尽管当时消息已经在其他媒体广泛报导。未来，媒体自由的空间只会越缩越小，让专制政权有无上权力、不受监督。 警队面对丑闻的处理方式，仿佛2014年镇压雨伞运动期间，时任警务处处长曾伟雄对著一众前线警务人员大喊：“你哋冇做错到（你们没做错事）！”，犹言在耳。 自2014年及2019年的香港大规模群众运动以来，警察在思想培训和武装加强下，变得更为强硬和仇视示威者，成为了中共政权的半军事武装部队。警察变相成为了“无王管”的“党卫军”，因此无论犯上多少丑闻，亦只能是“冇做错到”。 蔡展鹏的丑闻并非警队的唯一丑闻。单是过去3个月就有9名警员被捕或受内部调查，当中有人干犯诈骗、性暴力、赌博、监守自盗等。上梁不正下梁歪，可见这些不是个别事件，而是警队内部上上下下都充斥腐败文化。 然而，警察获得的公帑资源却越来越多。本年度财政预算案，警务处的预算约250.6亿元，升幅达7.7%。当中警队购买机器、设备、车辆拨款上升1.7倍至8.5亿元。 这还没有计算国安公署的80亿拨款。 面对这样一支武装到牙齿、丑闻频出，却又不受公众民主监督的警队，难怪在2019年群众运动，越来越多民众喊起“解散警队”的口号。世界其他国家的群众运动都有出现类似口号，最明显的是美国警暴和滥权成为焦点，引发起的“黑命攸关”运动。然而，要真正实现解散警队，就要扣连至推翻结资本主义，因为警队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这一压迫性制度。 因此，我们面对当下的镇压机器，需要一个清晰的纲领来捍卫民主权利及重建这场斗争。真正的民运应该主张削减警队预算，禁止使用催泪弹、橡胶子弹等镇压武器。警队受薪于公帑，亦应被置于民主选举产生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包括决定招聘、违纪调查、纪律处分以整体执法政策等事宜。被调查有暴力镇压的纪录，或有种族主义、厌女思想前科的警员应被立即革除。 不过归根究底，香港警察腐败的根源，是背后中共独裁所代表的专制资本主义。无论警察镇压有多严厉，都不会避免此一制度面临未来几年的大危机以及群众反抗。 香港：政府打击下教协全面崩溃 2021年7月31日，中共政权控制的媒体对香港最大的工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发起攻击。中共主要喉舌《人民日报》使用法西斯式的语言，表示必须“铲除”“毒瘤”教协。运用典型的“境外势力煽动”宣传，中共指控教协煽动其会员和香港学生反抗独裁统治，特别是促成2019年超过200万人上街抗议的群众运动。任何参加过这些抗议的人都知道，教协领导层并没有扮演任何推动斗争的角色，反而是阻碍了斗争。 全面“大陆化” 在《人民日报》抨击教协仅数小时后，香港的教育局便执行自己主子的意愿，终止了与教协的工作关系，不再承认这个拥有9.5万名成员并代表香港九成教师的工会。教育局和香港傀儡政府的其他部门要全面“大陆化”，这反映了习近平独裁统治的政治意愿：香港作为几十年来独裁统治下中国的唯一例外，过去有限的民主权利也要被全部抹煞。在中国大陆，除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这个为警察国家服务的黄色工会外，工会是完全非法的。 教协成员、时事评论员、香港中文大学的蔡子强说：“教协是泛民主派中唯一拥有非常强大组织力量的工会。它可以有效地向成员传达信息，为运动提供实质性支持。”（《南华早报》于2021年8月4日报导） 蔡子强的描述并非全然不准确：教协有、也曾经有相当大的潜力。但没探讨到的是，教协资产阶级泛民领导层的可怕作用。无论作为工会一分子，还是作为传统上主导香港民主斗争的泛民阵营中有影响力的一支力量，教协领导层在斗争中一直起到官僚、保守、遏制运动发展的作用。在中共的猛烈攻势下，现在充分表现出来教协领导层的怯懦，无力提供任何有组织的反击——教协甚至没有试图组织其成员抵抗，便决定解散。 教协领导层是资产阶级泛民领导的经典代表，他们不是中美宣传所描绘那样顽强的民主斗士，而是死性不改地退却、总是逃避斗争。面对这种对工会权利的正面攻击，教协高层如此的回应对教师和香港工会的未来有著可怕的影响。教协将被视为最大的“被中共极权反革命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之一。这一带来悲惨的直接后果的经历，极为清楚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与真正社会主义者的警告：由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所谓的温和派领导的亲资政党无能也不愿领导争取民主权利的必要群众斗争、保卫现有权利免受攻击、挑战大资本家支持的独裁统治。这些领导下的工会现在已成为“濒危物种”。 投降立场 在港府终结与教协的工作关系前，与其他“温和”泛民一样，教协领导人已经放弃了担当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反对角色。在政权的压力下，他们在去年改变了路线，采取了“作为一个纯粹的工会”这种争议性立场。上个月，他们退出了由各泛民政党与非政府组织（NGO）组成的支联会。在过去两年的禁令之前，支联会一直举办年度的六四烛光悼念集会。支联会的政治构成与教协领导层相同，其本身对政权打压仅表现出象征性的口头抵抗，从而顺应了民主斗争中“官方”政党和团体之间更广泛的投降主义倾向——超过20个政党和团体在过去一年内已经解散。 过去一周，教协的领导实质上使这个工会不再成为能够捍卫教师权利并抵抗政府反动议程的一支力量。关键问题是，习近平政权决心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在香港的学校实施极端民族主义“教育”。教协宣布成立工作组，以弘扬中国历史和文化，在工会成员和学生中培养“家国情怀”。这种180度大转弯、迎合中共宣传、希望摆脱“毒瘤”指责的立场，只会打击工会的会员基础、疏远绝大多数厌恶中共官方假教育真宣传的学生。这远非赢取时机、避免新攻势的“策略”，而是造成相反的效果：建制阵营中没有人被这种表面的举动所打动，而对于专制统治深恶痛绝的许多教师会感到遭背叛。 此外，教协宣布退出主要泛民工会联合组织职工盟，并立即退出国际教育协会这个拥有3200万会员的国际教师工会组织，进一步背离基本的工会原则。而职工盟领导层表示，对于其最大的附属成员机构教协决定退会“表示理解”。只要中共政权面临这样的“反对派”，它的镇压就会“势不可挡”，工会运动就会受到威胁。 年轻人的角色 我们应该在更综观全局的视角下理解当局对教协的攻击：整个教育部门是反民主反革命的关键战场。现在的香港学校全面推行向中国国旗敬礼、接受“爱国教育”和使用中国式新话的学校洗脑教育。在“爱国教育”课上，1958年至1962年（大跃进期间）的大饥荒、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新疆集中营、维吾尔族的文化种族灭绝都变成不存在、从没发生过的事。 中共独裁政权害怕青年在群众抗议中的角色，误以为可以通过学校内铺天盖地的宣传来防止广大青年参与群众抗议。在因参与2019年抗争而被捕的1万多人中，有2500人（占总数1/4）未满18岁。教协在这个问题上的投降将在工会成员外（特别在受到恐怖主义情绪影响的年轻一代）产生广泛的影响。对于斗争，恐怖主义方法是极其危险的死胡同。 早在教协被镇压之前，当局已经在监控教师及他们的社交媒体发文。5月份的一项民调显示，四成香港教师希望完全离开教育界。随著教协的投降，这一“逃亡”趋势将加剧。此外，较小的教师组织，包括教协内的基层反对派团体，由于担心受到镇压也已经解散了。 如果教协领导人拒绝投降，而是召集他们的成员参加群众大会，讨论《人民日报》对于该工会是“毒瘤”的言词攻击，这很可能可以迫使反革命后退一步。即使是任意性极强、涵盖面极广的《国安法》，也很难造出抗议被贴上“毒瘤”标签的新罪。这一点本可用来发起保卫教协和广泛工会运动的行动。相反，教协的领导投降了，强化了反革命与中共政治打压势不可挡的想法。 工人阶级的团结 “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运动（SARCHK）和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一再警告，正在进行的反革命将蔓延到工会。政治罢工很可能会被禁止，在此基础上，未来任何罢工都可以被禁止。中共政权的目标是要让香港完全“大陆化”，这意味著没有工会、没有罢工权和在工作场所的白色恐怖。 在香港和中国大陆，阶级问题、工会问题和民主问题都是彼此密不可分的。工会受到打压，因为它们是反独裁斗争中可能的最强大武器——南非、韩国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民主斗争都是如此。尽管资产阶级和斯大林主义政客疯狂宣传，声称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是民主变革的主要力量，但工人阶级总是最始终如一的民主、革命的阶级。 香港泛民并不代表资产阶级，后者已经完全融入中共的统治体系。自由派泛民顶多算是“一厢情愿”地想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害怕也从不质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然而单纯的冀望并没有让其成为事实。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我们要区分开真心支持镇压与独裁统治的真正资产阶级势力，以及“一厢情愿”想要代表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民主资本主义的势力。 “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和ISA呼吁工人与工会运动对局势有所警觉，团结声援反对当局对工会（包括现在被前工会的官僚领导层残忍抛弃的香港教师们）的野蛮打压。必须吸取这一教训：投降不是战术或策略，而是游戏结束！我们敦促全球工人与那些为香港和中国工人争取真正独立工会和民主权利的人一道，支持我们的团结声援运动。 香港：2019年群众斗争的教训 2019年6月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当中也发生了香港90年以来首次的政治罢工。而当局的镇压也极其严酷，七分之一的群众受到催泪弹的攻击，超过一万人被捕。但警察暴力只令人民愈发愤怒，而运动也持续了半年以上。 然而，运动未能赢得任何民主权利或让步。时至今日，林郑月娥政府依旧把控大权。随著国安法的通过，香港进入了全面反革命的时局。反对派领袖正面临十年以上的刑期，反政府活动被全面禁止。现在媒体上听不到一丝反对的声音——全部都变成了中共与资本家的喉舌。许多政党与团体将不复存在，或被迫转入地下。 运动缺乏政治性 本次斗争中最活跃的力量是青年，不幸的是，他们没有一个独立于自由派泛民的政治纲领。运动中的主要思想单纯是要捍卫香港这座城市，却忽略了中国大陆的群众斗争这一推翻独裁政权不可或缺的部分。群众意识的起点是：中共应信守“一国两制”——允许香港实行自治。自治意味著香港成为中国唯一一座允许部份民主权利的城市：在选举中投票、发动示威、成立政党以及公开进行政治活动。 然而，中国民众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以及中美帝国主义争霸产生的高压都决定了中共不会做出任何政治上的让步，它必要狠毒打击香港的民主权利以彰显其权威，并煽动民族主义以抵制“西方思想”。 但在香港的运动中政治不被重视，致使人们从未讨论过这些复杂的问题；没有群众集会或委员会来提出、号召人们就重大决定进行表决。人们相信只要在街头上给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政府就会被迫让步，但在当下的情形这是不可能的。在抗议者与警察战争般的对抗下，青年抗议者们的重心放在了行动上——如何与警察对峙以及阻断交通。抗议运动中的讨论集中于战术与装备，例如哪些装备（如防毒面具与头盔）应对催泪弹最有效、封锁哪条道路或交通要道能更有效地瘫痪城市。 如此意识使得在青年间引发基本政治思想的讨论极其困难。社会主义行动在运动中十分活跃，没有其他左翼团体能够有组织地参与在运动当中（即便有也仅以个人身份参与）。青年们侧重于行动，意味绝大多数来到我们旗帜下或街站的抗争者都愿意捐款给我们，但往往会随即迅速离开。倘若我们试图挽留他们进行深入讨论，最常见的回覆是：“这些我全都知道”。 无论青年示威者有多么的勇武——他们的勇气的确动人心魄，而即便香港政府在2019年7月至9月期间完全陷入瘫痪，然而却没有政治纲领将运动传播到中国以推翻独裁政权，也无工人阶级行动，例如组织、罢工、群众集会来挑战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共独裁政权的扶持下，香港政府得到了喘息的时间并重新巩固了自身的权力。 中国群众 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纲领是与中国大陆的群众联合在共同的斗争中。香港的运动必须扩大其诉求，以吸引中国大陆的群众支持。运动主要的五大诉求只是有关于香港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这些诉求确实重要，我们也支持它们。但这些并未提到要推翻中共独裁政权，而是局限于争取香港的“真正自治”。社会主义认为诉求应当包括终结独裁统治、反对审查、争取女性权益、八小时工作制、工会权利（工会在中国是被禁止的）等。 运动还应该要挑战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所有香港和中国的大资本家都是彻头彻尾的中共拥趸。这就是为什么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发动罢工行动是运动升级的关键。运动必须提出经济诉求以动员工人阶级，包括可负担的公屋、全民退休保障、民主公有的经济。团结的意识极其强烈，在抗议运动中的主要口号就有“不分化”。2014年雨伞运动的糟糕经验便是不同的政治组织（主要是本土派组织）卷入了宗派主义内讧，消耗了大量精力并造成了分裂。2019年的运动试图避免分裂，要求团结一致反抗中共，却采用了错误的策略：阻挠辩论。在“拒绝分裂”的号召下，他们有意地压抑政治讨论；任何的批评声音往往会遭到敌视。 反政党、反政客情绪 随著斗争的发展，自由派泛民强调他们坚持和平抗争；青年主张对抗警察；然而广泛流传的思想是“两种手段都合情合理的”、双方不应互相指摘。这意味著运动事实上迷失了方向，缺乏集体决策和对建设和前进的最佳手段的评估。但无论是“和平方法”还是“勇武手段”都不是正确的，因为两者都没有在政治上联系到前进方向和明确的方案。 在运动起始之时，反政党情绪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人们对自由派泛民派有著强烈的不信任，其曾在政治上背信弃义，与中共独裁统治达成了腐败的妥协。除非面临群众革命暴动、其在中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否则中共独裁政权绝不会在民主权利上让步。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香港的民主斗争是由泛民领导的，其将运动限制在一次性的示威运动。青年们认为泛民过于软弱，有必要采取更加激进、更具对抗性的手段。青年们希望阻止泛民解散运动，因为他们曾经在许多运动中这样做。 黄之锋是著名的前学生运动分子，也是亲美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在许多西方媒体中，他被描绘为香港民主运动的英雄。然而事实是在2019年斗争爆发的第一天，他企图介入其中试图解散抗议，却招致了青年抗议者的嘘声。 作为反对势力的泛民领导层从不希望群众运动变得过于激进以致“失控”。他们只希望群众运动作为后台支持，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谈判筹码。他们是由律师、学者和小商人组成的小资产阶级，而不是大资产阶级。香港所有的大资本家都支持中共并反对民主“改革”。泛民的观念是支持资本主义的，并反对推翻中共的独裁统治。他们（曾）痴心妄想中共会允许香港改革成资产阶级民主制。 2019年强烈的反政党情绪使得泛民的影响力被边缘化。他们没法像他们在2014年雨伞运动中所做的那样，篡夺领导权并驱散运动。反政党情绪以如此方式发挥著进步的作用，使青年示威者的自发性释放出澎湃的能量。 但是，反政党情绪很快就成为建设运动的绊脚石。青年们抗拒各式的组织框架，只愿意通过秘密的Telegram群组进行合作、组织。社交媒体看上去是完美的联络平台，极其便利且覆盖范围相当之广。然而在社交媒体上无法正式、认真地讨论观点，也不能对观点发起民主投票。成千上万的观点被提出，但都围绕著“行动”，而非解决目前所做的不足以对抗中共这一问题。人们需要另一种群众运动。 运动中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没有成立新的政治团体。运动的政策不是由理性的讨论达成，而是由即兴发挥与情绪化决策所提出。一些流行的口号包括了“黑警死全家”以及“香港人报仇”。鉴于警察暴行的程度，这些感受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想赢得中国群众的支持，所需的运动就不能建立在如此口号上。 民主决策 没有民主的平台供人们讨论战略与计策，示威者只能在在线平台上秘密地、无组织地讨论。香港和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斗争是为了提高运动的层次，以让示威者们了解到对组织的需要。这不是有关讨论不同的组织模式，例如“横向组织”之类的，而是有关更为基础的部分，有关对组织的需求以及对无组织的反对。我们在许多传单中就解释了对“基层的行动委员会”的需求，凭此建设运动的民主框架。这些委员会应协同合作以形成更广泛的区域性以及全市性框架。 香港几乎没有真正的工会，而有支持资本家和中共的工联会，过去曾经投票反对全民退休保障，还投票支持废除集体谈判权。另外泛民派的职工盟，则受美国政府的赞助，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会联会，它是以NGO的方式组织起来，受薪的全职人员控制著工会，并几乎没有民主的成员框架或工作场所分支机构。 尽管香港90年来首次爆发政治性罢工已经是重大的进步，但是这是一次毫无组织的自发罢工。工人们利用节假日，以个人的身份而非工会成员的身份参与抗议。这表明了香港职工盟领导层的负面作用，他们既无力，又拒绝组织真正的罢工。当政府做出表面的妥协，他们就取消了6月的首次罢工。随后在8月，当职工盟的领导层受到来自群众运动的高压，被要求组织一场罢工时，他们让工人们去找各自的老板讨要一日假期的准许，方可参加示威。罢工缺少集体组织的领导，缺少罢工委员会，缺少组织新工会分会的运动以为罢工做准备。香港职工盟的领导们试图安抚资本家，向他们保证这次政治罢工只会反抗政府，而对于老板们和“香港”颇有裨益。这反映出泛民派的政治方针不仅是向资本家卑躬屈膝，还低估了工人们的力量，妄想调和双方。 挫败 虽然缺乏真正工会的领导，但是8月5日仍有超过30万工人自发地参加了罢工。特别是航空业的罢工足以震慑老板们。然而，工人阶级仍未意识到自己的潜能：作为打倒独裁统治，引领斗争的主要势力。相反，他们仍只将自己视为青年们的援军。与此同时，出于挫败运动面临著越来越多的问题：群众示威被禁止；警察越来越老谋深算，也越来越暴力；青年们越来越倾向于更无政府主义且更具对抗性方法。“黑衣”或“前线”青年利用大量群众作为掩护，越来越频繁地采取打砸破破坏及暴动之类的手段。 2019年年底出现了一波成立新工会组织的浪潮，但此时运动已经过了巅峰期，到了开始零碎化、精疲力竭的阶段。社会主义者们积极地介入了建设工会的进程。2020年1月，新的医护工会发动罢工，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应对新冠肺炎。然而，大多数新工会的领导权掌握在管理层，甚至是小商家的手中，而他们的意识形态被右翼香港民族主义（本土派）所主导。这些工会的规模基本上都很小，少于1000人——不是真正的工会，而更像是行会（guilds）。它们在疫情期间普遍没有开展活动，而自国安法通过以后就不再尝试动员工人了。这些新组织的活跃分子并没有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希望以NGO的方式运作，集中为劳工提供法律支援和福利优惠。在目前的严酷镇压下，新的公务员工会已被解散。政治罢工也将被取缔。 运动的特点 一如在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和美国爆发的运动，香港的运动表明资本主义危机致使青年高度的激进化。我们理解在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垮台后，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性失败仍对今天的工人阶级意识有著深远的影响。但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坐等革命社会主义意识百分百成熟。在成为少数派后，于2019年从组织中分裂出去的工国委宗派主义领导层就期望这会突然到来，随后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将自动实现“大跃进”。这令他们不愿深入了解今天发生的运动，并与现实脱节。 过往两年的运动在性质上不同于十年前的运动——凭著革命的精神在战斗，香港和缅甸的青年时刻为著变革作出牺牲。另外，总体上运动的持续时间要长很多（对比之前的几周，现在是持续几个月），马克思主义组织若要介入其中，则可能要花费大量的体力和政治精力。当然，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些挑战。同时，中美帝国主义冲突在斗争中发挥著更加重要作用，令群众意识更加的错综复杂。光有一个大体上正确的纲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十分审慎地考察那些在运动中往往是混乱且矛盾的想法与讨论，以便有效地介入到运动之中。 中共镇压劳工议题 港大劳工研究博士方然被捕 8月26日，研究劳工议题的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方然在广西南宁市被国安人员带走并被秘密关押，至今未有任何消息。根据方然父亲提供的信息，方然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意味住他可能会被拘押六个月，期间与家人和律师隔绝。 多次被打压 26岁的方然曾多次被当局邀请“喝茶”。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似因为研究中国劳工问题而被打压。向来政府视劳权为禁忌。香港《南华早报》评论道：“他被拘押使香港劳权团体感到心寒。很少人愿意评论为什么一个学生可以被指控颠覆国家”。让报引述多名方然的同事，形容他是“热心的社运人士”。方然曾于清华大学成立左翼读书会，而他父亲为中共党员。他的一位同学指方然在少年时期加入过中共，因为他当时以为中共是为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奋斗。该同学向《南早》表示说：“他可能以为中共代表平权和解放的事业”。 一直以来，中共对劳工议题持敌视的态度，任何研究、讨论，甚至仅仅是报道劳工状况的信息都可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进而遭到中国国家机关的警告甚至被拘捕定罪。 早在2010，深圳——这个当年带领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城市——就开始打压帮助劳工的非政府组织，直到这些机构全部在政府的压力下解散，众多工运分子和NGO人士被判监。从2018年开始，政府口径更是直接把非政府组织和“境外势力”联系起来，号召爱国主义分子积极举报。最重要的事件是2018年佳士斗争的镇压，当时众多左翼青年前往深圳参与运动，提出独立工会这项重要诉求，结果超过80名佳士工人和学生被拘押。 几个月以来，虽然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看起来是“维护劳工权益”的政策，例如最高法院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在八月末宣布“996”工时制度违法，但对舆论的控制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2014年，中共成立中央网信办，开始加大对网络的控制力度。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网络警察系统，并且采用最先进的网络技术来对关键字进行审查，监视网l络讯息，操控网路舆论。被网络警察判定为“违法”或者“有害”的用户将被约谈、拘留甚至逮捕。方然不是第一位因为研究、讨论劳工问题被带走的人，更不是最后一位。 万马齐喑 除了劳工议题以外，几乎任何涉及到批评时事、讨论政治的言论都有被中共“约谈”的风险。有人戏称：“在中国，你只能赞美和感恩”。根据相关报道，仅仅在2020年的头几周（也就是疫情最严重的那一段时间），广西警方调查了385名“散布谣言”的人，青海警方约谈了72人，宁夏警方约谈了66人。这个数字是通过零星的政府消息统计出来的。实际的数字不为人知，但一定比这多。 在网络上，由于信息封锁，方然被捕的事件仅仅在小范围内被人了解和讨论，但越来越多的镇压行动已经不再是秘密抓捕可以掩盖的。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讹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日益高压的政策（尤其是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暴露了他们的真正面目。 工人阶级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阶级争取自己的权利。马克思主义者支持民主斗争和工人斗争，主张建立属于工人阶级的工会和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而且还要把这些斗争和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 香港：中共镇压风声鹤唳 中共取缔所有反对派政党及NGO组织，消灭议会仅有的选举自由，禁止一切批评政府的出版和言论，逮捕和审判泛民领导和示威群众。即使香港反对派已彻底溃散，中共并不会就此放软手脚。因为中共镇压的目的不在于香港，而是要通过所谓“打港独”向国内群众展示习近平的权威，企图发挥震慑作用，压制反抗的民怨和青年激进化。此外，习近平镇压香港也是给美国看的，以展示中国可以“为所欲为”。习近平在中美冲突各战线的斗争都失利，而打击香港成为了他可以展示权威的工具。 结社自由工会权利被取缔 由特朗普到拜登以来，美国政府对香港的问题只是作出口头上的批评。而美国统治阶级目前已放弃香港这只难以取胜的棋子。作为中国直接统治的一个城市，美国没有什么空间利用香港作为杠杆去攻击中国。再者，中美统治阶级都明白到这场大国冲突是不可逆转的，过往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城市以促进中美经济接轨的角色已再无利用价值。相较于香港，倒不如将资源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上围堵中国来说显得更为重要。这一方针揭示了美帝国主义关注的只是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不是水深火热的民主权利。 来年就是中共二十大，习近平虽然在党内斗争占了上风，几乎可以肯定他会连任，但是为了使他未来的权力稳固，为未来的统治扫除障碍，他还不能高枕无忧，而需要继续集中个人权力，并处理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危机炸弹。现时他大打攻击科技业和房产业的私营资本家，大力打压国内女权及左翼运动，都是连任前必须作出的铁腕整顿。 中共要消灭香港一切的结社自由，就像在中国大陆那样，任何独立于政权以外的组织都会被视为威胁。教协和民阵被迫解散后，支联会及职工盟在本文撰稿时亦准备解散。中共借机消灭一切的香港工会权利，像中国那样只有服从于政权的假工会。除了避免像国泰工会和医护工会那样的罢工再有可能发生，更重要的是扼杀未来更激进工会壮大的可能性。 国安处指控支联会和职工盟为“外国代理人”。由于职工盟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的资助，很可能成为其所谓“勾结外国势力”的佐证。事实上，打击“外国势力”只是中共镇压民主权利的幌子。中共知道经济危机严重，未来对工人阶级将会作出更大力的经济打击，即使政治权利的反抗现在被全面压制，但经济民生的反抗还是可能爆发的。一如在中国大陆即使实行全面独裁，工人还是会为了生计而发动罢工。 我们反对工会组织接受美帝国主义的资助，因为美国政府与中共政权一样，从来都是反对真正的工会运动，而只是想加强自己地缘政治控制的筹码。美国资助职工盟的目的从来不是要强化香港的民主运动，相反是要牵制它、避免其过于激进化。 实际上职工盟虽然在立场上支持2019年的群众斗争，但却完全没有领导过2019年的罢工。在林郑搁置送中条例时他们首先取消了罢工的号召，到了8月因为群众运动的压力下他们才呼吁工人自行请假参加罢工集会，而没有作为工会组织一场真正的集体罢工行动。 镇压下仅余的抵抗 面对反革命的镇压，几乎整个温和泛民都准备退缩，但当有也有例外。社民连虽然几乎全部领导人物都在监狱，但仍继续在街头抗争。而面对支联会被迫解散，副主席邹幸彤却带领了几名常委作出了英雄式的抵抗。她率领了其他常委拒绝，表示即使让步也不会被政权放过，并且高调展示准备入狱的决心，说得掷地有声：“恐吓到我们这里为止，支联会不会帮你散播恐惧。”随后她连同主席李卓人和副主席何俊仁被国安处控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为大律师的她大胆发表文章批击法治的虚伪，在文章《“只谈法治，不谈政治”的抗争七步杀——香港法治迷思与司法抗争诤议》呼吁不要再迷信法治，指没有抗争的话并不会有改变。此前，她也拒绝被剥夺言论自由作为法庭的保释条件，坚持在保释期间向公众发表反抗言论。然而支联会和教协一样并不是具动员力的群众组织，恐怕只有几位英雄的抵抗也不能逆转解散的结局。 泛民软弱与热狗闹剧 可惜的是，邹幸彤只是泛民政治人物中的例外。大多数泛民政治人物都选择投降，对自己的政治立场表示后悔、解散自己的组织、表示退出政坛。就在本文撰稿之时，李卓人和何俊仁呼吁支联会成员解散组织。他们的软弱并不来自个人性格，而是因为其政治路线走到尽头。一直以来，泛民迷信基本法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以及“循序渐进争取民主”，而不明白中共独裁永远不会自我改革而开放民主。他们一直以为只要中共走向市场经济“与世界接轨”，就自然会在香港甚至全中国落实民主。但今天正是因为中共成为了第二大资本主义国家，才不可避免地与美国爆发激烈的帝国主义冲突，并且因而必须加强铁腕统治保卫其“国家利益”。 至于在雨伞运动后打著“勇武斗争”旗号冒起的本土派，在反革命的过程中尽显他们的狼狈相。在中共踢走大部分泛民议员出立法会后，连温和泛民都不堪留在假议会中作为花瓶，因而全体辞职。但热血公民的郑松泰却继续留任议会，因而一度获得《大公报》的赞扬，甚至本来打算可以被国安处宽恕，继续蒙混过关参选下届立法会。最后他还是无法幸免被DQ的厄运，组织随之也瓦解。 热血公民是一个极右民粹组织，利用激烈措辞但内容空洞的反中共言论吸引青年，实际上只会用族群仇恨针对中国大陆人，而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反对中共。他们往往出现在群众运动中制造分化，利用青年对于温和泛民领导保守的不满，攻击泛民来获取声望，但却从来不会提出另一条斗争的出路。虽然打著“勇武抗争”的旗号，但早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败选后变相退出社运，变成以区议会的保姆服务来争取支持，在2019年的运动中完全没有亮相。他们的狼狈相迎来由建制以至泛民、由左翼以至其他右翼本土派的耻笑，可算是为这一节悲剧中带来了一个笑话。 中共全面消灭立法会的选举自由，新的议会的90席中只有22席为直选，而且候选人必须经过国安处审查。这种选举与大陆已完全看齐。中共害怕选举气氛冷淡，以致投票率极低，使假选举成为国王的新衣。澳门在9月选举前DQ了所有民主派议员，使其投票率陷于主权移交以来最低，并出现了大量涂污选票以示抗议的废票。香港的选举大抵也会是这样的翻版。 因此他们要拉拢以民主党为首的温和泛民，诱使他们进入跛脚的议会参选，作为其一块遮丑布。至今只有社会民主连线清晰表态拒绝参加假议会，其他党派仍在犹豫不决。其他温和泛民政党内部出现重大意见分歧。虽然议会内逐步改革的路线已彻底破灭，但泛民政客只会继续堕入幻想，期望可以得到中共的默许，使他们的叛卖之路越走越远。例如民主党元老李华明以及部分民主党的青年领导企图参选，而刘慧卿等元老则害怕参选以致“一铺清袋”，在历史遗下臭名。李华明更表示有中共要员向他提出可参选的名单。另一些“参选派”则是年轻的前立法会议员邝俊宇及副主席梁翊婷。邝俊宇在2019年运动早期因为经常在前线协助示威者，其突出的个人行动使他在青年之间受到相当的欢迎，因而被封为“邝神”。但现在却准备堕落为最卑劣的叛卖者。可见，审视一个政治人物还是要看他的政治本质以及实际立场，而不是镜头面前的表演。 反革命不是终结 反革命是无可避免的现实，同时我们认知到习近平政权正面对空前的危机。我们要汲取2019年运动的不足和弱点（参考文章《2019年群众斗争的教训》），为未来的斗争作准备。专制政权处在病急乱投医的阶段，世界资本主义游戏走到了危机连环爆发的阶段。中国内地的群众情绪正暗流汹涌，当其爆发之时，我们就会知道2019年香港的运动不过是一场预演。 香港：Foodpanda送递员罢工 抵抗苛刻剥削 外卖平台Foodpanda在疫情下“疫”巿扩张，生意赚到水涨船高，但送递员却没有获得辛劳所得的成果，薪金收入被公司不断削减，员工连最基本福利亦欠缺之余、内部不公平的机制令员工怨声载道，生计受到影响下外卖送递员在周末发起多区罢工行动，抗议公司无理削减工资，超过300名员工参与。 这次罢工并非空穴来风，Foodpanda在这年头已不断推出政策扣减外卖送递员的工资。参与罢工的外卖单车手“奶悠”（假名）向社会主义行动记者表示，公司过去逐小地扣减送递员收取的服务费，以自己一张距离较远的外卖单为例，本可分到42元（港币，下同）现在被扣至30元，中距离的30元扣至20元，即每张单都被削减约10元左右。他每日工作10小时本可赚到约800元，现在只剩500至400元，公司亦从来不会知会员工削减薪酬。 “奶悠”最近更被公司指责跟单不擅而被停工5日，他怒斥：“静悄悄地削减工资已经非常可耻，现在更不理会我的解释而停止我工作，手停口停下我亦要照顾家人和小朋友，公司那所谓的上诉机制十分霸道，简直人神共愤！”“奶悠”踏单车送外卖亦存在风险，“在行人路踏单车会犯法，在行车路上与其他车辆并行亦非常危险，我试过工作时遇过一次意外，幸好没有大碍”。他指Foodpanda外卖送递员都是以“自雇”形式被聘用，没有病假、工伤、强积金等任何福利保障，意外后公司更将他的送递表现评级下调。 另一位送递员 John（假名）是一位“步兵”（以步行方式送外卖），他指公司推“孖单”降价政策，将第二张同一屋苑的外卖单服务费削减，又将客人投诉外卖送达后出现食物倾倒、外卖送抵后没有该地址或其人等恶作剧，都归咎为员工责任而发出警告信，令John感到十分不公平。“我们要利用Foodpanda手机App去处理外卖服务，每张单都有它的指定送抵时间，那些倒数时间有时只有数十分钟，令我们要火速进行送递，增加交通意外和受伤风险。” 罢工行动在尖沙咀、观塘Foodpanda办公室及多区Pandamart门外聚集，员工举起“停止无理减薪”、“Foodpanda treats us like slaves!”的标语，亦要求每张单的服务费至少是50元来换取“生存”及抵销外卖摩托车维修费、油费等开支，而“步兵”则至少需要35元。 过往Foodpanda亦曾无理解雇争取福利的送递员，显示大企业对员工的压榨及可耻。在罢工的影响下，多区的Pandamart超巿停止运作，而工人指抗争将会续持。 去年，另一外卖送递平台Deliveroo亦因削减员工工资险酿罢工。外卖送递行业在疫情下大举扩大业务，在巿场竞争激烈下，这类公司都要加强压榨员工获取利润，使全球多地都爆发工人抗争。例如，中国大陆的外卖送递“饿了么”平台旗下骑手在今年3月发起跨省的抗议行动，抵抗公司压迫员工，差不多同时间在英国伦敦亦有Deliveroo员工的抗议，反对持续的低薪和要求更合理工资。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Foodpanda送递员的合理抗争，在香港劳工保障形同虚设下，工人需要团结的行动去捍卫权益。这次罢工最主要是透过网络群组沟通动员发起，工人至今并未有组织起代表自己的工会组织，而今天工会正面临政府前所未有的镇压。 11月13-14日的罢工确实令人振奋，但抗争若要持续，网上群组这种组织方法可能并不足够，而需要哪怕是“地下”或“非正式”的工会组织架构，以应对资方对罢工的打压，争取最大化工人的权益。所有工人都要与Foodpanda罢工工人展示团结！如果他们成功改善待遇和薪酬，对所有工人来说都是胜利，并会鼓励工人组织和斗争！ 伦敦唐人街冲突：对抗种族主义和国家镇压的反面教材 在十一月底，两批示威者——其中一批牵涉到中国内地的组织，另一批是年轻香港移民——在伦敦唐人街冲突。这事件是一个警告：在中美帝国主义新冷战和习近平残酷镇压香港的情下，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恶化。伦敦事件显示，中美地缘政治斗争正与族裔和政治冲突结合，并且将其放大起来。 于世界的另一端，同一过程近来以另一个例子发生。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的唐人街被放火和掠夺。在这贫穷的前英国殖民地，因中国国家及其资本家作为一方与美国及台湾作为另一方之间的权力斗争，多年来的族裔冲突变得更复杂。 “向新冷战说不”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伦敦爵禄街举行了一场打著“停止针对亚洲人的仇恨”和“对新冷战说不”的集会，表面上反对种族主义。虽然标语听起来值得嘉许，但集会政治构成和性质却是另一个世界。不幸地这场集会牵涉到很多和中国独裁政府有联系的傀儡组织，它们和应中国独裁政府的政治宣传，支持镇压香港和新疆。一些英国非政府组织和“左翼”议题组织也合办了这场集会。讲者包括停战联盟（StWC）的Fiona Edwards和核裁军运动（CND）的Kate Hudson，还有是保守党的成员。按报导，工党的John McDonnell之前也安排了演讲，但因为受支持香港的组织的游说（指出主办方的组织与中共有连结）而取消。 这些亲中共组织主导著当天伦敦的示威。集会的中文讯息和英文讯息非常不同。英国组织代表们似乎认为他们的和平主义和“非政治的反种族主义”是集会主调。但中共政权透过其傀儡组织和支持者骑劫了集会，将其变成赞颂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的政策，并将任何对它独裁的批评和“针对亚洲人的仇恨”混为一谈。与中共采用的做法相似，以色列政府也是将所有对以色列国家的行动之批评和“反犹主义”等同。同样地，所有对中国政权的批评也被说成“反华”和“伤害14亿中国人民感情”。 一班大多来自本土派（右翼香港民族主义）的香港示威者举行了反示威。幸运地集会和反集会的规模都很小，大约100人参加亲中共的示威，而亲香港的反集会人数则少于50人。但其后双方以种族主义言论侮辱对方展开冲突，造成暴力打斗和数人受伤，成为在社交媒体和中文媒体的大事。 现正流亡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呼吁英国警方调查这个“反种族主义”集会的组织者。亲中共阵营则在微博匿名悬赏一万英镑，鼓励网民提供罗冠聪或及另一位流亡的香港社运人士郑文杰在伦敦的住址。微博的还有帖文讨论建立“小队”攻击在英国的“港独人士”。英国警方随后宣布会调查针对罗冠聪和郑文杰的威胁。特此强调，罗冠聪和郑文杰以英美资本为盟的自由派政客，并无提倡港独，只是中共将所有香港民运人士打成“港独”。 针对亚洲人的仇恨正加剧 和在其他西方国家相同，英国内反亚洲人的种族主义正在加剧，特别从疫情爆发开始。右翼政客和媒体想用亚洲人和中国人作代罪羔羊来掩饰资本主义灾难式应对疫情的无能，因此为种族主义加温。来自像英国约翰逊等各国政府的反中冷战措辞，无疑在加强反华和反亚洲人情绪。要反击这情况，就需要真正的反种族主义抗争，但这需要完全独立于政府操控，不但要揭穿西方资本建制的、也要揭穿中共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英国媒体ITV（独立电视网）十月所做的民调显示，过去两年居于英国的东亚和东南亚人受攻击的次数升近50％。60%英国警员表示，去年针对东亚和东南亚人的种族仇恨案件有所上升。所以中国、香港和东亚及东南亚人正经历更有威胁的种族主义。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发起真诚的倡议行动，以将跨族裔社群组织起来，对种族主义说不，并将这议题连结至对医疗、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扩大资源。但是那些发起或支持爵禄街集会的英国组织，不管是天真得荒谬也好，抑或有意地背书也好，让自己被中共用作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反动宣传平台，实在需要检视自己的做法。 中共的伊斯兰恐惧症和种族主义 爵禄街集会无其他东亚或东南亚裔社群代表的事实，也显露出这个示威的不对劲。另一个不对劲的迹象，是组织者无视新疆议题——当地正发生中国政府恐怖迫害穆斯林少数族裔，包括公开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政策——亦说明这示威的真正目的不是“反种族主义”。 参与集会的英国组织者的声明否认这场活动是“亲北京”，而这说法并不诚实。一系列的参加组织包括英国福建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全英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伦敦华埠商会，全部和中国政府有连结。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直接受中国驻伦敦大使馆控制，作为非正式“警察网络”监视十四万中国内地留学生，防止他们参加“颠覆政治”。 这堆亲中共傀儡组织曾经在英国华人社群间以中文媒体发动一个高调的运动来支持香港国安法和严厉的政治镇压。例如今年，伦敦华埠商会和其他几个组织在亲中共报纸卖广告，支持香港“只限爱国者”选举闹剧。这场选举将于十二月十九日举行，只有中共允许的候选人能参加。 民调显示44％，香港人如果可以的话会选择离港，而约九万人今年已抵达英国。中共担心香港移民的高度集中会变成一个反政权活动的基地，所以将威胁和恐吓升级，如同对罗冠聪和郑文杰的骚扰显示。透过在海外内地人社群间煽动民族主义，北京正将社群关系两极化，并为发展族群仇恨的“华人部落群主义”创造条件。 香港的独裁镇压自2020年国安法立法以来，导致过去十二个月内三十个工会解散，包括最大的、有二十万成员的职工盟。所有示威和罢工已被禁止。在伦敦示威后，其中一个主办团体“监察组”在示威发表声明表示“我们相信每个社会应有示威权利和广泛的人权”。即使慷慨地说，我们只能形容这讲法天真得荒谬绝伦。 香港移民的反示威也好不了多少。这些示威者的目标可能是揭穿中共的政治宣传和“反对针对亚洲人的仇恨”标语的伪善，同时隐藏了它打压维吾尔族人、西藏人，香港人等罪行，但他们可笑的举动和带出的讯息却制造了反效果。 香港示威者的所作所为，并不能赢得那些未被洗脑的中共的支持者（尤其是透过媒体和社媒留意今次事件的大众），而是落入中共圈套，让中共党媒“证明”香港民运示威者是“反中”的。无政府主义式冲突没有带出明确政治信息，只会让当地民众感到困惑，从而使反威权斗争建立基层的国际支持变得更加困难。 不幸的是，这次反示威放大了2019年香港运动的弱点、甚至是放大了运动的一些反动性质。在2019年斗争失败后，在认知到青年抗争者的牺牲和勇气之同时，我们需要从运动的的政治和组织弱点和错误汲取教训。别忘了，在2019年7月运动高潮时，运动某份参与者尝试展示对中国大陆的反政府抗议表示声援，力图建立共同的斗争，也有一些香港种族主义示威者企图攻击内地人时被其他抗争者阻止。这些做法都应该被学习和强化，但今次伦敦的行动却朝著相反的方向发展。 或许也有真诚的反种族主义者参与了这次活动，但他们难以否认自己被两个对骂的种族主义阵营骑劫。一些中国大陆示威者大骂香港人是“曱甴”（蟑螂）——该词正是中共党媒和香港警察在2019年斗争期间对香港抗争者使用的字眼。部分香港反示威者则高喊“返大陆”和“支那”——“支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用来指代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字汇。 走入死巷的民主斗争 对于认真想重建反独裁民主斗争的香港青年来说，2019年最重要的教训是——这场运动因孤立于香港一地、没有认真努力地与中国大陆工人和青年——这股唯一足以挑战中共国家机器的力量——建立团结的群众斗争而失败。 伦敦反示威闹剧，以及一些香港示威者对中国大陆人或华人长相抗争者针锋相对的辱骂，只会进一步加剧族群分化，强化中共的民族主义和反民主宣传——将香港群众抗争描绘成美国的反中阴谋。 香港的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客，如罗冠聪和郑文杰，在以西方政府推崇民主这个大错特错的前提下，心甘情愿地支持亲西方的冷战阵营，而这是重建真正民主运动的进一步障碍。为了令民主运动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团结中国、香港和整个亚太地区的劳动人民，反对各国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社会主义者谴责双方的种族主义言语和政治。双方的抗议行动都是与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冷战和中国国家镇压作斗争的反面教材。伦敦的抗议也警示著国际左翼，在处理反亚裔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冲突等问题时，如果没有完全独立于插手运动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包括中国资本家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中共），就会掉入错误立场。 我们需要与在新冷战中源自各方的种族主义、沙文民族主义进行真正的斗争。“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运动和国际社会主义道路也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组织，我们主张建立这种基于团结各族基层劳动人民的的反种族主义斗争，去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猖獗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 中共自制选举闹剧 镇压不能摆平社会危机 12月19日将举行改制后第一次立法会选举。中共将立法会改成90席之中只有22由选举产生，加上候选人要先由国安机关筛选，确保所谓“爱国者治港”。这使选举气氛前所未有的冷淡，可预计投票率将是历史最低的一届。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2月公布，有36%的受访者倾向不投票。这数字还未包括因国安法的恐惧下而不敢讲真话的受访者。由2004年起的立法会选举调查，受访者的投票意欲均有8成以上。 在改制前，香港立法会本来已是跛脚议会，反对派并不可能在建制内对中共构成威胁。相反，过去泛民主派妄想在议会建制内进行渐进改革，使立法会变成一个安全阀，以缓解群众斗争的压力。今次，习近平的极高压统治下，将假议会的遮丑布都全力撕毁，再次挫伤自己的权威。 统治者继续自欺欺人。林郑接受《环球时报》访问时，指“政府公信力高，投票率反而会降低”。同时政府又害怕低投票率会削弱其权威，因此全力谷高投票率。首先禁止任何人“煽惑”投白票，甚至威胁民调机构有可能违法；又设立边境投注站，方便建制派动员居内地的亲中共港人投票。然而，无论如何强大的镇压机器，但不能强迫“躺平”的选民站起来。 部分温和泛民政客继续叛卖民主斗争，例如前民协的冯检基和前民主党的黄成智，今次更为选举闹剧担任临时演员。而温和泛民一度因为参选与否陷入严重分歧，后来参选派虽因群众压力而放弃念头，但暗地叛卖的行径并无停止——党副主席梁翊婷被揭发支持获全国政协常委胡定旭提名的中科兴业董事总经理潘焯鸿参选港岛东。 继续压迫穷人和青年 国安法通过以来，中共的强力镇压并没有停止。林郑继续以防疫措施为名，加强对市民的监控，推出强制使用“安心出行”，并继续禁止四人以上的集会，甚至威胁煽动他人不打疫苗也属犯法。此外，新闻自由已被摧毁，《立场新闻》总编辑辞职，而《经济学人》驻港记者工作签证续签被拒，都是众多的近例之一。 无论镇压力度如何强大都不能掩盖社会危机，所以民怨并不会息止。香港去年有165.3万个贫穷人口，贫穷率高达23.6%，创2009年有纪录以来的新高，约4个港人中便有1人属“贫穷”，其中近三成来自在职住户。这可说是对习近平提倡的所谓“全面脱贫”和“共同富裕”极大的讽刺！ 香港贫穷再创新高，穷忙族水深火热。但近日教育局长杨润雄批评时下“躺平主义”，并公布要将“勤劳”、“奋斗”加入价值观培育，并在《德育及公民教育课程指引》文件中删去“尊重人权”、“批判思维”等字眼。 在中国大陆出现躺平主义思想——年轻人拒绝高压社会规范，放弃买房成家，主张不婚不育，以最低成本过极简生活。中共如临大敌，视之为破坏经济秩序及制造人口危机的根源，甚至要出动官媒谴责区区一个网路次文化，并在六中全会中大力宣传“奋斗”思想。香港教育局只是配合习总的论调，企图以高压家长制统治青年。但统治者越是叫嚣，青年则更充耳不闻。 香港和大陆青年一样，面对房价高企、阶级流动无望，勤劳向上的劳动成果只会被统治阶级夺走。2019年香港反威权运动正是青年反抗制度的初次觉醒，是他们的一次“奋斗”。运动受警察镇压失败后，青年间弥漫著暂时的绝望感、无力感。 独裁政权加强教育制度的思想压制，只会令更多师生和家长厌恶，选择离港摆脱香港教育制度。2020至2021学年度，香港学生退学人数上升1.7倍，等于平均每校有32名学生退学，当中有6成学生选择离开香港。每校约7.1位教师离职，比一年前升近一倍。 团结中国大陆的斗争 习近平准备连任国家主席，必须加强巩固权力，加上中美冲突的高度紧张状态下，需要通过镇压香港来展示自己权威。所以，香港的命运并不取决于一个城市之内，而是整个中国以至国际局势。在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深陷危机下，无论是中共还是美国拜登的统治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陷入混乱。群众对政权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强大，青年激进化而且阶级意识大大提高，正为香港暗无天日的局面亮起一点曙光。当大陆群众爆发斗争时，香港和国际的群众也需要团结共同的斗争，挑战专制极权与资本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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