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权主义政党的本质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2年07月08日02:44:35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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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韩梅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引言 今天，你说共产党贪汙腐败，已经失去了民心，没什么人会和你争辩。然而，你要是说共产党和纳粹一样邪恶，原本就是一丘之貉，跟你争得面红耳赤的却大有人在。 而在欧美民主国家，这种观点早自二战以降就成了社会的共识。就连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晚年也幡然醒悟到了“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斯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 随着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在前共产党国家，上述看法也成了被越来越多人认可的主流意见。 2006年1月27日，由包括前共产党国家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在内的46个成员国组成的欧洲议会大会通过决议，把共产制度的罪行与法西斯罪行等同，对共产极权体制所犯罪行予以公开谴责。 2007年11月24日，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在纪念1931年被饿死的一千万乌克兰人的“认清共产主义极权，勿抱幻想”的集会上表示，“共产邪恶就只能称为邪恶，不能叫别的，……共产主义极权需要的是绝对的权力，从而把人变成动物，忘记道德，忘记灵魂，成为非人类。” 2008年6月14日，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共同举办各种活动，悼念苏共斯大林统治时代遭受共产党迫害的遇难者，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共产党犯下了同纳粹法西斯同样的罪行，并把6月14日称之为“悼念共产党民族灭绝遇难者日”。 2009年11月30日，波兰总统卡钦斯基签署一项法律，禁止生产、贩卖、使用、传播和存放共产主义以及纳粹法西斯的标志。这项法律两个月前被波兰议会通过。根据这项法律，使用共产党的镰刀、斧头、红旗、红星等标志，将面临罚款或是被判处两年监禁的处罚。波兰反对党“法律和秩序”党领导人表示，共产主义同法西斯一样都是种族灭绝的象征，共产主义标志不能在波兰土地上存在。 2011年6月2日，继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之后，又一个前苏联地区国家格鲁吉亚议会通过了清除共产主义汙垢法律。这部法律不但禁止前共产党官员担任公共职务，禁止公开传播纳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且明确把共产党跟纳粹等同。 当然，在那些至今仍受共产党蒙蔽的人看来，这一切都不过是“反共势力不怀好意的政治宣传”，是“对共产党的妖魔化”。 那么，共产党到底是不是和纳粹一样邪恶？将共产党跟纳粹等同究竟是否成立？历史无疑是最权威的判官。只要我们把它们的所作所为一件件地摆出来，逐一对照一番，一切就都明白了！ 允许不同政党和政治团体存在，尊重和保障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的合法权利，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一党专政——不论是共产党的还是纳粹党的——则野蛮地剥夺了他们的这一基本权利。这种对现代政治文明的彻底颠复，对公民权利的粗暴践踏，势必让整个国家陷于全面的政治黑暗。——题记 1933年1月30日的德国恰值隆冬，天寒地冻。 这一天更是魏玛共和国历史上最寒冷的一天。当日，德国总理的权柄不幸落入了来自奥地利北部的陆军下士希特勒的手中，1919年建立的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多党制的共和政体，在存活了短短 23年后，正式宣告死亡。 当上总理的希特勒，很快取缔和解散了之前活跃在德国政治舞台上的各个政党，并于1933年7 月14日颁布了《禁止组织新政党法》，明确规定纳粹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 当年12月1日，希特勒又颁布了《党和国家统一法》，申明纳粹党是德意志思想的体现者，是国家的领导和推动力量，与国家不可分离地联系着，从而进一步确立了纳粹党在德国至高无上的地位。 如此一来，纳粹党不仅成了德国当时唯一的政党，而且将整个国家事务的决定权和控制权都牢牢地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在这种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反对党被严禁存在，纳粹党垄断了全部国家权力，党权不但高于宪法，高于法律，而且不受任何制约。正如希特勒在纳粹党党代会上明确宣布的那样：“党是指挥国家的。不是国家指挥我们，而是我们指挥国家。”到后来，这种一党专政更是演变成了“党国同体”。 什么叫“党国同体”？用希特勒的话说，就是“纳粹党对国家及其一切机构和组织有了绝对控制。”它首先体现在，作为纳粹党高级领导机构的“领袖代表办公室”，有权干预政府机关的国务活动，掌管政府官员的人事任免权，并参与起草法律法令。 “党国同体”还体现在纳粹党人占据了各级政府机构中的大部分领导岗位。如在国家一级，作为纳粹党领袖的希特勒担任政府总理，1934年8月起又成为国家元首，这就保证了纳粹党对全国政权的控制。纳粹党的中央机构是全国指导处，由18名领导成员组成，他们中许多人直接出任内阁部长，如全国宣传领袖戈培尔，自1933年3 月13日起出任新设的内阁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还有些成员或通过出任内阁不管部长，或对相关部门进行干预和渗透，也夺占了政府部门的职权。 直接控制政府官吏和公务员队伍也是“党国同体”的一大特征。1933年4月7日和1937年1 月25日，纳粹当局先后颁布了《恢复职业官吏法》和《文职人员法》，规定今后政府官员必须由纳粹党员担任，而且在思想上还必须真正信奉民族社会主义，无条件地支持纳粹的政治目标；政府官员必须同党的干部一样宣誓效忠希特勒个人。在这两项法令影响下，不但大批纳粹党员进入国家机关，文职官员也纷纷加入纳粹党，使得纳粹党员在文职人员中的比重越来越高。1933年德国文职人员中的纳粹党员比重仅为五分之一，1935年上升到五分之三。1937年普鲁士邦官员中的纳粹党员比重达五分之四。1939年后，纳粹党党籍更是成为进入官员阶层的先决条件。 与纳粹一样，共产党当政后，搞的也是一党专政，而始作俑者则是“老大哥”苏共。 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夺得了政权。不久，他们即将资产阶级党派作为反革命宣布为非法，包括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在内的其它社会主义党派随后也被取缔。到了1921年，所有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党派都被迫转入地下，政权完全被苏共一党所垄断。1920年10月11日，列宁在给布哈林的一张便条上直白地写道：“只要以整个中央的名义声明（并论证）以下几点就够了：------无产阶级=俄国共产党=苏维埃政权”（注1）。在1922年俄共11大政治报告中，列宁更是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道，“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注2)。列宁还曾坦承说，“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 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 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 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 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注3） 不过，一党专政在列宁时代还只是一种雏形，直到斯大林时代，它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日趋完备和巩固。 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苏维埃、职工会、共青团、合作社以及其它社会组织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共产党是这个体系的“领导核心”，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按他的说法，党的指示和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在我们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它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体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的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注4）。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共不仅把党的领导原则写进了党章，而且还写进了苏联宪法。联共(布)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声称：“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机关”。1936年通过的苏联宪法更是明确规定，共产党“是劳动群众的所有团体及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 就具体内容而言，前苏联的一党专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基本方面。首先，党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按照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党章的说法：“党决定国家发展的总的前途，保证对人民创造性的活动实行科学的领导，使人民争取实现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的斗争具有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和目标明确的性质”。其次，党负责选拔和任免干部。这一原则其实早在列宁时期就定下来了，斯大林更把它看作是党对政府领导的第一个表现。后来的苏共领导人并强调“选拔，配置和教育干部”是“党的领导的实质及其决定性环节”。第三，党还履行监督和检查职能。列宁曾经说过，在组织方面，党的领导主要是选拔干部和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列宁之后的苏共领导人和党政文件历来都强调，对国家机关进行监督，是党的领导作用表现的重要方面。 可见，苏共对权力的垄断囊括了政治决策权、人事任免权和监督权，既包括了政治领导，也包括了组织领导，可谓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以至于到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地步。 步苏联“老大哥”的后尘，中共当政后也依葫芦画瓢地搞起了一党专政，通过各级党委牢牢地控制住了整个国家的各级政权。储安平先生当年曾形象地把这种情形概括为“党天下”——“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单位大小，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注5） 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曾经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该决定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为此决定：第一，政府各部对于中共中央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第二，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以及便于政府各部门中的党的领导人能够有组织地、统一地领导其所在部门的党员，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决议和指示的执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受中央的领导。第三，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示报告。如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竟未向中央提出，则最后经手的政府负责同志应付主要责任。显然，“党天下”党权至上、以党代政的特征在此可谓一目了然。 按照独立作家杨银波的分析，“党天下”在中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大方面：“第一，中共各级党委掌握着立法权。在中央由中共中央委员会控制国家法律和国家政策的制定，在地方由中共地方党委控制地方法律和地方政策的制定。各级人大的立法权被剥夺。全国人大常委会只不过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下级国家机关，无法完全独立地行使国家立法权；地方有权制定的法律和政策都由地方党委来决定制定，地方人大也只不过是地方党委的一个下级国家机关，无法完全独立地行使地方立法权。第二，中共各级党委掌握着行政权。中国的各级行政首脑由各级党委书记来担任便是最好的证明。第三，中共各级党委掌握着司法权。公安、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受到中共各级党委不同程度的控制，就连监狱、看守所、戒毒所、海关等地也受到中共各级党委不同程度的控制，监控、逮捕、关押、审判、监禁等程序都被或多或少地干预。最为荒唐的是，各级行政官员、各级司法官员和各级人大常委会成员的任命、乃至其待遇的决定权实际上都掌握在中共各级党委的手里。 “中共中央委员会是实际上的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是中央共产王朝的王权拥有者和操纵者。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等均属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下级国家机关。而地方共产王朝则由中共地方党委充当老大。中共地方纪委、地方法院、地方检察院、地方政府、地方人大常委会等均属于中共地方党委的下级地方机关。更为恐怖的是，中国政府并不实行文官制度，而是以党领军、以军压党的武官制度，军队不受以国务院为首的国家机关统领，而由既有中共中央委员会资格、又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资格的首领来调配，为严打异己而成立的秘密组织和国安机关实际上也受其指挥，成为国家恐怖主义的最大罪源。”（注6） 前东欧共产党国家也都是“党天下”。拿波兰来说吧，据官方的《政治周刊》1988年5月14日透露，波兰的120万个管理职位中，有90万个由党员占据着。根据这家周刊的说法，这种情况表明，“成员总数仅为200万的政党有50%的党员在领导着其它人。”据这家周刊报道，在1986年，有444人被任命到最高层的管理岗位上，其中94.3%是党员。三分之二的波兰大学校长，五分之四的中小学校长，以及四分之三的卫生系统负责人都是党员。 允许不同政党和政治团体存在，尊重和保障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的合法权利，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一党专政——不论是纳粹党的还是共产党的——则野蛮地剥夺了他们的这一基本权利。这种对现代政治文明的彻底颠复，对公民权利的粗暴践踏，势必让整个国家陷于全面的政治黑暗。那一幕幕已经发生过和依旧还在延续的历史惨剧，不就是证明吗！ 注： 注1：《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卷，第583页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02：“希特勒就是德国”与斯大林独揽大权 相比较而言，一党专政是把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个党，个人独裁则是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把一切权力都集中于党的领袖个人，权力集中度更高。如果说一党专政只是剥夺了党外公民的合法政治权利，那么个人独裁就连党内人士的这种权利也一块剥夺了；如果说前者是对现代政治文明的粗暴践踏，那么后者则更有过之，危害更大。 ——题记 不过，仅仅夺得总理权柄并不能满足野心勃勃的希特勒的胃口，他的最终目标是要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为此，他不惜大耍手段，费尽了心机。 1933年3月23日，在纳粹的操纵和威胁下，德国国会通过了《授权法》，将立法权从议会转移到了希特勒任总理的内阁手中，实际上也就是转移到了希特勒的手中。 希特勒刚当总理时，纳粹尚未在内阁中占据多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希特勒通过排挤以至取缔其他政党，更替部长人选，设置新的部和增加任命不管部长，很快就把内阁变成了完全听命于他的纳粹党的一统天下。与之相应，内阁部长的誓词也从魏玛时期的“忠于宪法和法律”，改为“忠于德意志民族和人民的领袖”（即希特勒个人）。就像希特勒在1933年7月13日对国会的演说中所宣布的：“如今的政府是领袖的顾问团”。 1934年8月2日，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病逝，希特勒抓住这个机会立即颁布了一项新法律，把总统和总理这两个职务合二而一，由他一人兼任。作为元首和总理，如今希特勒成了国家政权的单独执掌者。 几年后的1938年2月4日，希特勒在成功地完成了对军方高层的整肃之后，又正式宣布由自己亲自“接掌整个武装部队的统帅权”，兼任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至此，所有国家最高权力全都如愿以偿地集中到了他一个人的手中，希特勒成了德国至高无上的大独裁者。 众所周知，西方民主国家政权结构的特点，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但在纳粹德国，这三项权力全都被作为纳粹党和国家领袖的希特勒一个人攫取了。大权独揽的希特勒享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与无限的全权，他的意志以及他以任何方式表达的意图，不仅可以取消或修改现行法律，而且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到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传达于全党全国的每一级机构以至每一个人。早在1934年9月7日，纳粹党在纽伦堡党代会上明确宣布：“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 为了操纵国家事务，希特勒特地设立了三个自己的办公厅——总理办公厅、总统办公厅和领袖办公厅。除了一些特许的纳粹党头目之外，就是内阁部长们也很少能直接见到他。他们只能通过这些办公厅和各类副官去同希特勒联系，以致后来内阁部长们也常常是从报纸或广播中才得悉“德国政府”作出的决定或颁布的法令。整个纳粹德国，只有希特勒一人掌握着所有的统治机构，看到整个蓝图，行使着绝对的权力。 按照纳粹头目温斯泰因对德国“政府”的解释：“今天的全国政府（注：指纳粹德国政府）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内阁，在那里所有的决议都必须以多数原则为基础来制定，如今的政府是领袖（注：指希特勒）的顾问团，它向领袖兼全国总理提议并支持他作出的决定。”可见，纳粹德国的一党专政是以希特勒的个人独裁为显着特征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所总结的那样：“一切都开始于也终结于希特勒。”（注1） 无独有偶，共产党国家的一党专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采取的也是个人独裁的形式。一国之内，无论大小事务，都由党说了算，最终实际由领袖一人定夺。 在苏联，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通过阴谋手段逐步清除了党内的各个反对派，将原本分归3大巨头掌管的党、政、军大权独揽到自己一个人的手中。特别是通过1936—1938年的大清洗，斯大林完全确立了自己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建立了不受任何约束的个人独裁。 1941年5月，斯大林以党中央总书记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6月卫国战争爆发后又兼国防委员会主席，战后取消国防委员会，他又兼苏联武装部队总司令。与此同时，斯大林把政治局逐步变成了凌驾于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及最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中央政府）之上的党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权力中心。当中央全会不按期召开时，决定一切的实际上变成了政治局。而高居于政治局之上的“太上皇”则是斯大林本人。他握有的权力是俄国任何沙皇都不具有的，不仅包括全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而且斯大林还把全部经济命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他能够不受监督地，随心所欲地支配全国的物质资源与财富。 据1971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透露：“无论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还是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会都没有有规则地工作过。可是斯大林同他内圈的定期会议却像钟表装置一样，到时必定举行。”一般情况下，每隔二三天或者更多天，斯大林就要召见他在政治局的亲信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几个人到他的别墅共进晚餐。通常是边吃边谈，主要是斯大林独自高谈阔论，发号施令，与会者洗耳恭听，边听边记，心领神会，唯唯诺诺，谁也不敢轻易发表什么新见，也顾不上认真吃饭。正如曾访问过苏联的法国左翼作家吉德所形容的那样，当年的苏联完全就是斯大林“一个人的专政”。 毛泽东也热衷于个人独裁。中共当政后，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人之手，同时兼任党的主席、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三职，成了凌驾于中央之上、党之上、国之上、人民之上的地地道道的大独裁者。 按照共产党的理论，党内应实行民主集中制，而民主集中制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政治局完全可以依据这条原则以中央的名义下发文件。然而，当刘少奇、杨尚昆按照这条原则办事时，却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1953年5月15日，毛泽东发文批判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并且宣布：“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注2）中央依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的决定，必须要毛泽东同意才能发出，毛泽东将自己凌驾于政治局之上，毛泽东就是中央，中央就是毛泽东，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强调，“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强调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注3）要害在“全党服从中央”。由于毛泽东就是中央，中央就是毛泽东，所以，民主集中制实质就是全党服从毛泽东。在毛泽东看来，他就代表多数，服从他就是服从多数。以“民主集中制”这个愰子，毛泽东将他的个人专制独裁强加给中共，党变成了他独裁的工具。毛泽东口口声声说要重视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实质就是要服从他一个人，建立他的个人专制独裁。 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向中共发出了邀请。当时，毛泽东在上海，他请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讨论决定是否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出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而且说明代表团去了苏联，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到上海，把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决定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说：“你们同意了，我可不同意。”只这一句话，就推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可见其专横到了何等程度。 到了文革中，毛的个人独裁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发出的“致敬信”一开头写的是“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连“党中央”都不提。后来，总算提“党中央”了，但是写成“毛主席、党中央”。再后来，在党内的请示报告中，则简称为“主席、中央”。这在文革时代，已经成了惯例。 “主席、中央”，决不只是一种在“礼节”上对毛的尊重，事实上它反映了“主席”凌驾于“中央”之上，主席可以指挥中央，否决中央，而中央却不能指挥主席，否决主席！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亦即《五一六通知》。这个文件是由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和亲笔改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时，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在杭州，没出席会议。在会上，因为大家知道这一《通知》是毛主持起草的，谁都不敢提出原则性的否定意见，只好对个别字句、标点符号提了点修改意见。岂料陈伯达、康生却说，这是主席改定的，一个标点都不能动！这时，就连刘少奇也不能不感叹道：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 相比较而言，一党专政是把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个党，个人独裁则是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把一切权力都集中于党的领袖个人，权力集中度更高。如果说一党专政只是剥夺了党外公民的合法政治权利，那么个人独裁就连党内人士的这种权利也一块剥夺了；如果说前者是对现代政治文明的粗暴践踏，那么后者则更有过之，危害更大。正如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在晚年所断言的那样：“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汙、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注4） ________________ 注： 注1：译林出版社《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359页 注2：《毛泽东选集》第5卷，80页 注3：《毛泽东选集》第5卷，95—96页 注4：见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03：“传声筒”与“橡皮图章” 若论以民主的外衣掩盖独裁，以民意的形式装点专制，这世上恐怕没有比共产党和纳粹更相似的同类。 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一向以专门演出轻松歌剧着称，然而1933年3月21日，这座歌剧院内的气氛却一点也不轻松。当天，第三帝国第一届议会在这里开幕。剧院内的旁听席上，坐满了清一色身穿褐衫，满脸横肉和伤疤的纳粹冲锋队员。他们坐在这里的目的当然不是真的为了旁听，而是为了制造恐怖氛围，以此警告出席议会的人民代表，绝不允许他们在这里“胡闹”。而剧院外，此时也挤满了疯狂的冲锋队员，不时冲着剧院里的人民代表鼓噪着：“交出全部权力！” 然而，惯于玩弄政治手腕的希特勒并不想从此取消议会。在颁布了纳粹党为“德国唯一的政党”的法令之后，希特勒于1933年10月14日解散了先前在存在着多党制条件下选出的议会，并于11月12日，按照纳粹党统一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举行了新的议会选举，结果，选出来的议长是纳粹党“二当家”戈林，661个议席几乎清一色由纳粹党徒占据（1936年3月和1938年4月，纳粹还搞过两次同样的“议会选举”闹剧）。 从1933年3月通过《授权法》到1939年9月欧战爆发的6年半时间里，新选出来的德国议会一共只举行过12次会议，通过了4项“立法”。其中一项是1931年1月30日的《国家重建法》，另外是1935年9月15日的三项反犹《纽伦堡法》。这些“立法”都是按照希特勒的意旨起草制定的，议会根本没有进行辩论或表决。在寥寥可数的12次会议上，每次都是希特勒先咆哮一阵，戈林再重复一阵，不待讨论，也用不着讨论。议员的责任，就是在希特勒跟戈林唱过双簧之后，紧接着喝一声彩。“哪”的一叫之后，什么都通过了，国会的责任也尽了。希特勒还是希特勒。但是，有一点很不同。走进国会后再走出来，希特勒要干的坏事已经得到了“民意”的拥护，独裁披上了“民主”的外衣。 事实上，纳粹议会除了在1934年8月6日集合举行兴登堡总统追悼会之外，其余的集会都是聆听希特勒发表声明、演说。除了1934年7月13日那次是听希特勒发表关于“罗姆暴动”的演说之外，其余的声明、演说都是关于对外政策和行动的。1942年4月26日，纳粹议会举行了最后一次集会，同意希特勒关于“领袖不受现有法律规定约束”的声明，确认希特勒为德国的最高法官。 可见，已交出立法权又由纳粹党徒组成的德国议会，纯粹就是点缀“民众意志”的装饰品和希特勒发表演讲声明的讲台。一如《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所形容的那样，它就像一具“尸体”，“抹上了防腐的油膏，一直摆在那里，到第三帝国的未日为止，偶然拿来充当希特勒大声咆哮的传声筒”。（注1） 在共产党国家，与议会对等的权力机构有不同的名称，在苏联叫最高苏维埃，在中国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人大”。如果说纳粹议会是“希特勒的传声筒”，那么共产党国家的“议会”——不论是苏联的最高苏维埃还是中国的人大，则是党的“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 就说中国吧，在一党专政党权至上的体制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是名义上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实际上，真正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并不是它，而是党中央。谁都知道，中国是共产党的天下，党的地位至高无上，它领导着中国的一切，不仅凌驾于政府之上，而且也高居于人大的头顶。 党和人大的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首先体现在全国人大主任都是党任命的，通常都由党的二三把手担任，并且是在党的领袖和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之下开展工作的。全国人大的副主任绝大多数不是党的政治局委员就是中央委员。以这些人为主，全国人大还设有专门的党组，以此具体体现党对人大的领导。再者，全国人大虽然名义上是国家的立法和决策机构，但实际上，有关国计民生和百姓切身利益的大政方针与法律，都由党一手制定，真正掌握立法权和决策权的不是人大，而是党。党确定好大政方针和法律之后，再把它们拿到人大会议上，让代表们装模作样地讨论讨论，鼓鼓掌，唱唱赞歌，歌功颂德一番，然后再举手表决通过。事后还一脸真诚地告诉人民，这些大政方针和法律都是由人大一手制定和通过的，充分反映了他们的意愿。老百姓之所以把人大戏称为“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最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再来看人大代表的产生机制。当今世界各国议会的议员，都是遵循普遍、平等、直接、竟选的民主原则由老百姓选举出来的，但中国的人大代表却根本不是真正民选的。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在中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都是由党的组织部门事先圈定的，然后再交给民众投票。作为一种政治头衔，相当一部分人大代表实际上成了当局奖励企业老板、进行权钱交易的奖品。这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大代表完全是在党的一手操纵下产生的，说到底，其实就是党变相任命的，只是在表面上走了一下选举的形式而已。这样产生的人大代表怎么可能代表人民的意志呢？ 至于人大代表的构成就更离谱了。仅以2010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为例，在这一年的3000多名人大代表中，95%以上的人为各级党政官员，其他的则是企业老板、学界名人、演艺明星。这些人的职业、生活和活动圈子，与民众基本没什么关系。说到底，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党的代表、政府的代表、官员的代表。要这样的代表去监督政府，为民众代言，无异于缘木求鱼。 那么人大代表的作用究竟又如何呢？在现代代议制国家，民意代表除了必须普选、不得有官员身份之外，还必须专职。因为只有专职化、职业化，才能保证代表有充足的时间、精力、能力承担民众代言人的大量工作。反观中国，除了人大常委常设机构工作人员外，人大代表都是业余或兼职，其履行代表职责的时间和活动，就是在每年一度的几天人大会议期间，被召集在一起参加会议，议一些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事。以中央政府全年的工作审议为例，仅用几天时间，将几千名散居于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集中起来，审议大量的专业报告，这岂不是走过场？人大会议因此被民众戏称为官商和名人明星的聚会。不仅如此，人大代表的的履职能力及水平也相当差。对于部份企业老板、科技人员、演艺明星代表，其作为代表的荣誉象征远大于议政能力。在一年一度几天的全国人代会上，居然有代表提老公给老婆发工资的笑话提案，还有代表以从来不对政府工作提意见、“不给政府添乱”而自以为是。难怪老百姓讥讽说，人大代表无非就是“见面握握手，会上拍拍手，表决举举手，散会挥挥手”。如此“参政议政”，有何效果可言？！ 半个多世纪前，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曾发表文章，借纳粹议会的例子讥讽国民党政府独裁。文章说，“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说话。真的民意出现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说话了。”（注2）其实，这段话最合适用来讽刺共产党自己。几十年来，在其控制下的人大上演的一幕幕民主闹剧，正是纳粹政治秀在中国的翻版和创新。 若论以民主的外衣掩盖独裁，以民意的形式装点专制，满世界看去，还能找出比纳粹和共产党更相似的同类吗！ 注1：世界知识出版社《第三帝国的兴亡》，285页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04：“希特勒就是法律”与“党比法大” 现代社会理应是法治社会，法律本该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党派和个人都不能超越于其上。但独裁者们是不信这一套，在他们眼里，法律充其量不过是自己的奴仆和玩偶，是用来掩盖暴政的装饰和巩固权力的工具。共产党和纳粹的所作所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题记 象这样的事情，倘若是在司法独立的民主国家，当然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但在纳粹德国却不然。在这里，法律就像是希特勒的一名奴仆，必须百分之百地听命于他的旨意。换句话讲，希特勒说什么，什么就是法律。就像纳粹“二把手”戈林所宣称的那样，“法律和元首的意志是一回事”。或者，按照纳粹德国司法界名人更直白的说法：“希特勒就是法律！”既然如此，高居于法律之上的希特勒当然有权使刑事诉讼程序中止进行。希特勒自己甚至曾公开宣称他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有随意处死任何人的权力。 希特勒当权后，在司法系统大力推行纳粹一体化，首先对法官队伍进行了整肃。 在纳粹未当政时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法官是独立的，只受法律的管辖，不会被任意撤职。然而根据纳粹当局1933年4月7日颁布的公务员法，不仅司法界中的犹太人很快被清除，而且那些被认为对纳粹的信仰有问题的人，即“有迹象表明不再准备在一切时候为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利益执言的人”也被清除了。有些不大听话的法官虽然没被清除，但却受到了警告。到1937年1月26日，纳粹当局又颁布了一项新的公务员法，规定要撤换一切“政治上不可靠”的官员，法官也包括在内。与此同时，所有法官都被迫加入了纳粹当局控制下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联合会。 为了让法官忠实执行希特勒的旨意，纳粹司法专员兼全国法律工作领袖汉斯?弗朗克博士在1936年告诫他们说，“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像党纲和元首的一些演说中所解释的，是一切根本法律的基础”。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没有不合民族社会主义的法律的独立。你们在作出每一次决定时要想一想：‘如果元首处在我的地位会怎样决定？’对于每一项决定，都要自问一下：‘这个决定是否符合德国人民的民族社会主义良心？’然后你们就会有一种极为坚实的基础，把这种基础同民族社会主义人民国家的一致性和你们对阿道夫?希特勒意志的不朽性质的认识结合起来，就会使你们在作出决定时具有第三帝国的权威，而且这是永远的。” 1942年4月26日，希特勒在纳粹德国召开的最后一次国会会议上警告法官们说，如果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不理解当前的需要行为，那么不管他们“既得的权利”如何，都将一概予以撤职。在这次会议上，希特勒正式获得了德国最高法官的地位，有权“不受现行法律条文的任何约束”，有权把他认为不称职的任何官员撤职。之后，纳粹政府公布全体法官必须遵循的“普遍方针”。 同年7月，戈培尔声称：“法官是不能罢免的这种观点……来自一个敌视德国人民的外国知识界”，在民族社会主义制度下，法官应在工作中“少依据法律，多依据这一基本观点，即罪犯应从社会中清除出去”。同年8月22日，希特勒任命忠顺执行其意旨的蒂拉克为司法部长，授权他“不受现行法律的约束”，同博尔曼和拉默斯一起“建立民族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 希特勒一面加紧控制司法人员和司法机关，一面不断缩小传统法院的管辖范围。1933年12月1日颁布的《党和国家统一法》规定，纳粹党、冲锋队和党卫队成员犯法不再由法院审理，而由纳粹党的特别机关审理。1935年又由布雷斯劳检察院出面，规定各级法院无权裁决政府的行动是否合符宪法。 纳粹当局还绕过普通司法机构，设立专门法院来审理政治事件。 特别法庭是专门法院之一。它根据1933年3月21日的法令设立，设置于各邦的高等法院之内，主要负责审理“阴险地攻击政府”的政治案件。特别法庭由三名“必须是可靠的纳粹党员”的法官组成，不设陪审团，废止预审制，限制被告提出申诉的权利。被告可以聘请辩护律师，但律师人选要得到纳粹党官员的认可。至于某一案件是由普通法院抑或特别法庭审理，由检察官决定。根据1938年11月20日颁布的法令，特别法庭审理案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除政治事件外还有权审理刑事案件。德国新教“明认信仰教会”领袖马丁?涅穆勒牧师因为反对教会纳粹化，曾于1938年3月在特别法庭受审。法庭指责他“滥用讲坛”和在教堂里收集捐款，判处他7个月徒刑、2000马克罚款。以后，他长期被关在集中营，直至纳粹德国灭亡。 人民法庭也是一种专门法院。1934年4月24日，它在柏林法院内设立，主要任务是审理反对纳粹政权和纳粹思想的案件。从同年7月14日起，它又取代了审理政治刑事案件的最高机构德国国家法院。人民法庭由两名职业法官和5名纳粹党、党卫队及武装部队官员组成。它基本上实行秘密审讯。审讯时，法官席背后放置的不是国徽和国旗，而是弗里德里希大王和希特勒的半身像及纳粹党党旗。辩护律师都是“合格的”纳粹党人。审判过程类似于战时的临时军法审判，被告大多判以死刑。着名的慕尼黑大学学生舒尔兄妹反纳粹政权案和1944年7月20日谋刺希特勒案，都是由人民法庭审判的。 如果说在纳粹德国，“希特勒就是法律”，那么在共产党掌权的国家，党的意志就是法律。在中国，更形象的说法，叫“党比法大”。 许多中国人都知道发生在文革中的这样一个极富象征性的场景： 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内经受了又一次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坐喷气式飞机”的残酷批斗之后，刘少奇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刘少奇的抗议根本就没人理睬，非但没人理睬，而且此后对他的迫害还在不断升级。两年后，悲愤交加的他终于被迫害致死，火化时竟然连真名都不准用。 照理说，在中国，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没有谁能够凌驾于它之上。而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要罢免当然也得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刘少奇的抗议句句在理！然而事实上，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宪法只是名义上的根本大法，真正的大法并不是它，而是党的意志，在毛泽东时代就是毛泽东个人的意志。国家主席也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而是党任命的，在毛泽东时代则是毛泽东指定的，毛泽东想要谁当国家主席就让谁当国家主席，毛泽东主意变了，随时都可以叫他下台。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革，就是看刘少奇不顺眼了，要把他搞掉，为此，他根本不需要征求谁的同意，也根本无需经过什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宪法从来都是摆摆样子的，哪个人的合法权利它都保护不了，即便是国家主席也不例外。而毛泽东，不管他怎么破坏宪法，也都不会受到什么法律的严厉制裁。因为这个宪法本身就是他钦定的。对此，刘少奇其实心知肚明，他之所以那么说，不过是因为一时被逼急了，在宣泄对毛的愤懑而已。 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遭遇，再典型不过地凸显了法律在中国的卑微处境。 在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下，中国的司法何曾独立过？从来都是党比法大，法要听党的话。不但大大小小的法律法规，都是党一手制定的，都是党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而且整个政法系统都牢牢地捏在党的手里——一方面这个系统的掌权者历来都由党的领导干部担任，另一方面党员还占据了它的绝大多数关键岗位。 党比法大还表现在党牢牢掌握着重大案件的拍板权，尤其是政治案件。 中共从早期开始，捕人、杀人一直都是由党委说了算。原最高法院院长江华曾明确承认：“过去在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里，捕人、杀人都是党委审批的，已经形成制度。”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共把这种党委审批案件制度一直延续了下来，由附属于党委的政法委具体运作。而省、市、区、县政法委书记，一般都由同级党委常委兼任，有时也有同级党委副书记兼任。 政法委是同级党委在幕后领导政法的工作部门，是中共控制公、检、法、司、国安工作的最高机构。它是半隐形的、凌驾在法律之上的特权机构，在重要或特殊个案的控诉与审理中，也是躲在背后的最高最后的“法官”。因为各级党委或政法委在幕后操控，在司法程序外干预案件，因此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由于“讲政治不讲法律”的党委、政法委的黑箱操作，中国当然不可能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公平和公正。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不仅政法委的运作不透明，法院本身的运作也不透明，对重要、特殊或复杂案子的最终审判一般都由一个神秘的“审判委员会”黑箱操作作出最后决定。 到了文革，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干脆把“公检法”也砸烂了，连表面文章也不做了，全国下上，十亿人民，只剩下一项法律，那就是“毛主席指示”。毛泽东成了比希特勒还残忍的至高无上的“大法官”，他想定谁的罪就定谁的罪，想让谁死谁就得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完全到了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地步。 文革结束后，中共高高举起了所谓“依法治国”的大旗，而且把这个口号写入了宪法，也颁布了名目繁多的法律法规，但“党比法大”的局面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 就拿取缔法轮功来说，法轮功叫人做好人，不但没有违反任何中国法律，而且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但就因为党的总书记江泽民等一小撮人敌视这个功法，便公然置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于不顾，一意孤行，强行将其取缔。就因为江泽民说了一句“法轮功是邪教”，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法轮功就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邪教。 2009年9月，四川省西昌市68岁的老太太高德玉，因为炼法轮功而被绑架和逮捕，家人为她请了律师。然而，律师在要求会见高德玉老人的过程中，却遭到了执法部门得层层阻扰。西昌市政法委副书记刘某公然对律师称：“不要跟我讲法律，我们不讲法律。”结果，2010年9月，西昌法院非法重判高德玉老人12年徒刑。 河北省迁安市法院于2009年12月6日非法判处法轮功学员梁秀兰8年、张立芹和邵连荣7年半、李秀华、孙永生和杨占民7年徒刑。之后，审判长冯小林面对法轮功学员家属的质疑不得不坦言：法轮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 法官对法轮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审判，那么按照什么审判呢？湖南省益阳市对法轮功学员张春秋进行判决的法官说：“现在是党权代法要镇压法轮功，我们只能走过场，走形式，没有办法，这怨不得我们。” 2008年12月17日，江苏省苏州法院判法轮功学员路通4年徒刑，路通的女儿为父亲申冤，要求法院依法重审，当地法院一位名叫顾迎庆的法官说：“你不要寄希望于法律是超脱政治之外的”、“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吉林省农安县“六一零”办公室马主任对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家属说：“在这我们说了算，我们讲政治不讲法律，你们愿上哪告就去上哪告。” 可见，在所谓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法律、法治依然不过是走过场的东西，真正管用的不是它们，还是政治，说到底，是江泽民们的意志。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理应是法治社会，法律本该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党派和个人都不能超越于其上。但独裁者们是不信这一套，在他们眼里，法律充其量不过是自己的奴仆和玩偶，是用来掩盖暴政的装饰和巩固权力的工具，纳粹和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不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吗？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05：盖世太保与契卡 在共产党和纳粹掌权的国家，几乎没有人能逃脱秘密警察的监视，没有人会感到自己是真正安全的。在毫无觉察之中，因为种种意想不到的原因，你可能已被贴上危险的政治标签，列入了黑名单，不幸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你的头上。如此阴森的人间地狱，生活在其中的人怎能不如履薄冰，噤若寒蝉；无时无刻不处于恐怖中的他们，又怎能有自由和尊严可言？！ ——题记 19年初，这个小组冒着极大的风险把“打倒希特勒！”的大标语刷到了墙上，并向德国国防军散发传单，呼吁军人唤醒自己的良心和自尊。不幸的是，嗅觉灵敏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很快发现了他们的活动，并象狼狗一样凶恶地扑向了他们。 2月19日，当“白玫瑰”小组的成员在慕尼黑领导大学生进行政治集会时，一个在现场监控的盖世太保小头目记下了正从一扇窗户里向外散发传单的一对年轻兄妹的名字。很快，这个小组中的三个大学生被抓捕。他们是二十四岁的克里斯朵夫?普勒布斯特、二十五岁的汉斯?舒尔和二十二岁的莎菲?舒尔，经过三天的严刑拷打后他们被处决。紧接这之后，医科大学学生亚历山大?施莫莱尔也被捕了。盖世太保不但宣判他死刑，还用斧子砍掉了他的头。 一个政权如何对待自己的反对者，是区分民主社会与专制社会的重要标志。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很明确，早在《我的奋斗》中他就直言不讳地说过：“权力的武器是恐怖，是针对个体和群体的肉体的恐怖。只有当持不同政见的反对者遭受到这种恐怖打击之后，被击败的反对者们，才会将对未来的任何抵抗丧失信心。”夺得政权后，希特勒立即将他的这一“恐怖政治论”付诸实施，依靠秘密警察充当自己的“铁杆打手”，使用暴力和强制手段，对全体国民和整个社会实施全方位的监控、恐吓，对一切怀疑、不满、特别是敌视和反抗纳粹统治的人与活动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把纳粹德国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警察国家，一个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 除了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还包括党卫军保安处，两者各有分工。盖世太保负责监控马克思主义、叛国犯和流亡者，党卫队保安处负责监控科学、民族和民族学、艺术、教育、党和国家、宪法和行政、国外、共济会和社团。另外，在一些共同管辖的领域，如教会、教派、其他宗教和世界观团体、和平主义、犹太教、右派运动、其他敌视国家的社团、经济、新闻等领域内，盖世太保主要抓“所有需要考虑由国家警察出面采取执行措施的具体案件”，党卫队保安处则负责“所有带普遍性和原则性的问题”。盖世太保的任务是打击“敌视国家的现象”，保安处的任务是打击“危害人民的现象”。按照纳粹的解释，“敌视国家是一种涉及法律的现象，凡一个人及其行为经查明违犯了保卫国家的基本法律时，即构成敌视国家的现象”；相反，“危害人民的现象的特点，在于往往根本无法看出它触犯刑法，但它对人民从而也对国家有时却具有远比直接敌视国家的现象严重得多的危险”。 在民主国家，警察的权力再大也不可能超越法律。但在第三帝国，秘密警察却被赋予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权力，根本不受法律的约束。他们高高在上，可以任意逮捕、殴打和杀害自己的人民，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他们拥有对任何人的控诉权，而被控诉的人却没有豁免权和申诉权，甚至律师也是不允许请的。纳粹当局规定，盖世太保的行动不必经过司法部门的批准和复审，法院不得干涉，只要警察是在执行领袖的意志，它的行动就是合法的。盖世太保的权力来自“新的世界观，不需要特别的法律根据”。1937年，德国司法部干脆宣布放弃对盖世太保虐待被审讯者和囚犯的行为进行起诉的权力。同年12月，内政部长弗里克又下令，将运用“预防性拘留”的权力授予盖世太保。 为了消除一切可能威胁到纳粹政权的隐患，秘密警察当年在德国构筑了极其庞大和严密的监控网络。他们为每一个可能的敌人都设置了专门的档案案卷，里面记载着这些人从事过的政治和职业活动，以及家庭、朋友、住宅、社会关系，社交活动、个人弱点及爱好的详情。所有记录都存档，以备适当的时候加以利用。在国境以外的德国政治流亡者也难以幸免。通过纳粹情报组织对全世界每一份报纸的摘译，秘密警察掌握着这些流亡者的活动细节。 秘密警察还通过纳粹党及其分支组织与附属协会的基层组织，以及他们自身的志愿情报员，对整个社会实行全方位的监控。各种小头目会把自己管辖范围内每个人的牢骚话、不满的脸部表情，以及收听“敌台”的动向，及时报告给自己的上司。如1938年有人向党卫队保安处报告，说在“欢乐产生力量”组织所举办的赴意大利旅游活动中，有人“唱国歌时态度吊儿郎当，故作不感兴趣的样子”，还有人“违反外汇管制条例”。大学生中的志愿情报员会定期上交听课笔记，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借此掌握着大部分大学教师的政治态度。就连德国经济部长、军事经济全权总代表沙赫特家的电话，都曾遭到其女管家，一名盖世太保志愿情报人员的窃听。当年的德国就像驻柏林的一位美国记者所说的那样：“你的儿子、你的父亲、你的妻子、你的表亲、你的友好、你的上司、你的秘书，都可能是海德里希的组织（注：指党卫军保安处）的告密者。” 1935年5月26日，被称为“元首的影子”的纳粹党秘书长马丁.鲍曼规定：“为使党的所有部门以及他们的支部同秘密警察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我代表元首邀请盖世太保领导人在今后参加党和他们支部的所有正式大型会议。”这样，盖世太保依靠上万个镇长和村长的耳目就能监视每一个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思想动态。 国家公务员更要受到监视。1933年6月20日，戈林在一份传阅文件中告诫那些干部要监督国家公务人员的言行，并把那些对政权持批评态度的人通报上来。纳粹用这种方法达到人人自危的目的。 德国工人也同样受到监视。每家工厂企业都设有纳粹党的支部。“劳工防线”这个新的纳粹组织已代替了昔日的工会，它负责把工人和职员中的不满行为上报给盖世太保。 除了侦察、警告，劫持、谋杀、“监护”之外，利用“预防性拘留”把政敌关进集中营是盖世太保常用的一种恐吓和镇压手段。纳粹统治的头一年，秘密警察就在德国建立了萨赫森豪森、达豪、布痕瓦尔德等50多个集中营，这些集中营设有禁闭、鞭笞、勒死等酷刑，并明文规定凡谈论政治、举行集会、发表“煽动言论”者“一律绞死”，不服从命令或袭击守卫者“当场格杀”。在纳粹德国时期，成千上万的左派人士、知识分子、犹太人、工会运动者、过问政治的教士、抵抗战士及犹太人等都未经法律程序被盖世太保投入集中营。也许你只是在课堂上发表了一些对时下的不满，也许只是在大街上对希特勒的画像瞥了一眼，都有可能导致牢狱之灾！据德国官方记载，仅1935—1936年的一年间，就有7000名“马克思主义者”被关进集中营。 不仅如此。在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的足迹几乎遍布历次重大内政外交事件，简直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每逢国会选举，党卫军保安处都会倾巢出动，他们为所有可能投反对票的人都准备了用无色带打字机编号的特殊选票，以便严厉惩处投废票或反对票的人。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还摧毁了以奥托.施特拉瑟为首的“黑色阵线”设在布拉格附近的广播电台。在1935年萨尔地区举行归属问题的公民投票前，他们在那里搜捕敌手，散布谣言，制造恐怖气氛，以争取更多的赞同票。在1938年希特勒打算夺取军事指挥权前夕，他们制造了所谓的“勃洛姆贝格一弗立契事件”，为希特勒清洗高级将领提供借口。随着德国一步一步向外扩张，他们既充当前锋，制造事端，为军队的进攻行动提供理由，又在占领区稳定“秩序”。 在整个纳粹统治期间，秘密警察不仅大肆屠杀犹太人、波兰人和其它异族人，对本国的反法西斯人士也毫不手软。特别是纳粹政权崩溃前夕，他们开始象屠杀犹太人、波兰人和其它异族人那样大肆杀戮本民族的人，仅仅因为怀疑一些人具有反法西斯的想法就惨无人地道将其家庭成员全部杀绝。有资料说，1941年2月和3月，平均每月有750名反法西斯战士被捕，而6月份则有1169人、9月份有1337人、10月份有1305人落入盖世太保的魔掌。据纳粹德国司法部的官方统计，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的具体人数为：1940年，306人；1941年，1146人；1942年，3393人；1943年，5684人；1944年，5764人。这只是一个极为保守的数字，其中还不包括那些被秘密处死的人。在整个纳粹统治期间，被司法和军事机构判处死刑的德意志人至少有四万五千名，这还不包括纳粹失败前期疯狂的屠杀。总之，在纳粹的独裁统治下，谁敢公开跟纳粹不一条心，就一定不会有好果子吃。 与希特勒一样，共产党的领袖也都是“恐怖政治论”的信奉和鼓吹者。早在希特勒之前马克思就说过：“只有一种方法能缩短和减轻旧社会死亡的痉挛与新社会血腥出生的苦痛——革命的恐怖”。斯大林曾在这段话旁边加了个批注：“恐怖是到达新社会的最快的途径。”（见《列宁与红色恐怖：“仇恨与复仇的赞美诗”》） 正因为如此，共产党政权个个也都是警察国家，只不过这些国家的秘密警察不叫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在苏联他们叫“契卡”，后来改名叫“克格勃”，在东德叫“史塔西”，在中国叫“国保”和“国安”-----无论是契卡、克格勃，还是史塔西、国保和国安，以及其它共产党国家的秘密警察，都是党对全体公民和整个社会，尤其是对威胁到其独裁统治的公民和团体进行监控、威胁和镇压的“剑与盾”。凭借着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他们随心所欲地对公民进行监听、监视、恐吓、逮捕、暗杀、非法劳教和判刑，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使整个国家无时无地不处于无形的恐怖之中。 据《列宁与红色恐怖：“仇恨与复仇的赞美诗”》一文介绍，1917年12月20日，十月革命后不久，为维护布尔什维克政权，打击反对阵营势力，共产党国家秘密警察的鼻祖——简称“契卡”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即应运而生。在列宁的授权下，契卡被赋予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无边权力，可以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判处罪犯流放乃至枪毙，成了布尔什维克实施恐怖统治的元凶。契卡第一任主席捷尔任斯基对此也供认不讳。1918年7月14日他明白无误地告诉记者：“我们本身就代表有组织的恐怖，这点必须说得非常清楚。在革命时代，恐怖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的目标是与苏维埃政府的敌人作斗争，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我们判案很快，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逮捕罪犯与作出判决之间只需一天。在几乎所有的案件中，当罪犯面对证据时就坦白认罪了。还能有什么争辩比罪犯自己的坦白更有份量？” 1918年9月，以列宁和彼得格勒契卡头子乌里茨基被刺为借口，布尔什维克公开声称要制造一场针对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红色恐怖”。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器全面强力推行的有组织的恐怖活动。为此，《真理报》宣告：“如果我们不想让资产阶级毁灭我们，我们就必须毁灭他们，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我们的城市必须无情地清除腐恶的资产阶级。所有那些绅士们都是算帐的对象，任何对革命阶级构成危险的人都要毁灭…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06：纳粹集中营与“古拉格群岛” 发生在纳粹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的惨剧，揭开了警察国家血腥恐怖的黑幕，是人类历史上令人震惊的一页！ ——题记 在德国南方距慕尼黑市20公里的地方，坐落着一个名叫达豪的美丽小城镇。这里有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来此参观的游客每年达几十万人。然而，达豪之所以闻名，最重要的并不是因为这个宫殿，而是因为纳粹上台后在这里修建的第一个集中营——达豪集中营。 集中营还拟订了严厉的管理条例，给囚犯们套上了一条条无形的锁链。其中第十一条规定，犯有下列罪行者以煽动者论处，一律绞死：凡谈论政治，发表煽动言论，举行煽动集会，组织小集团，与人厮混盘桓；为了将暴行传闻供反对派宣传而收集集中营真假情报；接受、隐藏、传播、外递此类情报给外国客人等等者。第十二条规定，犯有下列罪行者以聚众闹事者论处，当场格杀或以后绞死：凡袭击守卫或党卫队人员，奉派值勤时拒绝服从或工作，或在途中或工作时大声咆哮、嚣叫、煽动或发表演说者。另外，“凡是在信函或其他文件中有毁谤民族社会主义领袖、国家和政府言论或者颂扬马克思主义领袖或旧民主党派自由主义领袖者”则予以隔离禁闭两星期或鞭答25下。 被关押在这里的囚犯不但待遇十分恶劣，而且承担着十分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从早4点钟起床，一直到晚8点半才能回营，个个被折磨得皮包骨头，疲惫不堪。 达豪集中营还惨无人道地使用囚徒的身体作各种试验，包括用犯人作“超低压、超低温”试验，在犯人身上培植疟疾病菌，甚至破开犯人的脑壳，作活体解剖。至于被关押在这里的老弱病残与妇女儿童，结局则更为凄惨，等待他们的是毒气室和焚尸炉。有时候，被拘禁者在这里遭杀害，纯粹是出于纳粹党徒的虐待狂和残忍。仅在纽伦堡审讯时就发现了4个这样的案件，其中一个囚徒是被笞死的，另一个是被勒死的。据统计，从纳粹上台的1933年到纳粹灭亡的1945年间，达豪集中营登记在押的囚犯共有206,206名，其中有31951人被杀死。 在这些集中营里，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被杀害，另有成千上万人受到了简直令人无法想像的残忍的折磨和酷刑。 如位于柏林附近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从1936年到1945年，先后关押过22万包括德国战俘和犹太平民在内的囚犯，其中有10万人惨遭杀害或死于劳累与疾病。 这座集中营占地400公顷，整个布局是个三角形。囚犯居住的木棚一圈圈呈扇形分布其间。集中营内有一个大操场，不论是狂风暴雨还是烈日严寒，囚犯们在每天做工前和收工后都必须在这里一动不动地站立几个小时，等候清点或安排劳动。纳粹士兵就将机枪架在周围的塔楼上，居高临下地监视着操场上囚犯们的一举一动。另外，集中营四周还有高大的围墙和带电铁丝网，所以被关押在这里的囚犯很难逃脱。那些因不堪折磨而冒险潜逃的人，不是被机枪当场射杀，就是被抓获后处以绞刑。据介绍，1941年秋，这里一次就处决了1.2万名苏联战俘。 始建于１９３８年８月的毛特豪森集中营是纳粹德国在奥地利迫害犹太人、反法西斯人士及无辜平民的主要场所。这座集中营及奥地利其它地区的４９座附属集中营共囚禁过２０万人，其中有１０万人被迫害至死，至少包括５名中国人。２００３年５月11日，毛特豪森集中营旧址举行了中国遇难同胞纪念碑揭幕仪式，深色的大理石纪念碑上镌刻着：“纪念在此集中营遇难的中国同胞”。 大规模建立集中营以镇压和恐吓民众，是所有警察国家的共性。在共产党当权的国家，这样的集中营也比比皆是，一点不少于纳粹德国。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就是它们中最出名的。 1970年，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史诗性巨着——《古拉格群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三年后该书在西方发表。在这部巨着中，作者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大量第一手资料，生动翔实地揭露了苏联劳改集中营的骇人内幕。索尔仁尼琴虽然因此失去了苏联国籍并遭驱逐出境，但“古拉格”一词却由此成了苏联的象征，在世界上广为人知。 “古拉格”由俄语中的ГУЛАГ音译而来，是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缩略语。当年，隶属于苏联秘密警察的这个机构管辖着苏联境内数量众多的劳改集中营，被关押在其中的犯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形形色色的政治犯。而“古拉格群岛”则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象征性说法，指古拉格下辖的象岛屿一样散布在苏联各地的劳改集中营。可见，“古拉格”也好，“古拉格群岛”也好，其基本含义都是苏联劳改集中营的别称。 古拉格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1923年，苏联在索洛维茨基群岛上建立了第一个特别劳改集中营，用来关押那些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不同政见者，其中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及宗教界人士。自此之后，这种集中营在苏联各地越建越多。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夜，古拉格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全苏联共有170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就像是绵延不绝的“群岛”。 凡是读过《古拉格群岛》的人，对苏联劳改集中营中骇人听闻的种种黑幕恐怕没有不感到震惊的。 为了将无辜的人们投入劳改集中营，苏联秘密警察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折磨方法，逼迫“犯人”承认自己头上莫须有的罪名。如呵痒。就是把“犯人”的手脚绑起来或按住，用羽毛往鼻子里呵痒。囚犯立马便天旋地转起来，感觉彷佛是在往脑子里钻孔。还有臭虫隔离室。在漆黑的木板钉的匣子里，繁殖成百成千只臭虫，将“犯人”关进去并扒掉衣服，顿时间，饥饿的臭虫纷纷爬到“犯人”身上。起初，“犯人”还猛烈地同臭虫进行“战斗”，但过了几小时以后，就精疲力竭了，只得乖乖地让臭虫吸血了。不过，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用下面的办法来对付“犯人”：扒掉“犯人”下身的衣服，让“犯人”仰卧在地上，两腿叉开，帮手们坐在“犯人”的腿上、抓住“犯人”的手，“侦察员——女人也不嫌弃这种事——站到你叉开的两腿中间用自己的皮鞋（自己的女便鞋）尖踩住那个某个时候曾经使你成为男人的东西，逐渐地、有节制地、但越来越用力地往地上压，一面瞧着你的眼睛并一遍一遍重复自己的问题或出卖人的建议。如果他没有过早地踩得稍稍用力些，你还有十五秒钟喊叫出来，说你一切都招认……” 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一共列举了31种刑讯方法，从心理上的折磨到肉体上的摧残无所不包、无所不用其极。由于秘密警察往往数刑并用，在生理上耗尽犯人的体力，在精神上彻底摧垮其侥幸心理，其结果是需要什么口供，就能得到什么口供。 超强度的死亡劳改是古拉格群岛的主要剧目，也是它的压轴戏。被投入劳改集中营的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内每天要进行十二到十六小时的体力劳动，工具极端简陋，甚至索性就没有。在这种一天五百克（多一点的话七百克）的黑面包加一勺烂菜汤（只是飘着一两片烂菜叶）的伙食条件下，大批大批的劳动者死于非命。管理人员对于大量的死亡现象不仅熟视无睹，有些杀人成性的人甚至还逼迫被超强度劳动拖垮的人上工，如因病无法上工则就地枪决，罪名是怠工。杀人者不但不会因此受到惩处，往往还得到嘉奖。于是，一些毫无人性的监管人员便演出了一幕幕为获奖而杀害犯人的丑剧。 许多人全家都被送进古拉格，有的丈夫服刑、妻子流放，即便是80岁高龄的老人也不放过。受害者上至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军队高级将领，下至普通百姓、工程师、技术员、医生、学生、教授、工人、农民，囊括了所有的阶层。 在古拉格，冤案比比皆是。一位厂长仅仅因为在大会上停止鼓掌就被判处十年劳改；一位裁缝仅仅因为把针插在印有国家领导人照片的报纸上就被判了刑。 苏联哲学副博士阿?恰利科娃于1988年提供的资料显示：“1937-1950年，在集中营死亡的人数有1200万人”。 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尽管就内容与情节而言，发生在纳粹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的惨剧并不完全雷同，但作为警察国家血腥恐怖的一页，它们都已载入历史，警醒着后人！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07：灭绝犹太人与消灭阶级敌人 共产党和纳粹都是嗜血成性杀人如麻得侩子手，它们的“最高成就是一堆尸体，其历史就是一个毁灭人类的目录。”。 ——题记 在距波兰首都华沙３００多公里处，有一座叫奥斯维辛的城市，二战期间，纳粹在这一带修建了着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它是纳粹修建的１０００多座集中营中最大的一座，也是其中最恶名昭着的一座灭绝营（专门进行种族灭绝的集中营，又称死亡营） 在纳粹犯下的诸多罪行中，最骇人听闻和臭名昭着的，莫过于对犹太人的这种种族灭绝性的大屠杀。 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国会的一次演说中公开声称，“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欧洲犹太种族将被消灭。”元首一声令下，屠杀机器立刻开始启动。 最早的大屠杀是从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后开始的。随着德军侵入苏联，屠杀进一步升级。在纽伦堡审讯中，德国军队攻入苏联后曾任盖世太保特别行动队Ｄ支队队长的奥仑道夫交待，他和他的手下在苏联的第一年里就杀害了９万男子、妇女和儿童。每到一个市镇或村庄，他们就以“重新安置”为名命令当地的犹太人集合起来，勒令他们交出贵重物品，脱掉外衣，然后将他们集体押往刑场枪杀，或送上“毒汽车”处死，上自白发老人下至周岁孩子均不能幸免，其状惨不忍睹。仅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５日，盖世太保在乌克兰的杜布诺镇一次就杀害了５０００名犹太人。 1942年1月20日，纳粹头目专门召开会议落实“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法”，大规模的毒气杀人由此拉开了帷幕。 一批又一批的犹太人，从各地被络绎不绝地运到已建成毒气室和焚尸炉的各个灭绝营，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奥斯威辛。二战期间，共有２５０万犹太人在这里被纳粹杀害，曾创下一天毒死６０００人的记录，因此被称为“死亡工厂”。 除去德国，被大规模屠杀的还包括波兰、苏联、东南欧、西欧等被德国占领的所有国家的犹太人。他们或在当地被杀害，或被驱赶到犹太人保留区，或被押送到死亡营，实施所谓“无痛而终”。据统计，整个二战中有大约580万欧裔犹太人被纳粹杀死,是欧洲犹太人人口的三分之二。 除此之外，吉普赛人、黑人以及斯拉夫人也被纳粹列入根除和灭绝之列。其中吉普赛人是纳粹试图灭绝的第二大群体，二战结束前，约有21．9万吉普赛人被他们杀害。 英国学者马克?尼古拉斯在《法西斯主义》一书中曾十分精辟地指出：“法西斯主义的最高成就是一堆尸体，其历史就是一个毁灭人类的目录。”这个结论非但适用于纳粹，用来评价共产党也同样合适。从列宁到斯大林，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和波尔布特，共产党不仅导演了一次又一次血流成河的大屠杀，而且愈演愈烈。 在各国共产党中，双手最早沾满鲜血的是列宁及其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 “十月革命”后，苏俄遭遇了极为严重的经济失败，面对这种局面，列宁大开杀戒。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埃萨克?斯坦因倍格曾一度在苏维埃政府中担任司法人民委员。他描述1918年2月间人民委员会开会时的情况，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情节：列宁提出一项法令草案，标题是“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殆中”，其中有一条，要求把一大批犯人不经过审判即“就地正法”。这批犯人范围很广，只是粗略地划为“敌特，投机商，盗贼，流氓无赖，反革命煽动者，以及德国奸细等。”斯坦因倍格反对这项法令，他所持的理由是：此项法令的条文“过于苛酷，……势必将造成全面性的恐怖统治。”斯坦因倍格写道：“列宁对我的反对性意见大为恼火，他用革命司法的名义进行反驳。于是，我怒不可遏，喊道：‘那末，我们何必还要什么司法人民委员部？让我们干脆把它叫做社会灭绝人民委员部，把社会上的人统统斩尽杀绝好了！’列宁顿时容光焕发，回答道:‘好罢，行啊，……这正是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我们却不能把它说出来罢了。’”（注1) 由于苏维埃政府对粮食购销实行国家垄断，农民不愿以贱价出售粮食，城里出现粮荒，列宁便于1918年1月14日下令派出武装抢粮队到农村去抢夺粮食，不料这一举措激起了农民的反抗。1918年8月5日，奔萨地区的农民不堪布尔什维克强抢谷物，起来武装反抗，起义迅速蔓延到周边地区。布党派出部队血腥镇压了起义。在此期间，列宁向奔萨地区领导发去一份秘密电令，命令他们对当地反抗苏维埃政权的富农进行大规模的屠杀。苏联解体后，这些电报被公诸于世： 同志们！五个县区的富农暴动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整个革命事业的利益，要求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目前各地都在与富农进行着“最后的决战”，我们必须树立一个榜样。办法如下： 1.把那些臭名彰着的富农、财主、吸血鬼统统吊死，人数不得少于一百名。(吊死后就挂在那里示众，让民众观看。) 电文收到之日，立即执行。（注2） 1920年底，布尔什维克诱骗被其击败的弗兰德尔将军残部投降，保证说将赦免他们。但在诱降成功后，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库恩?贝拉经请示列宁批准，下令以枪毙或吊死方式，集体处决了5万名白军战俘与平民。 处决通常在监狱里的地下室内执行，有时也在城郊。被处决者被扒光衣服，由刽子手们分享其衣物和财物。受害人或是成批地被机枪扫射打死，或是被个别地用左轮枪打死。被个别枪决者在进入地窖时，行刑者即用枪对准其颈后开枪。地下室里到处是尸体，浸透了血液。在城外处决者则被卡车拉到行刑的地点，有时被命令为自己挖坟墓。 据目击者报告：“整个宽大的汽车间的地上都是血，血、颅骨和一绺绺头发以及其他人的遗体混合堆积成了几英寸深的可怕的物质……墙上有几千个弹孔，溅满血迹，沾着脑浆与头皮……，一个长约十米，宽与深均为四分之一米的槽内盛满了血……在这个恐怖的地方的附近，在同一房子的花园内，匆忙地掩埋了127个尸体，那是最近一次屠杀的产物……所有的尸体的头颅都被砸碎了，许多尸体的头颅甚至是扁平的。有的尸体完全没有头，但那头不是砍掉，而是……扯掉的……。在花园的一角，我们见到了另外一个较早的坟墓，大约有80个尸体……肚子被划开的尸体，其他则是残缺的尸体，有的被彻底地糟践过。有的眼睛被挖出了……头，脸，脖子和躯干都被刀伤复盖……有老人，男人，女人和儿童。一个女人和她八岁的女儿用绳子绑在一起，两人身上都有枪伤。” 1922年，舒亚发生了僧侣反抗事件。3月19日，列宁就如何镇压这次事件专门给政治局写了封信。考虑到信的内容见不得人，他特地在开头说明只许政治局委员传阅，不得以任何理由复制。信中杀气腾腾地说：“现在我们必须最决绝地、最无情地粉碎黑色僧侣百人团，必须以如此的残暴镇压他们的一切抵抗，以致他们几十年内都不会忘记。”“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枪毙的反动僧侣代表和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的数量越多越好，因为以这种方式，我们将给这些‘听众’准确地上一堂课，使得他们在几十年内都不敢梦想任何形式的抵抗。”（注3） 斯大林不但继承了列宁的杀人衣钵，而且将其发挥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据学者王康介绍，“俄国的整个十九世纪因为政治原因被叛死刑的也就几十个人，被在流放地死去的也就几百人，不到一千人，但是到斯大林在1936年、1937年、1938年的这个大的肃反的时候，每一天在莫斯科的八个焚尸炉，每一天都要接到源源不断地运来的那些血肉模煳的尸体，每一天在莫斯科处死的上千人。这个已经不是鲜血汇成的小溪了，这已经是白骨皑皑的荒原了。从来没有历史上哪个暴君这样残忍地、大规模地处死自己的同胞、自己的阶级兄弟、党国的精英和国家的栋梁。1991年的6月14号，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将军公布向世界，从1920年到1953年，被政治镇压的苏联人是450万。450万，这个数字大大地被减小了。苏联的沃尔科戈诺夫教授，统计学家，他统计的是，从1928年到1953年，四分之一世纪里边，斯大林大权在握，独揽的时候，苏联人被政治镇压死于非命的是1950万到2200万之间。前苏共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他是后来苏联平反委员会的主席，他统计的数字是，死于斯大林暴政的是四千万左右。前美国的国务卿，苏联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的统计是五千万左右。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教授库尔干诺夫教授统计的是6600万。”（注4） 与苏共相比，中共更是一个典型的靠杀人起家的党。仅在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盘踞的江西一地人口就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死者中许多人便是中共的刀下鬼。 当年，中共广东“农运大王”彭湃曾厉声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他效法明末张献忠发布“七杀令”，下达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20个人的指标。在他一手领导的海陆丰暴动中有一万数千人被杀，甚至出现吃人肉、吃心肝的现象。烧杀之惨烈，令人心惊胆颤。 1951年，刚上台不久的中共又挥舞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所谓“镇压反革命分子”(史称“镇反”)运动。1951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明确指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六亿人口计算，毛一道“圣旨”就使至少六十万人头落地。 与如火如荼的“镇反”运动同时并举的，是同样如火如荼的以“消灭地主阶级”为目标的“土改运动”。“土改”中，杀地主是无须定罪的，“地主”二字就是“罪”。当时，杀人大权掌握在区委书记手中，他想杀谁，就可以杀谁，不要任何理由，也不要经过任何手续，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如果碰到嗜杀的区委书记，朱笔不留情，兴之所致，在名单上一个一个勾画下去，那一方的地主便遭殃了 据中共自己公布的数据,到1952年底，全国共消灭“反革命分子”达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在500万人以上。 文革时期是中国“左倾”最疯狂的时期，此时的杀人，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其野蛮和疯狂可以说到了极至。如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2778户，共4519人。全地区10个县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1968年初，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35万余人被杀的血案。1968年在广西，有数万人参与了对“四?二二”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11万。 文革结束后,中共搞起了“改革开放”，善良的中国民众以为党再不也会象以前那样泛杀无辜了。谁知1989年的“六四”血案中，中共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使用国际上禁用的开花弹射杀爱国学生和市民,并用坦克将他们中的一些人压成了肉酱,创下了掌权以来公开杀人的新纪录. 十年之后，江泽民又一次大开杀戒,把屠刀挥向了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仅到2002年年底，大陆的内部消息即指有超过7000名法轮功学员在各地拘留所、劳教所、监狱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平均一天虐杀7个人。 坐落在沉阳市苏家屯区雪松路49号的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在治疗血栓病方面颇有名气，曾吸引了不少病人来此就诊。但每天在这里进进出出的人，谁都不会想到，就在这家医院的地下医疗设施里，曾经存在过一个集中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秘密集中营，大约有6000多位法轮功学员一度被囚禁在此。狱方将他们的内脏摘取后送至各个医疗单位买卖赚钱，被摘取内脏的人则送进焚尸炉焚毁。一名女士出面指证，她的丈夫就是活体器官摘除主刀医生之一，由于承受不了这种经历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难以描述的痛苦，他们后来只好离婚。 更令人震惊的是，摘取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的并非苏家屯秘密集中营一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组成的独立调查组，于2006年7月6日向加拿大媒体公开了“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该报告称，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取证，通过对18类证据的证明和反证，可以肯定，“大规模的、违背意愿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掠取一直存在，而且现在仍然在继续着。”大量被处死的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器官，包括心脏、肾脏、肝脏和眼角膜，几乎同时都被掠摘，非自愿的被摘取，然后被高价出售，有时被卖给外国人”。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麦塔斯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奉毛泽东思想为师的红色高棉（即柬埔寨共产党）更是杀人如麻。“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只需要不超过100万优良的革命者，我们宁可杀掉10个朋友，也决不允许1个敌人生存！”红色高棉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据历史学家估计，在它当政的短短4年里，柬埔寨大约有2００万人非正常死亡，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很多人便死于红色高棉的屠杀，屠杀手段而且极其残忍。依Sliwinski研究，死者中53%死于用砍刀、斧头或农用工具砍头，6%被绞死或用塑料袋窒息至死，5%遭割喉而死，仅29%的受害者死于枪决。 S21集中营和钟屋杀人场是红色高棉时代最着名和最恐怖的刑场。从1975年到1978年的4个年头里，共有2万多人在S21集中营里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这里，更多的人则被送往钟屋杀人场有计划地处决。 与S21相比，钟屋是个毫无悬念的“此处无人生还”的地狱。囚犯们被塞进卡车，一路颠簸送到这个绝命营。这里没有关押犯人的地方，只有侩子手办公室和DDT仓库。人们首先闻到的是浓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听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聋的歌声。 因为处决每天都在按计划批量进行，年轻的侩子手为了节省子弹，一般都是用棍棒将受难者打死，或者用锄头直接铲断头颅。受害者的血腥和惨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发出的噪声来掩盖。有时押送来整车的女犯和儿童，侩子手们干脆连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双腿，活活摔死在大树上，至今人们还能看见深深地镶在树干上的小牙齿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褴褛破布。1980年，人们从这个原本美丽的龙眼种植园中挖出了8589具遗骸。 可见，不管是纳粹还是共产党，都是嗜血成性杀人如麻的侩子手。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纳粹屠杀的是以犹太人为主的“劣等民族”，而死于共产党刀下的则是形形色色的所谓“阶级敌人”。 注1：埃萨克?斯坦因倍格《在革命司令部的日子里》，伦敦，1955年版，145页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08：杀人者的琴声与施暴者的狂笑 古人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然而，纳粹和共产党在折磨和屠杀自己的敌人时，不但毫无恻隐之心，甚至还充满了某种愉悦和荣耀。除了灭绝人性的杀人机器和施虐狂，还有谁会这样呢？！ ——题记 在好莱坞着名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拍摄的大片《辛德勒的名单》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在克拉夫特大屠杀的晚上，纳粹四处搜捕犹太人，为了找到躲藏在楼梯下和夹层里的老人和孩子，全副武装的军人居然用上了听诊器。最后，他们在钢琴里面、床板下面、楼板夹层中找到了躲过白天大屠杀的残存者。随着一阵阵的枪声，一批鲜活的生命消失了。就在这时，楼房中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响起了一名纳粹军官弹奏的钢琴声，乐曲流畅，旋律欢快、激扬。 这是极其令人震撼的一笔！斯皮尔伯格用艺术的手法细腻逼真地描绘出了纳粹军人在杀人时那种极为坦然的心态。在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中，他们根本就感觉不到这是令人发指的罪恶，内心非常平静。在他们眼中，被自己枪杀的似乎并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群可以随意杀戮的动物。他们把血腥的暴力，当作日常的工作、普通的任务来完成，甚至可以用优雅的音乐来愉悦杀人的趣味，或者来冲淡一下杀人的烦闷。 一般人恐怕难以相信，当年的纳粹集中营中居然还曾有过由囚犯组成的交响乐队、弦乐四重奏、合唱团，而且经常举办钢琴音乐晚会。据德国着名杂志《明镜周刊》披露，集中营司令官克拉麦（1907-1945）经常听“奥斯维辛集中营女子交响乐队”的演奏，当演奏到舒曼的《梦幻曲》时，他竟然动情地落泪，哭了！ 可就是这个为纯洁、美好和至善的《梦幻曲》落泪的党卫军军官，恰恰是一个杀人魔王，许多纳粹集中营中都留下过他罪恶的足迹。克拉麦的主要任务是用毒气杀害犹太人，他说：“门一关上，她们（指裸体女囚犯）就开始尖叫。我通过管子把一些盐放进去，然后从一个小孔去窥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女人只挣扎了一分钟便倒在地上。”英国人审问他在窥视时的心境，克拉麦回答：“我当时什么感觉也没有，我只是执行命令。我受的训练就是干这行的。” 如此坦然和平静，令人吃惊！ 共产党跟纳粹一样，也是一伙人面兽心、令人发指的恶魔。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许多法轮功学员都受到过邪党恶人的酷刑折磨。这些施暴的恶人不但毫无恻隐之心，有些人甚至一边施暴一边开心大笑，以此为乐。前不久海外网络刊发的《施暴者的叫声、哭声、笑声与歌声》一文，为我们再现了这罕见的一幕。 文章说：“河北平山县大法弟子李寿我，是一个小学老师，今年都七十五岁了。2001年10月10日，在洗脑班内，李寿我被毒打了整整一天，全身都成了黑色。10月11日，他们把李寿我铐在院中一棵树上。‘610’头目张新刚说：‘今天用火攻。’于是恶人们人手一个打火机，一个人烧手，一个人烧眉毛、胡子，再一个人烧头发，另外两个人用烟头烫。他们一边施暴一边叫嚷：‘你××的真便宜，不用掏钱叫××给你刮脸，叫××给你理发，叫××给你洗手……’同时又发出阵阵狂笑：‘哈哈哈……真好玩……’而此时的李寿我，其周身的神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全身不停地激烈抽搐着。 现年四十四岁的迁安市中医院优秀护士梁秀兰，于2008年5月被恶警绑架。恶警浦永来把她两手一边一只铐在两把椅子上，浦永来和另一恶警每人拿一根电棍，还有一个恶警按着她不让她动，两恶人便不分地方地电击她。梁秀兰疼得头撞在地上，当时头上就起了比拳头还大的包，眼睛看不见了。梁秀兰的手腕被手铐勒进肉里，鲜血直流，手腕马上肿了。第二天下午，恶警哈福龙又带两个人，把梁秀兰带到施刑地方继续折磨，一恶徒拿电棍猛电梁秀兰的下身，还电她的阴部、脚心等处；另一恶徒电她的脖子、乳房等处。梁秀兰被折磨的遍体鳞伤，恶警哈福龙则魔鬼般地哈哈大笑。” 一位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在《我在黑龙江女子监狱的遭遇和见闻》中也描述了同样的场景： “郑杰指着大法弟子朴英淑说：你们看她脸象不象个大熊猫。一帮刑事犯和狱警哈哈大笑，我看见那大法弟子两眼被打的充血，眼睑黢黑，白眼仁成血片状，整个脸变形了。” “刑事犯王凤翠在狱警授意下推我跑，我不动，狱警就叫两个刑事犯拽着我跑，然后用镣铐把我吊在铁栏杆上。防暴队一个叫王兵的男警冲上来拿电棍朝我脸上身上，甚至乳房乱杵，拼命地扇我耳光，鼻子、嘴角的血都淌成线了也不停。我依然不同意跑，王凤翠就两手攥住铁栏杆，面对我用膝盖往下身猛顶，踢了一阵，浑身没力气了，气喘吁吁地说，让她徒弟黄鹤来教训我。黄鹤拿着一根尺长铁条，上来就往我下身、阴部乱捅，听我发出凄惨的叫声，狱警和胁从的刑事犯笑得直哈腰。张大队（张春华）说你不腰疼吗，让黄鹤好好给你治治腰。” “虽然我的肋骨断了，狱警的迫害依然不歇气，指挥王凤翠加重迫害。看我翻身都困难，加上手被铐着，王就把我的脚绑上，然后坐在我腿上，开始用竹条抽打我脚面，只需两、三分钟，脚面就会象馒头一样眼看着就鼓起来了。再两手拿着机器针轮番快速往脚面上扎，一会儿馒头一样的脚面就密密麻麻的全是血点往出渗血，痛痒的如百蚁钻心。就这样白天黑夜地变换方式折磨。最厉害的是还不让睡觉，一次最厉害有十一天不让睡觉，有四、五个同修连困带刑罚开始说胡话，犯人说这有个名字叫鬼门关，打骂不停，笑声不断。监舍里阴森森的。每天都能听到走廊里传来一阵阵狱警迫害大法弟子的哈哈大笑声，把大法弟子打的越痛苦，他们笑的越开心。” “二零零四年正月开始，他们搞接见，一下楼狱警就指挥一帮犯人扑上来大打出手，搞各种花样折磨。一些无畏的同修就高声大喊，我们大家知道后，他们再上楼搞接见我们就抱成一团，狱警就带领大批警犯混合的一帮人把我们强制分开，有的拽走就扔进小号，把棉衣棉裤扒光。小号阴暗潮湿，里面呆久了，慢慢就会变的不知道是在那里了，没有时间，没有食物。大法弟子于玉不会走了，张淑哲脑袋直晃。小号外面的就被搞大背吊，四、五十人吊上，到晚上能坚持下来的就两个，狱警在走廊上谁过来看看都会哈哈大笑。” 充满了魔性的笑声，让人不寒而栗。 文字的力量是有限的，千言万语又怎能表达出法轮功学员在恶人们的这种狂笑中所承受的全部痛楚？！不要说他们是一群一心向善的好人，遭到如此虐待绝对不应该，即使是十恶不赦的坏人，用这样的酷刑和态度对待他们，不也是人类的耻辱吗？这哪里还有丝毫的人性？只有恶魔才会有如此张狂的大笑！ 如果你以为这种人面兽心的事只发生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或者以为只有一般的共产党人才会如此惨无人道丧尽天良，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样的兽行兽性其实不仅普遍存在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也广泛存在于对所有被共产党眼视为“敌人”的人的迫害之中；而且，如此毫无人性丧尽天良的也绝不只是一般的共产党人，共产党的高官直至领袖也都是一个样！ 文革中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残酷迫害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吗？ 刘少奇，1898年出生于湖南宁乡，1920年加入中共。他曾为中共打下红色江山出生入死，特别是为奠定毛泽东在党内的独裁地位立下了无人可以取代的汗马功劳。毛泽东因此投桃报李，让刘坐上了中共“二当家”的交椅。 然而1949年后，刘的威望越来越高，对毛也渐渐不象以前那么顺从了，特别是“大饥荒”后，甚至对毛的大政方针颇有微词。毛记恨在心，决定要除掉他，为此在１９６６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让刘少奇没有想到的是，一夜之间，他就从堂堂的国家主席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毛的阶下囚。 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刘少奇一有空就在毛泽东住宅附近走来走去。他想见毛。毛一直不见他。后来刘终于见了毛一次，第一句话就说：“我辞去《毛泽东选集》编委主任这一职务……”毛泽东低着头拼命抽烟，象哑巴了。 第二天，近万名革命小将杀进中南海，将刘少奇揪去批斗。他挨了打。批斗会结束时，几名大汉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跪在黑压压的人群前。他被打翻在地。 不久，他又失去了自由。这段时间他只做一件事：学习《毛泽东选集》。他没日没夜地捧着那本书在读。他以前读它时，意得志满，底气十足。戴着老花镜，慈祥得象奶奶，白发梳理得滑熘熘。现在读它，情形截然不同。宁静已死，心潮难平，白发象鸡窝，胸部起伏剧烈。翻书时手颤抖得厉害。有好几次，他读着读着，眼泪无声无息地流出来，和鼻涕掺在一块坠落，他竟不去擦，眼泪鼻涕涂在书上。 此后，批判升级。他被打得遍体鳞伤。革命小将把他拖进拖出，象拖死狗。但他还是不低头。支撑他的是心中那股气，他不服。他怎能服？他立了天大的功却受了天大的苦，这岂非天大的冤？ 得知妻子和孩子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刘少奇的精神近于崩溃。 他的手臂在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旧伤发作，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回来吃。年近七旬，他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给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斗会，医生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由于长期不活动，双腿的肌肉渐渐萎缩，胳膊和腿因为常打针被扎烂了。护士记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刘少奇快要死了，毛泽东却不想让他一下死掉，那样岂不是太便宜了这个敢于挑战自己权威的对手？他下令抢救，要等党代会通过决议，把叛徒特务工贼内奸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选择在他七十岁生日的那天当面宣读给刘少奇听，然后让他慢慢在无助的痛苦中死去。 1968年11月24日，病重的刘少奇收到了一个来自中央的特别生日礼物：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让他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这个公报不但宣布他是“叛徒内奸工贼”，而且决定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毛利用媒体大肆宣传和造谣，也利用威逼等手法制造出假证据，把“莫须有”的罪名变得看上去“铁证如山”。 刘少奇得知这个消息后，当下气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大口呕吐起来，长期积郁在心头的气愤和非人折磨留给他的疾病，一起爆发了出来，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达40℃。但他一声不吭，攥紧双拳，那双干涩的、快要裂开的眼睛，喷射着怒火……寒风凄凄，枯木凋零，心已成灰…… 从此，刘少奇沉默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哪怕是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他用无言表示坚决的抗议。 在死前最后的六个月里，瘫痪的刘少奇仍然被绑在木板床上，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肌肉萎缩，枯瘦如柴。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奄奄一息他被秘密押送到河南开封继续监禁，１１月１３日终于悄然去世。死时白发蓬乱有二尺长，嘴和鼻子都变了形，火葬按烈性传染病处理。验尸单上写着：姓名－刘名黄；职业－无业。 正如茅于轼先生在《把毛泽东还原为人》中说的：“毛泽东和斯大林不同。斯大林的目的就是清除异党，杀人就是目的。而毛泽东的目的不在把人杀掉，而是让他遭受极大的侮辱和痛苦。首先让他被孤立，谁也不敢同情他，把他搞成人民的敌人，继而剥夺他的基本人权，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意侮辱他，可以随便打他，叫他喝痰盂里的脏水-----毛泽东整刘少奇就是一个例子。” 无独有偶。1989年，在新当选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等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当一个法国记者问及一个女大学生因“六四”被发配到四川农场搬砖，遭当地农民多次强奸一事时，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料到，江竟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是否是事实。她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应得。”按照源于人性的道德通则，强奸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谁，哪怕是个罪犯，也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身为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却居然对此无动于衷，而且公然声称如果是“暴徒”，遭人强奸就是“罪有应得”！ 古人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然而，纳粹和共产党在折磨和屠杀自己的敌人时，不但毫无恻隐之心，甚至还充满了某种愉悦和荣耀。除了毫无人性的杀人机器和施虐狂，还有谁会这样呢？！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09：女纳粹与女红卫兵 与男性相比，女性无疑是温柔和同情心的象征。但希特勒对德国女性的蛊惑，却使她们中的许多人沦为了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纳粹恶魔；而毛泽东对年青一代的唆使，则把一大批女学生“教导”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政治打手。历史表明，纳粹和共产党同是毒害女性的最大教唆犯。一旦被其洗脑，她们也会象男人一样成为凶横残暴的冷血动物，无知地行恶。 ——题记 1945年9月17日，人称纳粹“头号美女军官”的伊尔玛?格蕾泽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死时才22岁。 伊尔玛?格蕾泽生于1923年，小小年纪就成了一名狂热的纳粹党徒。她原本学的是护士专业，后来却选择了集中营女看守的行当。凭着虐待、折磨、杀害犹太女囚的异乎寻常的热情，十八九岁时她就获得了令众多女看守羡慕不已的铁十字勋章，在20岁之前又被破格晋升为女囚集中营的看守长，掌管着3万女俘的生杀大权。 在互动百科有关伊尔玛?格蕾泽的词条中，记载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真实故事。 那是1943年4月5日的清晨，位于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处在大片浓雾的笼照之下。一辆满载着战俘和囚犯的卡车，沿途穿过雾气和重重关卡，停在了集中营的大铁门前。“新到的囚犯！”司机喊到。随后，那扇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卡车驶进去后，大铁门随即“哐铛”一声再次关闭。上午8点整，所有的囚犯都从车上被带了下来，站在集中营的院子里。这个院子很大，地上有绿草和野花，四周均是6米的高墙，上面布满电网和铁丝网，高墙的四角各有一个塔楼。院子对面是栋高大的波兰式建筑，看上去像办公楼。它的旁边是一所低矮的白砖建筑。囚犯们刚从车上下来，立即被一群德国士兵团团围住。一个穿着褐色党卫军制服的纳粹军官朝他们走来，他用标准的波兰话对囚犯说话，意思是让他们进到大楼里接受身体检查。随后，囚犯们在士兵的押解下进了大楼。囚犯里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也有小孩，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汤姆是一个15岁的男孩，他来自英国，他爸爸是英国人，他妈妈却是个犹太人，他们一家本来住在英国，后来他爸爸去波兰作生意，他和妈妈也来到了波兰。随后，他们被盖世太保盯上，妈妈惨遭杀害，他和爸爸也被抓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同被抓去的还有他在波兰的叔叔。他们也在人群中。上午10点半，一些囚犯再次站到了院子里，一些则被带进了位于大楼旁边的低矮建筑里。汤姆和爸爸、叔叔则被带到了大楼一间非常大的屋子里，纳粹军官说要对有家庭的犯人进行再审核。在那里，他们看到十来个赤身裸体的男女囚犯跪在地上，几名身穿党卫军制服的纳粹女看守正用皮鞭抽打着他们。皮鞭落在他们赤裸的身体上，立刻形成一道道血痕。有几个女犯人和上了年纪的男囚犯经不住抽打，被打得躺在地上，那几名纳粹女看守就用皮靴在这些人身上来回地碾踩，直到犯人中有几个断了气，她们才作罢。爸爸不想让汤姆看到这种血腥的场面，他捂住了孩子的眼睛。这时，一名同样穿着褐色党卫军制服的纳粹女军官朝他们走来。她看上去相当地年轻，准确地说应该是个少女，最多不超过20岁。 她对站在旁边的士兵说：“经过审核，这两个可以离开这里了。不过这个男孩有犹太血统，不可以让他走。”她说这话时面无表情。汤姆的爸爸刚想说话，就听女军官大声对士兵喊道：“把这两个男人带到卡车上去，把孩子带到我面前！”汤姆的爸爸和叔叔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4个纳粹士兵推着往门外走，同时他们看到一个纳粹士兵把已经吓得哆哆嗦嗦的汤姆拖到女军官面前。 女军官先命令士兵将男孩捆起来，然后她将男孩踢倒，随后，便一脚接一脚地踢在男孩的胸上、背上、头上，男孩瞬间头破血流。女军官金属跟的靴子沉重地踹在他身体的每个致命部位，直到男孩再没有站起来的力气，扒在地上呻吟。女军官走过去，再次用皮靴的靴尖狠狠地踢男孩的头。当她发现奄奄一息的男孩竟然还没死时，就用靴子又踩住男孩的脖子用力地碾踩，直到踩得那男孩的舌头都从嘴里伸出来了为止。男孩就这样一命呜呼了。整个踩踏过程中，孩子的惨叫声，以及女军官那自始至终平静无任何表情的脸孔，都给汤姆的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了他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噩梦。 这个将犹太男孩汤姆活活踢死的纳粹女军官不是别人，就是伊尔玛?格蕾泽。汤姆的父亲后来侥幸活了下来，1945年审判纳粹时，他成了重要的证人，上面这段故事就是他讲述的。 伊尔玛?格蕾泽的暴行绝非仅止于此！据幸存受害者回忆，这个女纳粹就不把犹太人当人，最多时一天曾杀死过30名犹太人。在她任过职的三个集中营，俊俏的女子会被她害死，长相一般但拥有一双丰满乳房的囚犯也会被她毁掉。她甚至亲自动手，把女囚的乳房抽烂。她一旦发现某个女囚有怀孕的迹象，马上就会打发她进毒气室，有时还要朝孕妇的腹部一阵猛踢，直到把她踢得流产或者折磨死。最令人头皮发麻的是，个子不高的她喜欢穿着土黄色的纳粹军装在集中营里走来走去，看到哪个囚徒不顺眼，她就会手起枪落结束那个人的性命。因此每当听到她的皮鞋声响时，每个囚犯都是胆颤心惊，尽量把头低得不能再低。 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类似伊尔玛?格蕾泽这样心狠手辣的女纳粹绝非个别。当时大约有230多万名德国妇女曾加入纳粹党及其所属的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女联盟等各种各样的法西斯团体，数万多名中青年妇女穿上了党卫军制服，六千多名女青年充当了集中营和灭绝营的看守，曾经抡起皮鞭和棍子对无辜的犹太囚犯大打出手，直至把他们赶进毒气室。数以百计的德国、奥地利女护士，直接投身于消灭“没有生存价值”的精神病人和重残病人的T—4行动，把注射器、灌肠器变成杀害重病人的凶器。还有近百名凶悍的德国、奥地利少女，直接开枪杀害无辜的犹太居民，成为臭名昭着的特别行动队的一员。 正如历史学家凯瑟琳?科姆佩斯在其所着《女性作恶者：纳粹制度下的女人们》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德国女人原本同男人一样残酷无情，她们不仅充当了大屠杀的帮凶，有的集中营里的女看守甚至比男看守还凶残。二战期间，约3200名妇女效力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其中一人名叫卡琳?马格努森，她1908年生于不莱梅，是一名杰出的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马格努森因其所从事的高尚职业受人尊敬，但在纳粹时代，她变得异常残忍，竟然用约瑟夫?门格尔（绰号为“死亡天使”的纳粹军医）从关押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活人身上取下的眼球进行人体虹膜的染色实验。 通过分析历史资料，科姆佩斯还发现，一旦涉及到镇压民众对政府的反抗，女人同男人一样盲目狂热。大多数向希特勒政权报告反纳粹活动的人都是女性。她们还向盖世太保告发行踪可疑的邻居、犹太人以及纳粹政权的其他敌人，告发的比率是男性的3倍。德国杜塞尔多夫市发现的盖世太保遗留下的文件中写道：“女性通过告发丈夫是间谍、共产党或反纳粹分子，来改变家庭权利平衡。” 女纳粹固然是希特勒时代的特殊产物，但在共产党国家，类似这样的女打手女恶魔也大有人在。所不同者，女纳粹信奉的是纳粹主义，残害的是犹太人，而后者追求的则是共产主义，折磨的是“阶级敌人”。文革中那些杀气腾腾的女红卫兵不就是中国版的伊尔玛?格蕾泽吗！ 当年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就是被这些“革命小将”活活打死的。 北师大女附中建于1917年，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中学之一。文革前的北师大女附中可以说是“皇家女子”学校，很多中共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在这里就学，1965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官子女占了一半。文革前毛泽东的两个女儿便是从这所中学毕业的，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获毛泽东“赞扬”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除攻击北京大学负责人之外，还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三个学生也在校内贴出了该校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并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紧接着，按照官方的统一部署，北师大女附中开始停课搞文革，校园里贴满了攻击学校领导人和教师的大字报。学生对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 “要放手发动群众，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尊重群众自己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在这一系列最高指示的蛊惑下，文革的火焰在这所校园里越烧越旺。1966年7月31日，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正式成立。很快，更大的厄运就降临到了卞仲耘等人的身上。 作家林莽是当年亲见卞仲耘被殴致死的现场目击人。他在《目击卞仲耘校长殉难》一文中回忆说：“那是８月５日的下午，我在实验楼底层图书室，忽然听见从窗外大操场上传来乱嘈嘈的人群声，还有一种金属的敲击声，嘈杂声中还夹杂着一种嚎叫声，越来越响。显然是人群从大操场走到小操场上来，离我们这实验楼越来越近了。小操场就在这座楼的前面。我赶快跑到窗户边，打开纱窗，把头伸出窗外。窗外的景象使你目瞪口呆，使你毛骨悚然。你简直不敢相信，这种场面是怎样精心策划出来的：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领头走在前面，她的脸全被墨汁涂黑，两个眼珠子的转动就特别显眼，像两点明明灭灭的鬼火，叫人看了害怕。而她的嘴唇也染黑了，当她开口出声时，可以看见雪白的牙齿，露出了一副门牙，这样的丑化她是一种卑劣的行为。更为卑劣的是还强迫她遵从红卫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这几句话喊完之后，又再重复，来回喊。每喊一句，就用右手握着的短棍敲一下左手上拿着的铁畚箕，发出破锣的声音。在她后面跟着的是副校长胡志涛，她的脸也被涂得漆黑。她和卞仲耘不同的地方，只是她拿的不是铁畚箕，而是一个破脸盆，敲在上面的声音要比铁畚箕响得多。她嘴里喊出来的话，内容与卞仲耘喊的差不多，只是各人报自己的姓名和职位不同罢了。再后面是副校长、教导主任、副主任，除了一个副校长和一个副主任是男的，其他三人都是女的。男副校长的喊话，多了一句：‘我是走狗，应该砸烂我的狗头。’在这一行被勒令游斗的走资派两旁，都有红卫兵押着，都是女学生，大多戴着‘红卫兵’的袖箍，红布黄字。她们手上大多握着短棍，有的还执着长枪，是木枪。一发现哪个‘走资派’喊得不够响，就给他一棍，打在他们的头上，像敲在木盒上一样，发出乾裂的声响。于是，那个挨了棍敲的或受了枪杵的立即放大嗓门拼命地喊。往往喊不了两句，声音又小了，于是又打，又大喊，实际上是在嚎叫。嚎到这时分，卞仲耘的嗓门已经沙哑了。越是喉咙沙哑就越倒楣，棍子像雨点般打在她们的头上，特别是那个患有高血压症的卞仲耘，喉咙又早已沙哑，挨棍子就最多了。难道棍子的威力能叫一个沙哑的喉咙发出响亮的喊声来？女红卫兵也对她们狂喊着。这个喊，那个也喊，一片嘈杂，听不清喊些什么，大抵也就是命令她们喊响些吧？‘走资派’实在无力遵从这种无法履行的要求，这便气坏了红卫兵，她们觉得光拿棍子打，不能解恨，就抬起穿着翻牛皮军靴的脚，照准走资派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捂着肚子，牛皮靴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唤。这种尖锐的叫唤声，连我立在楼内也听得刺耳，令人寒心。 卞仲耘终于倒了下来。那一倒下，许多红卫兵就涌到她身边，恶狠狠地喊：‘你别装死！起来！再不起来，老子踢死你！’女红卫兵居然自称‘老子’了。我以为既然倒下，吓唬吓唬这个女书记就算了，没想到红卫兵，而且是女的会这么狠！她们用穿着军靴的脚踢她。卞仲耘躺在地上，躲是躲不开的，只有任其踢。红卫兵大概是踢累了，才收住脚。 虽然不踢了，她们还要创造性地喊出这样的口号：‘砸烂她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于是便出现这样一个场面，有一个女将个子又高又大，腿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那气势真够雄伟。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好像识破天机，‘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的不就是这种精神吗？这一场游斗的全部过程，都是杰出的、精心的首创制作，这不是首创是什么？翻遍二十四史，你也找不到这样的记载。红卫兵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可称得上是最深刻的体会。四十年过去，从来我都以为是红卫兵过火；四十年过后的今天，历史的久经琢磨终于让我认识到，是谁教导红卫兵这样做。 这时，她们坐下来休息了，打人打累了，骂人骂渴了。有人买来整整一纸箱冰棍。不知她们在高谈阔论些什么，也听不清。而她们嘻嘻哈哈，而这笑声使我觉得她们已经不是女孩子。看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像个女孩子吗？一道最高指示一下来，她们就变成了这样，还要美其名曰，这是闹‘文化大革命’。 校领导人饱受皮肉之苦后，红卫兵又命令他们劳动改造。小操场左侧，有一小堆砖，砖旁边有一小堆沙。这叫什么劳动改造？只是让他们把砖和沙搬的搬，抱的抱，移到右侧去，移完了，又让他们再移到左边来。这样来回地搬着，这不是拿人来折腾吗？躺在地上的卞仲耘，也慢慢爬了起来跟着搬。她哪迈得开步子？只是一踮一踮地蹭着走。 我也不敢久躲在窗后看，想起我打扫厕所的任务，便赶快离开实验楼。刚打扫完一个女厕所，从里面走出来就碰见一个女红卫兵，她对我厉声说：‘跟我走！’我跟在她后面，心中忐忑，不知要我跟她去干什么？一直走到女生宿舍，进了东边侧门，刚进门，却看见盥洗室外北墙边，站着卞仲耘。她可能是支撑不住自己，一只手扶着过道的墙壁。这时，我看她的白色短袖衬衫上有血迹，后来，才从传闻中听说，原来打她们的棍子头端是钉着铁钉的。 红卫兵命令我：‘拿把笤帚来，交给她。’我便明白，是要她打扫女厕所。当我从门背后拿出一把笤帚交给她，她也试图来接，还没来得及接住，手一离开墙壁，就晕倒在地上了。双目紧闭，不住地呻吟。女红卫兵对她大声吼：‘你又装死！起来！’ 她起不来了！ 另一个女卫兵从盥洗室端来一盆凉水，兜头向她泼去，冲得她全身都是水。我实在不忍目睹，便立即匆匆离开。” 卞仲耘的死只是一个开端，在随后掀起的席卷全国的文革造反狂潮中，不知又有多少女红卫兵成了高喊革命口号的打人凶手，又有多少无辜的人死于她们的手中。而类似这样的“女革命者”，在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又何止成千上万？！ 与男性相比，女性无疑是温柔和同情心的象征。但希特勒对德国女性的蛊惑，却使她们中的许多人沦为了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纳粹恶魔；而毛泽东对年青一代的唆使，则把一大批女学生“教导”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政治打手。历史表明，纳粹和共产党乃是毒害女性的不折不扣的最大教唆犯。一旦被其洗脑，她们也会象男人一样成为兽性大发的冷血动物，肆虐作恶。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10：共产党的歪理与纳粹的邪说 面对共产党和纳粹种种丧尽天良的兽行，想必会有许多人感到不解：它们为何对自己的同类如此冷血变态毫无人性？说到底，那是因为共产党和纳粹信奉的都是一套反人性反人道的歪理邪说，它把人心深处被压制的魔性全都释放和激发出来了。 对比共产党和纳粹的历史观，不难发现两者内在的思维模式极为相似，都是简单的两分法，都把人类社会划分为截然不同和你死我活的两大阵营——一方是社会的正面势力，一方是社会的负面势力。在共产党和纳粹看来，负面的一方不但是败坏人类的毒瘤，阻挡历史前进的绊脚石，甚至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连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都不配。既然如此，为了纯洁人类，为了推动人类的进步，正面的一方当然应该毫不留情地打击、镇压甚至从肉体上消灭负面的一方。被打击、镇压和消灭的敌人越多越彻底，正义事业向前迈进的步伐也就越大，距离人类最终的理想也就越近。 共产党和纳粹还给它们的这套歪理邪说披上了一件“科学”的美丽外衣。作为客观规律的信奉者和崇拜者，共产党和纳粹都认定“铁的客观规律”是无情的、不可改变的、预先注定的，人不过是客观规律行使其意志的工具。在它们看来，剥削阶级也好，犹太人也好，都是被客观规律决定了要被淘汰，因而不配在世间存在的社会集团，消灭他们就是在行使客观规律的要求。换句话说，剥削阶级或犹太人之所以应当被毫不留情地消灭，不仅是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的负面成份，还在于这本身就是“铁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此一来，借助“客观规律”这一“科学理论”，消灭剥削阶级或犹太人当然就具备了一种“科学合理性”。也正因为如此，在共产党和纳粹看来，它们的暴行不是犯罪，而是造福人类因而既合理正确又光荣伟大的正义之举。反之，谁反对这样做，谁要不这样做，那倒是在犯罪！ 不仅如此，在共产党和纳粹的字典里，也不存在什么共同的人性和普遍的人道——共产党认的是阶级性和集中体现阶级性的党性，纳粹讲的是种族性。既然如此，对于不同的阶级和种族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普遍适用的道德和文明可言。事情甚至是翻转过来的：对于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于人民的残忍，对于人民的仁慈则必定意味着对于敌人的残忍。在打击、镇压和消灭敌人——不论是阶级敌人还是犹太人时，当然就不该有人性讲人道。而且，越没有人性越不讲人道，越说明你政治正确立场坚定，你的所作所为也越高尚越光荣；反之，谁要有人性讲人道，心存怜悯，自责负罪，反倒是政治不正确的表现，是立场有问题。 在道德观上共产党和纳粹也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都明确主张只要目地正确手段可以在所不计。换句话说，也就是为了达到一个崇高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存在也不应该有任何道德禁忌，一切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都是合乎道德的。对于共产党和纳粹来讲，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什么是“不该做”的，这两个字眼已经从它们的字典里被彻底删除了。可见，共产党和纳粹的道德观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反道德，就是对道德的肆无忌惮的颠复和践踏。如果说它们之间在这方面有什么不同，那只在于各自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一致而已——共产党自称要实现所谓共产主义，而纳粹则梦想建立日耳曼人的千年帝国。 所以希特勒会说：“人道是愚蠢、怯懦和自作聪明的混合物。”“怜悯是一种原罪。怜悯弱者是违背自然的事。”“强者必须统治弱者，只有天生的弱者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对敌人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比坟墓更好了。”“我们将要系统的，毫不留情的消灭敌人，连根带叶。”“去征服、剥削、掠夺乃至消灭劣等民族，乃是我无可推卸的职责与特权。”所以党卫军头头希姆莱告诉手下说：“有一项原则党卫队员必须绝对遵守，我们对待自己血统中的成员必须诚实、正派、忠诚和友好，而对待其他人则不同。怎样对待俄国人，怎样对待捷克人，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所以毛泽东会教导他的子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所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主张：“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所以契卡的准则是：“那些为美好未来而奋斗的人，必须对敌人毫不留情；那些竭力保护穷苦大众的人，必须硬起心肠，放弃怜悯，冷酷无情。”所以红色高棉秘密警察头子康克由当年会这样教育年轻的监警：“你一定要摆脱打囚犯是残酷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仁慈就被错用了。为了国家、阶级和全世界，你一定要打他们”，要把囚犯当做“连垃圾都不如的”或者“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 历史上的众多先贤都曾告诫过我们，人性中有善也有恶，每个人心底的幽暗处其实都藏着一个魔鬼，只不过在正常的社会和环境里，它是被道德和文明的锁链锁着的。但共产党和纳粹奉行的那套反人性反人道的歪理邪说却彻底解除了这道锁链，把魔鬼从人心的幽暗深处驱赶了出来，还给了它为非作歹为所欲为的正当理由。 试想，用这套歪理邪说全副武装起来，其人性中恶的成分全被释放和激发出来的共产党与纳粹，在面对自己的敌人时，怎么可能不肆无忌惮地挥舞皮鞭和屠刀呢？在挥舞皮鞭和屠刀时，又怎么可能手下留情心存怜悯呢？更有甚者，当这一切不但被全盘肯定，而且被大力提倡时，当残酷无情成了最革命的正义行动时，又有什么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事是它们做不出来的呢？！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11：计划经济与国家干预 在共产党和纳粹的统治之下，不仅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而且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一概都被党置于自己的严密控制之下。遭到扼杀的不独是政治自由，还包括了经济自由。 ——题记 1955年8月25日，中国政府下发了一份在此后几十年里对中国居民的日常生活起了重大影响的文件，名字叫《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 毛时代买日用必需品大都要用证和票。比如买粮食要用粮证和粮票，买食用油要用粮证和油票，买布要用布票-----故而人们把那个时代称为“票证时代”。当年的票证种类有数十种之多，常见的分为四类：关于吃喝的有细粮票、粗粮票、糕点票、豆腐票、奶粉票、盐票、肉票等；关于穿戴的有布票、棉花票等；关于日用百货的有肥皂票、火柴票、烟票、蜂窝煤票、煤气票等；专用票证则有用于高干、婴儿、产妇和病人按规定之外的特需票证和多在春节额外供应的节日票等。 粮票的使用率最高。最初的粮票采用16两制计量，1959年改为10两制计量，1985年起改为公斤制。每逢过节政府还会发行特殊票证，比如糯米只有到春节才作为年货凭证供应一次。全国有通用的全国粮票，有限用于各个省、市、县的地方粮票，还有军用粮票与个别单位发行的单位内使用粮票。需要到异地出差，就要通过手续把地方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所以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分别有个外号叫“满天飞和团团转”。 2005年10月9日的《重庆晚报》上曾刊登过一篇题为《关于“票证时代”的记忆》的报道。文中写道： “‘那个时代，票比钱管用，没票寸步难行。’52岁的陈前荣是原九龙坡区蔬菜公司职工，这是他最初对票证的强烈印象。那时他还是个小毛孩，家中有父母兄妹五口，全家一个月凭票领100斤粮食，肉、油是每人每月半斤。‘那时正是娃儿长身体的时候，哪里够吃嘛！你看我现在恁个瘦，都是那个时候亏了身体的结果。’他打趣说。 “孩提时的陈前荣最巴望的就是过年，因为政府会增供粮食、肉油，如此不仅可以打牙祭，父母也会用存了整整一年的布票给他做套新衣裳，‘这在当时是件很奢侈的事，因为小伙伴们大都穿着有补丁的衣服’”。 定量分配和凭票供应意味着居民的吃喝穿戴等日常消费全都被纳入了国家严格的计划管理之中。 不过，当时被纳入国家计划管理之中的远不止是居民的日常消费，而是整个国家的所有经济活动。因为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共实施的一直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套体制源于苏联，后被推广至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控制了一切，全部国家经济机构都变成了一架大机器，一架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都不过是这架机器上的零件和部件。他们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工人和农民不能通过自己的加倍劳动增加收入，企业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得到发展，地方不能合理地利用资源求得繁荣。这种体制使每个经济细胞都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平衡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以中国为例，这种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 在农业方面，以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为主，还有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１９８０年，全国有农村人民公社５４０００个。参加人民公社有１.７亿户，８亿人口，３亿劳动力。农村私营经济基本绝迹，一切土地都是集体种植。 在工业总产值中，１９７９年，全民所有制工业占８１．０％，集体所有制工业占１９．０％，没有私营工业。（《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４》第１９４页）１９７８年，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９０．５％，集体所有制商业占７．４％，个体商业只占０.１％，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占２．０％。（同上，第３４７页）１９７８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７４５１万人，占职工总数的７８．４％，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２０４８万人，占职工总数的２１．６％，二者合计占职工总数的１００％。（同上，第１１１页） 第二,一切经济活动都被严格地纳入了无所不包的国家计划之中。 在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行政机关决定指标。农民都是集体劳动，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大树底下等候队长派工。哪怕太阳已经落山，队长不下收工命令谁也不能回家。 在工厂，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全都由国家计划调拨。国家统管的物资多达７００多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式生产，都由国家决定。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交给国家，由国家统购包销。赚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家财政，花钱由国家财政支出。一切技术改造，甚至连盖一个厕所，也得报上级批准，盖上几十个图章才能得到资金，这叫财政统收统支。此外，劳动力也由国家统招统配，外贸由国家统进统出。 纳粹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虽然不及共产党那样全面和严厉，但也远远超出了其它西方国家。希特勒执政后，“通过部分的计划和继续利用价格机制，作为经济干预的手段”，把德国原先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的体制改变成了“实行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体制”，也可以说是“总体战争经济体制”，从而大大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控制。 成立德国经济总会是纳粹为强化经济干预和控制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经济总会是德国经济的最高权力机关，按行业划分又在全国成立七个经济组，即工业、商业、银行、保险、动力经济、手工业和对外往来，在经济组下面又设44个部门经济组。德国经济总会由纳粹要人和垄断资本家组成，有权对国家经济进行改组，制订经济政策和颁布各种经济法令，有权对各个企业进行原料分配、财政预算。 为了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纳粹还通过采取强制卡特尔化和康采恩专业化等手段竭力强化集中与垄断。 1933年7月工5日，纳粹当局颁布了强制卡特尔化的法令，以国家行政命令的手段，迫使大批局外的中小企加入所谓“义务共同体”（即原来由大企业掌握的卡特尔）；或组成新的卡特尔（一般是在原来没有卡特尔或卡特尔力量薄弱的部门），由国家直接任命这些卡特尔的领导人（一般总是该部门的大企业主）。 康采恩专业化是与所谓工业生产的合理化和标准化同时进行的。纳粹当局从准备战争的需要出发，以国家行政命令的手段，通过各种经济组合、经济组和专业组等经济社团组织加以推行，实施生产的典型化（减少产品型号，增加每种产品的批量生产）、规格化（统一零部件的规格，以减少备件库存和维修工作）、改进生产工艺和加强不同企业的配合。纳粹当局还通过强制交换股票和限定产品范围，使原来跨越不同部门的康采恩集中到某一专业部门，从而提高它们在该专业部门的垄断能力。国家在分配军事订货时，主要交由这些大的垄断企业承包，并在分配原料、劳动力和信贷上给予他们种种优惠。 1937年10月，纳粹当局又颁布法令，解散资本在10万马克以下的小股份公司，禁止创办资本在50万马克以下的新公司，致使大批小企业破产。仅1936年4月至1938年4月，就有10．4万户小业主变成雇工。1939年3月，纳粹当局进一步颁布法令，规定凡从事“不适应的”或“与其能力不相符的”经营者和营业额达不到某种最低限度的企业，必须改为从事其他工作。这种强化集中，使德国股份公司的数目，从1933年的9148家减少到1939年的5353家，减少了43%。 干预投资是另一个重要方面。 纳粹当局为了刺激生产，很早就促使企业将它们的盈利用于投入扩大再生产，实施所谓企业投资“自资机制”。1934年3月，当局颁布了《企业资本投资法令》，规定企业当年利润超过上年的部分，或者利润率高于6%的部分，要用于购买政府债券。随后又公布了《企业利润分配方法》，规定企业利润超过6%的部分，要存入国家银行所属的金汇兑银行，作为专门的“投资贷款储备金”，私人不得随意使用，4年之后归还。这意味着企业积累下来的一部分利润，已由一般的自由资本变成了具有特定方向的、资本所有权与资本使用权分离的“社会性资本”。 从扩军备战的需要出发，纳粹当局还竭力促使投资扩大到与军事生产有直接关系的重工业部门，即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1939年与1952年相比，德国的重工业生产因此增加了近两倍，军火工业生产更猛增11．5倍。1939年德国直接从事军工生产的工人达240万人，约占整个工业部门就业人数的20%，军工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更高达25%。与此同时，为了限制私人资本投入政府所不希望的领域，纳粹当局还规定，凡新办企业和扩大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均需得到国家批准；同时，通过管制原料分配和劳动力予以干预。 纳粹对经济的控制还表现在对外汇与外贸的管制上。 为了制止大量外汇和黄金外流，纳粹当局于1934年3—8月间，陆续抛出了一套严格控制外汇、外贸和外债的总体方案。其主要措施是，第一，根据优先原则分配有限的外汇，即首先分配给生产出口产品的部门用以进口原料和设备，其次满足扩军的需要，最后才考虑其他的进口（实际上全面缩减民用消费品的进口）。资本输出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获得外汇。政府还设立进口监督机构，负责监督与分配进口商品。第二，把外债与外贸结合起来，规定德国出口商所获外汇必须交由国家银行控制，用以支付进口或抵销外债。外国债权人所获得的，仅是以自己的名义在德国银行存入马克，用以在德国购买产品，或者转售给购买德国产品的外国商人。第三，在德国同东南欧国家之间推行“物物清算”的贸易方式。 管制价格、工资和劳动力也体现了纳粹对经济的控制。 纳粹德国的价格管制，经历了从依靠卡特尔组织原有的监控机制，到由政府物价委员监控，最后国家颁布冻结法令的发展过程。1936年10月发布了《价格冻结法令》，规定各种商品以1933—1936年间的“最公正”价格为标准点加以固定。战争爆发后，批发价格上涨，纳粹当局反倒于1940年12月颁布法令，规定每种商品的零售利润均须减少10%，明令所有零售商品都必须张贴价格标签，所有手工业、修理业、旅馆业等也必须张贴完整的服务价目表，以便战时物价专员署和警察部门监管。 相对于物价控制，纳粹当局对工资的控制更加严格。国家干预工资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尽可能地把工资保持在最低的水平上。希特勒当政后，于1933年5月摧毁德国工会，取消了由工会出面维护工人利益同资方谈判签订有关工资集体合同的惯例，设立专门负责掌管确定工资与劳动时间的“劳动托事”制度。这些“托事”只对政府劳动部长负责。工资政策由经济部长颁布，实行封顶式的最高工资率。1938年6月颁布了工资法令，授权各地劳动局长和劳动托事，“采取一切措施，阻止因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而损害国防能力和危害执行四年计划”。纳粹劳动部长公开声称：推行这种工资政策的目的在于确保发展军备生产的四年计划的执行，同时把德国的价格压低到足以在国际市场上战胜外国竞争者的程度。1939年纳粹德国发动战争之后，又于同年10月16日发布法令，在“不许发战争财”的口号下全面禁止提高工资。1941年4月23日，劳动部甚至规定，禁止雇主向其新雇员支付高于原单位领取的工资，即使他们从事的新工作理应获得更高的报酬。实际上，纳粹党执政后，德国工人的工资基本上冻结在经济危机期间存在大量失业时的低水平上。 由此可见，在共产党和纳粹的统治之下，不仅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而且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一概都被党置于自己的严密控制之下。遭到扼杀的不独是政治自由，还包括了经济自由。 注：本文引述了杨继绳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体制研究》中的有关内容。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12：纳粹的社会团体与共产党的群众组织 通过把不同的人纳入不同的社团组织，共产党和纳粹在他们各自统治的国家里，精心构建了一个极为相似的，以自身为核心，辐射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机构重迭、组织繁杂、管制严密的巨型社会控制网络。它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黑洞”，把人们最基本的自由和尊严全都吞咽了。 ——题记 前进，前进！ 青年团啊，青年团啊！ 这首着名的希特勒青年团团歌，在纳粹时期的德国青年中曾十分流行。希特勒青年团是那个时代德国孩子唯一可以加入的社会团体，囊括了童年、少年和青年三个不同的年龄层次。按规定，男孩子6岁到10岁加入青年团当学龄团员，算是青年团的见习期。满10岁后，在通过了体育、野营和纳粹化历史方面的适当测验之后，升入少年队。14到18岁，再正式加入青年团。与他们相似，10到14岁的女孩组成少女队，14到18岁的则编进德意志少女联合会。 1936年新年伊始，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冯?席拉赫宣布，这一年将是“德国少年队年”，年满10周岁的德国儿童，都必须“自愿”加入少年队。到4月19日，席拉赫通过电台兴奋地宣布，90%的儿童遵从了他的命令，“自愿加入少年队”，“整个年轻的德国今天是一个由忠诚的誓言链接在一起的骑士团。” 1939年3月，纳粹政府又发布了一项法令，按照青年被征入伍的同样方式，强征全部青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不听话的父母受到警告：除非让他们的子女参加，否则将把他们的子女夺走，安置在孤儿院或其他收养所里。据资料记载，希特勒上台的头两年，就将400万名青年纳入了希特勒青年团，这几乎占了10岁至18岁青少年的一半。到1938年初，希特勒青年团已有团员700万人，而到了1939年初更是增加到了870万人。 希特勒青年团是个准军事化的组织，它的座右铭是：“下命令吧！我们服从。”孩子们在青年团里不仅要受到野营、体育和纳粹思想方面的系统训练，甚至还有当兵的系统训练，女孩子也不例外。锻炼身体，是因为日耳曼民族“只有成为最强者才能够生存，才能统治其他劣等民族”；参加军训，是因为“需要德国青年掌握枪杆子就如同掌握笔杆子一样熟练，在未来的战争中打败一切敌人”；参加集体活动，是因为要教育青年“你是微不足道的，人民才是一切”，而代表人民的只有帝国元首。通过组织少年队讲故事、做集体游戏、歌咏比赛；组织女孩子们进行“信仰与美丽”的团体操和健美表演；组织男孩子们开展野营军训，越野赛跑，十项全能运动；组织全体希特勒青年团员身穿制服拿着募捐箱，为需要“帮助与救助失业者及退休老人”进行募捐和收集衣服与旧物等项活动，纳粹将民族主义的毒素一步步地注入到德国孩子的血液之中。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把他们培养成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牢牢地绑在纳粹的政治战车上。希特勒深知“掌握了青少年，就掌握了未来”，早在掌权之初他就说过：“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那边的’，我就平静地说，‘你的子女已经属于我们了------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后代现在站在新阵营里。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这个新社会。”不能不承认，希特勒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当然，纳粹想要控制的绝不只是孩子，而是所有德国人。希特勒不能容忍民众游离于他的权力之外。在他看来，必须“把民众带入神圣的集体自我主义即国家中去”，无论是儿童、少年，青年和妇女，还是工人、农民、商人和企业家、知识分子和学生，都必须接受纳粹党的领导；而且，他们的工作劳动、文化教育、思想信仰，言论社交以至婚姻娱乐，也都应该受到国家的干预和管理。因为没有对群众的严格领导，就不能进行任何重大的历史决断。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形形色色的具有垄断性的官方社会团体和协会纷纷应运。青少年有希特勒青年团，妇女有纳粹主义妇女团，工人、企业主和管理人员有劳工阵线，文化工作者有德国文化协会，教师有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教师协会，法官有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协会，公务员有德意志公务员联盟、医生有纳粹主义德意志医生联盟，连红十字会这个战火都不得侵扰的机构都划归党卫队领导了。 1933年11月根据希特勒的意图成立的德国文化协会，下辖文学、音乐、电影、戏剧、广播、美术，新闻7个协会，各协会的会长统统由纳粹政府的高官或亲纳粹的文化人担任。按照德国文化协会章程规定，它的目的是“为了推行德意志文化政策，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的组织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以保证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符合纳粹主义思想，为纳粹的党文化服务。章程还规定，只有具备雅利安血统并在政治上同当局保持一致的人，才能参加德国文化协会所属的协会，只有会员才能从事文化工作，包括“生产、复制、在思想上或技术上加工、传播、保护、推销以及协助推销文化财富”的工作。（英国J.M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文汇出版社，第81页）这就意味着德国境内的每一个文化人，无论是作家、记者、播音员，还是演员、导演、画家，凋塑家，总之凡是与文化、文学、以及艺术沾边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投靠或是被迫加入纳粹的文化组织，成为体制内的一员，他（她）就根本无法进行上述文化活动，无法进行文学或是艺术创作。 学校也一样，全国中小学教师中，97%都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联盟的章程规定它有“责任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全体教师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体化”。大学的自治地位被取消，各高校校长和系主任改由科学、教育和国民教育部部长任命，每个大学都成立了包括全体教师在内的大学教师协会，直接受民族社会主义大学教师联盟的统一领导。大学教师的思想受到了严密的控制和同化，大学教育因而也变得死板而单调。 就这样，通过组建各种官方社会团体和协会，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纳粹政权成功地把具有不同年龄、职业和背景的德国人，通通都织进了一张无所不包的大网之中，个人自由因此被压缩到了近乎于无的地步。谁想从这张网里逃出去，摆脱它的控制，简直就比登天还难。 与纳粹党相彷，共产党在其统治的国家里，也按照年龄、职业和社会背景等等，成立了众多官方社团，少年有少先队，青年有青年团，妇女有妇女联合会，工人有工会，搞文化的有文联，从事科技的有科协----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它们通常被称为“群众组织”。 就说中国吧，进了小学，就必须加入少先队。虽然少先队的队章明确规定：“凡是七周岁到十四周岁的少年儿童，愿意参加少年先锋队，愿意遵守队章，向中队委员会提出申请，经中队委员会批准，就成为队员”，也就是说，加入少先队应该是自愿的，不应附加其它任何条件，但实际上，入队时通常都是集体加入。谁要不入，就会被老师和同学另眼相看。在这种压力下，有几个孩子敢不“自愿”呢？ 入了少先队，当然就要参加少先队的活动。搞活动时，少先队员经常要唱队歌，歌名叫《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歌中唱到：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共产党为什么要把小学生通通拉入少先队？就像这首歌唱的，目地就是要让孩子们“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把他们从小就塑造成“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如果说少先队是“少年儿童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那么共青团就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少年儿童毕竟年纪还小，虽说在少先队里学了点共产主义，但印象不会太深，所以到了中学，就得让他们加入共青团，继续接受“共产主义的教育”，让共产党的思想在他们心里扎下跟，以便为党提供足够的后备力量和新鲜血液。 中共团中央组织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约1.3亿，共青团员7543.9万名。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当然就在党的直接掌控中了。 作为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官方社会团体，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文联”）的触角涉及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杂技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等几十个协会。 中国文联章程对文联的性质和宗旨是这样规定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全国性的文艺家协会，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全国性的产业文学艺术联合会组成的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文艺界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宗旨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动员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致力于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可见，文联纯粹就是共产党控制文艺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创作的政治工具，文联下属的各个协会其实就是党管理各个文艺领域及其工作者的专业管道。 事实也是如此。在中国，党对各个文艺领域的旨意往往都是通过文联下属的各个协会传达至文艺工作者的。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任何一个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要想走红，要想获得党和政府的好评和支持，加入文联并自觉接受其领导是必不可少的。 与少先队、共青团和文联一样，什么工会啊，妇联啊，科协啊，或者其它的什么协会，说到底都是共产党控制各行各业民众的一种政治工具。成立工会是为了控制工人，成立妇联是为了控制妇女，成立科协是为了控制科技工作者-----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犹如一根根捆绑百姓的绳索，有了它们，“党和政府”还怕草民们逃出自己的掌心吗？ 通过把不同的人分门别类地纳入不同的社团组织，纳粹和共产党在他们各自统治的国家里，精心构建了一个极为相似的，以自身为核心，辐射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机构重迭、组织繁杂、管制严密的巨型社会控制网络。这样的怪物，翻遍古今中外的历史，也找不出第二个。它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黑洞”，把人们最基本的自由和尊严全都吞咽了。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13：《我的奋斗》与《毛主席语录》 人人一本《毛主席语录》，家家摆着《我的奋斗》，从国家大事到私人小事，全国人民事事都要照党的领袖的思想办，处处都得以官方意识形态为指导，人们普遍丧失了独立的精神空间却毫无知觉，这样的国家和时代是何等恐怖和荒诞！ ——题记 1924年夏天，是希特勒一生中的一段特殊日子。 在这本民族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里，希特勒不但大肆宣扬种族优越论，声称雅利安－北欧日耳曼人是上苍赋予了“主宰权力”的种族，犹太人是应予淘汰和灭绝的劣等民族，而且还极为详尽地描绘了第三帝国的蓝图，特别是描绘了他在1939年到1945年的胜利年代里强加给被征服的欧洲的野蛮的新秩序的蓝图。 《我的奋斗》刚出版时，买的人并不多，但到希特勒当上总理后，却很快成了畅销书，第一年就卖了150万册，比上年猛增10多倍。到1939年，发行量更增至545万册，1942年总计发行845万册，1943年的发行数字为984万册。截至到1945年，《我的奋斗》被译为16种语言，原作与译本共计发行了1000万册，成了当时发行量最高与译文文本最多的书籍。 《我的奋斗》在纳粹时期的热销，充分显示了民族社会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至尊地位。照希特勒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要写这本书，是为了概括“我们共同的价值观”，以此“作为运动的基石”，“作为我们日后行动的指南。”《我的奋斗》出版后，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希特勒在书中贩卖的那套歪理邪说，不但是纳粹党夺取政权的“指南”，更在其掌权后成了德国人民不容置疑和必须接受，用来指导自己言行的思想标准，被强制贯彻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起着统领一切的重大作用。 从宏观上看，《我的奋斗》的核心思想构成了纳粹内外政策的基础，是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纲领。正如《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所说：“并不是每一个买了一本《我的奋斗》的德国人都一定读过这本书。我听到过不少纳粹党的忠实信徒表示，这本书读起来太枯燥乏味了，也有不少人私下承认，他们从来没有读完这本臃肿冗长、共有782页的厚书。但是可以这样说，要是在1933年之前德国有更多的非纳粹党人读了这本书，要是外国政治家在还不太晚的时候仔细读了这本书，德国和全世界本来是可以免于一场灾祸的。因为，不论你对阿道夫?希特勒可能提出什么其他的谴责，你决不能谴责他没有用书面精确地写下，如果他一旦掌权的话他要把德国变成为怎样的一个国家，他要用德国的武力征服把世界变成为怎样的一个世界。”（注1） 不过，如果有人因此以为希特勒的思想仅仅只是指导德国政治生活的座右铭，那就太低估它的影响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纳粹时代，它不仅主宰了整个德国的内外政策，而且渗透到了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造就了整整一代德国人。当年，每对德国新人结婚时，都会收到一本《我的奋斗》作为赠品。从学校毕业的每个学生，也都会得到希特勒的这本书。如果你有幸去德国人家里做客，你会发现，差不多每户人家的桌子上都摆着一本《我的奋斗》，否则他们就会感到不安全。 从世界范围来看，官方意识形态的这种独尊地位和无所不在的巨大影响，并非仅存在于纳粹德国，它也是共产党国家共有的特征。而且，构成这些国家官方意识形态核心和主体的，除了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外，更重要的还有各国共产党领袖自己的理论。比如在中国，就是所谓的“毛泽东思想”。 早在未夺取政权时举行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就被中共确定为“指导思想”。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党总结中国近代特别是建党以来经验作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决策。中共夺取政权后，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从党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变成了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不但全中国人民的思想都要以此为标准，而且全中国的一切事情——不论是国家大事还是个人私事——都要以它为指南。 到了文革中，毛泽东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这种独尊地位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不但它的作用被夸大到了荒诞的程度，成了“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和包治百病的济世良方，而且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确实到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空前绝后的地步，以至于学习毛主席着作被摆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无论什么人做什么事，都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来加以指导。总之，不但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一切、推动一切和改造一切”，而且毛泽东思想也确实统帅、推动和改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一切。 因为毛泽东思想的要旨大都被浓缩进了《毛主席语录》，所以毛泽东思想的这种“神奇”作用，在文革中主要又是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来体现的。 《毛主席语录》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编辑出版、文化大革命期间风靡中国乃至世界的毛泽东名言警句的选编本，当年的发行量高达50亿册，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圣经》。文革中，许多单位都用公款购买它，免费分发给职工学习或作为奖品、礼品，有时也当做会议文件等分发，几乎人手一册，有的人甚至一个人就有十几种版本。那时的中国人，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毛主席语录》不可不带，连结婚送礼也必得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小到杯子等日用品，大到学校教室和工厂车间里的字幅，处处可见语录里的警句。 当然，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并不是单纯用来摆样子的，而是用来学的，学了之后再拿来用的。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共就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的群众运动”，到了文革中，这场运动更是被推向了新的高潮。就象《人民日报》说的那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的伟大群众运动，正以人类历史上空前宏伟的巨大规模，在我国人民中广泛深入地蓬勃发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已经成为我国广大工农兵和人民群众共同的行动口号。”“现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已经在我国７亿人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而且将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不断发扬光大。人们完全可以预料，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国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的伟大群众运动，必将一浪高过一浪，由一个高潮涌向又一个高潮。”（注2） 今天的中国人已无法想象，在那场“活学活用”的群众运动中，许多人学习《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的其它着作真地到了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的程度，用它们指导自己的言行完全到了事事对照时时对照的地步。 以当时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着名诗人郭小川为例，他从1968年底开始几乎天天背“老三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他的日记中处处可见这样的话：“背了一天的老三篇，五组已有三人可以一字不错地背下”；“早，学习时背了老三篇，错了两处，共三个字”；“一时去上班，先背诵老三篇”。他甚至做这样的梦：“昨夜，梦自己被敌人打死，心中想到：‘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醒后犹有所感。”过了数月，又开始背《反对自由主义》、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还有毛的其他指示。比如1968年12月的一天：“八时，举行了仪式，向毛主席致敬，向毛主席请罪。朗读了《再版前言》。”第二天，“背诵《再版前言》和两个批示，没有错。又向别人背诵了另外三个批示，仍有错，还得大大努力。”1969年1月的一天：“早，背诵十五条最新指示，错的很多。” 学过背过《毛主席语录》等之后当然还要用。怎么用？首先就是要用毛主席的教导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各行各业的人都要这样做。下面这篇题为《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的“心得体会讲用稿”，是“文革”中一个名叫杨美玲的普通屠宰女工写的。 “我今年十八岁，一九六四年八月到屠宰场当徒工，刚进场干的是洗下水、晒羊皮等零星杂活，正式开始杀猪到现在仅仅只有三个月，在这较短的时间里，我除初步地掌握了过命、挺猪、吹鼓、退毛、开膛、倒粪、下架、剔骨等有关杀猪的一整套技术外，还学会了宰羊、杀驴的技术。现在我已经能够：三分钟过命、挺猪、吹鼓；四分钟开膛、下架；八分钟剔完一头猪的骨头。乡亲们说：‘自古以来哪有女人能杀了猪的。’师傅们说：‘在旧社会我用三、四年学不到的本事，美玲不用一年的时候就学到了，真快啊！’我能用较快的时间学会了屠宰技术，我能把人们认为女人办不到的事情办到，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凭我天生的聪明吗？不是的，完全不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如果说我有点聪明的话，也是毛泽东思想给了我智慧，给了我聪明。如果说我勇敢的话，这完全是毛泽东思想给了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胆略。”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读完这篇“心得体会”后一定会觉得匪夷所思。然而，在那个充满黑色幽默的年代，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每天都在真实地发生着。试想，既然党要求人民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读书，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生产，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打仗，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妇女工作，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那么屠宰场的工人难道不该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吗？ 除了指导工作，每个人还要用《毛主席语录》等指导自己“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比如说我今天扫地时觉得累，想休息一下，这就是为自己着想的私心，就要把它暴露出来，加以批判和清除。这叫“斗私”。另外，还得大胆揭发别人的言行，毫不留情，大义灭亲。“批修”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比如苏联不想革命，想改良，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就叫修正主义。好逸恶劳等等也是修正主义。 还有“早请示，晚汇报”。早上起床后，晚上临睡前，到“忠字台”——就是供着毛主席像、摆着毛主席语录的一个台子前去向毛“请示”和“汇报”，再加上“批评和自我批评”。比如这样“汇报”：我今天路过一辆大粪车时捂了一下鼻子，这是非常错误的，这是一种看不起劳动的思想，是剥削阶级的流毒。听说还有人“汇报”完了以后还问一句：“毛主席您老人家有什么指示?”恭敬地说完后，倾身静听；没声儿，就站一会，鞠个躬，假装就算是得到指示了。 诗人屠岸“文革”中曾下放农村劳动，他回忆说，1970年“夏天，发大水，我和几个同志一起乘坐拖拉机去抗洪，我站在拖斗里。因为路滑坡陡，拖拉机翻倒到河里。那条河虽然不深，却能淹死人。我掉到河里，几度挣扎，不知道怎么就爬上了岸。如果车斗倒过来把我罩住，就麻烦了。回家换了衣服，继续前去抗洪。晚上开会学习毛泽东思想，那是每天晚上的例行公事。有人问，你掉到水里，是不是想到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我说没有，我说当时什么都没有想，只是挣扎着往岸上爬。有人说，那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还不够。”（注3）连人掉到水里没想到毛主席语录都要挨批，可见《毛主席语录》在那个年代的魔力之大！ 纳粹党和共产党，一个信奉民族社会主义，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各自的意识形态并不一样，但它们对于意识形态的嗜好和热衷却高度一致。对它们来说，意识形态不仅是夺取政权不可或缺的政治工具，也是维护和强化自身统治必不可少的精神武器。然而，家家摆着《我的奋斗》，人人一本《毛主席语录》（或是别的什么语录），从国家大事到私人小事，全国人民事事都要照党的领袖的思想办，处处都得以官方意识形态为指导，人们普遍丧失了独立的精神空间却毫无知觉，这样的国家和时代又是何等恐怖和荒诞！ ———— 注1：世界知识出版社《第三帝国的兴亡》，118-119页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14：“第三帝国的语言”与共产党的“党话” 共产党和纳粹的党文化，尽管在具体内容上有许多细微的差异，但本质上都是反人性的邪恶文化，都强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领袖的思想就是圣旨，都热衷于煽动仇恨，鼓吹斗争，宣扬暴力，都是扼杀思想自由的枷锁，禁锢独立意志的牢笼。 ——题记 维克多?克莱普勒曾是德国德莱斯顿大学罗曼语言文学系的一位知名教授，一个语文学家。纳粹当政后不久，因为犹太人的身份，他被迫离开了大学。不过，失去教职的克莱普勒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在那段危机四伏，死亡随时可能降临的日子，他坚持运用自己的特长，对纳粹语言做了长时间的深入细致的观察和分析。二战后，侥幸逃脱了大屠杀的他，根据这些内容写成了《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书。 再者，纳粹语言总是将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比如对于犹太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它总是鄙夷地称之为“犹太害虫”、“劣等民族”、“德意志的敌人”。日复一日地受着这种语言的侵染，在绝大多数德国人的心目中，自然只有血统高贵的雅利安种族才是最勇敢、最发达的人种，才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其他民族都是邪恶的，堕落的，都是寄生虫，不应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纳粹语言还有一个特点，它总是表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狂热,总是使用最高的极端语式，采取“口号+形容词”的特别语法来吹捧领袖，宣扬纳粹的成就，鼓吹狂热的爱国主义，叫嚣侵略战争。在纳粹语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往往是那些崇高而伟大的字眼，如“爱国主义”、“德意志民族振兴”、“国家高于一切”、“德国人民事业的伟大胜利”……纳粹语言还发展出了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场合的套话,包括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 纳粹语言虽然源于纳粹党，并最早在该党内部风行，但借助权力和宣传的力量，很快便渗透到了普通人的日常语言和思维方式之中,成了不折不扣的大众语言和大众文化。让克莱普勒深感忧虑的是，“纳粹主义通过一些个别的、经由千百万次重复而强加的，并被机械地和无意识地接受的词、短语、语言形式进入人们的血肉之中。”希特勒、戈培尔和纳粹其他领导人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它就象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了人们自发的独立思想能力。 纳粹语言对德国人思想的毒害，不只是存在于一些官方文章、口号、演说和海报的词语之中,而且渗透并潜伏在所有接触过这种语言的人们的头脑中，甚至包括那些反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人们也不能幸免。克莱普勒承认，“我自己不就是用‘德国人’、‘法国人’(这种有群无人的概念)来思想的吗?我也忽视过这些人群中的内在差别。我自己不是也曾躲在学院里面,避免涉及政治,享受着一种奢侈而自我中心(的学问)吗?”更可怕的是，即使纳粹灭亡以后,它的那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克莱普勒感叹道,“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天真烂漫的年青人,非常希望弥补自己教育的不足,但仍然摆脱不了纳粹的思想方式。他们自己察觉不到这一点。来自过去的语言用法在迷障和诱导他们。” 语言与文化历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记忆，语言凝摄着该民族的终极关怀、价值观念、历史智慧、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社会风俗，反映了该民族与宇宙的关系、在世界中的定位、整体的生存方式和发展的走向。因此，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还是文化大系统中最重要的子系统。所以说，纳粹语言的出现和流行，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德国语言，而且标志着纳粹党文化的形成。 文化分为内在的价值观和外显的与内隐的行为与思维模式两大部分。从本质上说，纳粹党文化乃是由种族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它既包含了纳粹所强行建构和灌输的纳粹文化，也包含了在希特勒政权暴力与谎言统治下广大民众为了生存和自保而不得不接受和使用的变异文化，而其核心则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鼓吹和宣扬的种族社会主义，又称纳粹主义。 种族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宣扬种族优秀论，认为“优等种族”有权奴役甚至消灭“劣等种族”；强调一切领域的“领袖”原则，宣称“领袖”是国家整体意志的代表，国家权力应由其一人掌握；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力主以战争为手段夺取生存空间，建立世界霸权。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纳粹党文化，是纳粹对德国人民进行精神控制和奴役的主要工具。在暴力的威慑下，借助于新闻媒体、出版、文化艺术等各种手段，它被强制性地不间断地灌输进德国民众的思想之中，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唯希特勒和纳粹思想是从的精神奴隶。 说到当年的纳粹语言和纳粹党文化，生活在共产党国家的人并不陌生，因为共产党也弄出了一套自己独有的语言和文化，而且比纳粹的那一套更系统更完整。 1949年以后的中国，时兴一种说法，叫“听党的话”。所谓“党的话”，又称“党话”，其实就是中共构建的一整套语言系统。当然，苏共等其它共产党也都构建了一整套自己的语言系统，都有他们的党话 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演变，中共的党话积累了丰富的语汇，比如，常见的称谓有同志，领导，上级，书记，支书，战友，爱人；常见的历史分期有解放，建国，解放前，解放后，旧社会，新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解放战争，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荒唐岁月，改革开放，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八九年春夏之交，一九九二年那个春天；常见的荣誉称号有劳模，标兵，优秀党员，优秀团员，红旗单位，党的好儿子，党的好战士，党的好干部，先进生产者，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说到到国内形势，常用的说法是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大乱达到大治；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说到国际关系，常用的说法是一边倒，和平演变，主权高于人权，中美必有一战，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常见的名词是路线，方针，政策，方向，任务，制度，核心，领导，干部，队伍，人民，群众，敌人，势力，保证，丰碑，凯歌，觉悟，武器，战线，组织性，纪律性，科学性，先锋队，战斗力；常见的动词是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动员，斗争，奋斗，战斗，批判，总结，前进，推进，坚持，改善，发展，重视，加强，巩固，高举，丧失，危害，动摇，建立健全，进一步加强，进一步加大……力度；常见的形容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长期、艰钜、复杂（的斗争），光辉（的历程），大无畏（的精神），光荣（入党、牺牲），坚决（拥护），深刻（领会、认识），牢固（树立），自觉（维护、抵制），严格（执行），高度（重视），重大（意义），亲切（关怀、会见），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坚定不移，迅速果断，轰轰烈烈，旗帜鲜明；常见的口号是“……站起来了”，“×××万岁”，“保家卫国”，“人民公社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为纲”，“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打倒……”，“反对……主义”，“向×××同志学习”，“抓革命，促生产”，“停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炮打……”，“备战、备荒、为人民”，“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团结起来，打败……”，“团结起来，争取……”，“团结一致向前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讲”，“三步走”，“三个面向”，“三个代表”，“三个有利于”，“四有”，“四化”，“四项基本原则”，“五年计划”，“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阶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进行到底”，“×××压倒一切”。 在共产党国家，党话不仅是正式场合使用的钦定语言，而且充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中国，形容一个人心绪烦躁，人们会说他“满脑门子阶级斗争”；说一个人德才兼备，人们会说他“又红又专”；形容一个人勤俭持家，人们会说“艰苦奋斗”，或者“艰苦朴素”。有人伤心欲绝，别人会安慰他，要“化悲痛为力量”；有人做出成绩，别人会告诫他，要“戒骄戒躁”，“这才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党话的一大特点是喜欢使用两极化的对立性表达，如革命/反动，进步/落后，造反/保守，红/黑等等。 党话的另一大特点是中性表意词汇极度萎缩，偏爱“彻底”、“一切”、“根本”这类绝对化的形容词，“文革”时尤为如此。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形容词是“永远”，使用频率最高的副词是“最”。1968年3月28日，《乌兰察布日报》发表了内蒙古自治区职工学习毛泽东思想代表大会写给林副主席的决心书。此书不足一千字，用了13个“永远”——“永远向您学习”、“永远永远健康”等，45个“最”——“最理想的接班人”、“最好的副统帅”、“最全面、最正确、最科学地评价”、“最精辟、最系统地阐述”、“最灵活、最富于创造性地运用”等等。 粗鄙化和野蛮化也是党话的特点之一。历次政治运动中，汙辱性的语言无处不在，诸如什么“害人虫”、“小爬虫”、“砸烂狗头”等等，不一而足。骂人成了革命的标志，“文革”时“滚他妈的蛋”甚至写进了红卫兵战歌。 如同纳粹语言不但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德语的语言系统，而且标志着纳粹党文化的形成一样，中国的党话也不仅仅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中国语言的语言系统，而且标志着具有鲜明中共特色的党文化的形成。 按照《解体党文化》一书的分析，这套具有鲜明中共特色的党文化乃是由中共的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一整套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它包括了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为中共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文化；第二种为民众为了在中共暴力和谎言下生活和自保而产生的变异文化；第三种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进行理论包装，并推广普及和充分实践的文化。构成党文化核心的是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其主要内容不外乎无神论、唯物论、辩证法、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 中共当权后，凭借其掌握的国家暴力，采用各种手段对民众进行不间断的洗脑，日复一日，被强行灌输的党文化无孔不入，象血液一样渗透到每个人的大脑中，左右了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在它的主宰下，中国人以中共的善恶标准去分析对错，用中共的思维方式去解释人的行为，用中共规定的行为方式去表达意见，甚至用中共的话语系统去批判中共，人的心灵和思想以及行为均产生了深刻的变异，使得社会、家庭、教育、工作、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偏离了正常的人类状态。 相比较而言，纳粹和共产党的党文化固然在具体内容上有许多细微的差异，但本质上它们都是反人性的邪恶文化，都强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领袖的思想就是圣旨，都热衷于煽动仇恨，鼓吹斗争，宣扬暴力，都是扼杀思想自由的枷锁，禁锢独立意志的牢笼。构建和灌输这种文化的目地只有一个，就是让全体国民都变成满嘴纳粹语言，张口就是党话，只会按照独裁者的意志思想，没有一点独立想法的政治炮灰。 ——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15：戈培尔的指示与中宣部的禁令 凭借严密的新闻控制，共产党与纳粹不但如愿地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而且成功地构筑了一个完全封闭的信息暗室。在这个暗室里，所有不利于当局的“负面信息”都被封锁和过滤了，只有官方宣传机器一家在王婆卖瓜，睁着眼睛说瞎话，再离奇的西洋镜也不怕被人戳破。如此一来，舆论当然也就成了独裁者手中的玩物，可以任由他们用来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左右和愚弄民众了。 ——题记 纳粹时期当过美国驻德记者的夏伊勒，在他的名着《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曾惟妙惟肖地为我们描画过纳粹宣传部当年对报纸进行严格管制的现场镜头： 与民主社会截然不同，在第三帝国，新闻媒体一直都是纳粹党的宣传工具和喉舌，而非不受政府控制，拥有充分自由的信息传播平台，它唯一的任务就是向民众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与措施，并用纳粹思想改造德国人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纳粹当局始终坚持对新闻媒体实行全方位的严密控制。 报纸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媒体。为此，上台伊始，纳粹党就立即着手消灭一切跟其对立的报刊，清除那些不是纳粹党的或者不愿成为纳粹党的报刊和编辑记者。到二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和控制的报纸已占到德国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尽管为私人创办和所有，但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也均为纳粹所操控。 与此同时，1933年10月4日颁布的德国报刊法使新闻事业成为一种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职业”。它规定，所有编辑都必须具有德国公民资格，属于亚利安血统，配偶不是犹太人。这就是说，要在第三帝国当个编辑，首先得在政治上和种族上是“清白”的。报刊法第十四条还命令编辑们“要使报纸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可能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德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国的国防及其文化和经济-----或者有损德国的荣誉和尊严的东西”。总之，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否则报刊就没法存活，编辑记者就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干下去。 不仅如此，戈培尔甚至直接插手报纸每天的采编业务，控制其内容的具体安排，本文开头描述的场景，足以表明这种干预已事无巨细到了何等地步。 下面这个例子也很很典型。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后，戈培尔特意对如何报道此事做了极为详细的指示：“在口头上和图画中，应该把邱吉尔介绍成是英国人民的典型：一个品行不端、龇牙咧嘴的家伙，长着类人猿一样的前额，是制造谎言的嗜酒狂，总是与有钱人、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人为伍，将工人踩在脚下”。 更搞笑的是，纳粹宣传部竟然把戈培尔对报纸的指令视同国家机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着手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当年，就有一位德国《波森日报》的记者，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被纳粹当局判处了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广播是仅次于报纸的最有影响的媒体。戈培尔甚至一直认为，广播（电视当时还没有问世）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宣传工具。为此，纳粹上台后仅仅几个月，就将整个德国的广播业有效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德国境内原有的各个广播电台的领导人相继被党卫军逮捕，并送进了柏林附近的集中营，10%以上的广播工作人员，特别是编辑、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员以及犹太人都被解雇，受控于宣传部的官方帝国广播协会控制了地方广播协会所有的股份，地方电台成了帝国电台的分台。不仅如此，帝国广播协会还对电台经理的工作进行监督。这些经理表面上拥有节目的制作权，但实际权力却操在纳粹党的党棍手里，至于电台的新闻业务则受制于宣传部新闻局。如此一来，德国的广播电台自然就成了纳粹的传声筒，在蒙骗德国人民，使之适合希特勒的政治目标这一点上，它甚至比任何别的宣传工具所起的作用都大。 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听众，纳粹当局鼓励生产便宜的收音机，其中最着名的是“人民收音机”，售价76马克。还有一种小型收音机，被人们普遍称为“戈培尔的大嘴巴”，售价仅35马克。 第三帝国初期，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广播的宣传功能，纳粹当局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起来。这样一来，即使你没有收音机，也能及时听到元首的最新指示，了解到纳粹党和政府的最新方针政策。 一般成年人总得养家活口，要养家活口就得上班工作。纳粹当局抓住这一点，把许多广播节目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节目播出时，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这样一来，整个德国上班的人就都能收听到广播了。此外，纳粹当局还规定，所有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公共场所，也都必须配备收音机。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他们的耳朵里。 在利用本国广播大肆宣扬纳粹思想的同时，对于民主国家的广播，纳粹当局则一律予以封杀。 广播跟报纸相比，有一个明显不同的特点，如果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被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广播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技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得到。为此，纳粹当局明确规定收听外国电台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美国记者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失踪并被认定为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第二天，有8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信息。可是好心却被这位母亲当成了驴肝肺，她得知消息后竟向警察告发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不难想象，在如此严密的控制之下，人们从报纸上读到的和从广播里听到的当然全都是有利于纳粹当局的“正面消息”，而与此相反的“负面新闻”则都一概被过滤和屏蔽了。对此，纳粹当局自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他们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就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口实。哪家报纸要是公开披露第三帝国的阴暗面，那就是为反对德国的敌人提供宣传资料。而来自境外的批评，则被纳粹诬称为“恶意宣传”，是对德国人民的感情的“伤害”。 对于极少数敢于对官方的新闻管制说三道四的人，纳粹当局则一律予以无情的镇压，让他们吃不消兜着走。1934年，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紧跟的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他们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希望戴着纳粹镣铐的编辑记者们也能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一位鲁莽的周刊编辑，《格鲁恩邮报》的埃姆?韦尔克，把戈培尔和阿曼的话当了真。他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那么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这位老兄实在天真，居然不知道纳粹党魁的漂亮话，不过是说说而已。如果不要单调划一，还要宣传部干吗？媒体的存在，不就是为了让纳粹党满意么？哪能各唱各的调？因为一不留神摸了老虎屁股，《格鲁恩邮报》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直到第三帝国快要完蛋的前夕，纳粹当局对新闻的严密控制仍在延续。1945年3月27日，忠于职守的戈培尔还在日记里写道：“晚上放映每周新闻。电影里的西线情景真令人吃惊。我们根本不能让公众知道。”没过几天，明知许多人在准备将卐字旗换成白旗，戈培尔又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记里说，他“打算大大强化我们整个宣传通讯政策。在目前的战争阶段，调子最高的语言即是最好的语言”。 不过，纳粹对新闻媒体管得再严，跟共产党比起来，那也是小巫见大巫。 说来难以置信，上世纪七十年代，已在苏共官场身居高位的戈尔巴乔夫曾赴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西德访问，沿途的所见所闻竟让他大吃一惊。他后来回忆说：“我们所遇到的人，他们都思想开朗，态度从容不迫，令人钦敬。最令我们赞赏的是：他们直言无忌地评论一切，批评他们政府的措施，批评他们国家的各级官员以及地方官。”有了这番经历后，他“原先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民主远比资本主义制度来得优越的信念就动摇了”。 叶利钦当年也有同样的感受。1989年，他到美国访问，期间的见闻，使他“原先那一套陈旧的观点和信条全都破灭了。”他在休士顿参观一家超级市场，看完后不禁大声感叹：“我们的那些人，对我们那些可怜的老百姓又做了些什么啊！”陪同他一起出访的同僚认为，就是这一次的美国之行，使叶尔钦完全丧失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心。 当年，连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样的高官，对西方世界都如此无知，苏联普通老百姓就更可想而知了。仅根据这一点，我们也不难想知前苏联的新闻控制有多严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可以说没有一家新闻出版单位不是“党的喉舌”，没有一家媒体不在严格按照党的旨意发布新闻和信息。人们从它们那里读到的听到的看到的，无一例外，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资本主义世界如何日落西山，奄奄一息。试想，长年生活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中，即便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样的高官，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也是扭曲的，有一天突然到了那里，见到了真实的情形，怎能不大吃一惊呢？！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前苏联一样，党牢牢地垄断着整个新闻出版行业，人民没有任何知情权，他们能够知道什么，完全取决于党的意志和需要。而作为“党的喉舌”，新闻媒体对于国内的情况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而对于国外的情况则从来都是报忧不报喜。与此同时，中共严禁民众接触海外信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发现谁收听“美国之音”等外台，就会给你扣上“收听敌台”的罪名，并课以重刑。“文革”后，尽管中共控制新闻出版业的手段和方式在不断翻新，但对于信息发布和传播实行“严防死守”的方针却丝毫没有改变。 2011年1月4日，中共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京举行，主管宣传的中共常委李长春在讲话中继续强调“牢牢把握正确导向”。随后，各省宣传部向各家媒体逐级传达了2011年中宣部的宣传口径和禁令，要求地方媒体在2012年的十八大召开前严格限制时政民生报道版面,而网站一律不许上敏感社会新闻,一旦违规将严肃查处。 该文件共有以下十项内容： 其一，“为两节、两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做好收入分配、股市楼市、就业社保、教育卫生、安全生产等热点问题的引导，解疑释惑，化解矛盾。 其二，严格控制“灾难事故和极端事件”报道，此类报道的数量不得进行异地采访、监督，各地发生的重大灾难事故，中央媒体做动态报道，不连线不直播。死亡10人以下的中央媒体不报道，由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地以外媒体不搞跨区域采访报道；一般事故中央媒体不报道，当地媒体适度报道，事发地以外媒体不报道。 其三，“稳妥把握”征地拆迁报道，对依法依规开展的正常拆迁“不要质疑”，对漫天要价不要给予舆论支持，对暴力拆迁及拆迁中发生的“自杀、自残、群体性”事件不报道，对极端个案不炒作，不搞集纳式和链接式报道。 其四，中宣部要求，各地新闻网站、商业网站一律不得开展各类全国性新闻评选和人物、事件评选活动。广州的《南方周末》已经创办八年的年度传媒致敬评奖，就是根据这一禁令被叫停的。 其五，对一般群体性事件报道，中央和事发地以外媒体不报道，要加强对都市类媒体的“管理”，在群体性事件报道中防止把矛头和焦点引向党委和政府。 其六，反腐败案件要防止“低俗化”倾向，不得讨论、争论、质疑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内容，不用“公民社会”的提法，“绝不允许”站在政府对立面，不允许以媒体观点“代替和干扰”群众意见。 其七，做好房地产市场的舆论引导。不要搞房价问卷、网络调查，不要就“一时一地”的变化判断房价走势，不炒作极端案例。 其八，对用宅基地换户口、用承包地换社保一律不报道。对一些内部讨论的问题或专家学者的研究文章不报道。 其九，正面报道春运工作，不要宣传“一票难求”等春运方面存在的问题。 最后，该通知称，中宣部、中央政法委近日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刑事案件报道工作的意见》，将案件分为重大恶性、恶性、常发和特殊案件，对各层案件如何报道和把握提出明确要求，解决都市类媒体案件报道“过多过滥”问题。 在严管报纸、广播、电视和出版等传统媒体的同时，中共近年来还不断加大了对网络的控制力度。 当今世界已跨入网络时代。由于人们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到大量的海外信息，这对于一向以谎言蒙骗民众的中共来说不啻是个致命的威胁。因此，江泽民上台后，就开始斥巨资建设网络防火墙，即所谓的“金盾工程”，疯狂屏蔽网络，阻止海外信息的传入。从2009年7月1日起，中共又下令所有在中国大陆销售的个人电脑，都要安装可以封锁某些网站的监察软件“绿坝”，实质上是将在国家网关的封锁强行移植到每台个人电脑的终端，以图更加有效地封锁海外网络信息。 2011年4月4日“美国之音”题为《中国网控无所不在》的报道，向我们介绍了中共进行网络封锁和压制的新动态。 可见，实行严密的新闻控制乃是纳粹与共产党共同的统治手段。凭借这一招，它们不但如愿地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而且成功地构筑了一个完全封闭的信息暗室。在这个暗室里，所有不利于当局的“负面信息”都被封锁和过滤了，只有官方宣传机器一家在王婆卖瓜，睁着眼睛说瞎话，再离奇的西洋镜也不怕被人戳破。如此一来，舆论当然也就成了独裁者手中的玩物，可以任由他们用来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左右和愚弄民众了。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16：“波兰是和平的敌人”与“法轮功天安门自焚” 按照共产党和纳粹的一致逻辑，党的意志高于一切，只要有利于党的利益，什么谣都可以造，什么谎都能说，造谣说谎不但不丢人，而且光荣无比。他们统治的国家之所以遍布谎言，根源即在于此。 ——题记 希特勒上台后，为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首先将紧邻德国的波兰选定为征服对象。 为了制造进攻波兰的借口，在戈培尔的直接指挥下，纳粹宣传媒体采用各种手段千方百计营造波兰即将对德国发动进攻的虚假氛围，甚至不惜进行贼喊捉贼，恶人先告状的拙劣表演，以煽动德国人民行动起来保卫家园。 1938年8月上旬，纳粹德国报纸炒作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波兰是破坏欧洲和平的罪魁祸首，波兰已武装入侵威胁德国，波兰是和平的敌人。《柏林日报》的头版通栏大宇标题是“当心波兰”，《领袖日报》的标题则是“华沙扬言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 随着希特勒发动战争日期的临近，纳粹德国的谎言宣传攻势更是达到了高峰。当时，波兰要进攻德国的各种消息充斥着德国大小报刊的版面，而且似乎有根有据。如《柏林日报》上讲“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国境边缘”。《十二点钟报》更是煞有介事地说，波兰人对3架德国民用飞机进行了攻击。8月27口，《人民观察家报》使用了—条特大通栏标题：“波兰全境均处于战争狂热之中，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而事实上，正是恶意进攻波兰的纳粹德国早已作好了战争准备。 为了把骗局搞得更像是真的，纳粹媒体还精心制造了波兰进攻德国的假现场，将数名被麻醉过的集中营囚徒扔到那里，充当被波兰人打得奄奄一息的“伤亡”人员，以假乱真，煽动德国人民的战争情绪。 8月31日，当夜幕降临欧洲的时候．150万德国大军开始悄悄地进入距波兰边境最近的阵地，静等次日主帅出击的将令。此时，希特勒不惜亲自出马，对德国人民和世界舆论进行最后的欺骗，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仍假惺惺地发表了一份冗长的“和平建议”。当晚9点，戈培尔命令德国所有电台都播放了这份希特勒对波兰的“和平建议”。甚至在华沙被攻陷的前一天，纳粹还在报纸和电台上发动大规模的和平攻势，继续欺骗国内人民和世界舆论。 类似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谎言在第三帝国可谓数不胜数，纳粹的宣传机器就象一条庞大的流水线，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生产这样的瞎话。为此，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安德森爵士曾讥讽戈培尔说：“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胆汁是太苦的，没有什么谎言是太过于明目张胆的。”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的“水晶之夜”是德国犹太人的噩梦，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约267间犹太教堂、超过7000间犹太商店、29间百货公司遭到纵火或损毁。许多犹太人的窗户在当晚被打破，仅砸毁的玻璃，损失就达600万马克，价值相当于比利时全国半年生产玻璃的总价值。事件中遇害的犹太人估计有91名，大约3万名16岁至60岁的犹太男子在自己家里被捕，送往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可是事件过后，戈培尔却信誓旦旦地声称：“关于所谓洗劫和捣毁犹太人财产的一切说法，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我们没有动过犹太人的一根汗毛。” 更荒唐的是，纳粹当局当年竟然胡诌食用外国柠檬是“一种罪孽”，因为它影响了“德意志民族的血液和灵魂”。 了解德国的人都知道，德国人偏爱肉食，尤其喜欢吃香肠，因此养成了饭后喝柠檬茶消食解腻的习惯。但德国本身不产柠檬，每年都要花费外汇从外国进口大量柠檬。1935年，纳粹德国由于大量进口战略物资而引起了外汇危机，为了继续推行“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军国主义，便决定停止用外汇购买柠檬。这件事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为了平息群众的怨气，戈培尔便拉出一些科学家来诡论巧辩，声称进口柠檬不是德国土生土长的，不适合德国人的口味和肠胃，甚至还荒谬地将柠檬与种族理论联系起来。刊登在1935年7月28日《法兰克福日报》上的“血液与土壤”一文，就是这种谬论的代表作。这篇文章称：“只有德国土壤（块状土壤）的出产物才能制造德意志人的血液。那种决定德意志人种型的微妙颤动，只有通过这种出产物才能传送到血液中，再从血液传送到身体和灵魂中去。德意志人种之所以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种型，是因为世界上只有一处有德国土壤。别了，柠檬，我们不需要你！我们德国的大黄叶梗将充分而完全地代替你。……我们几乎不花钱就能得到它，……它味道辛辣，可以用来给色拉和青菜调味；略加点糖便可以成为可口的点心……让我们用大黄叶梗来补偿我们犯下的使用外国柠檬的罪孽吧！” 不用说，只要是理智正常的德国人，都分得清柠檬的清香与大黄叶梗的苦涩，可纳粹当局竟然睁着眼睛说瞎话，把苦涩的药材说成比清香的果品还要好吃，还更有滋味，可见其撒谎已到了何等荒唐无耻的程度。 戈培尔曾有言：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从纳粹宣传部长嘴里吐出的这句名言再明白不过地表明，纳粹宣传的本质就是千方百计把谎言装扮成真理，从而蒙骗民众。戈培尔还说过，“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在纳粹统治下，谎言的陷阱可谓无处不在，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也会掉进那个陷阱。 美国记者夏伊勒的亲身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告诉读者：“我本人不久就有这种体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虽然我不像大多数德国人，我每天可以看到外国报纸，特别是出版后第二天就到达的伦敦、巴黎和苏黎世的报纸，我经常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和其他外国广播，但是由于职务关系，我每天必须花许多小时浏览德国报刊，收听德国广播，同纳粹官员们谈话，到党的集会上去旁听。我惊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惊地发现，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再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道，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极权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有多么困难，在一个德国家庭里，或者在办公室里，或者有时候在一家饭馆里、啤酒馆里、咖啡馆里，跟一个陌生人的偶然交谈中，我常常会从看来是受过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里听到最蛮横武断的主张。显然，他们是在重复他们从广播中听到的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荒唐意见。有时候听到这种胡说八道忍不住也照样要说说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到一种极为怀疑的眼色，一种默然震惊的神情，好像你亵读了上帝一样，于是你就会了解到，想要跟一个头脑已经变了样的人接触，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认为凡事就是像希特勒和戈培尔悍然不顾事实地所说的那样。” 在1940年的日记里，夏伊勒还记下了一个生动的案例：1940年8月28日晚，英国轰炸机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国人。第二天，戈培尔命令报纸声讨英国飞机“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孺的‘野蛮暴行’”。他让报纸向德国人灌输，德国战机只攻击英国的军事目标，可是“英国海盗”却根据“丘吉尔本人的命令”，专挑德国的非军事性目标攻击。戈培尔的忽悠成功地蒙骗了许多德国人。1940年8月31日，一位护士就问在医院就诊的夏伊勒：“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夏伊勒告诉她：“因为你们轰炸了伦敦。”可这位护士小姐却反驳说：“是的，但是我们攻击的是军事目标，而英国人却轰炸我们的房子。”这位普通的柏林妇女，用夏伊勒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戈培尔宣传有效性的活广告”。 制造与散布谎言更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 拿“老大哥”苏共来说，当年在苏联和中国曾经家喻户晓，被捧为“空前绝后的苏维埃艺术珍品”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就是两部在斯大林直接插手下完成的“谎言杰作”。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斯大林通过血腥的大清洗运动，将“十月革命”的参与者、见证人，特别是自己的主要政敌基本消灭殆尽后，决定动用文艺特别是电影手段来重新书写历史，以突出他个人的贡献，神化他个人的形象。苏联导演、剧作家米列克在回忆录披露，拍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时，斯大林指示导演罗姆，为了剧情需要，重塑列宁形象时可以大胆杜撰，必要时可以抛开历史真实。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 众所周知，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领袖之一，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正是他实际组织了这次武装起义。可是在《列宁在十月》中，托洛茨基竟然连一个镜头都没有，相反，倒是在“十月革命”中地位远不如托洛茨基的斯大林，几乎成了列宁的影子，贯穿着影片的始终。比如列宁让“瓦西里同志”将《真理报》的稿件转交斯大林，并且在“明天”就要约见他；列宁进人彼得格勒市作为苏维埃政权大本营的斯摩尔尼官后，又赶忙提出请斯大林同志来见面。影片如此篡改历史，正是为了显示只有斯大林才是列宁合情合理的接班人。 根据苏联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南部战场文件汇编》和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二年红军各战场指挥部命令汇编》等史料记载，哥萨克白卫军和苏维埃红军，从一九一八年七月到一九一九年二月为争夺连接俄罗斯中央地区、北高加索和中亚的战略枢纽察里津展开了一场决战，城市和周边防御在残酷的战斗中多次易手，在整个战役进程中，后加盟红军的帝俄将军斯涅萨列夫和西金等人作为红军高级将领，实际领导和参与实施了察里津防御的成功部署，为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可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在描写这场战役时，竟把胜利完全归功于斯大林和他的爱将伏罗希洛夫将军，斯大林成了这场战役唯一的英雄。影片之所以如此篡改历史，是因为早在这部电影出笼之前的一九三O年，斯涅萨列夫和西金两人就在大清洗运动中作为“祖国的敌人”被枪毙了。 《列宁在一九一八》中还有场戏，描写列宁中枪遭暗杀后，躺在病床上颇为神经质地对医生喃喃地说：“假如这就是最后了，我要做出决定，让斯大林同志来，让斯大林同志快点来呀！”这个情节更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类似这样的谎言在前苏联可谓俯拾即是。不过，要论说谎的本事，后起的中共比“老大哥”苏共恐怕还要胜出一筹。 1989年12月，时任中国国防部长的迟浩田访美,在国防大学演说时，面对听众关于“六四”的提问，迟浩田竟当众表示：“天安门广场上没死一个人” 此言一出，群情哗然。 事隔四年，2003年的春天，被瞒报许久的SARS已在中国大面积扩散，发展成为威胁到全世界七十亿生命的可怕瘟疫。就在这种十分危急的情况下，4月3日，时任中国卫生部长的张文康竟然仍在新闻发布会上信誓旦旦的宣称，SARS在中国已经得到了控制，“北京有12例SARS，死亡3例”。但几天后的4月19日，北京301医院蒋彦永大夫向媒体提供的证词即爆出真情：到4月3号为止，单是北京309医院就已经接收了60个感染SARS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大大超过了张文康公布的数字。 消息公开后，世界舆论为之震惊！张文康因此被舆论冠名为“谎言部长”。 比如,抗日战争明明是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下取胜的，中共却编造谎言说是在它一手领导下取胜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明明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共却造谣说蒋介石和国民党“不抗日”；明明是金日成先发动战争打到李承晚那边去的，毛泽东却胡说“美帝野心狼妄图吞灭我安东（现在的丹东）和东北三省，亡我之心不死，朝鲜金日成已受到李承晚的袭击”；“大饥荒”明明是中共一手导致的人祸，中共却蒙骗世人说是“自然灾害”；“文革”明明是中共党内的一场权力斗争，毛泽东却谎称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六四”明明是爱国民主运动，中共却汙蔑它是“反革命暴乱”。 中共自编自导、精心策划的所谓“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案”，更是其谎言史上的登峰造极之作！ 2001年1月23日，一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之火，经过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官方媒体的反复渲染迅速传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为法轮功学员。 中央电视台的自焚节目播出后,许多人信以为真。但海外专家通过慢镜头仔细观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节目，惊诧地发现这其实是一场蓄意陷害法轮功的伪案。 细心的观众只要把电视镜头放慢就可以看见，在被官方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灭时，有人突然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究竟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会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另外，天安门广场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会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一、二分钟内就有4个人立即拿出灭火器围在刘春玲身边? 官方媒体报道说：“被烧重伤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在医院立即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是人们在电视节目中却听到刘思影声音清脆地在与记者对白，难怪一位美国西医大夫看完此报道后，笑着说：“气管切开手术后，人是绝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恢复讲话能力的。” 官方媒体还报道说，自焚者王进东被严重烧伤，可他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头发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结印的姿式根本就不像法轮功学员。镜头前,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好象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这样的镜头场面发生在整个突发事件的一、二分钟内,而且摄影机处在最佳的拍摄角度……疑点重重。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台湾大学中文语音识别实验室，对《焦点访谈》中三次出场的王进东作了语音鉴定：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其他两集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显然，有人精心策划导演了这场“自焚案”以栽赃法轮功。那么导演者是谁呢？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向联合国提交的“天安门自焚”的报告中公布：“我们从录像片中得出结论，天安门自焚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 2003年11月，分析自焚案重重疑点的英文记录片《伪火》，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和对黑幕的曝光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按照纳粹和共产党的一致逻辑，党的意志高于一切，只要有利于党的利益，什么谣都可以造，什么谎都能说，造谣说谎不但不丢人，而且光荣无比。他们统治的国家之所以遍布谎言，根源即在于此。在这一点上，纳粹和共产党的本性完全一样！ 当然也有差异。着名学者陈奎德先生曾对同样热衷和擅长说谎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做过一番精辟透彻的对比，他在为《红朝谎言录》所做的序中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即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仔细深究，共产主义那一套更精致、更伪善，甚至常常还‘敢于’诉诸道德情感。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有史以来虚伪到了顶峰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共产主义所依赖的，是一套精凋细刻的谎言体系，而法西斯主义的话语脉络，则粗糙得多，也不成体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共产政权对谎言的依赖，甚至超过了其对暴力的依赖。”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17：纳粹焚书与红卫兵“破四旧” 陈伯达叫嚣，“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可见共产党对文化的敌意之大。德国戏剧协会主席汉斯?约斯特声称，凡是有人向他提到“文化”这个字，他就想掏出左轮手枪来。可见纳粹对文化的仇恨之深。这样的党掌了权，不论哪个国家，文化都得玩完！ ——题记 1933年5月10日，在纳粹德国的30多个大学城，同时上演了现代西方文化史上令人震惊的野蛮一幕：公开焚书。 据《纽约时报》记者弗里德里克?K?伯查尔报道，在现场围观的有4万人。为了煽起热情，当一批又一批的书被扔进火里时，一个学生鼓动者开始点书的作者名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歪曲我们的历史，诋毁历史上的伟人。”人群欢呼着。“埃米尔?路德维希，进行文学欺骗和背叛德国！”更高的欢呼声！接着是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她的罪名是“贬低德国文字和德意志的最高爱国理想”。已故的卢森堡《日报》戏剧评论家艾尔弗雷德?克尔被谴责为“不诚实的文学投机者”；《日报》的原编辑西奥多?澳尔夫和《沃思日报》原编辑乔治?伯恩哈特的罪名是反对德国。 在被焚的书籍化为灰烬之际，戈培尔向在场的学生讲了话。他说，“犹太人的唯理智论已经死亡。国家社会主义开辟了新的道路。德意志民族再一次能用自己的思想表现自己。眼前这些熊熊大火不仅仅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它们也照亮了新的时代。年轻人们第一次有这样的权力来清除旧时代的产物。如果老一辈的人无法理解所发生的这一切，那么让他们明白，我们年轻人已经这样做了。旧的东西在烈火中消亡，新的事物将在我们心中的火焰里诞生。” 与此同时，在绝大多数德国城市的大学城里，也纷纷举行了同样的焚书仪式。用当时一份学生宣言中的话说，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或者打击德国思想、德国家庭和我国人民的动力的根基的”任何书籍，都得付之一炬。 戈培尔说得一点没错，焚书的火光确实“照亮了新时代”，只不过并不是一个文化自由发展的“新时代”，而是一个精神暴行和文化专制登场的“新时代”。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中，几乎所有在世的比较重要的德国作家，当年都在着名作家托马斯?曼的带头下移居到了国外。极少数留在国内的作家不是自动就是被迫保持缄默。与之伴随的，是上千种书籍被禁止在书店出售或在图书馆流通，许多新书被禁止出版。不仅如此，每一本书或者剧本的手稿，都必须先送宣传部审查，经它认可后才能出版或者上演。 在音乐界，所有犹太作曲家的作品都遭到了禁止，其中包括德国浪漫乐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门德尔松，德国第一流的现代作曲家保罗?兴德密特等。在戏剧界，包括着名导演马克斯?莱因哈特在内的所有犹太籍的导演和演员都移居国外了。美术界的情况同样糟糕。因为希特勒认为一切现代艺术都是退化的和无聊的，所以他当政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清除”德国的“颓废”艺术，并企图代之以新的“日耳曼”艺术。约有6500幅现代绘画，不仅是像科科契加和格罗兹这类德国画家的作品，还有塞尚、凡?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和许多别的画家的作品，都从德国各博物馆里拿掉了。电影仍在私人公司手中，但是宣传部和德国电影协会控制了这个行业的每一个方面，因此，电影象其它艺术种类一样，也成了宣传纳粹思想的工具。市场上充斥的是大量粗制滥造的纳粹电影，除此之外，只有少数外国影片（多半是乙级好莱坞影片）被允许上映。 从1920年起，苏联开始实行严格的文化审查。国营出版社获得政府授权，可以检查“不洁”的书稿，以免漏网排印。1922年6月6日，国家文学与出版管理总局正式成立，拟定了一份禁书名单，起初只是列出不宜公开的禁书，后来则包含所有公众不宜的出版物。1923年，国家剧目管理总局成立，负责审查所有上演的戏剧作品。1936年，以上两局直接听命于苏共中央，苏联各地并设立相类的地区机构。截止1939年，苏联的文化审查机关已有六千多名雇员。 文化界和学术界与国外的交往也被终止，只聘请个别为苏联唱赞歌的左翼作家来访。在反对“世界主义”和抵制崇洋媚外的口号下，苏联科学家不再参加国际会议，也不再举行国际科学家的会议，文献资料的交流降低到沙俄时期的几十分之一，而且陈旧得几乎无法使用。直到1980年代末，苏联史学家几乎接触不到国外的书刊信息，完全生活在一个自说自话的封闭圈子里。苏共中央组织局还更换了共产主义研究局和各意识形态机构的大批干部，以剔除那些党不信任的知识分子，解散了几乎所有的民间团体和文艺派别，建立了由中央统管的权属统一的学术团体。为形成命令畅通的组织领导系统，当时明确提出，人文社会科学的认知功能必须退居到第二位甚至第三位，它的第一位功能是歌功颂德的“宣传”功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中共给文化带来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紧接着，红卫兵们以砸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一切外来和古代文化的象征与物品都砸了个遍。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道了北京红卫兵的这一“伟大功勋”。次日，人民日报又专门发表社论，称赞红卫兵的这一行动《好得很！》。 这之后，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大力煽动与支持下，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犹如一场熊熊大火，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在这场来势凶猛的红色狂潮中，红卫兵不仅肆无忌惮的批斗打人，而且辱圣人，谤神佛，砸孔庙，焚古书，把中华5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和习俗当作“四旧”予以无情地破除和毁灭。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纷纷在火堆中消失，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托尔斯泰的名着，也不管是司马迁还是王实甫的传世之作，都在滚滚的浓烟中化为灰烬。 损失最惨重的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曲阜。在来势凶猛的“破四旧”运动中，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墓被扒掘。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当地共有6000余件文物被毁，古书2700余册被烧，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被毁，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席卷和扫荡，文化领域一片萧瑟凋零，成千上万的文学艺术家被迫害致死，到头来，十亿中国人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几本书可看。八个样板戏就是被江青树为样板的八个现代题材的戏剧，即《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红色娘子军》，几本书主要指《金光大道》《艳阳天》等。 德国戏剧协会主席汉斯?约斯特声称，凡是有人向他提到“文化”这个字，他就想掏出左轮手枪来。可见纳粹对文化的仇恨之深。陈伯达叫嚣，“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可见共产党对文化的敌意之大。这样的党掌了权，不论哪个国家，文化都得玩完！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18：迫害爱因斯坦与驱逐别尔嘉耶夫 古往今来，知识分子历来都是理性与良知、独立性与创造性的代表，而这恰恰是共产党和纳粹所敌视和仇恨的。正因为如此，在它们的独裁统治下，知识分子的命运才会那么的悲惨。 ——题记 希特勒深知“文学艺术作品对德国人的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因此，就任德国总理后，尽管当时需要着手解决和处理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等各类政务堆积如山，不胜其数，但他却将此搁置其后，上任仅仅6个多星期，便将镇压文化精英的第一刀砍向了德国艺术家，急不可待地公布了第一批德国艺术家的黑名单，宣布他们是“被取消国籍”、“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不久，纳粹当局又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黑名单------到1936年底，共公布了7批名单黑名单，共有300位文化名人被迫流亡海外，其中不乏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着名小说家托马斯?曼，被誉为戏剧创作之王的布莱希特，现代派艺术大师康定斯基等享誉世界的一流艺术家。与此同时，世界着名的演员和导演马克斯?利伯尔曼、帕伦贝尔格、巴塞尔曼、莫伊西、考尔特乃尔等被赶下了舞台。世界闻名的画家、普鲁士艺术学院院长马克斯?利伯尔曼被迫退职。据统计，从1933年至1944年，共有104，098位德国和奥地利人流亡美国，其中有1，500位艺术家，以及专门从事文化方面报道的知名新闻工作者，数百位世界一流的科学家。 在纳粹统治时期，遭到迫害的不仅是德国艺术家，即便是物理、化学、数学和地质这类在一般人眼中不会受政治形势影响的自然科学界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也未能幸免。纳粹当局甚至查封了享誉世界的着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银行账号，并以“窝藏共产主义者的武器”为由搜查了他的住所，当众焚毁了他写的关于相对论的通俗读物，还剥夺了他的德国公民权，并悬赏2万马克杀死他。 连爱因斯坦都受到如此野蛮粗暴的对待，其他人就更可想而知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弗立茨?哈伯尔、亚马斯?弗兰克和古斯塔夫?赫尔茨等一千多位学者、教授和教员被迫停止了在德国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约有13%的德国生物学家被解雇，他们中约有四分之三移民国外。要不是德国爆发了微粒子病（nosema），甚至连K.V弗里施也难逃一劫。K.V弗里施是世界上第一位发现“蜜蜂语言”的动物学家。由于纳粹怀疑他的外祖母是非雅利安人，因此便在慕尼黑大学对他开展人身攻击，进行迫害。由于1941年德国爆发了微粒子病，即由蜜蜂之间流传的疾病，导致数十万只蜜蜂群体死亡，严重影响了当年德国的水果产量，并使农业生态紊乱。第三帝国无计可施，为了自身的生存，只好停止对弗里施的迫害，让他解决这个难题。 到了１９３７年，德国大学里有五分之二的教授被清洗。而后由一个研究委员会领导全德国的科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所谓的科学机构里竟没有一个科学家，担任主席的是纳粹党的二把手戈林，成员包括希姆莱、鲍曼、凯特尔等纳粹党领袖。 在纳粹的淫威下，绝大多数德国学者、教授为了自我保全，只得随波逐流，折节屈从。1933年大选中，由海德格尔和艺术史专家平德尔牵头，300名大学教授在支持纳粹党声明上签字，同年11月，又有700多名大学教授在“德国大学和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声明书”上签字。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纳粹并不是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的始作俑者，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相同的一幕就已经在苏联上演了。 当时，正逢苏共实施新经济政策，国内各种社会思潮趋于活跃，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一些知识界人士纷纷要求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这引起了苏共领导人的高度警觉。在他们看来，一定程度上恢复市场经济和私人所有制，有可能引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在苏联的复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唯有加强对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控制。 而另一方面，苏联国内各知识分子团体纷纷集会，反对政府官员对他们创作活动的干预，要求允许思想自由交流，主张建立完善的法制来保证新经济政策得以持续执行。1922年初，以反对苏维埃高等教育改革和争取学校自治为核心内容的教授罢工已持续了一年多，并且呈愈演愈烈之势，这引起了苏共领导人的强烈反感。1922年3月12日，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指出：“……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取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早就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去了。”5月19日，列宁给捷尔任斯基发去一封密信，指示国家政治保安局（即原先的全俄肃反委员会，1922年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安局”）着手准备驱逐“反革命”作家和教授的工作：“……责成政治局委员每周拿出2-3小时的时间来浏览图书和出版物，作出书面的评价，将所有非共产主义思想的出版物送到莫斯科，不得有误……系统地搜集教授、作家们的政治经历、教学和文学创作方面的信息……系统地将所有反革命分子、协约国的帮凶、协约国的仆从和间谍组织以及毒害青年学生的坏分子驱逐出境。” 在给斯大林的信件中，列宁指责说，这些“资产阶级及其帮凶，那些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走狗，他们自以为是国家的大脑，实际上，不是大脑而是臭狗屎。” 1922年5月，列宁收到卫生医疗人民委员Н?А?谢马什科的报告，报告指出第二届全俄医生大会通过了不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保持医生组织独立的决议，谢马什科认为“这是我们生活中很致命很危险的趋向”，并建议“对医生的‘领袖们’实施隔离”。列宁对这封信作出批示，责成“谢马什科协助捷尔任斯基在两周内制订出相应的措施报政治局审议”。 随后《真理报》刊文指出，一些知识分子“错误地指望我们会由于新经济政策的施行以及西方资本家的压力而继续退却，试图反对苏维埃政权”。6月1日，捷尔任斯基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知识分子中反苏集团的报告》，里面写道：“反苏知识分子选择高校、各类社团、出版物……还有宗教团体等作为反苏的主要舞台。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大学生与反苏教授团体的反革命活动主要有两个方向：争取高校‘自治’；争取改善教授和大学生的物质生活条件。争取‘自治’的实质，是出于政治目的，抵制共产党和阶级原则在学校中的影响……至于要求改善物质条件，不过是高校的反苏分子用作政治对抗的武器而已。不久前的高校罢课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高校里的形势要求我们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制止和预防教授们的反革命活动。” 6月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作出了《关于知识分子中反苏集团的决议》，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建特别委员会，授予其实施行政流放或驱逐出境的权力。7月16日，正在养病的列宁给斯大林发来一封信，敦促尽快实施驱逐行动，并直接点了一批在他看来必须驱逐出境的知识分子的姓名。 8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加里宁签发颁布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行政驱逐的决定》，该决定指出：“为了对参与反革命活动的人员实行隔离，凡是报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隔离两个月以上者，在无须逮捕的情况下，决定以行政方式驱逐出境或者流放到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指定地区。” 将大批知识分子驱逐出境，绝不是列宁个人的想法，而是当时苏共领导人的共同意见。1922年8月30日，托洛茨基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为驱逐行动辩护说：“被驱逐和我们将要驱逐的那些人并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但他们却可能是我们的敌人的潜在武器。一旦出现新的军事紧张局面……所有这些不可调和和不肯改正的分子就会成为敌人的军事和政治间谍。而我们不得不根据战时法令对他们处以极刑。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和平时期我们预先将他们驱逐出境的原因。”很显然，在托洛茨基看来，将大批知识分子驱逐出境还是比较人道、温情的举措。布哈林也指出：“我们允许的是我们制度框架内的研究自由……当一位卓有建树的教授说我们与世事无关，我们远离政治，请让我们自由地讲授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行的。”同年，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会上发言时也指出：“正在对知识分子采取的行动的意义，可以用一句话简单地加以概括：谁不跟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苏共领导人“非此即彼”的逻辑看来，不是苏维埃政权的忠诚拥护者，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远离政治是绝不容许的。 最终，第一批知识分子于9月23日乘坐开往里加和柏林的火车离开了苏联。9月29日和11月16日，来自莫斯科、喀山和彼得格勒的学者及其家属约100多人分两批由彼得格勒乘坐从德国租来的“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轮船离开了苏联。由于离境的很多知识分子是着名的哲学社会科学大家，所以历史上又将此次事件称为“哲学船事件”或“列宁船事件”。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注册登记和档案卷宗管理局局长赫里斯托福罗夫在俄《近现代史》2002年第5期《“哲学船”：1922年科学家和文化活动家被驱逐出苏俄》中披露，当年共有“200多名俄国思想界精英被驱逐出境”，其中包括当时俄国最着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自由”信仰的坚定捍卫者别尔嘉耶夫。 被驱逐出境的人员，一般都经过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审查且都被下了结论，认定这些人积极从事了反苏活动。比如，1922年8月19日给别尔嘉耶夫所作的定性结论是：“自十月革命以来的5年时间里，他不仅一直对苏俄工农政权不满，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反苏活动，而且利用目前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外交困境，加紧反革命活动……”可根据前一天对别尔嘉耶夫进行审讯的材料看，又看不出他究竟从事过哪些“反革命活动”和“反苏活动”。别尔嘉耶夫只是在受审时坦诚地表示“不能赞成阶级观点”，并且“一视同仁地认为，不论是贵族的意识形态，还是农民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局限而自私的”，“俄国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国家，因为俄国人民的大多数是农民”，而且“认为对社会革命党人的严厉判决是错误的”，表示“不赞同苏维埃政权对高等学校采取的政策，因为它破坏了学术和教学的自由，压制了先前的哲学自由”，“我以前从不属于任何政党，今后也将不属于任何政党。在现有的政党中，没有一个能引起我的同情”。这些言论表明，别尔嘉耶夫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崇尚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而已，远谈不上什么“加紧反革命活动”。然而，他还是被驱逐出境了。有类似遭遇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 与“老大哥”苏共早期的做法相比，后起的大多数共产党当政后并没有继续大规模驱逐本国的思想精英，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放弃了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而是迫害的方式有所改变，由大规模驱逐出国变为在本国就地镇压，迫害的程度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大大升级了。 仅仅一次“反右”，中共就打了“50”万右派，其中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的他们，要么被劳改，要么被开除公职，要么受到其它形式的迫害，许多人甚至家破人亡。 到了文革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更是跌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被冠上了“臭老九”的头衔，成为社会最卑贱的阶层，不但尊严扫地以尽，还要忍受“批斗”、“游街”、“审查”和“蹲牛棚”等种种名目的侮辱、折磨和迫害。许多着名的作家、艺术家、演员甚至被活活迫害而死。仅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中就有200名艺术家被迫害身亡。三、四十年代为共产党打天下曾“功勋卓着”的共产派文化人几乎被一网打尽。据1980年中共自己公布的数字，“十年浩劫”中全国有1,728,000人被逼自杀，其中好些都是中国文化知识界的精英。被共产党封为“人民作家”的老舍、人民演员的舒秀文、上官云珠等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纷纷含恨诀别人间。安徽着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虽已被逼自杀，尸体还要被军代表和造反派勒令“脱光解剖”，说是要“寻找向台湾国民党发报的发报机”。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今天很难想象什么是“批斗”、“游街”、“审查”和“蹲牛棚”。浙江大学教授张允若先生在“文革中自杀部份知识精英名录”一文中曾对它们做了详实准确的描述： 所谓批斗，就是要当事人在群众大会上双膝跪地(不是地板，而是水泥地、沙石地、煤渣地、甚至是玻璃渣地!)，或是低头弯腰、两手向后翘起(所谓喷气式!)，颈上悬挂着大块纸板、木板、甚至几十斤重的铁板，上面写着“xx份子xxx”的大字(前面的xx是给人加的恶名，如“反党份子”、“反革命份子”、“右派份子”、“走资派”、“叛徒”等等，后面的xxx是当事人的名字)，在酷暑烈日之下、或是腊月寒风之中，一跪(或是一站)就是几个钟头，周围是震耳欲聋的“打倒”口号和呵斥之声。身旁的暴徒随着会场的气氛，不断地拳打脚踢，或是手执棍棒器械、或是挥舞铜头皮带鞭子绳索，噼头盖脸地抽打------ 所谓游街，就是给当事人套上纸煳的特大高帽子，上面书写着“xx份子xxx”，颈上也是挂着大块的纸板、木板或是铁板，还要你边走边敲打面盆之类的响器，边走边喊“打倒xxx”(自己的名字)之类的口号;还会给你剃个阴阳头(头发剃一半留一半)，甚至用黑墨汁、蓝墨水、红墨水，满头满脸浇灌一气，弄得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然后像牲口一样被架着游街示众，走遍大街小巷，“革命派”在后面又呵斥又喊口号，极尽侮辱之能事;还往往引来某些围观者的恶弄，吐唾沫、丢石子、泼脏水----- 所谓审查，就是日夜不停地无休止地逼供。往往把当事人关押在本单位的某个场所，同外界隔离，更不许与家属联系。审讯者吃饱睡够了轮番上阵，被审者夜以继日地、不让吃不让喝不让睡地接受审问，通过疲劳轰炸、呵斥拷打、虐待折磨，直弄得你神志恍惚、体力衰竭，然后逼迫你、诱使你招供，交代“反党罪行”、“反革命计划”、“反革命同伙”，如有不从，照例又是拳打脚踢、鞭棍交加------ 所谓蹲牛棚，就是把被批斗的“牛鬼蛇神”，集中关押，白天做苦役，常见的是打扫厕所，在本单位的农场、车间、菜地、养猪场、养鸡场做各种最脏最累的劳役;晚上接受种种“批斗”，勒令写交代写检查。在此期间，有专人看守，把“牛鬼蛇神”视同牛马，动辄呵斥叫骂、拳打脚踢，随时可能遭到种种侮辱，比如勒令下跪、勒令四肢爬行、把肮脏的纸篓套在你头上、甚至逼你喝脏水、逼你舔屎舔尿------ 叙述完这些场景后，张允若先生禁不住感叹道：“以上叙述实在还不能写尽当年人们所遭受的全部侮辱、折磨和迫害。这真是史无前例的凶残和野蛮!” 然而，若与红色高棉当政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无论是被驱逐出国的苏联思想精英，还是中国的“右派”和“臭老九”，他们的命运都还算是幸运的了。据Sliwinski研究统计，在那个红色恐怖肆虐猖獗的年代，短短几年中，51.5%的柬埔寨知识分子都成了红色高棉的刀下鬼。 古往今来，知识分子历来都是理性与良知、独立性与创造性的代表，而这恰恰是纳粹和共产党所敌视和仇恨的。正因为如此，在它们的独裁统治下，知识分子的命运会才会那么的相似。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19：迫害基督教会与“同宗教做斗争” 在共产党和纳粹的眼里，唯有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其他人都必须跪倒在自己面前，对自己俯首称臣。但所有的宗教信仰——不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都叫人信神，而不是信他们。这在他们看来，不仅是对自身权威的挑战，而且还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统治，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出于这种阴暗的心理，他们怎能不把信仰自由踩在脚下呢？ ——题记 德国是个基督教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92%的民众信奉天主教或新教。但在纳粹高层，对基督教持敌视和反对态度的人却比比皆是。 希特勒名义上虽说是个天主教徒，但早在《我的奋斗》中，他就曾痛骂天主教过问政治，并且因为天主教和新教这两个基督教会不能认识种族问题而对它们加以攻击。在希特勒看来，基督教教义违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把它的逻辑推到极端，基督教就意味着系统地培养人类失败的因素”。他曾明确表示，一旦他征服欧洲之后，就要清算基督教会的影响——这个“侵蚀我们重要器官的祸害”。 由此不难想见，对基督教而言纳粹的上台必定是一场无法逃避的厄运。事实也确乎如此。只是这场风暴来得并不是那么迅猛而已。 希特勒掌权之初，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和改善纳粹的国际形象，曾一度假惺惺地赞扬基督教信仰是“保障德国民族灵魂的要素”，答应尊重这些信仰的权利，宣称他的政府的“志向是谋求教会和国家之间的融洽协调”，而且说“我们希望改善我们和罗马教廷的友好关系” 在希特勒的授意下，1933年7月20日，纳粹政府甚至和梵蒂冈签订了一个协定，保证天主教的自由和该教会“管理它自己事务”的权利。这一协定的签署使希特勒获得了他十分需要的国际声望。但纳粹政府并不准备认真执行这一协定，签约后仅仅才5天，它就翻脸不认账了，颁布了一个令天主教会感到愤怒的净化法令。5天后，纳粹政府又解散了天主教青年联盟。在以后几年里，数以千计的天主教教士、修女和教徒中的着名人士遭到逮捕，其中许多人是由于“不道德”或者“外币走私”等等捏造出来的罪名而被捕的。1934年6月30日，天主教行动组织的领导人埃里希?克劳斯纳在清洗中被杀害。与此同时，数十种天主教出版物被禁止发行，甚至忏悔室的神圣性也遭到秘密警察人员的破坏。 1937年3月14日，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发出了一个通谕，指责纳粹政府“规避”和“破坏”契约，播种“怀疑、不睦、仇恨、中伤的莠草，播种公开和秘密的根本敌视基督和基督教会的莠草”。他说他在“德国的天际”看到了“摧残性宗教战争的险恶乌云-----这种战争除了-----灭绝人类以外没有其它目的”。 当纳粹当局企图强迫教会牧师贯彻公务员法令中关于“雅利安化”和宣誓效忠希特勒的规定时，明认教会的牧师马丁?尼默勒号召建立牧师非常联盟进行抵制。到1933年底，有6000名牧师参加了该联盟。在这些牧师的领导下，不少教区和教会团体拒绝承认支持纳粹反犹的“德意志基督徒信仰运动”头头米勒的权威。 1934年5月，德国福音教会在巴门举行第一次教义会议，明认教会和一些路德派教会主教发表了一项神学声明，拒绝承认这样的概念，“即国家似乎应该并能够超越其特殊使命而成为人类生活唯一的和全面的制度，也能够完成教会的天职”。同年10月举行的第二次教义会议，通过一项《教会非常法》，明确拒绝“违反圣经精神，把世俗的领袖原则引进教会并据以要求无条件服从”。一个月之后，明认教会兄弟会和汉诺威、符腾堡，巴伐利亚邦教会的主教，决定成立德国新教教会临时管理处。这些行动无疑严重干扰了希特勒对德国实行全面纳粹化的打算。 1936年5月，明认教会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彬彬有礼、然而态度却非常坚定的备忘录，直言不讳地抗议这个政权的反基督教倾向，指斥政府的反犹主义，并抨击“在标榜为法治的德国一直还存在着集中营，国家秘密警察的措施不受任何司法审查”，要求当局停止干预教会事务。这份备忘录采取秘密呈文的方式递交给了希特勒，但不久却被泄露了出去，在国外发表了。结果，纳粹当局立即报以残酷的镇压。大批明认教会的牧师被盖世太保逮捕和投入集中营，仅1937年就逮捕了807名，其中包括明认教会的领导人马丁?尼默勒。随后，大多数新教牧师在纳粹当局的威迫利诱之下，被迫宣誓效忠希特勒。 与纳粹比起来，共产党对宗教信仰的迫害不但更为残暴血腥，也更为赤裸裸。 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列宁对这句话又做了创造性的发挥，加上了“麻醉”两字，将它改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他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并由此引申说：“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种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我们应当同宗教做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原则”（见《列宁全集》第17卷）。正是依照这个原则，各国共产党无一不将宗教视为“毒品”，视为“旧社会”的残余，视为与先进阶级、先进政党、先进制度格格不入的异物，视为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意识形态。 最早把这种反宗教理论付诸实践的是苏共。布尔什维克刚一掌权，就开始了对宗教的打压。1918年，俄国东正教会正式与国家分离，宗教亦从学校课程中消失。教会虽然未亡，但资产被清算，教堂亦被一间间关闭，而这一关，就足足关了20年。信教没有明令禁止，但有预设前提，即不得危害所谓公共秩序与干预政治。 1922年，苏联当局以赈灾为名，下令教会交出包括圣杯、法衣在内诸多珍宝。迫于压力，牧首Tikhon勉强尊命，但拒绝交出与圣事有关的财物，结果惹恼当局，实行明火执仗，霸王硬上弓。征收期间，总共1400起冲突，8000教士被杀。牧首Tikhon亦以反革命罪锒铛入狱，被迫在《消息报》发表悔过书：“本人谨此声明，从今以后，绝不再与苏维埃政府为敌。” 与苏共一样，中共一建政，就急不可待地拉开了镇压传统宗教的大幕，全面取缔会道门，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原有的各种宗教团体相继被瓦解，宗教界真正的精英不是被镇压，就是还了俗。当然，碍于传统宗教历史悠久、影响广大和信徒众多的威势，中共未敢将它们取缔，而是一边镇压一边千方百计地加以控制和改造。所谓控制和改造，其实就是强迫所有宗教彻底放弃原有的独立性，完全臣服于共产党的统治。简单地讲，不管你信什么，你都得承认共产党是你的老大；不管你是什么教，都得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你信基督教，那共产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产党就是佛祖的佛祖；讲到回教，共产党就是真主的真主；讲到活佛，共产党就是要批准谁来做活佛。说到底，党需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谁敢不这么做，中共就会将它列为专政对象。如此一来，传统宗教虽然在经历过政权更替的动荡后看似被保存了下来，但却一个个都变得面目全非，完全丧失了宗教原有的灵魂和真意，以至于最终都蜕化变质成了中共控制下的御用工具。换句话说，尽管传统宗教的名称和形式还保留着，但它们的精神已经死去了。 这种名存实亡的御用宗教理所当然遭到了一切正直的虔诚教徒的抵制，他们不愿将自己的信仰出卖给中共，不愿加入官方的宗教团体，转而在家庭或其它非官方的场所聚会，进行独立的宗教活动。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家庭教会”、“地下教会”。 在蛮横霸道的中共看来，“家庭教会”、“地下教会”竟敢不臣服于自己的权威，独立特行，自行其事，完全是在明目张胆的对自己进行公开挑战，是不可饶恕的迷天大罪，决不能任其为所欲为。因此，中共对他们的政策从来就是八个字：无情镇压彻底取缔。从1949年到今天，“家庭教会”、“地下教会”六十年的历史，每一页都浸透了教徒们被中共残害和屠杀的鲜血。据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2001年公布的白皮书，上万名家庭教会的信徒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对五十万名左右信徒进行了一次调查取证，结果表明，在这五十万信徒中有23,686人曾被拘捕过,4014人被判劳改劳教,129人被残害致死,208人致残,997人被监视,1545人至今被迫逃亡,两万多人挨过打,一万多人被罚款(最少的是罚五角,最多的罚八十多万),而终日惶恐不安,聚会像做小偷似的是全部的五十万信徒。据悉，大陆目前约有数千万家庭教会的信徒，这个调查收集到的数据，只不过是整个迫害黑幕的冰山一角。 中共一再宣称中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从表面上看，政府似乎也确实并不禁止人们信教。不管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或其它的宗教，只要你想信，可以说任由你选，但不管你选谁，最终都只能是中共认可的御用宗教，而不能是被官方禁止的地下宗教。说到底，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不准你信，准你信的却都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所谓宗教信仰自由其实不过是徒有虚名。 在中国，不仅传统宗教惨遭中共迫害，新兴信仰也难逃厄运，其中最典型的便是中共于1999年7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对法轮功的大规模公开镇压。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虽然不是宗教，但与传统正教相似，也是一种建立在有神论基础上的精神信仰。他教导修炼者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努力做一个好人，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凡真心修炼法轮功者，不但身体越来越健康，而且道德水平不断提高，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他们在社会上恪守公德，助人为乐；在单位里，兢兢业业，勤奋工作；在家庭中尊老爱幼，和睦相处。不仅如此，法轮功修炼者在做好本职工作外，对政治不感兴趣，不但不参与政治，而且把对政治和权力的执着看作是横在修炼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大量事实表明，法轮功在大陆的迅速传播，既使修炼者自身的道德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也有力的稳定了社会，带动了整个民族精神文明的回升，完全称得上是与国与民与己有百利而无一害。 然而，即使是这么好的功法，小鸡肚肠的独裁者江泽民也容不得他的存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99年，他公然逆天而行，颠倒黑白，捏造罪名，将法轮功打成所谓“X教”，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对“真善忍”大法的镇压和迫害，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动用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巨、采用的手段之多之邪恶，都是空前的，堪称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的信仰迫害之最！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为什么纳粹和共产党都会如此穷凶极恶地践踏信仰自由？那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唯有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其他的人都必须跪倒在自己面前，对自己俯首称臣，但所有宗教信仰——不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都叫人信神，而不是信他们。这在他们看来，不仅是对自身权威的挑战，而且还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统治，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出于这种阴暗的心理，他们怎能不把信仰自由踩在脚下呢？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20：“不思考”与“听党的话” 共产党和纳粹容不下任何人有不同于自己的想法，硬要强迫全体国民都按他们制定的统一标准思想，成为唯其旨意是从的精神奴隶和驯服工具。剥夺了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之后，他们还要剥夺人民独立思考的权利，控制了人民的言行之后，他们还要控制人民的精神。 ——题记 凡是看过着名纪录片《普通的法西斯》的人，无不对德国民众当年对希特勒的狂热崇拜印象至深。 希特勒歇斯底里般的演讲更是让台下的群众愈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这极富煽动性的语言，让在场的几乎每个德国人都激动得浑身颤抖，无一不为自己有幸是最优秀的民族中的一份子而感到万分自豪，为拥有希特勒这样最伟大的领袖而感到幸福无比，为德意志即将成为最强大的帝国而感到兴奋不已。 这种对希特勒的盲目的疯狂崇拜，堪称是第三帝国时代德国民众精神世界的缩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过反复不断的洗脑，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那时已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思考能力和独立意识，完全认同了希特勒就是拯救德意志民族的救星；完全认同了纳粹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完全接受了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完全接受了纳粹文化对于各种词汇，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义”、“法律”、“善良”、“罪恶”等等所赋予的新的解释。总之，他们的头脑已经完全被希特勒宣扬的“民族社会主义”填满，除了这种思想，几乎再没有别的任何思想。 这种精神上的高度纳粹化，不仅是纳粹对德国人民反复进行洗脑，实施精神控制的结果，更是其目的所在。希特勒曾明言，“士兵不要思想，有领袖替他们思想。”“民众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气。”在他眼里，“群众是守旧和懒惰的，他们不喜欢看书，也不喜欢思考”。人民群众的观念和想法，是需要被灌输、被引导、被宣传、被塑造，才能正确地加以表达。所以，封锁信息管制文化也好，控制舆论打压异见也好，编造谎言蒙骗民众也好，最终都是为了让民众“不思考”，让“领袖替他们思想”，从而控制他们的精神。 纳粹政权对德国民众的这种精神控制贯穿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体现在对青少年的教育中。 宣扬“雅利安人血统优良”与“犹太人血统低劣”，是希特勒种族主义的核心。为了将这种思想从小就灌输到每个德国儿童的心中，达到“自然的、持久的、不矫揉造作的”宣传效果，纳粹教科书向孩子们讲述说：在自然界中，同类物种与同类物种在一起，一群岩羚羊绝不会让一头鹿来领队，一只公椋鸟只跟一只母椋鸟交配。同类物种相互吸引，繁育同一物种。只有人类违反自然规律，进行干预，进行“人工杂交”。而杂种、混种、会把最坏的特征集于一体。接着，它们又将这样的例证引述到“种族与犹太人问题”上。在当时的学校中，经常会出现老师借题发挥，侮辱犹太孩子的现象。一位名叫鲁道夫?巴努什尔的犹太人回忆说，当年老师曾把他叫到全班同学的面前，然后问道：“知道什么是杂种吗？”班上无人说话，孩子们只是在生物课上听说过这个词。沉默片刻，老师指着鲁道夫?巴努什尔说：“他就是杂种。他妈妈是犹太人，这就说明一切。” 1935年颁发的《教师手册》中规定：数学教学要以“国家政治教育”为己任。在孩子们的书中，数学题是这样表述的：“建设一个精神病医院需要600万马克，建设一所居民住宅需要1.5万马克，请问，600万马克可以建设多少居民住宅？”还有，“一架夜间战斗机能运载1，800颗燃烧弹，若以时速250公里、每秒投掷一枚炸弹的速度飞行，请问，所投炸弹将复盖多长距离？”纳粹主义就是要用这样的数学题目向孩子们说明，那些“没有生命价值的生命”会给国民经济带来多少损失；对那些阻碍第三帝国统治世界的国家应该如何严惩。 1932年，已经成为纳粹党首领的希特勒曾踌躇满志地宣称：“民族社会主义塑造了一个包括儿童和老人的群体，没有人能够使这部德国生活的庞大交响曲沉默”。纳粹德国弗兰哥尼尔省的头目尤利乌斯?斯托莱切也曾洋洋自得地说：“如果在天平两端，一端是所有大学教授的脑子，一端是我们元首的脑子，你们觉得天平会偏向那一边？”不言而喻，在纳粹当权的时代，天平自然是偏向希特勒。这就是精神控制的神效。 精神控制也是共产党所看重和擅长的统治伎俩。为了让民众“听党的话，跟党走”，他们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对民众进行信息封锁，禁止他们接触不同的思想观点和历史真象；另一方面，从小起就长年累月地给民众灌输自己的“党文化”。更为卑鄙和可怕的是，这种令人深恶痛绝的洗脑完全是凭借着暴力强制进行的。你顺从它，你就能平安无事，加官晋爵，甚至包包二奶、收收贿赂，“党妈妈”也可以眼开眼闭，因为你“政治正确”了。反之，如果你胆敢抵制它，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你的麻烦就大了，轻则整得你死去活来，重则让你家破人亡、死于非命。 在共产党阵营中，相比较而言，中共对洗脑的看重和洗脑的伎俩，显然要高出他人一筹。 1949年建政后，中共为确立极权统治，取得在精神领域的控制权，马不停蹄地开展了针对知识份子的“洗脑”运动，即思想改造运动。林辉先生的《中共建政初期对知识份子的“洗脑”》一文，对这场“洗脑”运动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的介绍。 文中写道：“当时留在大陆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从西方归来的知识份子，身上不仅具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更有着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而这些不仅与中共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而且是中共一党专制所不能容忍的。 “‘思想改造’，顾名思义就是将不正确的思想‘归正’，而其手段就是在不断加强个人负罪感和羞耻感的同时把个人纳入一系列恐怖的心理历程，具体方式就是疲劳战术，会议仪式和群体压力等。中共的‘洗脑’不是简单的洗澡，它不仅要在身体上达到控制的目的，更要达到对精神上的控制。 “在正式的思想改造运动启动前，由周恩来亲自示范，在北大向京津地区高校1700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亲身体验，阐释知识份子为什么需要改造。身为总理的周恩来的循循善诱、公开解剖自己，让知识份子深受感动，他们也学着向党‘交心’。 “而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中共对于‘思想改造’的方法早已谙熟在心。他们将改造分成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思想，进行自由讨论；第二阶段是触及灵魂深处的思想斗争。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加强，个人面临着集体的压力并唯恐自己被运动拒之门外。不管参加者是否愿意，都要努力挖掘自身缺点并接受别人的斗争，并很快会因为感到羞耻而低头认罪。这时该人已经可以通过认罪悔过和自我批判来接受心灵净化了。 “第三阶段是服从和新生。经过净化的这个人，觉得只有听从党的权威才可以获得解脱，因此完全依靠了党。而党的目标正是改造这些人的奋斗目标和思想观念，让党在其思想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改造从最初的‘和风细雨’也慢慢转变为‘疾风暴雨’。在这场所谓的思想改造中，曾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知识份子或真心地、或不情不愿地接受了改造，有些甚至写出了情真意切的检讨书。 “从1951年12月开始，《人民日报》在显要版面开设专栏：《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连续推出知识界知名人士的检讨文章。如金岳霖的《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朱光潜的《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等等。 “其它报章也纷纷跟进。曾独具个性、敢于向毛泽东要‘雅量’的梁漱溟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其长文，题目即叫《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真心地悔过，并决定‘今后政治上讲一切听从中共领导’。还有潘光但、费孝通、吴宓等大知识份子都对自我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毛时代结束后，中共仍然没有放松对国民的精神控制。1999年7月，由中共新一代党魁江择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是共产党在所谓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进行全民洗脑和精神控制的一个突出典型。 这场镇压和迫害的目地，就是要彻底扼杀法轮功学员的精神信仰，将江泽民的邪恶思想无条件地强加给全中国人民。在这场充满恐怖的镇压和迫害中，不仅法轮功学员，包括全中国人民在内，都被剥夺了独立思考和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人们只允许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全盘接受它的思想。 凡真心修炼法轮功者，无一不身心受益，现在要叫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当然不会答应。为了逼迫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就范，江氏集团兽性大发，疯狂施暴，为此使尽了各种手段，堪称是集古今中外一切邪恶之大成。 早在镇压前夜，江本人就叫嚣“灭掉！灭掉！（注：指法轮功）”、“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在镇压中，恶警们更是狂喊“不转化就叫你生不如死！”一时间，神州大地，充满了白色恐怖，到处是血雨腥风。谁敢不听他们的，轻则遭受这样那样的处分，断送前程，重则坐牢受刑，家破人亡。强权暴行之下，完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一位受害者说，“我是在劳教所里受过迫害的一名法轮功学员，亲身经历了被官方媒体美化为‘春风化雨’的所谓‘转化’工作的黑幕。有关这方面的暴行海外媒体已做了广泛的报道，我不想再做重复。我只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我呆过的那个劳教所，有位博士，某大学的一位教师，因为修炼法轮功后身心明显受益，深知官方所说的一切都是造谣，坚决不肯‘转化’，为了迫使他屈服，狱警强迫他一个人在盛夏的烈日下挑粪。但他仍不屈服，于是他们就不断的加码，直到把他腿都挑瘸了，还不放过他，继续折磨。可是他仍不为所动。接着，狱警又换了更恶毒的一招，不让他睡觉，用‘车轮战’折磨他。可他还是不屈服。最后，狱警狗急跳墙，把他拖到屋里，两只手臂各绑在一只椅子上，然后由七八个狱警按住他，领头的狱警面对他而坐，两条腿翘在办公桌上，恶狠狠的说，‘今天我有的是时间，我就不信制不了你！转不转化？’眼见我们这位学员对他的话未予理睬，一个狱警拿着电警棍上来，对着他身上的敏感部位就是一阵乱捅。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随之传到了屋外，这惨叫声至今仍烙印在我的心里。” 在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同时，江氏集团还采用历次政治运动惯用的手段，大搞什么集体收看、全民表态、万人签字等，逼迫全国人民接受它们的思想，跟着她们共同犯罪。谁敢不支持它们的所作所为，谁敢对法轮功表示同情、支持，谁就会因此倒霉。 如果希特勒起死回生，想必也会翘起大拇指对江泽民说一声：“佩服！” 红色高棉也是践踏和扼杀信仰自由的凶手。自1973年始，它便在自己占领的地区内镇压佛教，凡是未解除教职者，全部被杀。1979年，在Kandal省一个村庄，28名和尚仅一人幸存。全国原有6万余名和尚，被杀得仅剩1,000余人。自1975年后，红色高棉还禁止国人祈祷做礼拜，可兰经被收缴并焚毁，清真寺改做他途或被摧毁。1975年6月，13名伊斯兰显贵被处决，其中有些人仅因公开祈祷，其他人是因为公开参与示威游行要求宗教婚礼的权利。伊斯兰教徒时常被强迫作出选择：要么养猪吃猪肉，要么处决。每1,000名至伊斯兰圣地麦加朝圣者，仅30名幸存。天主教的命运也很悲惨，48.6%的天主教徒被失踪。 常言道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何况人的头脑呢？然而，纳粹和共产党却容不下任何人有不同于自己的想法，硬要强迫全体国民都按他们制定的统一标准思想，成为唯其旨意是从的精神奴隶和驯服工具。剥夺了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之后，他们还要剥夺人民独立思考的权利，控制了人民的言行之后，他们还要控制人民的信仰和精神，可见其胃口之大，霸道之至！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21：“Hi，希特勒!”与“三忠于” 个人崇拜是独裁体制的必然产物，也是独裁者巩固自身权力的必备手段。不但希特勒需要它，共产党的党魁对它也偏爱有加。 ——题记 纳粹当政时，德国的每个角落，无论是公共场合，还是最亲密的私人交往空间，无论是机关大楼内，还是军营、学校中，人们彼此见面时都要两腿并拢，立正直立，左手掌向下，右臂倾斜高举至眉梢，然后大喊一声：“Hi,希特勒!” 这种问候示意礼是纳粹从墨索里尼那里照搬来的，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表示希特勒拥有至高无尚的权威；其二，表示纳粹党党员和民众对希特勒的无限崇拜和绝对服从；其三，表示决心沿着希特勒指引的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方向前进！说来难以置信，在第三帝国，它不但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空间，而且主宰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交往。 那时，人们在相互来往的信件中，以及领取工资的名单上，都会将“向您致以希特勒问候，希特勒万岁”作为问候语，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当购物者走进商店，所听到的服务问候语是：“Hi,希特勒！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回答也必须满脸严肃，一丝不苟:“Hi,希特勒！我要购买衬衫。”在当时，烘烤面包的模子被做成纳粹标志的形状；上门做客时，客人会选择印有“希特勒万岁”字样的花瓶作为礼物；连孩子们收到的弹力橡胶玩具人也伸开手臂向希特勒敬礼；家家户户的客厅里，到处悬挂着摄影师霍夫曼拍摄的希特勒肖像照；写着“德国人问候希特勒万岁”字样的瓷釉标牌充斥德国各大城市的广场、街道、电线杆以及路灯柱；所有的学校都明确规定，上课和下课学生都必须说“希特勒万岁”；甚至就连幼儿园也成了演练希特勒问候礼的培训中心。南巴登地区的一个幼儿园竟然让孩子们将装有早餐的袋子挂在女教师伸出的手臂上，以此来训练孩子们掌握希特勒问候的姿势。 在第三帝国曾流传过这样一则笑话，说是有一天，滕内斯和赛尔在田间散步。滕内斯一不留神踩着一堆猪粪，险些摔倒。未等站稳，他马上高伸右手，大吼一声：“Hi,希特勒！”赛尔关心地问：“你没事吧？这里根本没有其他人。”滕内斯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我可是照规定办事！规定不是说：如果进入一个店铺，必须喊希特勒万岁吗？”可见这种问候语在当时的泛滥程度。 更为荒唐的是，在纳粹德国，使用希特勒问候语不仅是一种必须的社交礼仪，而且更是一种强制性的问候命令，一种“忠于元首”的不可或缺的政治标志。纳粹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对此说得十分明白透彻：“我们的任务是把崇高的希特勒问候……变成德国民众充满信仰的一种问候…当我们对那些心志不坚定的人使用德意志问候语，并企图以此来维护他们的良好品性时，我们一定要严格地监督他们，以免他们在使用德意志问候语时弄虚作假或当面撒谎。德意志问候语绝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它时时提醒着我们阿道夫?希特勒赋予我们的目标和任务。它是民族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践行之。” 一种包含希特勒名字的问候语被强制推广和强调到这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足见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在纳粹德国已疯狂到了何等地步。 希特勒本人就是这种崇拜的积极鼓吹者。希特勒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种族主义和建立在独裁基础之上的领袖原则。一方面,他将雅利安人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又将金发碧眼的雅利安种族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那种最优秀的有各种美德的上层入物；第二等级是既无英雄主义又无卑鄙行为的广大中间阶层；第三等级则是自私自利，骄奢淫逸的最下流分子。在希特勒看来，世界历史就是由少数天才创造的，即第一等级的雅利安人创造的。他在《我的奋斗》中直言不讳道:“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就是世间一切的丰功伟绩，必须靠自己个人的胜利，决不是靠群力和结合所能产生的。”而这个“个人”就是超人，是高于一切人群之上的领袖，是民族和国家的中流砥柱。领袖统帅一切，号令一切，指挥一切，领袖的任何言论都是指导国家和民族的最高指示，是时代的最强音。群众对领袖人物必须顶礼膜拜奉若神明，不仅要忠诚，而且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为了表忠心，纳粹高官们更是争先恐后地对希特勒大唱颂歌。纳粹理论家恩斯特?休伯说：“元首不是必须按其要求办事的某个特殊集团的代表，不是纯粹行政机构意义上的国家器官。他本人就是人民集体意志的传播者，人民的意志就实现在他的意志之中，他把人民单纯的意志转化为自觉的意志”。（注1）纳粹司法部长弗兰克吹捧说：“我们必须经常问自己，领袖是如何指示的?这种对待领袖的态度是绝对必要的，要知道，希特勒的权威来自上帝，他是上帝特殊的选民。”（注2）1933年希特勒44岁生日时，戈培尔更是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希特勒》的讲话，文中肉麻地吹捧“希特勒是一个创造了历史性成就并将继续接受挑战的伟人。他(也)是德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但幸运地被全德国人民所感激和热爱，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所理解。”“他的人格魅力像魔术一样抓住了每一个曾和他有所接触之人的心……那就让我对他说，对全德国说：我的元首！百万最优秀的德国人向您送去他们最诚挚的祝福，向您奉上他们的心。以及我们，您最亲密的战友和兄弟，在您的荣耀和爱周围团结起来。” 在纳粹德国，把希特勒奉若神明的不仅是纳粹党徒和高官，还包括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第三帝国总理办公厅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从德国农村寄给总理希特勒的来信。写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农，名叫布鲁诺?科赫。他在信中写到：“我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全新的珍贵草莓品种。为了展现对帝国总理的敬仰和爱戴，我恳求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希特勒草莓’。”信写得十分诚恳，情感也很真挚。看得出，这位农民非常实在，真心实意地希望帝国元首能够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草莓的请求。 像这样普通的人所写的普通的来信，帝国总理办公厅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信来自德国各地，写信的有工人、农民、国防军士兵、知识分子、政府公务员、还有中小学生，男女老少，形形色色。多数来信表达的都是对帝国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相信你，没有你，我们就是一盘散沙；有了你，我们就是一个民族。” 在希特勒生日的时候，一位普通德国人曾写了这样一首诗献给希特勒： 在纳粹当局的煽动和支持下，对希特勒的疯狂崇拜不但笼罩了整个德国，而且成了衡量人们是否政治正确的重要标杆。置身于这股狂热的潮流之中，别说是逆流而动，哪怕是对至高无上的元首稍有不敬，其结果也是可怕的。下面这个故事就是个生动的例子。 一位名叫英格伯格?施奈德?鲁乔夫的外国人回忆说：“那大概是1934年或1935年的事情了。我父亲去夏洛腾堡办事，走到了柏林大街即今天的奥托?苏尔大道时，他同其他人站在人行道边上准备过马路。这时有一队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列队走了过来。那是一群也就十五岁到十七岁的小孩，为首的一个举着一面旗子。我父亲还没有反应过来，脸上就挨了重重一掌。打他的那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也扇了周围男女路人几个耳光，恶狠狠地说：‘一群猪’，看见旗帜竟然不及时行礼。”（注3） 个人崇拜是独裁体制的必然产物，也是独裁者巩固自身权力的基本手段。因此，不但纳粹需要它，共产党也钟情于它。特别是中共文革时的造神运动，比纳粹时代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神不是别人，就是毛泽东。 对毛的个人崇拜始自中共七大毛泽东在党内的独裁地位奠定之日，其后愈演愈烈。中共掌权后，毛被颂扬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和“东方红，太阳升”的歌声响遍了整个中国大地。到了“文革”中，对毛的个人崇拜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此时的他已不再被当作凡人，而是被塑造成了一个高无上无全知全能的神。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而且有着“一句顶一万句”的神力。昔日的“毛主席万岁！”也升级成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学者赵毅衡在《握过元首的手的手的手》一文中说到过这样一件轶事：当年有希特勒的崇拜者曾一本正经地跟同他握手的人说：“恭喜你，你刚握了一只手，此手曾经握过一只手，该手曾经握过元首的手。”无独有偶，文革时中国人想见“伟大领袖”都想疯了，以至于常有人一看到有工作人员从天安门下来，就抢着跟他们握手，说是他们跟毛主席握过手，跟他们握手，也等于跟毛主席握过手了。在今天看来，这种表白充满了矫揉造作，但在当时，却是许多中国人真实的心声。 那个特殊的年代曾一度流行过两句政治口号，叫做“三忠于”、“四无限”。所谓“三忠于”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谓“四无限”就是指“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这两句口号把“文革”时人们对毛的个人崇拜的具体内涵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跳“忠字舞”也是表达对毛的赤胆忠心的一种时髦方式，“文革”中曾一度风靡全国，不管男女老少病残,都得跳,不跳就是对毛不忠。一时间，在车间、操场、码头、街头、田间……不分白天黑夜，随处可见跳“忠字舞”的人群。 舞者以《毛主席语录》（又称“红宝书”）或红绸巾为道具，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导师毛主席，手指怒指地面表示彻底砸烂资产阶级，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整个身心都充溢着一种朝圣的庄严感。一边跳同时还一边唱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 除了跳“忠字舞“外，还流行“早请示晚汇报”。 1967年11月13日，毛的卫队8341部队向毛报送《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等做法。15日，毛批示：“看过，很好”。17日，中共中央转发。除港澳台地区之外，全国实行。此后，“早请示晚汇报”的热潮迅速席卷全国。 所谓“早请示”，就是在机关上班、学校上课、商店开门、生产队出工以前，全体参与者都站在毛的像前，站成一个方阵，鞠躬行礼，手握红宝书举过头顶三呼：“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唱《东方红》，朗读毛主席语录。“晚汇报”则是机关下班、学校放学、商店关门后、生产队收工前，检讨自己一天有无缺点错误,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忏悔。歌曲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不但在单位要“早请示晚汇报”，在家早饭、晚饭前也都要这么做，连精神病院都不例外。不过，诸如“牛鬼蛇神”这样的坏人是没有“早请示晚汇报”的资格的，只能“早请罪，晚请罪”，即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着腰站着，保持着请罪的姿势，用别人给自己定的罪行、罪名大声诅咒自己。 另一种向“毛主席表忠心”的时尚是佩戴毛的像章，在当年也曾风行一时，全国上下，从中央领导人到普遍百姓，人人胸前都戴有毛的像章。据周恩来1969年3月23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披露，当时毛的像章已经做了22亿枚，平均一人有好几枚。 一位名叫李永军的过来人回忆说，“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人们竞相佩戴毛主席像章，数目由少到多，型号由小至大。那时，生活比较艰苦，可人们宁愿忍饥受饿，也要买上一个像章，春风满面地别在胸上。那个年代，毛主席像章种类极多，大的、小的、铜的、瓷的……有些狂热分子，为了集齐像章，竟至于倾家荡产。戴像章成了亿万人追捧的时尚，有人把它别在裙摆上，有人把它扣在帽檐上……一些人为了表明对毛泽东最忠诚，竟将它别进了肉里，然后得意地把伤口展览给他人看。 “那时流行这样一句‘名言’：‘忠不忠，看行动’。这‘行动’一指跳‘忠字舞’，二指背‘红宝书’，三指戴‘宝章’。据统计，当时全国有２万多厂家生产过毛泽东像章，天津一家军需厂最高日产量超过１０万枚。有人统计，‘文革’时像章用铝６０００吨以上，相当于几千架米格２１战斗机的用铝。” 下面这个故事就更荒唐了！1966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登载了两封边防战士希望得到毛泽东像章的来信，包头钢铁公司一位青年看到信后，暗自下了决心：只要有一枚毛泽东像章，就寄给他们。10月16日，他果然得到了一枚毛泽东像章。年轻人在胸前戴了3个多小时后，依依不舍地把像章摘下来寄给人民日报社，请报社代为转交。他在信中写道：“编辑同志，请赶快把这枚纪念章转给边防战士，快！快！” 同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像章送达边防哨卡的情形： 白雪皑皑的昆仑山中，某部战士扛着语录牌、毛泽东画像，列队迎候送像章的专列。这是一个神圣的礼仪。等呀等，一直等到天黑都没有见到专列的影子。这时人们才恍然醒悟，原来是激动之余，把专列抵达的时间搞错了，专列要到次日才能到达。第二天晚上9时，在风雪中点着松明子、打着灯笼盼了好久的战士们终于看到了专列。山谷沸腾了，欢呼声、跳跃声、锣鼓声响成一片。战士赵培田、王振亚、李书田是最先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得到像章的3个人。赵培田为了接受像章，走了115公里路，翻山过河，一天半的时间只吃了两餐，其他二位也是从百里外赶到的。当部队领导把像章别在他们胸前，三名战士竟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疯狂的个人崇拜伴必定伴随着同样疯狂的政治恐怖。“文革”中不是曾风行过一句口号，叫做“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吗？“思想解放的先驱”张志新当年就是因为“反对毛主席”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类似这样的惨剧时有发生。更有甚者，有人仅仅因为不小心打碎了一尊毛的塑像，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关进了大牢。 如今，“Hi，希特勒！”和“三忠于”、“四无限”都已成为历史，但个人崇拜并没有在残存的共产党国家彻底绝迹，比如在北朝鲜，这种愚昧与狂热不是依旧可悲地笼罩着人们的生活么。 —————— 注1：天津人民出版社《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260页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22：“为元首誓死效忠”与“做党的驯服工具” 共产党和纳粹从不把人当做人来对待，他们需要的只是惟命是从的奴隶，而不是具有独立意识的公民。“为元首誓死效忠”也好，“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也好，都是要把人变成这样的奴隶。 ——题记 1936年4月20日，恰逢希特勒48岁生日。希特勒青年团特意选择这一天，组织全国新入队的少年队员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宣誓活动，作为向希特勒生日的祝贺。孩子们郑重地举起右手，用天真稚嫩的嗓音高呼：“我宣誓，在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下，恪守我的职责，热爱并忠于元首和我们的旗帜。” 打这以后，每年的这一天，纳粹当局都要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这样的活动，组织成千上万的德国青少年，宣誓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奉献给帝国元首。直到1945年4月20日，德国的青少年还在为效忠希特勒宣誓，而这时候，离这个独裁者在柏林废墟下的地堡中自杀仅仅还有10天。 在纳粹德国，不仅是少年队，加入纳粹党、青年团和党卫队等所有纳粹组织都必须宣誓。 纳粹党的入党誓词是： 我以上帝之名庄严宣誓： 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誓词是： 旗帜保护我们前进的方向。 加入党卫军的誓词是： 我以身为一位勇敢忠诚的党卫队战士为毕生荣耀。 比较以上各种誓词，不难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对希特勒的绝对服从，或曰无条件服从。纳粹宣传车上有条标语说得更白：“只要元首下命令，我们就执行！我们全都只说'是’！”这种强调绝对服从的思想构成了纳粹党文化的一项基本内容，不但贯穿了纳粹党的整个历史，而且体现在纳粹德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纳粹党的法令宣布：元首永远是对的。任何德国人都必须相信这一点。自上学那天起，德国儿童就要接受“元首永远是对的”的教育。 为了向新队员灌输绝对服从的原则，纳粹党卫队特意编印了问答课本，要求他们熟读。课本中专门有这样一段： 问：“我们为什么相信德国和领袖？” 答：“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所以我们相信上帝创造的德国和上帝给我们派来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 问：“我们必须首先为谁效忠？” 答：“为我国人民和我们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效忠。” 问：“为什么会做到服从？” 答：“出于内心深处的信念，出于相信德国、相信领袖、相信党卫队和出于忠诚。” 通过反复不断的灌输和洗脑，纳粹党让效忠元首的服从意识在一代德国人特别是德国青年的心里深深扎下了根。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养成了放弃思考盲目服从的习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机器人，只要是希特勒和纳粹党要求他们做的，无论是什么事，他们都会不加思考不折不扣地去完成，甚至为此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当年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充当纳粹的炮灰，沦为了它的牺牲品和殉葬品，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么？ 尽管我们都不曾在纳粹德国生活过，但对于纳粹的宣誓仪式并不陌生，因为这套东西在共产党国家也很盛行。 据大陆媒体报道，2011年4月5日上午，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里，就有数百名来自不同单位的中共新党员站立在红色的党旗前，举起右手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这样的仪式是每个加入中共的人都必须参加的。 入党要宣誓，入团入队同样要宣誓。 共青团的誓词是：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加入少先队要宣誓：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 显而易见，这些誓词的一大中心也是对服从的无条件承诺。这也是共产党的党文化一贯所宣扬的。 如今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想必都还记得，“文革”前中共二把手刘少奇在他那本着名的《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曾提出过一个广为人知的“驯服工具论”，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共党员。按刘少奇的主张：“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做党的驯服的工具，是考验他的党性是否完全的一个标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必然是党的顺手的驯服的工具，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议，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显然，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绝不是他个人的随兴发挥，它代表的完全是“党的意思”。 到了“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了，他的“驯服工具论”自然也随之成了“反动言论”。不过，这倒不是说党员不要做“党的顺手的驯服的工具”了，而是因为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仅仅做“党的顺手的驯服的工具”已经远远不够了，现在的关键是应该努力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用“林副主席”的话说，就是要“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总之，从要求党员做党的驯服工具变成了做毛的驯服工具，具体内容虽然有所变化，但本质一点没变。 大家想想看，什么叫“驯服工具”啊？那不就是没有思想的机器人么，不就是被人控制的木偶么？但共产党要的恰恰就是这种效果。苏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们也好，中国的雷锋也好，红卫兵、红小兵也好，他们的不同肤色的同志们也好，之所以一概都沦为了“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的政治炮灰，成了共产党独裁暴政可悲的牺牲品和殉葬品，不正是被“驯服工具论”毒害，奴性十足一切唯上的结果么！ 与民主国家不同，纳粹和共产党从不把人当做人来对待，他们需要的只是惟命是从的奴隶，而不是具有独立意识的公民。“为元首誓死效忠”也好，“做党的驯服工具”也好，都是要把人变成这样的奴隶。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23：纳粹英雄赫斯特与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和纳粹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们都热衷于塑造符合其政治标准的虚假英雄，以此来影响和左右民众的人格，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充当自己的政治炮灰，为其卖命。 ——题记 纳粹时代的德国曾有一位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名叫赫斯特。学者赵刚在《戈培尔的收音机》一文中，曾为我们生动地讲述了他当年如何一夜成名的逸事。 故事发生在1930年1月14日。当夜，一声凄厉的枪声，从柏林弗里德里希海恩区一幢破旧的公寓中传出，划破了夜晚的寂静。 这个街区被当时的上流社会称之为“柏林最肮脏的地区”，是穷苦的工人、失业的流浪汉、落魄的酒鬼、蛮横的流氓、凄惨的妓女这些社会底层的栖息地。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酗酒、辱骂、吵架、争斗、凶杀习以为常。因此，对于枪声，周围的邻居似乎司空见惯，甚至没有人推开窗户张望一下。 在混乱的30年代，整个柏林几乎成了血腥的战场。为了能使纳粹党获取国会议员中的多数席位，戈培尔为希特勒出谋划策：“谁能征服街道，谁就能征服群众，谁能征服群众，谁就能征服国家”。于是，由失业者、退伍军人、城市流浪汉、甚至是一些无赖、流氓组成的纳粹冲锋队，便在街道上寻衅滋事，打砸、毁坏犹太人的商店、咖啡厅、百货商场，与街区中的共产主义组织——“红色阵线”辩论、吵骂、打架，甚至相互进行谋杀。一位美国记者曾经这样描述道：柏林，“整个城市染上了流行性的恐怖症。大家都在私下谈论午夜抓人的事，谈论冲锋队在兵营里拷打被捕者，胁迫人们向列宁的相片吐唾沫，吞蓖麻油或是吃过期食物。”“仅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就有99人被杀，1125人在街道争斗中受伤”（美国罗伯特?埃德温?赫泽斯坦《纳粹德国的兴亡》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46页）。 这次遭受枪击的伤者，是一个年仅23岁的纳粹冲锋队队员，名叫赫斯特?威塞尔。他脸上中了致命的一枪，殷红的鲜血，顺着年轻、略显稚气的脸颊，汩汩地流淌在肮脏的地板上。 到底为什么赫斯特中了这一枪，各种传闻，扑朔迷离。 有人说，赫斯特欠下了女房东的房租，赖账不还。这天晚上，恰巧被这位房东寡妇堵在家中。赫斯特恼羞成怒，不仅不还债，而且依仗自己是冲锋队，还声色俱厉地威胁房东。结果，叫这位寡妇一枪击中了面部。 另有人说，是共产党策划了这起枪击案。因为赫斯特是弗里德里希海恩区纳粹冲锋队第五突击队的头目，而这个区是共产党“红色阵线”的地盘。赫到此后，凭借狂热的法西斯精神，以及精明、果敢，组织冲锋队频频对该地区的共产党支部进行偷袭，使这个地区的共产党势力元气大伤。对此，“红色阵线”对赫斯特恨之入骨，曾在德国共产党报纸《共产主义红旗》发表文章，宣称要“打击一切法西斯主义者”。 其实，真实情况，既不是寡妇开枪，也不是共产党行刺，而是嫖客动手。原来，赫斯特到公寓中是去嫖妓，对这位风尘女子，他确实动了真感情，表示要“爱你一万年”。不料，这位烟花女子水性杨花，另有所爱。结果，赫斯特在与其他嫖客的争斗中，中弹受伤。（英国 J.M.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文汇出版社，第94页）赫斯特被抬到医院，在病床上挣扎了一个多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赫斯特?威塞尔出生于德国西部的比勒费尔德,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当时魏玛共和国政局动荡,许多年轻人都纷纷加入各种政治团体。作为一名求学的知识青年赫斯特也不例外,他曾经先后加入了多个政治社团,最后成为了纳粹党的一员。赫斯特加入冲锋队之后，不得不暂时中止他所钟爱的法律学习，如果在和平年代，他也许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像赫斯特这样的冲锋队员死于政治斗争者何止成百上千，但这个年轻人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默默无闻，与其说是命运之神，倒不如说是戈培尔，让他的名字永远地留在了德国历史上。 为了能使希特勒在大选中获得更多的选票，特别是能够争取到德国中下层人民的支持，纳粹党急需塑造一个英雄，一方面鼓舞冲锋队的士气，继续打击民主进步势力；一方面可以造成声势，扩大纳粹影响，进而借机壮大冲锋队的力量。恰逢其时，出现了赫斯特?威塞尔的枪杀事件。戈培尔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赫斯特的利用价值不仅在于他的出身（中产阶级，背景良好）、年龄（23岁，对青年具有感召力）、相貌（英俊的美男子，容易获得同情心和好感），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对法西斯主义的狂热，特别是他的诗歌影响。 赫斯特死前曾写过一首《旗帜高扬》的短诗，几个月前寄给戈培尔。戈培尔开始并未在意，此刻，他却灵感大发，急中生智，忙命人将赫斯特的短诗改编成了一首歌曲。 在诗中，赫斯特写到： 旗帜高扬！团结一心！ 这就是后来风靡整个纳粹德国的“赫斯特?威塞尔之歌”，也叫《旗帜高扬》。这首歌在1931年被列为纳粹党的党歌，是纳粹德国重大场合必唱的歌曲，堪与德国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并列。 尽管这首在文学意义上不值一提的歌曲被吹捧成了纳粹至高无上的党歌，但当时仍有不少人发出疑问：为什么“军号是最后一次吹响”？是不是“不加入纳粹的队伍就太晚了”？“民族社会主义肯定能带来自由与面包”吗？然而，甭管什么质疑，也甭管什么嘲讽，在戈培尔眼中，这些统统是扯淡！他打心眼儿里根本就不屑一顾。戈培尔认为宣传的唯一目的，就是“征服民众”，所以，诗的功能不在于吸引人，而在于胁迫人。“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艺术。因此，“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 为了达到宣传效果，能在工人队伍内部引起反响，戈培尔认为最好能把“学生赫斯特”说成是“工人赫斯特”。戈培尔手下的喽罗犯难了，总不能瞪着眼瞎说吧。再说了，即使是瞎编，也总得叫人相信。于是，这个烫手的山芋，又转回到戈培尔手中。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戈培尔不愧为博士，他琢磨，要把假话说得跟真事似的，就不能凭空造假，这样干，容易露出破绽，造假也要有点技术含量，必须是假中有真，真里藏假，真真假假，叫人摸不着虚实。于是，他大笔一挥，在赫斯特的悼词中妙笔生花，将赫斯特说成“是有着知识分子头脑的工人”。这样一来，谁也挑不出毛病。既不否认他是知识分子，又点明了他是工人。左右逢源，虚实难辨，戈培尔果然是谎言大师，骗中高手。 接着，戈培尔又将赫斯特捧为“有着民族主义的信仰的社会主义者”，如此一来，赫斯特就有了工人运动英雄的名号。由于赫斯特?威塞尔是在工人居住区被杀，戈培尔便以此大做文章，将赫斯特说成是在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遭受暗杀，以身殉职。 从造假开始，到说谎结束，环环相扣，云山雾罩，指鹿为马，以假乱真。戈培尔将一个嫖客改头换面，包装成了一个纳粹的烈士，把一场争风吃醋的流氓斗殴，演变成了一场严肃的政治谋杀，谎言编排得滴水不漏。 折腾完死人，紧接着折腾活人。戈培尔不仅要“用死人骗活人”，而且还要用“死人压活人”。为了使赫斯特的葬礼隆重而有影响，戈培尔对安葬仪式作了精心安排，在柏林的纳粹党党员要全体参加，党魁要举行公开演讲，同时，还在葬礼中安排了三万名冲锋队员，身穿褐色制服，高举卐党旗，列队穿过柏林主要街道进行葬礼游行，最好还要诱使反对派，特别是共产党出来搞对抗性示威，产生爆炸性的新闻效果，让媒体有炒作的题材。 葬礼当天，纳粹党的主要党魁戈林、戈培尔、冲锋队头领普费弗、以及奥古斯特?威廉?冯?普罗森王子等社会名流都参加了葬礼。在墓地，戈培尔满怀激情地宣读了对这位英雄的悼词，在仪式的高潮部分，一群由冲锋队员组成的合唱队第一次演唱了《旗帜高扬》，气氛渲染得十分强烈。 尽管赫斯特是戈培尔精心制造的一个纳粹谎言，但在戈培尔的导演下，却产生了极大的杀伤力。就在赫斯特的葬礼过后5个月，1930年9月14日，纳粹在国会中的席位由12个一跃增至107个。在第二天出版的《种族观察家》报上，记者用《旗帜高扬》中的“为褐衫军团让出街道”这句歌词，作为希特勒大选获胜的通栏标题。 戈培尔私下曾说，他看中赫斯特，其实就是想利用他诗中“希特勒的旗帜将在所有街道飘扬”这句话来做文章，仅此而已。赫斯特?威塞尔嫖妓身亡，没有白死，他成了党的烈士，纳粹的英雄，冲锋队的楷模。希特勒当政后，对赫斯特的宣传更是铺天盖地。赫斯特作为民族社会主义的光辉形象，不仅频频出现在宣传画、书籍和电影中，而且纳粹当局还为他建立了纪念碑和凋像，许多城市的街道、广场，甚至军队的番号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每年在他的忌日，纳粹领导人都要到柏林的赫斯特?威塞尔墓祭奠，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赫斯特生前领导的第五突击队活动所在的弗里德里希海恩区被改名为赫斯特?威塞尔城。1937年，纳粹政府接管了德国共产党总部 ，将“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家”更名为“赫斯特?威塞尔之家”，变成了柏林——布兰登堡冲锋队的据点。（以上内容见《随笔》2008年第2期《当虚伪也成为虚伪时：纳粹党歌诞生记》） 纳粹英雄赫斯特的成名故事，很容易让中国人联想到雷锋。 在中国，提起雷锋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在中共塑造的众多“英雄人物”中，他的知名度最高。不仅如此，雷锋在大陆其实已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成了一个典型的政治概念——“雷锋精神”，成了共产主义的人格样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英雄人物与纳粹英雄赫斯特一样，也是党的宣传机器用造假手段精心打造出来的虚假典型。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大量的雷锋照片是如何出笼的。 雷锋给人们的印象是如此的亲近生活，同时又是完美无瑕、形象照人，这与图片的宣传作用是分不开的。《雷锋照片背后的故事》（见《三联生活周刊》/王小峰）一文说，“1949年以来，通过影像传播给中国公众带来影响的人物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可能就是雷锋。”“在雷锋短暂的22岁生命中，拍过的照片有六七百张。一个普普通通的解放军战士，在那个年代能拍这么多照片是罕见的-----可以说，1949年以来，通过影像传播给中国公众带来影响的人物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可能就是雷锋。” 据报道，曾经有四位美联社记者，专门到抚顺雷锋纪念馆采访，他们指着雷锋给伤病员送月饼、扶送大娘的照片说：雷锋做好事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为什么雷锋做好事还有照片，这是不是“导演”出来的？这个问题提的很有针对性。 大陆媒体披露，当年为雷锋拍照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位叫张峻，他给雷锋拍过223张照片，很多有影响的照片都出自他手;另一位叫季增，他给雷锋拍的照片也有200多张，在雷锋入伍到牺牲的953天的时间，他平均每4天就给雷锋拍摄一张照片。 据张峻和季增回忆，后来传世的雷锋照片，几乎很少有抓拍的，绝大多数都是他们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和上级指示创作的。在这些照片中，有一部分是拍摄者根据当年流传的经过加工的雷锋事迹“补拍”的。姑且不论这些事迹的真实程度，即使它们全都是真实的，“补拍”这种方式也明显有违照片的真实性原则，何况这些事迹的真实性还很令人怀疑呢？！ 更多的照片则是拍摄者或冥思苦想，或灵机一动，“摆拍”与“导演”出来的。 在汽车驾驶室里读《毛选》是雷锋传世照片中十分有名的一幅，它的导演兼拍摄者是张峻。当时，他想拍一张雷锋把毛泽东思想当成精神食粮和前进方向的照片，构思了很久，一直没有灵感。一次，他在看雷锋修车，突然来了灵感，便对雷锋说，赶紧坐到驾驶室里，让雷锋拿出《毛选》，就这样，一张具深远影响力的《粮食?武器?方向盘》就这样诞生了，这张照片后来在“文革”期间被放大成忠于毛泽东的最直观影像。张峻说:“照片洗出来之后，我一看，就非常遗憾，雷锋左手拿书是从方向盘里套过来的，看上去很别扭。后来由于工作比较忙，也没有再重新去拍这张。” 季增回忆当年他给雷锋摆拍的经过时说，一次，“《解放军画报》记者吴加昌来采访雷锋，回去后他写信说缺少一张破题的照片，让我拍一张能表现雷锋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和他职业特点的照片，我就反复想怎么拍。正好运输连进来一辆‘解放牌’汽车，有天早上，我让连长把车弄好，让雷锋用被地主婆砍了三刀的手去擦车，一共拍了七八张，很多人都是通过这张照片认识雷锋的。” 有一张雷锋握着冲锋枪，戴着棉帽站在一排树前面的照片十分出名，可以说是雷锋形象的代表作，也是摆拍的，摄影者叫周军。雷锋是工程兵，根本就没有冲锋枪，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开过冲锋枪。摄影师跟人借来了棉帽子和枪，一张虚假的照片就这样产生了。更有甚者，雷锋去世后，为了能把雷锋的形象树立得更高大完美，他背后的那排枯树又被换成了黄山的迎客松。 据张峻和季增回忆，对于他们的导演和摆拍，雷锋当年不仅积极配合，而且很擅长按别人的意图去摆姿势。 面对人们对这些照片的质疑，张峻说:“没有办法，当时的历史条件就是那样”。“领导这么要求，我们必须那样做。” 可见，绝大多数传世的雷锋照片都是程度不同的造假之作，都是当年政治需要的产物！ 不仅照片，有关雷锋的其它宣传材料也带有明显的造假痕迹。如所谓的《雷锋的故事》，就是在不同时期按不同需要而编造和修改的，可谓漏洞百出，其中疑点最大的是雷锋的死亡经过。 1962 年的一天，雷锋在指挥战友倒车的时候，被电线杆子砸在头部，伤势过重，大脑溢血，停止了呼吸。雷锋终于实现了他为“ 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理想。踏上了不归路。这是大家熟悉的《雷锋的故事》里的一段描写。我们都相信了。然而这个故事却欺骗了中国人民40 年。 最早听到的异议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在军队管理汽车的人愤愤不平地讲，雷锋是找死，他是渎职。一个指挥倒车的人应该站在最佳位置，应该站在看得最清楚的位置，怎么让自己指挥的汽车撞倒电线杆子，而且还把自己压死了，可能吗？他当时在干什么？他不是在开小差吗？ 在网上有另一个声音：雷锋真的是这样的死的吗？一辆在倒车的车的力应该不至于推倒电线杆，这么大的力，司机在车触到电线杆的时候肯定有感觉的。还有电线杆是倒下？不太可能的，电线杆埋得很深的。现在不是经常有车撞到电线杆，结果车毁了，电线杆还是无事，所以电线杆被撞倒几乎不可能。这样的话，要被压死，只有电线杆被撞断，可是学过力学的都知道，在有电线在上面拉住的情况下，雷锋至少还有 5秒的时间反应，不可能就这样被压死。 更多的人开始清醒：雷锋的职业是司机，事故发生的前一刻他正在指挥另一司机倒车，结果车撞在电线杆上，他自己也横尸当场。在这起事故中，雷锋对自己的失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没有人去追究这个事情的细节，因为他很快成了人们的榜样，榜样又被强行规定必须是白玉无瑕的。雷锋是一起交通事故的肇事者，是一个损坏国家财产的犯人。然而他却摇身一变成了烈士，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为什么会这样哪？！因为共产党喜欢 “造神”。 然而故事还没有完，那些当年编造《雷锋故事》的有心人又开始出来活动了，一本新版《雷锋的故事》修改了这个结尾：1962年8月15日上午8点多钟，细雨霏霏，雷锋和他的助手乔安山驾车从工地回到驻地。他们把车开进连队车场后，发现车身上溅了许多泥水，便不顾长途行车的疲劳，立即让乔安山发动车到空地去洗车。经过营房前一段比较窄的过道，为安全起见，雷锋站在过道边上，扬着手臂指挥小乔倒车转弯； “向左，向左…… 倒！倒！”汽车突然左后轮滑进了路边水沟，车身猛一摇晃，骤然碰倒了一根平常晒衣服被子用的方木杆子，雷锋不幸被倒下来的方木杆子砸在头部，当场扑倒在地，昏过去…… 虽然进行了改编，可是漏洞还是有，没有办法，一个参与过创作《雷锋的故事》的军队摄影记者张峻又出来圆场，这回是亲自现身在以造谣为己任的中央电视台，他说：“电影《雷锋》、《离开雷锋的日子》，以及《雷锋的故事》等文学作品，在报导和解说雷锋之死时都有错误： “8月15 日上午10点半（注意：时间改了），从外地运了服装回来，回来以后，这车需要保养了，（注意：开始八股式的文艺创作了）那么雷锋就跟连长提出来，我们自己保养，这个时候雷锋想锻练一下乔安山，让乔安山开着车到车厂去。我们那个营房，这个房子和这个房子中间有个道，门这块儿有两个杆子，实际也当门，是晒衣服的，不是电线杆子，现在外头报导，雷锋的故事也好，写的也好，电影也好，《离开雷锋的日子》也好，都是这么粗的一个电线杆子，实际不是电线杆，就是这么一个方木杆，很细的一个杆子，就这么高，（乔安山）开上车以后，他告诉雷锋这不行，这弯拐不了，你赶快过来，雷锋说开呀，往前走，这时候就熄火了，他说走走，赶快走啊，不是往后退，现在传了 40年都是倒车，不是倒车，是往前开车，那么雷锋就在这儿，在车底下指挥他，走啊走啊，乔安山一加大油门一下就走了，这个杆子打在雷锋右太阳穴上，打完以后，乔安山开车走了（注意：车撞了东西，一个职业司机还不知道），到洗车厂了，班长哪儿去了，有个新兵就喊，雷锋叫车轧了，实际不是轧了，是杆子打了，连长就出来了，乔安山赶快就回来了，就抱着雷锋，这时候雷锋不省人事了，也没说话，血往下淌， ……” 一个人的死这么大的一件事、这么严肃的事情就这样被改来改去，还在全国各地传播，为什么要改呢？因为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就是要编故事。这也就是《雷锋的故事》的编写过程，不断完善，然而编造的就会有漏洞！ 按理讲，日记属于比较私人的东西，不应该有什么瞎编的可能性，但是这个规律在中共那里也是不适用的，所谓的《雷锋日记》也是中共为了包装雷锋的需要而编造的，其中的漏洞和虚假的痕迹同样随处可见，下面便是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雷锋如何 “艰苦朴素” 的。 在《雷锋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有一次我班的一个战友买回一个新牙刷，他把那个旧的丢在地上，我看到那个旧的比我的还好，就从地上拾了起来，经过消毒，我就自己使用。当时那位战友说我是小气鬼，我说：“这个牙刷很好哇，还可以继续使用，为了节约嘛！”同时我还到处捡牙膏皮子，因为牙膏皮子里面还有剩下的牙膏，把它挤出来装在一个瓶子里自己使用---- 大家都知道那年头牙膏皮可以卖钱，人都穷成那分了，谁舍得丢牙膏皮。还有，在那个年代使用“消毒”这个词显然像是作报告时的用语，而不是一个文化不高的雷锋的日记中应该出现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雷锋抓“反革命”的。 日记中提到，某天，从雷锋所在部队驻地的一座大山上，下来一个磨剪刀的人。他在部队的屋前屋后转来转去，鬼鬼祟祟地像要找什么东西似的，不一会又拿出本子记下什么。 雷锋发现他在一家门前磨剪刀，还一边问老乡：“此地驻有多少军队？”另外还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于是雷锋就认为他非常可疑，就上前盘问那个磨剪刀的人。 “你从哪里来？” 雷锋翻开记帐本，他认为发现了非常重要的军事机密，并且，他认为那个人神色慌慌张张，言行可疑，就把这件事立刻报告了上级，上级派人把那人送到当地公安局。后来，公安局的同志打电话告诉雷锋说：“那个磨剪刀的人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从这篇日记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许多疑点，第一，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部队的驻地怎么可能那么轻松地让陌生的人靠近部队的营房，哨兵都干什么去了？！，咋就那么巧被雷锋发现了，如果事实如此的话，那个“反革命”是否也太大胆了，居然明目张胆地到处转，还做记录，还跟别人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 这好像不符合常规。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问，雷锋的日记是如何写成的呢？大家都知道雷锋小学都没有读几年，因此有着非常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地主有着深仇大恨（不像知识分子，书读多了，对阶级敌人恨不起来）。但仇恨并不能化为文字，好的文字需要一定的训练才能产生。你看雷锋日记，排比句那么多，就是大学本科毕业生也未必能创作出来。现在也有文字透露了当初雷锋日记是如何出炉的，原来是解放军报的编辑记者在一个月内奉命集体创作的成果。难怪现在市面上不太见“雷锋日记”这本书了，当年发行量可是仅次于毛选。 还有一件事更具讽刺意义！ 中共的宣传说，雷锋出身贫寒，所以特别珍惜毛主席给他带来的幸福生活。穿破了的袜子是补了又补，舍不得丢弃。他总结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但在雷锋的遗物中，人们却发现了好些时髦高档商品，其中有一块梅花牌手表。梅花牌手表是什么概念呢？雷锋当时的工资是每月8元，而梅花表价为200元以上。换句话说，雷锋把两年多的工资全都积攒了下来买了这块梅花表，这与现在的月光族女孩把钱都花在化妆品上有什么区别呢？一个女孩天天吃酸菜，为的是省下钱来买高档化妆品，你能说这女孩是艰苦朴素吗？ 总之，从各方面来看，中共宣传的雷锋与真实的雷锋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以后者为原形，按照当年的政治需要，经过反复改编、拔高、加工塑造出来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假典型。 在中国，这样的假典型还有许多，在苏联等其它共产党国家也都一样。 编造假典型是谎言宣传和精神控制的重要一环。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纳粹和共产党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们都热衷于塑造符合其政治标准的虚假英雄，以此来影响和左右民众的人格，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充当自己的政治炮灰，为其卖命。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闹剧不是仍在上演么？！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24：纳粹的“妖术”与共产党的“魔法” 共产党和纳粹之所以热衷于对民众行“妖术”和施“魔法”，无非是为了通过构建特殊的环境，营造特殊的氛围，运用特殊的手段，采取特殊的方式，让民众象吸食了毒品一样，完全放弃自己的理智和意志，从而被彻底洗脑，在神魂颠倒和不知不觉之中，听任他们的摆布和愚弄。 ——题记 今天，如果你去德国纽伦堡旅游，一定要去齐别林广场看看，尽管那里可供参观的遗迹并不多，但当年却是希特勒举行党代会的会场，曾经见证过纳粹历史上疯狂的一幕。 与今天的冷落空旷截然相反，1934年9月的齐别林广场曾是整个德国的兴奋点所在——一年一度的纳粹党代会就在这里举行。从纪录片《意志的胜利》保存下来的当年的影像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广场上高高耸立着一座长四百五十米，高二十七米的主席台，从远处望去，显得格外庄严和巍峨。在这座主席台的上方，悬挂着希特勒亲自设计的纳粹党党旗，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着一个黑色“卐”字，十分醒目。一只巨大的普鲁士雄鹰凋像，高高地悬在纳粹党旗的上端，桀骜不驯，睥睨一切，展开的翅膀竟达三十二米。在它的周围装满了空军的探照灯。入夜，灯柱冲天而起，高度达八千米，不但将整个天空照射得如同白昼，而且把夜晚的广场装扮得宛如宗教的殿堂一般神圣。广场内，成千上万的纳粹旗帜迎风招展，数十万群众和军队聚集在此，举旗列队，高举火炬。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鼓乐声以及瓦格纳的雄浑乐曲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令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国交响乐。 在万众瞩目中，两眼发光的希特勒登上了高大如圣坛一般的检阅台，只见他左手大拇指插进皮带扣环里，右手僵直地伸向前方上空。这时，一盏探照灯射出的追光罩住了他，使他看上去就像降临人世的上帝。紧接着，这位大独裁者开始演讲。“是上帝引导我们发动这场运动。这次运动不是哪一个凡人创造的。这是上帝的旨意，由我来领导执行。我每一天每一刻都想着德意志人民。我们要建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那极富煽动性的语言，魔力十足的声音，伴之以极度夸张的脸部表情和身体姿势，让在场的纳粹信徒听得如痴如醉。演讲不时被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所打断，结束后欢呼声更是经久不息。随后，纳粹副元首赫斯宣布：“从此以后，纳粹党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胜利！万岁胜利希特勒！！”话音刚落，全部在场的人又一齐跟着他振臂高呼“万岁希特勒！”，疯狂地向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致敬。 如果有谁以为这只是第三帝国历史上的偶然一幕，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整个纳粹时代，这样盛大的群众集会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纳粹当局对举行有大众参与的公共活动和仪式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这类活动不但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且形式多样，除了像党代会这样的大型群众集会，还包括政治庆典、宣誓、游行、阅兵和无处不在的纳粹式敬礼等。 在纳粹德国，重要的政治庆典有一长串。每逢这样的日子，当局都要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和仪式。1月30日是一年之中第一个重大的政治性纪念日，希特勒在这一天被任命为总理。接下来的2月24日不仅是纳粹党的建党纪念日，也是纳粹党二十四条章程的纪念日。3月，纳粹当局设立了英雄纪念日，引导14岁的青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或德国女子联盟。4月20日，整个德国到处都充斥着对希特勒的一片溢美之词，因为这一天是他的生日。5月的第一天是休假，这个假日是纳粹当权后才实行的。每年的9月，纳粹党都要在纽伦堡举行盛大的党代会。在西方国家，圣诞节标志着一年的结束，但纳粹德国却是个例外，一年是以纪念1923年11月9日政变失败而结束的，活动由当年的参与者组织。纳粹元老们行军到陆军元帅会堂，在那里希特勒亲自与死去的英雄亡灵对话。 宣誓是纳粹公共仪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参加纳粹党的人都要集体宣誓：“我宣誓忠于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也忠于他委任的上级，无条件地执行上级的一切命令。”除了入党，纳粹当局还经常组织不同职业的人群分门别类地举办各种集体宣誓活动，包括普通士兵、护士、学生、邮电职工、铁路职工等等。宣誓的手势与向《圣经》宣誓的手势是一样的，而且是全国统一的。 游行和阅兵在纳粹时代也很常见。游行有火炬大游行，有时甚至连续几天。还有化妆大游行，队伍中充斥各种象征德国民族文化和纳粹文化的彩车。在各种各样的游行中，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场景就是，希特勒为旗手和旗帜“加持”、“开光”。在参加游行的纳粹信徒看来，被希特勒抚摸一下似乎便拥有了无限的力量。 举凡纳粹举行的公共活动和仪式，不管是盛大的群众集会，还是政治庆典、宣誓、游行、阅兵、行纳粹礼等等，通常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队列整齐，场面宏大，氛围热烈，仪式庄严。每个参与者在其中都是微不足道的配角，而统领全体参与者和整个场面的则是高高在上的纳粹党魁。在这种活动和仪式中，最着名的当数群众集会，其中又以党代会最具代表性。它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主题，通常安排在晚上。集会期间，常常要举行火把游行，并由纳粹领导人对参加者发表激情四溢的讲话，听众会不时报以阵阵欢呼。 公共活动和仪式在纳粹时代的风行绝非偶然。美国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对此曾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它们“使个体的差异融化到集体的和谐之中，”用“狂热的集体陶醉剥夺了个体的理性和意志”，“将大众卷入热情的疯狂爆发之中，卷入集体的、几乎是宗教性的对一个人的崇拜当中”，“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用神秘的领导关系连接起来”。不仅如此，这类活动和仪式还“具有相当的激情力度，以至参与其中的人将经历‘从蠕虫成为巨龙一部分的变形’，同时感受到重新充满活力、获得力量和得到拯救。”（注1）换句话说，通过置身这种活动和仪式之中，小人物得以有了参与和感受伟大事业的机会，从而获得了个人历史价值的肯定，拥有了创造历史的神圣感和庄严感。最终，“在辉煌的场景中（如由埃伯特?施佩尔设计的主教之光，探照灯照亮夜空，产生了身处大教堂的感觉），或者在明亮的太阳下排列完美的冲锋队编队中，纳粹政权成功地复制了自己的最高理想，即一个掠夺者的国家对弱者不会显示出任何怜悯的理想。这是从古老的亚述帝国之后，世界再也没有看到的邪恶之花。”（注2） 希特勒曾说：“对待群众，要像对待女人一般，因为女人心甘情愿屈从于力量，因此无需考虑群众的理智，只要打动他们最原始的感情。”希特勒还说：“群众是守旧和懒惰的，他们不喜欢看书，也不喜欢思考，他们应该看见自己前面有一个敌人，应该只知道一个上帝。”正如克劳斯?费舍尔指出的那样，“希特勒了解德国人。进入他们心里最安全的道路，是唤起他们宗教的、浪漫的敏感性。”“转变（笔者注：即洗脑）在最深的层次上需要感情而不是头脑。”（注3）显然，纳粹的群众集会、政治庆典、宣誓、阅兵和游行等正是这样一种进入民众“心里”的“道路”。说白了，所谓“打动他们最原始的感情”,“唤起”德国民众的“宗教的、浪漫的敏感性”，让他们发生“转变”，其实就是蛊惑德国民众的人心，迷乱他们的心智，从而在精神上控制他们，群众集会、政治庆典也好，宣誓、阅兵和游行也好，都不过是用来达到这个目的伎俩。形象地说，也就是纳粹耍弄的“妖术”。 既然是妖术，当然能叫人中邪。当纳粹时代的疯狂成为历史，德意志民族重新恢复了理性，从不受控制的激情中摆脱出来，能够冷静地反思历史时，许多人都被过去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惊得目瞪口呆。就像着名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所总结的那样，“在过去的十二年里，我们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它们似乎重新铸造了我们。我这样形容这件事情：魔鬼暴风雨般地袭击了我们，把我们和他们一道卷进了使我们看不见、听不到的混乱之中，我们体验了类似于中世纪后期巫术中邪的东西。”（注4） 与纳粹一样，共产党也是蛊惑人心的行家里手，纳粹的伎俩固然高超，共产党的手段也很娴熟。 自从《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许多人都明白了，共产党在表面上虽是人世间的一种政治组织，但其本质其实是魔教，在背后支撑它的是一个反宇宙的巨魔。《圣经》中称它为“撒旦”或“红龙”，中国古代的预言则称之为“火龙”或“赤”。既然是魔教，当然就有“魔法”。这魔法也就是它蛊惑人心，迷乱人心智的手段，其作用与纳粹的妖术十分相似。 就形式而言，共产党的“魔法”与纳粹的“妖术”可谓大同小异。纳粹热衷于公共活动和仪式，共产党也同样乐此不疲。 比如搞宣誓，共产党就跟纳粹一样起劲。凡是在共产党国家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加入它的党团队组织是要发卖身毒誓的，入党要宣誓，入团要宣誓，入少先队同样也要宣誓。尽管许多人从小到大参加过各种宣誓活动，但却很少有人会去想一想，发誓是对诸天神佛的承诺，既然共产党天天嚷嚷世上没有神佛，为何总不厌其烦地拉人宣誓，而且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呢？从修炼的角度来看，那是因为作为共产魔教的入教仪式，发生死毒誓能让人自己主动地招引邪灵上身，其结果就是前额被打上兽印，共产邪灵也就能够堂而皇之地附体人身了（民间称之为“鬼上身”）。不管你认为是走形式也好，非真心也好，或根本就不相信也好，只要你发了毒誓，你就成了魔教的一员，你的身体里就潜入了一个世上最邪恶的灵体，在你根本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它就会深入你的微观身体，影响你的思维、阻断你与真实宇宙的连接。 象纳粹一样，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庆典也很多。什么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建军节、国庆节、党的生日、党魁的诞辰等等，不一而足。每逢这些节日，党往往都会举行各种名头的大型庆祝活动，包括阅兵、游行、烟火晚会等。 文艺演出也是一种公共活动，对于用它来蛊惑人，共产党的热情显然比纳粹高得多，技巧也高超得多。 用当下的流行语说，共产党国家搞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文艺演出，也就是所谓的唱红歌奏红曲演红剧。关注中国的人想必都注意到了，大陆近年来兴起了一股唱红歌的热潮。几年前，这一热潮在重庆发端，此后迅速升温，愈演愈烈，很快就波及到了整个中国。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各地为了吸引眼球，出政治风头，互相攀比成风，以致唱红歌的规模越来越大，花样越来越多。据大陆媒体报道，2011年6月29日上午，重庆奥体中心内红旗飘飘，歌声飞扬，一场规模空前的红歌演唱会在此举行。演唱会以一曲《跟着共产党走》打头，接下来全国108个合唱团的演员们轮番上阵，相继演唱了《遵义会议放光辉》、《过雪山草地》、《延安颂》、《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保卫黄河》、《在太行山上》等经典红歌。最后，演唱会在全场10万人共同起立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结束，创下了唱红歌的新纪录。在大张旗鼓唱红歌的同时，为了迎接中共九十周年纪念日的到来，官方媒体还竞相推出了一系列以所谓“歌颂党成立九十周年”为主题的红色文艺宣传活动。一时间，中华大地上，红歌刺耳，红曲回荡，红剧热播，人们彷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充斥着政治喧嚣的毛时代。 象纳粹一样，共产党国家的公共活动和仪式也少不了这几样基本要素：一是数量可观的群众。比如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一次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二是大场地。天安门是中共经常搞大型活动的地方，号称全球第一大广场，而且自1949年以来一直在不断扩建。三是精心营造的环境和氛围。现场通常都要布置大量的红旗、标语、画像等，并伴之以激昂雄壮的音乐和歌声。四是党魁亲临现场。他们通常站在一个可以俯瞰全场的高处，比如天安门城楼、观礼台等，操控着活动的进行。有了这几样东西，不管搞什么活动，自然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邪恶的能量场，被包围在这个场中的人，就更容易失去理智，更容易被共产邪灵影响和左右，变得犹如着魔一般，当年天安门广场上手舞足蹈的红卫兵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 除了公共活动和仪式，党话也是共产党惯于玩弄的“魔法”之一。与人类的正常语言不同，共产党有一套自成一体的魔鬼语言，即所谓的“党话”，其实也就是共产党独创的“红色咒语”，里面充斥着谎言、逻辑陷阱和对人类正统文化的诅咒。大家知道，语言是一种能量，更是一种生态，不同的语言背后有着不同的信息。传统巫术中的咒语能藉助语言的力量与自然界中的负面能量沟通，同样，当人们念动党话或用其进行思考时，其背后的邪恶因素也会对人发生影响，同时与自己身体内的共产邪灵相呼应，使其进一步得到强化。当人完全用党话来思考问题、判断是非时，他们就成了被共产党随意操控的完全丧失自我的无脑人。只要共产党念一念它的咒语，他们就会想共产党之让其所想，做之让其所做。为什么毛泽东一句话就会让红卫兵像吃错药似地到处造反？为什么现代粪青们只要一听“封建迷信”、“干涉内政”、“反华势力”、“爱国主义”等等词汇马上就会群情激奋、泼粪骂街？就是因为他们被这套“红色咒语”给迷住了心窍。 共产党的“魔法”还包括了日常的政治仪式。比如政治学习、升国旗、播报党新闻等等，尤以文革时的“早请示晚汇报”、背“老三篇”和跳“忠字舞”为最典型。大型活动毕竟不可能天天搞，日常的政治仪式则可以经常做，甚至可以天天重复进行。通过这种方式，共产党将各种邪恶信息反复不断地、强迫式地、铺天盖地地输入民众的头脑之中，让他们强迫记忆，最后以至于由麻木、烂熟到模彷、自觉使用。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洗脑不仅需要诉诸头脑，更需要诉诸感情；用谎言和歪理去说服人固然有效，在情感上打动和迷惑人或许更有效。人的心智一旦迷失了，无论多么虚假的谎言和多么离谱的歪理都可能信以为真，从精神上控制就容易多了。共产党的“魔法”和纳粹的“妖术”，正是看准了这一点，通过构建特殊的环境，营造特殊的氛围，运用特殊的手段，采取特殊的方式，让民众象吸食了毒品一样，神魂颠倒，集体抽风，完全放弃自己的理智和意志，从而被彻底洗脑，在魂不守舍和不知不觉之中，听任他们的摆布和愚弄。 ———— 注1、注3：译林出版社《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见360-362页 又：本文还引述了《解析共产党邪教的红色厌胜巫术》中的有关内容。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25：“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与“我总想战斗” 生命不息，斗争不止，是共产党和纳粹的共同本性。如果有一天他们宣布放弃斗争了，那也就不叫共产党和纳粹了。 ——题记 早在青年时代，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就立志要“投身斗争”。他曾在诗中充满激情地宣称： 我不能安安静静地生活， 让别人享受到， 我的命运就是投身斗争， 怀着这种沸腾的激情，马克思与他眼中的敌人整整斗争了一生。晚年时，女儿问他：你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马克思从嘴里只吐出两个字：斗争。 再看马克思之后的共产党领袖，个个也都好斗，骨子里都继承了老祖宗的斗争基因。毛泽东年轻时就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句经典的毛式格言准确地概括了共产党领袖共同的人生志趣。 共产党的理论也充满了斗争的火药味。 翻开《共产党宣言》的正文，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注2） 36年后，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再次重申：“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注3） 毛泽东也说过：“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注4） 鼓吹阶级斗争是共产党理论的核心所在。在共产党的领袖们看来，人类的历史不但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且是在阶级斗争的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说：“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注5） 马克思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还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注6） 在斯大林看来，“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这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过程，这是斗争，这是与阶级冲突相联系的过程。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但是不能把它简单地跟一棵已经十分腐朽、自己一定会倒在地上的树相比。不，革命，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总是斗争，是痛苦的残酷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注7） 毛泽东在谈论封建社会时也持同样观点；“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注8） 在共产党的领袖们看来，阶级斗争不但贯穿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到了共产党掌权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仍然长期存在，甚至可能十分激烈。 列宁认为：“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注9） 毛泽东说得更形象：“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注10）“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注11） 共产党不但在理论上鼓吹阶级斗争，而且在实践中也最热衷于进行阶级斗争。没有取得政权前，是为了夺权而斗，取得政权后，是为了维持和强化政权而斗。不但要跟党外的敌人斗，同时还要跟党内的敌人斗。 跟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共产党领袖一样，希特勒也特别好斗。“人类中总有一部分愿意挺身而出去战斗，他们比千百万其他同志贡献的更多。他们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发誓‘我坚信！’，更是坚决地说‘我要战斗！’”希特勒在纳粹党代会上满怀激情说出的这段话，充分表现了他的这种个性和志趣。 纳粹党的理论也深深地打上了希特勒好斗的烙印。如果说鼓吹阶级斗争是共产党理论的核心，那么鼓吹种族斗争则是纳粹党理论的宗旨。在后者看来，“历史和人类未来的命运，都不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是血统对血统、种族对种族的斗争”。历史不过是“对一个民族生存斗争过程的描述”。希姆莱的副手贝斯特声称：“斗争是绝对的、永恒的，斗争的目标则由时间来决定。 希特勒不但把人类历史看成是血统对血统、种族对种族的斗争历史，而且用达尔文主义来诠释这种斗争，充分肯定了它的正当性。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 “一切生命都是一场永恒的斗争，世界不过是个适者生存、强者统治的丛林，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世界”。“只有无生的弱种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凡是想生存的，必然奋斗，不想奋斗的，就不配生存在这个永恒的斗争的世界里。即使残酷，却是客观现实。”1928年2月5日，希特勒在库姆巴赫的演讲中还说：“斗争是一切事物的根源……人能够生存或者能够保存自己而战胜动物界，不是靠人道主义，而只是靠最残酷的斗争手段……如果你不为生存而斗争，那么就决不能赢得生存”。“在这个斗争中，强者，能者，胜利了；而无能者，弱者，失败了”。 希特勒还用种族斗争来解释政治现象。在他的世界观里，历史是“静态再现的政治”；而政治是“发展中的历史”。既然历史是“对一个民族生存斗争过程的描述”，那么政治便是“民族生存斗争的实施”。因此他认为，政治的定义可确定为实施民族生存斗争的策略；外交政策就是一个民族为保证其所必须的生存空间的广度和给养能力的策略，内政就是保存以种族价值和数量为表现形式的必要防卫实力的策略。 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导致了种族之间的斗争呢？希特勒认为是各种族自我保存和自我繁衍的欲望。在《我的奋斗》上卷“民族与种族”一章里，他把世界上各种人种明确划分为文明的创造者、文明的承袭者和文明的破坏者三大类，鼓吹雅利安一北欧日耳曼人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是文明的创造者和维护者，是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种族，而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则是劣等种族和文明的破坏者，应该被淘汰和灭绝。他认为，各个种族的等级区分是“自然赋予”的，然而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优等种族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血统价值，不注意自保，就会因血统的混杂而导致人种水平下降，最终丧失强者的地位。希特勒强调，地球上人类能赖以生存的空间是有限的，而各个种族自我保存和自我繁衍的欲望却是无限的，这样就导致了激烈的生存竞争。 既然种族有优劣之分，自我保存和自我繁衍的欲望又必然导致他们之间激烈的生存竞争，那么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发动战争当然就是合理和必须的。希特勒宣称说：“一个健康的民族为了获得生存地盘，必然产生对土地生存空间的要求，推行掠夺土地的政策。夺取生存空间的斗争，只有通过战争手段来进行。”日耳曼人是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种族，是地球上最优秀的人种。德意志人是日耳曼人的种族核心，应该统治世界，“应该主宰世界！”他叫嚣说：“一个民族的奋斗目标就是统治世界，要准备用暴力和战争为德国解决‘生存空间’”。“没有人可以夺走我们的荣誉。为了德国人民，我们必须战斗15-20年”。“时代呼唤战争而不是和平。”“政治的最终目的是战争。”“我们只能用武器来保卫和平。” 希特勒不但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干的。纵观纳粹党的整个历史——从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种族主义国家，再到发动战争，为德意志民族夺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不就是一部以种族斗争为主题的历史吗？ 对比共产党和纳粹，尽管两者的理论内容不同——前者强调阶级斗争，后者则以种族斗争为主线，但他们对斗争的鼓吹，骨子里的那种好斗本性，却惊人的一致。生命不息，斗争不止，只要共产党和纳粹存在一天，就要跟自己的敌人斗争一天。如果有一天他们宣布放弃斗争了，那也就不叫共产党和纳粹了。至于这种斗争带给人类的究竟是祸是福，历史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结论。 ———— 注1：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454-455页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26：《有毒的蘑菰》与《收租院》 共产党和纳粹都好斗。既然要斗，就得先有仇恨，否则，哪来斗争的激情呢？因此，抹黑对手，煽动和灌输仇恨，就成了他们格外起劲的一件大事。 ——题记 1936年圣诞节，许多德国儿童都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圣诞礼物——一本名为《不要相信绿草丛中的狐狸和发誓的犹太人》的书。这本书是德国出版商朱力斯?施特莱舍尔发行的。两年后，他又出版了另一本儿童读物《有毒的蘑菰》。两本书共发行了几十万册。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丑化犹太人，警告孩子们与犹太人交往的危险。 《有毒的蘑菰》讲述的是，有位女孩的妈妈要她到牙科医院看病。她与另外一位女同学一起到了诊室，医生先叫那个女同学进去看病。当然，这个医生长着一张犹太人的脸，弯钩鼻子，吊吊的嘴唇，大大的眼袋。这时候，坐在外边的女孩，忽然听到诊室里刚进去的同伴发出尖叫：“不，医生，请不要这样！”然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后来，医生出来，示意要她进去，她吓得跑掉了。一位当年读过这本书的德国女子曾回忆说，那时，作为孩子的她一直在想：“犹太人对那个女孩究竟干些什么？这个故事让我整个青年时代都无法摆脱。” 为了从小就在孩子们的心田里种下仇恨犹太人的种子，纳粹分子们当年出版了许多像《不要相信绿草丛中的狐狸和发誓的犹太人》、《有毒的蘑菰》这样的反犹读物。 当然，这种仇恨宣传并不仅限于图书，方式有许多种。它的对象也不仅仅是儿童，而是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人。 为了给种族屠杀和灭绝制造借口，希特勒率先煽动对犹太人的种族仇恨。在《我的奋斗》中，他把世界上的各种人种明确划分为文明的创造者、文明的承袭者和文明的破坏者三大类，鼓吹雅利安一北欧日耳曼人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是文明的创造者和维护者，是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种族，而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则是劣等种族和文明的破坏者，应该被淘汰和灭绝。他宣称，人类文明的衰亡，不是因为经济或物质的原因，而是统治民族的血液受到玷汙的结果。雅利安人的血液遭到了劣等民族的玷汙，因此逐渐丧失了统治地位，而导致雅利安人血液遭到玷汙的罪魁祸首就是犹太人。犹太人是最邪恶卑劣的民族，是所有罪恶的化身。他们的目的是统治全世界，并通过汙染雅利安人的血液来达到目的。为了恢复雅利安人的统治种族地位，首先需要将所有日耳曼人都统一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犹太人的威胁。 宣传部长戈培尔更是反犹宣传的主要操盘手，他不仅指挥新闻媒体起劲反犹，还亲自动手写文章，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 1941年11月16日，戈培尔在《帝国周报》创刊号上发表了《犹太人是有罪的》一文，连篇累牍地恶毒攻击和诅咒犹太人。他造谣说，“每一个犹太人都是我们的敌人，不管他是否寄生在波兰犹太人区，或是在柏林或汉堡，或是在纽约和华盛顿。所有因出生和种族而成为犹太人的人，都是反对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阴谋的一部分。他们想打败我们消灭我们，并且正在倾其全力这样做。”“往往当我们采取反对犹太人的措施时，英国或美国的报纸第二天就会报道。即使在今天，犹太人仍在与我们国外的敌人秘密联系，不仅在自己的事业上如此利用，在帝国的所有军事方面也是这样。敌人就在我们中间。 戈培尔还在文中叫嚣道，“犹太人必须从德国社会中删除，因为他们在危及我们的民族团结。”“如果他们能，他们会驱使一个接一个国家投入战争来反对我们。谁在意他们的困难，谁就是只想强迫世界来接受他们血腥的经济控制。犹太人是一个寄生的种族，他们像细菌一样侵犯着我们健康的文化而无视于我们的人民。只有一个有效的措施：斩断他们!”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戈培尔特别强调说：“因此，我们必须要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1。犹太人要毁灭我们。他们开始这场战争，并指挥它。他们想破坏我们的人民和德意志帝国。这个计划必须被阻止。 2。犹太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每个犹太人是德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如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只是他们胆怯和狡猾，而不是因为他爱我们。 3。犹太人责怪每个参战的德国士兵，用他们的所谓良知来衡量士兵。犹太人必须付出代价。 4。如果有谁戴着犹太星章，他就是人民的敌人。任何人跟他们交易，就和一个犹太人一样，必须对他相应地惩罚，得到全国人民的蔑视，因为他是一个代表敌人的懦夫。 5。犹太人受到我们敌人的保护。这就是我们需要显示的证据，说明他们对我们的人民是多么有害。 6。犹太人是我们当中的敌人的代理人。站在他们一边就是站在我们的敌人一边。 7。犹太人无权要求与我们平等。如果他们想就在街头，商店或公共场合说话，不要理会他们。这不仅因为他们是完全错误的，而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没有在社会上发出声音的权利。 8。如果犹太人打动你的情感，是因为他们希望你的健忘。让我们看穿他们，蔑视他们，阻止他们。 9。当我们赢了，一个像样的敌人将值得我们大度待之。但犹太人不是一个像样的敌人，尽管他力图显得这样。 10。犹太人要对战争负责。他们从我们得到的不是不公正。他们活该得到这一切。” 在第三帝国，类似这种充满仇恨的言论笼罩了整个社会，弥漫在各个空间。试想，生活在这种精神氛围中的人，不论是孩子还是成人，有几个人能保持清醒，不对犹太人恨之入骨呢？！于是，当他们参加冲锋队或是党卫军屠杀犹太人时，自然也就感觉不到任何内疚，有的只是仇恨的发泄和崇高的历史责任感。 与纳粹党相比，共产党在煽动和灌输仇恨这方面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老祖宗马克思是共产党家族中最早进行仇恨宣传的第一人。 翻开他的着作，里面充斥着对私有财产、对有钱人、对商品交换、对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观念的深仇大恨。在马克思看来，千百年来无数民众私人拥有财产都是有罪的。他的剩余价值论一笔抹杀了资本家管理、谋划市场的功劳，抹杀了资本本身的功劳，把一切价值都归于工人的劳动，由此认定资本家是“吸血鬼、毒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把子虚乌有的剥削强加在作为决策劳动者的资本家的头上，并以此为据把他们诬蔑为“剥夺者”阶级，然后再去鼓动无产者阶级去剥夺资本家。 马克思的子孙们不但继承而且发扬了这种仇恨宣传的传统。 就说中共吧，造反时它首先煽动的是对“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阶级仇恨。 拿地主来说，中国农村原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但中共为了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夺取国家政权，却硬说地主是靠农民的血汗养活的，地主是剥削阶级，农民是被剥削阶级，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关系。农民要过上好日子，就要跟着共产党起来跟地主斗，把他们的财产抢过来。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中共当权后，更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宣传机器，不遗余力地编造各种谎言，想方设法把“阶级敌人”妖魔化，煽动和灌输阶级仇恨。《红色娘子军》《半夜鸡叫》《收租院》等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进行仇恨宣传的经典之作。 “这个十八岁的女奴，一双黑亮、火辣辣的大眼睛里燃烧着刻骨的仇恨！”这是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的开篇。在此剧本基础上改编的舞剧剧本变本加厉，对仇恨的渲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她昂首挺胸，双眼迸射着仇恨的烈火”，“她们紧握双拳，倾诉着满腔愤恨”，“心中燃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军事操练在充满阶级仇恨的刺杀声中结束”，“苦大仇深”，“血海深仇”，“报仇雪恨”……舞剧的主人公大多是二十岁不到的花季少女，就这样被描写成了毫无人性的杀人机器。 《收租院》的影响比《红色娘子军》更大。 １９６５年初，在四川省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们用泥巴塑造了一组民国时农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这组以刘文彩为原型名为《收租院》的泥塑大大小小共１１４个，个个栩栩如生，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当年所干的种种坏事与罪恶——从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水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 不久，中央电视台以此为蓝本，拍摄了纪录片《收租院》。该片放映后产生了轰动效应，解说词还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此后，泥塑《收租院》甚至漂洋过海，到日本、加拿大等多国展出。“恶霸地主刘文彩”从此成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反派明星。当年，全国上下到处都向刘文彩举起愤怒声讨的拳头，男女老少无不为刘文彩登峰造极的人间罪恶流下悲愤的眼泪。以刘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５０００万人次，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全部人口。时至今日，一提起刘文彩，有人还会涌起满腔的仇恨。 然而，这样一个当年谁都没有怀疑过其真实性的大恶霸地主，原来却是中共出于政治需要蓄意塑造出来的一个虚假的反面教员。据《刘文彩真相》一书披露，《收租院》刘家豪宅里的那些酷刑用具，如水牢、老虎凳、辣椒水……完全都是当年按着阶级斗争的政治模式集体编造出的虚构作品。真实的刘文彩根本不是恶霸，而是对当地教育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大好人。当年宣传说刘在他的水牢内虐待长工，而事实上他家里根本没有水牢。 几十年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共的仇恨宣传也在不断变换和增添内容。继“地富反坏”之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集团”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相继成了新一轮仇恨宣传的对象。改革开放后，中共自身已成为最邪恶、腐败和堕落的“有产阶级”，此时再继续煽动和灌输阶级仇恨无疑等于鼓动民众起来推翻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又把仇恨的方向转向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形形色色的持异见者、民族分裂分子、邪教分子和所谓的“国外反华势力”等等。但不管具体方向怎么变，不断抹黑对手，煽动和灌输仇恨这一点却始终没变，也不会变！ 众所周知，“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夺权时，它要跟掌权者斗；掌权后，它又要跟不满和反对它统治的人斗。总之，要跟形形色色的敌人斗。纳粹也一样，只不过斗争的对象有所不同而已。既然要斗，当然就得先有仇恨，否则，哪来的斗争激情呢？因此，抹黑对手，煽动和灌输仇恨，就成了他们格外起劲的一件大事。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27：“毛主席的红卫兵”与“希特勒时代的孩子” 借助完备的洗脑机制，共产党和纳粹成功地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变成了“脑残”，从而把他们牢牢地绑架在了自己的政治战车上，彻底葬送了他们的大好青春。可悲的是，这些被洗过脑的青年人，明明是在助纣为虐，涂炭生灵，非但毫不自知，反而还以为自己是在追求理想，维护正义。 ——题记 熟悉“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中国人，当年恐怕都读过《枫》。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这篇小说在《文汇报》亮相后，一度曾引发过巨大的社会反响。因为它真实地再现了文革时代两派红卫兵组织在武斗中互相残杀的悲惨一幕，触痛了一代人的心灵敏感区。 《枫》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文革开始后，曾经相恋的青年学生李红刚和卢丹枫分别加入了不同的红卫兵组织——一派叫“井冈山”，一派叫“造总兵团”。这两派组织都认为自己一方是左派，是革命造反派，是为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的，而对方则是敌人，最后竟发展到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地步。在北京的汇报会上，中央文革首长分别向双方旗帜鲜明地表了态：“造反有理！你们是左派，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并重申了江青“九?五讲话”文攻武卫的原则：“当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手无寸铁，怎么行呢？”“谁要对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根据北京来电，两派都编印了江青自七月底以来几次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摘录，广为散发。就这样，在中央文革的教唆和挑动下，已处于白热化的两派组织被进一步推向了相互残杀的武斗战场，许多年轻的生命在这场残杀中无辜丧生，还有许多年轻的生命虽然在这场残杀中幸存下来了，但却因为它而受尽磨难和屈辱。 小说中写道，当李红刚率领“造总兵团”的战友经过一番“浴血奋战”，攻占了“井冈山”盘踞的楼房，正要坐下来喘口气时，忽然，从楼角里慢悠悠地站起一个人，右手高举着两颗手榴弹，东摇西晃地向他们走来。这个意外情况把在场的人都吓慌了，大家不约而同刷地卧倒一片。最先清醒过来的是李红钢，他跳起来把枪一举，厉声叫道： “放下武器！快——我开枪了！” 话音刚落，当他吃惊地发现，站在自己对面的敌人竟是卢丹枫时，他木凋泥塑似地呆住了。 卢丹枫缓缓走到李红钢面前，恨恨地责问道： “你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来？为什么？……双手沾满井冈山人的鲜血——刽子手！刽子手！刽——子——手！……咱们这么见最后一面，也是当初所想不到的吧！” 说完，她一把揪住李红钢的胸襟，热切地说：“黔刚，你快清醒吧，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吧！你快点调转枪口吧，黔刚！” 李红钢忍住泪水，背过了脸： “不！……你，你……投降吧！” 卢丹枫愤然一挣，一把推开李红钢。她后退了几步，整了整血迹斑斑的褪了色的旧军衣，轻蔑地冷笑道： 卢丹枫生前，连手都没和李红钢拉过，他们在一起总是谈生活，理想，斗争……在他们最后一次谈心时，卢丹枫曾摘了两片枫叶，递给李红钢说：‘喂，给你。’……分手时，她说：‘让咱们勇敢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吧，一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起为共产主义伟大真理而奋斗！’ 在卢丹枫托人带给李红钢的信里，她说：“在你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之前，我们是没有任何个人幸福可言的！你应当反戈一击，尽快觉悟。否则，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你会在战场上死在我的枪口下！丹枫” 卢丹枫和李红钢的故事虽说是虚构的，但小说《枫》却是一代红卫兵命运的真实缩影。在毛泽东和中共发动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类似卢丹枫和李红钢这样的“红卫兵小将”又何止千千万万？！ 许多去过重庆沙坪坝公园的人，都知道那里有一座着名的红卫兵墓。高约三至六公尺不等的块石迭砌而成的灰墙，把墓园大致围成船形；墓园西高东低，形成几级梯形台地；墓园占地约3000平方米左右（约合4.5亩）。墓群坐西朝东，寄寓着墓主永远“心向红太阳”的拳拳之意。 墓园里共有１１３座坟墓，掩埋了４００余名当年武斗的死难者。他们中有年仅１４岁的少女，有被称为“校花”的女中学生。20岁的有69人，学生有104人。 碑文不但告诉了我们墓主的生平，而且间杂考绩式的政治评语。如82号墓的碑文这样写道：“江丕嘉同志简历 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江丕嘉同志（男）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于重庆小龙坎 一九六六年十月加入中学生红卫兵 六七年三月加入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六点五十分为保卫中央赴渝调查组的安全英勇献身 年仅二十岁 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勇敢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 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江丕嘉同志为革命而死 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最让人悲叹的莫过于下面这篇碑文：“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用殷红的鲜血染红的旗帜。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其实，充当这种炮灰和牺牲品的又何止是“毛泽东的红卫兵”，放眼全球，各国共产党不都曾培养了并且还在继续培养着千千万万“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么，他们不都是共产党夺取权力和实施独裁暴政的炮灰与牺牲品吗？！ 这样的炮灰和牺牲品当然不是天生的。在共产党国家长大的人都知道，他们的愚忠和愚狂并非偶然，而是被官方意识形态反复洗脑的必然结果。 《枫》里有一段也专门交代了卢丹枫的成长背景：“丹枫是团干部，又是全校学毛选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发表《再版前言》，丹枫不但把它背熟，还在一次全校学毛选经验交流会上，从那个红本子上，把一条条语录背出来，讲她怎样‘反复学习，反复运用’。为了解释‘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原则，她蹬地站起来，走到讲桌前，强烈的聚光灯，把她的影子投射在讲台上……台下传来会意的笑声。丹枫看了看自己直挺挺地站在台前，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后来，在一次批判会上，同学们揭发批判校领导抵制学毛选的伟大群众运动时，有人念了页码，叫他们背几段语录。可笑得很，书记、校长、教导主任，竟没有一个象点样，当场出丑。张校长还有点不服气，嘟嚷了一声：要这么个检查法，谁也不行！丹枫从人群中站起来走到台上，把语录本往张校长手里一塞，说：来吧，随使哪一段！张校长愣住了。大家你一条我一条地点了十来个页码，不管是常用的还是生僻的，丹枫一律背得滚瓜烂熟。这把大会主席也惊呆了，他翻了半天，点道：二百七十一页第二段。大家刷刷地翻着，接着一片沉寂。丹枫想了想，答道：语录本只有二百七十页，没有二百七十一页，更没有第二段……暴风雨般的掌声淹没了她的话尾。” 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早期红卫兵运动的重要人物、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学生徐雅雅曾沉痛地总结道：“只要是毛泽东说过的，指示过的，甚至暗示过的，我们都会为之肝脑涂地。从我们一出生，父母、学校、社会、党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不，从我们的父母一代就接受过这样的教育，他们以遗传基因的方式，将这些教育注入我们的血肉与生命。生活不容许我们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如果有一点这种念头，那也可怕得如同叛逆。” 显然，不论是卢丹枫还是徐雅雅，她们的故事都不是孤例，而是共产党国家青年一代共同的成长经历。 如果说要了解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不可不读《枫》，那么要了解纳粹德国时代的青年则不可不读《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读完这本书你就会不无惊奇地发现，这两个国度的青年，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命运，竟是那么的相似！ 早在１９４４年，当希特勒看到西方盟军打进德国本土已处于迫在眉睫之时，便在９月２５日下令正式组建国民军，强令每个从１６岁到６０岁的德国男人都要应征并接受军事训练，并极其蛮横地将所有反对使用儿童作为炮灰的异议加以否决。 到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尾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将对德国纳粹发起最后的毁灭性的打击。希特勒又丧心病狂地开始实施“狼人”计划，鼓动全体德国人民组成游击队，拿起武器，全民皆兵。“让任何一个在德国领土上的英国人、美国人、或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都成为德国‘狼人’的‘野生猎物’。只要有机会，我们就将这些人置于死地。” 由于德国兵员缺乏，在“狼人”计划的实施中，训练青少年，让他们携带砒霜和炸药前往盟军战线的背后进行活动，就成为主要内容。 在《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这本书中，德国历史学家古多?克诺普博士曾将书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两个德国男孩，一个叫弗兰茨，一个叫赫伯特。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１日，他们俩作为德国间谍和破坏份子被空投到艾弗尔山的敌军后方。但由于空投的地方距离目标太远，他们还没来得及开展活动，就被美军巡逻兵捕获了。 经过审讯，美军第九军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判处他们死刑。他们的辩护人，一位美国军官，向法庭递交了赦免申请书，说明他们只是未成年的孩子。几个星期后，他们被告知，赦免申请遭到拒绝。 在给父母的遗书中，弗兰茨写道：“我这样做是深切地希望为我亲爱的德意志祖国和我的人民服务。”直到这个时候，他们还不清楚，他们为之献身的第三帝国已经离最终的复灭只剩下最后的３４天了。他们同样不知道的是，他们所崇拜的帝国元首希特勒早已在一个月前就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逃避了历史的最终审判。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日清晨，就在全世界少年儿童欢庆自己节日的那一天，德国布伦瑞克的采砂厂中，两名德国少年被紧紧地绑在了柱子上。随着凄厉的枪声，他们默默地死去了，鲜血顺着他们还未成年的躯体，慢慢地浸透了脚下的德国土地。不会有人再为他们祈祷，也不会有人再把他们歌颂为英雄，因为，他们为之献身的第三帝国的历史即将改写。此时，弗兰茨只有１６岁零５个月，他的朋友赫伯特也仅仅才１７岁。 像这样悲惨的事件，绝非只发生在弗兰茨与赫伯特身上，在纳粹德国时期，何止成千上万。 号称党卫军“精锐之师”的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师”，全部是由１７岁左右的青年人而组建起来的。师长少将弗里特兹?维特只有３４岁，在１９３３年前他也曾经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希特勒青年师”是党卫军仅有的三个被用于西线防御的装甲师之一。在诺曼底战役中，“希特勒青年师”那种骇人听闻的狂热和不计后果的勇猛，让英国和加拿大士兵也大吃一惊。“这些勇敢的、残忍的、傲慢的‘小希特勒’们，在战场上岁数太小以至于完全藐视危险”，“他们像潮水般扑向敌人坦克，如果他们被包围或被优势兵力压倒，他们就一直战斗到无人幸存。年轻的孩子们，连第一次刮胡子的岁数还没到，就被老得有些都可以做他们爸爸的盟军士兵射倒”。 1941年，一支德军部队被苏联军队强大的火力压制在一座河堤后面，德军头顶是一片片被子弹打出的土雾，152毫米炮弹不时在河堤四周爆炸，一个年轻的德军士兵正在冲出河堤掩体，目光异常坚定。他是一个纯正的日尔曼人，一头金发，眼睛如海一样蓝。他的目标是前方苏军的机枪阵地，只有炸毁它，被压制的战友才有可能突出重围，但是他失败了。这个年轻的日耳曼掷弹兵军士倒在了苏军密集的机枪火力之下，他左手拿着SGT44突击步枪，右手还紧握着一枚已拧开盖的手雷，鲜血从他胸口流出，那枚挂在胸前的二级铁十字勋章在阳光与硝烟的映衬下显得庄严神圣。他给中尉留下了一份遗书：“告诉元首我已尽力，告诉父亲我依然爱他。” 这些充满朝气、原本善良的德国青少年，到死都没明白过来，他们怀着满腔热诚所为之献身的并不是“我亲爱的德意志祖国和我的人民”，而是“一个出卖了自己，欺骗了自己的政府”，他们所充当的也不是什么为国捐躯的爱国勇士，而是愚昧疯狂的法西斯炮灰，屠杀人民的无知凶手。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曾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国度”：德国孩子出生后，并不能马上成为公民，而只是“国家的臣民”。只有在接受了为他设计的学校教育和体能训练，并在统一的军事系统中参加军事训练之后，“这个年轻人，如果他健康而且档案中没有汙点，才会被授予公民权”。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德国人，只要不接受希特勒的洗脑，不接受纳粹的文化教育，即使是正常人，也不能算是公民，而只是“臣民”，是奴隶。 希特勒甚至还为“他的青年人”设计了具体的人生规划：“这些年轻人什么也不必学，他们只要按照德国人的样子去学习，去行动。这些在十岁就加入我们组织的男孩第一次就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四年后，他们将从德国少年团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在这里再待上四年。我们不准备把他们交还到那些制造我们的阶级和地位障碍的人手中。们将立刻把他们送入党，送入劳动阵线，送入到冲锋队或党卫队。假如他们在那里待上十八个月或者两年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种族社会主义者，他们就会去参加劳动服务，在那里经受六千个月的德国铁铲的锻炼。假如在六七个月之后依然存在着阶级意识的残余或者以自己的社会地位为荣，武装部队将接管两年的进一步教育，当他们两年或四年之后归来的时候，为了防止他们再次回到旧习惯当中，我们会把他们立刻送到冲锋队或党卫队那里，他们在余生不会再有自由。” 希特勒不但是这么想的，而且确实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通过纳粹当局不厌其烦的反复宣传和洗脑，种族社会主义的种子不但从小就被潜移默化地种进了德国青少年的心里，而且在慢慢地发芽、开花、结果。于是，当他们长大成人时，几乎个个都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毫无怀疑地接受了希特勒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的歪理邪说，成了他的忠实信徒。为了建设一个所谓“全新的、强大的德国”，为了成为所谓“人民的英雄”，几乎所有的德国年轻人当年都是那么的狂热，都在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拼死努力着，他们从来都不会去想是否为人所利用、成为别人的工具，更不会认为这会是错误。正如希特勒自己所说：人们“常常是察觉不到坚决支持的是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排除了。” 试想，当这些吃着“狼奶”长大的孩子加入国防军或冲锋队，被派去进行侵略战争或屠杀犹太人时，他们还会感到内疚和自责吗？当然不会！恰恰相反，他们感到的绝不会是内疚和自责，只能是为国献身的满腔自豪感和崇高的责任感。这种自豪感和责任感甚至能让他们象“英勇就义”的弗兰茨与赫伯特那样视死如归，象“完全藐视危险”的“希特勒青年师”那样在战场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按当下流行的说法，不论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还是“希特勒青年师”，都是地地道道的“脑残”。借助完备的洗脑机制，共产党和纳粹成功地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变成了这样的“脑残”，从而把他们牢牢地绑架在了自己的政治战车上，彻底葬送了他们的大好青春。可悲的是，这些被洗过脑的青年人，明明是在助纣为虐，涂炭生灵，非但毫不自知，反而还以为自己是在追求理想，维护正义。如今，在少数残存的共产党国家，这样的惨剧不是仍在继续上演着吗。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28：种族主义教育与马列政治课 共产党和纳粹一上台，就把教育大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在它们控制下的学校，年轻一代彻底丧失了自由成长的空间，日复一日地接受着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制洗脑，正常的人性被严重扭曲和扼杀。说穿了，这样的学校已完全沦为了生产政治炮灰的流水线，当年那一个个令世界为之惊骇的小毛泽东小希特勒，不就是从这条生产线上被源源不断地打造出来的吗！ ——题记 1933年4月20日，希特勒45岁生日那天，纳粹教育部长伯恩哈德?卢斯特以官方名义献给他一件不同寻常的礼物，它就是被称为纳粹精英学校的国家政治教育学院。到1943年，这样的学校在德国已发展到39所。获奖影片《希特勒的男孩》讲述的就是发生在这一精英学校中的故事。 影片中的开学典礼上，纳粹校长面对满屋子一脸兴奋的新生，激情洋溢地寄语道：“年轻人，同学们！我热烈欢迎你们在1942年新学年来到我们学校，我想告诉新生们，他们将在塑造他们的未来，农场主的孩子和实业家的孩子是平等的，未来，你们将成为这个古老帝国的精英，历史由人创造，而我们培养创造历史的人。你们就像未经切割的钻石，我们将凋琢你们直到你们光芒闪耀。当胜利来到之时，我党需要大量地区领导人。我说的不是康藤，梅克伦堡（注：德国城市名），而是华盛顿、莫斯科、伦敦甚至开普敦。好好把握你们的时间，锻炼你们的思想和身体成为忠实的伙伴。” 古往今来，所有的学校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培养人才，但不同学校所要培养的人才却不完全一样，甚至大相径庭。从纳粹校长饱含期望的致辞中不难看出，纳粹学校要培养的绝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纳粹事业的接班人，这是纳粹德国所有学校共同的办学目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一般学校培养的是普通的纳粹接班人，而象国家政治教育学院这样的精英学校培养的则是精英级的纳粹接班人。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把学校变成培养纳粹接班人的摇篮，纳粹当局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教育体制。 首先是领导体制的纳粹化。“在1933年以前，德国公立学校是由地方当局管辖的，大学则由所属各邦管辖。现在所有学校都置于全国教育部长的铁腕管辖下。大学里的校长和院长统统由他来任命，而以前是由全体教授选举的。他还任命全体大学生都必须加入的大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员，以及任命全体讲师都参加的讲师联合会的领导人员。在老练的纳粹分子严密控制下的种族社会主义大学讲师联合会，在选择由谁来任教和务使所教的内容符合纳粹理论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注1） 与此同时，教师队伍的纳粹化也在快速推进着。纳粹学校培养的既然是纳粹事业的接班人，那么培养这些接班人的人中当然就绝不能有被纳粹视为头号敌人的犹太人。正因为如此，所有的犹太教师都被纳粹当局毫不留情地清洗出了学校的大门。被清洗的也不仅是犹太人，还包括那些不愿效忠纳粹的日耳曼教师。 既然要培养纳粹接班人，培养者本身当然首先必须是纳粹的拥护者。1937年的德国公务员法案规定，教师必须是“党所支持的国家的意志的执行者”，并且准备“随时无保留地保卫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当时大多数教师在感情上或多或少都是纳粹化的，但为了加强他们的思想，他们还是被当局送到特别的学校里去集中学习种族社会主义的原则，重点是希特勒的种族理论。“从幼稚园到大学的每一个担任教职的人，都必须加入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这个协会根据法律有‘责任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全体教师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体化’。------所有教师都宣誓‘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勒’。后来，凡是没有在冲锋队、劳动服役队或者希特勒青年团服务过的人都不能教书了。要想在大学里任教，必须先在观察营里呆六个星期，在那里，他们的见解和性格由纳粹专家加以研究并报告给教育部，教育部根据申请者的政治‘可靠性’发给教书凭证。”（注2） 要培养纳粹事业的接班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也必须纳粹化。 与普通公民不同，纳粹事业的接班人当然必须是种族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既然纳粹事业是牢牢地建立在希特勒宣扬的这一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纳粹事业的接班人，当然就必须学好和掌握这套理论。正因为如此，向学生灌输纳粹思想自然也就成了第三帝国时期学校教育的重心所在。希特勒曾明言：“根据种族纯洁的需要，男孩或者女孩在离开学校的时候必须接受全面的教育。这将为我们的国家地位的种族基础创造先决条件，反之又为今后的文化发展提供安全的基础。”（注3）按照希特勒的想法，从1933年9月开始，种族主义教育就成了德国学生的必修课。但煞风景的是，“几乎没有什么德国教师明确地知道应该如何传授这一神秘的东西。许多教师从纳粹种族主义哲学家（如罗森贝格、古特纳）那里做一些读书笔记，将‘头盖骨的测量’引介到课堂上。”（注4） 希特勒历来强调德国青年必须有一个强壮的身体，这是他眼中的纳粹接班人理当具备的一项基本条件。他说：“我需要我的年轻人强壮和美丽。我将用所有的体育科学来训练他们。我需要爱好运动的青年。这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将采取这样的方法去消除两千年来的驯化。我将获得一个纯粹的、高贵的自然材料，我将用它来创造一个新的德国。”（注5）为了贯彻帝国元首的这个想法，体育教育在纳粹学校被摆放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突出位置。在课时安排方面，由1936年的每周两到三个小时陡然增加到1938年的五个小时。与此同时，诸如越野赛跑、足球、拳击这样一些有助于提高攻击精神和身体优越性的科目也被列入了体育教育的清单之中。按照当时德国学校的规定，所有学生在入学和毕业时，都必须达到严格的身体能力标准。如果一个学生在体育方面的表现一直不好，这将成为开除他的最有力的理由。随着体育教育的升格，体育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他们对毕业生的评语往往比其它科目重要得多。 但凡正常的社会，对青年一代的文化素质都是有要求的，但纳粹学校却不重视知识的传授。在希特勒的思想中有一种明显的反知识倾向，他认为，“知识分子对大众的影响是阴险的，因为它一直在颠复着集体的统一性。知识分子毁灭了信仰，因此他们不能激励社会产生伟大的行动或功绩。”（注6）他强调，“一个人即使没有受过好的教育，但是身体健康，具有完美和坚定的性格，充满了快乐的决断力和意志力，他就会比一个柔弱的天才对民族共同体产生更伟大的价值。”（注7）希特勒甚至这样说，“我不需要知识教育。知识糟蹋了我的青春。我喜欢让年轻人去学习他们自身的游戏冲动自由选择的东西。”（注8）试想，一国之首如此鄙夷知识，文化课程在学校中的地位自然可想而知了。事实也确乎如此。纳粹当政后，一方面学校里的政治教育和军事体育训练比重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文化课程则遭到了大幅度的削减。不仅如此，“在可怜的文化课程中，也充满着纳粹的革命化气味：历史课不求历史知识的系统，而着重种族斗争，宣扬德意志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着重激发爱国热情；生物、地理、德语等课也向种族论(而德国总有数量可观的知识分子在源源不绝地制造着这一类理论)严重倾斜；数学课时常用于学习计算炮弹飞行轨迹或枪炮瞄准的提前量；而物理、化学等，就更是可以注入战争实践或军工生产一类的内容。”（注9） 作为纳粹政权推崇的美德，诸如服从、忠诚和为国家献身这样的品质当然也是纳粹接班人不可缺少的。如果说在正常的民主国家，教育培养的是思想开放且具有包容性的现代公民，教师总是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方式鼓励学生主动提出问题和自主地分析问题，那么在纳粹的教育体制下，这种教育方式却遭到了全盘否定。“纳粹教育家对纯粹的分析思考普遍地不信任。现在被作为首要特征接受下来的教育，是对意志的而非心灵的教育。”（注10）学生们被反复灌输的，不是如何去主动地提出问题和自主地进行思考，而是如何自觉地按照元首的思想去看待一切，如何无条件地忠诚于领袖和国家，服从他们对自己的所有要求；反之，一切与此相悖的思想都是不正确的，也都是没有必要存在和必须清除的。可见，纳粹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教学生“听话”的教育。 说完了纳粹学校，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共产党国家的学校。 共产党国家的学校当然也是培养人才的地方。那么它要培养的是什么人才呢？记得少先队队歌这样唱道：“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向着胜利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如果说纳粹学校培养的是纳粹事业的接班人，那么共产党学校培养的不就是这首歌里唱到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吗？ 为了把学校办成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摇篮，共产党在彻底废除原有教育体制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无产阶级教育体制”。 首先是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既然要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学校的领导权当然就必须掌握在党的手中，教师的世界观当然就必须统一到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上来。正因为如此，共产党接管学校后，第一位的工作就是改变学校的领导体制，建立党支部或党委。从此，学校的一切事务都被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即便是一校之长，也得由上级党组织任命，也得服从所在学校党支部或党委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而且，绝大多数校长本人就是党的队伍中的一员。 党对学校的绝对控制权建立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对教师的大规模思想改造，实际上也就是对他们进行彻底洗脑。共产党刚接管学校时，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所谓“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员，他们的思想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距离共产党的要求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党当然不可能放心让这些满脑子所谓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去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但要把他们统统赶走又不现实，毕竟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还不得不用。为了用得放心，当然就要给他们洗脑，强迫他们放弃原有的世界观，接受共产党自己的那一套。 与此同时，一套革命化的全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也逐渐建立了起来。既然要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当然就不能用所谓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去教育学生了，就必须将旧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全部推倒，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另起炉灶。 教学内容的革命化首先体现为政治课的开设。这门课讲述的主要内容是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但凡是共产党国家的学校，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开政治课的，从小学直至大学甚至博士博士后，只要你是个学生，你就得上政治课，区别仅在于不同的学习阶段学习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罢了。 在共产党国家，政治课被称为“德育课”，在“德智体”三者中，被置于首要的位置。不但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学，而且还得学好。一旦政治课考试不及格，那就不是一般的成绩不好的问题，而是思想觉悟差的大问题了，严重者甚至还会因此升不了学或毕不了业。 当然，共产党的学校也保留了文化课。但即便是文化课也无一不充斥着大量的政治内容，甚至连数学课都不例外，这一点可以说跟纳粹时代的学校完全相同。 就以大陆的小学课本为例吧。翻开1949年之后官方编印的第一套语文课本的第一篇课文，映入眼帘的是：“毛主席，像太阳，他比太阳更光亮。小兄弟，小姐妹，大家一齐来歌唱：太阳太阳永远光亮，我们跟你永远向上。”那时的小学语文课本大都如此，开篇通常都是歌颂毛泽东的溢美之词，课本中更是充斥了大量美化毛的文章，如《八角楼上》、《毛主席在花山》、《毛主席尊敬老师》、《毛主席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50年代后期的课本选材多从政治角度考虑。如在大跃进期间，人教版小学课本一年级第一课是这样的：“爷爷六岁去放羊，爸爸六岁去逃荒。今年我也六岁了，公社送我上学堂。” 到了60年代，随着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课本也变得满纸都是阶级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阶级，属于一定政治路线的。”这是60年代中期编写的小学三年级数学课本第一课的课文开头。不仅如此，这本课本的每一页都在讲阶级斗争。一道数学练习题的标题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题目先要上一段政治课，然后用一段很大的背景材料：“在万恶的旧社会，土地大多数被地主、富农霸占着，广大的贫苦农民没有土地……”足足一页的政治课内容过去了，才切入到正式的数学问题：家里有多少地，每年收多少粮食，要给地主交多少租，借了多少高利贷，过了多久就翻了多少倍…… 最荒唐的是70年代，所有课本几乎都变成了政治工具书。打开文革期间出版的每一本课本，无论是语文还是数学，每一课的开头都是“最高指示”，封面大多为毛泽东像，毛的语录占了课本的大部分内容，完全像一本“红宝书”，也被称为“红色课本”。到了文革后期，中国不再设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也不使用统一的教材，组织了“革命委员会”的省、市，自定课程，自编教材，课本内容越来越“革命性”，片面地强调联系实际。如上海、辽宁等地取消了物理、化学、生物课程，改成了“工业生产知识”和“农业生产知识”等；物理教材简化为“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生物教材简化为“三大作物”（稻、麦、棉）等。（注11） 与纳粹一样，共产党国家的学校教育也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听话”教育，盛行的是填鸭式、灌输式的教育方式，不但学生的创造性和想象力遭到排斥，他们的质疑和批判精神更是备受压制，因为所有的知识都有现场的标准答案摆在那里，文科教学更是如此。什么是好老师？好老师就是教出来的学生能够把党的理论和书本上的标准答案背得滚瓜烂熟的人。显而易见，这样的教师培养出来的学生当然都是听话的“好孩子”，党的教导记在心，党教干啥就干啥。党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接班人。 在任何时代和国家，教育都是关乎未来的千秋大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影响着政权的存亡兴废。共产党和纳粹显然深知这一点，所以它们上台后始终把教育大权牢牢地抓在手中。在它们控制下的学校，年轻一代彻底丧失了自由成长的空间，日复一日地遭受着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制洗脑，正常的人性被严重扭曲乃至扼杀。说穿了，这样的学校已完全沦为了生产政治炮灰的流水线，当年那一个个令世界为之惊骇的小毛泽东小希特勒，不就是从这条生产线上被源源不断地打造出来的吗！ ———— 注1：世界知识出版社《第三帝国的兴亡》354页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29：“雅利安化”与“公私合营” 一般的强盗抢了别人的东西通常都是不大愿意声张的，因为抢劫毕竟不是一桩名正言顺的事。但共产党和纳粹显然与这些人不同，他们不但明目张胆地抢，而且抢得理直气壮，甚至抢出了正义感和光荣感。按照他们各自的理论，犹太人是“低等民族”，是“人民公敌”，地主富农资本家是剥削阶级，总之，他们的财产都是肮脏的，既然如此，把它们抢过来当然既正义又光荣。试想，如此理直气壮的强盗，古今中外有几人？ ——题记 2008年9月18日，一个名为“掠夺与归还”的特别展览在柏林犹太博物馆开幕，展出了1933年以来纳粹分子从犹太人手中夺走的众多艺术品，其中包括德国印象派画家洛维斯?科林特的油画作品《罗马城周围的小山》、《希尔波斯坦先生的肖像画》，奥托?米勒的油画《三女童前面的男童》等。 这些艺术品虽然数量可观价值不菲，充其量不过是被纳粹掠夺的犹太人庞大财富中的沧海一粟。 纳粹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反犹政策，其中一条重要政策叫“雅利安化”，就是把犹太人的私有财产国有化，变为德国人的财产，实即纳粹政府的财产。 1938年4月26日，纳粹政府出台了一项规定，强制犹太人向财政局详细申报他们的所有财产，如果隐匿不报，将受到刑法的制裁，不但财产会被没收，本人还会被处以十年以下的徒刑。 三天后，戈林主持召开了部长会议，决定“将犹太人的所有财产通过强制手段全部兑换成国家债券，从而转变为国家所有，将犹太人从经济生活中彻底清除出去。” 1938年5月，纳粹经济部又颁布公告，规定当政府官员得知犹太人有逃跑的企图时，可以将他们的大部分财产运入国库。 这年的11月9日，发生了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标志性事件“帝国水晶之夜”，在纳粹当局的煽动和唆使下，德国全境出现了反犹浪潮，数千个犹太教堂遭破坏，大量犹太人机构和商店被捣毁，约400名犹太人被杀害。之后，此前确定的将犹太人财产国有化的方案被付诸实行，德国犹太人财产的相当大的部分通过强制公债转化成了国家财产。这种方式后来更成为整个欧洲雅利安化的模式。 11月12日，纳粹又推出了一个掠夺犹太人财产的新花招，要求他们通过向当局缴纳钱款为自己赎罪，这笔钱叫做“犹太人赎罪金”。这笔资金高达10亿帝国马克。为了筹备这笔资金，犹太人被迫出卖房屋、证劵，甚至国家公债。11月21日的实施条例将犹太人的赎罪金扩大为所有财产的20%。最后，纳粹从犹太人赎罪金中总计获得了11亿多帝国马克的收入。据统计，在战前几年德国政府的财政预算中，由雅利安化获得的收益至少占政府收入的9%。 2010年11月10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发布消息称，一项新的研究发现，二战时德国人从犹太人那里掠夺和抢劫的财产共计近1200亿帝国马克。这些财产为纳粹发动战争提供了三分之一的资金保证。 发布这份研究报告的科隆历史学教授汉斯-彼得?乌尔曼称，1933年到1945年间的纳粹税务机构积极致力于“消灭犹太人经济”，并且掠夺、侵占犹太人在德国的财富。即使是在德国对犹太人展开大屠杀之前，那些想逃离的犹太人都不得不在逃跑之前留下部分财产，这部分钱被以一种所谓的“出口税”的形式来征收。乌尔曼教授称，当时政府利用战争的名义筹钱，其中多以借贷和直接盗窃的方式向犹太人“募款”，保守估计，德国发动的战争中至少30%的资金来源于从犹太人中搜刮而来的钱财。 同样研究这个项目的慕尼黑大学教授克里斯汀娜也表示，当时的税务机构是为了掏空犹太人的银行账户而设立的。而纳粹也从抛售搜刮来的犹太人的财产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那些被迫害的犹太人后来被驱逐到波兰灭绝营并死于那里。例如，1941年开始，汉堡就举行了数场犹太人家具拍卖会。 在掠夺民众财产这一点上，共产党跟纳粹一样，也是一伙明火执仗的强盗。 拿中共来说，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它就打着“打土豪”的旗号公开抢夺地主、富农、大商家的财产。抢过他们之后，接着又抢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 夺得江山后，中共又马不停蹄地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表面上看，“土改”是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拿过来分给农民，但没隔几年，中共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强迫农民把这些从地主富农那里分来的土地，乖乖交到了共产党的手里。可见，分土地给农民不过是虚晃一枪，共产党的最终目地还是自己当地主。 抢完了地主富农后，又接着抢资本家。1953年，毛泽东提出要“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消灭资产阶级”。很快，一场名为“公私合营”的强盗把戏又开场了。 1956年1月，北京市连续几天日夜锣鼓喧天，爆竹声不断，到处张灯结彩，都是庆祝公私合营的游行队伍；每天都有成百成千的私营工商业户，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1月15日，天安门广场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各界群众20万人在这里庆祝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百年老店同仁堂的老板乐松生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递上公私合营的喜报，喜报由毛泽东身边的彭真双手接过，毛泽东脸上全是笑容，毛泽东身旁的周恩来、刘少奇也个个满面春风。至此，北京市成了全国第一个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城市。 1955年，公私合营正大步前进，但毛泽东还嫌不够快。10月27日、29日，他两次邀请全国工商界代表到中南海座谈，广发追命帖。11月1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召开一届二次会议，主任委员陈叔通借毛泽东讲话，催促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改造；并威胁对少数破坏改造的违法分子，展开严肃的批判和斗争。 公私合营，明明是对私人资本的豪取强夺，中共却美其名曰“赎买”。所谓“赎买”，不是由国家另拿一笔钱收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在每年生产获得的利润中，拿出一点分给原私营业主，即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他们定额利息，叫做“定息”。定息息率1956年2月为1厘至6厘，1956年7月定为年息5%。定息期原定7年，到1963年止，后来又改到1966年止，即一共拿10年。 当年，中共对全国私营企业资产的评估结果为24.1864亿元，这个结果不及实际资产的十分之一。即使以此为基数，从1956年到1966年，不计复息，也不问年息5%是否合理，中共起码侵吞了民族资本家3万6千亿元以上的利息，遑论本钱被剥夺的损失了。更重要的是它拿走了人家全副身家财产，给5%年息10年之后，就永远霸占了这些财产，却还美其名曰“赎买”，这与强盗何异？！ 不过，如果有谁把纳粹和共产党视为一般的强盗，那就未免有些小瞧它们了。一般的强盗抢了别人的东西通常都是不大愿意声张的，因为抢劫毕竟不是一桩名正言顺的事。但共产党和纳粹显然与一般的强盗不同，他们不但明目张胆地抢，而且抢得理直气壮，甚至抢出了正义感和光荣感。按照他们各自的理论，犹太人是“低等民族”，是“人民公敌”，地主富农资本家是剥削阶级，总之，他们的财产都是肮脏的，既然如此，把它们抢过来当然既正义又光荣。试想，如此理直气壮的强盗，古今中外有几人？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30：犹太猪“和“黑五类”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渴望有尊严地活着，但在共产党和纳粹掌权的国家，面对权力，除了独裁者，所有人的头都是低着的，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有真正意义上的尊严。有权者尚且如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政治贱民，就更无尊严可言了。 ——题记 1933年7月底，德国犹太人运动员弗瑞茨?罗森菲尔德在被纳粹当局开除出他组织建立并管理多年的体育俱乐部后自杀。8月1日，官方杂志《先锋》发表文章欢呼雅利安人的这次胜利。文章说：“罗森菲尔德被排除出体育俱乐部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在德国的体育运动中没有他们的位置。” 1934年夏，《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体育精神》一书出版。这本由柏林冲锋队体育领导人布鲁诺?马利兹写的书被送到了德国所有的体育俱乐部。书中赤裸裸地写道：“在我们德国的土地上没有犹太人体育领导人和他们的朋友的活动之地。” 犹太人被排除出的何止是体育界！从希特勒掌权的那天起，他们的厄运就开始了。如果说在这之前德国对犹太人的敌视和迫害还只是一种零星现象的话，那么希特勒的上台则标志着反犹在德国上升到了国家政策的高度。 1933年3月28日，纳粹当局宣布了对犹太人商业的全国性抵制。4月7日颁布的《恢复职业公务员法》规定：“非雅利安人血统的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办理退休手续。”4月17日在这项法律的第一号实施令中对“非雅利安人”的概念作了如下解释：本人或其父母、祖父母一方为犹太人者即属非雅利安人。这就是着名的“四分之一犹太血统即为犹太人”的命题，它立即导致了约2000多名犹太公职人员如律师和教师被开除。随后，各个行业都制定了相关法令和条例，将从事法律、医药、新闻、教育、电影以及艺术等工作的“非雅利安人”清除了出去。日耳曼人最初被警告，然后被明确禁止在公共场所与犹太人在一起。 1935年9月15日，纳粹国会通过了《纽伦堡法》(又称《种族法》)，反犹运动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该法规定“只有那些拥有日耳曼或雅利安血统的国民才是德国公民”，明确剥夺了犹太人和部分犹太血统的人的公民权，使他们沦为了“属民”。这个法律还禁止犹太人和雅利安人通婚，禁止他们有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并且禁止犹太人雇用35岁以下的雅利安女仆。 此外，生活在第三帝国的犹太人不仅得不到大部分生活上的享受，而且常常连日用必需品也得不到。在许多地方，他们要买食物都感到困难，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在副食杂货铺、肉铺、面包铺和牛奶站的门上，挂着“犹太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在许多地方，犹太人甚至不能为他们的孩子购买牛奶。药房不卖药给他们。旅馆不让他们投宿。常常是，不论他们到哪里，总有“本市严禁犹太人入境”或者“犹太人进入此处安全自行负责”的侮辱性牌子。在路德维希港附近公路上的一个急转弯处，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小心驾驶！急转弯！犹太人每小时75英里！” 可见，由于纳粹当局推行的一系列种族主义政策，德国犹太人在惨遭大规模种族灭绝之前，就已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备受欺压凌辱，毫无尊严可言，完全沦为了身处第三帝国最底层的政治贱民。他们甚至被骂作“犹太猪”。 共产党当权后也人为制造了大量政治贱民，比如中国的“黑五类”。 如果说纳粹看重的是人的种族属性，那么共产党看重的则是人的阶级成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阶级斗争是第一位的大事。要搞阶级斗争，就要先给人划阶级成分，定家庭出身，所谓“黑五类”，就是这么搞出来的。 “黑五类”又叫五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简称“地富反坏右”。1949年之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大陆社会产生了四类政治贱民——四类分子，即五类分子中的前四类。1957年反右之后，右派分子晋升为政治贱民中的“新秀”，四类分子增至五类分子。文革初期，政治贱民的队伍进一步扩大，又新增了四类，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和特务，合为“黑九类”，通通属于被打倒和横扫的“牛鬼蛇神”。实际上，“黑五类”和“黑九类”的子女也被称为“黑五类”和“黑九类”。因为都带一个“黑”字，“黑五类”跟“黑九类”有时又被统称为“黑类”， 在毛泽东时代，不管你是“黑五类”还是“黑九类”，只要跟“黑”字沾了边，你就和纳粹时代的“犹太猪”一样沦为最底层的“贱民”了，不但入党、提干、参军、招工等等一切好事均与你无缘，而且谁都可以欺负你，把你踩在脚下。一如当年那首流传甚广的《牛鬼蛇神歌》所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念白）：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念白）：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把我砸烂砸碎！” 就说现任中共常委习近平吧，在四十多年前的文革时代，因为其父习仲勋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他也曾是“黑五类”的子女，一度也当过贱民。 习近平在他所写的一篇题为《我写过十次入党申请》的文章中告诉我们，1969年，他从北京到陕北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他刚下乡的时候，那里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剩他一人还继续呆在当地。那段时间，他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但由于“黑五类”子女的身份，九次都未获批准。直到最后一次才好不容易被批准。 没多久，清华去延安招生，想上大学的习近平又遇到了麻烦。他在文中回忆说：“那时候报大学，清华给延安地区两个名额，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工作由刘冰同志主持。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显然，要是没好心人给开这个“土证明”，清华的门习近平肯定是进不去的！ 当年有过类似遭遇的又何止习近平一人？！胡锦涛的父亲不也曾是“坏分子”么，以至于他去世后，胡从遥远的青海回家奔丧，在县城想请客吃饭都没人理。前总理朱镕基是右派。刘少奇一家和邓小平一家，更是“文革”中最黑最高的“黑五类”。还有民主党派领袖、文化精英和学术大师，当年有几个不是“黑五类”？ 或许有人会问，毛泽东时代中国到底曾有过多少“黑五类”？官方资料称，曾有2000多万名四类分子，50多万名五类分子（即右派分子）。有研究者推测，“黑五类”的子辈和孙辈是“黑五类”的5-6倍，因而受“黑五类”牵连的人数超过1亿，占当时总人口的15%。其实受“黑五类”牵连的不止是他们的子辈和孙辈，近亲也是受牵连者。焦国标先生就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的家乡（河南开封）那时有‘四大亲属’之说，具体指姥娘家、岳家、姑家和姐妹家。一个人，如果他的这四大亲属成分高（是黑五类），那么他在升学、招工、招干、寻（xin）媒、当兵、当乡村教师和村干部等等方面，都受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受黑五类牵连的绝不止超过1亿，而可能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不干净’”。 伴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黑五类”已成为历史，但政治贱民现象并没有在中国彻底消失。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反革命暴乱分子”、“邪教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等等，不就是“黑五类”在今天的翻版么？不就是改革开放时期新一代的政治贱民么？ 从根子上说，纳粹和共产党之所以热衷制造政治贱民，其根源之一在于他们都奉行敌我分明的意识形态。纳粹鼓吹种族主义，共产党信奉阶级理论，表面上看这两种理论内容并不相同，但内在逻辑却惊人的一致，都是敌我二元论，都认为社会是由敌我两大阵营构成的，他们彼此之间是不平等的，作为敌对一方阵营的人，不但应该被打倒在地，毫不留情地剥夺其公民权利，甚至可以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这种逻辑必然导致一系列带有明显歧视性的法律和政策，从而把社会分割成界线森严的不同等级，“犹太猪”和“黑五类”就是这么产生的。 本性都好斗是纳粹和共产党热衷于制造政治贱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要不断地进行斗争就得一直有敌人。既然如此，还有什么比划分敌我更便于进行斗争呢？！当年，有人问希特勒是否要将犹太人灭绝，他不就曾明确回答说：“不，要是没有了他们，我倒还得把他们再制造出来，重要的是，必须始终存在一个看得见的反对对象，而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对象。”共产党也一样，要是没有了阶级敌人，他们也会把这样的敌人再人为地制造出来。所以，只要纳粹和共产党掌权，必定就会有政治贱民。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渴望有尊严地活着，但在纳粹和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面对权力，除了独裁者，所有人的头都是低着的，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有真正意义上的尊严。有权者尚且如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政治贱民，就更无尊严可言了。这样一个人人没有尊严，都在屈辱中活着的世界，与地狱又有何异！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31：剪除罗姆与打倒刘少奇 作为独裁者，共产党和纳粹的领袖都是些心胸极其狭隘，而且特别容易记仇的人，他们不但容不下别人对自己的意见有不同的看法，更容忍不了别人对自己权力的挑战，哪怕这些人是党内的“同志”，哪怕这些人曾经是自己的“亲密战友”，哪怕这些人有恩过自己，也必定要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题记 在纳粹党内，希特勒虽然位居老大，论党龄却不及恩斯特?罗姆。这个前德国陆军上尉，不仅比希特勒更早就加入了纳粹党，是纳粹党党龄最长的几个元老之一，而且后来还帮助希特勒一手建立了冲锋队，并跟着他一起出生入死，可以说为纳粹党的崛起直至夺得德国的统治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更难得的是，他还是希特勒以亲密的“你”而不是客气的“您”相称呼的唯一的一个人。 1934年元旦，希特勒曾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罗姆。他在信中承认，冲锋队的成绩“主要应归功”于罗姆。这封信最后说：“因此，在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头一年结束的时候，我觉得必须向你，我亲爱的恩斯特?罗姆，对你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人民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且向你保证，能够有你这样的人做我的朋友和战友，我对命运是多么感激。你的怀着真诚友谊与感激之情的阿道夫?希特勒。”这封用亲密的“你”来称呼的信，刊登在1934年1月2日纳粹党的主要日报《人民观察家报》上。 但仅仅时隔半年多，那年的6月30日，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就遭到了希特勒的血腥清洗。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之前，希特勒收到了盖世太保提交的一份情报，称冲锋队要在当天发动政变，这使他最后下定了剪除罗姆的决心。6月30日早晨7点，希特勒的车队在一辆国防军装甲车的护送下冲进了罗姆等人下榻的疗养院。接着，他手持一条马鞭，后面跟着两个荷枪实弹的秘密警察，冲进了罗姆的房间，对这位不知所措的纳粹元老说：“你被捕了。”之后，希特勒又到了罗姆隔壁的房间，对罗姆的亲信海因斯怒吼道：“海因斯！限你5分钟之内穿好衣服，否则我当场毙了你！”与此同时，其它房间里的冲锋队成员都被揪出来集中，然后一个个从罗姆面前走过，被押解上外面准备好的大客车。到6月30日晚上，大约有200多冲锋队头目被关押在慕尼黑监狱。希特勒起初给罗姆一个自杀的机会，罗姆不予理睬，于是党卫队头目艾克将罗姆处决。从6月30日下午开始，希特勒卫队头目迪特里希手持黑名单，将监狱里的冲锋队囚犯分批提出来枪决。与此同时，戈林和希姆莱在柏林也开始动手，大批犯人被押到里施特费尔德军营被行刑队枪决，步枪齐射的声音在军营附近整日回荡。 希特勒之所以要对他的亲密战友罗姆下如此毒手，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一向狂妄自大的罗姆对他的独裁权威提出了公开挑战，希特勒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了严重威胁。 两人的争端源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首当其冲的是要不要进行“二次革命”。 为了争取底层民众的支持，壮大夺取国家政权的力量，纳粹党在党纲中曾提出过一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主张。比如：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砸碎利息奴役制；对迄今已经组合起来的所有企业实行国有化；分享大企业的利润；没收大百货公司,廉价租赁给小公商者，等等。 纳粹上台后，一举摧毁了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为主的左派，但以大企业界和金融界、贵族和容克地主以及牢牢控制着陆军的普鲁士将军为代表的右派仍旧存在。纳粹党中的“激进分子”不满足于仅仅除掉左派，在此之后。他们的想法是要把右派也一起除掉，而主张“二次革命”的罗姆就是这些人的代表。此时，他手下的冲锋队已达200万人左右，几乎是陆军的20倍。1933年6月间，罗姆发出警告说：“德国革命的道路上已经赢得了一个胜利-----对推动德国革命起了很大作用的冲锋队和党卫队决不允许革命在半途被出卖-----如果有市侩认为民族革命的时间已经太久了------那未现在的确是应该结束民族革命，转而进行一场民族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了-----我们将继续斗争——不论有没有他们在一起。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向他们斗争-----我们是完成德国革命的不可腐蚀的保证者。”在8月间，他又在一次演讲时说：“今天仍有担任官职的人对于革命的精神毫无了解。如果他们胆敢把他们的反动思想付诸实践，我们将毫不留情地要把他们干掉。” 但希特勒的想法却与罗姆不同。在他看来，纳粹党的社会主义口号只不过是宣传而已，只不过是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上争取群众的一种手段。现在他既然已经取得了政权，对于这些口号就不再感到兴趣了。他现在需要时间来巩固他的地位和国家的地位。至少在当时，必须巴结右派——企业界、陆军和总统。他并不打算使德国陷于破产的境地，从而危及他自己的政权的生存。因此，在他看来，绝不能有什么第二次革命。希特勒在1933年7月1日对冲锋队和党卫队领袖的讲话中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德国现在需要的是秩序。“对于任何破坏现有秩序的企图，我将同所谓第二次革命一样加以无情的镇压，因为这只会造成混乱。”7月6日，他在总理府对各邦的纳粹党邦长重新提出了这个警告：“革命并不是一种永久不断的事情，绝不能允许它成为这种事情。必须把革命的激流引导到逐步发展的安全的河道里去-----因此，我们绝不能排斥一个好企业家，即使他还不是一个民族社会党员，特别是，如果要接替他的位置的民族社会党员一点都不懂得他的业务。在企业中，唯一的标准必须是能力-----” 希特勒与罗姆的另一个重大分歧是冲锋队的地位和宗旨。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介绍，纳粹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就主张，冲锋队员应该是一支政治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他们应该提供纳粹党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上所需要的暴力和恐怖。而在罗姆看来，冲锋队不仅是纳粹革命的骨干力量，而且是未来革命军的核心，这支革命军对希特勒的作用，正如法国大革命后法国义务军对拿破仑的作用一样。现在已是这样的时候了，应该推开反动的普鲁士将军（他轻蔑地称他们为“老傻瓜”），组织一支革命的军队，一支人民的军队，由他和他的那些征服了德国街道的强悍的助手们来领导。 意见的分歧势必伴随着两人之间的权力争斗，从1933年夏天开始到次年6月30日，这种分歧和争斗可以说是愈演愈烈。最终，当希特勒得知，1934年4月间，罗姆因为自己明确拒绝了他改造国防军的建议，异常恼火，开始主动和纳粹党内外的社会主义派别接触，寻求他们的支持，准备在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同自己摊牌；而反对纳粹党的前总理、军人政客施莱切察觉到纳粹党即将分裂，也积极和罗姆接洽时，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权力，他终于决定跟罗姆撕破脸面，从而上演了6月30日的血腥一幕。 事后，当希特勒在7月13日的国会演讲中提及他对罗姆的处置时，竟公开声称：“如果有人责备我，问我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法庭，那么我只能说：在这个时刻，我要对德国人民的命运负责，因此我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ｏｂｅｒｓｔｅｒ 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ｈｅｒｒ）。”而且希特勒还另外补充了一句：“将来人人都必须知道，如果有人竟敢举起手来打击国家，那么他的下场肯定是死路一条。” 在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类似的内部清洗也屡见不鲜。 别的不提，就拿毛泽东跟刘少奇来说吧，论党内的资历，刘虽比毛要稍欠一筹，但也是屈指可数的中共元老之一。此外，他与毛还是湖南同乡，很早就在一起共事。更重要的是，在延安时代，刘为奠定毛在党内的独裁地位，奔走呼号，竭尽全力，终于使毛如愿以偿。当然，毛对他也不薄，投李报桃，提拔他当上了中共的“二把手”。可以说，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毛刘两人关系亲密，合作无间。但在夺取政权之后，这段蜜月期很快便结束了。导致他们之间关系出现裂痕的主要原因，是两人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越来越大的分歧。比如，在关于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谁是中心、谁是主要矛盾的问题上，毛刘的看法就十分相左。 关于夺取政权以后的主要任务、中心工作，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观点曾是完全一致的。但到中共“八大”以后，两人的看法却开始出现了分歧。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还说：“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反复审阅定稿的。大会结束前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批准了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明确概括。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判断与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也与刘少奇的观点相吻合。然而，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便对《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产生了疑问。据王光美回忆，在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刘少奇十分震惊，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特别是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完全动摇了对中共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的支持。1957年10月9日，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类似这样的分歧还有不少。然而，尽管1949年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意见分歧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但直到1961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仍表示，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他说：“我死后，就是他。”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毛就对自己的选择提出了质疑。事情源于刘少奇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对毛的“突然袭击”。 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一场最大的持续了三年的饥荒，三、四千万人的无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高级官员怨声载道。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共有七千多人，史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交书面报告。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没有念事先起草好、并已印发大会讨论的书面报告，而是对报告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作说明，实际上是另作了一个口头报告。事情就出在口头报告中。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提纲虽然经过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但刘少奇在1月27日做口头报告时有许多即兴的临场发挥，有些提法、判断毛泽东事先并不知晓；有些话不无刺激，令毛泽东十分不快。 比如刘少奇说，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无疑是对大跃进的严厉批评。又比如刘少奇在谈到错误和成绩的比例时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刘少奇的这些话，在当时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很有刺激性。因为在中共党内，首先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比喻成绩和缺点的关系的恰恰是毛泽东，而且是经常这样讲。现在刘少奇说“不能到处这样套”，这在客观上就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况且他是在那样一个场合讲的，可以说是在全党面前。毛泽东的心情可想而知。再比如关于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天灾，也有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人祸。二者哪个是主要的呢？各地情况不一样，应具体分析。他说，有些地方工农业减产，天灾是主要的；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些话突破了毛泽东的估计，毛泽东听了自然不会高兴。还比如，刘少奇在讲到“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时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虽然从字面上看是讲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继续保持”，但言外之意无疑是说这些东西有问题，只不过有些问题一时还看不清，等过5年、10年再“做出结论”。这些话，对于把“三面红旗”看得很重很重的毛泽东来说，当然不顺耳。 总之，在中高级干部大会上，作为党的“二把手”的刘少奇竟然公开间接批评毛，而且是在事先没有向毛通报的情况下，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方式，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对一向独断专横的毛泽东的刺激之大之深自然不难想知。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去武汉了。１９６２年２月和５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五月会议”），鉴于国民经济处于非常时期，确定了经济调整的方案，刘少奇同意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的意见，主张“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 六月下旬，毛回到北京，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刘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游兴正浓。刘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在池子里声色俱厉地质问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起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都显得有些动感情，毛淤积在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而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据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说，刘少奇以为在游泳池的这番谈话，已经化解了毛泽东的不满，取得了毛对实行调整举措的谅解，因而如释重负。其实恰恰相反，这次谈话非但没有化解毛的心结，反而大大激化了矛盾。毛本来就是一个十分记仇的人，特别是“人相食，要上书的”那番话更是重重地剌中了毛的心病，他由此认定刘少奇居心叵测，就是要像赫鲁晓夫那样在他身后作秘密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 更让毛泽东不安的是，刘少奇在党内各级干部中的威望大有超过他之势，他本人讲话已经不大灵了。像在蹲点的问题上，毛讲了多次，但应者寥寥，而刘少奇一发话——“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立刻管用，大批中央部局级领导干部纷纷下去了。这让毛着实领教了刘的厉害，心里很不是滋味。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骤然激化，发展到了公开争论的地步。 会前，毛已经为刘在动员党内领导干部下去指导四清运动的问题上讲话比他管用而憋了一肚子火，在小范围的会议上大发了一通，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出于照顾毛泽东身体的好意，会前，主管会务工作的邓小平曾劝毛可以不必每天都参加会。这下又惹怒了毛。接下来，毛在会上讲话中强调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毛讲话时插话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会场上的气氛相当紧张。 毛泽东对刘少奇竟敢当众顶撞自己大为光火，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气冲冲地进来，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当场质问刘少奇、邓小平二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毛甚至还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1964年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71岁生日。晚上，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请部分中共领导、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一些劳模、科学家吃饭，过生日。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他让钱学森、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等人和他坐在一桌，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安排在别的桌子上。往常在这种场合，毛泽东总是谈笑风生。这一次却是一脸严肃。席间，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接着便十分严厉地指出：“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宴会的气氛可想而知。据参加了这次宴请的薄一波回忆说：“席间鸦雀无声。” 不仅如此，自觉颜面大失的毛还执意要让刘少奇检讨认错，示意陶铸、谢富治等人前去“做工作”，施加压力。但刘少奇一开始相当固执，拒绝低头认错，弄得毛一时下不了台。最后，还是由周恩来出面做工作，施展其擅长调解党内矛盾的本事，从中和稀泥，才打破僵局。 周恩来的调解虽然暂时化解了这场风波，却无法弥合毛、刘之间愈来愈深的裂痕与矛盾，而且这种明显“拉偏架”的做法和党内一边倒的形势，使得毛泽东更加无所顾忌，自认有“理”而不肯善罢甘休。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当刘少奇检讨自己对“主席不够尊重”时，毛非但没有表示和解之意，反而当场顶了回去，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果然，这之后没多久，毛便一手策划和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场来势凶猛的“大革命”中，与毛意见不和并敢于挑战其独裁权威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转眼之间就被打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叛徒、内奸、工贼”，不但被“永远开除出党”，而且落得了个“死有余辜”的下场。 希特勒也好，毛泽东也好，作为独裁者，纳粹和共产党的领袖都是些权力欲极强，心胸狭隘，而且特别容易记仇的人，他们不但容不下别人对自己的意见有不同的看法，更容忍不了别人对自己权力的挑战，哪怕这些人是党内的“同志”，哪怕这些人曾经是自己的“亲密战友”，哪怕这些人有恩过自己，也必定要置其于死地而后快。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党内权力斗争中表现得同样心狠手辣和冷酷无情。罗姆和刘少奇相似的命运不正证明了这一点么？！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32：“我来自人民”与“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以人民的名义干着罪恶的勾当，是所有独夫民贼的惯用伎俩。不是有句话叫做“人民、人民，多少罪恶假汝而行”么，把它送给共产党和纳粹，实在是太合适了。 ——题记 1945年4月30日下午，希特勒偕新婚妻子爱娃?布劳恩在柏林地下元首府中饮弹服毒自尽。惧怕被俘受审的希特勒在此前一日写下了自己的遗嘱，分为“个人遗嘱”和“政治遗嘱”两部分，并派多人分送给自己不久前选定的接班人邓尼茨海军上将及舒埃纳尔陆军元帅。 希特勒在个人遗嘱中写道： “为避免失败和被俘的耻辱，我和我的妻子选择了死亡。我为我的人民服务达12年之久，在这里工作的时间最长，因此我愿意在这个我为人民服务了12年的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政治遗嘱与致凯特尔陆军元帅最后的信中，希特勒写道： “在这三十多年中，指导我的全部思想、行动和生活的，只是我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正是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给了我力量作出最困难的决定”。并且还宣告：“我的所有财物，不论其价值多少，都属于党，如果党不存在了，就归属于国家。” 在这份仅仅只有13页的遗嘱中，把德国和几乎整个欧洲人民全都无情地拖入了战争和杀戮的世纪魔王希特勒，居然一再不厌其烦地提到“人民”，俨然一位“爱民如子的贤主明君”。 这当然不是希特勒一时心血来潮的表白，声称自己热爱人民代表人民服务人民其实是他和纳粹党一贯津津乐道的说法。 纳粹党声称要建立“真正的人民国家”，称希特勒是“我们的人民总理”。 与封建皇帝强调自己的绝对权威来自于上天，或来自于王室家族的血统继承不同，希特勒经常强调的一点是，自己的领袖权威来自于民众之中。1934年8月，他曾公开宣称“一切国家权力必须来自民众并且由民众通过自由和秘密选举批准”。1936年，希特勒在重新武装莱因区以后的公民投票活动中又公开声称：在德国，“政府受到全体民众的信任。我关心民众。15年来，我和这个运动一起逐步上升。我不是被任何人强加给德国人民的。我来自民众，生活在民众之中，并回到民众中去。足以自豪的是，世上没有任何政治家比我更有权利说他是本国民众的代表。” 希特勒始终为他自以为的人民对自己的拥戴而痴醉，以至于临死前，他仍深深地坚信：他就是德国，他就是德国人民。 在柏林总理府后花园地下避弹室的最后日子里，他竟对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说道：“当我死了，民族社会主义衰亡以后，德国人民不可能生存。” 共产党一向也热衷于声称自己是热爱人民代表人民服务人民的政党。 如今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恐怕没有人不知道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的那段名言：“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类似的话毛还说过不少。比如：“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再比如：“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还有：“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1981年，邓小平为《邓小平文集》写序言时曾这样描述自己：“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江泽民接着弄出了个“三个代表”，称中共“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可见，纳粹和共产党都喜欢把“人民”这两个字挂在嘴上，都喜欢以人民的热爱者代表者服务者自居。 但事实究竟如何呢？ 先说纳粹。德国人民明明是一个由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不同种族构成的共同体，纳粹却别有用心地诬蔑犹太人是“劣等民族”，不但把他们排除于“人民”之外，而且残忍地杀害了600多万犹太人，这能说是热爱人民代表人民服务人民吗？ 固然，纳粹上台后让数百万原本失业的德国人重新有了谋生的饭碗，但人毕竟不是只会吃饭睡觉的猪，除了物质生活，他们还要过精神生活，还要思想，还要维护自己的权利、自由和尊严，但在纳粹的极权统治下，这一切全都被无情地剥夺了。这能说是热爱人民代表人民服务人民吗？ 不仅如此，经过经年累月的洗脑，纳粹还让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完全丧失了一个现代公民应有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变成了唯希特勒之命是从的政治炮灰。这能说是热爱人民代表人民服务人民吗？ 更重要的是，当纳粹让饥肠辘辘的德国人民基本都能吃上饭了，把他们的民族主义激情都煽动起来了，把庞大的战争机器都发动起来了，它终于卸下伪装，露出峥嵘，向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迅速张开了战争的血盆大口。这场战争不但让数千万别国人民死于非命，而且把希特勒整天挂在嘴上的德国人民也拖入了苦难的深渊，遭够了本不该遭受的罪。这能说是热爱人民代表人民服务人民吗？ 一个真正热爱、代表和服务人民的政党，在人民面前必定是谦恭的。然而，为了维护纳粹的权威，戈培尔却借用黑格尔的理论声称，政府权力的其他环节从来都是为国家着想，并献身于普遍目的，绝不可以怀疑政府的善良目的。那种认为“政府好像是受邪恶的或不大善良的意志所支配的这一假设是出于贱民的见解。”（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出版社第230页）这就是说，人民要绝对信任政府，纳粹党永远是伟大的、正确的，纳粹政府所做的一切是不准怀疑的。凡是对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产生疑问，都是“贱民的见解。”试想，一个对人民如此傲慢无礼的政党，怎么可能热爱人民代表人民服务人民？ 再来说中共。从1949年到今天的六十多年中，几乎每隔一段时期，它就要发动一次政治运动，尽管运动的目地听起来无不冠冕堂皇，但其实质无一不是为了当权者的私利。毛泽东为了整刘少奇，不惜代价发动文革，把整个国家搞得民不聊生，鸡犬不宁。邓小平为了镇压民主浪潮，在北京城里悍然使用坦克和开花子弹枪杀爱国学生和群众。江泽民为了满足自己的妒忌心，竟然将宣扬真善忍的法轮功打成“邪教”。如此“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灾难，能说是热爱人民代表人民服务人民吗？ 据历史学家研究统计，近六十多年中，中共的暴政直接造成了八千多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个数字要比在此之前，将近一百年内各种各样的外敌入侵、内战的死亡人数还要多。无论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是日本侵略者，都不曾造成过这么多人的死亡，即使他们两个加起来也远远没有这么多。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合。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八千多万非正常死亡的人中，有一半人死于政治迫害，另有三千万到四千万人死于从1959年到1961年那场由中共造成的大饥荒。统计学家发现，中国历史上，即便是1949年之前的两千年之间，由于自然灾害而饿死的人数加在一起都没有这三年饿死的人多。如此草菅人命能说是热爱人民代表人民服务人民吗？ 中共声称，“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官员无论大小，都是人民的仆人。所以，它把自己的国家叫做“人民共和国”。在这个国家中，无论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协商机构、政府、法院、检察院、军队、警察，还是银行、钱币、邮政、国家电台等等，名字前都冠上了“人民”两字。据说，当年毛泽东最满意的衔称是“人民领袖”，当人民欢呼“毛主席万岁！”时，他脱帽弯腰回敬呼喊：“人民万岁！”可事情一旦落到实处，却全然不是这么回事！ 先说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吧。中共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从表面上看，各级人大代表好像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实际上这些代表个个都是各级党委内定的。而且，除了少量摆摆样子的群众代表，大多数代表都是各行各业的共产党官员，各省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等领导阶层的人士成了他们中的主力军。更重要的是，人大会议上讨论的所有重大决策和政府首脑人选都是党事先定好的，然后才被拿到人大会议上，让人大代表们装模作样议论一番后再举手通过，以示民主。正像人们所讽刺的那样，这样的人民代表大会充其量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与真正的“人民”“民意”八杆子搭不上边。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人民非但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权，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决定政府大政方针、政令法律的权力。 再来看所谓“人民政府”。既然自称人民政府，不谈如何为人民服务，至少不能随便挥霍纳税人的血汗吧。可据中国官方媒体公布，近年来大陆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和公款出国旅游的总额已达9000亿元，居世界第一。而同期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在全世界才排100多位，中国人的平均消费才达到小康水平。如此腐败的政府，与“人民”何干？ 接着说所谓“人民医院”。大陆医院里有高干病房，但谁听说过老百姓住的病房在医院里属高档病房？病危，没钱不管。吃错了药，No,No，不是医生的责任。死了人，医院里死个把人算什么？如此“人民医院”，其实已堕落为忽悠人民的医院，为人民币服务的医院。 那么“人民铁道为人民”呢？口号喊得不能不说悦耳动听，可现实中老百姓感受到的是：票价不断往上浮动，服务却没明显改进。而热门线路和春运时节，车票简直就成了某些人谋取私利的筹码。在车厢里，乘务员不是服务员，倒像是呵斥孩子的黑脸父母。难怪有人叹气：“唉！好出门不如赖在家，谁让咱出门了？”最近发生的7?23特大高铁事故，更是拆穿了“人民铁道”的西洋镜。 至于所谓“人民警察”，那就更是个笑话了！按说“人民警察”理应保护人民，但在实际中，他们保护的却是各级官府、权贵富豪，甚至是黑恶势力，而普通民众却往往成了他们欺凌敲诈的对象，难怪老百姓要骂他们是“警匪一家”。 如此种种能说是热爱人民代表人民服务人民吗？ 以人民的名义干着罪恶的勾当，是所有独夫民贼的惯用伎俩。不是有句话叫做“人民、人民，多少罪恶假汝而行”么，把它送给纳粹和共产党，实在是太合适了。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33：“国会纵火案”与“卡廷惨案” 一个是纳粹栽赃嫁祸共产党，一个是共产党栽赃嫁祸纳粹，“国会纵火案”与“卡廷惨案”足以证明，在玩弄流氓手段这一点上，共产党跟纳粹完全称得上是不分仲伯，旗鼓相当。 ——题记 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７日晚，德国首都柏林繁忙了一天的街道上开始渐渐安静下来。 “国会起火了！”随着一声叫喊，只见座落在共和广场旁的国会大厦浓烟滚滚，火焰顿起。一道红光照亮夜空，很快火舌吞噬了大厦的中央圆顶，这座用１０年时间建成的巨大建筑物笼罩在浓浓的烟雾和火光之中。 国会议长戈林迅速赶到现场。他满脸通红，两眼放光，挥动着双拳，大声喊到：“这是共产党干的！这是共产党反对新政府的罪证！我们一定不能再坐等！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把他们抓起来杀掉！” 几分钟后，希特勒和戈培尔也来到了现场。希特勒对一旁的外国记者说道：“这是神的指示，我们要消灭共产党人！” 当夜，纳粹政府发表通告宣布是共产党人放火烧了国会大厦，并声称纳粹冲锋队在现场抓到的一个名叫卢勃的荷兰“共产党员”是“纵火犯”。 第二天，纳粹按照早已拟定好的名单开始了大搜捕。希特勒又颁布了紧急法令，勒令解散除纳粹党以外的一切政党，取缔工会及一切结社、集会。 盖世太保横行无忌，到处抓人、杀人，德国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和１．８万名共产党员被捕入狱。连正在德国的共产国际西欧局领导，保加利亚共产党主席席格?季米特洛夫和另外两名保共活动家也遭到逮捕。 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目的是栽赃陷害，嫁祸于人，为打压共产党扫平道路。 1933年1月30日，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希特勒想实行魏玛共和国宪法规定的特别授权法，该法律规定总理可以不通过议会自行制订规章以代替法律，但授权法需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员通过才能生效，但希特勒的纳粹党在议会中只占有32%的席位。当时德国共产党是议会中第二大党，占有17%的席位，并且反对启动特别授权法。希特勒想占有议会的多数席位，就必须将共产党打压下去。“国会纵火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９月，纳粹分子宣布在莱比锡法庭公开审理这个案件。开庭的前一天，由世界许多新闻工作者和律师组成的“国际调查委员会”公布了大量人证物证，证明被控告的共产党人无罪，并提出有根据的怀疑：国会大厦是纳粹党领导人烧的，或是在他们指使下烧的。保加利亚、德国、法国、美国的２５名律师还自愿为季米特洛夫辩护，但纳粹帝国法庭不允许被告人自由选择辩护人。于是，季米特洛夫决定自己为自己进行政治辩护，戳穿纳粹的阴谋。开庭第三天，轮到季米特洛夫出庭。他说：“我不是一个恐怖主义冒险家，不是阴谋家，不是政变的组织者，也不是纵火者……”实际上国会着火那天，季米特洛夫根本不在柏林。 季米特洛夫慷慨陈辞，严正驳斥了纳粹试图嫁祸于共产党的卑鄙手法。法庭庭长见状慌忙打断了季米特洛夫的演讲，拉出了所谓的“纵火犯”卢勃，问道：“你跟纵火犯是什么关系？你们是怎样密谋的？” 这时，只见季米特洛夫转过身，两眼炯炯有神地盯着卢勃说：“你当众说明，你什么时候见过我？是什么时候认识我的？” “我不认识你，也没见过你。”卢勃答道； 季米特洛夫对着整个法庭朗声说：“问题无疑是很清楚的。在这场审判中，卢勃只不过是被操纵的木偶，可怜的木偶被送交法庭，而操纵者已逃之夭夭。作为一个无辜的被告，尤其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共产国际的成员，我对立即彻底查清国会纵火案，捉拿真正的元凶，是很感兴趣的。” 庭长眼看季米特洛夫要把审判引向追查幕后策划者，又立即打断他的话，对他进行威胁。季米特洛夫毫不畏惧，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对纳粹分子最可怕的问题：“纵火者不是通过通往国会的通道进去的吗？” 庭长失去了自制，吼叫起来：“这个问题不准讨论！”随即宣布休庭。 法庭后来又进行了几次审判，结果都以失败告终。纳粹头目们发现他们的策划正在失去控制，便决定由纳粹头子戈林到法庭“作证”。 戈林指手划脚地胡说了半个钟头，季米特洛夫发言，开始反问戈林：“那个荷兰人在起火之前正是在警察宿舍里过的夜，他是怎样潜入国会的呢？应当先从警察和他们的头头中找出纵火犯来。” 戈林气得高声尖叫：“我不是来让你像法官似地来审问我的，你是早该上断头台的罪犯”。 戈林的失态表现使法官都感到难为情了，他连忙结束了这场争论。纳粹分子的这一招又告“失灵”，莱比锡法庭终于被迫无罪释放季米特洛夫等四人，但判处卢勃死刑。 “国会纵火案”的“谜底”后来也真相大白。原来，是纳粹柏林冲锋队队长带领他的部下，经过通到国会大厦下的一条地下暖气管通道，钻到国会大厦，洒上汽油和易燃化学品，点了火，然后从原路回到戈林的议长府。同时，纳粹冲锋队找到了对放火有癖好的荷兰人卢勃，让他再放了几把火。 这种嫁祸于人的伎俩不但纳粹爱玩，共产党也很精通，二战时苏联制造的“卡廷惨案”就是一个一点都不逊色于“国会纵火案”的例子。 看过着名电影《卡廷惨案》的观众恐怕都会记得影片开始时的一个镜头： 推土机推动，空军上校皮欧特握着十字架的手指微微抖动了一下，就被泥土掩埋了，枪声后的卡廷森林又恢复了宁静------- 由此开始，这部荣获2008丹佛国际电影节人民选择奖、卢布尔雅那国际电影节观众大奖以及波兰电影节最佳剧本、最佳男配角、最佳电影、最佳配乐、最佳音效等7项大奖的着名影片，把我们带回了二次大战时期在卡廷森林发生的悲惨一幕。 据搜搜百科提供的资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7月，德军占领了苏联境内的斯摩棱斯克州，这个州境内有一个叫卡廷森林的地区。 1943年春，德国作战工兵师为修复斯摩棱斯克及附近遭到炸毁的铁路、公路以及其它工程，把强行招募来的罗、捷、匈、波、荷、法等国的劳工，驱赶到卡廷森林里干活。4月13日，几名劳工在掘地的时候，挖到一座埋着许多军官和士兵的大坟。德军发现这些官兵身上的军服既不是苏军制服，又不是德军制服，并且大都是在后颈处一枪致命，便找来一些纳粹官员着手调查。德方组织的国际委员会经过验尸后确定，这些穿着波兰军服的官兵死于1940年春，是被苏联人杀害的。卡廷惨案被柏林电台公布后，立刻震惊了世界，在反法西斯阵营内部，苏、波、英三国的关系顿时蒙上一层阴影。 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行，两天之后，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这一暴行是德国人干的，德国企图嫁祸于人。4月16日，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前去实地调查，并要求苏联提出正式报告，说明流亡苏联的波兰军官的下落。波兰政府的声明指出：我们对德国宣传机器的谎言已习以为常，我们也知道它张扬此事所隐藏的目的。然而，鉴于德国人大量而详尽地报道了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发现数以万计的波兰军官尸体，又断言这些军官系苏联当局在1940年春杀害，我们认为有必要由权威的国际机构对这些“万人冢”进行调查，并对所传的事件进行核实。 4月21日，斯大林通知丘吉尔和罗斯福，他准备与西科尔斯基总理的波兰流亡政府绝交，因为这个政权听信法西斯的诽谤。丘吉尔和罗斯福呼吁斯大林不要这样，希望他维护盟国之间的团结，共同对敌。但4月25日，苏联还是宣布与波兰政府断交。 1943年10月初，苏联红军解放了斯摩棱斯克州。苏联政府成立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枪杀被俘波兰军官事件确认和调查特别委员会”，针对德国1943年4月13日的声明，组织了一个“反调查”，邀请了西方记者数十人，由向导带领对卡廷森林的大墓进行了一次参观。此举目的是要外国报刊相信，在那里挖掘出来的波兰人尸体是德国人在1941年夏末秋初枪杀后掩埋的，并不象德国人先前控告的那样，是俄国人在1940年春天干的事。记者们被指点看了7座大墓，然后又看了苏联医生正在进行的许多尸体解剖，医生把一块块脑、肝、脏等放在餐碟里展示，并大声说机体组织很新鲜，意思是说这些是两年前的德国人所为而不是三年前的俄国人所为。美驻苏大使哈里曼的女儿、战时情报处工作人员凯思林是这个记者行列中的一员，她写道：俄国人从波兰死者的口袋里掏出来的文件中，发现一份日期是1941年夏的信件，这倒是个极好的证据，但是，也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有些死者的口袋里有1940年3月和4月的报纸和信件，包括一份4月11日的《消息报》，这点点滴滴的证据正好与苏联论点相抵触。西方记者不得对5个证人提出问题，许多证词听起来很流利，好象经过仔细排练似的。 1945－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德国战犯时，争论再起。只因双方都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此案成为二战以来悬而未决的谜。二战后，西方的有关着述普遍认为，卡廷惨案是苏联干的，苏联则坚决否认。苏联史着对此始终讳莫如深，竭力闪避。此后，波兰方面和国际社会针对苏联政府的说法多次提出怀疑并展开激烈争论，但苏联政府始终坚持既定的立场。 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苏联和波兰组成自由历史学家参加的联合委员会，对涉及此次事件的大量文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1990年4月13日，在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苏联之际，苏联正式承认对卡廷事件负全部责任。俄罗斯总理普京在卡廷纪念碑前单膝下跪。至此，卡廷惨案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原来，二战时苏联政府认为波兰战俘是一个大包袱，一方面，苏联在紧张的备战中为其要消耗宝贵的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波兰战俘可能随时反抗苏军的监禁，遂决定先处理掉波兰战俘中的军官。除掉了军官，其余的士兵就会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苏联当局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从肉体上将他们消灭掉。1940年3月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长）贝利亚专门就对2万余名以波兰军官为主的战俘和犯人实施枪决一事写出报告上交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审批，随即获得批准。 1940年4月初，处决波兰战俘的行动正式开始。数百名被俘的波兰军官被从上述三个战俘营带上汽车，秘密运往行刑地卡廷森林。行刑人员站在波兰战俘身后，用手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开枪。掩埋之后，苏方人员在上面铺上了厚厚一层土。不久，第二批战俘又被运到该地被同样处理。直至当年５月中旬，苏联在卡廷森林共处决波兰战俘4421人。他们被分别埋入8个大坑，上面铺满松树和白桦树。除卡廷森林外，苏联还在斯塔罗别利斯克战俘营枪决了3820人，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枪决了6311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其他战俘营和监狱枪决了7305人。加上卡廷森林枪决的4421人，共计21857人，其中包括约1.5万名波兰官兵俘虏。 不料苏德开战后，卡廷森林里被苏联屠杀的波兰军官的尸体竟被德国人发现了，这无疑使苏联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急于摆脱困境洗白自己的苏联便把纳粹拉来当成了自己的替罪羊。虽说纳粹嗜杀成性，但长眠在卡廷森林里的波兰军官却并非丧命于他们的枪下。 一个是纳粹栽赃嫁祸共产党，一个是共产党栽赃嫁祸纳粹，“国会纵火案”与“卡廷惨案”足以证明，在玩弄流氓手段这一点上，共产党跟纳粹完全称得上是不分仲伯，旗鼓相当。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34：希特勒的和平保证与毛泽东的民主承诺 毛泽东与希特勒，共产党跟纳粹，其政治道德有着惊人的相似。一个以民主承诺迷惑本国人民，一个以和平保证忽悠西方国家，诡计得逞后，又都翻脸不认账。这种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出而反尔背信弃义的事，除了政治流氓，还有谁做得出？！ ——题记 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一页，造成了9000千多万人的伤亡。然而，战前几年，在暗中紧锣密鼓进行战争准备的希特勒，却大造和平舆论，拍着胸脯对英法等国保证说：德国不要战争！ 1934年8月，希特勒在英国《每日邮报》发表的一篇访问记中信誓旦旦地表示，“战争不会再来了”，德国“对战争造成的恶果比别的任何国家有更深刻的印象”，“德国的问题不能通过战争来获得解决”。这年秋天，他又向法国复员军人领袖和众议员让?戈埃重述了这些动听的话。 1935年5月21日晚上，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发表了一篇颇为动听的“和平”演说。据《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回忆，他在国会里听过希特勒的大部分演说，“这次大概是他所听到的他的最动听的，而且无疑是最巧妙的、最能迷惑人的演说之一。希特勒当时显得心情舒畅，流露出一种不仅是自信的，而且是使他的听众感到意外的宽容与和解的精神。演说词中没有对谴责他废弃凡尔赛和约军事条款的国家表示不满或蔑视。倒是有着许多保证，说他所要的只是在对大家都公正的基础上的和平和谅解。他不要战争；说战争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用处的，而且是令人极端嫌恶的。” 希特勒还说，“过去300年中欧洲大陆上所流的血，跟这些事件对各国所产生的后果，颇不相称。到头来法国仍旧是法国，德国仍旧是德国，波兰仍旧是波兰，而意大利仍旧是意大利。帝王野心、政治欲望、爱国偏见，造成了大量流血，但在能够看到的深远政治变化方面所获得的结果，就民族情绪方面来说，只不过做到触及各国的皮毛而已，它并没有在实际上改变它们的根本性格。如果这些国家仅仅把它们的牺牲的一小部分用在比较明智的目的上，成就无疑会更大而且更永久。” 希特勒并且宣称，德国丝毫没有要征服其他国家的念头。“我们的种族理论认为，每一个企图征服和统治一个外国民族的战争，是一种迟早要使胜利者内部发生变化和削弱，最后使他遭到失败的事情-----由于欧洲已不再有未被占领的空间，所以每一个胜利-----充其量只能造成一个国家居民人数的增多。但是，如果各国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的话，它们可以用一种更简单和更自然的方法不流一滴泪而做到这一点——[用]一种健全的社会政策，用使一国人民更愿意增添子女的方法。 在这篇演说的最后，希特勒甚至提出了维护和平的13点具体建议，这些建议看上去非常冠冕堂皇，因此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造成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在这些建议之前，希特勒还庄严地承认和保证“德国已和波兰缔结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我们将无条件地信守这个协定-----我们承认波兰是一个伟大而具有民族意识的民族的国土。” 至于奥地利，“德国既不打算也不希望干涉奥地利的内政，并吞奥地利，或者来一次合并。” 关于裁减军备，希特勒更是准备无所不允的：德国政府愿意同意能导致取消最重型武器的任何限制，特别是适用于侵略的武器，如像最重型的大炮和最重型的坦克的任何限制-----德国表明愿意同意对大炮口径、战舰、巡洋舰和鱼雷艇的任何限制。同样，德国政府愿意同意对潜水艇吨位的限制，或者完全取消潜水艇-----” 在晚上10点过后不久，希特勒的演说到了结束部分：“不论是谁，要是在欧洲点起战火，除了混乱外不能希望得到别的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坚决相信，在我们的时代里实现的将是西方的复兴，而不是西方的衰亡。德国可能对这项伟大的工作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希望和不可动摇的信念。” 让希特勒窃笑的是，西方民主国家竟把他的这番甜言蜜语全都当了真。他们哪里知道，希特勒一边在给他们灌着迷魂汤，一边却在暗中加紧重整军备。当一切准备都完成后，便立马撕下和平的伪装，迫不及待地挑起了新的世界大战。直到这时，西方民主国家才醒悟过来，原来，希特勒早先的和平保证都是在忽悠他们。 中共当年在民主问题上的表演，完全可以跟希特勒的这种流氓行径相提并论。 抗战时期，针对社会上关于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要搞一党专制的说法，刘少奇曾义正辞严地反驳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注1）“共产党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注2） 既然不搞一党专政，那么共产党当政后打算建立怎样的政体呢？1945年7月，毛泽东在与当时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谈话时，对此做了十分明确的回答。黄炎培回忆说，“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注3）毛泽东给出的答案很清楚，共产党当政后将实行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除此之外，毛还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国民政府应全面实行民主，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建设好中国。1944年6月12日，他在答中外记者团时就说过，“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份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注4）见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 与中共领袖的这番民主承诺相呼应，抗战期间，共产党的报纸把争取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给人的印象是共产党似乎比任何人都更热爱、向往和追求民主自由。 1946年5月4日，《解放日报》为庆祝“五四”发表了社论《民主和自由新论》，该文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对民主进行了讴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没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便绝对不可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绝对不可能由贫弱变为富强。”类似这般充满激情的民主言论，在当年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不胜枚举。 1945年2月12日的《新华日报》在回答一位名叫吴中民的读者的提问时曾这样说过：“现在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实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没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饰的花样而已。”(注5) 1945年7月2日《解放日报》上一篇谈民主的文章调子更高： “民主能发挥无穷的伟力，唯有实行民主，事情才能办好。” “实践证明了一切，谁还能丝毫怀疑吗?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 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按说，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的都是阶级斗争，而不是什么抽像的民主，更不会赞同西方“民主第一”的观点。可当年为了鼓吹民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中共甚至置老祖宗的理论于不顾，对西方国家“民主第一”的观点也公开大唱赞歌。1943年9月15日，《新华日报》在显着位置发表了题为《民主第一》的社论。文中说，“美副总统华莱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员会发表演说，曾强调‘民主第一’的口号。他认为不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经济上也需要民主；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需要民主。他说：‘民主第一的口号，表示全世界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都应获得自由’。‘能巧妙遵循这样的民主第一的口号，并予以有力实施，则必能获得和平。’这见解是十分正确的。在法西斯侵略阵线秋风落叶般日趋崩溃之途的今天，为了实现和平繁荣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复辙，强调这种‘民主第一’的口号，实在是必要的。”“然而仅仅强调这一正确口号还不够，必须在事实上实现这口号。” 共产党的报纸还煞有介事地警告说，“万里长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经是人民的世纪、民主的时代了，一个国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于是中国必须而且必然要实现民主了。”（注6）“民主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谁要反抗这潮流，谁就要遭受灭顶之祸……”（注7）“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注8） 不能不承认，共产党在抗战民主运动中的种种民主高调，成功地吸引了一批中国民众特别是一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眼球，以至于他们中许多人都把共产党当成了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希望所在，天真地以为共产党取代国民党领导中国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国人民真正迈向民主自由的那一天！ 这些善良天真的人哪里知道，当共产党大骂国民党独裁的时候，它在自己地盘里的统治却比国民党还要独裁。他们更不会料到，当共产党打着反独裁争民主的口号推翻了国民党的政权后，带给中国人民的并不是它当年信誓旦旦承诺过的民主自由，而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独裁统治。这一点，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曾供认不讳。1958年3月22日，他在“成都会议”上就曾大言不惭地说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注9) 可见，希特勒与毛泽东，纳粹跟共产党，其政治道德有着惊人的相似。一个以和平保证忽悠西方国家，一个以民主承诺迷惑本国人民，诡计得逞后，又都翻脸不认账。这种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出而反尔背信弃义的事，除了政治流氓，还有谁做得出？！ —— 注1、注2：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35：中共的民生优先与纳粹的社会笼络 别看共产党和纳粹总把人民的利益挂在嘴上，其实他们并不真心想为民众造福，但有一点他们都很明白，那就是要夺取和巩固政权，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就必须利用民众的力量，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供自己驱使。为此，他们不惜用小恩小惠收买民众。中共的民生优先也好，纳粹的社会笼络也好，玩的正是这种把戏。 ——题记 2011年6月30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将个税起征点由原来的每月2000元提高到每月3500元。官方媒体称，这是中国政府2011年为增加百姓收入做的第一件民生实事。 中共当政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爆发，国民经济被折腾得停滞不前，全国上下天怒人怨。毛时代之后，为了挽救自身的危机，中共不得不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搞起了所谓的改革开放，声称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全国人民都富起来。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富起来的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中共这个世界头号腐败党，是大大小小的贪官汙吏和不法奸商。在改革开放走到尽头的今天，为了减少民怨，“维护稳定”，中共又打出了一张新牌：民生优先。 为了吸引民众的眼球，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官方媒体大造舆论说，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为民，高度重视民生问题，推出了一系列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措施。十七大将把民生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和经济民生的具体政策两个层面，全面论述和回应广受关注的民生问题，明确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小康社会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而是“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可持续的发展。 “十二五”规划纲要通过前后，中共又掀起了新一轮宣传攻势，进一步为所谓的民生优先造势。温家宝亲自表态说：“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是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这就是我们对今后五年的最主要的考虑。” 按照官方媒体的诠释，与以往五年规划注重增长不同，“十二五”规划纲要从一开始编制就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整个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民生的保障和改善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首次制定了改善民生的行动计划，对社会关注的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体制改革、住房保障等热点、焦点问题全都给予了积极回应，并提出了解决方法和途径。规划２４个指标中有９个指标与民生相关，在12个约束性指标中有４个与民生相关。 翻看“十二五”规划纲要，其中也确实不乏一些体现民生优先的具体内容。比如，该规划首次提出要在中国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明确规定“十二五”期间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范围和重点包括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口计生、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住房保障、环境保护共九个方面，并对其中每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做了规定。如在公共教育中，政府要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实现九年义务制免费教育，对农村的学生，对城镇经济困难家庭的学生和涉农专业的学生，中等职业教育免费等等。 “十二五”规划还第一次提出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地扩大就业和创业的规模，特别是要重点解决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困难人员的就业问题。提出五年年均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800万人。 针对目前城镇低收入群体住房比较困难的现实，“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未来五年要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3600万套，今年1000万套，明年1000万套，后面三年还有1600万套，使保障性住房的复盖率达到20%。另外，对于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要提供廉租房，实行廉租房制度；对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要提供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而对于中高收入家庭，则将实行租赁和购买相结合的商品房制度。 不过，这种民生牌其实也算不上什么新招，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纳粹就玩过了，而且玩得比中共还有成效。 希特勒曾说过，“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对此还需要另外一些东西”。其中之一就是社会笼络，其实也就是今天中共挂在嘴上的“保障和改善民生”。 纳粹实施社会笼络的重点是花力气解决德国人的饭碗问题。希特勒上台之初，德国失业人数高达600万人，加上400万临时工及其家属，全国几乎有一半人在贫困、饥饿、死亡线边缘挣扎。纳粹当局通过大兴急需劳动力的土木建筑工程和国防工程，重建庞大的军队和实行劳动义务制度，奖励妇女离职专营家务，迫害、打击异己，并对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民主进步人士、犹太人等实行关押、流放或免除公职等有关措施，到1937年3年多的时间内，德国大体上消除了失业。 其次，纳粹当局还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大力推进社会保险。1929—1932年经济大危机时期，德国的保险金制化为乌有。1934年7月5日，纳粹政府颁布了新的《社会保险建设法令》，将魏玛时期的社会保险机构自治管理制度，改由政府官员掌管。1937年12月和翌年12月，又先后发布了《扩大保险范围法令》和《关于德国手工业者养老金法令》，扩大了社会保险的范围，规定40岁以下的工人和职员全部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个体经营者首次获得了社会保险。1933年之后，德国各种失业保险、残疾保险，职员保险等保险储备基金明显增加。1938年保险储备基金达35．33亿马克。此外，纳粹政府还确立了养老金计划，“使老年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其他职业的同胞没有明显的差别”。 社会救济也得到了强化。纳粹德国的社会救济事务由纳粹党的附属协会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会负责实施，主要项目有“冬赈服务”和“母子救济”。冬赈服务的主要任务是缓解失业者在冬季所面临的饥寒困境，在1933至1937年间，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会向多子女家庭和贫困家庭发放了近1．5亿马克的救济金，其中主要是食品和煤炭。母子救济的主要内容是增加对孕妇和产妇的经济资助，延长孤儿补助金和儿童补助金的领取期限，使两者均至18周岁，同时补助多子女家庭以鼓励生育，1935—1936年起，纳粹当局又规定，多子女家庭自第五个孩子起可获得一次性补助100马克，从第六个孩子起可再获得每月10马克的定期补助。 面对世界市场和气候的不确定性，纳粹政府还确立和采取了许多保护农民的制度和措施。今天欧盟的农业制度、道路交通规则、强制保险制度、儿童补助制度、税率等级制亦即自然保护的基础都来自纳粹时代。 再有，纳粹当局还扩大了职工的带薪休假。德国劳工阵线通过与企业主协商，把原来每年3天的带薪休假日延长至6—12天，其中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组织的活动者休假18天。德国劳工阵线还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1937年一年之内，全国约有1000万人参加了“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一时间，法西斯报刊、电台和电影广为宣传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法西斯德国的工人也拥有了这种权利。 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声称，要实现使“每个德国职工拥有一辆小轿车”的梦想。为此，他下令开发生产一款名为“大众汽车”的小轿车，每辆售价仅990马克，通过所谓“先付款、后得货”的分期购买方式，每个职工每星期交付5—15马克，达到750马克后即可获得一张汽车订单号码。 咋一看，中共打出的民生牌也好，纳粹搞的社会笼络也好，都是在为民谋利，民众也确实得了点利，但明眼人哪个不清楚，今天，在百姓创造的财富蛋糕中，中共取得的份额并未因为所谓的民生优先而有丝毫减少，那些贪官汙吏们从百姓口袋里捞钱的速度更是有增无减，人民的物质生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保障和改善。至于纳粹，它在成功地笼络了民众之后所发动的那场战争，不但使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死于炮火，而且把整个国家和民族都拖进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以致战败后的德国人民不得不勒紧裤带过了好多年原本可以避免的苦日子。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那就是中共的民生优先和纳粹的社会笼络，都是建立在剥夺民众基本人权的基础之上的。“你想过日子吗？那你就无条件地交出你的自由和尊严。”这就是中共和纳粹共同的强权逻辑。 别看共产党和纳粹总把人民的利益挂在嘴上，其实他们并不真心想为民众造福，但有一点他们都很明白，那就是要巩固政权，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就必须利用民众的力量，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供自己驱使。希特勒不就说过么：“如果她最贫困的人民是她最忠诚的人民，德国将是最强大的。”为此，他们不惜用小恩小惠收买民众。中共的民生优先也好，纳粹的社会笼络也好，玩的正是这种把戏。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36：“中国奇迹”与“德国复兴” “中国奇迹”和“德国复兴”都是一种畸形的繁荣，一种扭曲的发展，用专家的话讲，都是建立在“低人权优势”基础之上的，因而最终都不可能真正地造福于民。 ——题记 2011年2月15日，中国各大媒体都在显着位置刊发了一条消息：中国GDP总量超日本居世界第二。 消息称，日本内阁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折合美元为5.4742万亿美元，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为5.8786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而日本则自1968年以来首次让出“第二经济大国”之位。 在报道这一消息的同时，众多中国官方媒体还争相引用了某些国外媒体热捧中国的评论：“受老龄化及通货紧缩等因素的影响，日本GDP增速缓慢，而中国则保持着高速增长，两国间的差距今后势必还将不断拉大。”“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并且正在主导世界经济”。“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同时也是最大能源消耗国。如果中国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率，那么到2020年至2030年间，中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毛时代相比，经济上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GDP持续增长，财富蛋糕急剧增大，经济位次逐步前移，这回GDP总量超日本居世界第二就是一个突出的标志。与此同时，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条条高速公路通向四面八方，一辆辆轿车川流不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中国一线城市，其繁华程度与纽约巴黎伦敦等西方大都市已相差无几。这就是中共津津乐道，同时被一些西方媒体和权威人士热炒的所谓“中国奇迹”。 然而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很多熟知中国内情的专家都一致认为，所谓“中国奇迹”其实不过是一种橱窗式的畸形繁荣。畸形就畸形在，这种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完全是建立在透支资源、汙染环境、道德沦丧、财富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和公民权利横遭践踏的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是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代价的。 就拿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来说，各国政府都非常眼红中国银行里的巨额居民存款，殊不知，这些存款中有80%以上的款项为不到20%的中国公民所有。还有一组数据，中共建政60周年经济总量增加了77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2.4倍，国家财政收入却增长了985倍。200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300670亿元，而财政收入却高达61317亿元，居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以上。这还只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包括省市县乡四级行政机构的地方财政收入总和就更无法计量了。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一直在飞速发展，但所赚的钱主要揣在政府、企业和富人手里，老百姓的兜里所剩寥寥。再加上天文数字的医疗费用和高得离谱的房价，多数中国人都在朝“负翁”的深渊里滑落。于是，国家富了，少数人富了，人民却穷了，就成了当前最大的中国特色！ 再说对资源的透支。中国经济增长是典型的粗放式增长，所消秏的能源比例远远高于中国GDP在全球GDP总量中的份额，2009年中国GDP占世界的8.6%，却消秏了世界46.9%的煤炭和10.4%的石油，而同年美国GDP占世界的24.3%，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占15.2%和21.7%。据中国国家环保总局透露，每生产价值为一万美元的商品，中国现在所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比印度还要高2倍。中央电视台2频道曾报导中国每年产出的GDP当中，有18%的GDP是通过透支生态环境和资源取得的。 环境汙染的程度更是骇人。据资料显示，中国1/5耕地受到严重的重金属汙染，城市河段70%受到严重汙染，中国人的饮水安全早已成为严重问题。世界银行说，在世界上10个环境汙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6个。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的38%，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沙漠化威胁之中。专家估计，中国未来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2006年8月26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在一份环境检查报告中，以“有水皆汙”、“逢雨必酸”、“汙染之重，触目惊心”、“不能再拖下去了”等字句来形容汙染的严重性。有一幅卫星拍摄的地球照片，许多国家是绿色复盖，而中国是一片黄土。面对祖国母亲被蹂躏如此，看到中共还在高喊“崛起”，许多同胞不觉“万念俱灰”。显然，如果环境问题不能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快就要成为过去。 无独有偶，类似的奇迹在纳粹德国也曾发生过！ 提到纳粹，人们想到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二次大战、集中营、焚尸炉、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很少有人知道希特勒上台后短短几年内，就使一度跌入经济低谷的德国迅速复兴，这不仅在当时被纳粹党自己，而且被一些西方经济学家都称之为“奇迹”。 1929年至1939年之间，一场经济大衰退席卷了全球。这次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衰退都要来得深远。资本的短缺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都带来了出口和国内消费的锐减，其中世界国际贸易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亿美元、1931年的397亿美元、1932年的269亿美元和1933年的242亿美元，下降幅度超过以往国际贸易的最大下降数7%的很多倍。在所有国家中，经济衰退的后果都是大规模失业：美国1370万，德国560万，英国280万。据估计,大萧条时间,全世界的钱财损失达2500亿美元。 为了走出低谷，恢复和发展经济，西方各国纷纷寻思良策，而纳粹德国则是大萧条时期最早复苏的国家之一。希特勒上台后短短4年里，就一举扭转了濒于崩溃的经济形势。从1932年到1937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德国的失业率从原来高于30%下降到几乎为0，到1936年秋天，失业问题已基本解决，差不多人人都有了工作。同时，德国还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一句话，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使得二十年前惨败的德国，又重新崛起成为欧洲大国。 以高速公路为例，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就诞生在当时的德国。到1939年，纳粹德国已建成高速公路三千多公里，这些高速公路连接全国所有的州和重要城镇，还通向周边国家。到希特勒倒台时，纳粹德国已修建了最初规划总长7000公里中的4000公里。今天，德国的高速公路累计约长1.24万公里，其中四分之一是希特勒时代修筑的，人们至今仍把它门叫做“希特勒路”。 当年，希特勒还对高速公路的工程质量提出了极其严格的要求：一般四车道宽34米，中间有约5米的间隔带，铺草植树；不设路灯，每隔约200米竖一金属片镶面的水泥柱，夜晚在车灯照射下反光，全路亮起一条“光带”；路面经特殊处理，整齐排列着指头大小的凹坑，雨天不打滑；坡度尽量小，要有足够的视野，转弯处的半径要尽量大等等。连紧急停靠地带、高架桥、立交桥，每隔一定距离设置加油站、连锁餐厅等设施都想到了。希特勒甚至要求高速公路不仅可以让军车一天内横贯德国的东西和南北，而且一些路段还要能起降飞机。高速公路修好后，沿途风光明媚，技术先进，希特勒广邀各国媒体进行宣传报道，连美国人看了都眼红不已。 光有路还不行，还要有车开，希特勒的另一项重要计划是为德国老百姓提供人人都能买得起的车。希特勒在竞选总理纲领中就有一条：让每个德国家庭都拥有一辆轿车。希特勒把这种车概括为：“最高时速100公里，百公里耗油应少于7升，可乘载一家两名成人和三名儿童，售价不超过1000马克，轿车可以停放在露天地，发动机冬季要防冻，容易起动”。1933年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上台仅11天，他便亲自主持了柏林汽车展开幕式，很快一款售价仅990帝国马克的小车诞生了，这就是世界汽车史上的一代名车——“甲壳虫”的由来。为了能够生产这种人人都买得起的轿车，着名的大众汽车厂组建成立。希特勒在工厂的奠基仪式上说：“工厂要依靠全体德国人民大众的力量来建设，生产的产品应该使德国人民都高兴，因此，这个工厂就叫大众汽车厂。” 纳粹德国的这些经济成无疑是巨大的，但同时它们又是十分畸形的，因为这些经济成都是建立在全体德国人民的自由权利被野蛮剥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厉管制，他们祖祖辈辈创造的德国优秀文化横遭摧残的基础之上的。 或许更重要的还在于，迅速恢复的德国经济并非是实现民众福利的工具，而是直接为启动疯狂的战争机器作准备的。换句话说，纳粹德国的经济乃是名副其实的以军事工业为基础和支撑的战争经济。德国军事经济参谋部长官格奥尔格?托马斯少将当时就直言不讳地承认：“一个国家，象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迫那么做的那样，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已有意识地和有步骤地把它的全部经济力量都用来准备适应战争的需要，在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他说的没错，只不过把经济驶向战争的轨道并非是“被迫”，而是希特勒有意识做出的决定。除非发动战争，否则这种“要大炮不要黄油”的经济是绝不可能支撑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的，更不可能真正造福于民。 举个例子说，因为“要大炮不要黄油”，纳粹当局极力压缩粮食和副食品进口。1929年，德国进口粮食182.9万吨，动物油脂12.5万吨，乳酪6.4万吨，蛋16.8万吨。到1939年，德国进口粮食126.8万吨，动物油脂4.2万吨，乳酪3.2万吨，蛋10.2万吨。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1939年纳粹当局对除蔬菜，土豆之外的一切食品都采用定量配给，并进一步压缩原有的粮食和副食品的消费定量。结果，德国居民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仅有343克，连矮小的日本人在半饥饿时的粮食定量（350－390克）都不如。 可见，“中国奇迹”和“德国复兴”都是一种畸形的繁荣，一种扭曲的发展，用专家的话讲，都是建立在“低人权优势”基础之上的，因而最终都不可能真正地造福于民。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37：“北京奥运”与“柏林奥运” 热衷涂脂抹粉，惯于欺世盗名，是共产党和纳粹共同的爱好和特长。对比“北京奥运”和“柏林奥运”，一个是中共最大的“面子工程”，一个是第三帝国的“化装舞会”，翻遍整部奥运史，再也找不出比它们更相像的两兄弟了。 ——题记 2008年8月8日晚，全世界的目光都对准了“鸟巢”造型的北京国家体育场。胡锦涛在此宣布：第29届奥运会开幕。 随着电视机的镜头，人们看见可容纳９万余人的“鸟巢”体育场内座无虚席，群情激动，流光溢彩，烟花漫天，欢声鼎沸，歌舞升平，俨然一派盛世景象！ 随着李宁的出场，开幕式上出现了最煽情的一幕。作为最受瞩目的最后一棒火炬手，只见这位赫赫有名的“体操王子”被吊到了高空，一幅祥云图案的背景画轴徐徐展开。接着，他又高举火炬凌空绕场一周，在他身后的画轴中展现的是全球传递火炬的景象。这神奇的一幕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最后，李宁点燃了主火炬塔，第29届奥运会的圣火开始在“鸟巢”上空熊熊燃烧。 一向热衷于在世界舞台上出风头的中共当局，在本届奥运会上可谓如愿以偿，着实风光了一回，过足了面子的瘾！ 试想，为期十七天的“北京奥运”不但牢牢地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共赴北京同台观看了开、闭幕式，４５亿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和游客光临了中国，２０４个国家和地区的１万多名运动员刷新了３８项世界纪录、８５项奥运会纪录，而且中国队还凭借金牌总数第一的佳绩，一举登上了多年梦寐以求的奥运老大的宝座。一时间，“世界第一”、“汉唐盛世”的谀词不绝于耳，中共能不乐坏了吗？！ 17天后，当奥运帷幕落下时，中共头号宣传喉舌新华社专门发表了题为《一座伟大的历史丰碑》的述评，沾沾自喜地称“北京奥运会，在中国发展的进程中树起了新的界标。没有３０年改革开放，就没有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今天，中国能够把一届精彩的奥运盛会奉献给世界，能够以成熟、包容、开放、自信的心态拥抱世界，得益于３０年改革开放积累的综合国力，得益于３０年改革开放积淀的民族自信。被喻为‘改革开放成年礼’的北京奥运会，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又一个新起点。”“无论是对中华民族还是对奥林匹克运动，无论是横看世界还是纵观历史，北京奥运会都是一座伟大的丰碑。” 时隔不久，中共当局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高规格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胡锦涛在会上喜不自禁地自夸道，“百年奥运梦想成功实现，这是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又一次历史性跨越，也是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又一个新的起跑线。”“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成功举办的事实再次向世人昭示：中国人民有能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如此这般自吹自擂自我陶醉不禁让人恍然大悟：原来“北京奥运”的真实目地，根本就不是为了实现“和平友谊进步”这一奥运宗旨，而是为了向世界展示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展示中共及其政府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牛逼本事，展示它津津乐道的所谓正在崛起的大国形象，而这一切，最终又都是为了证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说到底，“北京奥运”不过是中共表演的一场规模空前的政治秀，是中共实施的一项最大的面子工程罢了。 为了办成历史上规模最大最风光的奥运，让全世界的政要都来捧场，中共不但“把奥运当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而且置百姓的生活于不顾，不惜劳民伤财，大把大把地砸钱，投巨资用于改善北京的空气和交通，修建宏大漂亮的比赛场馆，打造奢华的开幕和闭幕仪式。据报道，北京奥运的总预算为雅典奥运的3.1倍，占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以来历届奥运会支出之和的43.6%。别的不说，仅一部奥运宣传片当局就花了3500万。伴随着五花百门的宣传，大把大把的银子从中国一直撒到海外，让大洋彼岸富甲天下的老美、殷实富裕的欧洲都看傻了眼。于此同时，中共为了把已经沙化的北京变成绿色，光绿化一项的支出就达一千二百亿人民币。而奥运前中国的人均GDP不过才一千七百美元，不要说和发达国家三、四万美元的人均GDP相比差之甚远，就是比上届奥运举办国，欧盟最穷的国家希腊的一万六千六百多美元，也差不多要少近一万五。况且这一千七百美元的收入还只是一个平均值，在贫富悬殊十分巨大的中国，大多数国人还只有几百美元的年收入。2006年中国小康发展报告显示：还有十分之一，一点三五亿的中国人处在一美元以下的贫困线中。这样的经济水平，却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举办超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超级奥运，可见中共好面子好到了何等程度。 奥运期间，中共最怕的是外国媒体和来宾与国内异见人士接触，因为那样一来，其独裁专制的黑幕势必就会遭到曝光，它所竭力展示的开明形象就要彻底泡汤了。为此，中共在奥运前夕加大了对各类异见人士的打压力度。首当其冲的当数法轮功修炼群体。仅从2007年12月至2008年3月中旬，全北京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就达19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奥运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和马术等比赛项目举办地的顺义县，在距奥运倒计时一年前后，就发生了20多起暴力抓捕法轮功学员事件，重点集中在建有奥运场馆附近的马坡、木林、北小营镇，首都国际机场附近的天竺、后沙峪乡和城区内。令人震惊的是，这种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大抓捕并不止于北京一地，而是全国性的。截至2008年3月11日，据不完全统计，从2007年底开始发生的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案例已达1878宗，遍布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无一例外的是，这轮大抓捕都是以保证奥运顺利进行的名义堂而皇之进行的。 在奥运前遭到抓捕迫害的并不止是法轮功学员，还有中共眼中的各种“危险分子”。2007年12月27日，着名维权人士胡佳在北京家中被公安部门逮捕，罪名是“涉嫌颠复国家政权罪”。2008年4月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决，胡佳在网络发表的五篇文章以及他在两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的言论有罪，判处他三年半徒刑。2008年1月17日，中共当局判处黑龙江富锦失地农民维权代表于长武两年劳动教养。劳教决定书称他组织上访，要人权不要奥运、要土地不要奥运，还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特别是与有法轮功背景的媒体有联系，因而认为他危害了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构成了劳教条件。 北京不仅是奥运会的主场地所在，更是中国的首都。为了让北京给奥运来宾留下一个“无可挑剔”的美好印象，中共不仅将几百万农民工赶离北京，使他们失去了生活来源，而且还下令北京周围五个省市上万家工厂停工，使无数工人因此陷入困境。 同样悲惨的还有几十万含冤赴京上诉的访民，他们无一例外都遭到押解，被遣送回原籍。就拿位于北京丰台区的“上访村”来说，由于聚集了大批来自各地因征地、拆迁及土地等纠纷而到北京的访民，这里一向被中国当局视为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由于“上访村”因陋就简，访民衣衫褴褛，与“新北京，新奥运”形成强烈反差，自然成为北京市强力整顿的重点目标之一。2007年8月，北京当局对“上访村”展开大清查，除勒令所有上访者搬迁，并规定收留上访者的旅店将被罚款2万元人民币。9月下旬，“上访村”在逾百名北京警察、城管部门人员的强制下被拆除，大批公安并持续在“上访村”附近驱赶尚未离开或新来的访民。 保守封闭极权是中共留给西方世界的一贯印象，为了打破这一“成见”，展现所谓改革开放后崭新的开明的中国形象，中共还挖空心思地大搞奥运攻关。2007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表面上放松了对外国媒体的限制，试图营造出言论自由的假象。接着，奥运允许“公园里游行”也应运而生。西方有民主自由，“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新中国”当然也要有。一来“划定丰台区的世界公园、海淀区的紫竹院公园和朝阳区的日坛公园等几个公园作为外国和中国公民和平集会与游行示威的场所，”可以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不缺民主自由；二来，“同时，集会游行示威活动跟其它国家一样，需依法提出申请”，可以藉此让那些“异端”的集会游行示威名正言顺地胎死腹中。与此同时，层层挑选、审察、培训的工作人员、安保人员和志愿者，包围了所有的国际友人和外国媒体，到处游走的都是化装成民众的密探和安全人员，四处可见的都是组织良好的欢呼的人群，在奥运来宾和外国媒体面前，除了微笑和赞美，一切“异议”和“杂音”都消失了。一时间，中国显得空前的“开放”与“和谐”！ 然而，正如一首题为《这不是人民的奥运！》的诗所写到的那样： “这是一个暴虐的春天。 这是一个疯狂的春天。 颇耐人寻味的是，与“北京奥运”相比，上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德国举办的“柏林奥运”简直就是异曲同工。 1936年8月1日，在希特勒的主持下，第十一届奥运会在柏林开幕。 这届奥运采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仪式——奥运圣火接力传递——由3000多人接力21天，在开幕当天传递到守在现场的希特勒面前。圣火点燃之后，巨大的信鸽群从体育场内飞起，标志着“和平的竞赛”。 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当英、法两国体育代表团的官员和运动员们走进体育场时，竟然也伸直右臂，向主席台上的希特勒行纳粹礼致敬。 1932年，国际奥委会将第十一届奥运会会址选在柏林。希特勒上台前，曾十分仇视和反对奥运会，指责奥运会是“犹太人和和平主义者搞的花样”，是“犹太人和共济会信徒的一项发明……是产生于犹太教的一种游戏，在民族社会主义者统治的德国是不可能举办的”，并斥责德国运动员在1932年奥运会上与黑人一起比赛，有损日耳曼民族的尊严。希特勒上台后，由于忙于巩固自己的统治，起初对举办奥运会也并不热心，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了奥运会的巨大政治潜能，转而决定把柏林奥运会打造成美化与宣传纳粹德国的大舞台，用奥运作宣传工具来强化“雅利安人种优势论”。为此，希特勒让政府拨款两千万马克（合当时八百万美元）资助“柏林奥运”，要求在柏林修建能容纳十万人的体育场，把“柏林奥运”开成一次规模超过以往所有奥运会的政治盛宴。 奥林匹克体育场是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已规划设计好的，但他亲自视察场地之后，觉得还不够大，吩咐设计师韦尔纳?马克扩大规模，并要求紧挨着体育场西侧再建一块更大的场地。这就是可容纳25万观众的五月广场，主要用作大型集会与阅兵场地，也可进行体育活动。 精心筹划的公关和不惜工本的款待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这样描述道：“戈林、里宾特洛甫和戈培尔为外国客人们举行了豪华无比的宴会——这位宣传部长在汪西湖附近福恩宁塞尔举行了‘意大利之夜’的宴会，招待了1000多位宾客，场面之盛大简直像《天方夜谭》中的故事。客人们，特别是从英国和美国来的那些客人们，对所看到的情况印象非常深刻：这显然是在希特勒领导下团结一致的一个快乐、健康和友善的民族。他们说，这跟他们在报上读到柏林电讯时所得到的印象截然不同。” 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由反对转而大力支持举办奥运会，其政治目的是十分明显的。 正如学者赵文亮在《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与1936年奥运会》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首先，他们要利用奥运会作为对整个世界播扬纳粹主义尤其是日耳曼种族优越的工具，煽动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驻柏林总领事乔治?迈塞史密斯向国务卿所做的汇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纳粹党和德国青年人来说，在柏林举办奥运会已经变成以纳粹主义学说征服世界的象征。假如奥运会不在德国举行，将会是一个最严重的打击，纳粹主义的威信将遭受重挫。” 其次，借举办奥运会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和《凡尔赛条约》之仇，巩固纳粹党的统治。《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体育精神》一书直言不讳地指出：体育被认为是联系各国的纽带，“但世界所有的体育运动都不可能取消《凡尔赛条约》中与战争责任相关的那些段落”。“我们还想在德国举办奥运会吗？是的，我们必须举办！我们认为由于国际方面的原因举办奥运会是十分重要的。对德国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宣传了”。换句话说，体育是第三帝国报复所有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中从德国获取了利益的敌人的手段，而且奥运会正是德国进行报复所需要的特殊的机会。由于德国人民普遍反对《凡尔赛条约》，希特勒可以借助奥运会的报复赢得德国广大民众的支持。 再次，欺骗世界人民，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留下繁荣、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形象。德国方面估计，在奥运会期间，有超过100万的游客要到柏林来(实际上有370万游客)，其中有15万外国人。纳粹党徒们设想，当这些客人到达柏林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模范的城市——愉快、美丽、好客、运作高效，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直被其批评者指责的那种暴虐的表现。迈塞史密斯估计，大约有4到5个犹太人运动员被允许参加奥运会的训练，“提供给世界以证明德国不存在歧视”。他指出：“十分明显，纳粹正在利用奥运会以服务其政治目的。” 最后，给法西斯德国蒙上一层和平的面纱，掩盖其对外侵略的企图和野心，混淆世界视听，在外交上为对外扩张和战争服务。 果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空前的宣传声势，希特勒的如愿以偿地将“柏林奥运”变成了向整个世界炫示纳粹种族理论的有力的实验场。无论从组织还是运动成绩来看，这届奥运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体育场馆建筑的规模和格调是无可比拟的，组织工作是无可挑剔的，运动成绩是巨大的，共打破了27项奥运会和世界记录。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还认为从总体上说这是一场最好的奥运会。正如当时一份报纸所报道的：对德国来说，柏林奥运会已经是“一个无限制的政治上的、心理上的和体育上的成功”。在希特勒的“神助”之下，德国奥运代表队更是大获全胜，获得最多金牌：33金26银30铜；而称雄多年的美国，只拿到24金20银12铜。可见，在这届奥运会上，希特勒和纳粹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 一九三六年八月，节日盛装般的柏林，到处飘扬着奥林匹克旗帜和纳粹标志。美国记者希尔在《希尔日记》中写到，“那前所未有的宏大运动场面，让运动员难以忘怀；那光鲜华丽的城市，让来访的客人们，特别是大商人们，兴奋不已。”然而，绝大多数游客并不知道，公共场合反对犹太人的标语刚刚被暂时撕下来；游客们也不会知道，柏林的吉普赛人在内务部发起的一场“净化”城市的运动中被赶出市区，关进了郊区的一个临时集中营；游客们更不会知道，戈培尔掌管的宣传部下达了大量指示要求严格审查媒体的报导，绝不让纳粹的反人类罪让世人看出端倪。就这样，在圣火的“神圣”光环下，整个世界被麻痹了，纳粹的反人类阴谋被世界淡忘，当希特勒把战火烧到整个欧洲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热衷涂脂抹粉，惯于欺世盗名，是共产党和纳粹共同的爱好和特长。对比“柏林奥运”和“北京奥运”，一个是第三帝国的“化装舞会”，一个是中共最大的“面子工程”，翻遍整部奥运史，再也找不出比它们更相像的两兄弟了。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38：《我会作见证》与《窃听风暴》 因为恐惧，人们不敢讲真话，成了谎言的附和者乃至帮凶；因为恐惧，人们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对独裁暴政逆来顺受；因为恐惧，人们人云亦云，丧失了应有的独立人格。这就是共产党和纳粹之所以要拼命制造和强化恐惧的奥秘所在。 ——题记 二战后，一批记录纳粹暴行的见证作品纷纷问世，德国犹太学者克莱普勒的《我会作见证》便是其中之一。与大多数同类作品不同，《我会作见证》提供的不是事后的回忆或反思，而是与时事同步进展的事实记录和感受，堪称是一份纳粹暴政下德国犹太人日常生活的纪实报告。其中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它让读者通过一个在场证人的眼睛,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了生活在那个黑暗时代的德国犹太人的强烈的内心恐惧，以及这种恐惧是如何随着纳粹暴政的愈演愈烈而逐步加剧的。 克莱普勒于1881年出生在一个德国犹太家庭，他父亲是犹太教的拉比。1914年克莱普勒得到博士学位,在大学里获得教职。一年后,他当兵服役,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队。 1933年,《我要作见证》开始的时候,克莱普勒是德莱斯顿大学罗曼语言文学系的讲座教授,他和妻子刚在德莱斯顿郊外的多尔兹肯买了一块地,准备在那里盖一处小房子。这个时候的日记充满了各种日常生活的家庭琐事和朋友往来，但政治的黑暗阴影已经从远处渐渐逼近。 希特勒上台后,野蛮地剥夺了德国民众的个人自由，恐怖和暴力闯进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反犹不但成了被全面推行的国家政策，而且在迅速升温。在1933年3月22日的日记中,克莱普勒记录了教授朋友布鲁门费德家女仆辞去工作的事情。这位女仆说要找一个更有长久保障的工作。她觉得“这位教授肯定很快就会请不起女仆了。”同时，克莱普勒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先是遭到纳粹市长的盘问,继之教授职位被解除。随着越来越多的朋友和熟人移居国外,他们夫妇俩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孤独。1935年以后,纳粹政治终于入侵到他们生活的全部领域,令他们随时感觉到死亡的威胁,生活陷入持续的饥饿和无尽的恐惧之中。 尽管克莱普勒一家在一次大战开始时就放弃犹太教,皈依了基督教，尽管克莱普勒一战时为德国在前线作过战,自认为是一个不容怀疑的“爱国者”，认同德国文化和德国语言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一般的德国人，尽管他的妻子是雅利安人,他一直觉得自己不至于成为纳粹排犹浪潮的牺牲者，尽管克莱普勒对德国的热爱使得他在还有可能离开德国的时候,选择了留在德国,但现实的发展让克莱普勒逐渐明白,他与“德国”的所有联系都改变不了他的“犹太血统”原罪，他注定不可能成为他所热爱的德国的一分子。 在克莱普勒的日记中，一件一件地详细记录了纳粹对犹太人不断升级的迫害政策：1933年4月7日的“公务员法”,解雇一切“非雅利安”人公立学校教师和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职务。1935年9月15日的“纽伦堡法”,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身份,不承认他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1936年4月,禁止公务员与犹太人结伴或婚配。1937年10月,规定各种各样只为雅利安人服务的商店。1938年8月,规定犹太人必须在一切生意或正式通讯中使用有犹太标记的名字。1938年12月,完全禁止犹太人使用图书馆。1939年6月,清查犹太人家产。1939年9月,禁止犹太人收听外国电台。同年9月,限制犹太人银行帐户,强迫犹太人交出所有现金。1940年初,禁止犹太人进入公园。1941年9月19日起,犹太人一律必须佩戴标志身份的黄星胸章。 1940年5月,克莱普勒夫妇被强迫搬出了自己的家,住进了德莱斯顿的一处“犹太房”中。日益加剧的恐惧成为此后克莱普勒日记的基调,“恐惧,那种在法国雅各宾党统治下的恐惧,”(1933年3月22日)“我们象生活在中世纪一样,无助无力,”(1936年9月27日)随时随地都有被逮捕和枪杀的危险,“我睡下的时候在想,他们今天晚上会来抓我吗?会枪毙我吗?会把我抓到集中营去吗?”(1939年9月3日)1942年6月23日至7月1日,克莱普勒因违反灯火管制而受8天单独监禁的惩罚。没有书,也没有眼镜,处在极度的恐惧和虚无,他努力调动自己的记忆,好不容易“从地狱……重新爬向人间。”(1941年7月6日) 1942年到1945年,是纳粹最残暴、最疯狂的最后几年,犹太人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绝望，不断有犹太人遭到屠杀的传闻传到克莱普勒的耳朵里，他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消息。 “保罗?克赖德（一位朋友）告诉我们----据说,但非常可靠,且有多个来源----撤离的犹太人在一队一队离开火车时,就在里加被枪杀了。”(1942年1月13日) “1942年3月,听说奥兹维兹,4月,告诉妻子在巴比雅和基辅发生的屠杀。1942年10月,称奥兹维兹为一个“快速的屠宰场”。1943年1月,“从奥兹维兹不断传来的可怕消息。”……大家一直在说许多(犹太)撤离者[押解出德国]甚至不能活着到达波兰。在运牲口的扩车厢里就被毒杀了,车厢然后停在一排早已挖好的群埋坑旁边。”(1943年2月20日) “两则关于犹太人的传闻:在撤离去波兰的途中有大规模杀害。另一方面,在匈亚利和美国的协定后,犹太人被允许离开匈亚利。我们觉得第一条很有可能。只有当匈亚利脱离德国时,第二条才有可能。判断是否正确?茫然。”(1942年8月19日) “我听说,不久前许多犹太老人(三百?三千?)被从特瑞新集中营押解出去。后来英国广播报道说,这些人已经全部被用毒气杀死。是真的吗?”(1944年８月10日) 这些传闻和消息，让克莱普勒日复一日地感觉到有一种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押送去集中营的恐怖，并滋生出一种末日临头的预感。1945年2月13日至14日，克莱普勒被派去送通知,被通知的许多人都是病人或有小小孩的母亲,他们都是下一批押送集中营的对象。克莱普勒知道下一批就轮到他自己了。 1942年5月3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吃早饭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人的承受和习惯事物的出色能力。我们生存在极端丑恶之中,为生命而恐惧,饥饿(真正的饥饿),不断翻新的禁令,越来越残忍的奴役,每天都在逼近的致命的危险,身边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彻底的无助。-----我们就这么苟延残喘”。 克莱普勒盼望能活着看到希特勒完蛋的那一天。他有好多想要做的事情,但又总觉得怕是活不到那一天了。1942年10月24日他写道，“当我想象希特勒主义末日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希特勒完蛋以后,我有什么事情要做呢?我要从哪里开始呢?我很肯定我不会有多少剩下的时间了。我已经许久没有关注18世纪(文学),得更新一下知识。……是不是在第三帝国(或第三帝国语言)研究中再加一章,不,也许是一卷?第三帝国语言,这个题目是不是太狭窄?是不是该把它扩充为第三帝国思想史?还是回到以前计划的(希特勒主义)哲学词典?我是不是该专心地重操旧业,更新自己的学问?我现在是不是该移居美国,学习英文呢?我的健康、精力、体力还能不能胜任这些事情呢?……想起做这些事情,我真的很害怕。无论如何,我常常觉得,我是活不到那一天了。” 生活在纳粹的暴政下，恐惧不仅笼罩着千千万万象克莱普勒这样的“犹太贱民”，而且也深植于成千上万德国人的内心深处。 根据克莱普勒的观察,对于陷于极度困境中的犹太人，绝大部分德国人的态度都是袖手旁观，不闻不问，这固然是因为他们被纳粹的仇犹思想洗了脑,但同时也是由于纳粹对同情和帮助犹太人的德国人处罚严厉，他们自身也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生怕与犹太人有所牵连,灾祸便随时会落到自己头上。在1942年4月19日的日记中,克莱普勒记道,“这位教授因为对犹太人太友善被处以高额罚款,……亚里安人确实有害怕与犹太人交往的理由!盖世太保痛恨一切人与人的关系。”1943年3月2日,他记道,“又发布了一道新的命令。任何人如果给将要押解的犹太人送东西,警察都可以将他枪毙。”果然，曾经冒险帮过克莱普勒的契特后来就被盖世太保关进了集中营。 除了害怕和犹太人有牵连，德国人还害怕跟反纳粹的言行沾上边。 索菲?朔尔是德国着名的反纳粹英雄，当年曾冒着生命危险参与制作和散发反纳粹的传单，并因此慷慨就义。但她并非从一开始就这么勇敢。初到慕尼黑的索菲看到哥哥汉斯?朔尔书中“反抗暴政”的词句时，曾满怀忧虑地说：“我很害怕。”这种恐惧不但真实，而且也是生活在纳粹阴影之下的德国人的普遍心态。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不敢拿反纳粹的传单，更不敢看传单。一些学生碰到这种传单时甚至如同触电一般，迅速丢弃。“盖世太保，这四个字使最大胆的人也胆战心惊”。 象密布的阴云，恐惧同样也笼罩着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曾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窃听风暴》，逼真地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 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东德。这个共产党国家虽说不大，但秘密警察“史塔西”却拥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12万谍报人员、1千多名电话窃听人员和2千多名邮件检查员，还有庞大的17万5千线民。全国1800万人口中，竟然有30多万人从事间谍活动，堪称是史上规模最空前的超密度间谍网。 因为到处都是线民，东德竟有600多万人被建立了秘密档案，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东德，“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作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会感到背后有眼睛在盯着自己。除了秘密警察外，被监控者很可能同时是监控他人的线民，监控者也往往会被另一个线民所监控。因为害怕，或者是为了利益，同事、朋友，甚至亲友和夫妻之间，互相监视告密的事也时有发生。在《窃听风暴》中扮演秘密警察的男主角乌尔里希?穆埃的妻子，就曾经是一名“史塔西”的告密者。无怪有人说，当年的东德简直就是《1984》的现实版。 影片一开始，是秘密警察魏斯乐在审讯在押犯。没有惯见的严刑拷打，没有凄厉的大哭喊叫。审讯者魏斯乐的语气也出奇的平静，不像是在对犯人审讯，而像是在对熟人问讯。 魏斯乐在剧作家德瑞曼家安装窃听器时，被对面的邻家妇女窥见。魏斯乐对她说：“麦尼克太太，如果你向任何人透露半点，你就永远再也见不到你的家人了。”语气也绝不像恫吓，像是在给这个妇女发个平常的通知。在以后多次出现的魏斯乐监听的场面中，他总是面无表情地戴着一副耳机窃听，或注视着录像屏幕，那感觉就如同在实验室里进行科学实验。 还有一个场面也耐人寻味。在秘密警察的餐厅里，一个青年在说前东德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笑话，在当时这绝对是件大逆不道的事，不巧又被魏斯乐的上司格鲁比茨听到了。为此这个青年非常紧张，但格鲁比茨非但没有制止他，反而鼓励他说完，并且大笑，以致这个青年也只得跟着笑起来。这样的气氛虽然不是恐怖片，但比任何恐怖片还恐怖。 影片中的另一个人物是文化部长亨普，表面上看上去他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实际上却是个男盗女娼阴险无耻的家伙。在剧院为庆祝德瑞曼的新作首演成功举行的酒会上，他一边装模作样地跟德瑞曼说着场面上的套话，一边却偷偷摸他妻子克里西斯塔的屁股。过后，他又以职权威胁克里西斯塔，强迫她满足自己的肉欲。 在课堂上，魏斯乐对他的特工学生们说：“你们做审讯工作是在和社会主义的敌人进行斗争，罪犯们知道他们面对的是我们的正义。”正因为如此，秘密警察无需对“主义”的敌人发威，无需声色俱厉，无需暴跳如雷；他们清楚地知道，只要他们一出现，就足以令人丧胆；只要说出“斯塔西”这个名称，就立即会让人毛骨悚然。 影片中，恐惧无处不在，深入人心。它印刻在在押犯的脸上、埋藏在麦尼克太太的心窝，植根于说政治笑话的青年的神经末梢中，注满在剧作家妻子克里斯塔的全身血液里…… “在一个极权体制里绝无任何私密。”这是《窃听风暴》德文广告上的一句话。影片中的东德便是铁证！在这里，监控和告密不但是人们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甚至成为了一种潜在但又必需奉行的生活方式。生活在这样一个密不透风，人人自危的监控网中，人们怎能不恐惧？！这是一种没有任何私密、没有任何自由、每天都在提心吊胆、谁都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恐惧。这种恐惧让人窒息，让人瓦解，让人精神崩溃，让人彻底绝望。难怪有人说，在德国上一世纪的历史上，希特勒的集中营制造了人类最残酷的恐惧，东德的“斯塔西”则制造了人类最深刻的恐惧。 这种恐惧同样弥漫在共产党当权的捷克。着名的捷克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曾对此做过极为精准的剖析。 一个蔬菜店的经理在他的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共产党时代的捷克，城市的街道上随处可见这样的标语。与一般人不同的是，哈维尔用显微镜般的眼光，发现了隐藏在这一人们熟视无睹的景象背后的社会心理。 他提问道：蔬菜店经理“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向人们传达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强烈到非得让公众都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注1） 哈维尔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对于橱窗上的标语的意义是从来不会过问的。标语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有照贴不误，否则便会有麻烦。他这样做不过是表示‘我，某某经理，懂得自己该作什么，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应该过上平安日子。’如果这个经理奉命贴上另外一条标语：‘我胆小怕事，最守本分。’虽然意思是真的，但是经理倒不会无动于衷，因为这样做就表示了他是一个怯懦的人，而这有辱他做人的尊严。因此这个经理贴‘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可以掩盖他唯命是从的可鄙的心态，同样也掩盖了权力的可鄙的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这个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注2） 为什么一个蔬菜店的经理会被编织进意识形态的网中？哈维尔的答案是：因为恐惧。“恐惧并不是当前社会结构中仅有的建筑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 在共产党统治下得捷克，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和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为恐惧拒绝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被推荐的候选人投票，并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惧使得他们经历自我批评、赎罪、不光彩地填写一大串丢脸问题的令人羞辱的行为。恐惧或许有人会告发他们，将他们驱逐出现存社会，他们通常在私下里表达他们真实的想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得劳动者以他们名义的所谓‘工作义务’，是那种恐惧忍受经济倒退、努力想改善自身和为了讨好权势者。实际上，同样的动机也隐藏在建立‘社会主义劳动突击队’的背后，存在于这种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在给上级的合适的报告中被提及。恐惧导致人们出席各种官方的庆祝会、示威和游行。因为恐惧被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驱赶出来，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效忠于他们事实上并不接受的观念，写他们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虚假的东西，参加官方的组织和参与他们认为是几无价值的工作，要不歪曲和删改他们自己的作品。在保存自己的努力中，许多人甚至报告恰恰是他们自己对被报告人做的那种事情。”（注4） 哈维尔并进一步分析说，“当然，我所说的恐惧，并不是通常心理学意义的一种确切的情感。我们在周围看到的大多数人并不像颤动的树叶那样发抖：他们的脸上呈现着坚定、自我满足的公民的表情。我们涉及的恐惧是在更深的意义上，如果你愿意，可以说它是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即对于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或多或少的分享，忧虑什么是或可能是受威胁的，并逐渐变得习惯于这种威胁，将其认作实用的方法，我们追随各种外部适应的形式作为仅有的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注5） 按照哈维尔的看法，捷克人的心中之所以弥漫着恐惧，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一张“复盖整个社会”的巨大的网中，“虽然对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内，都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张网，不能触到它的细丝，但甚至头脑最简单的公民都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承受它每时每刻沉默的在场”。这张巨大的网不是别的，就是“无处不在的，至高无上的国家警察”，它“可以在任何时候干涉一个人的生活，没有他反抗的任何机会，可以充分地剥夺一个人的生活中本来的和可靠的方面，将其转变为一种没完没了的伪饰。”（注6） 在中国，恐惧同样无处不在。前不久，着名导演冯小刚在微博上诉苦说，“说两句实话，代价是很大，先是媳妇不让睡觉，苦口婆心央求：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少说两句实话行吗？后是兄长如道明，声色俱厉质问：你不说实话能死吗？他戳痛我：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没关系，你倒多大的霉跟我有关系！说两句真话竟让家人朋友如此不安，我认栽。收声。往后我要嘴里没实话，大家包容。”冯导究竟说了什么“实话”让老婆朋友如此担惊生怕？原来，那是在这之前，他发过一条微博，说：“我耳朵馋，听了几嘴闲话。意思是说：不是戏子无情，是婊子无情。汙蔑别的群体我也就算了，汙蔑婊子，我还真得主持个公道。文革时没婊子行业吧？住在北京西什库的教友和修女们被逼着烧圣经神像，不从就用皮带抽，修女们哭着亲吻圣经投入火中。这种丧尽天良助纣为虐的事婊子是干不出来的。是谁更无情呢？”仅仅曝光这么一件文革时代的旧事，老婆朋友就紧张成那样，可见他们心中的恐惧有多深。有钱有势的明星大碗尚且如此，普通人更可想而知了。 不仅是东德人、捷克人和中国人，其实在所有共产党国家，人们都生活在同样的恐惧之中。 因为恐惧，人们不敢讲真话，成了谎言的附和者乃至帮凶；因为恐惧，人们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对独裁暴政逆来顺受；因为恐惧，人们人云亦云，丧失了应有的独立人格。这正是纳粹和共产党之所以要拼命制造和强化恐惧的奥秘所在。 ———— 注释： 注1：崔卫平译《哈维尔文集》第2页 又：本文上半部分大量引述了徐贲《见证极权统治下的日常生活》中的相关内容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39：《意志的胜利》与《东方红》 在共产党和纳粹当道的时代，文学家也好，艺术家也好，创作什么和怎样创作都得听命于官方的意志，毫无自由可言，整个国家的文学艺术都被政治强行绑架了，沦为党的宣传品是它们难以挣脱的可悲宿命。 ——题记 1933年10月30日，柏林乌发宫影院迎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一部名为《意志的胜利》的德国纪录片在此举行首映，到场观看这部电影的除了全体纳粹高官，还包括帝国总理希特勒。 一部纪录片的首映何以竟受到纳粹政府的如此青睐？原来，授意拍摄这部影片的不是别人，恰恰就是希特勒本人。 1934年9月4日至10日，为庆贺上台一周年所取得的“胜利”，纳粹党决定在纽伦堡召开掌权后的第一次党代会。希特勒特地邀请他最欣赏的德国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为这次党代会摄制一部纪录片。 为了把纳粹党变成银幕上最完美和最有力量的形象，希特勒不惜血本，给里芬斯塔尔提供了空前的拍摄条件：无限制的经费，一百多人的摄制组，无数的聚光灯，16名一流摄影师、30台摄影机所组成的规模庞大的摄影队同时开工，22辆配备司机的汽车和身着制服的机动警官，全部随时听命于里芬斯塔尔的调遣，纽伦堡甚至为拍摄还专门修建了特殊的桥梁、塔和斜坡路，使里芬斯塔尔的摄影机能够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里芬斯塔尔是个狂热的纳粹信徒。为了取得最理想的银幕效果，她在拍摄过程中调动了推拉摇移、近拍远摄、俯瞰与仰角等一切电影手段。按照她的要求，电影中的所有画面都要确保在最美的光线下、最美的角度下，以正确的曝光与拍摄角度来拍摄。为此她不惜动用几十台摄影机从各种角度一起拍摄，然后从以这种方式拍摄到的大量胶片中选择她所需要的画面，最后再从17万英尺的胶片中剪辑出这部电影。影片完成后，里芬斯塔尔又特意将希特勒为这次党代会提出的口号——“意志的胜利”用作了片名。 《意志的胜利》上映后，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影片中一幕幕壮观画面的演绎下，游行、集会、呐喊、举手被处理成了恢宏的史诗，希特勒成了先知摩西，纳粹主义思想变成了令人陶醉的视觉幻想曲。戈倍尔对它赞不绝口，称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这是一部纪念丰碑式的影片，它让所有看过它的人，都无不为那些壮观的游行方队激动万分，从而坚定其信仰，同时亦为她洋溢着的艺术激情所感动……”1934年5月1日，为表彰里芬斯塔尔拍摄《意志的胜利》的“非凡功绩”，纳粹当局授予她“国家电影奖”。紧接着，这部影片又获得了1935年威尼斯电影节和巴黎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从专业的角度说，《意志的胜利》的艺术性确实堪称世界一流，在电影语言和拍摄技术上不但多有创新，而且迄今影响犹在。但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就是神化希特勒和纳粹。正因为这个缘故，它才被公认为纪录片史上“最具权威性的宣传电影”，里芬斯塔尔本人也才被称为“种族社会主义自我标榜最有想象力的宣传员”。 那么，在《意志的胜利》中，里芬斯塔尔究竟是如何天才地运用电影语言神化希特勒和纳粹的呢？《纳粹时期的电影天才》一文对此做了颇为详尽准确的分析。 文章说，“伴随于夸张得有些滑稽的姿势，希特勒在集会中面向数十万军民激动地演讲，他说，‘是上帝引导我们发动这场运动。这次运动不是哪一个凡人创造的。这是上帝的旨意，由我来领导执行。我每一天每一刻都想着德意志人民。我们要建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莱尼?里芬斯塔尔的影片完全就是针对希特勒的演讲而做的推理、论证和阐释，或者这一切都不需要，《意志的胜利》只是莱尼?里芬斯塔尔用电影语言对于希特勒的演讲稿加以翻译的成品。民族、国家、上帝与希特勒和他的国社党被雷妮彻底地整合成了一个同构体。 “影片开始的第一个镜头是希特勒乘坐飞机前往纽伦堡参加集会。莱尼?里芬斯塔尔坐在另一架飞机上，拍摄了希特勒如何从云端降临到地上的过程。这只是第一个镜头，导演就用电影的手段将上帝从他的座位上挪开，代之以希特勒。在莱尼?里芬斯塔尔看来，希特勒就是上帝，他不仅是精神偶像，而且还将作为德国的救世主，带着力量与光荣，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幸福的生活——从天而降，来拯救所谓民族和国家。在用远景表现了希特勒走下飞机舷梯的场面之后，莱尼?里芬斯塔尔用了一组巧妙的正反打镜头。这种手法在1934年的时候已经成为非常普通的技巧了，但在《意志的胜利》中却别具深意。希特勒和他的卫士们站在遥远的停机坪那里，激动的人群站在马路边上。两者之间的距离被导演用正反打镜头掩盖了，看起来就好像元首正亲密无间地与群众站在一起。摄影机跟随希特勒穿过黑暗的隧道，驶入开阔而明亮的马路。这里的寓意再也明显不过了——莱尼?里芬斯塔尔将希特勒定义为带领黑暗德国走向光明的领路人。当希特勒的车队经过人群时，多次出现的近景或特写镜头都是从希特勒的背面拍摄的。这个奇怪的摄影角度实际上一点都不奇怪：德国人民将永远跟随在元首的身后前进。这个野蛮的逻辑贯穿了整部影片的始终。在接下来的镜头中，导演还将这个逻辑提升到了神话的高度。影片中出现了纽伦堡城里的凋塑，是将摄影机架在行驶的汽车上拍摄的。那些静止的物体因此具有了动感，好像在向希特勒行注目礼，并且随着车队的远去而扭转了自己的身体。 “在其他的段落中，莱尼习惯使用的第一个镜头总是十字或者鹰的标志，只有第三段落不同。这一段是以一个俯拍房顶的镜头开始的。所有凌乱的场面全部被那些大面积的灰色房顶掩盖起来了，制造出一种安宁而幸福的假象。在这一段落中，还两次出现了从窗口位置拍摄的镜头。第一次在窗外看到的是一面纳粹旗帜，第二次在相同位置出现的东西却被置换为一盆菊花。在这样的置换当中，莱尼?里芬斯塔尔完成了对于纳粹的比喻式。当然，对于这些类似于生活情趣的描绘并不是导演所偏好，她同她的元首一样喜欢钢铁、鲜血、民族之类的词汇，并且表现出宗教迷狂般的热爱。 作为“最具权威性的宣传电影”,《意志的胜利》不仅是纳粹电影的象征，也是整个纳粹德国文学艺术的象征。 希特勒上台后，在对“非日耳曼文化”发动“大扫荡”的同时，对文学艺术进行全面的严格管制，把曾经诞生过歌德海涅的德国文化完全变成了宣传纳粹思想，对纳粹当局进行歌功颂德的政治工具。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所指出的那样，“审视纳粹的建筑、艺术或绘画，一个人可以很快得到这样一种感觉：表情、形体和色彩都要服务于宣传的目的；它们都是纳粹的价值——权力、力量、坚强和北欧人的美貌——程式化的表示。”（注1） 文学更是被理所当然地定位为纳粹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希特勒上台后，一大群热烈讴歌新社会的纳粹“新诗人”争相涌现，他们的作品成为献给纳粹党的集体情诗，更成为“种族社会主义”的战歌。纳粹小说的典范是约瑟夫?戈培尔的《米歇尔》，其中“包含了所有相关的法西斯主义的主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里的同志之情、战后的混乱、具有钢铁般意志的理想主义的德国青年、血液比大脑的优越性、种族和元首神秘的关系、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腐蚀性的权力、母性和家庭的理想、用种族社会主义英雄式的生活方式抗击资本主义堕落的生活方式。”（注2） 电影也不例外。以故事片为例，第三帝国一共拍了1363部故事片，不外乎宣传和娱乐两大类。前者自不必说，即便是后者，最终也是为纳粹政治服务的。大多数娱乐片提供了在纳粹当局保护下无忧无虑和毫无汙点的生活景象，起到了麻醉人民，为纳粹装点门面的作用。 与纳粹相比，共产党国家不仅更看重文学艺术的作用，也更擅长发挥这种作用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在“党的关心和培育下”，全新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犹如雨后春笋，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文化”的废墟中迅速破土而出，很快占领和垄断了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本应反映人类自由心声的文学艺术完全沦为了共产党的化妆师和吹鼓手。 在中国，共产党明确规定文学艺术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毛时代的文学作品以歌颂“革命史”，赞扬“新社会”为基本的创作题材和主题。如长篇小说中属于歌颂“革命史”的有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等；属于赞扬“新社会”的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三里湾》、艾芜的《百炼成钢》、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草明的《乘风破浪》等。当时的着名作家如郭沫若、冰心、巴金、老舍、艾青、田汉、曹禺以及诗人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李瑛、公刘，散文家刘白羽、吴伯箫、杨朔等的创作内容也不外乎对“革命史”的歌颂和对“新社会”的赞扬。用官方语言说，“上述作家优秀作品的共同特点都是洋溢革命的激情，着力塑造工农兵新英雄形象，突出反映社会生活中的阶级斗争，谱写新时代人民推倒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字里行间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注3) 歌颂领袖歌颂党歌颂新社会，同样是贯穿于毛时代一切艺术作品中的“主旋律”。在绘画艺术方面，标志性的作品有董希文的《开国大典》、靳尚谊的《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和陈逸飞、魏景山的《攻占总统府》等。在戏曲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文革时代风靡一时的“八个样板戏”，即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浜》，它们精心塑造了一批“高大全”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被官方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改革、戏曲现代化的最高成就”。毛时代的电影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塑造革命英雄形象，表现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奋斗与牺牲的影片”，像《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林海雪原》、《渡江侦察记》、《英雄儿女》等。第二类是“表现旧中国现实人生，揭露与控诉旧中国的黑暗，描绘劳动人民奋起抗争的影片”，如《白毛女》、《祝福》，这些电影多改编自现当代文学名着作品。第三类是“表现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涌现的新人新事的影片”，如《桥》第一次在银幕上塑造了工人阶级的形象，《李双双》生动体现了农村妇女的“崭新风貌”。 在迄今为止的“新中国文学艺术”中，最具代表性也最为中共首肯的作品当属大型音乐舞蹈剧《东方红》。 1964年10月2日，《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与观众见面。它以气势磅礴的《战鼓舞》开场，威武的鼓手敲响了舞台正中的一面大鼓，众多的庄稼汉以手中的锣、镲予以响应，震天的锣鼓、矫健的舞姿展现了一个所谓“站起来了的民族”的巍巍雄姿。接下来以分场表演的形式，用不同题材、体裁、风格、样式的艺术手段，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所谓“人民胜利后的喜悦”。有载歌载舞的主题性叙事，有丰富的各民族舞汇萃，有精彩的个性化表演，有恢宏的大集体场面……百余个演员组成的庞大演出队，井然有序组成了一幅看上去颇为壮美的大画图，具有相当高的观赏性和强烈的感染力。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同各国贵宾一起观看了这次演出。首演后，《东方红》又连续上演了14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10月6日，毛泽东亲自观看了演出。 《东方红》的上演在当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誉为“新中国文艺演出的最大盛事之一”。中共宣传媒体称，这部作品聚集了30多名各个门类最杰出的艺术家，动用了3000多人的宏大阵容，采用歌、舞、诗三位一体的形式，以豪迈磅礴的气势和雄伟壮阔的场面，艺术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打倒军阀统治，赶走日本侵略者，埋葬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壮丽辉煌、激动人心的光荣历程，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中国革命史诗中的艺术瑰宝和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时代经典，是建国后新中国文化艺术成就的集大成之作。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东方红》不但是周恩来亲自策划的，而且从开始排练到上演，事无巨细他都详细加以指导，以致被人称作“周总导演”。这种指导有艺术方面的，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把关”。其中他最为关心的是如何在这部歌舞剧中表现中共的诞生、秋收起义、遵义会议这几次大的历史事件。“东方曙光”是一场反映中共诞生的大歌舞,当时尚没有这方面的现成歌曲，周很是着急。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周巍峙为此专门到音乐研究所找到了一首名为《北京吹来十月的风》的歌词。周看了歌词很高兴,认为它很好地说明了马列主义传播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也表达了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官方说法。而作曲家李焕之参考二十年代群众歌曲的风格为这首歌词谱的曲子也很受周的赞赏。最后，周还亲自为这首歌设计了布景:天幕的左侧是光芒四射的马克思、列宁画像,在画像前同时升起两面旗帜,一面是党旗,一面是绘有毛泽东青年时代头像的红旗。在两面旗帜的导引下,行进着中共的队伍。周说,当时代表党的正确路线的是毛泽东同志,所以决定在红旗上加上他的头像。按说，周是国家总理，并不是艺术家，可他竟然在百忙之中对一部音乐歌舞剧如此不厌其烦细致入微地进行指导，足以说明他要将《东方红》打造成一部经典政治宣传品的急迫心理。 1965年，《东方红》又被拍摄成艺术影片，在国内外上映。从那以后，这台大型音乐舞蹈剧中的众多经典曲目，如《井冈山》、《八月桂花遍地开》、《飞越大渡河》、《长征》、《游击队歌》、《到敌人后方去》、《保卫黄河》、《团结就是力量》、《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歌唱祖国》《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很快风靡全国，甚至传唱至今，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在纳粹时代和共产党国家，文学家也好，艺术家也好，创作什么和怎样创作都得听命于官方的意志，毫无自由可言，整个国家的文学艺术都被政治强行绑架了，沦为党的宣传品是它们难以挣脱的可悲宿命。尽管在大量粗糙低劣的作品中有时也会冒出几部精致优质的上乘之作，比如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和音乐舞蹈剧《东方红》之类，但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精致优质的宣传品终究还是宣传品，尽管与粗糙低劣的同类相比，它们的宣传水平要高超得多。而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文学艺术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自由本性，其生命力被彻底扼杀。 ———— 注释： 注1：译林出版社《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392页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40：纳粹党徒的欢呼与红卫兵的热泪 狂热，尤其是政治狂热，意味着理智的丧失，意味着盲从、冲动和巨大的破坏性，甚至意味着为所欲为的暴力，对人的尊严乃至生命的肆无忌惮的践踏和摧残。凡是想要控制、利用民众夺取和巩固权力的政治势力，无不热衷于煽动这种畸形的精神亢奋，共产党和纳粹的历史就是最好的例证。 ——题记 在德国东南部的巴伐利亚州，有一座富有中世纪情调的历史名城，名叫纽伦堡。希特勒上台后，将它定为“帝国党代会城市”，每年都有五十万纳粹党员从德国各地来到这里，举行为期一周的党代会，并同时举行阅兵和游行。 纳粹当政19个月后的1934年9月5日，是第三帝国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当天，希特勒莅临纽伦堡，特去主持他掌权后举行的第一次纳粹党代会，检阅他的忠实信徒。这届党代会规模空前，是纳粹党历史上一次异常狂热的庆典。 那天早晨，当希特勒乘坐的飞机飞临纽伦堡上空，映入人们的眼帘时，机翼下方这座古老的城市开始沸腾了。期待的人群一望无际，纷纷翘首仰望天空。阳光下，飞机越飞越近，越来越大，轰鸣着盘旋在城市上空。很快，巨鹰降落地面，开始缓缓滑行，最终停了下来。此时，站在机场上翘盼已久的数千之众，纷纷挥动着行纳粹礼的右臂，欢呼跳跃着，其兴奋喜悦之情达到了高潮。当飞机停稳后，希特勒走出机仓，出现在舷梯上时，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阵震天动地此起彼伏的“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的欢呼声，人们的脸上无一不洋溢着无限敬仰与感激之情。随后，希特勒在欢呼声中登上敞篷汽车，驶进市区。纽伦堡几乎倾城出动，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兴高采烈地夹道欢迎这位“德国人民伟大的元首”。入夜，人们又蜂拥着聚集在希特勒下榻的宾馆前，不断地呼喊“希特勒万岁！” 9月7日夜，20万名纳粹党员齐集卓别林体育场，他们打着２０多万幅旗帜，排成密集的队形，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在此聆听希特勒的演讲。在可怕的寂静中，这位德国大独裁者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响彻全场，产生了可怖的效果。“我们是强大的，将会更加强大！”他说。希特勒演讲结束后，赫斯宣布：“从此以后，纳粹党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胜利！万岁胜利希特勒！！”狂热的人群一齐跟着振臂高呼，他们无一被这样一种颇具诱惑力的欢庆气氛所陶醉、所激动。 最后，党代会举行了盛大的闭幕式。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大会现场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欢呼致敬，如醉如狂。闭幕式上，希特勒以他惯有的尖利刺耳的声音，伴之以手舞足蹈的动作，歇斯底里大发作似地发表的演讲，更是让在场听众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他说： “党代会的第六天就要结束。这六天就像是政治力量的宣示，对我们队伍以外的千百万德国民众，对千百万的战士，它意味着更多。在大会上，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老战士和同志们，互相见面，交流情感。也许你们之中的部分人不喜欢这种正式的，党的同志之间的会面，而更怀念在勇敢的作为一名民族社会主义者在最困难的时候战斗（的时刻）。（鼓掌） 当我们最初只有七个成员时，她已经有了自己的两个原则。第一，她将是一个纯意识形态的政党。第二，它将毫无商量余地地成为德国的一支，也是唯一的一支力量（鼓掌）。我们必须保持在少数人，因为那是要为国家做出最有价值的斗争和牺牲的人。要知道，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鼓掌）。同时，由于这些人都是德国种族最优秀的人，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对国家和人民的领导权。德国的人民应该自觉服从这些人的领导！（鼓掌加致敬欢呼）德国人民很高兴得知再也不用经历政权更迭，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是德国永远的支柱！（全场起立致敬）任何自以为流着高贵的血的人、有目的地利用它去取得力量的人，将永远不会放弃！（鼓掌） 人类中总有一部分愿意挺身而出去战斗，他们比千百万其他同志贡献的更多。他们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发誓“我坚信！”，更是坚决地说“我要战斗！”（热烈鼓掌欢呼） 党在任何时候都将是德国人民的领导。她将以其教导，更重要的是它钢铁般的组织、灵活的策略和组织形式：他将成为一所训练学校，就像政治领导人的“上帝的命令”（鼓掌）。 将会看到，总有一天，所有能站立起来的德国人都成为民族社会主义的一员。其中的精英，就是你们，纳粹党员！（长时间致敬） 我们的敌人曾经一次又一次的迫害我们，使我们愁眉不展，（他们的迫害）剔除了我们中的贪生怕死者。我们必须检查我们自己，从我们之中把坏分子剔出去（鼓掌）。他们不属于我们的队伍！（鼓掌） 我希望并祈祷，国家和帝国将千年不朽。我们将会很高兴知道，未来都是我们的！（鼓掌）当老的一代扑倒在地，年轻的人们将成长起来（鼓掌致敬）。只有全身心都献给党，成为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化身，党才能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坚不可摧的，永恒的嵴梁。到那时，我们光荣，值得赞美的军队，古老而光荣，担负着我们人民的人，同样富于传统的将会成为党的政治领导的坚实拥护者，这两个部分（纳粹党和德国军队）同样担负着教育德国人民的职责，加重了他们肩上的担子，德意志国家，德意志帝国！（致敬） 此时此刻，成千上万的同志们已经离开了城市。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会记得这次大会，并等待着下一次的检阅。来参加了此次会议的人们都会全神贯注于并且被人民中的那种生机和思想所感染，这就是我们运动永恒的象征！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万岁！德意志万岁！” 演讲中间，希特勒的话不断被掌声、欢呼声和致敬所打断。演讲结束后，全场更是持久起立高喊“阿道夫?希特勒，万岁！”在场的纳粹信徒，可以说无一不为自己是最优秀民族中的一份子而感到自豪万分，为拥有希特勒这样最伟大的领袖而感到幸福无比，为德意志即将成为最强大的帝国而感到兴奋不已，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为此激动得浑身颤抖。 当年，正是这种狂热驱使着成千上万的德国民众如希特勒所愿，满怀激情地跟随着他走上了屠杀犹太人和侵略他国的血腥之路，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座尸骨垒垒的人间地狱，也让自己的祖国陷入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之中。 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对于大半个世纪前发生在德国的那一幕幕疯狂场景恐怕没有人会感到陌生，因为这一切与他们当年所经历的几乎毫无分别，文革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情形不就是希特勒在党代会上检阅纳粹党徒的翻版么？ 距今将近半个世纪前，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中共掌权后的政治狂热推向了史无前例的巅峰。 1966年8月18日，北京上百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借着这个特殊机会，别有用心的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 那天早晨5点，天才蒙蒙亮，太阳刚露面，头戴军帽身穿军装的毛泽东，就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下的金水桥，满脸堆笑地和附近的红卫兵频频握手。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的“伟大领袖”，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这一刻竟然意外地出现在自己眼前！消息传开后，顿时，整个广场沸腾了。《人民日报》次日发表的长篇通讯这样写道：“人人双手高举头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广场上万众放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欢呼声浪一阵高过一阵，震荡着首都的天空。” 最激动的是那些有幸与毛握了手的红卫兵。“我们和毛主席握了手，我们是最幸福的人，敬爱的毛主席，你的手给了我们无限的温暖，无限的力量。”他们中许多人兴奋得又蹦又跳，泪流满面，狂喜万分，纷纷抢着与周围的同伴握手相庆，周围的同伴也纷纷抢着过来跟他们握手相庆。 握了一圈手之后，毛泽东转身上了天安门城楼。站在城楼中央的他，居高临下地俯瞰着广场上连绵涌动的人群，不停地向他们挥手致意。此时的天安门广场俨然已成为燃烧着的红色海洋，不停举起和挥动的手臂犹如大片大片的森林，此起彼落的革命口号响彻云霄，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像打了吗啡一样兴奋，手舞足蹈，狂呼不已。大型彩色纪录片《毛泽东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中有段解说词，如实地传达了当天广场上成千上万人的心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穿上军装，我们感到无比坚定，毛主席永远和我们战斗在一起，我们有伟大统帅毛主席，我们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要当一辈子的好战士，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今天我们和我们伟大的领袖在一起，这是我们最幸福的一天，最难忘的一天。” 庆祝大会开始前，毛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北京师大女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头目之一的宋彬彬给毛献上了红卫兵袖标。当毛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彬”两字后，对宋说“要武嘛”。接着，面对城楼下齐呼“万岁”的百万群众，毛抬起带着红卫兵袖标的那只手臂，说“红卫兵万岁”。 7点30分，大会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正式开始。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大会，林彪讲话。虽说林彪平时是个病人，但那天讲话时就像服了兴奋剂似的，几近声嘶力竭。他的话极富煽动性：“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大会结束后，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盛大群众游行。此后，毛泽东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8日、11月3日、10日、11日、11月25日和26日多次接见红卫兵。到11月下旬为止，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达1100多万人。 时隔多年，曾经作为一名红卫兵和同伴们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泽东接见的着名影星刘晓庆，在一篇文章中生动地回忆了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狂热场景： “凌晨6点钟，我们全部从睡梦中惊醒……集合齐，坐上车，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我们一队一队排好坐下来，天安门广场变成一片绿海。我们睁大眼睛等着、看着。天空中逐渐透出晨曦，天安门广场显现出它雄伟庄严的轮廓，太阳升起来了，我们开始热了。我们等啊，等啊，眼睛望穿了……有的红卫兵开始打瞌睡，他们把头趴在膝盖上，一会儿突然从膝盖上滑到地上，马上爬起来，睁开眼睛看一下周围，然后又趴到膝盖上，重复着艰难的睡觉动作公式。有的红卫兵干脆躺在地上，枕着帽子和书包，进入了梦乡。我站起来，看看天安门广场，长达几公里的广场上盖满了东倒西歪的红卫兵们，像激战以后的战场。我坐下来，也不由得上下眼皮打架，眼睛一眨一眨，被笼罩在困倦之中。 “突然，一阵从弱到强的鼓声响起，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喇叭在最强的鼓声之后用极大的音量播放《东方红》的前奏曲，紧接着浩瀚澎湃的《东方红》交响乐惊天动地地奏响，所有的红卫兵都从地上跳起来。我的心蹦到了嗓子眼，我清楚地感觉到了它在嘴唇边、头上、脖子上一起跳动，百万红卫兵眼巴巴地紧紧盯着天安门城楼。 “中央领导人出来了！在几位首长之后是谁？我们突然看到了毛主席！成千上万的声音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喊，我们扔下帽子、挎包、面包、水壶，拼命地奔向天安门城楼！几公里的人海不见了，压缩成一堆绿色的山坡，我们像橄榄球员一样，一个摞一个拼命地呼喊：‘毛主席万岁！’参差不齐的口号声逐渐变成有节奏的呼喊，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对领袖的热爱像维苏威火山爆发，像岩浆在翻滚，像泥石流在崩裂，像钢水在沸腾！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大家一起喊着，眼泪不知不觉间流下来、流下来。我恨它们不停地挡住我看毛主席的双眼，我恨我为什么是近视眼，我居然看不清楚毛主席，在这宝贵的时刻！我苦苦央求前面有望远镜的红卫兵，他正拿着望远镜目不转睛地盯着城楼上，他的泪水流到嘴边、脖子上，滴在衣服上，满脸是幸福的笑容。我不断地央求他给我看一眼，就一小眼，一下，一分钟，一秒钟！拿过来一下就还你！我说话算话！向毛主席保证！向现在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保证！他被我闹晕了，居然把望远镜递给了我，我接过来，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放在眼睛上。可是我找不到毛主席！我为什么看不到毛主席？！毛主席不在天安门城楼！突然，滚滚的人海铺天盖地地朝我们这边压过来，我趴在了地上，背上是数不清的燃烧得近乎疯狂的红卫兵。我的双手撑在地上，支撑着全身的重量，我感觉我透不过气，我拼命挣扎，力气在一点一点耗尽，我的手支不住了，我的脸贴在地上，我的颧骨被挤压着，我听见我的骨头在响，我喊不出声，我觉得窒息，我想我恐怕要死了。还没有见到毛主席就要死去，太不值得了，太遗憾了！一股求生的本能使我奋力向外冲撞，不顾我将会遍体鳞伤。人群突然神奇地闪开了一个缺口，我的面前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大道，在这瞬间，我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他坐在敞蓬车上，正徐徐向我们驶过来，他像一座凋像，和天一样高，穿一身军装，频频向我们招手。随着他手掌的挥舞，千万道阳光向我们洒过来，洒在我们的脸上、身上，渗透进我们的心里。我全身瘫软，被架空在无数红卫兵的身上，从头到脚暖洋洋的，无限地幸福笼罩了全身，我的眼泪湿透了绿军装的前胸，我忘记了一切，什么学习成绩，什么前途，什么生命，都是那么淼小，那么无足轻重，那么不值一提，一切都不能和这个瞬间相比，因为我们见到了毛主席！ “当然，我还有个深深的遗憾，我没有同毛主席老人家握手。我虽然恨不得变成神仙和大侠，从人群中飞跃过去到毛主席的身边，当然我不可能做到。那一天，同毛主席握过手的成了我们最高等的幸运儿，我们所在的二等、三等幸运儿都扑上去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放，差一点把他撕得四分五裂！” 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分析的那样，1966年8月18日是红卫兵走上疯狂造反的一天，一个民族的十年狂热从这一天聚集，一个民族十年的空前浩劫也从这一天汇集。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后，“奉旨”“要武”的宋彬彬们迅即掀起了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革狂潮。风暴所到之处，许多无辜的生命死于非命。仅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从8月20日到9月底40天里，被红卫兵打死的有名有姓的北京市民和教师就有1,772人，平均每天多达44人。 对比纳粹信徒的阵阵欢呼与红卫兵的满腔热泪，两者何其相似！更可悲的是，这种政治狂热远并非一时一地的现象，而是贯穿整个国家和时代的整体精神氛围。只要是在纳粹和共产党政权下生活过，或是对他们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对此莫不感慨至深。 狂热，尤其是政治狂热，意味着理智的丧失，意味着盲从、冲动和巨大的破坏性，甚至意味着为所欲为的暴力，对人的尊严乃至生命的肆无忌惮的践踏和摧残。凡是想要控制、利用民众夺取和巩固权力的政治势力，无不热衷于煽动这种畸形的精神亢奋，纳粹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最好的例证。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41：“制服国家”与“军便服时代” 在共产党和纳粹的独裁统治下，人们怎么穿衣打扮，怎么交友恋爱，怎么娱乐休闲，怎么过日子，都得听从党的意志，符合党的标准，根本就没有按自己意愿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真正的私生活其实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已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被政治操控并服务于政治的公共生活。 ——题记 一个国家居然有六分之一的人被要求穿上制服，而且大人和孩子都以穿制服为荣。如此离奇的国度就是当年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 谈到纳粹德国的社会风尚，有历史学家曾形容说那是一个“制服国家”，一个“喜欢穿制服的年代”。事实确乎如此。当年，被纳粹当局要求穿制服的德国人大约有1，250万。他们当中有党卫军、国防军、冲锋队、宪兵、邮差、教师、国家公务员等各种职业和年龄的人。 如今成为“恶魔”代名词的第三帝国军服，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制服。纳粹当局对它的设计和制作极为重视，把它当成了彰显日耳曼人人种优秀的一件重要道具。希特勒曾亲自下令：德国士兵的穿戴必须是世界各国军服中最漂亮、最威风的。 按照希特勒的这一要求设计生产出来的纳粹军服，不但延续了德国传统军服的基本特征，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以改进创造，加入了众多装饰物，显得更加醒目美观。日常服、礼服采用收腰修身的设计，充分凸显了军人的体态美。军服的用料也很讲究，夏季军服采用混纺棉质材料，冬季则采用羊毛布料与人造纤维材料合织，穿在身上显得挺括整齐。因为二战战事吃紧的原因，后期德国军服在款式设计、剪裁要求与缝制工序上进行了简化，降低了生产时间和对生产设备、人员素质的要求。不过这些仅限于普通的士兵阶层，军官制服基本没有受到布料标准降低、剪裁缝制从简的影响，而且一些上层军官的制服，都是找高级裁缝定做的。德国军方每年都会出版关于军装定制的书籍，其中将各种制服的基本样式、板型尺寸、制作工艺、配件图片等等详细列出，以方便将官们按图索骥，找自己心仪的裁缝制作出令人满意的军服。 本来，在以往的德国，穿着打扮是游离于政治的，但希特勒掌权后，它却跟政治和意识形态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被当权者改造成了一种宣传和强化纳粹意识形态，对德国民众进行精神控制的巧妙工具，同时也被人们当成了一种显示自己种族和政治身份的特殊标志，一种表达自己紧跟和效忠纳粹的特殊方式。 有人把纳粹制服称之为“被规范和利用的美”，形容它“就像一株妖艳的罂粟，魅力非凡却含有剧毒”，这话说得一点也不夸张。不论是冲锋队的褐色制服，还是党卫军的黑色制服，或是其它类型的纳粹制服，可以说样样看上去都很英武、帅气、挺拔，以致对众多德国人都产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美感冲击，构成了一种难以抵御的“制服诱惑”。年轻时的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在对种族社会主义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满怀热情地参加了纳粹，据说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被纳粹的那身制服给迷住了，可见其魅力之大。 不仅如此，在越来越强调组织、机构、思想、行为“一体化”的纳粹社会中，能够穿上制服，既表明自己已被当局和社会所接纳，成了体制内的一员，还能够唤起人的自我价值感，满足人的虚荣心。非但大人如此，孩子也不例外。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一书介绍，当年参入德国少年队的孩子都穿统一的制服：“褐色的裤子，褐色的衬衣，黑色的三角巾，上边系着一个褐色的皮扣，皮肩带。有皮带扣子的武装带上，有一个表示'胜利’的鲁内文（日耳曼最古老的文字）字母。脚上还穿着白色的中筒袜，褐色的皮鞋。”“制服是一种礼服”。当年的少年队员克劳斯?毛尔斯哈根回忆说，“头上还有一顶船型帽，我们把它歪戴在头上，样子十分调皮，我们非常骄傲。姑娘们十分羡慕我们。谁要是被批准穿上这套少年队的制服，谁就感到被接纳到了穿制服的人民团体中——为伟大的事业时刻准备着！”。 显而易见，穿纳粹制服的人越多，被绑架在纳粹政治战车上的人也就越多，迷恋纳粹制服的人越多，被纳粹的精神控制套牢的人也就越多。 与德国服装的纳粹化相类似的一幕是在共产党国家上演的服装的革命化，它们的实质完全相同，都是穿着的政治化。 就说中国吧。民国是中国服装史上一个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时代，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中式和西化鼎立的多元格局，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政治派别、不同地域的人们在穿着上的差异相当明显,既有穿传统长袍马褂的，也有着西服、中山装、学生装、旗袍、西式时装等近代服装的。然而，到了1949年中共掌权之后，随着一党专政的确立和意识形态的定于一尊，这种多元化的局面立刻就一去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中山装为主打的单调格局。 说起中山装，那倒不是共产党的创造。据说，1919年，孙中山请上海亨利服装店将一套陆军制服改成便装。这套便装在保留军服某些式样的基础上，吸取了中式服装和西装的优点，显得精练、简便、大方。由于孙中山先生的提倡以及他的名望，这种便装式样很快便流传开来，并被人们称之为“中山装”。 早在民国时中山装就开始流行，但那会着长袍马褂和西服的人也不少，穿中山装的更多是公务人员。到了毛时代就不同了，长袍马褂和西服作为旧时代的象征和西方国家的舶来品，成了不受欢迎的对象，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改良后的中山装则因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爱穿、常穿，共产党的干部纷纷群起效彷，迅速在全社会范围内大规模流行开来，成了当时的标准男装，被外国人称之为“毛式制服”。 与长袍马褂和西服一同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风行民国的旗袍，取而代之的则是从苏联传进中国的“布拉吉”，即连衣裙。布拉吉原是苏联女性的日常服装，宽松的短袖，褶皱裙，简单的圆领，腰际系一条布带。它宽松肥大，布料颜色、花样比较单调（主要是碎花、格子和条纹），质地粗糙，对女性风采的体现有限。但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中共强调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身穿布拉吉的援华女专家一度成了中国中青年女性热衷模彷的对象，甚至还发生过要求共青团员等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带头穿的事儿。 1949年后的中国，不但服装的式样变得单调了，连颜色也变得单调了。五六十年代，因为蓝色的卡其布深受男女老少的青睐，举国上下成了一片“蓝色的海洋”。最能够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中山装的变化。民国时代的中山装色彩很丰富，除常见的蓝色、灰色外，还有驼色、黑色、白色、灰绿色、米黄色等。一般来说，南方地区偏爱浅色，而北方地区则偏爱深色。在不同场合穿用，对其颜色的选择也不一样，作礼服用的中山装色彩要庄重、沉着，而作便服用时色彩可以鲜明活泼些。但1949年之后，蓝色很快成了中山装的主打色彩，穿其它颜色中山装的人已极为少见。 进入文革后，随着政治风潮的转向，在一段时期内，以中山装为代表的“蓝海洋”又变成了以绿军装为标志的“绿海洋”。 中共的江山本来就是用枪杆子打下的。而文革则是在新形势下的又一次造反夺权——造“刘邓司令部”的反，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同样需要依靠军队这张王牌。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首次接见红卫兵时，为了显示自己是中共军队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并煽动红卫兵的造反热情，特意穿上了一身绿军装，还戴上了绿军帽。据说，自中共当权以来，这是毛第一次身着军装在公开场合亮相。第二天，毛穿军装戴军帽的大幅照片被刊登在各大报纸的显着位置，迅速传遍了全中国。这之后，毛又穿着军装连续多次接见红卫兵，陪同接见的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陈伯达等中共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心领神会，也都跟毛一样穿上了军装。 在那个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疯狂年代，“伟大领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着非凡的意义，甚至连同他的穿着装束有时也成了政治变化的风向标。文革前，毛就号召国人“不爱红装爱武装”，“全国学解放军”。现在，“伟大领袖”亲自穿上了军装，这身装扮自然成了当时最革命最新潮的标志。 率先跟风的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为了表示对“伟大领袖”的忠心和跟着他革命到底的决心，当年的红卫兵都想穿上一身他们心中无限向往的军装，没有全套，半身也行，没有新的，旧的也行。实在搞不到军装，有人就把中山装染成绿色的当军装穿。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恐怕都还记得当年典型的红卫兵装束：一身不带领章、帽徽的草绿色旧军装，扎上棕色武装带，胸前佩戴毛泽东像章，斜挎草绿色帆布挎包，胳膊上佩戴着红卫兵袖章，脚蹬一双草绿色解放鞋。在原有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穿着风尚中，又增添了浓烈的革命化、军事化色彩。不但男生这样穿着，女学生也把长辫子剪成短发，梳成两个“小刷子”，戴上军帽，穿上军装，腰扎皮带，足蹬解放鞋。 在红卫兵的带领下，全国上下迅疾掀起了一股军装热，不但红卫兵争相穿上了军装，许多工人、农民、教师、干部、知识分子也纷纷穿起了军装。有段时间，军装甚至成了许多年轻人的结婚礼服。随着“全民着军装”成为风靡一时的潮流，中国迈入了一个“十亿人民十亿兵”的“军便服时代”，人们的着装更趋统一，性别、年龄和职业的差异大为淡化。 从中山装到绿军装，尽管具体式样有很大不同，但中国人的穿着打扮被政治所规范，并且为政治服务的本质却是一以贯之的。换句话说，不管是中山装还是绿军装，在毛时代都是一种革命的外在标志。当局借助这种政治符号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化对人民的精神控制，而人民则以此表达自己对政权和时代的迎合与追随。 不用说，不论古今中外，私生活在正常社会里跟政治都是游离的，而且一直都是最个性化的领域，因为它所关乎的主要是个人的品味、爱好、情趣等因素。然而纳粹和共产党当政的国家却是个典型的例外。它们不但对以政治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公共空间进行全面控制，而且还将权力的触角蛮横地侵入到了人们的私生活中。在独裁权力的强制改造和规范下，人们的个人生活变得越来越单调，越来越没有个性，越来越政治化。他们怎么穿衣打扮，怎么交友恋爱，怎么娱乐休闲，怎么过日子，都得听从党的意志，符合党的标准，根本就没有按自己意愿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真正的私生活其实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已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被政治操控并服务于政治的公共生活。服装的纳粹化和革命化，不就是这种畸形变化的一面镜子么。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42：“我的意志决定一切”与“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 历史一再证明，领袖人物的个性对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无论是马克思、毛泽东和波尔布特还是希特勒，他们的自大狂人格给他们创立和控制的党及其统治下的社会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共产党国家和纳粹德国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实行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把对社会的控制扩大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这是一个共同的重要原因。 ——题记 “我的意志决定一切。” “我来完成耶稣基督未竟的事业。” “我象一个梦游者那样有把握地在天意叫我走的道路上走着。” “我要让世界记住我一千年。” “我决心登上人类历史的巅峰，俯视前人。” “给我五年的时间，你将会不认识德国了。” “如果有人说：你做梦吧！我只能回答他说：你这个笨蛋，如果我不是一个梦想者的话，我们今天会在哪里呢？我一直相信德国，你说我是一个做梦者；我一直坚信帝国的崛起，你说我是个傻子；我一直相信我能重新夺回权利，你说我疯了；我一直坚信贫穷会有尽头，你说那是乌托邦。谁是对的？你还是我？！我是对的，我一直会是！” 显然，这些牛皮哄哄的呓语只可能出自一个不可一世，目空一切，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自大狂。如此吹嘘自己的希特勒，正是这样一个自大狂！ 自大是希特勒的一贯心态，早在童年时就已露出了端倪。他的老师就说过他“刚愎自用、脾气暴躁，缺乏自制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希特勒的这种性格越来越突出，后来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 在《我的奋斗》中，这位未来的纳粹德国独裁者曾经大言不惭地谈到过自己对天才的认识。他说，天才是上帝挑选出来领导伟大国家的人民摆脱困难、取得进一步成就的人物，虽然在开始的时候他和他的价值并不一定被他人所了解、所认识。他强调，“那时世界上还不肯承认他，不愿意相信这个表面上与世人并无二致的人物竟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在人类的每一个杰出儿子身上，这种事情总是一再重演着……”他还进一步肯定说，天才的命运往往都是这样，但是时代“总是需要一些刺激的因素才能使天才人物登场”。写这本书时的希特勒正在坐牢，他对天才的这些看法，显然出自于对自己一时落魄的感怀。潜台词也是明摆着的：他希特勒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只是目下还没登场而已。 早在1918年，希特勒还曾自称，他出现过幻象，命令他来拯救德国。二十年后，1938年，他再次宣称自己，“一个来自（奥地利的）男孩被送到帝国并长大成为这个民族的领袖——这是上帝的意志”。还大言不惭地声称：“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是不可代替的。没有一个军人或是文官能够代替我。……从来还没有一个人取得过像我这样的成就。”1944年7月，在奇迹般地逃脱暗杀之后，他又声称：“这是我被上帝从其他人中造出来领导德国走向胜利的新证明。”。 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前半期曾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并多次亲眼见到过希特勒。战后，他翻阅了大量的有关材料，并结合自己的观察和笔记，以厚重的内容和翔实的材料写出一部一百四五十万字的巨着《第三帝国的兴亡》。他明确告诉读者：“希特勒的自大狂是我们在本书几百页的记载中到处可以看得见的”。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纳粹的历史不就是希特勒自编自导的一场自大狂的表演吗？只是，当他狂妄到不再满足于把整个德国变成自己的秀场，进而还要把整个世界都变成自己的秀场时，他的末日也就到了。 说希特勒是自大狂，有异议的人肯定不多，但如果说共产党的领袖跟希特勒一样，个个也都是自大狂，想必有许多中国人就难以置信了，然而这却是事实。 先说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他是共产党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位狂人。 早在青年时代的一首诗中，马克思就以睥睨一切的口气写道： 面对着整个的奸诈世界， 那时，我就会像上帝一样， 常言道，诗言志。在这首诗中，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直言不讳的将自己等同为“尘世间的造物主”，视自己为人间的“上帝”。在他的眼里，自己不但有着挑战和摧毁现实世界的超凡力量，而且还是至高无上的正义和真理的化身。试想，如果不是一个典型的自大狂，谁会发出这样的呓语。 在一些熟悉马克思的人的印象中，成年后的他也正是这样一个傲慢的“上帝”。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是马克思的朋友。他曾这样形容马克思：“他俨然就是人们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人是上帝。他要人们像神一样崇拜他，把他作为偶像顶礼膜拜，否则就大加挞伐，或阴谋迫害。” 马克思生前，总是不断的与人争吵，跟政敌，跟朋友加敌人，跟同志；有时候是因为大的政治问题，有时候视为一点无价值的鸡毛蒜皮。每次争吵，正确的永远是他，实在万不得已就是恩格斯。如果不是为了生存，不是为了钱克，他也不会让恩格斯正确。可见其自大。 《共产党宣言》不但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份经典文献，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有名的代表作，而马克思更是它的第一作者。透过全书与众不同的语气、句式，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平和谦逊的思想家，而是一个自居为历史规律化身，自以为真理在握，自命为代表了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利益，自信必将颠复整个旧世界，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新世界的人间上帝。这种形象与青年时代以“上帝”自居的马克思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自大狂可谓人才济济，深得马克思衣钵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金日成、波尔布特等后来的共产党领袖，个个都不输他们的老祖宗。毛泽东就是他们当中出类拔萃的一位。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从青年时代起，毛就极度自负。在他的世界观里，“我”被摆放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中心位置。他曾在关于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注中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义务与责任毛概不承认，他说，“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吾自欲逐行也，向谁负责任？”晚年时，毛泽东更曾对美国记者斯诺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称自己是秃子头上打伞——无法无天。 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曾跟毛泽东有过多次面对面的接触，早在毛的权威还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就一针见血的指出——毛泽东像斯大林一样，狂妄自大，心狠手辣，无法无天！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印象中的毛泽东：“他讲起话来那么像斯大林……我相信毛的一生也像斯大林一样，害着权迷心窍的自大狂”。（注2） “毛也患了斯大林终生患的自大狂，他对别的人有同样的病态的看法。”（注3） “毛像斯大林一样，从不承认他的同志们同他是平等的。他对他周围的人象家具一样，不过为了可供消费而暂时用一用。在他认为一件家具——或一个同志——用旧了，丧失了用处时，他把它扔掉并加以掉换。”（注4） “我觉得他的谈话多么像斯大林啊，……但当毛谈到中国政治局的其他成员时，我开始警觉起来。他在每一件事上都抹黑。他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好话。”（注5） “他的行动像是坐在宝座上的狂人，把他的国家弄的乱七八糟。”（注6） “毛把自己看作是上帝派来执行上帝命令的人。事实上，毛可能认为上帝要执行毛自己的命令。”（注7） 林彪是毛的爱将，从青年时代即跟随毛，对其知之甚深，他私下曾一针见血地说毛：“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不关心国民生计”，只关心自己的“名、位、权利”（注8）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曾长期生活在毛身边，对他有着近距离的观察和思考，毛的自大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在回忆录中说：“毛对自身的历史定位十分肯定，他从未质疑过他的角色。他是最伟大的领袖，万王之王——他统一中国，并将改造中国，使它恢复过去的辉煌。毛从未跟我用过‘现代化’这个词。毛不是现代人，他念兹在兹的是使中国恢复昔日的繁盛风华。-------他要改造中国，重振大汉天威。毛将缔造自己的万里长城。他的不朽与中国的伟大交织在一起。整个中国都是他指下的试验场，毛就是中国。”（注9） 论资排辈算，红色高棉党魁波尔布特显然是共产主义狂人中的后起之秀。虽说是后起之秀，但与他的前辈相比，却称得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与马克思和毛泽东不同，据波尔布特的弟弟回忆，孩提时的波尔布特心地善良，“是大好人”，“他从不争辩。看到有人争论时，总是悄然离开。”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应该说波尔布特是在成为一名共产主义信徒和红色高棉党魁后才演变成一个十足狂人的，在这一点上，充分证明了具有自大狂禀赋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党独裁体制对人的扭曲和异化。 作为红色高棉“老大”的波尔布特出奇地自负，他视自己为这个世界上无所不知的天才，绝对真理的化身。用他的姐夫、红色高棉第二号人物英沙利的话说，“波尔布特自认为是个无与伦比的天才，在军事、经济事务；保健学，作曲，音乐，舞蹈，厨艺，时装，在任何事情上，甚至在撒谎的艺术等各方面。他认为在整个地球上他高明于任何人，他是地球之神” 自大狂都有超乎常人的权力欲，波尔布特就是个再好不过的例子。英沙利揭露说，“在1975至1978年的‘民主柬埔寨’时代，一切决定权集中在柬埔寨共产党手中，而波尔布特既是党的总书记，又是政府总理，又兼党中央军委主席，因此一切权力都由波尔布特掌握。政府每个部门的决定，不必通过政府审批，由波尔布特下令就行了。” 为了拼命巩固、扩大到手的权力，波尔布特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迫害镇压异己，他不但打击消灭党外的异己力量，而且无情清除党内的异己份子。他甚至认为在消灭敌人夺取全国政权后，党内异己份子才是对他的最大威胁，必须更加残酷无情地整肃。就连亲中共的党内高官波尔布特都要斩尽杀绝。毛泽东死后不到三个月，柬共第六号人物KeoMeas即遭逮捕，之后被酷刑拷打致死。他的档案上写着：“这条可怜虫的死是罪有应得。你这个腐朽的杂种，竟胆敢说柬埔寨共产党是在毛的影响之下。”据估计，先后被波尔布特杀死的红色高棉人员超过十万人。最后，连曾是他最亲密的战友之一的民柬国民军总司令宋成夫妇及其8个子女也被他全部杀死。 不过，最能够体现波尔布特自大狂的一点莫过于他妄想成为超越马恩列斯毛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导师。 相对于苏共、中共和越共而言，红色高棉只是世界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小弟弟”，但波尔布特却不满足于这种现状，想尽一切办法后来居上，试图在各个方面超越“老大哥”们，“在柬埔寨一举建成共产主义”，以证明自己“胜过了列宁，超过了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波尔布特完全无视柬埔寨的现实，在夺取全国政权后施行了一整套比文革更激进更疯狂的政策。他知道马克思说过要进入共产主义必须消灭三大差别，于是他不要工业，全民务农，以此消灭工农差别；不要城市，人民都住在农村，以此消灭城乡差别；消灭知识分子，不要文化教育，人人都从事体力劳动，以此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对于自己搞的这一套，波尔布特显然颇为自负。红色高棉的宣传机器老脸皮厚地吹嘘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独特的革命，有任何国家敢于像我们一样废除金钱和市场吗？我们比中国好得多，他们尊敬我们。他们正在模彷我们，但他们尚未成功。我们是全世界的好榜样。”“高棉革命史无前例，我们正在试图取得在历史上任何时侯从未有过的成就”。即便是在被解职后，波尔布特仍相信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攻占金边的这一天，是除了1871年巴黎公社之外，历史上所有革命中最伟大的节日。 如此史无前例荒谬至极的“社会主义实践”，使人类文明在柬埔寨降到了最低点。被红色高棉重新改造过的柬埔寨，整个国家竟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无正规学校、无邮政电信、无公共交通、无医院、无宗教、无法律法规、无广播电视、无出版物、无私有财产，甚至没有家庭。人们的生活都被红色高棉规定好了，每天12小时体力劳动，2小时吃饭，3小时休息和教育宣传，7小时睡眠。何时可以吃饭，何时必须劳动，何时允许性交，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从实际情况来看，波尔布特也确实成就了他一心想成就的在国际共运史上超越前人的所谓功勋。他一手掌控的高棉革命至少有两点是空前的——在国际共运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象红色高棉这样在不到四年的时间中就将本国人口消灭了五分之一，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象红色高棉这样在不到四年的时间中实行过那么多令人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荒谬绝伦的政策，把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折腾得腥风血雨，哀鸣遍野，白骨累累，饿殍处处，以至于连目空一切的毛泽东都由衷地称赞波尔布特说，“我们想做还没有做的，你们却在实践了”。尽管给自己的国家造成了如此深重的灾难，可当美国记者纳特-赛耶采访临死前的波尔布特时，他竟还毫无愧疚地说：“我只是要斗争，不是要杀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可见他的道德自大到了何等程度！ 红色高棉当权前被中共派往柬埔寨从事间谍工作的前中共党员黄时明，曾亲身经历了红色高棉的暴行，后来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逐浪湄河——红色高棉实录》一书，详细记载了红色高棉当年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他曾这样评价红色高棉领导人：“他们只是一群满脑子浸透着极左思想、双手沾满着鲜血、以人民为刍狗的狂人。”而其中最自大的狂人，则又非波尔布特莫属。疯狂而变态的高棉革命，正是其自大狂人格导演的一场惨剧。 历史一再证明，领袖人物的个性对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无论是希特勒还是马克思、毛泽东和波尔布特，他们的自大狂人格给他们创立和控制的党及其统治下的社会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纳粹德国和共产党国家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实行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把对社会的控制扩大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这是一个共同的重要原因。 ———— 注释： 注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第668-669页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43：极权主义的双胞胎 狗和狗再怎么不同，再怎么咬来咬去，归根到底它们都是狗，狗性都是一样的，不会有本质的区别。同样，共产党和纳粹再有什么区别，再怎么仇视敌对，都抹杀不了它们共同的极权主义本质。——题记 共产党和纳粹的相同之处不仅表现在上述各个具体方面，在内在本质上它们也是高度一致的。这个本质就是极权主义。 按照当代政治学的共识，极权主义是民主主义的对立面，它意味着政治权力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和每个人，控制了人类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生活的一切领域，国家由此变成了一个吞噬整个社会的庞大政治兵营，社会秩序完全由政治权力来达成，个人不再有任何独立空间和自由。在这种体制下，大权在握的执政党不仅掌控着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还牢牢地控制了人民的思想、价值和信仰，甚至包括他们的私生活。 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评论家马科斯?伊斯特曼曾精辟地归纳了极权主义的二十个特征，它们分别是：1、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2、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的政权；3、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4、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5、“领袖”是—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他也就等于一个神；6、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7、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8、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9、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10、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11、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文化；12、破坏政治上的信义，使用虚妄伪善的手段；13、政府计划的罪恶；14、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15、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办法，对待这种“公共敌人”；16、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17、不择手段的鼓励人口增加。18、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革命”的口号，到处用；19、禁止工人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20、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党及领袖的统制。马科斯?伊斯特曼去世后，无论是极权主义本身还是人类对极权主义的研究，都有了不少新的发展，与之对照，马科斯?伊斯特曼先生当年归纳的极权主义的二十个特征，在某些方面虽然不无值得修正和补充之处，但就总体而言仍然是相当精准的。 1941年7月，胡适先生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所做的《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讲演中曾十分恰当地指出，“这二十个特征准确地画出了极权主义的狰狞面目。它们组成了一面照妖镜，让所有以人民的名义乔装打扮的极权主义无所遁形。”共产党和纳粹不正是如此么？别看它们都热衷和擅长“以人民的名义乔装打扮”，但只要用这面照妖镜一照，其“极权主义的狰狞面目”就一下显出原形了。其实，马科斯?伊斯特曼先生早就说过，他所归纳的极权主义的二十个特点，“其中每一点在共产主义的苏俄和法西斯主义的德意都可找到，而在英美则找不到。不管哪个政权只要具备这二十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特征，便具二十份之一的极权主义本质。”马科斯?伊斯特曼说这话时，共产党在中国还没当权。其实，他的这个观点也完全适合于中共掌权后的大陆，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都把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纳粹德国明确看做是极权主义的范例。说得形象些，共产党和纳粹其实就是极权主义的双胞胎。我们所对照的他们之间大量的相同点，就是这种极权本质的具体体现。 当然，共产党鼓吹阶级斗争，纳粹宣扬种族主义，双方在理论上不是没有区别。而且，它们在历史上也曾互相仇视敌对。大半个世纪以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一直都在信誓旦旦地告诉他们的人民，共产党与纳粹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么？但共产党和纳粹之间的这种区别与敌对，其实就像狗与狗之间的区别和敌对一样。世界上没有两条狗是完全一样的，狗跟狗打架的事更是经常发生，但狗和狗再怎么不同，再怎么咬来咬去，归根到底它们都是狗，狗性都是一样的，不会有本质的区别。同样，共产党和纳粹再有什么区别，再怎么仇视敌对，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都要远远胜过它们的不同之处，它们的仇视敌对都抹杀不了它们共同的极权主义本质。 纵观历史和现实，人类对于自由、平等和尊严的向往与追求，既是他们永恒不变的共同本性，也是当今世界人们一致认可的维系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历史一再证明，只有切实维护和保障这些价值，人类社会才能健康和谐地发展。然而，极权主义却彻底否定和颠复了这一切，把人变成了非人。它不但用自己的铁蹄将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踩得粉碎，让人沦为了丧失独立意志的精神奴隶、被强行安装在庞大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和心甘情愿为独裁者卖命的政治炮灰，而且打着正义和崇高的旗号，以民族复兴和人类解放为理由，明目张胆地毁灭传统，涂炭生灵，草菅人命，将人类拖入了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从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到践踏法律特务横行，从控制经济夺人财产到精神洗脑谎言构陷，从制造恐惧杀人如麻到背信弃义玩弄权术，共产党和纳粹的暴行与罪孽，哪一桩哪一件不是极权主义的恶果？！事实表明，极权主义不但是人类的噩梦，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血腥最恐怖的噩梦。 文章写到这里，是可以做总结的时候了。 共产党和纳粹是什么？那不就是祸国殃民坏事做绝的大灾星吗？！无论是它们的所作所为还是内在本质，都足以充分说明彼此间的这种共性。连曾经的共产主义忠实信徒、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晚年都醒悟道：“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斯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因此，把共产党和纳粹视为同类绝不是什么政治宣传，也并非是对共产党的妖魔化，而是依据客观事实得出的结论。说到底，不是谁妖魔化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本身就是妖魔！ 结语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曾说过：“共产邪恶就只能称为邪恶，不能叫别的，……共产主义极权需要的是绝对的权力。而对于这个绝对的权力，人就必须变成动物一样，忘记道德，忘记灵魂，成为非人类。”事实确实如此。 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表明，它和纳粹一样都是人类文明最邪恶的死敌。只要它存在一天，就会象纳粹一样做恶一天。期盼共产党会弃恶从善，就像幻想纳粹会改邪归正一样幼稚可笑！一如曾经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被誉为“早期持不同政见者反抗共产主义的旗帜”的吉拉斯早就说过的那样，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共产党的唯一出路是退出历史舞台，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 相比较而言，二战结束后，全世界进步人类对纳粹的罪行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揭露和清算，对它的邪恶本性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和研究，可以说，今天的人类对纳粹的危害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和警惕。但人们对共产党——不论是它犯下的罪行还是它的邪恶本性、它所具有的巨大危害——至今仍缺乏足够的认识。正因为如此，有些人尽管对今天的中共极度不满，却固执地认为历史上的中共还是好的，还是代表人民利益，为他们服务的。至于把共产党和纳粹等同，认为前者和后者一样邪恶，他们就更无法接受了。 我想，这些人之所以至今还被共产党的谎言蒙在鼓里，对它抱有幻想，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至少是不完全了解共产党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也正因为如此，持续不断地揭露和清算共产党的罪行，深入细致地剖析和研究共产党的本质，乃是摆在当今进步人类面前尚待完成的一项浩大工程。为了让这项工程早日竣工，需要每个有心人为它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智慧。这也是作者编写本文的立意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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