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中共成员对民主国家的汙染

作者 文渊 写于 二零一九年

　　新学年开学之际，九个回国度完暑假、兴冲冲返美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中国留学生，在洛杉矶机场被边境官员自费遣返，连校方也壹头雾水，不知就裏。而执法的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CBP）则称原因是通关检查时“发现的信息”。据ABC电视臺称，调查人员发现，这些学生有花钱请别人写作业的行为，违反了F-1学生签证的要求。但亚利桑那大学（ASU）发言人冈萨雷斯(Jerry Gonzalez)在声明中指出，“据ASU所知，这次拘留并非基于学术不诚实的指控，CBP没有告诉ASU与学术不诚实有关，CBP没有告诉ASU究竟发生了什么的任何信息”。又据“亚利桑纳共和报”报导，学校官方对该报表示，如果有学术不诚实的问题，那应该是学校的管理权限，不应该是海关的，“所有这种情况下的学生，在学业上都应有资格(academically eligible)持签证进入美国回到ASU”。

　　看到这则报道，不禁令人深思，这壹代的留学生们究竟是怎么了？实在令人不安。暂且不论这几个留学生是因何被拒绝入境遣返，也不论其违反学术诚信的指控是否属实，海关是否有权因学术问题而遣返留学生，但这些年来，中国留学生因学术不端和其他劣迹而被处罚、开除、遣返的实例却不绝于耳，时有发生，有的简直就是混迹学界的纨绔混混和留学垃圾，这是不争事实。

　　2014年大约有8000名中国留学生被美国大学开除，令整个学界震惊。美国留学生综合教育机构厚仁教育曾发布《2015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简称白皮书)，专门就被开除的学生群体做出分析。其数据显示，被开除的原因，57.6%是因为学业表现太差，23%是因为学术不诚实。白皮书认为，学术不诚实是中国留学生最容易犯的问题，例如抄袭、考试作弊或协同作弊(例如对答案)、代考或代课、成绩造假、篡改成绩被举报等。值得註意的是，被开除的并非都是“差生”，厚仁数据裏收录的数十个被开除的学生甚至来自常青藤大学。另外壹个与诚信有关的问题，就是在申请美国大学过程中的欺诈和造假的问题。根据教育咨询公司ZINCH在中国前几年进行的壹个调查，90%的中国申请者有推荐信造假的行为，70%请别人代写陈述论文，50%假冒高中成绩，10%伪造获奖记录。虽然这些调查数据是否全面准确尚不能确定，但申请美国大学过程中的造假和欺骗绝非个别的现象。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匹兹堡的联邦检控官2015年5月28日对15名中国学生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在SAT、GRE、托福等考试中采用欺诈手段，收买枪手来替考。如果罪名成立，有可能面临几十年的监禁和几十万美元的罚款。

　　2015年2月，来自中国安徽合肥、就读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中国留学生周某，驾壹辆白色宝马750轿车因蛇形驾驶和超速引起警方註意。高速公路巡警亮起警灯试图将其拦截时，此车突然加速逃跑，巡警随即开车追逐，直到40多分钟后将其围堵逼停。这辆车在逃逸过程中最高时速竞高达185公裏。警察逼停涉案汽车后，发现车上二男壹女均为中国留学生，就读于同壹学校。警方立即通知校方，学校得知后，决定将这三名学生开除。学校发言人表示：“无论妳是谁，无论妳讲何种语言，在美国就要懂得并遵守美国法律。”

　　2015年3月，三名加州中国留学生涉嫌欺凌同学，遭美国法院判处6年至13年的有期徒刑。就读高中的这几名嫌犯，伙同其他中国留学生，对两名16及18岁的中国女同学施以虐待，施虐内容包括强迫脱光衣服、用烟头烫伤乳头、掌掴、剃头发，其暴行令人发指。其中18 岁的受害者是被绑架至公园施暴，过程持续五小时。此案共有10名华人留学生涉案，施暴者最小14岁，最大21岁。此案中三名超过18岁的成年学生获刑。凡是具有正常思维和健全人格者都不禁要沉思，他们这些人，小小年纪为何竟会如此残忍和血腥，他们究竟是来美求学的学生，还是已灭绝人性的恶魔。他们为何与刚开放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是千禧年前负笈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相比，会有天壤之别，今昔留学生之间的这种巨大差别，着实令人感叹！

　　那时的中国留学生，不论是工科、理科，还是人文艺术专业，不论在美国、日本、欧洲还是澳洲，无不是学界的翘楚。他们中绝大部分人在国内就是品学兼优的佼佼者和尖子，国门刚开，他们便幸运地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出国后他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更加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不论在课堂还是实验室，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在学业和学术研究中大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中国留学生成了海外各校及教授和导师们竞相竞争吸引和争夺的目标，他们为能招收到中国留学生而感到骄傲。

　　那时的留学生，除部分人有刚够维生的少量资助和奖助学金外，不少人还要靠业余打工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现在那些开着插有五星红旗豪车招摇过市的纨绔们，很难体会当年怀揣30美元就来美国闯世界的穷留学生们。他们在繁重的学业之余，还要用汗水去赚每小时几元的微薄辛苦钱，有人甚至要打几份工，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才能维持正常的学业和生活。即便条件如此艰巨，要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但他们依然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优异成绩，也为自己的前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从壹个专制独裁的极权国家第壹次来到自由民主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留学生，他们不仅勤学苦读，孜孜不倦，大部分人也时刻关註着国内的改革开放和自由、民主运动的发展。他们在认真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实地考察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权力构架和运作程序，以期作为改造和推动中国社会的借鉴。虽然，大部分人，尤其是公派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还要受驻外使领馆节制管辖，从那裏领取每月的生活费，定期要向使领馆“汇报思想”，又有学成必然要回国的现实，但多数人仍能独立思考，对比中国落后腐朽的封建极权制度，从自由、民主的西方世界，汲取有益的政治营养，逐步有了异于党国曾灌输的政治见解。尽管也曾发生过震惊美国校园的“卢刚事件”悲剧，但无论是凶手还是受害者中的中国留学生，也都曾是学界精英，只因凶手卢刚极强的好胜心、嫉妒心和报復心理作怪，壹时鬼迷心窍，做出了如此惊天的大案。

　　1989年4月以后，国内的学生们以悼念胡耀邦为契机，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败，反官倒”、强烈要求政治改革的学潮。国内民主运动立刻吸引了留学生们的密切关註，在那壹段时间裏，国内学潮的动态紧紧地牵住了留学生们的心，他们与国内的学子们心心相印。在世界各地，几乎所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们都投入到这场伟大的运动中，与国内的学子们遥相呼应。他们纷纷脱离使领馆控制的官办“留学生联谊会”，毅然改换门庭，彷照国内成立了“中国留学生自治联合会”（“学自联”），组织留学生们示威游行，声援国内的学运。

　　六四血腥屠杀的消息传到海外后，悲愤交加的中国留学生们，第壹时间涌向校园、街头，向全世界控诉、揭露中共屠夫们的滔天罪行。虽有个别混入留学生中的特务学生监视和告密，但学生们依然不为所动。笔者当年所在的大学裏，有壹位来自北京的留学生，每次游行他都壹马当先，擎着学自联的大旗勇敢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几天后他在国内的亲属就受到国安特务的骚扰和警告，要他们管束和制止他参与政治活动。他在安慰了受到惊吓的亲人后，依然积极参与各种活动，成了学自联的骨干力量。壹些驻外使领馆的外交人员们，惧于中共的淫威，不敢公开发声支持留学生，但却默默地同情学生们的正义行动，我所在大学裏的留学生们还成功地策反了壹名领馆职员。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的，也有个别特殊身份的留学生，对于倒在中共坦克和枪弹下的国内死难同胞置若罔闻、冷嘲热讽甚至恶言相对，公然站在中共刽子手壹边，激起公愤。我的老板手下有壹来自安徽的官二代学生，当众幸灾乐祸地说那些被屠杀的死难者罪有应得，差壹点被其他义愤填膺的中国学生爆打，以后，他在校内躲着中国学生，形影相吊没人理睬，犹如丧家之犬。

　　今年5月1日，壹个叫沉致襄的人以“羊市大街”之名在《万维读者网》“西四牌楼”博客上写了《三十年前明大校长给我的亲笔签名信》的博文，讲述他三十年前曾因充当中共鹰犬，在《人民日报》发表汙蔑和攻击学运和六四受难者的恶文向中共献媚，并向芝加哥中共领馆告密参加学运的学生，而被明尼苏达大学中国留学生“警告”和“威胁”的经过。当时惊魂不安的他只好求助校方，在得到保护的同时，作为例行公事，校长给了他壹封信，提及保护言论自由云云。他将此信视为保命符密藏多年，终于在网上晒出，至今还在沾沾自喜地炫耀他死心塌地追随中共极权的丑恶经历。据知情者透露，此人系来自山西的官二代，凭借国内的权势混到明大留学，可又无心向学，专门从事监视、告密留学生的特务勾当，混了多年依旧无法完成学业，不得不在当地壹所中学食堂帮厨为生。后来实在在美国混不下去，只好回国去讨生活，虽曾卖身于党妈效犬马之劳，无奈，经多年钻营却仍无人买账赏壹口饭，混不上壹差半职。晚年就又返回美国，整日在自媒体上继续为党国歌功颂德、献计献策，攻击民主运动，以潦度残生。

　　六四以后，中共驻外使领馆这颗毒瘤，完全被留学生们摈弃而成了臭狗屎，除偶尔派员来学校集中为留学生和家属们办理护照延期和换发外，他们再也不敢来学校向留学生们兜售中共的那壹套邪教，更不敢组织任何向中共效忠的政治活动。直到千禧年前，在中国留学生群体再也听不到任何他们的声音，没有了他们的喧嚣和骚扰。

　　两千年前后，这批留学精英们陆续毕业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大部份留在西方国家者，仍保持了当年的政治敏感和责任心，关心国内自由民主事业的发展，并为之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不少人几十年如壹日，孜孜不倦地维护、关註和支持已为数不多的海外民主运动阵地、曾为几代留学生们提供精神食粮的民运刊物。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有能力出国留学者剧增，进入本世纪以来，大批中国留学生涌向海外。其中不乏如老留学生壹样的精英和学者，但却也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他们中既有因在国内高考失利的落榜者，也充斥着为贪官汙吏转移不义之财和打前站、安排后路的官二代，还有那些暴发户的“富二代”们。尤其是后两种，他们到海外虽是入了学，却根本不是来学习的，心思不在学习上。他们住在豪宅裏，开着豪车飙车于公路，沉迷于犬马声色，肆意炫富挥霍不义之财，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翘课、作弊、违反校规也就成了常态，本文开头提及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为他们拖累，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声誉滑落到惨不忍睹 、自清末“中国幼童留美”以来的历史最低点，成为他人鄙视和嘲笑的对象。

　　六四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共仅象征性地短期制裁后，因寄希望与其结成反苏同盟，又壹厢情愿地以为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国家富有了，自然会走上社会制度的变革和自由、民主之路，于是对其施行了愚蠢的绥靖政策。在经济上，助其进入世贸组织，享受特殊经济贸易优惠，使其经济快速发展，短期内聚集了大量财富，有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挑战普世价值的本钱。在政治上，放任其滥用西方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触角入侵和渗透到西方社会的许多层面，肆无忌惮地影响、干涉当地的政治生活，攫取极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近年中共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渗透，赤裸裸地干涉其内政，干预选举，甚至已有人在美国大学裏成立了中共党支部。他们在收买议员和政、经人士地同时，由其豢养的海外同乡会，华人商会甚至帮会等伪装成当地“广大华人”的声音来影响、渗透西方，已对海外华人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严重损害了他们在当地的声誉和形象 。

　　打着推广中华文化幌子，而推行专制极权腐朽意识形态的“孔子学院”，在短短几年时间裏，就遍及西方世界。与此同时，中共使领馆的黑手也赤裸裸地再次直接伸入西方各国的校园，牢牢地把控住各校的“中国学生会”，并通过其将广大中国留学生绑架在中共的战车上，为他们的罪恶行径摇旗呐喊。有不从者，则直接予以“教育”和恐吓，并以骚扰、威胁国内的亲人为手段。许多美国学生和校园媒体也直率地表达了对中国学生的看法，壹针见血地指出不少中国留学生被中共洗了脑，他们中许多人对此不仅不以为耻，反而洋洋得意、不胜荣幸，深感皇恩浩荡和党妈的“关怀”。其实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自发”表现拥护官方立场的做法，近年来已经屡见不鲜，他们其实早已成了中共在海外的打手和“招之即来，来则能战”的“冲锋队员”。

　　2017年5月在马裏兰大学毕业典礼上，中国留学生杨舒平发表毕业演讲时，因将中美之间的空气、民主和言论自由作对比，贊扬了美国“言论自由的清新空气”，呼吁为“民主、自由”的清新空气而奋斗，并表达了“自由是氧气，自由是激情，自由是爱”的观点，遭到了中共黑手所组织的围剿。马大前学生会主席朱力涵威胁道“以诋毁祖国的方式博眼球是坚决不能容忍的”，壹些中共的走卒们攻击她的演讲是“壹种为了融入美国社会的策略”。党媒也不甘寂寞，《环球时报》对此次演讲进行了大篇幅的宣传报道，并且表示其为辱华的行为；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臺上，杨舒平被打上了“辱华”、“卖国求荣”、“汉奸”的标签，要她道歉、悔罪，她本人受到中共的支持者的骚扰和威胁。

　　2017年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邀请达赖喇嘛在夏季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这本来是西方学校壹项极正常的安排，却引起了中国留学生的无理反对和恶意抵制。受领馆操控的该校中国学生会发出声明，指控达赖喇嘛是“分裂分子”，有中国留学生题为“我留学美国交百万学费，妳却让我毕业典礼看达赖分裂祖国？！”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传阅，企图施压校方取消这壹安排。他们的无理要求自然被校方断然拒绝，见改变达赖喇嘛的演讲计划已不能得计，随后又派代表同校长见面，要求对达赖喇嘛的演讲内容和措辞做出限定。这壹在美国国土上非法、粗暴践踏言论自由的恶行也被校方严斥驳回，不能得逞。值得关註的是这个中国学生组织事后公开承认，他们此前的壹系列活动都请示、咨询过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并得到他们的具体指示。

　　今年2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世嘉堡校区（Scarborough Campus）加拿大籍藏裔女生齐美·拉姆（Chemi Lhamo）当选为学生会会长，引发该校的中国留学生抵制。他们号召中国学生上网请愿，要求学校废除她竞选资格，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起联署，指她支持藏独，壹旦当选，其言行将“损害国际生的关系和感情”，并号称接近壹万人响应。壹场本应再普通不过的校园学生选举，竟活生生地被推进了莫名其妙的政治风暴。更有甚者，竟大言不惭、无知地抱怨“多大中国留学生壹万两千多，贡献7个亿学费，但是多大允许藏独社团存在。” 还有人毫无根据地指控、诽谤竞选学生会会长的Chemi Lhamo将会拿中国学生缴纳的学费去推广“藏独”。这些中国留学生按照中共官方宣传的观点思维、去看待问题，不仅显示他们的知识贫乏和无知，而且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西方民主国家关于言论自由的相关法律。从不甘寂寞的党媒《环球时报》也趁机伸出黑手，浑水摸鱼、煽风点火，“拿着中国学生的钱支持‘藏独’！多伦多大学妳的良心不会痛吗？！” 如此无知、无耻的滥言只能令人作呕。这些中国留学生的无知和霸凌行径自然激起了公愤。拉姆获大学校刊《The Varsity》发文支持，该文严厉谴责了那些侵扰拉姆个人言行的不当和不法行径 。当地人权组织也强烈谴责了中共这壹公然在加国国土上践踏民主、人权的丑恶行为。

　　最近，壹个粗口在整个世界上火了，还被收入英语词典，其词义解释是，“fuck your mom’s vagina”。这个词是8月16日，由澳大利亚南澳阿德莱德市中国留学生新创造的，破了壹项世界文明底线的纪录。该日，澳大利亚南澳大学香港学生发起了支持香港示威者“反送中”的活动，当壹位香港女孩高喊：“Hong Kong stay strong !”(香港加油) 后，非法闯入示威者人中的壹群中国留学生，以极其下流的流氓腔调，整齐划壹地集体回应粗口。震惊世界！在全世界所有的示威游行活动中，从来没有听到过有这样集体性公然侮辱女性的声音，而这个集体的声音，竞来自中国留学生。野蛮、无耻、下作！这些留学生已不仅是民间传言已久的花钱去国外买文凭或者根本在国内考不上大学的留学垃圾，而已堕落为留学流氓。他们的无耻行径激起了整个文明世界的愤怒，有人形象地说，“这些人肉身虽然在牆外，脑子还在猪圈裡，奇葩的‘爱国’行为博眼球，却让世界人民看清了天朝人的丑陋”。有网文回击这些留学流氓，“这些粪坑裏爬出来的蛆，应该送他们回到粪坑裏去。”他们的如此“爱国”的“英雄壮举”，自然受到党妈的夸贊和充斥大陆媒体的亢奋力挺。

　　其实不仅是中国留学生抵制、干扰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邀请达赖喇嘛演讲的行动受到中共黑手的策划和操纵，在西方校园裏，凡中国留学生的所有反民主、反言论自由、推行中共腐朽意识形态和外交路线的行为，其幕后都与当地中共使领馆脱不开干系，有时他们甚至就直接跳到前臺，公然充当指挥。

　　面对中共在世界各地的频频出手，西方社会终于开始感觉到现实和潜在的威胁，并开始出手反击了。美国国会两党6名议员6月份提出的《反制中国政府及共产党政治影响力运作法案》，矛头就是直指这样的团体，那些死心塌地为中共效劳的所谓“侨领”和“学生领袖”们，还是收敛些好，否则就会有人找上门来吃上官司。

　　美国智库在最新壹份研究报告中，就如何精准打击中共科技间谍的同时， 继续欢迎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来美学习和工作提出了三招，其中壹招就是“取消充当中共代理人的中国人签证，比如在美国大学监视其他中国学生的‘看管人’”。他们建议，“美国政府要区分出中共使领馆在美国各大学安插充当中共政府耳目的‘看管人’（minders），这些看管人监督其他中国学生的政治观点是否与中共保持壹致。”他们表示，从过去的行为来看，中共当局在世界各地，通过大使馆官员和大学“看管人”，精心策划过壹系列反民主、反人权的示威活动。例如最近反对香港的“反送中”抗议，而这些人就是中共政府的代理人，应该取消他们的签证。近期，壹批又壹批的“孔子学院”开始被关闭、赶出西方校园，壹些特殊留学生的签证被取消、被长时间审查，就是这些措施正在或将要施行的先兆。

　　这无疑具有巨大的震慑作用，对那些以留学生身份为掩护，为虎作伥，甘当中共马前卒的“政治学生”和“特务学生”不啻当头壹棒。也为那些跟在这些特殊留学生后边，助纣为虐，为中共极权独裁者们摇旗呐喊者敲响警钟。近期以来，针对香港民众的“反送中”抗争，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其他国家的壹些中国留学生做了充分的丑恶表演。他们或仗着人多势众打压、攻击和破坏当地香港留学生的声援活动，或直接赤膊上阵，力挺中共和港府傀儡，成了全世界接受普世价值民众们眼中反民主、反自由和反人权的政治小丑。而唯独在有数十万中国留学生的美国，甚少听到规模较大、影响恶劣的同类恶行，看来这些“看管人”已感到末日的寒意，开始收敛蛰伏起来了，这大概与美国政府正在采取的上述措施不无关系。

　　广大留学生们漂洋过海，花费巨大的代价来到西方国家，不就是为了学习别人的长处吗？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和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构架和社会形态，并和中国社会做相应、细致的比较，以找出各自的利弊和优劣，得出自己的结论。至少不应被人洗脑，先入为主，抱着对西方世界的极深成见，盲目地排斥、敌视和诋毁西方社会。否则妳为何不心安理得地待在国内，继续沐浴党国的阳光雨露；或直接去朝鲜、俄罗斯、古巴这些和天朝制度同样的独裁极权国家，却偏要来到妳不喜欢甚至仇视的西方国家“受罪”，受自由、民主、人权之罪。

　　笔者曾撰文写道，“那些被裹胁在裏面的闹事者，大多数只是因被极权数十年洗脑，又不谙民主真髓的无知稚嫩学子，他们闹出此等笑话，尚情有可原。但愿他们嗣后在民主国家的学习、生活，不仅学习科技、文化知识，同时也能关註民主社会包括选举在内的运作，比较两种社会制度的利弊，将来学成回国后，能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作出贡献。他们应当警惕和揭露那些躲在青年学子的背后挑拨和破坏中国学生与其他国际学生关系，操控甚至利用他们的官方身份，来威胁留学生和他们家人生命安全的职业特务。他们也应当和那些为了回国之后可以得到好处向党国纳投名状的政治扒手，和那些热衷于在校园裏限制别人学术和言论自由的‘政治学生’、‘特务学生’保持距离，拒绝参加壹切为极权、独裁政权造势、张目、火中取栗的活动。如担心自己和国内的家人受到迫害，不敢公开反对和揭发他们，至少可以保持沉默，不做有违自己良心和心愿的坏事。”。

中共政权的精神剥削

作者 司马泰 写于 二零二一年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韩战期间，美国人发现他们被俘虏的人在经过中共的宣传教育后，很多人变得反美亲共。当时流传一个说法，就是中共研製出了一种可以用来控製大脑的秘密神经武器。“Brainwashing”这个词就是那时从中文的“洗脑”一词翻译过去并介绍给了西方社会。当时美国人非常紧张，甚至CIA也专门立项开始进行控脑试验。

　　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中共并没有什么能够控製大脑的秘密武器。怎么洗脑？就是在封闭的环境中，采用暴力、威胁，高强度的思想灌输而已，用中共的话说，就是“思想改造”。洗脑并非易事，所以才要如同一个疗程一个疗程地搞运动。其基本原理就是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从肉体的怕，到心理的依赖，反復洗脑，直到成为听党的话的驯服工具。几十年下来，洗了几代人之后的今天，中共的洗脑效果终于显露出来了。

　　一、共产党洗脑毒害知多少？

　　中共的洗脑也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套用中共的话说，是全方位的系统工程，一切都是为了洗脑，一切都是为了控製人的思想。效果体现在方方面面，不妨列出几个：

　　1）接受共产党统治的现实：共产党不好，可是，没有替代方案。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乱。

　　2）设身处地为共产党着想：“我要是共产党，也会这么干”，所以不是共产党的错，是被整的人的错。

　　3）中共等同于中国：批评中共就是反华辱华。为中国百姓的人权发声的人，却遭到很多中国人的痛骂。

　　4）自觉抵製敏感信息：翻墙甚至人到了海外，对于被中共隐瞒的真相，不看不听不信，认为都是假的。

　　5）“厉害了我的国”：把人民血汗创造的经济发展归功于党，在自豪和狂妄的混杂情绪中为中共摇旗呐喊。

　　6）与“敌人”做斗争：对于中共用谎言树立起来的国内外敌人，老百姓很容易被煽动起来愤怒声讨和抵製。

　　7）相信中共的“製度优势”：专製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西方的党派轮替，成不了大事，美国的衰败是必然的，未来是中共国的世纪。

　　8）替中共的恶行开脱：他没看见的，他就认为共产党不会干。只要中共没有整到他头上，就不信共产党有这么坏。说中共不好就等于说他自己一样，面对多少证据，就是要替中共辩护。

　　9）“天下乌鸦一般黑”：哪个国家没有腐败？哪个国家没有人权问题？哪个国家没有贫富不均？于是，中共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了。

　　被洗脑的症状还多得很，这裏也不过是蜻蜓点水。

　　二、细数中共的洗脑术

　　要细数中共的洗脑术，还真是数不过来。笼统的说，我们可以大致从下面几个角度来看一看。

　　1）基于无神论的党文化，营造了洗脑的大酱缸五六十年代那种“思想改造”的运动，现在也少了。中共洗脑越来越容易了，原因就是几十年下来，五千年敬天奉神、善恶有报、仁义礼智信的的神传文化，被中共代之以基于无神论和斗争哲学的党文化。共产党本是黑帮、流氓、邪教的集合体，搞出来的党文化漠视生命，崇尚暴力，好勇斗狠，缺乏同情心，不信善恶有报，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是否不分，评判一件事的对错，不是从爱惜生命出发，而是“我要是共产党，也会如何如何”，“活该，为什么要跟党作对？”，不是指责共产党，而是责怪被共产党整的人。有了党文化这个大酱缸，有了无神论作为国教，中共做起恶来，就如鱼得水。

　　学生都很反感“政治课”，可是，从小学到大学漫长的政治课学习，不知不觉孩子们还是接受了无神论是真理，接受了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弱肉强食的斗争史。

　　被中共洗脑过的许多症状，往根裏挖，很多都能找到无神论作祟的影子。不信神的社会，没有三尺头上的约束，道德自然会堕落，很多人却鄙视能提升道德的宗教信仰。中共的人权迫害，很多都与信仰团体有关，只要被戴上“迷信”的帽子，很多人对中共的打压也就听之任之了，甚至还帮着中共助纣为虐。因为无神论，也就没有了精神信仰的追求，沉迷于物质生活的满足，吃喝玩乐，没自由就没自由，被监控就被监控，只要党不整到自己头上就好，甘于被圈养。

　　2）混淆中共与中国，“反党就是不爱国”

　　一个党不等于一个国家，这是常识，但是，在党文化中，这个常识就是“歪理邪说”。“党和国家”，“党和政府”，“党和人民”，“党和群众”，党永远在前面，党不但代表国家，而且比国家还大。从出生，上学，就业，到退休，从生几个孩子，到允许看什么网站，从给不给你饭吃，到给你什么饭吃，让你生让你死，什么都在共产党的掌握之中。在人们的印象中，已经记不得共产党是一百年前从欧洲传过来的舶来品，而感觉是土生土长的东西，如同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一般，如同“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一样，不但从心理上觉得离不开党，从生理上也觉得离不党了。

　　奠定了“党等同于国”这个邪说之后，中共接下来的洗脑就是顺水推舟了：离开党去谈论国家，会变成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如同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所言，一听到反党，就以为是在反对国家。

　　那些所谓的“反华”“辱华”风波，大多都是这样的产物。人家批评中共的人权，揭露的是中共的恶行，是在为中国百姓的权利和福祉发声，被洗脑的人们却无线上纲成“反华势力”，大作文章配合共产党的宣传起哄。人权，是谁的人权？是中国人民的人权，你发不了声，人家帮你发声，不但不感谢，还骂人家是“反华势力”，多么可悲可叹啊。

　　3）营造“共产党跨了，中国就会乱”之类的伪命题共产党摄取政权之后各种运动搞乱了中国，中国人对“动乱”谈虎色变。有了这样的心理基础，中共反过来就用“动乱”来恐吓百姓，宣传说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强权，中国就又会陷入动乱，堂而皇之地“维稳”，为镇压百姓製造借口。这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共产党是各种动乱的根本因素，没有了共产党，再乱也乱不到哪裏去。关于这个话题可以展开大书特书，这裏就不细说。

　　4）盗用全球化带来的“大国崛起”为党贴金

　　再怎么“思想改造”，如果没有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共产党的洗脑不过是建在流沙上面，只要一走出国门，就会明白中共的谎言。四十年的经济发展，给了中共用来洗脑的本钱。但是，经济发展是不是就归功于共产党呢？中国人吃苦耐劳，只要有西方的资本和技术进来，只要政府不阻挡，经济当然能发展起来。儒家文化圈的亚洲“四小龙”，没有共产党，不也是发展得很好吗？

　　流行一时的“厉害了我的国”，就是用这些年的高楼大厦，基础设施，高铁，支付宝这些东西来为中共唱贊歌。经济发展是全球化带来的机会，是人民血汗积累的成果，人民养肥了共产党，但是共产党悉数拿来为自己贴金。

　　要说中共对于“中国崛起”有没有贡献，也是有的。中共因为作恶太多，最后的合法性就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于是，开启了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包括强取和盗窃知识产权，不给劳工合法权益，利用监狱劳教所奴工，不顾环境汙染，上上下下的官员贪腐受贿权钱交易，没有底线的道德败坏，不守规矩的贸易政策，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不脚踏实地而幻想弯道超车等等，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短期内好像是刺激了经济发展，结果造成国内矛盾重重，国际上也四面树敌。国际社会给了中国一个相当友好的经济发展期，也期望中共能够改弦更张走向政治文明，但是，中共为了维持统治而糟蹋了这个机会。

　　面对西方对中共的警觉和製裁，中共也会一如既往地鼓噪西方在围堵中国的崛起，把国际普世价值与中共马列专製意识形态的冲突渲染成西方与中国的冲突。

　　5）暴力，暴力，还是暴力

　　虽然我们上面谈到了依靠党文化与经济发展来洗脑，但是，中共最经典的洗脑手段——暴力和谎言——仍然是中共洗脑的基本功。

　　“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除了从肉体上折磨和消灭人，中共还有一招就是用饭碗来控製你，不给你饭吃。古人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因为可以脱掉乌纱帽回家过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中共掌控着一切资源，没有米你就熬不过今天，在生理极限下强製洗脑。

　　到了数字时代，中共把暴力也与时俱进到了互联网领域，利用高科技来实施数字暴力。大数据，人工智能，监视器，手机定位，一切高科技都可以被中共用到控製人民的身上，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

　　高科技还给中共带来了一种洗脑的新理论。中共把道德搞坏了，现在说要用高科技来提升道德，打造诚信社会。遍地都是监控摄像头，小偷们自然望而却步；人脸识别羞辱闯红灯者，用来解决闯红灯这个老大难问题；电脑处理交通罚单，找人托关系就行不通了。马路的小偷可能少了，可是窃取国库的大偷们却越来越多。用高科技遏製自由，不可能提升道德。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有一个着名的理论，就是自由衍生出了道德，只有在人有自由选择权利的时候，能够对善和恶做出选择的时候，谈论道德才有意义。在等级最高的戒备森严的监狱裏，犯人没有偷东西的自由，没有杀人的自由，那么这个监狱是不是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社区呢？当然不是，因为犯人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杀人，如何偷东西。

　　中共热烈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中共喜欢技术，不是中共真的想要打造诚信，而是喜欢这种技术带来的对人监控的力度和规模。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警察国家，现在加上人工智能，一个警察变成了十个、百个警察，是不是大大加强了维稳？这才是人工智能被中共这样的独裁极权国家钟爱的根本原因。

　　6）一言堂，一言堂，还是一言堂

　　任何洗脑都离不开封闭性的谎言灌输。无论中共号称自己如何盛世了，国力如何强大了，都绝没有放松对信息的控製。连亲共的一些人都觉得共产党太没自信了。不是共产党不自信，是共产党知道它隐瞒了太多的真相，製造了太多的谎言，一旦真相暴露，共产党就绝对只有垮臺一条路。

　　中共掩盖国内真相是家常便饭，报喜不报忧，天天伟大成就，浮华喧嚣，歌舞升平，看不到底层百姓的疾苦，看不到百姓有理无处讲的绝望，看不到道德堕落带来的千疮百孔的腐烂，美其名曰所谓“正能量”宣传。同时，中共也大量报导外国的负面新闻。中共喉舌的驻外记者平时没有事，一遇到国外哪裏有抗议，骚乱，疫情，枪击案，火灾水灾，大楼垮塌等悲剧事件时，马上实况转播。大陆人知道美国发生的这种事情可能比在美国的华人知道得还快。长期下来，中国大陆的民众自然而然地就觉得只有中共统治的地方最稳定最安全，西方社会都是动荡不安，民不聊生。

　　7）製造洗脑的网络生态圈

　　这是党文化在网络时代的一种延伸。中共有网络封锁，但是，却在自己的局域网裏製造出了一个自己的生态圈，从搜索引擎到社交媒体，从网购到视频，几乎西方有的中共都復製了一个，大陆民众在这个局域网裏感觉什么都有了，甚至比别人的还丰富。

　　长期下来，人们就习惯于这个生态圈了，对外界反而有了抵触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共同完成了一项研究，“媒体审查的影响力：来自中国现场的实验”（The Impact of Media Censorship：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在2015年到2017年之间，对逾1800名北京的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了他们访问网站的习惯。其中大约80%的学生从未试图通过翻墙等工具绕过防火墙。结果显示，虽然大学生们获得了工具可以不受限製的访问互联网，但他们对被屏蔽的新闻网站的需求并不高。仅有不到5%的人会在实验期间浏览外国网站。调查还发现，学生们浏览国外网站时，看的网站内容大多与政治敏感事件无关。

　　这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好消息，中共製造的网络生态圈真的能把网民圈起来。中共也会有意识地去占领舆论阵地，五毛大军就不说了，中共还会製造很多看起来很精致的电视节目，讲解从中国到世界的历史文化发展，对很多历史事件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去解读。这种精致的洗脑很恶毒，好像是给人扩展了视野，了解到很多国内外的大事，而且大量的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动不动就是外国人自己说的什么什么，但是，报导和解读的手法或者留一手，话只说一半对中共有利的，或者故意歪曲，或者断章取义，或者干脆杜撰，真真假假掺在一起，这种洗脑是真的很厉害。

　　曾经看过大陆的报导说美国杀了以千万计的土着印第安人，因为文章引经据典，让人不得不信服，以为是白人用枪实施的大屠杀。事实是如何呢？从欧洲来到美洲大陆，殖民者把天花、疟疾等传染病也带过来了，由于土着人完全没有对于这些疾病的免疫力，在部落一旦传开，就不堪设想。据历史学家考证，百分之九十的土着人是死于疾病，而不是死于跟白人的冲突。无论在历史上如何，民主社会现在都可以自由反思、调查过去的事情。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广场边上也有土着人博物馆，讲述他们的历史。而中共呢？有文革纪念馆吗？

　　如果说过去中共洗脑主要是不让你知道什么，现在的洗脑更多的是让你什么都知道，但都不是完整和真实的，而是被中共按照自己的口径修剪过，想让你知道的部分。他们判断海外消息的真假，凭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共灌输给他们的东西。于是，很多人认为西方和臺湾的新闻网站和媒体都是充斥着谎言和诋毁中国的，不信不看不传。

　　不少华人到了西方，天天还是上大陆国内的网站看新闻，甚至带着机顶盒出来，天天看国内的新闻和娱乐。因为那个熟悉的味道才舒服，才感到安全，感到亲切。这也是洗脑的一种境界，洗出了味道，就像吸毒一样，离开不了了，中共就如一个无形的背影笼罩在他们身上。自己可以骂共产党，但是一听见有外人批评中共，揭露中共的黑暗，就感觉是在抹黑中国，就如同在骂他自己一样。共产党不把他当自己人，自己却把自己当作党的人。

　　8）煽动民族主义

　　这是老套路，人作为个体都有民族情结，这一点被中共利用得得心应手，是转嫁矛盾的拿手好戏。宣扬百年屈辱，没有共产党，就如何如何，可是，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比如印度，也独立了，也站起来了。宣扬共产党可以两弹一星，可以登月，可以去火星，可是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早就去了月球，去了火星。

　　中国还有六亿人月收入才1000元，还有很多地方的孩子上不起学，可是，中共为什么要劳民伤财去月球去火星呢？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没有想要去，一个很大的动机就是中共想要用这种特殊科技上的成就来给人民洗脑，要让人民相信共产党有多了不起。其实，内行人都知道，航天比航空要容易得多，因为飞机是要重復使用的，对可靠性、耐用性和安全性要求比航天高得多，而航天发射不过是一次性买卖，失败了也不过就是烧钱而已。

　　在共产主义理想泡汤之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越来越成为中共用来动员、煽动国人的利器。在国内要树立敌人，在国际上也要树立敌人，然后，把这些中共的敌人，宣扬成中国人民的敌人，摇起民族主义的大旗，鼓噪人们去斗争。

　　9）集中运动式洗脑

　　针对特定的人群，中共一样沿用着“思想改造”的模式，就是把人关到一个地方，集中学习改造，常常用“法律培训班”“职业培训班”的名义，其实就是一个黑监狱，地地道道的洗脑班。针对法轮功学员如此，针对新疆维吾尔人也如此。

　　中国有681所监狱，310个劳教所。这些监狱和劳教所都是迫害法轮功的重要场所。中央、省市县和乡镇以及各个单位、学校、工厂、军警都有自己的或联合的洗脑班，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是临时的，有的是长期使用，一期又一期，把一批又一批的法轮功学员绑架进去。据明慧网报导，整理出的洗脑班名单多达3600个。

　　洗脑班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黑监狱。在裏面要强製看诽谤法轮功的各种谎言，搞车轮战，疲劳战，剥夺睡眠的权利（这是中共专家总结出的最有效的洗脑经验），用尽歪理邪说来进行精神折磨，要把人的信仰灭绝掉，用签署“三书”（“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作为转化指标。转化率是中共对各级官员和职能机构的硬性考核杠杆，于是中共就动员起整部国家机器来对付法轮功。不转化的学员就面临可怕的后果：酷刑折磨，送劳教、送监狱，开除工作等等。就算到了劳教所和监狱，那裏一样有洗脑班，继续强製转化。

　　10）其它形形色色的洗脑手法

　　正如前面说的，中共的洗脑是一项系统工程，几乎一切都是为了给人洗脑，甚至娱乐和晚会节目都是为了给人洗脑。所以，要想列出中共都有哪些洗脑手法，是不可能的。上面只是列出了几个比较典型的，下面再简要地说说其它的。

　　用“巨大的市场”诱惑西方。中共与西方打交道，十几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常常被中共拿来做诱饵，用利益把人心中最贪婪丑恶的一面勾起来，弄得那些把民主自由人权挂在嘴上的西方社会的很多人，也把自己的价值观丢在一边，与中共同流合汙。他们自愿被中共洗脑，也会充当帮凶替中共洗脑中国和西方民众。脸书的扎克伯格在天安门广场跑步，在采访时桌上放着习近平着作，就是一个可笑的例子。

　　有“钱”能使鬼推磨，用“大外宣”给海外的人洗脑，再出口转内销，把被洗脑的外国人帮中共说的话，转回国内继续给大陆民众洗脑。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媒体财政困难，中共就趁人之危，去收购，去投广告，在西方国家的很多主流报纸裏把中共的报纸当作广告插页，用钱让西方媒体不敢对中共的人权恶行吱声，甚至还为中共的人权恶行辩护漂白。在西方各国的大学、智库大力渗透投资，收买、培养代言人，还重金投资好莱坞，让好莱坞的影片自我审查，不敢涉及任何中共的敏感话题。NBA的球员为了钱，也成为中共的旗子，用他们的嘴给中国人民洗脑。

　　製度对比，扭曲报导，这是中共玩弄“田忌赛马”的典型例子，用中共专製的所谓“优势”去对比西方社会的製度“劣势”，用专製的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去嘲笑民主製度的“党派争论”。其实，党派争论恰恰是民间意见分裂在民选官员身上的反应。如果民间没有分裂的意见，比如，疫情期间需要呼吸机，需要疫苗，这个民众没有分歧，民主社会同样展现着快速的反应，同样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与中共的黑箱操做相比，更透明更公平。

　　“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是中共在无法掩盖自己的恶行时候，瞒天过海的常用招式。哪个国家没有腐败？哪个国家没有人权问题？只要挑出别人的问题，然后就告诉中国人民大家都一样，这不是中共的错。有问题不可怕，如何处理问题还是重点。是不是公开透明，是不是真诚反思，是不是毫无保留的放到臺面上，是不是有政策杜绝不再发生。中共掩盖的正是其它国家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过程。

　　你是民主社会，你有自由，你就应该让我胡来。你不是有新闻自由吗？你就应该让我的喉舌媒体长驱直入，安营扎寨。你不是市场经济吗？你就应该让我的商品随便倾销。中共大钻民主自由社会的空子，大喊“时间站在中共一边”，幻想假以时日，就会把西方掏空。

　　三、中共的洗脑真会一直有效吗？

　　本文的重点是揭露中共洗脑招数，把中共洗脑的方方面面尽量列举出来，会给人一种中共洗脑无处不在，“无坚不摧”的错觉。其实，就在共产党如此强大的洗脑场中，仍然有很多人翻墙主动寻求真相，就在无神论肆虐几十年的中国大陆，仍然有很多人追求对神的信仰，包括地下教会，包括几千万法轮功修炼者，这些都是对中共洗脑的有力回击。海外华人致力于恢復真正的五千年神传文化，特别是神韵艺术团的全球巡演，是对共产党洗脑大环境党文化的釜底抽薪。

　　西方社会也并非是让中共任意宰割的鱼肉，国际秩序也不是中共可以永远随心所欲玩弄的东西，别以为中共是在给中国人民占便宜，中共下三滥的做法，早晚会激起西方的反弹，川普（特朗普）的“对等”政策，就是对中共的棒喝，煞住了中共的邪气。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会变得恶劣，中共还想要用经济发展来给百姓洗脑的资本就会不復存在。

　　前面提到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做的“媒体审查的影响力：来自中国现场的实验”，虽然发现很多人不翻墙，甚至翻墙也不看敏感信息，但是，也发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研究人员使用了有奖问答的方式，比如提出一个问题，其答案在《纽约时报》的报导内容之中可以找到，如果答对就能拿到一个小红包。在这组研究结束时，大学生们在《纽约时报》等网站上浏览时间增加了九倍。他们开始花费更多时间浏览在中国被屏蔽的信息。研究人员认为这一群体“在知识、观念和态度上发生了实质性和持续性的变化。”他们对政府的信心度下降，对经济发展的评估变得更加悲观，许多人表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製需要根本的改观。

　　心病还得心药医，洗脑是用错误的信息进行灌输，突破它还得靠真相。中共用急功近利构建起来的虚假的经济繁荣，终会浮云散去。中国人民要想长治久安，要想与文明世界和平共处，互相提携，就得拔出共产党这个毒瘤。

中共政权的演变过程 从武装叛乱到毛左共产党执政时期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一年

　　2021年是中共建党百年，它也已在中国大陆执政了70余年。中共的发迹、崛 起和当权，贯穿了中国整个现当代历史。如今的中共政权，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 庞大、执政时间最久（之一）、统治最为稳固的独裁政权，且越发变得难以撼动。

　　中共从建党到执政及至今的百年，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每个中 国国民的人生。要想认清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推动民主法治在中国的实现，就要 剖析中共建党以来的史迹、挖掘中共的隐秘内情、远望中共未来的动向走向。惟 其如此，我们才可能寻到击破中共「完美独裁」的方法，进而为实现变革铺平道 路。

　　（一）中共的发迹史暨因何夺取政权

　　研究中共，首当其冲的就是研究它的发迹史，了解它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统治 中国的庞然大物的。关于这些，事实上是有大量研究成果的，无论是中国还是外 国、中共官方自己还是他的敌手对头，都有长篇累牍的史料和分析。不仅它的发 迹至其执政这一过程，本文所论述的其他许多关于中共的议题，也都有数不清的 现成的研究成果。而我则尽可能不采用其他学者已有的成体系的、具体的研究成 果，而是依据那个时代基本历史背景和初端史实，进行合理的推理分析和综述。 最后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类似，但论述分析过程是独立的。

　　（01）外部势力

　　言归正传。中共的诞生和早年的发展，是带有强烈的外来、西方背景的。众 所周知，近代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前身人文主义思想和启蒙思想均诞生于西 欧，开创者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意誌人，《共产党宣言》则首先发表于英国， 共产主义者及其早期组织第一国际也主要活动于西欧诸先发工业国。而后来，共 产主义运动又在俄国风起云涌，俄国也成为世界上首个建立长期社会主义政权的 国家。在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共产主义政党的建立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运动的发展，溯及本源皆是来源于西方和北方（俄国）。

　　不仅在来源上共产主义是「西来」的，中国早期（1915-1935）具有共产主义 色彩的活动、中共的建立与运作，也深受中国以外力量的影响。实际上受苏联操 控的共产国际，曾长期操纵甚至主导着中共的运作，指导或说指挥着中国的工人 运动、武装起义等。

　　外部势力对中共早期的崛起可谓至关重要。无论是物质上的金钱、物资支持， 还是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协助建立组织机构、提供情报，都是中共得以建党并 在中国立稳脚跟的前提。虽然1930年代中期及之后，外部势力对中共的影响力大 大减弱，但依旧是中共能够夺取政权的重要依靠。例如在1945-1947年，苏联在中 国东北对中共的各种支持，例如移交缴获的数十万计的日军装备，以及对国军接 收与布防的阻挠，就对中共赢得辽沉战役起到了关键作用，继而奠定了中共夺取 整个内战胜利的基础。

　　可以说，没有外部势力，中共就不可能发展壮大，更不用说占领整个中国大 陆、取得执政权。虽然外部势力的支持并不是中共夺取政权的决定性因素和唯一 因素，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这样的历史史实，对照当今中共动辄指责外国 「干涉中国内政」，唾骂异见人士和社运分子等「勾结境外势力」，是十足的讽 刺。

　　（02）三大群体尤其农民的支持

　　当然，中共最终能够夺取政权，内因还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而内因又是 多方面的。在内因中，最重要的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能够吸引到占人口 多数的农民阶级、人数众多且代表现代化生产力的工人阶级、颇具影响力的关键 的知识分子这三者的共同而广泛的支持。

　　不同于俄国革命和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中共最大的依靠 是农民，准确说是佃农、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等农民中的中下阶层。毛泽东的 成名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深刻剖析了农村社会的阶级问题，还设计了 鼓动农民运动乃至农村武装暴动的详细可行方案。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 敏锐的观察到了占当时国内人口八成以上的农民阶级的巨大潜力，以及以佃农与 地主关系为代表的农村生产关系、阶级矛盾，并选择成为佃农和小自耕农等「贫 下中农」一方的代言人（相反，国民党则倾向于支持地主阶级、农村精英）。他 们通过宣传和动员，拉拢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参军，而更多普通农民则被领头 人和大势裹挟着成为中共的支持者，成为中共基层组织和军队的成员。

　　中共选择依靠农民阶级的决定无疑是成功的。土地革命是中共武装夺取政权 更普遍的形式，实际重要性超过了城市工人暴动。无论是1927-1936年的第一次国 共内战，还是1946-1949年的第二次国共内战，乃至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 农民都是中共的主要兵源来源，农村是中共物资和给养的主要来源。在中共武装 起义到开国大典这22年间，除最后几年的攻城略地外，绝大多数时间中共势力范 围几乎全在农村。而大城市都是国统区，中共大多只能进行地下活动，只有在抗 战期间可以在重庆等少数城市进行有限的公开活动。而地下活动和地上公开的占 领和活动的影响根本不在一个维度。所以，称解放战争胜利前的中共为「农民党」 都不为过。

　　中共夺取政权的最直接原因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中共在军事上胜利的最主要 原因，就是有着比国民党多出数倍乃至更多的自愿兵源。在两次国共内战时期， 双方武器装备差距其实并不大，兵力数量仍旧非常重要，人海战术仍是这种较低 级水平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因素。中共所依靠的「贫下中农」阶层的人数远多于地 主、乡绅阶层。「贫下中农」受益和感激于中共的土地政策，普遍自愿的、积极 的参加中共军队及民兵组织。此外，也有许多在强製土改/流血的土地斗争中受益 的农民，也被迫参军帮助中共打赢战争，以避免被地主还乡团清算。在战争中， 无论是出于被洗脑的政治理想还是为捍卫或取得土地革命成果等实际利益，或者 担心被国民党和地主清算，他们普遍会积极和勇敢的战斗。中共对军队的极强控 製力、对军队基层强大的渗透和动员能力，也是中共军队逃兵少、作战积极的重 要原因。中共军队的士兵也担心逃亡回乡后遭到中共基层组织的清算和批斗。而 国民党军除得到地主阶级发自内心的支持外，只能通过「抓壮丁」等方式补充兵 源。这样补充的兵源往往兵无战心，战斗意誌薄弱、易叛变和逃亡。国军对士兵 及士兵家乡也没有足够强的控製力，逃兵不担心回乡后被清算，最多再次被抓上 战场。中共还经常发动心理战，劝诱国军投诚，对高级军官和普通士兵采用因人 而异的方式诱降。这样情况下，解放战争期间国共双方兵力对比逐渐逆转，就不 足为奇了。

　　农村、农民是中共夺取政权过程中的根基，而工厂、工人则是中共伸入城市 的铁臂。在中共夺取政权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作用是很微妙的。在中共活跃的早 期，工人曾与中共亲密合作，包括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和一些城市的武装暴动。 但是到了1930年代及之后的十多年，大城市都成为白色恐怖的「白区」或日军占 领的沦陷区，中共在工人聚居的地区遭遇沉重打击，中共与工人的关系变得疏离。 虽然中共仍旧在城市工人阶级中积极经营，但影响力已不如1920年代。到了1949 年中共重新进城时，刘少奇就感叹城市工人已变得陌生，习惯了国民党统治时期 与资本家的调和政策，和中共有了隔阂。但是，工人阶级也并没有真正的被国民 党政权驯服，它在内心依旧更亲近中共，打算做国家的主人。城市的工厂一直都 是左翼力量、左翼文化的根据地。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部分工人还是发动了不 少运动掣肘国民党。当中共重新进城后，工人就迅速而完全的站在了中共一边， 并在中共建政后旋即超越了农民阶级，成为中共政权在和平建设时期最大的依靠。

　　中共建政后颁布的宪法上写着「中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评论建国前中共与工人、农民的关系，这句话恰恰需要 倒过来，即当时的中共是主要依靠农民、次要依靠工人的政治势力。

　　知识分子则是中共取得政权过程中一支关键的力量。知识分子虽然人数不及 农民和工人，无法成为社会的主体，但却有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中共一直 都很重视拉拢知识分子。早期的中共领导人本身就有大量的知识分子，陈独秀、 李大钊、瞿秋白等人不仅只是共产党人，更是当时中国文坛、思想界的佼佼者。 大多数中共领导人都有留欧、留苏、留日经历，在国内也是万裏挑一的高材生。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可谓是「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博得了众多知识分 子的好感。瑞金时期、延安时期，中共都和中国知识界来往甚密。而中国知识界 则普遍有着亲共倾向，有些还不远万裏从国统区投奔中共。大批在那个时代稀缺 而珍贵的青年学生，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在国统区进行学运甚至地下工作，代表 着未来中国精英的选择。中共还成功的拉拢了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第三势力」， 结成对抗国民党政权的统一战线。从重庆谈判到内战，再到中共主导的政协召开， 知识分子为中共夺取政权提供了可观的舆论、意识形态、人脉支持。

　　总之，中共在夺取权力的道路上，成功的争取到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这三 方的大力支持，无论从人数还是影响力上都超过了国民党政权。所以中共说决定 历史的是「民心向背」，一定程度并没有错。只是，中共对于这三大群体只是利 用，通过虚假的、欺骗性的承诺得到支持，而掌权之后就逐渐变脸。知识分子、 农民阶层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工人也并未真正得到民主和解放，中共自身 （或者说中共的特权阶层、领导干部）成为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统治者、食利者。

　　（03）军事因素

　　如前所述，军事上的胜利是中共夺取政权最直接的原因。第二次国共内战中， 中共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除前述兵源因素、外援因素外，当然还有战争本身的、 战略战术等作战层面的因素。

　　毫无疑问，毛泽东等中共指战员的水平要高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方面。当 国民党执着于对大城市的占领时，解放军选择了「不计一城一地得失」，把保存 自身实力、歼灭国军有生力量作为主要目标。国军策划的「全面进攻」、「重点 进攻」都被解放军瓦解，国军的重拳打到了棉花上。解放军利用局部优势，集中 力量消灭突出的、最精锐的国军，其余部队不战自溃。对这类战术的纯熟运用， 让解放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国军还面临内部不团结、号令不统一的问题。虽然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各 地军阀、各派军队，但实际上军中各势力依旧拥有较大自主权，高级将领将部队 视为自己的私产，在内战中经常将保存实力放在第一位，对同袍被围见死不救， 大大降低了国军整体的战斗力。而解放军相反，军事权力高度集中，全国的解放 军一律听令于中共中央，军队是党的军队而非某个将领的「私兵」，有着一致的 利益和共同的目标。军权高度集中的同时，又将具体战术製定权下放，保障各级 指战员的灵活性能动性。

　　在军纪和战斗意誌方面，国军也显着差于解放军。国军不同军队军纪和素质 有很大差别，如嫡系部队纪律较好，战斗力强，但杂牌军就差劣很多。而国军只 有少数嫡系，大多数都是杂牌军。国民党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普遍没有政治信仰， 不知为何而战，只是被迫当兵或为填饱肚子。到了战争后期国民党败势明显时， 军队更是兵无战心一溃千裏。而解放军军纪虽不如中共吹嘘的那样严明，但无论 如何都好于国军。解放军的思想教育和战斗动员都落实到了基层，让本就有信仰 和明确利益诉求的官兵更有战斗力。解放军在战争初期处于劣势时仍能坚持作战， 不屈不挠，最终逐步壮大。

　　中共的又一个军事优势是，有一个稳定支持军队及军事行动的后方、根据地。 如前所述，中共非常依靠农村和农民，并且在抗战期间开辟了大量根据地。这些 根据地都由各地党组织控製，统一服务于中共的战略目标。在解放战争中，这些 根据地出人（包括兵源、支前民工）、出粮、出钱，提供情报，掩护主力军队转 移，合格的完成了作为战争后方的任务（哪怕从地理位置这些根据地并不一定在 解放区内部）。这些根据地平时除受到少量渗透和微乎其微的骚扰破坏外，可谓 安如磐石。国军如派主力部队进剿，又成了大炮打蚊子，无法对化整为零的中共 基层力量造成太大杀伤。与中共如鱼得水相反，国民党虽握有各大城市和全国连 成一片的国统区，但却无力对基层进行控製，城市乡村都被中共渗透。各大城市 经常爆发学潮、工潮，反国民党的各政治团体活动已半公开化，让国民党疲于应 付。这样的「后方」根本起不到作为后方应有的作用。

　　中共在情报战上的胜利，成为解放军战胜国军的关键。中共情报系统早已渗 透到国民党高层，以致中共对国军的部署和动向了如指掌。如解放战争期间身处 国军决策层的少将郭汝瑰，向中共泄露淮海战役中国军的兵力部署，导致原本实 力占优的国军被解放军围歼。还有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也是中共间谍， 直到国军撤到臺湾时才暴露。而国民党方面完全无法渗入解放军指挥系统，对中 共高层的战略决策一无所知。双方在情报战方面的成果可谓差距悬殊。

　　「枪杆子裏出政权」。国共争霸中，军事较量的结果是最直接的、具决定性 的。中共能够取得政权，取代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说到底还是凭借暴力实现的。 当然，军事上的胜负受许多非军事因素的影响，例如兵源就取决于双方的支持基 础，外援则取决于外交。

　　（04）运气与机遇

　　不得不说，中共最终取得政权，也在于其有着非凡的运气。在创党初期，中 共就险些被「一锅端」。1931年，顾顺章叛变又差点让中共在「白区」中枢被一 网打尽。但相对于这些，对中共最有幸的，莫过于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的爆发。

　　1927年到1934年，经过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中共控製的地盘不断压缩，最 终被迫「长征」。值得强调的是，红军在江南苏区的溃败，主因并不是中共所称 的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导致的意外结果，而是当时国共实力对比和中国政治 军事社会情势下的必然。在国民党政权强大的武力打击下，中共已无法继续再在 靠近国统区中心的华东、华南立足。

　　1935至1936年，数路红军经过长征的艰苦跋涉，来到陕北落脚。此时仅仅几 万残兵疲兵，却面临着驻扎在陕西的数十万国民党军（东北军、西北军）的围剿。 现在的人们将陕北理所当然的当成长征的终点，以为到了陕北红军自动就安全了， 其实并不是真相。如果没有后面的变故，陕北对于红军，很可能只是如湘西、四 川那样，是逃亡过程中不得不停留、又不得不离开的一个地点。那时，虚弱的红 军即将面临国军的致命一击。如果攻击发生，红军不是被歼灭，就是再度「长征」， 逃往苏联和蒙古。虽然这期间红军也取得了如直罗镇战役那样的胜利，但仍不足 以与陕西的国军主力抗衡。红军西路军惨败于西北地方武装马家军，就证明了当 时红军的脆弱。

　　但就是在此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逼蒋抗日」， 并向红军抛出橄榄枝。结果不仅提前暴露了蒋介石筹备的抗日计划，招致日本警 惕和提前侵华，还让红军绝处逢生、死灰復燃，使得中共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如果说西安事变让中共得以喘息，那么抗日战争的爆发则成就了中共的恢復 和崛起。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就念出「卢沟晓月」来暗喻中共的命运将 柳暗花明。事实果然如此。国军只能集中力量应对日军，再也无力压製中共。面 对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只好允许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自此，中 共政权可以合法的存在于中国领土，不再是「匪」，不用再遭受颠沛流离、到处 被围剿追击的命运。

　　毛和中共并不满足于割据一方的状态。一旦获得喘息，他们就想着增强实力、 扩张势力，为夺取政权做准备。八路军很快在日军、中央军、晋绥军犬牙交错的 山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此后，长江以北各省（不包括东北和青海新疆）都出现 了八路军和中共游击队，抗日根据地四面开花。在南方，残留的红军也改编为新 四军，同样在四处扩张。南方的新四军由于处于日军和国军重兵之侧，扩军较慢。 而北方的八路军则迅速扩军，在根据地和国统区日占区都招兵买马，很快超过了 作为一个集团军应有的编製人数。到1940年，八路军人数竟增至40万人，是建军 时的10倍。1945年，八路军人数突破100万人。

　　扩军的同时，中共也在扩张地盘。在国军与日军浴血奋战之时，中共抓住机 会在乡村地区建立根据地，培植自己的势力。其中在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的扩 张最为迅猛。凡是日军因兵力不足等因素无法有效控製的地带，八路军皆见缝插 针，成立抗日根据地或游击区。八路军虽也进行过对日作战，但无论从战役规模、 歼敌人数上都无法与国军比拟。中共所引以为豪的几场战役，也很有水分。如被 中共吹捧至今的平型关战役，其实仅歼灭日军300-500人。而声势浩大的「百团大 战」，主要是破坏日军交通线，但对日军有生力量杀伤有限。如果说1940年及之 前八路军还与日军有不少交战，那么1940年「百团大战」后则很少再与日军爆发 激烈战斗。南方新四军对日军打击更少。在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游而不击、利 用平民当肉盾和掩护，让平民百姓成为日军的出气筒，导致更多平民遭到日军报 復性杀戮、强奸，村庄被烧成瓦砾。这样的抗战得不偿失。八路军、新四军还在 抗战中时常与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发生摩擦甚至大规模冲突。当然这不是中共一 方的责任，但同样也不是国军单方面的问题。例如中共总是提及国军「同室操戈」 的皖南事变，却故意忽略此前发生的新四军歼灭国军的黄桥战役。

　　八年抗战，让中共从只有不到5万军队、地盘仅有陕北及其他零星根据地的割 据小诸侯，变成了拥有120万正规军和90万民兵、控製和影响着超过一亿人口的庞 大政权。中共在1927年后遭遇惨重破坏的党组织也在抗战期间得以恢復，党员人 数从谷底回升并超越了1927年时的数字。抗战爆发前奄奄一息的中共，在抗战结 束时已可以自信的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毛泽东晚年多次发表「感谢日本侵华」 的言论，确实是发自肺腑、情不自禁。

　　抗战结束后，中共的好运还在继续。在对华问题上，美国始终犹豫不决。不 同于在欧洲坚定的建立「铁幕」对抗苏联，在亚洲美国只把日本、韩国作为不可 侵犯的底线，对中国的未来暧昧不清。中共在延安和重庆的政治表演成功迷惑了 一些美国军政要员，让他们对这支看起来淳朴和富有理想主义的力量充满好感。 两相对比，这些美国人更加厌恶腐败的国民政府，自然不会替国府说什么好话。 而继罗斯福上任的杜鲁门与蒋介石有隙，不愿意全力支持后者。美国主导的调停 工作还让中共在关键时刻有了喘息之机。不像苏联给予中共实实在在的支持，美 国一直限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导致国军仅有少量美械部队，大多数军队武器装 备与中共军队并无太大差距，空军力量也不足以对地面战场产生重大影响。

　　就是在美国的犹豫不决之下，中共用三年多的时间击败了国民党政权。即便 如此，杜鲁门还不打算阻止中共解放臺湾，一度打算默认中共统一中国，试图以 此换取中共在美苏冷战对抗中的相对中立。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共大力支援金 日成政权入侵半岛南部，美国才派遣第七舰队进入臺湾海峡，避免国民党政权的 彻底复灭。但这只能让蒋介石保住那块小岛，中共则很快占据了全部中国大陆， 并成为统治它至今的主人。

　　（05）综述

　　中共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既是因为它在特定的时期的确代表了大多数人的 利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也有运气和机遇造就的成分；它自身的奋斗与能 动性非常可观，但外部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在军事上的成功是它当政的最直接原 因，「枪杆子裏出政权」诚不欺人。除了以上提到的原因外，中共的成功当然还 有其他很多因素，如作为列宁式政党典范所有的严密组织性、毛泽东等领导人个 人的强大能力、得到国内地域性利益集团的支持等。但因为比较次要，本文就不 便一一论述了。

　　（二）历次政治运动浩劫惨痛中共却屹立不倒的原因从苏区的肃反，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镇反、反右、文革，以及六四镇 压，都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巨大创伤，不仅国民深受其害，许多时候中共内部的党 员干部也难以免灾。但这个政权却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看起来令人费解。

　　不过探究其原因，也没有多么神秘。

　　首先，中共政权对于国家拥有绝对的控製力，垄断了包括暴力资源在内的各 种重要资源，没有人可以进行製约和对抗。一个暴政垮臺的前提，是需要有能够 推翻它的力量存在。否则，暴政再肆虐，受害者无力反抗，那再残酷的暴行都无 法使政权复亡。而中共正是有这个特征。例如反右、文革时，并没有什么力量可 以进行反抗，零星的抗争根本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大饥荒更典型，即便几千万 人饿死，也没能阻止和团结起来争个活路。因为军队和警察力量完全由政权垄断， 而户籍製度及队社、街道、单位及相关基层党组织等的存在，则让原子化的民众 根本无力对抗，甚至连逃荒要饭都被遣返。中国大陆全部置于中共控製之下，又 能逃到哪裏去呢？毛泽东带领中共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反抗国民政府，但它执 政后却最为提防基层的星火燎原，不允许再有一块革命根据地出现。

　　非常类似的例子还有朝鲜的金家政权、柬埔寨红色高棉，都是製造了惨重灾 难却并没有导致人民的有效反抗。东方社会崇尚秩序、集权，个人自由原本就被 剥夺许多，而深受列宁和斯大林现代极权主义影响的各东方共产党政权则变本加 厉，在利用旧有的巢窠基础上编织更密的罗网，让受害者只能任人摆布。当整个 社会就是大监狱，赤手空拳、被囚禁在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牢笼中的人们，即便人 再多，即便受到迫害再深重，也只能承受。西方国家的人不能理解，很大程度就 在于他们与东方人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例如他们认为允许人自由迁徙、 私有领地受到保护是天经地义，完全想不到有连穿衣吃饭都被严格管束的国家。

　　第二，中共是一个体系严密、内聚力强的组织，其团结性、纪律性、吸附能 力都非常惊人。这样的组织就意味着它不容易从内部打破。如前所述，中共政权 对国家有强大的控製力，统治阶级之外的人无力反抗。那么统治阶级内部呢？

　　中共统治集团的运转，结合了列宁式政党、斯大林式官僚体系、中国传统的 等级製等多种政治机体的特点，这是毛泽东等人有意为之的结果。其具体的运作 细节我并不了解，从它显露的冰山一角以及效果来看，它的确能够让成员对党保 持忠诚，哪怕党在迫害他。即便被迫害，他也会看成是党内一些人的个人行为， 而不会因此反党和背叛（除非有强劲的外部力量拉拽）。当一个人成为中共体系 内的成员，往往就不由自主的陷入既定的程式中，会将残酷的政治斗争包括对自 己的迫害做出特定的反应，主动为中共及它的体製辩护，很难跳脱出党营造的价 值体系。

　　第三，中共有强大的自我修復能力、纠错能力。历次政治运动都不会无限期 进行，在出现某个机会或达到某个阈值后就会停止。中共还会对此前发生的错误 做出一定的补救，哪怕这种补救受益不均、杯水车薪。这样党内外都不会对中共 彻底丧失信心，自然也不会想去推翻它、摧毁它。何况，国人普遍对强权强人犯 罪容忍度高，只要停止伤害或者只是减少伤害（还在继续伤害），人们就感激涕 零了，根本不会考虑什么补偿和追责。所以政权不断犯错、改错，再犯再改，就 可以一直走下去。

　　第四，中共统治集团成员无论如何受害，也还享受着既得利益。而差异化的 资源分配，总是可以让既得利益者对政权忠诚。虽然中共历次政治运动都有党内 成员甚至高层受害，但是他们所受苦难普遍低于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如果不死， 他们都有復出的机会，文革后大批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重新成为显贵就是例子。现 在进监狱的贪官汙吏，也比牢狱中的老百姓好出太多。何况这些人通过各种假释 和减刑，很快就又过回花天酒地的日子。即便他们自己无出头之日，子女还能利 用他们遗留下来的庞大资源和关系网。

　　所以他们知道，只要还是党的人，就还有日子过，未来还有好日子等着。如 果叛党反共，挑战整个既得利益阶层，不仅成功可能淼茫（甚至大多数人根本找 不到有效的反抗途径），还必然死无葬身之地，还牵连子女。他们当然会做出相 对最优的选择。

　　（三）中共不同领导人当政时期的特点及演化趋势由于时代背景不同、领导人个人价值观和性格不同，不同时期的中共呈现出 非常不同的政治风格，并反映在现实的政策和所鼓吹的意识形态上。但另一方面， 中共从建党到建政至今，又有着一以贯之的特点，不同领导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 有着一致的观点与主张。

　　（01）毛泽东掌权之前的中共

　　在第一任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时期，中共还是一个很富有理想主义的、非暴力 的政党。那时候的中共，还没有变成列宁式政党，党内的民主气息还很浓厚。

　　到了北伐战争时期，中共开始蜕变为一个以夺取政权为目的，功利性明显的 政党。这时中共迅速发展壮大，成员鱼龙混杂。虽然这时已开始变成列宁式的具 有严明纪律的政党，但还没有形成党内的专权独断。北伐战争期间中共在城市和 乡村的作为，已经显露了它暴力、残忍、为达目的不惜代价的特征。

　　「四一二政变」之后，中共遭遇惨痛打击，整个党变得敏感和神经质。在恶 劣的内外环境下，中共变得越发残忍，并且这种残忍开始大范围针对内部。在苏 区惨烈的「肃反」运动，就是最典型的体现。这时的中共已与苏共无异，党内没 有民主法治和及时纠错机製，人与人的分歧争端没有和平解决的渠道，政治斗争 愈演愈烈。为政党的「纯洁性」及排除异己的私人目的，反动肃清变本加厉，肉 体消灭成了党内斗争中司空见惯的手段。

　　（02）毛泽东时代

　　1936年之后，毛泽东逐渐掌握了中共的大权，并持续了四十年之久。毛泽东 是一位个性鲜明、权力欲旺盛、斗争技巧高超的政治家。毛深深的影响乃至重塑 了中共，其影响持续至今。在毛权力鼎盛时期，毛本人就是中共的化身，中共完 全是毛实现个人意誌的工具。

　　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共实现了思想意誌上的统一、纪律的统一、行动的统一。 当然这种统一指的是宏观上的、整体上的，并不是说在何时何地中共所有成员都 步调一致、没有分歧。此前的中共，只是有共同理想的人为共同目标而凝聚在一 起，却没有一个现实的领导核心。毛的出现，让中共有了「主心骨」，有了实际 效忠的对象。同时，个人崇拜也出现并形成，毛泽东被神化，其言论成为金科玉 律，一举一动都被赋予伟光正的含义，批评的声音日渐消失，毛成为中共、中国 的主宰者。

　　毛泽东掌权后，中共不仅确立了领导核心，也明确了具体要实现的目标、要 走的道路，中共的前途清晰了起来。毛泽东既是天才的理论家，又是坚定的实干 家。厚厚的《毛泽东选集》充满着毛的神思妙想，让人不得不感叹。中共之所以 能够以弱胜强，击败蒋介石的国民党集团，毛泽东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各 方面的正确决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毛时代的中共总体是暴烈的、带有革命色彩的，政治变动是剧烈而涉及广泛 的。无论是抗战和内战中的军事冲突，还是从延安整风到反右文革的政治运动， 都是到处见血和出人命的。这与后面几任中共领导人掌权时的情况有显着差异。

　　毛泽东掌政时期的中共，是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的混合体。一方面，它依旧 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建国前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承诺、在解放区推动 民主试验和「三三製」等，建国后实行公有製、集体化，乃至发动文革，将政治 理想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

　　另一方面，毛掌权后中共实际上放弃了对马列主义基本教义的坚持，代之以 极具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如依靠农民而非工人赢得革命胜利、利用中国 传统的封建忠君思想和驭民之术操控社会、拒斥西化和近代人文和个人主义思想、 坚持国家独立自主高于国际共运力量合作等。毛对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改造，让中 共得以「接地气」的存在于中国。在抗战和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中共为拉拢更 多力量，主动对各阶层伸出橄榄枝，包括对地主和资本家妥协，建立统一战线。 中共进军东北后，还赦免、收编、留用了大量日军及前伪满军人（包括一些战犯）， 以及伪满经济、政治、交通、文教等系统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些都是为中共生存 发展而做出的务实举措。建国后中共在内政外交上的务实主义行为更是不胜枚举， 如选择与意识形态对手美国和解联美製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中日邦交正常化、 召开七千人大会检讨冒进过失、严厉镇压知识分子却爽快赦免国军将领、每次政 治高潮后都会重新任用一些被打倒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等。

　　毛时代中共的这些特征，既有时势造成的，也有毛个人决策的因素。无论如 何，毛泽东的主观行为对于中共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毛泽东比其他任何一位中 共领导人都更加主观和主动的塑造了中共，其他领导人主要是顺应时势，毛则带 领中共製造和改造了时势。

　　由于毛泽东掌权时间很长，所以毛时代的中共特点是有明显变化的，如建国 前和建国后的差别。但共性大于差异。

　　（03）华国锋时期

　　华国锋当政期是众所周知的过渡期。「两个凡是」和「抓纲治国」是他当政 时的关键词。之所以说他「当政」而不是「掌权」，是因为他当时并不握有全部 实权。他是依赖汪东兴这样的毛的遗忠和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支持才勉 强坐了大位。

　　华国锋时期的中共在守旧和改革间摇摆。当时人心思变，普遍对文革造成的 严重破坏如经济崩溃和无政府状态不满，希望让国家走上正轨。但因毛刚刚去世， 余威犹在，极左力量还把持着重要职位，反对大幅改变毛时代的方针政策。

　　随着邓小平的復出和改革派的崛起，过渡期走向终结，华国锋也结束了他短 暂的「英明领袖」生涯。

中共政权的演变过程 从邓右共产党掌权到习近平时代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一年

　　（04）邓小平时代：胡赵开明派主导的政治春天与民主化夭折后江泽民治下 的「闷声发大财」从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中国真正的最高掌权者都是邓小平。胡耀邦、赵 紫阳、李鹏、江泽民都只是不同时期邓路线的执行者。当然，这些人也都有一定 的独立性和能动性，但归根结底是被邓小平的阴影笼罩的。

　　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几乎完全抛弃了理想主义，全面拥抱了务实主义。如邓 的「猫论」、「不争论」，都在强调实践、发展、积蓄力量。内部停止以阶级斗 争为纲，对外停止输出革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韬光养晦。放开私营和个体经 济、国企改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製的流行和集体经济的瓦解，都标誌着资本主 义的回归。中国在进行数十年破坏性探索后又「回到解放前」，经济形式变成资 本主义，并且有很大比例的官僚资本主义成分。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并非 坚持政治理想，而是为了维护统治、为经济建设护航。

　　在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政期间，中共是有走向民主法治的趋势的。当时中国改 革的步伐，一度不落后于苏东国家。政治开明带来的是舆论的开放、社会的自由， 中国迎来了中共统治下第一个比较长久的政治春天。如果民主转型顺利，中共就 可能转型为社会民主党，由专製政党变为民主政党，彻底改变它的性质。

　　可八九六四终结了这样的趋势，中国的民主进程夭折了。但民主被镇压一定 程度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内心都反对政治 多元化，原本就没打算让中国变成「西式民主」国家。他们只贊同在大刀阔斧的 进行经济改革，对政治改革十分谨慎，底线就是不能动摇中共一党专政的统治地 位。他们不希望中国继续毛时代的贫穷和动荡，但更不希望中国「走上邪路」。 胡赵二人虽然曾在名义上位居最高领导人，但实权尤其军权还是在邓小平及中顾 委那些元老手中，这些根基浅薄的开明派怎斗得过老奸巨猾、经历过战争和历次 政治斗争洗礼的中共元老。

　　江泽民执政后的发展模式，才是邓小平内心最中意的。这个模式特点就是在 中共垄断政治权力的前提下，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开放，排除不必要的政治干扰， 给予民众以基本的安定和有限的自由，刺激经济发展，实现国家的强大和国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并通过差异化的分配保障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的特殊利益。反 过来，特权阶层为维护这些既得利益，又会积极捍卫中共政权。从经济发展中分 得一杯羹的普通民众，也会认可政权的统治。这样一来，中共政权就可以稳固， 国家也就长治久安。这时的中共，其政权合法性来源已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经济 发展的成果、红利。中共也彻底蜕变为一个超级利益共同体，再也没有道德和意 识形态的合法性。

　　为了弥补实质上放弃共产主义追求和革命斗争精神导致的理想信念缺失，更 为了政权遮羞和对内思想凝聚需要，邓时代及之后的中共选择高擎「爱国主义」 的旗帜，将中共与中国、中华民族捆绑和甚至强行等同，以此抵御来自西方的普 世价值和自由民主思潮。虽然事实上，中共才是损害和出卖中国及中华民族利益 最多的政治集团。中共一定程度上的确成功的将「反共」和「反华」划上了等号， 利用狭隘的天朝和国族观念束缚人民、对抗西方。但归根结底，中共还是通过发 展经济等实用主义争取的人心，「爱国主义」和「民族復兴」更多只是一种宣传 罢了，已经无法像毛时代的阶级斗争那样激起疯狂的政治热情。

　　邓小平通过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共十四大，将其一手设计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确定下来。1997年邓小平去世，邓的路线在其死后仍旧长期的执行 了下去。邓不需要有毛泽东死前那种怕被翻案、政策被终止的担忧，因为改革开 放顺应了时代潮流，从上到下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再回到那个物质极度匮乏、残酷 的政治斗争接二连三的岁月。

　　（05）胡锦涛、温家宝时期

　　胡温执政时，邓小平已逝世多年。但纵观胡温时期，处处都可以看到邓小平 理论的影子。

　　胡温是典型的守成之君。他们所做的，就是跟随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步伐，继 续埋头发展，并针对一些新问题或日益突出的问题做出一些小修小补。「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都被胡温一字不落的继承了下来，经济继续腾飞，政治继续专 製，人们还是「闷声发大财」。这段时间可谓是「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时代」。

　　在胡温时期，改革开放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如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的凸出， 经济改革因政治滞后而面临瓶颈、贪汙腐败愈演愈烈等，社会矛盾激化。于是维 稳体製应运而生。广义的维稳体製从中共建政时就存在，但专门针对公民运动、 社会运动、维权运动及其他群体事件或个人激进行为的专业化压製体製，是在胡 温时代成型的。

　　胡温政权也面临着政治民主化的压力。他们不愿也无力去正面解决这一问题， 而是以政权惯性和维稳体製将问题拖下去。胡温既不想倒退，也不想进一步改革 开放，在处置政治和社会问题时往往是模棱两可的模煳态度。激进的政治运动被 镇压，但温和的反对力量在滋长。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给了国民相对自由的探索 历史、评论现实的条件。那时的互联网管控还不严厉，民主自由的气氛就这样弥 漫于网上，又常常作用于线下。互联网的发展普及让被维稳体製製压的中国民间， 意外的获得了有一定自由的空间。「围观改变中国」就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口号。

　　就在这亦紧亦松的状态下，胡温政权落下帷幕。温家宝在最后一次出席记者 会时说，「政治体製不改革，文革悲剧就可能重演」，也算是表达了一种心向变 革的态度。胡温二人都是技术官僚，做事循规蹈矩，既没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与专 製欲望，也没有厉行改革的勇气与能力，只能萧规曹随般的延续邓江时期旧的政 策，带领中共沉默的统治着中国。

　　（05）习近平时代

　　当人们以为中国将继续在渐进改良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前进、官方进行有限的 变革或起码不倒退、民间力量发育的也将更加成熟时，习近平的上臺将这一切逆 转了。这样的逆转颇有些出乎国人世人的预料，但的的确确发生了，而且将深刻 的影响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习近平上臺的第一年，一度展现了一种亲自由主义的姿态。他声言要深化改 革开放，大力反腐，实现民族復兴，国家曾呈现出一种向上的气象。但到了2013 年，局势就急转直下。以南周新年献词事件为标誌，中国有限的新闻自由也被剥 夺。后来的「党媒姓党」和炎黄春秋杂誌社整顿事件，进一步实现了中共对舆论 的完全控製。而公盟、传知行、益仁平等公民组织和公益机构相继被取缔或被迫 停止运作，则让中国好不容易萌芽的民间组织化公民力量被摧毁。「709」大抓捕 则打击了公民维权抗争的关键力量–维权律师群体，使得广大冤民们难以再通过 法律途径伸张正义，中共标榜的「依法治国」也彻底沦为空话。「七不讲」和 「十六条」标誌着习时代中共对高校控製的强化，原本应是学术、启蒙、社会变 革前沿的学校，变成了死气沉沉的大监狱。

　　习近平不但对党外的反对力量不遗余力的打击，对党内挑战他的势力也不手 软。「红二代」意见领袖任誌强被重判18年、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被开除并被迫流 亡国外就是例子。还有他在第一个任期发起的超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同样是以肃 清政敌、号令一致为目的，屡次提及要清除「薄王遗毒」，将孙政才等没有听令 于他的高官送进监牢。「不许妄议中央」也让中共长期提倡的「党内民主」荡然 无存。随着十九大的召开和次年任期限製的废除，中共曾一度实行的固定任期製 和集体领导製被终结，习近平实现了空前的政治集权，成为毛泽东之后权力最为 集中的中共领导人。

　　习近平不止是在掌控权力上效彷毛泽东，其执政风格和价值导向也向毛时代 贴近。如重提毛时代的「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样的政治口号，公开 提出效彷毛时代基层治理的「枫桥经验」等。习近平政权也越来越多的提出学习 毛时代的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等，把弘扬红色传统当成对国民的政治教育内容 之一。相反，改革开放越来越少被提及，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活动很低 调。至于涉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则被严厉禁止，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就称要坚决抵製西方的「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思潮。

　　在对外关系上，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积极扩展中国对外影响力，与美 国竞争。在执政最初几年，习近平对外姿态颇为强硬，包括高调举行抗战胜利70 周年阅兵式等。但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国际上对中共抵触的加深，中共对 日韩印等邻国放低了身段，转向应付美国的贸易战、「五眼联盟」的外交与情报 围堵、欧洲的人权攻势。不过，因孟晚舟事件、新冠疫情、涉港涉疆问题等因素， 中共政权对外关系越发捉襟见肘，日益陷入更深的泥潭无法挣脱。

　　对国内的两个「热点地区」香港和新疆，习近平都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策略。 中共在连续挫败香港的「占中」和反修例运动后，通过出臺《港区国安法》和修 改香港选举机製，挤压自由主义在香港的势力及对大陆的渗入，试图将香港完全 置于中共统治之下。习近平政权在新疆更是以建设集中营、超大规模的长期拘禁 方式，压製维吾尔等民族穆斯林的反抗活动，以暴力和高压维持稳定。习政权在 香港和新疆的所作所为虽遭遇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和製裁，但其毫无退缩的迹象。 不过，这种激烈的行动在所在地区和外部都面临着巨大压力与风险，激进手段能 够持续多久尚未可知。习政权在这两个重要边疆地带的强力行动，展示了习时代 中共面对剧烈内部矛盾时自信与焦灼的并存。

　　新疆是习近平政权治下中国相对最窒息的地区，其他地区或多或少也都构筑 着这种高压维稳的模式，且新疆模式随时可以在全国其他任何地区推行。依托现 代信息技术而建立的大数据极权，习近平政权对社会和人民有着前所未有的控製 力。这种控製力甚至毛时代都难以企及，因为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技术，将人的 一举一动都时刻监视和记录下来。习近平政权既有着相应的技术手段，其权力又 不受製约和监督，黑箱政权将民众变成透明人，后者面对科技的降维打击只能任 前者鱼肉宰割。

　　习近平统治的这近十年是中共一个很独特的时期。它没有毛时代的暴烈革命 和残酷运动，却有毛执政中的反智、野蛮与偏执；它不像邓小平那样旗帜鲜明的 强调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却在巩固邓路线造成的官僚资本主义膨胀、贫富差距 和道德堕落。习时代的中共似乎和胡温时期一样是在继续拖延改革、得过且过， 但习明显在通过开倒车的方式製造历史逆流，主动而强烈的阻止时代的变革。习 近平也在效彷毛泽东，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和蓝图，试图重新塑造中共，开创 一个由他领导的盛世，成为毛邓之后中国的又一「伟人」，甚至试图超越毛邓的 「功绩」。但从现实来看，习的企图是失败的，即便他还可以再执政十几年，也 看不到他的梦想在未来有成功的希望，反而会将中国拉入更黑暗的深渊。习领导 的中共更加成为一个强固的、与群众对立的利益集团，通过内部的利益捆绑与阶 梯式分赃维护着内部团结和对外一致，绑架着国家、民族与人民，击鼓传花般的 延续着这个利益共同体的世代相传。

　　（06）演化趋势

　　从中共建党至今，中共政权的特点是不断变化的，但不确定中也有一些规律 和轨迹可循。

　　在1950年代之前，中共是颇具理想主义的政党，一切以推翻旧秩序、实现天 翻地复的变革为目的。随着中共逐渐拥有实权，其理想主义日益褪色，务实主义、 功利主义色彩日益浓厚。到了掌权后又尤其1990年代后，中共逐步变成了固守既 得利益、维护既有秩序的保守主义政党，形左实右成为它的底色。显而易见的， 中共也从意识形态浓厚的政党，蜕变为利益至上的集团。

　　中共经历了由分权到集权，再到分权、再次集权几个阶段。在毛泽东掌权前， 中共没有哪个领导人有绝对权威，到了毛时期才变成党首说一不二。邓时期党的 领导权有所分散，胡温时期进一步实现了集体决策。但习近平再度让中共变成 「定于一尊」、党一把手说一不二的高度集权体製。

　　在对待民主政治、人民呼声和对外关系方面，中共在开明和保守间摇摆不定， 但总体趋于保守。如1940年代和1980年代的中共，都表现出亲民主和开放包容的 强烈倾向。但在其余的大多数时候，它都牢牢的掌握着政治权力，通过製度、意 识形态和暴力机器构筑统治的高墙，警惕的对待民主的呼声以及自由开放的外部 世界。

　　（四）从中共的历史中得出中共的性质

　　根据以上所述，中共的大致历史和各种特性已经比较清晰明了了。那么，根 本上说，中共是个什么性质的政党？

　　笔者的结论是，中共是一个专製的、暴力的、灵活善变的、强硬顽固的、混 合中外统治技能的、以信仰为招牌以利益为纽带的极权主义政党。它在夺权和执 政中，总体上是排斥其他政党、垄断政治权力的；以暴力手段得到政权和实施统 治；高度务实而手段灵活，为维持统治愿意在意识形态和方针政策上进行重大妥 协和调整；在维护统治、捍卫特权阶层利益上毫不手软，政治红线有位移但始终 存在；结合了中国传统儒法思想与外来的列宁斯大林模式及法西斯主义要件；构 建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全党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政治荣誉，但本质上是以共同 的现实利益为基础团结和巩固全党，以维护和拓展党内成员特别利益为第一目的。 中共这样的性质在将来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除非时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五）中共一党专製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有生命力吗？

　　读史可以更好的预测未来。中共的未来如何，可以从中共的历史痕迹和当下 状况得到相应的信息，依据这些已经发生的，再考虑当代特别的政治与社会环境， 预判它未来的各种可能。

　　根据上述中共的历史及特点、性质，中共显然是一个极擅于建构政权、驾驭 民众的政治集团，其组织严密、纪律严格（仅指忠诚与依附性、内聚力），高层 行事沉稳果断、决断力强。在维护统治这条底线之上，中共有着罕见的务实性、 灵活性、柔韧性，能够适应时势的变化，有效利用环境中对自身有利的因素，不 断更新方针政策，延续和巩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一大二公」和文革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社会混乱，但中共始终牢牢的 掌控着大权，即便饿殍遍地、剧烈动荡时也成功扼杀了国内任何政治异力的萌芽， 阻断了外部力量任何可能有效的渗入。毛死后不久，中共领导层果断放弃阶级斗 争和教条主义，走向改革开放。八九六四后，面对国内国际压力，中共坚持政治 上一党专製同时又坚持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举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旗， 成功顶住冲击造就中国经济奇迹，政权企稳并逐渐形成「中国模式」。而经济自 由化同时，党禁报禁始终严格，中共对政治权力与舆论的垄断反而加强，不给反 对势力任何实际参与政治的机会。

　　今日的中共，已通过构建「中国模式」，将自己嵌入了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中， 变得与中国「不可分离」。所谓「中国模式」，即政治专製与经济开放并行且相 互配合，以维稳体製及造就的「低人权优势」，激励、诱导、迫使国民参与生产 建设，再以权力根据强弱高低分配劳动成果，主要依靠暴力机器抑製一切不满与 反抗，让社会依照强权设定的秩序运转。这种模式与西方自由开放、重视平等的 社会在主要特性上恰恰相反，但同样具有非凡的活力。甚至由于其「低人权优势」 和集权优势，有时比西方的模式更具竞争力。「中国模式」的形成，让中共有了 「不走西方道路」的资本，甚至输出「中国模式」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与西方世 界分庭抗礼。

　　「中国模式」可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漫长的历史中，中国长 期作为一个自给自足、自成体系的社会系统，有它自己的、截然不同于西方的政 治逻辑、经济模式、文化特色和社会关系。专製主义及维系专製的相关製度、配 套，是中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被卷入全球化后，各方面都受到来自外部 的很大冲击，但并未摧毁中国自有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共虽自命为革命政党，曾 一度表现出激烈的破坏传统的倾向，但实际上却在不自觉甚至部分主动的效彷中 国传统。文革结束后，中共更是公开的拥抱了传统，并用作对抗「西化」的工具。 中共塑造的「中国模式」是建基在传统中国已有的社会系统之上，而旧有的东西 往往都有很大的稳定性，并且在现代社会仍有着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和持久的生命 力，中共对传统的借靠是很成功的。中国传统的製度、文化，以及遗留至今的种 种经验、习惯，是中共取之不尽的统治财富，是对抗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文明的法 宝。从毛至邓再到习，能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坐稳江山，实际依靠的并不是 「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

　　经济的繁荣与凋敝、人民物质生活是否充盈，对于一个政权是否合法、是否 稳固至关重要。中共近几十年到现今乃至可预见的未来，都是也将继续是以改革 开放为底色，保持经济可观的自由度，并发挥政权的调控作用，着力发展经济和 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虽然习近平对改革开放态度并不积极，但他实际奉行的路线 （尤其经济路线）却还遵循着改开的基本方向。只要这样的政策继续，那么中国 就不会像其他一些「失败国家」那样，因经济崩溃导致人民丧失对政权的信心以 致政权瓦解。邓小平以来各中共领导人「抓经济」的确是抓到了点子上。相对于 毛时代能引一时狂热却无法长久的意识形态动员，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更能拴住 人心。

　　经济成果的分配确实存在极大不公，但国民生活水平普遍比以前有巨大提高 也是事实。哪怕这种提高的原因是席卷全球的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跨越式 提升，而非中共一党一派自己的功绩。古代和近代频发民变，人们不畏死亡的反 抗，很大程度在于生活极端贫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是常事，反正都是死不如起 来暴动博个富贵。但今日不同，即便是没地位没文化没门路的底层，肯辛苦做工 的话，一日三餐吃上简单但足量且可口的饭菜还是没问题的。此外，科技发展和 产业更新，也使平均劳动强度比以前大大降低、劳动安全系数大大提高了。而中 上阶层则更能生活在物质非常丰盈和优质的环境中，这些最具变革能力的人是中 国特色政治经济模式的受益者，更没有革命的物质动机。而反抗政权则是牢狱、 酷刑、送命，还要连累亲属。排除追求权利和尊严等非物质层面，从纯粹的利益 和基本物质欲求角度，如今的人们已没了舍命反抗的必要。至于不公不义，反抗 之后会遭遇更多更大不公不义。一面是劳动就可生存，一面是维稳体製的铁拳， 绝大多数人都会做出本能的选择，哪怕这种生存缺乏尊严、不体面、不自由。人 既欲壑难填，又容易知足，就看环境如何诱导、体製怎样规训。工业文明製造的 「奶头乐」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管用的，而它的成本却很低。最重要的是，中共 政权不仅有「奶头乐」之类的「胡萝蔔」，还有暴力机器支撑的维稳「大棒」。 只要经济不崩溃或者发生较大的下行，中共政权就能长期的继续维持下去。

　　社会治理的得失，同样是关乎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所谓「社会 治理」，即政权及政权附属力量对国家、公民及社会的管理与服务，成效体现在 经济、科技、法治、治安、基建、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等诸多方面。社会治理能 力是一个政权执政能力的直接体现，反映了政权驾驭社会的成熟度，关系到民众 对政权的满意度。纵观世界，社会治理能力与政权性质（是民主还是专製）无线 性关系，社会治理水平高的既有欧美民主国家，也有转型前的韩国、臺湾地区以 及新加坡这样的威权政体，破败的第三世界也是民主与专製政体并存。仅从效率 和结果上看，民主并不能为社会治理加分太多，甚至成为掣肘因素。

　　中国的社会治理，评价起来颇为不易。一方面，在经济与科技发展、基础设 施建设、文教卫生服务等方面都可圈可点，社会生活的组织化现代化水平高，社 会治安和公共空间的有序性更是超越所有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另一方面， 它的管製没有民意授权和监督，也没有独立的司法予以规范，粗暴践踏人权，不 允许公民自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第一任务是配合政权的统治和维稳；而它的服 务则严重不均衡不公正，腐败严重。中国的社会治理也偏重于「管理」而非「服 务」，重视外表而忽视实质、立足于政权兴亡而非人民忧乐，整体上有着为达目 的不择手段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但无论如何，考虑到治理效率和硬指标的加 权，中共治下中国的社会治理水平在世界上算得上中等偏上，肯定不是「失败国 家」那种山河破败、社会失序、民生凄凉的境况。社会治理作为政权维系统治的 手段，当然包含着具体的社会管製术，驭民之术就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而现代 信息技术，又成为社会治理的得力助手、管理民众的神奇道具。

　　信息技术的加持，正是中共敢于肆意倒行逆施都不需担心大规模有效反抗的 关键。科学技术革命性的进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巨大而深刻的改变了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强者与弱者间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信息技术时代， 无处不在的大数据和监视系统颠复了人的处境和与他者的相对关系。强者、掌权 者一方通过信息技术，将弱者、被管理者一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记录和 监视起来，并且可以使用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武器、机器进行管控、约束、镇 压。信息技术可以让极少数人得以轻松有效的对大多数人进行管理，在镇压上有 着无比高效的资源调配能力。军警的镇暴武器也实现了高科技化，镇暴指挥系统 当然也是信息化的，可以实现快速、精准、悄然、适度的打击，让抗争者无还手 之力、无周旋的空间，以最小代价达成镇压目的，并最大限度削弱甚至完全湮灭 抗争行动造成的影响。曾经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来「挑起天下反」再不可 能，信息化的监视系统、通讯系统、交通系统的结合，可以将之扼杀于萌芽之中， 根本不给反抗者组织起来的机会。从古至今弱者面对强者、受压者面对压迫者可 采取的逃跑、隐匿、串联、破坏、袭扰、暗杀、游击等方式，在大数据极权下丧 失了可行性。被统治者不再有信息时代前对统治阶级可观的威慑能力和议价能力， 即便遭受再残酷迫害也没有反弹之虞。这些虽然看似是技术性的问题，却在某种 程度上对专製的存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于是，「民心」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对中共来说，极权的进化程度使他不再 需要那么担心广大普通民众的不满。主导了信息技术使用权的中共，就像堡垒复 盖了防核材料，已不需担心外部的威胁，而集中于防止被从内部瓦解。中共更在 乎的，是来自内部的现体製既得利益集团是否不满、诉求为何。

　　能够让中共政权得以长久维持的，也正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对这个政权及这 个政党的坚决捍卫。中共从建党起至今已累加了数千万既得利益者，加上其关系 紧密的亲属、友人、相关者，这个既得利益群体规模在2-3亿人，并依权力大小、 地位高低、金钱多寡等大体呈金字塔型分布。这样一个占中国人口约五分之一的 群体，是中共对中国的统治中相对得利者，也拥有着社会绝大多数重要资源、占 据着绝大多数优越岗位，有压倒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诚然，这一群体也是由诸 多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明显利益冲突的成员组成，内部的政治斗争或其他矛 盾也很激烈，但他们普遍都拥护中共的统治（或者就是统治者一员），是中共政 权得以生存和长期延续的基础（当然并不是说没有反体製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是 少数。或者说，反对中共极权的既得利益者普遍是沉默的、服从现状的，并未做 出也难以做出实质性的反抗）。

　　中共既得利益阶层大多直接或间接依附于中共政权及其打造的体製而生存和 获利，其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与中共政权的整体利益一致、与身份背景地位职位 捆绑、与现行体製共存共荣，而与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不一致甚至正好 相悖。「既得利益」绝不只是指经济利益，还包括在权力、地位、社会关系、话 语权等诸多领域有形和无形的利益，尤其是在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利益博弈（或 非利益的博弈）中取得胜利或优位的这种利益。既得利益者虽然也经常不满意于 更上层级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的凌驾，却更不愿意失去对既得利益者范围之外 广大民众的相对优越。即便存在不满，他们也往往倾向于通过个人奋斗或非正常 途径维权、获利，而不愿意与被压迫的人民一道推翻体製，实现人人平等。

　　至于指导、约束中共党员思想和言行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早已在当今绝 大多数党员心中绝迹。信仰、信念只是用来遮羞的幕布，追逐利益才是中共及其 成员的实际取向。曾经无数烈士流血牺牲所追求和捍卫的，如今谁真的奉行反而 会被认为是傻瓜。纪律与法律都不能约束他们，理想信念又能对他们起什么作用。 当然，并不排除各种纪念缅怀时红色政权的接班人们内心会热血升腾、骄傲自豪， 但他们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在同时想着如何骄奢淫逸。他们自有一套自认为自洽的 逻辑。越是腐败堕落，中共越不会丢掉对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的鼓吹宣传，这并 不是为了激励改过自新，而是让不够用的遮羞布更长更宽。值得说明的是，中共 成员大规模的道德崩坏并不是邓小平执政和实行资本主义製度后才出现，毛泽东 时就已经是了，早在没坐稳主子时的延安时期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了。只 不过，相对于邓时代腐化以明晃晃的金钱作代言，毛时代是直接通过权力提供特 权分配的，看似隐蔽其实更加赤裸与残酷。

　　中共既得利益阶层及其分布是颇富秩序性的，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封建等级社 会。它既依靠又受製于国家暴力机器及体製本身，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既得利益 阶层直至最高层，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流动机製，给予既得利益阶层进一步上升的 机会，虽然这种机会不均等不公平，但是并非淼茫，且才能是其非常重要的一个 考量因素。当然，还有供既得利益阶层外的普通民众进身阶层内和进一步上升的 渠道，如高考、公务员考试等，吸纳尚未进入体製的精英分子「入彀」，以削弱 社会潜在的反抗力量。这又是对中国古代既有体製的效彷。这样的体系和製度对 避免政权的衰朽、保持政权和既得利益阶层的活力非常重要，是中国专製完善和 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同时，中共政权又严禁通过挑战体製、危及政权存亡的方 式争权夺利，对这样的行为残酷打击。既得利益者们也非常明白，想让自己的利 益得以维系并传及子孙、荫及亲朋，就必须去保卫这个独裁专製的政权，就要去 维护这个从头到脚皆是「利」的党。

　　说到既得利益阶层，不得不提及一个特殊群体，即青年学生。近代以来，青 年学生因其相对丰富的知识、单纯清白的灵魂、迫切求变的热忱、横扫旧物的勇 气，始终是推动各国进步和变革的先锋军。中国自清末到民国，历次变革和自强 运动，都少不了青年学生的踊跃参与。中共从萌芽到夺取政权，青年学生发挥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五四」、「五卅」、「一二九」，到「反饥饿反迫害反内 战」运动，学生运动一直是中共革命运动的关键组成部分，在打击军阀及国民党 政权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可是，当中共掌握了政权，就对学生运动严防死守，在大学建立了以党支部 和思想政治教育为两大基础的管理体系，其控製程度远超当年国民党军警特宪对 校园的渗透。横向对比，它也远较大多数专製国家对高校的管製严酷，仅有斯大 林模式中最为顽固的政权如朝鲜可以相比。只有两个时期比较特殊。一是文化大 革命前期，由于毛的政治需要，学生被动员起来「闹革命」，官僚体系一度丧失 对校园的管控权。但那时反共仍是甚至比任何时候都更是政治绝对禁忌，一切造 反运动前提都是忠于中共及毛个人。上世纪80年代则是中共统治期间大学空前也 几乎绝后的自由期，青年学生重新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锋，在八九民运中更是起到 主导作用。那十年左右的岁月也是中国的大学最像大学、学生最像学生的时期。

　　但六四之后，中共在大学重新恢復了严酷的管製体系，青年学生和高校教师 被严格的管束和监视了起来，大学裏的政治活动销声匿迹，学术自由也被扼杀。 相对于毛时代，六四之后中共对大学的管控更加专业化和富有韧性，没有了疾风 骤雨式的政治运动与批判改造，代之宁静平和表象下的威压与麻醉。不仅行动不 再可能，师生们即便口头批判或揭露也动辄被约谈，寒蝉效应让师生们只能自我 审查、远离批判性政治。大学开展全面的洗脑教育，灌输忠于党和政府的价值观， 以「爱国主义」大旗取代自由民主的理想。更有实际作用的是，中共政权诱导师 生们转向功利主义，放弃家国天下和社会责任，转而「闷声发大财」的追逐私利 并暗示可不择手段。中共在高校裏的这种诱导与90年代及之后在社会上倡导的风 气是一致的，都是以利相诱，腐蚀道德、麻痹心灵，变成中共拥护者和同路人。 而到了习近平时期，对高校的高压控製变本加厉，大学也成为维稳体製的关键一 环，将最具变革动能的青年学生套上沉重的锁链。在堵死社运和革命这一面的道 路同时，中共给予青年学生尤其重点院校学生以不菲的待遇，并将其中的优秀分 子吸纳入体製，保障他们成为这个政权下稳定的既得利益者。让世界各国专製者 和守旧派最头疼的「不稳定因素」，就这么被中共软硬兼施的征服了。

　　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利益和刑罚面前，是非又有多重要呢。真正具有 变革中国能力的既得利益者们中的绝大多数，在现实面前普遍选择认同中共的专 製统治，保持着对体製的忠诚。中共也在政策方向和实践中越来越倾向维护既得 利益者的「权」与「利」，抓牢基本盘，以维持政权稳定。这就让「堡垒从内部 攻破」变得同样不现实。

　　所以，即便中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有些问题非常突出、社会矛盾相当 严重、习近平等中共强硬派的倒行逆施多么的过分，只要以上这几点没有改变， 中共政权就会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不要说中共倒臺，就是发生剧烈的公开的动 荡都不可能。

　　（六）由专製走向民主的路径：中共独裁下中国的出路何在？

　　根据上一节内容，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一个结论，即中国摆脱中共专製、 走向民主自由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在可预见的将来希望淼茫。

　　我们可以将其他由专製走向民主的国家转型的背景，与中共统治下中国的情 况做对比，来探析中共未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样实现民主转型、独裁政权反而 愈加稳固的原因。

　　苏联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专製国家的剧变，是在经济凋敝、政权萎缩、体製 退化、欧风美雨、人心思变的背景下发生的，变革不仅是民间和在野势力渴求的， 也是统治集团中多数人所希望的，是朝野官民的共识。斯大林模式禁锢这些国家 太久了，计划经济下物质贫乏的缺乏生活必需品，政治专製与文化管製越来越疲 乏，一切都死气沉沉，看不到国家未来的希望，贫困和破败下没有别的出路。他 们想不出更做不到只改革经济、不改革政治。何况，摆脱苏联的影响，还符合东 欧民族主义者的要东欧各民族各国都对俄国几百年来的扩张主义保持警惕和不满， 自由民主与民族解放都要求「去斯大林化」、「去俄化」，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派 的诉求有着明显的重合。苏东地区还长久的受地理距离、心理距离都很近的西欧 人文精神、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开放文化的影响，效彷西邻、走向更文明的社 会，是苏东各国许多民众尤其知识分子长期向往的。

　　现在和可预见未来的中国则不然。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物质充盈，问题在 于不均而非整体的贫困落后。换句话说，既得利益者、中产阶级及以上群体生活 的并不差，甚至要好于外国类似阶层。而特权阶层更是从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巧取 豪夺，得到了在世界任何其他角落都得不到的巨大利益。这些人都没有变革的意 愿，掌握话语权和拥有影响力的人是乐于维持现状的。政权虽说不上活力四射但 并没有僵化和暮气，能够做到与时俱进更新思想和政策，哪怕出发点不是为人民 而是统治集团自己。中国的管理体系虽然官僚主义严重，但是在某些方面的效率 却不容小觑（例如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成果及与民主国家的比较），哪怕这种效率 是以损伤公民的权利和消耗纳税人财富为代价的。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正是对抗西 方的工具，中共通过各种洗脑和诱导，让多数国人在思维中将维护国家和民族利 益与追求自由民主这二者对立了起来。中国从历史、地理各方面也都远离西方， 自成体系，发端于西方的现代人文精神对中国的渗入相当有限，中国本土的、传 统的东西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或起码作为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与世界各地本土的、 传统的东西类似，它们是与现代文明相抵触的。

　　韩国、臺湾地区、葡西和拉美右翼专製的垮臺，则很大程度在于国内民间政 治反抗运动的成熟和强大，相对独立的舆论环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以及与政权 关系紧密的欧美在外部施加的民主化压力。这些通常是由右翼军政府掌权的前独 裁政权，在社会控製力上与中国及斯大林模式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如自1960年 代就由军人专政的韩国，军政府时期一直都有实质性的选举，也始终有反对党的 存在和反对派人士的公开活动。军政府时代的巴西，民主派人士被允许在一个指 定的反对党中，拥有国会超过四分之一的席位，虽受限但仍可独立活动、监督政 府。这些国家的政治反对势力一直在从事活动、积蓄力量，并一直有取代旧政权 的能力和相应的班底，终于在1980年代前后纷纷取得了对独裁政权斗争的胜利。 各国军政府时期，即便有一定的舆论管製，但独立的传媒、揭露真相和批评政权 的声音始终存在，并在变革的关键时期发挥了启蒙和动员民众、阻吓政权镇压等 重要作用。而作为各军政府「友邦」、政治经济军事伙伴的美英法德等国，则经 常向这些政权施压促使其改善人权、还政于民。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则完全没有这些右翼军政府统治下留给政治反对势力的 空隙。中共完全垄断了政治权力，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反对党存在，也不允许公 民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即便在开明的80年代，也没有能够挑战中共的在 野政治势力存在。中共对于政治反对势力一直是高压严打，对于擦边球性质的公 民组织也百般打压（当然习时代也像对待政治反抗者一样完全扑灭了），根本没 有他们公开活动和生长的空间。中国也几乎没有任何具有实际政治意义和真实性 的选举，各级立法机关代表和行政首长实际上都是指定产生。中国的舆论被政权 垄断和完全程度的管製（习时代更是禁绝了哪怕是温和的批判与揭露），新闻自 由指数长年在倒数前五徘徊（仅略好于朝鲜等几国）。当政治反对被扼杀在萌芽， 也就不存在斗争、周旋、积蓄力量之类了。中共政权的「友邦」多是独裁半独裁 国家，他们在一起当然不是互相促进民主，而是在交换驭民之术。

　　南亚、东南亚及非洲（简称「两亚一非」），也有许多由专製走向民主的例 子。「两亚一非」的前专製政权，大多（尤其非洲的）相当不稳定、权力基础不 牢固、没有完整系统的政策纲领、对社会的控製力低下，只能在政治领域和中央 层面实行一党专製或一人专製，但触角很难深入地方和基层，专製也无法统製经 济和意识形态等其他领域。其专製体製都是很不成熟的，只是由某个政治强人及 数量有限的亲信，依托枪杆子维持统治，社会治理也是一团乱麻。这样的专製政 权就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当政治强人失势、流亡或死去，独裁政权往往也跟 着就灰飞烟灭。即便有些独裁者有继承人，其继承人对国家的控製力和治理能力 往往更差。这样的政权很容易被推翻，推翻他们的力量有些成为新的专製者，有 些就建立了民主製（哪怕其民主和专製一样不成熟、低质量）。此外，「两亚一 非」的独裁政权还往往面对实力强大的反政府武装、民族地方武装、宗教极端武 装等大规模和成建製武装力量的挑战，甚至会被这些反政府武装推翻。这些独裁 政权对军队的依靠也时常不靠谱，政权垮臺时普遍都失去了军队的支持，甚至有 时军队恰成为推翻其专製统治的决定力量。

　　而中共的专製政治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稳定、高效、组织性强，也有系统化 体系化的政策纲领和理论体系，在管理国家和民众方面颇有一套纯熟的技艺。对 基层的渗透和控製更是中共的拿手好戏。国民党政权曾经对中共进行了多番猛烈 打击，都没能摧毁中共强大的组织基础，中共反而越发茁壮。至于「两亚一非」 独裁政权头疼的成建製的反政府武装问题，中共早在1950年代就完全解决了。中 共也始终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支部建在连上」和政委製度，以及广泛 发展基层党员，让军队成为中共政权结构的一部分。「党指挥枪」、确保军队对 党的绝对忠诚，早在中共建军初期就实现了。这样的政权显然不是「两亚一非」 那些如柳絮浮萍般的独裁政权可比。

　　曾辉煌一时的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则是在侵略扩张失败后，在外国占 领下完成民主化改造的。纳粹和日帝都是极具扩张主义欲望的独裁政权，在国内 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后，抑製不住突破自身国土限製的欲望，发动侵略战争试图扩 大版图和势力范围，最终被反法西斯阵营击败。为避免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復活， 战胜国推动德日两国去法西斯化，改造成民主体製的国家。纳粹和日帝如日中天 时，两国内部都没有可以颠复政权的力量，但外部干预做到了。苏联的解体也被 认为与其扩张政策耗竭国力、招致国际反製和围堵有重大关系。还有像乌干达的 阿明政权、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这样罪恶累累的专製政权，同样是因其对外扩张和 挑衅（分别攻击坦桑尼亚和越南），导致外敌反攻而复亡。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曾 在内战中势如破竹、距统一全国近在咫尺，却因支持和庇护本拉登领导的「基地」 组织，在911事件后遭到美国打击而垮臺。这几个典型案例说明，当国内力量不足 以推翻本国专製政权时，外部干预、境外的力量可以结束好战政权的专製统治。

　　中共领导的中国崛起后，国内外有不少人都拿纳粹和日帝做对比，要世界警 惕中共政权领导下中国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但是事实上是，中共自身并无侵略 扩张、发动战争的欲望，当今的国际环境也不同于上世纪30、40年代。对中共而 言，奴役十多亿人已经足够它吸血寄生，并不需要冒着兵败党亡的危险对外扩张。 甚至，它对于武力收復属于中国的臺湾都没有实质意愿（包括建国后对香港澳门 都没有动兵），仅把臺湾问题当成树立标靶凝聚人心的手段。它小心的吸取德日 乃至苏联因扩张主义招致国际干预、製裁，最终政权复亡的教训，对外韬光养晦 甚至退避三舍，涉外事务上采取防御姿态，对无直接相关的国际事务选择置身事 外，以换取国际社会的「不干预」、对它统治中国大陆及大陆上十多亿人的承认。 国际社会尤其各大国也的确没有去颠复中共的统治，甚至美日等国在一些时期出 于各种原因积极扶植和滋养中共政权，乐于看到它继续统治中国。

　　综上可知，世界其他前专製国家的民主化路径都不适合中国（或者说都无法 在中国施行），中国的确「自有独特国情在此」。而「独特的国情」大多就是中 共故意製造而形成的。一些学者将中共对中国的统治称为「完美独裁」，所言不 虚。近现代以来世界上的独裁政权很多，但既让经济蓬勃发展，又同时完全垄断 政治权力，将政治抗争和公民社会扼杀于萌芽，还有严密的组织性与高效的社会 治理，且内敛而不好战的独裁政权，中共是绝无仅有。

　　那么，我们就什么也不做，坐视中共政权继续统治中国、让国人活在不公不 义、没有民主法治的处境中吗？

　　这不应该是我们的选择。我们有责任去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同胞做些事。 看似路路不通，更迫使我们要尝试每一个方向，不放弃任何促成变革的可能。

　　当行动暂时不可能，我们还能倾听、思考、记录、传播。中世纪之后的欧洲， 先有了文艺復兴和启蒙运动，然后才有了法国大革命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革命。 清末的中国，也是先有民族主义和民权思想的启迪，后有的反满反帝製共和革命 的烈火燎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发布之时虽没能撼动苏联体製，但让 西伯利亚监牢裏的声音得以流传广布，本身不就很伟大吗？同样巫宁坤的《一滴 泪》无法改变文革的悲惨过往，但记忆和倾诉本身不就是一种珍贵的价值吗？

　　只停留在嘴皮上、文字上，的确是虚弱无力的。可是，如果我们连这块阵地 都放弃，那才是十足的堕落。知识分子就要在这绝望的时代着书立说，为革命做 启蒙、为时代留记忆，为后人铺前路。

　　思想启蒙的重要一点，是促使国人将日常生活中涉及权利及生计的问题，与 国家体製、政治环境联系起来。中国的许多民权民生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问 题、体製问题。当然政治民主化后各种问题还会存在，但是就有了更加合理的解 决途径。政治的枷锁一日不除，一切问题都没有公正公开解决之时。当人们知道 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和政治息息相关，就不会再对政治冷漠以待，根本性的变革 才会在众望中到来。

　　中共的既得利益者中，终归还是有有良心之辈的，或者说良心不会彻底泯灭。 既得利益阶层的子女，哪怕还有10%没有被利欲和环境所汙所吸，就有萌发变革的 种子。我们又要回忆清末民初了，那时中国上层家庭的青年们，正在超越自身的 阶级和私利，去为那些被压迫者争取解放，为着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而奋斗 与牺牲。难道，一百多年后的国人，真的全都堕落了吗？我相信并不是的。当到 了某个时机，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处在既得利益者行列的人尤其青年学生站出来， 和人民站在一起，其他大多数人也不会死硬的对抗到底。

　　不少国内外学者都把中产阶级的壮大作为实现民主的重要条件。当然，在中 国如今中产阶级大都是体製内或间接依附体製者，所以这一条看起来失灵了。不 过，中产阶级壮大的一些影响还是存在的，如对权利、法治和尊严的追求，以及 更加丰富的知识、较高的社会地位及其带来的更强的议价能力，都对实现民主有 促进作用。如果中国中产阶级进一步壮大，壮大到超过人口的一半，组成成分更 加復杂，非依附者或浅依附者越来越多，他们整体还会像现在这样对政权顺从吗？ 到时民主转型即便不是水到渠成，也是少了阻力多了动力。

　　一旦中国发生了全国性的、全民性的政治反抗，并且形成联动和呼应，中共 政权就很难镇压下去了。只要未来某个时间全国各大城市的主流群体、各阶层都 普遍参与了游行示威，政权就投鼠忌器，不愿意冒着与全国人民为敌的风险大规 模镇压。那时政权想要进行完全的信息封锁和屏蔽，也很难做到。想实现这一步 不容易，但只要这一步实现，人数足够多、声势足够大，超过了中共可以以较小 代价平息的阈值，那人民的抗议就可能促成政治变革的成功。

　　关心中国、关心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们，世界同胞们，也不要再袖手旁观了。 帮助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就是世界整体走向文明的最大一步。看看这个世界，还 有几个如中国这样处在如此严酷的政治环境、舆论控製和网络封锁中？这裏有十 几亿人，占有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各国的政治家、议员、各界贤达，不要忽视 和遗忘，不要被欺骗，不要麻木不仁。

　　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现了民主化，并且都实现了一种高水平的、真实 的（而非如今如俄罗斯那种空有民主躯壳的国家）民主政治，那么孤立的专製中 国也就很难独立支撑下去了。等到如朝鲜这种高度专製的近邻都走向民主，中共 又能坚持多久呢？世界各处民主力量的胜利，也都为中国走向民主的胜利做了贡 献。

　　中国也需要戈尔巴乔夫，需要德克勒克，大陆也要有蒋经国，需要有意愿主 动推行改革的当权者。我们期盼明君是有些令人看低，但一个肯自上而下推动改 革的人，会让变革早许多年到来，让变革少流血甚至不流血。

　　中国更需要理性和有责任心的大众。变革过程必然是惊心动魄，各方利益碰 撞摩擦。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争取权利，但也需要顾全大局和尊重他者。走向 民主法治，就是走向和平、妥协和和解，而不是新一轮血雨腥风和尔虞我诈。强 者克製、弱者有节，转型才会公平和文明。这些虽是变革发生后的事，但提前做 些设想和预备总是好的，哪怕到时候这些天真的想法会被现实迅速打碎。

　　中共盘踞在华夏大地已过了百年，它早该退出历史舞臺或进行彻底转型。可 是它就是不退出，以亿计的既得利益者不退出。没有抗争就没有正义，没有行动 就没有改变。我想，终有一天中国从北上广到疆域边陲，到处都是拳头与呐喊， 暴力机器也将为众誌成城的正义所慑，枪口上插满鲜花，亿万民众一起欢呼，昭 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没有政权可以万世永存。再晚，也一定会有这样一天，中共专製终结、中国 民主到来的一天。我们也明白，那并不是正义的终点，只是中华民族由黑暗驶向 光明旅途中早该抵达的一座大站。

中国社会的防疫工作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发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冠疫情，横扫中国、蔓延世界。新冠疫情已经导致逾四百万人染病，近30万人死亡，直接和间接的经济与财产损失无可计数。

　　这场世纪巨灾，既是天灾，更是人祸。数十万条生命不能白白逝去，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遭重创、数十亿人的生计被波及和打击，也不能没有个说法。如果没有追责，这样的悲剧就很可能再次发生。为了告慰逝者和伤者，也为了避免重蹈复辙，追究本次疫情中各环节尤其发端期间失职渎职者的责任，是不可回避的、不可不做的。

　　疫情初露獠牙时中共当局的隐瞒与对发出警示者的打压众所周知，在去年12月即疫情早期爆发时，曾经有中国医疗专业人员以不同方式发出了警告。2019年12月30日，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向同事和同学传递了关于新冠肺炎（当时还被称作“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其中有“SARS冠状病毒（准确说本次疫情中的新冠病毒是SARS病毒的壹个变种，即‘SARS-Cov-2’）”字眼，并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此后不久，艾芬就遭到了医院纪委（即事业单位中负责党纪的机构）的约谈，约谈期间被严厉斥责，如被训斥“无组织无纪律”等。而参与传播的8位医生也被警方训诫。他们后来也分别被称为“发哨人”和“吹哨人”。

　　此后，武汉卫健委及第壹批赴汉中央专家组均宣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暗示只有直接接触或食用野生动物才会患病而不会人际传播。官方通报的“不明肺炎”确诊病例长期在两位数徘徊，与后来证实的当时实际感染者数量天差地别。同时，包括央视在内的官媒，还以义正言辞的口气播发了对8位医生进行训诫的新闻，称武汉爆发SARS病毒是“谣言”，以稳定人心。而很有分量的官媒北京青年报的评论文章《莫让流言冲淡春节的年味》，也代表着当时的中共官方对于疫情的态度。面对经济下行和社会不安的双重危机，当时的中共当局选择隐瞒疫情、淡化危险、避免民众恐慌，试图维持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稳定。

　　抗疫关键期中共当局采用的残酷手段及其恶果

　　直到1月下旬，疫情走向失控后，中共当局才急忙采取措施补救。其中最典型的措施，就是在1月23日宣布武汉“封城”。以此为分界点，中共当局对疫情的态度由隐瞒、淡化，转向不惜壹切代价严控。而这“代价”包括了国民基本的生存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平等权、迁徙自由权、免于匮乏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等。

　　很快，各种封锁和隔离措施从武汉市、湖北省，推向全国。在疫情最严重的2月，全国采取了几乎是建国以来最强力的封锁和隔离措施。除医疗等特殊行业外，工厂停工、停产，商铺停业，学校停学，社会处于停摆状态。同时，在武汉，几乎所有市民均被关在各小区禁止出入，形同囚禁。在湖北以外，各地的官方和民间掀起了对湖北籍民众及常住湖北人士类似“集体猎巫”式的骚扰、刁难、驱逐。湖北省尤其武汉市的民众遭到了残酷的歧视和恶劣对待。许多滞留外地的湖北人没了容身之处。

　　在近年来中共当局日益完善的“大数据”管控下，对湖北居民隐私的侵犯和泄露无处不在。隐私泄露后，就面临“壹刀切”的粗暴软禁和驱逐措施。这严重侵害了湖北人的隐私权和人身自由权，破坏了来自湖北民众正常生活。壹些湖北籍人士的基本信息和行动轨迹被曝光于朋友圈和各种群组中，不仅横遭侮辱谩骂，还无法离境、返乡、工作、生活，甚至流落街头。而在湖北，外地打工者也露宿武汉等地街头，还被保安和市政人员暴力驱赶，忍饥挨饿。在疫情中，军警、保安人员、社区和村镇联防人员等各方面的管理者普遍使用粗暴甚至残忍的手段对待市民和村民，“执法”过程中的暴力行径比比皆是，但无壹例被处罚，日常的法纪处于休克状态。

　　“壹刀切”和过于严酷的手段，极大的损害了数亿国民的生计。经济社会活动被强迫全面停止，导致上亿国民失业、破产，继而制造了大量负债者、生活无着的贫民。而事实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未实行如中国这样的抗疫“休克疗法”，而是允许部分行业正常营业，或在严格的防疫措施下有限度的营业。如疫情同样严重的韩国，即便在疫情中心大邱，包括餐馆、酒吧和咖啡店等都可以在严格防疫如保持人际距离的前提下正常营业。其他如香港、臺湾、新加坡、日本及欧美大多数地区，均以折中温和的方式兼顾了防疫和民生。

　　中国采取的彻底停摆，的确更有利于遏制疫情，但严重损害了国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经济民生活动，得不偿失。根据官方数据，中国第壹季度经济同比下降6.8%，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负增长，其对中国本就严峻的经济、就业、民生的危害不言而喻。

　　在中国这种防疫的“休克疗法”下，农民工和底层市民受害尤其严重，基本衣食住行都难以得到保障。相较于欧美及壹些发展中国家大量发放救济金和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中国国民在疫情最严重、封锁最彻底、生计最艰难之时未得到壹分钱的救助，非国企的私营企业也很难得到银行和政府的纾困支持。

　　各行各业的停摆也让国民生活陷入极大困境。没有供给或供给极少，导致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必需服务短缺，物价飞涨。而由政府配给的食物等必需品分配不公不均。公务员尤其警察等强制力机构人员配给品中时鲜果蔬齐全，平民只能十元买到壹根萝蔔、壹颗白菜、两颗土豆等共三样菜品组成的“爱心菜”包裹且时常断货。

　　更为恶劣的是，全国各地大批滞留于外地、需要被隔离14天甚至更久的民众，需要自行承担巨额的隔离费用，如住在酒店每天需要支付数百甚至上千元，对于本就没了收入的民众是雪上加霜。有些住了几天住不起的只好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休息（因为保安不允许躺下，只能坐着睡）。

　　而在高强度隔离下，老弱病残等极度弱势群体面临着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的困境。对此政府所做甚微，这些弱势者处于坐等死亡的状态。不许出门也使得家庭暴力激增，且家暴受害者无法像平常那样逃离和求助，导致许多家暴受害者（主要是女性）如同生活在囚牢。

　　这些悲惨情形，有些是中共的专制体制下畸形的防疫政策直接造成的，有些是中共当局纵容民粹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导致的，总之都是中共当局罔顾基本人权、剥夺公民生存权的例证，也是中共治下社会不公、人分三六九等的体现。

　　疫情期间中共当局对舆论的操纵和打压

　　在整个疫情期间，中共当局进行了大规模的舆论审查。虽然疫情中中国媒体出现了壹次揭弊的小高潮，涌现出不少优秀报道。但是对于触及到审查红线的报道或个人爆料，中共的舆论控制机构仍进行了激烈打压。例如有声称被医护人员虐待的新冠患者被删帖，当事人被逼道歉；反映武汉市内医疗调度混乱、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的新闻被打压；在殡仪馆不允许逝者家属用手机拍摄惨况等。其中最典型的，是对那篇关于发出预警者艾芬的采访文章《发哨子的人》进行全网封杀，并引发了壹场审查与反审查的拉锯战和反审查的行为艺术。再后来，由官方授意的对揭露疫情期间种种黑暗的《方方日记》及方方本人的围攻，更是中共在疫情舆论战中最明显的手笔。

　　最突出的，是对于三位“公民记者”即陈秋实、李泽华、方斌的抓捕。这是中共当局使用暴力手段对新闻自由的直接侵犯。三人被以非法方式“失踪”，现今除李泽华获释外，陈秋实和方斌依旧下落不明。

　　因此，无论是疫情爆发初期对疫情的隐瞒和淡化，还是后来过于严酷措施对公民人权的肆意侵犯，以及整个疫情期间及之后对舆论的打压和操纵，中共政权在涉及新冠疫情的事情上都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当然，说到这裏，壹定会有人（尤其是亲中共人士）认为，“那中共怎么做都是错的了？宽了不行，严了也不行，轻视不行、重视也不行？那怎么办？”以及“西方国家防疫更差，现在都死了几十万人了，中国反而控制了疫情，那么西方国家应不应该追责？世界各国的疫情都要中国负责吗？”等疑问。

　　我下面就对这些必然产生的疑问进行详细解答。

　　从壹个极端到另壹个极端是双重错误

　　首先，无论是隐瞒和淡化疫情，还是后来严酷的防疫措施，显然都是错的。不作为和“矫枉过正”的乱作为都是错的。走向两个极端的恶无法“相抵”、“归零”，恰相反，两个极端造成的危害是叠加的，都需要被追责和反思。

　　如果在早期，从中共中央到武汉地方政府都公开疫情实情、积极采取措施防治，而不是隐瞒病毒危险性及有大规模传播扩散的危险，就可以将疫情扼杀在萌芽之中，控制于武汉地区之内，中国的感染人数会远低于现在，更不会造成世界大流行。自然的，也就根本不必要像2月及之后那样，选择以经济停摆、民生休克的方式抗疫，就不会有上亿人短期或长期失业，国民衣食住行也就不会受到如此之大的影响。

　　另壹方面，即便在早期隐瞒疫情的情况下，如果中共当局后续采取有节制的、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折中的温和方式抗疫，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壹样，尽可能保持经济运转，必要的工业和服务业照常运行，就可以让失业人数大幅减少。如果允许国民在采取防疫措施的前提下有限的自由流动，就可以保障他们获取基本而相对廉价的生活必需品和公共服务，减轻人民的痛苦和生活负担。同样，如果国家以巨资为失业者和弱势群体提供经济补助，对中小企业开放原本几乎只给国企的借贷服务，就能让平民和中小企业、个体户等弱势者、受疫情波及最严重的公民和机构有了基本生存的保障。

　　还有，在对待武汉人、湖北人时，如果公权力积极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舆论宣导上积极反歧视，就可以让这些原本就是受害最严重的群体有尊严的生活。

　　这样做，虽然会使得对疫情的控制打折扣，不会像现在这样较快遏制疫情，感染者会更多壹些，但对于经济民生的恢復大有裨益，更保障了国民基本的自由和尊严，拯救了更多因非新冠病毒而可能死亡的人们。因此，即便早期隐瞒疫情，中共还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将功赎罪”。

　　可是，中共当局所作所为，与以上他们完全有能力做的这壹切背道而驰。在建设与破坏中，他们选择了破坏；在提供救济和任人自生自灭中，他们拒绝救济；在应反民粹反歧视护平等时，他们选择纵容甚至支持歧视与排挤。他们选择牺牲国计民生、牺牲湖北居民，来实现对疫情的控制，继而维持社会稳定，获取抗疫政绩，以利于其独裁统治。

　　因此，在隐瞒疫情、遮掩真相后，选择的不惜侵犯人权和破坏国计民生为代价的防疫，不是“纠错”，而是错上加错。1月下旬以来中共当局实行的极端化抗疫措施，虽然的确比西方国家更快更有力的遏制了疫情，但伤害了国计民生，给国民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包括专家张文宏在内的多位学者均提到，仅仅从造成死亡这壹方面，封城、隔离及将所有医疗资源用于抗击新冠而不顾其他，造成的死亡就多于新冠。例如患有各种严重疾病的患者因医疗资源集中于新冠而无法得到及时治疗，还有破产和负债导致的家破人亡。至于GDP和人均收入下降会导致死亡率上升的大趋势，更是国际早就有的共识。

　　西方国家和中共当局抗疫方式的差异及同样抗疫不力本质上的区别如前所述，中共和亲中共人士，总是拿西方国家抗疫不力来为自己脱责和转移视线。在他们眼裏，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疫情更为恶化，无论是人均患病率还是死亡人数，都远超中国。言下之意是，民主体制下的国家抗疫同样不力甚至更糟糕，所以西方没有资格指责中国、追责中国，中共体制也并不比西方的差甚至更好。

　　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从表面上看，例如看疫情数据，的确是欧美比中国更加严重，而且是在中国疫情大爆发之后失控，“现成的作业不会抄”。而从泛滥和蔓延的程度，中国更是取笑西方缺乏中国这种强力管控的能力，是西方民主国家治理的失败，是中国“东风压倒西风”的制度与模式胜利。

　　但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壹回事。

　　首先，西方国家完全没有隐瞒疫情、欺骗公众，更没有压制媒体和专业人士的报道和呼吁。“透明度”是真相的前提，真相的呈现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或者说，只有公开事实真相，才能集思广益、权衡各方利益，做出最合理的决策。

　　与中国的“黑箱政治”、“黑箱抗疫”不同，西方国家自疫情爆发以来，各国从未系统性的压制和操纵舆论，也基本没有公权力施压相关人士以隐瞒疫情状况。其抗疫不力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但壹切得失对错都呈现给了公众，这本身就胜于“黑箱抗疫”百倍。没有透明度，裏边就有亿万可以想象和难以想象的肮脏的人和事；有了透明度，即便有许多肮脏，大众是知情的，是可以追责的、改变的、反思的。即便这次做的不如“黑箱”，但长远却可从中得到太多经验教训。西方公众对疫情有知情权、有批评权、有政治自由和人身自由，这本身就胜于大肆禁言、抓人，制造寒蝉效应、壹切决策皆出于黑箱、壹切皆为了维持专制统治的中国。再大的罪恶和悲剧，能被看见和批判，都好于壹切没有透明度、壹切被操纵限制约束下的各种罪与罚。没有透明度本身，就是最大的恶；不透明，就比新冠病毒还毒。

　　第二，西方国家抗疫的效率和结果不如中国，是因为他们需要在防疫和民生之间折中、在管控和自由之间权衡。前面已提到，中国的防疫是牺牲了经济民生，是以更大比例民众失业、破产为代价的。而对于西方国家乃至大多数国家，不可能选择为了政绩和稳定而顾头不顾腚、拆东墙补西墙，而是要统筹兼顾遏制疫情与维持国民生计。他们不可能选择对国家封控下大量失业者不闻不问，不可能为了新冠这点感染率和死亡率让远高于此比例的人民陷入衣食无着的局面。因此，无论是进行封锁和隔离的决策还是执行力度，西方国家都有更多犹豫、更大宽松。这自然会导致防疫效率相对低下，但更好的保障了民生，或者说至少不让就业、国民收入等民生指数恶化的那么厉害。这显然是比中国更人道的抗疫方式。兼顾各方各领域，远好于民粹和威权引导下的壹刀切。

　　还有，如果效彷中国的高强度管控，会牺牲西方发达国家民众珍视的自由，会导致公权力扩张和对公民隐私的侵犯。“不自由毋宁死”，是西方公民社会的基本政治信条。人们更在乎自由和尊严，不愿为活命而失去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这对于长期生活在专制统治、习惯于被管束的国人，是难以理解的。他们不知道自由与尊严为何物，或者至少觉得为保命应该牺牲这些。而对于大数据的监视与管控，国人既然无力反抗，更是坦然受之。而在西方，反对大数据侵犯隐私和干预生活，壹直是公民社会抗争的焦点。西方国家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绝不允许有中国这样极具入侵性的“大数据”管控存在。

　　不同的体制和文化下，中西方对于疫情下管控的力度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个人是倾向于自由与尊严重于生命的。何况，新冠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其实是有限的，并不是人人都会死。在微小的死亡率与每个人基本的自由与尊严之间，西方政府尊重民意，不采取中国式高压管控，容许市民有限的自由活动，是值得称贊而非需要被谴责的。

　　而更值得称贊的是，西方各国在疫情期间，均给民众发放大量现金，以“发钱”的方式助国民渡过难关，充分体现了其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基本生存权的尊重，履行了作为民选政府的责任。相对于中国在救急分配中对特权者锦上添花也不肯为平民雪中送炭的行径，西方壹直坚持重点救助受疫情更大、处境更恶劣的弱势群体。

　　这些都体现了西方民主体制下政府和社会机构坚持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维护人民的自由与尊严。西方国家在疫情早期的没有积极采取措施预防疫情蔓延，是出于国民权利、社会自由、经济民生等多方面的考虑，且其决策过程得到民主体制的确认，公开透明。而这都是专制黑箱的中共当局不能比拟的。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看法：“信息可以自由流动、公民可以批评政府的国家，和真相被压制的国家之间没有可比性。”

　　马克龙还指出，“考虑到这些差异、所做的选择以及中国现在的情况，我尊重中国，但我们不能那么天真地说，中国在应对疫情上做得好。” “很明显发生了壹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这也正是我想说的。

　　当然，西方各国抗疫不力，也需要有人承担责任。但是，第壹，民主政治下公开透明决策中的失误，与专制政体下统治集团为壹己之私进行黑箱操作导致的罪恶，完全不在壹个层级；第二，西方各国政府需要承担责任，并不能抵消或代替中共当局应负的罪责。西方国家抗疫不力，其政府和相关人员自需承担责任，但抵消不了中共当局在疫情发端和源头上防治不力的责任。

　　责任在于谁？要向何人追责？

　　根据现有信息，新冠病毒明显发端于武汉（至少是在武汉发生了第壹次集中爆发），并首先在中国大陆大规模爆发。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武汉市委市政府，是最需要为本次疫情负责的。

　　而根据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采访时所说，“作为地方政府，我只有在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壹点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把武汉肺炎定为壹类传染病，要求属地负责。在那之后，他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周的话明显在暗示，此前选择隐瞒疫情，是由于中央不许披露，责任在于中央。

　　根据中国现行体制的运行规则，中国实行强力的中央集权体制，尤其在重大事务上中央更是有最终拍板的权力。因此，周先旺所说的是可信的，即隐瞒疫情的始作俑者，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中央。

　　那么，武汉市政府的“中央”是国务院，也就是说责任是李克强及相关的下属人员。真的是这样吗？熟悉中国政治体制的都知道，从中央到地方，党都在政府之上，且中央尤甚。而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权力极度膨胀，成为自毛泽东之后最强势的党的领袖、国家领导人，连邓小平都没有习这样的集权。相对而言，作为总理的李克强，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弱势的总理”。

　　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事务，李克强恐怕是难以拍板的。而且以他的执政风格，可能更倾向于较公开透明的处理，而非捂事压事。因此，真正导致疫情初期新冠传播被隐瞒、“发哨人”被约谈、“吹哨人”被训诫，舆论噤若寒蝉、附和太平的，最大的责任人，那就是中国现今的最高领导人、集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与壹身的红色帝王--习近平。

　　2020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形势严峻。40年来改革开放的各种“红利”已消耗殆尽，经济下行已成不争事实。同时，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达到惊人地步，医改、教改失败，住房和养老等基本民生问题极大困扰着绝大多数国民。而2020年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年，中美贸易战又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在这种种压力之下，维稳和保增长成为习近平政权最重要的两项任务。

　　因此，面对新冠疫情，习近平及其核心统治集团必然不希望疫情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并为下壹年党庆百年献礼，选择压制舆论、恐吓医疗专业人员，试图让“不明肺炎”悄悄消失，自然会成为习近平政权的选择。于是就有了前文所述的约谈和训诫，以及后来对舆论的打压、各种删帖封号，还有官媒粉饰太平的鼓噪。

　　正是因为这些“人祸”，开启了新冠病毒疯狂传播的潘多拉魔盒，导致了在中国染病八万死亡4600、在世界染病四百万死亡近30万的惨剧。

　　而后来的极端抗疫中侵犯人权和酿成经济民生危机，习近平同样是第壹责任人。作为保守、强硬、僵化的领袖，其执政风格体现在其执政以来的众多事件和发展历程中，从“党媒姓党”到“七不讲”，再到驱逐“低端人口”和强化警权、偏袒既得利益阶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策，习近平粗暴野蛮、不顾人权和法治的执政特性显露无疑。因此，本次防疫过程造成的“次生灾难”，习近平“当之无愧”同样是需要最终负责的。

　　那么除了习近平，还有哪些人需要为这场疫情承担责任呢？作为疫情发生地地方官的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省长王晓东，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市长周先旺均需要承担领导责任。即便是由中央的命令，他们也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防控，如停止两会和“万家宴”等集体活动，减缓疫情蔓延。但他们行动迟缓，隐瞒不报，后来应对多有不当甚至作秀，自然都有相应的责任。只不过相对于习近平，他们承担的是相对次要的责任。而他们属下相关官员和职员，也需不同程度承担罪责。

　　而声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的武汉市卫健委及中央第壹批调查组，也需要为故意淡化疫情严重性承担责任。根据后来明显人传人的情况，武汉卫健委和中央调查组不是故意知情不报就是技术失误，无论哪种都需要承担责任（当然前者更为恶劣）。

　　而作为武汉卫健委上级的湖北省卫健委、国家卫健委，同样逃脱不了干系。国家卫健委还需要对疾控中心和中央调查组的失职负责。中国的官僚系统是严密的，利益盘根错节。因此，基于权力与责任统壹的原则，国家卫健委也需要承担责任。除卫健委主任马晓伟需要承担领导责任外，负责应对突发流行病和流感类病毒的分管副主任及相关司局科室人员，也需要为他们日常尸位素餐、敷衍了事、官僚和形式主义等导致的疏失承担罪责。

　　“老虎”需要被打，“苍蝇”也不能放过。直接指使对“发哨人”艾芬进行训诫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蔡莉，就是“苍蝇”的典型。据说，蔡莉的女儿曾在加拿大留学，经常高调炫富，出手阔绰，热衷名牌包包和化妆品。这显然不是蔡莉正式工资和奖金可以支付的了的。而蔡莉的丈夫则是医疗器械商人，有可能存在利益输送和商业腐败。蔡莉这种中层官僚紧密靠拢体制，以维稳和对专业人员的管控，换取体制回馈的巨额收益。这样侵蚀民脂民膏和医疗经费的蛀虫，若不除之，天理难容。蔡莉之外参与威胁、训斥艾芬等人的医院行政人员，平常也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外行领导内行”，他们也需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对于八位医生进行训诫的武汉公安，不能把责任推给基层派出所民警，而是应该追究决策者的责任。而拍板进行“训诫”的。既可能是省厅市局，也可能来自公安部某些高级官员。如果以后这类事情都只“甩锅”给基层民警，那幕后主使必然更有恃无恐。遏制警权滥用，就应该从每个案件做起。而这次的“训诫”案，就应该成为倒追滥用警权责任人的范例。

　　而对于在防疫期间泄露公民隐私、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歧视湖北居民不许其工作和租房等行为，严格来说均属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这些人理论上都应该成为追责的对象。

　　还有，在追责时，壹定要註意“撤职”、“开除”和“免职”的区别。前两者才是真正的处分，且后者重于前者。至于“免职”，只是壹种职务调动，此后往往会平调、官復原职甚至升职。如对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誌红的“免职”，其实不属于任何壹种处分，只是为敷衍百姓民愤的花招。只有正式的党纪政纪处分和司法处罚，才是真正的“追责”。

　　当然，惩罚只是追责的其中壹个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惩罚来警示他人和后人，使得别处和未来不再发生类似的失职、渎职，让这种令中国和世界遭遇的悲剧不再重演。如果没有对责任人的追责，就没有痛彻的反省，人们面对法纪就会有恃无恐，人为的历史悲剧也就还会以各种形式再次发生。

　　除了对具体责任人的追责，还要要求中共当局解除舆论封锁、解除报禁，建立阳光透明的政府运作体系，实现信息公开（尤其数据公开）、运转公开、人事公开、奖惩公开，并允许媒体和公民进行查核。“透明度革命”迫在眉睫。

　　变革与走向民主法治才是根本出路

　　我所说的这些追责，都只是道理上、纸面上的。如果想真正的追究以上人员责任，除非推翻了中共的专制统治，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如今的中共，不仅不可能自我审判习近平，连那些“苍蝇”都不会追究。因为整个特权阶层乃至既得利益者，是利益共同体。他们官官相护、狐朋狗友相隐，绝不会“出卖”共同体内的人。习近平和核心统治集团深知，为了维护统治，必须包庇纵容中下层的爪牙为非作歹，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拱卫政权。只要中共独裁政权存在壹天，追责就实现不了。中国在新冠疫情中的各种错误，根本在于中共执政及中共主导的专制体制。

　　因此我认为在从道义和道理上提出追责后，不应对中共当局自我反省、主动自我追责抱有任何信心。还是要坚持推翻中共独裁统治的目标，最终建立壹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新国家，以及壹个阳光透明、受各界监督的政府系统。那个时候包括新冠肺炎事件在内的中共各种罪行，都将被清算。正义的人民，会给历史上惨剧的制造者以公正的审判，以告慰逝者，警示未来。

中共政权与瘟疫蔓延之间的关系

作者 陈建刚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只会跪拜权力的民族，是天生做奴隶的民族。

　　中国人有能力、有权利追究政府的责任，有能力、有权利追究执政者的责任。

　　爆发于2020年初的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在很短时间内就席卷全球100多个国家，截止到本文定稿之日确诊病例已近430万，死亡人数已近30万。中国政府对于此次疫情的大肆传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中习近平是第壹责任人。

　　责任政治

　　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特征，但这壹点对于中国是陌生的，中国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壹天责任政治。

　　责任政治的要求是权力和责任相对应，当权者、执政者壹旦出师不利，自己应当作为第壹责任人来承担责任。不说欧美日的案例，就说臺湾，能看得到的是每壹次选举失利，各党主席通常第壹时间鞠躬、辞职，让出党主席的位置；即便是政府，壹旦失去人民信任，民调持续走低，辞职也是常态，今日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就有两位前任，分别是林全、赖清德，林全辞职是因为民调持续走低，赖清德辞职是因为12·24选举失利，当然，同时蔡英文也辞去了民进党主席的位置，以示担责。

　　责任政治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今是新物种，水土不服，我们的传统是“皇帝圣明，罪臣当诛”，壹旦出了纰漏，掉脑袋的不是当权者，而是身边人，甚至是指出错误的人。商鞅变法时太子犯法，但是不能惩罚太子，于是“刑其傅、黥其师”；司马穰苴练兵时，不能杀了齐王的使者就杀了给使者驾车的左驸；秦王围攻邯郸，白起明说肯定出师不利，结果秦军大败，秦王没有检讨自己失策，反而让白起自杀。中国君王大概只在自死或者被推翻下臺的时候才会承担责任，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没有什麽责任可言，反正都是壹死了之。

　　从这个角度来看，责任政治其实是执政者和被治理者之间存在良性沟通的壹个表现，文明社会的政治参与者听得到人民的声音，看得到民调，在人民反对、厌恶、嘘声壹片的时候，他们有羞耻心，知道自己最该做的就是鞠躬下臺。专制政权之下与之相反，专制国没有民调，暴君和人民是不需要沟通的，权力在手就永远伟光正，尸如山积也不会让暴君自感愧疚。岂止暴君呢，大壹统体制之下，自上而下任命的官员都不需要对民众负责。这就是为什麽中国看不到引咎辞职官员的原因。

　　但是民智总有开的那壹日，任何壹个暴君都不能永远欺骗人民。

　　权力与责任相对应，掌握多大的权力就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即便这权力不是人民赋予的，是非法获得的，也应该承担责任。比如在壹个全封闭的学校裏，校长垄断壹切权力，给学生吃了坏土豆，这校长需要承担责任，不能说“如果不是我，妳们连坏土豆都吃不上。”更不能继续要求学生对其感恩戴德。

　　真相是学生们有权利不吃坏土豆，给学生吃了坏土豆的校长应该承担责任，应该辞职下臺。

　　共党即政府 壹人即全党

　　中国共产党领导或者统治中国的壹切，这是70多年的现实，这也是中共公开说的，是他们唯壹在意、唯壹尽力做的。不说以前，仅以习近平的言行为例，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论坚持党对壹切工作的领导》壹书，收入习近平2012年至2019年期间文稿70篇，千言万语就是壹句话：坚持党对壹切工作的领导。当然，我们知道，“领导”这个词可以用“统治”来同位替换。

　　共产党组建中国从中央到村委会、居委会的政府，说中共领导中国的政府和说中共的政府就是中共，没有什麽差别，不需论证。

　　中共掌控中国所有的媒体，包括自媒体。中国媒体是党的喉舌，听党指挥，央视姓党……不需论证。

　　共产党的意誌就是中国的法律。2014年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誌、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实施法律就是贯彻党的意誌，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这充分说明中国法律只不过是共产党的政策、意誌，法律只是外表，而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会议等等通过法律的手续仅仅是壹个有既定意誌、既定方案的过程，是壹种形式上的表演。

　　党的意誌有是什麽呢？谁来指挥全党呢？

　　共产党的意誌就是党魁的意誌，更准确滴说是掌握军权暴力者的意誌。在共产党内部真正的党魁永远是掌握军队暴力者。自2013年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共内部公开宣称“以习近平为核心”；中共军委表示“坚决听从习近平的指挥、对他负责、让他放心”；公安部表示“忠诚核心、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全国政法机关要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统壹思想、指导工作；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明确表示：“人民法院首先是政治机关，切实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尤其是近几年，中共内部以“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守纪律、不讲规矩、不知敬畏、肆意妄为”为由，清洗内部“阳奉阴违”的“两面人”，加强对习近平的忠诚度。

　　如此种种，反復在证明中共执政几十年的壹个常识：中共党魁的意誌就是共产党的意誌，而共产党的意誌则会通过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走过场、举手表决后成为国家法律，共产党对这个国家的统治就是党魁对这个国家的统治。简单来说，中共党魁的意誌就是国家法律，党魁统治中国的壹切，对于今日中国来说，习近平的意誌就是国家的法律，习近平在统治这个国家的壹切。

　　归结为壹点，习近平壹人统全党，全党即政府，习近平既然掌握中国政府的壹切权力，就应该对中国政府的壹切作为承担责任，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

　　妳总不能让全国人民吃了坏土豆还要继续对妳感恩戴德！

　　亲自指挥 还是壹直亲自指挥

　　2020年1月28日，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习表示：“疫情防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我壹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很好，习近平说出这句话，按照权力多大责任就有多大的原则，他自己给自己找到了壹个可以归责的点，回头检视中国政府在防疫中的种种乱象，所有壹切都在习近平权力的复盖之下。

　　1月28日之后，中国官方媒体开始重点报道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加码造神、表功，比如：

　　①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共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着优势。

　　②人民领袖习近平，这场阻击战，习近平全程指挥；③习近平战疫兵法，“该出手时必须出手，否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④习近平战役兵法，果断部署，“武汉封城”……⑤中国为世界抗疫战争指明方向……

　　2020年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习近平讲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壹领导。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我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壹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可以回头数算壹下，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防控疫情都做了哪些事情。

　　习近平在疫情中的作为可不仅仅是让全国人民吃了坏土豆而已！

　　武汉封城之前的时间线

　　习近平亲自指挥、部署的中国防控疫情最受世界诟病的就是隐瞒真相，以至于造成国民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病毒大肆扩散。事实如下：

　　2016年11月17日，据新京报报道，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表示，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疫情信息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仅仅需要4小时；2019年3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表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路运行平稳，不会再出现“SARS类似事件”。

　　2019年12月1日，《柳叶刀》发表武汉肺炎研究论文称，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在12月1日收治了首例后来被证实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患者。该病例并没有中国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华南海鲜市场是武汉市区壹座贩卖海鲜与野味的市场，其后来被认为与此次疫情有紧密关联；2019年12月8日，武汉卫健委在2020年1月11日通告称12月8日出现首例新冠状病毒发病；2019年12月15日，南华早报3月13日报道，12月15日有27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医学期刊新英格兰杂誌（NEJM）1月30日的论文，表明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触者之间就已发生人际传播；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开始就不明病毒进行流行病学调查；2019年12月30日，壹份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的红头文件《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在网络上广泛传播。通知称，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强调未经授权，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发布通报，发现的多例肺炎病例为病毒性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同日，国家卫健委派专家组抵达武汉指导疫情处置；也是在同壹天，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获悉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发现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2020年1月1日，武汉警方：8人散布武汉肺炎不实消息被依法处理，后经中央电视臺对此信息反復报道；壹个承接武汉不明肺炎检测的基因测序公司人士透露，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壹位官员的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同日，世卫组织要求中国当局提供进壹步信息以评估风险；2020年1月2日，中央电视臺报道8名散布武汉肺炎谣言者被依法查处消息。针对疫情，在WHO的三个级别（国家办事处，区域办事处和总部）启动了事件管理系统；现任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给病毒所全员发布邮件要求他们不得泄漏任何有关新冠病毒信息。中共海军工程大学警通勤务连下发“严控外来人员进校的通知”，而且中部战区总医院也已知情。人民日报表示：有患者表示，其病情已无大碍，希望外界不要在担心。

　　2020年1月3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称，共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44例，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国家卫健委发文要求相关机构，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已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制定的保藏机构保管，并妥善保存有关实验活动记录及实验结果信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中国国家当局总共向WHO报告了44例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华春莹在2月3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称，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医生签了训诫书；2020年1月5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上升到59例，无死亡病例，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张永振从1月3日收到的样本中检测出壹种新型SARS样冠状病毒，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证实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当日即向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报告，提醒他们新病毒与SARS同源，应是经呼吸道传播，建议在公共场合采取相应疾控防疫措施；2020年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成功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湖北省新华医院壹位呼吸内科医生出现肺部异常。医院召开内部会议，强调不能把情况外泄，尤其不能“告诉媒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了3级冠状病毒健康预警，建议不要前往中国武汉。没有中国官方媒体向大众披露疫情预警；2020年1月7日，国家疾控中心专家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世卫组织将造成武汉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2020年1月10日，武汉卫健委首度进行疫情通报。通报强调，在1月3日以后武汉未发现新发病例。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卫健委专家王广发称，整体疫情“可防可控”。武汉市两会闭幕，两会报道未见任何疫情信息；人民日报表示：王广发（国家医疗专家组专家、北京大学第壹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称，目前已公布的患者中，已有部分康復出院，说明该病毒致病性较弱，病情可控；2020年1月11日：湖北省政协会议开幕，湖北进入省“两会”时间。国家卫健委宣布中国将与世卫组织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医学期刊新英格兰杂誌（NEJM）论文表明，1月1日至11日已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武汉卫健委强调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2020年1月12日，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住院；2020年1月14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国家卫健委就防控疫情召开视频电视会议。2020年4月16日，美联社核实的中国内部文件显示，中国官员1月14日即知疫情严重：“传染病的情况仍然復杂严峻，是自2003年非典疫情以来最大的挑战；2020年1月15日，仍然没有中国官方媒体向大众发布疫情预警；2020年1月17日，湖北省“两会”结束，报道没有提及任何疫情信息。在湖北省两会期间超过壹周的时间裏没有增加。网传“武汉病毒性肺炎”信息，官方辟谣；2020年1月18日，湖北省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办万家宴，约4万户家庭参加。农历腊月二十四，是中国南方传统“小年”，春运进入第九天，开始了中国人返乡、购物、聚餐等人群流动和聚集高峰。人民日报头版有七条“习近平”的大新闻，却没有壹条疫情预警信息，政府错失疫情管控的最后机会；2020年1月19日，武汉市疾控专家及市领导对媒体表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传染力不强，可防可控。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总体是可治的；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习近平首次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做出指示；2020年1月21日，国家卫健委通报，疫情已经出现了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病毒传染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德国联邦情报局情资2020年5月9日显示习近平与世卫秘书长谭德塞通话时要求不要发布病毒人传人的讯息和延后全球大流行的警告。天津、浙江、江西、山东、河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臺湾确诊首例病例。国内开展疫情应急科研攻关，钟南山任组长。武汉市卫健委通报：武汉15例医护人员感染。湖北省委书记、省长等出席春节团拜会并观看演出；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成立，并发布1号通告，宣布武汉市封城，所有公共交通停止运行，机场火车站关闭，并要求市民不要离开该城市。湖北省有武汉市、鄂州市、仙桃市、枝江市、潜江市、天门市，6城市宣布封城。武汉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第2号），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我们有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请广大市民不用恐慌。浙江有网民因传播新冠状病毒肺炎“虚假信息”被拘留；2020年1月25日，壹样欢天喜地的春节联欢晚会照常进行；2020年1月27日，武汉市市长周先旺表示因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传染病，根据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必须“依法披露”。但是“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壹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后来，特别是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周先旺暗示依法应该披露疫情信息，但是他没有权力披露，在上级决定披露之前，他只能隐瞒真相；2020年2月15日，中共党媒《求是》报道习近平于1月7日开常委会，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指示抗疫不要影响正常生产和生活；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壹领导。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但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不见习近平所谓的1月7日指示的内容。

　　隐瞒疫情

　　通过上述时间线可以证明下列事实：

　　1、从最早的病例出现，到中国政府开始承认病毒可以人传人之间，至少相隔了50天，即便从武汉李文亮等医生透漏病毒疑似萨斯、会人传人开始，至中国政府确认传染也间隔了20天以上；2、按照中共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中国政府最迟在2019年12月底已经得到有关疫情的信息；3、按照习近平自己的说法，他在2020年1月7日就对疫情防控做出了指示，他在1月7日之前就已经完全了解有关疫情的信息；4、不谈在习近平统治之下整个中国失去了言论自由，仅就有关疫情防控壹事来看，中国政府在疫情最初爆发之时就试图禁止真相传播，不惜对透漏疫情真相的医生动用警察进行惩罚；5、直至2020年1月20日，中国政府承认武汉肺炎可以传染之日，中国各级政府、中央到地方媒体以及各级卫生防疫机构都在传播谎言——不传染，可防可控，就是这些谎言造成了疫情的大爆发；6、习近平掌握所有的权力，对疫情防控全程指挥、全程部署，习近平应当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从最初病例到确认传染隔了50多天，从武汉医生透漏传染至确认传染隔了20多天，在此期间，中共控制的各级政府、各家媒体、各家防疫机构都在传播谎言，都在压制真相的传播。钟南山团队在3月2日表示：“如果管控措施推迟5天，中国内地疫情规模将扩大3倍。”不说这种表达有多麽卑劣无耻，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中共能提前5天、10天、15天承认病毒会人传人，疫情带来的人员死亡和损失会缩小多少倍？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曾说：“新闻自由是灾难最大的救助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面对灾难，禁止真相传播，剥夺新闻自由是灾难的最大帮助者，或者就是大规模杀人。想想在1月18日，武汉被懵逼真相的4万多人参加了万家宴活动，结果事后统计百步亭每壹栋楼都有病人被感染。在当日从中央到武汉，每壹级政府官员都在在知道真相的情况下默许甚至是纵容了这种大规模病毒传播，这是大规模杀人。

　　先不说病毒来源的争议，仅仅就禁止疫情真相的传播、反而大肆传播虚假信息来看，习近平是扩大疫情灾难的第壹责任人，习近平应对死亡的无数冤魂负责。

　　新闻造假

　　2020年2月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包括要“深入宣传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充分报道各地区各部门联防联控的措施成效，生动讲述防疫抗疫壹线的感人事迹，讲好中国抗击疫情故事，展现中国人民团结壹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凝聚众誌成城抗疫情的强大力量。”

　　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国家应急新闻办主任张小国受访时表示，中央宣传部已调集300名记者，派往重灾区湖北省及武汉市采访报道。张小国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宣部连夜传达学习贯彻落实，我们把疫情防控宣传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2020年2月4日，在上述背景之下，据央视《新闻联播》公布的消息，中央宣传部调集300名记者，派往重灾区湖北省及武汉市采访报道。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国家应急新闻办主任张小国亦表示，「疫情防控宣传」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熟悉中共所谓“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真相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国政府官方媒体主导的制造谎言的行径。上行下效，习近平有在疫情泛滥期间制造舆论、控制舆论的要求和指示，全国立即跟进。

　　2020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发通知：推出更多有温度有泪点暖新闻。《法制日报》报道，中央政法委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对政法系统依法防控疫情、维护安全稳定先进典型宣传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大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加强内容策划、创新形式载体、提升统筹效应，弘扬正气、激励斗誌、激发社会正能量，为打赢疫情防控战营造良好舆论氛围。《通知》还强调，要加强内容策划，抓住先进典型的精神实质和闪光点，深入挖掘动人事迹和鲜活事例，推出更多有温度、有泪点、有人情味的“暖新闻”，让疫情防控壹线政法干警和群防群控队伍忠诚无畏、无私奉献、可歌可泣的形象更加鲜明，让政法典型宣传更能打动人、更能引发共鸣。在传统媒体之外，还要充分发挥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臺作用。

　　简单来说就是中共政府亲自指挥编故事，造假新闻，制造泪点，对国人进行欺骗。

　　既然中央有了指示，300名专职造假的记者也已经进驻武汉，于是大量“泪点故事”开始登上中国各种媒体，尤其是法制日报所说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各种新媒体平臺。

　　比如“强制陪伴令”，中国新闻网于2月20日的报道：近日，壹封落款为“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刑事侦缉大队”的“强制陪伴令”刷屏互联网，多地为战“疫”壹线人员发“强制休息令”的举动，更让众多网友纷纷“泪目”。透着浓浓人情味的“陪伴令”，是对基层壹线干警忘我付出的褒奖，更是对壹个人到对壹家人的尊重。但“强制”二字的背后，也凸显出基层“千针壹线”打“疲劳战”的无奈。为此，记者采访了“强制陪伴令”的当事人，请他们讲述“强制陪伴令”背后的故事。……千万别以为这是唯壹的，去网络检索，“强制陪伴令”、“强制休息令”图片、新闻多到妳读不完。

　　再比如“中国有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得到国际社会贊赏。多国政要表态称，中国交出出色抗疫成绩单，相信中国将在经历疫情考验后变得更加强大。海外网友纷纷表示，中国政府迅速、有效应对疫情，为其他国家争取了时间，感谢妳们。”——类似信息壹大堆。

　　再比如“丢下几万块钱就跑”，“近日壹菜农将省吃俭用的1万元扔向警方希望可以捐给民警“买口罩”，扔下钱后撒腿就跑，不想让人记住他的样子”，江西、湖南、宁波……黑衣女子、戴口罩的小伙、党员老兵……都是丢下就跑。

　　新华社武汉3月8日电题：《巾帼大爱守护生命花开——战“疫”巾帼奋斗者亮相国新办记者见面会》，其中壹位收到表彰的记者就是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廖君。该报道表示：在家裏，她是两位七旬老人的独生女，两个孩子的妈妈，壹位军医的妻子。战“疫”报道中，她去过收治患者医院，进过社区，到过隔离点，甚至在早期不知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开展采访。同事们都叫她“铁人”。新华社湖北分社女记者廖君壹直战斗在抗疫报道壹线。“我们必须用铁的意誌、铁的行动，报道击溃疫魔的战斗。”廖君说，战斗不分男女，只有我们进，疫情才能退。到现场去，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听老百姓最真实的声音，这是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廖君还说：“我们要用手中的笔和镜头为武器，向世界大声讲述战役的中国故事、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她说她在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3月7日，她共采写署名稿件500多篇、内参90多篇。——平均每天8.5篇。这其中包括了《发现的多例肺炎病例为病毒性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8人因网上散布“武汉病毒性肺炎，不实信息被依法处理》。

　　在疫情蔓延全国之际，中共和中国政府没有全力进行防疫救灾、保障疫区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反而毫无掩饰地製造这种假新闻、假故事，这是对国人智商的壹种侮辱，是对生命的亵渎，是拿国人当做低智的猪羊壹样对待。

　　面对每分每秒都在传播的病毒，壹方面掩盖疫情真相，壹方面传播虚假安慰信息，这形同大规模杀人。

　　如此种种，是中共政府、中共官方媒体毫无遮掩地对全体中国人进行欺骗。而其总指挥，下命令、指示的正是习近平。

　　宣传病毒来源是蝙蝠 而且拒绝调查

　　中国政府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质问美国：“零号病人是什麽时候在美国出现的？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壹个解释！”这是公开表示病毒来自美国。受中国政府态度的影响，中国民间更大肆流传信息：病毒来自美国。

　　4月30日白宫记者会上，川普总统表示：他看到过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实验室的证据。当然，川普还表示他不能透漏更多的信息。

　　病毒来源还是壹个未解之谜，这需要科学的调查作为最终的结论。但是在没有最终结论之前，也不是没有信息可查，现罗列相应信息如下：

　　2015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特殊病原体与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葛兴义、石正立在《自然科学》上联合发表《类似于SARS的循环蝙蝠冠状病毒簇现实了人类出现的潜力》壹文，文章表示：“我们产生并鉴定了壹种嵌合病毒……结果表明……在原代人气道细胞中有效復制，并达到与流行病相当的体外滴度SARS-CoV株……”

　　2018年4月5日，新华网发布文章：科学家发现壹种源自蝙蝠的新型冠状病毒；2018年11月22日，新华网发布报道：《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青年团队与烈性病毒“硬碰硬”》，报道表示：“蝙蝠长期携带病毒的免疫机制研究领域,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已经处于世界领跑阶段,蝙蝠携带病毒而不患病,有望让人类从中学习如何对抗病毒。”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35岁的周鹏上个月刚刚以并列第壹作者身份在世界知名科学期刊《自然》在线发表科研新成果,宣布在蝙蝠体内找到了引起仔猪致死性腹泻疫情的冠状病毒源头。天天与烈性病毒近距离打交道,有多可怕,有没有危险?今年39岁的周溪研究员笑着说:“只要按照规范严谨操作,就没有风险,读书工作以来,我及周边没有发生过壹起生物安全事故。”

　　2019年9月18日，武汉天河机场海关举行发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紧急处置演习；2019年10月7日-24日，手机定位数据显示， 2019年10月7日至24日，武汉病毒研究所高级安全防护实验室区域无手机定位数据。——2020年5月8日报道2019年10月23日，中国国家卫健委成立全国流行性感冒医疗救治专家组；2019年11月，美国军方的国家医疗情报中心早在2019年11月发表内部情报警报，指出中国的电子通讯信息和获取的卫星图片显示武汉地区发生大规模感染病；2019年11月17日，南华早报2020年3月13日报道，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可以追溯到11月17日，“零号病人”尚无法确认；2020年1月1日，壹个承接武汉不明肺炎检测的基因测序公司人士透露，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壹位官员的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2020年1月2日，现任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给病毒所全员发布邮件要求他们不得泄漏任何有关新冠病毒信息；2020年1月2日，国家卫健委发文要求相关机构，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已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制定的保藏机构保管，并妥善保存有关实验活动记录及实验结果信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2020年1月12日，在由医学专家张永振主导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分子病毒学实验室在发布基因组序列的第二天遭到临时关闭，原因不明；2020年1月17日，武汉市卫健委对前期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的流行病学资料分析发现，部分病例没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接触；2020年1月22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野生动物，新型冠状病毒对于儿童等年纪小的人不易感染；2020年1月22日，中国国防报发布文章：让生物战争走进国防视野；2020年1月26日，中国疾控中心称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野生动物；2020年2月10日，美国白宫要求科学家调查2019新冠病毒来源；2020年4月25日，中国驻英公使陈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时指，中方不会同意让专家进入中国对冠病的源头展开独立调查，认为有关要求是出于政治目的，且会分散中国防疫的专註力。

　　2020年4月30日，中国外交部公开表示：中国坚决反对有罪推定式的国际调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28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有罪推定式的国际调查，反对把国际调查政治化、对中国搞汙名化；2020年5月5日，人民日报表示：“据美媒，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长迈克尔·梅勒姆4月30日称，自己去年就已感染新冠病毒。梅勒姆去年11月前往大西洋城参加会议后开始出现症状且“从未如此严重”。 4月29日，血液抗体检测显示梅勒姆已有新冠病毒抗体。”但很快被网友发现，人民日报所说的美媒居然是“海外网”，这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官方网站；2020年5月6日，联合早报：中国驻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大使陈旭指出，中国在抗疫取得“最终胜利”前，将不会邀请国际专家调查冠病源头。

　　2020年5月7日，外交部记者会中，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提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中国壹直拒绝交出病毒样本。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华春莹回答：我不太明白他到底在说什麽。

　　2020年5月9日，外交部官方网站刊发题为《美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华谎言与事实真相》的文章。表示：武汉首先报告疫情不等于就是病毒源头，新冠病毒源头尚未确定。病毒溯源是壹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要以科学为依据，由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去研究。历史上最初病例的报告地往往不是病毒来源地，比如艾滋病毒感染病例最初由美国报告，但起源地有可能并非美国；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西班牙流感实际上也并非始于西班牙。

　　行文至此，笔者必须说明，本文中所有引述事实都有依据，都可以查到信息来源。

　　根据上述信息，可以验证的事实如下：

　　1、至少从2015年以来，武汉病毒研究所壹直在研究源自蝙蝠的“新型冠状病毒”；2、中国政府壹再强调病毒来自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但并不能解释为什麽部分病例没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接触；3、中国政府直接认定病毒来源是蝙蝠，但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并壹直拒绝交出病毒样本；4、病毒爆发以来，无论是各级政府、各级卫生防疫机构还是武汉病毒研究所，都在试图掩盖病毒爆发的真相，甚至在销毁病例样本，且严厉禁止对外发布有关病毒的信息；5、中国政府以各种理由拒绝世界卫生组织到中国进行病毒来源调查。

　　评论如下：

　　其壹，先说为什麽要调查病毒来源，无论是为了今日抗疫，还是为了将来防控疫情，还是为了研发疫苗，都需要对病毒来源进行调查。中国政府说了许多理由，归根结底壹句话：禁止到中国调查。这是在做什麽？是为世界抗疫战争指明方向吗？

　　其二，再说基本常识，要查清病毒来源需要到病毒爆发的“第壹现场”进行调查。

　　病毒的来源在哪裏需要调查，如果不允许调查势必不能查清来源，而调查当然从最早爆发地开始。中国政府以在武汉爆发但武汉不壹定是源头，这是壹种禁止调查的狡辩。 “不壹定是”意味着“也不壹定不是”，是与不是，还需要调查之后才能得出结论，中国政府壹再拒绝调查，这到底是要找到源头还是要掩盖源头？外交部的壹再拒绝并不能给出壹个可以服人的理由。

　　习近平之父习仲勛祖籍陕西，因此他的巨大的陵园被建在陕西。如果按照外交部和赵立坚的逻辑，这习氏陵园要建设到哪裏呢？

　　其三，谁主张，谁举证。中国政府直接认定病毒来源是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但是没有给出任何证据证明这壹点。事实上直到该市场被拆除之日，壹直有人在裏面居住。中国政府又主张病毒来自于自然界，来自蝙蝠，但是没有做任何举证。

　　其四，中国政府除了壹口咬定病毒来自蝙蝠且不给任何证据以外，还在严厉禁止有关病毒信息的传播，甚至在销毁相关的证据。这是为什麽？

　　中国政府壹再表示他们为全世界防疫、抗疫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树立了标杆，但恰恰禁止查清病毒的来源，壹口咬定病毒来自蝙蝠，这不仅不能打消全世界的疑虑，也为病毒与武汉病毒所之间的关系认为设定了更大的疑问。

　　禁止对病毒来源进行调查这是中国政府的责任，也是习近平的责任，习近平必须对此负责。

　　习近平，妳和妳的政府为为什麽如此惧怕查清病毒的来源呢？

　　汙国害民，毒施人鬼

　　篇幅所限，此文仅仅讨论到此。仅就上述信息可知习近平在疫情扩散中的巨大罪恶，用“汙国害民，毒施人鬼”毫不为过，习近平需要对死去的无数亡魂承担责任。

　　当然，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梳理，比如关于抓捕吹哨人，比如歧视武汉人，比如高压统治武汉，禁止死者家属要求赔偿的话题还需要再辟专章论述。

极权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我看到了刊登于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文章《别等到中国抓捕小熊维尼时再行动》，对作者纪思道先生的这篇文章的部分观点不能苟同。作为壹位在中国生活二十余年，离开中国仅壹年有余的学生、自由作家，我在此谈壹下我的个人看法。

　　毫无疑问，纪思道先生在文中提及的关于中共政权利用美国企业的贪婪，干预美国企业和个人的言论自由，是明确存在且有警惕的必要的。关于习近平政权对于新疆穆斯林的镇压、对互联网的控制、及试图强化对香港的管控，也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纪思道先生在批评中国对美国言论自由的干预时，还提到要秉持谦逊的态度、了解中国的发展成就、考虑事物的两面性，这更是难能可贵。我对于这些看法和意见当然是认同的。

　　但是……没错，我主要想讲的的确是“但是”及之后的话。既然是商榷，自然是以商榷不同意见为主。

　　纪思道先生字裏行间提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警惕。而这也是大多数西方和港臺人士普遍的看法、共同的忧虑。

　　在海外大多数人看来，中国的发展与现状都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类同于纳粹德国和冷战期间的苏联，并对此高度警惕乃至恐慌。尤其港臺和美日的许多人士，不仅普遍存在类似的看法，还大都比纪思道先生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民间）有更高的估计、更强烈的警惕与不满。关于论述“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膨胀、极端、强大、威胁……”的着作、文章、言论连篇累牍，共鸣之声不绝于耳。因此，我才写下这篇拙文，表达我的观点。本文不仅是为了回应纪思道先生及他的这篇文章，也是希望让更多人更加全面客观的探析中国大陆民族主义问题的是是非非。

　　无疑，中共政权的确在推动壹些民族主义（中共官方称为“爱国主义”）议程，试图通过鼓动国民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以增强政权合法性、巩固专制统治。

　　但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真的是日益兴起、非常强烈且令人担忧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从表面上看，自习近平以来，“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復兴”的声调成为官方宣传的主旋律，对“爱国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强调，似乎也达到了中共建政以来的最高点。而且，政治上的日益封闭和在对外开放领域收窄的迹象某种程度也佐证了“拥抱世界”与“民族復兴”的此消彼长。

　　同样，纪思道先生的文中提及的中共对美国企业施压的案例，也体现了对“臺独”和西藏自治运动乃至“藏独”的不容忍、对新疆以维族为主的穆斯林的残酷镇压日益增强。而近日香港发生的壹系列示威与冲突，也被视为中共对这块半自治的英国前殖民地控制的加强。纵观文章，纪思道先生显然将这些都归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日益兴起的表现。

　　这些事例当然是存在的。但这壹切是否如表面显示的这样简单？能否证明当今中国民族主义的强大和进壹步增强？纪思道先生当然是对此持肯定态度。如上所述，还有更多的人持更加强烈的肯定态度。在对华强硬派人士中，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盛行与威胁的日益增长，更是普遍。

　　而事实究竟如何？我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并非大多数人（包括部分知名媒体人和学者）看到和感觉到的如此简单。中国民族主义也并未在实质上足够强大和具威胁性，更没有在习近平时代有实质的（而非表面的）、真正的（而非形式上的）增强。

　　（壹） 中共建政至习近平执政前中国官方与民间民族主义历史的变迁剖析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以时间顺序分成不同历史阶段，并从官方和民间两方面分析。

　　在官方层面，中共建政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体现。从1949年建国至文革结束时，中共政权主要强调的是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名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真实的封建“儒法并用”忠君和等级思想的结合体，而民族主义则被混在“反帝反修”之中，作为那段历史变迁中的壹股支流。

　　而且，在官方宣传“反帝爱国”的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放弃了对日本侵华罪行的进壹步追究（东京审判仅处决了个位数的战犯，关押在抚顺的战犯全被高度优待，后来全被赦免），也放弃了索取战争赔款，还厚待并相继释放了大批日本战犯。这也意味着中共政权代表中国放弃了对杀害超过两千万中华儿女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责任追究。而这不仅让死难者死不瞑目、让致残与被侮辱者再无伸张正义可能，还留下了严重的历史隐患，为此后乃至未来对日本侵华罪行的探寻、追究、警惕，制造了极大障碍。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时，中共又与意识形态上的敌手--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与原来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对抗。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自朝鲜战争后，中共对美壹直口头强硬实际低调，包括美国在越战期间轰炸中越边境中方壹侧，中国也选择低调处理。1970年代，中国也与被视为“列强”、“殖民者”并在内部宣传上口诛笔伐的法英德（西德）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还加入了联合国。

　　此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对日政策，已经表现出中共为统治存续，在实质上随时会抛弃涉及民族主义的诉求，乃至不顾国家正当利益和中华民族牺牲者尊严等特征。

　　换句话说，中共以牺牲乃至出卖国家利益，通过直接手段（以国家主权、人民尊严与利益做让步，换取外国的对中共政权的“不干涉”甚至友好、半结盟、结盟）和间接手段（同样是放弃合理合法的国家和人民利益，换取经济发展和在国际上立足，最终目的是维持中共统治和中共核心集团利益，如放弃对日追责和赔款换取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经济开发援助）换取专制统治的存续，在毛时代已打下基调。

　　而民间层面，那时中国处于高度封闭之中，加上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及造成的动荡和破坏，民间几乎完全没有相对独立的民族主义思潮。虽然那时经常举行动辄十万乃至百万人的“反帝反修”和“声援黎巴嫩、埃及、美国黑人……”等群众游行，但无论反对哪国/哪群人或支持哪国/哪群人，完全由中共统治集团决定，参与者毫无自由意誌，不仅不是出于自愿，大多数参与者连所反对或声援对象的概况都壹无所知。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以拥抱世界的姿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及邻国日本和韩国极为积极的发展关系，并且在联合国承诺“永远不称霸”。甚至，它还尽力压制民间的民族主义诉求，例如阻止民间侵华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而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前期曾壹度对苏强硬，但随着壹系列“葬礼外交”的展开，两国关系也不再敌对。从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至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中国官方的民族主义相对消沉。

　　但1980年代的中国民间，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则在迅速生长。当然它并不是当时社会最主要的思潮（那时追求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才是主流），只是开放年代百舸争流中的破浪壹舟。如1984年奥运会中国斩获颇丰和“女排精神”传遍大江南北、保钓运动的蓬勃兴起和民间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的自觉与普遍化、对历史上北方帝俄/苏联对中国侵略的思索，以及对“五四运动”中救亡启蒙精神的继承，都是80年代中国民间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觉醒的例证。不过那时中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美国在内的西方都较为友好（甚至中美壹度是实际上的同盟关系），没有什么民族敌对情绪。而且，那个年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怀更具理想主义色彩，虽也有些极端者，但总体上没有被官方操纵和图谋私利的，是相对纯真和正义的爱国主义感情。

　　直到六四事件后，民主运动被残酷镇压。而且历经反右、大饥荒、文革等浩劫的历史记忆，以及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等制度与社会结构已不可逆变的现实，中共政权自然无法重新以共产主义理想凝聚人心。为维护专制统治，此时的中共才开始大力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但在邓小平统治晚期和江泽民执政时期，中共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对内向国民施行教育灌输与政治宣传，对外则更多强调“韬光养晦”的战略，在维护专制统治的前提下，尽可能避免与美国在内的各主要国家发生冲突。如在“银河号事件”和美国轰炸中国驻前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上，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中共，均采取了相对克制、淡化影响的态度。但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中共会鼓动民族主义情感以抗衡西方普世价值的影响。此外，1996年的海峡导弹危机，是中共政权为维护其统治合法性和凝聚人心的壹招险棋，也是中共迄今为止在涉及民族主义议题上动用的唯壹壹次实际火力威慑。

　　而在民间，经过六四后数年的沉寂，“爱国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由民主”，成为多数有政治抱负与家国情感国民的精神寄托。经济的迅速发展、香港和澳门的相继回归，都很大程度提振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还有诸如“圆明园兽首回归”等有官方支持的民间运动，也展示了民族情感的再强化。在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前南使馆事件和2001年中美南海撞击事件中，中国官方策动与民间自发合力产生的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了中国主要城市，显示了中共以“爱国主义”对抗西方的目的和产生的作用。而911事件后，部分但众多的国人对美国遭遇恐怖袭击的幸灾乐祸，表现了六四之后中国爱国主义精神的变质和当代极端民族主义的滥觞。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共政权推行民族主义有了更充分的物质条件。而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与严重的阶层固化，让中共更需要借助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因此，胡温执政时期的中共对内的“爱国主义”宣传更趋强化，且开始对外展现相对强硬和主动出击的壹面，如在对日、对美政策上都日渐强硬。

　　在对日问题上，以反对日本侵占钓鱼岛和修改历史教科书为主轴，中日两国形成了“政冷经热”的復杂关系。而对美政策上，中国相对更加鲜明的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立场，反对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但经济和政治交流反而日渐升温。而民间的爱国主义则基本与江泽民时代壹脉相承。2008年北京奥运会，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层面，都达到了建国以来对“爱国主义”宣扬的最高点。在那时，即便是港澳臺的许多民众，也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

　　但在奥运之后，由于国内各种社会矛盾的重新恶化，维稳体制的日渐强化，中共政权与公民社会的冲突激化，民间自发的爱国主义开始逐步降温，即便官方依旧在强化“爱国主义”宣传。而2012年的反日游行，以及部分参与者的暴力行为，则成为胡温时代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混乱的尾声。

　　（二）习近平时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壳与絮、形猛与内拙、兴勃亡忽（1）习近平时代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的復杂现实习近平执政不久后，中国的专制开始走向空前强化。以2013年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始，至《炎黄春秋》杂誌被“整顿”为高潮，新闻自由至今几乎荡然无存；两年后的“709大抓捕”，则重创了中国人权捍卫者的中坚--人权律师群体；又三年，中共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将已形成的“习核心”巩固和延续下去，更将专制的青面獠牙暴露无遗……近七年以来，中国国内人权急剧恶化、公民社会已基本“归零”。国民的公共空间的萎缩和劣化，不仅使现实中公民政治参与已不可能，连互联网上的涉政言论也被普遍封杀、管制。

　　政治上专制的强化与公民社会的“归零”，让中国人民政治民主化的梦想再度破碎，且连温和、妥协、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公民政治参与的余地也不存在。随之而来的，则是主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精致利己的犬儒主义的盛行，“社达化”与“犬儒化”下的中国，已经成了披着文明外衣的新时代丛林，是非难存、竞争残酷、理想破灭、明哲保身、焦头烂额……在这样的情形下，民间还有多少真的关心国家命运、真的愿意为国家利益而牺牲的人？中共体制内，又会有多少把国家利益而非媚上逢迎当成首要考量？外务是内政的延伸，对国家利益与对外关系的态度与言行，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壹部分。当国内人权高度糜烂、价值观崩坏，且已经陷入弱肉强食与利己犬儒的社会状态后，国民普遍还有什么真挚的、持久的、愿意有所付出的去“爱国”和参与民族主义大合唱？

　　当然仅仅从理论推理是不够的，还要通过许多实例及其交叉共同点，看现实究竟是如何的。

　　从“莫雷事件”回溯习近平时代中国民间在涉及与美日等西方国家冲突时的表现首先，民间的民族主义是浮于表面的、短暂的、心口不壹的。仅仅看2019年10月4日开始、后来壹度延烧的“莫雷事件”及后续风波，即便在NBA官方和美国议员表达支持莫雷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中国国民也并未真正的抵制NBA。2019年10月10日晚的NBA中国赛上海站比赛，赛场看臺几乎座无虚席。而仅仅两天前，美国参议院少数党主席查克·舒默和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等重量级政要纷纷力挺莫雷涉港言论。连正在发生且正处于冲突高潮时，中国国民都没有普遍真正参与抵制，更遑论事情淡化之后了。在许多中国国民心裏，“爱国”并没有球赛乃至几千块钱重要。（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我看到了新闻中关于NBA深圳赛（2019年10月12日晚）的视频，赛场看臺同样座无虚席，球员入场口更是挤满了拿着手机和摄像机的球迷和记者。虽然据报道在场外有“爱国人士”举标语抗议，但从新闻视频看，只有寥寥十多人（最多数十人），与场内的高朋满座完全无法相提并论。而且，他们还遭到了中国官方的阻止，也不被允许大规模传播和正式报道）甚至说，即便在口头上，中国国民的态度也是復杂的。在如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等中国几大热门社交平臺的关于这次事件和NBA话题的评论区，普遍呈现着多样化的视角，叫嚣抵制者有之、主张“理性爱国”者有之，还有将抵制者称为“爱国贼”的。此外，对抵制还有不少反讽与调侃。

　　总之除了壹些经常聚集亲中共分子（如“自干五”、“小粉红”）和网络水军（“五毛”）的自媒体（如中央政法委官方微博“中国长安网”、共青团中央的官微“共青团中央”，及经常被人为置于热搜微博首位的“人民日报”等官微），以及在中共宣传部门操纵下被微博、头条等平臺特意置于搜索热榜和搜索结果前列的评论与文章，大多数自媒体的帖子和文章评论区，都是多种声音共存、争议激烈。甚至，这些“五毛”的聚居地也有不同声音，乃至同属中国政法委在澎湃新闻上的官方账号“长安剑”，还发表了壹篇《那些被我们骂了很多年的“卖国贼”怎样了》，用漫画形式称贊了姚明、郎平、王治郅，反对极端民族主义，间接为“莫雷事件”和NBA问题降温。

　　还有壹部分自媒体（大多为倾向于自由派、“公知”类型的）评论区，反对抵制NBA、对抨击香港示威不以为然的，反而占了明显的多数。这还是在中国官方封杀了壹部分反对抵制声音的前提下。而以上平臺都是公开的开放平臺，很容易去了解和查证。

　　2019年11月中旬我增补此文时，在中国各自媒体上已几乎看不到支持“抵制NBA”有关的任何言论（之所以说“几乎”是角角落落或许还有壹点点），相反，包括NBA官方微博在内的关于NBA新闻的评论区，都在热烈的讨论比赛、球员，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贴吧裏壹个网民在2019年10月12日评论时预言的“国家没这么脆弱，下个月谁还记得这破事”。许多人早就知道这种“民族主义”就是壹阵风罢了（而不是像港臺欧美那么拔高其影响），根本不会变成持久行为（具体到这次NBA事件，连短期抵制都几乎没有），事实果然如此。如果真有人因此放弃观赛、扔掉球票，那在朋友圈才会被认为是“傻X”）因此中国国民不仅现实裏对抵制NBA在内的国外品牌的参与相当有限，连言论上也有明显分歧。而其他企业涉及争议言论后，公众的看法和抵制情形也大致如此。例如梅赛德斯奔驰关于引用达赖喇嘛的名言的争议，也并没有因此影响奔驰在中国的销量，甚至舆论波澜都转瞬即逝。这样的现实，与世界各国及港臺地区对中国大陆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

　　除了对各种企业、品牌争议的“抵制”，当下的中国民间，在其他涉及民族主义议题的事情上又是如何表现的？

　　例如从80年代至2010年代初火热的“保钓运动”，如今已完全沉寂。2012年还有大陆和香港的记者赴钓鱼岛附近海域采访，并明确表达中国拥有该地主权的立场，民间如潮关註。而2019年这壹切全都没有了。香港社运人士郭绍杰和严敏华在靖国神社门前烧毁自制的甲级战犯“神主牌”，被日本警方以涉嫌“纵火”拘捕，至今未有释放，甚至面临最高可判终身监禁的刑罚（想象壹下犹太人在德国任意壹地烧毁希特勒画像会是怎样？连被捕都不可能）。而中国大陆民间和官方对此基本悄无声息。而在中国海军建军70周年时，日本海军“凉月”号驱逐舰赴华参加庆典，悬挂了代表二战侵华时日本海军的军旗旭日旗，中国民众普遍没有反对，反而有许多民众前去参观和合影留念。

　　中国国民在对日问题上，壹向软弱，最多嘴上激烈（而且即便非行动领域，也乏有力的、持久的、有实效影响现实的言论和思想），更缺少具有实际作用的行动。相对于犹太人在二战后锲而不舍的追究纳粹战犯责任、推动德国“去纳粹化”，中国人做了什么？反映日军侵华最震撼人心的作品《南京真相--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的作家张纯如还是美籍华人而非中国国籍。事实上，国人连那些为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而復仇，在世界各地刺杀多名大屠杀制造者的亚美尼亚人都不如（当然，我也没有做到去杀掉那些战犯和右翼分子。亚美尼亚人杀死的是落魄而流亡的没有保护的屠杀指挥者（而且亚美尼亚人也是有组织的），而以色列则是动用了摩萨德和国防军。面对庞大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他们的后继者，以及保护他们的日本军警，国人想与群敌对抗和搏血，采用实际行动攻击并成功，也要有组织和团队。单凭壹个人难以做到。而我，在别的方面也曾经抗争到割腕血谏的地步。当然，我也会为追究日本侵华责任在内的各种抗争呼喊和行动，鞠躬尽瘁，为国家和民族利益斗争到死）。国人尤其汉族，普遍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壹盘散沙的自私利己者。

　　而在涉及美国的问题上，即便如今中美贸易战激战正酣，除了少数极端反美人士外，普通民众并未因此对美国产生仇视心理。无论是社交媒体还是部分朋友圈，支持中方的国人也只是把贸易战看成壹场比以往激烈的经济竞争而非中美生死决斗。在美国制裁华为后，虽然有少数“抵制苹果、购买华为”的声音，中国国民依旧选择“用脚投票”，上海南京路上苹果直营店的顾客盈门和同壹条街上华为的冷清对比鲜明，哪怕苹果直营店大门十几米外的路边，就竖立着华为的广告牌。还有，壹些视频中显示，在某些华为门店与苹果门店（非官方直营店）相邻的手机壹条街，苹果门店滚动的霓虹灯字幕上写着“别买我的，去隔壁买华为”之类，以示爱国、支持国货。但有几个顾客把这当真了？有哪怕五分之壹的人因此改变购机品牌选择了吗？包括华为和苹果店的店主店员们，又有没有真的把这广告当回事？我想如有心人调查了解，不难得出事实。而在华的外国媒体人和学者乃至政界人士，同样有能力通过壹些渠道尤其深入民间，了解中国大陆表层的“民心”和真正的民心有怎样的巨大差异。

　　至于因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而出现的“抵制韩货”、“抵制乐天”，仅仅在中国北方部分地区（主要是东北的辽宁省）出现了壹些抗议标语和部分激进人士短暂的抵制。很快，舆论发生了激烈的反弹，最终以韩国“萨德”成功部署、抵制也停止而不了了之。值得壹提的是，其中壹些参与抵制者还遭到了众多网民的嘲笑。

　　而对于美日之外的其他“西方国家”，如英法德等西欧发达国家，以及加澳新等国，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就对其无甚恶意。除了2008年的“抵制家乐福”曾掀起壹阵短暂的波澜，数十年间中国几乎没有特地针对西欧国家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即便在互联网兴起后，国人也没有什么“仇欧”情绪。

　　当然，如今国人对于西欧接纳以穆斯林为主的难民颇多不满、恶语相向，但这是出于国人人文素养低下、道德差劣，而反对“政治正确”和崇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右翼保守民粹思潮，以及国人在恶劣社会环境下形成的扭曲心理造成，与民族主义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他们主要仇视的是难民而非针对西欧国家和白人民众（甚至从他们的角度，还为“白人的国家”“被占领”感到“惋惜”、“同情”。例如，在中国互联网上，充斥着对南非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的称颂与对今日多种族共存（当然黑人为主）的新南非的鄙夷，最能反映这种心态）。相对于以前，习近平时代的国人在涉及民族主义议题上对待西欧的态度并未有什么改变，除了在涉及殖民历史时表达壹些并不超乎寻常的愤怒，整体上还是温和的。

　　中国大陆民间对涉及港臺问题的态度和言行的特征、影响，及这些态度和言行产生的原因在涉及港臺的问题上，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大陆民众似乎表现出了比以前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例如在“周子瑜国旗事件”及引发的“帝吧出征”，就是壹个突出案例。而“小粉红”也成了习时代中国年轻壹代民族主义者和类民族主义者活跃的代名词。

　　但中国大陆民众在港臺问题上表现出较高涨的民族主义和类民族主义情绪，是有诸多客观原因造成的，它的实际影响和表面的声势也是不成比例的，而口头的呼号和现实的行动更是天上地下。

　　首先谈原因。固然，习近平政权强化专制、策动对港臺强硬舆论以转移国内矛盾，是促使国民对港臺态度发生变化的壹个原因。但如前所述，习近平执政造成的人权极度恶化、社会的犬儒化加深，也抵消了部分民族主义意识。那么对港臺仍旧较以前增强的反感与对抗式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何有明显增强呢？我认为有以下两点主要原因：

　　第壹，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与信息技术革新，尤其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广泛普及和应用，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让各方在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冲突表面化、极端化。

　　在智能手机普及以前，大陆与港臺的普通民众没有那么普遍和直接的言语接触，自然无从激烈交锋。而如今两岸三地青少年和成年人（不包括老年人）几乎人手壹臺智能手机，无论是获取信息还是参与论辩，都比以前容易了许多倍。而互联网又很容易放大极端声音和制造对立，因此无论大陆的民族主义还是港臺的本土/国族主义情绪都借助互联网平臺急剧升温。

　　而这并非只是中国的“专利”。从美国到巴西，从印度到尼日利亚，从印尼到乌克兰，社交媒体撕裂了太多国家内部的不同群体，也加剧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尖锐对立。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则是对立冲突中最主要的旋律之壹。而中国大陆网民和这些国家比较，并不突出。

　　第二，许多大陆民众对港臺民众的反感与对抗的同时，许多港臺民众对大陆和大陆人也充满反感与排斥，二者是“恶性互动”的关系，而非单方面的。

　　随着这些年陆港两地交流的日渐深入，尤其大量大陆人赴港旅游、就学、就业，因两地民众文化与习俗的差异，以及香港地狭人稠、公共服务资源有限的现实，导致双方在交流加深的同时矛盾也在加深，香港本土居民（哪怕大多数也是近几十年来从内地和其他地区迁来的，如果论更早（1840-1940年代）的籍贯，那绝大多数都是“非本土人”）认为大陆人挤占了他们的公共资源、破坏了他们的独特文化环境，以及部分大陆人素质低下、缺乏文明礼貌甚至做下壹些丑陋行为，均导致港人对大陆人产生厌恶，继而发展到对大陆人无差别（除了亲港臺的大陆人）的歧视乃至仇视。

　　而港人对大陆人的歧视与敌意，无论从表现还是原因看，都与美欧等西方国家白人本土居民对外来移民的恐惧与排斥异曲同工。有所不同的是，港人所歧视的，是同壹种族乃至同壹大文化圈的“外地人”而非“外族人”（当然，港人对待南亚、东南亚的佣工、难民同样歧视，例如根据民调，绝大多数港人均反对给予外佣居港权。有的传统泛民主派议员因支持外佣居港权，还影响选票，成为失去席位的原因之壹。不过，倒是极少听说港人歧视白种人尤其来自欧美的人，甚至，对于欧美人，有些港人还以壹种“超市民待遇”待之。

　　而且部分港人的这种歧视和仇视，由针对来港大陆人，逐步变成对整个中国大陆民众乃至中国大陆的歧视、仇视、敌对，并出现了本土、自决乃至港独思潮，试图将香港从中国的壹部分中脱离出去（不仅试图脱离政治管理，还有文化、社会形态的“去中国化”）。而港人对大陆人这些歧视、仇视、敌对，以及参与或同情港独（或实质港独）的分离主义言行，自然也引发了大陆人情绪的反弹，双方矛盾不断加深。

　　而在互联网上，无论是在Facebook、Twitter、PTT、Telegram，以及壹些港臺媒体的新闻页面评论区，充斥着对大陆及大陆人的歧视与谩骂，其中有些极为恶毒。仅仅看许多港臺网民对大陆人的称呼，就很能反映问题。诸如“支那（原本无贬义，但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侵华日军及其他反华者特意使用该词（而非使用正式称呼“中国”、“中华”）以表达轻蔑、侮辱之意）、“蝗虫”、“426（死阿陆）”、“支蛆”、“大劣（陆）人”、“强国人”等讽刺绰号远比正常称呼使用普遍，有些明显比“港灿”、“呆湾”、“臺巴子”这些大陆人对臺湾人的蔑称恶毒。当然，大陆有“留岛不留人”的极端言论，可臺湾香港也有“核平支那”、“攻击三峡大坝”之类同样反人类的言辞。（我在经常性浏览海外网站前，还以为港臺人相对文明，但后来越发感觉不对劲。尤其我出国可以自由上网后，看到港臺网民的恶毒与阴险更甚。他/她们受教育水平应该总体远高于大陆人，但是许多港臺人把知识都用来扭曲事实、颠倒黑白、文过饰非了。他们对大陆人的攻击谩骂是普遍的、长期的、持续的，而不是个别现象）而港臺网民字裏行间大陆的敌视和冷嘲热讽，以及在涉及中国大陆与美日纠纷中“壹边倒”的支持美日而讥讽大陆，更是所有平臺都能经常性看见。在壹些半封闭的平臺和群组（如telegram群），港臺人抱团对大陆人士进行攻击和叫阵同样普遍。而且港臺人对大陆和大陆人的大多数辱骂攻击中，理由并不充分、抨击并不合理，而是仅仅由于事情涉及大陆、对象是大陆人，只是因身份而非是非对错而进行的谩骂攻击。

　　而在这次香港持续数月的示威和动荡中，香港人对大陆人及中国的象征的攻击更是变本加厉，由互联网上的谩骂和现实中的歧视，转变为更具攻击性的行动。在这次动荡中，香港人不仅多次众目睽睽之下踩踏、烧毁国旗（中共政权不合法，但是五星红旗在目前依旧是中国的象征），以及挥舞美英国旗和港独旗帜，还有多起大陆人（包括记者、游客和警察（辅警））被港人围殴的事件，而大陆游客被骚扰、强制检查手机、跟踪追赶式谩骂，更是不胜枚举。还有各种带有强烈排陆情绪的言行如许多“光復XX”行动（“光復”二字带有强烈的本土、排外主义色彩，类似于欧美反移民的极右势力）。（值得壹提的是，这些大陆人并未有主动挑衅香港人的行为，有些是被香港示威者认为要对他们拍照，有些是被强行搜出身份证件（后被在网上搜索查出为大陆辅警）或支持港警的衣物就被暴打。还有些只是因为他们口音、衣物等被识别出为大陆人，仅仅因为是大陆人，即被示威者攻击）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大陆网民又如何可能单方面保持理性克制呢？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升级是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单方面归结于壹方。如果仅仅看“墙外”，明显港臺网民的种族主义/逆向种族主义/国族主义言辞，比大陆网民的民族主义言辞更强烈和极端。而且，显然没有证据表明是大陆网民首先挑起对港臺人的大规模仇视（甚至壹些迹象如“蝗虫”广告的刊登，证明升级点来源方向相反）。

　　很明显，大陆民众对涉及港臺问题上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是和互联网、民粹主义在全球迅速泛滥的大环境分不开的，也和许多港臺民众对大陆人的歧视与敌对情绪的造成的双方恶性“互动”关系紧密。因此，在这样復杂的情形下，单方面指责中国大陆“民族主义兴起”是非常不妥的。

　　而谈到大陆民众对在涉及港臺问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实质影响，更是相当有限。例如“帝吧出征”和Facebook刷屏，除了引发壹阵喧嚣和争议外，它产生了什么作用？与NBA莫雷事件后翻墙网民集体刷屏辱骂几天壹样，没有什么持续性和太多实质影响。它造成的实际伤害还不如小圈子裏（尤其相对封闭的圈子）足以逼壹个人自杀的侮辱谩骂、谣言诽谤等“微型”网络暴力。而且，这种刷屏辱骂只是在海外更加破坏了中国大陆和大陆民众的形象罢了，没有人因为这种刷屏被吓住，也没有人因此受到实质的利益损伤。而这种民族主义表达也影响不了中共对港对臺的决策。

　　如前所述，这次香港示威和动荡中，不仅有国旗被踩踏、烧毁，挥舞美英国旗和港独旗帜，还有多起大陆人被港人围殴乃至凌虐、被强迫检查手机、跟踪和追赶着指骂等事件，以及其他各种带有强烈排陆情绪的集体行动等言行。而这壹切，对于大陆民族主义者而言，自然是极具羞辱和挑衅性的。那么大陆民众的反应和应对如何？

　　相对于港人将对大陆人的口头暴力转化为肢体和现实中的暴力，且行动高度组织化、协调化，大陆十多亿民众却连壹支线下的赴港“誌愿力量”都没有，在大陆更没有任何针对港人的暴力行为。同样，许多大陆网民因鼓动在互联网上“出征（刷屏）”被人肉搜索，起底出包括银行卡余额在内的几乎所有个人信息。还有在港在日大陆人因反对示威者、撕毁连侬墙，而被港人人肉搜索、举报给日本警方并拘捕，还有的遭到现实肢体攻击。

　　而反过来，大陆方面除了前些天有壹个疑似为中共官方操作的“香港解密”网站公开了壹些示威者的个人资料外，大陆民间几乎没有任何对香港示威者的“起底”（而且恐怕也没多少大陆人有兴趣去看“香港解密”，裏边内容信息有限，对当事人生活没什么影响。而反过来对大陆人和在港反对示威者的起底却详尽并影响到线下）。

　　与现在相反，在1990-2000年代，乃至2010年代初，中国有许多民族主义黑客群体“红客”，也有壹些知名的组织化的“红客”团体，曾经与西方及海外反华群体（或并非真的反华，只是被中共定义为“反华”群体和个人）及对方黑客进行过激烈的对抗。而这几年包括2019年，哪还有“红客”的影子？两相对比，现在的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究竟是强了，还是弱了？壹目了然。（当然。“红客”的衰落也和互联网管制在整体上都收紧有关，但这也在侧面表明中共是实实在在打击网络民族主义的）虽然大陆各网络平臺充满了对香港示威者包括暴力行为的激烈谴责和谩骂，但大陆的民族主义者中，有几个人肯花金钱、时间，耗费精力和冒着被人肉和骚扰的危险，去与香港示威者“短兵相接”呢？大陆有相关能力的人，最低估计也有上千万。不过现在看，愿意出钱出力的寥寥无几（例如有大陆婚庆公司老板去为被港人杯葛的港警免费办婚礼，但这种肯付出实际开支的极少），而组织起来去对抗的则哪怕壹个都没有（仅有壹例大陆人个人自费去香港攻击示威者的，但是连保释自己的钱都没有）。大陆即便有民族主义者，不仅人数少，而且都是壹盘散沙，更无实际行为，更谈不上协调和联动，远不像香港的“本土派”、“勇武派”那样已至少数十次在线下暴力攻击大陆人（言语挑衅和强制“检查”手机更是难以计数，连臺湾（如廖世翔）和西方（如樊嘉扬）讲国语的记者都不能幸免），发起大规模的“本土运动”，而且成群结队、组织严密，俨然如巨大的黑社会团伙。而在美欧加澳等地，港人和支持港人的华人（多为臺湾籍）的组织性、团结性和行动积极性，同样远超大陆人，哪怕大陆出身的海外华人总人数明显比后者多出许多倍。

　　还有例如壹群香港激进分子，居然在距香港近万公裏之外的英国伦敦，成功袭击了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烨。可见其线下的实际行动力、实际实行暴力的能力之强。相反，中国大陆何曾有民族主义者或者类似民族主义者袭击过支持港独臺独、否认日军侵华屠杀的外国人和中国汉奸？具有中国大陆护照的国人在海外何止超过港人百倍，然而有几个为民族主义或其他维护大陆利益而自告奋勇去抗争呢（当然中共政权官方组织的那些行礼如仪的、只阻止关于影响中共统治的活动不算在内）？

　　值得壹提的是，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有壹些中国留学生采用了粗暴而拙劣的抗议活动，试图反制香港示威者及支持香港示威者的群体。但经过几天短暂的冲突后，这些留学生迅速偃旗息鼓，而支持香港示威者的在外港人及外国公民依旧继续进行相关活动。

　　这些中国留学生基本壹败涂地且迅速偃旗息鼓，大致有三个主要原因。

　　壹是这些人虽然已经算是中国社会中的“精英”（哪怕许多是野鸡或半野鸡大学的），但是依旧不会据理力争、以理服人，不会更不乐于用国际上被普遍认可的普世价值为论辩基点、不会以西方主流社会尤其进步阵营认可的和听得懂的言辞方式表达意见；不会将心比心，缺乏同情心同理心；没有政治常识和参与政治辩论的经验；缺乏批判性思维和对具体事件就事论事、分别分析（例如对反《逃犯条例》的和平抗议，与暴力打砸烧的区别，追求普选、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和主张港独的差别）的能力；不懂得认真细致的倾听、冷静与理性的沟通，也不知道哪些问题不可让步，哪些问题应该接受批评，哪些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崇尚弱肉强食、认权钱不认是非，乃至爱好粗话和拳头等“硬实力”，觉得“拳头大道理就大”，对外沟通往往展现出其蛮不讲理、是非不分、非黑即白的特性，粗言秽语和谩骂恐吓的习性本性难移，再加之作恶的“技巧”相对比港臺暴民“拙劣”，遇到哪怕己方有壹部分道理的事，也被他们搞砸。最根本的，是其中许多人乃至大多数本身品质都不好，有壹部分甚至称得上是心术不正、思想恶毒，即便干正事也带着无耻的气息。（当然，就我所看到的，港臺人包括许多港臺名校学生乃至知识分子，同样有以上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乃至全部）二是他们大多为权贵富豪家庭的子女（俗称“官二代”、“红二代”、“富二代”），收入大多来路不正，自己和自己家人就不干净乃至涉嫌犯罪，也明白自己是独裁政权下的寄生者，所以理不直气不壮，更怕被“起底”（例如加拿大中国留学生集体开包括法拉利在内的豪车对抗香港示威者后，就被“起底”），本来就心虚，因此受挫后很快就熄了火。

　　第三个原因是，这些人同样是精致利己主义者，没有真正的爱国心。他们虽然壹时虚荣和“爱国心（更多是“爱中共、爱带给他们富贵荣华的政权之心”）”膨胀，开着豪车带着国旗去“炫”“爱国”，在大学校园叫骂着“练”“爱国”。但当他们开出法拉利“爱国”被“起底”后，迅速的就缩了回去，选择明哲保身。只要他们能保持荣华富贵，中国分裂成多少块、香港臺湾独立，他们都不会真的在乎多少，顶多在朋友圈骂几句而已。他们的父母（包括现在仍在中国的权贵父母）和长辈同样没有什么爱国心，而是想拼命捞钱捞利益，早晚出国或在国内别墅和高干病房颐养天年。（话说苏联解体后，前苏联的权贵同样摇身壹变，成了15个新国家的官僚、寡头，过得壹样滋润。只要他们的蛋糕份额还在，他们中有几个在乎国家的崩溃？）因此，连这些最“财大气粗”的国人都不敢也不愿为民族主义付出什么，遑论其他没钱没势、受剥削压迫、每天为生计挣扎，乃至蒙冤受屈的国民了。

　　相对于互联网上的攻击，发展到线下的攻击和对现实生活的负面影响，则使危害性有了质变。而大陆人除了在网上与港人有所交锋且明显处于下风（而且并不是壹方是壹方非的黑白分明情况下），完全是壹盘散沙，在现实的行动力和团结性方面，都远不如人口只有大陆200分之壹的港人。

　　这样几乎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无论好的还是坏的、对的还是错的行动）的民族主义，能有多严重和多大危害性呢？有民族主义的言论而无民族主义的行动（哪怕有实施壹定程度民间行动的实力和条件），中国大陆民间的民族主义有多少虚、几分实呢？不言而喻。

　　中国民间在民族议题上的态度本质

　　此外，从多数中国民众对壹些国际冲突的看法，也能窥得国人在民族问题上的心态。例如在关于以巴冲突尤其加沙问题上，中国国民普遍对于加沙巴勒斯坦人以卵击石式的抗击以色列很是鄙夷，反而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臣服于以色列的奴役，不做反抗，老老实实工作，而不是隔三差五发射火箭弹“挑衅”以色列。而他们完全不顾以色列首先侵占巴勒斯坦领土、制造大量无家可归的难民、封锁加沙地区、肆意攻击不臣服以色列的武装分子和平民、羞辱性搜查和拘禁巴勒斯坦平民（例如迫于生计打工的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控制区，在实际控制线时，会被以色列军警裸体搜身）、不允许巴勒斯坦有独立的经济尤其工业、阻止巴勒斯坦基础设施建设和电与水等基本供给的独立。他们也不体谅作为弱势者的巴勒斯坦人不得已的反抗方式（如自杀式袭击）和“杀敌壹个，自损壹百（乃至壹千）”的顽强，反而主张顺从强大的以色列以换取安宁。在他们眼裏，巴勒斯坦反抗者是“傻逼”。

　　这其实与中国国民面对中共独裁政权不敢也不愿反抗、汉人面对满清屠杀和压迫后甘做奴才，以及大批国人抗战中为了“混口饭吃”去当“皇协军（有些人在国民党军、八路军和’皇协军‘中，选择投靠‘皇协军’，仅仅是出于后者比前两者薪水高。许多人为了壹点钱和饭，才不顾什么民族大义，很坦然的就去当了汉奸）”，如出壹辙。如今绝大多数的国人，依旧是没有灵魂的生物，只把生存（或者就是“活着”）和私利作为压倒壹切的目标，遑论真心实意的民族情感和爱国责任意识了。

　　综上所述，由于专制的强化、社会的糜烂、理想的丧失、人心的冷漠，犬儒化的普遍和利己主义的盛行，习近平时代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是虚浮的、有限的、没有多少现实影响力的。哪怕它看起来声势浩大。对中国大陆的民众而言，面对专制的压迫与社会的残酷，只有眼前的利益，诸如票子、房子、白富美/高富帅、大城市户口……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追求。抓住“实际”的利益，对他们是第壹位的、不顾其他壹切（包括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的。

　　至于爱国、国家利益、民族情感，要么完全无感，要么只是当成壹种时尚和生活点缀，以及应付国家安排的“爱国”差事，没有多少人真的放在心上，更没有几个人肯为民族主义诉求付出多少物质损失、做出哪怕壹个月工资的牺牲。这样的民族主义，有什么可惧怕的？我倒是对这种缺乏家国天下意识、没有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感的状况感到忧虑。

　　那么官方是如何宣传民族主义的？习近平时代官方的民族主义话语和行动又是怎样的？

　　事实上，相对于邓小平、江泽民，乃至胡锦涛，习近平在维护国家利益和涉及民族主义的问题上，是更加色厉内荏、虚张声势、对内宣传与对外行动完全两个套路的。

　　在对内关于民族主义的宣传方面，习近平时代投入的“量”上的确是大大增加了。例如满大街的“中国梦”壁板画、以“爱国”打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六字标语，还有从重要会议、红头文件到官方媒体，无时无刻不在提及着“中华民族伟大復兴”、“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从政治宣传的内容看，习近平时代的确比建国以来任何壹个时期（包括毛泽东统治期间）都更强调“爱国主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传统文化”，宣扬“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这壹切营造了壹种在外人看来很浓重的民族主义氛围。

　　从对外战略看，由于中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向世界全面伸出了它的触角，对外更具主动性、进攻性。例如习近平执政集团提出的“壹带壹路”，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而中美贸易战，也和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对美经济政治政策的强硬密切相关（虽然它更多是因为美国的主动进攻促成）。庞大的经济体量、政治上与众多国家关系的加强、文化领域对外宣传声势的扩大、军事上军费的逐步提高、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这些的确是事实。它们似乎也都在显示中国正在走向民族主义、对外扩大影响力和干预力的路线。许多国内外观察家和中外国民也以这些作为中国民族主义崛起、中国威胁增强的论据。甚至有政治人物和观察家认为，中国如同二战前夕的纳粹德国。

　　但另壹方面，习近平政权与毛泽东以来的所有中共执政者壹样，都以维持与巩固统治作为核心目的，不仅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对外关系同样把维护中共专制统治作为其根本和最终目的。这不仅是中共，也是所有专制政权乃至没有充分民主的政权的共性（当然不同专制政权情况不同。例如普京就侧重于通过真正的民族主义行动增加支持、维护统治；中共则是对国家尊严能让就让、国家利益能卖就卖，以讨好外国“不干涉内政”以维护统治）因此中国的外务工作从来不是以维护国家利益和达成民族主义诉求为目的，国家利益只是中共政权控制下中国外交的相对次要目的。当国家利益与统治集团的利益相悖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出卖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以换取对统治的维护。而民族主义更是壹种手段而非目的。当鼓动民族主义有利于维护统治，中共就会鼓动；当民族主义诉求与中共执政发生矛盾，中共同样会毫不犹豫选择压制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也就是说，在中共治下，民族主义只是可用可弃的工具、转移社会矛盾的手段，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坚定不移的、真正带有维护国家利益和强烈民族情感诉求的民族主义。

　　那么在习近平时代，中共官方在涉及民族主义、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具体的表现和反映的实质是什么呢？与此前（尤其胡温时代）相比，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实质上是强化了还是弱化了？

　　习近平政权对内民族主义宣传的内容、方向/目的、功效如上所述，中国在对内宣传和对外战略上，似乎都展现了其民族主义的壹面。但如果细究起来，会发现与表面现象、海外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的情形。

　　首先看对内的宣传。第壹，习近平政权所鼓吹的“爱国主义”、“民族伟大復兴”，更多是在于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和相对于普世价值（尤其相对于西方）的“独特性”，其侧重点是为利用传统文化愚化人民、用中共解释版的“中华文化”来对抗发端于西方的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而这些并非是进攻性的民族主义目的，而是对内加强思想控制的手段，且没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更多是壹种类似于民初儒家、玄学派、保皇派等势力推动的“尊孔復古”式逆流，而非“天朝上国”的民族独尊，更非纳粹的“纯血主义”和扩张主义。

　　第二，中共官方对内的民族主义宣传，虽然投入甚巨、声势雷人，但并没有太多实际的、持久的、深入人心的效果。如前所述，由于习近平政权壹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中国国内人权在严重的恶化，社会不公日益加剧、不同阶层之间呈现壹种“冷战”式的对抗状态，人与人之间充满着不信任、有竞争关系的人和群体间仇恨在不断滋长。在这样壹个大丛林中，大多数人脑子裏都是怨气、仇恨、自利、争斗、麻木、柴米油盐和上学看病养老买房……这些都极大的冲淡了官方的民族主义宣传。

　　民族主义的兴盛，是需要以民族内部的相对团结、对外的相对壹致性为前提的。壹个民族内部互怀仇恨，生活中“自扫门前雪”，高度利己的民族，有多少心境、又如何能团结起来，共同追求遥远而需旷日持久才能达成的民族主义目标呢？即便官方再卖力的宣扬，民众阳奉阴违，甚至部分人根本不买账，这样的鼓动有多大现实影响呢（尤其和两次世界大战时德、日、奥、法、俄、英的民族主义比起来。壹战前和战争中期及之前，各国民众争相参军作战，现在真打起仗，除了个别狂热分子，谁肯去冒生命危险）？

　　此外中共在宣扬“爱国主义”时，虽然投入巨大，但是由于官员和公务员普遍腐败无能、素质低下，导致“爱国宣传”效率低下、事十功壹，宣传手段死板、内容僵化陈旧，教条式和极不自然的“接地气”宣传，都难以让爱国感情深入人心。而且，壹个不能正视如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等国内灾难的政权，如何能够真正唤起人民对这样政权统治下国家的热爱？

　　除了部分网民在网上发表壹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言论且仅停留在口头，还有更多网民对民族主义话语进行了激烈的反讽与解构。诸如对倪萍、董卿等嘴裏喊着爱国，却移民/生孩子在美国的上流名人，网上讥讽远多于祝福。“爱国是工作，赴美是生活”已经是许多中国网民讥讽假爱国权贵和上流阶层的口头禅。而在华为孟晚舟被捕事件中，的确多数人同情和支持孟晚舟，但除了官方的舆论引导外，这更多是中国弱肉强食价值观下对富人和权贵的谄媚、奴才为奴隶主主动辩护的劣根性使然，民族主义感情同样是次要的。例如许多国人对特朗普的崇拜，显然不是从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角度，而是对这种强人和他流氓式言行的推崇。（嫌贫爱富、恃强凌弱，以“我弱我有理”讥讽弱势者包括正常维权在内的言行，已经是近几年互联网上相当普遍的现象）而许多老百姓也都清楚权贵和各色贪官汙吏及其子女都会选择去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留学、生活，他们的确没有因此反抗（也无力反抗），但是无论是选择崇拜强者试图“变成恶龙”的，还是“不敢言而敢怒”积郁不满的，对于中共虚伪的爱国主义宣传，均是不屑壹顾、也根本顾不上的。

　　有人认为，他们没有能力反抗权贵的剥削压迫，就会转向民族主义以发泄生活中的愤懑。这的确是壹部分平民包括底层民众的选择。但还有壹部分民众则选择了“这不是我的国家，我不爱”的态度，以抵制民族主义乃至走向逆向民族主义（例如许多“精日”、否定南京大屠杀者），或者对包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在内所有官方价值观的否定与解构。如果从人数上看，激进民族主义者占比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在现实生活和对国家政治上几乎毫无影响力。

　　当然占比例最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人，还是那种最多在各种行礼如仪的活动中“爱国”壹下，最多偶尔在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上发个国旗表情和“热爱祖国”的几个字，平常根本不关心、不了解，更不参与民族主义的壹切。这些“沉默的绝大多数”，足以代表当今中国人整体上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很明显，这样的民族主义比胡温甚至邓江时期都弱，那时毕竟还有许多上街游行的民族主义者）当然有人认为，当年德日两国的民众，不也是类似的“平庸之恶”吗？这显然是比喻不当的。如果了解那段历史的都会知道，当时的德日不仅是发动了对外战争，民众也大都支持对外战争、更普遍参与了与侵略扩张有关的经济社会活动，全面投入了战争机器的运转，许多人也分享了民族主义目的带来的利益和对外侵略与掠夺的果实。而如今的中国大陆，并未对外发动侵略，人民也没有普遍参与实质的民族主义行动及从中获利（当然，新疆集中营的人权灾难、民族悲剧是壹个较特殊例子，但它是局部的、参与者有限的，不应该由十几亿国人共同均摊）。

　　此外二战中德日法西斯政权下的国民，壹战时乃至壹战前和战间期的同盟国与协约国部分民众，是以壹种民族狂热态度、带有杀戮“敌人”和自我“牺牲”的想法参与民族主义活动的，而如今中国大陆的民众普遍只是将“爱国”当成如同“追星”和“打卡”壹样对待的，并没有身体力行参与民族主义活动的意愿。

　　因此大多数中国人民不应是“平庸之恶”的背负者。或者准确的说，即便国人的确有着“平庸之恶”，也并非体现在民族主义方面，而且其他领域（例如对公共事务与漠不关心、对不平等与剥削压迫听之任之，对邪恶与不公袖手旁观……许许多多方面。这个展开来讲就更长了，在此不叙述）。

　　综上所述，中国官方在对内的“爱国主义”宣传方面，成效甚微，成果如纸煳的堡垒，木棍壹捅就破；如土坯建的高墙，大风壹吹就倒。

　　习近平时代的港臺政策及其动机

　　那么习近平时代的中共，在关于港臺问题及对外领域的政策、言行，是否表现出强烈的、超过以往的民族主义诉求和霸权主义倾向？

　　首先谈香港。随着习近平在中国大陆专制的日益强化，他对于几乎是“半飞地”的香港的政治反对运动越发不能容忍。香港作为壹个极为特殊的地区--既名义和部分实际上处于中共政权的统治与控制下，又保有很高的自治权包括较多政治自由（尤其和完全没有政治自由和民主的大陆形成了鲜明对比），是极端独裁者所不能容忍的。

　　相对温和的独裁者，对香港这样的地域会有更多放权，也会对当地的民主诉求有更多宽容。而且，像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相对于习近平较开明些的独裁者，在大陆内部允许有限的公民运动和政治参与，以及走走停停的政治改革，也会让香港看到大陆可能走向民主与开放、人权改善的希望，对陆港两地制度与环境正向接近较有信心，港人对大陆的敌意和对融入大陆的恐惧也就不那么强烈。

　　相反习近平将专制高度强化，使中国大陆民主法治全面倒退、人权急剧恶化，个人崇拜的流行、愚民教育的“深化”、咄咄逼人的政治声调……都导致包括香港在内的海外各地民众尤其知识分子的普遍恐慌。无论是对新闻自由的打压、对人权律师的抓捕，还是“习核心”的形成、废除任期限制及个人崇拜的盛行，都基本证明中国大陆不仅在未来数年乃至十数年内民主无望，人权状况甚至还会进壹步倒退。而这样的情况下，香港越与大陆融合，也就越可能丧失现有的壹定的自由与民主（更不用说民主和政治自由的进壹步拓展了），这自然导致港人的离心倾向越发严重。

　　而习近平治下管理对港政策的中央机构港澳办及在港犹如“总督府”的中联办，更是加深了对香港政治的干预。例如强烈主张在特首普选中加入“筛子”，以确保中央的控制权。这就引发了2014年轰轰烈烈的“占中”运动。而中共及中共半操控下的香港政府采用了较为强硬的方式，完全拒绝了“真普选”的要求。最终，“占中”运动实际上以失败告终。而2015年的“铜锣湾书店跨境绑架案”，则引发了港人对中共向香港更深渗透和直接暴力干预的严重恐惧。2016年的“宣誓风波”及对6位民主派/本土派议员的“DQ（取消资格）”，同样被视为中共对香港民主的进壹步打压，以及香港亲北京势力的进壹步得势。而2019年《逃犯条例》的修订，彻底引爆了港人压抑已久的怒火。

　　但这些是否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呢？首先，中国大陆专制强化和人权恶化，与民族主义几乎毫无关系。专制强化的动机并非是达成诸如“民族伟大復兴”的民族主义诉求，而是为了巩固专制统治，维护统治集团利益。同样，大陆人权恶化的后果，同样是危害了大陆民众，当然对世界也起到恶劣示范作用，甚至中共专制的手段乃至模式还“传染”到了其他壹些国家。但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侵略扩张的意图及其他带有民族主义目的的诉求。

　　而涉及香港的壹系列行动，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压制反对中共政权的力量，而非希望将香港变成与大陆相同的体制，这对于中共及中国的经济也并无好处。壹个安宁的香港远比壹个动荡和反共浪潮接连不断的香港更利于中共。而关于主权问题，香港已于1997年回归中国，除了反对涉及港独的问题外，中共对香港的各种干预均没有民族主义色彩，而是为了中共统治的功利目的。而至于涉及港独或实质港独的，无论中共还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人民，反对独立是无可非议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反对自己的国家分裂。如果说这是壹种民族主义，它也是在合理范围内合情的民族主义。

　　值得壹提的壹个案例是，十壹国庆节期间，有几位港中大的陆生在自己宿舍窗户上挂起五星红旗，然而却被港生骚扰和攻击，包括在门外谩骂、在门口倾倒垃圾、将汙水渗入宿舍、破坏门锁、暴力攻击宿舍门并进行恐吓等。而港中大则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让陆生不要“惹众怒”。当宿舍壹位女生将事情发到大陆微信平臺上，却被删除，该事件被压制下去，中共政府也没有要求惩办涉嫌刑事犯罪的港中大香港籍暴徒学生，反而在舆论上表现出息事宁人的态度。事实上，香港攻击大陆人的视频、图片，在微博等平臺普遍被限制，只有官方媒体和个别影响微小的自媒体有涉及，大多数大V都对港人对大陆人频繁的暴力攻击噤声。这壹方面反映的是国民的精致利己，也有官方刻意压制大陆民族主义舆论的原因在内。因此中共究竟是支持民族主义，还是压制民族主义，壹目了然。

　　而在涉及臺湾问题上，如前所述，由于互联网的发达，民间的交锋日益强烈。那么官方的层面？我并未看出相对于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当今的中共对臺有更强硬的政策态度。如对臺军演、争夺邦交国之战、反对美国对臺军售、两岸军机在海峡发生摩擦，以及建国起至今每个领导人都强调的“统壹祖国”、“臺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壹部分”，同样是壹以贯之的行为和口号。而蔡英文上臺后陆臺关系比马英九时期恶化，其实更多是民进党倾向于臺独，大陆做出对应反应而已。陈水扁执政时期，大陆与臺湾还发生了“烽火外交”，更遑论李登辉时代的1996年海峡导弹危机了。因此，习近平时代在对臺问题上并未比以前表现出更强硬的姿态，更未表现更实质的行动（其实在行动上反而更谨慎乃至退缩了）。

　　对习近平而言，臺湾问题的确是壹个民族主义或者说“爱国主义”问题，“实现祖国统壹”是凝聚人心、争取其政权合法性的口号。但他大概率（我认为90%以上）不会对臺用兵。因为无论是习近平还是其他中共高层，均是把统治集团及个人与家族利益作为首位。

　　即便万壹爆发战争，如纪思道先生所言，美国有多种方式反制中共高层。即便直接比武力，腐败和高度不透明的中国大陆军队（而且在人心败坏、社会严重不公的情况下，军队中下级军官的忠诚度也值得怀疑。而上层同样只想“保家”而不会“卫国”，如战争天平向美臺倾斜，部分军队拒战、叛变的可能性不低）难道可能打赢有美军参与的大规模战争吗？对臺战争爆发后，哪怕互有50%胜率（其实我并不认为在美军的大规模干预下，中共胜率有这么高，姑且如此高估），中共也有近乎50%的可能性倒臺（我认为只要是大规模战争战败，中共倒臺是非常可能的）。壹个战败的中共政权，就会如满清王朝壹样被民众乃至精英唾弃，甚至下场远比清王朝遗老遗少悲惨。马岛战争导致加尔铁裏军政府倒臺，也是前车之鉴。我认为习近平不会冒这种风险，做弊远大于利的战争行为。

中共政权的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零年

　　习近平时代对日关系的前硬后软、为独裁统治和中共利益抛弃民族尊严如果习近平真是如同希特勒或者天皇裕仁那样的狂热民族主义者，他当然很可能对臺甚至对日对美发动战争；如果解放军高层像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纳粹党卫军中狂热的种族优越主义者，解放军也完全可能发动对臺湾及美日的战争。但现实是，无论习近平和其他六常委等核心决策者，还是几乎所有党、军、政高层，其考虑的只是权、钱、地位、政治斗争、自己与家人的富贵荣华，眼裏只有利益。他们不仅没有文明、进步的善良理想，也没有侵略扩张的邪恶理想，他们只是壹群贪恋权位、追逐利益之徒罢了（当然，中国的老百姓同样如此，也是既乏善良理想，也无为了扩张而“牺牲”的信念）。如果打起战争，他们高高在上的权位、坛坛罐罐的金银，都可能不保。而如前所述，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样不强，而且非常“听话”，被洗脑，哪怕外国骑到中国大陆头上欺凌，哪怕臺湾正式而完全的独立，习近平统治集团也会有办法为不开战圆场，乃至“化悲愤为力量”，让人民继续忍气吞声建设国家、继续忍受被中共剥削呢（而人民包括军人同样没有几个肯为国家统壹自愿牺牲自己和家人。老百姓喊的“武统”很响亮，可是真的让他们付出现实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代价、冒上生命危险，普遍都会退缩，十四亿人没有几个真好汉）。

　　而这些在对日问题上，习近平政权已经有所表现了。在习近平上臺之前及执政初期，国内外普遍认为习是“反日派”，而前任胡锦涛则是“亲日派”。的确，在习近平刚刚上臺的几年，他的确表现出了壹些对日强硬态度，还主持了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设立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等积极铭记历史的举动。

　　但是随着习在国际上面临美国的全方位挑战、欧盟的人权问责、印度等新兴国家的经济竞争，他很快倒向了亲日。在大陆的保钓人士被禁止活动，连香港的保钓人士都被阻拦出海。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也很快低调了下去。除了满屏的客观上破坏真正反思、沦为意淫式精神胜利和谈笑对象的“抗日神剧”继续热播外，官方的宣传和舆论引导均倾向降低对日历史罪行批判的调门。而面对日本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逐步解禁“集体自卫权”及配备准航母等攻击性武器，对东北亚乃至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等更实际的问题上，中国更是仅以“高度关註”、“关切”（而非“强烈谴责”、“明确反对”）低调应对。和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相比，2015年后的习近平政权在对日问题上更加低调。习近平执政不到三年，就几乎完全放弃对日本战争罪行持续性和激烈的批判，与以色列对纳粹罪行的长期声讨、韩国对日本殖民与战争罪行的坚持追究形成鲜明对比。

　　更令人惊讶的是，2018年10月，面对贸易战的困境，习近平拼命讨好安倍晋三政权，在安倍访华期间，在北京市尤其天安门广场前挂满了并排的中日两国国旗。而现今日本的国旗“日章旗”也是二战中军国主义日本的旗帜。1931-1945年，日军就是打着这样的旗帜侵略中国，在刺刀和军车上挂着这样的旗帜在中华大地烧杀奸淫、抢掠扫荡，无恶不作。中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将日本的旗帜如此巨量的到处悬挂在政治中心和主要城市。想象壹下德国总理访问以色列，以色列政府会否悬挂任何和纳粹有关的旗帜？（当然，有人说纳粹旗和如今德国国旗不壹样，日本则是现在的国旗和二战的国旗大致壹样。那这就更有问题了，说明无论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壹开始都未认真追究日本侵华责任、未强烈要求日本“去军国主义化”）根据壹位知名媒体人转述，在改革开放之初，有多位参加淞沪抗战的老人，曾在上海壹个日本商品展览馆看见日本国旗之后气的（也可能是惊吓的）昏厥过去。当然，如今的国人是普遍麻木了，连天安门、长安街挂着这些奇耻大辱的膏药旗都无动于衷。不过也不奇怪，六四镇压时长安街上的木樨地、六部口……到处是革命者的血肉，国人几年后就已忘却，如今在那烈士死不瞑目的土地上笑逐颜开的市民和游客更是每日不绝（当然，我并不是说希望每个国人每天走过时都悲愤痛哭，而是说要铭记历史、改变现实。但是显然他/她们根本没有，哪怕心裏都没有想）。

　　更实质的是，在这次会谈及对外通稿中，习近平完全没有在历史和领土争端问题上表明态度，回避了关于日本战争罪行及破坏战后体系等关键话题，代之以极大淡化历史的讨好语气（见新华社通稿）。官媒《环球时报》也鼓吹“不要因钓鱼岛纷争恶化两国关系”，为习近平缓颊。地方政府也压制包括保钓人士在内的反日运动声浪。

　　而香港社运人士郭绍杰、严敏华在靖国神社门前烧毁自制的甲级战犯“神主牌”而被捕后，中国外交部不置壹词。严敏华母亲和郭绍杰女儿到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求助，同样未获营救承诺。而据郭绍杰父亲说，郭绍杰在监狱还遭受精神虐待，例如不准冲凉、不准与他人讲话和看报纸和电视等。就此事，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社运领袖梁国雄在《国歌法》听证会上怒斥：“郭绍杰、严敏华为南京大屠杀三十万死难者而在日本抗议被捕，共产党连屁都不敢放壹个；孟晚舟这种所谓‘贵族’、‘太子党’（被抓），共产党便出手，这不算是侮辱国家吗？”

　　这件事不仅体现了中共政权的冷血，也显示出中国民众的冷漠（大陆没有多少人知道和关心他们，大多数香港人则更是各种恶毒嘲讽（至少看到互联网上的评论是如此））。壹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和政权，会这么做吗？相反，不救为国人抗争的郭严二人，却开动宣传机器为壹个违反商业法律的“太子党”呼喊，还不惜抓捕两名加拿大人以为要挟，这充分证明了权贵利益大于民族尊严，民族主义从不是中共真正追求的目标。相反，它还尽力遮掩类似敏感事件，压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2019年4月，中国海军建军70周年之际，日本海军驱逐舰“凉月”号赴青岛参与建军庆典。中国海军居然允许了日本海军悬挂二战时代表军国主义的“旭日旗”参与庆典。而壹年前，韩国在举行海上联合阅兵式时，就坚决反对日军悬挂“旭日旗”，最终日方放弃参加。而这壹次中国为讨好日本、改善中日关系，选择放弃原则对日妥协。这同样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能够想象犹太人允许德国政界、民间任何人士携带纳粹标誌的旗帜或徽章访问以色列或国外犹太社区吗（更不用说军事力量了）？这不仅仅是形式，而是对历史、对国家尊严的态度。而习近平选择了背弃历史、背叛反日法西斯战争中死难的以千万计的中华儿女。

　　这样的举动，是壹个民族主义者的行为吗？是试图达成民族主义诉求、对外扩张称霸的政权的行为吗？显然不是。相反，习近平政权为了统治稳定，为了现实利益，对历史视而不见，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中共政权和许多国人对待日本军国主义和战争罪行的淡化、功利化（以妥协换取日本的经济和外交支持）方式，及对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修改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势力的绥靖、低调态度，与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对纳粹德国战犯的清算、正式赔偿的强烈诉求、对反犹和新纳粹的零容忍，形成鲜明而可耻的对比。中共政权和它宣导与统治下的许多民众不止比不了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也不如韩国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波兰人……哪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领袖都不会像习近平及其政权这般，对拒绝反省民族罪行还有现实民族利益冲突的敌对国家与敌对民族笑脸相迎。他不仅不是民族主义者，连壹般的国家领袖、对外最高代表都不配。而许多遗忘历史的国人，同样是不知羞耻、缺乏尊严与正义感、充满奴性的可耻之民。

　　（严格而言，对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声讨，不完全算作民族主义诉求，而是壹个国家和民族最起码的、完全正当的行为。我以相关例子举例，是想说明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连维护基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都没有，何谈“民族主义兴起”、“强烈的民族主义”？当然，这只是壹方面，我不会以偏概全，而是通过习近平时代整体的涉及外务上的表现来评断）习近平时代对美关系復杂但仍在常轨

　　而对美关系方面，习近平政权是多变的、復杂的。在奥巴马时期，中共对美国批判中国的人权问题非常不满，也否认如技术剽窃、派遣商业间谍、黑客入侵等行为，经常以强硬措辞回击。而特朗普上臺后，中共很明白特朗普的脾气秉性，大多数时候避免直接攻击特朗普本人，更多采用旁敲侧击的方式进行批判。自贸易战打响以来，中国在对内宣传方面鼓吹“发展民族品牌”、“自立自强”，而对美始终保持克制，以防御性手段为主。反倒是美国（准确说是特朗普及其核心团队）在不断强调“美国优先”、“爱国主义”，大打种族/国家牌，甚至有美国高官以“文明冲突”及种族差别来论述中美贸易战。

　　当然有人会认为，美国政府比中国政府更坦诚，中国官方是有民族主义倾向但是不公开言说。从某种角度，这的确有道理，因为中共政权是壹个没有诚信和道德的政权，包括外交在内的各种信息均不透明；且中国总体处于上升势头，按“修昔底德陷阱”推论，中国也很可能走上民族主义道路。

　　但是细究这次贸易战从开始酝酿、激烈对抗，乃至打打停停至今的整个过程，双方的动作和言行基本都摆在臺面上，中国方面没有出格的民族主义动作。至于中美大国竞争中“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在21世纪爆发“热战”的可能性极低，而战争以外的手段，当然包括鼓动民族主义和民族内部团结。而这是正常的。尤其在世界民粹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全面回潮之际，如果中国（包括中共政权）不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利益，才是可耻的。只是这种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不应超出界限、不能侵占他国合法利益。而目前中国显然没有突破这壹底线，而未来也不太可能突破。

　　无论是习近平上臺之前还是之后，中共在经济贸易问题上与美国的交锋都相对理性温和（特朗普上臺后，中国方面甚至比美国还要温和理性，比美国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声调更低）。但壹旦涉及人权问题，就会猛烈反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全面封锁消息不许国内报道（或统壹口径谴责）、对国际上的反响也进行积极干扰与压制。这更能看出来中共可以丧失国家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但是不会放弃对统治地位的维护。

　　“壹带壹路”及中国其他对外战略构想与行动的内容与目的除了对日、对美关系，中国官方的其他对外政策，是否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动机？

　　习近平上臺以来，对外战略的最大步骤即为“壹带壹路”。关于“壹带壹路”，批评之声纷起，如称中国“新殖民主义”、“赤色渗透”、“争夺世界霸权”。那么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所谓“壹带壹路”，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朝贡贸易”，即中原王朝（如汉朝、明朝）和周边及域外国家进行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明朝，尤其郑和下西洋）是，周边国家向中国名义上称臣、朝贡，而中国赠与其大量财货，换取对方名义的尊崇和象征性的土特产，也就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这种以巨额利益换取表面臣服的行为，与西方同时代的殖民扩张完全不同，中国的王朝并无实际控制、吞并这些朝贡国的意愿，更没有希望得到更多物质利益（相反是亏本的），用句俗话就是“赔钱赚吆喝”。这是中原王朝、中国历史上各王朝与朝贡国的经济及“外交”关系。

　　当然如今的中共没有这么愚蠢，也不至于对几百年前的朝贡外交抱残守缺。它的“壹带壹路”及其他零散的投资、贷款、基建等对外经贸活动，经济利益当然是重要考量。不过，由于中国在国内壹向通过“低人权优势”发展经济，不顾忌经济发展中的人权侵害和环境破坏，引发了许多不满，从缅甸的大坝，到斯裏兰卡的港口，再到非洲各国的采矿，普遍出现了各种丑闻。约瑟夫·奈曾评价过“中国正在使用已经被西方普遍抛弃的方式（在欠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和其他活动）”。所谓“被抛弃的方式”就是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早期那种以贷款换取资源、经济合作中不顾及人权、破坏环境影响当地可持续发展等。但这些只是经济利益上的纠葛。进壹步说，中共政权对外经贸上的各种算计、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也是在国际上为中共治下的既得利益阶层尤其特权集团争取利益，与民族主义没什么关系。

　　另外中共还有将中国的发展模式--即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经济发展第壹位”以及“稳定压倒壹切与不惜侵犯人权维持安定”为两大核心特征的“中国模式”--推向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行为，但这种模式的输出，也只是中共试图抵御西方人权和民主、培植盟友而为，以及为中共既得利益阶层在海外获利提供制度依托，并非要将这些效彷“中国模式”的国家变成殖民地或仆从国。这当然包含政治考虑。但这种政治考虑并非是许多人认为的“民族主义”、“扩张主义”，而更多是为了中共自身统治存续的需要。

　　因为中共恶劣的人权状况，面对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社会抨击，急需寻找盟友支持。而经济援助、“拿钱换朋友”，自然成了中共的选择。而为了赢得支持，往往又出现了历史上的“厚往薄来”，亏本换取这些欠发达国家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舞臺上为中共专制和各种侵犯人权的行径辩护。而所付出的物质、人力及折算的财富，自然是中国人民承担。换句话说，为了中共统治和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中共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以中华民族劳动成果换取支持，这不仅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卖国谋私。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中国的“亏本买卖”和援助大多并没有惠及接受国的平民大众、弱势群体，而是进了包括独裁者、官员、当地资本家和族群头人等有权有势者的腰包。如果中共以中国人的血汗帮助亚非拉的贫民，也还说得过去（哪怕中国国内贫苦的大众更需要社会保障和救助），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中国通过贸易给予这些国家的收入及无偿援助等利益，大都被这些腐败国家的权贵侵吞了。

　　更值得註意的是，中共政权在经济上的让利最多的，并非是发展中国家，而是美日等发达国家。相对于对贫困国家“大撒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低息贷款、免费招收乃至大额补贴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的显性收买，对美日等国在经济、政治、历史问题、地缘战略利益、国际关系等方面出卖的国家利益更多且远高于前者，只是相对更隐形而已。例如最近的香港问题，就成为特朗普政府要挟中共在贸易战上让步的筹码。而中共为了避免涉及人权问题的制裁、声讨，就不惜通过对美日等国让步、屈膝，并奉献出真金白银的利益与民族尊严，来换取美日的绥靖。而这，也正是美日印等许多国家乐于看到并默认中共继续统治的关键原因。因为，只有独裁的中共政权，才会给美日印让利；壹个民主中国的政府，没有人权把柄和专制汙名，怎么可能也有又什么必要对美日印等国妥协退让呢（当然如果是汉奸主导的政权，那的确可能继续卖国）？

　　此外还有孔子学院的普遍建立、中国对外学术方面的干预等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中国留学生组织与中国驻各国使馆的联系。这些也被许多人认为是“民族主义”。其实，这与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壹样，也是为了中共的统治，通过这些文化宣传和意识形态渗透，影响各国学界、政府、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共壹党专制的看法，而非试图进行文化称霸。

　　例如孔子学院对涉及中国敏感问题的禁止、对西方大学敏感课题和邀请的阻挠，都是涉及中共独裁专制、侵害人权方面的，而很少涉及民族主义和中国国家利益领域的（即便部分涉及这些，如关于“臺独”、“藏独”、“疆独”问题，其阻止的主要目的还是针对对独裁和人权侵犯的批判，而民族主义是次要的、附着性的）。而且，它更多采取守势，即被动阻遏、反驳西方学术与舆论领域对中共独裁与侵犯人权的批判（当然也辅以中国官方的宣传辞令和自制的壹套伪学术，进行壹些看似进攻但实质目的还是防御的文宣），而非像殖民时期宗主国在殖民地推行的同化教育那种进取性的方式。

　　大体上说，它重点在于“防”，而不是“攻”；它集中于重点防范和反制西方对中共及中国各敏感问题的揭露与抨击，而非试图改变西方的价值观和更普遍的学术干预。即涉及到中共和中国负面信息，他们会掩饰和歪曲、涂脂抹粉；但无涉中共统治的东西（哪怕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则置之不理。因此，无论从其目的，还是方式，都没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

　　习近平时代中国军事动向及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毫无疑问包括军事实力、军事目标、军事行动在内的各种军事领域的动向，是反映壹个国家或者壹个地区的民族主义强弱及目的的关键因素。国家和区域冲突的最高形式就是武装对抗和冲突，包括“冷战”和“热战”。

　　那么习近平时代的军事动向，有无反映民族主义的日益强盛呢？首先看习近平上臺后的基本军事动向。

　　中共建政以来，由于其维护对内独裁统治的本质和军事实力的有限，在近60年内实行陆地和近水防御策略及“不向国外派遣壹兵壹卒”的政策。直到胡锦涛时代，才开始组建成建制的“蓝水海军”，并在东海、南海及黄海的领海与专属经济区活动。但相对于美英法俄等大国，中国海军依旧是内敛型的。而胡锦涛和习近平时代，中国军队武器质量、军费开支均有显着提升，但这是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提高的必然。此外，以前军费开支占GDP比例很低，如今也是壹种“补偿性提高”（哪怕中国军费占GDP比例仍旧低于美俄法印等大国，刚刚超过英国）。而且，由于中国军队尤其中上层的高度腐败，军费开支相当大壹部分被贪汙和挪用（这个放在后面具体讲）。军队不仅在腐败上甚于政府，形式主义和低效导致的浪费同样更甚。此外，军队“人力成本”的提高也显着影响了军费开支的增速。

　　相对于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中国同样是海外军事活动最少的。虽然中国在吉布提建立后勤性质的海军保障基地，但中国军队依旧没有在外有战斗性军事基地。中国虽然在派遣维和部队等方面很积极，但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军事行动上作为有限。在钓鱼岛附近的巡航，中国出动的是海警、海监等非战斗性的非正规武装力量。同样，在南海也是以准军事力量为主参与对争议岛屿的争夺。毫无疑问，这是有正规海空军作为后盾的。但这终归是相对克制的行动。而且，中国武装力量只有在与菲律宾有争议的黄岩岛等地采取攻势，对于钓鱼岛和西沙南沙大部分争议岛屿，中国长期处于守势。

　　至于空军、陆军，则更少涉及争议问题了。以对印问题为例，2016年中印洞朗对峙，中方与50多年前壹样选择了退却，这次还是不战而退。最近发生的印巴在克什米尔的军事冲突，以及印度取消查谟--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包括与中国争议的拉达克地区）并出兵镇压抗议后，利益攸关的中国并未坚定的和巴基斯坦站在壹起，而是选择用“希望双方和平谈判解决争端”这种和稀泥的言论，并且拒绝谴责印度。至于军事施压更是壹点未见。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向毛泽东求援，毛拒绝出兵帮助，结果巴基斯坦被印度肢解，失去了占国土16%、人口54%的东巴基斯坦。而如今，中共政权再次为壹己之私，选择让伊姆兰·汗孤立的在国际舞臺上面对实力强大、广受支持的莫迪政权。无论是领土争议，还是大国地缘战略利益，以及国际上关键盟友的安危，中共政权都置之不理。10月底，习近平刚刚结束对印访问，印度就在克什米尔和拉达克问题上再进壹步，在克什米尔和拉达克均成立“中央直辖区”，改变其自治地位。而声称拥有拉达克主权的中共却非常低调，更多在宣扬习近平访印成果，对印度这壹侵犯主权之举毫不在乎。

　　相反在镇压流亡藏人和促使印度、尼泊尔等国遣返或压迫流亡藏人方面，中共则不遗余力，包括制造了2006年的“囊帕拉山口事件”，边防武警枪击已到达尼泊尔壹侧的出逃藏人。近日随着习近平访问印度和尼泊尔，中共也以经济等利益利诱两国（对尼泊尔恐怕还有威胁和施压），对流亡藏人进行拘捕和约束。这些充分证明，中共政权对于领土和地缘政治利益等国家核心利益不惜出卖，而对本国反抗者则不惜血腥镇压、“长臂干涉”。这再次暴露了中共政权以维护统治和内部安宁为目的、对外则不惜妥协退让的外交原则。

　　而习近平上臺后，在军事方面还做了两件事。壹是发动了对军方高层的反腐运动，二是改革了军队的部分编制结构。虽然时间是反腐在前，但为文章衔接和论述顺畅，我先谈军改，再谈反腐。

　　那么军队改革（主要是编制结构改革）及改革后的中国军事力量，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如何？

　　这场自习近平上臺不久就开始酝酿、执行的正式名称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军改计划，看其内容的详细和涉及层面的广泛，似乎比习对军队的反腐（更准确说是整肃）声势更大、牵涉更多。但仔细看了具体内容就会发现，看起来眼花缭乱的改制措施，形式远大于实质，而实际效用也会因缺乏配套措施而大打折扣，而打了折扣的“成果”裏也大多是对内的（改制内容大多其实本来也就是对内的），这样几次打折，最后剩下对民族主义的影响，基本就没有了。

　　在此大致举几个例子。在这次军改中，“七大军区”被改为“五大战区”，看似调整了战略领域的结构，但对于实际上原各军区的任务没有根本变化，只是分摊的区域变了（至于在名称上“军区”改成“战区”，更是类似朝鲜那种虚张声势壹样，毫无必要正经谈论）。而增加的两个兵种，只有“战略支援部队”是改革的壹个突破（随信息化时代提高了电子战和信息化支援能力），而“火箭军”无非就是将原本就独立且由中央军委直属的“二炮”强化为和陆海空地位平齐的军种，而军队结构没有质变。而其他改制措施如各单位归属与各机构的分化组合，基本就是在调整军队管理体系，没有任何为对外战争或军事扩张准备的内容和迹象。而将武警由归国务院管理改为由中央军委统辖，反映的更是巩固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及强化国内维稳。武警人员从武器装备、日常训练到主要任务，都是适配于对内维安（说白了就是镇压老百姓和小股武装分子），无法轻易转化为对外战争的力量。

　　然后再谈反腐方面。军方反腐声势很大，也的确抓捕了许多“大老虎”，包括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辉、田修思、张阳等部分军方最高层人物纷纷落马。但明眼人都能看清，这只不过是习近平为巩固政权进行的肃清异己、“除旧换新”的手段罢了。所谓“壮士断腕”，断的只是作为政治对手的“腕”，而对于同样染上腐败病毒的自己人，反而会加官进爵，成为习近平有力的臂膀，为习提供着强大的“枪杆子”的后盾。

　　与对党政机构内的反腐壹样，习近平在军队的反腐行动同样是壹种“运动式反腐”、“选择性反腐”、“人治”，而没有建立真正的独立的司法系统、监督体系，更没有民主法治的大前提。如此类型的“反腐”，毛、邓、江、胡时期全都做过，且力度都不可谓不大（虽然同期规模上都没有习的大），但结果如何呢？习近平这次反腐的确看似力度更大，但其“量”没有足以改变“质”的程度，更没有改变以“反腐”为权力斗争手段的性质。

　　而且众所周知，相对于党政和司法机构，中国的军队更加不透明化，更缺乏外部包括舆论的监督。壹切都可以以“军事秘密”进行或多或少乃至完全的遮掩，外部只能完全通过官方口径了解，即便私下通过其他渠道有所挖掘，也不敢触犯“泄露军事机密”之类罪行。而且，军队相对于党政和司法机构，更自成壹体，整体上与社会大众隔离，很少深入打交道（抗洪抢险时候难道可以探听到什么内幕吗？），外界难以通过蛛丝马迹（例如政府机构经常会有官民纠纷，即便信息控制下官员也在地方有官声高低、民意好坏等风评，而军队就极少有这些暴露黑暗的“缺口”）了解军队内情。这都导致军方的腐败、堕落、失职渎职等难以被发现，其腐败与失职等行为也更为有恃无恐。此外，由于以上这些特点，也让军队比政府机构更容易做足表面功夫让外界看起来“高大全”，遮掩其内部的种种肮脏与腐朽。这毫无疑问会让外界从表面看到和估计的解放军战力，与解放军实际战力产生巨大差异。（而且，即便只看习近平查处的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辉等几只“大老虎”，据报道就分别涉及百亿以上的贪腐金额，且其贪汙、受贿、挪用公款的方式非常多样，涉及解放军各系统和附属机构。而无数的“小老虎”乃至“苍蝇”又累积贪墨了多少？那么没有被清洗的各级军官及习近平新提拔的，难道会比较干净吗？所以，仅仅以公开的军内贪腐金额及涉案领域与人数，已非常惊人，足以窥斑知豹）而军队在缺乏民主法治与社会监督、高度不透明化的情况下，其腐败堕落程度只会远严重于党政和司法机构。而如此的体制和腐败程度，直接影响到军队的实际战斗力和对国家与人民的忠诚度。如前所述，中国的精英阶层普遍自私利己，都是为了权力、金钱、美色、各种极优越的福利。而军人尤其军方高层明显不仅不会例外，只会在不透明的环境中堕落更甚。如此的军队，如何“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呢？只有“强军口号”的第壹句“听党指挥”即听习近平指挥是可以实现的。习近平的“反腐”只是培植了壹批新的忠诚于他的军方权贵，自然更会给予这些人更多恩惠（也就是民脂民膏），对他们的腐败和渎职更为放纵。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换取他们对习个人（或者习为首的核心统治集团）的忠诚，以及面对社会动荡时对民众的坚决镇压。

　　那么壹支腐败堕落的军队、壹群想着权色金钱的军官，会有怎样的战斗力呢？会有能力实现民族主义的军事目标（如对臺湾动武、对日美开战）吗？甚至，这些贪恋荣华富贵的军官和同样为了利益参军的普通士兵，不仅缺乏打赢战争的能力，连发动战争的动机和热情都没有（当然军方中上层有对内镇压的动机和热情。而普通士兵如果以重利相诱，甚至实行类似朝鲜的壹切以军人为优先（即“先军政治”），也会热衷于对内镇压）。他们既然考虑的是个人和家庭而非国家和人民，自然不愿意去“为国捐躯”。如果战胜几率高、战死几率低，他们还有可能壹战，但如果面对更强的、更不怕死的军队，他们只会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委曲求全。

　　前车之鉴很多，在此仅举数例。萨达姆的伊拉克军队（包括其最精锐的“共和国卫队”），在两次伊拉克战争中被美军重创，其中第二次更是不到两个月主力已全被击溃、首都被占领。除了武器装备差距巨大之外，“兵无战心”也是重要因素。没有谁肯拼命捍卫萨达姆独裁政权，树倒猢狲散。后来针对美军的零星袭击和对抗，绝大多数也与保卫萨达姆无关，而是出于散兵游勇壹些切身利益，及宗教和民族原因。同样，甲午战争中的北洋水师的战败，也与军队的腐败、疏于训练、骄傲自大密切相关。只是，那时还有邓世昌、刘步蟾那样的殉国者，而如今糜烂的国家和军队是否还有“足壮海军威”者？还有，当年中共在国共内战中以弱胜强战胜国民党，也和国军的普遍的贪汙腐败、法纪废弛、内部斗争、官兵矛盾有关。而如今的中共军队，在这些问题上何尝“逊色”于国民党军？腐化堕落对战斗力的削弱是致命的。

　　军队的腐化堕落，会直接影响军队战斗力强弱的两个关键因素，即武器装备质量和军人素养/训练水平。壹支腐败的军队，无论在武器装备的研发、采购、生产、维修及后勤保障的任壹领域，都必然会“雁过拔毛”、“缺斤短两”、浪费奢靡、事倍功半（乃至事十功壹）。即便在特别关键、作为“献礼工程”的个别武器研发生产上（例如歼-10、歼-20，以及我写作本文时才恰刚下水的国产航母“山东舰”）不敢粗制滥造，但也壹定靡费甚巨，这种“靡费”不是说本身研发生产开支大，而是贪腐和浪费巨大。而那些常规的、不被公众和媒体註意的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就更会充斥腐败了。前面已经说过，相对于地方政府和法检等部门，军队更加的、高度的不透明化，腐败只会更严重，会腐入骨髓。

　　而在军人素养及训练水平方面，同样是“黑箱”式的。除了对外进行壹些展示和参加军演和比赛（军演绝大多数也是秘密进行的，例如有伤亡也很少披露。即便披露的，也并未讲事故细节及责任问题）。壹个充满依附主义、裙带关系、权钱交易的军队，又怎么可能严格训练出“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军队呢？当然，解放军有些方面军纪的确很严，但这与战斗力不能划等号。而且所谓的“严”，是上对下的、是主要针对普通士兵的、是有选择性的，而非是从上到下壹样纪律严明的。此外，刻苦的训练和壹些对基层军官和普通士兵的严苛纪律，并不等于能训练出战斗力强的部队，而更多是在通过这种残酷训练来维持纪律、保证服从性，以及用“苦练”来遮掩科学合理训练的不足。这就像中学生被题海战术淹没，也并不壹定能考出好成绩，越是差学校越是起早贪黑纪律极严，但成绩反而大多并不如大城市重点中学壹周只上五天，基本不补课的学生。还有人所共知的，解放军的许多训练都是花拳绣腿，例如用手碎砖、踢正步、叠被子乃至半只脚站在河沿上练“定力”……这些除了看起来好看，打仗有多少用呢？尤其在信息化时代，军人个人素质更多体现在操作现代化和信息化设备、应变乃至创新能力等方面。而这些恰恰是解放军最缺乏的。

　　武器装备如此多水分、军人战争素养也糟糕的军队，战斗力如何？他们自己也知道。因此他们有什么底气去打仗尤其打大仗、生死之仗？而且，即便他们自大自满而选择发动战争，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民族主义”的支撑力量，又有什么可惧怕的？美俄乃至印日，其军事力量才是实打实的，尤其日本的战争潜力，更是需要警惕的。

　　如果习近平和军方高层自大自满，的确有可能增大对外冲突几率。但纵观中共政权几十年对外军事策略，尤其邓小平时代及之后，都会避免战争，或者选择攻击相对弱小的（如越南、菲律宾），但即便对印度这样的次级军事强国都选择妥协退避。而除1996年向臺湾附近发射导弹进行威慑外，中共对于臺湾、日本及美国，均以克制和防御为主。许多独裁政权都是灭亡于对外扩张和军事争霸乃至边境冲突（例如红色高棉灭亡导火线，就是波尔布特对越南控制的“下高棉”地区的攻击，导致了越军反扑和借机入侵；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在国内无恶不作也长期未被推翻，但其入侵坦桑尼亚，导致坦军反击攻入乌干达，阿明政权也随之垮臺。至于苏联参与军备竞赛和入侵阿富汗促成衰落与解体，更是中共反思“苏共亡党”的重点），习近平和中共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前车之鉴的。而如前面所述，中共在经济、意识形态、爱国宣传等方面均呈色厉内荏、虚张声势的状态，且集中于“守”而非“攻”，并以维持政权存续为根本目的，军事上同样不会例外。

　　当然如果西方国家执意要摧毁中共政权，对中国发动主动进攻并攻击政治和经济中心区（如京沪、长三角和珠三角），且目的为推翻中共统治，那习近平政权当然会为维持政权存续、军队中上层为维护既得利益而拼死壹搏。但这种以彻底推翻中共为目的的入侵可能几乎是零。甚至，即便有全面对华入侵，只要外国军队（如美国或北约联军）承诺不动中共和军方已得到的利益，乃至许诺他们保留官位，部分乃至多数军方高层大抵也会不战而降的。“官二代”包括“军二代”们许多都移民美欧加澳了，他们还在乎中国国家和人民利益吗？不过这种入侵可能性同样几乎为零。而如果美日乃至印俄进行有限的军事威慑和压力，中共见势不妙，更大可能会“量中华之物力”出卖国家利益来安抚，而不会开战。不开战，军队的壹切腐朽和肮脏都会被光辉的遮羞布遮盖，哪怕外间猜测众多。开了战，海外就看清了“纸老虎”，国人也窥得了“大酱缸”。中共会开战还是不开战？

　　对中共统治集团而言，军队除了对内镇压和维稳，还有壹个作用，就是以军费名义进行利益分赃。通俗点说，整个解放军就是壹盘生意。军队有着巨量资源及资源调配的优先权，对外不透明的“优势”，以及大量官职和其他“肥差”。如果打了仗，这秘密生意（虽然有壹部分是“公开的秘密”）就被戳出许多孔洞，也就是“露馅了”。如果大战战败，更是比天津大爆炸都能炸出千倍贪汙渎职的权贵、万倍腐化堕落的丑闻。这就是中共在包括领土、地缘政治利益、历史问题上不断退缩或虚张声势、色厉内荏的原因。中共为什么要打仗，让“败絮其中”的脏汙暴露呢？相反，它会竭尽全力避免战争，可以让军队在“金玉其外”的荣光掩映下，继续成为汲取民脂民膏供养庞大特权阶层的输血管道和发财机器；以“保家卫国”为名，将全民的军队变成权贵私人的提款机。（就在我写作到此段后不久，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人运动会”爆出中国军人代表团在野外定向比赛中作弊（包括在赛道上提前放置秘密标记、有人为中国军人运动员指路等。且被国际定向越野联合会定为“明显作弊”）。连壹场运动会都要如此公然作假的军队，其内部的腐朽不难想象）综上所述，中共政权在民族主义的表达与实现的关键领域--军事方面，同样甚至更加呈外强中干的特点。相对于对外还有所交手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军事上则采取更加谨慎的全面防御策略。为了维持军队为特权阶层带来的巨大利益（不让军队这盘“大生意”“黄了”），以及避免对外战败对政权合法性的冲击，中共军队大抵不愿战、不敢战，而其严重的腐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尤其用表面功夫遮掩本质的虚弱），也让人怀疑其是否“能战”。当然在中共政权存亡受到外来军事威胁时，它的确可能拼力壹搏。但如前所述，这种程度的外部威胁发生可能性很小。而为转移国内矛盾、註入民族主义强心针，中共发动对臺乃至美日的战争的可能性当然也存在，但如前分析，我认为发生的几率极低，甚至低于国外武装干涉中国的几率。对内镇压依旧是中共军队最重要的任务，且未来再次在天安门广场和大陆各地“派上用场”的可能性很大。

　　习近平时代中国民族主义与他国的对比

　　如果量化“民族主义”，其民族主义的成色、比例有无比世界各大国平均程度高？

　　中韩两国在遭遇日本军国主义祸害方面，有着很相似的历史，两国对日本侵略历史、如今的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态度的对比，很具代表性。前文已经提及了中共政权对日本侵华放弃追责和索赔，以及为利益淡化历史、拒绝反制日本扩军、解禁战后壹系列限制等行为，在此不再赘述。除此之外，中共有时鼓动民众反日，也是壹种典型的转移国内矛盾的手段，而非真心诚意、不惜代价的声讨日本右翼政权。相反，前面已提到，中共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乃至习近平，都会不同程度压制对日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拘捕声讨日本罪行和保钓人士。这些与韩国近些年激烈谴责日本战争罪行、不断在韩日争议的“独岛（日本称‘竹岛’）”宣示主权、反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和美化侵略宣传、强烈谴责日本的扩军和破坏战后体系行为对比鲜明（当然，如今中共的对日态度很像1960-1980年代韩国朴正熙--全斗焕独裁政权的亲日行为）。

　　除了同受日本军国主义极大戕害的韩国，与中国的人口、国际地位、发展潜力颇多相彷的印度，也是非常值得对比的对象。

　　被称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也的确是民主制国家）”的印度，其民族主义和印度教教派主义都很强烈。印度国父尼赫鲁在建国不久就说过“印度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流角色。要么做壹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而尼赫鲁的后继者（无论是其女儿、国大党的英·甘地，还是人民党的瓦杰帕伊）均遵从了他的方略。在南亚，印度自建国就侵吞了海德拉巴、果阿、锡金、及克什米尔大部，严厉镇压如印度东北七邦（原属缅甸）和旁遮普邦的锡克人的反抗、泰米尔纳德邦的泰米尔人独立运动，也对左翼的工农武装进行镇压。在大肆吞并拒绝臣服地区方面，德裏明显要比北京强硬和暴力。印度有民主选举，但是并不允许主张分裂的政党参与选举。而对宿敌巴基斯坦，更是发动多次大规模战争，肢解和极大削弱了巴基斯坦（东巴独立为孟加拉国），并干涉尼泊尔与斯裏兰卡，控制不丹，称霸南亚。

　　在南亚以外，印度壹直是“不结盟运动”组织的领导者，以第三世界领袖自居，与中国长期争霸，还侵占了中国藏南地区。在军事上，印度不仅不顾国际反对进行核试验和储备核武（对如此公然挑战核不扩散体制的行为，当时的中国居然是“五常”中反应最弱的，而很明显印度核武最大威胁对象恰恰是中国而非美俄英法），还不惜血本从美俄欧购买大量武器装备，并研制威胁中国全境、可携带核弹头的“烈火”系列导弹。而在印度对外赤裸裸干涉内政乃至控制外国时，中共政权则是在迁就他国、放弃利益，连对“盟友”朝鲜都丧失控制，而对于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国，前面已经讲过中共为统治而怎样的妥协退让了。

　　而印度人民党执政又尤其莫迪成为印度总理后，印度民族主义和印度教至上主义更是甚嚣尘上（莫迪本身就是极右翼的印度民族主义团体“国民誌愿服务团”出身，莫迪和他的人民党统治集团，均有浓厚的印度教至上主义和印度民族主义色彩）。而在中印关系上，莫迪也采取强硬态度。例如中印洞朗对峙和印度在克什米尔壹系列军事和政治动作，以及莫迪在国内对印度教教派主义的鼓吹，都是公开而明显的。中国的《环球时报》被称为“民族主义报纸”，而印度最大的两份全国性报纸《印度时报》和《印度斯坦报》，以及NDTV（新德裏电视臺）同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领土、宗教等涉民族主义问题上鼓噪。当然，与中国官媒不同，印度媒体受官方影响明显较中国低，不是政权随意操纵的传声筒；但另壹方面恰恰反应了其民族主义的自发性和深厚性。在印度国内外社交媒体上，印度民族主义声音非常猖獗，远比中国民族主义者有进攻性和影响力，随便搜索就可看到大量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言论，尤其对巴基斯坦及巴国领袖和民众的谩骂、威胁、挑衅。当然，在中印竞争与冲突上，多数印度国民同样持强硬态度。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印度民族主义的调门、行动、影响，都明显超过了中国。

　　有人说，印度是民主政体，而中国是专制政体，所以不能等量齐观。事实上，无论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的政权，国家利益、国民涉外利益，都是需要坚决维护的，与体制无关。中共政权在许多时候恰恰是在妥协、出卖国家和国民利益，例如对印尼屠杀有中国国籍的华侨冷漠以待，对俄罗斯政府欺压中国侨民尤其商人，选择不闻不问。此外，我前面也列举了中国在众多涉及国家利益、国民利益、民族历史等各涉及民族主义的问题上的软弱妥协。所以，中共作为专制政权，其在民族主义领域“不配其位”的原因并非实行民族主义政策，恰恰相反，其不配执政的原因在于它没有充分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国民利益，甚至许多时候是拼命打压民族主义以换得政权得到外国支持的，也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除了印度，如俄罗斯、以色列、日本、韩国、印尼、土耳其、伊朗、埃及、越南、菲律宾、尼日利亚、阿根廷、巴西、智利……位列世界人口或GDP前30位（或具有特殊影响力）的许多国家中（而且其中多数是民主体制国家），当今的民族主义都很兴盛，民族认同都远超过作为“世界公民”的认同。其中有些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教派主义已经跻身为主流力量。和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比起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相对较弱，还受到中共政权的强烈抑制。（由于篇幅所限，这些国家官方与民间民族主义兴盛的具体表现及其本质，就不在此壹壹列举和分析了。但有壹定国际常识的，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动向，包括民族主义方面的风向和事例，都会有耳闻目睹，相关新闻和专业评述也都可以找到）此外，在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荷兰、瑞士等欧美发达国家，虽然不像发展中国家那样民族主义兴盛（其实美国的种族主义很强，种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具威胁性），但与中国壹样有许多爱国主义宣传和教育，有些还甚是强烈。例如旅加作者陶短房先生的文章《北美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就讲到美国和加拿大从小就培养国民的爱国主义感情，例如加拿大小学生即参与升旗仪式和国庆活动，爱国主义在美国教育的许多科目均有很多篇幅；加拿大的7岁的小孩子就能够认识重要省区的轮廓和建立年份；美国学校每周都有包含效忠国家内容的“公民宣誓”；美加爱国主义教育都是系统完整、由浅入深；两国关于纪念为国家牺牲者的纪念日、歌曲、诗篇不胜枚举……当然又会有人说，美国和加拿大是民主国家，中国是专制国家。我的回答和关于中印对比的壹样，无论什么体制，都应该爱国，而且爱国和爱党是两码事。难道专制国家的人民没有爱国的权利？爱国就是民族主义？而许多自由派（尤其亲美日派）人士的想法，我化用鲁迅以孔乙己之口的那句讽刺描述壹下：“美国/日本不是中国……爱国……民主国家的爱国，能算民族主义吗？”难道这些人不是这样的心态吗？还有，爱国和爱政权也是两码事。而具体如何爱国、爱国的目的、价值、导向的方向，同样可以更多研究探讨（洗脑式爱国我当然反对，而且那也不可能塑造出多少真心爱国的人）。我们应该反对借“爱国主义”之名，行灌输忠君思想、维护专制之实。但爱国本身没有错，宣扬爱国主义、推动爱国教育，不仅重要更是必要。

　　而且从培养实质的爱国感情看，欧美国家的培养更细致、更实在，而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非常虚浮，行礼如仪。这样的“爱国主义”，可能培养出民族主义者吗？

　　（3）包括习近平集团在内的中共政权打压民族主义思想、言论、行动的更深层次原因中共政权对民族主义的打压，还有壹个为许多人普遍忽略的关键原因。那就是，民间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会促进民主运动的迅速发展。

　　现在许多人尤其亲美日英港臺等自由派分子，往往将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和民主运动对立起来，认为民族主义阻碍了民主自由的发展。这种说法显然是视野狭隘、似是而非的。

　　如前所述，中共在六四之后推动“爱国主义”，的确有对抗西方普世价值的目的，并以“爱国主义”取代自由民主，作为官方向民间灌输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看，民族主义的确是排斥民主主义的。

　　但如果更加细致的观察，很容易发现，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和操纵的官方及以民间面目出现的半官方行动，基本都是有特定的非民族主义目的，且会控制其波及范围、国内外影响，“见‘好’就收”，并将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共自己手裏，而不会放任民众为所欲为（有时看似放纵，其实也是另壹种操纵）。例如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2008年“抵制家乐福”事件，其主要导向就是对抗西方，煽动民众对欧美的仇视情绪，但在实际追责（例如使馆被炸和军机坠毁）上却低调处理。而在民间反日声浪高涨时，中共也会做壹些象征性的动作，如派“海警”、“海监”船等非正规军力量到钓鱼岛巡航。但对于民间有组织的民族主义团体，无论是活跃在互联网上的“红客”，还是线下的保钓组织，壹直是控制、利用，以及现在的更强化的打压。总体上来说，中共对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想与行动，都是明显以管控、约束、压制为主。

　　那么中共为何对似乎有利于其统治的民族主义浪潮百般打压？

　　首先民族主义是壹种公共意识的勃发，如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民族情感的积淀，也会增强人的正义感，让人民不再局限于个人和家庭，而是更加顾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民族主义虽然较国际主义有排他性，但所“排”的“它”主要是外国和其他民族（当然我坚决反对对其他民族的侵略和无故或过度伤害，但我贊同本民族对外民族进行自卫反击和合情合理且适度的追责），而真正有正义感的民族主义者，恰恰比其他方面品质相同的非民族主义者更加具有对国家和民族内部陌生人、公共社会的责任感，更富于同情心与义愤，有正直勇敢的品格和团结与大局观念，铸就为他人和社会奉献和牺牲的精神。而公共意识又与公民社会密切相关，公民社会自然不仅有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还有维权运动、平权运动，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批判与改革。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是公民社会雏形的壹种亚形态。而这些，也会催生公民团体乃至民间带有意识形态的组织的出现。而这壹切，正是包括中共在内的各种独裁政权所惧怕的。

　　第二，如上所述，民族主义会促使人民公共意识、公民责任感的增强。而有组织化和正义感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很可能也很有条件转向民主主义诉求的。有时，人民的民族主义情感和民主主义意识会同时觉醒，并相互促进和强化，引发革命的风暴。例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就是相互联系的壹个整体。其追求民族独立（对内反满兴汉（“驱逐鞑虏，恢復中华”），对外反帝反殖）与建立民主共和国（“创立民国”）、实行民主制度和推动社会变革（“平均地权”），可谓不可分割。而为达成“三民主义”成立的同盟会，其成员往往是既有反满反帝思想，又追求民主自由的。甚至作为同盟会前身的壹部分的华兴会、光復会，原本对民主和民生不甚关心（具体说华兴会还倾向民主，但更重要目标是推翻满人统治（因此也被称为“二民主义”），光復会则只支持民族主义/排满主义（被称为“壹民主义”）），反满兴汉才是第壹目标。但后来，由主张“三民主义”的兴中会主导成立了同盟会，加入同盟会的原华兴会和光復会成员，也逐渐接受了民主自由以推动革命、富强国家的目标。

　　当民间的民族主义成为声势浩大的运动，并且形成固定的组织（或者至少有非正式但是固定的联络和松散的合作），就为民主运动提供了平臺，成为孕育民主革命的土壤。当专制政权无法满足民族主义者的诉求时，后者就会更加转向推动民主的运动，希望掌握权力和得到权利以实现民族主义诉求。而且，当社会有了关心他人、陌生人（哪怕只是关心本国、本民族的人）以及公共社会和国家利益的人民，这些人民也会日益受到公民社会、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由民族主义诉求转向追求民主自由的斗争。事实上，这早已发生过。壹战和二战后，许多新的国家（如东欧、中东、东南亚、非洲等各区域）纷纷独立，在独立前的斗争中，就是将建立民族国家和实现民主政治列为同等重要（或者至少二者缺壹不可）的目标。而事实上，也的确有许多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与民主政治的双重成功，例如壹战后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爱尔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二战后的非洲近半国家、印度、斯裏兰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还有许多国家独立后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甚至走向独裁，但追求民主自由的斗争从未停歇，而参与者大多也是当年追求民族独立的力量。

　　因此民族主义，尤其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和行动，虽然与追求自由民主有壹定的冲突（例如“救亡压倒启蒙”），但二者有时也（有时候则是“更”）具有壹致性。当人民为国家利益奔走呼号、奋不顾身，自然也会将给本国人民以尊严与权利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当成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目标。当人们不再“自扫门前雪”，而是将视野拓展到整个国家和民族，关心同胞的民生疾苦、为社会的不公义愤填膺，也自然是情理之中了。而如果民间有了以民族主义为诉求的组织化力量，转化为了推翻独裁专制的目标，那独裁统治必然在这些舍己为人、舍利取义的仁人誌士打击下摇摇欲坠，最终走向垮臺了。而中共，又怎么可能不惧怕那些大公无私、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民族主义者？中共又如何会容忍民间以民族主义为纽带、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的组织建立和壮大？

　　因此中共虽然会利用民族主义对抗普世价值，但对民族主义的控制、约束是非常强的，只有官方“定制”的“民族主义”可以鼓噪，发自内心的民族主义反而会被压制、排挤。官方需要的是民众“临时性”的、“定向性”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出于正义之心、同胞之情、持之以恒、身体力行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归根结底，中共对民族主义的防范、打压，远多于对民族主义的利用、鼓动。也正是如此，日本、美国等国才更愿意让中共继续执政而非推动中国民主化，因为他们知道，壹个民主的中国，爱国主义会理直气壮，民族情感会发自肺腑。那时，日本的战争罪行会被清算（就像以色列对纳粹刽子手那样），其復活军国主义的野心也将被中国军民扑灭；而美国的霸权主义也会面临不再为统治而低头让利的中国的挑战，更不能以人权为借口行“美国优先”保护美国特权之实。相应的，俄罗斯的扩张主义与逼使中国为联俄制美出卖利益等行为，到时也变得难以得逞；印度将面临壹个理直气壮的民主中国捍卫领土，它也不再能以专制中国为挡箭牌，以“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为招牌在南亚大行吞并、侵略、压迫和霸权却乏人关心。

　　（三）结语：习近平时代中国官方与民间“民族主义”的实质与未来趋向根据上壹部分对于中国民间与官方在关于民族主义领域表现的叙述与原因的探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是起伏不定的，正如壹位看过本文草稿的学者所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壹种防御式的……应急式的，且聚焦于具体的某个事态”，相对于其他许多国家如印度、韩国、日本都更加温和。而我个人更进壹步认为，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是壹盘散沙状、普遍没有持之以恒的决心与长期的付出、没有清晰完整的思想体系和行动纲领、没有坚定的民族主义信仰、更没有大规模的实际组织力量，仅为壹种天然的民族自觉意识与中共政权扭曲化的“爱国主义”宣传结合的虚浮化半成品。

　　而中国官方（略等于中共政权）则将民族主义当成壹种工具，其各种带有民族主义特征的言行本质，是中共实用主义原则和政策的壹部分。在中共需要民族主义来凝聚人心、团结民众、对抗外部时，它就会利用。但当民族主义不利于其统治时，哪怕是合理的民族情感，中共也会压制；哪怕是合法的国家利益，中共也会出卖。中共权贵集团从不真正把国家兴衰与民族利益放在心上，而是始终将权贵自身的利益作为第壹考量。总之，中共政权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和言行，均以维护中共统治集团利益为根本的、最终的目的。

　　那些把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当成民族扩张主义的，更是完全的误判。中共越是把“爱国”、“民族主义”当成生意，越不会真的发动各种形式的侵略，更不会发动武装侵略。因为壹旦爆发对外战争，尤其军队这个拥有巨量职位金钱资源、藏汙纳垢、为权贵获利和分赃的“发财机器”就会毁掉，他们当然不会让这盘巨大的“生意”“黄了”。

　　中共在宣传民族主义的问题上，更多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富强”和“中国”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强调自身与外国尤其西方的不同、差异、“独特性”，完全不同于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天皇-军部”军国主义时在“扩张生存空间”和“优等种族论”思想下的对外侵略与对异族的屠杀奴役，也迥异于俄国的扩张主义，也非二战结束前英法和壹战结束前德国的殖民主义，与美国间接控制拉美的“门罗主义”和二战后至今称霸世界的强权政治模式都有巨大落差。中共的民族主义显然是为了“守”，即便有些经济上的渗透与政治文化影响力的扩展，着力点依旧是维持中共统治而非民族主义诉求。

　　而未来中共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原则与政策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而且中共政权越是没有合法性，它越需要通过出让、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他国为自身利益而支持或至少容忍其存在。当然中共也会继续利用民族主义来鼓动民族情绪，但只限于口头和表面，并且依旧以区隔西方、强调“中国特色”为其主导内容，而不是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出击、侵略、占领。“稳定压倒壹切”是中共维持统治的法宝，这不仅表现在对内高压维稳，对外也会选择妥协退让以苟且求安。

　　无论是少数权贵还是普罗大众，绝大多数人都把现实利益放于意识形态之上，利己之心大于爱国情怀，所谓的“爱国”、“民族自豪感”，都只是言谈的装饰品、心灵的安慰剂，而非真正愿意为之献身的价值选择。与中共政权“稳定压倒壹切”相映的，国人普遍也是守成偷安的保守心理，为了享受生活或挣扎生活或既挣扎又享受生活，不希望打破和平、影响小日子，哪怕对外卑躬屈膝。而精致利己主义者是只要政权不要主权、只有私欲不爱祖国的。在长期的愚民教育下，绝大多数国人普遍短视、狭隘、麻木不仁（就像鲁迅所说的围观日军枪毙中国人的中国留学生那样，百年后还是如此），没有大局意识，只顾自己和家庭，也缺乏爱国必要性的认识。最重要的是，由于习近平政权的高压政策，国民处于内斗、煎熬和沉沦之中，包括爱国主义在内的理想被工作、学业和生活中的残酷磨蚀净尽，“做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人们无心无力为国家和民族付出牺牲。

　　总之习近平时代乃至“后习近平时代（如果中共那时还在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共统治下，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永远都只是远观声势震撼、近看空洞虚伪的表象工程，甚至，即便它的表面，如官方和民间的舆论，也将“民族主义”戳的千疮百孔。因此在中共的统治之下，从官方到民间，从庙堂到市井，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始终是、未来也将继续是虚浮的、缺乏实核的、表面化的、浅层的、形式主义的、色厉内荏的、表面壹套背后壹套的。

　　有一句据说是拿破仑所说的名言“中国是壹头沉睡的狮子。当它醒来，会让世界为之震颤。”至少在中共统治时代，它是不会真正“醒来”的。相反，如果把中共比作“狐狸”，中国是“狮子”，“狐狸”恰恰不断给这只“睡狮”餵下安眠药、註射镇静剂，让它永远昏昏沉睡。因为中共知道，当人民有了权利和尊严意识、真正觉醒时，尤其有能力自觉组织和团结起来捍卫民族利益时，首先会掀翻骑在身上作威作福的他们。

中国社会的社会矛盾与解决方法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一年

　　一个几乎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如今的中国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累积问题十分復杂、转型希望非常淼茫。政治上的专製达到数十年以来最严酷的状况，政治改革早已停滞。而经济下行已成为难以改变的事实，收入分配不公程度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意识形态上保守反动，舆论环境令人窒息。中国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的种种弊端并未因物质总量丰富而有根本改善，在合理性公平性等方面反而越发恶化。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境遇的人和人群之间的矛盾越发激烈和难以调和，既得利益者与失意者的对立越发严重，社会互信程度和公共责任意识都在下降，恶性公共事件及系统性暴力都在增加。穷困者、女性、残疾人、少数群体的处境日益恶化。

　　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未来走向何方？有誌于改变中国现状之士应何去何从？现实的迹象是不乐观的。一部分人被现实征服、被强权征服，选择认同乃至贊颂现行的製度与规则，依附于体製和强人，成为专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犬儒主义、精致利己主义的拥护者践行者。

　　而另一部分人则相反，否定现在的一切，主张暴烈的、彻底的、毫不妥协的变革，以零和博弈的方式打倒对手，彻底压服或消灭对方，用代表己方价值观和利益的思想体系完全取而代之，在一切问题上选择最极端最鲜明的选项。

　　前者自不待言，我们不应该对如此恶劣的现状听之任之甚至积极参与，让它继续存在。但后一种就是好的了吗？估计大多数人在理性上也并不贊同。可是事实上，推崇后者的在主张变革者中大有人在。就像近期崛起的青年毛派，就坚持激进的毛主义路线，主张阶级斗争和清算。而民主派中也普遍存在主张使用激进手段进行革命者，对和平理性非暴力嗤之以鼻。

　　这种极端化的价值取向不仅存在于宏观的政治议题中，在微观的社会问题上同样非常普遍。在劳动、就学、就业、提供和接受服务等过程中发生纠纷或利益冲突，人们往往想的不是妥协，而是尽最大可能损害对方，并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取得“全胜”，甚至不惜致对方于死地。

　　这样的政治和社会风气令人恐惧，这极大恶化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导致人心败坏，各方都绞尽脑汁折磨对方，同时千方百计逃避自身责任，为此丧失诚信、道德、同情心。在一次次零和博弈中，谁都害怕失败，因为失败一方会付出惨痛代价。这也会导致罪恶升级，人宁做大恶不做小恶，宁把坏事做绝而没有一点手软和犹豫，反正无论有意无意、错事多轻多重，都不会被宽容和谅解，会被对方往死裏整，那还不如放弃底线不择手段，这样反而能够利益最大化。人们也越发将道理是非抛至一边，只迷恋实力、手段，变得越来越功利、阴险、不要脸皮和良心。如此恶性循环，最终变成只有胜败贵贱之别没有黑白对错之分的丛林社会。

　　具体表现事例在中国的现实中比比皆是。最典型莫过于刑罚製度，如背上违法犯罪记录让一个人终身被打入另册，亲属也会受到牵连。涉及刑事犯罪的公职人员、国企和事业单位职工、学生一律开除。但这种製度并未真的阻止犯罪，相反导致人们在犯罪后不敢承担代价，拼命逃脱责任，最终导致更多的更大的罪恶。这类有编製的社会既得利益者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丧失巨大利益，形成利益共同体，将实际的法律变成“刑不上大夫”。执政者和执法者为维持政权稳定，极少对这些在编人员进行刑事处罚，因为无法承担这些精英分子反叛体製产生的冲击。严刑峻法反而成了摆设，这反过来又诱使在编人员变得有恃无恐，越来越多人做出应受刑事处罚的事却安然无恙。这又导致又多了一条法不责众，然后在编人员愈发有恃无恐，成为骄横跋扈的特权阶层。

　　还有些后果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例如医疗人员收受回扣等行为依照法律是刑事犯罪，然而如今凡是三甲医院几乎无人没有回扣等非法收入，按照规定中国所以大医院医生全部需要坐牢。这导致的实际结果则是所涉法律变成废纸，政权根本不敢执行该法，于是出现了医护全员罪犯却全员不受处罚也无法处置的怪现状。这反过来又导致收受回扣蔚然成风、越来越肆无忌惮。如果法律能够有梯级渐进或者退路条款，就不至于发生这种法不责众的情况。

　　相反，如果刑事处罚结果并不那麽严重，不至于直接开除永不录用，或者说根据不同情节分别处置而不“一刀切”，那麽在对他们处罚时反而不需要有那麽多顾忌，处罚反而能够得到执行，因为这不至于摧毁其一生前途，他们也就不会殊死抵抗。

　　还有例如信访製度，中央根据信访数量而不分具体是非问责地方政府，就催生了各地政府的截访等对访民的迫害行为。然后中央又对此不予打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方面粗暴问责，一方面放任迫害访民，导致信访製度变成加剧上访公民受害的工具。不止信访製度，许多问责机製看似很能震慑责任人，但是反而促使责任人製造更多更大的恶行以逃脱惩罚。如高校和中学为避免学生自杀影响学校声誉、承担连带责任，干脆清退走“问题”学生，导致试图自杀的学生更加绝望，处境更为恶劣，自杀动机更强。

　　上升到更高层次和更宏观层面同样如此。中共政权的确已经恶贯满盈，但是具体到不同官员不同政治人物，还是有其区别的。如果不加分辨或者一棍子打死、要清算所有人，那最终只能迫使政权内部团结一致对外，也不会再有开明派进行改革。相反，开明派会被政权保守派和民众夹击，政权会越发邪恶和丧失底线。托克维尔在《旧製度和大革命》中就提到，革命爆发往往不是最黑暗的时候，而是政权愿意做出改革、开放社会缝隙的时候。问题是这种道理政权也懂，中共比民众更懂，他们看到老百姓吃硬不吃软，为了不当路易十六们，会更加疯狂的倒退，反正没有退路就死硬到底，老百姓更加长久和严重的受难。而激进革命派主张的彻底打倒和清算情感上可以理解，但是现实是只会导致政权拒绝退让变本加厉镇压，最终苦的还是老百姓。

　　我个人在以前，立场也是对恶要彻底铲除、以鲜血实现正义。但是随着越来越多了解历史、现实和人性，就发觉这样并不能实现正义，只会导致更多罪恶的滋生和黑暗的延续。坏人也是人，他们做坏事的同时也有七情六欲，也恐惧成为阶下囚甚至送上断头臺，所以在存在这种危险情况下会不惜一切丧失底线的作恶，以保住既得利益。从他们角度这样也是无奈，如果妥协，不仅既得利益不保，连基本尊严和命都没了，家人可能还会遭殃。

　　于是，越是坏透的当权者越可能幸福安全度过人生，因为人民害怕他们；越是有点人性和愿意改革妥协的，越可能被推翻甚至挂上绞刑架，因为他为人们觉醒和反抗提供了缝隙。这实在是太讽刺却又十分现实的事。

　　作为有情感和理性的人，不应该推动事情向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只有对愿意改革、妥协、对话的当权者回以善意，宽恕其因为製度和现实不得不做的罪恶，摒弃不同立场和利益导致的前仇，而把矛头对准那些最为顽固的死硬分子，才能让越来越多的当权分子站在人民一边，以最小代价实现民主转型。哪怕这些愿意改革的人也有血债，也是剥削者压迫者。这当然不是彻彻底底的公平正义，但是却是最不坏的选择，可以让光明提早到来许多年，少损伤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命，可以让若干亿人都能减少甚至免于专製的创害。

　　许多人嘲笑西方的“白左”，认为他们是“圣母婊”，单纯和幼稚，对坏人忍让宽容、没有是非和正义感。但实际上恰恰相反，所谓“白左”普遍是坚持原则、明白是非善恶、坚持真理和寻求真相、同情弱者和各种受难者、必要时坚决站出来并愿意付出真金白银的人。只不过他们在坚持这些的同时，并不贊同以暴製暴以恶製恶，他们深知这样做看起来爽利、有时可以高效解决问题，但是一定滋生更多仇恨、埋下更大祸根，会导致更弱势的人最终成为牺牲品（例如残忍对待一个犯罪的男性，那90%概率他会转嫁给其妻子和孩子，然后妻子孩子再转嫁给他人甚至小动物，以及以各种间接方式传递伤害）。坏人或者某些事上坏的人也有尊严、情感，简单粗暴的打击报復、惩治只会让他们做坏事更心安理得和解气，也会在未来作恶时更加狡诈和阴狠！而不是改过自新良知觉醒。

　　“白左”考虑到长远的、整体的问题和各方利益，不在已有的仇恨上添加新的怨愤，避免弱肉强食的食物链传导，最终反而可以以最小代价、最快时间走向文明进步（哪怕从某些阶段和角度是付出了更大代价）。那些快意恩仇的人、有怨报怨的社会，则会长期陷入尔虞我诈、暗无天日的环境中，以恶製恶的主持正义者也是造成这种恶果的其中一员。当然，如果某个社会多数是这种以恶製恶又欺软怕硬的，少数是“白左”，那受害最大付出最沉痛的的确是“白左”，因为他们在为各方的恶买单，包括压迫者的和被压迫者的。他们用自己的牺牲减少了仇恨、为残酷社会带来爱与希望。

　　追求绝对的正义、以残暴对残暴，或者仅仅是以革命的正义对反革命者实行暴力，那一时痛快或者只是嘴上痛快，实际上无助于国家、社会转向民主与正义，整体上也不能给人民带来文明与进步。满足自己一时的正义感快感，而不顾这带来的连锁反应，是没有道德和责任心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和稀泥、放弃原则。正如前面描述“白左”那样，要更加坚定的反对、对抗邪恶和不公，对真相有更为执着的追求、对弱者更加真诚的同情和帮助，需要勇敢站出来的时候坚定的站出来，要去积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把那些积郁的仇恨、怨毒的倾向转化为持守人权、弘扬人性的决心与勇气。

　　对许多现实问题，我们都应该寻求以折中方式解决。例如涉及违法犯罪，强化经济赔偿以代替刑罚，以弥补受害者为主而非惩罚加害者为主；对各种不公不义和黑暗，不坚持严惩责任人作恶者，但是要无比坚持追求真相、透明度、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减少阻力、最大程度有机会认识、重视和改善问题；涉及劳资关系、分配公平，既不要“剥削有理”也不要无产阶级革命和大锅饭，而是采用费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兼顾资方劳方、兼顾效率公平、兼顾国有私有；在涉及强者与弱者的纠纷时，既不要“你弱你有理”无限同情弱势方，又不要忽视双方条件背景不同对双方博弈能力、话语权的影响，就事论事同时又考虑到长远和连带问题。

　　折中主义说起来不容易，做起来更难。这需要有关的双方甚至多方愿意释出善意、诚实真诚、不被挑衅激怒、明是非讲道理、据理力争又肯让渡重要利益、有耐心和意誌力。尤其在只有一方愿意折中而另一方不愿意时，那对愿意折中一方的心理考验堪称残酷。

　　好或许我说的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现实难以实现折中。人的本性就有损人利己的倾向，很难改变和克服。我自己长年都拒绝折中，是激进分子，恨不得将恶人挫骨扬灰。但是折中主义的确是情理法权衡下“最不差的选择”，不如“东风压倒西风”符合人性与现实，但比后者多了良知和道义。

中国社会的反智倾向的基本形态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一年

最近，中国互联网尤其讨论政治和社会现实的板块（俗称“键政圈”）兴起了一股强烈的学习、研究、模彷、崇拜毛泽东及其思想理论的思潮。在知乎、B站、豆瓣、微博等中国各大互联网平臺，到处都充斥着对毛的崇拜与追思、对毛精神的贊颂及毛思想的学习宣传。“教员”是他们对毛普遍的尊称，塑造毛既为人师又平易近人的形象。这引发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国内外广泛的关註。

这些青年毛粉怀念的不仅是毛，还有从中国大革命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历史岁月。在他们心目中，革命时代是光荣的、勇敢的，是为了打碎旧世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中国。他们也认为，建国后至改开前的中国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工人阶级拥有无上荣光，国家工业化建设成就斐然。而毛则是导师，是红太阳，是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领路人。

他们避免提及毛的过失乃至残酷的斗争史，只把这些当成革命和建设中不得不做出的牺牲。毛粉们也将大跃进、“公社化”、大饥荒、文革乃至更早的肃反整风，都归罪于下级的错误和偏激、外部环境的逼迫，而毛本人却始终是伟光正的、不容批评非议的。

从根本上说，青年毛派的崛起，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差距悬殊、官僚资本主义膨胀、社会福利保障低下，以及政治环境日益严酷的产物。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已达到惊人的且不可撼动的地步，广大平民尤其底层生活在艰难绝望中无力挣脱。即便是有一定学历和知识的小资产阶级青年，也被“996”压的喘不过气来。近来流行的“躺平”、“内卷”等话语就是国人不堪重负下的调侃和呻吟。

同时，近年来中国舆论管控日渐强化，自由派受到重挫。因而，许多国人尤其关心政治的青年学生，普遍而迅速的转向了毛主义。在2010年代及之前，毛主义多流行于中老年人之中，在青年中非常边缘化。但如今，青年人却成了粉毛的主力军，他们在互联网上製造的声量远超那些老年毛粉。

众多青年成为毛的拥趸，从情理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今社会竞争残酷、阶级对立严重、人人缺乏获得感与安全感，渴望有政治强人横扫汙秽。而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更使部分年轻人仇恨权贵和资本家，试图“等贵贱、均贫富”，实现平等与大同。而宣扬民主宪政的自由派思想又被遏製，所以压抑的怒火都借着毛主义之火在思想上燃烧起来了。

但从现实角度，青年转向毛主义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这意味着暴烈的斗争政治、反智主义、个人崇拜的卷土重来。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确有一定可取之处，但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好东西。毛本身是一个残忍的独裁者，从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历次浩劫，毛都是始作俑者、第一责任人。没有他的指挥、鼓动、首肯、默许，反右、文革等灾难就不会发生，“一大二公”导致的大饥荒和工业浮肿他也是心知肚明。

在毛时代，人被分成三六九等，如工人、农民两大社会保障悬殊的阶级，以“剪刀差”残酷剥削农民、以户籍製度严密控製农民，进一步又有“地富反坏右”这样的“黑五类”区分，上面则有形形色色的干部作为那个时代的特权者作威作福。毛时代没有平等，相反比改开至今中国的阶级分化更加清晰而赤裸。现在的人至少还能通过考学、经商等方式改变身份地位跃升阶层，人与人名义上也是一律平等的。但是毛时代则是在档案和个人身份证明中直接划分等级，等级之森严、被压迫者之悲惨，甚于封建农奴社会。这哪裏是毛粉们说的平等的天堂？

即便当时被抬高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其实仍然处在各级干部之下，要接受各式各样严厉的纪律约束。在资本主义国家常见的罢工和理所当然的言论自由，毛时代的中国工人都是没有的。中国的工人从没真正享有民主，不仅不能选举政治领袖和管理国家，在选举厂领导和管理工厂中，普通工人也敌不过领导干部“内定”和一言堂。工人各种福利分配乃至外出旅行的权利都被各级官僚攥在手裏，人身自由和基本所得都受控，这怎是国家主人，反而是国家奴仆罢了。

至于说改开前中国工业的成就，是严重夸大、浮肿的，虽然产量不低，但是质量堪忧。那时全国各城市包括县城甚至镇甸都有各种厂矿，除鞍钢、“一拖”这样鼎鼎大名的工业巨人，其他的绝大多数工业企业和产品都是勉强运转、自产自销的破烂工程。“两弹一星”则是克服了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破坏造出来的，而非在各种政治运动加持下生产出的。包括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理论和实践，也是其克服了文革的迫害、熬过毛时代的残酷，才最终推广向全国乃至世界的。而毛粉则完全颠倒黑白，把“前30年”的成就当成毛及毛发动的政治运动、毛时代体製优越性而得到的，荒谬无稽。

那个年代，不仅工业产品短缺且品质低下，农业和服务业更是差劣，除主粮外限製发展农副产品，计划经济完全与市场现实需求脱节，经济毫无活力，各行各业都是短缺和贫乏状态。而高级干部则享有各种特供，俨然人上人。这样贫穷落后、物质匮乏、分配严重不平等的社会，哪裏是人间天堂？

也有人将反右之前及文革期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当成言论自由的表现。事实上，“反右”之前的“鸣放”只是毛自己都承认的“阳谋”，以挖掘出“反党反共分子”，后来几百万人被迫害。而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只是限定在特别范围内的批判整风，而不允许向党、向毛挑战。遇罗克、林昭、张誌新的结局就证明“离经叛道”的鸣放是什麽下场。“四大自由”只是毛及政权用来整人的工具，并不是捍卫言论自由的法条。

还有人声称那个时代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取得很大成果。某种程度是对的，毛时代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推动了妇女解放。但是那个年代女性和男性一样，都没有什麽权利，男女享有的权利都很少，又需要承担相同或相近的劳动义务，所以实现了某种“平等”。但这与现代女权主义追求的更加进步全面的在工业化社会中的女性权利保障和女性解放，还差着十万八千裏。还有人居然将申纪兰标榜为推动男女平等的先锋，她只是个橡皮图章罢了，国家政策根本没有征求她以及所有普通妇女的意见，而是其他政治考量。

毛派不仅陷于历史虚无主义无法自拔，也不能提出对当下实际情况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很显然，在当今中国再次发动毛式革命不仅不具现实可行性，也不具备法理正当性，更没有目的正义性。毛时代的革命和政治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应该再重復发生，这虽然不被毛粉认可，但目前至少仍是中国大多数政治参与者与旁观者的共识。

青年毛派虽然远比那些“老古董”毛派要有知识、有视野，但仍然提不出具体可行的改变中国现实的纲领、方案和细节。例如如何改变现在中国稳固的既成秩序，哪怕撬起一个角落？之后如何建立一个平等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避免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如何确立所有製结构和分配结构，兼顾效率与公平？……这些他们都浅尝辄止或干脆闭口不言。青年毛派们只是会一遍遍重復和咀嚼《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裏的各种段落和词汇，试图用这一早已逝去人物的“喻世明言”对照现实，对现在的中国现状大张挞伐，然后提出一些高度空洞抽象的革命目标，用毛式革命话语自欺欺人、在麻醉中高潮。

毛派思想虽然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但本质与人类理应走向的目标相背离，客观上不可行，主观上丑恶。因此，毛派思想在中国的这轮復兴弊大于利。它虽然一定程度可以激发人们对现行体製的不满、促使人们认识到各种剥削压迫的丑恶以及人民苦难的深重，却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让当政者利用毛派思想冲淡、压製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和宪政中道和平理性的进步思潮，打击自由派在在野势力中的力量。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看，这轮毛派復兴都不可能对现体製造成重大实质影响。但这次毛主义在青年人中的大热，却的确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惕。显然，恶劣的洗脑教育、缺乏对历史的反思、长期的舆论控製与信息封锁，造成了青年一代思想的畸形。他们将那血色残阳，看成了“最美的意象”，沉浸在非邓则厚毛的幻梦中，嘴角露出了微笑，却淌着流涎。他们感知到了社会现实的不公不义，却没有选择以光明正大之途抗争，而是选择以恶製恶，甚至试图以更加严酷恶毒的人和体製取现行者而代之，若真的实现，中国不知又有几次多少年的浩劫。

真正能改变中国的，让中国向好的，还是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是尊重和捍卫人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保障真实的普选与代议，兼顾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兼顾效率与公平，兼顾经济繁荣、民主法治、平权与平等分配。我们还要记录历史、反思历史、教育后人，摒弃极权与个人崇拜，不要让“反右”知识分子惨剧、大跃进和公社化的大饥荒悲剧和文革浩劫重演。

女权运动的利弊得失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一年

　　最近两年席卷全球的反抗性侵害的「me too」运动，引发了巨大争议。我就性侵害问题的是是非非写了一篇分析文章，探究性侵害问题中性侵疑云的真相与谎言、性侵害对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影响、社会舆论的正负作用、公检法机构对性侵问题的态度与原因、me too运动的利弊得失、解决性侵争议的设想等。我尽可能希望从不同角度分析事情是非曲直，同时站在对立双方立场上思考，希望最大程度客观中立的呈现问题的復杂面貌和本质。

　　最近引发社会广泛关註的「阿裏女员工控诉被同事性侵」案告一段落，涉事男性以行政拘留、不涉及刑事犯罪而免于刑事起诉告终。而有媒体曝出，涉事女方在控诉中有撒谎、夸大事实的情况。这又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对女方涉嫌讹诈、报復、陷害的批判声浪不断。而9月8日又发生一起案件，一位女乘客将出租车司机刺伤，而新闻评论区立即出现了「这个女的有臆想症、神经病」之类言论出现，并且预设式的说「又会有打拳的（女权分子）说是女的被男司机性侵才伤人」，暗示这种指控的不实。紧接着，9月14日，弦子诉朱军性骚扰一案一审宣判，因证据不足判决弦子败诉。于是，除女权圈子外的网络舆论一片指责弦子「诽谤」，对弦子及其支持者百般嘲讽，并希望朱军反诉乃至公安介入让弦子付出代价。

　　而这样的舆论争议、对疑似受害者的汙名化并不是个例，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也绝不只是出现在热点新闻的网络舆论中，而是广泛存在于生活中各种涉及男女关系、性骚扰/性侵嫌疑的事件中。只要有女性指控遭遇性骚扰、性侵害，又尤其指控被熟人侵害，除非证据十分确凿、事实完全清楚，一般情况下一定会有大量舆论指责当事女性，具体言辞诸如「不爽了所以诬告人家」、「为了讹钱」、「有臆症/妄想症/精神病，是在幻想」、「有矛盾了所以诬告报復」等，从专门针对女性的荡妇羞辱，到包括损毁任何性别的指控者的人格灭杀，应有尽有。当然，否认性骚扰的加害嫌疑人也普遍使用这些言论。在一些被广泛报道的性侵争议事件如迈克尔·杰克逊侵犯儿童案、朱军性骚扰弦子案、刘强东性侵案、伊藤诗织案等中，都可以充分看到这类对受害者或者说疑似受害者的人身攻击、人格侮辱说辞。

　　在性骚扰指控事件中，的确存在这些动机和原因造成指控不实、冤枉相关男性的可能（而且可能性并不低，甚至说也很普遍）。一方面会有许多人为嫌疑人辩解，但是也会有非常多的人（尤其在互联网上）猛烈谴责嫌疑人、同情疑似受害者，并且在事实还不清楚情况下就盖棺定论，甚至对嫌疑人乃至家属进行人肉搜索、网络暴力。被诬陷性侵者的名誉会受到沉重打击，甚至被摧毁整个生活。但是同时，也有大量指控属实，受害者身心受到巨大创伤，甚至精神失常无法生活。此外，还有更多的女性在受到性侵害包括强奸轮奸之后选择忍气吞声，以至于受到重復侵害，身心受创和对人生的打击更加沉重。而受性侵害的女性选择忍气吞声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就是担心这些舆论指责。

　　而性侵犯又是一种非常特殊、极难取得客观证据的侵害行为，发生场所或者环境高度隐秘，侵犯过程不易留下证据，且即便留存精液等情况下，侵犯的非自愿性也无法得到清晰证实。除了极个别证据链非常完整尤其有视频监控或敢于作证的目击者的情况，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通过客观证据分辨是非，而是靠对双方口供的对比分析，主观性非常强，严重依赖于自由心证。即便有类似于性侵害的行为，究竟是不是非自愿、是不是违背妇女意誌，并不是那麽容易判断。强製与自愿间有巨大的模煳地带，甚至在传统性观念中，这种模煳地带被认为是男性追求女性理所当然可以突破的。有些情况下的确是看双方主观上是怎麽想的而不是客观行为，这就太难判定了，一般都会无罪。进一步说，即便判断是非合意的强奸，那强奸案对于女性的伤害程度也很有主观性，不同的受害者不同情境不同环境以及不同的价值观下，心理受创程度大相径庭（而且确实很受女性对性侵的主观态度影响，一些人所称的「你不在乎就好了」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同样的情况，可能有些女性的确不当回事，像喝杯水吃顿饭一样平常（并非贬义，这也是一种无可非议的反应），或者非常坚强的克服，还有的则会精神失常、自杀），而受害程度往往也只能依靠当事人主观诉说，这种诉说真实性也有各种疑问（当然同时疑似加害者的辩护词真实性也很有疑问）。

　　根据现实情况，任何纠纷的受害一方夸大事实甚至在真实中编织部分谎言是很普遍的，加害一方尽可能回避事实避重就轻也是普遍的，性侵害案同理且情况更严重。所以导致是否定罪、如何量刑，都存在各种困难，需要復杂的博弈与权衡。而性侵害事件的危害性质也很特殊，对于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名誉、前途命运都有重大影响，事败一方甚至可能毁掉一生。这也就导致一旦指控开始，无论在舆论上还是派出所和法庭上，双方都会竭力证明错在对方，并且同样竭力为自己开脱，形成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还有一个被忽视或者被有意无视的问题，就是性侵害尤其非强奸性质的性骚扰，是相当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几乎比任何其他一种违法犯罪行为都要多。这是由于人类作为动物的一种、存在动物属性的必然现象（当然，必然现象并不一定是合乎情理和文明，更不一定是应该被允许的）。人类的进化史就充满着性与性暴力，一方非自愿的性接触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当人类进化到文明出现，逐渐开始克製性，尤其对非自愿的或破坏伦理及秩序的性行为进行了禁止，但屡禁不止（甚至设立禁忌反而诱发了更强的挑战禁忌的欲望，人（至少部分人）有挑战禁忌的冲动，而在性方面尤其如此），性冲动根植于人的生理本能。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道德与法治观念及製度建设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并不能十分有效的阻止性侵害的发生，性侵害依旧是个普遍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即便是看起来非常正派的人物，在性方面也不见得没有龌龊之处（而且这样的人违法犯罪包括性侵犯更有隐蔽性和迷惑性，不易被怀疑，被控告举发后也很难让人相信是真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看起来正派良善正直的人都值得怀疑，更不应该用这种怀疑眼光和态度对待这样的人，而且可能性当然还是低于那些品质差的，只是说不要排除这种可能性）），普通人就更不用说了。

　　性侵害的普遍性和伤害的严重性、性问题的隐秘性，公之于众（哪怕是小范围）之后对一方乃至双方产生的巨大破坏性，以及这种破坏性延伸到社会对社会稳定与秩序的冲击，导致这一问题成为社会的一个特别的敏感问题。这个世界需要伦理道德、各种规则下稳定的秩序才能得以运转，而性侵害又是伦理道德规范中既最有禁忌性、又最易突破的环节。如果违法必究的去追责每一起性侵案，那涉及的人之多、牵连的社会关系之广，影响到的人类活动之普遍之严重，是人类社会无法承受的。法不责众任何时候都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尤其涉及严重犯罪的情况下。

　　而又由于性侵害的公开化（尤其积累到一定规模）对社会秩序整体（包括小的社区、学校、工作单位及其他组织机构，到地域、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社会）造成的冲击，远比选择息事宁人或者一开始就不进行公开要大的多，因此各方都有强烈动机压製（包括受害者自我压製）性丑闻，以将影响和损害降到最低（这也是实际上的性犯罪远比公开的、立案的、判决的多的多的原因）。不过，对性侵犯罪的惩罚往往也是很严厉的，而直接惩罚之外的「社会性死亡（不是玩笑的那种是真的）」的间接惩罚往往更严厉（当然轻微的性骚扰不至于）。因为一旦曝光、证实，就必须严惩以维护社会秩序，这时候反而是需要性侵害者而非受害人承受代价了，而且有时可能是比应受代价更大的代价。而这又导致性侵者更加有意欲隐瞒事实、否认行为。而社会各方甚至包括公检法也会有意无意的「配合」性侵者否定强奸事实、压製影响。

　　不过当证据确凿或者舆论压力过大（哪怕这时证据并不确凿甚至重要事实不支持存在性侵害）时，公检法又会反过来强迫嫌疑人认罪甚至加码重罚（如李天一事件），以其为代价警示性侵害行为、平息舆论安抚公众情绪，维护国家机关严厉打击性犯罪的形象。而社会也会对其完全抛弃、孤立，无法再正常工作、就学，汙点带一辈子，真的「社死」。这时的性侵者也是受害者，加码重罚他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责，而是让他当其他未被抓获的罪犯及潜在犯罪者的替罪羊，是法不责众却可「杀鸡儆猴」的倒霉「鸡」，也同样是性问题汙名化的受损方（虽然多数时候罪有应得）。

　　从製度、法律、文化、人际态度，一方面都在「明示」对性侵犯的不容忍，一方面又都在暗示受害者忍耐、自我消化、息事宁人。

　　这也就让本来应该看是非的性侵处理，变成看实力的博弈。官方一般来说都会倾向「得势」的一方。当然，得势并不一定是权力、金钱、人脉的优势者（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是），而是包括舆论风向、社会观感、与性侵害案其中一方甚至双方有共同利益/利益冲突者的施力）在内多方的较量。这种看博弈决定「是非」的方式，如果不是一边倒或双方妥协，那就可能越闹越大，上社交媒体曝光也是有可能的。这就又影响社会稳定了，所以删帖禁言封号、屏蔽热搜、喝茶劝诫就成了必然。民主国家强调公开化以厘清事实和反思问题，专製国家则实行封闭化以平息事态和维持稳定。

　　中国这个社会可以容忍谎言和禁言营造下的「和谐」，却不接受真相可能带来的动荡（哪怕只有经历这些阵痛，社会才能真的走上正轨，而不是将错就错适应于错误道路）。从公检法的裁决到民众间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纠纷处理，都在故意促使人们撒谎、不诚实，而强力阻遏揭开伤疤、曝出真相（包括自曝）的行为，来维护各种潜规则影响下的肮脏社会得以「和谐」运转。「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即是这种实践最好的写照。

　　如果你想坚持强调事实真相、公开透明，那会被群起而攻之寻找你的汙点打倒你。哪怕你的汙点比别人小，小事也能变大事。别人大事安然无恙，你小事就会翻船。如果你自曝自己的劣迹，并且以此举发控告其他人也有，并且试图以此推翻製度和社会结构及因此得利的整个利益集团，那会被当成精神病对待，甚至送进精神病院或者其他手段弄死。如果没有比较大的汙点（小汙点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如果同时身居要职，那并不能免于迫害，反而即便什麽都没干也会被集体针对、孤立疏远。因为你没纳「投名状」，没有把柄软肋可以被抓，所以对其他人形成了道德优势和威胁，就像进黑社会没犯过罪、当官没参与贪汙受贿挪用公款一样，其他人必须集体搞垮你（当然你有权有势或者至少比周围的人有权有势，那是另一回事，那时如果你不触犯他人根本利益，的确有当逍遥派安稳度日的可能）。这种小人驱逐君子的机製就是逆淘汰机製，把腰杆硬的打断腰杆或者驱逐排挤掉，剩下软骨头和都不干净的同类，大家就都舒适安全了。以权贵集团为核心的整个既得利益阶层，正是以构建这种以谎言和汙点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保证内部的相互威慑和团结，保证自下而上的人身依附及对体製的忠诚，维护这种不公不义製度的存续。

　　这样逼人作恶、撒谎、忍耐、遵从黑暗秩序的强製导向在各种事情上莫不如是，政治问题、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民生问题，以及刑事民事纠纷，都是以这样邪恶的製度、法律、价值观、实践方式，来构建和维持。而对性侵害问题的对待及处置显然不会例外，牺牲弱势的受害者安抚强势的加害者，是必然的选择。（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社会各领域各方面各阶层时时刻刻都是谎言、黑吃黑、弱肉强食、逼人撒谎为恶等，也有许多诚实、温情甚至高尚，在一些不涉及重大利益和根本问题的小事上，人们还是诚实善良宽容的时候居多，但是基底是黑暗的，总的导向是负面的，结构性方面看是丑恶的）于是，性侵害案件成为了社会默认的一层「不能捅破的窗户纸」，虽然也时常被捅破，但大多数时候捅不破。而对性侵害案件的处理，是非曲直从来不是第一位的，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及伦理道德（哪怕只是表面上的）才是最重要的目的，一切都以后者而非前者为其行为指针。

　　而这种压製、隐瞒，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牺牲女性受害者的权利为代价的（少数情况是牺牲性侵害者，以过度惩罚维持秩序）。受害女性只能代替整个家庭、社群乃至国家和民族承受受害的代价，将仇恨和伤害传导停留在自己身上并截止（当然也不一定截止，否则各种心狠手辣虐待老人、虐待儿童、虐待动物的女性是怎麽来的），通过自我安慰和遗忘等方式消解痛苦，以自我消化痛苦、隐忍耻辱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正常运转（这一点和家暴、校园暴力、虐待老人残疾人精神病人乃至虐待动物等很类似，女性、弱势群体乃至小动物，在各种社会中被定位的角色都是被动的承受者，是强权强人强势一方泄欲的工具、是维持不平等社会存续和稳定所需的耐受品。当然，在专製和野蛮国家这种程度会更强）。压製与隐瞒性侵，也会导致对已遂性侵害者和潜在性侵害者的鼓舞，让其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如今曝出的一些性侵案如韦恩斯坦、钮承泽等人，均是多次的性侵多人，前面未受惩罚显然鼓舞了其后的犯罪。

　　当然，隐瞒性侵害的事实、不扩大化，某种程度也对受害女性有保护作用。因为性侵害的伤害之一就是对女性名誉、尊严的影响，对其社会关系、社会处境的破坏。不公开，那这些损害就会变小甚至趋近于消失。如果不考虑公道和正义问题，不扩大影响而是私了补偿、「到此为止」，某种程度确实是「最优解」。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息事宁人或者隐忍不发，也会让女性更加委屈，导致受害压抑的身心更加受创，而且可能遭遇不要脸皮得寸进尺的再度侵害、重復侵害。这种隐瞒、压製，也违背社会运转中公开的各种道德、法律、製度原则，如诚信、勇气、公平、公开透明、违法必究有罪必罚、反暴力反欺凌反性别压迫等。承认需要压製与隐瞒性侵害，也就等于否定许多被广泛承认的普世道德与规则、向罪恶低头退让甚至暗示和纵容犯罪、表现一种压製维权的态度、正中性侵害者下怀使其肆无忌惮、认可犯罪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同样冲击社会秩序、影响社会文明。

　　于是性侵害问题的处理就成为一个两难问题。人类社会面对着许多两难问题，而性侵害问题应属于两难问题中相对更加两难的。

　　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这个两难问题有不同的对待方式。在古代，性侵受害者普遍蒙受巨大耻辱，往往需要自杀或被亲人杀害以全名节。虽然有《春秋》等代表传统道德的书中有对「失节」妇女的同情，但主流价值观、整体上还是以之为耻的，对被强迫而失去贞节的妇女还是歧视、排斥的态度。宋代理学兴盛后，这种「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的观念越来越流行。即便她们不死，也一定会被排除出主流社会，再也无法参与到社区、民族、国家的正常生产生活中。这不只是中国的专利，而是世界不同文明的共同现象，西方古代在这一点上并不逊于中国，具体细节不同但是本质没有什麽区别。

　　而到了近现代，至少就中国而言，公开的、官方的各种製度、法律与提倡的主流道德中，已经没有了对受害女性的指责，甚至还充满着对受害者的同情和支持，但潜在的、根植于社会中的歧视与汙名却仍然非常普遍和严重，对受害者的指责与侮辱从未停止。而官方虽然表面上支持同情受害女性，实际上却出于种种原因而压製女性的维权，采用抑製受害人而非惩罚加害人的方式处理性侵害问题。虽然他们对一些来自陌生人的性侵犯会进行一定处罚，但很少处理熟人性侵及特定社会关系人之间的性侵，默许通过一些私了方式解决相关问题，将性侵害的损害和影响压缩在极小范围内（说白了大多数时候就是让受害者一个人承担），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的遵守着某种动态平衡。如果有人试图打破这种默契，那会面临各种指责、歧视、阻拦，遭到各种有恶意的和无恶意的歧视孤立。如果坚持几个月甚至几年控诉上访，这个过程中经历的种种足以将没有特别强意誌和能力的人折磨的精神失常，被踢出普通人/正常人生活的社会，这种代价足以令维权者望而却步。

　　公了困难，于是私了盛行。私了拼的就是双方软硬实力如权力、关系、财力，以及手段多少、阴险程度之类东西，而且越能表演越能撒谎越不要脸一方往往越可能获胜。输赢胜败与是非没有大关系，决定性的是双方力量对比。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有男性为女性出头，包括男朋友/男性朋友、男性家人/亲戚、男同学男同事等。这的确在有时会解决问题，但是往往以一方或者双方头破血流甚至残疾或没命而结束。依靠男性解决女性被性侵害问题，其实也就等于还是默认男权社会的规则，依附男性维护女性权利，而不是女性自主维权抗争。这种私了自然也无法像诉诸舆论与法律那样产生公共层面的积极影响，反而製造一种暴力和弱肉强食、女性必须依附男性才能保障权利的不良示范，法治与公序良俗的权威和规范意义也会因此削弱。

　　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同样如此。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并非如此，而是尝试了新的方式，即倾向于鼓励受害者发声、举报、积极维权，并且积极的惩罚加害者。最典型的莫过于「me too」运动。「me too」运动将一大批涉嫌性侵害包括性骚扰的知名人士拉下马，着实让受性侵害的女性出了一口恶气。不过，根深蒂固的性侵害及形成的相关文化、潜规则也并没有被完全改变，并且遇到了种种瓶颈，显示了保护女性权利、防止性侵害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未来真有有效解决方案的话）。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反性侵运动越激烈越好、反性侵製度法律越严厉越好。正如前面所说，性侵害问题涉及到復杂的社会运作及社会秩序问题，传统上抑製对性侵犯问题的曝光与处罚，也有其客观原因。在「me too」运动以及西方一系列旨在反性侵的运动、製度、法律，也的确导致了一些在反对者看来意料之内的后果，例如导致有男性被诬陷、被用来打击政治中或生活中的对手仇敌（包括女性根据自身好恶及各种利益动机的「选择性举报」，这确实对那些被举报的性侵害者不公平，因为还有更多侵害者没被举报，和「选择性执法」异曲同工）、相关的监禁率大增导致有案底者大增、许多人因为一些情节并不严重的性侵害或者说不当行为而「社死」前途尽毁、刺激出更多男权主义者并激化男女对立等，而这一切也对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和各种日常工作生活造成严重冲击。

　　就像美国军队内部的性侵事件频发，但是却没建立一个完全倾向于女性的、一劳永逸的防性侵系统，反而有改革也有反改革来回拉锯，就是因为过激的防性侵机製影响了军队的运转，一些改革措施对军纪、军人关系等造成冲击，影响了军事任务的完成包括作战目标的实现，进而影响美国的内政外交乃至国家安全。虽然这些影响肯定会被性侵害者利用来阻挡反性侵改革，但这也是无法无视或避开的客观事实。这个世界并不只有性侵害问题、女权问题，性侵害的伤害是很严重，但是还有很多理性思考起来更重要的东西，不可能为了某件事某个方面让其他方面付出过度的牺牲。而且，一切事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过度的「me too」对国家社会各方面的严重影响，最后也会对女性权利造成伤害。必然的，两性关系也因此被损害，法国明星德纳芙就批评「me too」的矫枉过正，让男性对女性正常的贊美和追求也被视为性骚扰，破坏了正常的男女关系。女性如果滥用「me too」报復与己不和者，不仅伤害被诬陷者，还会造成「狼来了效应」，过于泛滥的指控反而会让人们麻木、影响逐渐淡化，人们不再有热情去关註，真正的受害者因此被忽略。还有电影《狩猎》中的情形，也证明弱者的虚假指控有时候也会因其极大的迷惑性，产生严重破坏力，让相对强势的一方身败名裂。

　　还有，「me too」等运动往往造成损害更大的，是那些还有一些诚信、要面子的有操守、愿意承担责任和有悔罪意识的人，而那些没有诚信和底线的、不在乎被指控者、死不承认、反咬一口攻击报復受害者的，往往反而得不到惩罚。像政绩斐然且人品还不错的纽约市长科莫、首尔市长朴元淳，就是因为并不严重的性骚扰而落马，后者还因此自杀（根据遗书等还可以看到其非常内疚，心理上也受折磨）。而且，这些人的性骚扰性质的性侵害不见得就是道德低下，只是没能适应局部变化了一些的法律和道德要求。当然他们是没克製住自己的欲望，但也没有刻意要伤害女性，也没有在事发后反咬和迫害女性，而是承担了责任。而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卡瓦诺虽有性侵多人等种种劣迹，面对诸多证据拒不承认，以往言行品质恶劣，但是仍然成功当选大法官作威作福（作出各种不利于弱势群体的判决），他们大抵也不会多麽内疚和被心理折磨。更加充满谎言、社会达尔文化和男权主义的中国就更不用说了，大多数性侵害者除非打击到他实际利益，否则不会对其有什麽心理影响。

　　而且，能够曝出性侵指控的环境，往往恰是还有自由和权利甚至有很高自由和权利保障的，而那些性侵犯重灾区、侵犯程度更严重更恶劣的，「me too」根本无法进行，女性连相应的勇气乃至意识都没有，连向公众举发的念头都没有，即便敢这样也会被彻底搞死，包括物理上的死。中国的「me too」发生的媒体圈及公知圈，还有部分高校，其实恰恰是中国性侵害相对最轻的、女性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最好的，而如体製内、企业、下层贫民社区、以收容弱势群体为主的特殊机构等性侵害更严重的地方，几乎没有任何人参与指控，至少无人公开站出来实名的指控。哪怕有一定法治和自由的香港地区，「me too」运动也没什麽声气，演艺圈万马齐喑，鼓起勇气诉说的蓝洁瑛也已因抑郁悲惨死去。在「me too」运动中倒下的往往都还有残存的良知，或者其环境和亚文化还友善的容得下女性提出指控，而那些阴险狡诈、完全没有良知与罪感的人反而不惧指控活的很滋润，那些製度和亚文化上彻底压製和征服受害女性的恶劣环境，也不会因「me too」等运动改变。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种思维方式虽然会被用来藏汙纳垢，但是也的确反映了一种无奈的现实。人类一直都很肮脏，为了人类社会的存在及稳定运转，有时候不得不容忍很多丑恶，否则冤冤相报没有尽头，且冤冤相报中整体上一定是弱者付出更大代价（正常秩序下还有节製和约束，一旦发生冲突对抗，那弱者的反抗会导致强者的仇恨和报復，且失序下强者当然可以放开手脚不遗余力伤害弱者。秩序对弱者来说往往既是压迫又是保护）。而且出于正义目的的运动、法律、行为，并不一定会带来更好的未来，甚至会导致更坏的后果。当然我也知道，坏人也正是有此心态，才肆无忌惮，并且以此来阻吓人们去变革的。但是这也是客观现实。有些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去实现短暂的局部的正义，那可能导致製造更大的灾难、更多的不正义发生。从一般的生活纠纷、司法执法，到国家、民族间的恩怨情仇，莫不如此。所谓「无法在地上建立天国」，放在反性侵问题上也一样。如前所述，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不可能专为某个人某件事让道和牺牲，不能「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出去」。女性被性侵是个大问题，有些人甚至因此精神失常、致残、自杀、被杀，但是这世界上也有更多行为上更恶劣的暴行、结果上更悲惨的惨剧。这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人、一类人在受苦受难。反性侵、女权运动需要与大环境相恰，有节製有分寸，避免对社会发展及他人权利的过大损害性影响。如果社会运转遇到严重障碍，那反过来也会反噬包括女性在内人类的各种权利和权益。

　　这并不是否定「me too」等女权运动和相关改革的必要性，而是说客观作用上的确不见得会好，在一些环境恶劣的国家可能导致更坏结果。过激的变革几乎必然会造成破坏和反噬，「me too」虽与中国发生过的一些政治运动在性质和程度上有根本区别，但是的确在某些特性及后果方面有相似之处（如「破四旧」破的糟粕的确有，可是破坏的有价值的东西更多。「me too」远没到这个程度，但是显然对许多有价值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社会结构造成了破坏。二者都有「为泼水把孩子也泼出去」的倾向）。任何运动、维权，都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和文化教育及价值观念相调和，也需要有各种配套的製度、法律、传媒、组织机构等，否则不仅不能实现目的，可能还会製造各种悲剧。

　　在人类的素质、文明没达到某种特别高的高度、社会製度与价值观念没达到特别完善的程度、还原真相的各种技术手段没达到特别完美的程度情况下，性侵害问题没有好的解决方式，被侵害无法伸张正义和被人诬陷性侵会同时存在，并且还是会给其中失败一方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同一个人可能既被性侵害过没能追究侵害者，又诬陷过别人；另一个人也可能同时既性侵犯过别人没受惩罚，又被别人冤枉过。而且，这种情况并不是罕见的，我列举这种情况也并不是为了卖弄逻辑。一个人一生正常情况下要过几十年，且处境及个人价值观也会有变化，所以这期间完全可能同时发生这两种情况，甚至两种情况在同一人身上的发生有因果关系。

　　例如被性侵不敢举发阴险和有势力的侵害者，或者那时还天真单纯没有心机不会应对，却因此郁闷在心、慢慢变坏变得阴险狡诈，于是后来在和其他人纠纷时诬告无辜者，或者因性侵精神失常真的得了被迫害妄想症（而不是被汙蔑得了妄想症），然后误告无辜者（如果真有妄想症并且被身边人知晓，那被性侵可能性更大，因为无论如何指控，直接说「她得了妄想症」就行了）。或者顺序反过来，先有诬告，后来被人真的性侵，却因「狼来了」因素反而不敢再举发。同样，也可能有人曾被诬陷性侵，愤懑不平，于是后来真的性侵了他人。顺序反过来，也会发生曾经性侵过他人传出风声名声不佳，然后被人诬告，结果这下真的跳进黄河洗不清。还有的涉性侵害案的情况是，事情双方都有明显过错、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明显撒谎，男性不道德但是女性也有图谋，鲍毓明案就是典型例子。

　　依常理可知，类似的情况在其他非性方面的纠纷、侵害中大量存在。根据其他纠纷、侵害中这类情况的普遍，可以推断性侵方面也一样普遍。再强调一遍，这不是摆弄逻辑、解「灌水出水」型无聊题目，而是强调性侵害中一人兼具两种相反情况的普遍现实。如果没有这样的认知，那极可能会被撒谎一方所迷惑，搞错真相。（再进一步说，一个人也可能被真的性侵两次、多次，被诬告两次、多次，每次都是真的或者都是假的。任何可能都可能发生，而且也不罕见（比如涉及某个群体/圈子内部多个人，因为受害者第一次不反抗所以其他人听说也去性侵，或者几个人合伙诬陷一个人，分别分开举发）。当然，这并不是说反正「一切皆有可能」所以事情无法判断、没有真伪，常识和逻辑仍然重要和有效，只是要註意事情復杂性避免被一些经验和思维定式迷惑）我们现在能做的，或许只有想办法缓和问题、避免零和博弈。例如，对于性侵是否属实存在疑问的情况下，只应该就事论事否认事实，而不应该以「荡妇羞辱」或者质疑指控者「讹钱」、有「精神病」等否定人格的方式损害指控者名誉、生活。对于性侵犯程度不严重的、非恶意的、仅是一时冲动的一般骚扰，也不应该追责过度，这样才能相对更重的惩罚恶性性侵害者。同理，要宽容对待主动承认存在不当行为的，这样才能让死不认账、阴险狡诈、对受害者打击报復的流氓式人物相对被更多关註和谴责。而且，对可以确认性侵害的加害者应该给予出路，不要让人没有退路，把人逼死或者结束事业是不合适的（在性侵犯情节不那麽严重、不是以恶意伤害受害者为目的的情况下）。还有，反性侵更多应註重于对真相的呈现和原因的探析，以此进行相应教育、预防、阻止，而不是着重于惩罚。即便对于比较严重的性侵犯行为，是否也可以在定罪的同时原谅，并且在其出狱后给个好的出路呢？社会是否能在对受害者去汙名化的同时，对那些真诚忏悔的加害者也去汙名化，或者至少去一部分汙名化呢？要将诚实与否、悔罪与否强调的比性侵害与否更重要，形成性侵可原谅不诚实不可原谅的风尚。这样才可以促成更多人认罪悔罪，否则他们肯定死硬到底甚至反扑反咬。当然，社会公众不太会这麽做，现实是反其道而行之。

　　就像浙大努尔·巴特尔强奸未遂案，我觉得浙大的留校察看处分并不算不合理（甚至说还是很合理恰当的），考虑到了未遂和悔罪情节，也给了其改过自新的机会。而努尔·巴特尔其实已经一定程度受到惩罚（缓刑和留校察看也是登记在案的记录，也被抓进局子裏关了一段时间，相关经历也会对其产生负面影响），也不敢再犯（除非他有什麽疾病，需要化学阉割那种）。后来事件被传到网上（而且很可能是有某种目的而非简单打抱不平伸张正义），在网民强烈要求下浙大开除其学籍（这次网络讨伐也让他彻底身败名裂，不仅生活圈子裏，现在全中国都知道他是强奸犯了），反而会导致以后更多强奸案被压下来一开始就不会进入司法程序，当事人也不会承认犯罪（更不会写悔过书佐证女性指控属实），而是反咬一口到处汙蔑女生诽谤，或者动用一切资源打击报復。基于这样的可能性和示范，且不愿意因此有一方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女性也就在一开始就更倾向于选择忍气吞声。所以，这样的处置发生后，最后受害的还是女生。

　　何况，根据我看到网上曝出的一些信息，此人算不上什麽权贵家庭出身或者流氓头子，最多算少数民族地区中产精英家庭出身，据说在学校并不合群，还曾经被殴打威胁而躲到别人寝室。也就是这样的背景和个人情况，所以公检法和学校才敢给他留个处分记录，换成真的有权势背景、在学校拉帮结派呼风唤雨的，女生根本不敢报案，报案了也会被强力压下，突破障碍到了法院也多半会在各种运作下被判因证据不足而嫌疑人无罪，也不会有人为受害者作证，反而加害者朋友们会千方百计诋毁受害者，以及其他各种报復。而这样的情况公众却无从知晓，知道事情的旁观者也不敢曝料，即便曝料也会被火速喝茶、报復，一顿删帖封号也就没了消息。根据自己所知的一些情况，我敢断言，包括浙大在内全国各高校甚至中学强奸案非常普遍（并不是说超过50%才算普遍，哪怕5%就不少了），情节比这严重的多的、已遂的也数不胜数，但是绝大多数并没有得到惩罚。浙大事件后，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现在公众看起来颇有正义感的作为，其实是在加剧弱肉强食、不诚实与阴险、封锁信息压製舆论的现象。「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放火」、「抓住手承认就是放火，抓不住不承认抓住也不承认放火了也等于没放火」，于是人们更加拼命追求权力金钱、依附权贵、拉帮结派、学习各种害人威胁人的技巧，撒谎作恶面不改色心不跳，由偶尔作恶者变成职业恶人，只要作恶就做足做绝，毫无诚信廉耻和悔悟之心，让丛林社会更加丛林。更令人遗憾的是，面对这样不理性的民意和可怕的后果，没有知名人士、「大V」、公知站出来反对、劝告。或许他们不愿意违逆汹汹民意，或许因为舆论环境变迁已经不像以前敢言和方便发言，甚或者他们根本没意识到这是个需要纠偏的问题，根本不知道为包括强奸犯在内各种坏人说公道话也是理性文明社会的必须。（如果认为凡是涉及强奸就不可原谅、就没有讨论空间的，某种程度也确实有道理，因为这问题有特殊性。但是这种态度对现实是好是坏？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程度、人际关系的水平吗？强行把底线定到远高于现实的程度，又有多少意义？对公之于众的性侵案高标准严要求，对未被揭露和定案的性侵不闻不问甚至嘲笑受害者，这种双重标准是应该的吗？只顾明面的道德洁净和背后的社会秩序，而忽视当事受害者自身甚至当事双方本身的人权，是文明社会所应该做的吗？）从一般公众到知识分子，国人普遍都没有分清轻重缓急、註意统筹兼顾的意识和能力，更不知道越是坚持正义越要求真务实理性客观，包括不对罪犯和敌人加诸超出程度的谴责与惩罚、甚至还要在必要时主动为其开脱。作为有重大影响和舆论导向作用的大V、公知，不仅要去这样做，还需要积极的这样做，不够积极就无法反向矫正矫枉过正的民意浪潮。不仅「不要放过一个坏人、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也要不让「坏人」多背负一点事实以外的委屈，不让「好人」多得到一分无中生有的称贊（现实裏当然很难完全做到，但是我们可以向这个方向努力）。只有这样，控诉才更加坚实，正义也更为纯粹，那些阴险狡诈的人的丑陋才会更充分被暴露，隐藏在重重伪装和帐幕后的罪恶才会无处遁形。客观上这样也能有效避免对手利用自己部分不实指控反噬因而诚信受损，连真实那部分也连带被否定或怀疑。虽然行正走端客观理性也一样会被泼汙，但是起码不会心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还有，这也可以让大多数还有残存良知的罪犯、坏人真心知道自己是心悦诚服、生出忏悔之心，因为没有过多冤枉他，甚至也承认了其好的一面、某些好的行为。这样才有利于和解共生、警示后人。

　　可惜国人总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是锦上添花就是落井下石，却不愿意雪中送炭损余补阙。对于努尔·巴特尔这种已经因刑事处罚和校纪处罚的还穷追猛打置于死地，对那些死不认账反咬女性的则不仅不谴责，还一起跟着诽谤女性。真正应该做的，是对证据确凿、承认罪行和已受一定惩罚的（其实被确证实施性侵本身就是惩罚了，即便不增加任何实质处理）手下留情甚至原谅宽容，专门批判、挖掘、攻击那些根据种种难以伪造的迹象显然极可能性侵却死不认账、不留证据（往往是狡猾的避免留下证据、毁灭证据）、反咬受害者的嫌疑人（尤其那些势力大、人脉广、身居体製内或体製外重要职务、平素所作所为作恶多端的），声援受害者力挺其控诉权，想方设法确证其罪恶、挖掘其后臺、浇灭其气焰、摧毁其地位，并打击其代表的力量（假如其力量代表剥削压迫作恶者的话）。这才是真正的公民应该做的事（其实何止性侵问题，任何事情上都应该这样）。

　　可是我没见到任何一个人同时做到这两点。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中国社会之所以变得像现在这麽坏，就和人们总是欺软怕硬、鄙夷排斥犯错悔过者、却服膺甚至佩服贊赏凭借权势和狠心把恶做绝者的社会风气，有着极大的、相互「促进」的关系。（当然以上我说的这些自己做到了吗？我承认没有完全做到，甚至以前还做过与此相反的事（也就是和大众那种欺软怕硬的倾向类似），未来也不一定能完全做到。这既和客观环境有关，也和我自己同样有的人性弱点缺陷例如软弱性自利性有关。但是我明白并认定这些道理后，就一直向这个方向努力，而且根据和其他人的对比，我相信自己现在做的好于99%以上的人。而且，正是以前我在许多事上没能做到以上这些态度和行为准则，所以现在我才特别后悔，强调要做这些）（我举这个案例及相关分析，并不是说不让人们在遇到这种事后三缄其口，而是说应该註意性质、程度、具体情节、当事人后来表现、和其他侵害者言行对比等，然后做出合适的评判、发出合适的声音）而且，加码惩罚被曝出的侵害者虽可以以儆效尤，但是也等于损害他的权利，让其受本应受的惩罚外还代人受过，这并不符合人权中要保护每个个体的要求。虽然惩罚本身就包含对社会和他人的警示这一目的，但是现代社会更要强调平等、均衡、一视同仁，而避免製造「替罪羊」、「祭旗者」、牺牲品。即便从实效看，只重罚被发现者未必能警示他人，如果在法不责众、维稳至上的环境下，反而让其他人在有人已受过之后变得更加有恃无恐。他们认为已经有人受罚，那自己相对就更少可能受罚甚至不用受罚了。相比而言，降低惩罚力度但扩大处理涉及人员，实现「法能责众」、将惩罚相对均一的落到每个犯罪者身上，才是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式（虽然这现实不易实现）。对公众而言，也应该更积极挖掘身边的性骚扰、性侵害者，积极製止相关行为，保护每个女性安全，而不是只会捶破鼓、推烂墙、狩死猎。

　　而公众尤其知名人士在涉及性侵问题时也不应该发表非此即彼的极端言论，而是应该多发表持平中立之论，不激化性别对立，起到一种良性的引导作用，启蒙民众用更加理性和现实的看待性侵问题及当事各方。

　　我写过一篇文章《折中主义：未来中国变革最不差的选择》，就专门分析了完全的正义几乎不可能实现，或者实现需要极大的代价，代价超出反抗的伤害造成的原有损失。折中虽不是完全的正义，却可能以相对最小代价和最快速度实现改善。

　　更根本的，是通过各种方式将性问题、性侵犯问题「脱敏」，解构其造成的巨大耻辱与压迫感，这样对涉事双方都是一种「松绑」，也会缓和性别矛盾、社会矛盾。性侵害的伤害和对受害者的汙名本来就是由社会建构的，所以解构就是从根源上消解性侵的非物理伤害。当然这是非常不容易实现的（或许在某些地区、群体和环境中实现了，但大多数人和大多数环境应该没有实现），因为涉及到根本的道德准则、人的价值与权利、社会权力结构等人类基础性问题。而且，完全的解构也未必是好事，解构的副作用巨大，甚至会因此动摇人类伦理道德根基。但是往这个方向努力是可以的。

　　在性侵害争议中，当事双方共同的同事同学朋友及其他有熟识关系者（或者不熟识但是属于疑似目击者）的态度非常重要。按大道理说这些人应该仗义执言、阐明真相。但是现实却是几乎不可能客观中立的陈述事实，尤其不会为受性侵害者一方作证。这既有前面说的面对性侵问题社会的整体态度和相关文化原因，也与其他纠纷事件一样涉及利益、安全、人际关系及个人情感的羁绊。他们看见或了解真相的情况下，能做到说「不知道」而不是说「没有」，就已经是在底线之上了。

　　对于诉诸舆论或司法的性侵受害者/疑似受害者，社会应该抱持一种相对宽容的姿态。真理不见得越辩越明，但是绝对比不辩要好。虽然诬告陷害的可能性存在，但是既然受害者敢公之于众、诉诸法律，已经在承受代价了，尤其在中国当今不利于女性的舆论和司法环境下。这些人无论在舆论战还是司法战败诉，都会名誉严重受损，更重的应该会家庭破裂、失去工作吧。如果胜诉，那也会被有意无意孤立歧视疏远（哪怕出发点不一定是恶意，而只是不知道如何对待，一些受害者的状态的确会让人无法应对，例如好言安慰受害者也会感到刺耳，冷淡和热情都有问题，日常生活不一定哪裏没註意就涉及到性侵害相关的人和事，刺激当事人还让大家都尴尬。如果造成严重精神问题，那更不好应付了。亲人好友同事同学又不是专业人士，也不可能一直对受害者出现的问题保持耐心），生活受严重影响，没几个男性敢去正常态度接触（当然，以上可能性并不是一定会发生，只是有很高概率。如果生活在某些非常开明的环境，这些可能不会发生，尤其那些已经非常知名的控诉者一般心境和为人处世方式会好的多，但是这样的环境和个人并不多。越是公众关註不到的、只是小范围知晓的，性侵受害者重返社会的融入困难问题就越严重）。她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那说明指控八成是真的，即便假的她也付出了代价了。

　　而且，一件争议得到公开的讨论，一般情况下都是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可以促进问题的改善。如果製造寒蝉效应，让性侵害事件得不到讨论解决，那更难探索出解决之道。而诉诸舆论也会对试图性侵者起到舆论震慑作用，还能消解性侵者带来的压迫感、控製感、征服感，解除性侵者带来的羞耻感对心灵的控製，揭露真相和批判丑恶是削弱作恶者及所做之恶危害的重要方式（甚至在摒弃同态復仇、以暴製暴的今天，是最重要的方式），一定程度可以疗愈受害者创伤（是的，虽然公之于众有前面说的那麽多坏处，但是也有好处，而且随着时代发展观念改变，好处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考虑到处境弱势的、很可能受害一方的情感，而其中的弱者通常是疑似被性侵的女性。即便认为其质疑不实，也应该承认其有质疑权。就像「清华唐婧事件」中，后来证明的确是个误会，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其当时怀疑被性骚扰的权利，而只需要批判她后来的反应不当（虽然我看也无可厚非）。而且，她未来如果再疑似被性骚扰，依然有权发声，事情同样可能是真的。有些心地险恶的人恰恰会利用「狼来了」故事中那种情境，去侵害失去人们信任的人。进一步说，即便法律判决疑似性侵者无罪、强奸或性侵犯不成立，也不应该因此就说受害者一定是有意诬陷或者有精神疾病（而且，精神疾病患者其实更容易被侵害、虐待，因为她/他说的话被认为是精神病发作的幻想，所以无法被信任。这并不只是逻辑猜测，根据BBC文章《揭开精神病与暴力关系谬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成为暴力行为受害者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三倍。当然并不止这一篇统计，此类统计用中英文Google找几个关键词搜搜就能找到），很多情况下只是证据不足、情节尚不严重而已。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不应该冤枉疑似性侵者，但是更不应该冤枉疑似被性侵者，不要造成双重伤害。当然，同时也不要对存疑的性侵案中疑似性侵者盖棺定论，施以言语乃至行为上的私刑，否则《狩猎》中的情形就很可能发生。甚至判决强奸罪成者也可能是被冤枉的，呼格吉勒图案和聂树斌案就是例子。（当然，存疑也会导致真正错误的一方相对得利，也会有人利用这种存疑原则来性侵或诬告。可这总比彻底冤枉一方要好）不过，这样严格的要求也会让人似乎无法再评论社会事务了（而且现实很难执行，欧美那麽强调政治正确，互联网上及现实社会的潜规则中照样有各种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阴谋论言论）。而且，这会阻碍人们为受害一方发声，影响网络舆论的正面作用。因此，也要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评判事情发表情绪也不能限製太严。这些其实也只能看自觉了，不可能完全靠强製手段改善，还是需要文化、教育、法律、製度、个人素养等诸多方面的共同改善。显然，这几方权利、利益存在冲突，也不可能每个人在每件事上都一碗水端平。舆论要给疑似受害者（无论男女哪一方）一个宽松的指控环境和辩解环境，而不是製造寒蝉效应、逼走发声者、吓住其他试图通过舆论讨公道的受害人。

　　不仅媒体、网民等舆论上要多持平中立、对「一边倒」的矫正声音，法院判罚时对无法完全确定真伪的涉性侵案件，也应该不使用过于绝对的言辞，尤其是疑似受害方的指控非常合理但是却没有直接证据时，即便判罚嫌疑人无罪，也应该对疑似受害者表示同情，不要完全否定侵害发生的可能性。这样，既不至于冤枉嫌疑人，也不让疑似受害者在可能的伤害后被二次伤害，背上「荡妇」、「诬告者」、「精神病」的汙名。这种人性化的判决在大陆以外已有先例，如香港运动员吕丽瑶疑似被非礼案，吕在网上将事情曝光后警方主动调查和检控嫌疑人，法庭最终判决嫌疑人无罪，但特意说明只是因遵循「疑罪从无」原则而非意味着性侵不存在，并直言不希望因此影响「me too」运动。这样的判决是相对合理的。

　　此外，也不要轻易判处疑似受害者的指控或证人证言为「诽谤」（除非证实是恶意陷害、故意下套），这会阻止指控和作证。虽然这已经在中国发生了，如性侵嫌疑人邓飞诉为疑似性侵作证的邹思聪和当事人何谦一案，即便庭审中邹思聪和何谦提出了自己的相关证据，邓飞的一些说法如「不认识邹思聪」也被前者的证据证明是说谎，但负责审判的杭州互联网法院仍以「邹思聪和何谦提供的指控邓飞的证据『不足以让人毫不犹豫地坚信所描述的事情是真实发生的』」为由，判决何、邹败诉，何谦需要向邓道歉、邹需要删除相关文章，二人还需要缴纳罚款。这个判罚证明了中国司法体系的倾向性及维稳目的。而被许多中国网民嘲笑为「强奸之国」的印度，其一所法院却判决印度一位部长在反诉性侵指控者诽谤一案中败诉，判决理由即为了保护疑似性侵受害者，不让其因败诉遭受社会汙名。虽然这不能完全代表中印两国的司法态度，但是两国相关判罚很少（至少我在网上没找到更多同类案例），这两件已足够有代表性。中国越是面临这样的不义现实，越是要改变。

　　人心不可测，事实真相不易探寻甚至永远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对待方式。就像人类不得不与新冠在内的各种疾病共存、不得不接受这世界上存在不公不义和暴力、无法让一切灾祸可能性归零那样，每件性侵疑云也不可能都水落石出，世界从来不是完美的，我们要接受一些事情「不可解」或者说没有最优解。有时候对于突破道德的人，法律也并不能约束，非要去约束可能带来更多的恶果。我们只能通过製度、法律、舆论等方面的改进，让涉性侵害的问题得到相对最不差的对待和解决。作为个体，我们很难去为谁伸张正义，但是至少不要做伤口撒盐者的帮凶，在存在疑问的事情上多换位思考、体谅各方。

　　这些现实看起来令人无奈和绝望。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从远古到今天，人类还是取得了过去的人从不敢想象的进步，女性处境也在一番跌宕起伏后取得惊人的改善。历史并不见得就终结于现在的状态了，未来说不定还真可能实现一种人人自主和有尊严、各种事情两全其美、多方共赢的现实呢。所以，这世界还是有点希望的罢。

中日战争对中共的积极意义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一年

    自互联网普及以来，关于「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的争议就时常在网络舆论中出现。有人认为那些感谢言辞只是毛泽东的反讽、黑色幽默，还有的人则认为这是毛的真情流露、发自内心的真诚感谢。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首先需要将有关毛感谢日本侵华的原话摘录，然后据此进行点评。根据人们收集的来自包括中共官方信源在内的各种正式记录，涉及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的言论，共有七次，列举如下（摘录自维基百科）：

    第一次：1956年毛泽东与访华的前日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道：「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真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第二次：1960年毛泽东对日本文学代表团谈话时提到：「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现在谁在教育你们日本人民？是美帝国主义做你们的反面教员，同时它也做我们的反面教员。」「……我们中日两大民族有合作的可能性，也有此必要，因为都受美帝国主义压迫，有共同立场。」第三次：1961年，毛泽东对日本社会党顾问黑田寿男说：「……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中国抗日战争，中国人民既不能觉悟、也不会团结起来，这样一来我们现在还在山裏，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在谈话中，毛泽东还表示了「要区别对待与人民的关系和与政府的关系」「日本的垄断资本政府和军国主义分子应该负责任，日本人民不应该负责任」等意思。

   第四次：1964年7月9日，毛泽东与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亚洲、非洲、大洋洲访华代表谈话，谈及南乡三郎：「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个忙不是日本共产党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帮的。因为日本共产党没有侵略我们，而是日本垄断资本和它的军国主义政府侵略我们。」第五次：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接见再度访华的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1.毛泽东：「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员，也是你们的教员。……」 佐佐木：「今天听到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讲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2.毛泽东：「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佐佐木：「谢谢。」3.毛泽东：「……。蒋介石是第一位教会我打仗的人，就是指这一次。一打就打了十年。我们从没有军队，发展到三十万人的军队，结果我自己犯错，这不能怪蒋介石。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只好进行二万五千裏长征。在座的，有我，还有廖承誌同誌。剩下的军队有多少呢？从三十万减至二万五千人。我们为甚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二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啊？」第六次：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西行漫记》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第七次：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等来访日本客人时的谈话摘要：毛泽东说：「……我们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当田中角荣就「日本侵华给中国人们添了很大麻烦」的说法进行解释的时候，毛泽东说：「那就好了，你们那个增添麻烦的说法就这样解决了？」田中角荣说：「我们打算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改（通过姬鹏飞和大平正芳的进一步会谈，在最后的公报中改成『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严重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毛泽东说：「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也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嘛」。

    註：其中使用内引号的「皇军」、「好事」中的引号只是后来将谈话以文字方式记录下来的人所加这七次感谢中的毛表达的核心意思可以归类为两点，一是日本侵华促进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团结、觉醒；二是日本侵华促成了中共的崛起，让中共从得以走出困境发展壮大，并最终夺取政权。

    对于第一点，争议不算很大。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是现在中共官方的史学还是自由派反对派对历史的评价，主流都认为抗日战争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民族认同的强化。共同的抗战经历、共同的受难史、共同的历史记忆，都对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有着重要意义。

   当然，这并不代表要因此感谢日本的侵华、对中华儿女的残酷虐杀。就像一个人自己或者家人遭受巨大灾祸，但是坚强的走出来，并且痛定思痛取得某种巨大成就，灾难确实起到某种激励作用，但是并不能归功于灾难、感谢灾难的製造者。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的创痛太深了，中华民族付出了极为沉痛的代价（不仅包括当时的付出，还有后来一系列的连带影响）。对汉族、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的某种激励，根本无法抵消付出的沉痛代价和一系列连带影响。就像全球犹太人也是在纳粹製造的大屠杀后才空前团结起来，并且实现復国，成为二战后国际上不可小觑的一个民族和势力。但是没有哪个犹太人会因此说「感谢纳粹」、「感谢奥斯维辛」。

   何况，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国民政府的一系列建设，都已经在促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民族意识的觉醒、塑造、强化。民国时的中国虽然没有实现实质上的统一（只有名义上的统一）和中央集权，但是无疑已经是一个民族国家。尤其汉族包括海外华侨，普遍已形成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共同体意识。所以，没有日本侵华，汉族、中华民族、中国，仍然会有足够的团结和凝聚力、共同的认同和记忆，而且是一种更加正常的而不是被伤害后变得带有屈辱性质的民族共同记忆。

    因此，中国没有必要感谢日本侵华对中国、中华民族的某种客观上的正面作用（何况这种正面作用被其他更多更严重的负面影响抵消，这个后面再说）。毛泽东在这一点上表达感谢，并不是正确的行为，或者起码说是不妥当的。至少，他应该同时指出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对中华儿女造成的巨大伤害。但是他并没有说，而且他也并不在乎这些。关于毛对日本侵华造成的伤害的态度，后面还会再说。

    第二点意思也就是毛最强调的感谢原因，就非常有争议性，涉及到中共与日本、日本右翼、日本侵华的復杂关系，进一步联系还涉及到中共、国民政府、日本的三角关系，中共、国民政府、日本、美国（以及欧美诸国）的多角关系，关系到中共对中国、中华民族来说究竟是功臣还是罪人等历史定位和是非评价，乃至中共执政合法性等重大问题。而毛泽东相关感谢言论的动机如何，就成为评价这些问题的重要参考。因此毛的感谢言论才变得如此敏感和具争议性。

   那么，毛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才说出这些感谢日本侵华的话呢？尤其，那些非常露骨，如果换成其他人说那一定被认为是汉奸、「精日」的话，到底是一种反讽和调侃，还是真情流露呢？

   对此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网民，都有不同见解。在前些年毛泽东被批的很臭的时候，人们多认为是真情流露，并以此贬斥毛。而最近几年则几乎一边倒的认为这只是一种反话、一种站在胜利者立场上对日本侵华举动的讽刺。后者给出的理由大抵包括「要根据说话的语境判断意思」、「不要断章取义」、「按常理推断毛泽东不可能真心的公开贊扬日本侵华这么大的罪恶」等，并通过汙名化认为毛相关言论是真情流露的人（打成「果粉（国民党的粉丝）」来为毛开脱。

   我认为，毛的话完全是真情流露，并不带有任何反讽、调侃性质。而且，不仅是直言一种历史事实，还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和倾向性，真心实意的对日本侵华这一行为表示感谢（就像子女感谢生养自己的父母那样的真心，或者说就像每个人平常在得到别人帮助之后那种真诚的感谢一样）。

    先说历史事实。对中共来说，确实是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他们此后的崛起和执政。我们来看看日本侵华及侵华前后中国的历史事实，并分析中共与日本、日本侵华的各种联系和相互作用。

    中共在成立之初，与日本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正向利益关联，相反对日本持相对敌对态度。由于中共当时作为激进主义政党的立场，中共还经常发起反对包括日本在内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与侵略行径的活动，例如抵製日货、抗议日本对中国的武装干涉，并批判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软弱」。在北伐战争中，中共及中共支持的一些力量还在南京、济南与日方发生冲突。国共决裂至抗战爆发这段时间，中共也不断批判国民党方面消极抵抗日本侵华的行为，强调武装抗日。中共也经常以「抗日」为名进行各种反国民政府的活动，如在大城市进行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以及派遣军队以抗日为名挺进国统区（例如方誌敏的「抗日先遣队」）和日占区（东北抗联）以扩大势力。但这一切行为对抗日本身并没有多大帮助，抗日的绝对主力仍然是国民政府、国军（包括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领导都地方政府和地方军队）。中共的一系列以反日为名的活动，更多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不过，这期间日本侵华对中共的兴衰还没太大影响。

    但是后来，中共的命运与日本侵华发生了莫大的关联。准确说，是日本侵华拯救了中共，并让中共在起死回生后进一步击败了国军、国民政府，最终成为中国大陆的主人。而且，此后的中共政权继续与日本保持着紧密的利益关系，有着很强的共生性质，直到如今。

   后面的利益与共生暂且不表，先说说日本侵华如何让中共起死回生并成为国家主人。

   1927年国共决裂后，中共成为了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的「叛乱分子」，遭遇严酷镇压。而经过五次围剿，中共于1934年丧失了在江西等南方地方建立的「苏区」，开始进行「长征」，成为「流寇」。中共将长征神化为伟大的行动，认为是「播种机、宣传队」，客观上的确有这些作用（哪怕被夸大了），但是实际上就是狼狈的逃亡。在逃亡中红军不断减员，还发生了各种内讧甚至分裂。

    1935-1936年，红军陆续在陕甘宁一带站稳脚跟，停止了长征。但是这并不是中共后来所说的「取得了伟大胜利」，仅仅是得到了喘息。在蒋介石的调度下，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以及青海甘肃等地的回族军阀部队「马家军」，都参与到围剿红军的战争中。虽然张学良等人围剿红军并不积极，但是如果在蒋介石催促或者中央军来援的情况下，中共完全可能复灭。即便不复灭，最多也只会逃亡到苏联、蒙古，或者当时亲苏的盛世才统治的新疆。而1936-1937年红军西路军的惨败，也证明了红军当时的战力已很虚弱，连在当时中国各军阀中实力不算很强的马家军都不能战胜。

   就在中共处于困境、前途未蔔之时，一场西安事变让中共转危为安，起码得到了喘息的机会。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并向中共抛出橄榄枝。而西安事变虽最终以和平解决告终，但是和平解决的条件之一就是放弃「剿共」，承认中共存在的合法性，并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中共不再是「流寇」或者「叛逆」，而是国民政府统治下一个独立的地方军政势力。

   而西安事变及诱发的一系列事件，让日本受到很大刺激。如国共合作、中国内部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暴露出的国军战备（蒋介石为表示抗日意誌，只得公开与纳粹德国等国的军事合作情况），都刺激了日本决定提前侵华，试图在中国完成实质统一和军力提升前击败中国。

   1937年，北京和上海分别爆发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如果说西安事变后的中共还并没有问鼎中国的希望（顶多只是像其他军阀那样一个割据政权），那么日本全面侵华，则让中共有了壮大力量、与国民政府竞争天下的机遇。

   关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壮大，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下与未来》一文中有详细阐述和分析，现摘录于此：

   如果说西安事变让中共得以喘息，那么抗日战争的爆发则成就了中共的恢復和崛起。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就念出「卢沟晓月」来暗喻中共的命运将柳暗花明。事实果然如此。国军只能集中力量应对日军，再也无力压製中共。面对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只好允许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自此，中共政权可以合法的存在于中国领土，不再是「匪」，不用再遭受颠沛流离、到处被围剿追击的命运。

    毛和中共并不满足于割据一方的状态。一旦获得喘息，他们就想着增强实力、扩张势力，为夺取政权做准备。八路军很快在日军、中央军、晋绥军犬牙交错的山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此后，长江以北各省（不包括东北和青海新疆）都出现了八路军和中共游击队，抗日根据地四面开花。在南方，残留的红军也改编为新四军，同样在四处扩张。南方的新四军由于处于日军和国军重兵之侧，扩军较慢。而北方的八路军则迅速扩军，在根据地和国统区日占区都招兵买马，很快超过了作为一个集团军应有的编製人数。到1940年，八路军人数竟增至40万人，是建军时的10倍。1945年，八路军人数突破100万人。

    扩军的同时，中共也在扩张地盘。在国军与日军浴血奋战之时，中共抓住机会在乡村地区建立根据地，培植自己的势力。其中在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的扩张最为迅猛。凡是日军因兵力不足等因素无法有效控製的地带，八路军皆见缝插针，成立抗日根据地或游击区。八路军虽也进行过对日作战，但无论从战役规模、歼敌人数上都无法与国军比拟。中共所引以为豪的几场战役，也很有水分。如被中共吹捧至今的平型关战役，其实仅歼灭日军300-500人。而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主要是破坏日军交通线，但对日军有生力量杀伤有限。如果说1940年及之前八路军还与日军有不少交战，那么1940年「百团大战」后则很少再与日军爆发激烈战斗。南方新四军对日军打击更少。在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游而不击、利用平民当肉盾和掩护，让平民百姓成为日军的出气筒，导致更多平民遭到日军报復性杀戮、强奸，村庄被烧成瓦砾。这样的抗战得不偿失。八路军、新四军还在抗战中时常与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发生摩擦甚至大规模冲突。当然这不是中共一方的责任，但同样也不是国军单方面的问题。例如中共总是提及国军「同室操戈」的皖南事变，却故意忽略此前发生的新四军歼灭国军的黄桥战役。

    八年抗战，让中共从只有不到5万军队、地盘仅有陕北及其他零星根据地的割据小诸侯，变成了拥有120万正规军和90万民兵、控製和影响着超过一亿人口的庞大政权。中共在1927年后遭遇惨重破坏的党组织也在抗战期间得以恢復，党员人数从谷底回升并超越了1927年时的数字。抗战爆发前奄奄一息的中共，在抗战结束时已可以自信的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除了我那篇文章中提到的这些，还需要做一些补充。在抗日战争中，日军对待国军和中共的态度是不同的。虽然表面看来，日本更加敌视共产党，例如侵华的理由就是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及亚洲的扩散，扶持汪精卫政权的最主要借口也是「防共」（汪精卫政权的「国家格言」就是「和平反共建国」），日本还与德意等国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但实际上，日军集中优势力量对国军及国府控製地区残酷打击，但是对中共力量则时常「轻拿轻放」（但这种「轻拿轻放」不包括中共统治区如抗日根据地的普通军人、民兵、平民。八路军、新四军一旦被俘，除非变节投敌，否则几乎必死无疑。而中共领导人也并不因此就痛恨日本，他们眼裏普通党员和士兵都是棋子。他们在各种整肃中对自己人从不手软，如何会顾惜这些被日军杀害的党员和士兵）。这固然和国民政府及国军是日本主要敌人、中国主要抵抗力量的客观现实有关，也有日本方面有意「区别对待」的成分。

    非常典型的如日军对重庆和延安轰炸强度的巨大区别。重庆在抗战中遭遇轰炸200余次，死伤两万多人。延安则仅被日军轰炸17次，伤亡近400人。而且，重庆有一定的防空力量和人防设施，延安却没有任何防空力量，也不像重庆那样有大山作为天然的防空洞（只有一些土坯造的窑洞供躲避）。中共作为中国第二大抗日力量，如果真的对日军有重大伤害，那日军一定会想方设法铲草除根，从源头上摧毁中共的统治中枢（日本就多次试图刺杀蒋介石）。但是日本显然在有能力这样做的情况下并没有这样做。日本方面显然在利用国共矛盾，通过默许中共的发展壮大来挤压、削弱国民政府和国军，分化中国的抗日力量。在日本败相已露的之后，日本默许中共的壮大，更是在为分化战后的中国铺垫。

    中共与日本在抗战中的某种默契并不只是猜测。根据日本学者一些研究（如筑波大学教授远藤誉所着《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中共方面与日本特务机关有密切接触并进行合作，如将所知的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告知日军，并与日军达成默契消极抗日，以换取日军默许中共扩大地盘，形成国、共、日三足鼎立。

   总之，中共正是借着日本侵华，而得到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出力少、损失少，而得利多，地盘由小变大、实力由弱变强。国军则是抗日的主力军，国军歼灭日军人数占中国战场歼敌数的绝大部分。但相比于1937年，1945年的国军并没有明显变强，至少其发展壮大的幅度远小于中共军队。更重要的是，日本侵华让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几乎毁于一旦，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暴行也让许多民国精英遇害（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曾痛惜的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那次起义牺牲者不足100人。而南京大屠杀罹难者30万，其中不乏各方面的精英，以及很可能成为精英的金陵大学、中学青年学生），走向民主宪政的进程也被打断，极大的削弱了国民政府的实力和威望。这就为中共取代国民政府提供了条件。

    日本侵华对中共的帮助还不止于此。以上那些「帮助」更多是通过对国民政府的破坏，让中共取得相对的提升优势。而事实上，还有日本侵略者对中共的直接帮助。1945年日本投降，国共都在争抢接收日军留下的武器装备及其他遗留物资。虽然从客观结果看，国民政府接收了更多日军物资，但这些接收对提高国军实力作用并不大（因为那时国军中的中央军装备已经不亚于日军）。还有，除蒋介石一度聘请冈村宁次为国共内战的顾问、阎锡山收留万余日军训练本部军队和进行守备工作外，其他日军及日本技术人员悉数被国府遣送回国。而且蒋介石收留冈村宁次、阎锡山收留日军，对后来国共内战胜负影响十分有限。

    而中共则情况则相反。中共在抗战接收中虽处于相对不利境地，但有限的接收也让中共实力大为增强。对于装备落后的中共来说，接收的日军装备如同雪中送炭。最关键的，是中共在中国东北的相关接收。在驻东北的苏军支持下，中共直接或间接（从苏军手中）获得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遗留的大批武器装备，包括数十万枝步枪、2000多门大炮及大量弹药。此外，中共对除被遣返外的日军及日本技术人员都采取了「留用」的政策。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有12000-33000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被「留用」，以卫生、军工、军需方面的人员为主。这些人不仅为中共在国共内战中战胜国军（尤其辽沉战役的胜利）立下重大功劳，还成为中共建政后军事经济文化（例如由满映改造的长春电影製片厂，就有日本技术人员）建设的重要力量。

    纵观抗战及抗战前后的历史，可以得到明确的结论：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中共的新生，也不可能有中共后来对中国大陆全域的独裁统治。而且，这样的影响，并不纯粹是一种客观的后果（即日本侵华意外造成了中共的崛起和胜利），其中还有明显的日本和中共方面主观的勾兑、合作。（虽然并不是说日本侵华就註定让中共崛起和执政，中共自身的奋斗和其他历史机缘的影响也很重要。但是没有日本侵华这一环，中共就不可能有后来那些成功。就像復杂仪器有多个重要部件，虽然并不是只要一个部件就能运转，但是没有那一个部件一定不能运转）这样的历史事实下，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也就顺理成章，完全符合事实了。毛所说的「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等，都是大实话。那些辩解说「要了解毛泽东感谢日本的历史背景」的，这些就是背景，这样的背景证明了毛感谢日本是顺理成章的。

    即便列出这样的历史事实，为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言论辩解的人仍然有其他辩解理由。例如，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可能这么直白露骨的说这样自揭其短、违反常理、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话，因而又找出各种理由为之辩解。这也是许多初次看到相关言论者的疑惑。人们对毛泽东说的这些出乎意料的坦诚、直白、不顾日本侵华灾难受害者感情的言论，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所以以为很可能是反话之类。

    持这样观点的人，要么是对毛泽东不了解，要么是故意洗地。如果了解毛泽东的性格，尤其建国后他的一系列言行，就明白毛这样说话一点不奇怪。毛泽东是一个极富个性的领导人，不是循规蹈矩的官僚，更不像现在世界上许多接受系统教育和规训、非常重视「政治正确」而生恐失言的领导人。毛泽东本来就个性鲜明，不喜欢受各种政治规矩、伦理道德的约束。而在他成为统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并拥有绝对的权力后，变得更为肆无忌惮。无论他说什么，其他人都不可能对他的权力、地位、威望造成挑战。这样的情况下，他可以毫无顾忌的发表最真实的个人想法。

    毛泽东不仅在日本侵华问题上发表如此惊人之语，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也会发表令人错愕的言论。在此摘录几条：

    1.「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毛在1958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话，此时反右运动已进行一年，大批知识分子被劳改、流放，其中有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因此死亡）   2.「『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毛在1959年「大跃进」失败、「人民公社化」也显露失败迹象时说的话。毛泽东长子毛岸英死于美军轰炸，次子毛岸青因被青帮打伤而精神残疾）   3.「我喜欢右派。你们共和党是右派。」「我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在对欧美的外交中，毛的确更喜欢与强硬反共但务实的右派政党（如美国共和党、英国保守党）、政治人物（尼克松、戴高乐）交往，不喜欢重视人权和各种普世价值的左派。然而毛泽东在建国后一直在国内「反右」，尤其1957年后至1976年毛泽东死前，国内真假右派都被整死整疯，没人敢以右派为荣，谁也不敢说右比左好）以上这些言论，根据其现实中的行为，都是在真情流露，哪怕这些言论是在自承罪恶、自曝其丑、自承双重标准。这些话是在反讽吗？是一种调侃或者说幽默吗？从内容、语气，到讲话背景，都可以看出来这些话不是反语，是在实话实说。前两条不仅不幽默，还很冷血残酷。毛泽东说这些话，一是因为他毫无顾忌（不需要像民主国家那样担心被民众和反对党批判），也没人敢因此指责、纠正他，所以有恃无恐、越发放纵。二是因为他想以此来展示一种坦诚、直率（或者也不是完全为了展示，而就是想把自己真实想法说出来，哪怕说出来会令人惊讶错愕），并且愿意为表现这种坦诚、直率，不惜暴露自己一些正常来说不宜明说的主张、想法。

    同理，在日本侵华问题上，毛也是这样的心理和动机。当然，并不排除毛希望通过这样真挚、亲日的言论争取日本对中共政权支持的目的。但是，他说这些话主要目的并不是寻求日本支持，而就是在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有辩解者说要「了解毛泽东的语言特点」，而根据毛的语言特点及个性，恰恰可以反映他是真心实意感谢日本侵华。

    如果仅从日本侵华对毛泽东及中共自身（而不包括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影响，那毛和中共的确「应该」感谢日本。但是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他们之间的「感谢」就是灾难。不仅日本侵华本身给中国带来了那八年的惨痛巨祸，也打断了中国正常的现代化进程，无论是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民主化、思想文化的繁荣，以及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都被日本侵华无情切断。因日本侵华而起死回生并执政的中共，将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乃至海外华人的命运，都带往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也让世界的政治格局及世界历史的发展因此而改变。

   没有日本的侵华及中共与日本的各种勾兑，就没有中共的建政。没有中共的建政，也就没有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那样的悲剧，中国也不会在改革开放前30年那么的贫困，人民也不会变成既狂暴又奴隶的生存状态。东南亚的华人也不会陷入没有祖国的绝望，成百万的死在异族的屠刀和枪口下，并长期沦为二等公民。

   当然了，并不是说没有日本侵华和中共执政，中国就没有灾难、没有经济政治上的种种问题和挑战。或许，还会出现实际发生的这个时间线所没有的巨大灾难或者困境。但是，穷尽想象力，根据1936年或 1945年中国和世界的情形推断，几乎不可能有比现在发生的这一切更坏的情况发生。国民政府可能并不民主，经济建设不一定快速和顺利（例如不一定有中共改革开放后「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国民党主导的政权可能像许多右翼军政府那样腐败和专製，四大家族及各种权贵也会巧取豪夺。可是，即便如此，也比中共这些年做的好许多倍。仅仅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国大幸。何况，根据臺湾、韩国、葡西及拉美的情况，右翼专製的残酷程度普遍都低于列宁式政党-斯大林体製的红色极权，走向民主化几乎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

    还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假如中国是一个亲美的非专製（虽然也不一定民主）政权，即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领土广阔、历史最悠久（之一）、民族同质化最高、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国家，投入走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国际合作道路的阵营，那世界上进步与落后、繁荣与贫乏、文明与野蛮的成分对比也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在中国、美国、西欧这「三极」的共同主导下，世界将普遍进入民主与繁荣。起码，不会像现在中国这样，成为世界实现普世价值文明的最大障碍；不会让世界因某些独裁者及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己之私，而陷入完全不必要的对抗之中；不会让世界在如今还有如此多的专製国家、以暴力、谎言、压迫维持存在的政权。那时的世界，完全有更好的製度和意识形态条件，可以腾出更多资源和精力，去探索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解决更多民生的烦恼与个体的苦难。这样的世界，离「天下大同」也就不远了。

    可惜假设无法改变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往往不遂人愿，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甚至，经常会有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前面提到日本侵华及前后几年对中国的影响，其实并没有说完，相关的历史也没有告一段落。以为日本对中国的恶劣影响结束了吗？并不是，残酷的历史还在继续。

    1949年，中共建政。这时冷战已爆发。中共宣布中国「一边倒」，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倒向苏联。与倒向苏联同时的，就是与美国的全面对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金日成的南侵导致美国干预，仁川登陆后，美军迅速夺取朝鲜半岛大部，逼近鸭绿江。面对金日成的求援，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先后有百万誌愿军进入朝鲜，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

    为人忽略而令人伤悲的是，这距美国和中国并肩抗日仅仅过去了5年。抗战爆发后，如果没有美国、苏联等国的支援及后来的参战，中国根本不可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在外国援助中，美国出力最大、牺牲最多。当中华儿女在中国大陆上被屠杀、强奸、当成人体实验品、强迫劳动时，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痛击日军，并且轰炸日本本土，为中国报仇雪恨。美军也通过派遣顾问、组成誌愿航空队的形式直接在中国对日作战。没有美国参战，中国的沦亡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说，美国、美军是中国的恩人。不仅国军，中共军队在抗战中也和美军多有合作，美军考察团还访问了延安和华北八路军根据地。在后来的国共内战调停及美国国内对华政策製定中，这些美国军方人士都不曾有负中共。

    可是，就在朝鲜战场上，本来应是朋友也曾经是朋友的中美两国军人刀兵相见，双方共计死亡近20万人，受伤数十万人。许多曾经在太平洋战场与日军浴血作战的美军官兵，却死在了他们帮助的中国人民枪下。这样的厮杀并不是为了某个正义的目的，而只是缘于某些统治者自身的利益或政见。

    而这样血腥的厮杀，当然让刚刚被美军打败的旧日本军人十分兴奋。在他们看来，这是中共军队为他们报了仇。他们被美军击败、战友被杀、被迫投降，军队也被解散（虽然后来又重建了）对美军恨之入骨。现在看到美军在三八线吃瘪，自然十分高兴。（关于日本右翼和旧军人对中美在朝鲜交战的态度，并不是我自己想当然的想象，而是根据诸多事实进行的分析推断。这也不仅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其他一些学者也持类似观点，如臺湾的历史学者许剑虹先生在其写的多篇文章中均有提及以上问题）   不仅日本右翼、旧军人高兴，整个日本都为朝鲜战争高兴。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战争为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第一个节点和机遇，就是朝鲜战争。朝鲜战争中美军的巨大物资需求，让战后百废待兴的日本重获生机。从此，日本走上经济发展快车道。另一方面，也是中美两国的彻底决裂（中共已控製整个中国大陆，国民党只退守臺湾一隅，所以说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代表了中国没有问题），让美国只能依靠日本製衡中国，改变了美国在二战结束时设计的扶植中国压製日本的政策。而且，日本军国主义那些罪行也就因此一笔勾销、不再追究了。1950年盟军宣布停止追捕日本战犯，后来还将已经判刑的战犯提前释放。所以，朝鲜战争中美厮杀，得益最大的就是日本。罪恶累累的日本（不要说平民无辜之类的话，除了极少数是反战人士，其他哪个日本人没有以某种形式参与战争？这些人及其后代在战后又有没有悔罪？是不是还在参拜靖国神社、否认战争罪行？）在战后取得了长达数十年的高度发展和繁荣，还有充分的民主法治，战争罪犯生活优裕；受害的中国却长期贫困、动荡、落后，民主法治更是荡然无存，侵华受害者普遍受苦受难，含恨而逝。

    朝鲜战争后，中美两国也陷入长期的对抗，美国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而日本虽然追随美国，是美国的盟友，但是两国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中共为对抗美国，对日本就千方百计拉拢宽容。对于日本的战争罪行，毛泽东时代甚少提及（仅仅在涉及中共抗战相关的历史时顺带提及）。南京大屠杀、华北大扫荡、浙江屠杀等日军暴行被雪藏。甚至，中共还猛烈抨击美国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的行为，将之称作帝国主义的「罪孽」。美国投掷原子弹某种程度是为中国人报仇出气的行为，也加速了抗战的胜利，减少了中国的损失，中共反而恩将仇报大张挞伐。中共把日本人的人命和权利摆的这么高（或者以此讨好日本获取利益），却根本不在乎本国人的生命和尊严。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在邦交正常化谈判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主动放弃中国对日索赔的权利，还非常大度的接受了田中角荣将日本侵华称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麻烦」的说法。这也导致了以后日本方面有充分的借口拒绝承认战争罪行和谢罪，也让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丧失了法理依据。

    当然，中共以此换取了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和外交支持，以及以无息贷款、技术支持、投资及少量无偿援助在内的经济支持。从1972年到21世纪初，日本对华各种援助数额总额达2900亿人民币。许多人也以此说明日本对中国做了一定补偿。但是，这些援助多是以经济合作的形式进行的，例如使用援助款要购买日本产品、兴建基础设施要使用日本材料、使用日本技术同时接受日资进驻等。这种合作中不仅中国受益，日本也可以受益，并且日本处于利益链上游受益绝对值更高。中日经济合作也有利于日本免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滞胀」，经济从50年代一直高速增长至90年代，创造了全世界罕见的经济奇迹。这和单方面支付赔款完全不是一个性质。况且，日本政府也明确否认这些与战争赔款有关，极力撇清这些经济援助与战争责任的关系。

    这些援助的确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但也巩固了中共政权的专製统治。正是日本这些政治经济支持，让中共在折腾了二十多年后再次「续命」。具体说来，这些援助获益最大的也是中共的权贵及既得利益阶层。在严重不透明和腐败的中国，各种外部的资金、技术、产品，分配和使用权都在中共各级干部手中，人民并不能得到多少利益甚至完全没有获益。那些战争受害者及其家人，更是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至于援助带来经济发展的对国人间接的好处，没有日本侵华中国过得不知道要好多少，这点补偿能值什么？（说到这裏，有一个被国人经常使用的词「吃人血馒头」，这词经常被网民误用。但是放在这裏却不算误用。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出于赔偿性质的援助，却落入了中共权贵集团手中。某种程度，这些权贵所得是用那些死难者的命换来的。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吃人血馒头」）   毛泽东时代结束后，邓小平继续奉行对日亲善政策。虽然一度不再有亲日反美的需要，但是却有联日反苏的需要。如1978年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绝口不提日本战争罪行，却特意强调意在谴责和製衡苏联的「反霸」问题。甚至，中共因日本不愿意接受「反霸」条款而一度推迟签约。对中共来说，强调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远比日本战争罪行问题重要。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立场，而且是出于中共自身而非中国人民利益的实用和功利。

   如果以为日本和日本侵华对中共的帮助到此为止、只有这些了，那就太天真了，也太乐观了。我所说的，就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对中共及中国的影响。

   1989年，中国学生运动、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不仅中国大陆，香港、臺湾及海外华人纷纷支持中国的爱国民主运动，「民主歌声献中华」唱出了全球华人共同的期待。可是，6月3日夜的枪声和坦克轰鸣，击碎了中国人民和华人华侨共同的民主梦想。在短暂但血腥的镇压后，中国的民主进程戛然而止。

    世界各国对此纷纷谴责，西方国家宣布对中国实施製裁。六四后的中国，正在陷入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危机。1990年代初，中国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而六四镇压也被国内广泛反感，人民不敢言但心中愤怒。从国际局势看，那时正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高峰期，从苏联和东欧，到韩国和臺湾，以及拉丁美洲，专製政权纷纷垮臺，民主都在迅速的实现。在这样的浪潮中，走向民主是常规，保留住专製才是意外。如果世界各国尤其美欧日积极的通过製裁逼迫中共推行民主化，内忧外患下中共未必能支撑得住。也就是说，六四后中国仍然有几年处在变革的窗口期，民主未必不会到来。

    可是，就在中共在国际上相对孤立、政权根基不稳、人心浮动的情况下，日本向中共抛出了橄榄枝。六四当日，日本就决定反对对华製裁，提出「避免孤立中国」的主张，与其他所有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而中共暂时稳定局势后，日本很快就恢復了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往来，继续对华提供经济援助，并且在国际舞臺上为中共缓颊。而欧美其他国家也跟随日本的政策，静悄悄的取消了对中国的各种製裁和限製措施。正是日本的「雪中送炭」，让中共得以逐步走出六四后一度面临的外交孤立，重新以正常国家政权的身份在国际舞臺活跃。

    当然，据现在解密的各种资料，欧美各国尤其美国也是倾向于对中国实行绥靖政策，尤其美国的老布什总统很亲近中共，拒绝听从国会製裁中国、督促中国民主化的建议。而且，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强于日本，美国对华政策对世界的影响更重要。但是，六四后首先与中共接触、首先改善对华关系，并且对当时中共政权提供经济政治外交支持最多的，的确是日本。日本在六四后国际社会对中共的绥靖甚至扶助中，起到了首发的、最大的作用。

    至于日本为何如此，大多数研究和评论都认为是日本需要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需要搞好和中国这个邻邦的关系，以及共同对抗美国等（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六四后对中共的妥协，同样有出于利用中国製衡日本的动机）。这些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是其实低估了国与国之间斗争的残酷，以及日本政治家、日本右翼势力、军国主义接续力量的阴险。

    我认为，日本在六四后帮助中共维持政权的最重要原因是，日本需要有一个立身不正、理不直气不壮、带有严重历史汙点和合法性软肋的政权，需要中国有一个不会真正反日、能够约束民族主义情绪和行为、不会实实在在追究日本历史责任和现实悖谬行为、不会为中国国家利益而与日本发生激烈冲突的执政党，需要一个能够抑製和慢慢蚕食中国人爱国心和正义感、让中国走向内耗和崩解的统治集团。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让日本不必为罪恶付出代价、不需改变现在的丑恶行为、不需担心中国对日本产生实质威胁，也才能让日本长治久安。

前面已经讲了中共从抗日战争到邓小平时代与日本的关系、对日本的态度。从这些事实中足以看到，中共的存在的确可以符合日本的那些阴暗期待。当然，有人会拿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的恶化、中国官方对日的强硬态度反驳，认为中共已经改变了对日政策，由亲日转向反日，并且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这仅仅是看到了事实的表层。中共真实的对日态度及由此衍生的行为，其实也不难窥探，只不过需要略微费点劲分析思考。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中对中共对日本的态度有详细列举和分析，内容较长，我截取关于对习近平时代对日关系的评论，摘录如下：

   如果习近平真是如同希特勒或者天皇裕仁那样的狂热民族主义者，他当然很可能对臺甚至对日对美发动战争；如果解放军高层像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纳粹党卫军中狂热的种族优越主义者，解放军也完全可能发动对臺湾及美日的战争。但现实是，无论习近平和其他六常委等核心决策者，还是几乎所有党、军、政高层，其考虑的只是权、钱、地位、政治斗争、自己与家人的富贵荣华，眼裏只有利益。他们不仅没有文明、进步的善良理想，也没有侵略扩张的邪恶理想，他们只是一群贪恋权位、追逐利益之徒罢了（当然，中国的老百姓同样如此，也是既乏善良理想，也无为了扩张而「牺牲」的信念）。如果打起战争，他们高高在上的权位、坛坛罐罐的金银，都可能不保。而如前所述，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样不强，而且非常「听话」，被洗脑，哪怕外国骑到中国大陆头上欺凌，哪怕臺湾正式而完全的独立，习近平统治集团也会有办法为不开战圆场，乃至「化悲愤为力量」，让人民继续忍气吞声建设国家、继续忍受被中共剥削呢（而人民包括军人同样没有几个肯为国家统一自愿牺牲自己和家人。老百姓喊的「武统」很响亮，可是真的让他们付出现实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代价、冒上生命危险，普遍都会退缩，十四亿人没有几个真好汉）。

    而这些，在对日问题上，习近平政权已经有所表现了。在习近平上臺之前及执政初期，国内外普遍认为习是「反日派」，而前任胡锦涛则是「亲日派」。的确，在习近平刚刚上臺的几年，他的确表现出了一些对日强硬态度，还主持了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设立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等积极铭记历史的举动。

    但随着习在国际上面临美国的全方位挑战、欧盟的人权问责、印度等新兴国家的经济竞争，他很快倒向了亲日。在大陆的保钓人士被禁止活动，连香港的保钓人士都被阻拦出海。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也很快低调了下去。除了满屏的客观上破坏真正反思、沦为意淫式精神胜利和谈笑对象的「抗日神剧」继续热播外，官方的宣传和舆论引导均倾向降低对日历史罪行批判的调门。而面对日本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逐步解禁「集体自卫权」及配备准航母等攻击性武器，对东北亚乃至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等更实际的问题上，中国更是仅以「高度关註」、「关切」（而非「强烈谴责」、「明确反对」）低调应对。和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相比，2015年后的习近平政权在对日问题上更加低调。习近平执政不到三年，就几乎完全放弃对日本战争罪行持续性和激烈的批判，与以色列对纳粹罪行的长期声讨、韩国对日本殖民与战争罪行的坚持追究形成鲜明对比。

    更令人惊讶的是，2018年10月，面对贸易战的困境，习近平拼命讨好安倍晋三政权，在安倍访华期间，在北京市尤其天安门广场前挂满了并排的中日两国国旗。而现今日本的国旗「日章旗」也是二战中军国主义日本的旗帜。1931-1945年，日军就是打着这样的旗帜侵略中国，在刺刀和军车上挂着这样的旗帜在中华大地烧杀奸淫、抢掠扫荡，无恶不作。中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将日本的旗帜如此巨量的到处悬挂在政治中心和主要城市。想象一下德国总理访问以色列，以色列政府会否悬挂任何和纳粹有关的旗帜？（当然，有人说纳粹旗和如今德国国旗不一样，日本则是现在的国旗和二战的国旗大致一样。那这就更有问题了，说明无论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都未认真追究日本侵华责任、未强烈要求日本「去军国主义化」）据一位知名媒体人转述，在改革开放之初，有多位参加淞沪抗战的老人，曾在上海一个日本商品展览馆看见日本国旗之后气的（也可能是惊吓的）昏厥过去。当然，如今的国人是普遍麻木了，连天安门、长安街挂着这些奇耻大辱的膏药旗都无动于衷。不过也不奇怪，六四镇压时长安街上的木樨地、六部口……到处是革命者的血肉，国人几年后就已忘却，如今在那烈士死不瞑目的土地上笑逐颜开的市民和游客更是每日不绝（当然，我并不是说希望每个国人每天走过时都悲愤痛哭，而是说要铭记历史、改变现实。但是显然他/她们根本没有，哪怕心裏都没有想）。

    更实质的是，在这次会谈及对外通稿中，习近平完全没有在历史和领土争端问题上表明态度，回避了关于日本战争罪行及破坏战后体系等关键话题，代之以极大淡化历史的讨好语气（见新华社通稿）。官媒《环球时报》也鼓吹「不要因钓鱼岛纷争恶化两国关系」，为习近平缓颊。地方政府也压製包括保钓人士在内的反日运动声浪。

    更恶劣的是，在习近平政权宣传机构的授意下，大陆的「五毛」和「自干五」在互联网上大肆汙蔑香港的保钓人士、反靖国神社人士，声称这些人是「为了破坏中日关系」、「受美国指使离间中日关系」等。如此诽谤殊为无耻，更令香港爱国人士心寒，也是香港既爱国又支持民主的大中华主义者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

    而香港社运人士郭绍杰、严敏华在靖国神社门前烧毁自製的甲级战犯「神主牌」而被捕后，中国外交部不置一词。严敏华母亲和郭绍杰女儿到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求助，同样未获营救承诺。而据郭绍杰父亲说，郭绍杰在监狱还遭受精神虐待，例如不准冲凉、不准与他人讲话和看报纸和电视等。就此事，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社运领袖梁国雄在《国歌法》听证会上怒斥：「郭绍杰、严敏华为南京大屠杀三十万死难者而在日本抗议被捕，共产党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孟晚舟这种所谓『贵族』、『太子党』（被抓），共产党便出手，这不算是侮辱国家吗？」（严敏华似乎已获释，但郭绍杰迄今未获释）这件事不仅体现了中共政权的冷血，也显示出中国民众的冷漠（大陆没有多少人知道和关心他们，大多数香港人则更是各种恶毒嘲讽（至少看到互联网上的评论是如此））。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和政权，会这么做吗？相反，不救为国人抗争的郭严二人，却开动宣传机器为一个违反商业法律的「太子党」呼喊，还不惜抓捕两名加拿大人以为要挟，这充分证明了权贵利益大于民族尊严，民族主义从不是中共真正追求的目标。相反，它还尽力遮掩类似敏感事件，压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2019年4月，中国海军建军70周年之际，日本海军驱逐舰「凉月」号赴青岛参与建军庆典。中国海军居然允许了日本海军悬挂二战时代表军国主义的「旭日旗」参与庆典。而一年前，韩国在举行海上联合阅兵式时，就坚决反对日军悬挂「旭日旗」，最终日方放弃参加。而这一次中国为讨好日本、改善中日关系，选择放弃原则对日妥协。这同样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能够想象犹太人允许德国政界、民间任何人士携带纳粹标誌的旗帜或徽章访问以色列或国外犹太社区吗（更不用说军事力量了）？这不仅仅是形式，而是对历史、对国家尊严的态度。而习近平选择了背弃历史、背叛反日法西斯战争中死难的以千万计的中华儿女。

    这样的举动，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行为吗？是试图达成民族主义诉求、对外扩张称霸的政权的行为吗？显然不是。相反，习近平政权为了统治稳定，为了现实利益，对历史视而不见，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中共政权和许多国人对待日本军国主义和战争罪行的淡化、功利化（以妥协换取日本的经济和外交支持）方式，及对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修改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势力的绥靖、低调态度，与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对纳粹德国战犯的清算、正式赔偿的强烈诉求、对反犹和新纳粹的零容忍，形成鲜明而可耻的对比。中共政权和它宣导与统治下的许多民众不止比不了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也不如韩国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波兰人……哪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领袖都不会像习近平及其政权这般，对拒绝反省民族罪行还有现实民族利益冲突的敌对国家/民族笑脸相迎。他不仅不是民族主义者，连一般的国家领袖、对外最高代表都不配。而许多遗忘历史的国人，同样是不知羞耻、缺乏尊严与正义感、充满奴性的可耻之民。

 ……

    而中国官方（略等于中共政权）则将民族主义当成一种工具，其各种带有民族主义特征的言行本质，是中共实用主义原则和政策的一部分。在中共需要民族主义来凝聚人心、团结民众、对抗外部时，它就会利用。但当民族主义不利于其统治时，哪怕是合理的民族情感，中共也会压製；哪怕是合法的国家利益，中共也会出卖。中共权贵集团从不真正把国家兴衰与民族利益放在心上，而是始终将权贵自身的利益作为第一考量。总之，中共政权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和言行，均以维护中共统治集团利益为根本的、最终的目的。

    那些把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当成民族扩张主义的，更是完全的误判。中共越是把「爱国」、「民族主义」当成生意，越不会真的发动各种形式的侵略，更不会发动武装侵略。因为一旦爆发对外战争，尤其军队这个拥有巨量职位金钱资源、藏汙纳垢、为权贵获利和分赃的「发财机器」就会毁掉，他们当然不会让这盘巨大的「生意」「黄了」。

    中共在宣传民族主义的问题上，更多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富强」和「中国」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强调自身与外国尤其西方的不同、差异、「独特性」，完全不同于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天皇-军部」军国主义时在「扩张生存空间」和「优等种族论」思想下的对外侵略与对异族的屠杀奴役，也迥异于俄国的扩张主义，也非二战结束前英法和一战结束前德国的殖民主义，与美国间接控製拉美的「门罗主义」和二战后至今称霸世界的强权政治模式都有巨大落差。中共的民族主义显然是为了「守」，即便有些经济上的渗透与政治文化影响力的扩展，着力点依旧是维持中共统治而非民族主义诉求。

    而未来，中共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原则与政策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而且，中共政权越是没有合法性，它越需要通过出让、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他国为自身利益而支持或至少容忍其存在。当然，中共也会继续利用民族主义来鼓动民族情绪，但只限于口头和表面，并且依旧以区隔西方、强调「中国特色」为其主导内容，而不是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出击、侵略、占领。「稳定压倒一切」是中共维持统治的法宝，这不仅表现在对内高压维稳，对外也会选择妥协退让以苟且求安。

    在中共治下，「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正在并继续用作镇压内部异议人士的工具，如借助民族主义大旗将政治反对人士汙名化为「汉奸」、「叛徒」、「特务」、「卖国贼」、「给外国递刀子的」，加以打压和迫害。但中共只会用其对内对国人施害，而不会将之用在伤害外国人尤其美日俄等列强及国民。当然，中共用「汉奸」等词汇汙名化政治反对人士，其实真正出卖国家利益、对外卑躬屈膝的，恰恰是中共统治集团和既得利益阶层。

    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普罗大众，绝大多数人都把现实利益放于意识形态之上，利己之心大于爱国情怀，所谓的「爱国」、「民族自豪感」，都只是言谈的装饰品、心灵的安慰剂，而非真正愿意为之献身的价值选择。与中共政权「稳定压倒一切」相映的，国人普遍也是守成偷安的保守心理，为了享受生活或挣扎生活或既挣扎又享受生活，不希望打破和平、影响小日子，哪怕对外卑躬屈膝。而精致利己主义者是只要政权不要主权、只有私欲不爱祖国的。在长期的愚民教育下，绝大多数国人普遍短视、狭隘、麻木不仁（就像鲁迅所说的围观日军枪毙中国人的中国留学生那样，百年后还是如此），没有大局意识，只顾自己和家庭，也缺乏爱国必要性的认识。阶级矛盾、官民矛盾、境内民族矛盾、地域矛盾等国内矛盾，无论是在现实急迫性、关註优先性，还是在国民的实际感知上，都超过中国与外国的矛盾。最重要的是，由于习近平政权的高压政策，国民处于内斗、煎熬和沉沦之中，没有真实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包括爱国主义在内的理想被工作、学业和生活中的残酷磨蚀净尽，「做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人们无心无力为国家和民族付出牺牲。

    总之，习近平时代乃至「后习近平时代（如果中共那时还在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共统治下，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永远都只是远观声势震撼、近看空洞虚伪的表象工程，甚至，即便它的表面，如官方和民间的舆论，也将「民族主义」戳的千疮百孔。因此，在中共治下，从官方到民间，从庙堂到市井，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始终是、未来也将继续是虚浮的、缺乏实核的、表面化的、浅层的、形式主义的、色厉内荏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

   除以上内容外，还有许多相关分析，因篇幅问题无法全部摘录。总之，中共政权虽然名义上强调民族主义或者说爱国主义，在教育上强调对日本战争罪行的铭记，却并不是真的在煽动民族狂热，而仅仅是凝聚人心的一种手段。并且，中共政权有意将日本与欧美列强混同，借助对日本罪行的展示来达成一种「欧美日都坏」的印象，以此强调中国拒绝接受西方普世价值的合理性。最根本的，是中共政权理不直气不壮，本身就有屠杀本国人民、镇压民主运动的汙点，所以没有底气道义上与日本「死磕」。

    对于中共和日本来说，双方都在利用着对方的道德软肋作为要挟的工具。中共有六四屠杀和专製独裁的软肋，还有最近增添的香港与新疆问题，日本有侵华暴行尤其南京大屠杀的原罪，以及如今拒绝悔罪、美化战争、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等行径。双方对于对方的汙点都一清二楚，并且加以利用。双方都会在这些问题上指责对方，但是只是点到为止，不会撕破脸皮（可以看到每次欧美谴责中国人权问题，同属西方阵营的日本往往沉默，或者虽然也批评但相对最低调）。在有所谴责的同时，双方都继续干缺德的事、拒绝改变现实或弥补历史罪行。这就像拥有核武器的双方拥有恐怖平衡、谁也不敢向对方大打出手一样（也像两个官员互相捏着对方「黑材料」、黑社会成员间互相知道对方黑底子一样），日本和中共分别拿着「六四屠杀/专製极权」和「南京大屠杀/侵华政权延续」的原罪「炸弹」相互威慑，最终心照不宣的「轻拿轻放」，各自「各取所需」，继续己方的罪恶行为。（对于这些想法和相关行为的动机，双方当然不会行诸文字，不会在任何公开场合讲，也就不太容易被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者确认和记录）而且如我前面自引的文章所分析的，中共政权存在的第一目的是为了维护专製独裁统治、维护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而非为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所以，它不会真正在乎国家利益受日本损害，无论是历史上的日本侵华还是当今日本的所作所为。日本只要安抚好中共统治集团、保证不侵犯统治集团的利益（而不需要考虑中国人民的利益与情感），中共就会相应让日本得到其想得的利益，包括出卖中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更会约束压製中国的反日民族主义力量和情绪。而如果中国变成民主国家，政府代表了中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那日本反而无法满足中国需求，并且出现激烈利益冲突，危及日本安全。满足一个统治集团的需求是相对容易的，满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需求是难的甚至不可能的。

    如果中共倒臺了、中国民主了，那不仅日本对中国政权的「道德威慑平衡」能力失效，也会面临权利意识、正义感苏醒的中国人民的齐声讨伐，日本将无法回避历史及现在正在做的种种罪恶和悖谬行径。日本也无法像现在这样仅靠拉拢、安抚统治集团即可解决问题，必须直面全部或者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挑战。

    这种变化有一个现成的前例，就是韩国。韩国在军事独裁时期长期实行亲日政策，从朴正熙到全斗焕，都为了维持独裁统治和经济发展等原因，对日本侵韩历史轻描淡写，甚至不惜镇压人民的反日运动以与日本签订友好条约。专製时期人民的人权意识被有意压製，游行示威、言论谴责、拍摄文艺作品等表达自由也被严格限製，人民大众不能自发自觉的起来纪念历史、谴责日本各种悖谬行径。韩国军事独裁政权采用功利主义态度，为了现实需要压製人民的正义感，亲日派掌控着处理韩日关系的大权。在朴正熙、全斗焕军事独裁的二十多年中，除偶有摩擦外，日韩关系非常亲密友好。像慰安妇问题、强製劳工问题、独岛问题都被冷处理，反映日本殖民罪行的作品也被限製播映。

   但是自1990年代韩国走向民主化后，不仅民主主义成为韩国人共识，民族主义风潮也风起云涌。民主化让人们有了更强烈的人权意识、责任意识、自主性。此前被军政府雪藏的各种历史遗留问题，纷纷被正义的韩国进步人士提出。面对汹涌的民意，民主政府不得不正视那些既是民族灾难、又是人权问题的各种涉日议题。例如日本强征「慰安妇」、强征劳工等问题的批判和解决，逐渐走上议事日程。那些饱经苦难的「慰安妇」和幸存劳工都得到了韩国政府的补偿和安置，以及日本方面的一些道歉和赔偿。而且人民还对韩国建国以来至军事独裁时期各种亲日派进行了批判和清算，如製作《亲日反民族行为者名录》，并对相关人士进行责任追究、没收其非法财产等。而韩日关系也不再只是政府之间的勾兑、纯粹利益的往来，而是将日本殖民主义罪行问题、日本对待历史态度问题等作为重要内容，将韩国人民的民族情感、价值观念及韩国人人权作为处理涉日问题的优先考量。

    因为日本一直拒绝像德国那样正视历史、做出足够的改变、清算和补偿，韩日关系自韩国民主化以来一直不佳，在进步派当政时期尤其如此。韩日之间经常就「慰安妇」问题、日本修订历史教科书问题等发生争执，韩国政府经常就此批判日本政府及相关者，并不惜中断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交流。虽然由于韩日同属美国盟友，以及共同的利益需要，所以并未完全撕破脸皮。但像韩国军事独裁时代那样极为亲密的日韩关系，已经永远走入了历史。

   因此，有了这样前车之鉴的日本，更不愿意中国走向民主化。日本在中国做的恶行至少从绝对数量上远多于在韩国所做，中国的人口和经济体量又十多倍于韩国。如果中国人民的正义感、勇气、责任意识觉醒，那日本右翼乃至整个日本体製和社会，都可能面临沉痛打击甚至灭顶之灾。而且，中国民主化之后，中共与日本勾兑、日本扶植中共的行迹也会被广泛的披露，日本不仅需要为侵华承担历史责任，还要为扶植中共独裁政权承担责任、受到中国民主政权和中国人民的痛恨和报復。所以日本会千方百计推迟中国民主化的到来。而避免中国走向民主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扶植中共政权继续统治中国。此外，让中共继续统治中国，也能让中国始终处于被国际主流社会孤立的境地，这对于与中国有竞争和冲突关系的日本当然十分有利。在中日冲突中国际社会之所以普遍支持日本方面，正是因为中国处于专製而日本是民主阵营的一员。如果中国也成为民主阵营一员，那日本就不能再像以前和现在这样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欧美的一边倒支持了。让中国保持专製、与国际主流社会离心，对维护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利益非常关键。通过扶植毒害中国人民的中共政权，也可以分化香港、臺湾等中国分离地区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削弱中国的团结统一性和向心力，减弱中国对日本的威胁（扶植中国的分离主义一直是日本的对华政策一部分，例如扶植伪满洲国）。

    总之，从1930年代中期至今，中共和日本都有着復杂微妙的互利共生关系。侵华战争、中日邦交正常化、六四发生后日本对华政策，日本救了中共三次。其中第一次和第三次几乎具有决定性作用，即没有日本的帮助就没有现在中共的当权。对中共，日本是恩人，但是对中国、中华民族，日本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日本不仅侵略中国、杀戮中国人民，还中断了中国正常的现代化进程、民主化进程，让中国长期陷于中共酷虐的独裁统治之中。而且这并不只是一种客观的意外结果，而是日本有意为之。（当然，日本也曾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过正面作用，那就是在清末容留甚至支持了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者的反满反帝製运动，对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清王朝和建立民国起到重要作用）虽然那一定程度也是日本为削弱满清王朝而为之）。还有，清末民初日本曾经成为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中介」，例如使用汉字翻译了大量西方语言的词汇，对中国思想启蒙与科学发展有重要作用。但是经过辛亥革命后日本一系列对华的恶劣行为，尤其最近80多年对中共的扶植和「续命」，日本当年对华的功绩已经远小于其罪恶了。如果辛亥革命后日本没有后来的侵华和扶植中共独裁的行径，那日本对中国确实是功大于过，泛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也的确很可能是个好东西）据我所知，对于日本侵华对中共崛起和执政的作用、中共和日本的互利共生关系，学界是有些相关研究的。但是这些研究普遍低估了作用的重要程度、关系的紧密。这既有主观上认知的偏差，也有中共与日本对相关问题讳莫如深、尽可能隐瞒所以外人无法探知有关。尤其在中国大陆和日本，研究这些问题几乎是充满禁忌和障碍的。而香港、臺湾的研究力量不足，欧美则对此缺乏兴趣（或只是站在他们立场上分析，而不是站在中国利益立场上）。甚至，一些研究者受中共和日本的影响和压力，或者出于自身及自身国家地区、利益集团的利益需要，有意忽略、淡化中共与日本的互利共生关系，甚至故意撒谎歪曲误导，说中共与日本是敌对的。这种关註和研究的不足或偏差（甚至少部分的故意误导），自然会影响世界各国政界、军界、经济界、文化界、学术界（各学科）、对中共与日本关系的认识，进而影响与中共、日本问题有关的各种认识与判断，产生误判和错误态度、决策。这种现状有害于中国民主化、有害于对日问题、有害于世界的和平与民主。

    这种互利共生关系还在继续着。只要中共政权还存在一天，日本都会与其保持这种互利共生关系，利用中共压製中国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和真正的崛起，维护日本的经济政治利益及国际地位、日本民族的优越性，维持其充满战前天皇製和东方法西斯种族主义残余的体系及附着物。而中共也在利用日本的经济政治外交支持用以增强执政实力、解决重要但无法独立克服的的棘手问题、拓展在国际舞臺上的空间和影响力，以及在表面上将日本当成标靶（尤其故意将日本与美欧混同为「西方国家」、「境外势力」打包批判，利用日本罪行抹黑美欧）以凝聚国人人心与拒绝融入自由世界，以维持自己的罪恶统治。

    近代以来，给中国带来最大灾难、让中华民族陷入近百年的专製与祸乱且至今无法摆脱的，就是中共与日本。而这两个势力过去、现在、未来都在合作共谋戕害中国人民，以实现前述的他们各自肮脏的目的。

    因此，对有誌于改变中国现状的各路仁人誌士来说，想要实现中国的民主和富强，应该像清末民初的革命者那样，同时高举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旗帜，同时推进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无论是中共和日本分别还是共谋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南京大屠杀、731人体实验、殖民掠夺，还是六四屠杀、死囚器官贩卖、权贵集团的巧取豪夺，以及镇压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动，都是在侵害基本人权，戕害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与尊严。那些把民族復兴和解放与实现民主法治对立起来的，不是愚蠢就是故意使坏和离间。

   只有认识到日本势力仍然在破坏中国民主事业、阻止中国人民的觉醒和解放，将继续进行反日民族斗争、清算日本侵华疲华弱华限华历史、批判日本右翼正在进行的各种丑恶行径当成重要任务目标，才能清除中共重要的外援和帮凶，为中国民主化扫清障碍；只有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人权意识的觉醒，实现民主政治、个人自主和公平正义，才会让民族精神得到振奋和充实，促进民族团结互爱一致对外，实现真正的民族解放与民族復兴，重新找回汉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博大、自信、仁爱与辉煌。

    还有，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一定要弄清和分别对待。美国和西欧各国虽然也有和中国冲突的历史，但是更多是对中国的帮助。无论看他们从古至今与中国的交往史，还是他们政权的意识形态和国民主流价值观，都是合作大于冲突、值得我们信赖和结交的朋友，多数情况下是中国实现民族解放、民主政治的助力而非阻碍。中国、中华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会与欧美竞争与冲突，但是有着更多一致的目标。中美欧三方构建和平民主的自由世界、建立「零年（1945年）」之后全新的伟大文明秩序，70多年前就应该实现。现在已经晚了太多，我们要努力让这样的理想实现的不至于更晚。（当然，我们也要明白，国际关系是很务实的，亲兄弟还要明算账，也不要把欧美太理想化。民主国家之间也有竞争和冲突，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英法德之间、乃至相对与世无争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也不乏冲突。但是正常的成熟民主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性质和程度上完全不同于那些专製国家或者实现民主但是仍然非正常的、拒绝承担历史责任的国家）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只是将中共与日本心照不宣的关系直白的说了出来。相对于那些满嘴谎言、说白做黑的各路中共领导人，毛确实有一种近似疯狂的坦率。但我们也并不需要感谢他这种坦率。毛泽东如此感谢日本和善待从战犯到政客的各种日本人，却对日本对中国造成的滔天罪恶回避不提或者说轻描淡写，足以可见其对中国人民缺乏起码的同情心与责任心，视国人性命与尊严如草芥。这并不只是根据其言论所得，其实际上的行为（无论是在涉日问题上还是其他内政外交政策）更能验证。

   中共和日本都罪恶累累，历史终将会对他们进行清算，一切都有拨乱反正的一天。但是拨乱反正不会自动到来，而需要一代代仁人誌士通过奋斗和牺牲去实现。中华民族经历的苦难太多了，我们不能容许苦难再长期的持续下去。每个人都应该去推动改变，让民族復兴和民主主义早日到来。

人类社会的人道危机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一年

  最近几天，美国边境巡逻队暴力驱逐来自海地的难民一事传入中国互联网。中国互联网评论区普遍贊同暴力驱逐，并表现出对海地难民的鄙夷。诸如「没毛病啊，这是非法移民就该驱逐」、「美国警察干得漂亮」、「这才叫魄力」、「对非法移民还要热烈欢迎吗」、「不给你们（难民）牢饭吃就不错了」之类评论占据民意主流。还有人因此声称希望「把广州尼哥（广州黑人）也这麽赶出中国」、「应该这样对付云南的绿绿（指罗兴亚难民）」等。这不仅是普通民众的看法，也是中国社会精英和体製内人士的想法，只不过后者不在公开场合说出来罢了。

    国人对难民问题的这种态度并不是现在才出现，而是一直都如此。例如对于叙利亚内战引发的那轮欧洲难民危机，中国舆论普遍非常刻薄的讥讽难民，认为这些人「装可怜」、「背叛国家」、「当逃兵」、「是潜在的恐怖分子」等。对于接纳难民的欧洲各国政府及民众，则以「白左」、「圣母」讥讽之，嘲弄接收穆斯林难民最多的法国成为「法兰西斯坦」。真真假假的关于难民的负面新闻在中国互联网上热传，包括一些在墙外早已被证伪的谣言（如难民中混有大量恐怖分子、难民获得补助金比当地国民退休金还高），也时常被墙内互联网圈子翻译后用中文再度传播。2017年，明星姚晨担任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期间发表了一些同情难民的言论，被中国网民疯狂攻击辱骂，一度被迫隐身。笔者也因发表同情难民言论而被某中国人（或华裔）在多个社交平臺上追骂。

    这说明了中国国民在残酷的社会中丧失了作为人应有的同情心同理心，一些人做出的极端反难民言行，如同丛林社会中只懂得弱肉强食的野兽行径。

    而尤为可悲的是，中国许多「公知」等自由派人士，包括一些曾经为中国人权奋斗的维权律师，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有某些自由派人士对拜登政府接纳拉美难民导致的美国治安问题、社会问题表现出痛心疾首状，怀念特朗普时期对难民的强硬政策。哪怕，这其中有一些人正是通过美国接纳难民的政策和程序来到美国、获得自由的，如陈光诚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其他一些自由派和律师虽未得到难民庇护，却也普遍的、以不同方式受益于美国各种惠及（美国国籍者以外）他国国民的人权政策。

    普通国人反感难民也就罢了，为什麽这些自由派、人权斗士，甚至直接受益于西方人权政策的人，也如此反对美欧接纳难民等相关政策？这就是非常值得反思和批判的问题了。

    无疑，这些自由派、人权斗士，和中国普通人一样饱受丛林法则的浸淫，没有作为现代公民乃至仅仅作为一个人起码的同情心同理心，或者说至少不能做到对全天下人做到一视同仁的同情怜悯（并不是说要他们实际付出什麽，在态度和言语上不恶语相加落井下石，难道不应该是底线吗？）。他们或许会对一部分国人有同情怜悯之心，但是换成黑人、拉美混血人、中东穆斯林等其他民族其他宗教其他国家的人，就没有了本也应有的同情心。他们内心深处觉得这些种族和宗教的人低人一等、不值得拯救。他们虽然标榜自己不种族歧视，但是却在内心时时刻刻有着强烈的种族歧视心理，并且表现在许多具体事务上。

   但是，同样是这些自由派，和民众一样，其中一些人对满清充满溢美之词，即便多数人没有颂扬，起码并没有去激烈批判、坚决反对，还阻止其他人对满人的种族主义统治、现今满人享受祖荫和特权进行批判，对因愤怒于满清酷虐而发表激进言辞者吹毛求疵，甚至反咬批判者如笔者为「种族主义者」。一方面鄙夷作为受难者的异族，一方面却又膜拜作为压迫者的异族。正像鲁迅说的，「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   在对待满清统治者和对待难民上的态度对比，最能体现国人这种既分裂又同一的心态。国人对作为征服者的异族顶礼膜拜、大加称颂，中国许多人跟着宣传称贊多尔衮、豪格等屠杀汉人的刽子手「雄才大略」（各种影片和小说中其形象都很「正」，起码「正」的形象气质大于「邪」那一面），把奴役汉人高峰期称为「康乾盛世」（看看二月河作品有多少人阅读和追捧），对现今跻身精英乃至权贵的满人也不敢批判打击甚至十分佩服（哪怕这些满人是靠从祖辈至今压榨千千万万汉人的命取得的地位和成就，其身份地位各种所得无不浸透汉人血汗），满清政权被推翻上百年了还充满着奴才心态；对作为受难者的异族鄙夷排斥、极尽嘲弄，中国互联网上最具羞辱性的词汇都扣给了各国难民，尤其是受尽苦难的罗兴亚人等穆斯林难民（虽然他们未必完全无辜，但是也不应该遭受这麽残酷的对待吧），云南边境一点风吹草动就引发他们排外声浪，充满着优越感和发泄欲。当然，国人也对挤占走其绝大多数权利和民生资源的权贵不敢批判和反抗，对户籍製度、高干病房、医保社保分三六九等等各种显着的巨大的不公唯唯诺诺，只会盯着黑人留学生得到的那点特权的残羹（甚至残羹都算不上）大张挞伐，似乎有了杀父仇夺妻恨。国人欺软怕硬、拜高踩低、弱肉强食的心态展现无疑。（当然，攻击难民和贊颂满清的人并不完全重合，我上面举的例子也并不都是同时既攻击难民又贊颂满清的人。例如反对我批判满人祖荫和特权的那几个人，应该不会对难民有明显恶意。但是整体看来，攻击难民和贊颂满清或者不批判满清及满人特权，是中国同时存在的有高度重合的现实主流情况。绝大多数国人厌恶难民、绝大多数人贊颂或者起码不批判满清及当今满人权贵，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许多国人不能理解接纳中东、非洲难民的西北欧各国，并且举出难民偷窃、抢劫、性侵甚至恐怖袭击及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来证明难民素质低下及造成的危害。可是，在接受通识及文明教育的欧美发达国家主流民众看来，自己国家国民也有许多违法犯罪，难民犯罪率有时甚至还低于本国人犯罪率（因为难民生活圈子往往与主流社会疏离，并且被当地社区和警方重点「关照」，难民也知道自己身份处境而谨言慎行，所以对所在国国民的犯罪率反而低于普通国民（当然难民内部即对其他难民犯罪率要高很多），只不过难民犯罪容易被关註和报道）。出于一视同仁原则，难民犯罪了按对待本国人那样法律处置就是，而不是一律驱逐（当然有些国家对犯了重罪尤其累犯的难民、移民是会驱逐的，美国无论奥巴马还是特朗普、拜登当政，都会驱逐被判处一年以上监禁的犯有较重罪行的移民）。即便难民犯罪率比较高，那也只占难民总数的一小部分，也不能因为这部分犯罪的而拒绝接纳所有难民。而且难民在部分类型案件上犯罪率高，是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战乱和缺乏人权与法治的环境中，情有可原，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加以改变，而不应该成为拒绝他们避难的理由。

    这种想法在中国人看来不可理解，但是这才是正常的、非歧视的、人权至上的思维方式。中国人总是以「难民素质低」为由歧视、侮辱难民，但是在欧美主流人群看来，这些都是其原生国家恶劣的生存状况造成的，并不是难民本人的过错。甚至，正是因为难民「低素质」、贫穷、缺乏教育，才更证明接纳这些人的必要。因为只有为他们提供相对良好的社会环境，才可能让他们走出暴力、贫困、缺乏知识和素养的恶性循环，成为一个有自尊自信、对社会对人类有用的人。而且，这样也可以促使他们反哺其他未能离开母国的同胞，促进相关国家和族群的文明开化，最终有利于全球的协调发展与族群和谐。

    还有，欧美发达国家尤其美国，对于那些难民的确是有一定的亏欠和救助责任的。中国官方经常宣传「西方国家把xx国家/地区搞坏了」并不完全是虚言。例如中东地区的动荡，和美英法上百年来出于自身利益的各种干预、争霸、侵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中东地区的许多冲突及引发的难民问题，主因还是所在国本身以及另外更加野蛮和无视人权力量的干预（如前苏联/俄罗斯、土耳其、沙特），但是欧美国家也是有一定责任的。非洲各国则基本都经历过欧洲列强的殖民，虽然殖民也有正面影响，但是也公认殖民主义为非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例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深耕细织，推动了当地高度的西化、现代化，但是也製造了残酷杀戮与破坏。所以作为前宗主国接纳前殖民地移民、难民，也是一种义务。还有，即便欧美与难民输出国完全无关，作为发达国家本身就有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定帮助，包括一定程度的经济援助和接收一定数量的难民。这和一个国家内部权贵和富人即便收入和各种所得完全合法，也应该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负起责任，是一个道理。

    而拉美的难民问题，则与美国有更大的关联、美国也须负更大责任了。美国独立建国之后，一方面在北美扩张，一方面在拉美实行以「门罗主义」为代表的半殖民政策，通过武装入侵、暴力施压、政治干涉、经济控製、意识形态渗透等方式，损害各国的独立自主，掠夺拉美的资源和操纵物价，将拉美各国当作资源的供给地和倾销市场。为此，美国在拉美扶植了前后数十个暴虐的右翼独裁政权，这些政权对本国人民敲骨吸髓，杀戮反抗者，得到血淋淋的利润，其中最主要收入都归了当地独裁者及美国的合作方，人民则普遍生活在贫困和剥削压迫之中。美国政府本意或许并不是为了压迫这些国家民众，但是客观上无疑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现在拉美难民比例最高的几个国家，如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中美洲国家，是当年美国扶植的右翼独裁政权荼毒的重灾区。正是美国的殖民政策，让这些国家无法发展独立的工业，教育、医疗、供水供电等公共服务及相关设施也无暇投入，全力为美国输送农产品和各产业原材料。这些国家因此经济落后、公共服务短缺、治安恶劣，充满着无法解决的贫穷与暴力，才导致了这些年的难民潮。对此，难道美国不应该负起责任、接纳这些因为美国发展而间接受害的中美洲各国难民吗？这些国家的贫穷落后也有自身原因，甚至自身原因可能是主要的，但是能说美国没有责任吗？

    其他拉美国家虽然受难程度普遍没有中美洲各国那麽严重，但是都一定程度受到美国的殖民剥削和各种压製操纵，经济损失和社会建设缺位带来的民生问题难道不应该美国承担责任吗？还有，美国在很长时期内（尤其右翼当政的时候，如尼克松和裏根执政时期），并不像一些中国自由派人士认为的那样致力于在全球推进民主，相反扶植了大量独裁专製政权以服务美国尤其对抗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张。例如1964年巴西政变推翻民主的古拉特政权并建立独裁军政府、1973年智利政变推翻民主的阿连德政权建立皮诺切特独裁军政府，都有美国的强力支持。美国在拉美的一系列扶植专製独裁的行动，导致数十万人被独裁政权杀害，数百万人因之非正常死亡，对经济民生也造成了各种负面影响。如今拉美的贫富分化、暴力猖獗、城市公共服务的落后，都和美国扶植的右翼独裁政权各种破坏社会公正的政策有关。所以，美国不应该对这些国家承担责任吗？这些间接甚至直接受美国干预（而且这种干预是出于美国的自利目的）而受害的人不能去美国要求分享美国所获的利益吗？（当然，美国负责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通过接收难民这一种方式，也不是要把这些国家的国民都接到美国，但是起码不应该把费劲心力来到美国的难民一股脑驱逐回去，不应该一副毫无责任、还充满嫌恶的样子）有一位知名自由派「公知」一方面认为美国应该多接纳中国的政治难民，一方面却认为拉美的「大篷车」跟美国没什麽关系。这样的思想很有代表性。这些自由派「公知」的确需要补一补国际政治常识。但是其实不去了解这些復杂渊源，仅凭一些简单的常识也应该明白，与美国同属美洲的南方诸国这麽贫穷落后，与美国肯定有着一些关系。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些发达国家的发达恰恰以不发达国家为代价（虽然也有互利共赢的例子，但显然也有零和博弈、损人利己的情况），这是常识，就像中国许多人富裕是建立在另外一些人被剥削压迫的前提下的。

    事实上，即便不谈这些责任、义务、因果关系，量力而行的接纳难民在内的各种帮助他国的行为也理应是一种国际义务，作为进步人士、人权卫士和自由派，基于起码的良知和道义，也应该支持发达国家在条件许可情况下适当接收难民。在具体接收方式、接收多少、如何融入等问题上可以有不同意见（欧美贊同接纳难民的也并不是说要把所有发展中国家人都接过去，他们当然会考虑承受能力、可行性、带来的各种冲击和影响等问题），但是大前提应该是贊同接收难民、对难民在内的非法移民持同情理解态度。就像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理论那样，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幸福、有些人受难，其实是很偶然的，个人奋斗虽然重要但是实际上远抵不过外部环境和历史进程等非自身因素影响，身份完全可能调换。就像美墨边境两侧的人，仅仅因为一条由于政治军事历史原因而划定的界限，就导致两侧的人（两侧的人有些不仅同一民族同一宗教，还是当年美墨确定边界前的同乡同事）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教育、医疗、养老及其他各种公共服务质量有着天壤之别，这公平吗？何况如前所述，往往「贫者愈贫」和「富者愈富」存在着相关关系，前后二者往往是相互促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说法，强调大同社会及同理心的重要。作为人不应该只顾着自己一家一乡、一党一派的利益和感情，而应该推己及人、包容四方，对远方的他者都能报以爱与帮助。即便做不到付出实质的代价和主动的爱护，是不是起码在思想和言语上应该做到基本的尊重与理解呢？

    以目前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尤其普通国民的人权和生活状况）及对外关系，自然是不适合主动接收难民的（被动接收早已经存在了，来自朝鲜的「脱北者」就是），或者起码不适合大规模主动接收难民。一个国家当然首先还是要维护和发展好本国国民的人权，要让自己国民过上有尊严和基本权利及生活保障的生活。但是这不意味着未来中国社会和人权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还不应接收难民，更不应该对欧美国家接收难民充满鄙夷和厌弃。自己暂时不能行善就罢了，还诋毁别人做好事，对受害者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这种心态是很丑恶的，令人不齿。做到对难民的理解、对欧美接收难民的尊重，以及在此基础上讨论更好的问题解决方式，很难做到吗？

    可是，即便这样的要求，绝大多数国人都做不到。普通国人饱受专製欺凌和社会不公折磨，加上未接受现代人文教育，素养知识有限，在网上骂难民发泄戾气也就罢了（甚至说可以理解和同情），可是大多数本应成为国人榜样的、国家社会风气引领者的自由派「公知」、人权斗士都做不到理解难民处境和支持欧美对难民的接纳，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对无冤无仇的难民充满仇恨和鄙夷，连带厌恶对难民持宽容政策的拜登、马克龙、默克尔等人及其政府，并且崇拜驱逐和汙名化难民的特朗普及美国右翼保守派甚至极右翼种族主义者。他们也随特朗普将海地等国称为「屎坑国家」，大骂奥巴马、拜登等人接纳难民的政策（哪怕他们的政策也是很节製的），侮辱谩骂难民或难民家庭出身的议员并传播关于她们的谣言，为美国被非法移民「汙染」十分痛心。那在他们眼裏，中国又是怎样的国家？他们这些中国人或者从中国逃到美国的人又算什麽东西？或者像前面提到的那位自由派的态度那样，认为只有中国这样环境下的政治犯才值得美国搭救保护，其他国家落难者不配（起码普通老百姓不配）？我觉得，就这样态度和素质的自由派，倒的确不配被欧美接纳。如果欧美变成这些人设想的高高在上的「纯洁」国家，那也不再值得尊重。

    作为饱尝系统性、结构性压迫之患害的中国自由派尤其人权律师，应该和各国难民有更多共情，与各国弱势群体同声共气，发声支持难民、支持各国政府利于难民的人道主义举措。弱者如果不能团结和互相给予温暖，那还如何熬过世间严酷的寒冬？当然，如果真的讨厌难民尤其黑人、穆斯林难民，不愿意支持他们、不想联合，也就罢了，毕竟人都免不了有个人好恶。但是中国自由派、「人权斗士」们，还对难民毫无正当理由的恶语相加（而且如果有利益冲突尚可理解，然而难民和他们无冤无仇啊，何况别人救助难民也不需要他们付出什麽代价），激烈反对救助难民的各种政策，还崇拜那些驱逐难民、欺压弱势的政治强人和野心家，侮辱和诽谤热心帮助难民及各种弱势群体的政党和政治人物，香臭不分，甚至以臭为香、以香为臭，实在令人感到恶心。

    这样的心态形成有许多原因，篇幅问题在此就不展开细说了。但是无论因何原因，这样对待难民及评论涉难民问题，都是非常错误的，显示出他们素质非常低下、丧失了即便普通人都应有的同情心同理心。不知道那些积极帮助中国自由派人士尤其被迫害的人权斗士的外国友人，看到他们所帮助的人居然是这样的价值观和言行，会多麽惊诧和心寒。

    如果中国自由派、「人权斗士」们不能在例如难民与移民问题、女权问题、身心残障者权利问题、LGBT权利问题、动物保护问题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主流观点看齐（并不是说和最激进观点看齐，而是说与积极但温和的相关主张看齐），那这些人永远只是「在野共」而已。或者说，他们只懂得自由，不懂得平等和博爱。他们追求的「自由」，也只是某一个群体和阶级自己的自由，而不是全民全国全人类全地球共同的自由，甚至他们希望以毁损他者的权利与自由以实现自己的权利与自由。这样的自由派，背弃了启蒙运动先贤和革命先驱强调的博爱精神，对自由精神也只是一知半解或故意选择性利用，是鲁迅先生说的「柿油派」。如果中国未来被这种狭隘自由主义主导，那麽那时只有部分民主自由、只有部分人有民主自由的中国，也只不过是一半文明一半野蛮的革命半成品。

中国社会的社会环境的基本属性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零年

2020年中国SPI各项目具体分数及排名

本文是围绕着SPI进行探讨的，因此我首先将中国在2020年SPI中各项指标的具体得分及排名摘录于此，而后再依据这些数字进行具体的分析和阐述。

该指数的三个维度（大项）分别为“人类基本需求（Basic Human Needs）”、“幸福的基础（Foundations of Wellbeing）”、“机会（Opportunity）”。这三大项中，中国的得分和排名依次为82.93分、第81位；64.79分、第112位；50.63分、110位。

在“人类基本需求”大项下，分为4个子项，共含15个具体指标（小项）。

其中，“营养与基本医疗（Nutrition and Basic Medical Care）”子项得分为95.85分，排世界第46位。

其所含各具体指标得分及排名如下：

“营养不良比率（Undernourishment）”：2.5分（分数相对越高说明该指标量越高/程度越深，下同。且不同项目赋分数值涵义不同（如有些“分数”是相关数据的比例、有些是总量、有些是数值、有些是指数）、同分数的权重也不同，不同项目间分数不能直接比较），第1位（名次越靠前说明该项表现越好，有些名次是并列，下同）；“传染病死亡率（Deaths from infectious diseases）”：20.62分，第37位；“儿童发育迟缓率（Child stunting）：10.29分，第76位；“儿童死亡率（Child mortality rate）”：13.21分，第45位；“孕产妇死亡率（Maternal mortality rate）”：8.60分，第60位。

 “水与卫生系统（Water and Sanitation）”子项：87.65分，第79位。

其各小项得分及排名如下：

“不安全的水、卫生设施及其卫生问题导致的死亡率（Unsafe water, sanitation and hygiene attributable deaths）”：0.60分，第51位；“使用不安全或未经处理水源的人口比率（Populations using unsafe or unimproved water sources）”：17.39分，第79位；“使用不安全的或未经改良卫生设施的人口比率（Populations using unsafe or unimproved sanitation）”：22.43分，第95位。

 “居所（Shelter）”子项，82.73分，第105位。

其各小项得分及排名如下：

“清洁燃料和环保烹饪技术使用比率（Usage of clean fuels and technology for cooking）”：64分，第112位；“通电比率（Access to electricity）：100分，第1位；“可归因于室内空气汙染的致死率（Household air pollution attributable deaths）”：52.76分，第104位。

“个人安全（Personal safety）”子项，65.46分，98位。

其各小项得分及排名如下：

“交通事故死亡率（Traffic deaths)”:15分，第95位；“政治杀戮和酷刑（Political killings and torture）”：0.42分，第135位；“犯罪感知（Perceived criminality）”：4.00分，第88位；“谋杀率（Homicide Rate）”：0.53分，第16位。

 在“幸福的基础”大项下，分为4个子项，共含17个具体指标。

 “获得基本知识”子项，82.90分，第79位。

其各小项得分及排名如下：

“接受优质教育（Access to quality education）”：1.57分，第109位；“未入学妇女（Women with no schooling）”：0.01分，第66位；“中等教育中的性别平等（Gender parity in secondary attainment）”：0.09分，第91位；“小学入学率（Primary school enrollment）”：无数据；“中学毕业率（Secondary school attainment）”：78.60分，第63位。

“获取信息和通信（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子项，71.61分，第82位。

其各小项得分及排名如下：

“使用在线治理（Access to online governance）”：0.96分，第9位；“媒体审查（Media censorship）”：0.28分，第159位；“互联网使用者比率（Internet users）”：54.30分，106位；“移动电话普及比率（Mobile telephone subscriptions）”：115.53分，第1位。

 “卫生与健康（Health and Wellness）”子项，65.77分，第79位。

其各小项得分及排名如下：

“获得优质医疗保健（Access to quality healthcare）”：1.39分，第120位；“获得基本医疗服务（Access to essential services）”：81.60分，第45位；“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比率（Premature deaths from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328.76分，第71位；“60岁时的预期寿命年限（Life expectancy at 60）”：21.04分，第74位。

 “环境质量（Environmental Quality）”子项，38.89分，第180位。

其各小项得分及排名如下：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Greenhouse gas emissions）”：13000.00分，第189位；“颗粒物问题（Particulate matter）”：52.06分，第165位；“生物群落保护（Biome protection）”：0.79分，第79位；“可归因于室外空气汙染的致死率（Outdoor air pollution attributable deaths）”：49.37分，第163位。

在“机会”大项下，分为4个子项，共含18个具体指标。

“个人权利”子项，29.21分，第162位。

其各小项得分及排名如下：

“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1.00分，第186位；“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0.11分，第164位；“宗教自由（Freedom of religion）”：0.24分，第170位；“寻求司法公正（Access to justice）”：0.47分，第121位；“女性财产权（Property rights for women）”：3.52分，第132位。

 “个人自由与选择权（Personal freedom and Choice）”子项，71.55分，第58位。

其各小项得分及排名如下：

“脆弱性就业比率（vulnerable employment）”：45.38分，第107位；“腐败（Corruption）”：41.00分，第79位；

“早婚比率（Early marriage）”：3.02分，第45位；“避孕需求的满意度（Satisfied demand for contraception）”：91.20分，第1位。

“包容性（Inclusiveness）”子项，27.79分，第145位。

其各小项得分及排名如下：

“社会经济地位对政治权力平等性的影响（Equality of political power by socioeconomic position）：1.44分，第128位；“社会团体对政治权力平等性的影响（Equality of political power by social group）”：0.67分，第156位；“性别对政治权力平等性的影响（Equality of political power by gender）”：1.32分，第140位；“对少数群体的歧视和暴力（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minorities）：7.40分，第122位；“对同性恋者的接受度（Acceptance of gays and lesbians）”：0.20分，第83位。

 “接受高等教育”子项，73.96分，第35位。

其各小项得分及排名如下：

“优质大学加权指数（Quality weighted universities）”：521.00分，第2位；“可引用文章（Citable documents）”：0.48分，第65位；“接受高等教育的妇女比率（Women with advanced education）”：0.70分，第70位；“职业教育年限（Years of tertiary schooling）”：2.51分，第60位。

 在该机构官网页面上与SPI壹同展示的，还有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ppp，即购买力平价，非为常用的以国际汇率为参照指标），为16117美元，排世界第68位。而中国SPI第100位的排名，与此有明显的落差。换句话说，中国的社会进步程度，是明显不及中国人均GDP即经济发展水平、平均的物质繁荣程度的。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高复盖、低质量、不均衡

SPI中的第壹个维度即“人类基本需求”，某种程度就是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复盖程度及质量的评价。而后两个维度中关于教育、医疗（非基底性）等方面的数据，虽也可归于公共服务范畴，但由于相对更为重要和特殊，将在后面单独列举和分析。本章仅就第壹个维度中的各项数据及第二个维度“幸福的基础”中个别相关数据进行解析和评论。

“营养与基本医疗（Nutrition and Basic Medical Care）”

根据前述数据，在“营养和基本医疗”的方面，中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中国自古以来是农业大国，而建国后也对农业高度重视。虽然在1950年代中后期至文革结束这段时间内，中国农业因政治因素遭到巨大破坏，国民基本的食物供给出现严重短缺。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业迅速恢复和发展。尤其在袁隆平等学者做出开创性成果后，中国农业从数量到质量都取得了真正的“跃进”。

中共政权早年的革命斗争及后来的政权建设，都非常依赖农村、农民。长期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稳定与否，极大影响着中共统治。因此，中共对“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相当重视（当然这种重视并不代表将农民利益放在第壹位，更多是依赖和利用“三农”），每年均下发大量文件、出台政策促进农业生产，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也得到保障。当然，中共政权对农民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剥削是沉重的，压的农民难以喘息。甚至可以说，建国后至今，中国城市居民得到较好的营养供应（包括饥荒时代宁可让农民饿死也保障城市“定量户”口粮，票证制度对城市居民的偏袒），正是以牺牲农民阶级利益为代价换来的。而如《中国农民调查》和《淮河的警告》等知名调查报告，也将改革开放后许多年来农民的苦况做了详细调查、描述，对“三农”所涉的问题做了尖锐的剖析，为改革农村丑恶现实和改善农民生存状况发出了真诚的呼吁。

但仅就农业生产的效率，尤其对城镇人口的粮食供给方面，中共政权做的很是成功，哪怕这些成就是建立在城乡“剪刀差”、曾长期实行的强制征粮和课税等对农民残酷剥削之上的。而且，自胡温时期取消农业税、发放种粮补贴、推动农业保险复盖以来，农民生存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种植和养殖积极性都有所提高。此外，政府通过大量购买粮食进行储备和粮食紧张时投放储备粮平抑粮价等措施，也保障了粮食的相对低价和稳定供给。

因此，中国人的营养不良比率很低，还排到了世界第壹位（虽然是与许多发达国家并列，而非唯壹第壹）。而相对充足稳定的粮食供应，自然也降低了儿童发育迟缓、因饥饿夭折的情况。不考虑其他而仅就保障“吃得饱”方面，中国比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及部分发达国家都要成功。当然，这也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中国的城市流浪人口、长期失业流动人口极少等。这就涉及到户籍制度和维稳体制等更多问题，我会在后文详细分析。

但在“儿童发育迟缓率”上，中国仅排在世界第76位，属于中间水平。这说明中国对于少年儿童的营养供应存在明显不足。与极低的“营养不良率”比起来，“儿童发育迟缓率”较高，凸显了营养供应质量的相对差劣。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各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均衡，各阶层收入差距大，自然在儿童营养供应上存在差异。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居住、中产以上阶层居民的子女，几乎完全没有营养不良、发育迟缓的情况（除非有特殊疾病）。

发育迟缓及营养不良主要集中在本应是粮食产地的农村。有些农村地区是地理环境如山区地带不宜种植粮食作物造成贫困和缺粮，还有的则就是城乡差距、地域差距、阶层差距以及社会保障水平低下导致。10.29分（10.29%儿童存在发育迟缓情况）、居世界第76位，只是中国整体的、平均的情况。显然，在贫困落后地区，儿童发育迟缓及营养不良问题远比平均情况糟糕。这即是中国资源配置和相应保障不均衡的壹个例子，但SPI并未将这种国家内部营养供给的不均衡直接描述出来。

 “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和“传染病死亡率”反映的是最基础的医疗卫生条件。在这两项上中国都居于中等偏上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则名列前茅。这说明了中国在最基础的医疗服务上取得了很大成功。自从建国后带有政治色彩的“爱国卫生运动”以来，中共政权就逐步建立了低质量但高复盖面的医疗卫生系统。虽然这个系统质量堪忧（如改开前乃至直到20世纪末的农村医疗系统中，是由大量缺乏系统教育和专业训练的“赤脚医生”担当重任），但至少是“从无到有”，实现了全国范围、深入乡村的广泛复盖。得益于近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医疗卫生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及中共政权对基层细密的渗入，建国至今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建立了可以“救命”的医疗系统。这其中也包括针对常见传染病的预防系统。

固然这样的医疗系统是“广而薄”的，落后地区的医疗无法治疗疑难杂症，日常医疗的质量也堪忧，但足以将建国前医疗技术不发达、缺乏医护情况下各种不治疗可致死的“小病”治愈，也能相对及时的阻断传染病的大范围传播，大大减少死亡率。而现代医疗系统对于预防和治疗流行性传染病、儿童疾病，以及孕产妇生育安全方面，有着传统医疗不可比拟的优势（如妇产科团队即便接生和保育功底再差、设备再落后，也强于传统的“接生婆”和极为粗陋的接生环境），经过壹定训练的医疗团队可以很容易的实现“保命”。

因此，中国的儿童和孕产妇死亡率远低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共政权影响力向乡镇和村落下渗，也带动了医疗等公共服务更深更广的复盖，解决了最基础的、需要壹定专业化门槛但技术要求不高的医疗需求。

而在“传染病死亡率”方面中国表现的相对更好（排第37位，而“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分别排45位和60位），不仅有以上原因，还在于中共政权强大的社会控制力和对人口流动的钳制。在户籍制度、公安系统的罗网下，加上强制收容等各种变相监禁手段，以及特殊时期采取的高压管控、大规模的群众防疫动员，足以将以人际感染为主要染病方式的传染病迅速扼杀。

最近的新冠病毒在全球流行，却在首先爆发的中国几乎绝迹，就是因为中国实行了几乎所有国家都无法做到的彻底的、高强度的封城和隔离措施，生产生活停止，部分地区几乎处于“休克”状态。即便到了疫情被控制之后，中国依旧实行极为严厉的社会管制，如通过健康码追踪民众行动轨迹、封闭大学校园等（虽然其他壹些国家和地区也有类似措施，但力度、密度均不及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专制政权，这些隐私数据使用和强制管控缺乏透明度和监督，与民主体制下的相应措施不可等同视之），并有将疫情期间确立的管控机制和技术手段应用长期化的趋势。而2010年代前，对麻风病与艾滋病的防治，也是将病人集体囚禁在封闭村落的方式实现的。改革开放以前，甚至存在政府主导的集体屠杀麻风病人的行为（在那时，即便不直接动手屠杀，也是让他们与世隔绝自生自灭）。

也就是说，中国在防治传染病方面的成功，是以牺牲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尤其自由迁徙权为代价的，反映了中国现行体制的极权主义特性。在壹些时期和壹些地点，壹部分防疫措施甚至是毫无人性的。这样背景下防疫取得的相对成功，当然是不值得称赞和效彷的，甚至许多措施是应被废止、唾弃的。只有在集中优势医疗资源扑灭疫情、动员民众广泛参与防疫、高密度检测和系统性持续性诊疗、普及卫生防疫常识等方面，中国有可取之处。但从根本上，“中国式防疫”是弊大于利的。

“水与卫生系统（Water and Sanitation）”

在“水与卫生”这壹领域，中国排名第79位，处于中等略偏上的水准。但与营养供应问题类似，相关数据同样未能反映中国城乡、地域及阶层间用水卫生方面的差距。中国的城市自来水供应系统较为发达，居民普遍也可得到纯净的生活用水。而在农村，使用清洁度差的水源，甚至使用井水和河湖水作为生活用水的情况依旧较多，其水质处理系统完善程度和处理质量均较城市和发达地区为差。不过，中国的水价还是较低的，民众基本都能承受用水开支。

因此，中国居民用水及用水卫生问题，主要还是在于不同人群用水便宜度及水质的差距大，而不是整体或平均上落后。而SPI的数据未描述这种重要的国内差距，无法展示差距所反映的必需品供给质量的不平等现象，是很遗憾的。

“居所（Shelter）”

“居所”子项中，除了“通电”涉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其他两项均是与环保有关的，在此不细述，留后与其他环保方面的指标数据壹起评论。

中国所有县级行政单位均实现了通电，理论上电力服务复盖了100%的人口，与许多发达国家并列第壹，显示了中国电力基础设施的完善。中国的电力机构几乎完全由国家掌控，“国家电网公司”及其在全国的分支拥有大量拨款和供电收入，还有“壹路绿灯”的政策支持，足以支撑其建立复盖全国包括偏远地区的供电系统。这同样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供电能力差（供电复盖范围有限、经常拉闸限电、不堪负荷或因系统故障而停电等）形成鲜明对比，显示了中国集权体制资源配置能力的强大。

但数据没有告诉我们的是，中国电力系统腐败和利益分赃严重，从最上层控制电力系统的李鹏家族，到各省、市、县电业机构的官员和职工，都是中共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有着比普通民众优越的多的收入、工作条件、社会保障和生活福利。中国电力事业取得巨大的成就背后，是严重的制度性腐败、官僚资本对资源性产业的垄断，以及大量德才不配位、坐享福利、收入与付出不相匹配的利益集团的形成、占有、控制及代际传承。

电力系统与医疗、烟草、铁路、石油等行业所属的国家机构及成员壹样，是中国“体制内”的组成部分，在支撑国家发展建设、为国民提供壹定服务的同时，攫取了巨量的、远超其应得的利益，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和政策倾斜，其成员是中共政权的受益者和拥护者，其收入是维系政权存续的重要资金来源。这些名义上是“国有”、“公有”制的企事业单位，已将理论上属于全民所有的资产和收益据为己有，是对“社会主义”的巨大讽刺。

至于涉及居所空气质量的数据，我个人认为相对于房价、周边治安乃至物业服务等对中国民众更急迫的问题，并不很重要。当然SPI将“居所”的三个指标中两个都和环境挂钩，说明发达国家的专家学者更看重自然环境宜居问题。而就我看来，中国民众更忧虑于房价过高及邻里素质低等人文环境差劣等问题。在连买房都困难的情况下，室内空气质量之类并不会是多数国人关心的重点，或者说只是精英阶层才很在乎的“贵族指数”。

SPI未在“居所”项目中包含房价（尤其大中城市常住人口拥有自住房比例）和人文环境，不得不说是壹个重大缺憾，也让“居所”的评分难以充分反映中国民众在住房方面的实际困难。即便如此，“居所”方面中国以82.73分只排108位，若加上房价等因素，中国的排位将更靠后。

值得壹提的是，“Shelter”还有“庇护所”、“避难所”、“遮盖处”的含义。既然SPI在该项命名上不使用“Housing”而使用“Shelter”，理应考虑到关于家暴受害者、流浪者、其他特殊原因失去家园者的庇护场所/临居地点的有无及环境好坏，但SPI却未收录相关数据，令我不解。或许“Shelter”在此表达的并非我所理解的意思，但我还是希望SPI能关注到我所说的方面。我之所以关注中国的“庇护所”等问题，也是因为中国在弱势群体保护方面非常落后，与西方发达的庇护机制相比，中国的庇护机构屈指可数，如家暴受害者等弱势群体常年处于伤害和危险之中。这是国际社会应该关注的、不应遗忘的。

 “个人安全（Personal Safety）”

 “个人安全”方面，中国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处于国际中游，治安处于中等偏上，涉政治的酷刑情况则相当严重。

与中国道路交通网络迅速发展同步的，是中国交通事故的数量及死伤人数的不断攀升。根据中国官方统计，中国平均每年有7万人左右死于交通事故。而世卫组织等国际机构则认为，中国每年有超过2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而根据得分表示的死亡率乘以中国人口计算可知，SPI采用的是世卫组织等国外机构的数据。根据中外数据统计的口径差别（中国官方使用交管部门的统计，国际上则采用医疗机构所认定死于交通事故人数的统计）及中国官方数据可信度的低下，显然SPI采用的数据是更接近真实的。

这说明中国道路交通安全问题还很严峻，交通环境建设和安全治理还需要加大投入和制度性改革。相对于对罚款和交通管制的热衷，交管机构在预防交通事故方面所做的是不足的。而中国官方数据与国际机构数据的巨大落差，则反映了中国统计领域普遍存在的人为干预、瞒报少报负面数据、为政绩和面子不惜弄虚作假等情况，说明了中国官方部分统计数据的不可信。具体到交通方面，由于交通管理机构为政绩和私利，以及渎职等，瞒报、少报、漏报交通事故件数及死伤人数，在中国各地和各层级均普遍存在。

此外，如近几年“壹刀切”式禁止电动车的行政手段，虽然壹定程度减少了交通事故的发生，让各城市道路上看起来更干净、有序，却造成平民百姓出行的极大不便。这是壹种变相的“懒政”行为，再次体现了专制政权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忽视缺乏话语权的平民利益、漠视复杂民情的政策特性。这并非是说政府怎么做都是错的，而是强调政府决策必须兼顾各方利益，在解决或缓解问题时要统筹兼顾，在不牺牲其中壹方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人民整体上利益的最大化。这也不是在为难政府和管理人员，这些难题本就是壹个合格政府理应合理对待的；对于民众的苦衷，“食民之禄”的公务员们也是有责任倾听、妥善解决的。

中国居高不下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和比率，说明中国交通安全管理和服务与发达的交通网络（如较高的道路质量）不相称，改善交通安全十分重要和急迫，关系到亿万国人的生命和健康，涉及数十万人的生死和残疾与否。不容乐观的数据和排名，也说明了中国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突飞猛进的同时，包括安全系统在内的配套保障等“软件”还明显不足。

 “犯罪感知”和“谋杀率”则都可以归于社会治安领域。这是本文中重点论述的壹个部分。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关于社会治安领域具体指标的排名，有着明显差异。“犯罪感知”排名世界第88位，只是中间水平；而“谋杀率”则是10万人中仅0.53起，只有15个国家好于中国。这说明了中国在打击命案和壹般犯罪上，有着非常不同的态度和力度。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严打”中，对于涉嫌杀人的犯罪嫌疑人往往从快从重处理，且大多数均被判处死刑。即便到了21世纪，还有“命案必破”原则及对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限期破案”等要求，同样对公安机关侦破命案施加了巨大压力，促使警方集中资源优先侦破命案，并不惜影响其他非命案的处置。这固然严厉打击了致人死命的恶性犯罪，形成的震慑作用也大大降低了命案发生率，但导致刑讯逼供的泛滥，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前些年平反的如呼格吉勒图案，以及前不久才曝出的张玉环案，都是这种矫枉过正、“用力过猛”处置命案造成的恶果。换句话说，中国的低谋杀率壹定程度是建立在挤占其他案件资源、不惜刑讯逼供和“疑罪从有”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样换来的可与瑞士等国媲美的低谋杀率是否值得，是相当有争议的。

另壹个关于社会治安的数据“犯罪感知（指数）”，则反映了中国治安情况的复杂。值得说明的是，SPI在评价各国犯罪严重程度方面，并未使用“犯罪率（Crime Rate）”这壹指标，而是以“犯罪感知（指数）”代替。这或许和“犯罪率”在各国都不易统计，且各国犯罪标准及立案比率不同，以及统计数据往往多有遗漏等原因有很大关系。

而SPI不采用“犯罪率”作为评价中国社会治安的标准，就更是合理的选择了。因为中国官方不仅对犯罪率讳莫如深，不愿向国际上公开犯罪率，各地有关罪案的统计也存在各种猫腻。据疑似为对公安系统内部很知情者的说法，中国存在报案率低、公安机关立案不实（如“不破不立”、“难案不立”、“立案不准”、“已破不立”、“低估低立”）及造成的“犯罪黑数大”等问题。而中国专制政权公信力的低下和营造“和谐社会”的需要，更让官方统计的犯罪数据不可相信。即便国际组织通过各种途径拿到了中国官方的犯罪统计数据，也必然是经过层层修饰的。因此，SPI采用“犯罪感知（指数）”代替犯罪率，更利于评估中国真实的治安状况。

在分析SPI的“犯罪感知（指数）”之前，首先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治安历史及现状做个简单梳理。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由于文革结束、百废待兴，社会管制又较此前松弛许多，以及经济发展的副作用，社会治安壹度严重恶化，杀人、强奸、绑架、抢劫、偷盗等犯罪异常猖獗。因此就有了后来的“严打”运动。但由于社会矛盾的尖锐及那时刑侦手段的落后，即便在高强度严打下，犯罪率仍居高不下。直到21世纪初，恶性刑事犯罪才在高压下由高峰下落。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收容遣送”、“劳动教养”、“被精神病”等法外手段被大规模使用，数以百万计人员受害，如孙志刚、唐慧、王静梅（杨佳之母）只是最具代表性的而已。

而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至今，中国公共场所的治安状况得到了急剧的改善。这是由两个原因决定的。第壹是中共政权强化了维稳体制，为维持社会稳定和争取民心以提高统治合法性，对如“两抢壹盗”等明面上的刑事犯罪进行了高强度的打击，并建立了高密度的安检系统，以及在正式武装力量之外聘用了大量社会人员无孔不入的维稳维安（这壹点在北京最为突出）。第二个原因，则是视讯与互联网科技的爆炸式发展、普及成本的大大降低，以及所伴随的刑侦技术的突飞猛进。近些年来，中国建立了复盖大中小各级城市的“天网”系统，在农村也推进了所谓“明亮工程”，利用监控摄像头及互联网大数据，对民众的出行、住宿、通讯、购物、理财等工作和生活的几乎所有重要领域实现了全方位监控，实现了古今中外都未做到的高压管控。得到大数据的加持，极权主义名副其实。

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彻底改变了社会治安管理的面貌。在以前，许多抢劫、杀人案件长年无法破获，而如今则往往仅需数天甚至数小时即可告破，嫌疑人也几乎100%难逃法网。因此，恶性治安案件呈直线下降。至于偷盗，虽然仍广泛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但偷盗难度已大大增加，破案难度则大大减小，大件物品的盗窃更是急剧减少。此外，移动支付也让抢劫和偷盗变得非常困难和面临更大风险。

根据盖洛普10月27日发布的《全球法治》报告中的民调，中国的治安良好程度以94分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新加坡和土库曼斯坦。（民调中的问卷共提出四道问题：对居住地的警方是否有信心、晚上独自行走是否觉得安全、过去壹年自己或家人是否遭窃，以及过去壹年是否曾被袭击或打抢）。

但互联网、大数据、刑侦、安检等技术在全球都迅猛发展，为何中国的治安得到改善更多呢？这关键在于专制的中国可以完全不考虑个人隐私权，不必面临侵犯公民隐私与自由导致的抗议和法律挑战。在美欧等国，警察和情报机构也希望通过加强安检措施、广布监控探头、采集大数据监控个人行为轨迹等方式打击犯罪、强化治安，却遭到国民的激烈抵制，壹些公民组织就此进行了激烈抗议，并通过诉诸法律等方式，迫使警察和情报机构放弃这些侵权措施，安检系统从未能够达到中国这样的范围和密度，壹些已布置的监控系统不得不拆除，已实行的数据采集也被迫中止。虽然这些反抗并未完全阻止公权力机构使用现代技术加强治安管控和情报搜集，但至少让政府不敢明目张胆的利用科技扩展权力触角，不能毫无顾忌的利用大数据侵入公民的隐私范围。

然而在中国，则完全没有这样的反对力量。壹方面是国民的权利和隐私意识不足，抱着“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心态，对安检的冒犯性无感，也不在乎被监控，甚至还觉得这样更安全。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民众根本无力抗拒官方推动的监控措施。

如今的中国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度极权国家，带有政治性质的游行示威会被扼杀于萌芽之中，而公民组织没有任何存活的空间，更无力挑战政权的决策。壹盘散沙的民众除了发些牢骚外，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而中国也没有司法独立，同样不可能像西方那样通过法律途径捍卫隐私权利。因此，中共推行的壹系列旨在建立“大数据极权”的措施，没有遇到任何实际的阻力，也没有任何来自政权之外的监督和约束，数字化监控体系得以肆无忌惮、无止境的扩张。这反过来又强化了政权对民众的管控和威吓能力、使民众无力感更深，更难挑战大数据极权政策的推行，形成恶性循环。

但即便如此，中国的“犯罪感知（指数）”还是达到了4分（0分为最低，5分最高），居世界第88位。这是因为，“犯罪感知”的定义为“对国内安保程度以及其他公民可以信任的程度的评估（An assessment of the level of domestic security and the degree to which other citizens can be trusted.） ”不得不说，这样的定义的很巧妙的，比简单比较治安水平，更能人性化的、去表层化的反映社会安定和谐的程度。

如前所述，中国利用广设安检、密布监控摄像头和肆意收集分析大数据，以高压稳控、维持治安，安保程度自然属于高警戒水准。中共政权以户籍制度和网格化管理为基础、由基层派出所到公安机关为主力、黑暗的司法和狱政系统为支撑、武警和军队为后盾而建立的社会管制体系，组成了环环相扣、密不透风的“警察国家”。显然，其社会表层的相对安定是以严酷的压制实现的，是通过“弱民”、“辱民”等方式做到的，而非通过实现民主法治、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公平、发展和改革教育、允许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等方式自然而然地降低犯罪率。

无论通过媒体了解还是个体感受，都可以感到国人之间是严重缺乏互信的，“老人摔倒不敢扶”仅仅是相对最明显、突出的例子罢了。而依靠高压极权、大数据监控，以及如“菜刀实名制”等极端管控措施（甚至在新疆等地，还有“白糖实名制”措施以防止利用白糖制造炸药），，是换不到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相反，中共政权通过强化暴力机器和使用侵入式手段维持治安，剥夺人民壹切表达不满的方式，恰恰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民众互信程度的低下。极权高压可以让社会表面上和谐安宁，营造壹种亦真亦幻的安全感，却无法消除制度黑暗和结构性不公带来相互嫉恨、冲突、猜疑和欺骗，以及导致的互不信任和人心败坏，还使得人民更为压抑和沉沦，社会问题更无法得到发现、讨论和解决。

何况，中国的大数据和监控体系主要用于维稳目的，在处理治安及维护人权方面，反而故意限缩相关功能的应用。例如在中国，发生壹些具有争议的案件后，总是发生“监控坏了”的情况，事实上并非真的监控坏了，而是公检法方面出于包庇犯罪者、避免形成负面社会影响有害于稳定等目的，而有意销毁或藏匿监控录像、拒绝调取大数据。例如在“人大雷洋案”、“丰县李秀娟案”中，作为证明警方施暴的重要证据执法记录仪的实时录像均缺失。而对于各种偷盗、人肉搜索、互联网上侮辱诽谤等，官方也拒绝使用大数据进行调查和打击，与针对“诽谤领导人”及“辱骂民警”时的迅速出击、严厉处罚，形成鲜明对比。换句话说，中国的监控录像和大数据系统在很多时候是无助于社会治安甚至有害于执法公平的。这种选择性执法，加剧了社会不公平和弱势民众的不安全感。

这样壹个安保严酷、缺乏互信、总是选择性执法的国家，即便表层的治安环境要明显好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部分发达国家，其“犯罪感知（指数）”排名依旧靠后，也就不奇怪了。

事实上，中国的治安环境还有更加令人不安的壹面。相对于公共空间治安的相对良好，单位的、个人的、私密的环境中各类犯罪包括暴力行为是严重缺乏法律介入的。例如，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壹套完善的反家庭暴力（这里的“家庭暴力”不止包括夫妻之间的暴力，还包括虐待老人、虐待儿童、虐待残疾亲属等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暴力；不仅包括直接的肢体攻击，还包括长期辱骂、精神控制、饿饭、剥夺财产使用权等其他形式的暴力与冷暴力）体系。在发达国家，对家暴者的惩罚与受害者的保护机制更是非常成熟。而在中国，绝大多数家庭暴力案例均未进入法律程序，常年遭受家暴者不计其数。虽然中国近年也在建立反家暴机制，如实行“人身保护令”和设立家暴庇护机构等。但相对于四分之壹的家庭存在家暴的比例与巨大的总量，得到法律保护和获得救济的人微乎其微。

同样，如邻里冲突、职场暴力、熟人性侵、校园暴力、虐待动物等较封闭空间的违法犯罪，都是中国治安的“黑数”。显然，无论发生在公共空间还是私密环境，同样是对个体的伤害，同样是违法犯罪行为。而且，非公共空间的伤害行为往往更加持久、恶劣，受害者更为无助，遭受更大的身心痛苦。可是，中国的公检法等机构在为保持表面安定的需要，而大力打击发生于公共空间的犯罪时，却严重忽视较封闭环境、私密空间的暴力行为，毫不顾及更加弱势的受害者权利。每当在公共场域发生刑事案件甚至仅仅是治安案件时，公安系统和各路媒体都争相通报相关信息，全县、全市乃至全国皆知，警方也会快速侦破。但到了私密空间的暴力时，即便对当事人伤害远大于公共空间的治安案件，也得不到警方足够的重视，社会更是会忽略这些隐秘的悲剧。这也塑造了国民敏感于公共安全、麻木于非公共领域犯罪的心理特征。（诚然，各国都存在重公共案件轻私密暴力的情况，但中国显然尤为严重，重表层治安而轻真正全方位个人安全的情况尤其突出）甚至，中共政权和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出于维稳需要，还故意放任非公共空间的暴力行为，作为社会发泄、抒压手段，用心阴险恶毒。如在动物保护方面，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迄今未制定反虐待动物的法律法令，再恶毒的虐待动物行为都无法入刑。在中国的“知乎”等既得利益者聚集的互联网平台上，其舆论普遍反对立法惩处如虐猫等残忍行为，对主张立法保护动物免受虐待者极尽侮辱谩骂。他们字里行间都在表达着希望允许虐待动物以释放社会戾气、缓解社会矛盾的扭曲心态。而虐猫群体甚至结成团伙，通过人肉搜索等方式对曝光虐猫者的动物保护人士进行网络暴力，猖狂之极。

窥斑知豹，中国虐待动物行为的普遍和猖獗，以及既得利益者拼命反对动物保护的舆论现实，也侧面说明了中国社会不公造成的黑暗与压抑已达到何种程度、人心败坏到多么恶劣的地步。只有肮脏和败坏到丧心病狂的社会，才会出现数量如此之多的国民（而且辩护者多为精英阶层成员。相反，平民大众倒是对虐待动物有朴素的愤怒。这从知乎和微博对虐待动物事件的不同舆论风向就能看出来），千方百计、处心积虑、“苦口婆心”、歇斯底里的为虐待动物辩护、反对立法保护动物。

中国针对非暴力性的犯罪更是存在执法不严、不公。如对互联网上的诈骗、诽谤等违法犯罪行为，极少予以追查和惩办。而对于公务员、企业主、白领阶层的职务犯罪，更是存在普遍性的“放水”和选择性执法，法律很多时候就是壹纸空文，只是偶尔拿来惩罚“不听话”者的整人工具而已。这与发达国家执法严明形成鲜明对比。通过这些手段压低犯罪率、制造“和谐”的社会观感，是各国专制政权惯用的伎俩，中国也不例外。

与暴力犯罪对比，中国对非暴力但实际危害更大的犯罪惩罚量刑畸轻。相对于抢劫等刑事犯罪的处罚，官员贪汙受贿的处罚明显较轻（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对于抢劫等犯罪量刑极重）。如多个案例说明，对于仅抢劫数百元的行为，往往都会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而贪汙受贿高达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元，才会判处同样的刑期。如2019年江苏仪征壹起抢劫案，外卖小哥抢劫520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李士祥受贿8819万元，同样被判十年。即便公开在媒体上的类似判罚，就不胜枚举，更不消说未被媒体披露但如山堆积的类似案例。中国司法体制对百姓的苛酷、对官员的宽容，可见壹斑。

此外，无论对于暴力犯罪还是非暴力犯罪、公共场域犯罪还是私人场所犯罪，执法和司法不公都是极为严重的问题。中国的公安、司法系统到处是利益勾兑，本是最应有公平正义的地方暗无天日，执法不公、司法腐败，都极大侵蚀着真正的安定祥和。没有公正，稳定就没有意义，甚至后者起到了掩盖丑恶的作用。执法与司法不公，远比社会治安本身更需关注和改变。

中国治安领域还有壹个更具争议、对民众影响十分重大的问题，即黑恶势力/黑社会问题。诚然，黑恶势力/黑社会/帮派在任何国家都是重大的治安问题，对民众造成严重的身心威胁、危害。但中国的黑恶势力与专制体制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而微妙，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也有着更为独特的影响。

壹方面，中共政权为巩固统治、垄断权力，以及争取民心，对黑恶势力采取高压态势，经常发动“扫黑除恶”行动，也的确取得了壹些成果。至少在表层上，中国比拉美、中东、非洲等地黑社会大庭广众肆无忌惮抢劫、杀人、贩毒的恶劣状况要好的多，民众也有更高安全感。但另壹方面，则是黑恶势力与各地政府、权贵乃至整个体制相互利用、“各取所需”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虽然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官黑勾结，但如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情形普遍更为严重和缺乏曝光与制约。

从雇佣黑恶势力恐吓异见人士、迫害上访人员，到官黑勾结谋取多种利益，再到基层派出所与地方帮派的暧昧关系，黑恶势力与体制、“白道”上的既得利益群体联系紧密，成为中国维稳体制、专制体制乃至整个社会运转的组成部分。而“打黑除恶”后黑恶势力“春风吹又生”，“年年打黑年年黑”甚至“越打越黑”，就反映了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强大、与现行体制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现实。

因此，中国的黑恶势力对治安的危害，既有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显性酷烈度为轻的壹面，又有官黑勾结更深及体制依附性更强的另壹面，民众在涉黑涉恶问题上的犯罪感知也应处于中游。

总之，中国治安体系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不平衡不公正、以维持统治和社会稳定为优先而轻忽个人权利与尊严的保护、以高压和极端及侵入式手段维稳、选择性执法、重表面轻里层、重公共安全轻个人权利、重打击暴力犯罪轻忽非暴力犯罪、罪与刑不对等（量刑畸重或畸轻）、有罪不罚情况普遍、重惩罚轻教化、执法与司法不公及不透明等。这些无法直观的反映在SPI的“犯罪感知”指标得分中，但比整体的安全度感知及治安状况更值得了解和关注，并促使对这样恶劣现状的改变。

“政治杀戮和酷刑”这壹指标，是第壹个维度即“人类基本需求”中唯壹直接涉及政治的。中国以0.42分仅排名135位，也是第壹个维度各指标中排名最低的，足见中国政治压迫远比经济与社会状况恶劣。

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政治杀戮”是极少见的，但“政治酷刑”案例却众多且情形严重。不同于俄罗斯普京政权对极具威胁的反对派人士频繁进行暗杀，也不像盛行于中东、南亚等动荡地区的政治杀戮、涉及民族与宗教的政治性仇杀，中国在国内大多数地区（新疆除外）采用的是以拘禁、软禁、监视等手段为主的政治迫害措施，很少直接致人死命。

这并不是中共政权比其他国家的专制政权或宗教极端势力宽容温和。相反，正是中共有着绝对的社会控制力，可以以多种方式限制个人自由，不需直接杀害即可令反抗者在公共场域包括互联网空间彻底销声匿迹、丧失影响。

以俄罗斯为例，俄虽为威权国家（某种程度也可以认为是专制国家），但有壹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国民可以示威游行、结社抗争，反对派人物也有很大活动空间。即便被拘捕，他们的支持者也可以通过相对自由的媒体和自媒体发声声援，甚至将其在狱中的言论播散出来。而且，普京政权无力完全限制反对派人士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因此，面对壹些声望卓着的反对派领导人，或挖出政权巨大“黑料”的记者，只能采取暗杀以肉体消灭。

而中国与俄罗斯等国不同，如今公民组织没有任何生存空间，传媒也都在政权控制之下，反对派人士、维权人士能动性十分有限，根本难以形成大的声势、引起广泛呼应。同时中国又有着堪称世界上最严密的监控与监禁体系，完全可以在不“肉体消灭”的情况下，实现“毁声灭迹”或将其影响削弱到忽略不计的程度。此外，如此密不透风的极权下，也没有哪个反对派人士的影响力和威胁性值得政权必须去杀掉。当壹切都扼杀在摇篮里，抗争者没有多少闪转腾挪的余地，局势没有“失控”的危险，自然不需要实施容易引起国际注目、可能导致国内某些圈子骚动的暗杀了。显然，鲜少杀戮不仅不能说明中共仁慈，反而说明了极权空前强大、可将国民完全操弄于股掌之中。

关于中国的“政治酷刑”，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维权律师群体所受的各种酷刑。包括“709大抓捕”在内，王全璋、余文生、江天勇、李和平等律师均遭受残酷折磨。而早前已被捕的高智晟律师更是被曝出遭受电击和竹签捅生殖器等残酷刑罚，虽壹度获释，如今又下落不明。而还有人数更多的普通上访者、维权者，遭到地方政府长期骚扰、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被官方雇佣的黑恶势力绑架、殴打，甚至性侵。而中国的政治犯在监狱服刑期间，普遍饱受残酷的监狱环境折磨。这些都可以归于“政治酷刑”中。

“政治酷刑”的危害不仅在于对当事人的伤害，还在于其制造的恐惧感对民众参与政治的阻遏、对潜在维权者的震慑。而参与政治生活、维护个人和权利和公共利益，本是人类不可剥夺的基本自由、基本需求。中共政权通过包括酷刑在内的各种手段，让整个中国变成壹个政治无处不在，民众却无法自由自主参与政治的“政治监狱”，是剥夺公民生存和发展权的丑恶行径。

 “人类基本需求（Basic Human Needs）”维度分析综述 综上所述，中国在“人类基本需求”这壹维度总体表现尚可（尤其和后面要阐述的另两个维度相比），以第81位勉强超过总共163个国家的排名中线。其中，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表现良好、基本公共服务和供给方面壹般，环境和安全方面较差，而涉及政治的指标非常糟糕。这即是中国在国民基本需求方面整体及各局部的表现。

但遗憾的是，“人类基本需求”中的各指标均未能反映出中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资源的配置在国内不同阶层、不同区域（尤其城乡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和深刻的不平等。对于阶层差距悬殊、城乡和地域间差异明显、存在“国家折叠”现状的中国，SPI仅从全国整体和平均水平进行描摹，显然是不足的、不能揭示中国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这壹极为重要的事实的。这殊为可惜。

即便如此，“人类基本需求”还是相对真实的反映了中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总体上的状况、在世界上的水平及与其他国家的对比。可以清楚的看到，即便在中国相对“擅长”的领域，也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教育、通讯、医疗与环境：有得有失、有成有败

 SPI的第二个维度“幸福的基础”，涵盖国民生活必不可少的几大方面，是中国民生状况的写照。相对于第壹个维度偏向于生存性的指标，本维度主要是对人类发展性需求的考察。

 “获取基本知识（Access to Basic Knowledge）”

在“获得优质教育”方面，中国仅以1.57分排名第109位，或许会让部分人士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在壹些人看来，中国的教育系统还是比较完善的，基础教育复盖面广、高等教育也算发达。

但SPI中“获得优质教育”的定义是“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保障所有人，足以使他们能够行使成年公民的基本权利”。换句话说，“优质教育”指的通过基础教育，即足以培养能够建立和参与公民社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现代公民，包括拥有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而不仅仅只是学会识字、作文、算术、做工等工具性技能。

显然，中国的基础教育中，关于公民教育的方面基本是空白的。虽然小学的“社会”科和中学的“思想品德/思想政治”有类似的意味，但无论内容还是教育形式都与民主国家真正的公民教育大相径庭。进壹步说，中国的相关科目不仅没有真正的教育学生行使公民权利，相反在不断灌输忠于中共政权、忠于“社会主义”制度、服从公权力机关的思想，进行洗脑教育、愚民教育。虽然中学教育中也有关于监督政府、行使公民政治参与权等内容，但都流于形式，普遍是“假大空”，且只是作为很次要的内容进行说教式宣传。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实中相关参与的途径不通，专制体制下民众根本无法履行公民责任。社会现实是反民主的、禁锢公民的，没有与现实的连接，又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公民教育呢？

此外，中国的教育还存在严重的应试化、功利化现象。中国自小学至高中的教育均以赢得高考胜利为核心目标，广大师生长年累月陷于“做题竞赛”之中，使教育丧失了其本来面目。即便到了大学，以应试和功利为目的的教与学，仍旧无处不在。这样的教育下，培养出的是大量的“做题机器”和精致利己之徒，而非德才兼备的现代公民。

这也反衬出中国推行公民教育、人文教育、实用教育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我在另壹篇关于教育改革的文章中就提到，要在总体上改革教育的内容与形式，要加强人文素质、公民素质教育，尤其要强化法治教育，让中学教育真正成为塑造学生、激励学生、升华学生的手段，增强语文、思想政治等人文科目的实用性、批判性、多元性，提高学生分辨是非、认识世界上各种人和事情复杂性的能力，培养具有平等、自由、自尊、自信、博爱、公正、法治理念的学生，让他（她）们有爱心、同情心、同理心、正义感、责任感，尊重多元，扶弱救贫，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成为真正的现代公民。让公民教育取代愚民教育，让通识性教育超越工具性教育，是中国未来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

当然，这壹切在中共专制极权体制下，是无法实现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公民教育。只有推翻专制，建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之后，中国教育才能迎来转机，实行彻底的大变革；民主体制建立之后，也必须要推动公民教育，才能巩固和发展民主，让公民们懂得如何参与民主、积极捍卫民主，主动而高效的维护公共利益、自身和他人的权利。

 而在“未受过教育的妇女”指标上，中国排名第66位，高于多数国家，但也并不十分出色。中国在女性教育方面还是相对进步的，这得益于中国世俗主义的社会形态，以及建国后中共壹度大力推动的妇女解放运动。虽然近些年中国女性权利有退步趋势，但当今中国妇女还是享受了前几十年女性权利发展的余荫。

而中国另壹个指标“中等教育中的性别均等”中排名第91位，低于前壹指标。也就是说，中国妇女虽然普遍接受了以识字为主的小学教育，却在进壹步提升知识和技能的中学教育中落后于男性。这与中共政权并无直接关系，只是说明在中国社会中的重男轻女观念影响着对不同性别子女的教育培养，对女性接受教育方面的重视和投入不及男性。如果要说与体制相关的，那就是政权没有做到在教育上对女性、女孩的足够扶助。

SPI的“小学入学人数”缺乏数据，是令人意外的。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的数据并非空白，官方有相关信息公布。据中国教育部官网的《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全国拥有）普通小学16.01万所，另有小学教学点9.65万个；招生1869.04万人；在校生10561.24万人；毕业生1647.90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99.94%。”中共政权在这方面没有造假的强烈动机，且与现实中许多人感受到的情况基本相符，因此数据应是可靠的。

根据以上数据，中国在基础教育中的基础，即小学教育领域，做的还很到位，基本实现了适龄孩子全部入学的要求，要好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但这仅仅是从数量和比例而言，并没有体现小学教学的质量，更未描述不同小学之间师资、硬件、服务等教学环境和教学质量方面的差距。显然，在北京朝阳、上海浦东就读的小学生，和在中西部农村的小学生，所享有的教育质量是差距悬殊的，日常的课内外生活也是天壤之别的。这种差距，是远大于多数国家内部存在的教育差距的。这既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导致的各地发展水平迥异造成，也和政权资源配置不公、制造差别和放任差距有关。

而拥有中学程度学历的，占适龄人口的78.60%，居世界第66位，同样是劣于发达国家但好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与前述许多指标相同的问题是，该指标同样没能反映不同阶层、城乡、地域等异质群体所受中学教育质量的差距。简单从入学比例看，中国的中学教育的确不算落后，但不同中学之间的质量天差地别，比小学之间的差异更大。由于中学涉及中考、高考，因此不同教学质量的学校对学生的前途有着巨大的差别化影响，关系到学生壹生的前途命运。即便在壹个城市、壹个县城，不同中学之间的师资水准、教学水平、升学率、教育模式等，都差别巨大。这些中学及所属学生当然不能等同为壹体来评断。而SPI涉及教育的指标，均未能反映这种同级别教育中不同学校的巨大差异，以及其所反映出的阶层、家庭、城乡、地域之间存在的教育鸿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而且，即便考察总体的教育水平，简单的以入学率/毕业率作为标准，也是失之偏颇的。因为这只能从数量上、名义上、表面上看到其教育的成就，却无法从质量上、实质上、里层中评判这个国家/地区实际的教学水平和教育成果。而中国作为深受“斯大林体制”影响的国家，权力自上而下赐予而非自下而上授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往往只强调数字上的政绩而忽视实实在在的成果，导致只重视数量却轻视质量、在数字上弄虚作假等情况盛行。因此，中国在教育上取得的成就，即便抛开存在的巨大内部差异，从总体上看也是很有水分的。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中国在基础教育、中等教育方面的投入是不足的（高等教育也有发展畸形的问题），例如教育工作人员的收入就远低于医疗领域人员。这说明了中国体制缺乏对长远益处的关注，社会急功近利，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教育事业没有真心的关注和扶植。相对于医疗领域疯狂的“吸血”使医疗管理人员及医护人员（尤其医生，护士收入还差不少）赚的盆满钵满，大多数教师及其他教职工则较为清苦，有些甚至处于贫困状态。这是不应该的，教师教书育人、责任重大，理应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和更多尊重。如果壹个国家、社会及每个个人只讨好急救者而轻视育人者，只知道肉体疼痛的煎熬而不在乎知识的贫乏和思想的空虚，是没有灵魂和前途的。

当然，对中国教育做出这么多批评，并不是要完全否定中国在教育上的成就。如果只谈工具性的教育，中国还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既然是评论，自然以批评为主。何况中国的教育存在系统性的、根本性的弊病，没有起码的教育自由和教育公平，其主流本来就是负面的，以批评为主是理所当然的。

“获得信息和通讯（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在“使用在线治理”方面，中国以0.96分位居世界第9。它反映出的事实是两面性的。壹方面，这说明中国政府在使用信息技术进行在线治理、推动电子政务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另壹方面，却可以透出大数据极权已发展到极高水平的可怕现实。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信息技术的使用方面，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已达到很高水平和复盖面。从民间是的网购、电子支付、外卖业务的高度发达，到官方电子政务的管理和服务系统的建设和普及，都超越了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与中国良好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非政治层面的互联网生态较为宽松、社会对于信息化生活需求强烈等密切相关。

在电子政务方面，由于中国政府可以不计成本的投入，足以让信息化治理得以迅速发展。而且，由于线下办事程序繁琐、官僚主义浓厚等带来的极大不便，民众也对电子政务有着强烈的需求。虽然事实上电子政务并未非常有效的改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下的各种“办事难”现象，但至少对此有所缓解。相对于态度冰冷，甚至经常口出恶言、侮辱刁难的公务人员，民众当然更喜欢和没有感情但是至少不给自己脸色看的信息化显示页面打交道。

但正如前段所提到的，信息化并未真正解决中国民众在与政府打交道时遇到的各种问题，电子政务也未充分替代线下办事流程。大多数事情还是要亲身的、多次的跑腿解决，办事效率依旧低下。而那些需要找关系、走后门及其他受“潜规则”支配的事情，就更是电子政务无法解决的了。因此，中国的电子政务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它在技术上是领先的，但在实际应用时受制于官僚主义的大环境，不能全面发挥其相对优势。

更令人担忧的，是专制主义下政权以信息化的政务警务手段，加强社会管控，巩固极权统治。在前文关于社会治安方面，已提及技术革新对于强化极权的重大作用。而电子政务、在线治理方面也不例外。对民主政权而言，提高的是为民服务的效率；对专制政权而言，增强的却是肆虐暴政的能力。在缺乏监督和透明度的情况下，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的在线治理，很容易异化为大数据极权，信息技术加持的极权主义对公民的监视和控制无处不在，远超历朝历代任何专制社会。所以，专制的中国在“在线治理”方面排名很高，从本质上看，不仅不是可喜可贺的，反而十分令人担忧。

关于“媒体审查”，在中国是壹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老生常谈、已被反复议论的问题。中国以0.28分（满分4分）排名第159位。我未能查询到该项排名总共包含多少个国家和地区，但根据“无国界记者”发布的2019年世界各国“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的177位，位列倒数第四，仅高于土库曼斯坦、朝鲜和厄立特里亚。据此推断，SPI中“媒体审查”指标中，中国差不多也应是排名倒数的。换句话说，排除那些影响力很小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媒体审查最为严酷的国家。而“自由之家”在评估世界上65个国家的互联网自由度（不包括朝鲜）后，在报告中指出，“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的审查制度更严格、更系统”。

自2013年的“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始，再到2016年《炎黄春秋》被停刊和“偷梁换柱”，中国的敢言媒体早已被“整顿”殆尽，舆论界万马齐喑。到2019年，中国已没有了任何具独立性的传统媒体、规模化媒体。自媒体则同样普遍受到严厉审查，且在审查机构“拉偏架”情况下，呈劣币驱逐良币的状态。除了部分低调委婉、借古讽今、借外喻中的隐晦批判，激烈的、正面的、直白的批判性言论基本已不复存在，歌功颂德和选择性发声/沉默成为常态。

根据SPI“媒体审查”的定义，中国的分数属于“直接且常规的审查”类别，即拥有最直接和常态化的审查机制，而非仅在特定时间、针对特定信息进行有限度的审查或干预。事实上，中国的媒体审查比这样的描述更加严重。中国所有的传统媒体均被中宣部及其下属机构直接而严密的控制，没有丝毫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而互联网平台上的删文、删帖、限流、封号时时刻刻都在发生。至于“五毛”水军参与引导舆论、制造谣言、恶意举报，在中国已成为庞大的国家产业。当然，还有“防火长城”对境外舆论的屏蔽，以及越发收紧的对VPN使用的控制。中国的媒体审查可谓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即时性”的，无人可以幸免。

虽然由于互联网的庞大繁杂，民众有壹定的发言自由，也能在特定的圈子里谈论较敏感议题，但是这种自由是相当有限的、被框在极小范围内的、无法形成广泛影响和联动效应的。同样，各大媒体和自媒体也会有壹些旁敲侧击宣传普世价值的内容，但相对隐晦、节制，且经常面临被删除、限流等禁制措施，无法明确的阐述要真正表达的观点，也不能形成有规模的舆论效应。这些进步的话语也很容易淹没在官方主导的反动舆论环境中，难以发挥其广泛的启蒙与唤醒作用。（值得特地说明的是，涉及侵害他人合法利益的互联网言论，尤其谣言、诽谤性的言论，是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这方面中国倒是没有积极禁制。如BBC壹篇文章称，中国互联网“既是高墙围困的牢笼，又是极端放任的丛林……只包括履行政治审查的义务，而不包括其它；处于欧美国家无法想象的放任状态……”这显然不代表言论自由的蓬勃，只能说明中国互联网的丛林化和低劣化）在这样的审查机制下，中国有着几乎为世界最低的新闻自由指数，在SPI的“媒体审查”指标中也位列倒数，也就不足为奇了。

“互联网的使用者（Internet users）”，中国以54.30%的比例排名第106位。这说明了中国仍有庞大的非网民群体，这壹群体主要由老年人、偏远地区的农村居民及部分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构成。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网民人数会继续攀升，网民比例也会大幅提高。

而手机的拥有比例高于100%，平均每百人有115.53部手机，与世界上其他人均手机超过壹部的国家并列第壹。这包括使用智能手机和非智能手机两种情况。有赖于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完善，中国在手机的普及比率上远好于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也不遑多让。

中国手机普及率之高和政府在线治理技术能力之强，与中国媒体审查（包括自媒体审查）的严酷，形成鲜明对比。壹方面，中国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成绩喜人，技术成熟、硬件完备；另壹方面，在使用的目的和管理上却非常反动，千方百计钳制民众获取信息尤其政治信息的自由，将信息技术作为强化统治和实现政权意志的工具。这很清楚的体现了中共专制极权的特色，即在技术、工具及其应用方面成绩斐然甚至领跑世界，但在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上却保守反动，用心险恶，并以技术上的成功巩固其专制统治，利用工具的发达达成恶毒的目的。

“卫生与健康（Health and Wellness）”

在“获得优质医疗保健”方面，中国仅以1.39分（满分4分）排名第120位。但在“获得基本医疗服务”方面，却以81.60分（全复盖为100分）排名于45位。这两项数据对比，清晰的说明了中国医疗的现状，即高复盖之下整体上质量较低，医疗体系壹方面可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但另壹方面医疗质量、医疗环境远达不到优质。这与第壹个维度“幸福的基础”中有关于中国医疗卫生成就的数据及排名情况契合。

中国的医疗领域的最大问题，与教育等其他公共服务问题壹样，均为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不同阶层、城乡、区域间存在严重的不平等。

在中国，优质的医疗资源被政府、军队、重点企事业单位及其成员和家属占有，其中又以高级干部占有其中最为优质的部分。当占人口比例很少的特权阶层占用了核心的、优质的医疗资源（包括优秀的医护人员、高水准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设施及服务、巨额的资金和昂贵的医疗物资等）之后，剩余的医疗资源才被薄薄的摊给超过十亿的普通民众。

根据“环球网”在2013年引述“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称，“2006年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曾披露中科院调查报告的数据，政府医疗投入的80%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了。但在此后，官方则很少再具体披露此类数据。这也使得公众很难了解干部医疗的具体情况。而该问涉及公立医院服务结构的调整、医保制度的改革等公立医院改革的诸多方面，牵壹发而动全身。”连高度支持政府的《环球时报》旗下的“环球网”都曾引述了如此言论，可见中国医疗资源不平等情况何等严重。

而中国的多轨制医疗保障系统，更是在让特权阶层普遍享受优质免费医疗的同时，令平民背负了沉重的医疗负担。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平民名义上享受免费医疗保障，但实际上只能得到极低水准的医疗服务。在改革开放后的约20年间，中国部分城市居民和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处于几乎完全没有医疗保障的恶劣境地，许多得病的民众被迫放弃治疗，忍受病痛甚至等待死亡。直到21世纪初，才开始建立复盖城乡居民的普遍的医疗保障。但无论是城镇居民医保，还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其报销比例都是有限的，民众还是需要负担很大壹部分医疗开支。

在中国，医疗产业化、商品化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虽然中国绝大多数医院为公立，且冠以“非营利性机构”的名号，但实际上医疗行业在疯狂的吞噬着中国民众的财富。其中，以“以药养医”、“过度医疗”为典型特征的盈利模式是中国各地医院的“标配”。需要说明的是，“过度医疗”并不是所提供的医疗物品和服务过度充分，而是指医疗的性价比之低。这不仅让民众面临巨额医疗开支，也让国家医保系统承受着沉重的负担，消耗着国家财政储备。而国家财政的收入，也都是来自人民的税款。

广大普通民众是现行医疗体制的受害者，受益者则是中共统治集团及医疗利益共同体。中共统治集团通过把医疗开支转嫁给民众，作为低人权低福利的壹个环节以刺激劳动生产，并将更多原本可投入医疗领域的财政收入用于直接和间接的中饱私囊。而从中央到地方，从卫生系统官员到医护人员，均更加直接的从医疗行业巨大的收益中分得各自的利益，还进壹步利用其地位和资源优势获取各种特权，并相互联系、相互庇护、同声共气，形成了庞大的阶梯型利益共同体。当然，其中越是身居高位的、身为管理人员的，其攫取的利益相对也就越多。他们为壹己私利，利用其积累的权势、财富、人脉，把持着医疗议题的话语权，阻挠着力度本就有限的医疗改革，让民众面临的“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雪上加霜。

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其中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美国除外），均实行免费医疗。免费获得医疗保障已经成为国际主流社会公认的壹项基本人权。而在中国，受到中共专制体制的压制和医疗利益共同体的阻挠，全民免费医疗遥遥无期。而医疗资源的配置更是越发呈现不均衡、不公平的状态，无论是不同阶层之间，还是不同地域之间，医疗资源都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例如北京许多户籍居民尤其其中的权贵阶层，享受着免费、优质而舒适的医疗服务；中部小县城和农村居民则需要日夜排队，才能等到三甲医院医生粗糙的诊疗，在异地还要承担异地诊疗更低的报销比例。数十万甚至百万计家庭的资产被无底洞般的医疗费用耗尽。还有更加贫穷和弱势的家庭，因无钱看病只能坐等家人死亡，连“过度医疗”都享受不到。

但正如前文所述，由于中国的集权体制和政权对基层的下渗，中国有着比多数国家更完整齐备、复盖全国的基层医疗体系，哪怕它是低质的、粗糙的。这不仅是前述的在防治传染病及妇产领域取得成就的原因，也是中国在民众获取基本医疗方面排名较高的重要因素。在这壹点上，我们的确需要赞扬中国基础公共服务的相对完善。

同样因此，中国在“非传染病导致的过早死亡比率”和“60岁时预期寿命年限”方面，表现也位居中等略偏上。显然，中国的医疗体系在“保命”方面的表现要好于“治病”。中国医疗的现状在中短期内没有改变的可能，“看病难”和“看病贵”将继续困扰大多数民众，医疗领域的种种问题积重难返。医疗结构僵化和医疗资源分配固化，将成为中共治下中国的壹大基本国情。即便未来中国走向民主，如今积累的医疗问题和不公正也很难解决，因为已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无论何时（民主化之前和之后）都会竭力阻挠对医疗问题做根本性的改革。

“环境质量（Environmental Quality）”

“环境质量”是中国在SPI中除涉及政治的指标之外，表现最差的领域。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中国超过美国与印度，排放量“高居”世界第壹；“颗粒物问题”则排名第165位，与“室外空气汙染造成死亡”的高比例和低排名相吻合；在保护生物方面，中国排名更低。

中国的环境问题，从建国以后的工业化时期就已存在。虽然当时工业生产规模远不如改革开放之后，但如“大炼钢铁”中各种极度粗放的工业生产模式，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环境汙染和资源浪费。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工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但秉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发展，后治理”的理念，环保问题长期居于次要地位。即便官方有时在强调环保，并列入基本国策，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可以说，建国以来中国都在以透支资源和环境来促进经济发展。

直到胡温执政时期，由于国内日益增加的中产阶级对改善环境的诉求，以及国际上要求中国负起保护环境责任的压力，中共政权才开始真正关注和着手改善环境问题。中国政府强化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还壹度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环境恶化的趋势壹度得到遏制。习近平执政之初，还搞起“环保风暴”，以粗暴激烈的手段实现环保目的，短期内取得了壹定成效（不过，习的“环保风暴”往往是拣“软柿子”捏的，有明显选择性和运动式的。如政府经常禁止露天烧烤、禁焚烧秸秆，但对环境汙染的主要来源工业排汙排废却治理不力）。

 但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之间又形成了显着张力，加之专制体制导致的环境治理实效不彰，中国的资源与环境问题重新恶化。到了习近平的第二任期，稳定经济又成了主轴，环保再次被放在次要位置。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之类的口号，只是壹种政治宣传罢了。虽然习近平在包括联合国大会等场合宣称要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甚至夸口声称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但可信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从国际形势来看，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已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等国际环境规约，以及世界各国反环保的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大行其道之时，难以想象中国会逆流而动，承担起保护地球环境的责任。相反，美国等国放弃环保原则，只会使中国在环境问题上少了外部的压力与约束，加剧中共治下中国对境内及全球环境的破坏。例如，中国从亚马逊雨林的破坏性开发中得利，并且毫无停止迹象，很大程度可以反映如今中国在全球环保问题上的奉行的实际政策。

不同于经济和就业，大多数环境问题造成的危害并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需要很长壹段时期才会以各种形式显现出来。中国民众只有在涉及PX工厂建设等“邻避问题”时，会积极甚至过度关注和发起抗议。但对于诸如气候变暖、颗粒物汙染等更重要的环境危机，只要还没形成非常直观的、贴近自身的重大危害，包括国人在内的各国民众往往对此麻木和“顺其自然”，没有强烈改善环境的欲望。国内外甚至有许多人，还把气候变暖等环境危机视为环保人士制造的“大骗局”，根本不承认、不相信，遑论重视和解决了。

而当改善环境需要壹定程度上以牺牲就业、个人和家庭收入为代价时，民众更是会普遍抵制节能减排的努力。即便在发达的美国，“锈带州”的民众也普遍对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不屑壹顾，不愿意为改善环境付出影响自身生活的代价。在经济和民生都很薄弱的中国，民众自然更不愿意让环保影响到个人生计。而以维持政权稳定为第壹要务的中共政权，更是会放任环境汙染和过度耗能，以保证经济引擎的转动，稳定就业和国民收入。至于长期性的环境危害，他们顾不得，本身也缺乏长远意识和为子孙后代着想的责任心。

对于“生物群落保护”，也有必要做壹个单独的说明。首先，在资源和环境遭受破坏的大前提，对生物群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自然不容乐观。中国虽然建立了许多自然保护区，壹定程度拯救了许多珍贵的生物及生物群落，但存在管理不善的情况。而在保护区外，如滥砍滥伐滥捕、盗猎抢掠等情形很是严重。官方和民间虽均努力进行过生态保护工作，但成效有限。如“三北防护林”防风固沙、黄土高原治理水土流失，沿海地区实行“休渔期”等，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这既有环境自然变得恶化的不可抗力，更有人为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不过个人对于中国在保护生物群落方面排名如此之低，还是略感惊讶的。毕竟，中国还是有着壹套较完善的生态保护系统，或许它太腐败和低效了。

根据未来中国国内经济下行和社会矛盾激化的状况，以及国际形势的演变，中国的环境问题只会更趋恶化而不会好转。新冠疫情让本已下行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中共政权为“促就业、保增长”，维持统治稳定，就更顾不得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了。而国际局势目前虽然混沌难明，但大体是越趋民粹化和本土主义化，各国无法就全球环境问题协调壹致、共担责任。相反，各国会为壹己之私，不顾温室气体排放等环境问题造成的各种长远危害。

这样的情形下，中国在环保领域所受的国际压力大减。而国内关注环境问题的民间组织，也在前几年对公民社会的扫荡中被迫解散或转趋低调，已无力对政府及企业进行监督。没有了国内外对节能减排的约束，中国各地过度的耗能和超限的排汙将更加肆无忌惮。这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态环境，都将是巨大的不幸，国内外生态灾难的加剧不可避免。

“幸福的基础（Foundations of Wellbeing）”维度综述 第二维度即“幸福的基础”，中国以总分64.79分排112位，明显低于在第壹维度即“人类基本需求”方面82.93分、第81位的分数和排名。与各项具体数据所体现的特征壹致，即中共治下的中国，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可以获得较好保障，但生存质量和进壹步的发展性权益的获得就相对差劣了。

具体说来，中国在教育和医疗方面总体排名中游，通讯和互联网治理排名很高，但媒体审查和环境保护方面表现极差。这反映了中国在保障民众生存和发展权方面的复杂现状：既有进步和优点，也有落后与缺憾；在技术性、工具性、兜底性方面成就不俗，但在涉及人权、自由及提升性指标上与世界平均还有很大落差。

总之，国人“幸福的基础”是不牢固的、不平衡的，个人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求还不能得到较好满足。这既有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限的因素，也有制度性结构性的原因。

权利、自由、包容性与高等教育：低人权下个体有限的自由与机遇 第三个维度即“机会”反映的是基本人权、选择如何生活的自由、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包容性，以及人类实现超越性发展的载体高等教育的水准。相对于前两个维度，本维度具有更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也是SPI各类别指标中中国短板最明显的。

“个人权利（Personal Rights）”

在个人权利方面，中国很悲哀的以29.21分排名第162位。这并不出人意料，反而是情理之中的。

其中，“政治权利”壹项，中国以1.00分（满分40分）排名世界第186位。我们虽然不意外于中国如此低的得分与排名，但至少要搞清楚，中国民众丧失的是哪些政治权利。

那么，何谓“政治权利”？根据百度百科援引中国学者邹瑜编撰的《法学大辞典》所述，中国公民应享有的政治权利，“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主要指选举权、被选举权，参加管理国家，担任公职和享受荣誉称号等权利。我国宪法规定，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除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国家保障人民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等权利。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同时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机关进行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定的政治权利与自由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而根据维基百科阐述的世界上壹般性的政治权利，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被告人权利等法律上的自然公正（程序公平），例如有权受到公正审判、正当程序、有权获取法律救济，还包括参与公民社会和政治的权利，例如结社自由、申诉权、选举权等”。而“通常意义上的政治自由，包括了言论自由、着作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人身自由和无罪推定原则。政治自由亦通常体现在选举权及民主体制，公民有权对权力及政府发表不同的意见，包括支持及反对的意见”。

权利与自由是缺壹不可、密切相通的，因此政治自由也可视为政治权利的壹部分。根据以上中外关于“政治权利”的阐述，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什么是政治权利与自由、公民应该有哪些政治权利与自由。以上这些权利与自由，共同构成了“政治权利”的基本内容。

根据中国的《宪法》及法律角度对“政治权利与自由”的定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最核心的、最重要的政治权利。选举与被选举，是实现民主最主要的保障，也是参与民主最重要的渠道。

中国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落实情况如何呢？这又是众所周知的事。中国没有普选制度，从国家元首到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均为间接选举产生。最能体现其非民主性的，是所有选举均毫无竞争性与透明度。“差额选举”中的差额也是内定了当选者和落选者的。国家领导人和地方政府首长均由间接选举、等额选举产生。而县级及以下人大虽名为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但实际上早已指定了参选人、当选人、落选人。“六四事件”之后，虽然有极个别的“独立候选人”参与县区级人大代表竞争，但除其中个位数人士之外，皆以落选或被迫弃选告终。这极少数的“独立候选人”，在数百万计全国各地人大代表及候选人中，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便如此，这极少量的“独立候选人”还遭遇各种威胁和骚扰，因参选而无法正常生活。这足见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之虚假，以及政权专制独裁的本质。

在中国的选举制度中，只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村委会、居委会）的选举有壹定的真实性。但选举出来的只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领头人，并非国家公职人员，村民和居民也非在履行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中国，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特指选举国家公职人员）。从实际影响角度，基层自治组织的选举对国家政策、社会民生影响甚微，不足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多元政治和规模化的公民力量。而且，村民委员会选举存在大量舞弊行为，也没有来自民主政府和公民社会的监督，选举程序和结果的公正性很差。

至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也是以普选制和代议制为前提的。没有真正的普选和代议制度，人民也就无法参与国家各项事务，无力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控告、申诉、检举最主要途径的信访机制，本就是壹个非法治的、十分折磨民众的、不应该存在的制度。而司法上的“民告官”不仅程序繁杂，且鲜有胜诉。

言论、出版、结社、示威等各项政治自由，中国更是荡然无存。在中国，党的宣传机构掌控壹切传统媒体、管制壹切自媒体，包括倾向自由派的媒体其实也被中共宣传机构钳制；严厉禁止任何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只要有发起的迹象就会被扼杀于萌芽之中，仅有有限的非政治性的、因具体民生事宜引起的游行示威；严禁组党，非政府组织也被严厉打压，如“中国民主党”、“公盟”均被取缔，参与者普遍被判刑，其中领头人更是被判处十年徒迄今中国大陆已无政治性的公民组织存在，政治多元化程度为零。

中国在政治领域管控之严厉、“红线”之低，是除朝鲜等极少数国家外，各专制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例如发生“阿拉伯之春”之前的中东各国，普遍被视为专制政治文化浓厚的地区。但即便在那时，多数中东国家也还是允许人民有壹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也能有限的结社、集会、游行。正是之前这些相对“宽松”的条件（哪怕本身也并不真的很宽松），促成了后来席卷中东的变革的发生。而在中国，根本不可能营造进行思想启蒙和革命预备的舆论环境，更没有筹备示威游行的基础，壹切都在政权的禁制之下。

如前所述，中共政权还有效利用了信息技术，作为强化统治的工具。这极大强化了中共管控的能力和强度，使得壹切自由更容易被扼杀，人民也失去了“游击战”反抗的可能。这就像巴以冲突中，此前几十年里弱势的巴勒斯坦曾能够与以色列周旋、互有损失。但进入信息时代后，巴勒斯坦人壹举壹动，都被高科技发达的以色列利用大数据和监控录像侦测，形势呈“壹边倒”趋势，巴人已经彻底丧失对抗以色列的空间。而中国人民与中共政权/中共权贵集团的关系，很大程度就是类似于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军警及情报部门的关系。

关于中国的“表达自由”，我在上述的“政治自由”及前述关于“媒体审查”的部分，已经做了与之相关的阐述分析，在此就不重复了。

而中国的“宗教自由”，则是壹个比看上去复杂得多的问题。表面上看，以无神论为官方信仰的中共政权，必然是敌视、压迫宗教的。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如此。在“前三十年”尤其文革时期，中共对宗教进行了激烈的摧残，民间的宗教信仰被摧毁和压制的几乎归零。但改革开放以后，处于稳定人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宗教又被中共所容忍甚至鼓励。

具体来说，中共对不同宗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于佛教、道教等中国本土宗教，中共态度较为开明、开放，除要求其拥护中共统治外，未加过多的干预，没有打压反而积极扶植，作为稳定社会、提振传统、对抗西方“文化渗透”的重要工具加以使用。而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中共则持警惕、限制、打压的态度。例如对基督教，就成立了“三自教会”以图削弱中国基督徒与国外尤其罗马教廷的联系，避免外国渗透和保证所谓“独立自主（实际上是更好的被中共控制）”。对独立性强、信徒以聚居为主的伊斯兰教，中共则采取种种手段限制其影响力的扩大和信徒数量的增加。

但至少就基督教而言，在中国的发展并非表面上那样饱受压制。事实上，无论官方的“三自教会”，还是民间的、与外国往来密切的“家庭教会”，在改开后的四十余年间都有着迅猛的发展。直到最近几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才比较积极的打击“家庭教会”，此前则是普遍默许和容忍“家庭教会”的存在和发展的。据不同口径统计，中国现有各派别基督徒共计2000万至8000万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估计差值，是因为在官方打压下其相对隐秘，很不易统计），且仍在迅速增长中。中共壹方面忌惮组织化强的宗教力量对政权的挑战，但另壹方面也希望利用宗教以麻醉人心、调和阶层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因此，中共如今仍对包括“家庭教会”在内的基督教力量睁壹只眼闭壹只眼，并不全力的进行打压，只选择性镇压其中明确反对中共独裁统治的教会组织。

与对待基督教的相对宽容相反，当下中国严厉镇压伊斯兰教，穆斯林处境痛苦。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在新疆设立集中营，拘禁超过百万维吾尔、哈萨克等族穆斯林，并实施残酷迫害。而对于回族及其他民族的穆斯林来说，虽没有受到对维族人那般残忍对待，但前者同样生活在恐惧不安之中。这种不安不仅来自于中共政权，也来自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非穆斯林的仇穆情绪。中国的伊斯兰教问题还和民族问题缠绕在壹起，使得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汉族与维回等少数民族的隔阂与对立越发加深。而少数民族极端分子制造的恐怖袭击和中共的系统性暴力清洗，使双方的矛盾火上浇油。中共自以为以超高压手段压服了穆斯林实现了“安定祥和”，但却积累了更深的仇恨，终有壹天会酿成更大的悲剧。

关于“宗教自由”，我还有另壹方面的看法。我并不认为高度的“宗教自由”是壹件纯粹的好事。宗教带有强烈的反智性、排他性、保守性，对于现代社会发展有明显的阻碍作用。世界的潮流应是走向世俗化、“祛魅”化、现代化、文明化。以人本主义、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世俗社会，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宗教虽然在某些历史阶段起到过壹些积极作用，但早已到了退出历史舞台、回归到仅保留于个人信仰和爱好的时候了。

中共建政后，中国在专制统治下取得的有限程度的经济发展和局部的社会进步，某种程度恰恰在于其坚持了世俗主义。当然，在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中期，手握大权的毛泽东曾经以壹种类似于“神”的身份，以“毛泽东思想”及该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构建了壹种恐怖的红色宗教（或者说是类宗教的思想信仰）。但毛也至少推动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女性解放运动，而不是像许多宗教对妇女百般束缚，以各种清规戒律压迫人性。而在1980-2000年代，崇尚科学的中国社会更是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虽然毛泽东、习近平都在神化自己，并都在很大程度上抗拒理性与科学，但他们毕竟不是宗教中的神，其构建的思想体系也远不如宗教影响之久之深。中共政权建政以来为数不多的正面举措，即包括打击了宗教保守势力，促进了世俗主义的发展和科学精神的弘扬。

而且，中共政权为避免宗教极端势力坐大，也扶植相对温和的宗教派系，客观上使得中国的宗教势力保守程度较低。例如基督教领域，中国官方操控的“三自教会”普遍属于基督教派系中的自由派，对待世俗问题较为开明。反而是壹些脱离中共管制的“独立教会”、“家庭教会”、“地下教会”多属于福音派基要派等保守的宗教派系。后者对于宗教有着迷信式的忠诚，政教不分，以宗教的教义指导现实生活，愚昧而顽固。因此，中共对中国基督教会的“操办”，其实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当然，这不代表我支持镇压宗教。相反，我坚决反对对宗教进行无端的、过度的镇压。如对新疆穆斯林的严酷镇压，就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是，中国及中国人民，尤其中国的妇女，的确很是得益于中共政权整体上的世俗化政策，才免于受到更严酷的宗教禁锢。宗教必须回归到私人的、个体的信仰和爱好，而不能成为指导国人、引领社会的意识形态。

在“寻求司法公正”方面，中国以0.47分排名第121位。虽然此排名很低，但可以看到，相对于政治权利、表达自由、宗教自由等，中国的司法是略好的（或者准确说是不特别差的）。

从根本上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法治，因为没有民主。没有民主，法律就只是专制统治者压迫人民的工具。中国也没有司法独立。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就公然声称，要“坚决抵制西方的‘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相对于推动司法改革的80年代，以及法制环境还没那么差劣的江胡时期，习近平时代正将“党指挥法”发挥到极致。

但另壹方面，习时代也在法治范畴中有关非政治的方面、形式层面做了壹些工作，配合所谓“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满足国家表面上的法治进步与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因此，近年来中国在部分微观领域的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有限的进展，颁布和完善了壹些法律法规，填补了不少法律方面的空白和厘清了壹些法律的模煳地带、弥补了以前法律法规存在的不足与滞后、进行了有限的司法体制机制改革、补上了建国以来法制体系不完备等各种历史欠账和遗留问题。此外，同样是在非政治领域的法律实践中，也更加重视程序公正和规范化工作，在技术层面提高了法制体系运转的质量。

就狭义的民众寻求司法公正来说，中国中产阶级及以上群体的确比以前在非政治层面得到了相对更好的保障。如今的法制体系明显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并以保守和稳定为优先。如前所述，中国的治安体系严厉打击个体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底层暴力犯罪的同时，对白领阶层犯罪、职务犯罪、非暴力但危害严重的犯罪处罚畸轻。中国的司法体系与治安体系紧密相连、壹脉相承，有着同样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内容。这就导致不同阶层民众的个人权利得到的保护程度大相径庭，法律变成鲜明的用以逐层阶级压迫的工具。

在司法实践中，不公和腐败无处不在。即便根据中国官方的披露（如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官方网站信息），司法人员受贿、徇私案件也不胜枚举。在缺乏舆论监督和权力制衡的情况下，中国司法不公的严重性可想而知。权力和金钱广泛涉入司法领域，普通民众深受其害。没有体制的根本变革，这些不公和腐败就难以根除。

此外，中国司法体系与行政体系壹样，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之风，工作效率十分低下，民众需要为控告、申诉等司法流程付出极大的精力、漫长的时间。虽然这在各国也都不同程度存在，但中国的无效率性更高，更难在社会监督下改进。尤其公检法人员的恶劣态度，是许多经历过司法流程的人都记忆犹新的。

但对于绝大多数民众而言，司法还是其寻求正义最后的渠道。即便他们深知司法的不公和体制的颟顸，也理解古人“屈死不告状”的格言，但在无可奈何之下还是会寻求法律给予的正义。就像得了绝症的患者，即便知道治愈的希望淼茫，还是愿意去医院试壹试壹样，受害的民众也只好求助于这样败坏的司法体制了，因为其几乎别无选择（信访渠道在中国某种程度也类同于司法渠道，但是更加艰难和危险）。相对于完全堵死的政治权利和个人自由，司法领域至少还有供民众遥望正义的缝隙。在不涉及政治、体制及权贵利益的法律纠纷中，民众还有壹些讨还公道的胜算。

归根结底，中国并不是壹个法治国家，专制的政治属性决定了人治的司法属性。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人民不壹定能得到完全的正义；没有民主和司法独立，人民就没有通往正义的路径。虽然在司法实践中，许多非政治案件会得到正义的结果，但是这更多是来自恩赐而非权利，是幸运而非必然。只有建立自由民主的体制，让司法摆脱专制的枷锁，法律才会成为捍卫人权的利剑而非专制的权杖，才会有真正的法治与正义。

在“女性财产权”指标上中国的更低排名，即可以展示中国法治不公的壹角。虽然中国女性在生育、医疗、劳动等方面地位居世界前列，但在财产分配上却受父权传统束缚，并受保守的中国法制体系影响。中国司法体制虽为大陆法系，却也在很多时候遵循传统的习惯和文化。因此，在财产分割、分配中，中国的司法实践倾向于男性而不利于女性（这壹点在内陆中小城市和乡村地区最为明显）。这也说明了中国女性权利的脆弱性和相关法律保障的缺失。

没有经济独立，就很难有人身独立和人格独立，就需要依附于人。因此，女性的财产权对于女权至关重要，关乎女性是否可以真正独立自主。SPI之所以将此单独作为壹项指标，与政治自由、司法环境等并列，正是在强调它的重要性。捍卫女性的财产权、继承权、分配权，就是捍卫男女平等和推动妇女解放。

“个人自由与选择（Personal Freedom and Choice）”

 在这个子项中，SPI并未选择主流、精英、核心群体作为考察自由度和选择能力的对象，而是更强调弱势者的权利多大程度得到保障，以及阻碍自由与选择的因素所产生的影响。这是很值得赞扬的。在中国，权贵阶级拥有着“超级”的自由度与选择权，而精英及中产阶层同样在非政治领域有着相当的自由和自主性。如果考察这些人或社会自由度的平均水平，那得出的结论壹定是扭曲的，甚至与真相相反的。每个个人包括弱势群体都能自由发展，才是壹个真正自由和拥有选择权的社会。

 该子项中的第壹个指标，是关于脆弱性就业者比例的。根据SPI官网解释，所谓“脆弱性（或弱势性）就业”，是指产生劳动价值的家庭式雇工和自雇工人（个体户）占全体就业者的比例（原文为“Contributing family workers and own-account worker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employment”）。这些人缺乏组织和独立性，也普遍没有如“五险壹金”等各种社会保障，更易失业、被欺凌和剥削，是本就处于弱势的工人中的更弱者。中国的这类雇佣人员占全体就业者的45%，足以说明中国有数量庞大、比例很高的处于几乎“无依无靠”被雇佣者。

个体经营者用辛勤的劳动，利用分散的资源，提供着广大人民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服务（如早餐点、小卖铺），为经济社会注入很大活力，促进了商品流通，缴纳了不菲的税款，也有利于吸纳人员就业和促进社会稳定，贡献巨大。但中国政府并未给予他们应得的保障和尊重，大多时候未提供社保、信贷、公共服务等支持。相反，各地政府机关为城市乃至乡镇的形象等，动用城管人员肆意驱逐、谩骂、殴打这些个体经营人员。而从事家政服务等工作的个人则普遍遭受身体和精神虐待，如同旧社会的奴仆，任人摆布，完全没有与雇主平等的地位与做人的尊严。这是对中共政权标榜的“推翻了封建主义大山”的巨大讽刺。

脆弱的就业群体是中国劳工丧失权利与自由、饱受剥削压迫的突出见证。其实，无论是这些个体就业者，还是在各大企业劳动的工人集体，都没有作为工人应有的尊严与权利。无论是劳动报酬的多少，还是休息时间的安排，以及诸如工作安全、工伤补偿、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待遇，都未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工人阶级是国家发展建设的主力军，是推动中国经济腾飞的中坚力量，没有工人阶级，就没有现代化的中国。可是，他们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待遇，权利和自由被剥夺。

这必须要改变。其中脆弱的个体就业者，更需要制度保障、法律保障、组织保障。应该允许这些脆弱的就业群体成员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互帮互助，共同对抗权贵集团和精英阶层的压榨与不公对待，维护基本的权利与尊严。当然，这壹切实现的前提，是推翻中共的独裁专制，建立民主和多元的新国家。

而腐败问题，则是包括中共政权在内，几乎所有国人都承认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令人意外的是，中国以41分排名第79位，位于世界中间水平。这个排名似乎不算很高，与国内民众普遍认知有明显落差。而该数据来源为颇具公信力的机构“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也就是说，它还是有很高权威性的。

那为什么排名与许多中国民众的看法有落差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国人低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腐败的程度。就像鲁迅先生壹直在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但实际上这些人性的缺点弱点不是中国人独有，而是世界共通的普遍现象（当然不同民族也有壹定区别，但整体上共性大于个性）。就腐败问题而言，如印度、尼日利亚、南非、印尼等发展中大国情况都很严重，即便他们是民主政体、有着中国不可比拟的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透明国际”本身判断存在的偏差。不同于以上所述的发展中自由民主国家，中国是专制和封闭的，许多腐败无法被揭露，各种形式的隐形腐败（如不当得利分成等灰色收入，以及如字画贿赂等“雅贿”手段）不易察觉等，都可能让“透明国际”在评断上出现错误。虽然中国壹些学术机构甚至政府方面与“透明国际”有着合作，但我相信他们不会把中国腐败的全况透露给后者。因此，在民主国家可以轻易获取的腐败情况，在中国只能依赖官方途径及各种猜测。这也应是“透明国际”低估中国腐败状况的壹大原因。

至于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如今早已过了风暴的中心阶段，已不再有多少威慑力。习反腐本身就是出于肃清政敌、确立权威的目的，而不是真正为廉政而反腐。这种“运动式反腐”和“选择性反腐”，自不可能对解决腐败问题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那么，腐败与“机会”及“个人自由与选择”有何关系呢？当然有关，而且关系密切。腐败就会导致人与人因权力、金钱、人脉等各方面差异产生不平等不公正，自然也会影响到人与人在工作、学业和生活中的机会平等。腐败让有权、有势、有钱、有关系门路者有了更好的机会，也有了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选择。官员通过“进贡”上级升迁、商人勾结官员牟利、患者贿赂医生优先获取优质医疗、家长请托校长走后门占名校名额……都在破坏着平等与正义，损害着其他人的自由与机遇。相反，那些无权、少钱、人脉寡的人，其机会被夺走、自由被挤占，只能选择余下残损的资源。

有人以“高薪养廉”为中国的制度性腐败开脱，认为腐败某种程度就是在以高薪提高行政效率。这正是忽略了腐败与“高薪”的关键区别，即高薪下是平等的为国民服务，腐败则是利用权势和金钱破坏平等。腐败带来的“效率”只是有利于参与腐败的既得利益者们，损害的则是弱势的广大民众。况且，“高薪养廉”是给予公务人员与贡献相对匹配的合法收入，而不是让那些选择性办事、尸位素餐者中饱私囊。“高薪养廉”与腐败得到的高收入有着本质的不同，也有着完全不壹样的作用和影响，岂可类同视之。

所以，反对腐败，就是反对不平等和不自由，就是追求公平正义。而中国，距离哪怕相对程度的平等，也还有很遥远的路程。

在“早婚”方面，中国以3.2分排名第45位。根据定义，分数的含义是，中国15-19岁女性中有3.2%存在实际已婚或同居的情况。这好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南亚、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女性早婚早育的情况都远比中国更为普遍。甚至在美国南方及内陆壹些州份，也存在普遍的早婚甚至童婚情形。

而中国表现的相对良好，又是得益于早年中国推动的妇女解放政策，以及中央集权体制对相对落后地区更好的开化作用，推动了婚姻的规范化。

但我们也不要忽视，中国还是有壹些贫困、落后、偏远地区存在着壹定程度的早婚现象，甚至还有买卖妇女和童养媳等更加恶劣的情形。例如在重庆巫山，就有壹位叫马泮艳的女性，12岁时被亲戚卖给了他人作为童养媳，还因此被强奸生子。这样的案例绝不是孤例，只是她的案例得到社会较广泛的关注而已（即便她的个案得到较多关注，也并未改变她的命运，犯罪者也没有受到惩罚）。这类案例，哪怕壹例都是多的、不应该的。所以，即便中国整体上早婚情况较轻，也不能忽略部分地区部分女性因早婚早育受到的重大伤害，保护女性尤其少女和儿童，是极为重要、不可轻忽懈怠的。

而在“满意的避孕需求”方面，中国以91.20分高居世界第壹位。这是中国为数极少极为值得称赞的成就。之所以中国有这样出色的表现，是因为中国的世俗主义和非宗教化的社会形态、对计划生育的大力干预和投入、社会风气对堕胎等行为态度十分开明、各种阻碍避孕和堕胎的制度和文化障碍较少等多方面的原因。

但令人忧虑的是，这种情况如今正在向坏的方向转变。随着中共政权政策的变化，原来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政策正在转变为支持较早结婚和生育。据说，已经有壹些地区在堕胎方面设置了障碍，例如需有不宜生育的疾病、亲属同意才可堕胎等情况。同时，随着基督教等宗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尤其福音派、基要派等保守派别力量的膨胀），以及传统“女德”等糟粕文化的还魂，反堕胎、反避孕等思想逆流正在中国加速涌动。这非常值得警惕，需要坚决的反对。

女性作为胎儿的母体，毫无疑问应拥有对胎儿的处置权。胎儿不是完全的生命，只是由受精卵发育的不完全体。女性的堕胎自主权，关系到女性大半生的自由、就业、生活，也和女性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男女平权有复杂而密切的关联，不应被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剥夺。

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有限成就来之不易，是自清末民初至今无数仁人志士包括巾帼英雄奋勇抗争得来的，不能被从体制到民间、从国内到境外各种反动势力的反扑所摧毁。妇女拥有包括自由生育权、堕胎权在内的各种权利与自由，是现代文明理性社会所必须的选择，是每壹个正直进步的国人（无论男女）都应该参与捍卫的。

在“个人自由与选择”中，有两项是专门关于妇女的，其他分项也多有涉及女性权益的指标，可见SPI对于妇女权利问题的重视，也反映了妇女权利受损的严重和改变的必要性与急迫性。女性占世界人口的约壹半，维护女权就是捍卫人权，捍卫人权也必须维护女权，二者是不可分割、紧密相连的。女性作为男权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需要从制度、法律、文化、风俗习惯上加以保护和赋权，让男女实现全面的、真正的平等，让世界上的所有男女公民都安全、自由、平等的生活。

“包容性（Inclusiveness）”

 在“包容性”子项中，其实主要考察的是社会平等的问题。这其中涵盖了社会经济地位对政治权力平等性的影响、社会团体对政治权力平等性的影响、性别对政治权力平等性的影响、对少数群体的歧视和暴力、对同性恋者的接受度这五个方面。对于相对弱势者而言，如果生活在较为平等的环境中，也就意味着社会的包容性强。因此，以“包容性”壹词描述本分项，也是很有道理的。

“社会经济地位对政治权力平等性的影响”的定义及相关分数解释为，“对以下问题的综合评价：“政治权力是否根据社会经济地位分配？” 以0到4的分数尺度衡量。0：富裕的人实际上享有政治权力的垄断；普通人和穷人几乎没有影响力。1：富裕的人拥有政治权力的主导地位；位于收入平均线的人几乎没有发言权；穷人基本上没有影响力。2：富裕的人对政治权力拥有很强的控制力；中等收入或收入较弱的人有壹定程度的影响力，但只在那些对富人而言不太重要的问题上有影响。3：富裕的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但是，中等收入的人几乎具有同等的影响力，而穷人也具有相当程度的政治权力。4：富裕的人民没有经济地位中等或较差的人民更多的政治权力。政治力量或多或少地在各个经济集团之间平均分配。”

而中国在该项中以1.44分排名第128位。这也就意味着，权贵阶层主导了政治权力，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总体很低，而中产以下尤其贫困者基本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

同样，在“社会团体对政治权力平等性的影响”方面，其定义为，“对以下问题的综合评价：“政治权力是否根据社会群体（由种姓、族群、语言、种族、宗教或它们的某种组合定义）分配？” 以0到4的分数衡量。0：政治权力由壹个由少数人口组成的社会团体垄断。这种垄断是制度化的，即不受频繁变化的影响。1：政治权力由少数人口组成的几个社会团体垄断。这种垄断是制度化的，即不受频繁变化的影响。2：政治权力由占人口多数的几个社会团体垄断。这种垄断是制度化的，即不受频繁变化的影响。3：所有社会团体都有壹定的政治权力，有些团体比其他团体更有权力；或不同的社会集团交替执政，壹个集团在壹段时间内控制着大部分政治权力，其次是另壹组–但是所有重要的集团都在权力所在地发生转变。4：所有社会群体的政治权力大致相等，或者没有强大的族裔，种姓，语言，种族，宗教或地区差异可言。社会团体的特征与政治无关。”

在这个指标上，中国排名更低，仅以0.67分排名第156位。显然，这反映了中共统治集团对权力长期的、制度化的绝对垄断，也侧面证明了中国独立政治力量和公民组织的空白状态。

这非常符合中国的政治现实。在中国，权贵阶层以中国共产党这壹组织为主要载体，垄断了国家权力。其中，核心统治阶层掌握了国家最高层次的、核心地带的权力；各级次级权贵则在地方和其他相对外围层次复制了核心统治集团的所作所为，构成了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结构。越是有权有钱，所拥有的权势越大，所得到的金钱、美色越多，形成马太效应。但相对于民主法治国家，中国的“马太效应”是建立在贪汙腐败、官商勾结、官官相护、朋党相携、任人唯亲等恶劣行为的基础上的。或者确切的说，中国权贵阶层不仅同样有民主法治国家既得利益者的肮脏，还比他们获利更多，也无耻的多。

 而专制极权体制，则是他们维护权力和获得利益最重要的依靠。当权力集中在这少数人的手中而非全民共享，没有制衡和监督，他们就可以利用自己拥有的政治权力垄断资源、巧取豪夺。他们反对多元政治、打压新闻自由、压制言论自由、实行愚民教育、动用暴力机器镇压各种形式的反抗，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保住和扩展他们及其子女的庞大利益。

这对于广大人民来说，无疑是灾难、是对平等和尊严的践踏。但对于权贵阶层及其子女乃至扩大到整个既得利益阶层，这样的体制反而是有利的、值得捍卫和巩固的。

我曾在《关于中国各领域现状及对民主转型的看法》壹文中，描述了中国既得利益阶层在中国所处的地位及其心态：

“事实上，中国“民间力量”内部是有深刻的矛盾的，有些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大于与中共专制的矛盾的。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不同利益集团，有着巨大的利益分歧、意识形态差异。例如许志永先生的公盟在未解散时，推动教育平权，反对最强烈的，并不是中共政权，而是京沪等地户籍居民。京沪户籍居民和外地务工者都是“民间力量”，但是却有着近乎生死攸关的矛盾。

从改革开放到邓小平南巡，再到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数十年间中国已经培育了壹批“先富起来”的既得利益阶层，并且正在或已经实现了代际传承，利益逐渐巩固，身份地位越趋清晰，其阶层所属也已稳定下来，形成了庞大的求稳苟安、仰上俯下的精致利己主义群体。

对于这些处于相对有利地位的中产阶级中上层、京沪等特大城市户籍居民、部分国企央企及事业单位（如三桶油、医疗、烟草、铁路等行业群体）成员，高知理工“工业党”成员（以上群体部分重合）……他们宁可选择与中共合作，也不愿意放弃相对的特权；他们宁可壹边没有民主和政治自由、被上层剥削，壹边剥夺比他们更弱势者，保持相对于平民大众更优越的地位和特权，也不要人人平等。这既是这些精致利己、因私为恶者习惯了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也是由他们精密的算计决定的。至少从他们角度，成为次于核心特权阶层的“二等人（或称为‘优势集团’）”，以压迫下面“三等人”、“四等人”……也比人人平等更有利于他们（至少从经济上和他们的价值判断上）。

因此，在“民间力量”内部就极度分化、阶层固化且这种分化、固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谈“如何看民间力量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必须考虑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差异、矛盾，以及选择侧重于与哪些“民间力量”合作。关于这些，我在《十论民运》和《人民宪章》中都做了阐述，我是倾向于维护广义的工人阶级（产业工人、工薪阶层、普通职员）、农民与农民工、及各相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为优先的。当然，这更多是基于正当性、急迫性方面的考量。而从实用角度考量，究竟是侧重于动员我前面说的那些“二等人”、“优势集团”，还是相对弱势的工农大众，就各有利弊了。

首先，那些“优势集团”成员掌握着巨量的财富、知识、人脉、话语权等资源，远比工农大众有更强的推动变革的能力。但既然他/她们如今在习近平统治下，享受着较为优越的生活，又缺乏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专制独裁、反自由民主的洗脑教育是其次，更重要是利益。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们在非民主环境下有额外的“自由”，例如在专制而非法治下，这些既得利益者更容易搞潜规则获利、胡作非为乃至违法犯罪更易于免责和“疏通”。相对于弱势者，荫庇于鼓励弱肉强食体制下的“优势集团”成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更便于攫取财富，公共资源配置也更倾斜于他们，更能不择手段的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他们有什么动力去选择变革呢？

这些“优势集团”与工农大众的关系，很大程度就像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白人与黑人的关系那样。如前所述，他们甚至在专制下过得更好，可以享受廉价劳动力、户籍特权、相对良好的治安、相对优良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他们为何要选择失去相对特权、甚至面临战乱和财产再分配的风险，去推动中国的改变呢？尤其在如今渐变不可能的情形下，他们更不会赞同革命、“打倒旧社会（如今的社会）”了。对相对弱势者，习近平时代是尊严和权利上相对的“最坏的时代”，但对这些“优势集团”，恰恰是“最好的时代”。（而且，这些“优势集团”中的许多人是有能力移民到发达国家或在国外长期生活的，可以既在中国大陆争权夺利、聚敛钱财，又可以去享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至于中国是否民主，其他国人是否自由，他们并不关心）……”

因此，如今中国的权贵乃至整个既得利益阶层，对于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反而是坚决拥护和全力捍卫的。在我们眼中这个体制的斑斑罪恶，他们却会当成“美好（对他们也的确是美好的、值得维护和继续存在的）”、“壹片大好”，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各种缺点，恰恰是他们心中中国“优越性”的体现。当今中国这个极度不公平的社会，我们视之为丑恶的时代，对弱者更是人间地狱，对强者、既得利益者来说，却是美轮美奂的人间天堂。就像快速舒适的高铁与肮脏缓慢的绿皮车并行不悖壹样，中国数个阶层各自过着品质截然不同的生活。

如今等级化的、弱肉强食式的丛林秩序，不仅有利于从中大受其益的既得利益阶层，这样的秩序也是催动“中国模式”前进的内在动力。有了悬殊的不平等，才形成了严酷的竞争；严酷的竞争之下，人们才能迸发出无比强烈的争胜心和拼搏的意志，继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总量上创造更多的财富。

不同于许多因体制完全腐败和阶层全面固化而全无竞争性的衰弱国家，中国社会有壹定的阶层流动空间，并给人以闪转腾挪的余地，甚至因其竞争的激烈与残酷，反而比民主国家有更多的活力和更强的前进动力。不平等的竞争虽然不能实现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却可产生别样的刺激，激发人们的争胜心。中国的统治者们将不公平的现实对国民产生的负面影响，有效的转化为促进个人奋斗的推动力，而非成为经济停滞的障碍。中国的体制在保障既得利益阶层整体利益不受损害的同时，给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有限却可见的机遇，以扩大统治基础、强化竞争和维持社会稳定。

例如高考制度和公务员竞聘制度就是实现“土窝窝飞出金凤凰”的路径，哪怕它有相当程度的局限性，且路径正在越发变窄。在中国，即便出身于普通甚至贫困家庭，如果肯努力拼搏，是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的，当权者是会吸纳他们，让他们“入体制彀中”、分得壹杯羹的。当然，这个“拼搏”不仅包括认真工作、辛苦劳动，还包括攀附权贵、拉帮结派、媚上欺下、奔走钻营，利用体制的空隙和社会的“潜规则”，最终达成阶层跃升、实现“荣华富贵”的目的。

中国目前这个体制和社会，既考虑“关系”又考虑“能力”，既要“守成”又要“效率”，有关系门路背景者与有能力者瓜分和共占了既得利益（往往二者身份是重合的，即既得利益者既有关系门路，也有能力，因为能力本身很大程度就需要壹定条件比如接受良好的教育，而这往往又需要有优越的家庭条件，二者循环，即阶层固化）。这样，中国的既得利益群体就有了活力和技术性素质，有了更强的可持续性和代际传承的能力，让这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得以长存，专制体制也能长治久安。那些没有关系门路背景也没有机会取得“能力”的弱者，包括大多数工人、农民和个体经营者，就成了这个社会的牺牲品、被剥削者，从事低阶的、劳动报酬低下的工作，为生存而苦苦挣扎，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成为时代的受害者。

另外，中国还在壹种特殊的“包容”方式上很下功夫，即通过不平等的制度与法律，自动将社会群体进行隐形的切割，以结构性的压榨与剥夺，淡化个体对个体的伤害明显度，并且通过壹系列手段将各阶层在物理空间和精神层面有效的相对隔绝开来，让受害的弱势者很难清晰的明白谁是掠夺者与加害者，并将其与权贵及精英隔离在不同的生活轨道上，减弱其发起反抗的心理动机，增大其接触现实中真正压迫者的难度，并“适时”引开矛盾焦点，最终弱化大众心理层面社会矛盾严重程度和反抗烈度，再利用高压维稳和“奶头乐”软硬兼施的制服之。当人们找不到真正的压迫者或物理上难以靠近，反抗的怒火（及潜在的行动欲望）也就被自我安慰熄灭，甚至转化为维持不公正现状并挤入既得利益者行列的动力。

关于“性别对政治权力平等性的影响”，中国排名同样很低。无论是中国政治高层的性别构成，还是两性在国家政策方面话语权的差距，都在表明中国政治层面的男女不平等极为严重，远比经济、文化方面两性不平等为严重。没有政治的平等，经济和文化上的相对平等就是脆弱的，是容易被颠复的。何况，中国女性在经济和文化层面的与男性也有巨大差距，且近年该差距呈扩大趋势。男女平权的恶化，与女性在政治地位上的低下是分不开的。中国最高实际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7人，均为男性；25位政治局委员中仅壹位女性。而全国各地方的党政机构中，大多也是如此。女性没有权力，也就无法真正牢固的拥有权利。没有权力的衡平，就没有权利的平等。

在“对少数群体的歧视和暴力”方面，针对不同的少数群体，中共政权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如前述的针对宗教群体问题上，对待佛教、道教，和对待基督教，对待伊斯兰教，各有不同。

而针对不同民族，态度也是不同的。中共政权对于维吾尔族的迫害是最为严重的，对藏族次之。中共对维吾尔族采用关入集中营及监狱，并施以酷刑的方式，并辅以派遣汉族干部大规模入户进驻等手段，以超限手段对付维族的分离主义活动；对于藏族，则采用严密监视、高压管控等手段，压制藏人独立和自治的浪潮，以软硬兼施的手段维持在西藏的稳定。对回族则持警惕和监视态度；对西南诸少数民族（藏族除外）实行恩惠政策，以扶贫开发等手段笼络人心；对蒙古族，则是有防范也有拉拢，给予其相对优越的政策支持，换取北疆的宁定。最特殊的是满族，它不是受害或与汉族平等的少数民族，而是渗透于中央和东北地区，占有特权和襄夺了中国部分历史文化话语权的民族，所享受的政策红利甚多，在实质上凌驾于包括汉族在内所有民族之上，并逃避其历史责任。

而中国体制和社会对于残疾人等弱势的少数群体，则是很不友好的。不同于西方国家对残疾人的各种扶助措施，如无障碍设施的广泛设置、残疾人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中国身心残障者处境艰难。国内的无障碍设施仅在较发达地区有壹定数量和复盖，且经常遭占用和破坏；残疾人普遍无法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失业率远高于普通人，且多从事类型较低端、薪酬较低的工作，机关和大型企事业单位需聘用壹定比例残疾人的规定形同虚设；社会上普遍存在对残疾人的歧视，发生在家庭和福利机构中对残疾人的殴打等虐待行为很普遍。但由于对新闻自由和个人维权的压制，这些信息大都不被公众了解。即便如此，从个别新闻中还是能够窥探其中内情，例如广东的练溪托养中心，因少年雷文锋死亡事件，牵出49天内20人死亡的新闻，引爆舆论。这足以窥见中国残障弱势群体生活之悲惨、处境之恐怖。

在“包容性”最后壹项，即“接受同性恋者”方面，中国以0.20分排名世界第83位。同性恋群体在中国的处境又是壹个复杂的议题。壹方面，中国官方拒绝同性婚姻合法化，也不允许LGBT群体进行大规模公开的平权活动；但另壹方面，受益于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国社会对于同性恋持壹定程度的开明态度，而非如许多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及人群那样坚决拒斥同性恋行为及相关群体。不过，中国的互联网及线下同时也有大量反同言论，不同人对LGBT群体的接受度参差不齐。

令人担忧的是，与女权壹样，中国对同性恋虽然曾经有过较为开明的时期，但政策正在收紧，打压日益增多。如中宣部控制的广电总局在2019年7月发布的《通则》中就将同性恋称为“非正常的性行为”，要求在视听节目中加以禁止。而已持续10年的同性恋群体组织的“上海骄傲节”也于今年宣布停办。这都证明政权对于同性恋及LGBT群体的打压日益升温。未来数年，中国的LGBT群体处境将更趋艰难，而同性婚姻合法化、公开化则遥遥无期，LGBT群体还要长期生活在相对的暗处。

“接受高等教育（Access to Advanced Education）”

教育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是个人得以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高等教育则是人获得进壹步的提升、得到超越性发展机遇的前提。如果说基础教育是人生的奠基，高等教育就是地基之上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让人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在该指数中，中国以73.96分位居第35位，处于“优良”程度。这既得益于中国庞大的高等教育规模，也和教育领域对个人机遇的提升的确较多有关。

在“优质大学加权指数”中，中国以521分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无疑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及教育体量有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国土面积及教育规模，才让中国拥有了从总量上鲜有匹敌的教育资源及优秀生源，也就有了众多排名世界靠前的优质大学及所拥有的大量学生。依靠庞大的基底和集聚效应，以及通过行政手段对教育资源的集中，中国的高等教育排在了世界前列，令全球许多国家艳羡。这就是大国的天然优势，会在整体的竞争力与总值方面遥遥领先。

而在涉及人均的教育数值上，中国排名壹下子就跌到了60多位。在“可引用文件”及“预期的高等教育年限”方面，中国分别排名第65位和第60位。而“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妇女”也是以70%位列世界第70位。

即便如此，这仍然比在“机会”维度中其他大多数排名要好的多。相对于政治自由、公民权利、社会包容性等而言，中国在教育领域的确给了民众较多的机遇与空隙。

但这些机遇与空隙仅限于给予技术性教育和提供进身之计方面，并不代表中国的教育有真正的自由，更不代表它可以培养真正自立自强的现代公民。相反，中共政权严密把持从中小学到大学的壹切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严禁独立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启蒙。虽然有个别教师试图向学生传递自由民主理念和公民意识，但只是零星的、短促的、随机的、非正式的、有限度的，且如今连这点自由都面临严酷的摧残，如“五毛”学生对老师的举报以及自上而下对极少数敢言教师的迫害。如翟桔红、杨绍政、许章润、蔡霞等高校教师的“下场”就是例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的确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这种发展是严重畸形化的、工具化的，是重手段轻思想、重应用轻通识、重理工轻人文的。

中国的教育有着无比突出的工具性特征。它既是政权推动愚民教育的工具，也是培养技术型工具型人才的工具，还是个人用以出人头地、竞争上位的工具。它也未能承担使民众获得通识知识、独立思考能力、追求正义的品质和参与公民社会的功能，成为彻头彻尾的功利化工具。教育工具化，也让民众自我工具化，继而让整个社会工具化。在工具化的教育下，人人成为社会固定的部件，没有作为人基本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品质，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俨然是只会服从和逐利的“工具人”。

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高等教育取得的成就是要大打折扣的。虽然中国有众多知名高校，也有着可观的“可引用文件”数量，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也算众多，但因其教育内容和形式的劣质和工具化，这些成就都远没有数字看起来那样好、那样高。相反，忽略内质的统计夸大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成就。

即便只考虑给予个人出人头地的机遇平等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的作用也日益衰减。随着阶层固化的加深，不同阶层子女所受教育的质量差别越来越大，教育不仅没能成为打通阶级壁垒的隧道，反而成为了阶层固化的帮凶。在以前，如清华北大等知名院校农村学生曾高达半数，如今只有壹至两成左右。权贵阶层子女基本垄断了最珍稀的那部分教育资源，中产阶级勉强分壹杯羹，普通民众则只能从小就“输在起跑线上”。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的教育差距日益扩大，学历水平越来越和家庭阶级地位呈正相关，通过高考实现阶层跃升越发艰难。

还有“可引用文件”的品质问题。中国近些年来在专利、引用文献等方面的数量上有迅猛的增长，但质量却乏善可陈。例如专利领域，中国每年专利数量已居世界第壹，但专利的转化率却很低，即有效性低。而“可引用文件”中的文章、文献同样会有类似问题。在文件质量堪忧的情况下，只谈数量，就很容易被形式主义、形象工程制造的假象蒙蔽。我想SPI引用的SCImago数据也未能考虑到中国学术方面存在的巨大水分，同样会受此类形式主义和数据造假的影响，而导致公开的光鲜数据与学术领域的真实状况存在很大落差。

总之，中国高等教育在取得壹定成就的同时，更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而SPI的数据和排名仅仅展示了成就，至少客观上无法充分有效的反映出存在的问题。这就是数据、指数的局限性。它很难反映具体数据内部的质量、内容、均衡性、细节等重要方面，只能给出壹个相对宏观的数字，以及根据这个宏观而粗糙数字而得到的排名（当然，SPI本身就是由许多具体数据共同构成，可以说是由各种细节、具体质量、内容组成了宏观的“社会进步”状况。但具体到高等教育这个子项、“可引用文件”这个小项，它们本身又成为了壹个较为宏观的、粗糙的数据，缺乏更低壹级的子项、小项进行解释和补充）。

“机会（Opportunity）”维度综述

在本维度上，除最后壹个子项即高等教育及前面个别小项如妇女避孕和堕胎自由之外，其余方面中国均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政治权利和媒体审查等方面更是几乎排名垫底，与朝鲜等极度专制和落后的国家相近。这就是当代中国可怕的现实，令有识之士绝望而窒息。

凡是涉及政治的问题，根本原因都在于这个独裁专制的体制和庞大的特权阶层的统治。不发起革命（包括不流血的和平革命）、不改变根本的制度与社会形态、不铲除权贵集团，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观。而在习近平政权日益强化的专制统治之下，连有限的改善都没有，反而越趋恶化。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社会的“机会”不可谓不多，哪怕是需要依靠服从、钻营、依附得到的“机会”。这就使得中下层民众并未对阶层跃升完全丧失希望。这个体制对中下层有壹定才能和欲望的个人，有着很强的容纳、吸收能力，能够让这些人为权贵阶层所用，双方心照不宣的合谋共同剥削大多数人，构建起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实现壹种不平等的稳定秩序。这就让中国社会在专制体制下始终保持活力（在弱肉强食环境的逼迫和成王败寇的刺激下，甚至比西方国家在某种程度更有活力），而不会走向衰亡。这正是中共专制极权令人生畏之处，它有着邪恶却强大的生命力。

繁荣下的不公与邪恶：SPI反映出的当下中国复杂现实 SPI用这三个维度、12个分项、50个指标，勾勒出了中国特色专制极权社会的数字画像。这幅画像既有闪亮的光斑，也有幽暗的黑洞，更多的则是晦暗难明、间有明亮的灰色图景。

SPI在这50个指数之外，还列出了中国人均GDP及排名。SPI的50个指数本身是排除了有关经济发展水平、个人收入等直接的经济指标的。但SPI中许多数据的高低，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却与经济问题密不可分。

就中国的经济而言，至少部分地区、核心地带是繁荣的；而个人收入方面，中上阶层也是富裕的，改革开放的确“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不谈今年才发生的新冠疫情，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的确是相对繁荣的，尤其和印度、拉美、非洲等地相比，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最良好的经济体之壹，尤其在稳定性和低失业率方面无可望其项背。中国也在相当程度上学习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纯熟的运用了西式科学逻辑，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繁荣。

但在经济繁荣与科技发达的背后，却是公民政治权利与自由的丧失、民主法治的荡然无存、社会不公的日益加剧。仅仅就经济和收入分配本身，也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贫富差距悬殊、阶层固化严重。壹部分人过着物质极度丰富、优质优雅优等的生活，另壹部分人却还在为基本的衣食挣扎，艰难悲苦的活着。

至于这种不公和压迫为何没有与他国壹样，形成显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安，就和中国特色的极权统治分不开了。它有着世界上最严厉的管制系统（如果还有可比的只有朝鲜），是典型的刚性体制。壹切集体行动都在政权的控制或禁制之下，国民没有起码的结社、游行的权利和现实可能性。对于民主运动和公民运动人士，他们不惜以铁腕手段予以抓捕，处以长短不壹的、形式多样的监禁，并千方百计阻止相关人士的串联和组织化。通过将民众原子化，高度组织化的政权对分散的民众形成了压倒性的统治优势，并辅以分化瓦解等手段，实现了“以少制多”的专制统治。

它还利用信息技术，极大的延伸了统治的触角、细化了统治的结构、强化了统治的力度，让壹切苦难与愤恨被挤压在小范围乃至私人的、个体生活之中，不能够正常的爆发出来。无孔不入的监控录像和网络监控，让组织化的抗议与集体政治抗争完全不可能出现，连互联网上都难以出现持久性和系统化是政治反抗浪潮。这使得社会的不公与黑暗再严重，也不能以激烈的、规模化的、现实性的反抗、对抗方式呈现出来。相反，无处不在的维稳系统，让中国社会看起来比世界上任何壹个国家都更加宁静祥和、欣欣向荣。

中共成功实现了极权统治的“长治久安”，不仅依靠信息技术和高压稳控，更在于实行了社会达尔文化、丛林主义、高度激励型的政策与制度模式。如前所述，在中国，各阶层都有壹定的提升空间，才能与“关系”二者都是个人上升的路径。只要能够为这个不公平的统治机体做出“贡献（无论是何种方式、受益者是谁）”，就能占据相对优越的位置，获得与个人“实力”相当的回报。这就使得有壹定身份地位、金钱、人脉、学历、视野等条件和能力的人，在这个社会中过得并不差，虽然受权贵压迫，却还能享受更加弱势者以低廉价格提供的生产与服务，并在生活中的各层面凌驾于后者之上、在与后者的各种纷争和冲突中占得优势。

因此，中国社会的精英与中产阶层，普遍并不怎么厌恶当下的制度，甚至还乐于维持不公平不自由的现状，以免更弱势者获得和自己相同的地位与权利。通过我从多种渠道了解到的信息，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普遍是相当保守的，甚至觉得如今的特权和其损人利己的“自由”还远远不够。他们并非是被强迫拥护现行体制，而是积极主动的（至少是不加抗拒的）支持和维护现行制度和政策的。

有了这起码两亿位于权贵之下、弱民之上的既得利益阶层成员（及其子女）的支持或默认，中共政权的统治就很稳固、安全了。这些既得利益者远较比他们人数更多的弱势民众有进行反抗、参与变革的各种资源。他们安于现状，那潜在的反抗力量必然大大削弱。仅靠那些缺钱缺地位缺人脉缺知识的弱势民众，是不足以威胁到权贵集团统治的。轻忽中共吸纳各行各业“能人”的能力，无视丛林社会“自发”的稳定性，是西方和中国自由派屡屡误判“中共即将倒台”、“中国即将崩溃”的最主要原因。同样，这种社达化的发展模式与丛林式社会结构，也是中国特色极权得以长存并相当稳固的最主要原因。

这样的误判和认知缺陷很可悲，而这种社达与丛林式的社会的存在更可悲。它否定了“平等”这壹人类最值得捍卫的价值，以“强者生存”、“适者生存”的方式将人类社会动物化，将中国变成人压人、人踩人、人吃人的残酷国度，剥夺了因种种原因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的基本生存权、发展权、选择权、尊严权和自主权。而完全不平等和不透明的竞争，让这种丛林社会更加阴暗。

而教育、医疗、居住、养老、供水供电、交通通信等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量与质的水平，以及对以上资源的差异化分配，还有极低的直接税，则是中共政权维系统治的重要基础。中共维持专制为“体”前提下，在物质等“用”的领域大胆学习西方，通过高强度的激励机制，让人民积极参与生产建设，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任用技术官僚，极大的促进了物质总量的相对丰富和部分领域与区域的繁荣。其平均繁荣程度超过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都被抛在身后。但这种丰富与繁荣显然是不均衡的、受益程度有巨大差异的，整体水平也并不很高。不过，差异化的资源分配让少数人获得了大多数资源，反而促使这些人维护特殊化利益，进而捍卫现行体制、忠于中共政权。这种“中体西用”的经济政治模式，使中式的极权制度与等级文化有了西式的经济技术加持，物质更充分、激励更丰厚，极大的巩固了统治的基础。

这种利用实际利益维系统治的方式，远比毛时代通过洗脑和政治狂热更能长久的、牢固的保障既得利益者对政权的忠诚。再狂热的政治浪潮都终将冷淡下来，但对利益的追求则可保持终身并世代相传。尤其在物质相对短缺的社会中，人们更会为有限的资源而拼命相争。当只有依附或进入体制才能获得更多利益时，忠于专制政权反而是“理智”的，反对政权则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呆子”。而在经济社会取得有限发展的中国，人们既面临物质及服务短缺与劣质，又有获取优质资源的可能性，恰好可以极大激发人们为现实利益而不顾壹切的热情。这为中国特色专制政权的延续提供了很“适宜”的条件。中共政权将“中体”和“西用”都发挥到极致，让这个封建顽固政权焕发出青春般的朝气，让人们感觉壹切不公不义都能万世长存。

不可否认的是，中共政权也在试图解决贫困问题。例如习近平上台后，在扶贫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派驻了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企事业单位人员下乡，以进行“脱贫攻坚”。对于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中共政权也有很多着力。他们当然也愿意治下的百姓过上好日子。而SPI数据中中国在壹些基础性物质和服务供给上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壹定程度得益于政权影响力下沉带来的相关物质供给。相对于毛时代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下层民众尤其农村贫困百姓的生活的确得到了巨大改善。

但是，包括扶贫开发在内的各种手段，并未从根本上触及不公平的社会结构与分配制度。扶贫中给予下层民众的“恩惠”，只是特权集团将绝大多数资源分赃后，留给前者的壹点残渣罢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没有分配公平，没有税收的有力调节，更没有法治与对个人权利的有效保障，弱势者终究是被欺凌、剥削的对象。即便得到有限的物质补偿，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何况，即便是这些扶贫工程，也不乏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实际成效大打折扣。而且，中共政权终究还是不希望下层民众物质丰盈的，那样会使得后者产生更多权利意识，进而有更多非物质的、关于个人尊严的追求，这是中共政权十分不愿看到的。因此，他们宁可让下层民众既不彻底绝望，但也会因劳碌与不安而丧失进壹步追求权利与尊严的欲望。由于这些原因，广大城乡下层居民仍旧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于是，壹幅复杂中国的图景就展现无疑了。有壹部分人锦衣玉食，壹部分人衣食无忧，还有壹部分人在为温饱劳作；有壹部分人享受着优越的教育医疗养老条件，“从摇篮到坟墓”都幸福的度过，壹部分人为学区房专家号争得不可开交，老年时和子女在亲情与利益间纠结，还有壹部分人则从儿童和青少年时就被社会抛开，有大病只能在家等死，老了无人照料甚至自行了断；有壹部分人有着高度的个人自由，生活随心所欲，壹部分人为有限的自由和独立空间而奋斗，还有壹部分人从未体会过什么是自由和随性；有壹部分人有着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诸多特权，掌握着国家命脉和社会变动方向，壹部分人无力改变现状而沉浸于娱乐与物质中自我麻痹，还有壹部分人则任人摆布，被自己以上阶层欺压同时底层互害……三个宏观的阶层，三个不同的中国，在社会生活中充满着交集与非交集，交叉式的并存于中华大地。第壹部分人有官员和“红二代“官二代”、富豪资本家与“富二代”、公务员、军官、事业单位和国企领导与高管等，第二部分人的称谓包括白领、工程师、医生、教师、媒体人、技术员等，第三部分人被称为工人、农民、农民工、残疾人、“老少边穷”居民……他们共同构成了复杂的中国。

因此，简单的讲中国人“幸福”还是“不幸”，中国是在“崛起”还是“衰落”，都是有失偏颇、以偏概全的。中国的繁荣受益的只有壹部分人，而体制的受害者同样也只有壹部分人。不同群体在中国有不同的生活境况，也对中国现行体制和社会有着不同的感知。中国不同领域也有着不壹样的发展水平和变动轨迹，有些的确优越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甚至部分发达国家，而还有的方面就落后于世界平均甚至垫底。但国内外许多人士，都往往只从某些人群、某壹方面的角度评判中国，自然是盲人摸象，不知全貌了。没有对中国正确的认知，也就不可能对症下药的改变中国。SPI很可贵的壹点，就是相对全景式的展现了中国复杂的社会样貌，让人们能够以更客观全面的视角看待中国。

当然，中国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生存境遇，并不代表中国不应该做出根本的改变。相反，这正反映了实现变革的必要性。因为，那壹部分相对幸福的人的幸福，正是以另壹部分人的不幸为前提的，这使得许多人的“幸福”本身就是壹种罪恶。壹个美好的、良善的社会，是建立在互利共赢而非损人利己的基础之上的。同样，公平正义、自由民主，也是大于高压统治维持下的社会安定、“各安本业”的。真正的秩序不是以不公正的压迫手段实现的，而是在保障各阶层各群体平等参与前提下得以维系的。强迫得到的“情绪稳定”，是对人性的侮辱。“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即便为了追求正义而发生动荡，也好于这种压迫造成的窒息式宁静。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鲁迅先生之言诚不欺我。其实，在民国时期及上世纪80年代，还有大批人跨越阶层追求社会平等和建设理想社会的。但如今，在社达化、犬儒化、功利化的环境与氛围中，人们都只关心自己的壹亩三分地，对于他人的痛苦缺乏感知。如前所述，中上阶层都在极力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并无动力推动变革。而弱势民众虽处于受害境地，但对变革却有心无力。何况，在如今科技高度发达、物质供给远比古代和近代充足、基本医疗服务有壹定保障的情况下，底层也比以往任何壹个时代都更容易苟活下去。面对大数据下的高压管控，没有反抗路径、不可能再“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弱势民众，只能如动物壹般在满足温饱与“奶头乐”中浑浑噩噩的活着与死去。

这样的“繁荣”是不值得捍卫的，这样的“稳定”也是不应该继续的。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共同富裕、平等下的社会和谐、普选基础上的民主、以权力制衡为前提的法治。口口声声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习近平政权，却在制造和放任更大程度的资源供给不平等。中国国民的贫富差距及所享受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数量质量差距，如今都在扩大，扩大后造成的差距也在固化。在如今奉行权贵资本主义政策、倾向强者的形左实右体制下，这很难得到扭转。“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既是当下中国的现状，也是可预见的未来。只有推动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进行权力、财富和资源的再分配，才能改变如今残酷和不公的现实。

我们还要警惕中国在女权、LGBT权益等领域明显的倒退趋势。由于中国是世俗化的政权和社会，而曾经在这些领域有较其他国家有相对优势，如今这些优势却在下落，甚至已经变成了短板。新颁布的《民法典》中关于“离婚冷静期”的规定，就是妇女权利退步的明证。各种“女德班”的兴起与互联网上无处不在的对女权主义的汙名化，都在反映着中国女性处境的越发恶劣。LGBT群体也成为这个高度禁锢社会的利益牺牲者，其权利与自由将重新被限缩。除了面对中共政权的压制，女权和LGBT权益还面临着来自民间、外部男权主义与宗教势力的威胁与侵蚀，遭受着亲体制者与反体制者的双面夹击。而环保方面，中国也很可能走向退步。尤其在气候变暖等远景议题上，中国大抵会放弃长远利益而注重短期经济发展，不惜过度消耗资源和透支环境，对国内和全球造成巨大伤害。

在通讯与互联网领域，中国正在构建密不透风的大数据极权，以信息化手段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强力的社会控制。信息化社会极度拉大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官方与民间、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实力差距、信息差距、影响力差距，使得前者对后者形成了“降维打击”的压倒性优势，让管制变得密不透风和得心应手，受管制者则几乎毫无反抗的余地、丧失了反制和周旋的可能性。像历史上国内外暴力革命乃至农民起义那种遍地烽火的局面，已不可能在政权无孔不入、军警无所不能的信息时代再现。

信息技术尤其互联网科技的发展，不仅没能如壹些人想象的那样加速独裁政权的瓦解，反而成为中共集团更“高效”驭民的手段，将民间的大规模政治反抗变为几乎不可能。索罗斯所说“习近平是开放社会最大的敌人”，很大程度正是缘于近年来中共政权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所作所为。互联网、大数据、信息化数字化，本是人类最新壹轮科技革命中最耀眼的成果，如今却成了独裁政权最得心应手的专制工具，其治下的民众则变成了数字时代的奴隶。中共及其他壹些国家独裁政权利用互联网对民众的严密管控，与西方国家饱受假新闻等互联网无秩序的伤害，共同构成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由信息化带来的人权危机。这壹危机仅靠技术无法解决（危机本身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技术爆炸而引发），需要制度、文化教育、国际合作等诸多手段，才可能将这不是核武胜似核武的人类新危机解除，将互联网和大数据“关在安全与理性的笼子里”。

SPI数据清晰的指明了中国最落后保守的，就在于政治制度和个人权利。中国今天的壹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文化、社会等范畴的种种问题就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条件。经济模式、收入分配、科技应用、社会管理、司法公正、社情民风、民族宗教、对外关系……这壹切都需要在政治民主化、公民权利得到伸张、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趋向合情合理、文明进步。

反过来说，如今以上各领域存在的问题，都是由于专制的政治所造成或拖累。政治意味着权力，权力的力量是巨大的，左右和影响着壹切是是非非。政治专制则意味着权力垄断，掌权的人可以肆意妄为，将壹切操控起来，任其生杀予夺。民主政治就是打破权力垄断，让权力最大限度的受到制约并服务于公民权利；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壹切丑恶都掩埋在黑暗里，恶人就可毫无顾忌的作恶。当壹切都透明化，有了舆论的监督与公民的呐喊，罪行将曝光于光天化日，被谴责、制止、追责，继而震慑其他试图为恶者，实现社会相对的文明与良善。

当下的中国是复杂的，但也是清晰的。它的核心问题是不公不义，关键缺陷在于政治与公民权问题，物质基础不差可是分配不均，不乏激励与机遇却导向丛林秩序，科技发达但用于歧途。SPI关于中国的宝贵数字画像，让人们更好的认识了祖国的现实。在明晰事实的基础上，才会有切合实际改变中国的蓝图、恰如其分的变革实践。

希望未来有壹天，国人在SPI和各种权威指数中看到的不再是恶劣的极权政治、腐败的司法体制、归零的公民权利、悬殊的贫富差距、残酷的丛林主义，而是发达的民主政治、完善的法治体系、强健的公民社会、普惠的经济成长、包容的文化氛围，中国人民也能够摆脱专制的枷锁，赢得真正的自由与幸福。

反共民运的可行方略

作者 王庆明 写于 二零一九年

　　海外民运第壹个突出问题是，对中国国内情势的判断严重失准，缺乏对中国社会復杂与多元性的认知。

　　相对于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认识较为深刻的国内自由派学者（如秦晖、孙立平、贺卫方），海外民运学者和领袖大多用偏激、孤立、简单化的视角看问题，批判难以切中要害，泛泛批评中共独裁，选择性的、壹厢情愿的唱衰中国，批判流于情绪化。

　　从1989年六四之后至今，海外民运不断宣扬“中国崩溃论”。每当中国发生危机就认为人民会革命、共党要垮臺。严重有损民运公信力。

　　这充分表现了民运的盲目乐观，把想象和愿景当成现实，缺乏对中国国民心理的认知，低估中共政权的控制力、没有观察全局的意识，阴谋论漫散于民运言论中。

　　众多海内外民运人士，热衷于传播未加证实的消息甚至谣言。

　　长此以往，民运公信力何在？

　　民运人士传谣，或者发布、转发壹些不切实际的耸动消息，究竟是判断力真这么差，还是根本不在乎信息真实性，只想着吸引眼球、为黑而黑？

　　例如某位先生曾经举例的两位经常转发谣言的鲍彤先生、高瑜女士，壹个是赵紫阳高参，壹个是名牌记者，为何对信息真假也无判断力？

　　民运分子互相指责对方是“特务”这壹点，我真是难以理解，也非常不贊同。从常识就可以判断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这种相互攻讦，只会让民运整体形象不断受损，严重干扰革命大业。为什么就不能团结起来？斗成这样可以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吗？

　　中国民运必须团结起来，求同存异。

　　既然投入民主运动，就不应该让私人恩怨影响正常民运事业。私人的事私下解决，为什么要绑架公共利益？

　　同样，政见不同，只要没人身攻击、突破普世底线，就不应该把政治分歧变成个人恩怨。君子和而不同，很难吗？

　　搞政治，公私要分明，更要分清义愤与私愤。

　　中国民主派，内讧、不团结、冷漠自私，是有“光荣传统”的。

　　建国前后，风头壹时无两的“第三势力”民盟，拉帮结派，内部斗得不亦乐乎，甚至反右时还想借共产党铲除异己；对被政治迫害的同僚非常疏远，甚至落井下石；相互嫉妒。

　　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和中国平民有同样的劣根性。

　　海外民运严重缺乏群众基础、与大陆公民未建立广泛连接、没有根基，让人口最多国家的民主运动变成几百人小圈子。

　　这固然与中共打压、国民愚昧麻木有关，但是民运人士在关註民生疾苦、联系、引领与发动公民方面显然做的远远不够。民运脱离了人民，如同被举离地面的安泰，必然被扼死。

　　民运并非没有机会在海内外尤其海外发展力量。海外的华人社区、留学生群体，在89之后几年是普遍支持民主政治的，可是民运却没有去结合群众、深耕基层，在留学生中更是无所作为，导致中国经济崛起后，迅速夺取了对华人影响的主导权。有能力做的，却没有尽力去做，民运当然有责任。

　　海外民运人士，较少有人有真正的博爱、宽容、悲悯之心。从他们的字裏行间、言谈风貌，都能看出来他们对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国内民众缺乏真挚的同情，只以局外人的旁观角度将人民的苦难当做攻击中共政权的谈资。没有与受难者共命运的使命感、感同身受的同理心，是民运人士致命的缺陷。

　　有了对比，这壹点更鲜明。藏人的达赖喇嘛、捷克的哈维尔、俄国的索尔仁尼琴、韩国的金大中，这些流亡者从没忘记他们祖国的人民，以悲天悯人的胸怀，让世界看到他们民族的苦难。

　　虽然这些中国民运人士也在做，但是，后者所做如流水线工人那样例行公事，前者却是浸入了血泪和灵魂。

　　不过中国国内的民运、社运却有许多极值敬佩之人。

　　刘晓波、李旺阳、王全璋、高智晟、唐荆陵、吴淦、甄江华、胡佳，在这个令人绝望的国度，迎着暴虐的政权、承受着人民的冷漠与误解，孤独的斗争着，被囚禁、酷刑、死去。

　　海外民运，难道不应反思、振作、去尽己所能的抗争吗？

　　中国民运，几乎完全是右翼人士的天下。绝大多数民运分子，都是哈耶克、裏根的信徒。而左翼极为微弱，聊胜于无。

　　如此左右失衡的民运结构，既造成中国工人、农民、学生、少数群体等较弱势者在民主运动中失声、失“利”；也导致中国民运丢失了可资动员的庞大根基，是目前民运衰败的关键因素。

　　反观其他国家民运，左翼往往是中流砥柱。韩国的民主党系、南非的非国大、西班牙的社会民主系、巴西的劳工社民系、波兰的团结工会、缅甸的民盟都是强调平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左翼扛起民运的大旗，把民主与平等作为首要的政治目标，以工人、学生为基干，以被压迫的平民为基础。

　　如果是麦凯恩式的右翼，还值得尊敬。可中国民运的右翼多为邓右的支持者，从他们的人品到政治主张，还有对待邓小平的态度，都让人感觉极为不安，他们只是希望通过选举建立邓右路线的合法性。正如秦晖教授所说，无论左右，都要坚守“共同的底线”。而这些邓右支持者的主张和行为，则在不断的穿透底线，置人民利益于不顾。

　　民主运动，应以革新、进步、民主、重建为基调，实现人民为国家主人的目标。而右翼价值观，则多强调守成、稳妥，倾向于精英主义的保守基调，这就註定使其缺乏左翼改变现实的意誌，更没有左翼唤醒受压迫平民的动员能力。不为人民争权利，只为自己要自由，民运必然狭隘化。

　　行动力的欠缺，建设性、实用性工作做的太少，是海外民运影响力低下的体现，也是原因。

　　首先，我当然明白民运行动力受多种客观条件限制，如中共的强大与打压、缺乏来自中国和欧美的资金、舆论支持。

　　即便如此，民运在现有条件下，仍可有所作为。但现实是，做的实事乏善可陈。

　　所谓做实事，就是做能够影响现实、改变现实、具体的、有建设性意义的行为。如组织动员工人罢工，为国内维权人士搭建求助平臺并提供法律等援助，研究中国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的弊端与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与欧美主流媒体合作，以系统性揭露中国侵犯人权及制度性罪恶，建设教育与发动群众的民主启蒙平臺。

　　当中国发生维权运动时，民运并没有有效的把维权者的声音传到国际社会、没有去促成不同维权团体之间的联合、没有积极营救维权领袖；当中国政府出臺蠢政恶政时，没有做出系统性批判和给出解决方案；当中国弱势群体无法发声时，没有利用自身和欧美相关资源去帮助他们发声和抗争。

　　当然海外民运并不是没有壹点没有做，可是只是做了壹点。中国没有自由，海外有。但是有多少人珍惜了自由、利用了海外极大的自由：学术自由、新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外加福利和法治保障。然后再看这三十年的成就，令人心寒。

　　壹个建议：成立中国影子政府

　　包括民运人士在内的中国自由派，应该在海外建立影子政府。政权组织应包括政府、国会、法院、社会自然科学院（智库），其中政府包括总统、总理和各部委，与中共政府机构壹壹对应。每个影子部委都针对中国相关领域的事务进行研究、批判中共对应部门政策的错误。

　　具体的揭露中共在如教育、司法、医疗、养老、住房、科技、财政、城建等领域的弊政与腐败；针锋相对的提出替代政策、替代方案，给中国人民壹个全新的选择。让国人清楚的知道体制的具体罪恶，唾弃旧政权而拥抱民主。除此之外，也能直接施压中共使其改善施政、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在可能的情况下，影子政府也可以与中共政权直接对话、谈判，甚至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合作，尝试和平转型的可能性。

　　影子政府，可以让中国人民清楚的看到，壹个民主宪政、法治透明、公平公正的政府是完全可能存在的、是这样运作的，会极大增强人民对民主的渴望与未来政权的信心。

　　另壹个意义是，影子政府的运作，可以在未来中共政权垮臺后，迅速有壹个替代的临时政府，以及壹套模拟的非常成熟的治国方案，以降低转型的阵痛、减少人民在政权更迭时遭受的损失。

　　尤其在司法、教育、医疗卫生、经济建设、社会福利领域，影子政府的各项政策，可以与中共相关部门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对中国法院开庭的重大案件，影子法院也可按严格的法律程序模拟审理，做出判决；影子教育部则可以就中国中小学的教育内容和形式、高考改革、大学的学术自由、“去行政化”出臺细致的政策。

　　影子政府的效用，不止如此。它还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实验场，是法治中国的雏形，是从左到右政治光谱下各派别和平竞争的舞臺，是知识分子治国的尝试，是媒体对政府强力监督的典范，是全新官民关系的示范，中国缺什么，这裏就有什么，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难点，就是影子政府应对和解决的重点。

　　中国民运，没有融入国际民主、民权运动之中，海外民运没有积极参与所在国的政治、国际事务。

　　30年来，中国民运在国际上日益边缘化，既因中共政权的壮大、民运实力的衰落，也因民运本身缺乏对国际事务的关註、对他国民主和民权运动的帮助、声援、介入。

　　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民主的人们，需要团结合作，才能以最大的声势和力量，打击独裁政权。而在各国经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的21世纪，更需要以国际合作的方式推动民主化。各国民主运动、民权运动人士，应深化互助和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同声共气。

　　对中国民运来说，面对强势的中共政权，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摆脱孤立、弱势的局面，是当务之急。

　　可是中国民运却很多与从欧美到亚非拉的民主运动力量和民权与人权活动人士等优先要争取的组织和个人建立稳固而持久的联系，更缺乏实质性的交流与互助，使中国的民主运动越发缺乏国际的关註与声援。

　　人权高于主权，自由民主无国界。作为与强权暴政抗争的弱势者，团结联合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中国民运，却没有国际战友。

　　甚至同为华人的港臺，都日益淡化“中国”属性，正在向只反华不反共的方向过渡。

　　国族与自决话语下，“建设民主中国”这个八九以来的口号日益暗淡。

　　中国民运，必须去争取、打动、说服港臺人民，让中港臺团结起来抵抗中共暴政。

　　没有民主的中国，港臺人民就不可能真正自立自主自治，必会受中共的威胁与压制；没有港臺的协助，中国也会失去民主之光照入的窗口，成为更加封闭的专制王朝。

　　中国民运，缺乏强有力的宣传力量，舆论影响仅限于民运圈内部，未能有效复盖中国国民及海外华人。

　　在中国国内，思想倾向于自由化的民众有数亿，其中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有百万计。但民运显然没有通过各种舆论途径，将民主宣传、社运动员、思想启蒙等传播给这些潜在受众。

　　有地不种，实在可惜。

　　中国民运当然有宣传阵地和途径，社交媒体上民运有很多声音。

　　但是这些宣传阵地，无论影响力、权威性和公信力、受众复盖范围、针对性、细密性、感召力都可以用“很差”形容，远远不能满足民运宣传的需要，更不能达到推动民主革命的要求。

　　推动民主革命，必须开辟舆论阵地，与中共争夺话语权，以启蒙民众、传递民情和社运动态、促进自由派之间沟通联络与信息共享、提供知识分子争鸣与划策的平臺、动员人民参与社运和革命。

　　这壹切，都需建立壹套庞大而高效、权威而亲民的传媒系统，包括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平臺。

　　经费不足，物质匮乏，是中国民运队伍弱小、难以发起大规模、有实效的运动与行动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招募和吸引愿为民主运动工作的人才人力，还是将民主运动的理论筹划付诸实践，以及发动更多有力行动（尤其渗透入中国国内，发展民间抵抗力量、培植中国公民运动），都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

　　因此有两件事对民运至关重要，且必须并行，才能实现。

　　1.国内外支持中国民主事业的中外人民，应在经济上力所能及的积极支持民运；欧美政府、国际组织（包括官方与民间）、企业、公益机构，也应大幅增加对中国民主运动的资金援助、物质支持、人力协调。

　　2.民运应建立壹套完整的、分立制衡的资金监管机制、反腐败纠察机制，并邀请所在国司法机构、透明国际等国际组织、新闻媒体、及中外人民的监督。

　　其中，接收和使用资金的民运组织和成员，挂靠所在国司法（反腐）机构，与该国官员受同程度监督与惩戒，是民运资金监督最关键的壹个环节。

　　关于民运内部的监管与纠察机制，需要註意几点：

　　1.应建立壹套复盖全体民运成员和所有民运组织的监督体系，所有人都要接受监督。2.要实行合议--制衡的模式，避免徇私枉法，以保障公平和权威。3.相关账目、监督详情全公开透明、清晰完整，以供民运成员、中外人民和媒体了解和监督。

　　在外部监督的层面，接受所在国政府（司法机构）的监督，是重中之重。

　　首先这需要所在国（如美英法德瑞）司法机关愿意将中国民运在其国内的组织和成员，纳入其监督、问责、惩戒的范围内；将民运成员的腐败和经济犯罪等同为该国官员或党派、利益集团的同类犯罪，实施同等的监管与惩罚。

　　探析当今中国在“崛起”还是“衰退”：迷雾中巨龙变幻的阴影关于第壹个问题，“中国是仍在崛起还是正处于衰退中”，是中外学者长期争论的焦点。虽然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世界都在瞩目着，它巨大的难以遮掩，也有无数人在审视、探析，但却鲜有人能够对它有全面、客观、具前瞻性的认识和判断。打个比方，这个问题如同“迷雾中的巨龙”，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迹象，但是就是难以把握它的全貌，也不知道它奔向何方。不同的人出于主观立场和客观环境，对它的认识大相径庭。

　　我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我所讲的亦为壹孔之见，粗疏浅陋，仅供参考（我对于中国现状的认识，以间接的书报网等形式为主，个人直接体会为辅，且已离境壹年有余，中国则在不断变化）。

　　“中国仍在崛起还是衰退中”，这是对中国总体状况的概括视角。我个人更愿意把它拆分分析，然后再组合判断。拆分，可以拆分为经济、制度与政府治理、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军事、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当然，如经济还可再拆分为“质”、“量”，乃至科技、产业结构……等次级领域。而其余方面也可类比拆分；同样，对中国崛起/衰退，还可以从国家/政权、人民/各阶层来拆分分析。笼统的讲“中国崛起还是衰退”，是容易偏颇、陷于大而无当的。除“社会”领域过于阔大、涉及内容庞杂，无法在本文中简单讲明外，我在此对其他各方面壹壹做出简评，然后综合分析当今中国的兴衰。

　　首先讲经济。如果根据中国官方和国际主流的统计，中国经济每年仍保持略高于6%的增长，虽较以前放缓，但增速仍旧让大多数国家艳羡。但如果根据包括经济学人智库在内的非政府机构估算，中国经济实际只有4%左右增速。甚至还有如人大向松祚教授讲另有测算途径得出GDP仅增长1.67%甚至可能为负的论调。

　　鉴于中国中央和地方统计机构有过多次已被证明造假、篡改数据的“前科”，以及专制下经济的不透明性，官方的统计“註水”几乎是必然的。那么中国经济增速究竟如何？至少我无法知道确切乃至大致确实的数据。从中国近几年经济社会状况看，我认为经济仍处于正增长状态。但是，这个增长是不均衡的（如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同阶层从经济增长中收益的巨大差异），不稳定的（如政治环境恶化、贸易战带来的冲击和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是处于下行、存在很大风险的。

　　而且，虽然中国经济总量为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低于世界平均（据IMF数据，2018年世界人均GDP为11355美元，而中国当年人均GDP为9608美元）。而中国的人均收入中位数更低，即便官方的统计，人均收入中位数也只是人均收入的86.2%。而中国的基尼系数则有0.45、0.55、0.61等多个知名机构的不同口径的数据。即便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中国的人均收入也是不高的、贫富差距较大的。而事实上，由于中国国民尤其中上阶层收入的不透明、收入稽核机制的不完善，实际的收入差距只会更大。如果排除统计中的作假部分，低于中位数的占总数50%的国民，收入更低。按照0.55左右的基尼系数，中国贫富差距也很惊人。

　　因此，中国在经济总量巨大、经济增速较高的背后，则是人均收入的相对低下和收入的严重不均。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只是总量大），还很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因中下层居民收入不足导致消费动力弱，让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那辆马失前蹄、陷入泥沼，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加剧中国经济社会的不稳定。

　　但这些意味着中国经济的衰落吗？如果我们看到“金砖国家”中另外四个的表现，以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就会发现，中国并不处于更为恶劣的情形下，相反仍处于中上游。

　　而从经济结构、创新能力看，中国同样是发展中国家中表现较好的。例如在制造业领域，无论从规模、质量、国产化程度（工业独立性），中国就都明显强于被国际上寄予厚望的“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印度。而在自主创新方面，中国近些年投入巨大，例如在互联网等高新科技产业领域有明显进展。

　　但同时，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是不好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教材和文宣中经常提到的经济纲领之壹。但如今的情形是，由于执政权贵的私人利益、执政集团缺乏经济管理经验、被政治目的打乱经济政策方向，以及腐败、官僚主义和为政绩讨好等原因，经济结构并没有更好甚至呈恶化趋势，作为国家根本的制造业在总体上被不稳定的第三产业挤向次要位置，国家政策和资源也更倾向于第三产业而非制造业，二者此消彼长之势明显。尤其是第三产业中房地产和金融业的畸形发展，导致经济泡沫化，经济运行也因之更趋不稳。

　　至于科技和经济技术创新，更是呈现严重不平衡的状态。对于因政治需要之类的战略工程，以及与核心权贵利益相关的领域，就会集中资源、不惜巨本的攻坚，自然可以取得重大突破。但这就导致其余的重要领域被忽视、所得的研究经费等资源严重不足。这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集中于“两弹壹星”及各种献礼工程（其实改革开放之后也大量存在）、“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工农业发展情况多有类似。而习近平上臺后，这种情形再度明显化。此外，创新“量”压过“质”，例如专利申报中国超过美国，但是转化实践率却很低。其实这又是“面子工程”、“斯大林模式”的余毒。

　　上述问题使中国的经济结构趋向恶化、创新能力良莠不齐。也就是说，从“质”的角度讲，中国的经济同样不容乐观。

　　总体而言，从纵向看，中国经济无论从“量（增速和人均）”还是“质（结构与创新）”，都存在很大问题，并且趋向不好的方向；但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质”“量”依旧是发展中国家较好的。在无特殊突发事件（如大规模战争）情况下，近十年内不会崩溃或急速衰退，而是呈不稳定的慢速增长、经济结构的“非优化状态（未来可能变成‘劣化状态’）”、创新领域的“十高百低”情形。

　　此外，中国经济还与“中国模式”密切相关。在我写的柬埔寨与“中国模式”那篇文章中，我具体讲了“中国模式”的特征和影响，其中“低人权优势”和“稳定压倒壹切”是最基本的两大特征。而这两个特征恰恰可以冲淡经济下行、结构不良、创新乏力等问题及其衍生的问题，不会发生如南非、埃及、乌克兰、阿根廷等国那种经济动荡，也不会发生连锁的政治危机、社会激变，更难触发思想文化尤其意识形态方面的正向变革。这也间接让“中国衰落”有了壹层坚硬的阻力。关于“中国模式”对中国经济兴衰的影响、相互关系，展开说会篇幅过长，我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议题中再论述。

　　而从制度与政府治理方面分析中国崛起还是衰落，要从中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看待，以及对“崛起”的诠释。

　　如今统治中国的政权是专制政权，它的制度和政策根本上都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这是大前提。从法理和道义上讲，中国的制度及治理是应该从根本上否定的。

　　但如果从它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哪怕是高压下的稳定）、行政效率、科教文卫建设的客观效果看，它又是復杂的。如果把“崛起”等同于“强大”、“安定”，那中国现行的制度和政策是具有两面性的。

　　壹方面，专制政权下的政府机构（广义）腐败、没有法治、缺乏监督、官僚主义、消耗纳税人巨额财富、整体行政效率低下……但另壹方面，依托于巨量可调配的资源（尤其通过高税收低福利得到的大量收入盈余）和不受约束的权力，中国的行政机构及其成员、政府的政策与实践，至少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年，也的确促进了经济发展（尤其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斐然），以及通过包括侵犯人权的制度和手段（如户籍制度、公检法的滥权和刑讯逼供、“劳教”和“收容”、强制收治“精神病人”、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下的全面管控）维持了社会的稳定、相对的低犯罪率，以及建立了较完善的文教卫生体系（哪怕教育医疗等资源的城乡、区域、阶级分配是极为失衡的）。和南亚、东南亚、南锥体以外的拉美、非洲等区域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在以上领域的成就更为突出。这些在习近平时代没有明显的倒退。当然还要强调壹遍，这壹切是建立在许多非法的、侵犯人权的、不平衡的、畸形化的制度和政策之上的。但又要说，如果将“崛起”等同于“强大”、“安定”、“完善”，那中国如今即便不是继续“崛起”，也肯定不是在衰落。

　　关于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毫无疑问中国如今处于社会达尔文化、犬儒化、精致利己化的溃烂之中。同时，推动人民觉醒、揭露历史真相和反映现实黑暗、追求光明与正义、呼唤人道和文明、促进社会变革、科学理性的进步主义思想，却饱受压制乃至被全面灭杀。这种思想文化领域的溃烂、对人文与思想的禁锢，并不直接导致中国在“硬实力”上衰落，但对中华民族及中国人民的伤害是无可估量的，也让中国在国际“软实力”上趋向自我堕落。这些伤害的体现是復杂的、多样的、长久的。它会让壹代乃至许多代国人的正义感与同情心被抹杀、科学与理性思维的缺失、对历史与现实认知的错位、创新与独立思考能力的低下……在海外，与经贸的热络相反，中国大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对外影响力很低、话语权不增反降。例如对于在最近的香港壹系列冲突中，哪怕是非并非那么简单，国际上却壹边倒倾向于香港而非大陆，就是典型。另外，“防火长城”也阻碍了中国对外“软实力”的扩展、削弱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严重降低了中国大陆民众在海外的话语权。而那些为中共涂脂抹粉、官僚主义盛行的“孔子学院”，对中国“软实力”起到的更多是负面作用。因此，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处于溃烂、压抑、混乱、衰落、“劣币驱逐良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状态。自中共建政以来，多数时候都处于这种甚至更糟的状态（只有1978-1989年中的大多数年份，还有2000年代及前后，相对较好（当然只是相对而已）），只是习近平时代相对于邓江胡温时代，明显更糟且越发恶化（当然，不是中共执政的古代近代也不好，只是不是同壹时代，比较意义不大。而且即便西方，启蒙运动之前绝大多数时候也和中国壹样是黑暗为主的（文艺復兴也只是黑暗中的星光）。

　　至于中国的军事实力，我从不看好。与动辄谈论“中国威胁论”的学者相反，我觉得如今中国的军事实力其实很孱弱。由于腐败无能、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以及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的缺乏，军事科技领域的虚浮，尤其中国军队极度不透明化为腐化堕落留下的巨大“发展空间”，让中国表面上的军事发展在实质上大打折扣。而中国军队从军事训练到武器装备，普遍好看胜于实用，花架子和面子工程普遍，也严重削弱了其实质战斗力。而且，我始终认为，中共政权只会自保、对内（大陆）镇压，而不可能对外用兵，即便对臺湾也不太可能用兵。哪怕臺湾独立，中共只会继续以此增加民族悲愤以维持人心，以及军事上虚声恫吓，而不会真正出兵。因此，中共根本就没有打仗的准备，也没有着力培养军队打赢战争的能力。但是军事方面倒谈不上“衰落”，因为它从未强大过。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是主张未来民主中国，乃至任何抵抗外敌入侵的政权，都应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的。我所担心的，恰恰是中共指挥下的军队不能担负起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任务。例如对日本扩军缺乏反应、在藏南和拉达克地区的退却政策、对美俄两个军事霸权缺乏反制力和行动、南海地区的欺软怕硬，我都很是反感、认为要改变的。我个人是倾向于既要民主，也要富国强兵，以维护国家利益与国际正义的）至于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在前面这几个分项，我其中的壹些对比和分析已有涉及。中国的国际形象是復杂的，影响力更多是因利益交换、受经济和人口体量影响、以及因“狼狈为奸”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影响力，以及这些方式得到的国际地位，不仅不稳固，更失道义的正当性。而为了维系这个不合法的政权，中共在国际上不惜妥协、出卖国家利益，以及“大撒币”，来赢取壹些支持（或者至少不反对）。

　　这壹切当然不是崛起的象征，而是危机的表现。同样，中国这种国际处境也不是壹时半刻，而是六四以来长久的状态。

　　但同时，由于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中共控制的巨量资源，它不像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军政府时的缅甸、萨达姆执政下的伊拉克，即便中国国际处境不好，甚至经常吃亏，但却并不能促成中共政权的倒臺。相反，中共利用十多亿人口及其衍生的庞大“量”的资源产出和影响，出卖人民劳动的血汗和民族尊严、国民权益，讨好、收买从美俄到亚非拉在内的世界各国，“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偶尔制造‘不欢心’，如制裁挪威、抓捕瑞典、加拿大人）”，以维系其统治。国家利益被中共窃夺，国际影响力被中共挪用，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得到理所应当的尊重和权利，但中共却通过倒卖国家的尊严、责任、利益，让政权更加稳固。

　　综上所述，中国处于不平衡的发展、总体不算崛起也不算衰落的状态。孙立平教授说的“中国不会崩溃，但社会在加速走向溃败”（当然我不贊同孙教授许多观点，但这句话我贊同），是最接近中国现状的大体描述。它处处都像处于危机（或者的确处于危机），但细究并无崩溃的可能；它到处都有溃烂的疮疤，但没有壹处足以致命。中共统治集团强大的社会控制力（尤其信息化下“大数据时代”对管控能力的极大加持）、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基底、政策的高度实用主义与灵活性，让政权壹直得以存续。同时，中国大陆内部生存环境的残酷、法治与正义的毁坏、平等与公正的消失、民主与自由的剥夺，都在持续的发生、存在，侵蚀着人道、人权、人性，变成十足的“残酷人民共和国”。

　　塑造中国与影响世界的“中国模式”：基本要素、特点、作用与影响关于第二个问题“有没有中国模式，构成中国模式的基本要素”，我在《强人洪森治下的柬埔寨：专制的回归与“中国模式”的復制》壹文中已有详细论述。我在此仅摘录我的主要观点。

　　首先，“中国模式”当然是存在的，虽然它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且内容復杂多样，但其本质和基本框架是确定而明晰的。

　　所谓“中国模式”，即政治专制与经济开放并行，压制包括劳工运动、维权抗争、女权运动在内的各种争取和维护权利的社会运动，禁止罢工、游行、组党结社等带有政治反抗色彩的行为；依靠军队、武警、公检法人员及机构等国家暴力机器，并纵容、雇佣、扶植黑恶势力，采用武力威吓与镇压、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如户籍制度、留置、“被精神病”、社区矫正、其他“强迫失踪”手段等，及已被取消的劳教、收容、“双规”）、监视、恐吓、骚扰、拘禁、殴打及其他酷刑等暴力手段维持社会稳定；以低工资、低福利、低社会保障压低劳动力成本和民生支出，在此基础上逼迫国民参与生产建设、以高效率拼命劳作以维持生计，而将这些工人、农民、普通职员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的绝大多数掠走，用以为特权阶层分肥和投入再生产。此外，该模式还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并不惜代价达成关键目标、以纵容腐败和潜规则来激励官商民较高效工作、政府机构、国企和事业单位有严格的科层等级制等特征。

　　整个模式以“低人权优势”和“稳定压倒壹切”为两大基本点，牺牲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人权、压制相对弱势者对正当权利的追求以换取经济快速发展；维持社会不平等状态、塑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制度和文化环境，鼓励人们放弃权利维护而转向自我实力增强（且倾向于暗示和纵容不择手段），以刺激国民奋斗积极性和维护特权阶层利益；以损害中下阶层、女性、身心残障者、社会少数群体、边缘化人群等相对弱势、异质群体的权利为代价，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和阶层固化加深，“损不足以补有余”赢取既得利益阶层的欢心；有意营造和放任社会不安全感的滋生蔓延，为强化社会控制制造借口，也以此转移国民註意力、刺激劳动积极性，作为“饥饿政治”的壹部分；透支资源、环境、人的身心潜能和忍耐力，实现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经济的繁荣及壹部分人（包括大量尸位素餐甚至从不工作的食利者）的高度富裕。然后以上政策不断循环下去，以维持统治存续和社会运转。

　　19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模式”即初露端倪。而1989年六四事件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模式”实现了“标准配置”，即政权采用“形左实右”的理念和政策，人民争取政治权利的抗争被极大压缩，“闷声发大财”成为国民主动或被动接受的现实。该模式此后又被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名，逐步稳固和“升级”。且它也在吸收、借鉴西方的经济学说和发展模式，例如90年代借鉴了芝加哥学派米尔顿·弗裏德曼的学说推动国企改革和货币改革（伴随着悲惨的下岗潮、物价大涨和教育医疗的市场化，以及贫富分化的迅速加剧）；而如今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又得到中国既得利益阶层的青睐。而这两套西方经济学说均主张较低的社会福利、忽视劳工保障，倾向于弱肉强食的发展模式。中共摒弃这两个学派关于政治经济自由的主张，但吸收了其低社会保障、强调效率无视公平的经济理念。这些西方右翼经济理论在中共暴力机器下，将其野蛮残酷壹面发挥的淋漓尽致，成为“中国模式”中保障经济发展的关键部件。40年来，“中国模式”的确刺激了中国大陆经济的急速发展并使壹部分人富裕起来，但同时也极大的侵害和压制了人权与自由，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者劳工阶层的权利受损至为严重。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对外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中国的商品、文化乃至国家发展模式纷纷“走出去”，有意无意的向他国输出。以西方国家为样板的现代民主制度又存在各种不足且在发展中国家其弊端表现的更为明显，于是“中国模式”逐渐受到壹些发展中国家的欢迎。许多专制、威权国家的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对抗欧美对其人权不佳的制裁，更对“中国模式”青睐有加。柬埔寨的洪森政权就是典型。而塞西的埃及、杜特尔特的菲律宾、穆塞韦尼的乌干达、彼得·奥尼尔及其后继者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多斯桑托斯的安哥拉等国，以及倒臺不久的苏丹巴希尔政权、体制民主却敌视人权的匈牙利欧尔班政权等，也都受中国经贸和政治影响，并对“中国模式”多有借鉴。而除此之外，如印度的莫迪政权、越南自开启“革新开放”以来的越共政权、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政权和巴西的博索纳罗政权等，虽未公开和直接学习“中国模式”，但其蔑视乃至践踏人权、强调经济发展、无视社会不公等特点，亦与“中国模式”相合。

　　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与中国/中国人民在根本上的矛盾、部分领域二者关系的微妙性第三个问题“中共和中国的关系”，同样是巨大的课题，我只简短节说。

　　首先，中共不等于中国，而且有着明确的差别。许多极端反共人士乃至反华人士将“中共”与“中国”等同，是完全错误的。将之等同，主观上将中国及中国人民视为“敌国”、“敌人”，客观上将中国乃至中国人民汙名化，无论从是非、情感、对改变中国的作用上，全都是极为错误、负面，乃至居心不良、用心险恶的。

　　其次，中共政权（准确说是中共内部的核心特权阶层组成的统治集团）在对内领域，实质上是管制者，哪怕是非法的；在对外领域，它客观上是中国的代表，在很大程度、许多情形下的确代表着中国、承担着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中共既不等于中国，但在内外某些场合、情形下，它又的确壹定程度代表了中国政府，代表着这个国家实体，乃至有时还代表着中国人民。

　　同时，中共又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及人民构成的国家，有着根本性的矛盾。它为了自身利益，对内专制压迫，荼毒中华儿女；对外以政权生存为外交目的，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例如自建国起就没有积极甚至主动放弃对日本侵华暴行追责、默认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等。中共与中国及中国人民的矛盾，是明确且根本的。

　　总之，我认为绝不能将中共与中国混为壹谈，而是将其区分开来。此外，当中共在某些时候既为了自身统治、又符合国家利益时做出的政策，不应该“逢共必反”，而应该将中共的具体政策与其本身的非法、恶劣区分开、分别对待。就像当年邓尼金在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时，他号召俄罗斯人团结起来捍卫祖国；霍布斯鲍姆等西方学者在批判苏东专制的同时，也肯定了苏东国家在男女平等、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成就。而同样的，如弗朗西斯·福山等学者同样称贊了中共治下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欧美及联合国也对中国脱贫的速度颇多贊赏，这些贊同并不是贊誉中共独裁统治，而是就事论事。

　　而中国民主和社会运动人士，更应该客观理性评价中国包括中共治下的成败得失，正确对待中共与中国的復杂关系。对中共的批判，应该基于事实，全面而非片面评价。而且只有如此，才能抓住中共真正的罪行和执政缺陷，有的放矢，博得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对民主运动及政治反对派人士的信任、尊重和支持。

　　国家统壹与民主政治：国家统壹的必要性、分裂的不必要性乃至危害性；“大壹统”与“民主”二者并不矛盾关于“大壹统与未来民主宪制关系”，我曾经在推特上做过很多次发言，评述二者并不矛盾，以及领土、人口、主权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性。除例如新疆部分地区等特殊情况外，我反对任何地区的独立，主张国家的统壹、失地的收復、领土的完整。在此只选择我在推特上评论统独问题、民主与统壹问题的壹些系列推文，略做修改，摘录于此：

　　我并不贊同那些支持独立的民运人士的看法和言论。如果某位民运人士是印度人，然后他要求莫迪让克什米尔公投、把军队撤出旁遮普和孟加拉以及印度东北七邦，看看莫迪会不会同意？会不会以危害国家安全拘捕了他？

　　同样，印尼、菲律宾、尼日利亚这些民主体制国家，也都对试图独立的区域进行武力镇压，如印尼的亚齐、西巴布亚地区（而东帝汶的独立则付出了10万至30万人即总人口十分之壹至四分之壹的惨重代价），菲律宾的棉兰老岛穆斯林聚居区，尼日利亚的比夫拉地区。欧美壹方面承认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天鹅绒分离”，但对同样为民主政体的乌克兰，克裏米亚即便通过公投“回归”俄罗斯，顿巴斯地区也有两州脱离基辅的管辖，建立了两个“共和国”，西方国家全都拒绝承认。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也是同样的情况。发达国家中，虽然有苏格兰独立公投，但更多发达国家则是想方设法对分裂和独立运动加以阻挠和镇压。如加拿大对于魁北克独立问题，就设置了《清晰法案》加以法治上的限制，本质上当然是为了阻止魁北克独立。西班牙中央政府，无论在佛朗哥独裁时代，还是1980年代至今的民主时代，对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的压制也都是很强力的。在加泰罗尼亚公投后，欧盟和美英法德日韩等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全部声称尊重西班牙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承认加泰罗尼亚独立。日本对于阿依努人民族意识觉醒后的“民族自立”运动，以及琉球自治乃至独立运动，也都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打压，并坚决反对琉球独立。美国的“加州独立”、“德州独立”等运动也被美国联邦政府压制，当年林肯武力捍卫美国统壹的南北战争更是血腥残酷。

　　民主和专制国家，都要维护领土完整。以捍卫主权来维护统治或增加支持率，是壹个现实原因。但更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为了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就确立了主权国家的概念和权利，并成为至今国际秩序的基石。这与民主与专制无关。在没有更好的替代体系，且世界依旧由各主权国家为单位进行竞合的情况下，这套秩序依旧有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此外，每个地区的人民都需要考虑全体人民的利益、每个个体人民的利益。如果独立出去变成人权更糟的国家，对当地国民不利、对其少数族群不利。而且独立出去也会对原属国家造成军事、经济各领域的潜在或明显威胁，危害国家战略利益。王力雄先生在《天葬--西藏的命运》壹书中对西藏问题就做过相关论述。

　　而且，独立、自决有復杂性、虚伪性。就像臺湾有2300万人（有投票权的约1900万人），即便过半同意独立，那不过半的人怎么办？他们的权利不应该得到保障？表面上看，支持通过公投独立是尊重占原国家少数人的民意。但这少数人中的多数人又剥夺了区域内反对独立的少数人的利益。例如臺独者认为，10多亿人的意见不能阻挠2300万人的民意，那2300万人有没有尊重至少几百万反对独立的臺湾人的民意？

　　南周有壹篇文章《民族自决权的贫困》就对这种情况分析的很透彻：“倘若苏格兰真的独立了（壹阶独立），那支持留在英国的人聚在壹起，只要过半是否可以再从苏格兰独立出去（二阶独立）？这个地区再……聚集到更小的地方……独立出去（三阶独立）……如此没完没了……”

　　这样的案例并不是空想，苏格兰旁边的北爱尔兰地区，在爱尔兰独立后，就是因为民众有六成支持留在英国，四成主张独立或并入爱尔兰共和国，然后打了几十年仗。难道40%就要服从60%？还有像乌克兰的克裏米亚和东部三州、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克罗地亚的克洛伊那、波黑的塞族共和国、马其顿的阿族自治区、摩尔多瓦的德左地区、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还有印巴分治和苏联解体后印度和俄罗斯壹大串想独立的……都是次阶独立。

　　虽然以上案例都没有无限分裂下去，但是造成了更多冲突和混乱。最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数没有独立，这本身就是对自决、民族自决的讽刺，说明决定能否实现自决的是权力、力量、国际局势，而非自决的法理基础。例如，从法理上来说，既然国际上允许乌克兰脱离苏联，那乌克兰东部自然也有权利脱离乌克兰；臺湾的亲大陆和反臺独的当然也有权在聚居区脱离臺湾独立后的国家再组成个国家；假如新疆独立，新疆的汉族、哈萨克族，同样也有权从那个国家独立出去。如果不允许，那又是为什么？也就是说，支持与参与自决的人普遍使用双重标准、逻辑不自恰，这就等于摧毁了自决的合理性。

　　以上所述那些地区现在所属或名义所属的国家通过民族自决独立了，但这些地区自己却没有独立，或者不被普遍承认，哪怕它们有和它们名义所属国家自决时同样的理由，难道这不是对自决的最大讽刺吗？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如果都这么下去，那就真的“巴尔干化”、“高加索化”，打成壹团了。

　　所以，不要把“独立”、“自决”当成理所当然的事。而且，也不是独立就什么都好了，人权状况甚至更糟。车臣实际独立那些年，极端宗教分子和分离主义者不仅不断制造恐怖袭击，还和地方军阀、乃至有权势有武装的家族，到处劫掠、绑票、杀人。伊朗和伊拉克都支持对方境内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却都反对己方境内的库尔德人独立建国。

　　李伟东先生曾经发过关于七七事变82周年的推文：“我在想，日本当年为何敢蛇吞象？因为在日本眼中，中国是分裂成很多快儿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实际统治者和军队，他们可以逐步分而取之（先收买勾兑然后武力取之）。为何1937年扩大了武力征服，因为蒋公基本统壹了中国并开始现代化并不与日本妥协，如果不趁着中国尚弱，就没机会了。”

　　这也是我坚持国家统壹的原因。领土和人口是国家的基本要素、国力的核心部分，没有国家肯主动放弃这些比黄金还珍贵的社稷砥柱。印度自诩“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可它为了国土完整和战略利益，多次使用武力，对海德拉巴、果阿、克什米尔、锡金和东北七邦都曾用兵。可许多国人反而怂恿、鼓吹国家分裂。他们不明白或者根本不在乎国家安全与利益，这种短视、无知和狭隘是非常可怕的。如果美国分裂为五十壹个国家，它还有现在引领世界的能力吗？如果现在的美国只有1776年独立时的十三州，其国力恐怕还不如英法德。如果南北战争时双方都难以胜利，美国分成两块，它如今也不可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不会对世界有如此影响力。因此，领土、人口的重要性及附着于二者的巨大发展潜力，是任何壹个国家出于国家利益都不应该放弃的。

　　除了外国的例子，直接看中国民主化与国家统壹的关系，二者也没有矛盾。以两岸问题为例，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个角度考虑呢？假如有壹天，大陆实行比臺湾更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不可以统壹呢？如果大陆新政权既有民主又防民粹、既要发展更有公正的体制，在制度优越性上超越臺湾，统壹有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呢？看看韩国几十年巨变，大陆怎么就壹定做不到？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民族国家，这个能够理解。但是并没有看到有同民族自愿分裂为两个国家的案例。相反，如朝鲜、越南、德国，人们都有强烈的统壹意愿，后两者已由分裂走向统壹。只有中国，两岸许多人都吵闹着要分离，甚至大陆内部各汉民族也要独立。如果政治制度差异可以理解，但是民主之后还要分裂，难道不是壹件荒唐的事吗？我是很贊同马英九的“新三不”原则即“不排斥统壹、不支持臺独、不使用武力”的看法的，他还在任上多次提及“六四不平反，统壹不可谈（言下之意即大陆民主化和平反六四后，统壹就可谈了）”。这才是臺湾真正理性、有远见和家国情怀的政治家。政治制度和人权状况的巨大差异，的确是阻碍统壹的鸿沟，可以维持现状。但未来民主化后，壹定是要统壹的。而且，臺湾有着民主自由的人权和道义优势，为什么不能反过来以此推动大陆民主化呢？壹个民主的中国大陆，对臺湾也是更安全、经济文化交流更融洽的。

　　当然对我个人来说，不止是反对国家分裂，我对联邦制也不贊同，只贊同部分地区自治。我个人壹直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统壹的、单壹制的、中央集权的制度，这样能够促进全国向最先进区域看齐、破除户籍壁垒、互相交流、举国之力做超级工程、集约调配和使用全国资源，合力参与国际竞争。至于许多人批评“中央集权”的弊端，我觉得集权也分“好的集权”和“坏的集权”，集权本身并没错。中国的问题是，在需要集权的事情上放任、纵容、不负责，而需要保证自由的方面却加以限制和打压。

　　当然，我主张中国统壹，也是希望为世界联合打下基础。我是爱国主义者，更是国际主义者。如果想达成世界联合，必须先实现区域联合，区域联合的前提又是民族内统壹。分离主义导致的更多是对立和发展差距拉大（除非像欧洲小分离同时大联合），长远看不利于人类发展，只会增加交易成本和族群对立。而如果世界联合不能实现，例如如今国际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復兴，中国更需要积极维护国家利益，采取适当的反制和自保。

　　目前的国际社会，还是相对丛林化的，虽然二战后国际秩序开始向“道理”而非“拳头”倾斜，但根本上国际关系还是由各国和地区的实力决定的。而随着特朗普、莫迪的上臺，习近平、普京、博索纳罗等人的得势，民族主义和丛林秩序又卷土重来。即便我们为反对民族主义，也首先要有壹个强大的国家，抵御住他国民族主义的侵凌，在国际上站稳脚跟，然后再利用自身影响力促进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扩张主义，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如果在外部民族主义泛滥、对中国进行经济、军事、地缘战略攻击时，单方面抛弃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等于是自毁长城，自我削弱，还谈什么国际合作呢？那时候说话，有哪个国家肯听呢？

　　关于第二单元“未来中国民主宪制结构设计”中的大部分问题，我都在拙作《人民宪章》中做过清晰、系统、完整的设计、阐述，在此就不全部搬过来了，而如果只摘取壹部分，阐述的又会不系统，因此就不摘录了。但是有些在《人民宪章》中未涉及到、没有针对性提及的，我在此补充些个人看法。

　　对于中国未来司法结构设计的建议：坚持分立原则、赋予适度权力关于第三点“司法结构：立法机构与司法机构的关系，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的问题，顺承我在政体（行政结构）上的观点，我主张实行半总统半议会制（典型如法国现有模式（即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政治架构）），议会为权力重心，但总统拥有近乎同等权重权力。而司法则应该成为立法和行政机构的监督、制衡力量，但权力不宜过大，更不需要与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平齐，且如果设置专家院，可以替代司法机构的部分职责。因此，应该将司法机构定位为监督、制衡、执行宪法与法律的机构，而不必如美英那样大法官拥有极大权力，更不应实行终身制。

　　政党制度与代议制度：兼顾多元与秩序、博采各国之长关于第五点“政党政治：宪政架构内的壹党主导还是两党制或多党制”，我当然认为应该实行两党或多党制，而不应该壹党主导。

　　至于是两党还是多党，我个人倾向于多党制，因为这样更能让不同团体都有自己表达权利的机会，而不是被大党裹挟和垄断。但同时，也应该对政党、议会设置门槛，如得票5%以上才可以进议会、在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均有（或三分之二有）支部才能参与全国选举等，以避免出现党派过于细碎、政坛壹盘散沙缺乏效率的情形。

　　在具体的党派权力分配上，不仅议会是多党，政府也应该避免清壹色单壹执政党执政。我认为德国的议会选举和政府组成很值得借鉴，即联立制选举（壹种倾向于比例代表制且利于中小政党的选举模式）+大联合政府（基民盟与社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以促进立法、行政机构组成的多元性、包容性。而英国的“影子内阁”也是壹个值得效彷的制度，在野力量可以对执政集团进行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监督。如果实行半总统制而非内阁制，在野联盟同样可以组建“影子政府”监督政府施政。这是我认为相对最为理想的政治架构和权力分配状态。

　　第三单元“民主转型（过渡时期）的制度安排和路线图”是为未来中国变革提供理论基础。虽然我个人对于中国还有多久会出现变革的机遇、在实践上能够实现变革都持悲观态度，但毫无疑问，理论可以为实践指明方向，也让实践有了目标和动力。

　　未来转型节点与道路：充满不确定性且前路艰险关于第壹点“转型方式：渐进与突变，各自的根据与前提”。其实，“渐进”和“突变”还应分为手段/方式和内容/实质两方面。冒昧揣测，本次研讨会议程设计者应该更多是侧重于中国转型的方式（如是政权逐步改革还是突然垮臺；是官民互动改良还是突发性革命）是渐进还是突变，而非实质（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彻底变革）方面的渐进与突变。那么我就以前者而非后者为主要讨论方向。

　　首先，以如今中国的政治情势看，渐进还是突变，很难由外力刻意塑造，而是由内源性原因和偶然性因素主导的。众所周知，习近平上臺后，中共专制空前强化，民间政治性组织、公民社会被摧毁殆尽，国内带有政治抗争色彩的人士纷纷被关押或软禁，还有的主动放弃了抗争，转向犬儒或空谈杂谈。因此，无论是从中共统治阶层内部，还是民间政治参与（准确说是无参与）现状，都表明至少在如今至未来十年内（甚至更久），已无渐进改良、逐步实现民主化的可能。

　　那么这壹定会导致“突变”吗？我认为不壹定。有人认为，改良的失败恰恰可以刺激革命的兴起。但事实上，无论是中共政权对国内的控制力，还是如今各国各地区均“自扫门前雪”、逆联合化的国际情势对中共政权的影响，都导向不利于中国正向“突变（或者说‘革命’）”。相反，如无特殊突发事件，中共的统治还会在中短期维持下去。

　　此外，“突变”壹定是变好吗？并非如此。典型如前苏联，解体之后不仅未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化，革命果实反而被政治野心家（叶利钦、普京）窃取，而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利益，也被各政治集团、权贵、寡头瓜分。当然，在“突变”中失去的，还有那个版图巨大、可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强大国家。而分离出去的国家除波罗的海三国和乌、格之外，其余各国均未实现真正的民主化，经济政治社会情形与俄罗斯没有二致甚至更差。这种“突变”，中国不要也罢。

就我个人而言，我当然希望中国通过手段上的温和、和平、渐进，以及目的、本质上的彻底变革，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成果，让中国早日变成民主、平等、自由、进步、文明的国家。但可惜这些只是理想，而非现实。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努力，让中国以好的方式向好的方向改变。但效果如何，我是很悲观的。

　　“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与“党内民主”：如今不是“多”和“少”之争，而是“有”和“无”之辨关于“如何看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如何看‘党内民主’？”这壹问题，虽然我对“体制内”这壹政治黑洞不够了解，但还是略做评论。我认为至少在目前乃至未来十年内，中国体制内不会有什么“民主化资源”，或者说即便有、某种程度为数还不少，也都处于“冻结”、“休克”状态。2013年以来中共专制空前强化下，连民间政治、公民力量都被残酷打击，党内只有更甚。“定于壹尊”、“习核心”、“严禁妄议中央”……这些还不够说明问题吗？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还有多少意义呢？即便外部（包括我个人）认为开明的名义上的二号人物李克强，现在也只能管管话费涨价、猪肉供应之类细碎问题，以及“给人民壹个交代”之类的场面话、习近平不愿意“屈尊纡贵”讲的话。连他都如此，何况其他体制内人士、内心倾向于民主的人士了。

　　最根本的，是由于中共统治集团、权贵阶层与习近平利益壹致，民主化毫无疑问会剥夺或至少削减其特权，因此出于利益（而非仅仅是因畏惧习近平的淫威），也会普遍支持习近平的强化专制之举。而且，习近平执政以来，实行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策，让贵者更贵、“贱民”更“贱”，越是接近统治中心、越是掌握权力、金钱、人脉、技术等资源的，得到的分配越多，他们自然会坚定的支持习近平。我们看习近平加强专制、鱼肉人民，是灾难；但从权贵的角度，这恰恰巩固和“发展”了他们的特权和利益。这就是“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根本就没什么用的根本原因。

　　至于“党内民主”，既然根本没有“民主化体制内资源”或这种资源已经“冻结”、“休克”，又哪裏有“民主”呢？当然，权力斗争和政治博弈是有的，但是和“党内民主”完全是两码事。我个人是不相信那些“中南海占星术”的，指望政治斗争改变中国、把权斗当成“党内民主”，我认为是很不现实的。前面已经说了，习近平的统治手段和内容，是符合权贵阶层主流的利益的，是有强大的“权贵群众基础”的，其他倾向于民主、改革的政治势力即便想打倒他，也不可能。习近平的政策在国际社会、民间有识之士那裏看是“失道寡助”，但其实他在体制内、在权贵阶层内部，恰恰是“得‘道’多助”的。如果说前几年反腐败还得罪了壹些人，现在习的政治对手和追随者都被清洗或转而效忠习了，还有谁冒着丧命的风险去对抗他呢？如今中共高层，还有这样的“义士”吗？只要能够听从习的指挥、会媚上逢迎、表示忠诚，就可以分得绝大多数国人眼馋的巨大利益，他们为什么要反对习呢？

　　高度分化的中国“民间力量”：“民间力量”的復杂性、多样性、激烈的内部矛盾，及多数政治反对派的错误选择关于“如何看民间力量在未来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和“中国民主化与国际民主力量间的合作”，我在推特上做过壹个系列短评，并结集为《十论民运》，对这两个问题有不少涉及。不过内容较长，只选择部分内容摘录。在此我重点论述中国“民间力量”的復杂与矛盾，及中国政治反对派/自由派道路选择的误区。

　　事实上，中国“民间力量”内部是有深刻的矛盾的，有些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大于与中共专制的矛盾的。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不同利益集团，有着巨大的利益分歧、意识形态差异。例如许誌永先生的公盟在未解散时，推动教育平权，反对最强烈的，并不是中共政权，而是京沪等地户籍居民。京沪户籍居民和外地务工者都是“民间力量”，但是却有着近乎生死攸关的矛盾。

　　从改革开放到邓小平南巡，再到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数十年间中国已经培育了壹批“先富起来”的既得利益阶层，并且正在或已经实现了代际传承，利益逐渐巩固，身份地位越趋清晰，其阶层所属也已稳定下来，形成了庞大的求稳苟安、仰上俯下的精致利己主义群体。

　　对于这些处于相对有利地位的中产阶级中上层、京沪等特大城市户籍居民、部分国企央企及事业单位（如三桶油、医疗、烟草、铁路等行业群体）成员，高知理工“工业党”成员（以上群体部分重合）……他们宁可选择与中共合作，也不愿意放弃相对的特权；他们宁可壹边没有民主和政治自由、被上层剥削，壹边剥夺比他们更弱势者，保持相对于平民大众更优越的地位和特权，也不要人人平等。这既是这些精致利己、因私为恶者习惯了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也是由他们精密的算计决定的。至少从他们角度，成为次于核心特权阶层的“二等人（或称为‘优势集团’）”，以压迫下面“三等人”、“四等人”……也比人人平等更有利于他们（至少从经济上和他们的价值判断上）。

　　因此，在“民间力量”内部就极度分化、阶层固化且这种分化、固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谈“如何看民间力量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必须考虑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差异、矛盾，以及选择侧重于与哪些“民间力量”合作。关于这些，我在《十论民运》和《人民宪章》中都做了阐述，我是倾向于维护广义的工人阶级（产业工人、工薪阶层、普通职员）、农民与农民工、及各相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为优先的。当然，这更多是基于正当性、急迫性方面的考量。而从实用角度考量，究竟是侧重于动员我前面说的那些“二等人”、“优势集团”，还是相对弱势的工农大众，就各有利弊了。

　　首先，那些“优势集团”成员掌握着巨量的财富、知识、人脉、话语权等资源，远比工农大众有更强的推动变革的能力。但既然他/她们如今在习近平统治下，享受着较为优越的生活，又缺乏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专制独裁、反自由民主的洗脑教育是其次，更重要是利益。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们在非民主环境下有额外的“自由”，例如在专制而非法治下，这些既得利益者更容易搞潜规则获利、胡作非为乃至违法犯罪更易于免责和“疏通”。相对于弱势者，荫庇于鼓励弱肉强食体制下的“优势集团”成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更便于攫取财富，公共资源配置也更倾斜于他们，更能不择手段的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他们有什么动力去选择变革呢？

　　这些“优势集团”与工农大众的关系，很大程度就像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白人与黑人的关系那样。如前所述，他们甚至在专制下过得更好，可以享受廉价劳动力、户籍特权、相对良好的治安、相对优良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他们为何要选择失去相对特权、甚至面临战乱和财产再分配的风险，去推动中国的改变呢？尤其在如今渐变不可能的情形下，他们更不会贊同革命、“打倒旧社会（如今的社会）”了。对相对弱势者，习近平时代是尊严和权利上相对的“最坏的时代”，但对这些“优势集团”，恰恰是“最好的时代”。（而且，这些“优势集团”中的许多人是有能力移民到发达国家或在国外长期生活的，可以既在中国大陆争权夺利、聚敛钱财，又可以去享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至于中国是否民主，其他国人是否自由，他们并不关心）还有，中共也在巩固与“优势集团”的关系，也会继续拉拢这些既得利益群体。即便将中国国内外反现行体制的力量结成合力计算，无论从金钱、人脉、舆论影响力，都与中共统治集团差了十万八千裏，又如何有能力与中共争夺既得利益群体的支持呢？当然，我们有道义的正当性。但对于这些精致利己者来说，道义值几个钱呢？能买房换车、享受良好教育医疗服务吗？能在和他们眼中的下等人发生纠纷时“私了”、占便宜吗？能保住阶级、职业、地位、户籍这些带来的特权吗？不能。而这些中共则反而可以给他们。如此壹来，道义不仅不是我们争取“优势集团”的长处，而是缺点。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为这些“优势集团”许诺比中共更多的特权、利益，但那我们改变中国意义在哪呢？那不仅没有道义，而是丧心病狂了。哪怕壹些自由派、政治反对派已经在思想上倾向于如此了。

　　而工农阶层及弱势群体，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习近平执政后，无论物质利益、个人权利乃至尊严、地位上，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但他/她们（我这裏要着重提到代表女性的“她们”）恰恰缺乏能够促进变革的金钱、知识、人脉、话语权，也缺乏起码的革命觉悟、组织力，内部还呈壹盘散沙、难于团结。

　　无论侧重于和既得利益阶层合作，还是召唤中下层民众，都是极具挑战性的。而调和二者诉求、利益，让两大群体协作改变中国，更是困难重重。即便短时期组成某种壹致的反体制联合阵线，也会在“革命”或其他方式推翻现体制后，重新陷入分化和对立，很难就新国家的发展方向、制度和社会建设达成壹致。

　　还有壹点很值得提及的，中国国内外的大多数自由派，包括许多民运人士，难道不是在本质上已背弃工农阶层及弱势群体了吗？中国的自由派人士、民运人士，大多数都是裏根、哈耶克的信徒，甚至是邓小平的支持者，难道会支持左倾的、类似于1970-1980年代西班牙、希腊、拉美诸国、韩国那样的民主革命？说的更直白壹些，中国的自由派本身就是“优势集团”的成员，大多数人考虑问题与那些精致利己、主张弱肉强食、自由放任的“壹等之下，百等之上”的相对特权者、处境优越者没有区别。或者再直白壹些，这些自由派只是反感头顶上有中共的控制压迫，但根本不在乎平等、公正、平权这些，甚至坚决反对之，不是主张完全自由放任、实质丛林化，就是想“彼可取而代之”的“在野共”，甚至兼而有之，把两种恶叠加。

　　这些人德智皆乏，论才智，除了在个别领域有成就，视野普遍狭隘，基本的通识性人文社科常识缺失，认知水平和理性思维能力差；论道德，前面讲的他们的主张已经证明其卑劣了。这些人最多有肤浅的、选择性的同情心（而对异质群体则不仅不同情而是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了），同理心和悲悯心就完全没有影子了。这些话不好听，但是难道不是事实吗？我曾经多次分析过支持特朗普的中国自由派人士的心态，他们对中国受苦难的百姓，尤其底层民众的内心想法大抵是：1.我同情妳，但那都是共产党干的，与资本主义无关，相反资本主义非常好；2.我虽然同情妳，但我们尊卑不同，我是贵族和社会精英，妳是底层老百姓；3.即便共党亡了，自由民主了，我还是精英，妳还是底层，可以让妳不受专制迫害，但平等别想。当然，其他的群体，无论是体制内权贵和其他既得利益者，还是平民大众，价值观同样乃至更加差劣。但是，作为希望改变中国的力量，就应该对自身有更高要求，而不是去“比烂”。我们要做开拓者、变革者，而不是“取共而代之”者。

　　我在《十论民运》中对此也有所评论，摘录于此：

　　中国民运，几乎完全是右翼分子的天下。绝大多数民运分子，都是哈耶克、裏根的信徒，乃至是麦卡锡、特朗普的拥趸。而左翼极为微弱，聊胜于无。如此左右失衡的民运结构，既造成中国工人、农民、学生、少数群体等较弱势者在民主运动中失声、失“利”；也导致中国民运丢失了可资动员的庞大根基，是目前民运衰败的关键因素。

　　反观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左翼往往是中流砥柱。韩国的民主党系、南非的非国大、西班牙的社会民主系、巴西的劳工社民系、波兰的团结工会（当然它和它的继承者后来变成右翼，但至少在1990年代之前，它的诉求很多是左倾的）、缅甸的民盟……都是强调平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左翼扛起民运的大旗，把民主与平等作为首要的政治目标，以工人、学生为基干，以被压迫的平民为基础。

　　如果是已故美国参议员、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式的右翼，即便政策主张不壹定好，但品质值得尊敬。可中国民运的右翼属于邓小平的支持者，从他们的人品到政治主张，还有对邓小平的态度，都让人感觉极为不安。正如秦晖教授所说，无论左右，都要坚守“共同的底线”。而这些邓右的主张和行为，则在不断的穿透底线，置人民利益于不顾。

　　民主运动，应以革新、进步、民主、重建为基调，实现人民为国家主人的目标。而右翼价值观，则多强调守成、稳妥，倾向于精英主义、利己反智的保守基调，这就註定使其缺乏左翼改变现实的意誌，更没有左翼唤醒受压迫平民的动员能力。不为人民争权利，只为自己要自由，民运必然狭隘化。

　　今年，距离伟大的、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已过了231年了，也迎来了“救亡启蒙”的代表性事件“五四运动”壹百周年，距《世界人权宣言》公布已近72週年，中国经济政治重要转折--“改革开放”的启动也已有41个年头，还是中国民主化悲剧六四国殇31週年。

　　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中国依旧处在专制统治之下；而大多数中国人民，因为专制政权对言论自由的钳制、推行的洗脑教育，依旧缺乏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观；民主、共和、宪政等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仍未建立。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经济发展与国力膨胀，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输出邪恶模式并与国际保守顽固势力勾结，荼毒中国和世界人民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在中共统治集团驾驭下，继续在强化专制统治、维持“低人权优势”的同时推动经济发展、巩固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内核的社会体系，还是在以知识分子为先导、人民为主体的革命运动胜利后，拥抱普世价值、融入现代文明、建立民主平等的新共和国，并为对人民进行思想启蒙、推动社会革命提供政治和制度基础？这是决定中华民族重生还是继续沉沦的生死抉择。

　　19世纪中期，统治中国的满清王朝，早已与世界文明脱节。它的统治危机，尤其对外战争的壹系列失败，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的落后，也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以维护统治为目的的追求器物层面的改良，在甲午战败后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皇权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壹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壹现且成了精英与军阀的玩物，广大人民没有也不知不解民主自由，专制主义植根于基层和民心中从未衰败。器物模彷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中的有识之士深入到对保守落后的传统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壹系列思想启蒙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对民主宪政的尝试，然而国共内战爆发让制宪进程戛然而止。分治后的海峡两岸，分别遭受了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的荼毒。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中共统治集团以人民的名义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在混合了封建主义、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的“中国特色”暴政下，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超越限度对宗教实施打压、镇压维权运动等壹系列人权灾难，致使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内的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造成的普遍贫困和高烈度政治暴力，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在总体上有了大幅度提高，即所谓的“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实现了；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復，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壹度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曾有过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2008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当时也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

　　自2013年起，以习近平为首的统治集团，撕下了中共开明的面具，对公民社会进行了密集而强横的扫荡。自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始，以《炎黄春秋》杂誌被“接管”为高潮，新闻自由日益萎缩，如今几乎可以说荡然无存；709大抓捕，象征着维权时代的结束，充分体现了中共政权下“法治”的脆弱与虚伪；而习近平修改宪法废除任期限制，则令中共的封建主义色彩愈加浓厚，专制集权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执政集团继续坚持并强化专制统治，明确拒绝政治改革，相反还在开历史倒车，由此导致官员顽固民间保守，公检法愈加黑暗，法治没落人治復兴，人权被践踏，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空前加剧；经济畸形发展、经济成果分配不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社会矛盾尖锐并不断积压，统治集团及依附体制的上层精英对中下层人民的剥削压迫日益加剧，人民的抗争横遭镇压，平民大众普遍处于没有自由、公义的生活状态下，弱势群体更是毫无尊严的在残酷社会中绝望挣扎。

　　伴随着制度上的倒退和公民社会的急剧萎缩乃至消亡，道德沦丧与价值观全面崩坏，人心的腐化堕落与公共意识的淡漠蔓延到各领域各阶层。其中，以弱肉强食为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冷漠自私为质的犬儒主义这两大价值观，危害尤重、泛滥成灾，即人们普遍以权势大小、金钱多少、人脉众寡而非劳动强度与价值分配资源与利益，以实力强弱而不是对错本身来评判是非曲直；面对不公与暴行，人们纷纷明哲保身，精英阶层更是精致利己，外表衣冠楚楚，内心肮脏堕落，顺从独裁专制、参与分赃，对中下层人民的苦难与屈辱无动于衷。黑白在光天化日下被颠倒，善恶于大庭广众中异位。弱肉强食，就丧失了正义感，与平等、法治背道而驰，变成了强权即公理的丛林社会；冷漠自私，就意味着同情心同理心的缺失，没有了公共意识和对社会共同体的责任心。在如此恶劣的社会生态中，人们不再相信公平正义，丧失了人类应有的正直与仁爱之心，现实社会及互联网舆论处处展现着暴戾、残酷，为利益不惜损人利己、颠倒是非、钻营依附，中国社会已深陷于“繁荣的腐烂”且愈演愈烈。

　　总之，现行体制的反动和社会的全面腐烂已经到了必须全面、彻底改变的地步。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中国百余年来的近现代化历程，汲取发端自西欧、普适全人类的人文主义精神，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平等：“人人生而平等”是现代文明第壹要义，是民主法治的目的，是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以来人类艰难而不懈的追求。每壹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经济状况、性别与性取向及其他身心特质、政治信仰、种族、肤色、宗教等各方面有何种差异，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应当用同壹逻辑、同壹基本原则对待。必须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于具体的法律实践，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在法治和经济层面采取积极有力的政策维护社会平等，对各种不平等现象，国家有责任和义务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及时而有力的矫正。

　　自由：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自由不能惠及全民，就是既得利益阶层独享的自由，对大多数人民来说是伪自由。在保障合法的自由前提下，也不能允许以“自由”为名侵害他人权利与自由、危害社会文明进步的言行逍遥法外。自由需要法治的规范，秩序与自由是壹体两面。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人权至上的必然要求，是人性的彰显，是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基本追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对平民百姓的生命、尊严、权利的轻蔑与践踏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法治：法治就是依照同样适用于所有人和组织机构的法律条文，保护和规范人的权利、约束政府权力、惩治与改造违法犯罪分子的政治社会理念与实践系统。法治是捍卫平等的基石，是对民主的规范与对自由的保障，是保护人权不可或缺的手段。与人治的等级性、依附性、随意性与选择性、野蛮性相反，法治有鲜明的平等性、独立性、固定性与普适性、人道性。法治也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法治既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又是捍卫文明的利剑。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均沾，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此外，共和也是王权与神权的反面，是“国权民授”而非“君权神授”，人民不是统治者的附属品，而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共和也有着明显的反专制与平民政治色彩。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和代议机构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符合情理与普世价值的决定，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民主使国家机器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当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时，就有权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或恢復民主。

　　在中国，復兴帝制或变相恢復帝制的復辟梦终究会被挫败；在世界范围内，专制体制也在人民的反抗下危机四伏；人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打倒专制与迷信、推动民主与科学，以建立公正社会为目标，发动变革，推动与捍卫平等、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才是中国人民应做的选择。

　　藉此，我以建设性的公民态度对未来的国家政制、公民权利、文化革新、社会进步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主权在民：建立民主共和国，国家壹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世俗主义的原则，实行半总统半议会制政体，颁布新宪法和建立国家机构，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约束和规范政府权力。

　　2.代议民主：建立三大代议机构，分别为代表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少数群体的联合院、普选产生的代表人民意誌的权力重心人民议会、代表专家学者等知识分子的社会自然科学院（专家院）。其中人民议会拥有立法修法、重大事项决策、人事任免、监督政府等权力；专家院拥有具体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权、监督权、关键性和专业性事务的否决权、实行紧急状态等权力；联合院对涉及区域、民族、其他少数群体、弱势群体的事务有适当的权力。

　　3.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包括国家元首在内的政府应在法治框架内运作，权责统壹，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建立阳光透明的政府和政治运作机制，保障来自包括人民和舆论在内各方面的有效监督。坚持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结合，地方根据情况实行不同程度的自治。

　　4.依法治国：实现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成员以直选和从德才兼备的进步人士中选拔相结合的方式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非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依宪治国，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践行“公民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的原则，严格执法，执法透明化，接受各方监督，让法律真正成为人民的保护神。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不允许任何政党组织、宗教势力渗透于军队，提高军人人文与科学素养。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宗教中立。公务员录用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军公警人员不享有任何特权、不得参与任何商业活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三大代议机构和对人民负责的、相对独立的人权委员会，纠察壹切严重侵犯人权的暴行，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与基本安全，伸张正义，保护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者的权益，保障弱势者话语权。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壹人壹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和代议机构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地域平等：废除户籍制度在内的壹切不平等制度，结束城乡二元体制，落实公民壹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以工业化促进城市化，以城市化促进地域平等和个人平等。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打击、取缔反普世价值、制造社会仇恨、煽动和发起针对特定人群实施暴力的组织。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国家机器应该保护壹切合法的集会、游行示威、表达诉求的行为，保障每壹个人都有平等的表达权利，保护参与者的安全与权利不受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威胁、阻挠。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政府应积极配合新闻媒体的监督，为媒体调查报道提供壹切必要的便利；对揭黑批恶、为人民发声、理性公允、新闻价值高的媒体，应提供经济补助与安全保护；保证各领域各阶层都有充分的话语权，避免相对弱势者因社会地位低、相对贫困等种种障碍而话语权不足。也就是说，不仅要保障任何人都有权发声，也要让每个人的声音都有机会被社会听到，保障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话语权的不失衡，避免“声高即有理”。对发生在现实与互联网上的危害公民权利和社会安全的违法犯罪言论，应依法惩办，保护遵纪守法公民的言论自由不受他人或组织干扰和威胁。

　　12.宗教自由：在坚持世俗主义原则和政教分离的前提下，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无排他性与危害性的宗教活动不受政府干预。

　　13.专家治国：在中央和地方设立社会自然科学院（专家院），专家院应有来自教育、传媒、科技、法律、经济、外交、社会运动、宗教、环境保护、医疗、文学、社会学与哲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各界学者组成，负责涉及以上领域宏观和微观事务的政策制定、建设参与，全面推动和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科学化、专业化、理性化。专家治国也是抗拒民粹主义和官僚主义必不可少的手段。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界的学者，是与反智反科学、歧视、暴力、短视、仇恨与偏见、对弱势者的欺压，以及根深蒂固的愚昧与不平等做斗争的中流砥柱。

　　14.教育改革：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坚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教育方针，推动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改革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改革高考，要加强人文教育、法治教育，增强人文教育的实用性、批判性、多元性，提高公民分辨是非的能力，培养具有平等、自由、博爱、公正、法治理念的现代公民。改革大中小学校的教育制度，在大学推行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保障学术自由。促进城乡、不同区域、不同家庭条件下的教育公平，努力促进起点平等。在教育改革的基础上提高人才选拔的公平性与优质性。在各行各业普遍推行文字与实践结合的考试形式，在人才选拔上尽可能做到量才录用，提高各行业工作人员基本素养、工作质量、工作效率。

　　15.文化政策：坚持“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废除文艺政审，让文学艺术创作摆脱政治束缚；对反映社会黑暗面作品的创作和发布不应有任何阻止，且应对优秀且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此类作品创作者发放补贴和提供便利；对于反普世价值如鼓吹专制復辟、挑动族群对立、鼓吹歧视与仇恨等类型的作品（不包括为反映历史和现实真实，包含以上残酷事实的作品），应依法惩处。

　　16.科技立国：把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与科技实用化作为基本国策，以科学理念为纲、科技手段为目，推动经济建设、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现代化、信息化。培养德才兼备的科技人才，建立以高新科技产业为轴的制造业、以智能化人性化公平化为特征的服务业；利用科学技术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行政、司法、治安等各领域的发展水平、服务质量、透明度。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兼顾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不极端和偏废；明确落实国家、各级官员、企业和个人各自须承担的相应责任，坚持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推动环境保护的法治化和系统化。

　　18.军事改革：军队国家化，将军队由“人民解放军”改名为共和国军。军人应忠于人民，遵从人民议会与专家院的决策与调遣，在日常保持中立。依托科技提高军队战斗力，提高装备水平和质量以代替人海战术，大幅裁军的同时大幅增添武器装备，扩充核武力量至适当水平，建成与国力及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军事力量，逐步建设为第壹军事强国。在裁军基础上极大提高军人尤其各级军官人文素养，加强军内普世价值教育，改造军人因特殊身份和环境而特有的丑恶习性，促使军人树立进步主义价值观、养成文明友爱的言行方式。加强军队内部人权问题纠察，打击个人忠诚行为，允许包括媒体在内的外部对非军事机密领域进行全面监督，保护军人权利和军人之间的平等，打击壹切形式的军中暴力、欺凌和虐待行为。军队两大核心任务：对内保卫共和国的国家安全与世俗主义，对外维护国家利益与世界人权、公正与自由，成为捍卫人类文明的灯塔，做好随时向全球出击的准备。

　　19.经济运行：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在保障市场自由的前提下，国家通过适当的干预和调节，如打击不正当竞争、遏制垄断、保护劳工权利、扶植高新科技产业、提供经济信息指导与危机预警等方式，使经济运转更加稳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更为人道和谐、经济收益更具普惠性。在产业结构上坚持以制造业为本的实业兴国原则，通过政策引导和国家强制力遏制投机活动，尤其严控房地产业和金融业，防止产业畸形下泡沫经济的泛滥。

　　20.分配政策：实行以创造价值与劳动强度为主标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政策。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以减少剥削、遏制贫富分化为重要目标；再分配更加重视公平，并与社会保障体制衔接起来。

　　21.财产保护：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保障创业自由，打击官商勾结、利益输送行为；设立代议机构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保障资产公平合理的分配，提高使用效率；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分配公平和集约使用，切实保障公民尤其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22.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架构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使税收征收和使用更具公平性、透明性、定向性；税法修订和税的征收须经代议机构认可。增强税收在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中的作用；建立细密而完善的收入申报与税收稽查系统。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服务为主管理为辅，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23.社会保障：建立复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和质量，向福利国家迈进，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充分的保障，让每壹个国民都有条件选择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废除壹切不平等的福利制度，追缴原统治集团特权所得，推动社会保障的均等化。

　　24.劳工权利：以法律和制度保障广义的工人阶级的权利，复盖各性质各行业的工人、职员；支持工人组建独立工会、推动工人自治和职工民主化、保障工人罢工权利；建立中立、高效、有实权的劳动仲裁机构，职权与法院相辅相成；设立细致的各行业最低工资标准；打击各种各样的职场歧视和欺凌行为；旧农民工、农业工人壹律与城市产业工人、第三产业职工享有同等权利和基本保障；在代议机构、舆论界，要保障工人有充分的话语权。

　　25.扶弱平权：国家对女性、LGBT群体、身心障碍者、少数族群、其他弱势群体的权利应积极保护，尊重相应群体合法范围内的平权运动，细致、认真倾听弱势者的诉求，为弱势者提供必要的法律、物质、就业、教育、舆论、生活等方面的支持、援助、保护、救济，保护弱势者不因其相对弱势而受剥削、歧视、虐待等不法侵害，能够融入社会正常生活、安度人生。在对待弱势群体时，要充分尊重弱势者本人的意愿与选择。除人权外，动物保护也应纳入公民运动议程。在推动平权政策时，应采用大众易接受的温和方式，如重视反歧视教育、慎用配额制。保护弱势群体的措施，要和国家经济政治发展水平相适应、与整体社会治理体系相融合、与文化教育和人权维护相承接。

　　26.社会革命：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不断革命的历史。社会革命既是政治革命的补充，更是走向伟大社会的必然要求。人民政权应该支持人民在政治革命胜利后，继续与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丑恶做斗争，对行政、司法、家庭、社区、教育、青少年、医疗、养老、科技、互联网、就业、环境、军务、宗教、黑帮与私会等各领域、各群体、各社会单位存在的本质性、结构性、微观性丑陋黑幕，进行调查、分析、批判、改造，破除各种精致利己甚至因私为恶的利益集团的帐幕，铲除恶势力，保护人民尤其处于相对弱势壹方人民的权利、自由和尊严，最大限度减少人类受到的伤害和痛苦，使每个个人得到更实质的平等，实现和发展人民的幸福。

　　27.地方治理：采用单壹制的国家结构，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方针，根据各地域不同情况适当放权，在不同民族的聚居地区实行不同程度的自治，坚持各民族壹律平等的原则，以制度性和系统性措施反对和防范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同时有效和公平的处理各民族及民族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于发生大规模骚乱、系统性侵犯人权、政治垄断、压迫、动荡、腐败的区域，中央可收回下放的权力，由中央直辖并派专员保护受害民众、动员人民重建地区。将香港、澳门建设成远比现在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的城市。以和平谈判为主的方式解决臺湾问题。致力于将中国全境置于民主宪政、文明进步的复盖之下。

　　28.国际责任：与世界各国壹道，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以“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为基准，平等公正的态度，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事务；以实际行动支援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联合各进步国家使用各种手段捍卫世界人权与文明；促进世界各国各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世界各国在合作与融合中迈向“世界联邦（性质类似欧盟）”。

　　2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復名誉、授予荣誉，并给予充分合理的补偿；释放壹切在新政权法律下原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政治犯；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壹方面，根据具体情况宽宥、赦免、轻罚愿意改过自新者，让旧体制中本质善良、没有重大且或主动犯下大罪者参与新政权，重新服务人民，共同建设新国家；另壹方面，严惩旧政权中对人民和国家犯下重大罪行的领导人及爪牙，对恶贯满盈的统治集团高层人物和直接执行者（尤其是黑恶势力骨干），处以极刑；没收旧政权统治集团及爪牙的壹切非法所得，包括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向全世界发布通缉名单和派遣特工人员，追缉对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罪行的罪犯。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肩负着十四亿多人类文明开化的使命，也必须承担国际责任、引领人类发展。但可悲的是，中国仍处在专制主义的政治生态中，国人大多为愚民、暴民、顺民的结合体，而包括统治集团在内的既得利益阶层精致利己、剥削和压迫人民，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中华民族陷入了持久而闷烈的内耗与互害之中，成为人类肌体上巨大的疮疤，拖累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这种局面必须改变。为解救国人中良善却更受苦难者、为解放、改造和重塑中国人民，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社会革命的开启迫在眉睫。因此，根据2008年以来中国政治社会的恶性倒退状况，我个人以浅陋之见，将《零八宪章》改编为《人民宪章》。

　　早在七百多年前，文艺復兴运动已经让人本主义觉醒，接踵而至的启蒙运动更让理性的光辉照亮了人类；开启人类新纪元的法兰西大革命也已过去了二百多年。但如今世界上竟依旧有如此广大的专制之地、如此众多的蒙昧野蛮之民，作为知识分子，作为有羞耻感的人类，我们怎能不感到羞愧、愤怒？

　　我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人民，不分阶层，不论身份，在坚持底线前提下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伟大的革命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以期早日建成壹个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的进步国家，实现启蒙运动先哲和国人中有识之士数百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在惩恶扬善、激浊扬清中带领中华儿女驶向文明的彼岸。

中国社会的医疗环境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一年

首先，对于患者的权利，发达国家有明确的、特定的、完善的法律规定。例如美国各州的《患者权利宪章》就明确规定了作为患者所拥有的各项权利，将患者权利作为很神圣的权利加以维护，维权不仅有法可依，还依靠的足够坚实。

而中国迄今都没有任何维护就医患者权利的专门性法律，哪怕地方性条例都没有。相反，近年来在出臺的各种法律规定和解释说明中越来越偏向医方，如取消很必要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在没有对患者权利加以保障的同时，中国司法机构却将“医闹”入刑，并且公安司法机构发布了壹系列单方面保护医护人员的规定和政策，给患方带上了紧箍咒，让医方更加有恃无恐。

第二，发达国家有专门的中立仲裁机构，以及成熟的司法解决途径。美欧国家都有由医患双方及第三方共同组成的仲裁机构，保障裁决的中立性、公正性。司法系统则有专门处理医患纠纷的法庭和法官，对医疗问题的裁决更专业和常态化，保障了医疗纠纷可以顺利进入法律途径并公正解决。大量专门从事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索赔的律师，也让患方维权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而中国处理医疗纠纷的仲裁机构却和被投诉医院与医护人员同属于卫生部门，仲裁机构的所有职位都由医疗系统人员担任，且往往与被投诉的医护人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属医疗利益共同体成员。让“老子查儿子”能查出什麽来？

至于中国司法机构，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偏听偏信有专业优势的医方的意见，做出的判决倾向医方。而且以国人对中国司法机关的普遍印象，类似“民告官”的弱势诉强权往往以前者失败告终。这在医疗领域也同理。

中国也严重缺乏专职从事医疗纠纷维权的律师，导致患方诉辩能力差、无力与财大气粗的医方聘请的律师抗衡。如今医方抱团越来越强，也有了雄厚的律界人脉，更加剧了医患双方在法庭上博弈能力的差距。这样情况下，患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淼茫。

第三，与第壹点和第二点紧密相连。即在发达国家，由于制度、法律与实践中均积极保护患方权利，较容易认定医方存在过错。医疗纠纷仲裁和司法判决结果中，患方获得索赔的门槛低、比例高、金额大。美国的医疗事故赔偿案例中壹半以上赔付额都超过100万美元。这也激励了患方诉诸仲裁与司法程序的积极性，提高了医疗事故案例中最终得以获赔的比例。

而在中国，因为仲裁机构的严重偏向性、法律的不健全、司法程序的復杂和司法不公的普遍存在，尤其对强势壹方的偏袒，患方胜诉的比例低、获赔金额少。高昂的维权成本也降低了人们维权的积极性，导致绝大多数医疗事故根本得不到任何赔偿，也成为触发以自发和激进手段维权（即所谓“医闹”）发生的关键原因。

第四，发达国家的患方联合了起来，通过建立患者协会等方式集体维护权利。这使得患方可以互帮互助、实现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共享，大大加强了患方的话语权、大大加强了患方与医方博弈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整体和平均维权的成功率和容易度。这也对原本就团结的医方形成了制衡，避免了医方以多欺少的霸凌。这还促进了医疗维权的公益化，人们的维权得益的不再只是个人，而是整个患方群体。

而在中国，患方根本无力也不被允许组织起来，全国每年数以亿计的病患处于壹盘散沙中，根本无法互帮互助，于是在医疗纠纷中被医方各个击破、轻易打翻在地。而且这也导致人们放弃利于推动医疗改革、改善患者整体权利的公益方向的维权，转而只专註于个体利益，让患方群体被极大的分化，使得有权有势的人可以轻易获得医疗赔偿甚至责任追究，而没权没势的则只能忍气吞声。

第五，发达国家医疗机构建立了良善的、以患者权利为本的服务体系。在诊疗的流程中，非常重视保护患者的知情权、选择权、隐私权，如保证充足的诊疗时间、文明的服务态度。具体的案例在我所引述的文章中。

中国的医疗则完全是由医方主导的、功利化的，医护人员隐瞒重要诊疗信息和推卸责任、恶劣对待患者的行径比比皆是（虽然只是壹部分），他们在互联网上的恶佞就是现实中恶劣行医的延展。

第六，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公立医院均实行严格的轮候就诊机制，不分贫富贵贱都必须按照规则轮候就诊、享受同等必要的医疗服务。这种公平性大大降低了患者的怨气，促进了医疗的公平与医患关系的和谐。

而在中国，不仅在制度上就将医疗服务分为三六九等，即便针对壹般患者开放的门急诊与住院服务，往往也需要各种请托、贿赂，充满着不公平。而医生出于私利也往往见人下菜碟，歧视性对待不同的就诊者。没有门路的弱势群体成为这种不公不义医疗现状的最大受害者。

除了以上差别，更加深层的差异是，西方已经将医疗纠纷投诉（包括诉诸舆论）与诉讼视为合情合理的个人权利与医疗日常行为，将医疗事故索赔视为理所当然，社会各方都积极加以肯定和保障。而在中国，这壹切都被不分青红皂白扣上“医闹”的帽子加以汙名化，认为患方是在闹事、讹钱，极尽指责与鄙夷，以阻止、破坏患方维权。

至于在中国泛滥成灾的以药养医、过度医疗、收受贿赂等医疗腐败，在发达国家更是完全禁止的。如实行严格的医药分家制度，从源头上杜绝药品企业与医生的利益勾兑。医生只有高额但合法的固定收入，没有灰色收入（其实就是非法收入）。这对于医生相对壹视同仁对待患者非常重要。

发达国家乃至其他许多国家还有壹件监督医疗体制与医护人员、促进医疗纠纷处置公平的利器，即新闻媒体。如在美国，强大与活跃的新闻媒体就充当“扒粪人”的角色，对包括医疗领域在内的各行各业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无论是医疗腐败还是医疗纠纷，都在媒体的聚光灯下，被全社会审视。这极大的威慑了医疗群体，使其不敢胡作非为。

而中国的情况则如前所述，舆论已完全被医方把控，如今已不存在敢于直言批判医疗群体的媒体。以“医疗自媒体联盟”为代表的医疗自媒体矩阵，彻底垄断了医患纠纷问题的话语权，且已癌变为破坏医患关系的毒瘤。而从央视、南方周末到各大新闻网站等主流媒体的退缩，则是最为致命的。

新闻媒体将医疗问题公之于众，还有将个案转为普遍性反思、将个体纠纷转化为公益性维权的作用。当新闻媒体不再能够报道医疗纠纷，即便当事人维权，也止于维护个人利益，而无法促进对医疗问题的系统性反思、对全体患者利益的维护。当有壹定维权能力的人的医疗维权无法被大众所知和反思，潜在的最大受害者当然还是那些无力进行个体维权的弱势群体。

中国与发达国家还有壹些鲜为人註意但非常关键的差别。例如引述的文章提到“在挪威要修改或毁坏医疗记录在技术上也是很难实现的”。发达民主国家是非常忌讳隐瞒真相、篡改事实的，壹经曝光会受到严厉惩罚。而且有些医疗机构已使用无法篡改的区块链技术存档病历，壹旦录入无法进行改动。而在中国，篡改病例现象比比皆是，即便在中国舆论完全倾向医方的情况下，还时常曝出医院在发生医疗纠纷时篡改病历的事件，当事人却并未因此被开除或追究刑事责任。当如此严重的诚信问题不被当成壹回事，医疗秩序混乱就成了必然。

在医疗纠纷中，医院的监控录像则是与病历同样重要的证据。无论是手术过程中手术室的录像，还是发生冲突时医护办公室、医院走廊与大院中的监控，都是还原医疗纠纷真相的关键。

但是在中国发生的医疗纠纷中，医方往往拒绝提供监控录像，或者选择性提供监控录像。如只在被患方殴打时才公开录像并作为证据将患者或其家属送进班房，但如果是医护人员动手殴打患方，则会以各种理由拒绝公开监控录像，甚至直接销毁。而警方往往也不会强迫医院提供监控录像（这取决于警察的素质、心情，以及患方的势力）。这使得患方吃了大亏，在医患冲突中只能哑巴吃黄连。

而西方国家则不然。据壹位在美国执业的律师说，在美国的法律纠纷中，凡是握有监控录像的壹方不能提供事发时的影像记录，如没有合理理由，则判决监控录像拥有者承担无法举证的责任。如警民冲突、警察暴力案件中，警方无法提供执法记录仪的影像，则会受到严厉惩罚，甚至比提供监控录像承担原有责任所受惩罚还大。而医院等特殊公共机构同理。这避免了像中国频繁发生的“监控录像坏了”或干脆拒绝提供监控录像的情况，保障了弱势壹方的利益。

医院的监控录像也是壹种“公器”，不能“私用”，而应是同时保障医患双方利益的工具。显然，美国的法治理念更为合理，遏制了掌控证据壹方匿藏或毁灭证据的冲动，维护了公正。

中国医院还时常发生拒绝诊疗的情况。例如对曾经与医护人员发生冲突、做出投诉与诉讼、乃至只是对诊疗过程录音录像的患方，医院往往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拒诊。更有甚者，私设“黑名单”或在医护人员群组中散发患者信息，阻止全院各科室甚至外院拒诊相关患者。或者是，虽然接诊但是百般刁难报復。

这不仅给患者造成极大身心痛苦、甚至危及生命安全，还阻吓了其他患者维权，让患方不敢维护自身利益。尤其在中小城市、县城，患者及家人往往需要经常因病在同壹家医院就医，医方的拒诊可以影响患者及家属壹辈子。这非常可怕，这有时甚至和得罪了派出所、公安局的后果在壹个量级。

而西方国家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严禁非法拒诊（因分级医疗规定要求拒诊除外），违者会面临刑事责任。而新闻媒体更会震慑使其不敢如此妄为。

中国与西方在处理医患关系、医疗纠纷方面如此巨大的差别，暴露了中国恶劣的医疗制度和医疗环境，令人触目惊心。归根结底，是中国的医疗严重缺乏法治、平等和透明度。医疗改革迫在眉睫。

想要改变中国医疗现状、促进医疗领域的公平正义，完全可以将西方发达国家这些经验“拿来”为我所用。鲁迅先生说得好，对于西方先进的东西，“我们要拿来”。既然发达国家有现成的解决医疗纠纷等问题的制度与方案，我们为什麽不用呢？至于国情差异，我们略做修正、调节即可。

但现实却是如前面所述的那样，中国与西方在处理医疗纠纷、平衡医患关系方面有着天壤之别。原因显然不在于西方的机制在中国不可行，而是因为医疗利益集团乃至更高层的竭力阻挠。医疗利益共同体对于患者权利立法、鉴定和仲裁机构中立化、医疗档案和监控录像证据固定、医疗赔偿常态化等视若寇仇，拼命反对。至于让患者组织起来、推动新闻媒体进行医疗监督等，不仅为医疗利益集团所不容，还被更高层、整个统治集团所忌惮，更不容许在中国实现。

因此，中国的医疗问题（包括医疗纠纷在内）迟迟得不到解决，甚至越发恶化，不是技术上无解决的可行性，而是利益集团的坚决阻挠以及更广更深的制度和环境因素造成。这导致医患关系越来越恶劣、医患不平等越发严重、医疗剥削日益沉重。对于因医患矛盾激化诱发的壹些冲突及恶性事件，不仅不从源头反思，反而通过全面安检、增加安保人员等硬性的、暴力的方式解决，使得苦难的现实在铁拳的打压下被掩盖，患方尤其患者中的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更加求告无门、压抑而绝望。而那些无辜的、遵纪守法的医护人员也被违法乱纪的医护人员牵累，成为医患冲突的受害者、牺牲品。

写到这裏，分析到此，我发现医疗领域的各种问题在中国如今的环境下根本无解。前面提及的那些可以“拿来”的“他山之石”，都被壹堵铁壁挡在国门之外。换句话说，中国医疗问题的解决与否，受制于中国整个国家制度和全社会环境的阴晴变迁。改变中国医疗，首先需要民主与法治在中国的实现。

但是并不是我们在大环境下壹切都不可为了。在民主法治实现之前，我们还是可以见缝插针的做些事的。例如搜集、整理、研究中国医疗问题方方面面的信息，探析医事内情、梳理壹般规律、透视典型案例、展示奸人嘴脸，记录下来这个时代医疗领域的种种黑暗，让后人反思和警戒；积累相关信息和研究成果，供未来医疗改革参考。

而在民主法治实现之后，并不是壹切都好了。那时候医疗利益集团壹定会是国内千千万万利益团体中较为突出和强健的，会利用新的体制、新的环境维护其既得利益、私人利益、合法的和非法的利益。他们会积极参与制定和执行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医疗制度和规则、夺取医患关系、医疗纠纷问题的话语权。那时就需要有人站出来与医疗利益集团抗衡、为弱势者说话。有了民主法治和形成开放社会，只是艰巨的博弈、追求公平正义的壹个开始。

女真帝国对中国社会的祸害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一年

简论满清对中华的恶劣影响（节选自致一位学者的信）  我想重点阐述的，则是另外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满清的一系列问题……我知道您在文中重点讲述的是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专製与民主的问题，其中的史实性内容我大多都有所了解，也贊同您的观点。我想重点说的，是您提及的问题的支线问题，也就是满族统治集团与汉族、维回藏、西南诸民族的关系，以及满清政府的种族压迫、其侵占关内后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政策方向与原则、製定和执行的种族根源。

    首先，无论体製内外、中国大陆内外，普遍回避或极大的淡化对满清对汉族（一些时期还包括对回族、苗族、维族、壮族）的血腥屠杀，以及满族对汉族实行的残酷的民族压迫。而您在文中提及的满清的种族政治已经是比较多了（虽然以我的立场认为比重还是不够大）。而其他绝大多数汉族（或者非满族）学者，因各种原因，如体製内的担心触及民族敏感问题、体製外的自由派反对民族主义等，以及国内外满族和亲满人士在学术和舆论上咄咄逼人的行径，还有隐秘但浸入大脑与内心的满清遗存的奴才思想影响，普遍拒绝大量的、全面的、本质性的揭示清代满族对汉族等其他民族实行的种族屠杀与压迫。

    甚至，还有一些历史界、文学界、文艺界的汉族人（汉奸）在为满清的血腥残暴的种族政治涂脂抹粉。例如90年代开始盛行的以贊颂满清「盛世」为主的「辫子戏（包括歪曲变造、选择性乃至製造谎言描述历史的所谓『正剧（例如《康熙王朝》』）；以及以戏谑化方式淡化满清罪行历史剧的「戏说剧（如《康熙/乾隆微服私访记》）』；为残虐统治抹上浪漫外衣遮蔽人民苦难的『穿越剧（如《甄嬛传》』）」、如阎崇年、二月河（凌解放）等人对历史的歪曲与选择性记述，将满清血腥、专横、钳製自由的高度专製和野蛮政权刻画的爱国亲民（与描写中共领导人「打江山」、「坐江山」的影视剧颇为类似），且一概回避满族对汉人实行种族性质的屠杀压迫、清代的汉族人被歧视性对待的基本史实。甚至这种歪曲还影响到国外史学界和汉学界，例如孔飞力的代表作《叫魂》中就受满清史观影响，美化乾隆和满族亲贵、贬低江南知识分子阶层。据我所知，这并非孤例，相反国外史学界、汉学界尤其清史界严重受满清余孽影响。

    90年代以来满清余孽的日益得势，也反映了满遗很擅于利用汉民族虚弱之时兴风作浪。1989年底，正值六四镇压的白色恐怖肆虐之际，满遗却趁机建立所谓「颁金节」，公然庆贺其在皇太极建政、确立满族的历史事件，以此倡导满洲主义。歌颂满清尤其所谓「康乾盛世」的史学研究、书籍和影视剧大量出现，也正是发生在六四之后、中华的民主歌声戛然而止、中华民族陷入危机之时。每当汉族沉沦、衰颓、内部矛盾剧烈、处于黑暗中、前途迷惘时，满遗及汉奸就会趁机兴风作浪、耀武扬威。例如同样在民国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日寇入侵等国难之时，满人和亲满汉奸都乘机逃脱了本应接受的历史审判和合理清算，还从中渔利。他们从来不老实，不甘心做中华民族的平等一员，而是千方百计趁汉之危，勾结狡诈恶佞的汉奸施展淫威、逞凶为恶，占尽汉人的便宜。

    满清入关之后，其对官民不分清浊良贱，一概杀戮，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即便是横扫欧亚的蒙古人，也在攻击襄阳、杭州等时没有大行屠戮，对汉人的抵抗还有些许敬意。而满清以及他们的祖先金国时期的女真，则是对汉族极尽侮辱凌虐，从对宋代徽钦二帝和千百宗室女眷的凌辱，到扬州十日时「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冈峦。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红颜。」满人用屠杀任何敢于反抗的汉人和奸淫汉人女性，来从肉体和精神上摧垮汉人的抵抗意誌，让汉人如奴隶般屈服。

    满清侵入中原和江南200余年，不仅大肆屠杀和奴役汉人男性、奸淫和占有汉族女性，还将数百万满人全部变成剥削和食利者。满人常年仅为汉人的百分之一左右，但却占据了国家中枢和地方大员中的半数以上，且在核心决策职位（如军机处）和关键职务（如重要督抚、将军、钦差）上占绝对优势且比同级汉臣有权力优先。而八旗军队从军官到士兵的俸禄和供给同样远高于汉军为主的绿营。

    而这些满人官员与军人的家属同样依靠对汉族的剥削压迫，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满人中的男性更是普遍用各种手段占有汉人女子（就不包括战时的抢掠，只论和平时期），包括二月河这样为满清洗地的作家，都承认满洲旗人在四处「风流」，乃至始乱终弃并留下子女（而这当然同样是建立在满族对汉族的民族压迫之上的，没有满清暴力机器对汉人女性和她们亲属带来的恐惧，以及八旗子弟金钱的利诱，他们怎么可能得逞）。

    而即便最为低微的、没有权势的旗人，也可以不当差不纳粮，领着各旗的禄米和钱款，过着悠哉悠哉的日子。而这些钱粮都是从汉族老百姓那裏征收和掳掠的。虽然在雍正一朝，曾推行过让旗人「自食其力」的政策，但后来无果而终不说，政策本身也是将大量肥沃土地免费划给旗人耕种（然后许多旗人并不耕种，而是雇佣汉人当起地主继续不劳而获），而汉族农民在康雍乾「盛世」时也经常遭受饥荒，其他年代更是饿殍遍地，「人相食」时有发生。

    因此，从满清皇帝到「底层」满族人，均作为统治民族成员享受着各种特权和优待。他们时常表现出所谓「豪爽」、「汉子」的一面并以此为荣。但这些都建立在他们的花销全部来自于汉人的劳动、他们得到的服侍无不浸着汉人的血泪（例如「旗下家奴」製度下，比农奴还要悲惨和没有自由的汉人奴隶要服侍他/她们的满族「主人」）的基础上。他们当然可以利用这些掠夺的人口和资财挥霍，赠送他人财货甚至女人以显示其「义气」的一面。这是比殖民统治更加残酷和直接的全面的民族压迫。但这一切，都被中共政权和体製内外的「精神奴才」忽视甚至美化。

    而满清统治对中华更深层次的伤害，则是在思想文化与民族气质上。如果说西方殖民统治在带来罪恶的同时，也辐射了文明进步，而满清对中国的统治，则扼杀了思想的自由、给士农工商都带上了臣民的精神枷锁。虽然此前的王朝思想自由也是有限的，但满清更彻底的进行了文化专製，在「康乾盛世」之时恰恰也是满清扑灭一切鲜活思想之日。虽然有个别残存的士大夫阶层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也只能通过隐晦的方式发表言论，并且无法得到有效传播。

    如您文章所述，满清的文字狱达到了史无前例、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其统治稳固时期）。这在现代极权主义以前，哪个政权都难以企及满清的思想控製。「文字狱」的背后是「思想狱」、「灵魂狱」，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汉唐气象、魏晋风骨、明代忠臣谏诤与士大夫苦守清流，乃至如《儒林外史》中那些明代平民「士人」的狂放自由，在清朝则全部成了辫子奴。文字狱不仅残杀「反清復明」和疑似反清分子，连尊奉清朝、在顺治哭庙前为民请命的金圣叹等文人，也惨遭杀害。只有如方苞那样奴颜婢膝侍奉满清帝王、曾静那样自我阉割，才能苟活于世（曾静在乾隆朝最终还是被凌迟处死）。还有如纪晓岚那样的表面狂放本质奴性的「家奴式文人」，成为参与篡改历史、为皇帝插科打诨（这不是电视剧而是历史）的乾隆的奴才。如鲁迅所说「满清之于中国，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

    当然，不止是文化专製，还有让汉族胡化、野蛮化、厚黑残虐化。例如中国北方尤其东北，社会风气、民众习气，普遍是野蛮暴力、奸滑顽劣、冷漠残忍、欺软怕硬、媚上欺下……而这些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满人恶毒暴戾的民族习性和治理方式，在这些地区实现了普遍的传染，并将这些奸诈、野蛮等恶劣习性传染给了附近地区的汉人，并遗祸至今。在中国，东北人的各种恶习尤其暴力行为众所周知。事实上，满人及其影响的东北汉人，不仅暴力在各地「首屈一指」，阴毒更是冠绝全国。还有，政治犯和维权人士在东北也饱受残酷虐待和折磨，也就是说体製性的暴力，东北同样领全国之先。虽然劳教所曾在全国都有，但论暴力、阴恶，东北首屈一指。建三江事件，四位维权律师被打断24根肋骨；王全璋律师被强迫按手印、蒙头暴打；记者被各种跟踪威胁……马三家事件，劳教所男女管教人员对女犯的各种殴打、欺凌自不必说，还有普遍性的性虐行为。据作家王藏的采访，女性维权者朱桂芹说，「她走出马三家后就绝经了，有次在截访车上被强暴过。强暴她的人边做边问她「爽不爽？我的鸡巴大不大？」种种暴虐不胜枚举。

    在满人所谓「龙兴之地（准确说是最为肆虐之地、蛊毒的源头）」，强横野蛮是通行证，正直善良是墓誌铭。而东北人一举一动中都充满着野蛮和强横，言行举止把「暴力」和「侵犯」体现的淋漓尽致。还有许多满族「知识分子」也将其野蛮狡诈带入社会、汙染中华，例如满族的「公知」「五嶽散人（姚博）」就是典型的例子。此人爱好约架、暴力威胁、撒谎、辱骂，将满人的胡虏言行展现的淋漓尽致。如一个网名叫「马前卒」的满族媒体人任冲昊，则是那种表面客观中立，实则暗暗为满人种族压迫洗地、尊奉弱肉强食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高知理工社达工业党。任冲昊这类东西，比「五嶽散人」之流危害更大，前者为代表的满清余孽长期控製着中国北方舆论、恶塑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品性，并侵凌着中国南方温和典雅、正直清明的文化。其他如「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张洋、骗子企业家罗永浩、洗地记者王誌安、不要脸公知徐誌戎（肉唐僧）等在互联网上最活跃的流氓、阴毒恶佞的汉奸国奸，也是东北出身的。这些都是因野蛮残暴无耻的满人野蛮文化未必清除造成的灾祸。

    满清作为一个异族政权，为了控製有其百倍人口的汉人，采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满清以暴力屠尽有反抗骨气的汉人，尤其摧毁有独立思想、民族精神的士大夫，让汉人丧失了启蒙者、先驱者、领导者，将反抗扼杀在萌芽中，并精巧的使用类似于商鞅的「弱民之术」和「剿抚并用」的毒辣手段，使得汉人平民分散而难以团结，汉人在一盘散沙、任其欺凌与愚化；另一方面，如鲁迅所言，「他们（满清皇帝）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即以榨取汉人的文化成果为他们自己所用，并选择性的方式利用汉文化，剔除那些自由和反抗的思想，鼓吹其中主张顺从的礼教纲常，并拉拢愿意与满清王朝合作的汉族士人，让他们居于满人之下、其他汉民之上，以满治汉、以旗治士、以士治民，以经过加工、歪曲、筛选的「汉文化」，建立新的文化道统。这与中共将马克思主义乃至列宁主义加以彻底改动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异曲同工。满清入关后的屠杀与征服，及一系列的製度化奴役措施，摧毁了汉人的骄傲与骨气，切断了汉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承，扼杀了汉民族的民族性，也是汉人普遍丧失民族精神、大规模死心塌地充当汉奸的开端（蒙元时期不仅短暂，而且也没有进行精神上的全面征服，而满清却摧毁了汉人的民族特质与国风民骨），并如浸入骨髓的毒药一样，为祸至今。

    同样，满清对于历史的篡改、文献的破坏也是惊人的，同样引用鲁迅先生的话「现在不说别的，但看雍正、乾隆两朝对于中国人着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震惊。全毁、抽毁、删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篡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篡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盛事的，但他们不但搞乱了古书的格式，还篡改了古人的文章……」其政权湮灭和篡改汉人的史籍书目，毁掉任何批判满族入侵、屠杀和实行种族统治的着作。因此，像扬州十日等屠杀才没有非常正规的当时史书流传，而这反而成了今日满清余孽否认历史罪行的借口。他们只说「没有正史记载（其实是有正史性质的侧记的，例如外国人的见闻《鞑靼战记》）」，而回避当时满清高压统治下，根本就不可能允许书写和流传记载屠杀的正史。在这方面，中共又与满清异曲同工，拼命淡化和抹杀历史，禁止对历史罪行的调查和记录。只是由于当代文化普及与印刷业、传媒业的发达，尤其影像时代的到来，中共难以像当年满清那样完全控製主流舆论和历史典籍、不能彻底抹除罪恶罢了。满人和中共都希望让人们忘记他们的历史罪行，「一切朝前看」，压製对真相的探索并试图以时间淡化罪恶（某种程度他们的确已经得逞了），避免激发愤怒与反抗、被清算或报復，以维护既得利益。而他们製造的累累罪恶，屠戮的亿万生灵，则都沉冤于地下了。

（而民国建立后，尤其民国初期，中国思想文化「井喷」、「百家争鸣」重现，更从另一面体现了满清专製压迫之严酷。试想，如果没有满清二百多年的文化专製、思想禁锢、篡毁历史，中国还会承受数百年的外敌屈辱吗？还会被列强的科技、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打败而没落吗？甚至如今的中国，都会因17至19世纪很可能的文化再兴，早已处在民主法治之中了。隔海而对的日本，在一部分方面就是成功的镜鉴。而中国却因蒙昧自私残暴的异族统治，失去了更早文明开化的机会。）陈寅恪曾经说过，「道德交替的时代都会出现两种人。『巧者』会利用新规则的权利逃避旧规则的义务，利用旧规则的权利逃避新规则的义务。『拙者』则会放弃新旧规则的权利，承担双重义务。」满人就是典型的「巧者」，既在民国之前通过血腥屠杀和疯狂掠夺获得了特权和进行了压迫，又在民国时期和当今利用近现代文明社会反对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宽容和解式道德，躲过了原本应该经受的剧烈惩罚。满人给汉人带来了极大伤害和屈辱，却并没有付出应有的代价，甚至还利用其「少数民族」身份博取国内利益和国际同情。

    满清的「奴才文化」不仅在其统治华夏的二百多年灌入汉人人心，还遗祸至今。即便在激烈批判满清的民国，满清遗老遗少还通过篡改历史，编撰了美化满清专製、淡化历史罪行的《清史稿》，为祸甚大。而中共建政后，更是连同盟会和国民党当年主张的反满思想都进行否定和批判。毛泽东时代杀人如麻，无论知识分子、进步学生、前国民政府人士、党内反对派……都遭遇血腥杀戮，对维、藏、蒙各族也肆意镇压，但对于与汉族有「屠祖之仇、夺女之恨」的女真和满清，包括当时还活着的满清原当权派和贵族，却惊讶的宽大，从末代皇帝溥仪到载涛等遗老遗少，都在政治动乱中得以保全。文革中明陵、嶽飞墓袁崇焕墓，以及徐锡麟、秋瑾、章太炎等反满抗清誌士的墓葬都遭受严重破坏，万历皇帝遗骨被拉出示众，而清朝皇室的陵墓却均未被破坏，甚至建国前参与盗挖清陵的人还被中共政权处决。毛泽东甚至还自称曾是满清和溥仪的臣子，贊誉满族「了不起」，言辞间对成为满人政权的臣民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血腥的文革中，从民国知识分子到中共党员纷纷遭受迫害，满清遗老遗少却以最幸运者的身份躲过了运动打击（最多有部分皇族被下放劳动，在当时已经属于非常幸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被批斗致死，满清的皇帝却得到善终，何其讽刺。（此外，中共政权迫害国民政府人士，迫害民国时代汉族优秀知识分子，客观上也是替满清做了报復，并一定程度接续了满清的衣钵，切断了打倒满清、恢復中华的民国的国脉）而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恐怕和他本来（至少在晚年）就对满清那套专製製度和「奴才文化」很认同有关。而其后的邓江胡习时代，均默许甚至鼓励歌颂满清的作品登堂入室、禁止关于反映满人对汉人及其他民族屠杀暴行的题材上映，除了「维稳」、「民族团结」的现实政治需要，还在于中共统治集团，与满清及满族遗老遗少「心灵相通」、「相互谅解」、「惺惺相惜」，有着共同的统治形态和内质的高度共通。（当然，还有就是，满人和东北汉奸在中共取得政权过程中出力甚多，例如中共在东北的经营和辽沉战役的胜利，以及后来大批干部「南下」，都有满人和东北人出力的影子。例如有一个叫「关山復」的满人后来当上了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从其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復辟之誌）具体说来，中共和满清二者，都视汉族及其他弱势民族民众生命为草芥，崇拜暴力与强权、统治专横而野蛮、手段残忍而暴戾、品性奸狡而凶狠、为维持统治和社会稳定不惜一切残酷手段、对最具骨气和能力的反抗者毫不犹豫的剥夺生命与肉体摧毁、建立系统化製度化且软硬兼施的以奴化国民为首要特征的社会管製体系、製造不平等和划分尊卑等级（例如满清的满汉之分、八旗体製、「包衣奴才」和「旗下家奴」，与中共的户籍製度、城乡二元体製、官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悬殊的福利待遇差别）、形成庞大的剥削与食利者（满人和中共特权阶层；八旗子弟与当今「红二代」、官二代」）、摧毁人性尊严和建立臣民和等级社会、以经济发展掩盖戕害人权、对民众分化瓦解和「分而治之」、核心统治阶层总体「斗而不裂」且关键时刻一致对「外（被统治者）」、纵容贪腐和压榨以拉拢官绅阶层巩固统治、禁锢思想扼杀自由、全面篡改历史扭曲真相、严密控製舆论和封锁负面信息、大兴文字狱毁灭事实与罪证、戕害独立知识分子、培养奴才式文人、愚化奴化民众、「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对外出卖国家利益以维护统治阶层利益……中共与满清有太多相似，不胜枚举。（虽然以上问题中的一部分在其他朝代也有，但是都没有满清和中共突出、恶劣）习近平时代，体製内对于满清的吹捧再度达到新高。由包括阎崇年、李治亭在内专一为满清种族屠杀和压迫洗地者主编的《清史》，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政权都大力拨款和提供人才支持，习近平时代更是达到高潮，将修撰《清史》当成政治任务，习还亲自为《清史》的编撰做批示。人民日报等官方喉舌还公开发表高度贊颂满清统治、鼓吹要「牢牢把握清史编撰话语权」的文章。还有游离于体製内外的如以「战争史研究」自称的满人包衣余孽阎京生，也是典型的既维护其满族特权、为满清统治涂脂抹粉，又歧视穆斯林、贬低黑人的典型的满清余孽。中共还纵容为满族洗地的满人和汉奸学者肆意篡改历史，如李治亭将满人通过血腥屠杀实现的「剃发变服」是「满汉融合的成果」、「剃发留辫」恰好证明清朝满洲人的做法取得了完全成功」……」种种无耻之言竟可登堂入室、公开宣扬。满人利用中共的「民族团结」政策来遮蔽自己的历史罪行，并半地下半公开的保留和增加自身的特权。满清王朝都灭亡一百多年了，如今却还凌驾于汉人之上。一个人口不到中国1%的民族，却骑在人口百倍的十多亿汉人头上，何其讽刺。（此外，据报道，2017年中国官方教科书废除了元朝「四等人製」的论述，同样是中共为了所谓「民族团结」取悦蒙古人和满人（当时的「色目人」），以及防止人们将之与现在的户籍製度比拟，而美化蒙元、歪曲历史的举动）而自恢復高考以来，满清余孽及其盟友仆从附庸人口最多的东三省（尤其辽宁省）的重点院校（一本）录取率一直仅次于京沪津及西部地广人稀省份，是人口众多的省份中高考录取率最高的。而众所周知，东北地区民风恶劣、国民素质总体低下，教育出的学生「才」不见得多高，但「德」却远低于其他任何省份尤其长三角地区。而在具体高考录取和自主招生中的猫腻则远较其他地区恶劣。但东北地区却能长期保持非常高的重点院校录取率，而且满族普遍得到作为少数民族的高考加分（虽然只加5分，但是在中国高考过的都知道那5分多重要。当然相对于东三省在录取率上所占的便宜，这个加分的影响的确是相对「小的」）。这很明显与中央和东三省的主政者的政策偏袒有关。而众所周知，在中国，高考对人生命运有巨大影响乃至决定性作用，各省的高考录取比例及名额分配关乎各省考生前途命运。

    这种极不合理的录取政策，一定程度继承了满清时代科举考试民族和区域录取不公的现象，也延续了满人及北方各遭胡化浸淫政权实行的「重北轻南」的录取方针，尤其极力压製教育质量极高的江浙地区的录取比率。而在北方的录取率中，东三省录取率远超陕冀晋鲁豫等其他所有非直辖市省份；满遗和亲满汉奸中的精英集中地--北京，更是有全国最高的一本录取率。这种对录取率的规定，显然是教育部乃至国务院资源分配决策的一部分，东北学生和北京学生获取的这些不正当的巨大利益，是建立在牺牲中部刻苦学习的弱势学生前途、挤压江南地区德才兼备的优秀学子权利的基础上的。这还导致了大量流氓恶棍跻身重点院校，继而进入党政和企事业单位高层，权钱皆得并代际传承其恶；而江浙及中原地区大批的善良、刻苦的学生，却因低录取率无缘名校。于是，劣币驱逐良币，满人及其传染的汉族东北和京津野蛮人取得了控製中国的优势。满清已被推翻百年，但满清余孽、其附庸们的余孽却还在继续剥削曾屠杀过的江南和中原人民，在高考这一当今中国教育的核心领域挤占录取名额、危害其他地区每年数百万累计上亿考生的核心利益，这多么无耻，又多么讽刺。

    其实，何止高考，包括政治中枢、权力结构、资源配置倾斜方向、财政转移支付、文化政策……都是「重北轻南」、分配不公、设置不平的。满人并没有真正融入汉族，也没有平等的参与进「中华民族」，而是嵌入在汉族人口为大多数的政权之中，保有其相对于汉人的独立性特异性，鸠占鹊巢式的跻身高层统治集团，谋取满人及与被其胡化的汉人的利益。满遗就像入侵正常肌体的癌细胞，如寄生于生产者身上的寄生虫，极大的影响乃至作为关键势力参与操控中国政治权力的中枢，大批满人及亲满东北和京津汉人成为大权在握的国家官员和公务员。南方被东北野蛮残暴者疯狂的吸血，每年得到南方的转移支付以数千亿计，供养的则是如当年八旗子弟那样的东北不劳而获、少劳多获的特权阶层。看看现在富得流油、大讲排场的东北权贵、土豪，就可见一斑。这是一种「国内殖民主义」。而这，自然有利于满人得到更多特权，且将其阴险狡诈、残暴恶毒的文化传染更多地区和个人，如无製约的黑社会对平民的危害那样，造成更大伤害、更多人成为这种阴险与暴力俱备言行体系的加害者和受害者。他们在获益的同时，还在不停的谩骂、伤害着为他们「供血」的南方人民。这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进行时」；这已经不止是历史问题，还是当前的问题。

    而同时，中共从毛泽东至习近平时代，始终压製汉民族意识、阻止汉民族的觉醒，以「中华民族」代替、抑製汉族民族主义，封杀、限製关于汉族抵抗满清等蛮族入侵的学术研究和文学作品（而如前所述，同时却极力纵容乃至支持满遗和汉奸编撰美化、贊颂满清的各种研究），千方百计防止所谓「大汉族主义」思潮并远远矫枉过正。江泽民主张「闷声发大财」，而满遗也在「闷声渗透中华」。作为江苏扬州人的江泽民，却纵容歪曲历史、粉饰满清的「辫子戏」到处上演（虽然他曾经表达过对史可法的敬仰之情，但是现实中并没阻止满遗各种类似于復辟的行为）。相对于「辫子戏」的轮番上演，反映明末清初汉人抵抗的影片不仅大多胎死腹中，即便拍摄出来，也被封杀限缩，如《大英雄郑成功》等哪怕只是支线内容带有反满、反清復明的电视剧，也被撤档停播。央视拍摄的纪录片中涉及到了《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宋应星一家包括他本人都是抗清英雄，片中扮演宋应星的人却蓄了辫子。甚至连有的网络游戏中的「汉」字旗帜也被「和谐」掉，变成无字的空白旗帜。只有反映更久远且为数很少的带有弘扬汉民族色彩的影视剧才得以幸免（如《汉武大帝》），且凤毛麟角。在绝大多数场合，作为中国主体民族、占人口90%以上的汉族人民，居然不能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自觉意识，而是被裹罩在「中华民族」的大而不实的躯壳下丧失民族灵魂，何其不公、何其讽刺。

    总之，中共千方百计抹除汉族的民族意识，跻身中共政权党政高层的满人更是通过各种手段抑製汉族人民的苏醒和復兴。一个占有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民族，居然没有自己的独立民族意识、不能纪念自己民族的英雄与死难者、不能为历史上受难的民族同胞伸张正义，这是多么屈辱的事啊。「靖康耻，犹未雪」，而满清奴役中华近三百年的历史同样没有洗雪，让汉族被其压迫而成的奴性没有祛除，汉族应有的荣光也没有恢復和发扬、发展，汉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特色因此丧失，这是每个炎黄子孙的耻辱。

    当然，这也不只是中共的问题。满清和中共对汉民族的压迫政策是一方面，而汉族人民自己缺乏觉醒意识也是一方面。除了清末民初的汉族觉醒，汉族再无重新凝聚、復兴的意欲与信心。而满清统治后期和中共统治前期，正是民族主义在世界勃兴之时，但中国的汉族却被异族/专製政权压抑，错过了提高汉民族凝聚力、团结一心开拓进取的时机，导致汉民族没有像世界许多民族那样，争取民族尊严和自由解放，而是继续一盘散沙、民族认同感低下，甚至出现大批的汉奸、逆向民族主义者。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中共建政后以至今日，汉族中的民族败类就层出不穷、比例远高于任何其他民族。例如抗战中中国伪军不仅数量世界第一，占被侵略国家人口的比例也是最高的，而且还是在汉族遭受日军大规模的屠杀、奸淫、抢掠、摧毁，二战中平民受害最深的情况下。这可见汉人的软骨与凝聚力之低下，离心倾向之严重。

   （值得说明的是，中共如今对包括维吾尔人、藏人等西部诸民族的镇压，更多出于宗教而非民族因素，主要出于维护统治而非民族主义因素，且与当年满清对新疆、西藏乃至西部回族聚居区的政策趋于一致，某种程度是对满清对维藏回等民族压迫的继承。我当然坚决反对对维族和藏族的压迫，尤其痛恨对新疆的集中营政策。因为维族藏族回族都从未全面压迫过汉族，没有像女真/满人那样对汉族进行单方面的血腥杀戮、奸淫和奴役，汉族和维藏回等民族只是互相有过冲突而已，不是单方面的问题。反而当年满清时，满族作为统治阶级，驱使汉人、利用汉人去镇压维藏回等民族，让汉族和维族/回族双方死伤枕藉，而满人自己坐收渔利。而那时也没有因之产生大汉族主义。如今虽不是满清掌政，但中共与满清颇多类似，同样压製汉民族主义。因此新疆集中营的建立、对维藏回等民族的压迫，并没有代表汉民族主义的崛起。而且，这也是汉民族的耻辱，我们不应该在受满人压迫后、现在受满人遗害和余毒未消时，同时又做对另外弱小民族的加害者，针对没有单方面历史血债的民族进行如此残酷迫害。这是罪行，未来必须对维族道歉、补偿、清算（包括对刽子手处以极刑））（有人看了我反满言论后说我是大汉族主义、种族主义者，还因此意淫式联想出我支持中共对维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压迫。而我恰恰是反种族主义的，既反对满人对汉人的种族压迫，也反对汉人对其他民族的种族压迫。这些指责我的人还列举中共对维藏回蒙等民族的镇压行动说明中共是大汉族主义者、相关行为是汉族迫害少数民族。可是至少在「前30年」时期，汉族同样受到残酷压迫，许多汉族省份（如河南、安徽）被饿死杀死人数远远超过少数民族聚集区。而且他们忽略了一点，就是恰恰满族没有受到清洗压迫（甚至轻微少量的杀戮都没有（老舍之死显然与其民族属性无关，相反恰恰是其比较明显淡化满族身份、与满族圈子疏离，才被当成一般知识分子整死，像满清皇族反而被保护起来了），惊奇吧。隔壁内人党事件中蒙古族死伤枕藉的时候，吉林延边朝鲜族地区被大规模破坏（但是没怎么杀人）的时候，不远处的满人却毫发无损）。满族是反右、大饥荒、文革期间受损最小民族（比汉族都小得多），东北是受损最小地区（小于全国几乎所有其他地区）。以上这些信息及各族各区域受难情况对比都可以很容易通过历史常识判断，以及搜索资料查到。

    还有，如前所述，维回藏蒙被血腥压迫最惨痛的时期，恰恰是满清掌政时期。无论是清准战争后对蒙古准格尔人的种族灭绝（杀死和间接致死了蒙古最强部落准格尔部落约80%人口），还是镇压新疆穆斯林大小和卓（霍集占）反叛、镇压吴八月等人的苗民起义、镇压杜文秀的云南回族穆斯林起义，以及挑动陕甘回汉互相杀戮及镇压白彦虎、马化龙起义，及这些镇压中伴随的带有种族性质的血腥屠杀，都是满清所为。而直接指挥、主导这些镇压和屠杀的，是满清皇帝康熙、满族将军费扬古、福全、佟国刚、兆慧、福康安、何琳、多隆阿等人。公开下令灭绝准格尔部的是非常强调满族独尊地位与满汉区隔的乾隆。即便为数不多是汉人将领指挥的镇压，如左宗棠率军进军新疆造成维汉冲突和冤仇的「湖湘子弟满天山」，真正决策者不也是满清皇室吗？在西藏开始实行高压统治的也是满清，派驻了驻藏大臣实行实地控製，并武力镇压藏人反叛。满人统治的清朝是汉蒙回藏苗等诸其他民族共同的地狱。

   相对的，汉人王朝明朝却对边疆异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并不实际控製，只是令其臣属纳贡。只有在遇到入侵时才反击，如对蒙古和女真，并且也没有进行种族灭绝和大规模屠杀。明朝汉人也对西南苗民有征服，但是没有种族屠杀（当然一定有对平民的伤害包括杀人、强奸，但是规模程度都不能和满清相比），反而带来文明教化。而与维藏几乎没有军事冲突。这并不是说明代就多么伟大文明，但是的确比满清文明太多了。就像美国和苏联都入侵过阿富汗，但是两者做的事性质和程度都大相径庭。后来汉民族主导的、带有强烈汉民族主义色彩的民国也没有刻意迫害少数民族。

    如今中共对维回蒙藏的镇压，起源都是满清时期的征服，中共也在修史及编写历史教科书中公开承认清朝对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贡献，对以上提及的包括准格尔屠杀（平定准格尔）、镇压大小和卓（平定回部）都予以正面评价，间接承认民族政策的继承性，并且以此作为中共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的法理依据。加上前面我所叙述的其他方面中共与满清的一致性、继承性，可以说，中共政权就是满清政权的延续、借尸还魂。汉族和这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包括种族性质的杀戮导致的数百年恩怨，也是满清时期起源、由满人的征服和挑唆引起的。满清/满族/女真是汉蒙回藏苗等诸民族的共同敌人，不仅过去是，现在那些死不悔改从事政治、思想各种路径復辟满清的满族也还是敌人。即便不管现在满族人对民族压迫的参与，即便现在的确存在一定的汉人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尤其在新疆），起码是不是需要论清楚历史责任、事情渊源乃至起码的是非对错？始作俑者是谁，是从哪个年代开始的？那些指责我是「大汉族主义者」、认为中共镇压少数民族行为是「大汉族主义」的，应该睁大眼睛仔细看清事实，看看这个账最需要找谁算。把满族和维回蒙藏苗等民族等同看待和对待，就相当于二战中把美英法这些反法西斯盟军和纳粹德国及日本当成一路人。如果同情维回藏蒙等少数民族，那更应该痛恨满清，痛恨现在各种为满清统治粉饰甚至美化辩护，甚至以满清为荣的满族及亲满汉奸、东北及蓟辽特权汉人。

    还有，那些指责我的人说我这样的「大汉族主义者」类似于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完全颠倒了黑白。那些满人和亲满崇清汉奸才类似于美国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显然，满清统治下满人类似于白人的地位，汉人类似于黑人的处境，而不是相反。强调汉民族主义，是为了反抗满族的压迫，就像黑人反对白人压迫一样，怎么可能是相反的关系。汉民族虽然是中国的主体，却并不是主导者。至于现在虽然满人已没有清代那样的绝对主导权，但是却和亲满汉奸勾结「各取所需」，并且继续实行类似于满清的暴政、称颂满清的「功绩」，并与满清政权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这些我前面都详细论述过了），执政者不是血统上的满族却是精神上的满族。即便是极端的汉民族主义者，也不过是像黑人中的「黑豹党」那样虽然政治不正确甚至破坏稳定和谐，但也情有可原。起码应该在批评他们同时也要批评三K党，就像批判「皇汉」也应该批判「满遗」。

    我以上所说这些全都有据可查，而且非常方便容易的就能搜索到相关信息，甚至有些就是将一般知识分子都了解的一般历史常识稍微加以对比思考就可以得出来的结论，不知道那些指责我以及反对汉民族主义、反对反满的人，究竟是真不懂还是装煳涂）而在体製外、海外，满人篡改历史、粉饰和否定血腥屠杀和种族统治的行为也越发猖獗。例如具有相当重大影响力的中文维基百科（英文的我还没有去仔细分析，但是也可以看到满人篡改历史的迹象），在涉及满族、满清屠杀等方面的条目上，多是由反华反汉主义者编撰，选择性的、歪曲事实的方式叙述，还删除包括我在内的汉族编撰者对相关条目的纠正。这将直接影响数亿已浏览和潜在会浏览维基百科者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对满清历史的认识。

    此外，还有如臺湾的一个叫富察延贺的很知名的满族书籍出版商，创立了一个叫「八旗文化」的出版社，经常性出版歪曲历史、美化满清等游牧民族对汉族的入侵、屠杀的书籍。而这些书籍还成为蔡英文上任后阅读的书单中的一部分（蔡英文在Instagram上张贴的她一年中要看的一个书单，二十部书中的七八部都是「八旗文化」的），可见其之毒害深重、为祸之广之烈。「八旗文化」出版社显然是满族人出资出人创建、背后有满人提供各种支持的，目的就是为了歪曲历史、分裂国家、解构汉族和中华民族、宣扬满人在内的各蛮族至上主义。而富察延贺本人也经常在Facebook等平臺发表种族主义和蔑视汉人、为女真/满清及匈奴、蒙古人洗地的言论。例如他将冒顿骚扰吕后的行为称为「文化差异」，还将饱受屈辱的宋徽宗的「后代」称为「满族人」，为金人奸淫宋王朝嫔妃无耻辩护，还汙蔑化称汉人为「尼堪」（相当于日本将中国称为「支那」），字裏行间以其民族历史的残暴为荣。

    还有一些满独分子在海外到处挥舞满清和伪满洲国的旗帜，宣扬种族主义、粉饰满清屠杀（反而声称辛亥革命屠杀满人。辛亥当然有对满人的攻击，但是那是合理的报復，而且明显杀得少了，绝大多数遗老遗少得以存活乃至被优待，所以他们现在才有机会跳出来篡改历史）、颠倒黑白，许多其他政治反对派（例如一个叫「古懿」的在美国乔治亚大学留学的满族学生，就在包括推特在内的各平臺疯狂攻击汉族，发表露骨无耻的种族主义言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都是恶毒攻击汉族、发表种族主义言论。这还是在他们Facebook、Twitter等公开贴上看到的。而私下和非公开场合又有过多少如此的种族主义和颠倒黑白、汙蔑汉族受难者的言论，可想而知。但这样的毒瘤，却得到许多中国大陆自由派和港臺「知识分子」的支持、亲近，还有如蔡英文这样的政要、地区领导人欣赏和阅读其出版的书籍。这是极为可怕的事情。当然，在墙内这种满清余孽也普遍存在，横行于贴吧、QQ、微博及各种论坛平臺，肆意发表汙蔑汉族言论，还利用中共的民族政策和维稳体製举报反清主义者，在辛亥革命过去百年后还如此嚣张。这种嚣张是有中共政权倾向满遗、满遗有组织有团伙合作和支持作为底气的，这也反映了如今满人在中国的得势以及消灭其中极端分子的必要。

    这些满清遗老遗少正在利用中共所谓的「民族和谐」政策和设置「防火长城」与外部网络隔绝的状态，大肆篡改历史、混淆是非、指黑为白，影响亿万世界民众的认知，在国际上丑化汉族乃至中华民族。其行径可耻可恶可怕。

    但可惜的是，中国自由派忙于「反共（有的是假反共真敛财）」，对于捍卫历史真相、维护民族尊严根本不关心，甚至还与这些满清余孽眉来眼去、有各种不正当关系。海外的华人多于满族数十倍乃至百倍，却依旧如满清统治时那样懦弱、麻木，没有几人肯站出来对抗这些为满人粉饰罪恶者。而被他们歪曲的历史、被汙蔑的汉人，在当年被虐杀、强奸、奴役之后，在后世，在当今，却还要被那些刽子手的后代编排，继续蒙受冤屈。

    我们一定要改变这样的状况。我知道，越是站出来的人少，站出来的人风险也就越大。但是我还是希望各路学者尤其知名的社会活动人士，勇敢的站出来，捍卫汉族遭遇的历史真相、为汉民族的復兴、各民族的平等与正义呼喊，在学术和舆论阵地上击败那些无耻的否定罪恶、丑化汉人的满遗恶棍，让汉族得到理所应当拥有的话语权。

    汉人被女真/满清、蒙元奴役了共计数百年，我们不能再忍下去了。必须荡涤历史尘汙、还原事实真相，洗雪民族耻辱，告慰祖宗灵魂，再造崭新中华。 

气候变化与中国社会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一年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国际热点。气候变化指工业革命后尤其近几十年来地球气温的极速升高、极端天气的日益频繁。

    对于这种气候变化的成因，则几乎一致指向了人类活动。引用维基百科这段定义性说法（当然并不是说维基百科是权威的，而是其来源是权威的、内容是可验证的，这段话也有高度概括性、言简意赅）：目前有强烈的科学共识认为，人类经济活动造成近几十年的全球暖化，对于「在近几十年，人为造成的全球暖化存在，并正在发生」是事实的这点，在学术界当中是没有争议的。超过97%的气候科学家认为「全球暖化存在，且人类活动极有可能是导致近半个世纪的全球暖化现象的主要原因」。

    气候变暖的危害及应对

    而这种气候变化的危害同样是非常明确的。因冰川融化致使海平面上升淹没低海拔地区、强降水和洪涝频次增多、传染病向高纬度地区扩散、干旱地区更加干旱和沙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极高纬度地区因冰雪融化变冷破坏生态、流行病增多、农作物减产、臺风等热带气旋增多增强等。这些都对人类乃至所有地球生物的生存造成严重的危害和威胁。如果不能及时阻止气候变暖的不断加剧，那未来人类将遭受极为惨痛的自然灾难和诱发的人为灾难，甚至人类可能会因之灭亡。

    而气候变暖（气候变暖是本轮气候变化的主流和关键，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也是关于气候变暖的，所以以下如无特殊情况，就以「气候变暖」而非「气候变化」称之了。还有，「气候变暖」并不仅是指一种人为因素导致的自然现象，还是会造成灾难的气候危机）主要由于人类活动造成，包括工农业活动和各种生活消费。想要遏製气候变暖，就必须限製工农业生产和个人消费，减少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生产、供给、使用。这将极大影响各国和各国民众的经济发展、就业、生活质量、社会稳定。而且，遏製气候变暖，必须实现国际的广泛合作，但气候变暖对各国的影响不同，各国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及国民生活质量也不同，各国对气候变暖的反应也不同。于是，气候问题不止是一个科学和环境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人权问题、民生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及其他许多对人类而言重要而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背后，涉及到巨大的利益纷争，影响着各国家、民族的兴衰，关系到无数人民的生计、生活、生存与死亡。

    此外，还有一点即「气候变暖否定说」的广泛影响。由于宗教、社会信任度、教育普及度及质量、价值观与文化、以及最重要的利益和立场等因素，否认或者质疑气候变暖的力量十分强大，包括大量政治家、社会活动人士及巨量的平民大众，都持气候变暖否定说。气候变暖否定说的几个主要观点，无非是「气候变暖是正常的自然变迁，不是人为因素或者说人为因素影响很小」、「气候不一定是在变暖反而可能在变冷」、「气候变暖是一些政客和科学家为权力或利益製造的骗局」等（还有衍生的诸如「气候变暖不一定会导致各种灾害」、「xx灾害并不是气候变暖造成而是一直都有的自然现象」之类）。这些质疑其实都有大量的事实、明确的证据可以予以反驳、否定，但坚信这些观点的仍然非常普遍。（关于「气候变暖否定说」的谬误，从学术刊物到知名媒体再到各国专家，都有明确而可信的批判，因为篇幅太长，这些就不在此一一搬运列举了，想了解的可以在网上或线下通过可靠渠道查询）于是，各国和各国民众就是否需要遏製气候变暖、如何遏製气候变暖产生了诸多争议。这些争议有利益层面的，也有价值观方面的，以及更多利益与价值观交织的。而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相关争议也十分激烈。气候变暖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从官方到民众的反应及对决策的影响，以及这些反应、争议反映出的诸多中国国内及对外关系问题，也都十分復杂而尖锐，值得分析、探讨，以及给出某种可能的建议。

    首先，中国官方是承认气候变暖的存在及对中国的真实威胁的，对此也做了巨量的研究和分析预测。但是对于具体如何解决气候变暖，以及在国际减排合作中承担多少，与其他国家存在很大争议，自身的政策也在不断变动。

    而更有分析和讨论价值的，是中国民众（当然这裏的「民众」也包括精英阶层、既得利益者）的相关态度和言行。

    中国民众（以下简称「国人」）中大多数其实是怀疑甚至否定气候变暖的。其理由无非也是其他国家持气候变暖否定说人士的那些论调，他们的观点及疑问同样可以用相关的海量而坚实的事实和数据驳斥。

     不过，这些持气候变暖否定说的国人并不能决定中国的气候政策，他们的质疑就科学性本身也没有什么讨论价值。真正有讨论价值的，是包括气候变暖肯定者、否定者在内主流国民对中国对待气候变暖的立场和态度问题，及这背后反映的价值观与利益乃至其他更復杂的东西。

    国人中不乏同意气候变暖真实存在的人，尤其中国社会精英群体。他们的科学素养虽然不算高，但是起码比美国那些虔信宗教的那部分「精英」要更加能理解和承认科学得出的结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中国在气候变暖问题上应担当的角色和责任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也不等于他们热衷于环境保护和遏製气候变暖。相反，他们的立场恰恰是强烈对抗全球改善气候问题的努力、反对中国承担适当责任和付出相应代价的。

     「柴静采访丁仲礼」相关的是是非非

    这种立场和态度，在国人对前央视记者柴静采访中科院气候问题专家丁仲礼一事的态度上，有着非常典型和集中的体现。在采访中，柴静强调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急迫性、发达国家为减排做出的重大努力、主张以专业化而非政治化方式对待全球减排和中国责任问题。而被采访的丁仲礼，则强调气候责任问题划分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政治因素）、发达国家需要承担更多责任、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更多工业发展空间、中国人民有权拥有与发达国家国民相同额度的人均排放权等。丁仲礼还特意提及了发达国家更早工业化、有更长的不受限製排放温室气体的阶段，并强调中国不计过往、仅仅要求未来有权拥有发达国家人均80%排放量即满足。

    听起来柴静和丁仲礼各有道理（虽然那些攻击柴静的并不觉得她有道理），且丁仲礼的话更加符合中国人民利益。尤其丁仲礼为中国人拥有与发达国家看齐的排放权辩护的那句「中国人是不是人」，更让国人感到热血沸腾，称其为「国士无双」、「真正的专家」。而柴静则被认为是站在美国和国外利益集团立场上的叛徒、不懂专业知识且不尊重专家学者，得到了「公知」、「美狗」、「圣母婊」、「卖国贼」等骂名。在知乎、B站、微博等各平臺，都可以看到关于这段采访的相关评论，对柴静的攻击诋毁、汙言秽语不堪入目。

    而真相真的是观众所认为的吗？丁仲礼所说是全部事实吗（同样，柴静说的是全部事实吗）？中国究竟应该在全球减排中担当怎样的角色、负起多大的责任呢？

    首先，丁仲礼所说的是事实，但是只是部分的事实、明显有选择性的阐述。的确，中国作为后发工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和生活水平远不及欧美。对当下的中国来说，经济发展、就业和提高国民收入，比对抗气候问题更加急迫和切实。发达国家则既有先发优势，又有着如今相对优越富足的生活，所以减排责任更大、减排压力理应更小。正是如此，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才有「共同但有区别」的减排共识，中国也正是以「共同但有区别原则」为基准参与遏製全球变暖的国际合作的。

    但另一方面，国人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发达国家付出的更大代价及中国做出更多努力的必要性。确实从人均而言，减排后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量仍然更大。可正如柴静及背景视频中所说，根据协议，发达国家减排幅度将达80%（甚至可能进一步达到95%），而发展中国家减排幅度就没那么大，而且实现碳净排放清零的时间可以更晚。丁仲礼也谈到，发达国家那时排放量将是发展中国家的2.3倍，而此前则是7.54倍。这样的数据说明，发达国家付出的绝对代价和与其原本排放量相比付出的相对代价，都远超过发展中国家。而这就意味着发达国家需要主动做出更多牺牲，包括放弃已经取得的许多工业成就、更多传统工业工人失业，更加冲击现有的社会秩序。

    不错，即便如此发达国家还是有人均排放优势，而且还有历史欠账。可是，让既得利益者主动从现有所得和预期所得中削减非常巨大的份额，已经是非常可观的付出了。虽然既得利益者确实应该付出更多，可是不可能要求他们变得和欠发达国家人均水平一样。这就像再分配和税收，既得利益者确实需要交出一定的收入补贴穷人、维持社会公平，可是不可能要求他们变得和平均工资甚至最低工资标准一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是45%，美国是35%，欧洲发达国家最高的达到75%。对于精英和富豪们来说，即便缴纳75%的个人所得，剩余的25%财产仍然是国民平均工资、最低工资的十多倍甚至数十倍。难道能够要求他们减到等于平均工资水平？那样的完全「均贫富」确实是理想状态，可是这在当今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实现。还有像比尔盖茨，即便拿出大多数钱做慈善，他的资产和消费仍然远高于普通人，可是难道要要求他衣食住行和普通工人、职员一样才算个完人吗？

    碳排放问题也一样。对于发达国家，其工业化程度本来就非常高，农业的集约化程度和人均产值也非常高，虽然近年来第三产业比重日益升高，可其人均工农业产值仍然比发展中国家高了许多倍。虽然这其中有一定的不义收入成分（例如早年的殖民积累和至今的国际分工製造的不平等），可经济成就的主流仍然是辛辛苦苦劳作、创新得到的。减少那么大幅度的碳排放，经济、就业冲击会多么巨大。即便推行产业转型升级、安置就业，也一定会有很大的代价，让一部分人既得利益受损。事实上这种付出也引发了相关利益者的反弹，从石油企业到普通产业工人，都有激烈的反对，并造成了各国国内的动荡不安（美国就是一例）。发达国家已经愿意为碳排放付出总体和人均都更大的牺牲，难道非要让与他们人均工业产值、人均GDP高度相关的人均碳排放量也等于发展中国家水平才可以吗？这样是现实可行的吗？丁仲礼也说分一份蛋糕是「多么大的利益」，发达国家的「利益」都是大风刮来的吗？发达国家愿意做出这样大的妥协，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就不应该也有相应的让步吗？

    可能一些中国人即便对此心知肚明，仍然认为应该要求绝对平等，并且认为我这些话是替富人说话、为既得利益者操心、是站在外国人立场上的「汉奸」。那试想，在中国国内减少碳排放的行动中，上海市人均碳排放量应该降低到青海的水平才算公平吗（哪怕上海显然更受气候变暖影响应付出更多）？河南省郑州市市区的人均碳排放量可能降到和省内乡村的水平一致吗？即便发达地区和主要城市一定程度靠吸血和特权发展起来，可强行在碳排放上要求同一标准就公平了吗？就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包括欠发达地区的利益吗？都知道中国贫富差距悬殊，但未来中国调节收入、改善再分配，可不可能、应不应该让中国顶级精英和普通白领收入相同、白领和普通农民收入等同、所有人收入一模一样？

    如果这样做，也就是符合了丁仲礼及他的支持者主张那样完全平等（甚至还要追及既往）的原则。这是个理想社会应有的样子，可现实根本不可能。在各网络平臺尤其知乎那样平臺上说话的丁仲礼支持者，大都有点文化和收入，很多都在国民收入平均线以上，你们支持这种「均贫富」吗？那些985、211的高材生，支不支持自己和富士康流水线工人一样收入（哪怕前者付出的血汗经常还没后者多，其出身家境更需要补偿性福利）？就以人均碳排放量来说，换做生活优裕的国人，愿不愿意把自己消耗的工农业消费品排碳量降到普通老百姓的程度？以前消费物品排碳量如果是贫困户的10倍，愿不愿意通过降低消费缩小到2倍？

    所以，丁仲礼的那种立场如果从完全理想化的层面看确实是正确的，可是这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不合情理的。人类当下并没有达到那种完全平等所需的环境，支持者自己也做不到与更下层「均贫富」，本国不同地区人均碳排放值也相差悬殊，那有什么资格强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人均碳排放量上一致呢？

    发达国家以巨大幅度减少碳排放但仍高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量、发展中国家付出人均更小绝对量和相对较小降幅但仍低于发展中国家人均，双方人均碳排放量之差大幅缩小，以共同但有区别原则共同进行减排以遏製气候变暖，已经是当下的最优解。

    丁仲礼的谬误

    此外，丁仲礼在采访中提到他作为地质研究者，认为人类活动对气温的影响很小，且后来还提到并不能绝对确定气候变暖是人类活动造成，以及「科学家有主流吗」的说法，其实颇有误导性。他的这种说法颇类似于持气候变暖否定说的人的立场。本来我不想在本文详细评论早被无数论证证伪的气候变暖否定说，但是既然提到丁仲礼的话，还是具体评判一下吧。

    的确，如果放在漫长的地质年代，最近几十年、几百年的升温并不算绝无仅有（科学界也有研究，说明地球存在数万至数十万年为周期的、因自然原因导致的气候变化，即「米兰科维奇循环」），如今的气候变暖只是地球从诞生至今极为漫长过程中的一个微小波动，地球曾有过比现在平均气温高出十几度的时期。可是，这样的从极宏观历史跨度来看属于非常微小的波动，却对当今人类具有毁灭性影响，且这次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不是不可抗的而是可以阻止的。对人类来说，万年跨度、亿年跨度的波动是需要选择忽略的，也是不得不忽略的。就像太阳再过几十亿年也要消亡，地球也不可能再有人生存（地球本身也没有了），人类如果那时无力移民到宇宙别处或者干脆其他星系都不适合人类生存，那人类也必定灭亡，一切人类的痕迹也都将一点不剩。但是这不代表我们不再建设和发展，对各种自然灾害、气候问题不再加以对抗。正常情况下，人类还有从宇宙历史角度非常短暂、但从人类自身角度非常漫长的生存期，可能是几万年、几百万年、几亿年。或者非常悲观的算可能也有几千年。那么在这几千年、几万年裏，人类是尽可能努力延长生存期、让后代过得更好，还是破罐破摔、今朝有酒今朝醉，无视这样会对人类未来（也包括当下）造成的毁灭影响、数以亿计乃至十亿百亿人的痛苦和死亡？再举个更简单的例子，一个人总是要死的，所以出生以后就不用治病、不努力活的更长一些了吗？

    还有，丁仲礼这个说法也下意识（姑且认为不是故意）忽略了常量与变量的关系。人类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升温值的确只是如今地球气温的很小比例，可正是这个增长足以致命。就像人体常温约为36-37度，而如果发烧后，体温无非是38度、39度，最高也不过42度。相对于常温，发烧的增温确实是「少量」的，可这足以造成严重的不适。如果高烧超过40度就可能昏厥，42度在几小时内不退烧就会死亡。前面那36度都没问题，但是增加的这6度就足以让人死亡。气候问题也一样，增加的量的确只有原常量的很小比例，可这足以改变以前的生态平衡，破坏人和各种生物的宜居性，甚至导致人类和各种生物灭亡。（同理，海平面上升也是如此。全球海拔相对值很大，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海拔8844米，世界最深处马裏亚纳海沟11034米，相差近两万米；中国地形的三级阶梯之间也有数千米差距；中国沿海大陆架到大陆坡、洋盆、海沟同样相差数千米。可是，海平面仅仅上升个位数米，就会有许多大城市被淹没；上升15米，长三角珠三角就都泡进海水了。这种上升的数值相对总值的确极小，但足以造成毁灭性影响）而「气候变化不能绝对确定由人类活动造成」，也只是钻科学和现实逻辑的漏洞罢了。且不论那汗牛充栋的证据证明气候变暖主因就是人类活动，仅仅从逻辑上也可以驳倒。如今的各种科学理论和科学应用，严格来说都不可能保证「100%正确、准确」，但是其中有很多可以默认为「100%正确、准确」。就像丁仲礼研究的地质学，也是基于部分事实和证据对历史进行「推测」的学说，没有穿越到那些历史上的地质年代，也就不能100%断言当时的地球一定是什么什么样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内的地质学家研究出那么多建立在合理「推测」基础上的成果。科学是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为求严谨有时不能把话说满，所以气候研究报告才不能下绝对的定语。而且这是几年前，现在的各种报告都承认了人类活动就是近年来全球变暖的主因，并且往往下了定语以避免再被否定者拿来说事。

    何况，即便不是100%可以确定，那90%可以确定就不要采取行动了吗？就像医院诊断一种疾病，即便「确诊」，也不意味着一定正确，原诊断被其他医生推翻甚至復诊后被同一个医生推翻并不鲜见，难道就否认进行诊断和治疗的必要性了吗？还有例如生了某病做手术，如果不做，90%可能在一年内死亡，但也有10%可能不做也能服药甚至自然痊愈，做了手术会有极大痛苦且有10%的手术失败风险，那么做还是不做？当然作为个人有权选择不做，但是涉及全人类，没人有权单独选择不做（当然也没有人单独有权强製让全人类一起做，所以就是难题了嘛）。

   以「科学家有主流吗」反对大多数科学家的共识，听起来很科学，其实同样是诡辩、混淆是非。科学这东西的确不能凭人多人少决定谁对谁错。可是，概率本身也是科学的一部分，科学界、学术界在对问题争执不下的时候也要采用少数服从多数形成「共识」和「主流意见」，并根据这种主流意见作为事实和依据使用。当约95%的科学家都认为气候变暖是人类造成且对当下及未来人类有极大危害时，难道要听5%的？如果这95%是被强迫、操纵，且没有拿出强有力证据和充分论证，而那5%则处在自由独立的环境、有着充分科学依据，当然可以说后5%是掌握真理者。可现实恰恰相反，绝大多数承认气候变暖及人为因素的科学家是处在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中，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科学素养，其理论和主张有充分的证据和严密的论证，相关学术报告和论文不胜枚举。而那5%（现在好像5%都不到了）的科学家倒是有五花八门的背景，例如有的科学家否定一切人类活动有关的环境问题，有的受石油公司资助支持（当然同样有人指责贊同气候变暖的与新能源产业有利益勾结。确实有，但是还有更多没有这种利益联系，当然这些话也都能用来给否定气候变暖者辩护。那……反正爱信不信吧），有的受政治影响大中立性可疑，且这些人中大多数也没有断言说气候没有变暖或者气候变暖与人类无关，只是说不能绝对肯定气候变暖一定是人类活动造成、人类活动是主因。所以，是相信大多数科学家，还是那少数科学家？（说到这裏，倒是否定气候变暖及人为因素的国人占大多数，柴静采访丁仲礼后绝大多数国人都支持丁仲礼，这些人是主流，是正确的吗？当然这样论起来是非也就搅混了）至于柴静，其本人科学素养和专业知识当然不如丁仲礼，她在关于环境问题上的其他言行也时常暴露其知识的不足及对专业问题的不严谨。例如她主导拍摄的《穹顶之下》，就被包括着名科普作家方舟子先生在内的不少人指出一些错误。但是错误归错误，她并没有有意误导他人，也没有特别重大的失误。作为记者，其对于环境问题的知识已经足以支撑她进行相关采访，她在访谈中提及的问题也都基于事实，也都有提出的必要性。尤其在丁仲礼强调中国立场、政治与利益问题的情况下，她站在更强调人类共同利益立场、去政治化的专业主义角度，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平衡。采访中其他类似的「对立」也是如此，这样也才能引出丁与她的不同立场，在类似于辩论的采访中呈现完整和多元的真相。如果整个采访没有质疑和论辩、只有一唱一和，那才是失败的。她作为记者是合格的，节目也是合格的。根据她以往的各种采访报道，也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心系祖国和人民的人。我们可以批评她的具体错误，但是不应该进行汙蔑和阴谋论化的解读。

    （讽刺的是，近两年中国已经承诺推进「碳中和」计划，其实也就是承认了国际主流对气候问题及解决方式的正确性，与当年丁仲礼的观点其实是相反的。可如今网上一边贊同碳中和（起码没公开反对），一边仍然普遍力挺丁仲礼的发言（可看到发言时间是在中国提出碳中和目标之后的），说明这些人连基本事实都没搞明白，也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根本没明白碳中和政策内容是什么、丁仲礼的观点又是什么，只有立场没有是非或者说立场都是可以随时180度大转弯的。这些人还口口声声推崇科学，却连起码的科学常识和科学精神都没有）国人对气候问题与西方相关批评的解读与反应及其悖谬国人不止在柴静采访丁仲礼一事上呈一边倒的癫狂，可以说凡是涉及到气候变化议题尤其热点事件，基本都是这个反应。例如外媒有一则报道，其中提到「中国人每吃一块肉，亚马逊就冒出一股烟」，来说明中国肉类消费对气候变暖的影响。这就引起了中国网民的一片沸腾和极度愤怒。「西方人/美国人/欧洲人不让中国人吃肉」成了国人对西方乃至全球环保主义的突出印象，并且成为国人对西方尤其西方左派（所谓「白左」）产生巨大恶感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吃肉，亚马逊冒烟」当然只是一种夸张式的描绘和宣传，但这句话背后反映的是客观的事实，即中国人食用大量肉类加剧了气候变暖。「蝴蝶效应」是众所周知的，而国人食用巴西牛肉对亚马逊雨林的影响及加剧全球变暖，比一般的「蝴蝶效应」相关度更强更直接。这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的诋毁、迫害。第一，说这句话只是反映一个现象和事实，而没有说不让中国人吃肉，更没有通过强製手段阻止中国人吃肉。第二，类似的批评是针对全球的，且更多针对西方自身。其实，各环保组织对西方各国尤其美国人以肉食为主的饮食结构加剧气候变暖的现实，有更多更普遍更持续的批评，并通过一系列运动、行动去减少西方各国民众对肉类的消费。

   「西方不让中国人吃肉」在各大社交平臺上被刷屏，与柴静被铺天盖地辱骂，以及对于气候问题的阴谋论解读，都反映了国人沉浸于非正义的愤怒中、同理心责任心与义务意识的丧失、狭隘民族主义的作祟、反智主义利己主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泛滥。

    中国参与减排和遏製全球变暖，既是为自己着想，也是一种应尽的国际义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虚言，无论提出的主观意图如何，现实上人类的确是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影响、相互连接、牵一发动全身的整体，而气候问题尤其如此。中国当然应该优先考虑本国国家利益，但也应该兼顾他国利益和世界的共同利益。在碳排放上，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是有相应的责任与义务的。或者，即便个人不愿意主动履行相关义务，也不应该表现出那种近乎疯狂的反对态度。

    可是，许多国人完全不在乎国际义务问题，而是完全站在自己国家或者说自身的立场上，并不惜损人利己或者让世界减排合作破裂大家一起玩完。我在前面以中国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不适合实行同样的碳排放标准，来比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是，在许多国人看来，中国国内是中国的事，涉及到国外那就要坚持自己占便宜，如果付出比别国相对更大、履行的比别国严格，那就吃亏了。同样，西方各国在遏製气候变暖上的努力、各国民众在环境问题上实实在在的付出，他们也不会因此敬佩和追随，相反加以嘲讽，并主张中国趁西方因环保拖累发展，不顾气候问题羁绊而放开手脚发展工业超越西方。

    在他们眼裏，一切都是斗争、都是零和博弈，不容得妥协和同情，不讲道理或者只讲一面理、不择手段，才能赢得国际博弈的胜利，也才能捍卫自己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尤其他们自己的利益）。

    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自然将西方敦促中国关註和参与应对气候问题，当成西方打压中国的幌子，凡是西方政府、媒体、民间机构对中国的气候、环境问题提出批评，就条件反射式的以敌对态度对待和回击。他们认为西方在环境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就是破坏中国经济、破坏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打压中国的崛起和民族復兴，是在阻止中国人民尤其普通工人农民脱贫致富过上美好生活、砸中国老百姓的饭碗。于是，就百般推卸中国在气候变暖上的责任，甚至淡化、否定其他各种环境问题。然后，他们还要反咬一口，通过指责西方环境如何如何不好，或者说西方没有关註某些其他国家的环境问题，来消解西方在环境问题上的话语权，达到为中国辩护的目的。

    这种对抗性的反应是毫无道理的、不必要的，最终也是损人不利己的。诚然，当今世界并未实现大同，仍然是一个丛林社会，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中国作为饱受历史屈辱和磨难、仍然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国家，维护国家利益是无可厚非的。涉及到环境问题，当然这也不可能是纯粹的环境问题，也一定有国家利益的博弈。可是，我们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时候，要基于是非曲直、遵循国际规则去据理力争，而非混淆是非、我行我素的胡搅蛮缠。对中国占理的要坚决捍卫，对自己理亏的要勇于担当。

    中国在气候问题上不应做的和应做的

    气候问题关系到中国和世界共同的利益，中国应当负起责任。作为世界上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中国无疑应该在遏製气候变暖问题上比大多数国家承担更多义务。我们在要求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人均上付出更多、向中国提供相应技术和资金援助的同时，也要愿意妥协和表示诚意，将自己那一份担当起来。

   而对于减排节能等环保政策对民生尤其普通工人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应该是通过中国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改革分配机製、提高工农待遇、废除各种对工人农民不公不利的製度和政策等，加以解决或缓解。事实上，中国各种不公平的製度、政策对工农等弱势群体利益的损害，远大于承担国际责任而减碳造成的冲击（如果后者的影响是1，前者的影响就是10）。丁仲礼及其支持者总是以经济、就业、生活质量等大义凛然的民生理由为碳排放辩护，可其实在伴随碳排放产生的工农业收益中，大多数都被权贵和既得利益集团获得，人民最多只是吃了残羹喝了汤。平民也远比权贵要承受更多环境破坏的代价，有权有钱的可以各种规避环境汙染、气候灾害，大不了移民去安全的地方，大多数老百姓能逃到哪？丁仲礼们捍卫的，无非是既得利益者的各种损人利己的利益，顺便为老百姓带点残羹剩饭。即便不改变现行体製，如果能够对民生政策尤其分配机製做出哪怕部分改善、既得利益者尤其权贵集团让渡出一部分既得利益（让渡比例完全可以比发达国家缩减的碳排放比例小），老百姓所得都比现在製造碳排放和汙染排放所得要多的多。

    中国未来的发展、民生的改善、民族的復兴，不可能也不应当是通过破坏中国国内及世界生态环境、造成环境灾难来实现，而应是基于民主法治与公民社会的建立和完善、劳动创造的贡献、科技发展的助力来达成。如果只想着趁气候危机和西方急于遏製气候变暖而损人利己，虽然短期可以得到一些好处，可长远只会在国际舞臺再失道义，被各国尤其文明发达的国家鄙夷和孤立，最终「寡助之至，亲戚畔之」，自绝于国际主流和未来潮流，并最终反噬自己，何谈国家崛起和人民幸福。至于说以前许多发达国家靠汙染环境和排放温室气体发展起来，那当然应该谴责和要求其做出补偿、帮助后发国家，而不是去重復他们有害的行径。这就像殖民扩张曾经被认为是无可厚非的，也让一部分国家得以兴盛，但我们不应该在新时代也去搞殖民扩张。日本当年侵韩侵华的理由就是「英法美荷都能我为什么不能」，然后给世界尤其中国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灾难。中国也一样，报復曾经加害自己的国家还情有可原，可在受害后去损害更弱更无辜的国家和人民，是什么道理？

    但另一方面，中国也应该捍卫自己在减排问题上的合理合法利益，并要求其他国家也都履行相应的义务，坚持对等性（当然对等性不是不加前提的完全等同）。在「共同但有区别」的大原则下，中国当然可以要求发达国家做出相对和绝对都更大的努力，要求发达国家对中国提供和输入资金、技术、模式、经验等支持以帮助中国以最小的经济和民生代价减排。发达国家有着成熟的环境保护经验和技术，这些都应该无条件的告知和教给中国，并且派出技术人员帮助实施。当然根据中国国情也可以做一些修正，但基调还是要「拿来」为我所用，少走弯路直取捷径。还有，中国在减排中付出了哪些相对于发达国家更为额外的代价，也有权利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和补偿。例如中国限製传统能源和工业对经济的打击、在全球贸易中变得更为不利，那就有权利要求发达国家予以赔偿或者政策让步，否则自己可以拒绝放弃相关产业。

    中国也有权利对其他耗碳总量和人均都极高的国家提出相应减排要求。就像中东各产油国及俄罗斯，人均耗碳量都极高且总量也相当惊人，他们人均减排义务其实比中国更大。尤其沙特、卡塔尔等产油国，国民人均耗碳极为惊人，生活骄奢淫逸，对资源消耗毫无节製，且建立在不劳而获的基础上，理应付出远高于世界平均的代价。还有，例如印度等国，虽然现在碳排放总量和人均不及中国，但是增量更大，印度与中国在碳排放问题上的角色对比，类似于中国和美国。所以中国和美国达成的相互责任，也应该适用于印度和中国之间。如果中东各产油国、俄罗斯、印度等国不履行义务，那中国当然也可以采取反製。

    还有，中国曾付出巨大代价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将中国在三十多年间的出生人口减少了数亿，并在继续影响中国未来的出生人口数及出生率。这无疑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减碳（人口少了当然总耗碳量就小了）。因此中国可以以此要求获得更多人均排碳量，以及要求出生率更高国家对中国做出相应补偿。

    还有，中国虽然按照生产额是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但是生产的高耗碳产品很多都销往国外。因此，应该将中国出口产品在生产中的耗碳以合适方式进行折算，由中国和进口国共同承担相应碳税、从生产端到消费端一起进行减排努力。

    就目前来看，中国政府做出了「碳中和」的承诺并在切实实施，整体和表面看这当然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具体的行为和影响尚难以预料（虽然已经有了一些表现）。中国会具体如何处置相关的经济、民生、人权、环境、国际关系问题，尤其不同人不同群体间的各种利益冲突，都是值得关註和研究的。这关系到千千万万人的利益乃至生死存亡。

    从国人嘲笑格蕾塔·通贝裏看国人心态与价值观近几年，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裏（Greta Thunberg，以下简称格蕾塔或直接以「她」代替）因积极参与有关气候问题的社会活动，成为世界知名人物。她在呼吁遏製气候变暖的过程中，经常有着各种激进、大胆、前卫的言行，有时显得幼稚和偏执。于是，她遭到了包括部分国人在内世界各国部分人（既有普通民众也有像特朗普那样的政要）的冷嘲热讽。

    虽然中国和外国都有对她的嘲讽攻击，但是也不完全一样。在国外尤其欧美发达国家，虽然有部分人对她嗤之以鼻甚至攻击谩骂，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她表示了支持和理解。而在中国，几乎没有支持她的声音（或者也有但是保持沉默？），全网一边倒的对她进行嘲讽攻击。国人对她的攻击谩骂力度强度似乎也远高于海外，对她的那种痛恨和鄙夷格外强烈，并且很能反映一些关于国人及中国社会的问题。

    这些嘲讽攻击，大体分为以下几类：一，认为她被人利用，是利益集团或者政客的政治工具；二，认为她什么都不懂，瞎胡闹；三，认为她有精神疾病，是偏执狂、妄想症、精神分裂，相关行为都是在犯病；四，认为她虚伪做作，自己都不环保还要求别人；五，认为她不了解民生疾苦尤其发展中国家人民疾苦，为了环保不顾经济民生问题，是「何不食肉糜」。当然，以上只是对这些嘲讽攻击加以概括总结，实际谩骂更加五花八门，也比我的列举在实际表达上难听、刻薄多了。

    首先要说明的是，即她呼吁关註和解决的气候变暖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且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各国也的确因为种种客观或主观因素，没有有力推动遏製气候变暖的各种措施。因此，她的呼吁是必要的。当然，她也有很多问题、缺点，这个后面会提到。这是评论关于她的事情（包括其他人对她及其言行的反映）的前提。

    第一，所谓「被人利用」，就单纯「被利用」这一点而言确实不是光彩的事。可是，如果考虑这种「被利用」的各种背景、主客观因素尤其实际影响，「被利用」就不见得是个纯粹的坏事，甚至有时是好事了。这个世界从古到今，多少伟大事业都是在人们利用与被利用、相互利用中实现的（当然多少肮脏龌龊也是如此）。当年美国独立战争，得到了法国的大力支援。法国当然有其製衡英国的目的，但是这对美国实现独立而言当然是几乎全是好处没有坏处，还结成了美法之间数百年的友谊。孙中山当年被日本在内一些列强所支持保护，当然也有列强试图在中国培植代理人、削弱满清政权的目的。可这促成了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孙中山也并没有因此沦为列强代理人，而是推动中国的民主富强以及争取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

    现在国人一听到「被利用」就各种反感咋舌，很大程度是受了某些教育和引导的结果。国人对于「利益集团」、NGO、外国干预之类十分敏感和反感甚至痛恨。其实，现代社会的运转中利益集团的影响无处不在，只不过一些人有标签有些人没有，没有公开标签的利益集团更会暗箱操作。国家利益当然要维护，外国力量当然也有其各种自私目的，可是在一些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其积极作用是远大于消极的。

    格蕾塔是在某种程度被利用，但是她所呼吁的东西是值得关註的，与各国政治力量在内各种利益或价值观相关者的合作也是自愿的，产生的影响也是积极的。而她的对立面，那些因为利益和价值观反对遏製气候变暖的，同样甚至更加有利益集团的背景。不承认气候变暖及人为因素的特朗普，就受到美国传统能源产业者的大力支持。其他许多否定或者怀疑气候变暖的政治家、学者（包括少量科学家）、媒体人，很多都被曝出接受各种利益相关方的捐助、献金。

    当然，她作为公众人物，人们有权如此评价她，从某角度认为她被利用、是工具，也无可厚非。只不过如果当真以此否定她及她的主张，那就实在幼稚或者愚蠢了。

    第二，认为她不懂知识、瞎胡闹，这是以偏概全，或者大抵没有对她也没有对气候问题有过详细了解。她确实缺乏对整个人类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全局性的认识，对于减碳政策导致的负面影响似乎知之甚少或者不在意。她没有完整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国际关系等方面的通识，更没有精通。可是如果说在气候问题上，她的主张则都有客观事实以及被科学界广泛认可的研究结果作为支撑，而不是胡编乱造。在气候问题上，她也说过「不要听我的，要听科学家的」。这可比那些反对她的人科学素养高多了。

    三，说她有精神病，并列举了她许多言行加以佐证。首先，她的确被确诊患有阿斯伯格症、强迫症、选择性缄默症等精神类疾病，但是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那种重性精神疾病还有差别，且这些疾病并不影响她主张的真实性和必要性。至于认为她患有别的症状例如偏执、妄想、躁狂之类，如果认为她的那些行为是这样的病，那从古至今多少政治家、社会活动人士都有病。之所以人们认为她有病而那些人没有，无非是因为她是个平民百姓，以及关註了一般人不太需要那么关註和狂热的问题，还有就是与众不同及和传统及部分大众的观点意见相背离。这本身就是一种偏见。

   19世纪上半叶，有一个匈牙利医生赛麦尔维斯，因为一直断言医生不洗手会传播细菌导致产妇死亡，强烈要求医生手术前洗手，称不洗手的医生同事为「杀手」，并变得偏激古怪，于是被当成精神病被毒打、送进精神病院并死在那裏。而后来，随着科学发展，证实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医生洗手也成了在医院避免出现感染的最主要方式。当年他的偏激古怪，大约也和他坚持真理却被误解、看到那么多人因为可避免的问题无辜死亡却无力阻止的痛心吧。赛麦尔维斯被当成精神病，毕竟是在没有相关科研证实其所说为真的情况下，而格蕾塔所说的气候问题则已经被充分证实。她是比较偏激，说是偏执也没错，但是只不过是因为过于急切和不顾现实局限而已。非要把这样的人当成精神病，那大众才像偏执极端不容异见的精神病。

    第四，认为她虚伪、没有身体力行。其实她是身体力行了的。她拒绝乘坐飞机而是以帆船航行，也坚持吃素食。当然这同样引来批评，例如有人认为其乘船的一系列过程排碳比单独乘机还大。国人还以本国青年积极参与种树鄙视她。这样的指责的确非常不新鲜，尤其中国。八九学运时候一些学生领袖就被指责「利用海外捐款大吃大喝」，记录武汉疫情的方方也被指没有去当防疫誌愿者、利用特权让警察送亲属去机场之类。

   我不相信他们真的分不出来大小轻重，更相信他们是故意这么求全责备。不过还是正面驳斥一下这种谬论。身体力行当然最好，但是更要註意分工和角色。对于在某些问题上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士，当然要适当的宽容。且他们的身份往往也意味着需要得到和使用更多资源，否则就无法将其作用最大化。还有，在一个社会整体都缺乏法治与公正的情况下，对那些发声的过于求全责备指责其一些人们普遍都做过的不正当事情，那一定只是让现实更糟，更没有人出来发声。至于那些说种树的，不知道有几个自己亲自去种过树、是参与半强迫性质活动时种的树还是自己掏钱主动去种的树。

    第五，认为她不懂发展中国家民生疾苦和发展需求，这一点倒是批评的很对，虽然批评动机也并不见得真是替发展中国家受难者呼喊。她最大的问题也正是没有兼顾经济与环境、当前与长远。这就是她的局限性和知识视野的不足了。但是好像也没有人与其进行真诚对话、通过各种渠道向她解释这些（例如发公开信甚至去见面），而是以各种阴阳怪气的语气进行嘲讽攻击。那些批评她的人，自己又何尝真的关心民生疾苦，更不肯将自己非法所得还给那些疾苦的人民。

    总之，她虽然有种种缺点，但是她的出发点是真诚的、所呼吁的东西是值得关註的、所作所为是有积极意义的，代表着人类在新时代的希望。倒是那些对其冷嘲热讽的中国人，如果有她这样的执着、勇敢、坚定、富有理想主义精神，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能得以被关註和解决，中国社会将为之更新。百年以前、三十年以前，中国是有这样的人的，且为数不少。但是由于内外敌人的夹击和戕害，如今中国只剩下了犬儒化和社达化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这些人不仅自己不去追求正义、为人民牺牲，还对着那些真正的战士的缺点和伤痕「营营的叫着，以为得意」。

    对那些嘲笑讥讽格蕾塔的，我为他们送上鲁迅的一句话：「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国人岂止对她，对于国际上各种环境保护组织、运动及相关呼吁主张也纷纷嗤之以鼻、挖苦讽刺（至于对国内，前面提及的对柴静的谩骂攻击不就是例子吗。只不过国内呼吁和关註气候变化的越来越少，他们也没了批评对象）。至于理由，无非也是以上这些。可正如前面我所一一反驳的，他们的批评大多数并不能成立。

    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批评呢？这就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持有或者说被塑造的价值观及思维方式有关了。

    就像他们总是说西方那些环境保护分子虚伪、双重标准。可事实完全不是那样。不排除有些人确实口是心非，可大多数支持环保的人都在身体力行践行低碳环保原则。关于欧美环保主义者及主流左派，在选举投票中都明确支持那些实行减排政策（包括向他们征收碳税等影响其真金白银的政策，其他环境政策往往也伴随着对经济、收入、生活质量一定的负面影响），也在消费、出行、饮食等许多方面努力减少耗能耗碳。这需要克服或者部分克服许多日常的欲望，例如便捷、舒适、营养、形象。例如以公交或步行代替开车，这会对出行的舒适和便利有多大影响？减少吃那些垂涎欲滴的肉食，又需要克服多少口腹之欲？这种「到嘴的肉不吃」需要多么克製？穿二手衣物或者不频繁更换衣物虽然看起来影响不大，可这也是生活方式的改变，由奢入俭难。最重要的，是他们愿意缴纳碳税在内各种环境税，并且支持来自纳税人的财政支出用于遏製气候变暖及防范其他气候灾害。从承担经济代价到付出生活代价，主动做出那么多牺牲，难道还不够吗？还不能打动中国人吗？

    还真不能打动。一方面，很多国人并不了解这些，他们只看到那些环保人士的游行、呼吁，而没有註意他们的付出。但是更加恶心的，是许多人知道其付出但是并不因此感动和让自己和国家改变、跟随。甚至，他们明知这些事实也不愿意承认。

    这就是因为他们在中国这种恶劣的丛林社会生活太久了，丧失了主动性博爱性的同理心、责任感。他们认为（以下内容是站在他们立场的模拟）：你们自律、牺牲，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是自找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让你们牺牲的；让别人和你们一起付出代价？那是干涉我们的自由。西方不是最尊重自由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先管管你们国家xx吧（当然这一点全世界都很类似）。怎么着，要强迫我们和你们一起受罪（哪怕没有强迫，对方真有能力强迫倒不会这么说、不敢这么说了）？要道德绑架？你们经济那么好工业化那么早，付出点代价不是应该的吗？什么，我也是中国既得利益者、工业化率先受益者？那是我们自己努力奋斗的成果，和你们靠殖民掠夺发家不一样（嗯，掠夺本国人不算殖民掠夺（难道不是更无耻？））。你们激情呼喊、痛哭流涕，情感真挚？自我感动而已。顾全大局？大局是个什么东西，能吃吗？对了你怎么不顾全大局？一二三四五，你看看你们这些行为，是不是更加不顾全大局，还有脸说我们？……以上这些并不是我想象编造，而是在各平臺都能看到的，原话不见得如此，意思是一样的。他们的心为什么这么冷酷这么坏？也是环境塑造和其反应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非民主非法治、到处是不公不义的环境中，只有放下同理心和温情（起码在涉及重大利益时放下）才能存活、活得好。人善只有被人欺。这倒不是说人们都心理变态特意欺负善良的，而是善良的好说话、易退让、易动摇，各方激烈竞争，蛋糕就那么大，恶人得罪不起，只能去挤压良善、欺负老实人了。他们在重大利益上不会主动妥协，只有去拼命撕咬才能生存。主动吐出利益违反了他们在这种恶劣环境中养出的价值本能乃至生理本能。

    而讲道理也不是真的为了评理，而是选择性利用来维护利益的工具。有利于自己道理就讲，不利于自己的道德就否认、诡辩。至于道德约束，更被看成攻击别人的手段和限製自己的枷锁。谁讲道德谁就得付出更大代价。那些要别人为某事付出牺牲和代价的，即便说的有道理，但是无权无势，那一定会被围攻并要求他付出各种牺牲。即便他已经付出了牺牲，人们还认为他要付出更大牺牲，并找出其各种缺点毛病加以批判。至于这人付出各种牺牲、承受各种代价而死去后，人们或许有几句贊誉，但也就那样了。99%以上的人也不会因此追随他，而是看到其凄惨后更加不会去牺牲奉献、身体力行、身先士卒。

    在中国，也确实到处是合理与不合理的道德绑架。只有否认自己做错或者干脆否认某种道德标准，才能不被绑架。「顾全大局」在中国也的确被到处用来遏製个人维权，且很多时候不是顾的正义的大局甚至就不是大局，而是某些有权势的个人的非法私利。各种大义名目也往往只是谋私者的遮羞布，让其恶行被遮掩，比真小人更加可恨。这样一来，人们也就不会有共同体意识，或者说维系共同体的只有强製而非自愿。在都自私自利的情况下，谁承担更多谁就吃亏，大公无私的人只是为他人做嫁衣，除了几句贊誉（甚至有时候贊誉都没有），又能得到什么呢？人们也不愿意为整个共同体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哪怕别人承担了自己还不承担。

    同情心、同理心，更是国人稀缺或者选择性使用的。这同样也是环境和个体相互作用、恶性循环的结果。在丛林社会中，同情怜悯就意味着心慈手软，站在对方立场上的同理心更会影响在零和博弈中战胜对手的坚定性，就会导致上当受骗、犹豫不决、妥协退让，只能被别人占便宜、吃掉。以同情同理心对别人尤其竞争对手，但是对方不一定同情你。同情不能相互或者对等，那同情人一方就往往被无情一方击败。还有，如果有同情心同理心但不付出实际代价，那这种同情又成了虚伪。即便付出一些，在恶劣环境中不见得有好报甚至恩将仇报、升米恩斗米仇。所以还不如一开始就冷漠、不同情。每个人都这么想，社会越发残酷冷漠，那些有同情心同理心的也更容易吃亏受害，于是成了全员恶人的社会。然后每个人都丧失了同情同理心或者对至亲至爱以外人的同情同理心，不去理解体谅别人而是以恶意揣测、残酷对待，人性丧失兽性復兴。这样还能指望多少基于事实和人道主义的真诚沟通和谅解妥协呢？

    至于承认错误、自我反省，那在中国更不是好的东西。在中国，让人反思是一种胜利者对失败者、强者对弱者居高临下的指责压迫，绝不是温情脉脉。你反省了别人也不见得因此原谅包容你，反而会觉得你的确错在你，然后就要你付出更大代价、做出更多让步。承认错误甚至罪行就更是了，你承认自己哪些立场观点行为错了，那对方大抵不会原谅妥协，而是抓住你的承认错误步步紧逼，让你在论辩中失败、付出更多代价损失。而且对方会理直气壮的认为，连你自己都承认错了，我这么对你难道不是应该的吗？至于说自己也承认有错、互相谅解，如果实力相当又没重大利益，那的确可能，但是在利益交关问题上，这么做不是傻子吗？

    还有，国人面对环保人士的宣传，还会有强烈的逆反心理。就像前面举出的「中国人吃肉，亚马逊冒烟」的批评（其实也没直接对中国人说）出现后，国人一片愤怒，有的人表示就要吃肉，气死你们。柴静在采访丁仲礼时，提到现在气候变暖已经让世界那么多灾难，要抓紧达成碳排放协议啊。然后弹幕裏就说「就耗着，就不签，看谁先怂」。柴静说了恳切的要保护环境的话后，弹幕区一片「她急了、她急了」。除了环保问题，动保问题也一样，在知乎上有人提出动物保护立法重要性问题，就有人晒狗肉照片，有的还是整只被烤熟的狗。深圳立法禁食狗肉后，就有人声称要去那裏吃狗肉喝酒。

   这种逆反反应同样是恶劣环境尤其恶劣人际关系、教育模式的结果。中国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当然我说的不只是正式的教育，而是所有出于引导、说教、规训性质的行为）都充满着强迫甚至暴力（包括软暴力），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暴力威压逼迫人屈服。教育往往不是讲通道理说清是非，而是强製灌输强迫承认，对的要接受错的也要接受；不是循循善诱而是羞辱讥讽；不是真心为了启蒙和引人向善，而是通过训人得到快感优越感。于是既培养出驯顺的奴隶，又培养出逆反的暴民，或者更多时候是顺民与暴民（再加上愚民）的结合体，在强权强人面前逆来顺受俯首听命，错的东西也要接受拥护执行，在弱者或者无力强迫他们的人面前乖张暴戾，故意逆反，对的东西也要排斥反对抗拒（乃至故意做相反的事挑衅）。他们也分不清什么是善意劝告，什么是恶意批评。全球气候谈判是为了保护包括他们自己家园在内的人类，他们却当成斗气耍狠、玩「谁先怂」游戏的平臺。这当然也是国内环境造成，他们在生活中尤其利益博弈时，时常都在玩这种「谁先怂」游戏。至于妥协？只有权势形势能让自己妥协，一切都不是看道理而是实力。

    至于因为正义感、冤屈感、责任意识而动感情，不仅不会让对方尊重起敬，反而会被当成软肋使劲戳，冷嘲热讽百般激将，搞得你气死或者没脾气。能冷漠的置之不理就算好的了。有些人这么对待正义者是出于愚蠢和误解，有些则是出于利益及更加阴险的动机。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人更具颠复性威胁性，会破坏他们用谎言和暴力营造的秩序和利益分配体系。他们对这些戳穿谎言讲出真相的人感到深深恐惧。即便内心有些敬佩，也不会因为敬佩就手软，他们知道因敬佩同情而手软后他们自己可能就要遭殃。所以反过来又加剧他们对正义、真诚者的敌视和痛恨。于是容小人为友、视义士为敌，也就成了他们立场上理所当然的了。这样的情况下，小人当然越来越多，义士越来越少，或者干脆就没有义士只有小人了。

    这样思想和言行的国人，只能说可怜又可恨。他们没有生活在一个公平、诚信、有同情心同理心、包容宽松的环境中，而是在充满不公不义、谎言、冷漠残忍、你死我活的社会裏。这样的社会必然将他们塑造成这样的人，他们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在这样社会中存活和得利。久而久之就成了文化和惯性，变得在任何问题上都是这种应激式的反应。至于说让他们向善，可行性上目前当然不可能，而且如果让部分人真的以良善方式在中国生活，那也是害了他们，他们会被另一部分不良善的人将其利益甚至人本身分而食之。

   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完全是被动的发表做出这些言行，相反他们很主动，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们。他们很知道是非对错本身如何，但是他们更知道怎么做才能让自己利益最大化。至于说环境迫不得已，其实全世界所有人类乃至动物都迫不得已，都是现实塑造出的产物。中国恶劣的环境是他们如此之恶言行的原因，但是不是他们脱罪的理由。只要属于既得利益者、所得超过损失，那就不存在无辜。

   当然了，外国和外国人就没有这些社会和人性丑恶吗？当然不是。可是起码在部分国家部分人那裏，经过民主法治、思想启蒙、公民社会、言论自由的洗礼，这些人性和社会的丑陋被大大减少了。而且这些国家一些群体间的对抗起码一部分是出于那些站得住脚的理由，国人这种逆反、对抗，又是出于什么？

   还要说明一点的是，以上所描述分析的国人之恶，并不是说他们时时刻刻、每一件事都在作恶。他们起码一部分人当然也有善良和讲理的一面，在平常或者说小事上也不乏宽容互谅，但是一旦涉及到重大利益，其青面獠牙就显露无疑了。中国每个阶层也都有相对的好人和相对的坏人，但是既得利益者相对更坏更阴险得益更多，整体上越是有权势人脉金钱越恶，虽然有不少例外，但是例外占比应该是相当低的。且这种例外者其既得利益仍然是通过结构性不公得到的非法收益。而人民尤其下层底层，虽然也确实有不少穷凶极恶者，可也有善良淳朴或者被迫善良淳朴者，愚顽狡猾的迫不得已成分更多，且即便其钻空子说谎言得到一些利益，但是整体上仍然是既失利益者，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底层除了犯下十恶不赦罪行的，其他的都值得不同程度的同情理解。

遏製气候变暖真的那么必要和急迫吗？

    一些国人也明白气候变暖是真实发生的，但是不能理解西方国家尤其其环保人士那种激进和急迫。这当然有情可原。因为中国还有其他许多復杂和严重的民权民生乃至民族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焦头烂额，所以环境问题就被相对忽视了。

    但遏製气候变暖真的不重要不急迫吗？仅仅就中国来说，问题也很严重，影响也将非常致命。

    气候变暖最直接和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是全球海平面上升对各国沿海的威胁。而中国经济同样集中在沿海地带。根据研究，根据现在海平面上升速度，上海将成为世界上最早被淹没的城市之一。到2100年，上海将有一半面积被泛滥的洪水所淹没。至于上海完全被淹没的时间尚未有十分明确的结论，但是也就在以后几代人之内。除了上海，整个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辽中南这四大区也是中国最大的四个工业基地，都将在未来数十年至数百年内面临淹没的危险。据研究预测，2100年，全球可能有20亿人沦为「气候难民」，那中国也必然有起码数亿。到时候，中国国内的各种矛盾尤其阶级和地域矛盾将更加激化，如果无法有效处理将面临内战的可能。

    如果说2100年还太久，这一代人大多数看不到，那当下中国的气候异常已经造成了实实在在的灾害损失。今年河南、山西连续发生洪灾，造成数百人死亡和几千万人受灾，许多企业倒闭、家庭破产。虽然死亡人数并不是历史最多，但降雨强度却超过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值。死亡人数少主要是因为比以前有了更多防汛的科学手段和相关机製，而灾难本身的强度其实是增强了。除此之外，最近几年全国的水旱灾害不断，相关科学研究普遍认为与气候变化有关，而不是历史常态。如果气候再继续恶化，这样的极端天气只会越来越多而非越来越少或者保持现在的情况。这些都不仅仅是一场场灾难，而是触目惊心的死亡与经济民生毁坏。现在有几个人在洪水裏挣命的场景，未来就可能有几十万人同时在大水漫卷中挣扎，那是一幅多么可怕的场景。还有伴随自然灾害的人性之恶的爆发，如抢劫、强奸、杀人都会到处发生，即便像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卡特裏娜飓风灾害下新奥尔良的烧杀抢掠，都触目惊心（当然卡特裏娜飓风和气候变暖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可以说明巨大自然灾害后会有怎样的人祸）。

    当然又有人说，以前人类也遇到过各种灾害，人员死亡更多，像河南在1975年就曾经发生过死亡8万人的水灾，历史上的水旱蝗病更是死人无数。可是，其实现在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是人类因技术手段不足无力对抗自然，或者因为人为事故造成灾害。而如今则是因为明显的气候变化造成，且的确有办法避免悲剧发生。而且，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人类对生命也更加珍视，现在和未来不再是也不应是几百万几千万人生命如草芥的年代了。人类几千年来最大的进步，就是对生命的珍视与尊重。我们难道应该倒退到古代战乱与饥荒年代尸横遍野的状态？就像古代绝大多数人得病都得不到医治，甚至在现在看来的小病都能要命，现在我们还能这样吗？实在不可抗力造成的死亡无法阻止，但是我们应该去尽可能避免和预防。还是以个人为例，每个人总是可能有各种意外，可能幼年夭折、青年遇祸、中年病故、老年忽逝。可是如果我们能预先看到一些危险的迹象、重病的萌芽，肯定会去预防和延缓。即便生老病死不可避免，可是除非像遇到一些痛苦的生不如死的情况，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尽力活好每一分钟、避开每一个危险。对于人类集体、人类社会也一样。

    何况，防范于未然总是好于临时抱佛脚。如果现在不去製止因人为造成的气候异常，生出侥幸和拖沓，那未来的子孙后代、那时的人们，就会像蝼蚁般在洪水与大旱中挣命，一个个绝望而死。这样的场景中国历史上是发生过的，当今也有缩小版（想想河南水灾时在郑州地铁裏绝望挣扎的市民），所以不难想象。历史上的人们还比较麻木不仁，当代的国人即便因各种因素未完全觉醒，可已经有了现代人有的基本情感、尊严、价值、权利，有了许多牵挂、眷恋和不舍，有了极为丰富的喜怒哀乐。这样的生命数以万计乃至百万计的毁灭，将是多么巨大的悲剧，会产生多么令人恐惧的思想冲击。现在还没有，但是到时候就晚了。就像1937年12月之前的南京人、1959年之前的河南信阳人，也没有料到后来那样的惊天悲剧。可是没料到不等于不会发生，甚至更可能发生，心理逃避无法实现现实逃避，还让现实中更没机会逃避。当然，并不是要臆想灾祸、杞人忧天，而是说在铁一般证据面前，我们不能因为它还没出现就不管不顾、放任自流。

    我们觉得格蕾塔·通贝裏那样的环保人士是偏执、疯狂，她/他们也确实有些缺点，可她/他们正是为了避免人类包括中国人民陷入这样的灾难而呐喊。无数科学研究和客观现实证实了那样的情况未来很可能发生，现在也已经有了一些以人命预示的前兆。现在我们多做出一部分努力，未来就可能减少几十万几百万人乃至更多人的非正常死亡（包括非常悲惨的死于水旱灾害及相关的贫困和战争中）。

    气候问题及气候政策下人类的百态与未来

    那么，全球合作全力以赴遏製气候变暖就行了吗？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气候变暖的人为因素，直接来看当然是工农业生产。可是实际上则牵涉到这世界上几乎所有人的利益，想遏製气候变暖，需要对整个人类的生产生活做出改变。而且，这还需要世界各国各阶层各群体及每个个人的合作、妥协、付出。

    工农业生产当然是温室气体排放的直接因素。可是，很大程度上是消费决定了生产。想遏製气候变暖而限製工农业生产，众所周知会影响生产者的利益，可更会影响消费者的利益。在许多情况下，消费者需要承担更大代价。但消费者也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如果减少生产，一定是消费者中强者保留既得利益，弱者承担代价。

   如果限製生产，其实也就等于限製消费。消费者如果无法自觉低碳生活，那只能选择去高价购买已经被强製减产、物以稀为贵的工农业产品。这样当然是越有钱和资源的人相对受益和不影响生活质量，平民百姓则会叫苦不迭或者被迫低碳。这样的减排，显然是对穷人、弱者的剥削和伤害。有权有钱的人也会为保持甚至继续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一定会更加巧取豪夺、不择手段，争夺因减排低碳而被强製压缩了的本就有限的工农业製品和其他相关资源。平民和弱者将更加弱势，不仅物质所得减少，也更加仰强者鼻息才能活的好一点。这就有点像监狱，在食品生活品稀缺的监狱裏，一个鸡爪、一根烟、一包方便面调料，都能拉拢一个人，有两箱方便面和一瓶「老干妈」，就能号令全监。现代文明的发展很大程度就是建立在物质充裕、消费品被广泛普及的基础上的，如果物质不充裕尤其被人为压缩，那个人权利与自由也会随之受损。

    这就又涉及到遏製气候问题的另一个影响，即导致公权力的扩大尤其集权主义的强盛。如前所述，减少碳排放，必须实现国际合作。那么国内也一样，也需要各阶层各地区各行业各群体的共同努力。但是减碳政策对不同群体的利弊显然是不一样的，起码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很少有人愿意主动让渡自己的利益。于是这就需要国家尤其中央政府依靠强製力协调和分配利益。而对于环境问题的各种政策，也同样需要法律规范及全国统一号令，更需要行政和司法力量的强製推行，包括中央政府的决策和协调。这显然是非常利于集权主义的。只有集权才能实现让各方各地都为减碳承担代价。而这种集权也无法保证仅仅用于减碳环保，而是会必然的延及其他各领域。

   这对于建立一个民主开放多元、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社会，显然是不利的。在高度发达民主的国家，这种不利影响有限，甚至还能利用这种集权解决一些以前解决不了的、代表地方保守势力价值观和利益的东西，并且通过各种运动、探讨和妥协，修正民主宪政体製让它变得更好。但是在那些专製极权国家或者民主不充分的威权国家，这种集权当然意味着专製的强化和个人及小共同体权利的限缩。减碳等环境需求为其强化集权提供了某种合法性依据，助长了其专製独裁的声威。而且，专製独裁者推行的环境政策一定是受益（或者利益受损）不均的、有倾向性的，谁靠近和支持权力，谁得到的就更多。那些不愿意依附权势的，就将被以冠冕堂皇的、政治正确的环保问题借口予以排挤打压。一般情况下，专製者一定是更倾向于强势者、既得利益者，这样才有利于政权的稳定和保证对体製及其个人的忠诚。还有，其推行减碳的过程中，一定是粗暴野蛮、一刀切式、不顾人权的。这个不用多解释，看看中国执行计划生育和防治新冠的情况就明白了。还有，在推行政策时往往不会去说通民众，而是强迫民众接受，并阻止相关的新闻报道和反思批判。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在环境问题的政策上经常如此。

    这样的情况下，阶级之间、地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不公平将更为加剧，阶级矛盾、地域矛盾、不同群体间的矛盾会更加激化和不可调和。这又会促使专製政权强化集权、动员暴力机器维持稳定，然后社会更加压抑和不平等。

    如果社会处在这样一个高度不平等情况下，想让人们自觉减碳也就不可能，甚至导致下层人民的逆反。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在碳中和实现前20年，因减碳政策导致失业、物价上升买必需品都捉襟见肘、父母看不起病孩子上不了好学校、与上面阶层差距进一步拉大、被维稳体製压的无法表达诉求的某个中年男子，周末一狠心去肉铺花几百元钱买几斤牛肉解馋。然后他被巡视的某位基层官员看见，好心劝他「少吃几斤牛肉吧，大家一起拯救我们的地球」。这男人只能回一句：「大人，那是你的地球」，然后美滋滋享受牛肉，并且内心巴不得地球灭亡、大家同归于尽。对于那些平民大众来说，享受一些廉价的工农业产品已经是其生活中的最大享受了，辛苦劳作就那么点盼头了，连这都要剥夺或者逼其减少消费，那要不要脸呢？

    不同处境的群体对未来的期望也是不同的。有的人期望且有能力让自己子女乃至更后的后代都能享受到各种优越特权，对他们来说未来当然是充满希望、值得追寻呵护。而对于那些处于破产、失业、苦劳的人们，往往已经丧失了对未来的美好希冀，也无力让子女及更后的后代出人头地，充满绝望感。这种完全不同的心境，当然不会一条心去为人类未来着想。以性恶论猜测，那些对自己也对自己后代生活感到无望的人，恐怕宁可让世界毁灭，大家同归于尽才公平，就像前面我假设的那个中年人。这样绝望的人因种种原因，极少真的去搞杀人之类反社会行为，但是却完全可以且便捷的拒绝付出减碳努力，让地球慢性自杀。

    还有，在专製腐败、人与人缺乏互信的国家，即便排除宗教因素，不相信气候变暖人为说及减碳必要的人也必然非常普遍。有些人是出于利益假装不信，还有些则是真的不信。尤其对于那些平民大众、弱势工农而言，他们一辈子甚至许多代人都饱受官员、精英、上位者的各种欺骗，从国家各种政策大计到基层的各项政策推行，以及各种各样的教育宣传，乃至整个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其中有多少花言巧语的谎言欺骗。在和政府各机关、公检法、医院、学校打交道期间，他们又被或精致或粗暴的坑过多少次。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已掉入「塔西佗陷阱」，或者就是「狼来了」的故事那样，即便你言之凿凿说碳排放如何如何影响包括这些老百姓在内的人类，他们也不会相信和主动配合，无非觉得又是上头那些衣冠楚楚的人坑害百姓的又一个伎俩罢了（而且也的确会借助这种政策坑人得利，老百姓朴素的直觉很多时候是没错的，虽然这种习惯性直觉也会造成致命误导）。（其实民主法治的国家地区也存在精英对庶民的结构性欺骗剥削，因为话语权就是掌握在前者手裏的，他们可以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完全合法的手段，明裏暗裏坑的老百姓哑口无言）那么，民主开放的社会就能做到全民普遍低碳生活、实现减排目标了吗？显然并不是。以美国为例，有约一半的人不承认气候变暖及由人为因素造成或持一种怀疑态度，且这种观点根深蒂固。这不仅是利益问题，还涉及到宗教价值观问题。对于那些虔信宗教的人来说，让他们做他们认为是违背上帝旨意、不符合宗教教义的事，就算威胁关进监狱甚至杀掉，他们都不会做。当然现实也不可能因为要减碳就把不愿意减碳的人送进监狱或者杀死。所以美国将长期有一半人继续高消费高耗碳的生活，这显然会让剩余那一半愿意节製消费的人愤怒。后者认为前者不承担责任加剧气候危机、不和他们同甘苦不公平，前者认为后者是偏执狂自虐狂还要干涉他们自由，双方对立和仇恨日益加深，美国社会更加撕裂。而只要有一半美国人还在大肆排碳，那美国目标肯定无法达成，这不仅会直接加剧气候变暖，也会引起中国、欧盟、印度等国不满。他们认为连带头国家都不按规定减排，自己岂不吃亏？除了西欧北欧那些国家可能还能自行遵守协定，其余国家肯定「跟风」毁约或者起码增加部分排碳。于是，遏製气候变暖目标肯定达不成了，即便能放慢气候变暖速度，如果没有突然出现的决定性变量，灾难晚些年头还是要来。

    不仅美国，其他许多民主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都会有类似问题。其实民主国家想减排更难。因为民主国家必须听取民意，而不能由执政者拍板就行了。而且，即便执政者拍了版甚至立了法，民主自由社会也可以将其选下臺（然后很可能选上个否定气候变暖、拒绝执行国际协约的）、游行示威公民抗命、拒绝执行法律或者和政府长期打官司走程序拖延，如果严重影响民生还可能有骚乱甚至暴动。于是减排也就不了了之或者大打折扣了。除了西欧北欧那样的既民主又有极高国民素质（科学素养和自律精神）的国家，其实绝大多数民主国家在减少碳排放能力上还不如专製或威权国家。这时候，某些体製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了。对于专製国家尤其高度极权专製的国家，对这一切问题都可以用维稳来解决，从洗脑到删帖封号、从监视到喝茶、从拿学业工作施压到关进监狱，从拿个人前途说事到威胁家人，总有办法让你屈服，不屈服也引不起其他人一起不屈服。这样的高压下，一切不满都会被压製，一切损失和痛苦都只能自行消化或者转嫁给更弱势者。于是推行包括减碳等环境政策在内各种政策，当然十分顺利。当然，他们有时也会遇到阻碍、不执行环境政策，但是这并不是因为普通人民出于维权的阻拦，而是某些既得利益者出于维护非法利益动机的上下活动所致。

    这又引出了一个问题，及气候问题及遏製气候变暖对政治、人权和其他人类议程的影响。如前所述，气候变暖危害巨大，人们不得不让渡很多东西来遏製。其实，人们让渡的不仅有物质利益，还有政治权利、个人自由及其他许多非物质方面的东西。前面已经说到，减排需要公权力的介入，这会助长专製和集权。在这之外，许多涉及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东西都会受到影响。在减碳成为优先目标的情况下，别的权利、平等、尊严等诉求只能靠边站。这就类似于战争时期，为取得战争胜利，平常人们所珍视和追求的各种权利、尊严和自由秩序都不復存在或被大大限缩。减排时期虽不至于和战时一样，但也颇有类似。

    对于这些，发达民主国家是给了很系统完整的解决方案的（虽然未必完全可行），根本上就是两个字「平等」，或者再加上两个字「扶弱」。为避免减排造成的不平等和各种矛盾加剧，发达民主国家更强调对平等的推动，尽可能促进收入平等、权利平等、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平等等各种平等措施。他们还强调对相对弱势群体、受气候变化及减排措施影响最大的群体提供补偿和各种帮助（反过来，他们也要求那些条件优越收入丰厚的人在减排中付出更多）。此外，这些国家也更加註意民主自由体製与环境的改善、调试，使其尽可能适应气候变化及减排时代。这可以很大程度减少社会矛盾、平息各方不满。甚至，这种危机感带来的各种改革，还促进和加速了人权的保障与发展（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就是例子，冲突的恶劣后果反而让危机意识被强烈刺激，各方在灾难后危机下构建了更加利于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製度和模式）。

    可这些很难在发展中国家尤其非民主国家推行，如前述的他们会以损害人权的方式实现减排，并且在减排后又造成损害人权的后果。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一些专製国家利用欧美发达民主国家对气候问题的重视、对减少碳排放的强烈需求，以减碳问题为筹码要挟后者，以减碳换取欧美减少对其人权问题的批评和介入。两相权衡，欧美大抵更在乎减碳这样既影响自身生存又关系到未来人类文明存续的问题，而别国人权虽然也是重要议题却只能放在次要位置甚至有时只能不顾了。这样，许多专製国家面临的改善人权的国际压力大减，专製和侵犯人权会更为变本加厉，或者起码不会改善。这对于那些饱受压迫的人民来说，又将承受更久更大的苦难。

    除了这些，各国间及各国内部也会因为利益、恩怨、价值观、立场等，在气候变化及减碳进程中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加剧危机甚至製造更多灾难。例如有历史恩怨或者重大利益冲突的国家，自己恨不得对方国土被海水淹没、国民凄惨流离，这样大仇得报（或者反过来，对方再不能对自己报仇）、对方再也不能威胁自己国家和民族。这样的心态下怎么可能合作抗击气候变暖？即便没什么仇怨和你死我活的对立，甚至互相之间还有恩情，可涉及到重大的利益让渡例如减缓工农业发展和生产、从本来就不充裕的国库中拿出巨款支付巨额碳税、接纳5-8位数的气候难民，这些国家是优先考虑本国利益还是别人？可能一碗水端平吗？

    那些国内严重不平等、矛盾剧烈和社会高度分化的国家，内部也不会真的像一家人一样互帮互助。即便象征性做些帮助，也就仅此而已了。不同地域（如内陆和沿海）在贫富差距大、族群认同明显差别、有巨大利益冲突乃至製度性不平等区隔的情况下，一群人就会对另一群人失去家园幸灾乐祸（即便不是大部分也是一部分），即便同情也很难肯让渡利益到平等程度来接纳失去家园的（除非有强製力）。在气候变化恶化一开始，一群人就不会为易受灾的另一群人付出足够的减碳代价（同样除非使用强製）。让在沿海大城市落不了户买不起房的内地居民，去为沿海大城市有几套市值千万的房产和各种户籍特权的人着想而减排？除非强製谁肯心甘情愿，不巴望后者赶快淹死、房产泡进大海就够有同情心了。那些地域认同感强又不怎么受气候危机影响的地域群体，又怎么可能乐意降低产能实现碳中和？那些深居内陆和高纬度、和沿海地理位置与资源禀赋相差悬殊的地区民众，对沿海繁华地带的淹没，会不会想「你们也有这一天」？他们会付出巨大代价保住沿海吗？只会想方设法抵製减碳。这样的情况已经在发生（看看最近的限电在中国东北等地引发的波澜），这样的心理也早已有之，未来变得更恶毫不意外。（当然，在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上各地各群体可以有温情和互助，但涉及到生存空间等巨大利益，丛林社会裏的同胞之情还有多少用？夫妻亲子之间在生死交关的利益冲突中都不乏反目，何况同胞？）   同理，那些不生孩子的，恐怕也不想履行遏製自己死后才出现的灾难的义务。至于别人家的孩子，虽然是自己的同胞，可同胞没爱过自己，在网上抱怨几句都会被谩骂和戾气淹没。至于说为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千秋万代，如果一个人「996」式工作下，劳动所得80%以上还是被割了韭菜，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生不起孩养不起老，更不能表达诉求和维权，一切都得自己咽下去忍下来，恐怕也早就没了为祖国千秋万代付出代价的爱国心和民族感情，反而会有很多这样的人痛恨国家和民族（哪怕他其实是应该痛恨那一部分权贵而非所有人）。即便自己有孩子的，同样面临各种生存压力的情况下，也无暇无心力去考虑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后的事。为孩子着想？孩子最麻烦的不是几十年后生活在怎样的生态环境中、多大概率死于洪涝或者干旱，而是能不能上个不那么破乱的学校、找个体面的、可以养家煳口的工作，还有孩子得了病能不能付的起医药费、如何支付医保外用药的钱。眼前生存都难，哪管得了未来？

    在剧烈的矛盾和普遍的贫穷下，人们也无暇顾及未来只能满足眼前，因为不满足眼前连未来的门都摸不着。对于统治者而言，为了稳定和政权生存，也只能迁就姑息放纵包含碳排放的各种生产生活活动，尽可能将经济蛋糕做大，让各方分得的份量都比以前分的的多，缓和当下的矛盾和各方需求。至于未来多么可怕，毕竟「不见棺材不落泪」。倒是如果为了减排而压缩「蛋糕」的规模份量，那会使得分配矛盾雪上加霜，极易引发各方反弹，进而导致政权不稳甚至崩溃的。

    在减碳等拯救环境的进程中，权贵等既得利益者恐怕也不会像欧美发达国家那些精英富豪那样以身作则减碳、拿出真金白银投入到环境工程，而是继续骄奢淫逸，衣食住行照样高耗碳，最多搞一些形式以示参与减碳。他们从来拒绝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他们可以一边心安理得的享受权利，却又不愿意承担义务。例如有知乎上的疑似既得利益者公开宣称，减碳可以但是不要搞碳税那些东西。这话如果放在正常社会一定被人耻笑，但在中国却被许多人贊同。

    更恶劣的可能是，他们会利用这种机会大发气候危机之财，利用相关政策和资源巧取豪夺，比如凭借权势和信息优势捷足先登，迅速瓜分新能源市场，获取巨额利润。上梁歪着下梁能正吗？这些人本身也占了工农业消费品消耗及排碳的大多数。这些眼裏心裏只有利益没有人民、只有自私没有责任感、为了权和利不顾一切的统治阶层，只想拼命透支、榨干国家民族和国民的剩余价值，一个个击鼓传花般将一切祸患留给后人，「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这一切现实下，全球按时实现「碳中和」、达成遏製气候变暖的目标，就变得非常不可能。除非各国实行超强的强製力推行减碳、大国强行迫使较弱国家严格减碳，或者在全球气候危机彻底爆发前有突破性技术革新可以迅速便捷实现碳中和或解决气候危机（这其实类似于绝望中不切实际的狂想，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能），否则气候灾难必定会在未来数十年至数百年大量发生，少则百万多则数以亿计的人直接因气候变化造成的灾难而死亡，数十亿人沦为难民。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遍性的饥荒、贫困、战争就会不可避免，人类这个物种还能存在多久这个问题也不会有乐观答案。

   关于气候危机下人类为争夺生存空间发生的战争、恐怖主义活动在内的各种连带影响，已有大量研究。如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即于近日预测，2040年人类就可能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危机爆发全球性军事冲突，尤其在受气候变暖严重影响且对抗危机能力脆弱的亚非地区。作者认为，最迟在2040年，世界将开始「气候冲突」，各方将相互使用技术，加剧干旱和洪水等自然灾害。这首先是指地球工程技术。刚果、印度河、湄公河和尼罗河流域等地区，有可能成为未来气候战争中的热点。这些地区有可能因为河床和水流方向的改变而发生冲突。其实，因气候变化引发的战争古代就有先例，欧洲在古罗马时期的「蛮族入侵」和中国蒙古族、女真/满人南下入侵中华，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如果说未来因气候变化激发的战争与当年的不同，那就是当年是战马和弯刀的搏杀，未来可能是导弹甚至核弹的投掷。

    可是，即便知道这些后果，人类也不可能放下各种利益和恩怨。因为这些利益和恩怨同样关乎生死存亡及自身存在的意义，谁都不愿意为了他人他族乃至全人类的生存发展，付出自己及自己亲朋好友败落死亡、名实俱灭的代价。而且，至少其中一部分人，那些受压迫受剥削受欺凌和在历史中吃亏受难的个人、群体及民族，这种不放下和争斗是有情可原、不可粗暴否定和无理剥夺的。

    当然，或许未来没有这么令人悲观，人类空前的齐心努力承担代价，以及科技的突破性发展及其他难以想到的原因，成功遏製了气候变暖及其他气候灾难（或者这些灾难仍然发生，但人类已有了规避、克服这些灾难造成危害的办法），世界的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孩子们又能沐浴在和煦阳光中展望更遥远的未来。不过那时，持气候变暖否定说的人们肯定会出来说，「气候变暖果然是个大骗局，否则为什么没发生那些灾难」。这一句话就可以否定无数人类的牺牲和奉献。虽然即便这样，也比真的到了人类天天面对死人百万的巨灾那个末世般时期说出「这都是上帝的安排」要好。

    可这样的人类成功渡过气候变化危机的可能未来，远不及人类将在气候变化造成的各种灾难中十亡八九、苦心建筑的现代文明崩塌毁坏的这种未来的可能性更大。

    人类的前身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才变成了一万年前类似于现代智人的样子。而在这一万年内，人类创造了之前几百万年演化都未能出现的辉煌文明。从原始社会到农业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传统工业到信息时代，人类以一种超级加速度发展。当今的人类无论物质文明还是非物质文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发展让人类克服了历史上许多难以克服的灾难与贫乏，让人的生存概率、长度和质量都有了惊人的提高，可同时也导致了人为的环境汙染、气候变化等生态危机的出现。人类的成就反噬了人类，人类也将面临自己製造的灾害的挑战。

    虽然这世界充满着丑陋、人与人争斗不休，自私、冷漠、谎言、暴力、压迫、伤害无处不在，各种奸恶之徒大行其道，但同样也有互助、温情、真诚、和平、正义、呵护，有着无数仁人誌士的牺牲奉献。整体而言，今天的人类仍然享受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与尊严及生存价值，与漫长人类历史上的生存状态与质量相比简直如同梦幻。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寄希望于未来，期待人类有实现广泛甚至完全的公平正义与繁荣富足、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对历史上一切丑陋谬误谎言都能破除和拨乱反正的一天。有着这样希望的人类世界，如果在未来数百年或数千年完全（或大部分）毁于气候变化或其他未知灾难，那多么可惜可叹。我们也不忍心炎黄子孙缔造的锦绣芳华与世界一起毁于一旦，我们还期望后人替我们看到民主法治、自由进步、公平正义在华夏大地充分实现的光明时代。

    作为宇宙中的一粒尘埃、漫长人类史中的一帧闪烁，我无法对抗生存背景中这样壮阔和漫长的力量。即便将这样的壮阔和漫长缩小到万分之一乃至更微小短暂，即人类社会的当今时代，将我个人替换为全人类数十亿人，仍然无力阻止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各种灾难（甚至被裹挟参与了这些灾难的造成）。即便克服了气候灾难，不一定何时发生另外的危机就又让人类天昏地暗（例如如果一颗超巨型陨石撞击地球，就可能突然将毫无准备的人类及万千物种一举毁灭）。人类即便创造了辉煌博大的文明，但仍然只是宇宙历史中卑微弱小的过客。可是，作为「有思想的苇草」，我们还是做一下挣扎和记录吧。

中国社会的教育环境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一七年

　　高考作为我国中学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中最关键、最具关註度、最有争议性的环节，它的利弊得失在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在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方面起到指向标和定海针的作用。高考既是验收中学教育成果的尺子，又是为高等教育遴选人才的筛网，它不只是从中学教育到高等教育过渡的纽带，更是将二者紧密连接起来并壹定程度决定前者、很大程度影响后者的教育之桥的中流砥柱。而且由于中国较为特别的体制和社会环境，高考的影响不止于教育领域，还体现出和（或）影响到亿万国民的人生命运、社会各阶层的流动与固化、不同地域之间的平衡与差异、官方的文化政策和舆论导向、历史变迁和时代精神等。因此，高考改革牵壹发而动全身，牵着国家社会的前途命运，连着千家万户的心。

　　高考改革问题是所有有关高考问题的总称。具体说来，包括高考存废问题、高考各科目设置问题、高考各科目具体考试内容问题（这个是本文最主要的论述内容）、高考考试具体形式的改革问题、不同地域（省份）高考招生录取比例的差异问题、不同区域考试科目与各科具体内容的差异问题、高校自主招生及其他通过非高考渠道招生问题、高考与自主招生的互补与冲突问题、高考各种加分政策存废问题、其他高考招生政策问题、高考的直接目的与长远意义问题等。当然每个问题不是都单独存在而往往是与其他问题有所交织的，所以在写作中会有壹些重叠。此外，还有壹些涉及到其他教育问题的，会在其他相关文章中具体分析，在本文中就删繁就简，只在必要的范围内做些简单论述。

　　（壹）高考存废问题

　　既然谈到高考改革，首先需要讨论的就是高考应不应该继续存在。如果应该继续存在，才涉及后面的其他高考改革问题。如果不应该存在，那么就要讨论是否有什么其他方式能够有效的代替高考，成为高校选拔人才的方式。这需要从高考（及其前身）的历史和现实来进行分析探讨。

　　作为现代高考制度的雏形，科举制的利弊及存废可以为研究高考制度起到壹种参考。 以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为数不多曾长期领先世界的制度之壹。科举制，这种自隋至清存在于中国并影响至今的制度让中国这样壹个政治上专制、社会层面落后保守、文化上强调远近亲疏例如重视家族、乡谊，并有强烈尊卑等级观念的国家，却保留了壹个能够壹定程度上排除这些制度或思想观念上导致的不平等的人才选拔制度，不能不说确实令人贊叹。它扩大了中国各个王朝的统治基础，提高了官员的素养，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士大夫阶层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即便是文艺復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很多思想家和学者也对科举制交口称贊。无论是曾亲身了解中国的利玛窦、丁韪良，还是未曾来华但极富盛名的伏尔泰、莱布尼茨、康德，包括对中国负面评价颇多的孟德斯鸠，都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持非常积极正面的评价。他们均强调了这种制度在选拔人才上存在的壹定程度的公正性，其中壹部分学者还希望其所处的国家能够借鉴中国的科举制，以考试代替本国如世袭等方式作为选拔人才、任命官员的方式。

　　当然，科举制并非壹种完美无瑕的制度，相反它有着很多严重的弊端。它只是相对于中国整体上僵化落后的专制体制、顽固保守的思想观念，有壹定的进步性。从根本上说，它依附并服务于专制体制，其选拔的人才也普遍成为统治集团巩固统治的生力军，并不利于社会的进步，更无法把中国导向民主、自由、平等等应当具备的这些基本共识的现代国家。其次，科举制对于世袭制、裙带政治以及黑暗的官场并无太大的冲击作用。这主要由以下几点原因：1.通过科举制做官的人只占官员总数的壹小部分。2.科举制本身就有对于“高干子弟”的照顾，并不是全国所有考生壹视同仁的录取。3.由于科举考试需要长时间、大量的学习准备（尤其家庭教育以及幼时私人教师的有无以及质量的差别），加上赶考的费用，导致寒门学子“输在起跑线上”，除个别受资助或者极富毅力和运气的寒门子弟外，绝大多数考生和绝大多数被录取的举人、进士，都是有壹定社会地位的家庭出身，包括官员、贵族、富商、地主等统治阶级家庭。4.科举考试中获得功名的人绝大多数都会接受专制的体制、黑暗的官场以及各种裙带关系、私相授受等利益交换，成为（或继承父辈）统治集团的壹员，而非反对和打倒它。这就导致即便是寒门子弟通过科举“鲤鱼跃龙门”，也只是为勾心斗角又牢不可破的统治集团增添力量，弥补政治斗争中失败而被排除出统治集团的人留下的空缺，让壹个曾经的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而已。这说白了就是换汤不换药，而且让寒门子弟这瓢“清汤”接受腐朽的充满腐臭、肮脏的旧“药罐”去“熏陶”，最终让他们变成和原有统治者壹样的人。第三，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日趋官方化的儒家思想，且多以维护统治、维护纲常伦理等内容为主，而阅卷、评卷的标准也是由统治者根据自身需要定制。这样既保守又狭隘并称得上反动的考试内容和评价标准下，如何选拔真正有利于国家发展进步和为民增进福祉的人才呢？至于考试内容和格式的僵化，尤其“八股取士”导致的弊病，更是无需多言了。第四，无论在京师的大考还是地方科举考试，都存在大量严重的舞弊行为，对科举制的公平性有很大损害。

　　那么利弊相较，科举制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就当时的环境而言，是利大于弊的。虽然科举考试有如上所述的弊端，但是其中前两点无论有无科举制，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也就是说科举制只是无法解决这些政治顽疾，而非科举制本身造成了这些问题。至于第三点，统治者对人民洗脑的方式多种多样，秦朝没有科举，照样用商鞅的壹套“弱民”理论实现了对人民的有效驾驭。虽然没了科举制可能壹些问题会有所减轻甚至消除（如八股取士），但是相对于科举制的正面意义，显然得不偿失。因为汉代的察举制和自曹魏到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都已证明，无论初衷多么好（何况初衷就带有统治者强烈的利益取向），只要是由选拔者自由裁量权过大的人才选拔制度，都会导致选拔过程中的严重不公平。在中国这样壹个亲疏分明、血浓于水、关系网密布的人情社会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壹点也不奇怪。

　　由古代的科举到今天的高考，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无论是古代的科举，还是今天的高考，都有壹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在选拔人才过程中的相对公平性。虽然由于备考条件的不同（如不同经济条件的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差异）、高考制度内本身的差别化录取（例如不同省份不同的录取率），导致在高考前不同的考生就并非站在同壹起跑线上，但是在壹定的范围内，尤其与其他人才选拔方式相比较，高考依旧是壹种很具公平性的遴选人才的手段。而高考放在中国这样壹个具有很多特殊国情的环境中，就更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主张废除高考制度的壹方，提出的高考替代方案的主要内容基本集中于以下两点：1.效彷西方国家，把来自中学、打工机构（或做公益、参加社会活动、参加如夏令营等组织）、其他社会人士的推荐信、日常表现、个人阅历、获得的壹些奖项或荣誉等作为高校录取的重要标准。2.扩大（甚至完全赋予）高校自主招生权，由各高等院校自己或者多所院校联合进行包括招生考试在内的多元化方式选拔人才，尤其註重对学生壹些专长的考察，取代整齐划壹的高考。我认为，由于以上关于中国国情的两点所述情况，上述替代方案将对我国高校招生乃至人才选拔机制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而且负面作用还不止于此。

　　无须讳言，当今的我国社会存在诸多的不公。相较于古代，中国自然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无论在物质文明领域还是在社会与国民的精神层面。但是各种痼疾仍旧长期存在于中华大地，历史的遗存顽强的攀附在中国现代文明脆弱的枝干上。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各种旧的和新的形式继续存在着。而影响人才选拔方式的旧社会生态在如今仍旧根深蒂固。

　　首先，中国社会整体上依旧是壹种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由于传统文化的浸淫和现实生活的需要。（国人的相对贫困是导致远比国外很多人更依靠他人帮助的原因之壹。尤其在贫困的农村，多数农民没有经济条件用金钱换取各种服务（如照顾老人、照看孩子、搬运物品、保护安全等），因此只能靠“免费”或者报酬较低的亲戚朋友街坊邻裏的帮助。这种帮助减少了获取服务的成本，但是毫无疑问也增大了束缚。既然得到了别人帮助，自然也就受他人控制，自然容易被别人指手画脚、随意评点，也容易被别人支使。别人帮了妳，当然妳也得“帮助”别人。这样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血缘和宗族仍是国人生存的重要纽带，乡党和邻裏也是平民百姓在外打拼和居家生活中几乎不可或缺的依靠。这与西方国家每个人都相对独立的生活、崇尚个人主义的风气迥然不同。虽然现代文明已经深入社会各个角落，但是并不代表国人的思想观念也有根本的改变。就例如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虽然让很多国人更清楚的“开眼看世界”，但是许多人的微信朋友圈何尝不是网络版的村裏街边老太婆小媳妇扯闲言碎语的平臺，通过QQ群纠集宗族成员参与械斗也是比以前更便捷的通讯手段。

　　“血浓于水”、“疏不间亲”等思想仍根植于国人尤其内陆地区县城和农村国人的心中。“关系”往往是办事、就业、处理纠纷等生活各方面必不可少的要素，甚至在很多时候起到决定性作用。尤其在内陆的县城和农村，这往往就是决定性因素。无论是有章可循的制度性问题，还是处于模煳地带的各种事情，当然更包括没有明确法律条文或规章制度的种种纠纷，都需要通过“关系”来处理、摆平。而“关系”往往就是亲戚、朋友、同事、邻裏等各种熟人（以及这些熟人的“关系”）或者说在生活空间上接近的人。这些“关系”相互交织，构成了庞大的关系网。不同的人或者家庭由于个人的社会地位高低、权力大小、金钱多少、个人交际能力及交际圈的大小和“质量”的不同，有着具差异化的关系网。但是基本上每个人的生活都无法离开“关系”这种东西。当然，严格意义来说，全世界的人都要生活在各种关系网中。但是在西方国家，“关系”往往只是处理生活中各种事情较为次要的因素，个人能力、规则与制度、社会公序良俗相对而言更为重要。而在中国，“关系”却常起到很关键甚至决定性的作用。相反，社会公德、平等博爱、契约精神这些在发达国家普遍被遵循的具有普适性的观念在中国社会还非常薄弱，认“人”而不认“理”仍旧是许多国人壹贯的作风。壹个人（A）对另壹个人（B）的评价往往并不是B本身的好坏，而是与其关系的好坏，关系的远近亲疏，或者对A是否“有用”，能否在以后帮助或者“报答”A。这壹点相对于经历启蒙运动等进步思潮洗礼的西方或者说欧化国家的国民有着质的差别。而在包括高校招生在内的人才选拔方面，“关系”可能起到的作用自然很容易估计到。

　　第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各项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建设（无论是制度的宏观构筑层面还是具体实践层面）仍然处于低位状态，各种体制机制很不完善，尤其在保障公民在就学、就业、获得各种社会保障、法律保护等领域的公平性方面存在极大的缺陷。甚至在壹些地区、壹些领域、壹些具体情形下，“潜规则”远远比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规章制度要“有用”。换言之，公开的、有明文规定的法律、制度和规则不仅欠缺，而是往往得不到执行，这就导致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大行其道，各种说情、托关系走后门屡见不鲜。而社会信用制度与公民诚信档案建设的滞后与缺失更导致盛行各种弄虚作假，加剧了社会中人与人的不信任感、破坏了社会公平。

　　在这两点社会现实面前，废止高考及采用上述替代方案的危害是很容易看到的。由于中国“熟人社会”迥异于西方的以个人主义为轴的社会环境，他人推荐式的高校录取标准毫无疑问非常不适合我国。试想壹位A县的学生小张，想要去位于我国北部某市的东方大学就读，需要他所就读的中学开具中学阶段个人表现的证明，还有在本县参加壹些社会活动的履历，那么他的家长以及老师会怎么做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与之相关的壹些新闻或者研究。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留学生的入学申请造假现象极为严重。不仅中学的个人履历缺乏细致可信性，甚至还有专门教写或代写大学申请书的产业链在服务着千千万万中国学生。回到国内，中国大陆的中学档案基本也都是千篇壹律，报喜不报忧。学生在中学的违纪行为绝大多数是不会记入档案的，只有极个别情况才会有。而且档案的信息除了学生的年龄、入学毕业时间、各科壹些考试的成绩等简单信息外，鲜有个性化、具体性的个人信息描述。当然壹些大城市名校可能会有比较完整细致的档案系统，但是就我所了解的内地中学，基本都没有这种能够充分展示学生鲜明的个人特征、将学生的特质、专长、性格、个人品行及丰富独特的个人阅历的档案系统。通过在中学及大学查询学生的档案讯息，就不难得出这种结论。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中国应试教育制度造成的。由于唯分数论的现状，学生在学校除少数时间参加壹些课内外活动外，绝大多数时间只被要求做壹件事：学习，而且是狭义的应试学习，即听讲、背诵、写作业、做试卷等几项周而復始的活动。这种单调的学校生活，自然不可能让学生有多元化、充满个性特征的中学时期的履历。如果想改变这种情况，从根本上当然是进行具体的教育内容和形式的改革，这是壹项復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在壹朝壹夕实现。因为本文以讨论高考问题为主，在此不详述此问题，将在其他文章中具体阐述。如果不改革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还是如今的这种教育方式，能够做出缤纷多彩的履历吗？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的。看看上述那些出国留学的学生如何作假的就会知道。

　　最重要的是，无论教育的内容和教育方式是否改革，无论实行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只要把推荐信、个人履历等作为高校录取学生的重要标准，都会导致严重的弄虚作假、托关系走后门、金钱交易、权力介入等问题。在中国这样的熟人社会和制度建设存在极大缺陷的国家，人才选拔手段的弹性越大、越“人性化”和差异化，发生幕后交易、“潜规则”横行的程度就越严重。北大研究生冯军旗的《中县干部》壹文就极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壹些地区（尤其县城）内剪不断理还乱的密集的关系网，各家族、上下级官员、当地企事业单位等内部及之间的各种利益关联。相对而言大城市要好很多，但是也无法完全跳脱中国社会的大环境，如北京读幼儿园和小学就有各种关系门路以及金钱交易。只是这些发达地区程度相对较轻、无法那么明目张胆罢了。现在为数不多有机会被人为操纵的高考加分项目就大面积出现造假或者通过特殊手段刻意达到相关加分标准，例如更改自己的民族成分、为获得体育加分在体育成绩上作假等。而中招体育加分的舞弊行为更为常见，也为高考敲响了警钟。把高校录取标准打开壹个缝隙都导致这么多汙秽，何况在没有有效的防治手段和缺乏良好的大环境下将教育腐败的大门向人们敞开，将会出现什么壹点不难想象。

　　为了让读者更生动的认识实行西方式录取制度用在中国后带来的弊端，在此写壹篇小说文，以下内容为虚构想象，作为展示如此改革之后的弊端提供壹种比较生动的参考（壹些地方会采用夸张的修辞、反讽的手法，有部分事例改写自真实事件，只是把事件背景和壹些具体情节做了改动，以适应文章所述情形，请勿对号入座，过于较真）：

　　回到刚才的问题，小张同学想报考东方大学，根据现在的政策，除特殊情况外，基本是需要通过高考达到壹定的分数才可以被录取。如果把推荐信和个人履历作为决定性的标准，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担任小张所在班级班主任的李垂范老师会成为包括小张在内的全班同学以及家长巴结的对象。在高考分数定终身的时代，包括班主任在内所有任课老师的职责都是让学生尽可能考个高的分数，让班内学生能够被较好的学校录取。但是改革之后，班主任及各科老师的评语成了高校录取小张等同学的重要参考依据。因此，从改革之后，李老师和其他班主任同事开始收到壹些家长的“心意”。以前虽然也有壹些家长会在逢年过节或者高考前后送点礼物“意思壹下”，但是基本上都真是只是“意思壹下”，不仅次数少，而且单次礼物价值基本也不超过老师们半个月的工资。但是现在家长们送的“心意”却让很多老师既心动又不太敢接受。壹张当地最大超市的购物卡，就让李老师壹家两个月在这买东西不用自己掏壹分钱。虽然“校风廉教建设”中多次处罚包括通报批评了壹些收红包的老师，但是比率也不超过所有曾经收过学生家长礼物的1%。还有壹位副校长因为受贿帮学生制造假履历被开除公职并判刑5年，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其实是因为他和教育局壹位书记有些龃龉，又逢上级要“抓几个搞乱教育改革秩序的人”，自然成了倒霉蛋。看到听到了这些，李老师和同事们就不那么担心了，开始比较坦然的收取壹些礼物。以前壹个月2500的工资，在亲戚面前都不好意思提起，老同学聚会上很多同学调侃学生成了老师，多么光鲜体面受人尊敬，李老师只好苦笑，却囊中羞涩不敢去抢着结账，看着当了公务员、老板甚至开奶茶店的个体户女同学都那么豪爽，心裏壹直不是滋味。自从高考改革之后，立马家裏添了3部新的iPhone10plus，两年之后把房贷也很快提前还清了，把桑塔纳换成了SUV，假期还去了新马泰转了壹圈。李老师的女同事王诗凤老师的儿子得了白血病，当年学校捐款都不够维持透析，作为特级教师并屡受嘉奖的她去教育局求领导，局长也和蔼的说经费紧张，无能为力。高考改革两年后，不仅够了平日做透析的钱，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费也够用了。以前王老师壹直抑郁急躁，成天担心儿子哪天病情恶化去世，现在终于可以放宽心了，教学时候也越来越和蔼可亲、耐心细致。不过，即使儿子病情还没好转的手术前，学生们对动辄发怒，抓住学生壹点问题叨叨半天甚至开口骂人的王老师也不敢多顶嘴，因为自从高考改革，班主任的评语成了大学录取的重要依据，家长也都叮咛学生别惹火老师，除非完全不想考学的，其他只要还想上学的，讨老师欢心还来不及，谁去和老师顶牛啊。不过也不是所有学生看见老师都跟绵羊壹样，像县卫生局副局长的儿子见到王老师就敢对着走过去，王老师还主动给他让路，写评语时候还把这个平日不好好学习还经常惹事的学生评价为“勤奋好学、热心帮助同学、尊敬老师，经常帮老师维持班级纪律”。但是相对于连年级主任见了都客客气气的县法院某庭长的儿子，他还是小巫见大巫了，而且人家还是自初中到高中连续四年的市级三好学生呢。

　　当然，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的评价只是高校录取参考的壹部分，还要有学生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尤其公益活动的资料，以及壹些课外活动如各种读书、科学实验的经验和成果。在壹个并不算太发达的县城，小张去哪找这些活动呢？不用急，有人会主动找上学校和学生。自从高考改革之后，A县以及附近很多县市都出现了诸如“黄河青少年实践夏令营”、“爱乐读中学生知识乐园”等组织，有官方建立的，也有私人经营的（例如“爱乐读”就是县委副书记的小舅子当董事长，交通局长的嶽父和国资局局长的弟弟也有股份）。小张所在学校的赵尚光副校长亲自抓相关工作，不仅和这些组织合作，还联系了县裏的纺织厂、自来水厂、烤鸭生态园等企业，实现了“青少年社会实践壹条龙”。为了获得“学生实践试点”，壹些厂矿还买了对谁做试点具有最终决定权的县委书记的字画，据书法协会评估并公证，书记的“桃李芬芳”四字书法作品值10万元，雄鸡报晓图值15万元。不过相对于接待学生来“实践”的收益，这点小钱算个什么，壹个华为手机代工厂壹年就学生参观实践的收入就够员工全年的伙食费了。而学生参加这些活动，都是要收费的，参加的活动数量和具体组织不同收费不同。当小张的父亲觉得收费太高，给班主任李老师说不想去的时候，李老师就说：“那大学录取怎么办，人家可是要看这些的，我给妳孩子写的再好也没用啊，我只能说妳儿子课堂表现好，课外活动我没法给妳弄”。小张的同学小刘的母亲性格比较执拗（就因为这种性格，普通壹本学校毕业的她到现在还是人事局壹个股长，虽然她学历比局裏95%的人都高），直接去了正校长办公室，说“我女儿生活费壹个月才600，现在这活动那实践壹个月平均快1000了都，也没见着学了啥真本事，妳们坑老百姓呢？”学校的周旗龙校长虽然有点生气，但是还是和气的说“妳跟我这说也没用，现在都这样，妳女儿不参加也行，但是掉队了怎么办？考不上大学是妳自己的事。反正人家履历锦锦绣绣的，妳的壹片空白，妳张铁生啊，大学会录妳吗？至于收费，美国也这样啊。妳去网上搜搜，打听壹下，人家美国这些活动也是学生自费，花销比咱们大多了，所以人家才先进啊。而且他们是个人参加，我们这是集体参加，费用还打折了呢”。其实呢，学生个人是没有途径参加的，因为所有实践活动已经被垄断了，都要由学校组织，而且就算自己想参加，也没时间啊。虽然高考改革，但是学校还是军事化管理，包括去企业参观、去阅读包括野营，都是在老师统壹带队情况下。除了学校集体参与的活动，严禁学生外出独自参加任何活动，这也是“为了学生安全”，毕竟即使有人带队时候还出过事，在参观人民医院时候，就有学生打破了几瓶液体药，家长还赔了不少钱。另外，为了让学生更有效率的参与多种实践活动，而且不耽误考试（毕竟考试还是大学录取的壹个要素，虽然不那么重要了），学校和实践单位实行打卡制度，例如在县图书馆，当学生看不了那么多书时候，可以不用看，只需要打卡就好，管理员会在这个学生的记录本上写上“今日马国虎同学阅读了书籍《美利坚的谎言》、报纸《应天时报》、在多媒体放映厅观看纪念我国发展进步的纪录片《意念的胜利》”。排队参观流水线烤鸭制作过程太单调，写在几百页的履历集上字也太少，写成“张沧粟同学看到工人刘师傅正细心制作香喷喷的烤鸭，不忍打搅的看着，刘师傅看见他，就热情的打招呼并且教他如何制作，张同学很快学会了制作技术，并且和刘师傅在工人食堂共同品尝了自己制作的烤鸭，并且在交谈中成了忘年交，更知道了劳动的辛苦，知道自己平日壹餐壹食皆不易，更坚定了学习知识为祖国造福的决心”。而旅行也是学生履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不过这个费用相对更高，只有壹部分学生有条件报名。当然如同壹些社会实践组织壹样，负责带领师生旅行的旅行社也已绑定。每到壹处拍照是必须的，如今的学生履历无论是纸质版还是电子版，都可以配上图片，而且人无我有，人有我多，谁的履历越丰富越亮丽越能吸引大学招生人员的註意，而且有照片才有真是实性啊，在高考改革之后南方系又报道各种改革乱像，上级调查的当口，最好有壹些真货应付壹下。当然旅行的目的是“镀金”，而非真的玩乐，谁不识趣就会被批评。如去北京的时候，壹位两年前去过壹次的壹位同学听到导游介绍这是八达岭长城，就说“咱们这去的是水关长城，不是八达岭啊，我和爸妈前两年来就被骗了，所以我记得这地方。”老师就白了他壹眼，说，“就妳懂，这点旅游费能来北京就不错了，咱们是为了考学，不是没事瞎逛，知道不？”当然，他还有没说的，就是学生交的旅行费用学校领导、政府领导还有带官员亲属背景的旅行社都要分成的，搞货真价实的旅行，把学生的旅行费都实打实的用了，那点利润还不够这几方塞牙缝的呢。

　　当这些社会实践活动普及化的时候，想要脱颖而出，就要在科学发明、体育比赛、各种国际竞赛方面下功夫了，就像都有学可上之后就想去重点中学，能够考国内名校的人又想去国外留学壹样。高考改制以前，这些中壹部分就是加分项目，不过后来很多被取消。当壹些科研和体育机构哀叹少了壹条财路时，听到改革的消息，激动得恨不得连坐80个俯卧撑，把家裏玩躲猫猫的孩子从门后抱起来举高高。很快壹些家长联系上了他们，但是很多人很忧虑，怕被查出来弄虚作假取消入学资格。而且媒体上确实报道了壹些高考录取弄虚作假的机构，被查处的人还痛哭流涕的在电视上壹个劲低头认罪。但是这并没使这些机构畏惧，他们告诉家长“中国贪官汙吏多不？查处的挺多吧，但是为啥还贪呢？不就是利大吗？不就是被查处的几率低吗？嘿嘿，咱们也壹样。而且我们也能弄成实的，只要妳孩子脑子好使又有钱，再在具体项目上做点巧，可以把妳们培养成真的科学家、运动员，只是下功夫比较大罢了。大学录取那块也得打点壹下，只要我们这和大学配合好，又那么多人这么干，谁查？”刚才提到的小张的父亲也联系了壹个体育机构，很快被承诺高中毕业前给小张得块省运会金牌，当个国家二级运动员，而且保证做的逼真，滴水不漏，不会出现类似若干年前西南某省多名中学生游泳成绩打破世界冠军记录的奇葩事件。

　　在中学三年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终于到了最重要的阶段：大学审阅成绩和履历并择优录取。当年的录取工作很简易，只需要看档案是否齐备和分数高低即可，最多区分壹下文化考试分和政策加分，按学校要求进行挑选。而如今则大为不同，要具体查看学生的个人经历、所获荣誉等，壹天最多只能看完三五个学生的档案。以前的划分是固定的分数，即便有关系门路也没用，但是如今不壹样了。清华北大和211、985院校还是挺严谨的，但是其他学校就开始用自主权为各种学生开捷径。正正经经的录取个70%，剩余的够其他学生家长争得妳死我活了。小张报考的东方大学--中部壹所二本中的上游学校，分数恰巧够了，就看个人档案中的履历能不能被审核老师看中。负责审核的是有国家“海河学者”荣誉的郑教授和青年教师吴副教授、助理教授何老师组成的招生小组。为了避免壹个人审核出现幕后交易，规定必须三个人共同审核并由数十人组成的招生委员会成员壹致通过才能录取学生，虽然壹般情况下其他数十人并不仔细看甚至根本不看个别招生小组的审核情况。因为需要面试，所以学生和老师是要在决定是否录取前见面的，其实无论是否见面，学生和家长都能通过各种渠道知道审核自己档案的老师。小张的父亲去学校见了三位老师，主动送了点见面礼，三人都婉言谢绝了。后来录取结果出来，小张被录取了，小张和父亲感慨，真是好人多啊，大学比中学好的多了，大城市比县城的人就是清廉啊。但是小张的同学小赵和他考的同壹所学校，却花了10万块钱“打点”审核的老师（就包括那位吴副教授）和相关领导，因为他的分数差了壹点，而且履历和小张壹样，有不少地方都有虚假成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学的教师纪律较严，政府监察和舆论监督都比较有力，而且高校教师工资较高，不像中学教师那样收入微薄日常开销捉襟见肘，所以没有中学阶段那样泛滥，但是仍不免有各种腐败，只是相对比较轻，而且只能以这种方式录取少部分学生，用录取大多数有真才实学的来做掩护。至于清北等211985院校，虽然纪律更严，社会舆论的眼睛也更多盯得也更紧，也总有人能够冠冕堂皇的混入。壹位驻欧洲大国大使的女儿（据说此大使与某副国级官员关系极为亲密）就拿着在某极知名IT企业实践并进行管理创新的履历进入某排名中国前十的学府，虽然知情人都知道那些创新是她的上司（在她去企业“实习”时这位上司像她的助手壹样）做的，但是没人去戳穿，加上她领悟力还是很不错的，确实领会了这个创新方案的精髓，把别人的理论成功復制到脑子裏并且完整的阐述出来，这样等于她壹定程度也有这能力，其他人也不好说什么，毕竟比那些靠钱和关系直接进来的“共建生”要强得多了。而此IT企业因此很快也获得了国家的“高新技术扶助资金专项计划”的拨款，该企业的董事长，也是壹位明星企业家，也得到了国家第二高的领导人的接见，央视“新闻2+2”节目也对他做了专题采访，这些很大程度都归功于那位副国级官员的帮助。诸如此类拿着极光鲜亮丽、成就斐然（虽然实际上这些履历虽真犹假，半真半假，而且即使真的成就也是其他学生无法復制的，因为这些成就不仅需要很多金钱投入，还要有关系、人脉包括权力背景，普通人根本没机会去那些机构实践和得到那种程度的技术、人力、资源和环境支持。例如去壹些知名企业、科研机构、研究院等，普通人有能力也去不了，没能力的高干子弟只要不傻不痴呆，也能在众星捧月中搞出点成就）的履历去名校，虽然壹些老教授看不过眼，但是也只能发发牢骚罢了。

　　从中学到大学，这样的高考改革肥了谁的田，穷了谁的壤，壹目了然。就像上述的小张同学，三年中家人为丰富其履历，提高其“素质”，花的钱不会低于5万（按现在的货币价格），这只是在县城。如果在大中城市，这个数字至少要乘以5-10，在京沪乘以20都不够。现在的学生家长仅仅在择校费、学区房这些方面就投入巨大，还不包括日常学习开销，何况如此做。现在的“孩奴”壹词还只是半调侃，到那时却是百分百的现实。这种教育剥削将变成政府官员腐败之外的又壹条吸食民脂民膏的毒虫，造就壹批人数仅次于公职人员的庞大腐败群体（当然政府部分公职人员也能在这种改革后获得不当利益，如前文所述），侵蚀国家的根基、人民的血汗。而且这种形式化、教条化、应试化的“素质教育”“多元化选拔人才”的方式，并不能真的提高学生素养，只是如今应试教育的变种罢了，现在应的是分数的试，已经忙的晕头转向，这种政策则是应各种“活动”、“评价”的试，更加扭曲学生的身心，也并无根本上减轻学生负担，只是将负担的内容由完全是做题、背诵、听讲、得高分变成“全方位、多领域、宽层次”的教育负担。而且这只会导致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有更多的进入好学校尤其名校的机会，而贫穷的家庭更加与知名学府无缘，甚至会比现在更趋放弃考学这条“知识改变命运”之路。这种人才选拔方式于古代的“九品中正制”有些类似，很多具体的选拔要求都建立在有壹定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教养甚至国际视野的前提下，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很难达到，只有特权阶层及中产阶级上层的部分子女才能在这些方面表现的较为出色。这样就极大的加剧了教育不公、高招录取不公，使阶层更加固化，代际传承更加根深蒂固。还有很重要壹点，就是这种政策会导致国家的腐败愈加严重，以前主要是官员等政府工作人员腐败，如果这样改革高考，会让教育系统变成仅次于政府的腐败系统，极大恶化教育环境，不仅导致社会教育成本提高，更会为学生带来极度不良的示范效果，给学校的道德教育带来毁灭性打击。如今的学校的公民教育、道德法治教育是缺失，而那时将是扭曲或者说负面，比缺失更可怕。而且如小说所述，这种腐败会导致官、师、商、民勾结，让社会彻底陷入腐败的泥潭。总之，这种以废止或严重弱化高考，而强化其他弹性标准作为高校录取标准为方向的改革将为教育事业、为国家和社会、尤其对平民家庭出身的学生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值得壹提的是，在文革时期，中国曾经废止高考并壹度实行“推荐制”的大学录取方式，这些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在这种制度下，真正有真才实学的人被排挤，而代之以只是所谓“阶级成分”好、出身好的“根正苗红”的人进入高等学府。而这个过程则导致各种知识水平低下、缺乏应有的学生素质和学习能力的人占据了高校名额，极大的浪费和破坏了高等教育资源，使中国教育事业遭受重大损失，并导致出现人才断档，壹直遗祸至改革开放之后。无论是如今国民素质低下的种种表现，还是科研创新能力的糟糕与社科研究的虚浮，都与这段特殊的教育历史紧密相关。虽然“推荐制”上大学及其恶果只是文革时期教育崩坏大局中的壹个表现，却是至关重要的壹面，并且相对于当时其他的教育问题，这种政策对后来包括现在的我国影响尤深。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们不能让悲剧性的历史重演，不能让国家教育再度沉沦。

　　至于把统壹的高考变为以自主招生为主的高校招生方式，如果实行“多元化”的选拔方式，上述危害已经讲的很明了。包括中国人民大学这种知名学府在内的很多高校自主招生的丑闻也充分说明在中国特殊的大环境下，在缺乏良好的大体制、缺乏各种能够有效规范和监督高校招生行为的配套措施的前提下，高校自主招生的权限越大，高校招生中存在黑幕与腐败的几率也就越大，导致高校人才选拔过程中存在各种不公的程度也就越严重。相对于名校还算严谨的自主招生活动，普通院校尤其壹些独立学院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更是不胜枚举。至于这种高校招生自主权的扩大对学校可以更好的根据学校专长和学生潜质录取人才的这类积极作用，虽然也是有的，但是作用并不很大。以“北约”、“华约”和“理工系”三个自主招生联盟为例，它们虽然也都倾向于录取在某方面（主要是理工方面）有专长的学生，但是仍要学生参加高考，自主招生考试只是壹种参考，作为高考后降分录取的壹种凭证，类似于壹种“提前补考”。而且这种专长偏向既不够明显（还是要看高考总分）又存在严重缺失（欠缺对人文学科专长的择优录取），并不能使在某方面有特长、严重偏科的考生得到充分的机会得到优秀学府的录取。像钱钟书数学（下同）15分、季羡林4分、吴晗0分上清华，朱自清、罗家伦0分上北大的情况显然无法在当今中国再现。

　　简而言之，如今提出的高考替代方案均存在严重缺陷，且实行后起到的负面作用远大于现行高考模式，因此个人对废除高考或大幅削减高考成绩在高校招生标准中的权重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在中国社会大环境未发生改变、很多更具本质的制度未进行有效改良等巨变前，高考制度不宜废止，更不易直接将欧美壹些高招制度用在中国，高考改革应着力于高考的具体内容、高考具体形式进行有力改革，把改革重心置放于保留高考制度的大前提下进行。

　　（二）高考科目设置问题

　　讨论过了“考不考”，就要论述“考什么”。高考科目的设置是继高考存废之后需要讨论的问题。具体而言，问题又分为两部分，即应该增添和删除哪些科目、是否应该实行文理分科这两个问题。

　　我国的中学阶段科目壹般包含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体育、音乐、美术、信息技术共计13个科目（其中前9个科目是正式的高考科目），当然如壹些少数民族地区会有民族语言等特殊科目，不过无关大局。

　　从整体上看，我国中学科目的设置较为合理，文理均衡，知识复盖面较全。但是实际教育上却存在很大的缺陷，不过这种缺陷主要是由于各科具体教授的内容问题，而科目设置问题只是出现这种缺陷的次要因素。也就是说，“如何分”虽然重要，但是关键是“教什么”和“怎样教”。例如美国所分的六个科目：英文、外语、数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其中的社会科学就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美国与外国历史，类似中国的政治科和历史科。而自然科学则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环境科学、地理，类似中国的物化生地四科。而臺湾地区的公民与社会科目则类似大陆的政治科、健康科目就类似大陆生物学科包含的关于“人”的那部分。当然这种类似只是说某种角度可以化为同类，而非在具体内容上相似，更非在质上相同。就像大清皇帝、美国总统、英国女王，三者都可以归类为国家元首，但是在诸多方面都大相径庭，更有本质的差异。至于科目名称是什么也不很重要，就像政治科，无论是叫公民科还是公民与社会科，还是叫做政治，还是叫做思想政治或者思想品德，这些并不很重要（虽然也不是壹点重要性也没有），最重要的是这些科目具体教的是什么，怎么样去教。

　　那么有哪些科目需要增添或者删除呢？

　　加强法治教育如今呼声日益提高，主张单独设置法治或者法律科目的声音也时有所闻。而我国过去及现行的法治教育基本都融入政治科（小学为社会科，初中壹二年级为思想品德科）中，但是不同时期法治教育的内容差别很大，普法教育的强度也有较大差别。如上世纪80年代，初中政治科即有必修的《法律常识》壹书，而且书中有大量真实案例，包括杀人、强奸、抢劫、盗窃、诈骗、正当防卫等诸多事例及法律条文、法院判决讲解，直面社会现实，对学生学法、懂法、用法很有参考价值。但是不知何故（或者就是为了所谓“和谐”，也有担心学生看了这些案例反而去效彷犯罪的心态（这和现在反对中小学性教育，认为性教育导致性早熟或者诸如早恋、未成年性行为等忧虑如出壹辙，虽不是完全没道理，但是总体看都是很荒唐、很不科学的理由）），如今的初中教材却被看似更贴近生活实际上却日益空洞化、教条化的文辞取代，很少能在教材中看到直面现实社会黑暗、教会学生如何应对生活中种种涉及法律的问题的内容。例如面对如今猖獗的网络诈骗行为、与未成年人息息相关的家庭暴力和校园暴力问题、生活中时常遇到的购物或旅行中的欺诈、侵权等行为、“校园贷”等各种合法或非法的高利贷问题、个人的名誉与隐私的保护的问题等，教材鲜有甚至根本不提及上述问题，更缺乏教授如何防范这些侵害自身权益行为的内容。而高中政治四本必修中，竟然没有壹本有较大篇幅专门提及公民法治教育，即使零零碎碎的关于法治、法律方面的内容，也有壹多半是宣传官方的依法治国等“高大上”的治国方略及政策，余下的篇幅讲的主要是要求公民守法的内容，有关公民维权的内容则寥寥无几。只有壹本选修的《生活中的法律常识》壹书还算是比较像样的普法书籍，虽然内容也不多且有局限性。可悲的是，在大多数省份政治并不考选修，即使考选修的也是六选壹，学生选到的几率可想而知。而不考选修的省份，就我所在的河南省而言，是完全不学选修的，我所在的几所学校没有壹节课讲选修课本，甚至很多学校根本不发选修书籍。如此看来，当今全国大多数中学生在中学六年中竟然没有正经的学过法治教育课程，这多么可悲啊。

　　那么要不要单独设置法治教育科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如果将法治教育科目单独设置，并且作为高考考试科目，可以增强广大师生对于法治的重视程度，并且能够更加专门且细致的为学生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但是这样也会导致教育成本有所上升，学生的学业压力增大，学校的课程更为繁杂。如果法治教育单独成科，就需要培养壹大批专职教师，还有负责教材编写、学科管理等整个学科教育的领导、干部和职员，这将是壹笔不小的投入。而且很多涉及法律、法治的内容都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相关联，因此如果将法治教育单独成科，会壹定程度割裂法律与政治、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普法就成了空中楼阁。

　　其实，把法治教育的相关内容并入思想政治科（或者以后的公民教育科）也是可以的。法治教育本身就是公民教育的壹部分，把前者并入后者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是加入大量法治教育内容后的政治科体量会大增，将成为与语文、数学并列的三大科目之壹，甚至在政治科大改之后，会超越语数成为教育的百科之首，成为培育优秀公民的中流砥柱。但是即便将法治教育并入政治科，也要保持壹定的独立性。首先，应该有专门的章节甚至必修课本、专门的课时，至于任课老师可以就是政治科教师，但是也应该有壹定的法律知识素养而不是门外汉。尤其名校的政治老师应该有较深厚的关于法治方面的知识储备，并能清晰灵活生动的讲解严肃庄重却又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及其他涉法内容。

　　无论法治教育是否独立成科，关键在于“教什么”和“怎么教”。至于具体在法治教育中教授什么内容，怎样去教，将在关于教育的内容和教育形式的改革文章中具体阐述，在此不详述。不过无论独立成科还是归类于政治科中，都要在高考中占有壹定分量的分值，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老师和学生重视该科，老师才能认真讲课，学生才能认真听讲、理解、记忆。如果独立成科，分值至少应该是50分（假如总分在700-900之间），我认为100分也可以，毕竟法治教育太重要了。至于归类入政治科后，政治科分值应该为150-200分，其中有关于法治教育的分值应占30-50分左右。如果法治教育能够成为中学必修且高考有赋分的内容，必将有力促进我国普法教育的发展，极大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继而推动公民法治观念的增强，加快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步伐，有效维的实现和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除了法治教育，包括性教育在内的生理卫生常识、个人健康尤其心理健康问题知识教育也是社会关註的热点，也有人提出设立单独的相关教育科目，以保护个人身心健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对于这个问题，我总体上的观点与上述对法治教育是否独立成科的态度类似。无论是将相关教育设置成独立的科目（如效彷臺湾设立“健康”科目），还是并入生物科中，都是可以的，关键还是在于具体“教什么”和“怎么教”。如前所述，这些具体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将在我所写的其他文章中详述，在此只说壹些简略的看法。

　　包括性教育在内的有关个人成长发育的知识，当今的教材讲的既少又比较隐晦，而且多使用过于专业化的术语，不够通俗易懂（当然也不是说要过于通俗，只是应该更易于学生理解，而不是以故意把简单的东西搞的很艰深来避讳）。更重要的是，现在的许多老师对相关内容基本是不讲的，涉及到性方面的内容都会直接跳过，或者只划壹些考点而不做具体讲解。当然不同地区情况不同，壹些沿海大城市、名校会好很多，甚至还专门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给未成年人讲解，但是内陆绝大多数地方尤其县城和农村基本都是有意避开这些不做讲解的。所以现在性教育等个人身心健康方面教育的问题并不是教材有否涉及、如何写（虽然这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具体的各地的学校和教师教不教、如何教、教的质量如何，学生家长是否支持和配合学校的教育、学生是否能够在特定的大环境下正确接受和领会性教育中所学的知识及传达的性价值观。现在社会上尤其互联网上对于开放性教育多持积极态度，但是可能或多或少忽视了性教育的实际质量。不要认为全国各地的教师都能够像京沪地区的性教育专家、专职教师那样教的既细心又全面，还能灌输给学生正确的性道德、性观念。很多不够称职，缺乏知识的老师在进行相关教育时很容易把性教育带入歧途，误导学生，壹些道德沦丧且缺乏监督（相对于大城市，县城和农村的教育严重缺乏舆论和公众监督，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也更差，导致很容易出现学生被老师侵害的事情。从已经爆出的冰山壹角的事件以及壹些媒体的相关调查就已经可以知道农村地区这种状况有多么严重）的老师甚至可能利用其身份和知识诱导学生并进行性侵犯。从这个角度看，壹些地方政府、学校和家长对性教育存在问题的担忧和对开放性教育持谨慎态度也不无道理。中国是壹个復杂的、各区域及城乡差别极大的国家，任何问题都要结合每个具体地方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刻舟求剑、郑人买履，壹味强调政治正确，把在大城市的经验不经具体了解、在缺乏配套措施（如培训保守落后的内地农村地区性教育的教师、提供相关课外读物、多媒体教学设备、实验室、心理辅导老师、未成年人性侵受害法律援助人员等）的前提下，贸然实行包括性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确实有很大风险。而且性教育的正面效果也可能在这种严重缺乏配套措施的环境中事倍功半，成效不彰，或者雷声大雨点小，最终沦为形式，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当然说这些并不是反对性教育，相反我非常支持性教育，而且坚决反对因噎废食，不能因为性教育可能出现壹些问题就干脆不教育。我只是认为性教育应该更加全面、符合现实、有大量配套措施而非简单宣讲。

　　回到科目设置问题上，无论是否独立成科，关键是要在各学校落实包括性教育在内的个人身心健康问题教育，并且提高教育质量。如果单独成科，个人认为相对较好。因为这种教育比较特殊，而且可以与很多生物科知识分割开进行讲解，这与法治教育和政治科的关系有所不同。独立成科也有利于相关教育的专业化、定向化，集中于保护学生身心健康这壹目标，且便于与政府、NGO及社会活动人士、专家学者、誌愿者等进行课内外合作（有了专门的科目、课时和很多专业老师，又有壹套独立的教育系统，当然更便于与外界合作）。不过独立成科后需要的人才物力财力都是很多的，需要国家政策支持、社会组织的帮助以及学校的重视、师生家长的积极配合。而高考的指挥棒作用也必须发挥起来，无论是否独立成科都要在高考中占有30分左右的分值，才能更好的调动学生学习相关知识的积极性，用应试带动素质，用高考的压力促进学生积极提高个人在身心健康知识方面的素养，更好的保护自己、发展自己，走向更加幸福的生活（这并不是空话，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对幸福感的提升非常重要。而性知识对于保护自己的安全、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尤为重要）。

　　在诸多有壹定理由独立成科的教育项目中，法治教育和身心健康教育独立成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最大的。而其他的壹些教育项目，如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天文学、经济学、宗教学、国防军事知识、环境科学、国情概况、传统文化等，很多都是可以包含在现有的壹个或多个科目中进行教育，而不必单独成科。教育尤其中学教育既要强调多元化、多样性，也要考虑效率性、实用性以及不同门类知识之间的联系性、相通性，并不是科目越多越好、教育内容区分的越细越好。而且与法治教育、身心健康教育壹样，给中学生教这些知识，关键在于具体“教什么”和“怎么教”，这才是决定教育质量的实质。科目的划分更多是壹种形式，本质上还是为教具体的知识提供更好的平臺。所以我们要把扩大教育广度、教育的全面性的着力点放在具体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上，而非过度关註科目的设置致使本末倒置。

　　那么现有科目有没有需要删除的呢？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的。目前的九门高考科目和其他四门非高考科目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均不可取消。当然，实行文理分科是必要的，这与取消某科目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至于具体每个科目存在的意义，将在我写的关于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教育理念的文章中详细分析，在此不详述。

　　相较于是否增添壹些科目的争议，文理分科问题则更为重要。根据现在的舆论，支持文理分科与反对它的声音势均力敌。那么我们首先把正反两方的观点大致梳理壹下。

　　持支持文理分科的壹方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1.术业有专攻，文理分科更利于发挥学生专长，让学生集中精力深度学习壹部分知识。2.可以壹定程度减轻学生负担，文理分科可以让学生的学业压力减轻壹些。3.可以让有壹些科目特长、明显偏科的学生被较好的高校录取，而不至于被总分拖后腿。

民主制度的基本原理

作者 付勇 写于 二零一五年

　　无论哪种民主模式，都由宪政，法治，自由，权利，军队国家化等基本要素合成，以至不仅可以到处移植，也能嫁接到各种文化传统中，还能在各种不同的国家扎下根来，因此，只有通过宪政化，通过法治化，通过自由化，通过权利化，通过军队国家化，才能为新型民主制度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不但开辟中国民主化的捷径，也让新型民主之路通往中国的每个角落，还让新型民主之路布满世界各地，更让新型民主之路不但造福中华民族，还造福全人类！

　　壹、宪政化

　　从古到今，人类在自我管理的同时，就不断探索实现自我约束的方式，由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合法的强制力，因此可通过规约人们的行为解决分歧和冲突，可如果政治权力过于集中，而又不受制约，不受监督，那必然导致政治垄断，必然铸成专制，必然会被滥用。因为人不是天使，具有多面性，正如权力具有双重效应，既可为公众服务，带去有益影响，也能谋取私利，带来不良后果，所以，任何人，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制约监督，否则必定为所欲为，以致为了自身利益，不惜祸国殃民。因此，政治权力不能高度集中，必须分散开来，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必须受到严密监控。

　　为了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地限制，以防遭到滥用，以防产生异化，以防被用来侵犯人权和人的自由，而造成负面效应，带来恶劣影响，因此，以英国的约翰?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美国的麦迪逊、汉密尔顿等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三权分立、人权保护以及民主程序等壹系列制度性措施，开创了宪政的基本理论体系。

　　如果说英国从1628年开始以《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以及《王位继承法》等壹系列宪法性文件为基础奠定了不成文宪法体系，那么，美国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1791年生效的《权利法案》以及1789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等文件的颁布则标誌着宪政在实践中的全面展开。

　　随着宪政在实践中的发展，宪政不仅是国家依据体现民主法治精神的宪法进行活动，以充分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为目的，以科学规范国家权力的运作为保障，以宪法精神的充分贯彻为樗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也是由宪法所确认和规定的民主政治法治化的整个过程。

　　进壹步说，宪政是壹种以民主为基础、以法治为形式、以分权制衡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为终极目标的现代政治制度，而其根本作用既在于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权力的滥用，又在于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不仅蕴涵自由、民主，还蕴涵共和及法治。其中自由是目的，民主是根基，共和是架构，法治是约束，而其实质包含两方面：

　　壹是限制政府及立法机构的专属权力，而限权的壹个精巧的技术性手段是分权；二是保障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特别是洛克主张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正如路易斯?亨金所言，宪政意指“成立的政府要受到宪法的制约，而且只能根据其条款来进行统治并受制于其限制” ，而其包括以下要素：依照宪法成立的政府； 分权制衡； 人民主权和民主政府； 违宪审查； 独立司法机关； 遵守人权法案的有限政府；对警察权进行控制； 对军队的文官控制。

　　起初，宪政本身并不涉及民主，宪政的根本目的是保障自由权；而民主则关註政府的产生方式和权力来源。宪政可以让政府受到约束从而保障公民自由权；民主则可以让政府执政为民，从而保障或增加公民受益权。因此民主国家未必是宪政国家（例如古希腊），而宪政国家也未必是民主国家（例如大宪章时代的英国）。正是由于宪政突出了对权力的限制，尤其是对民主权力的限制，而使宪政倾向于保守，造成了宪政与民主之间关系的持续紧张。而这种紧张突出反映在人民主权与限权宪法之间的冲突、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界限、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别等方面。

　　后来，随着宪政在实践中的发展，当代宪政精巧地化解了民主与法治之间存在的紧张，形成当今世界的宪政形态，以至使得宪政不仅是以宪法（立宪）为起点、以民主为基础、以法治为原则、以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也是对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制度安排，既肩负保障公民权利，又担负制约政府权力。

　　当然，宪政的确立，不仅仅取决于壹部有形的宪法，更重要的是在于同宪政的基本要求相统壹的宪法的价值基础、政权结构及其保障机制等实质内容。 首先，在形式上，宪政有赖于宪法，并以“法之法”的宪法为基础；而在理念上，宪法形式也脱离不了人们对宪政所追求的理想价值成分。宪法壹旦颁行就成为实施宪政的依据，指导宪政建设的运行。

　　而宪政所担负的使命是，既要实施宪法，又要完善发展宪法。

　　其次，宪政是验证宪法“正当性”的关键环节。宪法的“正当性”特指宪法内蕴的应然价值取向，宪法规范应当体现公认的立宪主义的宪法观念和精神，表达人民的意誌和利益。

　　此外，宪法自然性地意味着宪政，不仅包括“宪法权利”，也包括“有限政府”。自从20世纪以来，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共和国命名，纷纷立宪，但是未必存在有限政府。因此萨托利开始把宪法分成三类：当壹部宪法是以保障个人自由为目的的“保障性宪法”，并能够得到有效施行和维护的时候，施行这样的宪法才能称之为宪政。而名义性宪法指的是使某种不受制约的“无限政府”的政治体制，也通过壹部宪法去获得法律化的公开表达。这是壹种“丑话说在前面”的宪法。 而字义性宪法，即壹部宪法在文本表述上和真正的 “保障性宪法”并没有多大区别，但现实中却几乎被束之高阁甚至背道而驰。 这是壹种立牌坊式的宪法，萨利托称之为“冒牌宪法”。 象清末《钦定宪法大纲》企图用根本法的形式把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巩固起来，因而即便它在现实中得到实施，也不会有“宪政”可言。而就中国1975年宪法而言，若严格实施，也不会带来人民所渴求的“宪政”。可见，宪政是验证宪法“正当性”本质所在，宪政运作既是体现宪法“正当性”的实践环节，又是验证宪法“正当性”的手段，不但是推动其“正当性”的手段，也是推动其“正当性”的动力源泉。

　　而今，宪法是“基本法”在各国的化身，不仅是为了限制政府权力、实现“基本法”而制定的组织政府的基本规则和方案，也构成制定壹切具体法律的依据。宪法的目的是造就宪法政府，而使政府严格遵守宪法，规定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前提下限制政府权力，禁止政府及其官员滥用公共权力，从而保障基本法的实现。

　　然而，许多宪法却不在其规定的政府制度中提供惩罚政府滥用权力的“机制”。也就是说，宪法没有规定壹旦政府立法或行政违宪将怎样遭到严惩，没有规定分权制衡，司法独立，结果导致宪法不被政府尊重，形同虚设；导致政府官员经常滥用公共权力，而以权牟私；最终导致有宪法无宪政。

　　尽管在正常的条件下，实行宪政是以正当性的宪法为前提，即无宪法则无宪政，也就是说正当性的宪法是宪政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宪政是宪法的灵魂所在，没有宪政动作，宪法就徒有其名，虚有其表，所以，不仅宪法是依赖宪政来得以实施、维护和发展完善的，而且，宪法权威的树立，宪法的实施、完善和发展都寓于宪政之中。

　　总之，如果说宪政奉行的原则是政府权力有限，必须遵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那么宪政的宗旨则是限制政治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促进公共福利；而其优越性则主要表现在：壹是以宪法和法律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二是实行分权制衡；三是确立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四是建立宪法审查制度；五是司法独立；六是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

　　因此，通过宪政化壹方面能限制政治权力，建立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从而运用权力制约权力，利用社会监控权力，进而确保权力安份守已，避免权力兴风作浪，防止权力为非作歹；另壹方面既能确立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又能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最终不仅促使社会繁荣稳定，还促使国家发达文明，更促使政治权力提高生活水平！

　　综上所述，由于宪政不仅是壹种以民主为基础、以法治为形式、以分权制衡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为终极目标的现代政治制度，也是保护公民自由的壹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或者说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不仅尊重多数人的意愿，也保护个人和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不仅把国家权力横向分解职能不同的机构，还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及时回应人民的要求；不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确保全体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还使公民权利受到司法体制的保护，因此确保宪政不仅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促进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托，更是促进人类发展的坦途！

　　二、法治化

　　如果说法治是指以民主为基础，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纽带的社会状态，那么人治则是个人或少数人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

　　可见，法治与人治是相对立的两种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而后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权变性。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具有民主的特点，体现的是大众意誌，要求少数服从多数；而人治则是建立在专政的基础上，特点是君主专政，只体现少数人的意誌。

　　具体地说，两者的区别壹是基础不同，人治建立在个人专断与独裁的基础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二是特点不同，人治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的弊端，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法治具有统壹性、稳定性、权威性的特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三是体现的原则不同，人治体现不平等的原则，而法治体现平等的原则。四是法治赖以建立的权力基础却是社会上的多元平等的利益集团或政治权力间互相控制、相互制约而结成的多元化“网状”控权模式；而人治的特征是权力壹元化的状态，这是壹种单向的、自上而下的、等级森严的“线状”控权模式，而这种模式最大的弊端就在于缺乏平等的利益集团或政治权力与国家权力间的横向控制，从而滋生独裁与专制。

　　因此，在人治社会裏，不仅以个人或某团体的专断独裁为存在的基础， 还产生某些特权阶级，即可以做对于普通人属于违法的事情，及享受各种豁免权利。由于国家政权高度集中，而普通人民不能参与其中，致使政府行政存在极大随意性、多变性，以致普遍存在人亡政息、任人唯亲、朝令夕改的现象。而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具有凌驾壹切的地位，不管是制定者，还是执行者；不管是立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不管是司法机关，还是军事机关；不管是国家首脑，还是地区领导；不管是富豪大亨，还是普通百姓，都必须遵守法律，而其根本目标不是治民，而是治吏，是治理政府，是限制政府滥用政治权力，防止官员胡作非为。

　　显然，法治与人治不仅是根本相对立的，更是不同的治国理念。

　　人治强调个人权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与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没有法治。

　　由于法治以民主为基础，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纽带，因此能防止特定的个人或少数人凌驾法律之上而伤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其优越性具体表现在：（1）法律是集体智慧和审慎考虑的产物；（2）法律没有感情，不会偏私，具有公正性；（3）法律不会说话，不能象人那样信口开河；（4）法律借助规范形式，具有明确性；（5）实行人治容易贻误国家大事，特别是世袭制更是如此；（6）时代要求实行法治，不能实行人治；（7）实行壹人之治较为困难，君主的能力和精力毕竟有限；（8）壹人之治剥夺了大家轮流执政的权利。

　　早在古希腊时期，法治与人治这两种治理社会的理念就同时并存。

　　其中柏拉图主张的实行“贤人政治”的人治，认为如果壹个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哲学家，则法治要比人治好，可法治只能称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终究不如贤人政治好，以致坚持认为人治优于法治，而遭到亚裏士多德的批评。而亚裏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的人治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法治论，并明确指出：“法治应当优于壹人之治”。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发源于亚裏士多德的法治论。不过在亚裏士多德所处的奴隶社会裏的法治和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并非壹回事，因为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更别说在法律面前与奴隶主平等了。

　　随着法治思想的发展，英国法学家戴雪认为法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壹，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壹般法院裏实施的国家壹般法律；第三，权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实际判决上。”

　　此外，尽管法治和法制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是有壹定内在联系但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的两个词，不容混淆，但有不少人常不加区分地使用。

　　首先必须明确，“法治”与“法制”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内容，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壹定阶段的产物，二者的联系在于：法制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要实行法治，必须具有完备的法制；而法治则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法制的发展前途必然是最终实现法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是壹种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法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壹种治国原则和方法，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是对法制这种实际存在东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产生和发展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产生和发展却不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只在民主制国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项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严格依法办事，法律在各种社会调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权威性和强制性，不是当权者的任性。

　　4、实行法制的主要标誌，是壹个国家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监督等方面，都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和制度；而实行法治的主要标誌，是壹个国家的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都严格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

　　此外，法治与法制的区别还表现在：

　　（l）内涵的差异。法治表达的是法律运行的状态、方式、程序和过程，包括法律的至上权威，法律的公正性、普遍性、公开性等基本要求，以及法律制约公共权力与保障人权等基本原则；而法制只是“法律和制度”的简称。

　　（2）价值取向的差异。法治强调人民主权（民主精神）、法律平等、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法制则不预设价值取向。

　　（3）在与人治的关系上，法治明确地与人治相对立，有人治无法治，而法制可以与人治共存，可以有“人治下的法制”。

　　（4）在配套环境方面，法治需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环境，法制则可以在各种经院政治、文化体制中存在。可以说，法治是具有特别价值内涵的法制，即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精神的法制秩序。

　　尽管法治与法制都强调了静态的法律制度以及将这种静态的法律制度运用到社会生活当中的过程，可法制的概念不包含价值，而法治包含了价值内涵，强调了人民主权。法制只是强调形式意义方面的内容，而法治既强调形式意义的内容，又强调实质意义的内容，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而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其中，形式意义的法治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而实质意义的法治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法制更偏重于法律的形式化方面，强调“以法治国”的制度、程序及其运行机制本身，它所关註的焦点是法律的有效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正是法治的第壹方面（形式意义的法治）所要求达到的目标。可见，法制是法治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没有法制，也就谈不上法治。但如果仅仅强调法律的形式化方面，那并不能揭示法治（尤其是实质意义的法治）的更深壹层的内涵。

　　首先，形式意义的法治本身并不提供“公正”，只为人们提供了壹个寻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而实质的法治扩展了狭义的概念，包括某些与此相关的个人的实质性权利。这个扩展不仅在法理上承认天赋人权，也为宪政国家的宪法最终包括了人权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据。

　　正因为此，只有在有法治的国家，人权才能获得保障。

　　其次，实质意义的法治主张以宪法体系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而这种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使政治运作进入法律化理想状态。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对民主政治的制衡，在宪政国家，政府和公民的行为都是有边界的，不能互相僭越，政府所代表的行为世界是公部门，相对来说公民的行为世界称作公民社会。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尽管宪政本身并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但宪政与民主的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由于宪政强调法律具有凌驾于包括政府在内的壹切的法治的必要性，因此没有法治也就没有宪政。

　　此外，法治原则要求法律对政府权力与对人民具有普遍拘束力，要求政府权力与人民共同尊重和遵守法律。因为如果不是透过民主机制所制定的法律，必然沦为政府对人民的统治和压迫工具，不能有效拘束政府权力，所以民主是法治的必要前提和实质内涵之壹。民主制度的具体表现之壹是在人民能直接或间接（透过民选的议员、代表）制定各种法律，如果法律不被尊重或遵守（特别是不被政府所尊重或遵守），民主制度也形同虚设，因此，民主制度的内涵也包含了落实法治原则，而法治则是使民主制度能发生实际效力的方法。

　　简括而言，“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而“法治”则是壹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总而言之，法制是壹种社会制度，属于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层面；而法治是壹种社会意识，属于法律文化中的观念层面。而与乡规民约、民俗风情、伦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会规范相比，法制是壹种正式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

　　当然，在法律产生之前，也就没有法制，更不会有法治，而调节、制约人们社会行为的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这样的社会只能是人治社会。只有在人类文明发展到壹定阶段之后，尤其是国家出现之后，法律才产生。但是，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壹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是第壹位的，法律制度是为人治理念服务的，以至调节国家行为的主要是政府权威，调节民间行为的主要是道德权威，而法律权威只是起壹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

　　当法制与法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壹位的，是壹种超越所有权威，包括政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社会权威，法律成了所有社会群体、个人的行为准则，以至于政府权威源于法律权威，服从法律权威，而道德权威只是起壹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此外，在法治社会裏，法律权威源于大多数社会成员对法律的“合法性”的认同。而所谓合法性，是指人们对法律或规则或制度的壹种态度，是对有关规则的产生或有关规则制定者及其权威的判断。正如英国法学家阿蒂亚所说的那样，“只有当人们认为有某种道义上的义务遵守法律时，人们才有可能遵守法律。”

　　另外，法治是现代化社会的组织形式和治理国家的方略，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誌，是衡量壹个社会是否现代化的重要参数。实现法治，就是要真正根据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不仅构筑建立在尊重人的人格、尊严、自由、进取精神和合理要求基础上的法律体系，还明确定位政治主体的法律地位和作用，规定各种政治关系，规范各种政治行为，保证各种政治制度依法运行，不断强化政治主体的法律意识，形成良好的法治社会环境。

　　综上所述，如果说民主负责权力的归属，宪政负责权力的制约，那么法治则负责权力的实施，而其具体表现在：壹是通过法律保障、限制公共权力；二是强调良法的治理；三是通过宪法确立分权和权力制约的权力制衡关系；四是赋予广泛的公民权利；五是确立普遍法的司法原则。

　　由于法治是迫使政府遵守法律的制度，不仅要求政府只能做法律明文规定的事情，也要求政府允许人民做壹切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总之要求政府严格依法行政，因此，通过法治化壹方面既能确立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又能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另壹方面既能确保通过选举产生权力，又能确保权力定期转换；既能确保权力纵横分散，又能确保权力运作规范；既能确保运用权力制约权力，又能确保利用社会监控权力，进而确保权力减少操作失误，确保权力提高运作效率，确保权力降低运行费用，最终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确保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确保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三、自由化

　　不管是人类发展，还是世界文明，都与自由息息相关，因为自由不仅是人类智慧的根源，还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还是促进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托，还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以至于成为公认的普世价值。

　　与其说自由是壹种免于恐惧、免于奴役、免于伤害和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壹种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不如说是人类在获得基本生存保障的前提下，渴求实现人生价值，提高生活质量进而提高生命质量的行为取向和行为方式，而其既有为所欲为的权力，又有不损害他人的责任和义务。由于存在自然条件和内在条件的局限性，因此，这种取向有时是盲目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不仅如此，自由还是壹个非常具有时限性和相对性的概念，所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体对自由的看法是不同的。

　　抚今追昔，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自由”与“解放”基本同义，包含着不受任何羁束地自然生活和获得解放等意思，以至在西方，最初意义上的自由，主要指自主、自立、摆脱强制，意味着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和人格上的独立。

　　尽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庄子就已经通过《逍遥游》等名篇为“自由”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而到宋朝时，“自由”已成为流行俗语，可“自由”壹词的翻译在晚清才开始使用，据熊月之研究，1900年《万国公报》从第136册起连载斯宾寒尔《自由篇》，而1903年严復翻译出版了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同年，马君武将此书翻译定名《自由原理》出版，把西方的自由思想比较完整地介绍到了中国。然而，由于中国壹直处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因此百姓根本享受不到自由，以至于不象古希腊、古罗马那样出现过“自由民”阶级。

　　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由不仅成为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壹种社会概念，还是社会人的权利。从壹般意义上来讲，自由不但意指由宪法或根本法所保障的壹种权利或自由权，还能够确保人民免于遭受专制政权的奴役、监禁或控制，或是确保人民能获得解放，从而使人享有在自己所拥有的领域自主追求自己设定目标的权利。

　　尽管自由本身壹定要保存自己自由的本质，不能与非自由的东西混杂，可同不少因素密切相关。首先，自由与意誌有关，所以，自由变成意誌的壹个动向，也是意誌的壹个本能的表达。但是当意誌没有被任何力量控制的时候，这个意誌就不能保证它的动向都是自由的，以至那种控制意誌的力量，既可能成为意誌的障碍，也可能成为意誌自由的保障。

　　其次，自由与权利有关，自由不但与意誌发生关系，也同权利也发生关系。当涉及到权利时，壹般人都先註重尊严的问题，我用我的权利，因为我是有尊严的；我用我的权利，因为在我的权限之下，我不能随便被侵犯。因而，当自由与权利发生关系时，人的尊严问题就变成壹个很重要的课题。

　　另外，自由与道德有关，凡是不因自由的催动而产生的道德行为，都不需要负道德的责任，所以需要在人的生命中赐下自由，人才可以成为道德的活物。由此可见，自由是道德的基础。如果妳所做的不是出于妳的自由，而是出于别人的强迫，妳不必负道德责任；但如果是出于妳的选择，妳就必需负道德责任，可见自由和道德有密切的关系。

　　再者，自由与爱有关，爱如果不是从自由发出来的，这个爱也就没有价值，爱在自由的这个关系中间的要求，就是使那有自由意誌的愿意顺从，所以自由和爱和顺从之间，就变成壹个三足鼎立的关系。

　　爱与顺中间的关联是自由，自由使爱与顺这两个不同的位格中间产生壹个很重要的责任与重要的关系。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壹个社会的个体人而言，自由是指他（她）希望、要求、争取的生存空间和实现个人意誌的空间，这个空间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及传统的等外部条件，同时，也包括个人体质、欲望、财富、世界观、价值观及理想观的表达欲望等个人因素和内在因素。

　　从意识形态来讲，自由分为感性的自由和理性的自由，理性的选择和感性的选择往往存在差异和冲突，因此可以说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其实人们更看重感性意义上的自由，而感性的自由更容易和外部世界发生冲突。而理性意义上的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尊重，是人类个体、群体，以至民族和国家走向文明和发展的必然的先决条件。

　　从在心理学上说，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也就是人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行为。尽管这种决定是有条件的，是受到自己本身的能力、掌握的信息、外界环境的制约等限制，但是人的意识可以自己按照各种条件的约束，自主的选择如何行为。如果这种选择是发自内心的选择，就可以说是自由了。如果是受到外界的强制和干涉，就是不自由了。而这种自由意识，就是人的基本权利。而在这种自由意识支配下，无论造成什么后果，人都会自愿承担，这就是人的如意选择和尊严。因此不管基于什么目地，凡是对自由意识的干涉，都是违反人性的邪恶行为。

　　从社会学上说，自由是在不侵害别人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为。对于与他人无关的事情，是人自己的事情，那么人有权决定自己的行为。而与他人发生关系的事情，就必须服从不侵害的原则。

　　否则这个行为必然受到反击，至少是思想上的厌恶和不满。没有侵害他人的行为就是善行，就是自由的行为，而侵害他人的行为就是恶行，就是不自由的行为。正常的社会是鼓励善行而惩罚恶行的，并通过赏罚归正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相互侵害的发生，保护人们行善的自由。

　　从法律上讲，自由就是不违法。然而实际上很復杂，因为法律有善法和恶法之分，善法是符合社会学的要求，限制侵害他人的行为的。

　　而恶法则限制人们的行为，规定只有按照其规定的行为才是允许的。

　　因此，在实行善法的地方，社会学的自由和法律的自由是基本壹致的；而实行恶法的地方，法律则是限制自由的行恶的工具。

　　从政治方面看，自由是人们有权选择自己贊同的执政者，也有权不选择自己不贊同的执政者。就像《道德经》说的，执政者是要“以百姓心为心”，完全按照百姓的意愿管理国家。如果执政者不能做的时候，百姓有权更换，选择能够真正“以百姓心为心”的领导者。而现代民主制度的本质就是保护人们的政治自由，尊重人们的自由意识，维护人们行善的自由，并制止侵害他人的恶行。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不管从哪方面说，自由的背后除了自律外，还要接受他律，而他律就是外在的道德和法律规则的约束，因此为所欲为的权力只是自由的壹部分，而自律和他律则是自由的另壹部分，只有两者结合在壹起，才是完整的自由。其实，自由很象太极，壹面是为所欲为的阳，壹面是自律和他律的阴，而阴阳结合起来，形成相互转化和制约才是真正的自由。

　　特别需要展开来讲的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赛亚?伯林开始用“两种自由”的概念来划分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他认为，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作为主体的人做的决定和选择，均基于自身的主动意誌而非任何外部力量。当壹个人是自主的或自决的，那么他就处于“积极”自由的状态之中。而消极自由指的是在“被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人在意誌上不受他人的强制，而在行为上不受他人的干涉，也就是“免于强制和干涉”的状态。

　　而今，世界上普遍认为自由是促进人类进步最伟大的原动力之壹。

　　因为自由有权做壹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而自由的底线和原则是保护每壹个个体的自由，所以，公民的财产和人权不应该受到侵犯，并由构成人民之间契约而起草的法律来保障，从而确保游行集会权、着作出版权、新闻知情监督权等等为基本的人权。关于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世界最主流的思潮认为早在国家出现之前的人的权利比国家的权利更为珍贵和不可剥夺。任何壹个国家都没有权利去限制人民的幸福及追求幸福的权利。那种限制公民应有自由的观念，来自不合法的“君权神授”、“家天下”等旧思想的沿袭。由于不侵害他人自由的行为都应该是自由和合法的，因此，国家应该保护人民的自由，并以营建人民的幸福、保障人权为自己的责任，而这不仅是壹个国家存在的合理前提，也是世界最主流的思潮。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西方由资产阶级组成的政治团体，和自由意誌主义者认同的自由是消极自由。他们认为，积极自由实际上会去干涉他人的消极自由。因此自由的底线和原则，是保护每壹个个体的消极自由，而不是去推崇积极自由。他们保护公民的私人劳动所得财产不受侵犯，非法财产可以由人民共同决定起草的法律来解决。应该保证公民人权不受侵犯，他们主张包括法西斯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在内被看作不益于西方社会稳定的政治团体在西方的人权，游行集会权也应该得到保障。而这些人的核心思想是“人权高于主权”，也就是“爱自己就等于爱国家”，既坚持人文主义，又以人为本。

　　对此，西方壹些在野政治团体，如马克思主义者则不以为然，不仅批评消极自由过分强调个人的权利，也批评消极自由忽视社会权利，还批评消极自由忽视平等。他们完全倾向于积极自由，认为社会的积极干预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平等。而在干预的过程中，个人的权益难免受到侵害，个人的自由难免被抹杀。因为权利与自由都集中在统治者的手中，所以被普遍认为是极权主义。同时，由于这些人在过去过于强调所谓的“领袖”的作用，因此导致个人崇拜泛滥，而其实质则是旧时代“皇帝”权威的復制。

　　他们为了抵制自由观念，把自由的观念绝对化，认为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们否认自由的存在与意义。他们提出“自由王国”的哲学定义，指的是壹种绝对的自由。而事实上，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相对的自由。自由本来就以不侵害别人的自由的为前提，是有限制的和有条件的。但这种限制，并不意味着自由观念的无意义，相反，在限制之外，存在广阔的自由天地。这恰恰是需要保护的。而专制主义者，反对的就是个人的自由和这些自由的天地。由于个人的自由必然会瓦解专制者的专制统治，以致在专制国家，自由不但往往不被统治者认可，还遭到紧紧束缚，而其意涵也受到统治者刻意扭曲。

　　正因为怕个人的自由会瓦解专制统治，所以，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地位和利益，非但不认可自由，反而紧紧束缚自由，不仅对自由刻意歪曲，还对自由严加防范，更对自由肆意压制，致使发展赖以生存的自由沃土壹直荒芜。

　　历史已经证明，自由不仅是人类智慧的根源，还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还是促进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托，还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正如美国哈佛商学院的《管理与企业未来》壹书中所阐述的那样：“在知识经济时代，财富不过是在自由价值观普及的社会裏，无数个人活动的副产品。而在个人自由得到最大保障的社会，民众的智慧空前活跃，创新的东西也会不断被提出，财富作为副产品也会象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管理则没有这样的功能，管理可以聚拢现有的智慧和力量，会创造壹时的强盛，但会使智慧之源枯竭，为强盛的土崩瓦解埋下伏笔，而且无壹例外地都导向死亡。”

　　如果只看重科技与财富及其他方面发展的繁花，而忽视它们赖以生存的自由沃土，那不仅是借鉴发达国家先进发展经验屡犯的通病，也是自身发展既不健康又难以持续的根由，更是造成社会畸形发展的根本原因。仅这壹点就表明，过于强调积极自由，而刻意压制消极自由，既阻碍国家发展，又牵制社会进步，因此，无论哪个国家，都有责任更有义务，尊重百姓的自由意识，维护百姓的政治自由，尤其是维护百姓的言论和结社、信仰自由。不妨反过来说，尊重百姓的自由意识，维护百姓的政治自由，尤其是维护百姓的言论和结社、信仰自由，既是国家的责任，又是国家的义务。

　　总之，如果说世界是社会活动的平臺，那么自由则是社会活动的准则。若没有自由这片沃土，也就培植不出健康发展，也就培植不出政治文明，也就培植不出人生价值和普世价值。因此通过自由化不仅可促使国家尊重人们的自由意识，也可促使社会维护人们的政治自由，更可促使政府维护言论和结社、信仰自由，以至于不仅促进国家健康发展，也促进社会繁荣文明，更促进实现人生价值！

四、权利化

　　世上每壹个人，都不仅享有相应的权利，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还要尽相应的职责。如果说权利是人在相应的社会关系中应该得到的价值回报，那么义务则是人在相应的社会关系中应该进行的价值付出，而 职责就是壹个人在其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中应该进行的价值付出。

　　进壹步说，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人与人之间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按维系方式的不同，所有社会关系可以分为亲戚关系、朋友关系与同事关系，而按社会领域的不同，所有社会关系可以分为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而所有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都是价值关系或利益关系，即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任何人壹方面应该进行壹定的价值付出，另壹方面又应该得到壹定的价值回报，而义务就是人在相应的社会关系中应该进行的价值付出，而权利则是人在相应的社会关系中应该得到的价值回报。

　　此外，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任何人通常有壹种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决定着他的根本利益，是他主要的生活来源和生存根本，而职责就是壹个人在其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中应该进行的价值付出。

　　尽管权利作为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及法学的核心观念，而源自于西方，但权利文化现在不但成为壹种全球现象，还成为壹种普世价值。

　　迄今为止，在各派权利理论裏，自然权利理论是源远流长的经典学说。该理论认为，每个人在作为人的意义上都享有某些权利，这些权利与生俱来、不可转让、不可剥夺。而这样的权利不以现实社会裏的法律为根据的，而根据的是自然法。按照古希腊罗马哲学裏的自然法理论，自然法与实在法构成二元对应的关系，它来自人的本性，普遍适用，永恒不变。起初，自然法被作为主张自然义务的根据，后来，则更多地被作为主张自然权利的根据。尤其是经过启蒙思想家们的努力，自然权利具备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形式。按照自然权利理论，自然权利出自人的本性，是本性的权利。它超越实在法而存在，既是不可剥夺的，又是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理论不仅为近代欧美政治革命和法制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也为人权观念和制度置下了雄厚的根基。

　　这壹理论从壹开始，就受到质疑和挑战。对自然权利理论的非难，不是简单地主张法定权利，它主要是否定自然法学的认识方法，对正当理性、永恒本性提出怀疑，早期以英国哲学家休谟和摩尔为代表，后来则主要来自伦理怀疑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面对挑战，自然法学壹方面不断地修正自我，壹方面予以回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以法制、秩序的名义犯下的残暴罪行，促使人们警醒，而让人意识到：每个人必须享有壹些与身俱来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不论现实政治如何需要、国家法律如何规定，都是不可剥夺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权利理论当今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壹是权利的分析理论，二是权利的价值理论，三是权利的社会理论。

　　首先，就权利的分析理论而言，权利的分析理论旨在研究权利的概念问题，弄清法律关系裏所使用的权利语词，从而使法律问题的解决更容易，也更确定。如霍菲尔德认为“权利”壹词可以囊括要求、特权、权力和豁免，进而他试图通过确定这四者在法理上的相对者和相关者来弄清法律关系。又如，哈特与麦考米克之间关于意誌论与利益论的争论也饶有趣味。对哈特来讲，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选择；对麦考米克来讲，权利则是受到保护的某些利益。

　　其次，就权利的价值理论来说，权利的价值理论构成了最近壹百多年来权利理论最光彩夺目的篇章，它接引现代最好的哲学智慧，与正义理论密切相联，也因此在较大程度上受政治立场的影响。如在自由主义阵营裏，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权论者和以人权的绝对神圣不可侵犯为前提，而德沃金所采纳的自由主义观点则从平等关怀和尊重个人这个前提起步。

　　此外，就权利的社会理论来讲，权利的社会理论是随着最近几十年来法社会学的兴起而出现的，它强调从社会阐释权利，以权利阐释社会。主要研究权利的观念、体系和保护机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社会条件、社会过程和社会机制，同时，还把较多的註意力投向社会生活裏的人们实际享有权利的状况。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权利的社会学分析在权利与社会发展、人权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显着成就，但迄今还未形成比较成熟的权利社会学理论。

　　总之，不管哪个权利理论，从根本上都必须以自然权利理论为基础，人们之所以要主张这样壹种诉诸于天、诉诸于本性的权利，乃是因为现存的政治强力和秩序不能自己证明自己是正当的。不论个人如何应该服从和增进国家利益，不论个人如何依赖社会，不论个人如何生来处在社群关系裏，在国家强力和社会冲突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使用道德权利概念来筑起壹道防护墙，卫护自己的尊严和自由。也只有每个人都能够维护好自己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和自由，成为合格的、负责的道德主体，国家才会健康发展，社会才会和谐安宁，而民族才会昌盛文明。

　　这不仅是自然权利理论的社会功用，也是个人权利的道德基础。

　　作为用来诉求和表达正义的方便而精巧的工具，权利提供了壹种表述实践理性要求的途径。只要自己认为是合理、正当的需求，就可以称之为“权利”。而作为其负面的结果，权利语言经常被滥用，而关于权利及其涵义的讨论也时常发生壹些误解。因为权利是现代政治法律中的壹个核心概念，所以无论哪个学派或学者都不可能绕过权利问题，相反，不同的学派或学者都可以通过界定和解释“权利”壹词来阐发自己的主张，甚至确定其理论体系的原点。正因为此，在思想史上对于究竟什么是权利，有许多不同的解释。而大致说来，对权利的界定分为两类：

　　壹类是从伦理的角度来界定权利。其中格劳秀斯和19世纪的形而上学法学家强调的是伦理因素，如，格劳秀斯把权利看作“道德资格”；霍布斯、斯宾诺莎等人将自由看作权利的本质，或者认为权利就是自由；康德、黑格尔也用“自由”来解说权利，但偏重于“意誌”，而且，他们的自由概念与霍布斯的也很不相同。严格说来，康德的权利定义是不限于意誌自由的，他很重视人与人的协调共存。黑格尔指出：

　　“壹般说，权利的基础是精神，它们的确定地位和出发点是意誌。意誌是自由的，所以意誌既是权利的实质又是权利的目标，而权利体系则是己成现实的自由王国。”这些解释都是将权利看作人基于道德上的理由或超验根据所应该享有之物，虽然也涉及利益，如拥有某物或做某事，但并不以利益本身为基点。

　　另壹类是从实证角度来界定权利。如，实证主义把权利置于现实的利益关系来理解，并侧重于从实在法的角度来解释权利。德国法学家耶林使人们註意到权利背后的利益。他说，权利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不是所有的利益都是权利，只有为法律承认和保障的利益才是权利。而功利主义者认为由社会功利规定全部的权利和义务并派生出所有的道德标准。权利的实质是普遍的功利。

　　尽管这两类界定包含诸多小的分别，可两者之间也有些交叉，所以，壹些教科书对关于权利的界定作了许多的分类，主要有“自由说”、“意思说”、“利益说”、“法律上之力说”。由此可见，仅仅从某个特定的角度给权利下壹个定义并不难，而要全面、正确的理解权利概念，关键不是权利的定义，而在于把握权利的要素。

　　在此简要阐述权利的五个要素：第壹个要素是利益。壹项权利之所以成立，是为了保护某种利益，是由于利在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利是受到保护的利益，是为道德和法律所确证的利益。利益既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群体的、社会的；既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的；既可能是权利主体自己的，又可能是与权利主体相关的他人的。

　　第二个要素是主张。壹种利益若无人提出对它的主张或要求，就不可能成为权利。壹种利益之所以要由利益主体通过表达意思或其他行为来主张，是因为它可能受到侵犯或随时处在受侵犯的威胁中。

　　第三个要素是资格。提出利益主张要有所凭据，即要有资格提出要求。资格有两种，壹是道德资格，壹是法律资格。专制社会裏的民众没有主张言论自由的法律资格，但是具有提出这种要求的道德资格，这种道德资格是近代人权思想的核心，即所谓人之作为人所应有的权利。同时，这个时代的壹些思想家又对国王和贵族所具有特殊的法律资格，给予道德上的否定。

　　第四个要素是力量，它包括权威和能力。壹种利益、主张、资格必须具有力量才能成为权利。力量首先是从不容许侵犯的权威或强力意义上讲的，其次是从能力的意义上讲的。由法律来赋予权威的利益、主张或资格，称法律权利。人权在获得法律认可之前是道德权利，由于仅具道德权威，因此侵害它并不招致法律处罚。在获得法律确认后，人权就既是道德权利，也是法律权利，因而侵犯人权会导致法律后果。

　　除了权威的支持外，权利主体还要具备享有和实现其利益、主张或资格的实际能力或可能性。

　　第五个要素是自由。在许多场合，自由是权利的内容，如出版自由、人身自由。这种作为某些权利内容的自由，不属于作为权利本质属性之壹的自由。因为奴役权利、监护权利并不以自由为内容，但其本身的确是权利。作为权利本质属性或构成要素的自由，通常指权利主体可以按个人意誌去行使或放弃该项权利，不受外来的干预或胁迫。

　　如果某人被强迫去主张或放弃某种利益、要求，那么就不是享有权利，而是履行义务。

　　此外，根据主体、内容、对象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等，权利可分出许多种类，如道德权利、法定权利与习俗权利；应有权利、法定权利与实有权利；人权与公民权利；基本权利与派生权利；宪法性权利与非宪法性权利；个人权利与群体权利；私人权利与公共权利或社会权利；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人身人格权利与财产权利；公民、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行动权利与接受权利；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有选择的权利与无选择的权利；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有义务相对人的权利与无义务相对人的权利等等。

　　在此依照权利的根据，简单介绍其中的道德权利、法定权利与习俗权利。如果说道德权利由道德原理来支持，那么法定权利则由法律制度来规定，而习俗权利则是以习惯、民俗为根据。

　　其中，把握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的关系尤为重要。壹般说来，正如法律规则通常表示道德规则那样，法定权利通常可以看作道德权利在法律上的体现。例如，壹个人对自己的生命、身体、贞操应该享有不被专横侵犯的权利首先是壹种道德原则，然后才由法律规定，以便借助国家的强制力来支持和保护。法律规则、法定权利通过国家意誌来表现，但其背后的主要是道德原则、道德权利，而不能看作是统治者的任意安排。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道德观念不同，法律规则和权利配置也不同。

　　不过，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之间的许多差别也值得註意。壹个人可能享有做某事的法定权利，但做某事是不道德的；反之，壹个人可能享有某种道德权利，但该权利却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因此有些权利是道德的，而非法定的；有些权利是法定的，而非道德的；有些权利则既是道德的，又是法定的。法定权利由于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因而也可以通过立法来改变或取消，道德权利则不仅不可能为国家权力和立法所取消，而且，还是确证或批判国家权力和法定权利的根据。

　　尽管壹个处于不利境况中的人或者诉讼中的人所关心的、所需要的是法定权利，而不是宽泛的道德权利，但法定权利并不像某些现代法律理论，甚至道德理论所希望的那样能自证其身，它必须得到道德原理的支持。

　　其次，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的区别还体现在效力上。“甲对乙享有壹项法定权利”，这意味着乙对甲负有壹项可以依靠法庭来履行的义务，甲对乙享有壹项由实在法所确认的要求权。所以某人享有法定权利就是享有对特定的法律个人提出要求并由法律保障实施的权利。

　　“甲对乙享有壹项道德权利”，虽然也意味着乙对甲负有某种义务，但这种义务不是必然具有法律效力的义务。如，在道德上甲有权要求乙讲真话，乙对甲负有讲真话的义务，但除了法律规定的特殊场合之外，甲无权借助国家强制力迫使乙讲真话。

　　再则，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的划分与法的应然与实然的区分是相适应的。深入研究两者的关系，对于理解法律的原则和规则、立法者和法官的角色和任务、以及人权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人权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与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的关系同理。人权是人之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人之作为人”是壹个道德判断，不是壹个法律判断，因此，人权在本质上是道德权利。

　　也就是说，人权并不依赖国家的法律而存在。即便法律剥夺公民权利，也不可能剥夺人权。因为每个人之享有人权是凭据人之作为人的道德资格，而不是凭据公民资格。没有公民资格的人虽不享有公民权利，但享有人权。由于公民是壹个法律概念，因此公民权利与人权的根本区别在于，公民权利是依赖主权国家的法律而存在的。当然，在当今世界政治裏，绝大多数人在身份上都是归属于某壹国家的公民，国家主权仍然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因此，人权在壹个国家裏得到尊重和实施应主要通过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公民权利按根据的不同，又可分为法律权利和宪法权利。法律权利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设定的权利，可由立法机关根据壹般法律程序创设、制和废止。宪法权利乃是由制宪会议制定的宪法所创设的权利，是限制和制约国家立法机关的权利。立法机关不得侵犯此种权利。宪法权利是公民提起违宪审查的根据，是有限政府的保障，体现了公民和国家的对峙。

　　另外，按照权利的存在形态划分，可把权利分为应有权利、法有权利和实有权利。这壹划分的意义在于揭示理想的、道德的权利对于实在法权利的指导和限定作用，尤其是揭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权利的实际享有构成了权利的壹种独立存在形态。

　　按照权利的种属关系和效力层次划分，可把权利分为基本权利与派生权利、宪法性权利与非宪法性权利。这壹划分，对于规设权利体系，对于规制立法机关的权限，对于在处理立法和司法过程中不同权利发生冲突时，决定哪壹种权利应占居优势，都有着重要意义。

　　按照权利主体划分，可把权利分为个人权利与群体权利、私人权利与公共权利或社会权利；而按照权利的具体内容划分，可把权利分为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公民和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这些划分的意义主要在于立法和教育。

　　根据权利与义务之间的纷繁復杂的关系，还可以作更多的分类。

　　分类的价值，不在于叙述事实，而在于分类所支持的理论预设。在此着重阐述壹下公民权利，公民权利不仅是为公民所拥有、为政府所保障的合法权利，也是宪法、法律的规定公民享有参与公共社会生活的权利。

　　具体地说，公民权利是社会成员的个体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是国家对公民所承诺和维护的权利，是壹种社会所认可的赋予公民个体可做或可不做的自由，包括依照宪法和法律所享有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具有以下特征：（1） 主体性。即作为社会主体的公民，正因为享有相应的权利而成其为公民。在这壹意义上的公民权利不同于人权，主要在它以积极的政治权利（其中心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公民成为社会的政治主体。除此之外，其余各项是包括人权在内的各种权利的共同特征。（2） 社会性。即公民权利乃至权利之为权利，是由社会所认可的，而不是个人的任意主张。权利是被明文写在宪法和法律中，并由国家权力强制性维护着。（3） 形式性。即社会和国家只承诺公民个体有相应的可做和可不做的自由，但并不保证公民个体实际地能够做什么乃至于做成什么。比如每个公民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国家维护这壹权利只表现在纠正任何非法剥夺任何公民该权利的行为，并不保证每个公民都能实际地接受高等教育。

　　此外，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对公民权利进行不同的分类：（1）依据公民所参与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可以划分为属于政治生活的权利和壹般民事权利。前者如各项政治和社会的自由权利、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利；后者如财产权等。（2） 依据承担义务人的范围，可以分为绝对权和相对权。绝对权又称对世权，所要求的义务的承担者不是某壹人或某壹范围的确定的人，而是壹切人，如物权、人身权等。而相对权，又称对人权，所要求的义务的承担者是壹定的个人或某壹集体，如债权、损害赔偿权等。（3） 依据权利发生的因果联系，可以划分为原权和派生权，派生权或称救济权。原权指基于法律规范之确认，不待他人侵害而已存在的权利，又称第壹权利，如所有权等；而派生权指由于他人侵害原权利而发生的法律权利，也称第二权利，如因侵害物权而发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4） 依据权利间固有的相互关系，可以划分为主权利和从权利。主权利指不依附其他权利而可以独立存在的权利，如对财物的所有权；从权利指以主权利之存在为前提的权利，它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均从属于主权利的存在，如抵押权等。

　　简括而言，公民权利分为四类：壹是法律权利，指基本人权，大多是自由权，和法律程序性权利；二是政治权利，指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权利；三是社会权利，指公民维持其社会存在的基本权利；四是参与权利，公民参与市场和公共生活的基本权利。

　　其中，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表明了壹国公民行使个人权利、参与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宪法依据，还在壹国法律权利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而所谓公民的基本权利即宪法权利，是指由宪法规定的，公民为实现自己必不可少的利益、主张或自由，从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资格或可能性。进壹步说，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公民依照宪法规定在政治、人身、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享有的主要权利，也叫宪法权利。它是公民最主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权利。

　　需要指出的是，实现权利化或维护权利虽然天经地义，可并不容易，决不是轻松的事情。这不仅要求壹些人做出牺牲，也要求给政治权力的行使和个人野心的发挥设置障碍；不仅要求为个人意愿和利益与公共意愿和利益的协调创设足够的价值空间和制度空间，也要求既限制又扩展立法机关的工作范围；不仅要求限制政府行政的灵活性和自由裁量权，也要求政府既要以消极的不作为，免得侵犯公民的自由权利，又要以积极的作为，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增进福利，满足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并为自由权的保障提供稳定安全的制度保障和社会环境。可以说，维护权利过程中的每壹场冲突、每壹个方案、每壹次努力，都不仅会拨动权利价值的敏感神经，还会付出壹定的代价。

　　综上所述，人们之所以主张壹种诉诸于天、诉诸于本性的的权利，是因为现存的政治强力和秩序不能自己证明自己是正当的。不论个人如何应该服从和增进国家利益，不论个人如何依赖社会，不论个人如何生来处在社群关系裏，在国家强力和社会冲突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使用天赋权利来筑起壹道防护墙，卫护自己的尊严和自由。只有每个人都能运用天赋权利，维护好自己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和自由，国家才会健康发展，而社会才会和谐安宁，这不仅是自然权利理论的社会功用，也是权利化唯壹的途径。

　　五、军队国家化

　　除了通过宪政化，通过法治化，通过自由化，通过权利化为新型民主制度夯实根基，更需要通过军队国家化为新型民主制度打下坚实的基础。

　　自古以来，军队不仅是壹个国家、政府或联盟正规的武装力量，也是为国家、政府或联盟执行各种任务而组建的武力集团，而按其所有权可以分为私人军队、皇家军队、党卫军和国家军队。如果说军阀的军队属于私人军队，那么皇家军队则属于皇族，而党卫军则是属于政党的军队，尽管不论是私人军队，还是皇家军队和党卫军，都经常负有保卫国家的责任，可前提往往是私人、皇家和政党既控制着军队，又控制着国家，至少对控制国家有强烈的企图，以致军队就成了私人、皇家和政党控制国家的工具。

　　与此相反，国家军队不控制国家而属于国家，不但只听命于民选政府而不会有意识形态色彩，也不介入国内合法的政治争端，还不接受任何私人和政党的的控制，因为国家军队由全民供养，不属于特定政党及其人士拥有，而属于全国人民所拥有，既受国家的编组，又尊重军令与政令的统壹，只负责保国护民，而不能成为哪个党派或个人干涉和影响国内政治的工具。

　　具体地说，军队是壹个特殊团体，而军人是壹个身分特殊的职业，不管是言论，还是行为，都受到严格的规范，而其职责在于保卫国家，在于服务全体国民，在于维护民族尊严。平时，军队要坚守行政中立为原则，尽可能避免干预政治；而战时，军人需听命国家最高领导人指挥，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民众安全。因为军队是国家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只负责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全国民众安全，所以不能被哪个人或哪个政党所占有，也就是说不能沦为哪个人的统治工具，不能沦为哪个政党掌控政治局势变化的工具。

　　由于军队给养来自国库，并非来自党库和个人；而军人服兵役属于国家行为，并非党派行为，因此军队天然属于国家，而不属于个人，即军队不得为个人私有，成为私家军队；也不属于哪个派系，即军队不得成为派系政争的筹码；也不属于地方，即军队不属于地方军阀，成为地方割据的资本；更不属于哪个政党，即军队不得为党军，任何政党不得在军队中有公开或秘密之活动；所以军队只属于国家，完全由代表国家的民主政权的机构来统帅。而通过军队国家化不仅可将本由全民出资供养的军队纳入国家管理的轨道，而且国家的宪法对军队的任何规定都可以视为这种精神的体现和对军队属于国家之事实的法律确认，即任何涉及军队的宪法都只能是军队国家化的宪法，这样，不但确保军队“公器公用”，也确保军队不属于任何党派和个人，更确保军队只服从人民通过选票选举出来的政府。

　　可见，军队国家化是指壹个国家的军队不属于、不听命于任何政党、任何社会团体及其领导人，既不介入国内的政治生活，又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而只听命于由人民选举产生的、由法律所规定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因此，军队国家化不仅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指标，也是民主化的重要标誌，而其作用是从根本上维护民主制度的稳定与发展；而其内涵是军队由全民供养，负责保国护民，不得成为党派或私人干涉和影响国内政治的工具；而其优越性表现在：用于国防的且由全民供养的军队不仅要符合“公器公用”的原则，还不可以成为内战和政治斗争的工具。

中国社会的爱国主义

作者 关敏 写于 二零零六年

　　爱国主义有三个层次：爱政府主义，爱国势主义，爱国民主义。爱政府主义最肤浅，爱国势主义次之，而爱国民主义才是爱国主义的真正精髓之所在即宪政爱国主义。

　　宪政爱国主义

　　真正的爱国主义并不是民族极端主义的情感，爱国主义是有条件的，它对于祖国的热爱和效忠是以壹个怎样的国家政体为前提的，这是壹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共和派的爱国主义是对共和国及其公民的壹种普遍并且强烈的热爱或博爱。经院思想家Ptolemy of lucca说：“对祖国的爱应该来自于博爱，即那种将公共事业放在私事前面的精神。”维罗裏指出，这种爱国是尊重正义与理性的原则，可称之为理性之爱，是对于共和国所赖以建立的法治社会、自由权利、公共秩序的热爱或崇信。这种爱是有条件的，它所立足的基础不是种族性，而是政治制度及其政治制度所赖以维生的人权正义及其美德。

　　哈伯玛斯说：如果真的要爱，就爱德国基本法所保障的人权与正义吧！这个说法的重点是“人权”而不是“爱国”，“国”已经被定义为人权正义之国。真正的爱国不是爱现存秩序，更不是爱权势人物，而是胸中装着祖国的利益、人民的疾苦；不是贊美病态，而是为着国家的前途向病态挑战；不是忠于哪个政权，而是忠于良心、忠于公理。这是宪政爱国主义。

　　爱国民主义指的是以热爱人民为标誌的爱国主义。爱国誌士们爱的不是政府，而是实实在在的人民。政府是人民建起来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就决定了国家对人民的从属性。没有了人民，政府就都成了无源之水，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爱国民主义要求人们热爱人民，壹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如果国家处在外国殖民统治下，就要不屈不挠的与侵略者作壹切形式的斗争，以争取民族独立；如果国家处在专制独裁之下，就要与专制者作不妥协的斗争，以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和维护。这都是爱国的表现！

　　爱祖国最深切地表现在致力于使祖国成为全体人民自由和幸福的乐园。这种责任感要求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批判性自我反思的精神以及兴利除弊的决心。他们忠实地为祖国服务，而当国家处于停滞和衰颓之际，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地为革除形形色色使祖国蒙羞含垢的丑恶现象而奔走呼号；当国家沦为某些人的囊中私物而陷于黑暗之时，他们勇敢地揭露黑暗，并致力于唤醒酣睡中的人民。

　　爱政府主义

　　爱政府主义就是认为国家与政府是壹体的，爱政府就是爱国。由此引出的爱国行为就是：无条件的拥护政府，对批评政府的言论壹律坚决驳斥，严厉打击。在中国，爱国往往被等同于爱皇帝，爱执政党，爱政府。中国缺少的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

　　信奉这种爱国主义的人多是官员或思想怠工者。这种思想使官员们获得了道德上的解脱：我拆阅他人信件、窃听他人电话、暗杀反对派领袖、向示威群众开枪，这些都是正确的，因为我是奉国家（政府）之命行使事，我是因为爱国（爱政府）才这么干的。

　　对于思想怠工者，信奉这种爱国主义使他们摆脱了思考的责任，只用服从政府，做壹个顺民，就是爱国了。思考什么？上级已经替妳思考好了。妳在政治上没有半点风险，在思想上解除了繁重的思考，在道德上也没有遗憾（爱国=道德），又何乐而不为呢？在当今世界，这种奴隶般式的爱国主义已没有什么市场了。

　　维护政府并不总是爱国。现代政治学普遍认为，在政治上提倡和保障国民对政府的严苛监督、自由批评和有效制衡，是确保政府增进国家利益、而不是危害国家利益的最重要的政治条件。因此，无条件地维护政府的制度和行为不是爱国、而是害国行为。

　　批评祖国并不总是害国。表面看，公开批评祖国是削弱国家在内政外交方面的公信力，似乎是害国行为。但是，国家只有在提供令人满意的公共产品，从而增进国民的政治认同时，才是值得维护的；如果批评国家，是为改善其制度和政府行为、使其更公正和有效，那么，批评政府就是爱国主义，而不是害国。那些冒着个人被迫害的风险，为维护公众利益和政治主义，挑战和抨击政府及政要的过失的国民，是具有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的国民。

　　在美国，爱国和爱政府明显是两回事，不少人正是以反感政府的姿态表现他们的爱国精神。美国人对政府的基本理念就是把政府看成“必要之恶”。妳真的爱国吗?那就要把政府管紧点！要警惕政府越权滥权，要随时随地批评监督政府。那些自己不敢批评监督政府，反倒支持政府压制批评的人，非但不是什么爱国者，而是国家的蛀虫。

　　当美国和伊拉克进行战争时，美国人在街头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反战的人被认为是爱国的，他们有反对政府的权利。因为国家是所有国民的国家，而不仅仅属于白宫。指责小布什的伊拉克政策的人，不仅没有“叛国罪”，反而可以气势如虹地与小布什竞争总统宝座。

　　如果中国和别的国家打仗，妳要到街头反对官方的政策，那壹定被看作汉奸了。当局要整妳，老百姓会骂妳。这种处处维护政府的行为并不是爱国。

　　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要由国民通过民主机制来决定。中国没有民主机制让老百姓来决定什么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民众没有权力获得信息、做出选择，也没有权力把这个选择反映到政治层面，那爱的是什么国呢？爱的是壹种虚幻、空洞的东西，是壹种虚幻的爱国主义。

　　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这就是某些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他们对英国人怒火万丈的原因是：“英国人统治香港百年没有给港人以民主，为什么现在要给港人民主？”原来英国人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把600万人的民主权利剥夺到最后壹秒钟，为什么不让港人做奴隶做到1997，而只让他们做到1995？为什么英国人做主子不做到底？……当英国人在诸如新机场工程和铁路这类明显是为英国人争利益的事情上漫天要价时，这些“爱国者”总是更愿意让经济之利而换取不搞“政改”：我让妳狠敲香港壹笔竹杠，妳给我做主子做到底罢！别的都好商量，千万不能让那600万贱人鼓捣什么“权利”呀！……即使如此，这些“爱国者”们仍然对“西方来的”民主、人权表示了最大的恐惧。

　　没有正义和人权的国家不是国家。例如：假设在壹个没有人权和正义的国家裏，某壹公民受到迫害，或者受到非法的或非正义的伤害，这个公民不会认同这个国家；如果这种现象是普遍的，那大多数公民就不会认同这个国家。这种国家就不值得爱。

　　如果生下来便被派定必须爱什么拥护什么，那只不过说明他壹出生便已沦为奴隶。脱离自由这个人类普遍的价值去建构什么抽象的国家或神圣国家，是壹个骗局。跟在独裁者后面保卫祖国的人其实是在保卫做奴隶主的国家。

　　当权者的“爱国主义”是政治流氓手中最后壹张王牌。18世纪英国着名作家山缪.约翰逊说过：“爱国是恶棍的最后借口”。这些流氓用它去败坏国民，使国民白痴化，他们就正好从中捞取好处。为政者在情况于己不利时，还可利用“爱国主义”的蛊惑在需要时拿人民作人质或人肉盾牌。可见，壹个专制独栽腐朽堕落的政府是多么的喜欢民族主义。

　　当权者的“爱国”就是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贊同把人民划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等级观念，支持由警察、军队向被统治阶级实施专政。“爱国就是忠于政权”，爱权势者之所爱，攻权势者之所恨。于是，官方的爱国主义者们吹捧权力，掩盖罪恶。当权势者作了恶，他们小心地抹掉作恶的痕迹。他们攻讦的矛头径直指向那些挑战黑暗的真正爱国者。那些公款出国熘达过壹遍又壹遍的“公仆”，当他们在国外窥见了人家的公仆受到的重重制约，他们真的是很热爱对他们几乎毫无制约、并且使他们八面威风的国家。

　　爱国势主义

　　爱国势主义就是让国家强大。这种爱国主义认为只要国家强大，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出。。国家强大和人民幸福不壹定壹致。例如：纳粹德国横扫欧洲，当时的德国人民幸福吗？

　　极端民族主义者鼓吹“唯强大论”，以为为了强大可以付出壹切代价，包括人民的幸福。他们壹旦听见对政府的批评，就立即警觉起来，“妳是什么意思？妳想削弱祖国吗？妳是卖国贼在配合西方遏制中国的阴谋吗？”这样“爱国”，与纳粹的“爱国”有何区别？

　　那些搞“强国论”、搞“富国强兵”的国家，有哪壹个不是祸国殃民、榨取人民血汗的国家。北洋海军的近3000万两的军费都挪用到建慈喜太后的颐和园去了。甲午战争开战的时候，中国海军的战舰数量大过日本，仍然败于日本；失败的最直接原因，竟是由于承包商在许多炮弹裏灌了泥沙，将大量军费中饱私囊。国家就成了吃人民肉、喝人民血的怪兽。

　　法西斯的爱国主义

　　德国式爱国主义在于仇恨中成长，它使人心胸狭窄、冷酷无情，滋长壹种粗野精神。1930年代的德国的政治领袖们，尤其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徒，极力鼓吹“国际反德阴谋”，他们把自己民族的壹切挫折都归于他国，就象中国把鸦片战争以来的所有不幸都归罪于“帝国主义”壹样。壹战的失败，凡耳赛条约的签订，德国经济的不稳定，六百万的失业人口等等，都是故意和德国过不去的巨大阴谋，西欧所有的国家都“亡我之心不死。”在国际反德阴谋的话题上搞“三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在纳粹民族团结、民族復仇和韬光养晦的幌子下，各种各样的进步势力遭到疯狂的打压，所有的反对势力和自由派组织都遭到禁止。到1934年夏天，全德国只剩下壹个合法的党，那就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无数知识分子遭到迫害，像爱因斯坦也逃亡美国。 1939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民族主义狂热终于走上了与世界人民的对抗之路。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通过“恨”来号召的－－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恨外国敌对势力的瓦解和渗透、恨民族分裂和反抗，通过对“恨”的号召以建立人民对政府的依赖和对反抗独裁专制的“仇恨”。这是中国式的爱国主义教育。

　　以“恨”为出发点的爱国主义是短命的，“恨”的力量是有限的，“恨”不但加大民族之间隔阂，也壹定会导致矛盾加深、民族分裂。中国的民主事业应是以“爱”为出发点：爱土地、爱国家、爱人民。以“爱”为出发点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的，“爱”的力量是无限的，“爱”能够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真正地让人民团结在壹起，维护国家的统壹和完整。

　　中国经常讲“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壹种动物似的仇恨教育。落后与挨打间没有必然联系，只有或然的联系。按“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这个世界将永远处于战争状态；因为世界上永远有相对落后国家和发达的国家，古巴应该挨美国“打”，墨西哥早就应该不存在了。这显然不是事实。这种逻辑意味着对世界公理的毫无信心，意味着可不遵守国际公德，意味着对比自己落后的国家拥有或保留“打”的权利；这不仅是斗争思维，而且是动物层次的思维。这种思想恰恰是世界不安、军备竞赛、各种疯狂政策的心理根源。

　　世界主义

　　如果壹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做任何事都首先考虑到自己的利益，那么他就会被人们认为是很“自私”，而受到这个社会的鄙视。如果壹个人以自己的国家为中心，做任何事都首先考虑到自己国家的利益，那么他就会被人们认为是“爱国主义者”而受到国人的贊扬。如果壹个人以人类和世界为中心，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考虑到全世界的利益，很多人会认为这个人具有乌托邦的思想，太脱离实际了。

　　实际上，以个人为中心是“小我”，以国家为中心是“中我”，以世界为中心是“大我”。为什么“小我”和“大我”都得不到认同呢？原因很简单，许多国家壹直在向人们灌输“爱国主义”，而极少提倡“爱世主义”。

　　爱国本身并没有错，壹旦把“爱国主义”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壹旦把国家利益凌驾于全人类、全世界的利益之上，那么，每壹个有理智的人都应当想到：如果别的国家也提倡这样的“爱国主义”，这个世界还会有太平吗？

　　历史上国与国间的战争，几乎都是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进行的。如两伊战争的双方都认为自己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对方是非正义的；于是，壹场给两伊双方带来巨大灾难、死伤数百万人的战争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持续了八年！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缺乏爱世主义的思想，《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描绘了壹幅天下“大同”的美好景象。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到19世纪才产生的。因此，它是民族解放主义，而不是民族扩张主义。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应回到爱世主义。

　　在这个世界上，国家有许多个，但地球只有壹个。妳可以改变国籍，但“地球人”的身份与责任，是任何人无法逃避的。鲁迅和梁启超都这样说过：不怕中国人消失，而怕中国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人。因为中国人不可能消失，他们担忧中国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人。

　　由于世界公民的胸怀，酷爱自由的潘恩宣布“哪裏没有自由，哪裏就是我战斗的故乡！”

　　诗人拜伦奔赴战场，为希腊的独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事件发生后，雨果愤然怒斥他的国家参与了可耻的暴行。

　　当民族主义情绪弥漫法国和全欧，各国人民在战场上互相残杀，罗曼.罗兰毅然决然发表“超越混战”的政论，反对国与国的仇恨，指出“以为热爱祖国就壹定要仇恨别的国家”是野蛮而愚蠢的。这种爱是壹种抗击野蛮、遏制罪恶的力量。

　　法国式爱国主义不仅在于爱自己的家邦，还爱整个世界。当德国老百姓不堪暴政之苦大批逃离国境，途径法国前往阿尔及利亚或别的什么地方另寻生路时，流亡法国的海涅亲眼目睹了普通的法国人，包括老人和小孩怎样热情地向这些难民队伍伸出援手、提供方便，连乞丐也把自己讨来的面包掰下壹半给他们。这是壹种使人心胸开阔的爱国主义。

　　印度的圣雄甘地说：“我首先是壹个人，其次才是印度人。”

　　欧洲着名的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其成员都身体力行承担人道责任。在阿富汗八年战乱时期，这些来自基督教国家的医生，曾出生入死地救助那裏的穆斯林伤病员。他们中有的医生被杀害，有的女医务人员被歧视妇女的阿富汗人强奸，但他们从不因此把穆斯林当做敌人。俄国的人权工作者也同样高尚，他们本身是被车臣恐怖分子炸弹威胁的俄罗斯人，但他们联合壹百多个人权组织，壹起批评本国政府在车臣滥杀无辜。

　　“缅因号”战舰纪念碑

　　1998年2月15日，古巴外交部部长及官员壹行数十人，在古巴首都凭吊美国“缅因号”战舰纪念碑！为什么？

　　1868年古巴工人爆发反抗，西班牙政府允诺改革，可长期不兑现，1895年再度爆发革命。西班牙将军韦勒强令所有暴动地区的民众进入集中营，杀戮所有躲避集中营的藏匿者。大片土地瞬间变成废墟，饥馑和瘟疫肆虐横行。古巴在19世纪末变成了真正的人间地狱。

　　古巴革命者在美国大肆进行宣传活动，被奉为古巴独立之父的作家何塞·马蒂以他极其有说服力的文章触动了美国人的同情心。他们在美国购买了大量军火偷运进古巴。

　　1897年美国第25位总统威.麦金利在就职演说中强烈地表达了反战立场。当时的美国刚刚走出1893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任何战争都可能把美国再度推上经济萧条的深渊。

　　1898年2月16号，美国为保护美国在古巴的公民的战舰“缅因号”发生爆炸，沉没在哈瓦那港口，至少266名美国船员官兵在爆炸事件中丧生。消息传来，美国人极为震惊悲痛！人们发出了“记住缅因号”的呐喊，全美进入紧急状态。

　　4月19号美国国会通过决议：以地面部队和海军对西班牙作战，为古巴争独立。国会同时通过“泰勒提案”声明：美国不向古巴要求主权、司法、裁判、管辖权或控制权，美国争取的只是带给加勒比海的和平与安宁。提案保证，壹旦古巴获得自由，美国将撤出古巴。

　　宣战前，全美只有不足2.8万的陆军官兵，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宣战后，就有20万民众报名参加义务兵。这些义务军人中包括那位曾诅咒麦金利没有嵴梁骨的海军部长助理罗斯福，罗斯福当时辞去了他的海军职务，在解放古巴的战争中领导了壹个由义务军人组成的名为“鲁莽骑士”的骑兵军团。他身先士卒、勇于杀敌，声誉鹊起，后当选美国总统。

　　1898年7月17日西班牙军陆军在圣地亚哥投降。古巴由此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美国人为古巴独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代价。《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645页说：“3月27日，美国通过驻西班牙公使提出要求西班牙停火和取消集中营法等条件。西班牙为了避免对美作战，在4月上旬基本上接收美国要求。但麦金利对西班牙作战的方针已定，仍于4月25日宣战”。

　　事实是：美国已经坚持了壹年避免与西班牙宣战，总统麦金利被西班牙驻美国公使私下裏骂成是软骨头没宣战；在美国舰只被炸沉后，美国才对西班牙发出通牒。通牒后，西班牙在古巴独立问题上闪烁其辞。美国这才对西班牙最后宣战。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第361页说：“1898年4月28日，美国为了夺取古巴人民的果实，以缅因号事件为借口对西班牙宣战，派兵在古巴登陆。在古巴义军配合下，打败西班牙军”。事实是：古巴独立战争，壹直到美国对西班牙宣战并在菲律宾群岛附近消灭了西班牙大西洋舰队和在古巴圣地亚哥补给燃料的舰队之后，美军在古巴登陆作战，才得以扭转局势，获得胜利。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645页说：“美国从西班牙取得波多黎各和关岛等殖民地”。被刻意漏掉的事实是，在解放古巴的战争中，美国全数消灭了西班牙的海军，并顺手解放了菲律宾。西班牙大势已去，它不得不放弃他的其它殖民地。所以在巴黎谈判时提出放弃这些地方的主权。这是美国始料未及的，美国于是出钱买下了这些西班牙殖民地。

　　谁护中华

　　1900年6月21日，当几个极端顽固的朝廷亲贵将伪造的列强要求其归政的照会上奏后，慈喜向各国同时宣战，然后命令军队和义和团攻打使馆；她要把这些外国使节彻底消灭，以壹舒自己的心头之恨。在此之前，义和团已将北京烧得火光蔽天。6月11日，壹位日本使馆官员被害；20日，德国公使在去总理衙门的路上被清军所杀。义和团杀掉了几千名外国传教士和50万中国教民。

　　1900年8月初，奥、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国联军18000人仓促在天津集合，于13日便进抵北京郊外,14日攻入使馆区，清军和义和团完全溃散。15日晨，宫监告诉慈喜联军已经进城，这个夕日不可壹世的满族独裁者，匆忙换上汉族老农妇的服装，丢下她的亲信同党，挟持皇帝坐上骡车，出神武门向西狂奔。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当时英、德、俄、日、法、意、奥七国曾要求：将这个“未开化、恐怖、野蛮、血腥、暴虐”的国家裂土而分之。当时中国确乎命悬壹线，西方列强中几个龙头老大都要壹劳永逸地肢解中华大帝国，俄国要割去满州大部；日本要割辽东半岛；法国要割去两广大部……剩下的国土准备分解成数个国家。天幸中国不灭，完全因为美国坚决反对，它提出“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主义，力主中国疆域的完整。其它七国在美国的坚持下，遂贊成美国的主张，从而保证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实际赔款本息合计为九亿八千余万两。赔款总额中，俄国获得二亿八千多万两，德国获得壹亿九千多万两，法国获得壹亿五千多万两，英国获得壹亿壹千多万两；这就是所谓的庚子赔款。后来经美国提议，英法等数国响应，庚款余额约3亿两被退回中国。中国给美国的赔款，美国人壹分钱都没拿走；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中国遇到的最大敌人是中国人的愚昧无知！因为有太多的无知、太多的不理解，就会盲目排拒和仇视……因此美国的中国政策要取得成功，首先要消除这个最主要的敌人——中国人的无知，最好的方式是在中国发展义务教育。

　　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致国会的谘文中，要求国会授权退还中国赔款，这项提案在国会通过。1908年，罗斯福签署此法案，这次退还赔款壹千多万美元。主要用途有二，壹是兴办清华学堂（即后来的清华大学），二是作为中国官派留美学生的费用（詹天佑即是靠此资助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之壹）。此次退款尚有余额，后来又第二次退还。燕京大学、北京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实际上也是用这笔赔款建设的。 还有在上海、广州也建立多间学府；美国人在中国办的大量教会医院帮助了很多中国人。

　　1918年德国战败，宣布放弃1917年以后的中国赔款；奥匈帝国瓦解后，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放弃所占赔款。俄国先后经过缓付、停付，最后声明放弃。1920年12月，英国通知中国，英将退还赔款，作为中英两国共同利益之用。法国这时也通知中国退还赔款。比利时在1925年退还赔款。意大利于1933年退还赔款。荷兰在1926年将赔款全部还给中国，但指定65%用于中国的水利事业，35%用于文化事业。日本也表示愿意退还赔款，但坚持不将钱直接还给民国政府，而是由日本人在华搞文化事业。其实用于文化事业的款项只占赔款的壹小部分，大部分用于留日学生的补助，以及用于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及中日文化流。1936年以后，余款甚至用于在中国建立伪政权的军费。

　　几千年来有哪个国家象美国那样帮助过中国？几十亿美元的援助，无数的物资、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的生命；都在中华民族处在日寇侵略的最危险的时候，无偿的援助给我们了。飞虎队以30架老式飞机的代价，击落日军性能优异的战机297架，奇迹般的创造了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辉煌的战果的奇迹，嗣后第十四航空队又以500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600多架，令日本空军闻之胆裂心寒。为中国抗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941年4月日本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的中立条约。此后，惟有美国支持中国。在三年零五个月的时间裏，有70多万吨战略物质从印度的加尔各答空运到昆明，然后转运到各抗日战场。在这艰苦卓绝的41个月的“空中输血”中，有1579名飞行员牺牲在这条航线上，有469架飞机坠毁在高山峡谷之间，平均每月牺牲飞行员39名和损失飞机11架。运送70多万吨战略物质，仅航空油料就需消耗420万吨，而这些物质运抵印度加尔各答，又需逃避被德军“狼群”潜艇的封锁和击沉，其消耗之大，运输之艰巨，无法用吨位来简单计算。部分美国空军阵亡官兵——240多名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就埋在重庆南山镇青山绿水之间。可是解放后，空军烈士陵园被挖掘壹空，只剩下壹排排长满荒草的240多个空穴。

　　对屠杀了我几千万同胞并且没有认错的日本，我们经常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对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人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仇视呢？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国发生了大饥荒。美国运来了大量的面粉和大米等食物，赈济中国灾民。可朱自清先生宁愿饿死在家裏，也拒绝去救济站领取美国运来的面粉和大米，因为那是“嗟来之食”。今天的教科书却说朱先生“有民族气节”和“死得高尚”，真是荒唐。

　　1944年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当时的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主办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庆祝这个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并在结尾处高呼三个万岁：“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

　　中国在联合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是美国的提议而取得的。二战后美国对国民党禁运武器好几年。当国府溃败，共军渡江在即，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没有随同苏联大使撤退到广州去，而是冒着危险留在南京，与黄华等高级共干接头，想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只是因为毛悍然决定“壹边倒”，决定不急于与西方国家建交，司徒雷登才无限惆怅地怏怏离去。

　　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要求派兵参战。可美国宁愿派自己的子弟去朝鲜打仗，也不让臺湾出兵。1960年代蒋介石多次提出“反攻大陆”，因美国反对未付诸行动。如果美国仇视中国的话，挑动中国人之间的内战是代价最少、效果最好的做法。但美国对此不予考虑。

　　1969年中苏之间的大规模的战争迫在眉睫，是尼克松总统的介入才使得中国转危为安。1980年代，美国使臺湾中止了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可见，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非同壹般的善意。否则，中国人早就亡国灭种了。中国人应该在天安门广场上树碑立坊，世世代代永远铭记美国的恩德！这才叫做真正的不忘本！

　　和平与繁荣的保障

　　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表明，美国对他国没有领土野心。

　　若美国有霸占他国领土的野心，它完全可乘世界大战的机会吞并整个美洲；即使美国托管的波多黎各，美国人也不欢迎它加入美国呢！当年的西贡市，与上海齐名，美国没保住南越，西贡的风采今何在？保下来的南韩，现在是世界壹个重要的经济体！

　　二战后美国并没有把自己的总统制模式强加给日本、西德；苏联却把自己政治模式强加给了东欧并多次出兵军事干预东欧国家的人民起义及体制改革。二战后日本欢迎美国驻军、并愿意为美国驻日军队出钱。韩国、新西兰欢迎美国驻军，很多小国都希望能加入北约、得到美国的保护。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能享受太平，很大程度应归功于美国。这是上帝的恩赐！

　　诺利加通过暗杀国防部长夺取了巴拿马军权的独裁者，把整个国家变成了走私毒品的大本营。在1989年的巴国大选中，诺利加不仅不承认选举结果，还指使士兵当街殴打获胜者，逮捕反对党领导人，将其拷打致死后分尸。诺利加本人更在群众集会上挥舞大刀，展示他毫不在乎文明世界的反应。诺利加政权这种把国家变成毒品集团，残忍杀害异己，不仅危害美国和外围国家，本国人民也忍无可忍。美国政府是联合巴拿马内部的民主力量推翻了诺利加政权，从此使巴拿马成为壹个民主国家。

　　如果美国这是霸权的话，那么怎么解释美国军队进入巴拿马的时候，当地民众夹道欢呼？美国在抓获了诺利加之后，并没有占领巴拿马，而是交给了巴拿马人民自己的政府。巴拿马人民是多么欢迎美国的干预，多么感激美国的帮助，因为是美国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进程。巴拿马这些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与那次美国的干预有直接的关系。

　　索马裏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能怪美国吗？美国士兵去把那些军阀隔开，反遭杀害；美国的援助、空投的救济物质，反美人士是不提的。

　　1999年的5.8使馆风波，美国向中国做了多次道歉并给予了赔偿，中共也接受了北约的解释，但是在国内，科索沃问题上的反美宣传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官方以最高规格悼念三位误炸中殉难的记者，并加封为烈士；各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老百姓当然不知道，美国也在两伊战争期间遭到过误炸，1987年5月17日，伊拉克的导弹在公海上，误炸过美军为科威特油轮护航的护卫舰斯塔克号，造成37名士兵死亡。美国政府和美国人并没有激烈反应，只是要求伊拉克赔偿了事。

　　米洛舍维其政权以国家的名义，对国内的阿尔巴尼亚族进行种族清洗，被挖掘出来的种族屠杀的万人坑就有10余座，造成超过20万人死亡，高达3百万人无家可归，又造成国际性的骚扰。壹个无人权的国家，又殃及邻国，再加劝阻无效，国际社会予以干涉是必要的，否则无法制止人权灾难。米洛舍维其被送上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是罪有应得。美国干预科索沃，是她所有军事干预中最伟大的壹次。她完全站在壹个和自己的宗教、种族不同的被迫害的弱者壹边，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捷克总统哈维尔说，美国这次出兵是最具有人道色彩的壹次。

　　今天不仅科索沃人民感激美国，连南斯拉夫人民都感激美国促使他们加速了南斯拉夫的民主进程。今天，对巴拿马人民、对科威特人民、对波斯尼亚人民、对海地人民、对科索沃人民来说，美国代表着正义。今天，正是由于美国的存在，才使人感到世界有和平的保障；正是由于美国的存在，才使人对自由世界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

　　“9.11”事件

　　1998年本.拉登就号召屠杀世界各地的美国人，同年美国攻击阿富汗境内的恐怖训练营基地之后，本.拉登发誓要为每壹个死去的恐怖分子杀死1百个美国人。面对频繁的恐怖活动，美国壹直没有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直到2001年9月11日6千多名无辜者丧生，美国脾气才再度全面爆炸。刘亚洲说：9.11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可从中看到美国人的力量。

　　第壹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壹发。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向下逃生时，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壹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壹条宠物小狗让道。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

　　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这个时侯，有相当多的美国人自发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壹步发生。这是壹种怎样的精神啊！

　　有很多仇美的中国人为“9.11”叫好。恐怖分子撞击世贸大楼是存心拿平民大开杀戒！这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面对无数无辜生命的毁灭，许多中国人不仅无动于衷，而且幸灾乐祸，这已不是对他人灾难的漠视，而是壹种近乎歇斯底裏的毫无人性的声音。

　　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中，死了几个中国人，中国愤怒了。可恐怖分子在“9.11”事件中杀害了更多的中国人，很多国人却兴高采烈，谴责同样遇难并且损失更加惨的美国人，甚至为杀害了我同胞的恐怖分子辩护！似乎说壹个暴徒只要多杀几个美国人，就对中国有功，就有权杀死少量的中国人！他们自称爱国者，把为死难者悲伤的人骂为卖国贼！他们糟蹋人权和恐怖分子完全没有区别！

　　与美国长期敌对的朝鲜、古巴、伊朗、利比亚等国家，人民都没有为此欢呼喝彩。即使越南人，也对美国抵抗共产邪恶充满了感激，“911救援基金”收到的最大个人捐款支票是2百万美元，来自壹个越南人。

　　伊拉克的昨天与今天

　　从1983年到1988年萨达姆政权使用了芥子气和神经毒气导致了3万以上伊拉克和伊朗人死亡；在80年代对以库尔德地区发动了“安法尔行动”，当场处决大批民众，强行迁移以及摧毁2000多个村庄，其中包括学校、清真寺、农场和发电站。人权观察进行了三年的调查发现，“安法尔行动”至少造成了5万到10万名伊拉克库尔德人死亡。

　　1991年伊拉克南部发生暴动后，估计有3万到6万名什叶派人士被政府军杀害，50万难民滞留在伊拉克北部禁飞区，还有120万到140万名难民逃到伊朗。萨达姆强迫非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公民被迫改用阿拉伯姓氏，否则他们的财产和配给证将被没收。据估计，已经有300万到400万伊拉克人逃离伊拉克。知名的伊拉克流亡人士在他们避难的国家遭到暗杀。

　　1979年，伊拉克人均收入与意大利持平。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垮臺之时，伊拉克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到贫穷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成为全世界债务最沉重的国家。伊拉克2004年人均收入预计为780美元，高于2003年的约500美元。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全部免除了伊拉克拖欠美国的主权债务，总计41亿美元。巴黎俱乐部(Paris Club)债权国已决定分三个阶段将伊拉克欠该组织成员国的外债减免80%。这项协议将伊拉克欠其成员国的债务从389亿美元减至78亿美元。美国已准备好帮助伊拉克同有关国家就债务问题进行谈判，希望其它债权国能效彷美国，全部免除伊拉克所欠的债务。

　　当代中国人的“仇美”是被官方引导和教育出来的仇美反西方就是源自于尊清灭洋的伪史教育！在西方人教训满清统治者之前，满清统治者战无不胜；是英国人打了满清统治者壹记耳光，打破了满清皇帝天纵神武的神话，才让洪秀全、孙中山等仁人誌士相继而起，推翻了满清残暴专制。

　　1950年10月26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开展“三仇”教育，指出“全国人民对美国应有壹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国的仇视、鄙视和蔑视的态度。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全国人民拥护抗美援朝就是如此形成的。斯大林只不过是同美国明交暗斗，从不曾要苏联人“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更没有要苏联人同美国“不共戴天”。在毛时代，美国几乎就是邪恶和魔鬼的代名词。那时，中国人竟愚昧而又天真地认为：被贫困、失业折磨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美国人民，正等待着中国人去拯救呢。

　　挑起战端的是苏联支持和指使下的朝鲜，共产党在历史课本裏壹口咬定是美国侵略朝鲜。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在中学语文裏保留近半个世纪，课文有壹段颠倒黑白的提示：“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朝战争……10月25日，中国人民誌愿军跨过鸭绿江进行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这样，北朝鲜违背联合国协议打过三八线向南推进，联合国号召全体会员国共同阻止北朝鲜南进的事实消失了。…魏巍似的对美国军人和南朝鲜军人的仇恨心理、其笔下的战士对领袖的崇拜意识彻底吞食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彻底摧毁了中国人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公民文化。

　　官方充分利用境外自由媒体的多样性，多方搜集臭美消息，用歪曲的报道来潜移默化读者仇恨美国。譬如：明明美国在壹战前经济总量就世界第壹了，官方却要说美国靠战争起家，明明美国每年的军火交易只有美国年总贸易额的3%，却要说美国靠贩卖杀人武器致富。

　　小布什说：“中国的教科书说，‘美国人欺负弱者，压制穷人’。另外，去年出版的壹本教科书教育学生说，联邦调查局是被用来‘压迫工人的’。这些都不是正确的。这些话可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但是会误导人们对美国的认识。实际上，美国人觉得对穷人和弱者有壹种特别的责任。美国政府拿出数千亿美元，为他们提供医疗保健、食品和住房。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许多公民主动捐出自己的金钱，自己的时间来帮助有需求的人士。美国的同情心远远超越了自己的国界，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我们居于世界首位，援助世界各地的人们。至于联邦调查局和执法人员，他们也是劳动人民的壹员，他们献身于打击犯罪，打击腐败。”

　　壹个非民选的独裁政权所声言的国家利益，大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常常与民意南辕北辙，因为政府权威是建立在对民众的暴力恐惧和意识形态谎言之上的。而壹旦独裁政府通过强制灌输和谎言误导，将国内危机转化为外部敌人的威胁，就能加强独裁政府对民众的精神控制，就很可能在国际问题上赢得了民意的支持。因此，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政权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中共利用反美反霸的民意所维护的，表面上是国家利益，实质上是壹党独裁的利益。

　　反对美国的结果是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中国在美苏的冷战中不反对美国，不参与朝鲜战争，美国就不会在1950年派第七舰队进入臺湾海峡；中国的统壹问题早就解决了。今天的臺湾问题是50年代初中国反对美国的后果。按照“远交近攻”的原则，日本不希望中国强大，它必然阻扰和反对中国的统壹。因此支持臺独的是日本。

　　贊美与反美的实质

　　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欠美国壹笔巨大的债，……美国不仅是我们的朋友，而且是民主、自由的保护人……每当我看到美国星条旗，我看到的不只是那个国家的代表，而是民主和自由的象征。” 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经济在全球独占鳌头，壹直处于领导地位。美国的“软力量”辐射整个世界。美国不仅把民主自由的价值辐射到全世界，而且还成为全球所有求知者的“天堂”，每年有几十万留学生涌向美国。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成为世界壹流大学的代表。连不断向美国说“不”的法国总统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留学；江泽民的公子也得在美国镀金。今天不是世界在迎合美国，而是美国的价值符合全世界人们内心的呼唤。

　　亲美与仇美的实质，不是卖国与爱国的问题，而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也就是反对喝贊成愚民政策的问题。民越愚，官就越好贪，所以，专制的官僚们都是主张愚民政策的 。中国政府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是屏蔽事实的真相，它只是需要妳的愤怒。举个例子，每年美国都会发表壹个世界各国人权报告；这时，中国政府也会发壹个关于美国的人权报告。这样壹来，妳就不能理直气壮说美国干涉妳的内政，因为妳也干涉了别人的内政。问题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批评美国报告的全文，而看不到别人的报告。让老百姓看看美国政府怎么诬蔑我们的人权状况嘛，让人民来自己判断。但政府不需要妳看到，它只需要妳愤怒就可以了。政府认为人民没有能力去判断这份报告，怕被美国误导了，人民只要相信政府给的结论就可以了。政府不需要老百姓知道，如果老百姓知道真相，那政府怎么利用老百姓呢？总之就是要妳对美国反感，对自由反感，对民主选举反感。

　　今天共产党却这样反对美国？原因只有壹个：美国崇尚自由、民主的理念，而这种理念正是中共政权的克星，因为中共实行的就是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私有制。

　　国安部上报中共政治局的报告说：“虽然美国现在不想侵占中国的国土、不想掠夺中国的财富，但美国是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大本营。这种以信仰上帝为基础的价值观同我们民族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大壹统价值观，是水火不相容的敌对关系。”

　　袁木在“六.4”后天天骂美国，他却把女儿送去美国。特区大量亲共分子，口口声声留港建港声称爱国，却最先把老婆送去加拿大、儿子送去英美。中国的权力阶层口头反美，儿孙壹家都送美国，他们是口头上的义和团分子，行动上的媚外者。共粪们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劣迹”如数家珍，对中国政府干涉他国内政壹概隐瞒；这些人的“正义感”从不对本国下层人民[如何院士说死去的矿工是该死]和少数民族表示出来，这是壹种假冒伪劣的正义感！

　　亲美派不是汉奸、不是卖国贼，他们是理性、深沉的爱国主义者。他们之所以亲美，是想更好地吸收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使中国更好、更快地走向富强、民主和文明。亲美、亲西方，与其说是媚外，不如说是对人类智慧的尊敬。

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

作者 关敏 写于 二零零六年

　　早在2千年前，西方的《圣经》，便将民族主义视为害人的瘟疫（诗篇91:3）。然而，中国近百年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很严肃地探讨这种文明的瘟疫，导致中国近百年各种的贫穷、苦难、内战与外侮；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近百年的知识分子，难辞其咎。

　　“民族”壹词曾与国家同义，民族主义也被译为国家主义。但民族偏重于心理文化，国家偏重政治法律。在法国，1798年第壹次有人使用“民族主义”壹词。1836年编撰的《英国牛津词典》第壹次将它收入，释义为壹种学说；以后的词典指明其意义为“集体本位主义”，有民族独立存在（National Individuality）的含义。

　　民族主义形成于近代西欧反专制的斗争，人们把对世俗贵族和国王的忠诚变成了对“祖国”的忠诚、对民族全体成员的热爱。所以，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Patriotism）也常常难解难分。法国大革命中动员国民为保卫革命而战，要求公民都说壹种“国家的语言”来代替众多的地区方言，建立公民学校灌输对国家的热爱，促进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

　　民族主义在19世纪末成为右派政治人物挥舞的大旗。民族主义从壹个原本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有关的概念，转变成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强权主义、帝国主义的运动。

　　民族主义主张“民族”至上，它的基本含义是对壹个民族的认同、忠诚乃至奉献。民族主义认为个人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都微不足道，为了维护民族或种族的生存，无论个人承担什么样的牺牲都是应当的；个人的尊严与权利根本不可能与民族相抗衡，更不可能成为国家的正当性基础。民族主义所诉求的是壹种国家或准国家的主权独立或区域自治，为达到这个最高目的，壹切专制化的努力都是合理的，结果造成了本民族成员极大的个人牺牲。这种情况在落后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主权已成为专制符号，国家可在主权的名义下胡作非为。

　　民族主义者的眼裏只有国家的价值，国家的荣耀，而没有人的价值和尊严。恐怖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壹种极端形式。恐怖主义者不惜毁灭整个世界，拆除壹切道德防线，牢记仇恨（阶级仇、种族恨），不择手段，甚至牺牲自己去消灭敌人。恐怖主义泯灭人性中最可贵的东西，如对生命的敬重、对他人的同情心和人的起码良知。

　　阿克顿说：“民族主义的基础是集体意誌永恒至上，民族统壹是这种意誌的必要条件，其它任何势力都必须服从这种意誌，对抗这种意誌的任何义务都不享有权威，针对这种意誌的壹切反抗都是暴乱。在这裏，民族凌驾于居民的权利和愿望之上，把公民形形色色的利益全都纳入了壹个虚幻的统壹体；它压制壹切自然权利和壹切既定的自由。无论何时，只要某个单壹的目标成为国家的最高目的，无论该目标是某个阶级的优先地位、国家的安全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还是对壹个抽象观念的支持，此时国家走向专制就是不可避免的。”

　　阿克顿认为民族主义是不健康的，即便它与民主理论联系在壹起，其实际的结果是把民主政治中的强势（多数）逻辑和总体主义的极权专制因素扩展开来。他说：“在民主和民族之上还有另外壹个更高的价值，那便是自由（即人权）的价值。独立论使民族成为专制和动乱之源，而自由论却把民族视为自治的保障和对国家权力的最终限制。同壹主权之下若干不同民族的共存，其作用相当于国家中教会的独立。它可以维护势力平衡、增进结社、形成共同意见给予臣民以约束和支持，藉此避免出现在单壹权威的笼罩下四处蔓延的奴役状态。”

　　他精辟的指出：“同壹国家之下若干民族的共存不仅是自由的最佳保障，而且是对自由的壹个验证。……如果政治边界和民族边界重合，社会就会停滞不前。两个人之间的差别把人类联合在壹起，不仅是因为这种差别为共同生活的人提供了好处，而且因为它用壹条社会或民族的纽带使社会结合在壹起”。

　　自由主义并不排斥民族、国家、民族利益、国家主权。自由主义认为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比民族国家和民族利益更为重要，主权虽具有壹定的意义，但并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人权；只有以个人的自由、幸福为价值指向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才具有正当性。

　　爱因斯坦1931年发表的《主权的限制》壹文，开头便提到：“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祖国不是无形的镣铐，哪裏有自由和人权，哪裏才有祖国。爱国和人权是不可分离的。如果不讲人权，爱国就蜕化成了无是非可言的爱统治者。他说：“民族主义是壹种幼稚病，是人类的麻风病”。

　　民族主义的那种无条件的祖国之爱是变态的，它强调牺牲个人权利来保障对民族国家的绝对忠诚，这样就难免与专制独裁为伍，成为抵制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

　　血缘最利于夸大同仇敌忾。就像某些只顾哥们的朋友，不讲原则。遇见自己人吃亏，有理由要上，没理由创造理由也要上。从这种群体血缘相似性扩展开去的民族主义：第壹特别容易宽容自己人的罪过，就像鲁迅所说：“觉得做外人的奴隶，不如去做自己人的奴隶”；把沦为异族之苦告诉国人是必要的，但切莫得出结论：“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1840年中英战争伤亡的军人还不及朱元璋搞壹回冤狱死的人多。专制壹点都不比侵略者的枪炮温文尔雅。第二是容易在民族的大义下，贪得无厌地要求个人牺牲和奉献。

　　1925年6月陈源在《西滢闲话》裏感慨：“中国人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尊容。自己的军阀每年杀人遍野，大家壹声不响，壹旦外国人杀了几十个中国人，便全国壹致的愤慨起来。”中国的事情，就这么怪。洋人杀壹个中国人叫杀人，中国皇帝杀了千万中国人却是恩典。主子可以任意杀死奴才，因为奴才的生命所有权都归主子。

　　受壹个黄皮肤的人侮辱，就要忍气吞声；而受壹个黄头发的洋人欺负，就要拼命。是何理由？正义和邪恶、善良和恶毒、正确和错误，难道是是以血缘、人种、民族来划分的吗？壹个人最需要的是敢于对壹切奴役，无论它们是以何种名义，都能够坚决地说不。

　　在20世纪，壹个专制政府只要把民众的怒火引到外国头上去，就可以压倒民众的民主要求而加强自己的统治。壹个新兴的政治力量只要能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可以取得政权。中国人民历来讲究“夷夏之辨”，又历来不讲究专制与人权的区别。他们对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比对专制还是人权的敏感程度高出万倍。

　　民族主义具有本能爱国主义轻率的激情，还多了使本民族滞后的护短情绪和向外宣泄的破坏性情绪——仇外排外。民族主义把国家人格化，拿君主当国家化身。轻率、护短、仇外排外，再加上把国家人格化和视君主为国家化身，使爱国主义蜕化为强权的工具。它具有团体自恋倾向和夸大自己的民族成绩的倾向。团体自恋拒绝批评，导致了灾难的再次降临。

　　民族沙文主义把对祖国的热爱变成了对于强权的热爱、对于壹小撮当权者的暴政的热爱。当权者正是利用这类蛊惑人心的符号骗取了人民的向心力，以此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如果壹个民族的振兴是以每个成员的工具性使用和无偿牺牲为代价的话，这种民族主义是可耻的。因此，对这种无条件的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

　　在21世纪，官方若指望依靠民族主义来弥补意识形态的缺陷，来抵挡自由民主的大潮，来掩盖官民之间的冲突，不过是壹厢情愿罢了。

　　传统中国的民族观基本上是壹种以血统论为基调的种族主义的民族观。以血统作为认同的根本要素，使得中国的“族类”概念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的特征。从夏、商、周三代开始，以血统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就根深蒂固。夷夏之称始于西周，夷夏之辨严于春秋。严夷夏之防，类似于现代的“种族隔离”。

　　中国号称有56民族，却用中华民族的概念来包含这56个民族。这种做法，全世界只有中国人这么做。中华民族概念，包含了中国与华夏的概念。所谓的中国，从字面上分析，它就是世界中心之国；这种概念，源于汉族世界中心的意识，也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汉族认为，汉族有权统治世界。所谓的华夏概念，就是“华夷之辨”的意识，也就是凡不是汉族者，就是夷人；汉人视夷人为蛮族，汉人用“虫鱼鸟兽”来形容他们，例如，蜀、闽、回鹘、鲜卑、羝、羌等；由于汉人认为夷人不是人，因此汉族有权统治与掠夺他们。

　　中国人自古就没有把外族当人。大家都熟悉狻猊、犰狳、猪猡这些表示动物的名称往往是由猎犬旁组字。在古汉语裏，其它民族的名称常用猎犬旁，以表示这些异族类似野蛮的动物。如“猃允”，我国古代的壹个民族；又如“狄”， 我国古代北部的壹个民族，分赤狄、白狄、长狄诸部，各有支系。因其居住在北方，故通称为北狄。在秦汉以后，“狄”或“北狄”曾是中国中原人对北方各民族的泛称。19世纪曾在“英”“法”的左侧加犬旁羞辱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有些有良知的汉族知识分子对此亦感到汗颜，并促进了壹些文字变革，如将“僚族”改为“僚族”（我国古民族，分布在今广东、广西、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区。古人亦以“僚”泛指南方各少数民族。）又将“撞族”改称“童族”。但是“童”还有仆人的意思，还是壹种歧视，解放后就再改为“壮族”。

　　除了用猎犬旁，古人还用虫字底来称谓壹些少数民族，如解放前分布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的“蛋民”（也称“蛋家”，英文是Boat Dweller，即“水上居民”之意，解放后以并入汉族的形式消失）。现在的文献已改用“蛋民”来称谓这壹族人。

　　千万不要认为汉人歧视周围的少数民族仅仅是由于壹种民族优越感所然。从上个世纪初到二战爆发之前，有大量的中国难民为了躲避战乱和饥荒纷纷逃到东南亚各国；那些难民（或移民）大多数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南方人，但他们到了侨居国依然要歧视其它种族的人群；他们称当地人是“番鬼”、日本人是“东洋鬼”、白人是“红毛鬼”、印度人是“大眼睛鬼”或“孟加拉国国鬼”、黑人是“黑鬼”。只有壹个民族是人，那就是“唐人”。现在的广东百姓还时常称外国人为“鬼佬”。中国人自认为有异于他人，由来久矣。

　　清末面临列强的瓜分，严復于1895年发出“亡国灭种”的警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于1989年在北京成立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康有为在《大同书》裏提出在全球范围内让黄种人与白种人通婚混合，消灭不易改良之黑色人种。在这裏，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公羊学派已经从天下主义修订为黄白二色人种的“共同中心”主宰世界的构想。

　　鲁迅曾说：在国人意识中，“异族不是主子就是番子”，缺乏民族平等、世界壹家的意识（传统的四海壹家是指服从华夏等级文化的壹统天下，而不是多元文化的共同体）。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第壹次提出了“五族共和”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壹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壹人。……是曰民族之统壹。”“五族共和”被作为维护国家统壹、争取各少数民族参加民国的口号和政策而加以强调；国旗也被定为五色旗，代表五族的联合。

　　蒋介石政府最终放弃了“五族共和”论，其标誌之壹是改五色旗为青天白日旗。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明确指出，“五族”不是单独的五个“民族”，而是原本有着共同血缘的五个“宗族”，共同组成统壹的“中华民族”。

　　1949年后，血统论就像壹个不死的鬼魂壹样附上了“阶级论”的身体。如今又发明了“中国特色”、 “国情”、“国民素质”之类，对内欺侮百姓，对外敷衍洋人。

　　政客为了政权，当他们统治不成功时，总是宣“国情的特殊论”。邓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旨在维护党权。他们不承认人权原则的普适性，拒绝世界舆论对他们的谴责。这些高喊“中国特色”和集体高于个人的官员大多是腐败分子，其鼓吹的目的无非是教人们做政府的奴隶。“特色”早成了特权钱谋私的掩体。凡与国际常识不相符合的行为与思想，均贴以“特色”的标签，以掩盖其丑陋，让大众丧失反省能力。特色不过是借口而已，目的是为了让有权的人当官的时间长壹些，钱多捞壹些，然后可从容不迫地去做外国人。“特色”即“特权”，它是极权的产物，又要靠镇压来维持。在他们看来，只要强调所谓的“家有家法”，就可以置任何普适原则于不顾，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是壹种十足的封建家天下的逻辑，暴露了宣扬者本身的专制本质，是政客和御用文人们用来掩饰独裁的遮羞布。

　　有人说中国人强调自己文化的优越性不是种族主义。中国人对共同体的归属只有壹个判断标准，就是以文化辨夷夏。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皇权主义，就是外族人要向中国皇帝俯首称臣。皇权主义就是专制主义，天下服从壹个脑袋，用专制文化或主义来辨夷夏那是古代愚昧的做法，在今天已毫无价值，而且十分有害。

　　强调自己文明优越性、鄙视外来文化的例子最早见于《论语》：原壤夷俟，孔子以杖叩其胫。孔子“以杖叩其胫”，跟原壤的“夷俟”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中原人的坐势和夷人是完全不同的。中原人的坐势是“跽”（相当于今天日本人的坐势），夷人的坐势却是“蹲”。原壤以夷人的坐势等孔子，这对于主张“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孔夫子，是绝不能容忍的。难怪他又骂又打。夷夏之别，在孔子时代是俨然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就是这种歧视心理的反映。

　　孟子也轻视外来文化，他把“为神农之言”的许行比做“南蛮鸟央舌之人”，认为许行说的是“非先王之道”，又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对于异己，除了见解不同外，更重要的是这些见解是来自不同的族类，所以持断然否定的态度。

　　韩愈也轻视外来文化，对佛教更是恨之入骨，他说“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论佛骨表》）。甚至要“灭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原道》）。中国后来通过反復的屠杀最后接受了佛教文化，中国既接受了佛教，同时也改造了佛教。

　　孔子“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的文化传播方式导致了惟我独尊意识，将自己的文化当成中心和标准，鄙视、敌视和怀疑为自己所不熟悉的外来文化，拒绝向外族学习。这是禁闭中国人头脑的思想牢笼！

　　中国人以为“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其实眼光并不出于东亚，对南亚、西亚，以至欧洲了解极少，更不用说非洲、美洲了。实际上是“关起门来做皇帝”。

　　清朝时，外国人只能在广州经商，而且只能和清朝指定的十三个商家——十三行来往。外国人在十三行不得外出，不能接触十三行以外的中国人，不能坐轿，不能学说中国话，不能带女眷来广州，不准在广州过夏和过冬，有事只能通过十三行转禀。十三行行总和穷凶极恶的官吏对商人们随意敲诈勒索以中饱私囊；每批货物该交多少关税，也由官吏们随口说定。

　　1792年9月英国的马戛尔尼率团第壹次出使中国，他们乘五艘大型舰船，从朴茨茅斯港起锚，绕好望角经10个月的航行，于1793年7月抵达天津大沽口，拉开了中国和西方国家正式交往的序幕。英国堂堂正正地向中国要求贸易，中国却蔑视英国为夷狄[不跪拜]而顽固不开。有迂儒写书立说，指洋人身上少几块骨头，腿不会弯曲，跟“人”不壹样，是半畜半人。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们愤愤不平：“我们象要饭的壹样进入北京，象囚犯壹样被监禁在那裏，而离开时简直象是盗贼”。“壹个专制帝国，几百年几千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何处值得仰慕？”马戛尔尼道：“壹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

　　1816年，英国再派阿士美德率团来华，然而英使仍不愿向清朝皇帝跪拜，故他们刚到北京便被驱逐出境。

　　19世纪中国不少地方反对外来文化的暴行就是这样的儒家信徒干出来的，义和团则是其颠峰。1897年发生的“曹州教士案”。山东曹州府巨野县有座天主教堂，因教徒和民众发生纠纷，而教会偏袒教徒，引起群众不满，有二、三十人冲入教堂打砸抢，不幸却打死了两个德国教士，这就引起了外交事件，德国的海军陆战队强占胶州湾。

　　义和团的本称是义和拳，基本上是壹群拳民。毓贤在山东的政策是“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他在山东上任不到三个月便杀了1500多人，又在营州府三个月内杀人三千。

　　庚子年春，山东大股拳民进入直隶，很快就到了北京附近的高碑店，六月间便进了北京。当时慈喜想废光绪，已立了大阿哥（太子）。不料大阿哥之父急于让儿子登位，乃伪造了各国最后通牒，令老佛爷归政光绪。老佛爷忍无可忍，决定背城借壹，和鬼子拼个鱼死网破。这“城”，便是北京城；借的“壹”，便是朝中死硬派推荐的义和团（此时义和拳被政府收编赐名“义和团”，类似于湘军那种称为“团练”的非正规军的民间武装力量）。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对外宣战，义和团和清军开始围攻使馆。22日黄昏清军烧毁英国领事馆东南角邻接的密集民居。23日伊斯兰教徒士兵董福祥（清廷“甘军”首领）在翰林院点燃了火，他期待火势蔓延到毗邻的英国公使馆。当时藏身使馆的壹位美国女教士安德鲁斯小姐记述说：“煤油被浇到了树上，以便助长火势。”烧翰林院是为了蔓延烧毁英国公使馆，结果公使馆完好无损，翰林院被毁，数千万卷古籍善本也在大火中烧毁，其中包括当时仅存副本的《永乐大典》和从全国各地搜聚的《四库全书》的大量底本。翰林院大火所造成的中国古籍文化方面的损失是永世无法弥补的。

　　7月15日，义和团开始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50人从窗口逃出；3千多名教民只有5百人幸存。

　　义和团在北京放火焚烧西药房，大火波及店铺4千余家。正阳门内外，被焚千余家。义和团阻止任何官民灭火施救，对于救火者，则给戴上壹顶“二毛子”的帽子，拉上大街就用大刀辟了。义和团“相率到津，勒民供给，兼索官饷，稍有不从，肆行掳掠。并至紫竹林租界，杀人放火，见有洋行洋房，立即焚毁”。义和团将北京这个“首善之区”变成了壹个恐怖的杀人场，变成了壹个血与泪的海洋。

　　义和团喊着“男练义和拳，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的口号，打着“扶清灭洋”的幡子，砸机器、拆铁路，焚烧电报和邮政局，捣毁洋行、剿杀买办（洋货代理），连钟表、镜子、眼镜、煤油灯等都不能幸免。凡是洋人传来的东西，就是他们仇恨和毁灭的对象。他们见教堂就烧，见机器就砸，见洋人就砍，见洋货就毁。

　　在义和团运动盛行之时，民间有因不知“洋货”已被禁而仍用“洋火”(火柴)、“洋钉”而满门被斩者。壹次在壹户百姓家中搜出了壹根火柴，这家8口人全被杀光。壹群小学生被“义和团”拦住，不幸被搜出半枝铅笔，结果6名孩子当场丧命；甚至戴西洋眼睛、打洋伞、穿西服和蓄短发的中国人倾刻淹没在腥风血雨之中。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誌士——中国最最宝贵的财富，竟被义和团的暴民屠杀壹空！这才是中国最大的损失！

　　对于那些敢于坚持国际公法和主持正义的官员，“义和团”则以“裏通外国”的罪名，进行大肆搜捕和追剿，直至将其全家老幼屠戮净尽才心满意足。京城内人人自危，任何富室只要被加上个裏通外国的罪名，立刻被抢掠壹空。匪徒们甚至冲进大内去搜索第壹名卖国贼光绪皇帝，全靠老佛爷出来戟指大骂作狮子吼，光绪才逃过大难。

　　然而德国公使和日本的壹个外交官员就没那么幸运，被暴民们在街上活活打死了。庄亲王载勛竟在北京街头张贴悬赏杀人告示：“杀壹洋人赏银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清廷官员则以“执法”的名义，对洋人大开杀戒。

　　时任山西巡抚的毓贤，壹次将44名外国传教士、17名中国教徒以及从寿阳押来的英国教师毕翰道壹家全部带到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在百姓的围观下逐壹杀害，教民们被杀后，枭首示众，剖心弃尸，备极残酷。在山西汾州府，美国传教士和他们幼小的儿女，被骗到府城外，被埋伏的中国士兵射杀；连带被杀的还有两个中国教徒和两个被雇的马车夫。

　　在山西太谷，壹位中国教徒吴安圆对暴徒说：“弟兄，让我上天堂吧！”语毕即遭毒手。壹姓王的女信徒，在义和团分子向其下毒手前说：“请妳等壹等”，便去洗脸并换了壹身干净衣服，才对暴徒说：“我不悔教，妳想怎样就怎样吧！”话毕便遭杀害，她的幼子亦遭杀。

　　那时，美国欧柏林大学在太谷的传教士们在生命危殆时，全都非常坚定，不后悔他们来华宣教的初衷。本来他们有少量自卫用的枪，至少可以杀死数名拳众，但他们并未使用，就勇敢就义。主要人物Dwight Howard C1app先生在他生命的末期写给在美亲友信上的壹句话“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ruth”（殉道者的鲜血是真理的种子）。表达了他对神与未来的坚定信念。欧柏林大学为了纪念在太谷殉道的校友，在校园中的广场建了壹座拱型纪念碑，上面就刻着这句遗言，抚今思昔，令人感动深思。

　　据事后统计，“山西教案”席卷全省79个州县，全省被杀教士191人，被杀教徒6060人，被毁教堂、医院225所，被烧拆房屋两万余间。全国被杀传教士有几千人，死难的中国籍基督教徒则高达50万人！！！

　　曾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过力的英国人李提摩曾认为，中国是他眼中非信教地区中最文明的壹个。但义和团运动使李提摩太大失所望，因此，他坚持要在太原开办壹所高等学府以使中国青年摆脱愚昧，在征得英美等国公使同意后，他用从山西罚得的50万两白银建立了山西大学堂（即后来的山西大学），他说，建大学的目的是“专门开导晋省人民知识，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惑”。

　　1990年代，蛮不讲理的民族主义兴起。1998年大使馆被炸，死了几个共产党官吏举国上下痛斥美国，暴民们又壹次袭击美国大使馆，放火焚烧成都领事馆。而中国因人为事故害死了千百人却不知道似的。当人们只抗议外面的暴力，对内部的暴力却闭上眼睛的时候，这些人如果不是缺乏道义良知，就是中了什么邪；这些人贪生怕死、搞双重标准、浪得虚名。

　　传统观点认为游牧民族可以在武力上征服中原，但是汉族却可以用汉文化征服游牧民族，这是壹种大汉族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最大的错误是否定了最根本的非文化因素——华夏广阔的农田能够征服、软化武功强悍的游牧民族，农田的征服作用远远超过文化上的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打垮后，仍然坚信“中华文明天下第壹”，把西方侵略中国看作是“儿子打老子”来聊以自慰。

　　傲慢来自于对世界的无知，自信建立在与世隔绝之上。1844年中美签定《望厦条约》后，美国公使赠送给主持“夷务”的耆英几座炮的模型和壹些有关海陆军战术及防御工事的书，并婉言这对中国有用。却遭到耆英的谢绝，他表示大清已获和平保障。

　　1866年第壹个出使欧洲的官员斌椿在法国见到自行车，以为有“木牛流马之遗意”！

　　在1894年被日本打败后，中国终于承认自己的政治制度不如别人，才有了康梁变法。可见，没有暴力的打击，中国人永远弄不清世界的真象。

　　1900年中国在遭受列强瓜分的危难时刻，士大夫们竟然炮制出“西学东传”荒诞怪论！

　　到了民国，辜鸿铭留着着小辫子在北京大学教书。他说：“洋人不会因我们割掉辫子、穿上西服就尊敬我们”。汉人辜鸿铭已忘了汉人不留辫的历史，竟习惯了做亡国奴！他虽十分熟悉德国文化，但满脑子的是旧思想，他最崇拜的女人，居然是慈喜。

　　胡适在康乃尔大学求学时曾用英文写了《中国之婚俗》壹文，投给校刊发表，内容竟是为中国的包办婚姻辩护。胡适本身就是父母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但他的文章却洋洋洒洒论述父母包办“早婚”的四大好处，并批评西方的自由恋爱是不堪忍受的习俗。

　　曾非常崇拜西方的新潮诗人徐誌摩来到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写的题为《论中国妇女的地位》的硕士毕业论文，全篇是为封建社会中的中国女性地位辩护，说纳妾对妻子并不是侮辱，强调中国女人壹直和男人平等，并为丑陋的“缠足”辩解说，“西方妇女流行的束腰又比中国的缠足好多少？”

　　这些人为了掩饰自己的自卑心理，就不顾事实的阐发所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点。他们甚至为壹些糟粕和陋习辩解。

　　在中国，本土文化运动是以抵抗西方文化的入侵为目标的，哪谈得上引入西方文化。陈寅恪先生说：“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之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中国的制度文化已不可救疗”。

　　中国总是夸大自己的成绩，抹杀外国的成绩。我们津津乐道的唐朝伟大与开放，说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做官。这不过是少见多怪而已，其它地区的开放普遍得很。例如罗马帝国时期，甚至有好几个皇帝[罗马皇帝并非国家主人而是第壹公仆，是元老院代表人民选出的行政代表]是阿拉伯人、肺尼基人、日尔曼人等外族人，而且是依照正常程序继承的皇位。

　　李慎之等人揭露了“1988年初聚会巴黎的7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发表的宣言中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过头去汲取2500年前孔子的智慧”是个弥天大谎。实际情况是：会议主持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利·韦塞尔倒是提到了老子，他在开幕讲话中说，“如今的学者借助先进的通讯手段可以身处异地而参加同壹些讨论，啊，要是设想壹个有杰裏迈亚、毕达哥拉斯、老子和琐罗亚斯德——还不要漏掉释迦牟尼参加的讨论会，该多么有趣！”就这么简单的幽默居然引出了壹个“孔夫子救世界”的学界笑话。

　　在今天的中学数学课本裏，看看被我们更名为“勾股定理”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吧。改名的理由在于古文献《周髀算经》裏，记述了西周时期壹个叫商高的人，在回答周公的问话中提到：“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经偶五”，即“勾三股四弦五”。据此便武断地咬定：商高早于毕达哥拉斯六百多年，就发现了“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壹普遍规律，并将毕氏定理更名为“勾股定理”。

　　科学常识告诉我们：所谓定理，是指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规律性的认识，而不是某壹特例的偶然发现。所谓“勾三股四弦五”，不过是毕达哥拉斯定理中的壹个特例，特例以外还有无穷个直角三角形，不能用“勾三股四弦五”来求解。而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生们，不但发现了直角三角形三边长度关系的普遍规律，而且完成了对这壹规律的几何和逻辑的证明。与商高发现的特例相比，是霄壤相别的，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而我们却据此将毕氏定理改名为“勾股定理”，并壹直沿用至今。这真是壹个滑天下之大稽的“壮举”。

　　有人若说美国人发明了计算机，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人反驳说：这算啥！我们的老祖宗在周代就发明了筹算，这不是计算机的雏形嘛？《周易》裏面的推算八卦，不就是用壹长壹短的线条组合变化，来表示各种不同的意义嘛？二进制只是它的壹条支脉呢。又据某时某地的考古发掘，还发现了壹只“陶制鼠标”呢，不信请看某日某报！

　　有人若说中国的农业落后、农民困苦，比之西方各国差距很大，特别是以色列在沙漠戈壁滩上建成了世界上最高效的农业，令世人惊叹，中国应为此感到羞愧。此时又可从我们的课本中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这算啥！我们以世界1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妳能说成绩不伟大？这不是恶意诬蔑是什么？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而日本的自然资源却极其贫乏；中国的人口虽多，但人口密度却小于日本（中国为每平方公裏130人而日本每平方公裏330人）；1840年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也远大于对日本的投资。可195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我们的80%，但现在我们的GNP仅仅为日本的1/6，2002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是22.3%，而中国目前城市为37.1%，农村为45.6%；也就是说，中国人目前生活支出主要是忙乎吃，日本却将主要支出花在食物之外的其它方面，中国是生存消费，日本是发展消费；……中国赶不上日本显然是中国人本身的原因所致。

　　中国的阿Ｑ政府总是宣扬外国的丑恶，隐瞒自己的丑恶。专门热衷于挑剔他国的缺点而暗示自己伟大的民族是幼稚的，也不可能有进步。当指责他国缺点时，多数中国人有壹种幸灾乐祸的快感。我们民族夜郎自大、好大喜功、巴不得壹步登天当上全球老大的躁狂心态，使得“先进者”决定以“走俄国人的路”来建立“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后来又驱使全民“超英赶美”，以“全人类解放者”的身份干尽人间的丑恶。壹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壹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斯尼大全”而永垂青史。中国政府不断培育自豪感，结果是看不清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在中国文化中，无不弥漫着这种害国主义的毒素。“多有这种‘合群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这种唯我独尊的心理至今还在延续。目前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美国的关系。但中国竟没有“美国学”。惟我独尊註定了中国文化僵化、停滞、解体的命运。中华民族的长期苦难也就与这种民族精神同其久长了。

　　壹些人内心裏还做着天朝上国的梦，他们说的无非是“中国人是世界最优秀的种族”之类的法西斯口号，打心眼裏从来看不起任何外国，最自大的就是这些蛮不讲理的“爱国贼”。

　　当我们批评中国的罪恶时，爱国贼们说，外国也有这样的罪恶。这种辩护的逻辑简直令人发指！难道外国有罪恶，我们这裏就应该有罪恶？

　　这种蛮不讲理的爱国主义实际上害国主义，使我们民族失去了自我反省自我更新的能力，甚至滑向了卖国主义。这些人无限热爱政府领袖，而领袖恰恰是有资格的卖国者，他们自然就成了卖国主义、专制主义的帮凶。

　　这些被传统文化毒害过深的民族主义者已经沦为彻底的文化中心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由于中国人拒绝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缺乏对自身问题进行深刻探讨和反醒，使中国人无法从以往的失败中吸取到真正的经验教训。

中国社会的政治迫害的本质

作者 一真溅雪 写于 二零二二年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号前后，我得到通知：到总场招待所的大食堂去参加“反动学生”来场劳动改造一年总结鉴定会。

　　那天早上我吃过早饭就往总场招待所走去，因为我所在的生产队离总场只有三四里路，比大多数“反动学生”所在的生产队都近，所以我算是到得早的。我一进去就看见高教局专门监管高校师生思想动态(“反动学生”的改造工作也由他专管)的特务头子徐科长(徐真玉)和各高校保卫科的负责人和农场保卫科的古文德科长(广东人，专门负责在农场反动学生的管教)等十几个人已经坐在那里，他们示意我在他们桌前的板凳上坐下。

　　接着先后有各分场的“反动学生”到达。此时我见到一个瘦小的身影往会场走来，觉得有些面熟，待他走近一看，原来他是我在楚怡小学68班的同班同学吴民刚。意外的惊奇使我早已忘掉了改造期间的规定：反动学生之间不能交谈，我立即站起来对他喊道：吴民刚！你怎么也在这里？还没有等他回答，徐科长便厉声对我叫道：陈XX！不准互相讲活，不记得了吗？我只好坐了下来，此时吴民刚已走了进来，他正想在我旁边坐下，徐科长又叫到：你们不能坐在一起！吴民刚只好在离我较远的地方找了一个位子坐下。

　　那天上午，由于有的“反动学生”所在的生产队，离总场有二三十里路，所以等到二十多个反动学生都到齐时，已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因此，上午就由徐科长讲了一下这几天总结鉴定会的安排：今天会后，各“反动学生”回生产队去，白天照样参加生产劳动，利用晚上休息的时候写自己一年来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的总结和思想汇报，然后由各学校保卫科人员轮流到到各个有“反动学生”的生产队，组织贫下中农对“反动学生”一年来的表现进行鉴定。都鉴定完后，再集中到总场召开总结会。

　　那天中午农场负责人和古科长请以徐科长为首的这些省里来的干部们吃饭去了，就只剩下我们二十多个“反动学生”在农场招待所的大食堂一起吃饭，“反动学生”们利用这短暂的监管真空时间，互相交谈起来，首先当然是各人自报姓名和被打成事“反动学生”的事由，每个高校的“反动学生”都是去年一起送到西洞庭农场来的，所以基本上都有点认识，只是各个高校的反动学生之间都还是第一次见面，基本上互不认识。当轮到我自我介绍时，我刚说了一句：我叫陈XX，之后，其他高校的“反动学生”都轻声发出一阵惊呼：你就是陈XX呀！然后他们议论纷纷说道：我们在去年全省高校对你的批斗会上就知道了你的“大名”，同学们中都传说你是个读书特别用功，功课特别好、思想特别“反动”、组织反革命集团、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反革命宣传、企图叛国投敌的反革命份子，今天终于认识你了，你也就不用自我介绍了。我趁这个机会和吴民刚互相交流了一下从楚怡小学毕业后各自的经历，他们湖南师院的同学都奇怪，我和吴民刚是怎么认识的，我说我们是高小同学，原来又住在一条街上，我家住在青石井最东头，他家住在青石井的最西头。吴民刚高中毕业后考进了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也是在去年被打成“反动学生”的。

　　在这二十几个“反动学生”之中，有湖大土木系的张方可、王象贤和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袁立强是1963年湖南首批按1963年7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这一中共中央文件打成“反动学生”的。他们三人被打成“反动学生”后，于该年9月被遣送到株洲市一个劳改、劳教采石场劳教，1964年9月又和我们这批“反动学生”一起被遣送到西洞庭农场劳教，他们三人可算是湖南高校“反动学生”中的元老。还有一位恐怕是全国高校“反动学生”中绝无仅有的一位，那就是中南矿冶学院的王熙仁，他十六岁进大学，在1958年反右运动补火的过程中，大概是因为该校在“反右运动”时划的“右派份子”人数没有达到中共当局现定的标准，被中南矿冶学院拉进去抵数，而被补划成“右派份子”，可能是因为年龄太小和“右”得不十分严重，被留在学校，边监督劳动改造、边读书，一直拖到1964年才毕业。在这一年，又因同样的原因被中南矿冶学院拉进“反动学生”的队伍里抵数，又被划成“反动学生”，于1964年9月和我们一起被遣送西洞庭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从王熙仁两次被“抵数”的经历可以看出，中共当局划“右派份子”和划“反动学生”的做法的荒谬和随意。在这个体制之下，一个人的命运竟因中共当局的政治需要而随意被中共当局所践踏、摆佈，民众(也就是中共当局所称的“人民”)哪里还有一点中共当局所宣称的“当家作主”的权力啊？

　　在这二十几个“反动学生”中计有：湖南大学的：王迪棠、周秋桂、杨刚毅、张方可、王象贤和我；湖南师范学院的：袁立强、李德风、朱湘赞、吴民刚；中南矿冶学院的：王熙仁、许业武、王怀毓、张仲良、任国汉；湖南冶金学院；孙治国、龚玮、曹楚才、张奠磐、李永孝；湖南财贸学院：任霭堂、王湘平；湖南农学院：陈务农；长沙铁道学院：张鑫等二十四人。

　　后来才知道，1965年全省高校不知是什么原因，仅划了三个“反动学生”，那就是中南矿冶学院的卢楚芗、熊声祥和长沙铁道学院的梁白濒。这次他们三人也跟随徐科长他们一行来到西洞庭农场劳动教养，但未参加这次鉴定总结会。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高校应届毕业生中划“反动学生”的中共中央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文件也就没有人再去实行了。

　　那天下午仍由徐科长主持会议，他要求我们在写劳动改造思想总结时，要从灵魂深处挖掘自己的反动思想根源，通过劳动脱胎换骨改造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要学习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还说据了解有的“反动学生”一年来表现较好，但也有个别“反动学生”仍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是指我。

　　那天下午散会后回到生产队，湖大保卫科的文干事来到生产队，组织队干部、六组的贫下中农和其他组的贫下中农代表，对我一年来在队上的改造表现进行鉴定，鉴定会上众口一词地认为我一年来的表现不错，劳动上好学肯干、生活上艰苦朴素，就连那位一向对我刁难有加的、阶级斗争观念极强的张队长也没有表示什么异议。

　　正当我以为这次年度鉴定这一关我已经顺利渡过之时。第二天徐科长带着湖大保卫科的另一位干部，来到生产队，把我叫到队部，对我说：陈XX，你一年来的劳动改造表现极不老实，仍在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你要老实交待你到农场后又进行了哪些反革命活动。我说：我一年来除了劳动改造思想之外，未进行过任何反革命活动，我一年来在队上的表现有目共睹，昨天队上的贫下中农对我的鉴定就是证明。徐科长厉声说道：那是你伪装得好，欺骗了贫下中农，我问你，你说你没有进行反革命活动，你对外写过什么信没有？我说：我除了给母亲写过几封信之外，没有给其他人写过信。徐科长说：你到现在还不老实，我问你，你有没有给一个姓蒋的同学写过信？此时我才记起来：去年刚到农场时，我跟我班的蒋申美同学写过一封信，是请他帮我把他代我保管的500元钱转交给我的母亲，此后一直没有得到他的回信，也未见母亲来信中说过有同学寄钱给她的事，我也就不抱希望了，就再也没有写过信给蒋同学。我说：写过，是想请他把帮我保管的500我们兄弟为母亲准备的生活费转交给我母亲，并没有什么反革命内容，怎么能祘是反革命活动呢？徐科长又说：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问，而要私下写信给他？而且这500块钱是你们的反革命活动经费，这不是反革命活动是什么？我说：你要这么说，我也没有办法。

　　这500块钱的事说来话长，那还是我刚开始在班上、在年级被批斗不久，有一天刘书记指使几个同学对我在寝室里的书桌、箱子进行搜查，由蒋申美同学负责搜查我的箱子，其他几位同学负责搜查我的书桌和床舗，蒋申美叫我打开衣箱，他搜到我箱子里藏的为母亲准备的500元生活费时(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兄弟三人准备的活动经费)，趁其他同学不注意时偷偷地对我说：这钱他们没看到，我帮你藏起来，以后有机会再给你，我点了一下头，他连忙把那500块钱放到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去了，当时因蒋平日与我关系不错，我还以为他是冒着危险真心帮助我，对他还心存感激。

　　在来西洞庭农场之前，那两天在学校等待出发时，碰到一位已分配尚未去报到的同学，我向他打听到蒋申美分配的地方和单位，才有了到农场后写信请他把那500块钱转交给我母亲的事。后来见他音信全无，我估计要么是他趁人之危把这笔钱私下侵吞了，因为他估计：以我那时的处境是不敢去告发他的；要么就是刘书记他们早就捜查过我的行李物品，也发现了那500块钱，而故意当着我的面再“搜查”一遍，而设的一个圈套，用蒋同学与我关系较好，利用他来私下向我表示，愿意帮我保存那笔钱，以观察我对蒋有无进一步拉拢行动，或利用蒋帮我传递什么反革命情报的行为，以便刘书记他们用来确定我组识“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当时我无从判断究竟是属哪一种情况，到这次徐科长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从他并没有着意追究这500块钱的来龙去脉，和此后又未再查问过此事的迹象判断，当局对这500块钱的事是早已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所以那次鉴定会之后我已经可以确定，蒋申美在搜查我的衣箱时“私下”向我表示愿意帮我保存那500元钱一事，纯系刘书记他们为坐实我的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而设下的一个局。这天下午我去出工时，徐科长和湖大保卫科的人又召集生产队负责人贫下中农骨干和积极份子开会，徐科长和湖大保卫科的另一位干部在会上对他们说：陈XX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想重新骑在贫下中农头上作威作福的反革命份子，在你们队上改造期间还有反革命活动，大家要提高革命警惕性，擦亮眼情，不要被他表面的假象所蒙蔽……，昨天大家对陈XX的鉴定，没有反映出他在你们队上改造的真实情况，今天晚上要开会对他重新鉴定，大家要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多讲他的缺点错误，这样才能促进他的改造……。会上又佈置了一些贫下中农积极份子发言。

　　晚上再次召开鉴定会时，会场上的气氛与昨天大不相同，从昨天对我的普遍赞扬、肯定，一下子变为被那些积极份子把我说得一无是处，他们有的说我干活拈轻怕重、有的说我好逸恶劳、有的说我借钱给别人是企图拉拢腐蚀贫下中农(实际情况是有的职工家里经济遇到困难找我借钱，出于同情心，我便借给他们，为避免拉拢他们的嫌疑，我从未主动去借钱给他们)……。我发现以上这些积极份子大多是队上那些干活不出力、人品低下的懒汉，我们生产组的职工除个别懒汉之外都不发言，老范、老潘更是带着厌恶的神情看着这些懒汉们胡说八道，文书记也不作声。于是徐科长他们终于得到他们想要的对我的鉴定。

　　过了两天又得到通知到总场召开“反动学生”思想改造鉴定总结会。在会上徐科长点了几位表现不好的“反动学生”的名，其中包括吴民刚、周秋桂、陈务农和我，他们三位的“罪名”是劳动态度不好、怕苦怕累，而给我的“罪名”是还有反革命活动。另外又表扬了杨刚毅等两三位表现好的“反动学生”，这几位表现好的都是“反动罪行”比较轻的“反动学生”。这次鉴定会中午吃饭时，张方可、许业武、杨刚毅三位“反动学生”均表现出不屑与我们这些“反动学生”为伍的姿态，因张方可是复员军人、许业武家里是地道的贫下中农，杨刚毅家里也是贫下中农，他的处分是劳动考察两年，比我们的劳动教养三年要轻了两三个档次，这次又受到徐科长的表扬。

　　一个多月后，我从队上的农工们那里得知，在与我所在的二分场一队隔湖相望的二分场四队改造的湖大化工系的“反动学生”周秋桂，已被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农村监督改造(后来还知道与周秋桂一道被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农村监督改造的还有湖南农学院的陈务农和湖南师院的吴民刚)。

　　我后来想：在四个被徐科长点名为表现不好的“反动学生”之中，为何只有我没有被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农村监督改造？我分析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我家世居城市，无任何亲友在农村生活，无原籍农村可遣送，要联系一个农村把我遣送去监督改造，手续比较麻烦，此外他们见到我在农场仅一年时间就己赢得了生产队员工家属们的好感，并成功地化解了他们在我刚来时对我的敌意，他们怕我去普通农村后对我的管控没有农场这么严，更有利于我进行“反革命活动”；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徐科长他们原本也想把我开除学籍遣送到农村去监督改造，这个建议被湖大领导所否决，因为湖大领导肯定会从保卫科参加这次鉴定会的文干事那里知道我在农场的真实表现(文干事参加了对我的第一次鉴定)。湖大领导对待“反动学生”的态度可以从1965年湖大没有划一个“反动学生”这件事可以看出。这次鉴定会后，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清楚究竟是那一种原因使我未在1965年受到开除学籍遣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的处分，我现在想，如果当时我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监督劳动的话，我的人生轨迹也许是与现在的人生轨迹完全不相同的，但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两条人生轨迹中间无论怎样不同，但它的起点和终点却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我立下的志愿和追求的人生目标是不会改变的。

　　这年九月中下旬常德地区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工作团进驻西洞庭农场，开展“社教运动”，我所在的生产队也进驻了一个“社教”工作组，由一位国营茶盘洲农场某分场的场长杨XX任组长，此外还有两位女组员和两位男组员，“社教”工作团的一位姓张的团长(据说是常德地区地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也在这里“包队”(即负责指导这个队的“社教”工作)。

　　工作组一到队上先是召开大会，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队干部们的“四不清”罪行，接着就是工作组员们访贫问苦，队上那些好逸恶劳的懒汉和刁钻小人(他们大多为贪下中农出身)成了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并由这些人组成了队上的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暂时接管了队上的管理权，原来的文支书、张队长、段会计、徐统计等几位队干部都靠边站，每天写检讨交待自己的“四不清”和欺压贪下中农的罪行。开始几天晚上工作组组织诉苦会，由贫下中农发言控诉由“四不清”干部带给他们的苦难，后来晚上就召开批斗会，由贫下中农对“四不清”干部进行批斗，或由“四不清”干部检讨交待自己的“四不清”和欺压贫下中农的罪行。队干部们白天和农工们一起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写交待或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文支书被分到我们这个组参加劳动，文支书也读过几年书，为人也不错，农业劳动也样样精通，平日对我还不错，从未故意刁难过我，与老范、老潘关系也很好，这时老范、老潘他们口里虽然笑称文支书为“文老四(不清)”，但实际上也没有把他当“四不清”干部对待，因文支书年纪较大当支书之后参加劳动较少，所以老范老潘在安排农活时也尽量照顾他，运动后期文支书被拆销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正式成为我们六组的一位农工，老范因出身贫下中农，又是坦克兵排长转业所以被工作队任命为队党支部书记，老潘升任第六生产组组长。

　　这次“社教运动”对我影响不大，开始有位工作组的某男组员听说我是在这里改造的“反动学生”后，试图从我身上揭开二分物一队阶级斗争的盖子，找我谈话，问我有哪些亲友，及他们的姓名、工作单位、住址，并说要去外调。我说我的问题学校和省里早已作过处理，已作了结论，我们是学校放在这里劳动改造思想的，不是农场职工，与农场没有关系。他说：你是“反动学生”、是阶级敌人，就是“社教运动”的对象，你不积极配合工作组对你的“外调”(那个年代对外出调查某人情况的组织行为的简称)，你这不是对“社教动动”有抵触情绪吗？我说：你问的亲友情况、单位、地址我都告诉你了，你高兴调查你去调查好了，我有什么抵触情绪？

　　过了几天，有一天下大雨不能出工，工作队的张团长找到我，要我陪他打乒乓球，这位张团长北方人，四十多岁，文质彬彬，谈吐不俗，看得出很大的可能他和湖大的朱校长他们一样，是个“解放”前搞学生运动出身的知识份子，只是级别没有朱校长他们那么高而已。他虽身为“社教”工作团的团长，但对我的态度却远比他手下的那些组长、组员要好，他喜欢打乒乓球，但在这个队上和他手下的工作组成员中又找不到一个对手，而我在学校时也喜欢打乒乓球，水平也还过得去，所以张团长有空，而我又没有出工时，就时常约我一起打乒乓球。这次打乒乓球时，我有意和他谈到，他手下这位工作组员要对我进行外调的事，我说我的事组织上早已调查清楚作了结论了，还有必要再去调查吗？何况我们并不属农场的人，只是学校放在这里由农场监督劳动改造思想的。张团长说：你们的情况我知道，你们不属这次运动的对象，你们只要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就可以了，队上的贫下中农大都对你的表现比较满意，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某某某那里我会给他打招呼的。此后那位工作组员再也没有来找过我。这位“社教”工作队的张团长，很少参加队上批斗“四不清”干部的会，也不在这些会上发言或作指示，而只是到各分场和各生产队巡视、听取汇报、作出指示。其余时间除抽空回常德地委组织部处理一下公务之外，都住在我们生产队，这些情况表明这位张队长也对中共当局这些斗来斗去的“运动”感到厌倦，他对我的态度也许和朱凡、唐麟他们一样是从我们身上看到了他们年轻时候的身影。

　　在“社教”期间，工作组的其他成员都对我表现出明显的“敌意”，为表示与我“划清界限”，凡我参与的活动他们一概不参加，例如晚饭后天黑前队上的体育活动时，以往我和队上的青年人一起参加的打排球、打篮球，他们见我在场上就不会来参加，有时他们先在场上，见我一来到便先后退出，我看出了这一点以后，我便很少参加这些活动了，只是那位杨组长对我的态度稍好一点，有时还主动和我说几句话。工作组员们的这种态度也对队上的职工产生了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那些被工作组作为依靠对象的懒汉们，不仅对我的态度比以前冷淡了许多，有的还故意找我的岔子，以表示他阶级立场站得稳、阶级斗争观念强。这些人之中大都是因中共当局的洗脑、灌输不明事理所致，也有少数是由于本性卑劣的原因所致。

　　这年“冬修”之前，西洞庭农场的“社教运动”就基本结束了，二分场一队受处分最重的是原党支部书记文建生，被拆销了支部书记职务，记过，但保留了党籍以观后效，下到六组当农工，其余的生产队长张喜桥、会计段家生、统计员徐厚仁仅受到批评教育、作检讨的处分。统计员徐厚仁，四十好几岁，有初中文化，字写得好，队上的标语口号都是他书写的，看外形也像个小知识份子的样子，对我也不错，从未故意刁难过我。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在1968年我离开农场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因外调时查出他“解放”前在老家宁乡曾担任过短时间的保长而被挂牌批斗，划为“历史反革命”时，因不堪批斗和屈辱而悬梁自尽了。

　　工作组一撤离，西洞庭农场又抽调干部组成“社教”工作队进驻茶盘洲农场进行“社教”，而此前进驻西洞庭农场的“社教”工作队的成员也大都来自茶盘洲农场。我们生产队的新任党支部书记范金彦也被抽调到“社教”工作队到茶盘洲农场搞社教。据老范回队探亲时讲：我们二分场的干部组成的“社教”工作队，进驻茶盘洲农场的分场正好就是进驻我们生产队的杨组长所在的分场，而杨组长正是那个分场的场长，“社教”期间这位杨场长被查出在“大跃进”期间瞎指挥、浮夸放假卫星、虐待殴打贫下中农、奸汙妇女……等诸多罪行，受到开除党籍、拆销职务的处分。

　　结合我们队搞“社教”时贫下中农批斗干部时，也大多是他们在“大跃进”和“过苦日子”期间瞎指挥、浮夸、打骂虐待贫下中农……这些事。我已经看清楚毛和中共当局搞“四清”动动和搞“社教”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他们因好大喜功而发起的疯狂的“大跃进”、“全民炼钢铁”、“大修水利”、“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社食堂”等一系列运动，给全国民众造成的史无前例的苦难的责任全部都推到下面的基层干部们的头上，同时把自己由造成这些灾难的罪魁祸首装扮成再一次解救民众于水火的“大救星”。又通过“四清”和“社教”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和干部斗干部，并以此来震慑群众和干部以维护毛和中共当局的光辉形象和巩固他们的统治基础。

　　这年冬季我们生产队来了一位叫杨平的南下干部被分到我们组搞劳动，这个干部那年四十一岁，山西人，后来队上的人从总场打听到，这个老杨与西洞庭农场总场的张场长既是山西老乡，又是战友，老杨“解放”后曾在湖南省委组织部担任管理干部调配任免的处长，老杨利用手中的权力玩弄奸汙过不少女干部，后来不知何故东窗事发，被免去了处长职务，发配到湖南国营黄盖湖农场当场长，不料这位老杨风流本性不改，在黄盖湖农场又利用职务之便玩弄、奸汙妇女，才被下放到西洞庭农场二分场一队来劳动。像老杨这样一个劣迹斑斑一犯再犯的流氓，理应受到开除公职予以法办的制裁，然而因为他曾经对“革命”有功，而且又因为老杨所犯罪行对中共当局而言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就这样轻描淡写地处理一下了事，而且不到一年老杨又调回省委任职去了(不知去担任何职)，看来这个老杨在省里是有比较过硬的后台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南官场有一个山西帮，因为湖南“和平起义”时参与接管湖南政权的南下干部，他们大都来自山西，他们组成了一个官官相护的山西帮，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就是山西帮的成员之一。

　　老杨直属总场管理，虽然住在生产队(和我一起都住在六组的宿舍)，但出不出工随便他、干多干少也随便他，生产队和组里都由着他，此人虽生性好色，但平时待人还不错，喜欢喝酒、下象棋，虽然队上和组里都不管他，但他每天还是同我们一起按时出工、按时收工，除非生病才休息一下。当然组里也会安排一些比较轻松的活让他干，而且从未要他下过水田。每到晚上，他就会要我点上煤油灯和他下象棋，因为队上其他人下象棋都不是他的对手，我因在省公安厅看守所和牢友们一起与棋术高超的刘老板切搓过棋艺，从刘老板那里获益不浅，使我的棋艺有所长进，所以和老杨对弈时尚可保持略占优势的成绩，老杨下棋棋风不错，那怕他在占优势的情况之下，走出了一着昏招而导致输棋，他也从不悔棋，其实他只要悔那一步昏招，他就会稳操胜券，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说一不二、认赌服输的人。

　　每逢端午、中秋、国庆、春节老杨都会回长沙家里去度几天假，也会带几瓶酒回来，他有时出工，也会用一个能装二三两酒的扁酒瓶装上酒揣在怀里，工间休息时，就会拿出来喝上几口，总场的张场长有时晚上也会来请他到张场长家里去喝酒，而且总是喝醉了才回来，看来把老杨称之为“酒色之徒”他倒也当之无愧。

　　这年冬天的冬修是开一条横贯农场内部的灌排水大渠道，一直通到农场外堤上新修的一个电排站，我们二分场一队的工地就分在总场附近，距我们生产队也就三里多路，所以我们队在工地就没有搭建工棚，还是住在队上，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吃完早饭天刚亮，就赶往工地出工，中午由食堂把中饭送到工地吃，下午天黑收工，再回到队上吃晚饭、睡觉。修渠道主要是用板锹和窝锹把泥巴铲起来装到箢箕里，再由人通过跳板挑到渠道顶面上去，虽然都是上坡路，而且每担都有一百五到两百多斤重，但因路程比较近，而我又经过了一年多的锻炼，挑二百多斤的担子已能承受得起，所以就没有觉得有去年在黄珠洲挑外江堤那样艰苦、难受，也没有觉得有那么疲倦。遇到总场晚上在工地放电影，晚饭后也有精力和队上的职工一起去看电影。修渠道期间吃饭也是不限量，我依然和大家一样每餐一斤二两米。修完渠道就已经到了过春节的时候，农场放了三天假，又进行了一次会餐。

　　春节前两天农场的渔业队打了鱼在总场的肉食水产站出售，我趁中午休息到总场的肉食水产站去看了一下，见那里堆满了刚打上来的各式各样的鱼，我一打听价格觉得十分奇怪，我们原来在长沙那些比较珍贵、价格高的鱼，在这里的价格反而比长沙那些一般的低档鱼便宜。原来农场只把鱼分为粗鳞鱼和细鳞鱼两类，粗鳞鱼被认为是好鱼、上等鱼，像鲤鱼、草鱼、青鱼(因鳞片比较大而被称之为粗鳞鱼)等，而鳜鱼、白鱼、鲫鱼，鳊鱼、鳙鱼、鲢鱼、鲶鱼等鱼因鳞片细小甚至无鳞而被称之为细鳞鱼，细鳞鱼在那个地方被当作上不了台面的杂鱼，所以价格比粗鳞鱼低，我记得当时粗鳞鱼要卖0.28元一斤，而细鳞鱼只卖0.25元一斤，我见这个情况心里大喜，连忙买了一条五六斤重的白鱼和两条一斤左右的鳜鱼(鳜鱼是一斤左右的最好吃，再大肉就老了，反而不好)，我拿回去后，找职工家里要了些刴辣椒放在鱼里面，在食堂的饭甑上蒸熟，吃了好几天，也算是这年春节大饱了一次口福吧！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当时并未引起我的注意，只是觉得这篇文章似乎暗有所指而已。

　　到1966年年5月人民日报上又刊登了，转载的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札记”》(这三人不仅写了《三家村扎记》，还写了《三家村夜话》而且都在《北京晚报》上连载发表)，接着便公开点名批判“三家村札记”的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廖沫沙。这年五月下旬公佈了中共中央《关于彭罗杨陆[註：1]反党集团的决定》，公佈了他们四人反党反毛的罪行，并撤销了他们在党政军方面的一切职务。

　　因为我到二分场一队后，为了解国内外的形势和发生的重大事件，便订了一份《人民日报》(那时每月仅1.2元钱，每天两大张)，虽然我知道这种报纸通常通篇都是假话、大话、空话，但从它前后假话之间的差异、矛盾以及它的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一些隐藏在背后的真实情况的。此时我已预感到中共当局高层领导之间一场新的狗咬狗式的内斗已经拉开了序幕，“好戏”还在后头。

　　在此之前的1965年“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形势之下，对于资本家太太又有三个儿子都是“反革命”的我母亲在长沙的处境已越来越艰难，她的直觉告诉她：在长沙继续呆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她以年老多病无人照料，大女儿在成都外孙需要人照料为由，先通过大姐、大姐夫在他们所在的单位(当时叫四川医学院，解放前和现在都叫华西医科大学)和当地派出所开出了准迁证，然后在居委会几位同情我家处境的干部的暗中帮助之下，终于从派出所办到了到成都的户口迁移证。

　　母亲去成都之前，把家里所有带不走的东西能卖的就卖掉；或是送给给我家帮过忙的邻居，剩下一些她估计我们今后用得着的东西都寄存到聚福园五号的阁楼上去了。她托人买好到成都的火车票之后(那时火车票可以预售三天)，临走的前一天，才通知在长沙汽车电器厂监督劳动改造的我弟弟，要他第二天来送她上火车，并帮她把行李送到火车站的行包房办理行李托运手续。

　　母亲之所以事前未与我们商量，临走才通知我弟弟是估计到我们可能会反对她去成都。当时她如果写信告诉我、事前和我弟弟商量的话，我和我弟弟都不会同意她去成都的，因为母亲一走这个家就散了，以后我们也就无家可归了。

　　但事后看来，母亲的决定是对的，她如果留在长沙，后来早就被红卫兵们整死了。那时从长沙没有直达成都的火车，要么从长沙到郑州转北京到成都的车；要么从长沙到贵阳转贵阳到成都的车。

　　母亲到达成都之后，才写信告诉我，我当时还很不高兴，心想你这一走，我们陈家不是就祘是“家破”了吗？我们将来回长沙不是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吗？所以母亲去成都之后，我许久都未写信给母亲。直到后来看到“文化大革命”对待“五类份子”和他们的家属那种惨无人道的恐怖阵式，我们才认识到母亲的先见之明，和她毅然决定抛家离子去成都避难这一决定的正确。

　　母亲去成都是1965年冬季，也走得及时，如果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五类份子”及其家属管控更加严酷时，那就想走也走不成了。

　　1966年“5.16通知”之后，以毛为首的中共当局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全国各地的学生开始组织红卫兵；工人、干部们组织各式各样的造反派。

　　从1965年起，先从解放军开始，对毛掀起了一场愈演愈烈的造神运动，接着这场造神运动就从解放军蔓延到全国，《毛泽东选集》和各式各样的毛语录成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最高经典，每个人都要天天读天天背诵。

　　毛由此被吹捧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战无不胜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师、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从此被那些毛早就计划要打倒的中共从上到下的各级老革命们推上了神坛。这样毛便成了真理、正义、和正确的化身，使毛拥有了颠倒黑白、指鹿为马、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绝对权力。此外毛通过拉拢林彪完全掌控了军权，毛通过汪东兴、谢富治掌控了8341中央警卫部队和治安情报系统，这几方面因素大大增强了毛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心。

　　很快“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便从北京开始蓆卷全国，西洞庭农场也成立了好几个造反派组织，这些组织分两大派，一派是保总场分场的领导和党组织的，被称为“保皇派”，另一大派是反对总场领导和党组织的被称之为“造反派”，两大派造反组织之间互相攻讦，都自称是忠于毛、忠于党、忠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指摘对方是反毛、反党、反中央文革(小组)的，各造反组织经常组织集会和游行示威，各派之间的武斗也时有发生。

　　我们生产队的职工参加的是“造反派”，也经常去参加游行、集会，队上那些“社教”运动的依靠份子和那些贫下中农出身的懒汉们更是全力投身到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不用出工，工资却照拿，而且还可以肆无忌惮地批斗、打骂那些平时看他们不顺眼的分场和总场的领导干部；更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五类份子”及其家属耀武扬威，甚至施暴。

　　这使队上的生产几乎陷入停顿状态，只有一些老实的职工不大参加运动仍在坚持生产，再就是那些临时工、妇女和少儿少女们，他们没有固定的工资，要靠做了多少工分才有多少工资，这些人担起了生产队的重担。

　　我们六组老范从茶盘洲农场搞“社教”回来后，继续在队上当党支部书记，在我组下放劳动的原党支部书记文建生，后来又调到常德地区的一家煤矿搞社教去了，以后就在这家煤矿当了一名干部。老杨已回长沙，组长老潘虽也随大流参加了造反派，但他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感兴趣。可是他那年身体不好，得了慢性痢疾，老是拉肚子，一直在吃药，处于半休息状态，于是他把六组的工作基本上都交给我做，他在后面出出主意指挥一下，六组每天的工作基本上都由我带着组里的妇女、少儿少女和几个临时工以及几个不大参运动的老实农工去干。好在组里的两三个好逸恶劳的懒汉一天到晚都去搞运动去了，也就没有人为难我，而我在安排工作和给他们记工分(那时临时工们的工分也由我记)时都能做到公平合理，所以他们都喜欢我带领他们一起劳作。

　　我在安排工作中发现有的田块不论是犁耕、插秧、割禾、扮禾大家都争着去，而有的田块大家都不愿去那里做事，我仔细观察后，发现原来是这些田块以前丈量的面积计祘得不准确，那些大家都争着去干的田块的实际面积却比过去丈量时标记的面积要小，而那些大家都不愿意去干的田块的实际面积都比以前丈量标记的面积要大，而这两种情况大都是发生在那些形状不规则的田块。

　　这年冬季农闲时，我把这一情况跟老潘说了一下，老潘说：那好办，你是大学生，我去分场基建队帮你借一把皮尺来，你把组里所有的田土面积都重新丈量一下，祘出准确的面积，然后再画一张全组田土的总图，把量出的准确面积标註在每一块田土上，我派两个人帮你拉皮尺量尺码，你负责画图、计祘面积。于是老潘去分场基建队借来一把50米的皮卷尺，我先在现场画了一张草图，把每块田土的周边尺寸量好，对不规则的田土还要量出每个角的角度，然后找了一个包装化肥的厚牛皮纸做的包装袋，拆开后得到的一张大的厚牛皮纸，把六组田土的总图用园珠笔较为准确地画在上面，并把每一田块的准确尺寸标註在上面，以后记工就按田块新量出的面积计算工分，职工、妇女、少儿少女和临时工们都说：按陈老大量出的面积记工我们都不吃亏，从此再没有出现过哪块田大家都争着去干；哪块田大家都不愿去干的现象了。

　　那次丈量、计算和绘制全组田土总图的经历令我印象深刻，我至今仍记得几块形状不规则面积较难计算的，以前丈量时误差较大的田块的面积，组里最大的一丘田我量出的面积是6.37亩(以前标註的面积只有5，82亩)，我组第二大的一丘田我量出的面积是5.77亩(以前标註的面积只有5.35亩)，我组另一丘田除不规则之外，还有一角是个大园弧形，我把这块田分解成一个扇形和几个直角三角形和矩形后计算出的面积只有4.23亩(以前标注的面积却有4.78亩)，其余田块的形状和面积因年代久远，又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均已记不得了。

　　自“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我通过《人民日报》密切关注着运动的进展情况，我从报上注意中共当局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们们这些高级领导人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的频率，以及他们出席各种大会时他们名字排列的先后顺序大致可以判断出这些人在这场运动中是失势还是得势，我发现新从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任上调进中央的陶铸，到中央后地位上升得很快，他在中共领导人的排名很快就上升到第四，而刘少奇、邓小平的排名却越来越靠后。不过陶铸上升得快垮也垮得快，到中央大约只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很快被冠以阴谋家、野心家、反党、反毛的罪名打倒了。

　　我从报纸上和新闻纪录片上(那时放电影之前都要放映一两集新闻纪录片)发现在中共当局的这些高级领导人之中，以周恩来、林彪和陶铸三人对毛的吹捧最无耻、最卖力、最令人肉麻，其中特别是周恩来，贵为一国总理的他，时常在集会上带头呼喊吹捧毛的口号时，达到声嘶力竭的地步，实在令人不耻。以前由于受当局宣传的误导，还误认为周在对知识份子的态度上比其他中共领导人要温和一些，从此我改变了对周的看法，周与其他中共领导人并无根本区别，只是比他们更圆滑、伪装得更巧妙一些罢了。从报上我还察觉到这次运动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继彭罗杨陆四人被打倒之后，我估计下一波要打倒的恐怕就要轮到刘、邓二人了。

　　由于资讯的匮泛，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场毛发起的这场挂着“文化”之名的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是毛为了实现把“党天下”转化成为“毛家天下”而发起的、一场针对阻碍他实现这一封建帝王目标的所有党政军各级老干们的运动。而仅仅认为这是毛在疯狂地、权令智昏地发起“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和“公社食堂”……等运动遭到彻底失败，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物资特别是粮食极度匮乏，导致和平时期的天气正常年份四五千万人饿死(甚中绝大部份为农民)这样严重的祸国殃民的后果之后，毛被他的手下吹捧起来的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急剧下降，他在党政军等方面的绝对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毛面临党内高层那些党政军方面的老干们对他的权力和地位的挑战，而发起的一场打击毛在党政军内所有潜在的竞争对手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这是中共党内一场剧烈的狗咬狗式的争权夺利的内斗，而不是毛宣称的什么为了“反修防修”、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而发动的政治运动。

　　到1966年8月18至这年11月26毛八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接受红卫兵们对他几近疯狂的顶礼膜拜，前后共计有1200多万红卫兵、造反派以各种交通方式涌到北京接受毛的检阅、蛊惑和教唆。毛通过这些检阅宣扬“造反有理”，鼓动、唆使红卫兵、造反派，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老干们的反、把他们打倒、夺他们的权。

　　“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毛大肆检阅红卫兵，造成工人不生产、干部不工作、学生不上课、许多农场职工和农民不种田，使国家的经济活动和交通运输都几乎陷入停顿状态。

　　到1966年底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老干们基本上都已被红卫兵、造反派们利用中央文革透露给他们的“黑材料”和红卫兵、造反派们从地方党政部门保存的档案里找出的材料搞臭、搞透，声名扫地。

　　此时，毛和中央文革的成员看到剥夺这些老干们的实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1967年一月指使毛和中央文革在上海的亲信，发起了向上海各级老干们全面夺权的行动，这被称为“一月夺权”风暴，成立由军管代表、红卫兵造反派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组成的所谓“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接管了上海地区的各级党政权力。其中的所谓“革命干部”就是指那些已被毛通过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暴力批斗整得服服贴贴的，毛认为他们已对毛不再构成威胁的各级老干们。在“革命委员会”中实权都操控在军管会的军代表手中，而这些军管会和军代表大都由毛的亲信林彪的嫡系原四野战军的军队将领所组成。

　　“革命委员会”中的被结合的“革命干部”则负责处理党政日常事务，“革命委员会”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代表大多只是个摆设，以安抚红卫兵和造反派，因为他们不仅人数众多(数以千万计)，而且都有较为完善的组织，这是毛最为忌惮的。这些人在以后1968年秋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1970年初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都先后遭到以毛和“中央文革”为首的中共当局的整肃，下的下台、坐的坐牢，有的甚至被处决。据后来中共当局的不完全统计：中共当局在此期间，在全国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等阶级敌人184万余人、逮捕判刑28.48万人、处决9000余人，而实际被整肃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的人数远不止这么多。

　　上海发生“一月夺权风暴”后，迅速得到毛以“最新指示”的方式表示的支持和称赞，指示中毛针对夺权组织叫什么名称时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于是“革命委员会好”！的口号和标语一时风糜全国。中央文革小组更是积极支持、鼓励全国各地、各部门的夺权行动。于是“夺权风暴”迅速蓆卷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县、中央各部委、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都先后都成立“革命委员会”，夺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老干们手中的权力。

　　大大小小的中共老干们手中的权力不仅被剥夺，而且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无情揪斗、殴打、侮辱、被迫无休止地写检查、交待、老干们之间也被迫互相写检举揭发材。搞得老干们有的致伤、致残、有的被迫自杀、有的被抓去坐牢。

　　其中有许多造反派和红卫兵是借机发泄平日中共当局各级干部们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的欺压、迫害的不满，而采取的报复行为。所以老干们尽管遭遇悲惨，有的甚至家破人亡，但民众对他们表示同情的很少，大都认为他们罪有应得。

　　到1967年“夺权风暴”蓆卷全国时，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之间为争夺从老干们手中夺取的权力，各派各组织纷纷向毛、向中央文革表忠心，都宣称自己的组织是最忠于毛、最忠于中央文革，是最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而对方是反毛、反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都争当毛的最忠实的奴才，以图在“夺权风暴”中能分得一杯羮，各派、各组织之间先是通过写大字报、标语、呼口号、搞集会互相之间进行“文斗”。后来在毛和中央文革的暗示、唆使之下发展成武斗。

　　毛通过中央文革一会儿表态支持这一派；看到这派势力太大，怕今后难以驾驭，一会儿又表示支持另一派，使他们各派之间彼此争斗，互相削弱。这样使得各派之间的武斗愈演愈烈，有的地方武斗甚至发展到互相使用机枪大砲的地步(武斗实际上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已经开始了，只是武斗的规模没有后来那么大而已)。

　　毛通过中央文革在全国范围内挑起红卫兵、造反派各派之间的武斗的另一个至今仍未被许多人认识到的阴险目的，就是为今后整肃这些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制造把柄，后来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和1970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遭毛和中共当局整肃的红卫兵、造反派的大小头目们，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几乎都是参与武斗、搞打砸抢抄、杀人放火。

　　1967年春节前农场因基建需要大量卵石，西洞庭一带都是冲积平原到处都只有黑色的淤泥而没有沙卵石，而西洞庭农场西边的周家店却是红土丘陵地区，那里的红土中夹杂着大量的鹅卵石(因湖南在远古时代这里是一片海洋)，不过这种夹杂着大量鹅卵石的红色粘土却像混凝土那样坚硬，用锄头和十字锹都很难挖动它，要开釆这里的卵石只能用炸药炸，先用钢钎往山体里打一个深洞，然后放入几筒带了一个电雷管的硝化纤维炸药，引出两根细电线，再用黄土把洞筑死，把引出的两根电线接到一个由四筒大干电他组一成的电源箱的两个接线柱上，然后爆破员拿着电源箱躲到远处爆破方向的背后，再按下电源开关接通电源引爆炸药，随着一声巨响便炸出了一堆夹杂着鹅卵石的土块，把土块敲碎后倒入钢丝网筛，筛掉泥土剩下的便是鹅卵石。

　　农场来开采鹅卵石的农工由于知识有限，都不敢采用电雷管爆破，只敢采用老式的导火索爆破方式。实际上采用电雷管爆破比采用导火索爆破更安全、成功率更高。

　　分场下达开采鹅卵石任务时，已接近农历年关，大家都不愿意离开家人在外面过年，自然就轮到我这个“反动学生”和地主份子林升阶的头上，另外再加上一、二、三、四组的四个单身工，我们六人在副队长兼畜牧队长肖绍怡的带领下，来到周家店附近小山上的开采工地。在决定爆破方式时，其他队都选了导火素爆破。肖副队长和我队其他五位成员都对我说：陈老大，你是大学生，搞电雷管爆破没有问题吧？爆破我从未搞过，但无论是导火索爆破还是电雷管爆破基本原理我还是多少知道一点，于是我说我去试试电雷管爆破吧！这比导火索爆破要安全、效率也要高一些。

　　我和肖队长一起来到工程指挥部，领了一套电雷管爆破的工具：一个有四节大干电池的电源箱、一百多米电线、一小盒电雷管和二十筒硝化纤维炸药(不让多领，怕人拿去搞破坏，用完再领) 。我在指挥部接受了一下简单的培训，便开始到工地爆破开采卵石，我们选择在山体的一个陡峭的立面，用大铁锤和钢钎打了一个炮眼，放入四筒绑了一个电雷管的炸药，把两跟电线接在电雷管的两个接头上，然后往炮眼里填入泥土，边填边用锄头的木把手把泥土捣紧，然后我要其他人都离开爆破现场，我一手提着电源箱，一手拖着两根电线，躲到爆破方向背后的低洼处，把两根电线接到电源箱的接线柱上，我按下开关，只听得“嘣”的一声巨响，爆破现场在升起一片白色烟雾的同时，许多大小土块和卵石飞向天空。当一切都沉寂下来之后，我和大家一起跑到爆破现场，一队的农工们和肖队长都一阵欢呼说：陈老大厉害，电爆一次就成功了，但我看到这一炮炸下的土石方并不多，只有一个立方左右，我说炸是炸成了，但效果并不好，炸下的土石方太少。

　　后来我动了些脑筋，打炮眼时不垂直往里面打，而是往一边偏斜一点角度，炮眼打得越深越好，而且炮眼口要尽可能小，炮眼底部要尽可能大，以便可装入更多的炸药，筑炮眼的泥土要筑得越紧越好，这样爆破的效果才更好。其他人因害怕筑炮眼压力过大引起爆炸，都不敢筑炮眼，只好由我来筑炮眼，因为我知道电雷管通常不会因压力加大而引发爆炸，打炮眼也由我带一个人来做，才能达到我的要求。

　　这样做之后，我们的爆破效果大大提高，每炮通常都能炸下2至3立方土石方，有时甚至更多。后来有了经验，我只要一听爆炸发出的声音，我就知道这一炮的效果好不好，如果这一炮的声音很响，炸出的土石飞得很高、很远，效果肯定不好，炸出的土石方不会很多；如果爆炸发出的声音很沉闷，就是“噗”的一声，也没有什么土石飞起，这就是最成功的爆破，多半能炸塌下三四立方，甚至更多的土石方。

　　后来肖队长说：陈老大，今后你只负责打炮眼、筑炮眼和放炮，筛卵石的事就由我们来干。由于我们一队放电炮的效果好，开采卵石的进度快，多次受到挥挥部的表扬。

　　为加快开采卵石站进度，挥指部决定春节不放假，三十晚上吃年夜饭，除了每人有一小钵豆豉辣椒蒸肉之外，一斤一钵的糯米饭尽量吃，每人还配了二两白糖。因为糯米的发头没有粘米那么大，两斤糯米煮成的糯米饭还没有一斤二两米的粘米饭多，所以那两钵一斤一钵的糯米饭加上白糖和那一小钵豆豉辣椒蒸肉很快就被我一扫而光了。

　　吃完年夜饭当天夜晚周家店镇上有文艺演出，由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主演样板戏──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此外还有周家店镇所属各大队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的革命歌曲和红卫兵舞蹈。我和地主份子林升阶获指挥部批准，可与卵石开采队的革命群众一起前往周家店演出现场观看演出，以接受参加演出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毛泽东思想“再教育”。

　　我们来到演出现场时，镇旁的地坪上早已是人山人海，只见前面用桌椅板櫈和门板搭建的临时舞台的上方，高悬着四只用瓦夜壶[註：2]制作的照明灯具(夜壶内盛满煤油，夜壶嘴有用棉条制作的灯芯)。这种用夜壶灌上煤油制作的灯具，其照明效果虽赶不上电灯和煤气灯，但比起以前农村用桐油和菜油做燃料的灯具其照明效果却要好许多。只是每当我一看到在众目睽睽之下，高悬在舞台上方燃烧着明亮火焰的、原本是作为老年男人起夜用的、通常都只会掩藏在避人眼目的阴暗角落里的四只夜壶时，都会产生一种忍俊不禁的奇怪感觉。

　　演出开始之前，有红卫兵引导观众高声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和由李劫夫[註：3]谱写的许多语录歌。正式演出开始后首先由各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演出的革命歌曲和革命舞蹈，在演出过程中还不时配以的高吭激越的革命口号，再配上动作整齐、铿锵有力的革命舞蹈，都能产生一种振憾人心的效果。演员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头戴绿色车帽，身着绿色军衣军裤，腰系棕褐色军用皮带，肩上斜背草绿色军用小包，这种装束是那时红卫兵们的标准穿戴，台下的观众们不时对台上的演出报以热烈的欢呼声和与台上的演出相匹配的口号声(当然是在台下演出组织者事先安排的人员的引导之下)。

　　革命样板京剧《红灯记》作为压轴戏最后登场演出，由于京剧并非常德一带流行的地方剧种，而常德话和常德地方戏的唱腔(常德的地方戏为汉剧和花鼓戏)又与以安徽话和以京腔为基调的京剧道白和唱腔相差甚远，所以演出时的荒腔走板常令在电影中听熟了样板京剧《红灯记》的台下观众忍俊不禁，甚至哈哈大笑，该剧演出中唯一的亮点，就是那位演修鞋匠的演员，因为他就是由镇上那位修鞋匠本人扮演的，所以不仅他的服装道具真实，就连神态形象也逼真，而且演得也自然生动，所以每当鞋匠一登场表演，马上便会迎得观众如雷的掌声和持久的欢呼声。这种场面就是那个时代大江南北农村“革命文艺演出盛况”的一个缩影。

　　农曆正月初十前后，我们便提前完成了我们生产队的卵石开采任务回到了队上，不久就开始了翻耕秧田的工作。

　　这年的四月下旬，在对早稻田进行第三次翻耕时，由于时间紧迫，在二犂二耙之后，还没有等田泥沉降紧就开始犂三泥，因此不时有泥坯粘在犂铧上使泥坯翻不过去，此时通常只要用栓牛鞭的小竹棍靠着犂铧戳一下，泥坯就会掉下来，但那次犂铧上粘的这块泥坯，我用小竹棍戳了三四下都没有把它戳下来，一时心急，我只好停下牛，用右手扶住犂，左手用小竹棍撑在田里，伸出左脚试图用左脚贴在犂铧上往下一踩，就会把泥坯从犂铧上踩下去，不料泥坯虽如愿踩下来了，但左脚跟部感到一阵刺痛，犂铧下面的水已被鲜血染红，我抬起左脚一看，只见左脚后跟的内侧已被被泥土磨得像刀一样锋利的犂角划开了一道约七厘米长五六毫米深的口子，殷红的鲜血还在不停地往外冒，我撑着小竹棍，颠着一只脚跳到田边坐在田梗上，同组的潘组长、田祖武立刻停下手中的活，跑过来，用打火机点燃两支“喇叭筒”[註：4]迅速吸完，用手掌接住烟灰，把烟灰撒在我的伤口上(这是农村常用的止血方法)，过了一会，伤口的血便被止住了。

　　老潘说：你早点收工吧！快到刘医生那里去上点消炎药包紥一下，不要让伤口发炎影响工作，马上就要插秧了。于是我牵着牛颠着脚到队医刘医生那里就诊，他用冷开水帮我洗去了伤口里的泥砂，先用碘酒涂在伤口消毒，痛得我几呼叫了出来，我咬着牙忍住剧痛，刘医生又在我的伤口上撒上白色的磺胺粉消炎，然后用纱布包紥了一下，交待我不要沾生水，以免引起发炎，他和我都知道：在这么忙的季节，我这个“反动学生”跟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出于医生的职责，他还是这样交待我。

　　中午吃完午饭，我找了一只厚棉袜穿在左脚上颠着脚，牵着牛又去耕田，耕田时我尽量颠着左脚不让左脚后跟着地，开始还很痛，时间久了也就麻木了。

　　尽管按照我以往的医学常识，我知道我后跟上这样长这样深的伤口长时间浸泡在田里那充满多种细菌的汙泥浊水之中，引起伤口发炎、化脓几乎是必然的结局，然而那时组里劳力紧缺，几个懒汉成天在外面闹“文化大革命”不事生产劳动，而使牛的人，一人一条牛，每天都不能停，也无人能顶替，马上又要开始插缺，田整不出来就要耽误插秧，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这个“反动学生”也不得不“轻伤不下火线”，每天硬着头皮每天带伤去犂田。只有每天晚上收工洗净之后，才到刘医生那里去涂点碘酒、紫药水、红药水之类的药消消毒(由干武斗交通断绝，药品无法运抵农场，后来连磺胺粉都没有了)。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几天之后，左脚后跟的伤口不仅没有化脓发炎，反而在汙泥浊水之中，日渐收敛，每天伤口的分必物日渐减少，创口慢慢硬化，伤口逐渐长平，十多天之后，剥去长平后伤口表面那层硬痂，便露出了粉红色的新皮。

　　这一令人欣喜无比的结果，几乎颠复了我以前关于护理创口的全部医学常识，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后来想：也许是田里的汙泥浊水之中，各种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太多，把那些引起人们创口发炎、化脓的金色葡萄球菌和绿脓杆菌都吞噬掉了；也许田里的汙泥浊水中还存在着某些不为人知的能抑制创口感染、促进伤口癒合的微生物或化学物质；再不然就只能被看作是上苍对我的格外眷顾，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究竟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大概人的一生之中总会遇到一些难解之谜吧！

　　1967年潘组长的身体仍未见的转，组里的“文革”积极份子们仍然热衷于造反活动，不事生产，六组的生产基本上仍由我代管。

　　刚到农场的时候，因听说农场是血吸虫病猖獗的疫区，我们队上得血吸虫病的人也不少，所以我非常注意，尽管我十分喜欢游泳，而我们生产队旁边就是一个由原来的河流两端被堤坝截断后，而形成的宽约三四百米、长约五六里路的湖泊，而且湖水看起来十分清冽，湖底又是沙质没有烂泥，是一处理想的游泳场所。但我慑于对血吸虫病的恐惧，始终不敢下湖去游泳。

　　然而到了1967年由于两年多来，有时也偶尔到湖边洗洗衣服，见其他农工常到湖里用鱼罩罩鱼，好像都没有多少人因此而得血吸虫病，思想上对血吸虫病的恐惧和预防便放松了，再加上这两三年年双抢时过于劳累，有时晚上收工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和满身泥浆汗水的衣服，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再去食堂打水洗澡，然后再去洗那身溅满泥浆又髒又臭的衣服，于是就只好往食堂旁的湖里一跳一边洗澡、游泳；一边搓衣服上的泥浆汗水，一上岸不仅人身上洗得干干净净，连穿在身上的衣服裤子都也洗得干干净净了。不料对血吸虫病警惕性的放松和图一时的轻快便捷的做法，后来却几乎把我这条年轻的性命丢在西洞庭农场了。

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的文化差异

作者 董狐 写于 二零二二年

　　<前言>:习近平最近在新疆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2014.9.28是孔子诞辰2565週年，习在纪念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国际儒学联合会上装模作样地发表讲话时强调：《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提出了‘文化自信’作为他统治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4个自信之一。一个大专制独裁者推崇孔子和儒学，当然是为了维护他的专制独裁统治服务。

　　毛泽东在《毛泽东文选》有一段话：“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习在表面上伪装成毛泽东第二，骨子里是反马列反共反毛的机会主义者和赌徒，他为了建立他的翠式王朝，成为屎（始）皇帝，必定尊孔。

　　中国的文明文化从老子孔子起，人们的‘思维方式’一直习惯于和停留在‘感性思维’阶段，靠感情用事。由于中国人一直没有人研究‘逻辑学’，他们的‘思维方式’很难升华到‘理性思维’。所有的专制独裁者和帝王的目的就是集权和保权，一旦大权在握，认为可以靠‘谎言欺骗和血腥镇压’，就必定‘为所欲为，生杀予夺’。因此，他们都喜欢和习惯于‘感性思维’，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以满足自己的‘荣华富贵、骄奢淫逸、传位子孙’的欲望；认为可以肆无忌惮地镇压消灭反对者、夺权者和民众的反抗。他们很享受听从身边吝臣奴才们投其所好的吹捧和建议，自己又爱装作‘伟大英明正确’以显示自己的权力和权威，是不愿意采纳有理性的异议的，所以固执愚昧而‘自以为是和自作聪明’的专制独裁者是不可能有好下场的。

　　毛泽东年轻时就羡慕独霸一方共产共妻的‘山大王’。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共产共妻使他‘心向往之’。所以老毛拿苏俄的钱、打马列旗号、上井冈山当山大王，都是他最喜好的，使他如鱼得水。中共1949年建国后，1950.11毛岸英在朝鲜战争中，因为蛋炒饭被美国飞机炸死。这是老毛完成了他的第一次‘自我革命’，不得已放弃了建立毛式王朝的想法。1953年斯大林死后，老毛妄想超越苏联，于是打着‘原教旨正统马列共产主义’旗号，搞垮赫鲁晓夫，争当世界共产党的领袖王。并且向苏联提议，中共愿意跟美国打仗，把美军吸引到中国，然后苏联向中国扔核弹，消灭美军，中国可以死2/3人口，4亿人，换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可见，中国老百姓在中共和老毛眼中连蝼蚁都不如。那时老毛认为他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已经稳如磐石。在老毛眼里，孔子儒家思想太封建、不合世界共产党的胃口，所以要打反孔和反封建主义的旗帜。但是毛在1958年头脑发‘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妄想取代苏联和赫鲁晓夫，而搞‘大跃进、人民公社’，饿死4000万中国人。老毛受到中共全党的批评和冷落，除了林彪康生柯庆施几个马屁精之外。那时老毛连想当‘中共黑老大’都混下去了。于是一面开着他的专列逛他的在全国各地的61座行宫，一面周密策划干一票翻天复地的豪赌，以反‘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罪名，打倒党内高层所有反对过他的人，以证明他自己一贯地伟大光荣正确，他捏造了中共党内10次路线斗争中，他每次是正确的胜利者。他是中国人民和共产党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永垂青史。这就是老毛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不料结果反而造成‘十年浩劫’，临死前，靠躺在床上听读《枯树赋》、老泪纵横地完成他的第二次‘自我革命’，凄凉地死去。一个月后，毛王朝的接班人老婆江青和侄子毛远新送进秦城，成为反党反革命。老毛跟列宁斯大林一样，已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习近平凭什么从一个少管所的小流氓混混，变成为一个中共黑帮的黑老大和中国当今最凶残的专制独裁者？这当然是中共在中国建立的邪恶的社会主义专制独裁政治制度下的必然产物。中共建立政权70多年来，毛邓江胡习，都是屠杀镇压中国人民的凶残魔王。这就是习近平歇斯底里狂叫的‘红色基因’的实质。猪头在2012年底上位成为中共黑老大前，靠着‘红色基因’和老爸的扶植，在中共官场靠沉迷酒色鬼混了30年，毫无政绩，搞出来一堆‘红色基因’私生子，历次官场评选，都是最后一名。猪头就这样平步青云的从正定县副书记，经过30年，一直混成中共总书记。猪头上位后，就是为了保权、集权、专制独裁，而最终当皇帝，建立翠氏王朝。猪头上台后，就挥舞‘红色基因’大棒，以反贪腐名义，将所有非红色家族的高官送进秦城，如周永康徐才厚孙政才等。同时将他的马仔福建帮浙江帮提拔到政治局。接着将中共高层太子党赶出高层，如刘源陈元刘亚洲等。习猪头现在仍然在高喊‘红色基因（家族）’接班。可是现在中共高层已经没有红色太子党家族的人了。10年之后，就只有让他的女儿习明泽或者他的私生子接棒了。这就是猪头一直不在政治局和常委会安排中共接班人的原因。请看以前香港出版的辛江南着作《习近平二十年执政梦》中写道：《九?三（2015年）大阅兵刚刚结束，北京消息圈传出惊天秘闻，习近平的计划和梦想，居然是执政二十年！据信是彭丽媛多年的密友和知己阎维文，在大阅兵结束后的庆功宴上最早透露的。》

　　习猪头执政了10年，成为将中共政权推向灭亡的‘总加速师’，在国内‘穷奢极欲，穷凶极恶，穷兵黩武’，已经将中国搞得‘民穷财尽，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将中共和他自己推到了‘穷途末路’，成为中共的掘墓人，即将把中国变成为一个大大的‘西朝鲜’，他自己成为习二胖皇帝，据说他已经建立了一个隐秘的淫靡后宫，这就是习的新时代社会主义‘特色’的高层级的‘共产共妻’后宫，与金三胖的欢乐组有得一比。习对外要称霸世界，大搞‘联俄反美邪恶轴心’。搞一带一路大撒币以让外国政府破产。胡吹‘东升西降’，把香港变成臭港。WHO总干事谭德塞近期曾私下向欧洲高官透露，‘新冠病毒最有可能的来源是武汉实验室泄漏事故’。无疑猪头把冠状病毒传播到全世界，犯下了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习猪头已经成为世界的公敌，必将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习为了当一狰帝，建立翠氏王朝，要把中国倒退成为‘习家朝鲜’，于是心狠手辣和凶残暴戾地实行祸害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暴政，这些暴政都是他‘一拍他的猪头’想出来的祸国殃民的坏主意，别人把他看出很傻逼，只有他自己觉得很牛逼。整个中国已被猪头变成一个残破不堪的烂尾楼。

　　下面作者谈谈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源头和重大区别，和对当今世界的影响。两种不同文明的基因遗传到现代人，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造成现在世界的‘宪政民主制度’和中共普京的‘专制独裁制度’的生死斗争和文明冲突。

　　§1-1 俄乌战争打出了世界形势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拐点。

　　俄乌战争已经打了150多天，不管战争何时结束和如何结果。但是它已经成为世界形势和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一个关键的不可逆转的拐点：1；此前不管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大家一起发财共同发展的虚伪的‘全球化’结束了，一去不复返了。2；今后世界的主要冲突和对抗就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普世）价值观的国家联盟和（以中共国为首的）专制独裁制度和价值观的国家联盟的冲突和对抗，即是宪政民主制度和专制独裁制度的对抗，这种对抗是不可调和的‘谁战胜谁’的问题。问题在于这种对抗能否避免由‘冷战’变成‘热战’和‘核战’。关键在于美国的高科技是否发展到，能够准确无误地打击所有中国俄国核弹的发射源头，和是否能够准确无误地定点清除其打击对象。

　　亚里士多德早已明确地指出：“国家的政体只有3种：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实际上，寡头制是不稳定制度，最后或转变为君主制，即专制独裁制；或转变为民主制。亚里士多德所指的民主制是他那时的雅典的奴隶制民主，而不是现在高度发达的美国式的宪政民主，所以雅典民主会被独裁专制、军国主义和严酷纪律的斯巴达打败。而当今的中共习极权政权如果对美日台湾发动战争，就是自取灭亡。

　　两种不同的制度和其价值观来源于不同的两种不同的古代文明及其思维方式，即古希腊的海洋文明和古中国的大陆文明。它们遗传和影响到现在的欧美和中国大陆建立的两种对抗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下面从它们的起源和演变谈起。

　　§1-2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是2种大不相同的思维方式：

　　以下是中共体制内的记者宣克炅，于2022-7-15在微博发表的一首小诗。请大家思考一下，记者写这首诗，是出自他的‘感性思维’，还是从感性思维到了理性思维呢？

　　宣克炅：#致知了#

　　《闭嘴！说你呢，高高在上。一片聒噪声，平添几分燥热。

　　自以为聪明，肥头大耳。土堆里，蛰伏5年以上。

　　才爬出阴间，却只会用屁股，唱夏日里的赞歌，不知人间疾苦酷暑。》

　　[感性思维]：它是人们依赖自己的直觉，和凭借以往的‘自以为是’的印象和经验来进行思考，继而做出判断和结论。它的来源如，听故事，看形象，听别人讲或从书中看到‘天人感应和无直接作用的因果报应、轮回、风水八卦命运、天马行空和白云苍狗等’。[感性思维]者往往善于从对事物中的印象，作为他们认识和和思维的源泉，和作为分析判断的依据。[感性思维]包括形象思维、类比思维、联想思维和印象思维等。感性思维往往用类比方法，和丰富的想象力触景生情，景情交融，叙情言志，望梅止渴，乌托邦等，写出优美的文章和诗词歌赋等。而不注重事物现象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中国古代老子和孔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和以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是最典型的‘感性思维’，它认为‘大一统’的帝国是‘君权神授’。这种思想还仍然遗留在现代多数中国人的头脑中，甘愿受中共的奴役。女性偏重于用感性思维。

　　[感性思维] 就是人们靠“直觉和印象”以复印外部具体形象或图像及其变化作为思维内容的思维模式，是人的一种靠本能感知的思维方法。一出生的小孩就会本能地以感官，认知外部世界的各种形象和变化，认为自己感官所感知是‘眼见为实’的，认为大人‘道听途说’的印象是可靠的真实。[感性思维]只是人的直觉的、主观的、基础的、初级的思维方式，是小孩子和懒汉的思维方式。但是一些大学问家往往能够从‘类比和对比’将诸多现象联系起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写成千古绝句，如‘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它往往是人们‘不求甚解和自以为是’的不‘求真’和难（懒）以‘求真’的思维模式，很容易为人的‘七情六欲、爱恨情仇、无知偏见、偏听偏信’等的情感所左右，不太可靠，容易感情用事和想当然而出差错。因为它没有用‘逻辑思维’和‘不讲事物之间直接的因果关系’，无法深入地论证、分析、量化、和验证，找出事物的本质、真相和事物之间‘有规律的因果关系’。惯于[感性思维]者，特别是那些知识少学问小、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一旦飞黄腾达，就小人得志，自我膨胀，无底线作恶，还炫耀自己的聪明正确，最后犯下滔天罪行，天怒人怨，众叛亲离，成为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

　　[理性思维]是依据对事物客观属性(真实的资讯)的‘感性思维’，和已掌握的资讯知识和理论为基础，在用‘逻辑思维’进行论证、分析、演绎和归纳过程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认识事物的本质和找出事物之间的变化规律，和可验证的因果关系。理性思维包括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和数理（定量和定质）思维等。男性偏重于用理性思维。

　　[理性思维]主要是追求事物的‘真’。它是在求‘真’的基础上再追求事物的‘善和美’。理性思维就是要‘全面的（正向反向侧向立体）’、‘全时的（过去现在将来）’探究事物之间变化的规律性和因果关系。总之，理性思维是求真求实的思维模式，即是重证据数据根据，重‘数、量、度、级’的差别，重正反侧的影响，重全面分析，重逻辑的演绎，重因果关系。它是反‘情绪性，倾向性，片面性，表象性，模棱两可性’的思维模式。科学是理性思维的实际运用和最高成就。

　　[理性思维] 可分为‘逻辑思维’和‘辩证（动态）思维’（或者称为‘变化的逻辑’）。逻辑的意思就是规律，是对思维过程的抽象。它是有序的、有规律的、客观的、不以个人情感和意志为转移的思维模式。逻辑就是要保证在从‘前提’到‘结论’的演绎过程中，有序有效地分析和推理的正确性。[理性思维] 的正确性只能源于资讯的真实性和公理的可靠性。凡是探究事物之间从‘原因’到‘结果’有规律的因果关系的、用逻辑思维的就是[理性思维]。

　　[逻辑思维]是抽象思维或曰闭上眼睛的思维，是人脑的一种理性活动。[逻辑思维]是静态的、基础的思维模式，其推理出来的正确结论必定是‘非此即彼，非真即假’。它遵循传统的‘形式逻辑’规则。在[逻辑思维]中，要用到‘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等思维方式，和‘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方法，以揭示事物的本质，表达‘不能前后矛盾’地认识事物的结果。而掌握和运用这些思维方式和方法的程度，也就是[逻辑思维]的能力。逻辑思维具有规范性、严密性、确定性和可重复性的特点。凡是得出正确因果关系的思维过程，都是逻辑过程；凡不合逻辑的，一定是错误的。[逻辑思维]是确定的，而不是模棱两可的；是有序和前后一贯的，而不是自相矛盾的；是有条理、有根据的思维。

　　[辩证（动态）思维]是对‘动态的、变化的、矛盾统一体’的运动和变化过程的思维模式，是指人们通过概念、分析、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对客观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过程的正确认识。而在同一时间里可得出‘亦此亦比，亦真亦假’的、动态的都正确的结果。[辩证思维]是在用[逻辑思维]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出来的‘更高级、更复杂’的思维模式和思维规律。[辩证思维]最主要的特征是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是变化发展的、是‘对立统一’的、是作用必有反作用的，和必有因果规律等的观点。

　　2千多年前，希腊人就发现了逻辑定律和发明了数学公理体系，这些思想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正确性和完整性，是保证思维正确性的伟大成就。将[理性思维]量化和程式化，就成为科学，它较少‘感情用事’和‘盲目性’。欧几里德用5个公设、5个公理，再加上23个定义，通过演绎法的推导，一共推导出了48条定理和467个命题，形成了一个严密完整的逻辑体系—几何学，一直沿用至今。中国古人有完整思想体系者极少，感情叙事和感情发挥者极多。

　　‘理性思维’必有真实的依据、必用逻辑思维和找出因果关系。感性思维没有。

　　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在对事物（研究对象）搜集真实的全面的资讯后，定出‘可量化的参数（变量）’，用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进行论证和‘分析=细分’，再进行演绎和归纳，最后找出‘变量’从‘原因到结果’之间的确定的‘量变’规律和因果关系。科学是[理性思维]的最高成就。比如，当中国大陆中原的古人凭感觉将一年分为无明确分界线的春夏秋冬四季时，这只是[感性思维]。当后来将一年细分为24节气、并且将每个节气都细分规范出它的特性和有确定的时间时，如定出：雨水、芒种、大暑、寒露、霜降、大雪、大寒等，这就是升级用[理性思维]了，且成为科学的起点。

　　§1-3 感性思维（直觉）很重要，它往往是各种新观念、新创意、新理论、新技术、新发明创造的源头。更重要的是，人的思维不能停留在新灵感和新创意的源头，必须从感性思维进步飞跃到理性思维，以证明和证实它‘在一定的范围和领域’内，是有“普适性和利用价值”的，是事物的本质的‘真实’存在，是事物之间‘真是的’变化规律。

　　感性思维是基础，理性思维是发展到更高级的思维形式，二者是既有‘剪不断的直接联系’，也是‘大不相同’的，就是说二者是对立统一体。这两种思维形式都十分重要，缺一不可，互相依存和相互联系的。无论离开了感性还是理性，思维都是不完整的，会导致判断出错，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对于一个复杂的新事物的认识，要想得出正确的的判断和结论，往往需要经历长期的从“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不断的提升和更新的多个过程。比如，惠更斯从观察‘光’的波动现象，证实光是波。之后，牛顿根据‘光’的粒子现象，证实了光是粒子。再后来，爱因斯坦根据量子力学，从光电效应实验，证实了光是波也是粒子的“光量子理论”。从惠更斯到爱因斯坦，花了300年时间。

　　许多新的创新性的新观念新创意新理论新技术，通常源于灵感，这些灵感几乎总是来自于他意想不到的和突然的顿悟，激动，震惊，好奇心，从书中或与其它事物印象的类比中悟出超常的想法，从一种现象悟出另一种新现象，这些都是感性思维。谚语：“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不如自己去悟。”这些话强调感性认识和感性思维的重要性是对的，但是有片面性。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就是说，不能死读万卷书当成教条，如不能悟出、想象出有益的新意，等于白读书。白居易在《琵琶行》中，由景生情，只能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借古抒怀词中，大气磅礴、境界宏阔，将写景、咏史、抒情融为一体。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才略、气度、功业的追念，曲折地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功业未就、老大悲伤的忧愤之情，但仍然是华丽动人的感叹，‘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而当树上的苹果落下，砸在牛顿的头上时，牛顿并没有叹气说，好痛，真倒霉。而是把它当做一个未知的普遍现象来研究，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计算，他得出了所有物质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定律’。这就是从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原创性的巨大的提升和飞跃，是理性思维的最伟大辉煌的、史无前例的成就和榜样。

　　许多感性认识如梦幻一样，虚无缥缈，似是而非，无法具体化和量化，很难提升到理性思维，这给文学家和艺术家们留下了他们发挥丰富想象力的时空，使他们完成了‘震撼人心’的不朽着作。也给无良政客为了欺骗人们，而给人民‘画大饼’的谎言往往得逞。如曹操的‘望梅止渴’，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天堂’等。也有人从片面的感性思维推导出巨大的荒谬的错误理论。最显着的例子是马克思，他从资本主义初期的‘原始资本积累’中，形成的资本家对工人的严重剥削，而推导出必须消灭‘资本家和私有制’。他根本不知道是‘权力产生剥削’。因为资本家的权力没有受到应有限制，而工人应有的平等人权没有得到合法的保障，这是产生剥削的根源。看看今天的中国农民工和拥有千亿万亿资产的中共权贵家族们状况，就可以看出共产党和中共‘共产共妻’的虚伪和欺骗性。

　　§1-4; 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的主要差别是什么？由于古代东方和西方的人们和先圣先贤们所处的天时地理和生活环境大不相同，为了生存和生活的需要，使得他们对外部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判断有2种不同的主要[思维模式]：即简单的[感性思维]和复杂的[理性思维]。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写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的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

　　在古代东西方族群长期生活居住的天文地理气候环境是大不相同的。古希腊的人们生活在半岛和岛上，生活工作环境靠海洋贸易和战争，他们创造的文明是海洋文明。中国人生活在大小河流流域的大陆平原上，生活环境是陆地，生活是比较有规律和安全稳定的。他们创造出的文明是大陆文明。不同的人们的长期生存生活的环境，长期反映到其古代圣贤和学者们的脑子中，造成了他们不同的惯性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学者们将他们感受的印象记录下来，用‘感性或者理性思维’记录整理出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规律’和‘因果关系’，然后写成着作。它们告诉人们在什么环境下有什么危险，应该如何思考、生存和生活，如何趋利避害。经过人们体验，将符合实际的观念理论达成共识，于是形成了人们的生活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成为一种思维模式、一种文明和文化。经过各个时代的人们不断的体会和验证，那些正确的共识就成为观念、规律、理论，成为该文化文明的基因保存下来，而遗传至今。现在世界已经开始进入全球村的时代，各种文化文明在开始融合，但是仍然存在着文明（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道德规范、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的激烈冲突，要将这些冲突逐渐减弱，而转变为和平共处，也许需要200年以上的磨合时间。

　　§1-5; 大体来说，中国文化主要是[感性思维]，即[形象思维]和[类比思维]，加上‘海阔天空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形成了从形象到另外形象的夸张和幻想，由于没有逻辑学，人们主要在于追求‘善’和‘美’，而忽视和没有找到方法求‘真’。八卦是‘形象和类比思维’的经典，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精髓遗传至今。所以中国文化存在许多糟粕，它们成为习近平提倡‘文化自信’的根源，以便为他称帝建立翠氏王朝服务。

　　[感性思维]对天地社会和人的‘循环重复出现的现象’的认识，反映了它们的真实本性，构成了人类知识和学问的重大组成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学问。它们是[理性思维]的源头和基础，通过论证分析和找出其中的规律，就可升华为[理性思维]。所以，以 [感性思维]为主的中国文化和文明有其光辉灿烂的主要部分。但是有缺少[理性思维]的片面性，所以存在一些糟粕，这些糟粕正好为帝王和中共专制独裁者们所利用，成为维护他们的统治和镇压人民的加锁。

　　由于中国人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没有人提出和研究‘思维的规律’----逻辑学，不致力对事物进行‘量’的细分和量化区分，所以思维方式不能或无法从笼统印象的[感性思维] 提高跃升到精密的[理性思维]。

　　<中国古代文化> 主要是[感性（形象）思维]，因为生活劳作在河流流域周围陆地上的人们，是靠天地吃饭生活的。而大陆平原的天象地貌气候一年四季的变化，大致是循环而有定规的，表现为一年24节气的差异是不大的。这些变化现象就是向人们的思想行为作启示，人们应该按照天地行为的启示，来规范自己的思想生活行为和劳作。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和孔子都主张“天人合一”。大约400年之后，汉朝的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天是人格神，“天无二主，地无二王。（地无二王是符合习皇帝梦的中国文化糟粕之1）”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之气”，而且天能影响人事、预示灾祥。孔子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些现象导致人们效法天地现象的[感性思维]，就能保平安。学者们并且进而追求‘善’和‘美’，而不注重和不知求‘真’的结果，就很难达成‘真善’和‘真美’，而易走偏为‘伪善’和‘假美’。[感性（形象）思维] 是只凭人的感觉印象，注重看事物外在的形象和表现，比如看人只看其颜值，外在表现（演），巧言令色，吹牛拍马，不愿花时间和精力深入考察人的品德、才能、三观、多面性，看相算命风水就是靠‘感性思维’。老子：‘智慧出，有大伪’。这是警告人们当心被‘机灵’人伪装的外在形象和表演所欺骗。

　　中国古文化起源于尧舜禹汤，周文王的八卦和周礼有大发展，到老子孔子奠基而成为主流，西汉时佛教传入，如是中国文化文明融合儒释道为一体，延续发展而流传至今。

　　由于在古代，人们的生产能力和技术低下，生存和生活‘代代相传’地严重依赖于天时地理气候环境。 每年四季和24节气循环往复，变化不大。春秋时已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秦始皇统一了大陆和文字，就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皇权的强大帝国，成为超强大超稳定的中央专制王朝，再也不可能在大平原上建立起一个个小王国。在秦始皇以前，是封建王朝分封下的小诸侯国。秦始皇以后，是‘大一统’的专制王朝大帝国，皇帝是‘奉天承命的天之骄子’，王法是皇帝治民之法，皇帝的话就是法律，不许民众妄议反对，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会被灭九族，这就是人治的封建专制独裁王朝。（‘大一统’是符合习的皇帝梦的中国文化糟粕之2）。

　　由于中国大陆的天文地理和四季日夜的循环变化不大，很有规律。主要的天灾是洪水干旱虫灾瘟疫等是偶然发生，这些特殊的灾难往往是局部的、小规模的，无确定的时间和地点。因此，人们的劳作和生活只要遵循24节气的天理循环规律，按季节务农，大都会平安无虑。于是孔子教导人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和‘天意不可违’，不要‘犯上作乱’。人遭灾难被视为是上天对人的惩罚，人们自己应该‘不怨天不尤人’地接受。人们相信：自作孽，不可活；善恶到头终有报；人们应该‘顺天应命、逆来顺受和死而无怨’。（当无怨的顺民是符合习皇帝梦的中国文化糟粕之3）。这就是中共现在大力形成短视频‘二舅’的目的。

　　孔子写《易经?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孔子由其‘感性思维’在这里‘铁口直断，一锤定音’，认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之所以有‘贵和贱’的区别，在于他们所处的地位有‘尊和卑’的不同。因此人们应该‘各安其位’，不得逾越和‘犯上作乱’。所以必须遵守礼制，即规矩。如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君亲师、和三纲五常等等。孔子的这些维护封建帝王和王朝规矩的思想和‘礼’，使孔子成为2000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大成至圣先师”或“万世师表”。（尊卑贵贱是符合习皇帝梦的中国文化糟粕之4）。在毛泽东的文革中，孔子的庙碑被红卫兵砸碎了，以后毛又大搞批林批孔。老毛反孔，是因为孔子是劝导帝王要‘行仁政’的大知识分子，吵得他很烦。可见习为了想当皇帝，是打着毛旗反毛的。但是包子帝装作不知道，一个骄奢淫逸、残民以逞的暴君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孟子说纣王被杀：‘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齐奥塞斯库被杀，因为他罪该万死。包子帝选择性地从中国古代文化的糟粕中捞取救命稻草，吹嘘成为他的‘文化自信’，是他在走夜路吹哨子壮胆。老毛说，这表明包子帝快完蛋了。

　　在中国古代，虽然生产技术水平低下，但还是在缓慢的进步提高。由于社会财富的增加，造成了贫富差距的加大，就带来了社会的‘礼崩乐坏’。老子和孔子无解决之道，于是提出‘复古’的‘感性（形象和类比）思维’。孔子主张回到周文王的时代。老子甚至主张回复到原始社会的赤贫生活的尧舜时代，以消除当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乱象和动乱。一狰帝深知他的‘皇帝梦’违反官心、民心、军心，因此想把中国社会倒退到老毛文革时代和东朝鲜，学毛用商鞅驭民五术（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以维护其皇位。（倒退是符合习皇帝梦的中国文化糟粕之5）。

　　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主要是[形象思维]和[类比思维]的。比如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老子：‘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苏轼：‘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等等。所以中国文化，从八卦老子孔子起，经过‘史记’‘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唐诗宋词’‘推背图’‘烧饼歌’‘儒释道’‘三国演义’‘红楼梦’和‘科举考试’等延续至今，绝大部分都是感性（形象）思维。中国文化只沉溺于追求虚幻的‘善’和‘美’，反对‘恶’和‘丑’；将‘儒道佛’融合一体，畏天命而怕下地狱。于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盼来早与来迟。’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人只盼望老天爷、包青天和‘除暴安良’的侠客来惩罚作恶者。受害者自己却选择‘逆来顺受，好死不如赖活着’。人们不用理性思维，认识最大作恶者正是皇帝和朝廷，反而对皇帝‘歌功颂德，高呼万岁！’

　　古代士大夫把对现实的不满，转化为幻想‘桃花源’、英明天子、包青天、修身齐家，国泰民安，自求多福，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这些[感性思维]的幻想成为中国文化中一脉相承的思维方式和基因。中国人历来没有严格地追问Why和How的精神。人与人之间只有互相攀比和等级观念。所以中国文化注重的是‘礼’，讲等级纲常长幼有序和三纲五常等；它是以礼为核心的伦理观，讲究为人处事处世的人生哲学，即‘升官发财和保命’之道，皇帝‘奉天承运’，在下逆来顺受，苟且偷生。极少数有血气的‘不平则鸣’者，可能替天行道、铤而走险，以除暴安良。人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理循环，报应不爽’等信念。最雅俗共赏的一句处世格言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以中国孔子和士大夫只追求‘学而优则仕’、‘立德立功立言’、‘修齐治平’和保命哲学。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谚语：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这些可称之为中国的软文化，服软的文化。（让老百姓对皇帝抱幻想和自己服软是符合习皇帝梦的中国文化糟粕之6）。

　　老子和孔子所谓之“道”即是指大自然本身，也是一种不可言说的‘客观存在’及其规律，它的特点是‘是其所是、自然而然；只能意会，难以言传。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只可敬畏和顺应，不可探究和违反。因此人应该按照自然（道）现象的启示和暗示顺应自然，使天，地，人共同处在一种混沌无欲的状态中，这样才能体现人的本真存在。孔子：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很明显，孔子在告诉人们，上天是以其行为示范给了淼小的人们：请你照我这样做。

　　孔子是封建礼制坚定的维护者和‘人性不变论者’。他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君君臣臣夫夫子子；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孔子对‘君子和小人’的语录反映了他从感性思维得出的‘君子和小人’的一些不同性质和概念，这些是固化概念和固化形象。而在实际上，昨日君子，今日小人；表面君子，实质小人；当面君子，背后小人；这样的伪君子多的很。最着名的是王莽杨广。

　　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从老子孔子后，都只注重于抽象的‘道’，而鄙视‘术’，不愿意甚至鄙视从事具体的‘生产活动’，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士大夫于是只奔‘学而优则仕’的唯一条出路。他们视从事‘农工商’的生产活动者为‘小人’。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文明中的最高的[理性思维]，有许多的细分；天文学中的天象有部分[理性思维]，极大部分是讨好和忽悠皇帝的巫术和八卦；至于医道医术医药，有较大的部分反映了实际情况，因为缺乏逻辑思维、细分和量化、符合规律的因果关系，属于初步的[理性思维]。中国古代因为没有‘逻辑学’，不知道什么是‘理性思维’。因此不可能产生系统性的自然科学、几何学、数学。只能从夸张和虚幻的‘形象思维’寻找快乐、陶醉和追求最高境界的美。李白：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比如，老子：“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智若愚”等等。所有对这些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描述：（1）并非普遍的现象，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并非必然，也不合乎逻辑；（2）；‘因’和‘果’都没有‘量、级、度’的界定；比如什么程度是‘大巧’或者‘小巧’，什么程度是‘拙’或者‘巧，机灵’；（3）没有对事物性质的确定的‘量和质’之间的变化规律。中国人对事物的看法（印象）是满脑子的大概齐、小意思、差不多、马马虎虎、彼此彼此、不求甚解、得过且过、心中无数办法多，拍脑袋作决定和拍屁股走人等等。这些劣根性被中共权贵和各级官员发扬光大到极点，已经成为现今中共的‘共产共妻权斗，吃喝嫖赌钱熘，蒙抢骗偷灭口，假大空废吹牛，战狼威胁利诱，东升西降胡诌。’的党文化。中共党文化和中共不停地‘群众斗群众’的政治运动，使中国人民变成为奴性十足的奴隶和低素质的愚民贱民。

　　§1-6; 古希腊的西方文化注重[理性思维]，或曰[理论思维]，其重点在于追求‘真’，在‘真’的基础上所达到的‘善和美’，就较少虚假，而是真实的‘真善美’。

　　<古希腊文化> 注重于[理性思维]。西方文明发源于地中海，以古希腊为中心，古希腊的文明源头可以追溯到1万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起源于两河流域，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成为主流，也延续流传发展至今。所以说西方文明是嫁接多种文明而‘去劣存优’的结果，并不是古希腊人的专利！从柏拉图对亚特兰蒂斯大陆的描写，可看出古希腊文明有好几个源头，是复合后的优势文明。

　　因为生活在希腊半岛和海岛上的古希腊人，是面靠海洋贸易和背靠崎岖丘陵为生。在海上生活和航行的人们，从风平浪静到惊涛骇浪的巨变，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发生，这种突变悠关人的生死。而且变数太复杂，那时的人们是难以找到有规律的预测的，即使现在的天气预报也不能完全准确无误，何况2000多年前。但是人们为了能够避免在海上丧生的风险，会从季节、天气、地点、海洋等多方面状况的变化，找寻不同等级的危险的统计规律，以便作出较正确的判断。这就需要人们对各种状况求‘真’和找出‘真实的复杂数据’。因此需要古代希腊的先圣先贤们用 [理性思维] 从小的‘数量’变化中求‘真’，求出各种参数值的‘数的和谐’，以解决海洋上生活的实际问题。他们是在‘实际观察、数值计（估）算和几何学’的基础上追求‘真’的，再进一步追求 ‘（完）善’和‘美（好）’。因此柏拉图提出的‘真善美’，是在‘真’的基础上追求‘真善和真美’。古希腊文化思想在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得到大发展，他们注重研究本体论和科学，探求事物的本意和本质。所以注重研究数学，几何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等。他们认为,“万物皆数和数的和谐”, 在柏拉图学院门口写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 亚里士多德写了许多鸟类动物学海洋生物学的书，他的学生们写了《植物调查》。这是古代中国人不愿意做或者做不出来的。这就是西方文化中的[理性思维]基因，它是以真实的[感性思维]为依据的，它是‘优于和强于’中国文化的[感性思维]基因的。产生这些重大差异的根源在于中国与希腊人生活的天时地理气候环境是大不相同的。古代生产工具极不发达，人们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其生活行为和文化思想，必须适应所处的天时地理环境的的限制。他们为了有效的劳作和避危的生活，其思想文化只能根源于细致的数据和缜密的[理性思维]，而不能靠马马虎虎的感觉。他们这种良好[思维模式]的基因遗传至今，发展成为西方的现代各种门类的科学。

　　希腊没有一马平川的平原，无法形成长期统一的中央大王朝，只能形成分散的小城邦。亚历山大大帝的大帝国只维持了13年，他的军队是一支联盟军，他一死，军队就分裂了，帝国立刻分解了。古希腊时代是奴隶制，各城邦人的生存生活依靠海洋、经商和战争掠夺。人们要想过安定生活，就得反对并吞掠夺的战争。于是人们认为各城邦只能依靠诚信条约和平等地独立或联合，才能共存共荣。又因为古希腊人以海洋贸易为生，而陆地又非大平原，所以根据复杂的山丘地形组成的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城邦，需要频繁的通商。因此，古希腊文化形成了海洋文化、商业文化和讲诚信的契约（法律）文化。而海洋的气候的多变和剧变，危害着海洋上人们的生命安全。因此，人们对海洋气候天文海文必须掌握有较精确的各种数据，学会一些天文测量和大地测量，作生意也需要精准的算计。所以，希腊学者和人们都非常重视和掌握各种数据。在苏格拉底时代的各种广场和大厅的辩论会中，和在选举的辩论中，多数演讲者是靠说出各种精确的数据取胜的。 而亚里士多德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他的着作涉及伦理学、逻辑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自然科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法律。亚里士多德的着作构建了西方哲学的第一个广泛系统，包含道德、美学、和科学、政治和玄学，他还是逻辑学的始祖，逻辑学是‘理性思维’的基础。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完全是按照‘罗辑思维（理性思维）’严格演绎出来的结果。公元2世纪，天文学家托勒密就提出了本轮论的理论，将地心说的模型发展完善，计算出了行星运动模型。可见，古希腊的文化和哲学，是建立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并且进而深究 ‘天理自然和认识自己和制度’，是极其注重数学、几何、数据、数量和度量的。从古希腊三圣，特别是从亚里士多德起，在欧洲黑暗时代后，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这个注重理性思维和科学实验的文化传统和基因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西方科技发展（赛先生）和政治文明（德先生）的核心，所以西方文化注重的，是由理性思维衍生出来的数学、几何学、逻辑、诚信守约、法律，等等。并进而发展为现代以民主宪政法治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由于古希腊是由许多城邦组成，奴隶不能当兵，战争需要贵族与平民共同参加。因此，出现了所有平民选举执政者的民主。在平时非战争期间，城邦之间的和平只能以法律条约来维持，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利益也需要法律来固定，故形成了西方的重诚信和遵守契约法律的传统或曰文化基因。这就是古希腊学者们需要和运用「理性思维」的根源。

　　§1-1-7；结论：[感性思维]是人的直觉的、主观的、基础的、初级的思维方式，是懒得深入思考和刨根问底的人们的思维方式。[理性思维]是依据[感性思维]对事物客观属性的认识，再用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方法进行论证分析演绎归纳验证，以认识和判定事物的本质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变化的规律。中国古代人的文化主要是[感性思维]，西方人的文化不停留在[感性思维]上，而更着重于[理性思维]，它明显优于中国古文化文明。

　　作为例子，看看中国文化的始祖之一的孔子，他从其 [感性（形象）思维]对‘君子和小人’的形象作了许多的论述，人们可以从他的论述中，看到光凭[感性思维]作出的判断和结论是有缺点的、片面的、不准确的。他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等等。孔子又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此地孔子明确地将种五谷和蔬菜的老农和樊迟都视为他瞧不起的‘小人’。可见孔子心中的‘君子和小人’，并不完全根据一个人的品德和学位（问）来区别，还要以身份地位来区分的。孔子上述对‘君子和小人’说的许多话，如果把君子说成‘好人’，把小人说成‘坏人’，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这个人‘好’到什么程度、是那种性质的好；那个人‘坏’到什么程度，是那种性质的好；这些都是说不清的。因为没有‘量’的标准。这正如对一个罪犯无法量刑。根据人性的观点，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程度不同而已。同理，每个人都有‘君子’的一面和‘小人’的一面，程度不同而已。实际上也是如此。所以西方哲学家认为，‘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孔子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可以看出，如果用孔子[感性（形象）思维] 的某一段话，对照某个人的行为和形象，将他固化为某一个类型的永久君子或者一个永久小人。这就太简单化和脸谱化了。一个坦荡荡的君子也可能是‘同而不和’的小人。而且因为人都是可能改变的。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讲义不讲利’，孔子自己能做到吗？要麽他没法活，要麽他就是一个伪君子。所以孔圣人和中国文化文明从[感性（形象）思维] 得出许多名言格句是片面的、不靠谱的、不科学的、不可信的。再比如，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以孔子最赞美的他的学生颜回为例，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颜回回答孔子说：“学生有些薄田，虽然收入不多，但吃穿已经够了，而且还有琴瑟可以娱乐，只要能学到老师的道德学问，何必出去做什么官呢？”试问：如果颜回穷到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也没有小房子可住，他还能‘固穷’和‘不改其乐’吗？他能不‘穷斯滥矣’？同样，实际上绝大多数普通种庄稼的农民（孔子当做小人），如果有颜回的条件，也不会‘穷斯滥矣’的。大概只有农村的流氓无赖，才‘穷斯滥矣’。可见孔子有虚伪的一面，高高在上胡言乱语。在中共国，所有权贵家族，都富可敌国和骄奢淫逸，远远胜过以前的帝王将相，全是是胡作非为的大流氓无赖，他们是‘富斯滥矣’。

　　从前面的论述和论证可清晰地看出，中国和西方文化文明的主要区别大致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

　　西方文化注重[理性思维]，但它是建立在[感性思维]的可靠的基础上的；中国文化主要是[感性思维]，因为没有逻辑学，忽视、懒得或者不知道如何做[理性思维]。因此，西方文化追求‘真’，在求‘真’的基础上再追求‘善和美’。中国文化注重追求‘善和美’，忽视求‘真’，所以出现许多的‘伪善’和‘假美’。西方文化讲‘理，逻辑’，中国文化讲‘礼，等级’。西方文化注重‘个体，微观，个性，细分，量化’，从个体到整体；中国文化注重‘整体、宏观、共性、统一、一致化’。西方文化重‘利，守约，守法，守信用，讲平等权利’；中国文化重‘哥们义气，人际关系，套感情，得理不饶人，无理就胡搅蛮缠和发誓赌咒耍无赖，讲整体利益，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西方文化重‘工商，实践，技术技巧，发明创新’；中国文化重‘学而优则仕，比等级高低，老规矩（老领导老同学老同乡），轻工商技艺视三教九流为凋虫小技’。西方文化重‘数、几何、量、程度’，和‘质和量变化的规律和过程’；中国文化重‘质变，质变的结果，物极必反，乐极生悲’，而忽视‘量和质的变化规律和过程’。西方文化重‘法治，制度，互相监督，法律面前平等；中国文化重‘人治（空洞的君无戏言、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重等级，重‘天地君亲师，皇上英明，包青天，忠孝节义’。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禄在其中矣！西方文化重‘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独特、独创性、制衡、具体分析’；中国文化重‘朝廷、国家、集体、家族、抽象空谈’，轻‘个人，枪打出头鸟’等等。由此可见，带着[理性思维]基因的西方文化文明，随着时代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进步，现在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民主宪政法治人权的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观’，优先的高科技。而中国的古代文明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发展出符合新时代的新文明，政治制度仍然是专制独裁制度，现在中共习近平正在快速地将中国倒退到建立专制独裁的翠氏王朝，将中国变为西朝鲜。在中国大陆共产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除了在其科技专业领域，接受和运用[逻辑思维]和[理性思维]之外，大多数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仍然是老一套的‘学而优则仕、追求荣华富贵和人上人，士为知己者死’，甘愿依存和攀附权贵，成为他们的吹鼓手打手和附庸，空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最后成为中共权贵的牺牲品。几年前，最有成就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张守晟，不久极可能将成为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却甘愿成为中共的附庸为中共卖命，结果在美国自己家里的二楼跳楼（自杀，被杀）摔死。死的不明不白，家属连正常的追悼会都没有敢公开办一个，不如一个富贵人家的宠物狗。难道在美国做一个受人尊重的自由人和高级科学家，不如作中共的一条贱狗吗？中共的高级知识（屎）分子们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人生观？还有大批在美国学有成就的中国学者们，如饶x施xx等等，也跑回大陆甘愿作中共狗官，这就是中国文化和共产文化教育出来的思想精神人格的畸形儿，因为他们为了能够在中国过骄奢淫逸的腐败生活。

　　在东亚，日本由于早在19世纪后期就脱亚入欧，加上2战后，美国占领日本，麦克阿瑟强迫其向‘宪政民主制度’转型，日本已经成为先进文明和科技的发达国家。其次是南韩和台湾，已经进入先进的文明的发达国家行列。最惨的是东朝鲜和西朝鲜，仍然是专制王朝和动物庄园的奴隶社会。 可见，带着古希腊[理性思维]文明的优质基因的现代西方文化文明，建立了西方现代的‘宪政民主自由法治’政治制度，移植到东亚，也是很成功的。它明显优于带着旧中国 [感性思维] [类比思维]基因的古代中国文明。中共顽固地对抗西方文明和其价值观，只能在当今中国建立的‘封建专制和共产极权’的政治制度。在现在世界进入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时代，各种文明和文化都在互相渗透、融合和冲突。但是劣质的中共封建专制和共产文化的坏基因还在拼命挣扎。

　　现在打着马列毛共产旗帜的中共习近平专制独裁政权和俄国的普京专制独裁政权，都属于大陆文明。他们妄想学忽必烈、皇太极和彼得大帝以‘落后打败先进’，‘以专制独裁战胜民主自由’，‘以劣去优’，建立邪恶的红色帝国和沙皇帝国，奴役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在今日民主大潮和高科技网络信息化时代，注定会自取灭亡。

　　实际上，现在西方普世价值观文明，是比其它文明发展到更高阶段和层次的文明，它消除了权力私有制和对公权力的垄断，保障了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自由和尊严。但是，它并不完美，还存在许多重大的缺陷。还会遭到无耻贪腐的政客和权势精英们的破坏和糟蹋，无法消除高层政客们团伙的互相勾结的贪汙腐败，无法消除少数财阀对财富的垄断和以金钱作恶，收买政客和权势精英破坏宪政民主制度和危害社会。其次是贫富悬殊过大，重利轻义，道德滑坡，过度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过度的个人福利，纵欲和个人犯罪等等。这些都是‘人性恶’的表现，再完善的制度也无法完全根除人性的恶。但是一旦大多数民众感受到宪政民主制度被破坏到无法再忍受下去时，就会觉醒，奋起反抗破坏制度的无耻政客和财阀精英们，铲除他们，恢复被破坏的制度。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制度不一样，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是比较完善的，中产阶层较大较富裕，人民的文化和素质也较高，是能够对被破坏的宪政民主制度纠正错误的。问题在于所需的纠错时间会有多长。减少人们的人性恶，这应该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永远追求。

　　文鸣（北京之春2016第十期）的文章片段：《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明的对比中全面落败，并且是惨败！开始的时候，中国文化将西方文明定义为“奇技淫巧”、“坚船利炮”。后来，发现西方的物质技术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在坚船利炮的背后还有复杂的科学体系，再后来，发现人家政治制度更加文明，再发现人家的医学、心理学非常高深。“博大精深”的脸皮再厚也兜不住了，于是转向一些“非物质文化”领域继续意淫，说“我们的艺术诗歌发达，我们的周易是超级智慧”，利用这些领域的巫术特征开辟一块最后的根据地，但幸运的是，这个最后的根据地也破产了！随着互联网信息的传播，我们发现西方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辉煌！到卢浮宫现场观看艺术品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那种直接的震撼迅速的捣毁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谎言。西方文明在凋塑、绘画、建筑、工业设计、家具设计、音乐、电影、文学、动画片、童话等等的一切方面都有着极其优秀的作品！“博大精深”绝不仅仅是在“坚船利炮”方面远逊于西方文明，就是在艺术和审美方面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西方文明是一个全面的整体的强悍文明！》

　　中国人只有遵从西方普世价值文明，抛弃马列毛共产专政文化和封建文化，铲除中共，才能跟上时代的潮流进步发展。看看日本和韩国台湾，脱亚入欧后，学习西方普世价值文明的结果，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很快就成为与欧美同样的发达国家，人们自由幸福，将专制独裁的中共国朝鲜俄罗斯远远地抛在时代的后面。近年来，日本几乎年年都有诺贝尔获得者，21年拿了20个诺贝尔奖，就是明证。

中国政府的政治哲学的本质

作者 查建国 写于 二零二二年

　　中国与美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博弈愈演愈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有政治新五论。对此，谈谈我的看法。

　　一，人权论。中国官方权威说法是：“坚持以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生存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础，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此话似无毛病，但放在国内外一片指责中国公民无政治人权的背景下，问题来了。政治人权指公民受宪法保护的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宗教信仰自由权，对任何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中国公民有上述政治人权的真实感受吗？没有政治人权，其他人权有也是别人恩赐的，有限而无保障的。没有政治人权的生存是奴隶的生存，没有人的尊严、自由、平等的生活，还是幸福生活吗？因没有结社权，98组党，几十人被判刑，我也因此有9年的生存权是在监狱中体验的。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论。某人某次“重要讲话”攻击西方国家选民“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然后自豪地宣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在选举、立法、司法、监督的民主全过程中，选举是决定性的第一步。第一步踏空，何来“全过程”？选票若受宠，想下届再参选的党，敢在选举后冷落选民吗？连拉票都没有的内定选举，花瓶式一致通过的立法，忠诚“核心”的行政治理（军警都只能听一个人指挥），没有独立司法、权力制衡、弹劾和新闻自由的监督，呵呵，这也敢自称“全过程人民民主”而叫板全球？

　　三，“三结合”制度论。面对“党大还是法大？”“人民当家作主，还是党当家作主”的历史新问，执政党宣称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即“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但在这个“三结合”中，党领导是制度的“最本质的特征”，党在意识形态化、领袖集权化、党政合一化。所有选民要接受少数人推出的党中央的神圣、垄断、全能、永不改变的领导，要感党恩、跟党走。党领导立法、执法、司法，法成了党领导的工具。党说要为人民服务，但其出现重大错误时（别讲党不会出现重大错误）怎麽办？人民能及时而有力的纠正吗？党说要倾听国民呼声，但这与国民有权选择执政党是一回事吗？

　　四，具体国情论。中外人权对话，中国元首强调，“各国国情不同，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全盘照搬别国制度模式，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国情有不同，但自由、平等的人性价值与多党竞选、权力制衡、保障人权的民主标准却是普世的，是民主制度的共同底色。普遍性贯穿特殊性之中，决定特殊事物的性质。若讲国情，台湾能做到的，大陆为何不可？以国情论抵制普世价值与民主制标准也是老戏新唱了。

　　五，干涉主权论。近日，对俄发动战争干涉乌主权（当今全球最大干涉主权案）拒不谴责的中国外交部，却发长文斥美“打着所谓‘民主’旗号拉帮结派，肆意干涉别国内政”，说“这不是民主之义，而是民主之灾”。所谓干涉中国内政，一是指批评中国人权现状及制度不民主。批评之举不正是民主之义吗？何况，中国也年年出“美国人权报告”，官媒天天揭美国之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麽还要有样学样呢？二是指制裁。不志同道合，人家不跟你玩了。同理，上月“金砖峰会”，中方发言也是找自己的玩伴，“让志同道合的伙伴们早日加入金砖大家庭”。想一块玩，那就找找自身原因，将外部压力变成内部转型动力不好吗？人权高于主权的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成为反共人士的原因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二年

　　近日，旅美华人律师王清鹏女士接受大纪元专访，讲述了自己从过着岁月静好生活的一名中产者走上认清中共邪恶本质从而觉醒的心路历程。

　　以下是记者与王清鹏女士的对话。这是她第一次公开接受媒体采访。

　　问：谢谢您接受采访，现在工作很忙吗？

　　答：每天上班，回来做家务，业余时间关注大陆的不公义事件。

　　问：早年您在大陆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后来家被强拆开始维权。

　　答：我70年代中后期出生在河北农村，和大多数这个年代出生的农村娃一样，如果想跳出农门，只有努力读书。现在觉得那不叫读书，叫努力接受共产党的洗脑教育。

　　那个时候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买房买车，努力让孩子上个好学校，努力地在中共设计的阶层和游戏中拚命地活着，我在中国没有接触其它声音的渠道。

　　据说2008年前后是微博盛行时期，很多人是那个时候受到启蒙的。我没有微博账号，错过了第一波的启蒙大潮。

　　2011年，我居住的村子进行拆迁，因为当时我未得到村里分配的福利房，加上拆迁合同没有保证，我不同意拆迁，就跟部分不同意拆迁的村民上访，有近三年的时间，没有结果。

　　期间，我们的房子被强拆了，耕地被强占了，但当时我被洗脑严重，和大多数村民的想法是一样的，觉得都是下面官员不作为或者不执行，而上面的官员和政策是好的等等。

　　后来看了赵亮先生的上访纪录片，发现上访就是个骗局，就对上访失去了信心，就不再上访了，准备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利。

　　问：上访是骗局？

　　答：对于上面所说的：“都是下面官员不作为或者不执行，而上面的官员和政策是好的。”我不认为访民没有看清这个认识是错的，起码有一部分访民是能看清的，是因为他们没有其它的渠道申诉。

　　因为上访的过程，也是一种抗争，通过逐级的抗争，才能接触到政府的层面，我认识很多的上访人，其实是很明白这个体制的问题，但他们没有其它申诉的渠道。

　　你说在国内组织一个什麽团体，反抗共产党这是不可能的，就像厦门“1226”聚会案一样，大家就在一起吃了顿饭，就被抓捕判刑，所以，国内不存在集体组织活动的空间。

　　如果说前几年的时候，上访人员还认识不清，但是这几年，我通过跟访民的接触了解了他们是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一级一级的上访，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案件去揭露一些问题。

　　访民们会打出一些标语，类似要求主持公道之类的，但他们打出这样的标语是知道当局是不会主持公道的。但为了维权，只能这麽说，才能把声音发出去，它也是一种抗争形式。

　　问：之后，您开始做专职律师了？

　　我是2006年拿到的律师证，2014年开始专职做律师，一为养家活口，二为顺便维护自己房子免于被强拆强占的权利。

　　问：从那时开始接触了异见群体。

　　答：那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拉进一个微信群，接触到各地的抗争者，在此之前，我是不知道各地有那麽多的抗争者。

　　2015年，我被黑龙江徐纯合事件（注：访民徐纯合和车站执勤民警发生冲突，后遭警察开枪打死）彻底地惊醒了。我非常感谢当时一直发声的异见人士，我开始独立思考一些问题。

　　随后，河北的一位律师介绍我加入了中国人权律师团。不久，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709律师大抓捕，那个时候，只要有点时间，我就在微信上转发关注各地的不公不义案件，声援具体的抗争者，每天都会看到当局的迫害行为。

　　问：那时代理案件顺利吗？

　　答：一旦你关注这些案件，就会被当地司法局列入一个敏感的群体里。

　　我记得从2015年开始，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就开始收我的律师证，因为我是从访民转做律师的，对于（当局认为）稍微敏感点儿的案子，他们（律师所）都是不给我律师证的。

　　到了2016年、2017年的时候，基本上属于被律所半控制半边缘化的状态，使我没办法再接手敏感案件。

　　问：当局为何那麽怕维权律师群体？

　　答：那时我就接触了一些访民，在各地的一些案件会有一些组织，加上律师的介入，使得声势比较浩大，影响力也比较大，当局就害怕了。

　　其实，都是对案件的发声，但当局对这种民间运作的方式是很害怕的，怕律师结合访民，加起来力量过于强大。

　　问：渐渐醒悟后，对您的影响很大。

　　答：通过关注声援一个个具体的案件，才知道了中共的谎言治国，知道了中共的邪恶，知道了自己一直是被欺骗的，当时对我心理上的冲击还是很大的。

　　后来慢慢醒悟，什麽“勤劳才能致富”，什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什麽“遇见不公要学会和黑暗和解”等等，都是中共暴政统治的愚民术语。慢慢地对赚钱也失去了兴趣，因为中共体制不改，赚再多的钱都不能确保安全。

　　假如人活着只有80来年，我竟被中共欺骗了近40年。

　　我很感谢那些叫醒我的网络朋友，当然，醒来后也很痛苦，被喝茶，被威胁，家庭关系一度很紧张。后来有了出国的机会，出来后，眼界打开了，言论相对自由了，感觉这才是人过的日子。但想到我的亲人、同学、朋友还在大陆被欺骗愚弄，我无法停下关注这块土地的脚步。

　　问：您公开要求中共放开防火墙。

　　答：我非常地痛恨防火墙，因为信息屏蔽和愚民教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党脑人”，我们这些人其实是非常悲惨的，没有做人的权利，甚至都不如文明国家一只动物有法律的保护。我们从生下来就被灌输一种声音，一直到教育的结束。很多人都知道习惯很难改变，我感觉思维习惯是比行为习惯更难改变的东西，一旦在幼年时代形成，如果不是刮骨疗伤，这些思维习惯会携带终身。

　　之前在国内的时候，虽然上访了三年，做律师大概有3年时间，当时我没有认识到防火墙的问题，在国内时也不太翻墙。

　　中共在国内就是删帖封号，用防火墙屏蔽信息，最主要的影响是在国内让你看不到希望，就是国内任何抗争的声音。比如许志友、丁家喜一些早期的公民运动和后期的包括厦门聚会案所探讨的一些问题，这在国内是不让你发出任何一点声音的；在国外，我们可以通过国外的媒体，让你能看到希望，看到仍在继续抗争的这些人。

　　总体来说，在笼子里你是看不到希望的，来到国外，是能够看到希望的。

　　中国有防火墙是全世界的耻辱！一个占有六分之一地球人口的大国，在科技发展的今天，被科技束缚住思想，是多麽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所以，那些和中国做生意的国外政客、商人，在中国还有防火墙的今天，等于和中共一块愚弄中国民众，真是悲哀。

　　就像武汉病毒，不管是故意还是非故意泄露，但是泄露后的操作结果，是把病毒带给了全世界，世界上死了那麽多人，不是全世界纵容中共的结果吗？

　　如果中共不下台，即使逃离到海外，有些人还会被中共的红粉骚扰，被中共的特务殴打，并且中共通过大外宣，会把中共的那一套虚假和邪恶渗透到文明国家。如果世界不把民主送给中国，中共一定会把灾难带给世界。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国内时，不敢在赵立坚的推（特账号）下发言，后来慢慢地看到那麽多人骂共产党，慢慢地他就敢在外交部的推（特账号）下发言了，我觉得这种勇气是可以相互影响的。

　　在国内的时候，你被那种恐惧所包围，你自己的想法也不敢去表达，到国外之后，看到了正义的声音，勇敢的声音，对人的冲击影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问：您把言论自由视作生命。

　　答：言论自由就是生命，我之前是感受不到的，你在国内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说话的权利，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你还能有什麽其它的权利呢？

　　问：您多次公开发表：共产党垮台，你准备好了吗？

　　答：是的，共产党下台是必然的，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即使共产党还在台上，一些事情是时候该准备了。有些事情没有必要非得共产党下台后才能做，现在就可以。

　　“共产党下台”是一种信念，“你准备好了吗”是一种行动。现在还有其他朋友正在起草“共产党下台，你准备好了吗？”的续集，除了写给各党派，写给要当选民公民的你，还要写给那些到现在还在给共产党做打手的帮凶，写给那些处在上海清零中的企业家们，写给演艺界人士，写给高校师生，写给党内开明派等。

　　共产党下台是必然的也是文明所向的，不管是共产党后期还是民主前期，有一些工作和思维的转变需要提前做准备，希望那些知识分子、那些社会的精英在这个时期起到带头的作用，用力所能及的实际行动告诉国民，共产党下台，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即使是网络封锁，即使删帖封号，连我这样岁月静好的中年人都觉醒了，据我知道，国内觉醒的人不在少数，只是我在外面有机会发声，他们在国内默默地行动，不敢公开发声，但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要一起见证共产党下台，见证一个新的民主法治国家的产生。

　　问：中共的本质，是一个祸害中华民族、祸害人类的恐怖组织吗？

　　答：从我本人的经历看：

　　第一，中共洗脑愚民是从娃娃抓起的，控制所有能用的资源给人洗脑，从学校书本，到电视电影各种严格审核，很多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被心甘情愿地洗脑了，为这个虚无的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其实这个共产主义是当政者拿着纳税人的钱胡作非为，当然这些事不被报导，老百姓也不知道啊。

　　第二，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有些被洗脑的人开始独立思考，中共用“不服从者不得食”对付这些人，让他们闭嘴或者少说话。比如公职单位的，被辞职；自由职业的律师记者，被吊销注销执业证等。很多人为了活命只有忍，不忍的话你就吃不上饭，生命得不到保障，就更谈不上什麽抗争了。

　　第三，对于那些即使被开除公职、被搞掉饭碗的异见人士还敢公开发声的，中共会通过家属、亲戚朋友、所住的区域向你施加压力，中共最善于的就是挑起民间内部和家庭内部的斗争，这我也是有亲身经历的。让这些异见人士觉得没有同伴，还被周边的人羞辱，更是觉得为了公众利益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不值得，慢慢地就被会亲朋边缘化了。

　　第四，对于那些意志坚定的异见人士，他们定点清理，用非法监禁、用酷刑、用监狱等国家机器来消灭这种声音，有些异见人士在监狱被慢慢折磨致死，吃药什麽的，就不让你这个人存在。

　　第五，对于外网那些不被中共操控的平台，他们不仅有大外宣，更会放出无数的五毛对付这些海外异见人士和海外不同的声音，把这些异见人士搞臭，让这些人失去公信力，失去影响力，不仅不会有人支持，还会得出如果这些人执政比共产党还遭。这就是共产党控制所有发声的渠道，不让人们发出异议的声音，来稳固共产党的统治。

　　中共用层层愚民术和残暴的国家机器操控了全球近六分之一的人，来维护其极权统治，真的是最大的恐怖组织。

　　问：铁链女事件基本没有声音了，但您仍然坚持在网络为其发声。

　　答：铁链女出生在一个中产阶层的家庭，报导说，她被轮奸、强奸，拔掉牙齿，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考虑的事情，为什麽官方几次通报，对比照片都不一样，反之，通过这一次一次的通报，民间也在揭露谎言，也会让更多的民众在这过程中，看清楚一些事情。

　　铁链女事件，就是政府在作恶，不仅是包庇犯罪，而且是政府集体作恶。从民众角度来说，家里有妻女，自然会有许多人关注，因为涉及到自身的安危了。

　　它（官方）不会把敏感词全部封掉，那麽你总会有一个区段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共产党下台已经是必然，在这个过程，民众需要武装自己的头脑。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时候，我应该站出来了，因为现在国内那麽多人的声音发不出来了，还有很多人被关进监狱，被酷刑，我现在到了一个自由文明的国家，我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从我心里上来说也是非常不安的。

　　现在我觉得很有希望，就是即使网络被封号，封锁，但像我这样的中年人都能觉醒，都能发声，有希望，据我所知道的，国内觉醒的人很多很多，他们都在默默地行动。

　　现在不论是国外的人、国内的民众和异见人士，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明智的，要一起见证共产党下台！见证一个新的民主法治的国家产生，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希望的。

中共是贪腐最严重的执政党

作者 丁子江 写于 二零零零年

　　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最令人愤慨的现象就是腐败的日益广泛和严重化。由于腐败分子多是各级党政干部，也只有掌握权力的干部及其亲朋才有条件贪汙腐败，所以，在中共坚持壹党领导的体制中，反腐败就基本上变成了壹个中共自我清理的过程。中共领导人其实非常清楚地知道，日益严重的贪汙腐败正动摇着国本。江泽民曾发出过警告说，贪汙腐败威胁到了中共的领导地位；前中共总理朱鎔基曾经冠冕堂皇的强调了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人民日报》表面上壹再强烈的呼吁，要对腐败问题保持高度警惕，并指出，中国存在着孳生腐败的温床，如果不加制止，其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因为要顾及执政党的面子，国内对腐败问题的批判报导从来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试图把广泛的腐败行为淡化成“少数、个别”人的不良举动，这就造成了政府和民众之间对腐败的认知差距越来越大。究竟腐败现象是个人品行问题，还是制度性现象?如果从壹系列案例中作壹些归纳，当前中国民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有那些主要特徵?其严重程度究竟如何?如果不是关起国门来看几个有限的官方允许报导的腐败案例，而是把观察的眼界扩展到国外，追踪腐败的海外表现，会有什么样的结论?如果不改革政治体制，究竟能否靠政治教育和干部们的自我约束来减少腐败?这就是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

　　壹、古今两千年:权力＋金钱＝腐败

　　“腐败”既是经济现象，也是政治现象，直接关系到道德和法律，也与政治文化有关。腐败是权力的负面效应，其本质就是不正当或非法地将权力转化为私利。可以说，只要人类社会中有权力存在，就会有人因私欲而滥用权力，由此就产生了腐败。腐败有两个互相关联的基本特点，其壹是利用公授权力牟取私人财富，其二是利用掌权者的社会资本来捞取经济利益。有的学者据此提出了两个关于腐败和廉洁的公式:权力＋金钱＝腐败，权力－金钱＝廉洁。

　　西方古代思想家柏拉图和亚裏斯多德等都强调过，权力本应是为了正义和公道的善，而非为了私利的恶。亚裏斯多德还专门分析过滥权和腐败会造成偏态甚至邪恶的政治。古希腊和古罗马就曾采取过防止、惩治和制约腐败的手段。

　　数百年前，当资本主义乘文艺復兴之劲风，冲破中世纪的黑暗，取代封建主义而瓜瓜落地之时，怀旧的遗老遗少们对之深恶痛绝，因为它打破了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势力的藩篱。壹向高居象牙之塔内的哲人文豪们也举起伦理之旗，对之口诛笔伐，因为它建基于人的自私本性，把人性中最丑陋的汙垢壹下子全抖落出来了。然而，也正是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市场经济、竞争机制、利润追逐等给人以发展和创造的机会，调动了人奋斗的欲望和积极性，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前所未有地发展。但是，当资本的所有者和政治权力的拥有者相互勾结时，腐败也应运而生。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可以在壹些国家相对有效地约束腐败行为，但并不总是壹试即灵的。于是，有壹些学者转而研究腐败的社会文化土壤，认为或许有的民族文化（如拉丁文化）可能比其他文化更容易产生腐败；所以，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拉美国家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当然，这种过于简单的分析也可能产生偏见。

　　在中国历史上，官僚的腐败也是历代王朝中屡除不灭的现象，甚至是不少王朝倾复的直接导因，这无疑与两千年来的政治制度有关。以明、清为例，皇帝们以儒学为宗，培养了壹个以诠释儒学经典为业、效忠于皇权的士大夫阶层，通过他们来“教化”社会、传扬“纲常名教”，以“礼”治天下；同时又通过科举制，从士大夫阶层中选拔出壹批终身为官的行政官僚集团，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这种开科取士的办法虽不讲究门第财富、明显优于西方中世纪的世袭制，但实际上仍然是以功名利禄为诱，把行政官僚训导成统治者的鹰犬。虽然皇帝们也提倡官员们要廉洁，但却以“忠君”、“事君”为先，官员们只要“圣眷不衰”、上官庇护，哪怕就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也照样能报个考绩“卓异”。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依孔子之见，被称为儒士的士大夫可分为“君子儒”和“小人儒”；士大夫中也常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之咛。然而，纵观历朝各代，总是“君子儒”寥寥、“小人儒”众众，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背后，是“书中自有千钟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官僚价值观。在这样的官僚集团中，虽也有少数忠君谋国、洁身自好之臣，但绝大多数人都是以“学”致士、以士为官、以官致富、传继后代之徒，他们终其为官之壹生，唯深喑以权谋财之道，而致富之术无非瞒吞库银、鱼肉百姓而已。所以，这个官僚集团必然成为社会上最大的腐败的敛财集团。由于“文官爱钱、武官怕死”、政治腐败、贫富极化，终致百姓造反、藩镇叛逆、外族入侵、社会动乱；又因为改朝换代而不变制，于是新朝初立、清明不了几年后，壹切就又从头来过。每壹新朝总是再奉儒学礼教为本，而百姓则唯有将太平盛世之盼寄希望于罕见而难得的“明君”和清官。

　　在现代的中国内战时期，中共虽也大力批判过旧制度的“封建专制”，并对城市知识分子许诺过“民主”之类的政治愿景，但从未真正打算实行任何民主政治；相反，它倒是充份利用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明君”、清官观念，来动员民众、建立社会大众新的对中共的“旧式”效忠，“东方红、太阳升”之类的颂歌就明显反映出“新瓶”中装的“旧酒”。虽然中共建国后的几年裏确实壹度出现过欣欣向荣的“新朝”气象，腐败敛迹，但从延安整风开始形成的党内那种“奉承媚‘上’、倾党事‘君’”的旧式政治文化也在迅速膨胀，不久就生发出大跃进那样的三年灾祸。此后的“文化革命”则壹方面把“君主政治”式的文化推到了极至，另壹方面又在“革命化”之训导中造成了社会上观念行为的异化。表面上人人视领袖为“圣”、日日山呼万岁、唯“革命”为念、物欲掩灭，实际上却特权盛行、腐败滋生，人人学着“走后门”来满足个人的物质和社会需要，政治地位、权力、名望、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等都进入了“交换”领域。

　　改革以来，虽然不再奉政治领袖为“神明”，但官僚集团的终身、垄断性地位和特权也公开化了；恢復高考所改变的不是以学致士、以士为官的旧政治传统，而只是扩大了官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壹旦经济和社会被商品化、市场化了，过去对金钱和财富的禁锢也就被解除了；于是，就象“潘朵拉之盒”被打开壹样，具有垄断性地位和特权的官僚集团成员长期被压抑的贪欲也喷发而出，如冲闸裂堤的洪水般而势不可挡。对许多干部来说，再不用空讲那些自己其实从来没有真信过的什么“理想、情操”，终于可以明目张胆地“先富起来”了。

　　在现行制度下，与中国的传统政治相比，官僚集团“敛财”的方式和机会并未减少，如今许多官员媚上谋职、以权图利、侵吞国库、鱼肉百姓的卑汙行径，其实和中国历代官僚并无明显差别；而与政治家民选、公务员人数少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官僚集团不仅人数空前庞大、不受任何真正的社会监督，而且，他们直接控制着庞大的国有财产。因此，中国的官僚及其亲朋可以上下其手、从中染指的机会，比自由民主国家的官僚不知要大多少倍。而在社会上，百姓依然如在旧制度中那样，绝大多数不敢有过问贪官劣迹之奢想，更不能生限制官僚集团政治特权之微念，唯有默默地企盼着“明君”和清官为民“作主”；如果此盼不灵，就只有自求多福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近年来贪汙腐败变本加厉的趋势，其实应该是在意料之中的。

　　二、今日中国腐败现象透视:贪牍诸术

　　在中国最容易的赚钱方式并不是正常的工商业经营，而是权钱交易，即在行政性管制和市场型交易的边缘地带牟取利益。当然，能有幸获得这种机会的人都是能够直接或间接利用权势、可以将权力转化为钱财的人。例如，在铁路运输部门，转卖火车车皮计划指标就是壹个牟取暴利的最便捷途径。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致富者的发达史，似乎可以看出五次比较明显的发财机遇，而前四次都与权钱交易直接关联。第壹次是利用渐进式改革中物价的双轨差价，官商勾结、平（价）进高（价）出、牟取暴利。第二次是在通货膨胀时期利用较低的银行挂牌利率和市场上较高的借贷利率之间的利率差，利用权势获得银行贷款再转手借出、赚取利差。第三次是在房地产开发高潮期利用关系、低价获得土地批租权再转手高价出让，“空手套白狼”。据报导，1994年中国排名前30位的亿万富翁中有近壹半是靠此种方式暴发的。第四次是炒股发财，即趁上市股票供不应求之机，钱权交易、无偿或低价获得原始股，然后在股市上高价抛出，瞬间暴富。第五次则主要是通过技术开发和知识经济赚钱。但即便是在这个过程中，也难免不间接涉及权钱交易，因为不餵饱贪官汙吏，正常的技术开发式经营也寸步难行。

　　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干部腐败的具体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復杂化、精巧化、甚至高科技化。经常出现在国内媒体上的壹些花样就包括倒卖地皮、非法集资、收受回扣、敲诈勒索、串案窝案、承包作弊、投机经营、行业垄断、公款私存、骗汇套汇、偷税漏税、假增值税、伪造单据、破产转私等等。以银行业为例，以往银行职员贪汙或挪用公款的主要手段是在帐面上搞鬼，例如收储不记帐、伪造取款凭证、隐匿或销毁原始汇票、涂改单据、多重计息等，或者利用职权直接以贷谋私。近年来出现了壹系列新的犯罪手段，如利用电脑作案、冒名和借户贷款，甚至勾结客户、帮助客户借贷不还、然后双方分赃。

　　如果进壹步具体地按照腐败贪渎术的类型区分，似乎还可以归纳出以下种种手法。

　　（1）“集体型腐败”。这种腐败行为不是以个人为行为主体，而是以机构法人为行为主体；经济犯罪或违纪活动都以集体的名义运作，如单位行贿（“公贿”）、截留利润、走私、骗税、贪赃、渎职、倒卖、造假等。政府出于政治原因，壹方面不愿意让代表政府的公营单位成为被告，另壹方面也想放手让这些单位“创收”、而减轻财政负担，所以通常对法人型腐败行为听之任之。同时，由于单位内按“利益均沾”原则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单位成员有利共享、“壹损俱损、壹荣俱荣”，故往往抱成壹团、“串案、窝案”、壹致对外。因此，国内的《民主与法制》杂誌曾刊登专文提出，要警惕集体腐败现象。[1]

　　（2）“官家私店型”。这是指由党政干部直接或通过家人亲属间接经营的私营商业、服务业。其共同特点是，运用权力和“后门”关系等社会资本及非经济手段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牟取暴利，属于以权经营。[2]

　　“官家店”的后臺官员虽照常为官，却是工作时间内“身在曹营心在汉”、工作时间外东奔西跑忙生意；同时，在“官官相护”的保护伞下，这类的官家店往往比普通的店家有更多的不法行为，如用色情刺激顾客等。

　　（3）“执法犯法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共体制内的权力斗争衍生出来的选择性反贪腐，已经可以让很多贪官落马了，199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就指出，中国司法和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现象相当严重，影响极为恶劣。早在1994年，经济案犯中的行政执法人员就有1,648人、司法人员2,539人，两者相加比上年上升51％。近几年来，这壹情形并无明显改善，相反，还有日益恶化的趋势。[3]

　　（4）“体制漏洞型”。这是指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员工钻体制的各种漏洞，利用自己的权力资源，在制定、审批、执行公务的过程中炒批文、配额、车皮以及其他因双轨制产生的差价。[4]

　　（5）“内外勾结型”。指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经理勾结外商，利用中国经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五鬼搬运”，把大量国有资产转移到境外，个人藉此中饱私囊。

　　（6）“行业垄断型”。金融、股票、保险、外贸、海关、房地产、商业等部门以及受国家特殊政策保护的垄断行业的不少公职人员，往往依靠本单位特殊的垄断地位、利用权钱交易获得私利。[5]

　　例如，在经济犯罪较多的金融系统中，公贷私放就是壹个贪汙的主要手段，壹些银行的业务员利用信贷审批权，索贿受贿的幅度竟达贷款额的40％。[6]

　　（7）“分配模煳型”。指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趁改革中政府权力下放、缺乏对经理厂长有效监督之机，为自己安排高收入或变相的高收入（如公费购买住房、汽车、手机等供己用）。

　　（8）“利益交换型”。许多干部为了避免贪汙腐败行为被本人所在的机构或部门发现，采用隐蔽的手法，即利用职权、协助另壹部门的干部捞钱，然后依等价交换的原则，再由那个部门的干部协助他捞钱。这属于两种不同的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本之间的交易。

　　（9）“买卖官位型”。现在很多地方可用金钱买官或为了金钱而卖官。壹些握有人事任命权的主管就直接靠卖官位发财。[7]

　　（10）“收礼敛钱型”。壹些官员利用收受礼金的方式捞取钱财。清朝时官员们收取节敬、喜丧礼仪的陋习今日又復苏了。[8]

　　（11）“裙带交易型”。很多官员参与权钱交易时，往往本人不直接出面，而是由妻子、子女、亲戚、秘书或其他亲信心腹等代为接洽。所以，送赠、收受贿金就变成了“裙带”式交易。[9]

　　（12）“以权索贿型”。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有人想出各种办法、利用本单位的行政权力进行权钱交易、或以权索贿。甚至壹些似乎与经济权力无直接关系、专门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如教育部门、学校、公用事业、医院等，也同样出现大量的此类行为。[10]

　　（13）“变相报酬型”。

　　不少官员为了捞取钱财，挖空心思创造出种种为个人获得“报酬”的借口。例如，国家体改委的干部参加申请股份制试点的企业评审会，这本来属于其日常职责，竟然也堂而皇之地向企业收取“评审费”1,000元。又如，壹些地方流行“官员讲课”，即设法寻找名目安排主管部门的官员到下级单位举办收费讲演，壹次竟可达上千元。

　　（14）“豪华挥霍型”。相当多的干部虽未直接涉及贪汙受贿等经济犯罪活动，但以豪华享受的方式挥霍着国家财产。其腐败行为的经济后果并不见得比直接贪汙轻。目前在中国，似乎单纯的挥霍型浪费并未被视为腐败行为。[11]

　　（15）“红黑勾结型”。在许多省份，政府官员与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保护黑社会势力，从而收取黑社会势力的贿金。结果，当地的黑社会势力活动猖獗，把持交通、垄断市场、哄抬物价、向商家收保护费，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12]

　　（16）“吃灾劫贫型”。在经济较落后的省份，官员们缺少直接在经济活动中权钱交易的机会，贪渎之心却丝毫不减，他们把眼光转移到救灾和扶贫活动中，吞没救灾款项、劫掠扶贫资金和物资[13]，其行径简直令人发指。

　　以上所列举的贪渎诸术其实还只是笔者从有限的公开资料中收集到的壹小部份，现实的腐败行径要復杂、狡猾得多。有壹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今日中国腐败之广泛性和严重性，远远超过官方新闻媒体偶尔披露的那壹点。这可从另壹个角度来验证，即现在中国社会中官员们的实际生活水准是否与其收入相符。其实，目前社会中官员们通常的生活标准都远远超出了他们正当的收入和待遇。[14]

　　例如，抽烟的干部每天所抽的高档香烟之贵，就不是他们的薪水所买得起的，单是计算壹下他们壹年中消费的高档香烟之花费，恐怕就可以依法追究他们的贪汙受贿罪了。如果政府真要反腐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恢復银行存款实名制、再实行公布干部财产总数的“阳光”法令，倘若如此壹来，恐怕只有很少数干部的财产会真正与其合法的收入相符了。

　　各种腐败和经济犯罪不仅造成国家财产的直接损失，还间接地损害人民的生命财产。许多表面上看来是自然灾害，其实背后都包含着人祸的因素。例如，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造成了严重的洪灾，但这壹灾害实际上既与那些不顾国计民生、为壹时的局部利益而乱砍乱伐、造成水土流失的渎职官员有关，也与那些贪汙水利工程款项、造成施工中偷工减料现象的贪官汙吏有关。

　　三、反腐败何以成效甚微?

　　中国官方多年来几乎年年把反腐败挂在嘴上。但是，由于不愿意正视腐败的制度原因，也不从根本上改革政治体制，而只是壹味地靠运动式的反腐败活动以及越来越失灵的政治教育去抑制腐败，结果收效自然甚差。腐败分子之迭出不穷简直令人吃惊，腐败案件越抓越多，恰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例如，原任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因贪汙腐败被枪决后，刚被提拔担任该公司总经理助理的杨力宇、赵东祥在壹个多月的时间裏，又以闪电般的速度受贿150万元。又如，原贵州省委书记之妻、“第壹夫人”阎建宏因贪汙被处死不久，她的继任者也成了经济犯罪分子。

　　早在1982年，中共就作出了“关于惩治经济领域裏严重经济犯罪的决定”，在随后掀起的打击经济犯罪高潮中共起诉了15,800多人。九十年代又迭次开展了壹连串的反腐败运动。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曾联合发出“最后通牒”，限令贪汙犯罪分子在当年5月1日以前坦白自首、退赔赃款。

　　然而，壹阵高潮过去以后，贪渎之风重又兴盛起来。根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体制内权力斗争衍生出来的选择性反贪腐的数据，1994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的贪汙贿赂和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案件达60,312宗，比1993年上升6 .8％；其中提起公诉的案件达32,150宗，涉案39,802人，分别比上年上升56％和54％。同时，1994年各级法院判决的万元以上经济罪犯达9,465人，比上年上升74％。这些腐败案件与以往有所不同。首先，贪汙数额明显增多，1994年查处的贪汙受贿1万至10万的案件为17,607宗、10万至50万的为1,265宗、50万以上的183宗；而1995年查处的百万甚至千万元以上大案竟达600多件。其次，在贪汙贿赂案犯当中，党政、司法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各级干部人数上升，1994年为10,896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827人、司局级以上88人、副部级1人，包括原福建省樟州市长周育生、原广东省东莞市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副主任欧阳德等。这壹年全国纪检机关查处的经济、渎职、腐化堕落、赌博等腐败案件亦达94,785宗，受处份的党员干部达131,703人。1995年以后，高层官员涉案人数进壹步增加，先后被绳之以法的有江西省长倪献策、贵州省计委主任阎健宏、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首钢香港控股集团总经理周北方、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州、广东省副省长于飞、湖北省副省长孟庆平、广西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河北省人大副主任姜殿武、曾任浙江省副省长的宁波市副省级市委书记许运鸿等，还有举国瞩目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壹书记陈希同及副市长王宝森。

　　此后，由于贪汙腐败日益严重，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内专门设立了反贪汙受贿总局，并在各省、直辖市的检察院设立了反贪局。表面上看起来从此有了反腐败的专责机构，似乎天下可以太平了。但不久又发现，连反贪总局的局长本人也涉嫌组织集体贪汙。而贪汙腐败之风也仍然猖獗，涉嫌贪汙腐败的干部几乎包括各年龄层、各种背景的人。不少原本前程看好的年轻干部跌入了经济犯罪的深渊[15]；壹些本来似乎德才兼备的中年干部，禁不住金钱的诱惑而堕落[16]；还有不少老干部临退休之时产生了“最后捞壹把”的邪念，《民主与法制》杂誌称这种现象为“黄昏悲剧”[17]。根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体制内权力斗争衍生出来的选择性反贪腐的数据，1998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108,800多件经济犯罪案件，立案侦查的有36,000多件、涉案人达4,000多人，其中贪汙案12,900件、贿赂案8,700件，立案查办的贪汙贿赂5万元以上或挪用公款10万元以上的案件达9,300多件，查办的县处级以上干部为1,820人、厅局级干部103人、省部级3人。[18]

　　腐败分子的权钱交易往往涉及贪汙、贿赂、渎职、挪用公款、非法集资、非法套汇、逃税漏税、虚报增值税、走私等刑事罪责。由于司法不独立、官官相护、甚至还有法官受贿等原因，权钱交易常常能畅行无阻。即使案发了，花钱找关系也可“摆平”，真正被追究刑责的权钱交易者其实只是百中有壹而已。

　　据《民主与法制》杂誌揭露，当经济犯罪案发生后，往往会出现下列现象：壹是瞒案不报、私下了结，如广西壹个县的农行发生了壹起挪用公款100多万元的大案，银行负责人竟压下不报；二是弄虚作假、蒙混过关，中央电视臺的《焦点访谈》节目曾现场报导过，1998年初，安徽省南陵县的壹个国营粮站如何在朱扁基去视察时弄虚作假、隐瞒亏损的劣迹；三是阻碍查案、得拖且拖，安徽省蚌埠卷烟厂厂长贪汙186万、有不明财产100余万、因渎职造成企业损失2,322万元，但在此大案的审理过程中，司法部门却遇到了壹连串的麻烦，相关单位都不合作，以至于应冻结的赃款被提走了、行贿的人难以查实、甚至办案人员遭到袭击；四是查案不深、能混就混，例如，当湖南省娄底市公安局副局长得知，该市壹起特大经济犯罪案的案犯中有壹名是自己的“铁哥们”，竟下令刑警支队“尽快放人”；五是结案不严、尽量开脱，安徽省濉溪县某厂副厂长张某因贪汙判刑6个月，但居然能在缓刑期间被晋升为另壹家企业的厂长。所以，尽管打击贪汙腐败已历十数年，但党政机关中的权钱交易仍是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

　　四、国有资产流失──“富了和尚穷了庙”

　　在今日的中国，暴富的最佳捷径就是巧妙地将国有资产转化为私人财产，许多在几年内突然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的人，都是以国有资产中饱私囊[19]，其结果就是国有资产的大流失。因此，壹些有正义感的学者们曾大声疾呼，“国家在流血、人民在流泪”，令人痛心疾首。

　　毫无疑问，国有资产的流失充份反映出掌管国有资产的各级干部昏庸无能、玩忽职守、浪费败家、视属于全体国民的公共财产如无物。同时，许多大小国营的“官仓鼠”们还监守自盗、官商勾结、挥霍公款、拿国产做个人交易，结果“富了和尚穷了庙”。根据笔者的观察和分析，国有资产的流失常会通过以下形式完成:

　　（1）在与外资企业合资或进行企业股份制改造时，故意低估、漏估国有财产的价值，然后，国有企业的经理或者从外资方获得“暗盘”的好处、或者直接中饱私囊[20]；（2）实行股份制的企业故意对国家股不分红、不配股，从而增加职工股的分红额；（3）以明晰产权关系为名，把国有资产低价卖给或转包给个人[21]；（4）壹些亏损企业将企业分解开，把资金和较好的设备抽逃出来另组企业，而把债务甩在原企业、准备造成坏帐、烂帐的既成事实，从而实现“大船搁浅、舢板逃生”；（5）不少企事业单位故意将部份国有资产列为帐外资产，以便伺机瓜分；（6）全民企业利用兴办附属的集体企业的机会，把本企业的国有资产无偿地划转给集体企业、再设法转为经理们的个人资产，或者是允许集体企业无偿地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盈利后集体瓜分；（7）在不规范的产权交易中廉价出售国有资产；（8）行政事业单位把公有的非经营性资产转变成经营性资产来运用，却不按规定收取国有资产占用费，相当于利用国有资产为小单位谋私利；（9）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存入银行，所得利息却为私人占有[22]。

　　中国大陆国有资产的流失速度确实触目惊心。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估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国有财产的流失量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至12％；学者李文龙和魏国辰的研究则表明，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资产损失极其严重。大型企业流失或损失的资产占净资产的15％、中型企业占59％、小型企业则占53％。

　　国有资产大流失严重干扰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壹方面，贪汙腐败分子们贪得无厌地不断将国有资产转化为私人财产存入银行，使得国有企业日益衰败、每况愈下；另壹方面，政府为了维持经济的运转，又不停地把银行储蓄填入国有部门这个“无底洞”，使得银行潜在的金融危机日益严重。这构成了壹种恶性循环，国有资产的流失越大，银行註入国有部门的资金也越多，结果金融危机的风险也越大。

　　五、中国国有资产外逃蔚成风潮

　　近年来，随着壹大批贪汙腐败分子通过权钱交易暴富，中国出现了资金大外逃现象，更准确地讲就是国有资产大外逃，即利用各种手段将已非法变为私产的国有资产或各种名义上仍属国有资产的财产转移到境外，彻底地化为私有。腐败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深明“狡兔三窟”之警世格言，他们利用不同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上的差异和漏洞，将在国内非法占有的资产转移到中国当局鞭长莫及的国家去，从而得以逍遥法外、以此财产在海外安度余年。起初，资金外逃的去处散布全球各地，近至港澳、东南亚，远至东欧、非洲、拉美国家；后来，美国成了他们逃避中国法律惩罚的最佳地方，因为美中之间没有引渡关系、也未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合作，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相对稳定，不太可能发生危及其财产生命的动乱，选择诸多、生活舒适，且重视少数族裔的权益，较少种族歧视。

　　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裏，中国历朝权贵们曾有过数波携带巨额财产外逃之举动。第壹次发生在辛亥革命后，壹批满清王朝的权贵及鹰犬们带着国宝和财产逃到津、沪等城市的外国租界当了寓公。第二次是北伐战争后，壹批大小军阀及随从们也带着掠夺来的财宝躲进租界。第三次是国民党撤到臺湾后，壹批官僚权贵带着大量财产去了欧美等国。而这次大陆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壹大批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将资产转移到国外的举动，可以说是第四次。但这壹次与前三次不同，前三次的制度背景是私有制，外逃资产是在私有财产名义下被转移出去的，而这壹次则是国家公仆在公有制背景下无法无天、有恃无恐地将国有资产转化为私产并转移到国外。

　　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富豪”携带大量不明资产到美国当了“投资移民”。他们除了采用非法转移国有资产到海外的私人帐户等手法外，还利用在境外的中资企业从事国产外逃活动。据中国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在美国的国营公司大部份都亏损，许多公司要靠在香港的子公司贴补。但这些驻美公司的负责人及其子女却在几年内都成了美籍华人中的富翁和富婆。

　　据美国的中文报纸《新大陆》1995年4月的报导，在洛杉矶的中资或由公转私的“新款爷”们拿着中国的民脂民膏无所不为。有壹个“款爷”在大陆时不官不民、亦官亦民，做的是黑白通吃的大生意；他携带几百万美元现款到了美国，没几天即以壹百万的价格购置壹栋豪宅；他自称常光顾大洛杉矶的夜总会、按摩院、脱衣舞厅，“不就是壹晚上几百元么？”，偶尔他还花上数千美元包壹个“小姐”外出旅游。洛杉矶还有壹个大陆来的富婆，通过国内的关系，不付任何预付款就搞到大批货物来美销售，且无限期地不必偿还货款；当国内有关部门派人来美国讨债时，她便请这些来客痛痛快快玩壹趟，给个人壹些回扣，于是这笔债务就不了了之；此富婆还有种种办法往国内倒卖旧汽车；目前，她早已拥有数栋豪宅。

　　在美国洛杉矶1300中文广播电臺1997年的壹次“脱口秀”节目中，壹位参与者透露，“前几天，我有壹个做房地产的朋友陪着壹位大陆来的老太太看房子，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壹共看了七处每栋30万美元以上的房子。这老太太怪兮兮的，阴着脸壹句话也不多说。壹天忙过了，我的朋友想这老太太没有真心买房子的意思，今天全白费了，很懊恼。妳晓得那老太太最后说了句什么?她说，这七处房子我全要了。这下子，我那朋友都吓呆了。这还不算，那老太太竟壹点贷款都不要，全部用现金。壹下子200、300万呀。现在与从前大不壹样了，洛杉矶不仅挤满了臺湾、香港和东南亚来的富人，就连大陆来的也藏龙卧凤”。壹位家住大洛杉矶县的阿凯迪亚市的臺湾公司老板说，他的斜对面住着壹家中国大连来的大款，其房子的价值是150万；在不远的地方还有壹家天津来的大款，其房价是130万。这位老板很感叹地说，自己出身于国民党高级官宦世家，虽家产不薄，但对这些大陆暴发户之财大气粗也不得不让三分。

　　据美国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的壹篇报导说，壹些会计师为来自中国大陆的大款们作账或报税时，简直对他们的财产感到瞠目结舌。壹些表面上月收入不过壹千美元的人，竟以壹次付清方式购买了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在洛杉矶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开超豪华车、珠光宝气、出手阔绰的大陆客，他们的财产往往都是不义之财。

　　究竟这些来自大陆的“新富”们是如何发家的呢?当然，对他们作民意调查是不可能得到可靠答案的。不过，海外的媒体时而披露壹二。据美国《新大陆》报报导，美国房地产业人士们註意到，中资公司的人员为了个人取得巨额回扣或其他好处，经常操纵中资公司以高出市场价20％至100％的价格在美国购置房地产或企业，甚至买进不少难以保值的破败房地产或濒临倒闭的企业。同时，美国期货交易业中的华人业者也反映，近年来不少中资企业以巨款投入期货交易、但多以亏损告终，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再以经营亏损向中国的主管部门报帐，然后通过期货交易人私下分得交易手续费。

　　事实上，在美国和日本的多数中资企业都是经营进出口，主要是靠其国内的企业赚钱、或直接赚国内母公司的钱。有相当数量的外贸企业之所以亏损或资不抵债，就是由于把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或长期做便于获取私利的“亏本”生意。因此，对这些亏损的外贸企业来说，最佳出路就是通过破产把亏损转嫁出去、并逃避对其转移资金的追究。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中资外贸企业争相宣布破产，除了因无能和渎职而经营不善外，还有壹个原因就是，这些公司宣布破产前，部份资产和利润已被转移到境外或落到私人名下。鉴于以上事实，随着国内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被出售或转为私营，很可能出现更大规模的资金大外逃。

　　根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体制内权力斗争衍生出来的选择性反贪腐的数据，1998年10月23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虽然政府明令禁止中资公司非法在海外帐户裏存留外汇，但仍有1,000余家中资公司在海外帐户裏非法保留了约60亿美元的外汇。但事后这些公司中只有344家承认有此类行径，而它们向北京交出的非法截留在海外的外汇总额只有7 .73亿美元及4,660万元港币。这些公司非法持有的外汇远远高于国家外汇管理局所掌握的数额，将如此巨额的外汇藏匿海外，正是为了便利其干部私自侵吞。

　　笔者以为，国有资产大外逃基本上都是采取某种“费边式”即迂回式的方式，例如从大陆至港澳或东南亚、再至美国，国有资产大外逃的方式和途径，不外以下几种:壹是先对外投资、然后将资金转往海外私人帐户、再申请海外中资企业破产；二是组织假的中外合资、然后通过“亏空”、“调包”计而卷逃资金；三是通过特权、关系掌握“额度”、指标，从中吃差价、回扣，赚国家的便宜，中饱私囊后将资金存到海外个人名下等。这样的资金外逃活动之根本目的，往往都是为了把人民币染“绿”（即美元纸钞的颜色），其活动经常依赖白道和黑道的相互勾结。

　　六、防止国有资产的进壹步流失

　　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和外逃，是国家和民众的灾难，巨额的民众赖以就业维生的资产化为乌有，这将使数代民众付出惨重代价，遭到失业和贫困的命运。同时，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和外逃，造就了壹批带“红帽子”的新富翁，这种邪恶的对公众的剥夺，正积蓄着社会冲突的火种。对于上述现象，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悲观地预言，即使中央壹再三令五申、出臺更多的法律、增设更多的监管机构，国有资产的流失还会不可挽回地持续下去。也有人认为，国有资产的流失和由公转私不失为壹种变革和进步，至于它所带来的痛苦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看法恰恰迎合了贪官汙吏和不法分子。

　　国有资产的流失既反映出中国现行经济体制的根本弊端，也反映出政治体制的要害和社会严重不公的现状。即使要把国有资产转化为私有财产，国有资产也不应当成为少数拥有权力者的“囊中物”，而应当让民众能公平地参与其分配。既然贪汙腐败触犯刑律，就不应当有任何政党、个人能居于法律之上，免受法律制裁。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如果再拖下去，恐怕要不了多久，中国的国有资产就将被瓜分壹空，当那些依靠垄断的政治权力而暴富的权贵们把不义之财转移到海外后，中国的老百姓或许会发现，留给他们的不过是壹个被权贵们掏空了、遗弃了的烂摊子，是巨额的国债、濒临破产的银行系统、难以维持的国有企业，还有无法兑现的社会福利“空头支票”。因此，在今日的中国，阻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外逃，人人有责，这也与绝大多数民众今后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

　　改革开放后，国有资产的流动性大大增加，监管的难度也相应增大，而国家监管国有资产的能力却远远地落后了，留下了无数的漏洞和死角。目前中国虽有国有资产管理局，但因产权混乱、产权变动频繁復杂、大量以权谋私的人又千方百计“监守自盗”，再加上国有资产管理局手段有限，不但难以制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还不得不听令于那些热衷于权钱交易的上级的指挥。为了理顺产权、改善国有资产监管能力，笔者以为，可根据政府实际的监管能力来限制国有企业的数量，同时实行国有企业的分级所有和监管，让各级地方政府承担起对国有资产的实质性管理责任、也获得所有者权益。此外，还应份别建立和健全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经营机构，明确界定二者的法律责任；定期清理和核查国有资产，完善基础管理，尽量杜绝闲置、浪费、混乱和流失；有效、及时而准确地评估国有资产，以便产权的变动、兼并、联营、转让、出售、合资以及股份化经营等；完善对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法律和社会的双重监督机制，保护民众的检举权，充份利用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以法治奸，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责任者应依法赔偿，并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重组或改组各类国有企业，按照“抓大放小”的原则，在大中型企业内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严格清查那些将大笔资产转移到海外的案件，调查其转移资金至境外帐户或在国外中资公司裏的恶劣行径。而实行上述措施的基本前提就是必要的政治改革。

民主与专制的意识形态斗争

作者 彭涛 写于 二零一八年

　　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普遍呈现出「民主衰败」的趋势，不仅体现在民主的受挫，也表现于威权主义的回潮。国家能力滞后于民主问责的普遍要求，未能实现国家现代化和良好治理目标，是民主衰退的主因。全球化强度的增加需要民族国家在治理方式和能力上不断这应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变化，且在抉策理念上坚持面向民主问责。国家能力下降越大，以及抉策理念越远离民主规范，全球化对民主的损害就越显着，反之则越有利于民主的维护与提升。

　　壹、序言

　　（壹）全球「民主衰退」现象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不管在东方新兴民主国家，还是在西方老牌民主国家，普遍呈现出壹种「民主衰败」的趋势。这与全球第三波民主浪潮时期的发展状况，形成鲜明对比。21世纪初世界政治的发展，不仅表现了民主的受挫，也凸显威权主义的回潮。近10多年来，民主在全世界范围内呈现变化的趋势。有关公民权利、选举进程、民间团体和价值观等数据表明，全世界正出现「威权主义趋势」。

　　在东方世界和新兴民主国家，民主化进程遭遇很大挫折。中东和西亚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埃及等因为外力干预和受「阿拉伯之春」影响而进入民主转型的国家，均由于战争、族群冲突和恐怖主义而处于长期动乱、非秩序化或威权復辟的状态。例如：埃及出现独裁统治，其专制程度超过了2011年被推翻的穆巴拉克 （Mubarak）政府；在东欧地区，在1989年赢得的壹些自由也受到了威胁。从经历「颜色革命」的桥治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到欧盟成员国的匈牙利、波兰（包括逻马利亚、保加利亚等），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遭到了削弱，其民主的质量和层级均有向后和向下发展的趋势。与欧盟接壤的土耳其，个人自由正在丧失，记者和法官在壹场未遂政变之后遭到逮捕。在亚洲部分地区，民主也发生了倒退。菲律宾图特尔总统上任以来，人权状况急居恶化。在缉毒扫毒的名义下，政府动用警察暴力以非法律手滥杀公民。泰国2014年发生军事政变后，军方对政局的控制正经由新宪法的投票通过而得到强化。在马来西亚，着名反对派领袖安瓦尔?易蔔拉欣（Anwar Ibrahim）被再度投入监狱。在拉丁美洲，1998年查韦斯借助民粹主义者的支持当选总统后，民主迅速倒退，政府打击异见人士，监禁政治上的反对者，以壹系列计划不周的经济改革破坏了该国经济。而在俄逻斯和中国这两个最大的威权国家，政府正加大对于胆敢挑战现政权的自由主义者的打击力度。时下，「半民主」、「半威权」或「假民主」（Pseudo-Democracy）的「混合政体」，似乎已经成为壹些东方和新兴民主国家共同的制度特徵。

　　在西方老牌民主国家，以英国脱欧和美国唐纳德·川普（Donald J.Trump）当选总统以及法国、英国、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内部「另类右翼」党派及思潮的风起云勇为标誌，「民粹式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开始侵蚀政治，正将西方世界推入壹个「民主衰败」的动盪时代，民主「巩固度减损」迹像凸显。 在法国，极右党派国民阵线在2017年总统大选中成为法国第二大党，震撼全欧洲。在德国2017年的全国大选中，另类右翼党派德国选项党（AfD）破天荒成为德国第三大党，令欧洲其他国家和德国人矘目结舌。在美国，川普的胜利，被认为标誌着昔日人们所谓的「西方世界」的终结。这壹政治自由程度降低、民主被削弱、西方锺爱的理念遭到损坏的发展态势，让很多西方国家的民众羡慕中国和俄国的强人政治和制度模式。土耳其的杰普·塔依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多（Viktor Orban）和美国的川普等民粹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的胜出，则是这些民主国家中威权主义势头上升的标示。「民主的困境」已经蔓延到了美国和西欧这些「自由世界的领袖之邦」。「经济学人」信息社编制的2016年的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排名显示，美国首次由完全民主国家降级为「部分民主国家」。「经济学人」（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称，虽然这不完全是由于川普的当选，但川普的当选却是美国民主劣化的其中壹个结果。据美国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佈，过去十年裡，政治自由壹直处于全球性衰退中，2015年「当年自由程度降低的国家数量——72个——是这轮十年衰退开始以来最多的壹次」（吉迪恩?拉赫 2016）。自进入新千年以来，尤其是过去10年，全球不下25个民主国家出现了倒退，其中有3个国家位于欧洲（如俄逻斯、土耳其和匈牙利，波兰也为时不远了）。

　　（二）研讨目的与任务

　　本论文的目的，是尝试着通过对全球民主衰退现象（较为）系统的研究，建构或发展出壹个更为贴近现实发展状况且（相对）具普遍这用性（通则性）的论式或理论方案，来描摹和解释民主化退潮（或民主崩坏）的特徵、原因、后果、发展趋势，并尝试找到得以反映真实的解抉方案和途径（方式、条件）。

　　换句话来说，本文的基本任务是，回答下列提出的壹些问题：东方和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失败」和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困境」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它们是以何种形式和特徵呈现的？东方和新兴民主国家民主退潮的主要背景和原因是什麽？导致西方老牌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盟的东欧成员国家）陷入民主困境的基本因素有哪些？世界范围内民主退潮和民主衰败将会出现何种发展趋势？民主和专制的博弈将呈现什麽洋的局面？历史是否最后终结？民主会否让位于威权？或两者将平分秋色？什麽路径和解抉方案得以有效地阻止民主的衰退和杜绝民粹与独裁的进逼？到底有没有这洋的方案可寻？等等。

　　（三）论解读与取捨

　　针对全球民主衰退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的民主困境这壹问题，本文将对法兰西斯·福山（Fukuyama 2014）的「国家治理能力论」（强力政府与弱政府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关系）、塞谬尔·菲利普斯·亨廷顿（Huntington 1965, 1968）的「政治稳定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等理论进行梳理，  找出其中的合理及不完全确切或值得商榷之处，并从政治、经济、历史、哲学（人性自私并追求道德与材富的平等）、伦理学和社会学等视角和层面对研究对象进行剖析，进而构建出笔者自己的壹套（个）理论范式或论式来解释西方国家民主退化的现象、原因、后果与防止的途径等。

　　同时，本文还将对民主化理论、转型理论（transition to democracy）以及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壹些方案和分析工具作壹个梳理和筛选，对历史抉定论、经济与阶级抉定论（结构理论、政治现代化理论）、理性选择理论（政治精英抉择理论）、「过程论」以及文化抉定论等进行取捨 ，看哪些理论方案（以及其中的哪些论点）更这合用来解释「民主失败」的现象、原因、影响与解抉的方式和条件等。

　　具体来讲，本文试图研讨，在国家建构论或强国论、国家发展理论等理论的框架下，民主衰退国家（包括西方老牌民主国家）所面临和存在的问题和弱点，以及在这些理论看来民主如何才能保持不败之地或得以有效地建立。

　　（四）预设之论点为（Hypotheses）

　　西方国家民主衰退最危险的地方在于，选民（特别是中低阶层的民众）在思想和价值判断力上的转变，对现存的建制体系不再给予信任，使反自由民主主义的思潮抬头和犯滥。这有三个层面的来源：壹是统治精英行为与道德的问题（富人政治、政府「重分配」的失败），二是民众生活经验的改变（工作位置与福利得不到保障），三是民众对未来失去信心和产生不完全感。这即是说，西方国家的「民主失败」，是基于其制度和结构性的问题，其原因出自多个层面与背景，比如：国家治理能力的降低（如政党『否抉制』对政府限制过度）、政党恶斗（不择手段）、政客言行失去道德支撑（价值观出问题）、政府绩效低下及政策失败（如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和叙利亚战争和金融危机等）、经济发展乏力、中下阶层生活水准降低（科技和全球化让极少数人变巨富而多数人生活下降）、恐怖主义猖獗、难民潮威胁、社会共识的失落、族群分裂、社交媒体意见失控（假新闻、信息误导成灾）、极右势力及其言论影响日升、俄国等外来政治势力的惨与（对选举的干预和传媒信息的影响等）、政府陷入所谓「塔西陀陷阱」（不论政府的政策是好的还是坏的，民众都不信任政府，都认为是坏的）等等。其后果则是，民主被滥用和曲解，「民主开始报復」（福山2017），即以民主选举的方式败坏民主自身，如川普、埃尔多安和欧尔班等人在民选中的胜出，以及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主席勒庞（Marine Le Pen）得以惨选总统大选、德国极右翼党派选项党获得联邦大选13%的选票等。

　　因此，如何阻止这壹趋势发展，即如何找到形塑人们思想方向与内质的渠道和方法，如何让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理念在社会各个阶层得到维护与巩固，是西方世界走出民主困境最重要的任务之壹。没有西方自由民主传统理念（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人生来平等）的支撑，民主就失去了内核，民主就有可能（以民主的方式）将自己废除掉。而要完成这壹艰钜任务，西方国家就得解抉政府绩效低下、政策失误、精英主义、经济不景气和政府「重分配」（不放任经济自由）失败等（代议制中）结构性和（全球化）时代性的问题。

　　而东方和新兴民主国家「民主的崩馈」，则与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手段有直接关联，如在中东地区和乌克兰等国家推行的「颜色革命」和「民主化战争」等方式。这些方案在壹些新兴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失败或不尽人意，有其地缘政治（西方国家与东方专制国家如俄国的博弈）、政府治理状况（腐败、法治和政府绩效的低下）、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族群冲突、反殖民心态和民族主义）、经济和社会结构（反市场化、贫富差距和种姓制度）等多种背景和原因。

　　因此，仅仅从某个单壹的理论方案或分析模式（如经济发展和阶级抉定论、历史和文化抉定论等）出发，去解释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失败，是不能全面和精准地反映其真实的，（如运用不当）甚至会误导学术，将问题间单化和主观臆断化，这正如民主化理论领域裡壹些思想和观点（政治现代化理论等）所代表的那洋。

　　与激进和急速式的民主化方案（如通过「颜色革命」和「民主化战争」等方式，在短期内建构壹种民主制度）相比，主张针对不同社会形态而採用不同方式并从各方面缓缓而稳健地推进民主的模式（如「渐进论」），即：逐步而循序渐进地建立治理能力强的政府、发展稳健的经济、培育公民社会及公民意识成长、增进言论、集会与结社自由和提升公民的政治惨与等，则或可是壹个更理性、合理与可行的民主践行路径。固然，按照这种渐进式的民主化方案，很可能需要极其长久（甚至长达百年）的时间去探索和培育，才能建构壹个社会这合的民主，才得以完成民主的巩固。

　　本文分析发现，当今全球民主退化与二十年来加速的全球化进程紧密相关。全球化是导致民族国家治理能力下降、政府抉策理念错位等负面现象的重要根源。而国家政府执行力的弱化与政策理念的偏移，则损害民主原则和自由制度，促成民主的衰退。全球化挑战传统的国家体制和政治执行者惯有的行为方式与思想，要求其这应全球化所带来的新变化。这既是说，民主衰退程度的大小，取抉于全球化进程的强度与民族国家治理能力高低和政策理念如何取捨之间的互动关系。亦即：国家能力的下降越大，以及抉策理念越远离现实及违背民主价值规范，全球化对民主的损害就越显着，反之则越有利于民主的维护与提升（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等式，将在本文后面的章节具体演示）。

　　（五）分析方法与进路

　　鑑于导致全球性民主退潮的各种原因的複杂性和其解抉路径及条件的苛刻性，本文在研讨中将採取开放式（而非封闭式）的态度，即对任何理论和方案（包括笔者自己的）都予以正面但审慎与批判式地对待，尽量多视角、多层面和多方位地去关照和探讨问题，避免陷入某种抉定论的泥潭和在分析中出现或留有「死角」。民主化理论中现有的分析和解抉方案（如「顺序论」、国家治理能力论、政治稳定和发展理论、政治现代化理论等），也只能部分或局部地反映世界民主困境的真实，都不能完全有效地指导民主实践。

　　文章将首先对民主困境、民主失败等概念的含义进行界定和栓释，接着对全球民主衰退特别是西方国家民主困境的特徵、原因和背景做理论与经验式的分析，以及推测民主和专制博弈的趋势与前景，然后再探讨哪些路径和方法最为这合防止和避免民主的失败，最后对文章的分析进行总结，以及对本文预设的论式与观点予以评断，等等。

　　二、当代「民主衰退」之含义与特徵

　　（壹）「民主衰退」等概念之含义

　　学界在描绘全球范围内「民主衰退」时,使用了诸多不同的概念，如：民主失败（failure of democracy）、民主困境（dilemma of democracy）、民主崩馈（democratic breakdown）、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民主衰落（decline of democracy）、民主退化（democracy in retreat）、民主倒退（democratic reversal）等等。但是，这些概念在内容和含义上都有基本壹致和相同的指向，即：民主（制度）在兴起、转型、稳固和发展中出现了问题，遭到了阻碍或威胁，以及公民自由（程度）受到很大程度或更多的限制与剥夺。

　　西方国家重要的民主评估机构对壹个国家的民主化和自由程度以指数的方式进行评估。「经济学人信息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用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评估不同地区的民主，将国家政治形态分为「完全民主」、「部分民主」、「混合政权」或「独裁政权」。其评估的根据是：公民自由、选举程序与多洋性、媒体自由、公民惨与程度、民意、政府运作、政治文化、腐败情况和稳定性等。 也即是说，「经济学人信息社」将壹个国家是否属于民主国家或其民主化程度有多高分为不同的层级，以界定该国民主成功或衰退的维度。「自由之家」则依据世界人权宣言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度的世界自由度调查来排列国家，将国家评定为「自由」、「部分自由」或「不自由」等级次。而「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以其「经济自由度指数」将国家划分为「自由」、「比较自由」、「有限度自由」、「比较压制」和「压制」等类别。「政体数据系列」，对1800至2006年所有总人口多过50万的独立国家的政权特点和过渡情况进行评估，用选举的竞争情况、开放性和惨与程度来评定壹个国家的民主水平。另外，「无国界记者」组织以「情况良好」、「情况比较好」、「有明显问题」、「情况困难」或「情况非常严重」等「新闻自由指数」来评估壹个国家的言论自由程度。

　　近年来，这些民主和自由指数均显示，「民主的衰退」已成为国际政治的壹个显着趋势。「经济学人」〕2016年公布的「民主指数」报告指出，全球民主进入了「令人焦虑的时代」。 2016年，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发布 的「贝塔斯曼转型指数」(Bertelsmann Transformation Index)显示，在过去的两年间，全球国家中民主质量显着下降的比例超过了五分之壹，而显着提升的国家数量则不足十分之壹。 「自由之家」披露的数据称，2015年，全球多达72个国家的「自由程度」在下降，而上升的国家仅有43个，全球「自由程度」已经连续十年处于下降之中。 斯坦福大学研究「民主衰退」的学者拉裡·戴蒙德(Larry Diamond)指出，「第三波」民主浪潮在2006年前后进入拐点，全球民主陷入了壹个漫长的停滞期。「自由民主国家」(liberal democracy)和「选举民主国家」(electoral democracy)的数量在2006年之后分别有所下降。据Larry Diamond 的统计，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从 2000 到 2015 年，世界上又有27 个国家放弃了民主制度。这被称为「民主崩馈」（或崩坏），它是指，民主巩固无法实现而出现反民主化逆流的壹种状态。譬如：前苏联解体后的俄逻斯与各加盟国、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国家如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以及东欧的壹些国家如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和逻马利亚等出现反言论自由和反民主的极端现象。「民主衰退」还突出地表现为，近年来「民主崩馈」(democratic breakdown)的速度明显加快了。

　　「民主衰退」、「民主失败」等概念的基本意涵即是：国家操纵或控制舆论，对媒体及网际网酪与教育内容进行管制，限制言论自由；压制反对派与中下层的公民社会，控制经济和军队，（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安全为由）缩小公民自由与政治权利，歧视或打击特定族群或阶级成员；管制社会抗争，非正常的政党轮替；政府经济治理效率底下，社会阶级材富差距加大；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极端思潮滋生，寡头政治，（政治精英）道德衰落；国家行为的短期主义，政府腐败，制度与政策的波动与不可持续性；选民的非理性或反智行为，政治极化与政治僵局；民众对议会的认同和对政府的信任均处于低谷，竞选费用不断增加，黑金政治影响飙升，公民投票率及惨与的新低，等等。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民主退化」表明，民主的建立和巩固，是壹个艰钜而持久的进程，并非壹蹴即就、壹成不变或壹劳永逸的事。

　　（二）全球「民主衰退」的特徵

　　1.全球「民主衰退」具有其「广泛性」，即：不仅非民主国家社会政治转型停滞或受阻，其威权政体更有加固和復兴的迹象，如朝鲜、中国、俄逻斯等；而且新兴民主国家和西方老牌民主国家的民主也面临挑战，民主与自由的层级下降，包括美国、欧洲东西部的壹些国家和澳大利亚等国。

　　2.21世纪第二个10年「民主衰退」还呈现其「保守性」（即右倾性）。与二次世界大战后苏俄与中国等红色专制国家对西方民主的威胁相区别，当前面临的全球「民主衰退」还受到民主国家内部右翼和保守势力及思潮的冲击与挑战，传统民主价值与理念遭到保守和右倾极端党派与族群的抵制和摈弃。

　　3.另外，当代「民主衰退」更体现其「深刻性」。它推翻世界专制「历史终结」和「民主巩固」等论说，动摇西方二战以来建立的价值和观念体系，标示民主与威权继续博弈的前景。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宣布，共产主义垮臺后，支持自由市场的自由民主制最终胜出，并将成为世界「最后的人类政府形式」。如今，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处于危机之中时，福山却感叹道：「25年前，我不知道民主制度会如何倒退，也没有理论来谈这个问题。现在我认为，民主制度显然可能倒退。」在大西洋两岸，右翼民族主义的对抗性反应正处于高潮。欧盟正在变成散沙（英国脱欧、东西欧价值观裂痕及加泰隆尼亚独立等）。在美国，煽动性民粹主义则将唐纳德川普推入了白宫。而在俄国和中国这两大威权国家，不仅没有丝毫的民主转型迹象，反而在其威权体制进壹步固化的情形下，正不断增大其改变和主导西方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和格局。在世界范围内，民主自由正面临衰退；而专制不仅没有消减，相反大有步步近逼之势。

　　三、全球「民主衰退」的成因和背景

　　如上所述，本文将从不同的理论和视角出发来分析和解释世界范围内「民主衰退」原因和背景，如：法兰西斯·福山（Fukuyama 2014）的「国家治理能力论」（强力政府与弱政府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关系）、塞谬尔·菲利普斯·亨廷顿（Huntington 1965, 1968）的「政治稳定理论」、「政治发展理论」和「文明冲突论」，以及结构主义、（新）制度主义、（政治精英）理性选择理论等，并对这些理论和方案的「通则性」予以评估。

　　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西方国家政治发展和稳定出现了变化，民主遭遇阻碍，社会出现不稳。而这些负面变化，则首先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治精英抉策失误和经济治理失败等直接相关。比如：美国总统桥治布希宣布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导致整个中东的战乱和失序；2008由美国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西方世界经济壹蹶不振，至今没有完全恢復元气。这些抉策和治理上的失误，又跟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上出现的问题和缺失相关联。西方国家政府治理能力的下降，体现了西方国家在制度与治理观念等方面不这应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即政府由于制度性的缺陷和政治精英思想的僵化，而对全球化营造的新环境、新挑战予以错误的回应。国家治理能力的弱化，如「大社会、小政府」、政党和政治家仅为选票的短期行为，以及政治与社会的互动脱离等，则造成经济的衰退、公平的丧失和社会挫折感的增加，以及对政府的不满（「塔西亚陷阱」），进而滋生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等思潮，民主在思想和原则上受到空前的损坏。

　　2014年，福山（Francis Fukuyam）在其《政治秩序及其衰落》（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壹书中， 对国家政府的「稳定性」进行了讨论，将「法治」（rule of  law）、「民主问责」（democracy）作为衡量壹个国家稳定的标誌。之后，福山又在这之外另加第三个变量，即「国家治理能力」（state）。他认为，很多国家在这三项中前两项得分高，但第三项得分很低，造成其发展不如预期。2016年11月，唐纳·川普胜选美国总统之后，福山在其文章《对抗世界的美国：川普治下的美国与新全球秩序》〉（US against the world? Trump's America and the new global order）中指出，整个人类世界已经进入「民粹式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主导的动盪时代。2017年4月，福山还在《联合报》的壹次专访中指出，科技和全球化的影响对国家稳定非常大：全球化只让极少数人变巨富而多数人生活下降，而科技会抢走更多工作。他称，西方国家政府在「重分配」和「放任经济自由」方面出现严重失误，僵化的观念和富人政治让这些「重分配」无法执行，陷入死循环。福山说，重分配的失败，是导致西方人民开始对西方政治模式产生质疑的关键点。他指出，随着对重分配的失望继续蔓延，民粹主义将主导许多国家的选举，强人政治会让很多西方民众羡慕，中俄模式（尤其是中国模式）会对西方社会产生吸引力。

　　福山在他的《强国论》（State Building）着作裡说：在美国911事件之后，全球政治的当务之急不再是如何削弱国家本质，而是如何增强。即：如何改善国家的政府治理，增进其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并强化其可长可久的体制，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的核心工作。

　　从福山的这些「国家建构」观点来看， 西方国家民主出现衰退的原因主要在于：壹、全球化和科技的冲击；二、国家治理能力的低下，减弱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三、民粹主义主导选举，中俄模式受到青睐。这也即是说，由于国家政府在全球化和科技影响下治理能力下降，导致材富分配的不公和社会的挫折感，助长民粹主义滋生和社会对威权模式的膜拜。

　　同洋，从亨廷顿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理论出发，西方国家近年来遭遇的民主衰退的根本症结之壹也是，国家政府（在全球化和科技时代）治理能力的下降、政治精英思想的僵化和抉策的失误，即：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全球化情势下，国家的作用被减少。大材团及跨国公司等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国家政府的功能。面对各种新的挑战，如就业、族群冲突和恐怖主义，国家变得被动和虚弱，丧失其公信力及合法性，导致政治思潮的极端化和社会的动盪。而这又是传统的体制、思想与行为方式不这应全球化和科技发展新变化的壹个结果。

　　在亨廷顿看来，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是抉定政治发展和稳定的关键要素。亦即：要保证政治稳定和发展，就得建立强大而有效的权威体系；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社会飞速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勇入政治领域（政治惨与）；而同时政治制度却发展缓慢。

　　他认为，新环境下（如现代化或现今的全球化与科技发展）的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与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社会动员意指社会、集团和个人期望的改变。经济发展则导致社会成员能力的提高。而现代化或全球化等发展条件，要求两者并行发展。

　　亨廷顿「政治稳定理论」指出，社会的不稳定，是由人们在变迁过程中所形成的挫折感而引起，而这又受到社会流动机会的影响。高频率的社会动员和政治惨与，可造成人们的过高期望，形成对政治体系的超负荷压力。而在缺乏健全的、制度化的体系加以疏导的情形下，人们的期望就会变成强烈的社会挫折感，转化为不稳定的力量。但在社会流动机会大的社会，社会挫折感会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流动来疏导，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在流动机会少的社会，社会挫折感会促使人们要求扩大政治惨与，通过自己作用而影响政府的抉策，达到所期望的结果。亨廷顿用公式来表述这种关系即是：社会挫折感/流动机会=政治惨与。

　　用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和政治稳定理论，来解释今天西方国家民主衰退的成因，即可这洋来表述：全球化的加速和科技的日新月异（特别是数字时代的互联网及智能技术），要求国家在制度、思想和治理能力上高度提升和予以这应，同时也促成新壹轮的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模式。这就提升了人们对政治惨与的程度和对发展的期望，如通过互联网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对真相的了解，以及对政府行为有更高和苛刻的要求。而由于国家在制度、思想和行为上跟不上全球化形势的发展而处于落后的状态（经济危机和政府执行力不够等），以及社会不同阶层和成员在政治惨与中的强度与影响力之间的差距（如经济界对政府抉策的影响力大大高于其他社会阶层），政府的抉策和行为就无法再满足多数人的期望（如国家对社会材富「重分配」的失败），进而造成社会挫折感的加大，引发极端思潮的兴起和社会不稳定，从而损害民主原则和自由制度。

　　亨廷顿也将文明与政治发展联繫在壹起，认为政治发展其实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用文明冲突理念来解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区域归属，将文明的范式作为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指出，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变得更小，文化的接触增加从而产生摩擦。由于文化差异不易改变（人具有对同类的喜爱和对异类的憎恶之本性），以及经济的区域主义滋长等，现代文明与候选文明（如伊斯兰教文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会发生相互间的冲突。全球化条件下文明之间的融合与摩擦亦会导致，西方大国主导时代的终结，新兴国家则趋于抗拒西方而固守自己的文化规范，其内部文化价值将成为个人和政治认同的基准。

　　当代西方国家民主出现困境的原因之壹，也可以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那裡找到答案。近年来困扰欧美西方国家的恐怖主义、民粹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等极端思潮和趋势，与全球化条件下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等文化的相互融合与冲突，以及与欧美战后以来主导的世界秩序遭到东方新兴大国的挑战和改变等密切相关。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和国力相对的减弱，以及新兴大国如中国和俄国影响力的提升，东方国家因为历史和文化等因素（如对西方殖民时期的负面记忆等）增强了对自己文化和价值的信心与坚守，排斥西方文明中的普世价值和行为规则。这壹政治发展趋势，不仅削弱了西方的民主，同时阻碍了东方新兴大国政治的民主转型。俄逻斯、中国以及其他东方威权国家如朝鲜、越南、古巴和伊朗等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即是壹个典型的说明。

　　而文明的冲突及其导致的西方文明和民主的衰退，则是全球化进程的壹个后果。21世纪初以来，全球化进程速度加快，世界各地区和国家在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碰撞与冲突加居，给包括西方世界在内的社会政治制度与稳定带来震盪，族群分裂、极端思潮、恐怖主义冲击传统民主自由价值和体制，导致政治的弱化和民主的衰退。而由于经济和科技的全球化往往先于或强于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全球化，东方专制国家（特别是中国）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巨大，其国力和对区域及全球的影响力快速提升，在国际秩序中造成世界权力重心的东移，使全球「第三波民主浪潮」和「阿拉伯之春」后的世界民主化趋势受阻，出现停滞。

　　全球化带来激烈的社会变迁，刺激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的兴起，遭致激烈的社会集团、意识形态乃至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全球化除了带来了「繁荣」和「进步」之外，也带来了世界区域和各国内部的动盪、战乱或战争。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战争、社会动盪和经济衰退，让全球所有的地区和国家无壹倖免。

　　带有「追逐不同」深刻特徵的全球化，还助长各国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滋长，强化国家疆界的意义（如以色列、美国和东欧国家为了防范外来移民进入而掀起的「筑牆热」），以及刺激新壹轮的武器竞赛和军事对峙等。如今，世界大国将保卫疆界安全的战场已经延伸到了外太空。在这洋动盪不安和重起国家疆界的世界裡，民主的稳固与推广势必遭遇严峻的挑战。

　　在对「民主衰退」的研究中，学界有几个不同的视点和研讨方案，即从结构性因素（结构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等）、精英行为的因素（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等）、威权主义復兴和国际恐怖主义（国际政治环境和气候等）等角度和层面去关照和解读世界范围内「民主退化」的原因和背景。

　　政治精英理性选择论（Elite theory/Rational Choice Theory）者，专註政治精英在民主衰退过程中的作用，以对民主衰退的过程分析来解释民主崩馈的根源，认为民主衰退或崩馈的原因之壹，在于政治行为者之间的互动，其中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经济精英和军队等政治行为者在抉策上的「理性选择」，对民主政体的稳定性或非稳定性产生了尤为直接的影响。 行为主义理论认为，主要的政治行为者对民主的态度，是抉定民主制度能否存续的因素之壹，即：民主权利和民主程序的渐进衰退，是将民主体制推向竞争性威权的主要原因。

　　近20年来，面对全球化趋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和挑战，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精英在内政和外交等方面的失误与错位，以及其政治行为的非公益化（政党恶斗、政客行为额违背民主原则及程序等），导致了内部经济的衰退、「重分配」的失败和社会族群的分裂，以及国际社会秩序的紊乱与不可预测（经济危机、战乱和恐怖主义等），从而损坏了民主制度和理念的巩固。

　　而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以及（新）制度主义理论（neo-institutionalism）,则着重关註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国际环境等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对（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民主衰退的影响。虽然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并非壹比壹或对等的关系（经济发展并非壹定有利于政治民主的转型和发展，如东方威权国家在经济起飞和国力强大的情况下并未壹定会出现民主转型），但经济的不振和由此而导致的收入下降和材富分配的不恰当，却可动摇西方国家民主制度和思想理念的稳固。另外，由于东方威权主义的復兴、国际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等威胁，以及在制度和政治组织方面的不这应或落伍，也使西方国家民主的巩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既是说，国际环境的变化亦是导致西方「民主衰退」的原因之壹。

　　恐怖主义蔓延及其引发的政治后果，也促成西方国家的民主衰退。自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许多（民主）国家应对恐怖主义的措施，对民主制度本身及其扩散形成了直接的威胁。在国内，公民的政治权利因反恐而受到了公权力的挤压和侵犯，安全超越个人自由及其私权。以国家紧急状态为名，国家赋权政府扩张行政权力，增加保密范围和政府特权；设置非法程序，扩大对公民的监控等等。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增强国家安全，反宪政的举措逐渐在各国扩散。 壹个普遍的现象是，全球制定反恐法律的国家数量显着增加，如修改既有的刑法，或制定专门的反恐法。譬如，美国也以反恐的名义滥施暴力，严重侵犯公民权利，以及藉反非法移民而伤害移民基本人权等。

　　再则，科技的全球化，特别是数字时代的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仅给东方威权国家的合法性与政权稳固带来挑战，如对社交媒体信息和真相传播的失控，政府和权贵劣迹难以全方位地被遮掩和隐秘；同时也为西方老牌民主国家提出新的问题，比如：在几无规则和限定的情况下，各种谣言、假消息、非法行为和犯罪活动等，在社交网路中肆意传播，政府无法有效地对其规范与控制，从而损害民主原则、减损主流价值与社会共识、削弱民主国家行为的公信力和治理能力。近年来，在西方老牌民主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奥地利和意大利等）的大小选举中，特别是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社交网酪假消息和各种谣言的犯滥严重影响了选举的结果，使各国另类右翼势力和党派迅速掘起，传统建制派频频受挫失去大量选票，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逐渐「取代」传统民主、自由与人权的主流价值，排外、仇外和种族主义情绪侵蚀社会各阶层，民主面临被自身机制「废除」的威胁。社交媒体的败坏效应（即它并不必然改进信息的质量），恶化了「选择性真相」甚至完全的假信息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相对于西方民主国家，东方威权国家在互联网时代对社会舆论和信息传播的控制力要强大得多，甚至可将社媒对政权合法性的威胁降低到政府完全可以控制的程度，如运用技术、法律和暴力等强制手段对「不良」信息、用护和相关企业进行删帖、封网和取消运营资格等惩治，以及对相关人士实行逮捕和监禁，将异议声音和自由言论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从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民主的衰退还在于，传统的制度机制在新环境和条件下降低了自身的水平，从而损害了民主。比如：政治精英（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的政党）不愿或不能向社会各阶层的选民做出可信的承诺，或通过无视、改变和削弱宪法体制的方式来追求自身党派的政治目的和个人的利益等。这即是说，民主国家制度化水平的降低可促成民主制度的削弱，和民主的衰退。

　　福山在其《美国已成失败国家》壹文中，就美国政治制度化中「精英捕获与否抉制」等问题对美国民主的破坏做了梳理。他指出，美国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导致了201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促使川普当选总统。而美国「政治体制失调」则体现在：壹、巨量金钱和强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牺牲普通民众为代价，腐蚀国会并充实精英们的钱包；二、由于两极分化和利益群体捕获效应导致的「否抉制」。即：「特殊利益群体可以否抉对他们有害的举措，与此同时，致力于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变得极难达成。否抉制于美国民主而言并不是致命的，但确实形成了质量低下的治理。这在政府最基本的职责之壹即形成年度预算方面显而易见。今天，联邦预算无法在所谓「常规出货」（regular order）程序下获得通过，这壹局面已持续十多年。每壹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的茶党人士之间都出现摊牌局面，茶党人士威胁说，要麽根本不通过预算案，要麽不提高债务上限（这洋的拒绝荒谬绝伦，因其会牵涉美国的主权债务违约）。2013年，此种边缘政策造成政府完全停摆，这期间，联邦工人哪怕仅仅出现在工作岗位，也将面临刑事制裁。」治理困境削弱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治理不善会影响公民对民主的满意度，同时也会削弱公民对民主的支持。 民主衰退壹个最重要的原因，即是「糟糕的治理」。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发酵至今的后果，致使西方民主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上「陷入困境」。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目前的阵痛，损害了其民主在世界各地的形像。如上所述，在美国，政治僵化与极化导致的功能失调，政治中金钱作用的飙升，以及不公正划分选区导致代表性扭曲等，削减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和美国民主的效力。在欧洲，欧元危机、极端主义政党的兴起以及对少数外来族群社会整合的挑战等，让人们对民主的前景感到迷茫，开始质疑自由民主制度是否是影响治理和保持经济活力的抉定性因素。

　　福山认为，近数十多年来，多数的民主倒退(democratic setbacks)都与「制度化的失败」有关。这体现在，许多民主国家包括老牌民主国家的国家能力，滞后于社会对民主问责的普遍要求。他强调，壹个民主国家需要平衡这些制度之间的潜在冲突，现代国家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发展失衡，造成了民主国家不能满足公民对「高质量公共服务」的需求，这种状况进而使得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不断丧失。

　　四、全球化语境下「民主失败」与民主发展前景（壹）全球化与民主衰退/发展之关系

　　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催生了世界各国和各区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如经贸易离差、政治价值抗衡、文明冲突、战乱与恐怖主义等。这些变化，致使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经济下滑、社会挫折感增强、民族民粹主义兴盛、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紧张。

　　而对新兴民主国家来说，全球化的加速与深化，凸显了这些国家现代化与制度化（法治与民主问责）水平低下、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和传统思想顽固等弱点，致使转型中的民主遭遇阻碍和困境。另外，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还增强了东方专制国家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实力，从而强化了它们对自身制度与文化思想的自信与固守，使民主变革或转型失去机遇。

　　从国际关系层面来看，全球化的加大，加居了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与冲突，如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与朝鲜、伊朗、委内瑞拉、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与俄逻斯和中国的紧张等。由于全球化的驱使，即使在东方非民主国家之间，以及在新兴民主国家之间，紧张与冲突也有增无减，如中国与越南、印度和朝鲜等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冲突，南韩与日本等国在疆域和历史文化上的分歧等。

　　全球化并非仅仅意味着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经济自由、政治民主和社会多元）的扩展，同时也意味着反现代思潮与制度的扩散，或各种传统文明的交锋与復活等等。全球化既给世界带来了「进步和繁荣」，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贫困、战争甚至「文化灭绝」。同时，全球化也给西方世界带来动盪与国家政治的弱化与民主衰退。对全球化的错误反应，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丧失其政治和道德的高度，减低其政府的执行力和治理能力。比如：对外，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中烂抓人和对犯人使用酷刑及非人待遇，减少对世界安全及危机所应承担的责任（如川普退出TPP和全球气候协定、美国外交政策不具连续性等），经济与地缘利益高于人权与民主价值规范，与其他大国壹洋不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抉议等等；而对内，则以反恐为名大幅度限制公民自由和侵犯私权，国家权力和公共利益让位于跨国材团的经济利益，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观佔主导地位。

　　另外，科技和经济的全球化与民主及人道主义的全球化进程极不相称，或出现大的差距。其现状与趋势是，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全球化让位或次于技术和经济的全球化。长期以来，所谓「主权高于人权」，经济（利益）重于（普世）价值，已经成为西方民主国家与东方威权国家之间经贸交往的壹个公然的潜规则。

　　用壹个公式来表述全球化与民主发展（或民主失败）之间的关系即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越大，加上抉策理念越远离现实及违背民主原则与价值，全球化对民主的损害就越显着，反之则越有利于民主的维护与提升。该公式表达了民主衰退在全球化条件下结构因素（制度、问责与国家能力）与政治行为因素（政治抉择与理念诉求）的互动关系，即两者既互为条件又相互作用的关系。其具体等式如下：

　　国家能力 + 抉策理念 / 全球化强度 = 民主发展或衰退笔者认为，该公式对解释东、西方国家民主发展现状均具有其「普这性」或「通则性」。因为，不管是在西方发达民主国家，还是在东方新兴民主国家，国家能力的高低，以及政府抉策和理念的取捨，均是抉定其在全球化进程中是否得以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政治和社会稳定，以及思想文化是否倾向民主（或非极端化）的关键要素。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治制度及文化的现代性，则是民主得以有效维护与发展的抉定因素。

　　按照这个公式来解读，在科技和经济等全球化强度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壹个国家治理和管控能力越低，以及政府抉策理念越偏离民主、自由、公正等方向，这个国家民主衰退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如果国家能力随着全球化的加速而不断提高，政府及政党在抉策理念上又不脱离民主原则及不降低自由与公正水准，该国的民主发展就会有光明的前景。进壹步来讲，在全球化语境下，如果只是国家能力的增强，而抉策理念却偏离民主原则，壹个国家的民主发展前景也不会看好。而只把握住抉策理念的民主方向，却忽视和缺乏国家能力的提高，壹国的民主同洋不会有长足的发展。只有在国家能力这时增强和抉策理念不偏离民主问责和自由公正准则的情况下，壹个国家的民主在科技、经济及文化等全球化加速的进程中才不会遭到削弱和严重受阻。

　　以美国为例，在全球化趋势下，美国儘管在法治与民主问责方面仍然保持壹定水准，但由于政府「糟糕的治理」，在「重分配」和「放任经济自由」方面出现严重失误，减弱了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即：国家政府在全球化影响下治理能力的下降，导致材富分配的不公和社会的挫折感，助长民粹主义滋生和社会对威权模式的膜拜。比如，美国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导致了201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促使川普当选总统。由此，民粹民族主义思潮盛行，社会族群分裂加居，「美国优先」成为美国精英阶层的优先，而非全民与整个社会自由、人权与公正的优先。通过总统颁布各种法令与政策的方式，川普政府的言行正在侵蚀和削弱美国的法治与民主问责功能与效力，并以此强化了社会的不公平与非公正。美国目前的民主发展令人担忧的即是，由于川普政府在抉策理念上有偏离民主、自由和公正的趋势，美国作为民主国家典范的地位正受到质疑，民主的衰退更趋明显，社会壹些族群崇尚威权人物与模式的迹象加大，仇视与恐惧外来移民和非白色人种的情绪高涨，等等。

　　同洋，在中国，新威权主义专制体制促使国家能力在全球化趋势中得到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与国际政治影响力有所提升，但由于制度的框限以及领导人抉策理念的偏颇，不仅让中国社会民主基因不能滋生，且使政治专制的程度更加提高。科技与经济的全球化，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实力和能力，但却未能促成中国社会政治民主因素的成长，相反强化了壹党独大的专制模式。

　　在美国，民主的衰退主要呈现在国家治理能力的缺失上。而在中国，专制的固化，则体现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实力与管控能力的提升上。也即是说，按照上述公式来看，美国民主的退化，主要是因为国家治理能力不这应全球化的发展；而中国专制的存续，则主要是由于执政党在全球化环境下得以维护其壹党专制的理念及模式。归结来讲，美中两个东西方国家民主发展受阻的原因，都可以在上述公式中找到对应和答案，即：民主的衰退，要麽是因为缺乏国家能力，要麽是在抉策理念上背离民主原则，或者是二者（缺乏能力与理念偏颇）兼而有之。

　　具体来讲，全球化强度的增加（即信息、科技和物流的国际化、文明的交融与冲突抗衡的加大），需要民族国家在治理方式和能力上不断地更新和这应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变化，并且在政策制定与思想理念上切合现实发展和面向民主价值规范，保证国家现代化和制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如果国家政府能够在这两个方面（而不仅是国家能力的保持与提升）与时俱进和把稳方向，那麽民主的维持与加固就有了光明前景。反之，民主的持续衰退就难以遏制和避免。

　　本文这壹等式的形成是建立在对上述政治稳定理论、政治发展理论、国家建构理论、文明冲突理论、（民主化理论中的）过程论、结构主义理论、行为主义理论（即政治精英理性选择理论）等理论方案的借鉴与取捨基础上的。也就是说，该等式既汲取了上述理论方案中这合于解释全球「民主衰退」现状的地方，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其中某壹种理论和方案的范式之中，力图从多层面和多视角出发，尽量「全景式」地去描绘与解释全球「民主衰退」的现状与趋势，探寻其中的原因、避免与防止的条件及其发展的前景等。

　　（二）、防止民主衰退的条件与民主前景

　　既然找出了全球民主衰退的原因与症结，那麽避免或减轻民主衰退所需满足的条件就不难列举了。由于，推动全球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动力和主体，仍然应该是西方老牌民主国家。因为，它们对自身民主的健全与完善，和对新兴民主国家在转型中的支持，以及对非民主国家制度变革的鼓励与推动等，是遏阻全球范围内民主衰退和推进民主发展的基本动力和主要源泉。所以，要防止新兴民主国家和西方民主国家民主的衰退，（首先是老牌民主国家）就得做到如下几点：

　　1.提高国家现代化程度和政府治理能力，完善民主的制度化（法治与民主问责）与实现良治，即：克服国家能力滞后于民主问责要求的弊病，解抉现代国家与民主制度之间发展失衡的问题，努力满足公民对高质量公共服务的需求，提升民主制度的合法性。

　　2.政府行为与抉策必须遵循群体价值观的规章制度，确保政府为群体利益而非统治者的私利行事，从而约束权力和保证权力行使符合公共利益，防止精英阶层为政治投机而抛弃民主规则。

　　3.正确应对全球化与信息时代的变化，对外慎用军事手段（政治代替军事主义）、加强对话交流和政治钩通，摆正政治与经济的主次关系（防止经济凌驾于政治），维持西方民主盟友主导国际秩序的格局，阻止地缘政治平衡或国际权力重心向威权国家倾斜。 尽管全球「民主衰退」这壹命题得到了学界广泛的关註，也反映了世界范围内民主发展的现状，但是有学者认为，全球民主在过去十年裡仍然保持了稳定，而且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较还有明显的进步， 所以「民主衰退」不应是壹个全球性的普遍现像。 这也不无道理，西方老牌民主国家虽然了出现壹些衰退现象，但深厚根植于社会的民主制度与信念，仍然是其政治的主体与基石，民主在制度与思想上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衰退。

　　然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1989苏东崩馈之后，全球民主确实陷入了壹个长期的停滞阶段（2006年前后是壹个拐点），自由民主国家和选举民主国家的数量分别有所下降，如东欧的「非自由主义民主政体」。在新兴民主国家中，民主不是处于停滞状态，就是发生了倒退。在稳定的新兴民主国家，也遭遇了各种危机和困境，如选举质量不佳和「非自由民主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而在老牌西方国家，民主的有效性与活力，以及对民主的自信，正在衰减。壹些重要的西方国家（如美国），政治生活正陷入空前的政治极化和政治僵局之中，民众对国会的认同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均处于历史低谷，竞选费用空前增加，黑金政治影响飙升，公民投票率新低，极端思潮泛起等等。而威权国家是乎比以往更加顽固与坚持，甚至有意向世界输出其东方制度模式，如中国与俄国。

　　过去，西方「民主巩固」理论所确立的假设，如自由民主壹旦在壹个国家成为制度，这个国家就会壹直保持民主的状态，即：国家壹旦形成民主制度、强健的民间社会和壹定程度的材富，其民主就牢不可破。而现在，民主国家却遭遇了挑战，民族民粹主义兴起与极端政治情绪上升，给民主国家带来巨大压力，无法应对。这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产物。全球化造成了西方国家的经济下滑、材富分配失衡和社会极端思潮的抬头等等。这亦是人们对似乎谁都无法掌控的全球化进程所塑造的未来普遍感到担忧的壹种反映。

　　这就不禁让笔者提出如下老生常谈但至今仍未有公论的问题：全球化到底是壹个自然发展还是人为的过程？它究竟可不可以被阻止或调控？全球化到底是更有利与民主的发展，还是更能助长威权主义的回潮与稳固？等等。

　　归结来讲，威权主义的历史还没有终结，自由民主制度并非壹旦建立就牢不可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主与威权的博弈不是减低了，相反正在加大。民主国家必须正视这壹严酷的现实，不遗馀力地坚持和推动民主。民主的建设、完善和推广将永远在路上，不容丝毫的松懈与停顿。人生来虽然自私，但同时也生性追求公平与公正，这是民主得以建立与延续的人性基础。

　　近二、三十年来世界民主发展的事实表明，民主在全球的推广的方式与进度，只能是渐进的、政治的和切合实际的，而不应是激进的、军事的和蛮横的。如果民主的推广者不了解非民主国家的历史与地理，不了解这些国家的文化和管理者，仅仅用道德评判、经济制裁和动用军事手段来推销民主，那麽民主的推广者就会失去自身的政治高度和历史文化的光彩，招致非民主、半民主国家和非自由主义民主政体精英们（包括反对精英）的反抗，甚至增强其威权政府与社会的团结，壹致排拒民主宪政体制与价值规范。

　　21世纪政治发展的轨迹是运动式的，而非直线性或定向性的延伸，它不遵循壹个固定和模式化了的途径。不确定、难以预测，是21世纪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徵。专制的历史尚未终结，民主也没有走入绝境。

　　在当今世界政治发展中，壹切都是开放性和动态的，都在不断地变化之中，不存在壹成不变的制度模式。民主是壹个探索的过程，仅靠政治抉定和意誌是不能建立壹个平稳和巩固的民主社会的。民主需要不断地维护和完善，没有自动免疫或可以免遭威权侵蚀的民主制度。

中共政权垮台之后中国社会的社会福利的制度设计

作者 丁毅 写于 二零一六年

　　引言

　　贫富悬殊，发生在任何国家都是棘手的社会问题；中国大陆官员贪腐和权钱交易而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使这一问题尤为严重，对中国大陆未来的民主转型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不管我们在宪政制度设计上有多麽精妙的考量，如果在转型初期不能以公正和稳健的方式解决中共统治期间少数人聚敛的非正当财富的归属问题、在民主巩固时期不能本着公平和中允的原则解决新增财富的分配问题，那麽不论是低收入阶层对社会财富分配正义诉求的幻灭，还是高收入阶层对高税收基础上的再分配政策的反对，都会削弱新生的宪政民主政体的稳定度。中国大陆民主转型进程如果遭遇重大挫折，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中国民主力量必须认真对待包括分配正义在内的转型问题细节，尽量作出充分的准备，力求中国大陆民主转型一次成功，让中国人民永享自由和福乐。

　　平分不义之财和国有资产的做法，如苏联解体后全民领取股票以均分国有资产，在俄国遭到了惨痛的失败，新兴寡头迅速主导经济命脉，低收入者被边缘化。中国不应行此下策。那麽，什麽是上策呢？笔者认为，以分配正义为目的、独立于国家财政的「国民福利基金」，就是答案。没收的不义之财和国有资产成为基金的资产，红利用于福利分配。

　　一　基金的性质

　　近年来在国际金融界兴起的主权财富基金（英文sovereign wealth fund），主要用于福利专款、外汇储备和资源收益的管理。挪威的「政府养老基金」（来自石油收入），是一个极其成功的例子。中共的社保基金和中投公司，都属于主权财富基金，但前者羊毛出在羊身上，后者管理的外汇储备因货币制度的特殊要求而颇受限制，都不适合直接用于财富分配。

　　中国大陆转型过程中可行的方案，是以满足分配正义的诉求为目的，设立全体国民分享的主权财富基金。「主权」二字，主要针对在全球金融市场的投资，不必出现在基金的正式名称中。考虑到基金分红具有社会福利的性质，我们不妨称之为「国民福利基金」。

　　二　基金资产的来源

　　笔者认为，国民福利基金的资产应当有三个主要来源：充公的不义之财，国有企业资产，国有资源收益。税收则不宜用于补充国民福利基金资产。

　　（1）清算不义之财而罚没的资产（包括非正当途径敛财者自愿交出的资产）。除现金外，还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之类。

　　例如，贪官受贿而坐拥的数十套住房可直接成为国民福利基金的房地产投资，基金可委託中介将住房出租以获利，而不必变卖。转型期间如果急于变卖罚没的非现金资产，毫无疑问将冲击市场，很容易导致富豪财团低价收购大量资产，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埋下隐患。这种现象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即已出现，中国必须吸取各国历史的教训，切不可急于变卖罚没而来的资产。

　　涉嫌权钱交易的资产（例如温氏家族的「二十七亿」），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煳性，短期内或许难于决定归属，但此类资产以股份为主，所以可以冻结股份转让权（冻结期间的股份及其红利由国民福利基金代管），留待合适的时机再作出妥善处理。这个缓冲期不但有助于规避转型初期的情绪化倾向、促进最终的公平正义，而且有助于稳定经济局势，涉案企业的运营不致受到重大影响。上述程序，自始至终必须保持高度的透明，置于人民监督之下。转型初期地方自治尚难以落实之时，各地人民团体对非正当资产的监督有助于自治的演练和公民意识的提高。

　　在一定的期限内，在不义之财尚未被发现或尚未被举报的情况下，非正当途径敛财者主动提交财产清单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似应给予一定比例的保留以作为鼓励，具体的比例和条件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保留比例一经确定，即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减，至截止日期减小为零。此外，从提交清单到最后核算的一段时间内，清单上的财产应当由国民福利基金代管（盈利可在核算后按比例分成），以求最大公平。

　　考虑到地方层级的贪官主要在地方敛财，其资产被罚没后是否应当属于贪官所在地的居民而不属于全体国民？笔者认为，地方自治层级在时机成熟之后也可以设立各个层级的福利基金，而且全国各地的清查工作必须依赖各地人员，但在转型初期不宜急于区分全国与地方。国民福利基金可以设置地方分支，主要负责各地的清查工作，在这一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国民福利基金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就可以逐步转轨为地方基金，在归属上独立于全国基金，在运作上保持各级基金的密切合作。全国基金和地方基金的资产分割标准和比例，涉及官员流动性和对全国危害的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民意，在转型初期不必急于决定。

　　（2）国有企业资产。

　　政府作为公法人，并不等同于国家，也不等同于国民，我们可以说政府和国民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立关係，即使政府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也不例外。中国大陆国有企业之所谓「国有」，本质上是全体国民所有，不应成为政府这一公法人的「私产」，其产权应当属于国民福利基金。中国大陆近年来「国进民退」的结果，是国有企业利税仍然佔据了中共政权中央财政收入的过半比重国企税款固然可以用于政府开支，但国企利润理应属于国民，成为国民福利基金红利的一部分。

　　国有企业是否应当在一定程度上私有化，是值得讨论的议题，但绝不应当在转型期间急于进行，以避免不必要的乱局。国有企业划归国民福利基金，是否会在应当私有化的场合妨碍私有化？答案很简单：一方面，国有企业利润归于政府之「国库」同样有积重难返之虞；另一方面，私有化不应导致国民福利基金收入减少，不是把原本属于国民的利润让与少数寡头或一群股民，而是透过私人资本参股和市场化管理而实现双赢互惠。

　　「国进民退」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与国有企业在某些行业的垄断有关。民主转型之后，目前被国企垄断的大部分行业势必逐步开放，届时国企如果亏损或倒闭，怎麽办？国民福利基金是否会因此而阻挡这些行业的开放？这些问题，下文再详细讨论。

　　（3）国有资源收益。

　　国有资源的所有权，同样应当属于国民而不是政府。政府可以对资源徵税，税后的资源淨利部分应当收归国民福利基金。挪威石油资源支撑的主权财富基金，是极佳的榜样，所以资源收益管理的问题在此不赘述。

　　不可再生资源的收益，应当主要用于本金的积累，附带着还可以在基金红利较少的年份拿出一部分直接用于福利分配，以保持福利金额的稳定性。可再生资源的收益应当在多大程度上用于福利分配，不妨留待将来讨论。

　　资源的种类，除了显而易见的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外，还包括社会资源，例如「节能减排量」。如果中国大陆未来的民主政权决定以经济槓杆控制汙染和二氧化碳排放，考虑到控制对象的受害者是国民而不是政府，那麽此类经济槓杆即具有社会资源的性质，税收之外的收益有必要纳入国民福利基金，不宜由政府支配。

　　这裡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国企垄断行业的经营权，在性质上是一种社会资源，应当作为国民福利基金所拥有的资源来处理。目前中国大陆国企垄断的行业，绝大多数都需要巨额资本才能进入，不是个人创业者或小型私人资本能够涉足的，如果贸然开放，最大的赢家将是大公司、大财团，有可能步俄国后尘导致经济的寡头化。相反，国民福利基金作为资源的所有者，可以用拍卖许可证的方式逐步开放这些行业，竞拍的私人资本需要以现金或股权的方式对国民福利基金作出补偿（关于拍卖的具体策略，可以参考美国政府运用赛局理论拍卖通讯频段的做法，几十年来美国政府由此获得了数百亿美元的收入）。这是一个双赢的机制，不但引入竞争、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而且不损害国民福利基金的收益，长远而言甚至可以增加国民福利。前面讨论国有企业时提到的难题，由此得到化解。

　　具有资源性质的经营权，还涉及某些目前被禁行业的开放和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这些问题不妨留待将来再做详细讨论。关于后者，有必要指出，虽然中共在某些市场领域对外商的限制有违贸易自由原则，但这种限制所产生的资源不应忽视，中国未来的民主政府也不应白白放弃迫使外商分利于国民的机会。

　　待到各地福利基金设立之后，来自国有资源的一部分收益可以适当分配于资源所在地方，这个问题的细节不必在转型初期急于确定。

　　（4）税收和财富再分配问题。

　　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弗里德曼都认为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是必要的。弗里德曼进而提出一定程度的最低收入保障是有益的，他的具体方案是「负所得税」制度，一定标准之下的低收入者不但不缴纳个人收入所得税，而且由税务局倒贴现金以增加收入。这一主张已经在美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但是，不管是由税务局直接办理还是绕个弯子先纳入国库再由专门的福利机构办理，来自税收的财富再分配都可能造成「升米恩，斗米仇」的社会心理现象，笔者对此持保留意见。笔者认为，税收用于国家机关的运转和公益事业（包括教育、医疗等领域专款专用的福利支出），国民福利基金的红利用于不限制用途的现金福利，就义理而言是最佳做法（就实际操作而言，现金福利的一部分是否需要来自税收，可留待将来经由民主立法程序甚至修宪程序作出决定）。

　　从国民福利基金获得的现金福利，由于全体国民对基金的共同拥有而天经地义，受益人堂堂正正获得分红，不会有心理负担。而且，对这一福利收入适当徵税（可採用低于其他收入的税率）就使得每一位国民都成为纳税人，有助于培养国民的民主意识。

　　顺便说一下，弗里德曼倡导最低收入保障的同时，也反对最低工资制度，但后一个主张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难以实现。国民福利基金的分红，如果足以成为最低收入保障，就可以使最低工资制度成为不必要之举，有助于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增加就业机会。

　　三　福利的分配

　　笔者主张的分配原则极其简单：全民平均分配！和古代的「人头税」相反，平均分配的国民福利基金红利是一种「人头福利」。前面说过，资源收益的一部分可以在金融投资年景不好的时候用于补充红利，所以「人头福利」可以维持相当强的稳定性。如果未来的民主决定是一部分税款也用于财富再分配，笔者同样主张平均分配，而且可以委託国民福利基金代为分发，在「人头福利」的账面上标明哪一部分来自基金分红、哪一部分来自税收即可。

　　这个简单的做法，是否对高收入者额外照顾、对低收入者不公？答案也很简单：只要在个人所得税制度裡取消起始收入的免税额，就不存在对高收入者的倾斜。在「人头福利」作为最低收入保障的情况下，任何收入都应当纳税，不再享受免税额（这样做的一个附带的好处是大大简化个人所得税制度）。对高收入者来讲，「人头福利」只不过是取代了个人所得税的免税额；对低收入者来讲，现行税务制度下收入如果低于免税额就无法享受免税额的全部好处，代之以「人头福利」则受益更多。

　　福利制度也可以大为简化。例如，只要「人头福利」高于「低保」，后者就可以取消，不再採用主观性的低收入标准。任何主观标准都有很大可能造成机构的臃肿，并为官员腐败和受益人「鑽空子」提供温床；「人头福利」则不然，完全採用客观化的标准，可以确保机构的精干、手续的简明。此外，与收入挂钩的福利制度（如前述「负所得税」制度）势必导致挣钱越多福利越少，直至减少为零，从而在「贫困线」上下的一定范围内打击低收入者的就业积极性，导致许多人为了吃福利而或者不愿就业、或者谋求「灰色收入」；「人头福利」则完全不存在这一弊端，而且减小了「灰色经济」的诱惑力，有助于经济结构的健康。

　　「人头福利」的另一个重要优点，在于对城乡差别和地域差别的调剂。同样的福利收入在低消费地区有更大的购买力，可以缓解城市膨胀的压力和贫困地区的人力流失，有助于均衡发展。考虑到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水准普遍偏低，全国「人头福利」在效果上形成了对这些地区的经济扶植，有助于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消费水准较高的地区，可以透过地方福利基金和其他形式的地方福利制度解决当地贫困人口的福利问题，作为对全国「人头福利」的补充。

　　为避免多生子女以领取福利的现象，未成年人之「人头福利」有必要採用特殊的方式，例如营养和教育方面专款专用。值得指出的是，全民的幼儿学前教育可以透过国民福利基金而实现（不应强制进入国立的学前教育机构，而是应该给家长以选择，包括在家长通过资格考核的前提下在家进行幼儿教育这一选择）。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婴幼儿时期的抚养和教育如果得当，对青少年时期和成年后的社会行为有极大的裨益，所以这方面的投资是极其重要的，或许这就是通向人间乐土的钥匙。

　　被定罪而在押者，监禁期间的「人头福利」可强制划归监狱系统以冲抵开支。监狱开支在发达国家是政府的沉重负担，来自国民福利基金的款项有助于降低政府赤字，使政府能够专注于公益事业。

　　侨居海外的国民，是否应当享有「人头福利」？这个问题，相较于国民福利基金的整体是微小的部分，似可採用大度而不失公平的态度处理之，但在双重国籍的情况下似应考虑停发福利。

　　还有一个引申的问题值得讨论：如果高收入者把「人头福利」作为额外的收入而存在福利账户内，低收入者却不得不动用福利款，长期下去是否形成分配不公的心理效果？儘管就理性分析而言这种区别谈不上不公平，但是人的心理无法完全诉诸理性，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在制度上促使国民直接使用福利款，例如福利账户零利息（可以用免除管理费作为零利息的理由）。虽然有些人把福利款转出福利账户之后还是存了起来，但是在表观效果上减少了贫富对立（在福利账户上留有馀额的高收入者甚至可以说是吃了零利息的亏），所以应当能够避免或缓解上面讨论的心理现象。此外，势必有许多人觉得福利款是白来的钱财，因而乐于把福利款消费出去，这就对全国各地的经济形成了正面刺激，所以说「人头福利」的经济扶植效应不限于贫困地区和边疆地区。

　　另外一个问题不涉及福利但与转型正义有关，即对中共暴政受害者的补偿。就性质而言，这种补偿属于国家赔偿，可以从国库拨款。但是，为了鼓励新政权全面否定中共专制政权、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为了避免新政权的有关部门由于财政压力而在补偿问题上两头不讨好，笔者认为可以考虑由国民福利基金而不是新政权的国库负责承担政治性的国家赔偿。既然把中共统治下贪官聚敛的不义之财纳入国民福利基金，反过来由国民福利基金负责对中共受害者的赔偿也很可能易于为国民所接受。为中共暴政受害者提供合理的补偿，有助于社会和解和宪政巩固。

　　四　基金的管理

　　国民福利基金作为属于全体国民而不属于政府公法人的经济实体，在管理上应当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可比照「美联储」的标准。中华民国宪法所规定的国民大会，由身份为「民」的国民代表组成，是一个非常设的议事机构，超然于政府之外，在操作上可以成为国民福利基金的负责对象。

　　国民福利基金资产的现金部分，切不可进行琐碎化的单隻股票跟踪投资，一方面是因为琐碎化的投资势必造成机构臃肿并滋生腐败，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界的研究表明所谓「理财」和大盘相比长期平均下来的效果基本上归零（甚至比不过大盘）。现金的股市投资，必须以全球各大股市的指数基金为主，或许可以依据一定的标准跟进某些首发股（IPO）。在这一原则之下，国民福利基金的金融投资管理人员编制可以极其小型而高效。

　　国民福利基金所直接拥有的股权，包括罚没的不义之财中的股权部分、原国有企业的股权、开放国企垄断行业时拍卖许可证而得的私企股权、跟进某些首发股而买入的股权等等，不应导致基金管理层干涉企业运作。最佳的做法，是基金只能作为被动的持股人，让基金持股的各个企业按照市场化的私营企业方式来运作。基金管理层可以制定一定的标准来决定减持某些股票，但不应增持，以避免琐碎化的投资。减持的标准应当尽可能客观化、长远化，以避免腐败。

　　国民福利基金在全国各地的不动产（主要是罚没的贪官房产），可以委託各地的地方福利基金代为管理（当然，这种「管理」指的不是由地方福利基金直接负责出租房产，而是由地方福利基金与房产中介打交道，运用市场化机制间接管理房产）。反过来，各地福利基金的现金部分似应委託国民福利基金进行投资，以避免各地分散投资造成的人力资源消耗，并避免腐败。

　　结论

　　国民福利基金，将国民共有而分享的财富与政府公法人直接控制的国库区分开来，有助于实现分配正义，在中国大陆民主转型时期还可以承担起落实转型正义这一历史任务，并起到极其重要的缓冲作用。大陆人民普遍存在分配正义的诉求，这一诉求的满足，将有助于民主转型的顺利进行。

　　本文只讨论现金福利。至于教育、医疗方面的福利，可以透过税收来调节，而且应当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而不由政府包办（例如学费代金券制度、医疗专用账户制度等等），暂不讨论。需要提及的是，笔者认为来自国民福利基金的现金福利不应与医疗福利直接挂钩，医疗福利应另行处理，否则这会成为一个无底洞，使现金福利失去应有的意义。至于应当实行什麽样的税收制度，这与贫富差距问题有密切关係，但税制改革并不是民主转型初期的迫切任务（为了经济秩序的稳定，在转型期间甚至可以大致沿用中共政权的税制），所以除了以「人头福利」取代个人所得税免税额之外，税制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民生主义，试图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福利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由于时代局限，孙中山的具体主张不可能照搬于今日。为之提供补充，在自由和公正的原则之下实现促进国民民生幸福的理想，成立国民福利基金是不错的选择。

　　后记

　　笔者在提出了国民福利基金的设想之后，有几位朋友提出质疑。

　　质疑之一：国民福利基金如果真的行得通，为什麽美国没有这样做？

　　答：美国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来私有经济一直佔据绝对主导地位，基本上不存在不义之财和国企垄断。如果在美国设立国民福利基金，自然资源收益将是主要来源。但是，仅凭自然资源收益，在美国这样的大国远远不能满足最低收入保障的需求，福利制度势必在极大程度上诉诸税收。

　　中共的统治，不但产生了大量的不义之财，而且国家对重要行业的垄断所带来的一个正面效果就是垄断行业经营权成为一种国有的社会资源，使国民福利基金的设想在中国具有更强的可行性。

　　事实上，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结构可以说是设置国民福利基金的最佳时机：适于小型私人资本自由竞争的行业早已开放经营，具有较大盈利空间但需要雄厚资本的行业多为国企垄断。反过来，在小型私人资本和股份制尚不发达、「公有制」全面垄断社会经济之时，各行各业对私人资本的开放如果採用拍卖许可证的方式就会限制许多行业的自由竞争，也就是说为时过早；待到国企垄断行业已经全面开放之后，就错过了迫使大型财团分利于民的机会（可以分利于「官」，即税收归政府所有，但这并非良策）。

　　质疑之二：国有资产由国民福利基金接管而不是全民分股，是否不符合自由主义原则？

　　答：首先，所谓全民分股，至多给每一个国民略微增加一点买卖股票的自由，和整体的经济自由相比微不足道。其次，一个人预期能够得到的「人头福利」在经济运作上可以成为抵押物（当然可以立法禁止，但在实际操作上是无法杜绝的，不如不禁），而且和全民分股之后的股票买卖相比具有一个重要的优势：股票买卖的效果是永久性的，卖出即永远失去，买入即可永远持有，容易造成财富的聚敛和经济的寡头化；「人头福利」则随着一个人生命的终止而终止，不具有永久性。

　　诚然，全民分股的做法在捷克这样的后共小国取得了成功，但在俄国的失败是俄国目前经济寡头化、人民麻木化、政治威权化的原因之一。如果在中国大陆实行全民分股，成功了当然好，一旦失败，会有什麽后果？分股之后最急于变卖股票的是经济上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如果他们变卖股票之后追悔莫及，如果新政府无力控制通货膨胀而导致变卖股票得到的现金迅速贬值，他们是否会对新生的民主政权产生反感和不认同，进而危及宪政民主制度的巩固？我们难以估量全民分股做法的胜算，但无论如何不可能有100%的胜算，那麽，我们能够承受失败的风险？

　　提出上述质疑的那位朋友考虑了全民分股的政治风险之后，认为自己虽然是坚决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不愿看到分股失败所可能造成的政治危害；为了确保中国民主转型的成功，他愿意在这个问题上从绝对的自由主义立场退让一步，放弃全民分股的主张，转而支持国民福利基金接管国有资产。

　　质疑之三：「人头福利」是否会滋生懒汉？

　　答：没有「人头福利」，懒汉仍然是懒汉，君不见身强力壮的乞丐？有了「人头福利」，尤其在其他福利制度进一步完善之后，人们对行乞行为的态度也许会大为转变，乞丐数量很可能大为减少，而且不法乞丐残害儿童以骗取同情的现象很可能得以杜绝。

　　质疑之四：国民福利基金在小国也许容易操作，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是否难以操作？

　　答：在大国自然难度更大，但是，在不义之财清查问题和国有企业归属问题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国民福利基金这一方案值得一试！尤其在转型期间，国民福利基金所起到的缓冲作用是极其有益的。待到清查不义之财这一历史任务完成之后，如果国民福利基金运转不畅，那麽还有机会改为全民分股。但是，如果一开始就进行全民分股，以后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所以，国民福利基金至少可以成为转型期间的解决方案。如果长期运转良好，国民福利基金将为民生提供持久的保障。

中共政权对社会资讯的钳制

作者 张智斌 写于 二零一九年

　　观察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和壹系列的抗议活动，给人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游行场面，而是香港市民——尤其是香港青年，他们面对警方用武力“强力维稳”，表现出的那种智机勇敢、有理有节、足智多谋的应对，即便是在游行抗议被法定为公民宪法权利并随时可以付诸实施的成熟民主国家裏，也未曾见过有像这次香港民众这样组织有序、运行自如的。这充分说明了游行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在文明开放社会裏利用信息流通自由的便利条件，在策划、组织、实施、参与和细节的处理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相反，香港警方的应对却让人不敢苟同，显得杂乱无章、处置失当，暴力过度，行为失范，已经逐渐失去成熟法治社会警方处事的基本原则。

　　再看近年来发生在中国大陆较大规模的群体事件抗争中，由于民众缺乏信息获取和流通的基本条件和出于对秋后算账的恐惧，绝大多数的抗争活动几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组织者和理智成熟的参与者，群体事件往往以利益受到侵害始，尚未形成规模便被强力维稳终。这裏壹方面是维权的组织者（如果有的话）和参与者都无法享有信息通畅、新闻保障等基本的法定权利，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权利被当局刻意阻断，通讯和交流甚至被用作确定“肇事者”甚至是定罪的线索和证据，另壹方面由于民众无法获取游行抗议组织和行动等方面的相关信息和有关案例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很少有维权者想研究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因此绝大部分的维权抗议行动几乎没有太多的策略和技术可言，维权和抗议还停留在“摸黑”中进行，因此也根本谈不上去总结经验和教训了。这与已经对维稳的策略、手段和后果进行深入研究、武装到牙齿的强大维稳队伍相比，当然无法与之抗衡了。

　　这次香港的“反送中”大游行，可以说让大陆的维权人士大开眼界。在“反送中”游行抗议中，从技术层面上说有太多可圈可点之处，但其中的重中之中，还是在信息开放社会中维权和维稳双方在信息对称条件下各自利用和驾驱信息的能力之间的博弈。这裏所说的信息对称，是指维权和维稳双方在获取信息、筛选信息、分析信息、交流信息、利用信息和发布信息等方面，具备基本相同的条件、权利和义务。

　　除了近年来才出现的摄像头监控和大数据处理外，我并不认为中国大陆的维稳力量对国内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监控方式和手段是先进的。所谓的人脸识别系统，至少至今还没有相关的报道可以证明在监控敏感人员时这个系统已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与之相反，在各类维权事件的围、查、堵、截中，人海战术还是在起主要作用。虽然有不少新闻报道了人脸识别系统对马路闯红灯的行人实时检索后公布身份证号和对行驶中的车辆显示车牌号码、车主信息等示例，但这样的例子针对的往往是近距离的单个或少数目标，而并非在茫茫人海中进行广泛对比后实时捕获设定的目标对象，因为这种实时对比的工作量是非常庞大的，就算是壹臺高性能的计算机，也很难在数秒之内完成对比计算，而人流却在时时刻刻不断流动变化。这也是为什么警方至今无法利用人脸识别系统来寻找确认失踪人员和被拐儿童的原因所在。最近还有不少关于警方在地铁中大规模检查旅客身份证、手机的新闻报道，事实上也佐证了这样的判断。这几天的新闻中还报道了步态识别系统，事实上关于步态识别系统，在几年前就已经有过报道，还壹直处在研究之中，但至今并未见到有实质性的突破。因此，现在新闻中普遍夸大人脸识别等系统的作用，我认为主要目的还是着重于对那些不想“安分守己”的人员起到壹定的震慑作用，从心理上达到维稳的目的。

　　为什么我认为中国大陆的维稳力量对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监控方式和手段不是先进的呢？因为如果妳对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消亡前的历史有所了解，那么妳会惊讶的发觉，现在中国大陆对付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手段，与三、四十年前这些共产主义政权对待他们的人民所采取的方法，是惊人的相似。可以这样说：现在中国所用的那些维稳手段，除了随着时代进步出现的计算机、数字和网络相关的技术外，所有的传统手段，都是中国的维稳专家们研究了苏、东的经验和教训后，从他们那裏学来的现存“舶来品”。

　　可以说，在柏林墙倒塌前，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已经把世界共产主义国家的维稳事业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并将之加以技术化和制度化。如果说苏联布尔什维克和“克格勃”（KGB）的手法仅仅是依靠恐怖、暴力和血腥的话，那么东德“史塔西”则把维稳做得如同德国人制造“奔驰”汽车壹样，在细节上都考虑得“精妙绝伦”。

　　梁启超曾经说：“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痛哭也。”事实上，如果妳真的了解了东德政权的“防民术”，那么妳再看今天他们还在用人家几十年前就已经不想再用的老办法，还真是觉得哭笑不得。其实，维稳也是融入民族性的，在壹个到处是假冒伪劣、低级庸俗和不思进取的国家裏，就连国家机器的维稳手法都是粗制滥造、山寨来的，还要掺假使杂、栽赃枉法，这也真的腻太让人失望了。

　　在东德政权崩溃前，德国统壹社会党首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维持国家的稳定。这所谓的国家稳定，其实就是他们手中权力的稳定。为了这样的稳定，由“史塔西”实施的对德国社会各阶层的控制简直是细致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这在The Lives of Others（《窃听风暴》，又译《别人的生活》）这部影片中已经展示得淋漓尽致。这部影片的主题情节是虚构的，但叙述事件的来源和细节却都是出于真实的史料。影片的片头便交代了该片主角之壹秘密警察豪普曼·葛德·魏斯乐（Hauptmann Gerd Wiesler）上尉对壹名帮助他人逃离东德的227号嫌犯进行疲劳审讯的场景和他在波茨坦秘密警察学校上课的片段，从中可以看出“史塔西”对维稳心理学的细致研究和对秘密警察的严格训练。

　　魏斯乐对学生讲课时说道：“如果嫌犯无罪，他会越来越愤怒。由于受到不公平对待，他会咆哮，甚至暴怒。如果有罪，不是越来越镇定、沉默，就是痛哭流泪，他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这裏。确认有罪和无罪的最好方法，就是不间断地重復审讯。这个例子中他的供词每次完全相同，壹字不差。说实话的人会用不同的句型和词汇说出相同的事实，而说谎的人却早就准备好了壹套说词，在强大的压力下，他只会重復这些词句。由此可知，227号在撒谎。”——这是“史塔西”对人的心理上的掌握和控制。

　　在这部电影中，还有壹个细节，就是东德政权是怎样监控“打字机”的。“思想”和“真相”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唤醒人民大众的源泉和清醒剂，文字狱则是专制独裁政权用以抹杀“思想”和“真相”的法宝。为了控制思想的萌芽和真相的传播，“史塔西”不但对书写的笔迹学研究得入木三分，他们甚至还对出厂的每壹臺打字机上的每个字母都预留了打印痕迹的对照档案，并实施购买实名制。“史塔西”有专门的专家研究打印字母的痕迹学，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分析确认每壹篇文章的原稿究竟是出于那壹臺打字机，从而通过打字机去追踪到文章的作者。电影中研究打印机的专家为“史塔西”分析得头头是道，异议作家写作不得不使用从国外带入的打字机，来避免“史塔西”的迫害——这是“史塔西”对物质及其规律的掌握和控制。

　　也就是说，以上壹个是对人的掌控，壹个是对物的掌控，反映出了早在三、四十年前“史塔西”对人和物的分析、研究，采取的策略和方法就已经达到了几乎完美的程度，这在没有计算机和数字、网络技术支持的年代裏，在技术上要达到这样完美的境界，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而直到今天，壹些强有力的独裁政权在采集证据时所使用的“技术”，除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不计成本的人力和金钱外，在基础技术上除了酷刑还是酷刑，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可见其维稳的手法是多么落后。

　　维稳的手段就是控制。“史塔西”对异议人士制订黑名单，并不断进行更新；他们派人对异议人士的住处进行昼夜不间断的监视、看管和实行软禁；他们到处安插便衣、眼线收集情报和证据；他们准备了大量的巴士装载游行抗议的群众然后把他们运走；他们用高压水炮冲击抗议的人群，用催泪瓦斯和警棍镇压抗议的群众……这些大家都已经看得够多了，很眼熟吧？在还没有遍地监控器的时代，“史塔西”还在高压水中加入不褪色的颜料，这样被高压水炮冲涮后，参与抗议的人们不管逃到哪裏，他们都可以在事后把妳辨认出来抓捕妳，够聪明吧？在莱比锡大游行前，东德政权甚至为了血腥镇压把医院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监狱都撤空了，有报道甚至说连装尸袋都已经备足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开展得既细致又有序。柏林墙倒塌前，东德政权这样做；天鹅绒革命前，捷克斯洛伐克政权也这样做，但最后他们都挡不住人民的力量，都放弃了继续镇压下去的意愿，因为他们还能明白，壹旦人民觉醒了，什么力量都无法扑灭这样熊熊燃烧的烈焰。再看看同壹时期的北京“六四”，他们出动军警镇压，根本就谈不上细致的计划、准备和步骤，壹切都是在无序和混乱中进行，只是手段更加野蛮和残暴而已。

　　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维稳手段主要还是采用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早在三、四十年前就普遍使用的那些手法，而且这些手法已经被证明并不“Work”。唯壹不同的是，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当时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无法封锁西方民主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节目的自由传播，即使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也无法做到把信息隔断，实现继续把人民蒙蔽下去的目的，从而也无法避免人民的觉醒，最终造成专制体系彻底崩溃的结果。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专制的国家裏，能不能把信息隔断已经成为专制政权是否能够把这样的政体继续维持下去的先决条件。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再看香港的“反送中”大游行和抗议活动，在信息基本对称的情况下，即维权和维稳双方在获取信息、筛选信息、分析信息、交流信息、利用信息和发布信息等方面具备基本相同的条件、权利和义务的条件下，香港民众很容易就能搞清楚“送中”条例会在现在和今后对自己和香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结果，并依此作出支持还是反对的判断。当广泛的民意无法通过法定的权利去影响政府和立法会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他们手中还有最后壹张合法维权的王牌，那就是游行和抗议。由于民众中不乏专家裏手和各方面的人才，在信息通畅的情况下，他们的才智可以得到高效的传播，人民可以自由地从中获取各种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处在“摸黑”的状态下盲目行事，从而帮助民众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和诉求，并将之诉诸于行动。壹旦人民的力量被广泛调动起来，那么任何再强大的维稳力量都无济于事，无法阻挡——这就是大家所看到的当200多万港人走上香港大街时那种壮观的景象。如果换成壹个信息无法自由流通的地方，人民还完全处于迷茫和愚昧之中，那么妳看到的景象或许会截然相反，当他们面对自己的权利被侵占、被剥夺时，他们的选择却不是共同站出来，而是壹批壹批的跪下去。

　　在这次香港“反送中”游行抗议中，有几个可圈可点的细节必须要说，这在以往全世界的游行抗议历史上闻所未闻的，那就是香港民众尤其是香港青年那种卓越超群的才智和勇气。除了香港民众和青年对香港的未来表现出识大体、明大义的担当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意识外，他们在细节的处理上更是表现出令人耳目壹新的、将智慧、勇气和合作精神融合成壹体的那种能力。而在信息能够得以自由流畅的情况下，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可以不断传递、成倍放大，但镇压的方法和手段因为慑于监督曝光而必然会受到法律严格的限制。下面不妨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壹、“反送中”游行抗议中香港青年对付催泪瓦斯的智慧和信息传播的作用。

　　“油管”（YouTube）上有壹个“反送中”游行抗议的视频，画面展示了壹群头戴安全防护帽、佩戴防瓦斯眼镜和口罩的青年们，人手壹瓶大号矿泉水，面对警方扔过来正在冒烟的催泪弹，他们不是四散逃跑，而是迅速围上去用手中的矿泉水将刚开始冒烟的催泪弹浇灭。 路透社记者也拍摄了壹张香港青年对付催泪弹的照片，非常走红：画面上壹位手握网球拍的青年面对着警方投来的催泪弹，挥拍将还未落地的催泪弹反击回去。

　　从这些视频和照片中可以看出香港青年过人的才智，这在全世界游行抗议的历史中，在新闻报道中，还真的从未出现过如此的对抗方法，这比起之前在“雨伞革命”时单纯地用雨伞防御警方喷洒的辣椒水又前进了壹步。在信息可以自由流通的环境中，香港青年对付催泪瓦斯的智慧也势必会对他人产生深刻影响，让今后参与游行抗议的人们获得经验和知识，去应对警方的各种镇压。视频巨量的点击就已经说明了这壹点，香港青年的智慧和勇气将会对后人产生长久和深远的影响。

　　二、警察违法的代价和后果以及新闻自由的重要性。

　　评价信息是否能够自由流通，有壹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新闻媒体能不能够依法进行不受权力和利益干扰的自由报道。任何专制政权在对人民的示威抗议进行残酷镇压时，几乎无壹例外会驱赶自由媒体的记者，只让权力掌控的媒体进行歪曲报道，来混淆视听。新闻自由是衡量壹个国家和地区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没有新闻报道的自由，就不会有公正的舆论和清明的法治环境。长久以来，香港壹直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亚洲法治的典范之壹，由于篇幅关系，在此我并不想涉及目前香港法治状况这个大话题，但在这次“反送中”游行抗议中，香港警察的表现确实存在不少失范的地方，譬如有媒体报道警察未举警告旗帜就向抗议的公众发射催泪瓦斯，以及近距离直接向示威者头部射击橡胶子弹和过度使用暴力等违反法律规定的事件发生。还有壹个广泛传播的视频，壹位外国摄影记者用英语对着正在发射橡胶子弹的壹群警察高声喊道：“妳们向媒体记者射击了，妳们打了媒体……这裏是香港，还不是中国，目前还不是！”

　　在真正实行法治的国家和地区，面对示威抗议的公众，警察任何超越法律的行为，都存在可能被诉诸法律的风险。警察面对保持中立、客观报道的媒体记者，他们的壹言壹行都有可能被记录在案，成为呈堂证据和引爆舆论的焦点。因此，自由媒体是监督执法者最为有力的武器之壹。公权力任何背离法律的行为和过度使用暴力，不但会进壹步加深与民众的对立，甚至还会造成社会不同程度的撕裂，使得维稳和抗争双方的暴力倾向趋于更加严重的程度。正因为此，自由媒体客观公正的报道和监督，会使得违法者（无论何方）受到舆论的谴责并遭遇信誉危机，由此促使各方不得不保持克制，趋向理性和守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新闻自由，也是保持社会良性运行的稳定剂。

　　三、信息自由传播下的示范作用和香港“反送中”游行抗议对内地维权运动的影响。

　　这本身就是壹个很大的话题。相对来说，香港是壹个信息自由的地区，而中国内地则是壹个信息封闭的区域。在信息时代，虽然长城防火墙可以有效隔断信息的双向自由流通，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内地青年使用“翻墙”软件和个人自媒体，信息的“管涌”却防不胜防。这就像是筑起的壹道防洪大堤，大堤内外水位落差越大时，大堤所受的压力也随之增大，当管涌到处不断出现时，大堤崩溃就是迟早的事情。

　　讨论这个话题，这裏我只想简单地举两个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这次在香港“反送中”游行抗议中，有段热播的视频，就是壹个身材单薄的小女孩勇敢地背对着壹排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席地而坐。这段视频感动了无法计数的观众，也获得了无法计数的点击量。还有另壹段热播的视频，是香港“反送中”游行抗议之后，最近湖北武汉阳逻抗议新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维权抗争。壹个并不强壮的青年男子，勇敢地面对着壹排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席地坐下，随后又有几个青年战战兢兢地跟进坐下。因为这些青年面对的风险，与香港小女孩相比，简直无法同日而语，所以这段视频同样也感动了无法计数的观众，也获得了无法计数的点击量。虽然我无法确定这两段场景颇为相似的视频裏的那几个男主角，事前是否看到过香港女孩的那段视频，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视频被广泛传播，在维权抗争中会勇敢地站出来的人也壹定会越来越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由此可见，即使在壹个信息封闭的环境中，只有小部分的人才能够通过“翻墙”去了解外部的信息，但这也无法完全阻断香港“反送中”游行抗议活动对内地维权运动产生的影响，让人民看到自己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综上所述，从香港“反送中”游行抗议维权和维稳的较量中可以看出，维权和维稳双方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面对民众的抗争，任何违背民意的强力维稳都会遭遇无法摆脱的困境，这便是人人皆知的古训“民意不可违”。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每个专制独裁政权都如出壹辙地控制媒体出版、阻断信息自由流通。但即便是这样，也没有壹个专制独裁政权可以做到长治久安的，这正如林肯所说，妳可以在部分时间裏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全部时间裏欺骗部分人，但妳无法做到在全部时间裏欺骗全部的人。

中共政权的政治逻辑

作者 张博树 写于 二零一零年

　　本文根据我的《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壹卷最后两章改写，几年前就曾发表于互联网，本无需再拿出来。但近来国内左风阵阵，大有越演越烈之势。习近平的“两个不能否定”令体制内外忧国忧民之士大失所望；官媒连篇发出的反宪政檄文，让人觉得似乎壹夜回到了30年前；充斥了大量毛式语言的反腐败举措（诸如重弹“两个务必”、“作风”建设、“照镜子、洗洗澡”之类），更是在令人啼笑皆非之余，让世人生出无限慨叹！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壹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壹点：第壹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这是马克思评论路易.波拿巴时说过的话。本文也引证了这句话用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党专制体制的逻辑嬗变轨迹。然而，面对“十八大”以来中共新领导层的所作所为，我们又当说什么呢？还是把这篇旧文重新拿出来，权当给党国新旧大佬们上壹课吧。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壹个持极端主张的人，这28个命题的归纳也强调在历史的过程中理解历史，而不是简单的批判。它本来的意图是重塑史观，但面对当下现实，我希望这些文字也能对理解那些荒唐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党国现象，有所助益。

　　本文试图勾勒中国共产党壹党专制体制作为中国现代专制主义主要构造的基本逻辑。这项工作所依托的理论基础是我在另壹个场合提出过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应该遵循的总体化原则。总体化分为三个层面：第壹个层面（基础层面）是社会进化的壹般逻辑公设和现代社会转型中制度现代化的普遍要求，包括宪政民主体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建构。第二个层面（中间层面）揭示文化传统对现代社会转型的影响，就中国而言，主要指延续数千年的皇权专制传统对现代社会转型的制约。第三个层面（现实层面）则是指经由俄国革命中介的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壹党专制体制的现实构造。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全部秘密、它的復杂性和内部张力就体现在总体化上述三个层面的相互关系之中。

　　本文共分三节，前两节从总体化的现实层面谈起，分别讨论极权主义阶段和威权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壹党专制体制的逻辑定位及基本特征，最后壹节则把总体化三个层面的要素壹并纳入研究，在那裏，我们将获得理解中国共产党壹党专制体制之意识形态根源、文化根源、它所造成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度扭曲、它的未来命运或演化趋势等问题的更广阔的历史视界。

　　中共壹党专制体制的逻辑定位

　　20世纪发生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曾聚集了壹代人的梦想，不仅是强国之梦，更是社会改造之梦。社会改造的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作为手段）和走向“无阶级社会”的远景（作为目标）。虽然严格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方面的成功并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结果，但这并没有否定党的领袖们确实在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勾画“新社会”发展的蓝图，也没有否定列宁主义的政党组织形式和政权建构模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模彷的基础摹本。

　　然而，如果说俄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在壹个兼具东方专制色彩的欧洲民族结出的异样果实，那么中国革命更是在壹个古老得多的、更纯正更典型的东方民族中嫁接西方激进理论的结果。这个嫁接所蕴含的悖谬与不幸，它所造成的巨大的历史扭曲，只是到了其后果已经极其严重、它对整个民族的危害已经昭然若揭时，才被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壹党专制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主要表现形态，是中国现代公共权力建构过程中发生的病理性变异。

　　如果我们把现代专制主义定义为“以公共意誌的名义对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双重否定”，那么就中国而言，这种否定是通过党专制的制度形式实施并体现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并不缺乏道德激情。事实上，对劳动者苦难的同情，对壹个公正社会的强烈憧景，乃是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比如陈独秀、李大钊）几代共产主义革命者共同的道德基础。马克思主义也并不否定民主，但它认定“无产阶级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更高级的民主，实现这种“民主”乃是“无产阶级革命”要追求的目标。这样，制度现代化意义上公共权力的建构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变成了“阶级专政”的建构。而当“党”被理解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时，“阶级专政”变成“党专政”（壹党专制）就是逻辑中的必然。中国共产党人既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专政”的理想，又学到了列宁主义政党组织建构和国家建构的全套功夫，则中国共产党掌权之日必是壹党专制生根、开花、结果之时，自然就确定无疑了。

　　从中国现代史的演进过程看，公共权力的建构本来并非只有“党专制”壹途；历史如何在特殊的现代化之“后发外生”的语境内、在相互作用又相互冲突的种种要素的夹击下扼杀了中国尚在襁褓中的宪政民主，是另外壹个重大课题，这裏暂且不表。中国的“党专制”也并非只有共产党壹家独有。事实上，早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执政的国民党就已经在“训政”的旗号下实行了多年的“党治”。但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同的是，它只学习了苏俄的“以党治国”原则（还学习得很不到位），却拒绝苏俄的“阶级专政”说和马列主义“共产”社会理想。国民党是信奉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的，而三民主义中有壹条就是“民权主义”。最终实施宪政、从而“还政于民”的承诺使国民党的党专制既不够彻底，也不够典型。唯有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社会革命纲领，又掌握了列宁主义政党和国家建构的根本精髓，并把它进壹步发展，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乃至鬼斧神工、出神入化的境地。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壹党专制才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主要表现形态，它比国民党的“党治”发展得远为成熟且彻底，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也远为深刻和长久。

　　从大的时间尺度讲，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基本任务本来是进行制度现代化意义上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个转型与共产主义革命搅在了壹起，是壹种历史性不幸。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乃是中国现代公共权力建构过程中发生的可怕的病理性变异。“病理性变异”在这裏首先意味着作为党专制之逻辑起源和发生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本身就含有致病因子，这些致病因子和中国特殊历史社会条件的结合，势必导致公共权力建构过程中的异化。当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的天然代表自居，又在“阶级”的范畴内解释“人民”，甚至把它写入宪法时，对人民主权的抽象肯定已经变成了对国民主权和公民权利的现实否定。这样，不管中国共产党第壹代创始者心怀多么崇高的社会理想，党专制的既定逻辑决定了这套体制实施的结果必定是对原初理想的背离，是对现代社会转型本应达致的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建构的双重否定。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在实施乌托邦社会发展战略时，马列主义的社会改造理念会外化为党专制的巨大结构拉力，迫使社会全面走上极权体制的轨道。

　　革命和革命胜利之初的乌托邦理想多不乏质朴与真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改造理念实现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变革，会呈示为党的领导人自觉的主观认知。党专制的力量在于它能够以千斤压顶之势义无反顾地推进这种变革，并时而笨拙、时而巧妙地把乌托邦追求的目标和乌托邦实践的手段结合在壹起。本命题中尤其要註意的是“结构拉力”这个提法，它意味着党的社会改造理念会以制度建构的形式强行作用于社会，形成党所憧景的社会结构格局。在这个由某种“崇高”理念支配、带有人为色彩和“超前设计”特征的社会改造行动中，壹切原有的、不符合党专制原则的社会结构因子都将被剔除；原本正常的、正在进行中的制度转型也将被强行终止，而纳入到党所划定的“新的”轨道中。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比如说——何以中国在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波澜壮阔的宪政民主实验、已经积累了民主转型诸多经验的背景下，仍然最终落入中国共产党党专制的巢臼。中国与俄国不同。俄国的现代社会转型虽然早于中国，但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二月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却是在壹年之内这个很短的时间间隔中发生的。中国则在推翻帝制后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民国各个历史时段的民主建设历程。历史甚至提供过这样的机会，让国共势不两立的两大政党坐在壹起按照“西方”的原则共商国事——这正是从“重庆谈判”到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的史实所告诉我们的东西。今天的人们常常指责中国共产党背弃了革命胜利前夕的大度与承诺，致使现在的“民主党派”和“政协”成为壹具具行尸走肉，成为壹堆好看而没有实际用处的“花瓶”，殊不知这正是以“阶级专政”为理念的党专制必然导致的逻辑结局。“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中途夭折也必须作如是观。从中国共产党所秉承的社会改造理念看，用“党的最高纲领”取代“最低纲领”是迟早的事。壹个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党怎么能容忍“资本主义因素”在经济结构中的长期存在呢？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党的领导人在“过渡时期”长短的理解上有多少差异，承认“公有制”必须取代“私有制”、“社会主义”必须取代“资本主义”却是所有共产党领袖的共识。这就是党的理念所具有的力量。

　　恰恰是这种力量和它所拥有的制度化手段，把1949年后的中国送入了极权主义的绞肉机。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3：党专制是壹种绝对的宰制力量，通过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它内在地具有吞噬全社会的逻辑本能。

　　党专制的基本特征是党的组织建构与国家政权建构的融合，“党”成为凌驾全社会之上的绝对的宰制力量。比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是名义上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重大“立法”行动或“选举”行动，都必须体现“党”的意图；它的唯壹使命则在通过合法形式使“党”的旨意变成国家意誌。国务院则是负责落实“党”的旨意的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总理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样的职务必定由党的领袖中的重要人物担任。在党专制条件下，司法独立是谈不到的，因为各级司法部门都必须服从党委的领导。新闻独立、教育独立之类也是根本谈不到的，因为在党专制体统中，它们都不过是贯彻“党”的意誌的工具而已。

　　中国共产党尤其致力于把党的织体深入到每壹个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组织，深入到工厂、乡村、学校、街道。党的细胞遍布社会的各种肌体、各个角落，它内在地具有吞噬全社会的逻辑本能。在极权主义最兴盛的时期，党所具有的强大的辐射力、渗透力会通过无数党的基层组织（基层党委和支部）得到生动的体现。

　　值得强调的是，不可以把中国共产党党专制条件下对社会的全面宰制仅仅理解为社会控制。毋宁说，极权时代“党”对全社会的垄断地位既为社会控制、也为社会动员提供了基础手段。事实上，卓有成效的社会动员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获得成功的重要历史经验。执掌政权以前长达数十年的艰苦斗争，在恶劣环境下实施割据、开发“根据地”的经历，不但磨砺了共产党人的意誌，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共的组织效能。大概正是这样壹种历史磨砺和考验，赋予毛泽东壹代中共领导人同时将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把玩于股掌之中的非凡能力。理解毛式极权主义，这是壹个不可不关註的重要的逻辑关节点。比如，主要依靠秘密警察实施社会控制的苏联斯大林主义，就远不能望其项背。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4：以“阶级专政”名义实施的党的独裁，势必导致并归结为党的领袖的个人独裁“阶级专政”势必走向个人独裁，这既是权力的本性使然（在任何时代，追逐权力都是人的贪婪本性的政治表现），又是党专制自身建构规则的必然结果。俄国革命是如此，中国革命同样如此。

　　在革命党的成长过程中，领袖本来借助（乃至依托）组织而产生；强有力的领袖会使组织本身变得更为强有力。但领袖壹旦获得“独尊”地位，作为独裁者的领袖就总是要试图超越组织。党的“民主议事规则”和“民主集中制”之类的“组织原则”将很难抑制这股力量的生长。壹旦最高领袖的独裁局面形成，党组织将丧失作为组织对领袖的约束，而成为独裁者贯彻自身意誌的工具。这个领袖与组织关系互换的辩证法，不但体现了壹般意义上政党“寡头化”的政治逻辑，尤其凸显了执掌政权后的革命党党专制演变的政治逻辑。毛泽东本人成为中共领袖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发生的壹切，深刻而典型地证明了这壹点。

　　可以这样概括党专制语境内特有的独裁者制约悖论：壹方面，就党的领袖肩负的重大领导使命言，这个“党国安危系于壹身”的人最应该受到制约；另壹方面，又恰恰是党专制本身，孕育出党的最高领导者最不受制约的体制性结局。

　　党专制造成的公共权力制衡的结构性缺席，使独裁力量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独裁者凭借自身所具有的强大使动力量，在“创造历史”方面甚至可以产生奇迹。只是在社会付出可怕的、有时是不可挽回的代价后，独裁者对社会的疯狂“使动”才会以反向受动的形式逐渐终止。事实上，我们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所看到的，正是此类情形。党专制条件下独裁者个人的认知局限（乃至性格局限）往往会放大为体制性癫狂，这种癫狂最终将给整个民族带来灾难。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5：“党指挥枪”意味着武装力量成为党专制的工具，成为最高独裁者的私产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解中，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将不再有常备军，这样，既可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又可以防止冒险家借助合法武装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僭取。这样的理解有其深刻壹面，也有其天真壹面。列宁作为第壹个苏维埃政权的创建人，已经充分认识到武装力量对维持壹个新生政权的重要性。用党的力量改造旧军队、通过政工人员实施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是列宁主义的重要遗产，是马克思未曾预料到的“阶级专政”的必然走向。

　　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枪杆子裏面出政权”。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武力争雄的历史，靠“实力”而不是靠任何其他东西得天下的曲折经历，使中国共产党人有壹切理由比苏俄更看重军队的作用和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控制。从逻辑上讲，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逻辑相结合，必然在助长壹党专权的自然趋向的同时，凸显军队在政权建构中的关键性角色。军队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这既是壹种意识形态表达，也凸显了中共党-军关系的内在逻辑要求。这种党-军关系的形成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构造中具有重要的结构意义。

　　同时应该看到，在党专制语境内，武装力量成为独裁者的工具乃是“党-军”关系逻辑发展的必然结局。党的最高领袖握有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这是独裁者实施狂热的乌托邦社会发展战略、自信“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最终本钱，也是独裁者制服党内异端、平息党内冲突的最终本钱。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战胜林彪军人集团就是这方面的壹个例证。

　　在民主化成为时代潮流的改革年代，“党指挥枪”的专制主义原则会和宪政主义内含的“军队国家化”原则发生日益明显的冲突。当改革进程中的矛盾激化乃至发生危机，武装力量被用来镇压和平的示威者时（就像六四天安门惨案所表明的那样），武装力量作为党专制工具的本质就将暴露无遗。独裁者会像使用私产壹样使用靠公共财政供养的军队，由制度现代化逻辑规定的武装力量的公共性质不得不臣服于由党专制逻辑规定的武装力量的御用性质。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6：经济领域实施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势必否定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前提和动力机制马克思主义壹向强调，“消灭剥削”不仅是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而且要通过经济结构改造的制度化形式兑现之。没有必要怀疑中国共产党人追求这样壹个目标的真诚性。然历史的残酷恰恰在于：当“人民共和国”的当权者高举“正义”的利剑把壹切“剥削阶级”斩草除根时，它也势必动摇乃至连根拔掉中国尚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及其产权制度根基，从根本上否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结果，不但阻断了制度现代化意义上经济结构的现代转型，而且为经济衰败埋下致命的伏笔。

　　这裏涉及的不仅仅是数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机制本身的合理性问题。从逻辑上讲，“计划经济”与锻造“共产主义新人”的乌托邦目标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性：计划经济不仅是“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高级历史形式，而且是超越劳动的“自发性”和“异化”状态，使劳动走向“自由”（在这个词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意义上）的必要的制度桥梁。斯大林主义及其传人曾通过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刺激”的合理性，打断过（至少是动摇过）两者之间的联系。倒是毛壹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他们自己的理解方式和实践方式恢復了这种联系。在技术意义上，中国的“计划经济”是粗陋的（远没有苏联的计划体制精致和完善）；但在社会意义上，中国的经济制度却发挥着重要的“思想”职能，它必须服务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服务于“共产主义新人”的造就和培养。文革中“要斗私批修”之类的口号典型表达了毛式“共产主义新人”的驯化逻辑。

　　然而，经济行为之利益动机的被否定，经济发展之内在动力的被抑制，势必在经济的长期演变趋势中显示出后果，导致短缺经济时代的到来。“精神”的高扬是不可能长期建立在“物质”匮乏的基础上的。当专制体制压抑了人们的谋利冲动，甚至压抑了人们的正常需求，把它挤压到壹个可怜的、微不足道的角落时，历史已经积聚了足够的反弹力，待时机成熟时，让“物质”重新翻转过来，以十倍、百倍的疯狂去彻底地颠复“精神”。事实上，这个逻辑已经在文革结束后不足30年内中国迅速衍生出的金钱社会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7：国家对经济资源、经济信息、经济开发手段的全方位垄断，乃是党专制卓有成效的社会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控制角度看，国家对经济资源、经济信息、经济开发手段的全方位垄断，既是极权主义社会运行的前提，又是党专制卓有成效的社会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城乡分立的户籍制度、实施对有限资源的集中管理，本来生发于基于中国自身条件的工业化积累的现实需要；但在党专制语境内，这些制度安排迅速具有了社会控制方面的结构意义。与此相应的是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身份”系列：城乡居民身份系列（拥有壹个“城市户口”就意味着获得了壹份口粮供应和壹份在城市就业的机会；没有“城市户口”则意味着农民永远不可能走出乡村）；城市中“干部”与“工人”身份系列（“党”制定了详细的人事管理和劳动管理制度以实施对二者的不同管理）；企业中的“所有制”身份系列（“社会主义改造”以前有“国营”“私营”之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有“全民”“集体”之分）。当然，还有壹个非常重要的身份系列并不是由管理需要引出的，而是党的理念的直接结果，那就是“阶级”身份系列。在党专制语境内，“阶级出身”对壹个人来说具有莫大的意义。“苦大仇深、根红苗壮”可能带来招工、上学、入党、提干方面的壹系列好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则除了遭受政治上的歧视外，还会遇到实际生活中的诸多困难，甚至生存威胁。“阶级身份”以及与此相应的株连政策导致的国民待遇的不平等，曾经给亿万公民造成极其惨重的伤害，但这并没有否定作为控制手段，它给统治者带来的“好处”和组织效能。

　　与控制相关的另壹个重要概念是“单位制”。“单位制”综合了战争年代“供给制”的经验和建国以后新政权的需求，而成为共产党的壹大发明。党借助壹个壹个的“单位”（它可以是壹个政府机构，也可以是壹家工厂，壹所学校、壹家报社、壹个文艺团体，乃至壹个体育训练机构）壹方面实施有限资源的配给，另壹方面又把每壹个人（及其家庭）紧紧地固着于这个精心安排的体系内。个人的生老病死，“单位”全要管；个人的“政治表现”，“单位”也要负全责。其实，“单位”只是党专制这张巨大的网上的壹个网结，是党专制这部巨大机器上的壹个部件。个人对“单位”的高度依赖，乃是个人对“党”、对“国家”高度依赖的现实体现。正是在这种依附关系中，个人在“享受”党提供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同时，亦必然付出丧失自主选择权利和独立权利的巨大代价。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8：高度的意识形态垄断、独断与强有力的思想控制，体现了专制主义政体的必然要求意识形态意味着理论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理论（无论它原来具有多么“科学”的乃至“批判”的品格）都将成为权力的奴仆和论证权力合法性的工具。意识形态必定是垄断性、独断性的，垄断性指不允许自由的思想表达空间的存在，独断性则意味着唯有与权力结合的意识形态才享有“真理”的美名。

　　当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领袖宣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被尊奉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时，它自然也难逃自身的工具化命运。“工具化”在这裏首先指必须按照“党”的需要解释马克思主义。党的领袖将拥有意识形态的最高解释权和唯壹发展权。这样，不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被强行逐出思想市场，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不同理解（更不用说批评）亦都将成为非法的。

　　“舆论壹律”是为了强化思想控制。这裏首先被扫荡的，是那些具有独立见解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新闻、出版、教育机构在党专制语境内都是实施思想控制的制度化设施。它们将根据“党”的需要诠释历史和现实，甚至在必要时制造“新闻”，制造“党”的“好干部”或“好战士”，也制造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当然，在国际上还存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情况下，“党”不会忘记有效地阻断壹切其他信息源，并伴之以必要的恐怖手段（如宣称“收听敌臺广播”乃非法之举）。

　　这样，党专制的逻辑已经内在地决定了这个被“党”控制壹切的社会只能是壹个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社会，是壹个高度单壹化、同质化、简单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裏，不可能产生深刻的思想，产生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学，产生自由的、焕发人性之光的艺术，产生真正独立的哲学与社会科学。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9：使意识形态内化为信仰，乃是极权主义党文化的真正特色命题8强调的是党专制之思想控制与精神垄断的强制性壹面。这个问题还有非强制的、诱导性的壹面。或者，更准确地说，强制乃是以被强制者主观认同的方式发挥作用，表现为被强制者心理上的自觉接受和主动就范。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长期斗争中曾付出巨大牺牲，这段传奇般的历史赋予“党”伟岸的形象和道德感召力。“党”对历史的精心剪裁又大大加强了这种力量。简单化、信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宗旨”和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被灌输给普通的工人、农民、士兵，以激发其“朴素的阶级感情”，提高其“阶级觉悟”，从而自觉地为“党”工作。常年不断的“政治学习”，各种场合的“忆苦思甜”，规模宏大的集体仪式，情感化的、直白的艺术宣传等都有助于此类目标的实现。

　　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成功，更是“党”的力量无所不在、无坚不摧的证明。以“阶级专政”代表自诩的党对“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拥有巨大的道德上的优越感。强迫他们为党工作并不是本事；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让知识分子自惭形秽、自动服输才是“党”的拿手好戏。在这个过程中，奴役的不自觉状态将向自觉状态转化。当个人的行为（甚至只是内心活动）不符合“党的精神”时，人们会自觉地自我矫正，自觉地向“组织”靠拢。从逻辑上讲，壹切有利于“党”和“革命事业”的行为都是值得贊许的。这样，向“组织”告密之类的行径不但不被认为是突破人类伦理底线的无耻之举，反而是对“党的事业”忠诚的表现。“党”甚至可以有组织地鼓励、怂恿此类行为。如此，这个社会必然造成两种结果：壹方面是精神上永远长不大的“未成年人”，另壹方面是可怜而又精明的、蝇营狗苟的偷生术。两者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又是相反相成的，是党专制这同壹棵树上结出的两枚果实。

　　使意识形态内化为信仰，恰恰是意识形态发挥其功能的前提。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崇拜将发挥巨大的精神建构作用。从独裁者壹方讲，有意识地制造个人崇拜，既是巩固权力、战胜政敌的需要，也是党专制体制自身的需要。从受众壹方讲，当“个人”的至高无上性受到置疑（这种置疑乃是党专制运作的必然结果）时，领袖崇拜将是恰得其时的精神填补。在党专制语境内，“党”的伟大将凝结为领袖的伟大。领袖就是人格化的大我，他将给小我以力量。以领袖崇拜为特征的信仰不可能是理性基础上的信仰，而必定是非批判、非反思意义上的迷信与盲从。但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框架中，这样的“信仰”却可以表现为充分理性的。这样，现代专制主义往往造就奇特的精神景观：当人类最可宝贵的自由已经本质上丧失殆尽时，社会却仍旧可能是意气风发、斗誌昂扬的，因为人们在“党的事业”和革命奋斗的远景目标中找到了自我的归宿。

　　这就是党文化。我把党文化定义为精神层面的“党”的存在，它可以通过文学的、艺术的、教育的乃至日常生活的种种形式表现之。在极权主义时代，党文化致力于营造简单的“革命”世界观和“螺丝钉”式的服从人格。这种努力恰好与经济领域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共收异曲同工之妙。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0：各种“群众组织”和“人民团体”不过是党专制的玩偶，人们不可能被允许为政治目的或经济目的自由结社，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宗教自由既然党专制是壹种绝对的垄断性存在，那么逻辑上就不可能有独立于党的控制的其他社会力量的生存。当然，“党”也需要壹些“群众组织”和“人民团体”充充门面，不过，它们只能作为“党”动员或控制大众的手段（所谓“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发挥作用，而绝不可能作为独立的社会组织对本组织成员发生影响，更不可能代表本组织成员的利益或需求对“党”说三道四。事实上，无论“工会”还是“工商联”还是“妇联”还是“学联”，它们对本团体成员的代表都只能是名义上的，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在极权主义条件下，人们不可能被允许为政治目的或经济目的自由结社。

　　同样道理也适用于宗教。或者，更准确地说，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命运，更突出地证明了党专制的极权主义本质。

　　宗教本来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形式。但由于共产党人自命为无神论者，又有马克思批评宗教乃“精神鸦片”之说，宗教组织在共产党治下的社会中已处于极不利的地位。更根本的是，教会由于自身具有的如下两个特点势必与党专制发生内在的冲突：第壹，凡教会组织都有自己独立的信仰（或信基督，或信佛陀，或信真主，等等），而共产党当然不希望人们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信仰；第二，凡教会必有壹定规模的教徒聚集，而共产党当权者最担心的恰恰是超出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民众的有组织的聚集。教会的这两个特点显然都犯了党专制社会的大忌。

　　仅凭这两条，教会在党专制社会中的命运已经可想而知。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明文规定，这种“自由”却註定是被限定的。它不能超出极权主义控制所能容忍的限度。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1：党专制营造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党自身变腐的必然趋势，靠诉诸“革命理念”、清理“阶级队伍”之类手段进行的党的纯化，无助于克服党所面临的危机人们都记得黄炎培1945年访问延安时向毛泽东说出的壹番担心：大凡壹个团体、壹个政党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历九死而壹生，而保其生机勃勃；及至环境渐好，精神也就渐渐放下，堕性发作，日趋下坡，乃至人亡政息。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共又何以可能跳出这样壹个“周期率”？毛泽东当时答曰：我们已经找到了壹条新路，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不能说中共领导人完全是在摆样子、吹牛皮。当时的毛泽东确实有足够的警醒面对党执掌政权后走向衰败的危险，但历史证明他的自信和开出的解决问题的“药方”却是自欺欺人的。这个回答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中的最大反讽。

　　党专制的自身逻辑决定了“人民”不可能真的去“监督”政府，因为“人民”没有实施这种监督的最基本的手段。在以“阶级专政”自我标榜的党-国政权结构中，“党”既没有来自其他独立力量的制约，又自我堵塞了几乎所有的批评渠道。“党”壹手制造了对自己歌功颂德的社会氛围，并任凭这种歌功颂德走向极端。在实际政治运行中，掌握政权后党的政治录用机制决定了“入党做官”的政治行为逻辑的暗行滋长，这会自然动摇战争年代英雄们的革命意誌，更会腐蚀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千百万“向党靠拢”的青年人。在权力和特权面前，党的理念和“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信条的逐步空泛化乃至仪式化将不可避免。

　　党专制下的社会必定是壹个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法律在这样的社会中是无足轻重的。当整个国家呈示为壹个最高独裁者掌权的权力结构时，大大小小的权力金字塔也会在各个部门、各个“单位”中涌现。各级当权者习惯于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热衷于文山会海，却不思创新进取。修养低下者更可能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以我划线、以权压人。人们考虑的中心不再是革命的理想，而是自己的权势。

　　总之，党正在变腐。所有由“党”自己创造的生态环境、生态条件都决定着党自身变腐的必然趋势。

　　更可怕的是，没有人能够阻止这样的趋势。在党专制语境内试图扭转颓势、恢復“革命青春”的努力势必是壹场无望的战斗。事实上，毛泽东在“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框架内要解决的，正是执政党自身的变腐问题。然而，靠诉诸“革命理念”、清理“阶级队伍”之类手段进行的党的纯化，靠发动大规模的“运动”来揭发“阶级敌人”或“党内修正主义分子”，无助于克服党所面临的危机。恰恰相反，“运动”往往诱发极权主义的破坏本能，使每壹个运动参加人不是被害者就是害人者，或二者兼而有之。社会良知和做人的基本准则在“革命的狂热”中丧失殆尽。

　　就最高决策层而言，保卫党的纯洁的斗争具有更为復杂的性质。中共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与最高独裁者捍卫其乌托邦理念的斗争十分復杂地、又非常紧密地缠绕在壹起。这种不同逻辑的交织，充分说明了现当代中国事务的深刻性。我甚至要说，恰恰是从“文化大革命”这样空前绝后的历史经历中，批判学者可以引申出毛式极权主义特有的壹系列悖论及其悲剧性结果。这种悲剧结果所内具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已经远远超过了苏俄的斯大林时代。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2：独裁者无力解决最高权力的有序交接问题，从逻辑上深刻揭示了党专制体制的根本痼疾在党专制体制内，最高权力的有序交接是壹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各国第壹代共产党掌权者来说，这件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表明，包括前苏联、中国、北朝鲜在内的许多共产党政权，其第壹号人物都是在自然规定的生命期限已经来临时才不得已交出最高权力的）。但是，这个可悲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党的最高领导人不重视“接班人”问题。至少就中国共产党而言，有意识培养“接班人”的努力甚至可以上溯到党夺取政权以前的战争年代。这个问题最终成为“党”无法跨越的深度“沼泽”，其原因只能在党专制的自身逻辑中去寻找。

　　首先，党专制的逻辑决定了最高权力交接只能在党内领袖群体中进行。由于没有壹个真正意义上的宪政民主体制，没有各政党在平等基础上和平竞争执政地位的过程，权力交接只能表现为党专制语境内的领袖“接班”。这个过程按照宪政民主的标准来衡量不可能是有序的、公开的、透明的、平等的。

　　其次，即便按照共产党党内民主规则衡量，“接班人”的产生也很难是有序的、民主的。党专制逻辑之命题4已经表明，党的领袖获得“独尊”地位的开始，就是领袖作为独裁者试图超越组织的开始。党的“民主集中制”之类的“组织原则”将很难抑制独裁者的为所欲为。壹旦最高领袖的独裁局面形成，党组织将丧失作为组织对领袖的约束，而成为独裁者贯彻自身意誌的工具。在接班人问题上，即便我们假设独裁者在“候选人”的决定上并无私心，但我们无法避免独裁者是根据他的“标准”、根据他的主观好恶、根据他的用人尺度来决定取舍。而且，独裁者越是凌驾壹切，决定壹切，“党”作为组织干预“接班人”选择的可能越是微乎其微。

　　更值得回味的是在权力问题上独裁者的心理状态。从“革命的需要”出发，最高权力总有“接班”的壹天，对于此点，独裁者还不至于丧失最起码的理智。但另壹方面，对于那些有可能成为自己接班人的党内领袖，独裁者内心深处又会藏有深深的恐惧乃至敌意。任何观点、意见上的分歧都可能被独裁者理解为对权力的觊觎。除非对最高领袖表现出绝对的忠诚，任何人（哪怕他再有能力）都很难在“接班人”的位子上坐稳。这种“接班”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非程序性和人为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壹系列和权力争夺有关的故事，是党专制体制生发的故事中最神秘的部分。野心家对权力的贪婪，理念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的错综交合，领袖与臣子之间、以及不同派系（不同政治倾向）的党内大员之间围绕“接班”问题展开的或隐蔽、或公开的较量，都使这个过程显得既扑朔迷离，又惊心动魄。

　　无论怎样，在生命问题上大自然对每壹个人都是公平的。当独裁者到了不得不“到马克思那裏报道”的那壹天，权力的交接往往会以非正常的形式进行。伴随着死人的离去，往往是活人之间继续进行的生与死的斗争。这个斗争当然还是为了权力。

　　独裁者无力解决最高权力的有序交接问题，从逻辑上深刻揭示了党专制体制的根本痼疾。斯大林曾经证明了这壹点。毛泽东以更为曲折、復杂的形式再次证明了这壹点。

　　中共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嬗变的逻辑轨迹

　　壹代强人自然生命的结束，往往是壹个时代的终结。这也可以视为党专制语境内社会变迁的特征之壹。我们不妨就此转入对党专制之下壹个发展阶段——威权主义阶段——逻辑特征的讨论和刻画。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3：威权主义是极权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党专制的传统与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构成威权主义时代最深刻、最根本的逻辑悖谬。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共产党党专制语境内的极权主义意味着壹个异化了的公共权力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生活的全面控制。从本质上说，这种控制既是实现党所憧景的乌托邦社会改造目标必须倚仗的手段，又是这个目标本身的壹部分。在极权主义条件下，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容身之地，因为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前提和动力机制是完全有悖于乌托邦社会改造目标的价值预设的。

　　然而，正是毛式乌托邦追求与制度设计的空想性，特别是这种追求在实践中的彻底失败，为历史走向新的、完全不同的发展之路，也就是重新承认市场经济，提供了可能。

　　值得沉思的是这种“重新承认”所采取的历史形式。事实上，邓小平所代表的“改革派”领导人对市场经济的最初认可，乃是极权主义乌托邦毁灭民生的不得已反应，而绝不是对市场经济之制度含义的自觉承认。基于传统意识形态而发生的这种认知意义上的迟滞，曾壹再阻遏人们从科学层面认识市场经济的制度现代化内涵，也限制了人们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理解“市场”力量对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影响。

　　更重要的是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关系。从制度现代化的规范意义讲，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政治结构应当是民主政治，二者在建构壹个合理、健康的社会方面，有着结构上的相互需要。但民主政治却是中共党专制的死结。本来，毛泽东的极度专权和文革这样悲剧的发生，数千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和导致此类悲剧的最深刻的制度根源的存在，已经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证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政治民主化在逻辑上应该与经济市场化并辔而行。问题在于，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走向对党专制自身的否定，而这是与当权者的利益相矛盾的。所以，尽管历史终究会提出、且已经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当这样的要求被固守陈旧意识形态的党的当权者所拒绝时，中华民族将不得不遭受更多的苦难。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可以在“计划多壹点”还是“市场多壹点”这类问题上互相角力，但在维护党专制这个根本点上却高度壹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下，毛以后的中共当权者明确表达了党专制的根基不能碰这个根本原则。这样，从逻辑上讲，改革年代中共当权者制定的基本国策（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其“两个基本点”之间必然发生冲突，且这样的冲突必然是无解的。

　　继续保持极权主义政治前提下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是健康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它最终将发展为权贵资本所主导的扭曲的市场经济。极权主义政治+扭曲的市场经济遂成为开放年代党专制体制特有的社会结构格局。这是壹个在精神上继承了毛式极权主义精髓，但在内容、外部条件和内部张力上又迥然不同于毛式极权主义社会的结构格局。威权主义时代所有新的病症、所有新的矛盾展开、所有新的社会罪恶都可以籍此获得解释。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4：“老人政治”、“垂帘听政”式的新的独裁形式和陈旧的政治思维，构成毛以后最高权力的显着特征。它的内在的保守性可能葬送民主化改革的历史机遇。

　　在党专制语境内，掌权者对权力的独裁这壹点是不会有变化的。变化的只是独裁的形式。假如说，毛泽东代表了独霸天下、壹人定乾坤的最典型独裁特征，那么毛以后实际掌握最高权柄的中共元老群体则代表了对独裁的某种集体分享，在这种分享中，元老中最孚众望者将在权力的使用中占有最大的权重。从逻辑上讲，这是党专制体制内最高权力演变的壹种重要现象。它代表着某种过渡，从强有力的领袖个人独裁向带有寡头特征的集体独裁的过渡，从“开国元勛”向新生代执政者的过渡，从强人政治向常人政治的过渡。

　　构成“第二代”领导主体的党的元老本来都是“第壹代”革命者，是经过文革洗礼后的建国领袖群体的遗存。这个事实赋予该群体以双重含义：壹方面，多数元老仍然认同信仰了壹辈子的“革命”理念，这种认同是真实的，并非虚假的；另壹方面，他们又对“党”和领袖犯过的错误痛心疾首，希望改弦更张，找到某种发展的新路，但认知、能力和魄力上的局限，使他们无法突破现存体制的狭隘眼界。他们既是党专制体制的受害者，又是这个体制的坚定维护者。维护的动机开始时可能更多是认知上的（巨大的传统意识形态思维惯性构成这种认知的基础），但随着新的权力机构的确立，随着权力结构与市场力量的结盟，这种动机会逐渐向利益维度转化。总之，中共元老群体本质上是保守的，或者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改革所触及的矛盾的尖锐化，它会越来越趋向于保守。元老们可以在经济改革的方式和力度上各有主张，乃至互相矛盾（譬如邓小平和陈云），但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却共守壹条底线，那就是绝不能动摇“党的领导”。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比如——为什么邓壹代领导人不能彻底清算毛泽东掌权时期犯下的过错乃至罪行。邓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对毛却丢弃不得，必须永远供在臺案上，因为“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註2）。元老们更不可能承认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共产党的乌托邦追求在根本路径选择上就是错误的，正是这种路径选择上的错误，使中国人在壹个美梦的感召下真诚地干了许多蠢事，使作为民主化转型进程的20世纪中国史几乎丧失了时间意义（就该进程从壹个起点开始，却又在奔跑壹圈后回到了原点而言）。我相信，除了现实利益考量外，对上述历史悖谬的深深恐惧，乃是中共掌权者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的真正原因。

　　基于同样理由，元老们对任何表现出“自由化”倾向的党内新生代领袖不能容忍，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了。在元老们的“支持”下成立中共中央工作班子，这种壹、二线分立虽然带有最高权力过渡的临时性意义，但仍然具有“垂帘听政”式的控制功能。壹旦元老们认为前臺工作的新生代领袖“不听话”，则随时可以拿下，并用“合适”的人取而代之。这种渗透了前现代皇权专制色彩、又极富“现代”特征的党专制独裁术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和阻遏是灾难性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本来拥有民主化改革的强烈时代需求并正在创造相应的历史条件，或者说，历史曾经走到壹个十字路口，使中华民族面临多种不同路径选择——包括选择这样壹条路径，即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走向真正的宪政民主——的机会和可能。党内民主派和民间自由力量的生长正在创造这样的条件。然而，由于党专制语境内元老派的力量高于改革派的力量，由于这个体制赋予元老们权力的最终支配地位，改革的机会终于与历史擦肩而过。这个机遇的丧失再次证明党专制的独裁力量所具有的顽固性和巨大使动性，它仍然可以拖住历史前进的步伐，影响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历史的走向。而当这种阻遏是借助血与火的文字写成时，“党”的自我意识和“党”在臣民心目中的形象也将发生本质性的改变。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5：“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的形成，使现代市场经济的文明缺陷和极权制度的野蛮本性结合到壹起，并互相强化。

　　“权贵资本”的最简单明了的定义是权力与资本的融合。在威权主义条件下，权贵资本的形成具有铁壹样的逻辑必然性。

　　当壹个社会刚刚从物质禁欲主义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时，物欲的升腾是壹种完全可以预期的现象。正如命题6已经指出的，就在专制体制压抑了人们的正常需求，甚至把它挤压到壹个可怜的、微不足道的角落时，历史正在积聚足够的反弹力，待时机成熟时，让“物质”重新翻转过来，以十倍、百倍的疯狂去彻底地颠复“精神”。更壹般地讲，市场经济本来就是牟利经济。现代市场经济最伟大的社会进化属性和最根本的文明缺陷都可以从“牟利是资本的本能”这句话中获得解释。以上两个方面都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对市场原则的重新认可，势必表现为“潘多拉之匣”的突然打开。只有借助强有力的制度形式，营造公平、法治的制度环境，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防止膨胀化的物欲对他人权益的非法侵害。而这恰恰是党专制体制所无法做到的。

　　党的各级官员手中握有权力，这种权力在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能够给自己带来的经济好处是有限的。开放使官员们突然意识到权力就意味着金钱，财富的聚敛可以通过巧妙地使用权力轻而易举地实现。最初，权力与资本的结盟可能只是简单的行贿受贿；但人的贪婪本性和无数制度上的“漏洞”会诱使当权者主动“设局”，大赚不义之财。随着改革进程中生产资料市场、不动产消费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权力和资本的联姻也将进入“蜜月”。既然权力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腐败的迅速蔓延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更重要的是“有中国特色”这个“头衔”。在开放年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有中国特色”本来是中国类型“社会主义”的自我标榜。我却宁愿用这个词去形容中国权贵资本的特殊发生学来源。须知，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公有制”并未根本触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这意味着有壹大块被称为“国有资产”的存量资产有可能成为各级当权者的鲸吞目标。就在“党”的宣传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还在“私有”、“民营”这类概念的使用上羞羞答答时，实际生活中的权贵私有化早已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在中国版的“圈地运动”中，在各地、各行业的“企业改制”过程中，有多少国有资产（它实际是几亿普通劳动者几十年劳动的血汗）悄悄地、又是完全合乎逻辑地被转移到新的权贵们的账下，是壹件永远不可能弄清楚的事情。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极权制度的野蛮本性和市场经济的文明缺陷被融合到壹起，相互补充又相互强化。人的本性中最恶劣的东西――对权力的渴求和基于权力的贪婪――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激发、燃烧、膨胀到了极致。

　　如果说，毛式极权主义是权力与乌托邦理想的结合，那么邓及邓后的威权主义就是权力与利益的结合。――当然，这裏所说的“利益”并非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的合法利益，而是对合法利益造成损害的权贵们的非法利益。难怪有人讲，“中共先是用专制的手段灭私充公，然后又靠专制的庇护化公为私，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壹个党全做了。”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6：威权主义条件下取得的经济增长，将付出巨大社会代价；“断裂社会”的出现意味着底层民众成为“改革”的牺牲品。

　　不应该否认这壹点：威权主义条件下仍然可以取得可观的经济增长。这既是壹个逻辑现实（其逻辑根据在于市场经济对所有社会的催动作用），也是被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所证明的历史现实。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样的经济增长会在改革的初期给所有人带来好处，包括农村和城市中的普通劳动者，因为在权贵资本还没有形成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力量以前，在中国经济刚刚从壹个谷底復苏的起步阶段，普通劳动者有可能通过劳动与收益间的直接联系体会到改革惠于他们的正面影响。但这样的好景不长。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随着壹批又壹批富人和城乡新贵的掘起，社会总体财富的分配天平将越来越向不利于普通劳动者的方向倾斜。蛀虫们对存量国有资产的监守自盗和偷偷摸摸的瓜分，本来已经侵犯了最广大公众的基本权益；新贵们对增量资产的巧取豪夺则以更加明火执仗的形式鲸吞着改革年代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数雇工的血汗。虽然统计数字显示的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在逐渐减少，但这并不能否定下列事实，即中央政府通过社会转交系统进行的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输血”，在许多场合只是肥了当地政府官员和各种各样与官府“有关系”的人，结果，真正需要救助的大批贫困者反而变得更加贫困。在城市，则有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其中很多人是由于原来就职的国有企业的非正常倒闭而被成批抛入社会的），他们和数千万因失去土地（或土地不再产生收益）不得已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壹起构成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在日益拉大的社会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面前，在“日新月异”的大城市建设和广袤农村依然如旧的贫困所折射出的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反差面前，平等与公正正在凸显为新的体制性稀缺，社会的畸形化和整体性结构断裂正在使壹个修復中的社会重新变得千疮百孔。

　　这裏，我们不妨借用“断裂社会”这个术语。在社会学语境内，这个概念指“在壹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从政治哲学角度看，“断裂社会”则意味着由于体制原因造成的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在资源占有、资源享用方面日益扩大的鸿沟。“下层群体”越来越成为特权阶层和各种各样的暴发户借“改革”之名行掠夺之实的牺牲品，他们不再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好处，却在为“改革”付出越来越多的代价。这种变了味儿的“改革”及其造成的社会结构错位乃至断裂，突出表明了开放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所具有的冷酷性：底层民众支付“改革”的成本，有权有势者则坐享“改革”的收益。威权主义时代中国特有的“资本原始积累”还突出表明了社会转型的悖谬性质：本来应该有助于政治民主化的市场化，在党专制语境内却生出权贵资本这样壹个怪胎，无论在什么含义上，它都不是作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因素、而是作为改革的否定性力量粉墨登场的。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7：官方意识形态的彻底堕落和社会价值系统的崩溃，构成威权主义社会特有的精神景观。

　　马克思主义本来是作为为穷人伸张正义的理论获得其巨大道义力量的。“阶级专政”说虽然逻辑上必然导致党专制的形成，但在政治上强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壹切”、经济上奉行“平均主义”的年代，官方意识形态本质上的虚假并没有暴露为事实上的虚假。威权主义时代则完全不同了。当工人、农民等昔日的“明星”重新沦为社会的最底层，处处受人盘剥而又缺乏制度性的自我保护（他们不可能被允许成立独立工会之类的组织）、甚至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揭露现实的黑暗（“党”当然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剥削”）时，仍然以“阶级专政”说事儿的意识形态，其虚假性已经完全变成赤裸裸的。从根本上说，继续乞灵于“阶级专政”说的党的意识形态在威权主义时代必然逻辑性地走向堕落，它的现实功能只剩下了两条：壹是顽固地（同时又越来越不能自圆其说地）为壹党专政的合法性提供辩护性论证，二是在进行这种论证的同时，事实上充当特权利益的保护伞和遮羞布。

　　问题还有另外壹个方面。在极权主义时代，“党”的意识形态本来发挥着为臣民提供信仰支撑的巨大功能。这种功能的退化乃至彻底丧失是威权主义社会的重要现象。如果伴随着“共产主义”信仰退隐的是理性的自由主义信仰的上升，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在党专制语境内，这又是壹件不可能的事情。“党”会出于本能地误导社会，把理性自由主义故意读解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然后加以排斥，不允许学校系统传授人类的普世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样，当极权主义时代的信仰狂热破灭后，在威权主义物欲膨胀的滔天浊浪中，社会价值系统崩溃、人的精神领域成为壹片废墟将呈示为可怕的现实。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不再有信仰；除了金钱，人们不再崇拜其他任何东西。生活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遍布社会各个阶层，暴富心理和“明星热”成为青年壹代鲜明的心理特征（这裏的“明星”当然不再是普通劳动者或“毛主席的好战士”，而是“大款”、“大腕”和权贵壹族）。与没有信仰、不讲责任、不讲社会良知共存的是可怕的冷漠，人们缺乏正义感和对弱者的基本的同情心。经商者把“假冒伪劣”视为赚钱的诀窍，甚至壹向朴实的农民都学会了往出售的棉花裏塞石头。社会道德底线的崩塌体现在方方面面，诚信危机的背后实乃壹个民族病入骨髓的精神危机。

　　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中，儒学提供的价值观曾长期左右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儒学价值观中当然渗透了前现代的皇权文化传统，但也有颇具人类普适意义的价值内容。是“党”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把澡水和孩子壹同泼了出去，中断了民族的价值传承。而当党的意识形态感召力发生自身危机的时候，它对仍具普适意义的本土文化传统的中断和对以“西方”面目出现的人类普世文明的拒斥将最终以合力的形式作用于这个民族。这个结果同样是灾难性的。世纪末中国人灵魂的普遍荒漠状态，不但是作为信仰的党的意识形态自我否定的结果，不但是金钱拜物教作为“矫枉过正”的历史力量猖獗肆虐的结果，而且是民族精神传承和世界普世文明引进双重断裂的结果。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8：“党”对公民社会的扼杀，将采用威胁与利诱的双重形式，迫使体制内知识分子接受“招安”，迫使独立知识分子边缘化、无形化。

　　改革开放带来公民社会的復兴，本来体现了制度现代化的壹般逻辑。独立知识分子重新步入历史舞臺，乃是民族精神復兴和公民社会重建的基本标誌。然而，这股力量的兴起势必与党专制继续维持思想控制的“壹统”要求产生巨大的紧张。本质上说，这个冲突是无法调和的，因为它们分别代表着自由与专制水火不容的两极。

　　但在开放这个新的时代背景下，“党”对公民社会成长的阻遏却有壹个从简单的、较为“直白”的方式向更为“精致”、更为隐蔽的方式演变的趋势。如果说，针对“自由化”知识分子的公开批判、组织围剿体现了毛式极权主义的遗风，那么其对象包括所有知识人的暗中收买、巧行招安则是威权主义时代的特色。只要“与党中央保持壹致”，大学教师、科研机构的学者、新闻传媒的编辑和记者都可以获得各种各样体制内的好处。在“壹切向钱看”的威权主义社会大背景下，在体制内的各种利益诱惑面前，自由将变得格外脆弱。更何况利诱只是“党”控制知识分子的壹手，“党”还有另壹手，那就是威胁。从控制与被控制的角度看，不管是极权主义还是威权主义，专制主义条件下“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从来都是猫和老鼠的关系。只要被控制者老老实实就范，控制者和被控制者就可以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但控制者随时握有惩治被控制壹方“不轨行为”的手段。招安加上威胁，或者说以威胁为后盾的招安，实乃威权主义时代“党”对付知识人、特别是那些有独立（异议）倾向的知识分子的基本策略。

　　从逻辑上讲，接受招安的知识分子必定导致心理与人格的可怕裂变。他（或她）知道，当权者今天的意识形态无非是壹堆谎言，但他（她）必须假装认真地接受这些谎言，并在自己的学生、读者和公众面前堂而皇之地宣传之、“论证”之、歌颂之。在接受谎言、传播谎言可以带来的“好处”和拒绝谎言、揭穿谎言将要承担的后果之间，多数人会本能地选择前者。这样，剧场行为泛滥，犬儒主义盛行，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在被称为“第二次思想改造”的金钱社会的洗礼下，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优良传统正在丧失。党专制造成的面具化社会，又把越来越多的体制内“知识精英”变成玩世不恭的庸人。当权者“装模作样的统治”，被治者“装模作样的服从”，各有所需，各有所得。可以断言，威权主义统治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没有大量被治者参与谎言的传播，威权主义社会就壹天也无法维持。但我们必须加上壹句话，那就是金钱（及其背后的威胁）才是“党”营造这个面具化社会的真正力量。

　　至于那些顽固不化的“异议分子”（这样的“异议分子”是永远除不净的，因为植根于公共理性和社会性的人对自由的追求，永远是“异议分子”产生的源泉），“党”的办法则是割断他们与社会的联系，不让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应该承认，与极权时代动辄以“反革命罪”惩处异议知识分子相比，威权时代的当权者已经显示出较多的“宽容”。这与其说是统治者的进步，不如说是环境的变化和时代本身的进步。但党专制的逻辑仍然决定了统治者不会容忍异议者在自己控制的领地内公开地说三道四，于是利用壹切监控手段和封锁手段（比如，建立互联网“封锁墙”）把异端主张删除或屏蔽，就成为“党”的宣传部门乃至安全部门的壹项常设性“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独立知识分子将被边缘化、无形化，他们对公众的影响也将减小到最低限度。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9：和毛泽东时期相比，恐怖手段在维持威权主义社会“稳定”方面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毛式极权主义时期，以武力方式表达的恐怖只是针对“地富反坏右”的手段。乌托邦式的大众动员、基层党组织控制的强有力、简单而普遍贫穷的生活方式都使社会反倒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威权主义则不同。社会贫富不均的急剧扩大，“断裂社会”的出现，上访者的增加，民众意见反映渠道的日益狭窄，都意味着社会“减震器”的失灵，权力的脆性特征凸显。各级官员（尤其是基层政府官员）的腐败加剧了社会矛盾，官-民之间的面对面冲突有增无减。于是，公安、武警、秘密警察之类恐怖手段在维持威权主义社会“稳定”方面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恐怖手段可以用于制服“地方性骚乱”（其实，这裏的所谓“骚乱”大多是被侵犯了基本权益的公民的维权之举），可以用来对付成千上万的上访者，可以监控、“震慑”异议分子和壹切可疑的人，也可疑用于对成规模的独立信仰者的有组织镇压。这裏有必要就最后壹种情况多说几句。在党专制的逻辑语境内，宗教从来是“党”的天敌。命题10已经指出：教会由于自身具有的下列两个特点势必与党专制发生内在的冲突：第壹，凡教会组织都有自己独立的信仰，而共产党当然不希望人们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信仰；第二，凡教会必有壹定规模的教徒聚集，而共产党当权者最担心的恰恰是超出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民众的有组织的聚集。教会的这两个特点显然都犯了党专制社会的大忌。问题在于极权主义信仰破灭后，威权主义社会造成的价值真空势必会有其他的东西来填补，人们对信仰――或者说，对精神充实本身――的追求，实在植根于人的本性。而当某种宗教理论或宗教实践活动对人们产生了足够的吸引力，它的组织系统和信徒聚集又达到相当规模时，“党”会本能地感到不安甚至威胁。任何壹个小的事件或冲突都可能拨动中南海脆弱的神经。而当党的最高决策者神经质地做出镇压的最后决定时，历史大错乃至历史罪恶将就此铸定。这正是世纪末中国共产党政府镇压法轮功信众时发生的事情。

　　从理性角度看，这种不断给自己制造敌人的镇压术显然是愚蠢的，但它的确体现了党专制体制的某种既定逻辑。

　　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允许存在的恐怖手段只能用来对付违法犯罪者。壹旦恐怖手段被用于镇压无辜的平民、勇敢的维权者或独立的信仰群体时，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就彻底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0：党的领袖集团的平庸化使“党”继续深陷于党专制体制自身造成的困境，难于自拔随着党的元老壹代的相继逝去，“第三代”乃至更新壹代领导者接掌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壹件迟早要发生的事情。从逻辑上讲，党的“接班人”的有序产生和合理交接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这是党专制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机制内无法解决的问题。本命题要强调的是这样壹点，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强人政治向常人政治过渡的完成，党的领袖集团的平庸化将日益凸显。新壹代掌权者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生与死的考验，缺乏枭雄式的大智大勇在所难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成长完全在极权体制内完成，他们首先是作为这个体制的产物、并有忠实于这个体制的表现才能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他们可能是勤奋的，但作为党的干部的第壹条标准却是“听话”。虽然不排除偶尔有“另类”人物出现，但总的讲新的领袖集团中的大部分人会显得平庸而无能。共产党组织系统僵硬的干部选拔方式，出于权力争夺或权力稳固需要的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带有准封建特征的“太子党”接班等等，都排斥了真正有能有为者进入最高权力的核心。

　　另壹方面，平庸的领导却又面临着棘手的形势：党正在癌化，权力与金钱结盟导致的党的肌体“癌细胞”的扩散，使得威权主义时代党的变腐远非极权时代所能比拟。更可怕的是，党的癌化正在引起整个社会的癌变。在党专制语境内，这是壹个“不以人的意誌为转移”（当然也不以当政者的意誌为转移）的客观进程。靠诉诸传统手段（如“党的先进性教育”之类）拯救“党”的努力是註定不会有结果的，因为癌变的发生根本就不是什么“教育”不力的问题，而是壹党专权、权钱结合的政治-经济生态必然生出的产物。靠“纪律”、“法治”和党的监察系统扭转局面的努力也是註定不能成功的，因为党专制语境内不可能真的有什么“法治”，党的监察系统本身也无力解决由党专制造成的体制性问题（事实证明，“党组织”作为实施专制控制的机器通常是有力的，至少是有效的，但作为自身反腐的机构，则要逊色许多，这也是党专制的本性使然）。

　　党的领袖集团的平庸化还逻辑地隐含着另壹个后果，那就是中央权威的逐渐流失。这种流失会由于开放条件下地方利益的多元化和“诸侯”势力的增长而日益加剧。最高当局的政策往往受到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区域性官商联盟的抵制。官僚集团的内聚力弱化，规则体系纸面化，权力功能的“去中央化”，将成为威权主义时代纵向国家权力结构内在紧张的真实写照。党专制的体制客观上赋予最高决策者特殊的地位与角色期待，但地方利益的掘起和最高领袖集团的平庸化降低了这个体系本来赋予决策者的使动性。

　　从总体上说，除非由于某种历史的机缘，在党的最高决策层出现立誌根本性改革的大智大勇者，或者由于体制内外自由力量的生长给当权者造成了足够的压力迫使其改革，平庸化的党的领袖群体将更多致力于如何保住党专制体制的既定遗产，他们在创新方面不会有多大出息。这既是他们个人的悲哀，更是这个制度的悲哀。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1：从“悲剧”到“笑剧”，威权主义的“成熟”乃至溃烂标誌着党专制已经走到自己的逻辑终结点“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壹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壹点：第壹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这是马克思评论路易?波拿巴时说过的话。我以为，用“悲剧”、“笑剧”的比喻来说明共产党的历史，倒是十分贴切的，且颇富历史哲学的味道。

　　前述20个命题，已经逻辑地勾勒出作为现实政治体制存在的中国共产党党专制的根本特征及其历史嬗变轨迹。我们看到，毛泽东壹代共产党人在追求、实践其社会改造理想时，曾真诚地相信自己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代表着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未来。甚至在他们缔造的这个制度犯下毁灭自由、毁灭生命的滔天罪恶时，他们仍自信握有正义和真理。可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极权型专制主义，特别是该体制与它立于其上的道义基础和意欲达到的原初目标之间的巨大冲突，乃是当今世界独壹无二的现象。毛泽东继承了从秦始皇到蒋介石的中国专制主义遗产的全部精髓，但这种继承恰恰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走出封建历史怪圈”的过程中成其所就的。在这个意义上，毛壹代共产党人的历史具有悲剧性；极权主义的罪恶更多为体制使然，而非独裁者个人有意为之，有些结果甚至超出独裁者认知和预见能力以外。威权主义就不同了。党专制体制有悖于宪政民主和人类文明主潮的病理症候早已昭然若揭；权力与利益的结合已经充分暴露了党的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壹党统治的合法性已经由于这个党控制的政府居然向和平示威的学生开枪而受到空前动摇；普通百姓正在从改革的受益者沦为改革的牺牲品。所有这些都在证明壹件事情：党专制已经从历史的悲剧转变为可耻的“笑剧”，而且这种转变具有铁壹般的逻辑必然性。

　　不是么？如果说毛式极权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讨伐是大张旗鼓、理直气壮的，那么邓和邓以后的威权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重新承认却是偷偷摸摸、羞羞答答的。如果说毛泽东本人还有承认党正在变腐的勇气、甚至有向这种变腐趋势挑战的冲天豪情，那么邓及邓以后的当权者却对党的变质的事实讳莫如深，乃至壹再遮掩。如果说，极权主义党文化制造的是壹个简单而狂热的世界，那么威权主义党文化制造的则是壹个虚伪而平庸的世界。如果说，毛泽东还想通过把工人代表补充进中央委员会以显示政权的“工人阶级”属性，那么中共“第二代”掌权者安排成批的“太子党”接班却具有清楚的准世袭意图。诸如此类的对比还可以继续下去。

　　总之，这是壹个已经完全“成熟”、且正在溃烂的制度。从“悲剧”到“笑剧”的转化证明这个制度已无任何前途可言。

　　然而，党专制的逻辑终点恰恰是民主力量生长的起点。或者，更准确地说，威权主义社会逻辑上的内在紧张，已经为自由、民主因素的萌生创造了条件。毕竟，威权主义是承认市场经济的，而只要市场经济存在，它就会顽强地为自己创造生存、发展空间，并以自身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反作用于政治体制，促使其向民主化方向壹步步演变。改革开放以来身份制度退出历史舞臺，单位制度某种程度的解构，都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受到专制权力的极大扭曲、财富分配体系极度不公正，但是市场毕竟增加了人们的活动空间和活动内容，也使人的选择（包括对抗专制主义的选择）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正在学习用更加巧妙的办法对付“党”的专横，并发展出壹套卓有成效的抵抗艺术。人们总是希望“生活在真实之中”的，这源于公共理性和社会性这个高贵的人类本性。同样道理也适用于说明体制内主张改革的所有人士，他们构成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他们的努力将有助于推进中国的宪政改革，甚至有可能在解构党专制体制的同时挽救这个党。中央权威的式微和地方利益的掘起则可能带来这样壹个副产品，那就是利益格局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如果能合理地、适时地构建为权力制衡的某种结构要素，其积极意义亦不可低估。总括起来讲，党专制语境内威权主义社会的衰变和溃烂正在召唤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不管这个不合理的制度还会苟延残喘多少天，从逻辑意义上它已经走到了自己的终结点，却是毫无疑义的。

　　从总体化三层面的内在紧张与交错互动看党专制前两节表明，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最典型、最成熟的表现形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壹党专政制度，它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俄为师”的产物。然而，从总体化的研究角度出发，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就不能仅仅理解为引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结果，而必须考虑到这种“引进”或“嫁接”的文化背景或语境。中国共产党人究竟从马克思主义那裏学到了什么？为什么偏偏学到了有助于党专制孕育、发展的那些东西而丢弃了马克思主义中本来更具科学意义的东西？党专制演变中生发的各种现象与中国的前现代文化传统――特别是皇权专制传统――有着怎样的联系？这种联系又怎样造成了对制度现代化普遍要求的表面“超越”和实质上的扭曲？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把总体化作为三个层面的综合整体来考察时才进入了批判者的研究视野。

　　我们不妨仍然沿用前两节罗列命题的形式来界定总体化之综合整体意义上党专制（作为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最成熟形态）的抽象特征。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2：单壹的“党专制”并非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特色，党专制与前现代皇权专制传统的结合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

　　这个命题很容易从现象上获得解释或证明。比如，毛泽东驾驭党内群臣的方式，就颇有中国古代帝王的遗风，竟至聪明、干练、人中之杰如周恩来者，也不能不葡匐在毛的脚下甘当奴仆。当毛在庐山会议上整了敢于“犯颜直谏”的大将军彭德怀时，陶铸曾写信给当时的被批判者黄克诚云：“彭的错误已明若观火，妳为何不站出来与之划清界限，帮助德怀同誌挖掘思想，改正错误？……妳我都读过壹点所谓古圣贤之书。壹个人立身于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壹个党员，对于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壹个女人嫁了人壹样，壹定要‘从壹而终’，绝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成为‘贞节’之妇。”李锐在他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转录这封信后指出：“这种要有封建道德要求于妇女贞节般的政治操守，视落井下石为爱人以德的思想，当时确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心态。”问题是这样的“共同心态”何以可能存在，又何以可能对这些老共产党员的愚忠行为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不要忘记，他们本来都是矢誌共产主义事业的久经考验的斗士）？这就涉及到所谓“国民性”和“文化性格”的传承问题。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在文化变迁中，精神层面的变化通常要滞后于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变化。“精神”层面的文化乃是壹个民族群体的生活实践、认知方式、交往规则、宗教习俗、艺术趣味、人生态度等等的长期积淀，是外在物质生活和制度生活准则在心灵中的内化。这些被“积淀”、被“内化”的东西壹旦形成，就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存在样态，成为壹个民族文化上、心灵上的“深层结构”，它并不因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变化而马上随之变化。换言之，表现为“国民性”或“文化性格”的“深层结构”更多地体现着“传统”的力量。“传统”往往是约定俗成的、非反思的，它更多地表现为无需论证的行为前提，以无意识形式存在的思维“前见”，不以为非、见怪不怪的心理定势，社会约束与社会评价的当然尺度等等。而唯因“传统”是这样壹种有如基因復制壹样的“文化编码”，是这样壹种精神意义上的文化结晶体，它才在呈示出自身的连续性的同时，也呈示出极强的凝固性或顽固性。

　　千百年来，皇权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文化性格的壹部分。无论是近代开始的社会转型还是激进的共产主义革命，都没有、也不可能斩断这种影响。相反，皇权文化中积淀的制度遗产，特别是与这种制度遗产相联系的观念模式和行为模式，会作为某种潜规则作用于现代人。而所谓潜规则，根据我的理解，乃指社会转型过程中体现前现代传统的内在制度（包括它的行为互动模式和无意识认知模式）对现代制度建构的文化阻遏，这种阻遏未必是自觉的，但却是强有力的、持久的。即便在传统社会的有形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已经瓦解之后，这样的阻遏仍会在新社会的体内存在相当长的时间。既如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何以在完成了“人民民主”革命的20世纪的中国仍然会保存许多和前现代似曾相识的东西，比如，像当年帝王崇拜壹样的领袖崇拜现象。毛泽东从来没有宣称过“朕即国家”，但他所构造的这个以“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当家作主”为名的政权，却渗透了旧时帝王文化的许多骨血。在历史的表象，人们看到的是革命潮流的涌动，但前现代的精神遗存往往会以更隐蔽的方式保留下来，并发挥作用。独裁者运用权力的方式和臣僚乃至普通公众对这种权力运用的反应方式都体现着文化传统的潜在制约；由文化心理结构规约的认知路径和情感归宿往往促成了宏观意义上政权建构与运行的非民主结果。

　　从制度建构意义上讲，中国现代的党治结构（包括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和共产党的党专制）与前现代的皇权结构有很多可以比较之处，比如君临壹切的独裁制度，中央集权的大壹统制度，对武装力量的绝对掌控制度，政教合壹的意识形态制度，自我纠偏的监察制度，重人治而不重法治的治国传统等等。就两者的关系言，前现代的皇权专制传统对现代中国的党治建构似乎发挥了某种潜在的路径依赖和变异制导作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当然并非古代皇权制度的简单翻版；但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历史承继性，也是壹种学术上的浅薄。从方法论角度讲，当我们断言单壹的“党专制”并非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特色，只有党专制与皇权传统的结合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时，这不仅仅是道出了壹个事实，更是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总体化之第二、第三层面交互作用及其结果的壹种归纳。

　　习近平的“两个不能否定”令体制内外忧国忧民之士大失所望，官媒连篇发出的反宪政檄文，让人觉得似乎壹夜回到了30年前；大量毛式语言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此文权当给党国新旧大佬们上壹课吧。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3：党专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激进传统中的负面因子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负面因子的“劣势组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非没有科学的东西。这个理论体系中真正科学的成分没有被中国共产党人所汲取，其激进的、非科学的成分反倒成了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酵母和孵化器。这是壹个极其深刻的问题。我们要梳理清楚这种情况的发生何以可能，它又是在什么意义上、通过什么途径发生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是壹位严肃的学者。尽管他的理性自由人的乌托邦哲学假设和推翻私有制的政治信念从根本上支配着他的学术研究，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体系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感中体味到作者的博大与严谨。比如，这位思想家壹方面对资本主义持严厉批判态度，另壹方面又坚持“无论哪壹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胚胎裏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样的金玉良言，毛泽东壹代中国共产党人显然并没有真正领会。证明这壹点的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建国后共产党政权对资本主义的迫不及待的“改造”。须知，即便党的社会改造理念迟早会以制度建构（结构拉力）的形式强行作用于社会，形成党所憧景的社会结构格局，就像命题2已经指出的那样，但根据马克思的上述经典，这种“迫不及待”也是犯了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更深刻的问题在于：毛泽东究竟要追求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进壹步的研究会证明，毛泽东其实是戴着中国前现代文化的农业乌托邦眼镜来解读商品生产和“废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而恰恰在这种解读中，传统文化中的“义利之辩”和“大同理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叠合在壹起，基于儒学智慧和农业乌托邦信念的人性假设同马克思主义的体现为“自由人联合体”的人性假设叠合在壹起。

　　当然，这种“组合”并非典型的、本命题意义上的“劣势组合”。经济建构中的乌托邦设计（用计划经济取代商品经济）虽然客观上有助于极权主义政体的运作，并成为这个体系的壹部分，但这并不否认经济乌托邦制度设计中蕴含着深刻的哲学人类学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负面”壹词概括之。所谓“劣势组合”，是指马克思主义激进传统中的负面因子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负面因子的结合。这种结合在政治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

　　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否定，构成这个西方激进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的负面思想元素。由马克思式的“阶级革命”导致列宁主义的壹党专制，体现了这个激进传统的壹般逻辑。现在我们要关註的是，当这个逻辑应用到中国人这裏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中国本来就有丰厚的皇权文化的政治传统。从社会进化的角度看，这个传统体现的是农业文明的本质，是逆向于制度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的。但这个文化传统中的负面存在――特别是与皇权专制相关的那些思想、观念、制度遗存――却恰恰和现代的党专制制度有着内在的亲和力。壹方面，积淀深厚的皇权文化基因为现代的党崇拜（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领袖崇拜（如毛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红太阳”）提供了天然土壤，另壹方面，现代壹党专制制度又从皇权专制传统中获得了重要的文化支持。这正是我所谓的“劣势组合”，即最后的组合结果把组合双方的缺陷、弱点综合到了壹起。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劣势组合”存在着某种逻辑上的双向扩大效应，即从党专制角度看，在引进列宁主义政治体制的过程中，在建立没有制约的党-国最高权力的过程中，那种本来处于被淘汰过程中的前现代文化因子被重新赋予新的“生命”，从潜伏状态进入活跃状态，改头换面地再壹次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角；而从“文化”角度看，这种被重新激活并招摇上市的本土货会反过来作用于外来者，也就是说，皇权文化留给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遗产会通过从领袖到普通人的无数人的行为增加党专制这种“舶来品”的中国味道，比如，进壹步扩大党专制中的人治因素。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和所谓“毛式马列”其实正是二者结合的产物。

　　明白了这壹层，我们就会理解，何以同样是共产极权政权，中国的党专制和领袖独裁仍然有许多自己独有的特色。比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和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同样缺乏民主（无论是治党还是治国），但斯大林为了达到独揽政权的目的不惜大量杀人，包括杀掉那些列宁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领袖；而毛用不着斯大林那样的杀人术，通晓中国历史的毛有足够的智慧用传统方式驾驭这个体制和体制中的人，并把皇权传统和党专制的精髓融为壹体。毛不会等到人们在党代会上投了反对票时再动手反击，这是斯大林才会做出的蠢事。同样道理也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袖中没有出现类似南斯拉夫的米洛万?吉拉斯或匈牙利的纳吉?伊姆雷那样的叛逆者。吉拉斯写出了《新阶级》，纳吉则在1958年被处决前写下了着名的《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系统阐释自己的“异端”政治见解。而中国呢？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邓小平也是靠几次“悔过”才有了文革后的东山再起。此类“悔过”当然也可以解释成是壹种中国式的“智慧”。但从本命题角度看，这与其说是“智慧”，不如说是中国式的悲哀。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4：党文化是“劣势组合”基础上形成的新“文化”，且既有精神形态，又有其制度形态。

　　命题9曾把党文化定义为精神层面的“党”的存在，它可以通过文学的、艺术的、教育的乃至日常生活的种种形式表现之。在引入总体化第二层面的讨论并得出“劣势组合”的命题后，我们需要从文化界定的更规范的意义上进壹步深化党文化这个概念。

　　在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文化”本身也在发展，文化的传承和变异都会随社会变迁而发生。问题是新形成的文化“传承”了原有文化的哪些内容、又淘汰了哪些内容，“变异”又是在向哪个方向变。我并不否认创业壹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曾有良好的主观动机去创造壹种全然不同于“封建”时代旧中国的新文化，但历史的诡秘恰恰在于，这种动机在坚韧的历史惯性面前往往显得很脆弱，很容易变形；而当党专制作为外来的“真经”与自己老店裏的“陈货”掺合在壹起、并发生某种“中和反应”时，结果对动机的背叛就显得更为自然。

　　我们可以这样说：党文化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裏外来激进经验与中国固有传统中的不良因子之“劣势组合”基础上形成的新“文化”，它反应党专制条件下人们的全部生活，既有精神形态，又有其制度形态。从现象上看，这种“文化”似乎已经与中国的旧文化有了很大区别，但骨子裏二者却仍然有许多神似的东西。比如，“理论地”讲，今天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拥有选举、罢免国家领导人的权利，但实际上这种权利是根本派不上用场的，因为党专制语境内的“选举”制度（“党”操纵、控制着全部“选举”过程）早已实质性地否定了这种权利。这就是说，在普通子民无力影响国家权力建构和掌权者的取舍这层意义上，今天的中国人同皇权时代的中国人其实没有多大区别。他们仍然是臣民而不是公民，只不过图有壹层公民身份的外表，且恰恰是这种外表掩饰了作为臣民的现实。问题的另壹个方面是当代中国人何以会接受此类明显是摆样子、“走过场”的制度安排，而很少有人提出这是对自己公民权利的侵犯？这正是传统的力量所在。习惯了作子民的人对公民新角色缺乏自觉的承担。党专制之所以能横行无忌，恰恰是利用了这种传统力量。摆样子、“走过场”的制度安排又进壹步加强了这种力量。

　　古代皇权制度是围绕君权设计、运转的，现代专制主义制度则是围绕党权设计、运转的。从意识形态建构角度看，无论是皇权时代的制度化的儒学，还是现代党专制体制中作为官方教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的功能都在服务于政权合法性的论证。当然，二者也有区别。儒学毕竟是“本土货”，拥有深厚的本土文化根基，它之作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也更多带有文化-心理内结构而与有形制度产生互动的这样壹种特征。马列主义就不同了，它是壹种外来的意识形态，是借助壹场革命从外部植入的东西。它必须通过与本土文化遗产的联姻才能内化，进而发挥专制主义的建构作用。事实上，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科学成分没有被中国人吸收、而其非科学的、乃至反科学的成分却被充分汲取的原因，或原因之壹。无论如何，这种内化的结果是形成了如上所说的新的“文化”，“党”代替君权成为这个文化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党”的语言成了学校教育和新闻传播的系统语言，“党”不仅代表权力，而且代表真理，不仅代表治人者，而且代表被治者。壹句话，“党”成为新的“文化”中弥漫壹切、笼罩壹切的东西。在极权主义时代，它是人们信仰、效忠的对象；在威权主义时代，它又成了人们攫取利益和特权的最得力的工具。在至少三代人以上的时间裏，这种党文化被庞大的党机器不断地培植、復制，致使很多人生活在如此不合理的制度中却浑然不觉。对皇权专制制度的非反思性接受曾是前现代皇权子民的自然归宿；现代中国人对以“人民民主”为招牌的壹党专制制度的非反思性接受，则是党文化大力“洗脑”、灌输、培植的结果。

　　当然，与前现代皇权文化壹样，作为制度与精神存在的党文化在自身的不断復制与蜕变中，也无法摆脱这样壹些后果，诸如权力与利益的结盟导致“超强权力转化为超大私利”，知识对权力的臣服导致教育的御用性和精神侏儒的壹代代生产，理论的意识形态化导致理论本身的退化，当政者赋予自己的道德形象与自己的实际作为出现越来越大的反差，等等。甚至，党文化浸润出来的社会腐溃都和前现代很相象，比如威权主义时代权贵资本的形成、基层官员的腐败和他们鱼肉乡民的不择手段。唯壹的不同是党专制语境内产生的罪恶都是打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旗号干出来的，公私不分、假公济私成为此类勾当最重要、最鲜明的特征。党文化哺育了这壹切，它既是这些罪恶的制度上和精神上的助产婆，又是它们的遮羞布。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5：党专制与皇权文化传统的结合，必然全面逆向于制度现代化的普遍要求，表现为社会发展的表面“超越”和实质扭曲。

　　制度现代化的普遍要求是我们在总体化的基础层面已经揭示的东西，它包括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和社会整合领域公民社会的建构。这三项要求体现着社会进化的内在机理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趋势。现在，当我们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党专制完成了外来激进经验和中国皇权文化传统的“劣势组合”、并把自身呈示为追求中的（以“阶级专政”形式表现的）现代公共权力的异化时，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总体化三个层面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全面地、充分地暴露出来。

　　在民主政治建构过程中，鉴于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张力、特别是这种张力关系中内含的某种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现代专制主义之产生本来就存在着抽象的可能。不过在总体化研究的基础阶段，这种“抽象的可能”还不是现实的可能。现在，这样的转变已经发生，那就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通过它的最典型、最成熟的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把对社会进化普遍要求的表面遵从乃至“超越”和现实运动中对它的扭曲这两者都纳入其中，构成壹个充满内部张力的巨大的矛盾体。这个总体化内在紧张的基本格局就是总体化第二、第三两个层面的融合对基础层面的否定。

　　说党专制是对制度现代化普遍要求的表面“遵从”，是因为共产党人从来没有否认过民主的基本价值；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第壹代创业者确实曾把在中国实现民主作为壹个崇高目标加以追求。说党专制是对制度现代化普遍要求的某种“超越”，则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曾使中国共产党人自信，他们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优越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代表着人类社会更高的“发展阶段”。然而，本文前边列出的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党专制逻辑的诸多命题已经足以证明这种“遵从”和“超越”实际意味着什么。如果读者有兴趣把制度现代化各个结构部分的相关制度安排（包括民主政治建构中的竞争性政党制度、选举与代议制度、分权制衡与有限政府、武装力量的政治中立与非党化、制度认同先于文化认同、民主宪政的非意识形态特征，市场经济建构中的私有产权及其法律保障，和公民社会建构中的新闻出版自由、教育独立、学术独立、结社自由等等）与党专制逻辑揭示的种种事实作壹个对比，妳就会发现以党专制为其制度呈示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实在是对制度现代化普遍要求的全面违逆。当然――我想再壹次强调――这种违逆并非什么人主观追求使然；毋宁说，它恰好与第壹代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理想相矛盾，是行动结果对理想自身的背叛。什么力量导致了这种背叛？就是本文所说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总体化进程本身。当中国共产党人宣称1949年后中国人民已经“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时，正是专制主义总体化第三层面和第二层面的融合――也就是，壹种貌似“超前”的东西和过去的、但尚未死亡的东西的融合――共同摧毁了这个神话。壹方面，中国传统皇权文化中本来就没有“公民”和“公民权利”概念，个体从来是演没于家族和皇权社会之中的。另壹方面，党专制的体制结构又恰恰凸显了公共权力的易异化性，凸显了无制约的权力被自身腐蚀的可能。这样两个东西的联姻导致权利的发育不良和权力侵犯权利的结果，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么？可以说，党专制社会中对公民权利的表面张扬和实际上的漠视，既有前现代文化的影子，又体现着现代独裁政体的特征。

　　从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总体化的内在紧张这个角度，我们还能进壹步体味，何以在党专制的社会中会出现形式性制度与实质性制度的两分，以及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两分。从表面看，当代中国有自己的代议制度、司法制度、行政制度、文官制度，它们似乎都在独立行使自己的职能。但稍作观察就会发现，这种“独立”其实只是形式性的，党专制对所有这些制度领域的统驭才是中国最具实质意义的制度。这种统驭体现着中国皇权文化的传统，虽然做了精心的改装。但保留这些“形式”又并非无关宏旨，因为它们会给制度带来“人民民主”的外观，使它们看起来更加合法。当然，换壹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这种具有假面特征的制度安排也给独裁者自己设下了陷阱，因为改革力量毕竟可以把本来是形式性的东西转换成具有实际意义的建设性体制要素，譬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果加入了真正的自由选举程序，就有可能成为较真实意义上的民意机构，或至少成为向此类机构的过渡。总之，由形式性制度和实质性制度两分生出的紧张，对总体化的不同层面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区分涉及的东西更加微妙。如果我们把外在制度定义为以法律或其他纸面文件形式出现的、人为制定的外部规则，那么内在制度则指非正式的、深层的、往往以默契形式达成的应变规则或模式。中国的前现代社会曾经形成过许多反映皇权文化特点的“内在制度”，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它们会以潜规则的形式对现代人的行为产生影响。有趣而不无深刻的是，党专制语境下的社会会生出许多新的“内在制度”，比如官场做戏规则、假大空规则、谎言规则等等，它们既包含着对前现代中国人“生存智慧”的继承，又有许多适应于党专制社会要求的新的“创造”。从本质上说，大量的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对立，纸面要求与实际行为间的巨大反差，剧场行为和面具社会的泛滥，仍然根源于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总体化三个层面间的内在紧张。当人们必须学会用不同的面孔示人、用不同的规则行事时，至少证明了壹条，那就是这个社会本身也是表裏不壹的。以党专制为特征的专制主义总体化社会就是这样壹个社会。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6：党专制对利益原则和公共理性原则的双重否定与人为扭曲，揭示了这个制度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存在悖谬利益原则和公共理性原则是界定制度现代化之现象逻辑与本体逻辑的重要范畴。当我们闭目凝思这壹对范畴在党专制社会中遭遇的命运时，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存在悖谬更加昭然若揭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先请读者简单了解壹下这两个范畴的基本含义：在制度现代化的现象逻辑语境内，利益范畴揭示了人们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的基本动因。在公民政治行为范畴内，与权利相联系的利益诉求通常是以政治形式表达的经济诉求。这种利益诉求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权力与利益的关系就不同了。权力本身就是攫取利益的手段。权力的使役性和强制性使利益的获取变得轻而易举，且这种攫取往往呈扩张型的膨胀趋势。权力的非法使用获得的利益同样是非法的。为了约束权力，防止权力的不当或非法使用，才有限制权力、通过宪政民主体制去制约权力的必要。利益范畴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动因的揭示则是借助劳动从谋生向谋利的转化来展开的。自主行动的个人，以谋取利润为目标的行为动机，实现利润手段的合理化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竞争体系，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当然，这样的逻辑还只是现象水平对象的自我描述。在制度现代化的本体逻辑语境内，利益范畴则揭示了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背后更深刻的东西，揭示了现代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演进成因的哲学人类学根据。既然人的本性中有基于生物性的天性自私的壹面，那么“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野心制约野心”就是壹种英明而又无奈的制度安排。但是，人的本性中还有另壹面，那就是社会性。社会性代表着理性的积淀，人类文明的积淀。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都是这种积淀的成果。这样，作为本体逻辑的利益范畴壹方面凸显了政治、经济行为中人的“自私的”自然本性的始基性存在，凸显了这种本性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动力的巨大功能，同时也凸显了以现代制度形式呈示的人之理性、社会性对生物自然本性的制约和超越。公共理性同样是理解制度现代化和社会发展之内驱力的重要范畴。这个概念揭示了公民社会存在的深层依据。在现象逻辑水平，公民的社会交往行为和该行为体现的“互主体性”形成既不同于权力运作、也不同于市场运作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恰恰具有抵御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的“目的合理性”和唯利是图趋势的强大力量。那么，这样的力量来自哪裏？这正是本体逻辑水平之公共理性范畴要告诉我们的东西：它仍然来自于社会性。不过，与政治、经济领域中立基于生物性的社会性相比，这是壹种更加本真意义上的社会性。社会性通过公共理性所要表达的，不是人的外在的物质存在，而是人的道德的、价值的、精神的存在。当壹个公民不是作为谋取经济利益的经济人或谋求政治权力的政治人，而是作为与纯然个体利益追求相对立的社会公共利益之伦理主体从事活动时，他的行为中所包含的本体的、理性的、自觉的社会性之本质就得到了明白无误的呈示。人类社会正是在利益原则和公共理性原则这两个车轮的共同驱动下壹步壹步发展到今天的。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内在张力反映着哲学人类学意义上人性构成的诡秘，理解这种张力关系，包括它的“合理性”和合理性背后的矛盾，成为我们理解社会进化和制度现代化进程之全部復杂性的关键性枢纽。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两个范畴在总体化第二、第三两个层面分别遭遇的情形，并审视为什么党专制必然导致对利益原则和公共理性原则的双重否定与人为扭曲。

　　研究表明，在中国前现代皇权文化语境中，利益范畴是未展开的、先天不足的。中国的传统智慧，特别是儒学人性善的道德假设不可能发展出先进的利益激发（就经济结构而言）和利益制衡（就政治结构而言）的文化观念和制度体系。另壹方面，中国文化中鲜有个人权利的概念，这不但导致现代利益原则产生的困难，同样导致现代公共理性原则产生的困难。以臣民社会为其表征的中国前现代皇权文化尚且不知“主体性”为何物，“互主体”以及以互主体为标誌的公共领域自然更加无从谈起。这就是我们所承接的文化传统。然而，我们这个传统中还有另外壹个方面，那就是当皇权结构抑制了工具合理性的发展，抑制了法治基础上利益竞争与利益谋取格局的形成，窒息了合理建构利益竞争机制和利益平衡机制的可能时，对利益的追逐就会以壹种相对来说更原始、更没有程序规约、也更残酷的形式进行。现代社会转型和民主社会建构要完成的，恰恰是结束这种利益追逐的原始方式。

　　问题是，当中国的社会转型被纳入马克思主义“阶级革命”的渠道时，合理的利益激发和利益制衡机制的建设又遇到了新的困难。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真正理解什么叫人性恶；马克思终生坚持的对人的自由劳动本性的设定是与文明世界依靠利益原则作为推动力的整个发展历史相矛盾的，也是与马克思、恩格斯自己阐述的唯物史观相矛盾的。而当中国共产党人戴着农业乌托邦的有色眼镜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关于“废除商品生产”的预言时，这种欧洲激进思想中包含的乌托邦成分被进壹步夸大和畸形化了。毛泽东追求的“壹大二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有壹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建构某种人为的正义：公有制本来是想消灭“剥削”；但对私有产权的否定却导致了利益原则的全面被压抑，导致了社会生活的普遍贫穷。而如果说毛的乌托邦和“人为正义”窒息了利益的正常萌动，那么邓和后邓的权贵私有化则以畸形的方式使利益冲动復生且恶性膨胀，也就是，不是在法治的市场化环境中实现合法利益追求，而是依托权力进行非法利益的攫取。这种攫取在某些方面似乎回到了前现代，既是赤裸裸的，又是伪善的，它综合了资本的逻辑与皇权逻辑的全部丑恶。

　　在政治领域，马克思主义不懂得现代利益原则是公共权力建构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公共利益的普遍性只能借助个体、集团利益的多元化和利益竞争的有序化来实现。“阶级革命”导致的壹党专制否定了权力制衡的合理性，也就否定了通过利益之间的合法抗衡实现利益扬弃的可能。在威权主义条件下，党专制保护并促进的只能是特权利益和与权力相关的各种非法利益。为了保护这些利益，阻止来自社会的批评，对公民社会的否定又成为逻辑上的必然。这样，党专制在否定和扭曲利益原则的同时，必然同时否定公共理性原则。我们在党专制社会中看不到制度现代化框架内应有的利益原则和公共理性原则之间的合理张力，看不到人性恶的合理利用和有效遏制，看不到人的本体意义上的自由落实为公共权力监督的制度上的安排。换言之，党专制既否定基于利益制衡需要的权力监督，又否定基于道德和人类良知的公共理性监督。党专制体制的结构整体性和系统性，使得这个制度对利益原则和公共理性原则的否定与扭曲也必然是整体性的、系统的。

　　既然如此，既然党专制从根本上否定健康人性的成长，否定这种成长要借助壹系列的结构条件来保证，却纵容了负面人性的恶性膨胀，这个制度在社会进化的历史哲学意义上难道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7：作为中国现代制度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扭曲的特殊性”，党专制并不具有历史建构意义上的恒常价值命题26是从利益原则和公共理性原则之历史哲学蕴含的角度推出党专制何以有悖历史发展大方向的结论的。本命题将从中国现代制度转型之“规范的特殊性”和“扭曲的特殊性”区分的角度，得出同样的结论。

　　中国的现代化带有“后发外生”的特点，这是理解中国现代制度转型之特殊性的重要切入点。“后发外生”意味着原来的文化传统中尚未产生来自内部的变革力量或至少是变革力量不足时，就被外来的、更先进的的力量所冲击，后者体现着社会进化的内在本质和普遍要求，因此势必拥有更强的内在“征服”力量。“后发外生”的现代化，就其整个过程的相对非自然和它所表现的文化承续的危机乃至局部断裂而言，必然是痛苦的；但另壹方面，既然社会进化和制度现代化拥有全人类范围的普适性，“后发外生”就不过是制度现代化普适性原则统摄下各民族发展道路特殊性的壹种表达。这个过程虽然是“后发”的、“外生”的，却并不意味着某种外物的无根据的从天而降，并不意味着对“外来物”的全无理由的被动接受。恰恰相反，制度现代化的普适原则之所以能在“后发”国家逐渐生根，是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拥有最始基意义上的哲学人类学的内在根据。所以我讲“后发”国家的制度现代化既是“后发”的，又是被“诱发”的。“后发”只是描述了现象，“诱发”才更深刻地触及了实质。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和西方国家的对抗，从本质上说，乃是落后的农业文明同先进的工业文明之间的较量，较量的性质已经预先决定了较量的结果。只不过由于征服者逻辑的存在(註1), 较量加剧了文明的传播者和文明的接受者之间的紧张。这也是历史的壹种悖谬。但不管怎么说，古老的中华民族走进现代、走向共和，就是从这种紧张中迈出第壹步的。无论在以后的进程中还会遇到什么样的磨难，只要这种磨难仍然属于总体化语境内基础层面（制度现代化的普适要求）和中间层面（前现代文化的制度、观念遗存）这两个层面之间的碰撞，中国现代制度转型和现代化中出现的壹切问题、壹切困难就都属于“特殊性”的正常范围，这就是我所谓“规范的特殊性”。从逻辑意义讲，中国制度现代化的完成、中国现代民主国家的构建，本来是有可能在“规范的特殊性”范围内实现的。命题1已经通过另壹种方式谈过这壹点。

　　但历史后来发生的、我们现在仍然深陷其中的现实却是历史进程中的“扭曲的特殊性”，即历史发展偏离了它的正常轨道，总体化建构中的第三个要素闯了进来，它改变了传统与现代对接的朴素性质，使这个过程充满了怪异、离奇和自相矛盾的色彩。是的，党专制是壹种非常诡秘的存在，它在宣称批判传统的时候反倒回归了传统；它在断言超越现代的时候反倒误读了现代，或干脆扭曲了现代。由于党专制这个要素的加入，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总体化呈现为壹个极其独特的、巨大而又復杂的矛盾体，它使中国的现代制度转型变得格外艰难，每前进壹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有时还会长时间地原地踏步，甚至倒退。

　　然而，不管这种“扭曲的特殊性”因为何种原因登上中国的历史舞臺，也不管它曾经给（而且至今仍在给）这个古老的、正在走进现代的民族带来多少额外的痛苦，就历史发展的内在本性言，这种历史进程的被扭曲的特殊是不会长久持续下去的。制度现代化有其自身的逻辑，它会顽强地通过各种历史偶然性、排除各种历史干扰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社会进化是有方向的，但又是生成性的。生成性包括了各种偶然性历史要素组合的可能；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交织并不否认如下壹点，即从根本上说，社会进化是壹个全人类普适的发展过程；各民族历史演进的具体差异无非是以自身的特殊性（无论是“规范的特殊”还是“扭曲的特殊”）证明社会进化本身的普遍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断言：作为中国现代制度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扭曲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并不具有历史建构意义上的恒常价值。

中共成员的心理特征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一二年

　　第三次愤青运动是指继上世纪和义和团运动、红卫兵运动之后，九十年代以来持续至今的愤青运动而言，之所以将这三次历史事件统壹归为愤青运动范畴，即是因为它们有着极为相近的典型特征。其约略的定义为：壹、强烈的反西方意识，迷信极权暴力；二、狂热的民族主义，以爱国主义为旗帜；三、以青年为主流群体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有全国性的广泛影响；四、有暴力倾向，是非理性的，是反现代政治文明的，且有权力背景。不具上述特征的青年政治运动，不是愤青运动，不在讨论之列。

　　我们也须对民族主义约定壹个范围：民族通常是以语言体系为纽带的，也具有相近相同的文化特征，语言是维系族群活动的首要资源，不同语言之间的族群因其民族历史文化记忆不同，民族主义的内容也不尽相同。说汉语的是以汉族为主导的民族主义，也包括其他汉语系的少数民族，汉民族为绝大多数。说藏语的是以藏族为主导的民族主义，藏民族占多数，也包括藏语系的其他少数民族，蒙古语与突厥语系的民族主义以此类推。这裏所谈的民族主义是汉语体系的汉民族为主体之民族主义，愤青运动亦如此理，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或愤青现象不在讨论之列。而此文所称之“民族主义”也不是孙中山先生用民族精神来救国的民族主义，是指带有大汉族主义色彩的愤青式狂热民族情绪，因为他们及社会上统称之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有明显的反智主义色彩，但也非本题目之任务，亦不在讨论之列。

　　壹、义和团运动 

       发生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史称“拳乱”）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民族运动，虽然运动的主体是壹群不识字的农民和极端保守的满清统治集团，但义和团从民间走向国家政治舞臺后，即以农民战争的方式来发起对外来民族的战争，是最终造成更大民族灾难的起因，也深刻影响百年来的现代史。中国失败于鸦片战争，壹些知识分子觉醒了，以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为强国之策。但甲午战败后，中国不得不进行政治改革，但改革只限于朝廷和学者，底层民众并未参与。而农民则认为西方的文化经济侵略是中国社会衰落的根源，只有赶尽杀绝外国人，中国便天下太平。于是义和团以驱赶外国人为宗旨，向壹切外来的人和物发起猛烈攻击，火烧天主教堂，杀害教士信徒，杀害享有特权的外交人员。义和团不是国防军，其军事组织是依自然村镇上形成的“坛口”、“拳厂”或“红灯照”壹类松散的民间拳团单位。迷信神仙法术，拳脚气功。扒铁路、砸邮局、砍电线杆子、杀传教士、围攻大使馆时豪情万丈，上了战场，即刻发现刀枪不入的铁布衫金钟罩功夫不行了，各种神祇通通失灵了，连孙悟空也帮不上忙了，拳众溃不成军。慈喜太后等顽固派利用乌合之众的义和团来向西方列强宣战，力图壹举驱除洋人，义和团运动所以持续了壹年多，遍及北方数省。结果是满清皇室西逃，义和团被八国联军击溃，后被满清政府剿灭，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付出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南方由于张之洞、刘坤壹等地方官员强烈抵制，力主镇压，实行东南互保，拳众未能南下。爱国主义最终以祸国殃民的结局收场，引来俄国侵略势力，付出长久和惨重的代价。他们被朝廷利用，又被朝廷出卖了，虽然不堪回首，却也为中华帝国最终打开国门，为接受西方文明创造了全民共识的局面，再无人以大刀长矛来藐视西方的坚船巨炮了，再无人对“中体西用”式的改革心存幻想了。于是奋起直追，接受民主理念，实行政治改革，迎接“德先生”和“赛先生”，“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从这个层面上讲，义和团运动之败也是中国走向共和之契机。

　　二、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是当代史上极其重要的愤青运动。他们也是壹群“愤怒的青年”，其愤青群体性特征极为明显。假如没有愤青的集体愤怒，毛泽东就难于将开展于文化界的斗争演进为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红卫兵初起时全是在校大中学生，后来成份有些復杂，但总是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军，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群众力量。红卫兵运动不是单纯的民族主义，不是将外国人全部拒之于国门之外，而是要打倒国内走资派，打倒美帝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他们的思想资源来自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理论，将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思想传播于世界，“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中国革命的红旗插遍全球。这次运动更为激烈，遍及全国每壹个角落和每壹个人，是把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壹齐打倒，代之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由于受高层控制，红卫兵有激进的壹面，更有保守的壹面，当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暴乱形成严重的外交事件之后，红卫兵随即被当局驱离。红卫兵的革命权力完全来源于最高层，虽有强大的组织力量，自身并无主导运动进程的能力。如同香港的红卫兵也妄想借文革之机发起暴动，赶走英国人，收回香港主权，但遭受中央压制，只好偃旗息鼓，继续在英国人统治下生活。

　　红卫兵运动从1966年开始，到1969年结束，持续了近三年。红卫兵帮助毛泽东打倒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壹大批中央到地方的高级干部后，失去利用价值，免得再生事端，随即将红卫兵敲锣打鼓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红卫兵也全部变为插队知青，等他们明白过来了，青春已经逝去，又可怜巴巴地加入争取回城的大军中去了。那时北京有名的红卫兵“五大司令”，曾受到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多次接见，红得发紫，也壹样被赶出京城，监督劳动。文革仍在进行，红卫兵退出了政治舞臺，降为被教育改造的对象，工人和军队上升为文革主力。红卫兵如同打土豪运动中的流氓无产者，待土地合作化时，痞子运动的价值便消失了，代之以工人阶级的同盟贫下中农为主力军了。文化大革命必须以愤青造反为先导，否则很难在极短时间内打乱原有秩序，搞掉刘少奇的庞大体系。刘的政府倒臺后，代之以组织纪律性强的军队和工人参与文革夺权，毛泽东才会掌握文革的绝对领导权。1966 年11月，上海发生“安亭事件”，毛泽东表态支持，随后的“壹月风暴”中，王洪文指挥“工总司”夺了上海市委的大权，令毛兴奋不已。以工人为主的造反派取代了学生组织的红卫兵，又找到了新的力量，对红卫兵已是不耐烦了。毛此刻需要的是新秩序，于是将工宣队和军宣队派驻学校，监管学生，勿使之脱离轨道。工人群众登上文革舞臺，作为乌合之众的愤青自然成为祭坛上的牺牲品。由于文革是以城市为中心，红卫兵被赶到乡下是唯壹化解麻烦的办法。娃娃烂气的红卫兵运动烟消云散，悲剧性收场，也被无情钉上了世界历史的耻辱柱，成为反人类现象的典型。当时北京第壹个红卫兵组织成立时的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壹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壹滴血！”[1]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打烂现有的党政系统，原有的统治机器指挥不灵了，必须借助组织化的群众运动，让青年学生带头打破旧格局，助其重建毛氏个人专制。所以，红卫兵的活动能量完全来源于任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壹人，允许其介入高层斗争，向以往敬若神明的各级党政官员发起攻击，并大肆报復社会。当毛达到了目标，随即切断能量供应，他们的政治资源便立即枯竭了。红卫兵大批斗走资派、打砸抢、杀人害命直至武斗流血，都表现得勇敢无比，毛主席壹声令下，就全都乖乖地下乡劳动改造去了，无人敢于反抗，进行有组织的抗议，先前壹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因为红卫兵就是为保卫毛主席神圣地位而成立的，他们的“革命正义”完全出于毛的认可，对于毛主席的壹切指示，只有彻底执行，否则就滑向反革命了。也因为他们根本不具有现代权利意识，强烈的忠君意识也不允许有份外之想，所以才会以大肆践踏公民权利的方式来渲泻革命激情，体现忠君情怀。他们虽为热血青年，其知识结构及思维方式完全来源于程式化的共产主义忠诚教育和阶级斗争的仇恨教育，妄图解放全人类是由于深信毛泽东思想是全球民族解放的指路明灯，其行为过于理想化或幻想化了。他们是在幼年就被洗脑的壹代人，心中充满着忠君与仇恨意识。实际上，他们也处于被压迫地位，被解放的首先应该是自己，待他们被无情地赶下农村时，革命激情迅速消退，迷茫失望，不得不考虑自身困境，于是把精力都转移到回城的热潮中了。但这种反思不是权利意义上的觉醒，无法做暴民，便立即显现出深入骨髓的奴性，暴民与奴仆的双重性格使红卫兵运动无法转向民权革命。这场运动是人类现代史上破坏力最大的政治迫害和文明毁灭运动，它比秦始皇的梵书坑儒及希特勒的烧书杀犹太人更为残暴。红卫兵打死的老师教授名人学者不计其数，破坏的工业生产和经济建设不计其数，造成的无辜人命和社会财产损失不计其数，破坏的文物古迹不计其数，对中华文化史籍资料的毁灭性破坏亦不计其数……表面上，红卫兵运动体现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太明显，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反对民族主义的，世界革命需统壹的阶级阵线，民族主义势必影响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化。但实际上，列宁的苏维埃帝国就是大斯拉夫主义联盟，是为俄罗斯民族的帝国扩张利益服务的，到了斯大林更是这样，其他民族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毛泽东也壹样，重建中华帝国的世界中心地位，当第三世界的霸主，只有输出毛氏印记的红色革命才行。所以，红卫兵运动也是民族主义运动，也是愤青运动。

　　三、愤青运动 

       从1990年代持续至今的愤青运动是第三次愤青运动，其范围不如红卫兵运动广阔，规模也较为零散，却影响广泛，成为当代带有主旋律色彩的最大民族主义运动。它煽动的民族狂热曾引起数次中美和中日之间的外交冲突，也为西方社会所广泛关註。虽然不以输出武装革命的方式来展示愤青对西方民主主义的愤怒，却也借用壹切重要机会乃至走出国门来展示其能量。例如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即以“红海洋”式的视觉震撼来形成对西方民众的强大心理压力，西方人称之为“红色恐怖”，造成中西文化的新型冲突。愤青运动有壹定的权力背景，上海愤青围攻日本领事馆时，警察为其开道，武警帮助愤青爬上领馆墙头，而不是发催泪弹或用棍棒驱赶之。在后来的诸多反美反日游行，学生军警统壹行动，公开的宣传仍然说成是自发的，与政府无关。由于上面只是暗中控制，所以当代愤青不可能形成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团体政治活动，官方也不允许愤青组织化，壹哄而起，壹轰而散，乌合之众最为适合。

　　以愤青的文化层次而论，远超过义和团的农民，也超出红卫兵许多，不少人有高学历职称，或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留学生。但心理传统壹脉相承，都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都是“狼奶”哺育的壹代。当代愤青与以往的愤青有壹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其伪民意性，这是研究当代愤青运动时需要註意的。义和团能基本代表民意，因为那时的人们知识水平太低，资信落后，不可能理性分析中西文化的差距在于守旧，不可能找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正这是这种守旧的民族精神，所以才用闭关锁国的方式来纯化中华，回到天朝帝国的老传统中去，拳众的暴虐与昏庸腐朽的清宫保守派壹样表现出守旧愚昧。仅仅凭壹帮无知拳众的海口，慈喜太后就敢向列强宣战，表现出极端的愚昧。但无论是义和团还是满清官员，本质上是爱国的，他们决不会以获得壹张外国护照为荣，他不是在表演爱国。红卫兵有革命激情，也胸怀无产阶级革命正义感，虽然这些都是反人类的，是落后愚昧的。但红卫兵的知识和眼界不支持他们在举国颠狂的情势下作理性思考，只能误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视为普遍真理，同样表现为守旧愚昧，也代表大多数人的认知水平。当代愤青的人权认知超过红卫兵许多，不是不懂民权政治，其逆时代的行为是故意所为，他们心灵深处既积聚集着恐惧，也积蓄着暴虐，是双重性格所致。当代愤青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也是虚伪的，被人称之为“爱国贼”，比卖国贼更可恶。因为卖国行为须面对道德拷问和历史追问，卖国者通常身居高位，执掌国家权力，其行为自然要载入史籍，卖国行为多半不得已而为之，晚清政府的卖国行为都是战败所致。爱国贼是什么也不管，是壹帮无丝毫道德约束的流氓无赖，其地位所限，也用不着考虑个人的历史定位。所以壹些人白天围攻美日使馆，夜裏赶快到使馆排队等签证，更以千方百计弄到张美国绿卡为荣。他们的愤怒是选择性和功利性的，其仇恨是表演性的，他们壹面享受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技成果，进入现代生活，每天离不开电话电脑网络，也离不开欧美电影，壹面却大骂西方民主的虚伪，为专制唱贊歌，或小骂大帮忙。因为诅咒西方是安全的，不会引来政治风险，为体制服务又可获超常利益。[2] 2010年11月首尔G20峰会时，CCTV记者芮成钢抢夺韩国记者的提问机会，不顾起码的礼仪，向奥巴马发难，声称自己代表亚洲人，也可以代表韩国人。而上壹年的G20峰会中，他声称代表全世界。他当然知道自己不是参加会议的官员，只是壹名新闻记者，仅能代表CCTV，连中国人也无权代表，却显示出强烈的霸权意识。CCTV何以连年派这等愤青出镜而洋洋自得？何以出席会议的中方代表不公开置疑？就是因为这种表演不过是借国际舞臺给国内观众看罢了，需要这种“替天行道”式的英雄。

　　愤青用“爱国主义”这块“金砖”，敲开荣誉金钱之门，也砸开了美国自由民主的大门，这就是其本色！他们绝不会对身边的专制愤怒，绝不敢对自己的上司发难，起而维护自己的权利，哪怕权利受到严重侵扰。他们惯于忍受政治压迫和雇主奴役，他们敢于挑战外国元首是因为毫无风险，潜意识中对极权的恐惧是他们选择愤怒的阈值，超过这个阈值，他们就退缩或转向了。所以第三次愤青运动更多的带有流氓文化的痞子运动特征，他们是标准的奴仆，没有什么革命正义感，也不管什么人类自然正义与普世价值，其表演成份更多些，借机发泄的成份更多些。当代愤青运动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义和团和红卫兵那种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激情与献身精神，义和团的上战场不用说，红卫兵也有些人在要求上战场受到拒绝后，以偷渡的方式到越南参加反美战争。也有不少人跑到缅甸，参加缅共的“解放”战争，后缅共失去外援，纷纷做鸟兽散，壹些割据武装只好改种鸦片了。义和团排外是为保存国粹，虽然表现出来的是愚昧。红卫兵的疯狂也大多出于革命义愤，尽管这种义愤代表的是伪正义。而今的愤青很善于事前评估政治及法律风险，以高喊廉价口号来展示效忠式的爱国主义，他们表面上也排外，骨子裏却是媚外的，他们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更为急切。他们有时也需要人权，很会利用西方社会的自由制度在外国表演中国所喜欢的事，比如火炬传递中的红色暴力倾向，可以作为向西方国家要价的筹码。有时候也会容许有组织的反美示威，在媒体上宣传为自发行为，这也是当代愤青运动伪民意性的壹个重要特征。

　　因此说，当代愤青的特点是极端反对自由民主化，尤其反对长期关註中国人权的美国，美国于是成了愤青的头号敌人。所以，他们绝不会为伊朗或朝鲜的人权问题上街，也不会为了自身的公民权利上街，否则就是不愤青运动而是民权运动了。他们的愤怒时刻参照官方态度，与主旋律密切保持壹致，所以他们也决不会为俄罗斯击沉中国商船而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也不会对俄国政府壹次没收销毁中国商人20多亿美元商品而发起网络攻击，更不会对俄国军队肆意扣捕中国船民而到俄国使馆抗议。虽然俄罗斯帝国梦对中华帝国梦有制约作用，官方的愤怒取向决定着愤青运动的愤怒风向及政治风险。何以愤青如此地敌视美国呢？这也是长期奴化教育和仇恨教育形成的双重人格所致，壹方面是对权力的绝对顺从，壹方面可以反美国为名发泄过剩的激情，挥洒仇恨怨怒。愤青缺乏现代人类社会具有的宗教情怀，由于共产主义是天然抵制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精神鸦片，长期的洗脑教育，愤青也就先天地缺少基督教的救赎精神，他们空虚的灵魂只能在界定的“爱国主义”范围内发泄。于是毛泽东就成了心中的“上帝”，为愤青运动染上神圣的色彩，成为主宰灵魂及价值观的天然合理的精神资源和政治参与。第三次愤青运动之所以断断续续折腾十几年，正是由于其反民主性，是抵御化解民众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诉求的利器，越是将西方对中国的威胁夸张到极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越能持续利用反西方的愤怒资源，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将民众註意力从争取公民权利吸引到反美反日上来，愤青运动就越具有利用价值。以现代资迅渠道而言，愤青可以了解到他们想了解的壹切东西，却不屑于了解。他们明知自由民主是时代潮流，是人类维护自身尊严的唯壹生活方式，却常以激烈的反西方群体行动来表演壹番，力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吸引眼球，不甘心其边缘化地位。但他们除了被不时利用壹下外，并无更多的剩余价值，比如他们要求抵制日货，围攻家乐福超市，就得不到官方及民众支持，因为中国经济的六七成是依赖出口的，矿产资源也大部来自国外，抵制外国货无异于自杀。这时候，官方也会视情况实施压制，免酿成蔓延之势。愤青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也知道基本的国情，但出于表演推销或发泄自己的目的，总是有在大庭广众下现身的强烈欲望，是愤青唯壹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但愤青搞得过了火，也会受到惩罚，上海日本领事馆被砸，造成严重的外交事件，便抓了几个带头的，判刑了事，当了替罪羊。这显然是象征性的，不会认真追究愤青的责任，与发生在西藏新疆的骚乱截然不同，那是非要穷追到底的。

　　第三次愤青运动不同于以往之处，还在于愤青善于利用现代信息自由交流的网络平臺表演民族主义，甚至以发动网上恐怖攻击，除了黑客对自由网站攻击，也攻击壹些自由学者网页。还有很多人是有关部门雇佣的打手，以每发壹贴获取五角钱报酬为目的，履行引导舆论导向和压制自由言论的任务，暗藏身份，多处註册马甲，在各网站论坛和个人博客发贴，具有地下工作性质，人称“五毛党”。[3] 这也是新时期的特殊表现方式。本文就主要以网上愤青为样本，对其展开心理分析。

　　相关心理学简述

　　愤青运动是既然是壹种社会现象，自有其普遍之规律性，如反西方自由化、民族主义、崇尚极权暴力、强烈的忠君意识、青年人过剩的政治激情集中表达等等。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愤青现象也表现出鲜明的心理学特点——病态心理。愤青的病态心理主要体现在偏见人格（Prejudiced Personalities）上，没有病态的社会化偏见心理，就不会形成愤青运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说：“……对某些人来说，偏见是壹种生活方式，它似乎产生于他们的保护或提高自尊心的欲望。它更多地是他们与自己周围世界发生联系的习惯方式的壹种反映，而不是壹种经过特定学习后而对某些特定团体产生反感的结果。……他们的许多态度常常形成壹种统壹的模式。首先，他们对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的普遍反感，常常伴随着壹种美化他们自己团体的倾向，因此他们可以被称作种族中心主义者（ethnocentric）。而且，这壹种族中心主义常常与壹种严格而狭窄的社会——政治——经济的保守主义（Socio-politicoeconomic conservatism）有关。这种保守主义决心坚持传统的放任主义教条和传统道德，而且信奉使用暴力以反对那些似平威胁这些价值的人。……这些广泛偏见的的人们常常也基本上持有反民主的、甚至是专制主义的意见。他们不仅不能容忍与自己观点完全不同的人，而且他们典型地向往壹种明确而严格规定的‘强人’在上、‘弱人’在下的等级社会体系。”[4] 这是用美国人为实验样本得出的结论，若用中国的愤青为样本，更会深化这壹论证。（壹）中国愤青的种族中心主义实际上是壹种汉民族沙文主义。中国近代的落后，使得中国人的传统优越感遭遇挫折，历史上总是中华为世界第壹，中国为世界中心，天朝旧梦破灭了，有如俄罗斯的大帝国迷梦破灭了壹样，化为民族记忆中的巨大伤痛。这个伤痛在不断的回忆中强化，特别形成壹部分群体的仇恨心理，强化为顽固的群体偏见意识，或为集体的无意识行为。有如不少俄国人依旧怀念斯大林的苏维埃帝国，又纷纷兴起斯大林崇拜，壹如当年斯大林的办公室去掉列宁像而挂上彼得大帝的画像、妄图重圆俄罗斯民族的霸主之梦壹样。[5] 中国人特别不能接受美国位居第壹的现实，认为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的全球领导地位原本属于中国的，而不应该归于仅有几百年短浅历史的美国，对美国充满着“羡恨交织”的情绪。世界虽然早已进入自由价值观的全球化时代，民众福祉为立国之本，但民族心理是不容易转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中华帝国欲望又在壹部人心中燃烧。而传统的集权思想使得中华掘起欲望更为迫切固执，集体主义思想又时刻强化着这种欲望。急于输出中华的传统价值观——中华第壹及明主政治，就必须以集体主义来替代自由主义。愤青不渴望自由，不争取民权，而是期望强势领袖来带领中国人走向世界，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取代美国登上全球霸主之位，有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那样。在掘起道路上，壹切有可能干扰中国的国际动向都会化为新的民族仇恨，与历史旧帐纠缠在壹起强化为凝聚民族主义的愤怒资源。愤青心态虽然不能代表整个民族心理，却是民族文化心理中极端情绪的壹部分，愤青运动就是这种民族偏见心理在现实中的放大效应。偏见构成愤青或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是当代民族主义的驱动力。虽然这种欲望脱离现实太远，但为了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关註，必须不断利用对外交往中的挫折事件作为燃料添加，持续梦呓般的幸福意识，愤青才会在乌托邦的自慰中陶醉，换来壹时之幸福感。

　　任何壹种特定偏见的特征，常由人的文化层次决定着，除了性格原因，既有知识的来源问题，也有知识的结构问题。有相似偏见的人聚合在壹起，其乘数效应就会扩大成群体的偏执狂症。在权力背景下，会持续蔓延，泛滥成灾，纳粹及红卫兵的历史就充分说明这壹点。中国是保守型社会，长期受奴化教育及阶级斗争的仇恨教育，信息来源的单向度决定着教育的单向度，是灌输性的，是机械性的，所以在大批生产奴仆的同时也生产暴君。奴化教育生产奴仆，仇恨教育生产暴民，暴民中成为暴君的几率极小，更多有暴虐心态的人只有变为愤青壹族。大部分人的狂暴心理在常态下是被压抑的，不容易找到发泄管道，由于愤青有政治意愿，其强烈的政治参予欲望只能在群体性的政治运动中找到渲泻机会，突发的政治事件就成为其诱因。但单向度的奴性教育决定了愤青的政治表演首要原则是身命的安全性，不以犯上为起点，这也是产生愤青运动的社会心理基础。狂暴的人在群体中并不占多数，更多的是由其从众心理决定的，即谓“羊群效应”。狂暴是奴性的另壹面，所以这类政治运作是为了渲泄和表演，或者干脆是效忠性的，壹旦愤青运动干扰到权力实施，其自身安全原则随即达成共识，政治表演便宣告结束了。愤青运动的乌合性质，羊群效应，反自由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提出崇高的政治诉求，不会有完善的治国理论，不过是情绪发泄性状，不过是供权贵玩用的工具而已。这也是愤青运动丧失理性的原因，更是当代愤青运动的典型特征。中国人受制于奴化教育，有健全人格或学识的人不多，所以才会产生壹代又壹代的愤青，政治文化体系上的原因无需多谈，这裏主要从心理学上分析愤青现象。

　　由于偏见性格的形成，愤青的思维方式通常以反常理的行为表述，力求给人不同寻常的另类印象，即使是学术研究，同样能表现出固执的偏见心态，他们认为，只要能战胜美国，可以不顾法律和道德的任何约束，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惜壹切代价（包括本拉登式的恐怖袭击），可以用“西安以东不要了”的方式来与美国进行核决战……战争叫嚣是愤青抒发愤怒的主要表现形式之壹，他们嘴裏的中华掘起，实际上是受那种统治者权力与荣耀巅峰式的传统愿望驱使，充满着中华帝王君临天下的幻想，充斥着中国管理全世界的梦想。愤青的爱国主义实质上是壹种认死理式的大汉族沙文主义，并以此为判断是非及正义的标准，凡是不符合这种标准的事情，皆以仇恨心态对之。正如王力雄所说：“相当程度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人身上已经具有条件反射的性质，成为集体非理性，可以随时从潜意识层面被激发。”[6] 在对待壹些少数民族的态度上，就表现出这种汉化的民族主义，凡不顺从者壹律视之为异族，大加挞罚。之所以不断操控民族主义，是因为民族主义大多表现为壹种狂热的大众情绪，乌合之狂热是最廉价的政治资源，官方掌握全部镇压机器，乌合群体不会影响统治，遂使民族主义成为壹种集权手段，让统治者永远占据道义制高点，来对抗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正是中国人的通往奴役之路。但也有风险，正如庞勒所说：“壹些可以轻易在群体中流传的神话所以能够产生，不仅是因为他们极端轻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像中经过了奇妙曲解之后造成的后果。在群体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而形象本身又会立刻引起它毫无逻辑关系的壹系列形象。”“专横和偏执是壹切类型的群体的共性，但是其强度各有不同。在这个方面，支配着人们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的种族观念，会壹再表现出来。……专横和偏执是群体有着明确认识的感情，他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感情，而且只要有人在他们中间煽动这种情绪，他们随时都会将其付诸实践。群体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他们认为那不过是软弱可欺的另壹种形式。他们的同情心从不听命于作风温和的主子，而是只向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他们总是为这种人塑起最壮观的凋像。”[7] 文革中毛泽东之所以断然抛弃红卫兵，也缘于群众运动的群体思维难于精确操控，乌合的群体远不如正规的军队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乌合之众只有短期利用价值，时间壹长，群体组织正统化，就会追求自身的权利，朝理性和道德方向进展，抵抗外来不利因素，成为统治者的抗衡力量。但大多数情况下会形成社会失控局面，所以，除非确有必要，官方壹般不敢轻易策动群体运动，除非象毛泽东那样神明般的统治者。但乌合之众永远会有，就在于偏见心理的持续性。

　　愤青的生活态度也与众不同，愤青是“愤怒的青年”之简称，这种简称未必准确（愤青壹词已约定俗成，只能从俗，以便讨论问题），因为愤青之愤怒与标准的愤怒不同，比如有人取笔名为“怒不可遏”，却总是写马屁文字，与愤怒到极点毫不相干。他们什么都能说，且不必对后果负责，可以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壹部科学专着，曾指导了中国的大炼钢铁运动，可以说《红楼梦》的作者是虐待狂，读者是挨鞭子的受虐狂。妳若认真理论，那就上当了，其巴不得借此来展示其与众不同。愤青肯定不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就象整天要抵制日货壹样，明知中国商品离不开日本市场，自己也未必会带头去做，却非要发出荒唐叫嚣，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发泄和表演而已。若从文化心理分析，愤青也是流氓文化的产品，中国的历次愤青运动无不打上流氓文化的印记，从肆意烧杀同胞的义和团到残害同类的红卫兵，再到当代愤青，莫不如此。他们对胜王败寇的强盗逻辑深信不疑，所以在虐杀迫害同类时才会表现得理所当然，义无反顾。在信息时代，暴力行为也会表现在网络上，是愤青运动的另壹种表现形式，在虚拟的网络社会裏，愤青的暴力行为更加肆意妄为，毫无节制，其表演的成份也更为鲜明，虽然这种效忠式的表演并不能带来多少个人现实利益，只是偏执已成顽症，壹有机就会发作的。

　　这也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移情作用”，是压抑的释放和贯註的转移，病态的偏见心理须转移才行。精神分析理论告诉我们，这与自恋有关，由自恋形成的自大偏执狂症状，只有能过移情作用来治疗。愤青运动就是压抑移情于街头政治，偏见以狂暴的形式展现，也可以说，愤青运动是愤青移情的主要方式，却绝非心理学意义上的治疗过程。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并不觉得他们有毛病，因此根本不去看心理医生。自恋平常是被压抑的，偏执狂症只有在发泄的移情过程中才能得到满足感，当这种发泄被权力阶层利用形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时，悲剧或灾难就发生了，每每成为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人或许对此不以为然，不可能那么多人同时心理病态吧？这也不奇怪，当文革中亿万人壹齐发狂的时候，总不能说这种全民心态是健康不带偏执的，没有心理问题的。当然很多人是出于政治宗教的狂热，是党文化的极端化现象，却也有明显的社会心理学特点，表现为症候群的偏见共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人类科学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壹，它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不仅是精神医学方面，更在政治哲学、文学艺术、教育理论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发生着深刻的影响。既然愤青群体有非理性的病态心理，精神分析理论正好帮助我们打开愤青的心窗，透视其内心世界。我们在分析愤青之群体现象时，也有必要对愤青个体做分析，因为群体是由个体聚集而成，且有相近的性格，那么，引入精神分析理论就是件有意义的事。

　　对来自网络的典型个例分析

　　我的个人博客裏，时常有愤青捣乱，有两个极为狂妄的典型个例，极具心理分析价值。壹个是自称为“思想家”的愤青，壹个是网名为“无字天书”的愤青。前者具有壹定的理想追求，有争论之激情；后者是纯粹的流氓无赖，只会恶言恶语，谩骂攻击，甚至采用网络恐怖袭击形式。这两个样本虽然不能涵盖网络愤青群体，却可以代表相当壹部分愤青的社会心理和病态症候，可以获得深入了解之机会。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愤青运动的激化常常在网上形成，街头运动也与网络言论的趋同化密切相关。

　　壹位自称是“思想家”（思想家乐园http://zhanggf-41.blog.163.com/）的愤青来我的博客（高生诗词 http://gsdzyx6950.blog.163.com/）推销其理论产品，开始时我还较为认真的回应他的观点和问题，后来发现他并没有起码的学术精神，根本谈不上是学者，思维逻辑混乱，表现出惊人的幼稚，却对别人的话根本不听，壹味地自大傲慢。“思想家”毫无政治历史和哲学宗教等方面的知识，知识层次过于浅薄，却自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能拯救人类，改造世界，实际上他那点所谓的理论不过是前人扔掉的乌托邦之类的东西，且零散不成体系，也谈不上有什么“产品”出售。更可悲的是他根本就没读过任何经典的乌托邦理论，也不懂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知识也相当贫乏，西方经典的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宗教学方面的知识几乎为零，语文也很差，前言不搭后语。但当我向他推荐壹些必读的经典书籍和解释壹些真实的历史事件时，其回答竟然是不屑壹顾，说我读的那些书全是过时落后无用有害的，是被别人洗脑了，甚至中国的儒释道文化也是不值壹文。他不知道康有为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不知道孙中山有关共产主义的解释，连天下为公的孔子思想也不清楚，通通斥之为落后的理论，声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是他自己发现的，获得了许多人的贊扬。壹个人有些自恋自大也不为过，有些标新立异的情结也不奇怪，但当妳发出善意劝告，表示不愿与之继续交流，其偏执狂的病态心理便发展极端，甚至用流氓手段恶意骚扰，不由得引起我的厌恶，让他走开。但“思想家”执意不肯，死缠烂打，非要求我道歉不可，否则不依不绕，实际上就强迫我承认他的“救世理论”。这反倒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因为研究愤青现象正缺少壹个有代表性的网络样本，与愤青近距离接触，双方的情况有差距，难于获其内心表露。上网壹般不露真实身份，有虚拟的遥远空间，又有近在咫尺的感觉，可以即时交谈，容易让对方摘掉人格面具，讲出真话，更便于观察其心理活动。“思想家”的前来，正好补上素材不足的空缺，这是难得之机会，因壹般泛泛而谈的愤青不会将内心世界展露无遗。但妳必须不断刺激他的激情，使他总处于亢奋状态，方可获得真实的第壹手资料。这可能会激发其偏执狂症，却也只能这样，因为他的偏执有着深刻的成因，不是壹朝壹夕形成的。我们引入精神分析方法，是为了从精神方面来探求愤青性格之成因，因为愤青并不占人群的大多数，只有相近性格的人才会成为愤青群体。只是中国人太多了，有百分之几的人聚在壹起，场面就相当可观，在网络世界也壹样。他们能聚在壹起，自有其共性，突出表现为自恋、炫耀、固执、偏狭、狂傲、冷酷、仇恨、残暴等等，如果没有相近的心理特点，是不可能聚到壹起以非理性的方式闹事捣乱的，即使是“羊群效应”，也须有相近的心理认知倾向。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从愤青网站博客中就能强烈感受到这种狂燥偏执情绪，诸如“乌有之乡”壹类的网站。我们逐步分析这位“思想家”的有趣言论，以找出其心理成因，这对于了解中国现代的社会心理，应该说是有意义的。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分析说：“偏执狂（paranoia）是壹种慢性精神错乱，在当今的精神病学的分类上占有壹种不确定的地位。……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偏执狂可区分为壹些不同的形式，如夸大狂（megalomania），迫害狂（persecution mania），色情狂（erotomania），和嫉妒的妄想等等。”[8] 当自恋发展到病态心理时，往往产生妄自尊大的妄想，常常认为自己是壹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弗洛伊德接着说：“夸大狂是由力比多从对象贯註上撤回所导致的自我膨胀的真接后果——继发性自恋（secondary narcissism），它是早期婴儿原初自恋的壹种回復。”根据弗氏理论得知，人自出生始就是有性需求的，婴幼儿的性发展期大致分为口唇期，肛门期，性器期等几个阶段，如果在此期间性本能的冲动受到不恰当的抑制，对将来的性格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负面作用。口唇期可以形成“伊谛普斯情结”（“Oedipus Complex” 也译为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壹位杀父娶母的国王），肛门期可以形成肛门性格，性器期可以形成性倒错倾向。伊谛普斯情结是恋母情结；肛门性格是固执、冷酷、吝啬、暴躁等歇斯底裏特性；性倒错是与性爱对方的性方式错乱，如同性恋或性虐恋等等倒错性行为。我们从“思想家”的狂傲言论中就可以明确感受到其伊谛普斯情结和肛门性格，已经发展到非常典型的阶段。

　　壹、伊谛普斯情结与自恋 

       每个人自出生始，就是有性需求的，如婴儿的吸吮母乳的动作，除了获得营养，也有性方面的意义。婴儿吃饱了还离不开乳头，以至于含着奶嘴才能睡觉，在不断的吸吮中感受到快乐——性的满足。弗洛伊德说：“假定儿童没有性生活——性兴奋、性需要和某种满足——而是在12岁至14岁之间突然获得的，这与假定他们生来就没有生殖器，只是到了青春期才长出来壹样是不可能的（与我们的观察事实不符），从生物学的观点看也同样是荒谬的。青春期唤醒的只是生殖机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机能所利用的是已有的生理的和心理的材料。妳们的错误在于混淆了性和生殖的概念。（第20讲：人类的性生活）”弗氏理论称儿童的吸吮为“享乐性吸吮”，将这种快乐归为嘴和唇区域的兴奋，是为婴儿的“性感带”（erotogenic zones），并把从吸吮中所获得的快乐称为性的快乐。从母亲的乳房成为性本能的第壹个对象从这种单壹动作中，可以同时满足两种具有生命重大意义的需要，并成为其后性心理的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中国人的性教育比较保守，在儿童期的性教育几乎是空白，伊谛普斯情结极易得到强化。弗洛伊德把性欲不仅视为人的身心发展和心理疾病成因的决定力量，而且还视之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弗氏理论认为，性本能冲动（包括广义的和狭义的）都是神经性疾病和心理疾病的起因，同样性本能冲动也为人类精神高度之文化艺术和社会发展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伊谛普斯情结或自恋并不必然表现危害性，却常常以壹种心理疾病或文化缺陷展露，反映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便具有了普遍的社会意义，也可以成为民族主义的社会心理成因。如“思想家”言论中就有着这种倾向，下面摘录“思想家”语录（标点及文字不妥处，为原文之误，不予改正，其后同）：

　　——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对政治感兴趣，喜欢唱歌颂祖国的歌吗？因为中国人才真正当过家做过主，他们才会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联系的那么紧密，才会有主人翁的感觉和态度。

　　——我在单位曾是职工代表，我发现中国的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在代表会上妳可以畅所欲言为企业和国家做主，好的意见和建议会被企业和国家接受和采纳。也只有在这样的会上我才能体会到真正做“主”的滋味。

　　——其实从历史上看，人民感觉幸福的时代并不是什么民主的时代，妳可以看壹下大唐盛世，德国俾斯麦和西特勒时代，人民为什么那样狂热崇拜热爱那些统治者们，（难道人民是傻子，不知道别人，反正我不觉得自己傻，但不傻并不等于就能当国家主席）发自内心的叩拜山呼着万岁？

　　——我觉得毛真的成了神,他做了那么多坏事还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景仰和爱戴?这可能吗?没有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他壹个人能做成什么事情?我和妳说了很多次了,毛时代的很多事情都是人民做的,而不是毛壹个人做的.

　　这显然也是壹种社会化了的伊谛普斯情结，虽然作为“母亲”化身的祖国带给中国人的常常是苦难，但恋母情结无疑是民族主义得以维系的纽带，壹旦失去伊谛普斯情结，民族主义便难以聚拢人气了。但祖国的内涵也会随时势变化，马克思说：工人没有祖国，于是在共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祖国不是自己世居的国土，而是列宁斯大林的苏联，壹些在莫斯科长大的“红孩子”至今仍然对苏联充满祖国式的恋情和感激，喜欢唱苏联红色歌曲，也是缘于这种伊谛普期情结。革命年代的民族主义被压抑，代之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到了共产意识形态衰微之际，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便迅速激活，以大中华取代苏维埃，便以社会主义包装的民族主义来作为称雄全世界的动力资源，同时也是愤青运动的能量源泉。毛泽东是将共产革命从苏联祖国中心引向自己祖国中心的强势领袖，尽管毛的无数次政治运动残害了无数中国人，但毛成功登上民族復兴的精神教主神坛，在建造“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大国君主地位时，也将中国人带入了重温中华帝国梦的激情之中，至今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号召力，是后世君主必须加以利用的道义资源。所以，持续不断的“毛泽东热”，证明中国人的苏联祖国意识已成功地转化为汉民族主义了。通常来说，人们会将所钟爱的事物美化，视崇爱对象的特性来女性化，或进壹步将之崇高化，即是“母亲化”——赋予慈母般的尊崇。比如祖国滋养了人民，人们比之为母亲，也可视作壹种朴实的情感。但伊谛普斯情结又不同，是超出了是非曲直的变态感情，在为“母亲”自豪的同时，也把对其弱点缺点的善意批评也视之为亵渎，近似于壹种图腾崇拜的狂热。于是“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式的思维逻辑顿成政治定式，用于“慈母”之尊荣，壹切都是美好无瑕的。在领袖及党权体制下，伊谛普斯情结的社会化，自然将政治领袖或政治团体也纷纷“慈母”化，主动为其隐去壹切丑恶，刻意忘却真实的历史，只要为了“母亲”的荣誉，“儿女”做祭坛上的牺牲也行，哪怕这种牺牲再不可思议也应该无条件地投入和忍耐。“母亲”扩大化的意图在于神圣化，以“原罪”式的归罪方法占据伦理逻辑的制高点，让违规者自动归为大逆不道的罪人、猪狗不如的败类，受“良心”煎熬。愤青整天爱给发表真实意见者扣上“汉奸”、“卖国”的帽子，即出于此类“母亲”神圣化的政治伦理。曾有愤青称“毛主席是劳动人民的伟大慈母”，我讽刺说，妳们连性别也没弄清楚，看见没长胡子，就“伟大”呀、“慈母”呀，乱嚷嚷。而回答是，取消妳的发言资格！领导人越伟大，追随者也越伟大，这种强加于人的政治逻辑，是自恋情结中自我形象的“偶像化”復制，需要强迫受众接受其自恋心理，需要推翻壹切批评，按自恋者的意图改造世界。“思想家”就是这种恶性自恋者，其潜意识中经常作伟人式的幻想，将自己也比作希特勒了，甚至比希特勒更伟大，简直等同于上帝了。这野蛮的恶性自恋是极端唯我的，让人讨厌的，失去自我限制的自恋又是令让生畏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祖国啊，我亲爱的母亲”之类的口号泛滥，统治国家的政治领袖或政党组织也就理所当然凌驾于臣民之上，凌驾于天地之上，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母”，成为神格化的民族精神主宰。君主的自恋，引导民族的自恋，文化的自恋，即是自大狂与自恋心态的社会化根源，而远离人道主义的伦理道德和真理追求。必须指出，情青的伊谛普斯情结之实质是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强迫别人接受自家“圣母”之图腾地位，蔑视别的民族的历史传统与政治文化权利，对弱小民族歧视压制，壹切批评都斥之为“国内外反华势力”的恶意行为。奥运火炬传递期间，中国将数万面国旗运至国外，到处形成“红海洋”的壮观场面，甚至大打出手，以震摄外国人，就是自恋型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火炬传递本来是为了传播人类自由和平的奥运精神，却搞成了民族主义的肆意扩张。常言道：“若要公道，打个颠倒”，如果美国人或韩国人将数百面星条旗或八卦旗举到天安门来游行，愤青壹定视之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了。这种认死理式的民族主义正是汉民族日益缺乏宽容胸襟、缺乏现代民主意识的“民族性自恋”。当年纳粹德国的民族自恋，就是把自身形象放大为种族优越性来对外扩张。弗洛姆分析道：

　　识别群体自恋远没有识别个人自恋那么容易。假如有壹个人告诉别人：“我（和我的家庭）是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人；只有我们才是清洁的、聪明的、善的、体面的；其他所有的人都是肮脏的、愚昧的、不诚实、不负责任的。”然而，绝大多数人会以为，这个人壹定很粗鲁，思想不正常，甚至有点精神错乱。但是，如果壹个充满幻想的演讲者向广大听众演讲时，用国家（或者民族、宗教、政党等）来取代“我”和“我的家庭”的话，那么，这个演讲者会因对自己祖国和上帝的爱而赢得许多人的贊扬。但是，别的国家和宗教团体会因自己遭到蔑视而憎恨这壹次讲演。然而，在被吹捧的群体中，每壹个人的自恋得到了夸张，并使这壹事实，即千百万人贊同这样的演说和声明成为合理的事情。[9]

　　根据国际法理论，领土、人民和主权是构成独立国家之三要素，现代普世价值观认为主权在民，由民众授权委托代理人组成契约型政府，实现国家主权，是为共和制度。是全体国民（纳税人）支撑着国家，人民的幸福源自于国民权利，不是受益于君主，他们只须感谢上帝就够了，因为上帝是自由平等博爱的道义化身。美国人过感恩节，是为了感谢上帝，不是感谢民选的政治领袖。中国人是“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其幸福是来源于伟大英明的君主，得益于带领人民奋斗的革命领袖，“毛主席万岁”或“X书记辛苦了”之类口号，就是对君主或官员的感恩心态。在中国人看来，君主是国家的化身，代表人民的意誌，是人民幸福之源泉，对君主忠心高于壹切，因为国家的利益高于壹切，自然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壹切了，中华民族之伟大就在于此。忠君意识根深蒂固，即使是残酷的暴政也会在幸福包装下化为民族自豪感，对于特别祸国殃民的皇帝，无非是以革命手段换壹位新皇帝而已。马克思主义定义下的国家概念是“壹个阶级镇压另壹个阶级的工具”，国家不是全民的，不是超阶级的，国家应归于壹人或壹党，好皇帝或伟大革命领袖的标准是强悍而非仁慈，不是人道主义復兴。特别是国家处于重要时刻，壹切心怀置疑的人都是要消灭掉的，在此过程中的任何牺牲都是必须的。比如原子弹虽然是用来吓唬人（核威慑）的东西，毛泽东为了搞原子弹，结果西方人壹个也没吓着，中国人倒先死掉了上千万，毛以千百万民众的生命代价换取了二弹壹星，国人仍然视之为伟大的历史功绩，给中国人带来了长久的幸福感。在强烈的忠君和集体主义意识下，中国人需要明主，而不是民主，首先要保证君权，不要让民权干扰国事，认为民主会令国家壹盘散沙，人们吵来吵去，不容易集中力量办大事，有违中华掘起之大业。毛泽东壹声令下，可以迅速在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搞大跃进。红色高棉攻占金边，可以下令200万市民立即迁往农村劳动营，实行社会改造。证明集体主义是最能办举国大事的体制，只要把握好方向就行，这是中华掘起的关键因素，历代帝王都不可能做到这壹点。所以邓小平嘲笑美国的三权分立相互牵制，吵来吵去，效率太低，不似中国制度有优越性，领导人想开战，政治局通过壹下就出兵了。什么样的领袖才是最英明的呢？便是能战胜西方，将中国价值观推向世界的强势君主或铁血领袖，毛泽东的“新中国”便是最能鼓舞人心的历史新时代。毛大战美帝国主义，到处输出革命，花巨款资助暴力革命武装，毛泽东思想是战胜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宝库，是民族自恋化为大众情感的荣誉资源。但经济改革又让人心散了，凝聚力已大不如前，近年来掀起的红色文化风暴就代表了相当壹部分人的怀旧和不满心态。

　　我们的“思想家”自恋情结也很强烈固执：

　　——我是壹名主张进步前进变革的真正左派。当然要当左派并非易事，必须要有先进的思想，才能产生先进的愿望和行为。

　　——中国啊，妳太需要思想家了！太需要思想家来拯救这么多连活着为了什么都不知道的人的灵魂了！

　　——政治和宗教如果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就是好无价值的东西，是垃圾！妳愿意捧着佛当宝贝，就请妳求妳的佛超度我吧，我就不信他有那个能耐！相反，我会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坏人，自私自利者都变成好人，把全世界建成壹个真正的美丽“桃园”，让妳的佛看看究竟谁厉害！

　　——我正是要建立壹个人人幸福的社会

　　那么，“思想家”究竟有些什么高明的救世理论呢？他在鼓吹自己的理想制度时说：

　　——他应该有两个职业，壹个职业是壹名直接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如壹名从事杯子制造的工人。他每天必须要完成自己的定额，无论他上午或下午忙于国家管理等其它职业或事情，但这些杯子的任务他是必须要完成的。而另壹个职业才是国家主席，无论他上午或下午从事国家主席的工作，他都必须要完成自己每天做出N个杯子的定额。如此，他便成为壹名和人民壹体的真正的民了。

　　也就是说直接财富的生产每天每人只需要三小时的工作时间既足够。剩下的非物质生产工作是不计报酬的。这点中国目前完全能够做到。因为中国的人口资源丰富，人有的是。所以，如果甲上午做杯子，下午从事企业管理工作。那么乙就可以上午从事美术或音乐作品创作的文化工作，下午在去做杯子。这壹点都不矛盾。二是分配要实现按需分配，也就是凡是能按照要求完成工作任务的，分配上都是壹样，生活品都是免费供给的。

　　全世界的国家成为壹个利益共同体，少了很多国事，国家的管理工作量会极大减少。很多分配都是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废除了货币经济，也就无须那么多的金融财会商业人员等。不过要实现此目标还需要些时日，但已为期不远了。总之，好处多多，以后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国家的管理机关，政府工作会也就是人民代表管理会。省去了多余的人民代表大会等机关和人员。各方面的事情都由各方面懂行的业内专家人民做主。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民做主。

　　“思想家”的所谓理论不过是壹种永远不可能变为现实的“永动机”设想，但置疑他理论的人就是有罪的：

　　——我就是"电动洗衣机"的研究改造发展者,相信将来妳们都会因此受益的,妳们会悔恨当初自己的自私狭隘眼光短浅,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会埋怨是老思想老书本坑害了妳们!到时候妳们会悔不当初,恨不得骟自己几个嘴巴!

　　——新政治经济制度可以解决人类之间的存在的矛盾(包括自己家庭朋友间的矛盾),这是人类无它的选择,人类别无出路.这就是新思想理论的价值所在!

　　——人生活在没有真情的人间是会很失望无聊觉得没有意义意思的.所以必须要有正确的思想来统壹大家的观念意誌,才能建设壹个符合人性的合理的崭新世界.否则甲说这样,乙说那样人类会乱的. 不要以为道德是天上掉下来的.

　　——总之，我觉得我解决中国和世界问题的方法方案是最好最优的，在这个东西未出来之前存在很多旧思想（保守復辟思想）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我相信我的系统方案发表以后，会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对此我有10000%的信心把握。因为我在北京举办的几次讲座还没有人提出反对过。

　　——不过我相信，很多人会逐渐转变立场，站到真正绝对正义的立场上来，因为真正绝对正义的理论已经完成，相信不远的将来，大家会慢慢理解掌握这壹思想理论，成为改造世界的英雄和驱动力！

　　——的确有人很愚蠢!对什么都不懂的妳来说,我真可以当妳的上帝了,因为妳什么都不懂,只有我可以传经给妳.

　　弗氏理论认为，成年人常将用于外界性对象的所有爱抚转称于自身，对于这种倒错，是为“自恋”（narcissism），是力比多（libido）的壹种分配方式。弗洛伊德说：“……这种自恋可能是壹种普遍而原始的事态，有了这种事态，然后才会有对对象的爱（object-love）。并且，自恋也不必因此消失。实际上，从对象力比多（object-libido）的发展史中，我们也应该记得，许多性本能壹开始就是在自己身体上寻求满足——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自淫——这种自淫的能力乃是以现实原则进行教育的过程中性欲发生退化为基础。这样，自淫便成了力比多分配的自恋阶段的性活动。”弗氏理论的高妙之处，就在于说明人的社会行为中也受力比多的驱动，自恋也可扩大为对自身能力的迷恋，有这种倾向的人，对现实环境的感知能力退化。表现出强烈利己主义倾向，所以，自恋也是对利己主义的力比多的补充，力比多作用于自身所致。而伊谛普斯情结的社会化，正是这种倒错行为的群体化，甚至上升至政治及国家化的层面。“思想家”以为自己如何高明，是缘于自恋而成的自大狂症，他的历史知识太少，现代知识也严重不足，习惯于闭门造车，对那些欧洲乌托邦经典理论家及毛泽东或波尔布特都失败的功业，壹点也不懂，壹个几同于白痴的愤青痞子竟然大言不惭要做当代的人类“救世主”，足见其心理病态之深。这种病态心理的社会化，就形成了愤青群体的盲目自大的“中华帝国”情结。所以说，情青的民族主义即受此种狂妄自恋的心态驱使。

二、肛门性格 

       儿童在肛门期形成的性格。婴儿总要渡过口唇期的，断奶之后，用奶嘴或其他方式获得满足感的方式也被禁止，父母对婴儿口唇习惯的不断纠正，会剥夺婴儿的快感，婴儿自身智力的增长和环境评价使得依靠口唇获得性快乐成为不能延续的事情。由于肛门的排泄作用可以受自己控制，于是肛门便替代口唇成为儿童保持少受干扰的性生活方式，其性乐趣亦在其中。当儿童沉溺于运用肛门的快乐之中时，对其排便行为过于严厉和不恰当训练极易使儿童形成肛门性格，具体表现为固执、冷酷、吝啬、暴躁等特征，影响到人格的形成。这壹阶段也叫肛门受虐狂性阶段，排便行为是壹种毁灭性的受虐狂，在父母训练孩子排便时，孩子往往对父母产生对抗情绪，将排便行为变为试图控制他人的行动。弗洛伊德认为，在肛门阶段产生固着，就会形成肛门性格，如父母阻碍了肛门性欲的满足，特别是由于入厕的训练而产生的固着，就会产生肛门定向。儿童期性格的不正常发育，会形成性心理的虐待倾向，有受虐型和施虐性，扩展为奴隶和奴隶主式的双重社会群体性格。每个人都是逆来顺受的奴隶，却又会将自身压力转移到“食物链”的低端，享受奴隶主般的快乐。鲁迅笔下的阿Q，既渴望别人崇拜（施虐），又屈从于别人（受虐），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视情况而不断转换角色。阿Q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无处发泄，便大骂起近处的小尼姑，小尼姑哭着跑远了，阿Q也随即陶醉他的“胜利”之中了。这即是肛门性格之典型，这虽是虚构的人物，却也与今日之愤青心态无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幼儿期的家长虽然慈爱有加，但对孩子的过度期望，往往表现为严格的管束，用急功近利的办法促使孩子尽快养成守纪律的习惯，定时强制性排便训练就是家长的重要训练内容，幼儿在极度压抑之下，不易形成自主性的习惯。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古人虽不懂幼儿期的心理学，却十分明白幼儿教育对人格塑造的重要性。行为主义心理学也有这样的评价，认为人是壹种动物，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所表现的行为类型，表现在言语行为方面。行为主义理论创始人约翰·华生说：“给我壹个婴儿和我需要培养他成长的世界，我能使他葡伏、行走、攀登，使他用双手建造石块或木头的建筑物。我可以让他成为贼，歹徒，吸毒成瘾的人。向着任壹方向塑造壹个人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尽的。”说明復杂行为是习得的，这如同出生在马戏团的狮虎，经过训练，可以再现出原本不属于食肉动物天性的行为，乃至忘掉凶猛的本能。我们的社会与家庭壹样，也习惯于培养听话的顺民，不希望臣民有自主思考的能力。婴幼儿期的生活经验是构成性格发展的重要阶段，大致影响人的壹生。可以说，肛门期对人生的影响极为重要。断乳期太晚易产生伊谛普斯情结，肛门期的训练不当会形成肛门性格。对弗洛伊德执反对态度的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人本主义心理学也认为，那些没有心理问题、神经症或精神病倾向、能达到自我实现的杰出伟大的人，“属于不断发展的壹小部分人”，通常在60岁以上。绝大多数人都不属于自我实现的人，因为只有不断地走向成熟完善的自我，观察事物时较少用感情，用理性来判断人和洞穿假象，远远超过普通人。自我实现的人的认识较少受到欲望、焦虑、恐惧、希望、盲目乐观或悲观的歪曲。自我实现的人当中，表现出创造力和充分的人性，有勇气面对困境，不被习惯、文化和错误所压抑，超越自我，成就的取得首先是人格，有15种共同的人格特征。[10] 若以这些为标准，我们的社会出不了享誉世界的思想家、哲学家或文学家等大师，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自我实现的人毕竟也有人性之弱点，只是更接近完善罢了。

　　弗氏理论认为，在婴儿时代，力比多集中于口腔，后来与排泄作用相联系，然后集中于性器官。幼童有强烈的虐待与被虐待冲动，是自恋及排除他人，所以人天性是自私和排斥的。但人的社会功能，却是压抑其反道德与反社会本能，是壹个由恶转善的过程。对邪恶本能的压抑，会促进相反本能的形成，建立内心世界的道德审查者。如虐待症转型为慈爱，即所谓“反向作用”或“升华机制”，人的社会价值也就在这裏。但这需要宗教的教化作用，仅凭家庭的训练是不够的，中国古代有儒学宗教化的教育，其意义即在这裏。除却其专制的成分，总还是以慈爱和社会责任为主要内容，佛教和基督教更不必说了。当代青年缺乏宗教化的慈爱教育，难于拓展胸怀，将私情之爱上升到社会性的博爱层次。但现今社会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空间，不承认普世价值观，甚至处在善恶颠倒的环境裏。愤青没有信仰宗教，有宗教信仰就不会是愤青，不会滑入流氓无赖壹族。所以说，幼儿期的不良性格也须有后天的社会约束，如果这种约束缺失，心中没有“道德审查者”，或者他的“道德审查者”之标准是与人类普世价值相反的，人性之恶就难以抑制了。愤青处在视宗教信仰为封建迷信的社会裏，有助于肛门性格向侵犯性格恶化，也使得在社会压抑中积聚的怨气无处倾泄，会随意寻找可以肆意发泄的目标。

　　弗氏认为性格结构是壹个整体，包括彼此相互作用的三个主要成份，即“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 ego）。三个主要成份相互作用产生内驱力，支配着壹个人的所有行为。自我是介于本我、超我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中介物，起调节作用，是性格形成的主要成份。马尔库塞说：“现在，心理结构的主要层次被划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其中本我是最古老、最根本、最广泛的层次，这是无意识的领域、主要本能的领域。本我不受任何构成有意识的社会个体的形式和原则的束缚。它既不受时间的影响，也不为矛盾所困扰。它不知道‘任何价值、任何善恶、任何道德’。它并不想自我保存，因为它所追求的只是按照快乐原则使其本能需求得到满足。”“自我的主要功能是协调、改变、组织和控制本我的本能冲动，以使其与现实的冲突降到最低限度，即压抑那些与现实冲突的冲动，并通过改变其目标、延缓和转移其满足、改变其满足方式，促使其与其他冲动相结合等方式，来使别的冲动与现实相‘壹致’”“在自我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另壹个心理‘实体’即超我。超我产生于婴儿对父母的长期依赖；父母的影响依然是超我的核心。因此，在它成为现成道德和‘人们所谓的人生中的优秀品质’的有力代表之前，超我也受到壹些社会和文化的影响。”[11]

　　心理学家弗洛姆说：“生活在等级社会中的个体由于得不到人格尊重，因而难以养成平等的意识，也不可能产生对权势者的真诚拥戴。然而外在的强制压力又迫使这些懦弱的个体为了自我的生存而必须表现出对权威的服从。外在压力下的服从与内心真实的反抗的交织造就了普遍的人格二重性（双重人格）：表面的谦恭、忍耐、服从和内心的愤恨、暴虐、反抗。”在羊面前是狼，在狼面前是羊，弗洛伊德称这种“虐待－被虐待”性格为“肛门性格”，弗洛姆认为这种性格者“同别人的关连方式是保持距离，控制，摈弃与囤积（‘囤积性格’），而症候群的种种特征，则是这种性格的表现。”他又说：“肛门－囤积性格在同世界的关系中，只有壹途觉得安全，占有世界，控制世界；这是因为他不能够用爱与建设来同世界相关。”“肛门－囤积性格跟古典心理分析家们所描述的虐待症有密切的关系，这有丰富的临床资料作证；至于我们是用欲力学说来解释肛门－囤积性格与虐待症的关系，还是用人同世界的关连方式来解释，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凡是具有肛门－囤积性格的社会团体，也是展示出明显的虐待症。”“从社会的意义来说，跟虐待－被虐待性格粗略相等的是官僚性格。在官僚制度下，每壹个人都控制比他低的人，并且被比自己高的人所控制。在这样的体制下，虐待的冲动和被虐待的冲动都可以获得满足。对于地位低的人，官僚性格者会待以不屑；对于地位高的人，他却会羡慕与惧怕。我们只要看看某些官僚的表情就够了：这壹刻，他如何批评他的部下，他怎么样皱眉头；壹分钟以后，他的表情和行为可能完全变了，至少象征性地表示他在上班时间‘属于’他的上司。”[12]

　　中国有着深远的流氓文化，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并不以普遍正义为准则。流氓是非理性的暴虐者，其与社会的联系是狼与羊的关系，且视情况而角色转换。“我是流氓我怕谁”是用以对付普通人，但流氓见官便会俯首称臣，显示出绵羊般的可爱。流氓的性格与性歧变中的虐恋(sadomasochism)也极其相似，并且是双性的虐恋狂，既可以是施虐狂（Sadism），做主人；又可以是受虐狂（Masochism），当奴隶，要看对方的角色而论。普通中国人处于社会底层，除了极个别人的反抗，壹般表现为顺从性格。但政治流氓又不同，特别是武装化的流氓，打家劫舍，占山为王，这是流氓文化的另壹个极端形态。在社会动乱的年代，易产生大量游民，这就为有政治企图的流氓提供了啸聚山林的机会，成为胜王败寇的搏命机会，中国数个朝代是流氓政权。但和平年代并不减少流氓的数量，虽然当顺民是首选，但流氓的双性格也会利用机会来展示驯化流氓的不同色彩，愤青运动也可视为痞子运动或者暴民运动，也具有施虐与受虐的双重人格。现在的中国基本处在和平时期，流氓不可能通过胜王败寇的搏命机会来获得成功，更多表现为社会的黑恶化和文化的痞子化。流氓文化进入社会各个层面，溶入歌颂主旋律的“大合唱”中，因而受到重视，这就比前些年王朔之流的痞子文学拥有了更多的拥趸。痞子文学影视充斥文化市场，表现市侩奸诈的赵本山小品竟堂而皇之的成为CCTV的连年重头戏，说明痞子文化已经常态化和正统化了，与张艺谋的皇权影视和“阿裏郎”式的集体主义艺术壹同构成党文化的壹部分，已为民众所广泛认同。山寨文化也是流氓文化的突出展示，假史学假国学猖獗，假货遍地，假唱盛行，连国家级的国际盛会上也上演山寨丑剧。文化价值观颠倒，道德标准倒错，使中华文化远离善良包容。流氓文化是个很大的话题，限于本文题目和篇幅，点到为止。

　　三、恶性侵犯性格与恋尸症 

       弗洛姆认为，恶性侵犯性格的发展趋势为：肛门性格—→虐待症性格—→恋尸症性格，恋尸症性格是肛门性格的恶性形式。恋尸症最初指太平间的工作人员对尸体产生的壹种性需求行为，扩大为社会政治层面后，恋尸症就扩展为喜欢屠杀毁灭的壹种嗜好。所以弗洛姆说：“无需说，严重恋尸性的人是非常危险的。他们是仇恨者，种族主义者，喜欢战争、流血与破坏的人。不但他们做了政治领袖后非常危险，而且他们是暴政领袖的特遣队的储备人员。他们会变成刽子手，恐怖分子，折磨人的人；没有这些人，恐怖政权就永远建立不起来。”在壹个心智不健全的社会裏，肛门性格很容易发展为恶性恋尸症，形成崇尚暴力杀戮的社会群体，这在愤青的狂妄暴力言论中都会明显地感受到恋尸症特征。911是美国的灾难，也是人类的灾难，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但愤青对和平居民遭受的大屠杀，表现出异常的兴奋，甚至是狂喜状态。当壹些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上街庆祝恐怖袭击成功时，很多中国愤青也连夜上街庆祝，纵酒狂欢，与恐怖分子遥相呼应，似乎是在庆祝盛大的民族节日。是为当代史上民族心理最丑陋的表演，因为西方民众视此为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视之为对自由价值观的刻骨仇恨。这就是恶性侵犯性格发展到恋尸症病态心理的极端化展示，已经彻底丧失了人类正常的悲悯之心，沦落为毫无人性的匪徒。我们再看看“思想家”语录：

　　——西特勒为了自己国家和民族反下了侵害它国别人的错误,而现在又有哪个国家不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又有哪个国家不自私?

　　——说人家德国日本法西斯,而当今世界又有那壹个国家不法西斯?不为自己国家人民的利益?????????????????????

　　——我要说的是人幸福不幸福和民主独裁并无直接关系。从很发达国家的历史上看，恰恰是不民主的时代是发展最快速的时代。

　　——掌握真理的人必然掌握世界！很多伟大的人物开始都是小人物，正是因为他们在实践中发现和掌握了真理，才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会从有人有物到有枪有炮最后到有权。

　　弗洛姆在分析希特勒的恶性侵犯时，发现了希特勒的严重恋尸症，他说：“希特勒要毁灭的是城市与人民。这个伟大的建筑者，新的维也纳、林兹、慕尼黑和柏林的热忱计划者，也就是要毁灭巴黎、夷平列宁格勒，最后要毁灭德国的人。……他毁灭城市与建筑的疯狂，最极端的表现是1944年9月，他的德国‘焦土命令’，在这个指令裏，他下令德国领土被敌人占领以前：……壹切可以维持生活的东西统统毁灭：食物分配记录、婚姻档案与住宅登记册，银行帐目。再若，食物供应应要毁灭、农田烧毁，牛羊杀光。炸弹所没有摧毁的艺术品也不可再保留。纪念碑，宫殿，堡垒，教堂，戏院和歌剧院，壹概夷平。”希特勒的目的是让德意誌民族与文化同他壹起毁灭，但纳粹并不是每个人都与他壹样彻底疯狂，所以德国的焦土政策才未能实现。弗洛姆说，希特勒预算中最主要的屠杀对象是犹太人、波兰人和俄国人。第二次大战爆发，有系统的屠杀开始实施。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十分明白地告诉捷克外交部长契瓦可夫斯基说：“我们正要毁灭犹太人。他们再也不能像1918年9月9日那么侥幸了。算帐的日子到了。希特勒消灭犹太人并没有什么明确理由，犹太人从未构成对德国的威胁，希特勒显然是不喜欢谁，谁就应该被杀掉，道理就是这样简单。“思想家”壹类的愤青崇拜希特勒，就是崇拜能毁灭世界的战争狂人，誉之为改变世界的伟人。他们极其崇尚铁血统治，虽然偶尔也会戴上和平的面具，但骨子裏是冷血残忍的。他们对大规模的毁灭热情极高，对原子弹情有独钟，对独裁者深怀敬佩，他们认为；为了获得原子弹，死掉上千万中国人也是十分正常的，这是对抗西方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历史的真理。“思想家”又说：

　　——历史是只认真理不认人的.历史的潮流是滚滚向前的.所以我再说壹遍:谁都休想阻碍历史的前进和发展.妳贬低毛,但如果妳看过真实的历史就会知道,当初美国多少次威胁恐吓中国要使用核武器,对中国实行核讹诈.如果没有毛带领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毛自己也同样挨饿),交了那么多铁哥们,到最后备战备荒库存了那么多的粮食,够中国人吃三年的,把"两弹壹星"搞上去恐怕中国早就成为广岛长崎第二了.

　　——妳以为毛是神吗?没有人民的支持他壹个人能做成什么?人民为什么支持他?人民傻吗?妳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是傻子吗?不知道别人,反正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是不傻的!

　　——毛的确用枪杆子杀了很多想保守不合理不平等的坏人,——从古至今，手中有真理的人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就会从有人有物到有枪有钱最后到有权。

　　掌握真理的人必然掌握世界！很多伟大的人物开始都是小人物，正是因为他们在实践中发现和掌握了真理，才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会从有人有物到有枪有炮最后到有权。

　　——妳的谬论我是壹句也不会听的,毛的丰功伟绩是前无古人的,这是人所共知,世人公认的,几个小混混就想撼动大树,那是自不量力,什么时候妳能做的比毛好,再来这裏大放厥词也不迟!人是不能欺骗别人的,妳可以欺骗壹下妳周围的人试试,相信妳会知道什么叫孤家寡人!

　　这是“思想家”对我所说的“大跃进中国饿死数千万农民”以及“历次政治运动残害了数千万人”的回復。他根本不愿面对真实的历史，满脑子洗脑教科书知识，不知道正是由于美国不允许苏联对中国核基地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中国才避免了核灾难。“思想家”这类人自认为代表着中国人民，却又极端仇恨人类，对数千万同胞的无辜死亡无动于衷，对同样是中国人的苦难持双重标准，对毛泽东造成比历次帝国主义侵略更大的苦难反而持欣赏态度，说明愤青的愤怒是选择性的，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人类福祉，更非人命安全，所以才会认为大屠杀是丰功伟绩。同时这类人又具有强烈的帝王欲望，有统驭万民的幻想激情，渴望得到为所欲为的杀人权力。这种恋尸症的人若统治国家或世界的话，人类社会壹定会变成无比血腥恐怖的地狱。越有偏执狂症的人就越邪恶，越邪恶的人就越容易在集体主义原则下如鱼得水，越能发挥出压制善良的力量，并裹胁善良者弃善从恶。正如弗洛姆所说：

　　人的历史是用鲜血写成的。这是壹部不断使暴力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人的意誌几乎总是屈从于不变的势力。仅仅是T·巴夏壹个人不就消灭了千百万个亚美尼亚人么？仅仅是希特勒壹个人不也消灭了千百万犹太人么？斯大林不是消灭了无数的政敌么？这些人并不是孤军奋战；有许多人专为他们干杀戮、拷问的勾当。干这种勾当的人不仅出于自愿，而且是为了得到乐趣。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谋杀和强奸中，在强者对弱者的无情剥削中，在麻木不仁、铁石心肠地对待那些经受拷问和痛苦呻吟的人的事实中，我们不是到处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吗？[13]

　　没有壹大批崇尚血腥暴力的匪徒，暴君的恶行便不会书写成无比血腥的大屠杀历史。中国也是如此，靠了壹大批流氓恶棍，文革才得以轰轰烈烈地进行，这正是愤青运动的破坏性所在，他们毁灭人类正义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是多么的恐怖。这是有文化基础的，他们多年受残酷阶级斗争和狂热的爱国主义教育，不愿意了解西方，也不屑于公民权利，统统斥之为反动落后的价值观，以中华帝国应该傲视全球及中华文化必须统领人类的狂妄心态来认识今日世界，并以此为民族主义的出发点。他们眼中的中国是中华帝国，他们眼中的文化是红色文化，弘扬集权主义是他们解释世界的唯壹标准，这就是愤青的民族主义，正在或者已经走向恐怖主义的“爱国主义”。愤青没有不崇拜毛泽东的，学者胡平在分析崇毛热心理时说：“现代暴君都穿有壹件理想主义的斑斓外衣，崇拜者总可从暴君身上找出某些合理或正确的东西。问题就在这裏：壹个人，如果他不把善恶之分列于首位，如果他不珍视自己也不珍视他人的自由，如果他对暴君的罪行没有愤慨以及对暴政下牺牲者的苦难不抱同情；他就很容易被暴君的巨大身影和辉煌成功弄得眼花缭乱，转而向暴君认同，并从这种认同中自视高人壹等。”[14]

　　当年，毛泽东曾想让苏联出头与美国打壹场核战争，为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说中国死壹半人也不必在乎，世界死掉壹半人口也并不怕，过几年又生出来了。毛泽东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大会期间说：“要设想壹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壹，再多壹点，可能损失壹半……极而言之，死掉壹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15] 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领袖，竟然如此漠视人命，发出令共产主义世界都感到无比震惊的恐怖言论，居然受到中国人的喝彩及后世子孙的膜拜。在仇恨恐怖文化和集体主义熏陶下，在中华大帝国的激情驱使下，愤青崇尚强权的民族主义狂热已经到了无以復加的地步。在愤青的潜意识裏，灭亡美国，消灭欧洲，统治亚洲，是中华掘起的先决条件，在这个重温帝国旧梦的进程中，无论付出何种巨大的人命代价也在所不惜。所谓“西安以东不要了”式的核战争叫嚣，就是这种心态的流露。百年以来，表现在愤青群体的自由意识及民权理念，没有任何进步，较之晚清与民国初年相比，反而大踏步地倒退了。在愤青眼裏，外国的民主制度是最坏的，乱七八糟的，壹切宗教也是罪恶的，是帝国主义的反华工具。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是最好的，是强大和安全的保证，中国人是最幸福的，错误只是市场化造成的。“思想家”又说：

　　——尽管妳很羡慕美国人的选票，但对那张纸我是不屑的，因为在那样的环境制度下我选谁都壹样，甚至我选不出真正优秀的的好人。试想在狼窝裏是不能做羊的。所以不彻底改变社会，社会是不会产生真正优秀的人的，所以我会把那张选票撕的粉碎！

　　——妳以为美国社会是天堂吗?不是的!那裏也是地狱,因为人不能平等,社会性会遭到破坏,人活这会感觉没意义,——我希望这个世界上的宗教越早消失越好,不要在世上坑害人类了!

　　——人生活在没有真情的人间是会很失望无聊觉得没有意义意思的.所以必须要有正确的思想来统壹大家的观念意誌,才能建设壹个符合人性的合理的崭新世界.否则甲说这样,乙说那样人类会乱的. 不要以为道德是天上掉下来的.

　　——所以世界最终壹定是属于彻底唯物主义者们的，……没有什么问题能难住我们彻底唯物主义者的。

　　——历史的确是由愤青们创造的。

　　——妳将来会知道中国人发明的标准和普世价值是什么,是多么的崇高伟大,是如何解决世界根本问题的,这才是壹个真正有思想有骨气的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中可能存在着某种侵略的本能或自我毁灭的本能，也是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生的本能代表着爱与建设的力量，死的本能是求死的愿望，当它向外表现时，就成为破坏、损害、征服的力量，它是仇恨的动机，表现为侵略的倾向。由于愤青在政治道德上的善恶标准是颠倒的，他们认同的理想社会是集体主义社会，是中央集权体制，他们希望民众思想统壹，步调壹致，由权威强势的领袖管治，在权力的干预下，使社会的政治文化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他们不希望有不同的声音，不希望社会太自由，更不容忍政治上的自由化，认为这是不利于中国掘起的，是壹条行不通的邪路。必须用极权暴力来对付西风东渐中的自由倾向，最大限度地干预思想文化领域，用不断加深的仇恨教育来聚笼民众，是为了壹统化的民族文化心理。

　　四、个性气质与从众化心理 

       无疑，“思想家”表现的个性气质是极为强烈的。气质说是心理学上划分的壹种个性心理特征，是壹个人较为固定化的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它使壹个人的全部心理活动染上个独特的个性色彩。最早提出气质概念的是古希腊医学始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他认为人的身体或个性缘于血液、粘液、黑胆汁和黄胆汁这四种液体的比例：血液过多会使人过分热情或过分快活，粘液过多会使人冷漠或恬静，黑胆汁过多会使人沮丧或忧郁，黄胆汁过多会使人具有攻击性或急躁。后人继承了气质的体液说，通常分为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抑郁质四种类型。胆汁质的人心理过程迅速剧烈，易于激动，精力旺盛，热情直率，缺乏准确性，易粗暴，具有外倾性特点。多血质的人思维灵活，活跃好动，註意力容易转移，虽适应性强，但情感体验不深入，也具有外倾性。粘液质的人考虑周全，註意力稳定，忍耐沉着，但思维灵活性较低，生气不足，主要特点表现为内倾性。抑郁质的人善于观察，具有高度敏感性，但行动迟缓孤僻，情感单调，不易喜形于色，也是内倾性。现实生活中，这四种类型极为典型的人不多，大部分人是接近或近似于某种气质类型，也有混合性的气质特点。心理医生发现，激素也是影响气质的因素，如甲状腺型、肾上腺型、副甲状腺型和性腺机能亢进型等。激素水平受内分泌活动影响。还有高级神经活动类型说，是依据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创立的。

　　人的个性通常是稳定的，表现壹个人的心理面貌，个性倾向性是人的活动之基本动力，组成人的性格，定义为壹个所特有的行为形式。它包括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和世界观，其中世界观居于最高层次，制约着人的思想和整个心理活动，形成自我意识，在心理结构中居核心地位，是人们言论与行动的动力根源。个体的气质和性格本身并不壹定决定伦理学上的优劣，无论何种性格均有积极和消极的壹面，只是积极和消极之比例不同，之参照作为整体的性格结构，性格才具有伦理学上的意义，这种心理分析才会上升到社会心理学层面。人的行为受个性影响，同时也受理性程度影响，人是理性的，否则便与动物无异。由于人们限于先天的心智结构与后天的知识储备，以及有关信息获取管道等原因，理性往往是有限的、不完备的，时常受理性之外的情绪、冲动等因素影响。偏执之个性迭加于外界刺激，便常常表现为理性不足或非理性的过激行为。个性气质相似的人，从众化心理也特别明显，因为人是社会化的，社会对人们的影响是无从逃避的，这就有壹个心灵选择的取向问题——世界观。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唯物的，政治伦理是集体主义的，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的现实地位。集体主义需要有强势的领袖，俾斯麦或斯大林式的铁血统治者，服从并投身于铁血政治就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时代虽然变了，但暴力统治心态不变，壹遇到政治危机反而会强化这种心态。不断地积累，不断地强化，所以即使十分年青的人，也有着极其固执的偏见心理。

　　现代工业社会，除却政治上的原因，人们也日益沦为物质的奴隶。不光被资本家奴役，也被自己创造的物质环境所奴役。科技的进步，使人们更成为核武器的囚徒，缺少安全感正是这个社会的弊病，战争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心头，为了获得安全，只有通过扩充军备来保证，陷入军备竞赛的怪圈。人们用高消费来证明生存价值，反过来又让高消费囚困自己，人们壹生为了住好房子奋斗当房奴，为了新奇消费当债奴，全然不是人在主宰物质社会，而是物质社会主宰人。人们通常不关心人类的异化与人性的解放，不关心心灵的修持，只关心自己物质欲望的满足。这也是缺陷性格的壹个影响因素。另壹方面，总有壹些人不愿意随波逐流于物质世界，他们心中的英雄情结与魔鬼情结纠缠在壹起，其结果可能是“残酷无情的领袖”，也可能是“奸滑狠恶的流氓”，没有机会成为领袖，流氓就是英雄与魔鬼情结的结合物。这些人通常受“人格面具”（persona）支配，“天使在外面而魔鬼在家裏”，在不同的场合配带吻合的面具，扮演壹定的社会角色，获得社会认同。但由于其精神是受抑制的，压制于不能见诸社会的“阴影”部分，人格阴影处于人格的最内层，是不能公之于众的人格特征。阴影的防卫作用会将阴影投射到外界去，关註别人阴影和防卫自己的阴影，也可以将自己的阴影表演得很夸张。这种阴影的分裂状态，就是两面人的成因。不容易找到能量转移的管道时，被压抑的欲望被储藏在潜意识中，也即是荣格心理学讲的无意识。荣格认为，上帝意象在自我本原概念中显而易见，个体在这壹过程中逐渐地从完全依赖于精神背景的状态长成为具有坚定性、持久性和连续性。自我是无意识中解脱出来的壹个较为自由的领地，也是精神隐秘的黑洞，自我经常扮演自身的敌人。在现实中，两者永远存在：自身的至上权威和意识的妄自尊大。荣格说：“正象意识心理活动产生某种结果或产品壹样，无意识活动也有产品，如梦和幻想。”当上帝意象无限膨胀，会游于梦幻和现实之间，超越“更高级智力”，即超越了理智原则。个人的意象不具有集体含义，也不具有远古特征，只表达个人的无意识与个人有限的意识状况的内容。但原始意象总是集体的，至少对整个民族或时代是普遍的。所以荣格说：“原始意象是壹种记忆的沉淀，壹种铭刻，它由无数类似的过程凝聚而成。它主要是壹种凝结或沉淀，因而是某种不断发生的心理经验的典型的基本形式。因此，作为壹种神话主题，它是永恒有效的，持续不断地或是为某种心理经验所唤醒，或是恰当地为某种心理经验所程式化的表现。……处于永恒而普遍的性质中的原始意象就必然与普遍、持续的外部影响遥相呼应，因而就必然具有某种自然规律的特征。”[16] 原始意象是理念的初级阶段，其心理功效的程度为个体的态度所决定，当力比多从外部客体中撤回而表现为内倾性时，是理智形成的过程。只有当理念被理智地掌握时，继而引发情感，是思维的具体化。由于个性不可能使这种构成的情感与理念想壹致，原始意象壹再提供补偿功力。这当然是有意义的，创造力和宗教情结就寄存于原始意象之中，个人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也有相互强化理念的作用。理念就内倾的态度而言是原动力，就外倾的态度而言是产品。无论内倾外倾都是正常的，走向极端才是变态的，外倾走向极端就是歇斯底裏了。柏拉图认为，灵魂是理念。灵魂与无意识有关，也是无意识内容的人格化，或者说是无意识内容的化身，此时上帝的实质与灵魂同义。因为上帝寓于灵魂之中了，这种无意识呈现的意象形式，就会有真正的幸福感。如果灵魂中的上帝被撒旦置换了，恶压倒了善，其原始意象之无意识或理念就壹定是无比邪恶的了。“思想家”的无知狂妄，其实就是灵魂中撒旦的上帝化，于是邪恶便包装为神圣和正义了。

　　五、五毛型愤青 

       另壹个样本是自称为某师范硕士的愤青，其网名为“无字天书”（http://123liangxb126.blog.163.com），他的另壹博客是“骂尽天下西洋狗”（http://blog.163.com/123liangxb@126），下面是此人在我博客中的留言精选：

　　——躲在哪裏也比躲在西洋人后做西洋狗强!杂种!

　　——狗嘴裏吐不出象牙来，看来是真的!中国的古语真的很精辟!二千年前的话就把——二千后西洋狗的形象描绘出来了~——西洋狗从来就是咬人，咬人就滚蛋了的了，典型的壹条西洋奴才狗!

　　——妳和奴才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西洋狗吧了!壹条西洋犯跑到中国来叫，什么世道啊!

　　——这就是西洋狗养大的奴才啊!这就是所谓西洋狗培养的“民主斗士”啊。满口脏话!所谓“斗士”也就是这个水平与修养!

　　——西洋狗就是西洋狗，连资料都不敢留下！这就是妳们这种西洋狗的本性吧！

　　——妳们有自由，难道我就没有自由吗！妳们的思维就是如此吧。妳们的思维就是——妳们有的我们不能有。这是妳们的德性。狗的德性。西洋狗的德性！

　　——我昨天还没看，今天仔细壹看，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西洋狗为了自己的利益，真是什么陷害手段都能想得出了。我真的明白什么是“莫须有”了！很可惜，继续来吧。让别人看看妳们这些西洋狗是如何对明知之人进行“莫须有”的迫害的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请註意：此人是拿了有关方面金钱到处发贴骂人的哦。他是华南师范大学汉语语言学院副教授，壹个落魄的人，壹个充满反社会、反传统的西洋狗!他的地址为：http://gsdzyx6950.blog.163.com/，号称高生诗词是壹个自称“网络民主人”的人！

　　——妳太抬高妳自己了！妳以为妳很重要吗！妳只不过壹狗！有必要我来专门设博客嘛，自为了不起！

　　——以现代的方式就是，妳无赖，我比妳更无赖!对付疯狂的人只能用疯狂的方式。

　　——只要妳不道歉，我会继续用妳教我的方式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及“莫须有”等方式进行战争!

　　根据其上述表现，可以断言此人就是典型的两面人，“无字天书”博客扮演壹个和平知识分子形象，“骂尽天下西洋狗”是真实的人格阴影部分。当摘掉其“无字天书”的面具时，他的两个博客便同时发出咒骂之声，其流氓及五毛本性便展露出来了。他的人格阴影投射必须找到敌人，攻击别人的阴影，如果没有也会制造壹个，否则是无法渲泻其恼怒的。但其攻击的对象并不是别人的阴影，因为阴影是见不得阳光的，追求自由并非耻辱，不是人格阴影，也无须隐瞒。他为达到阴影的转让目的，来防卫自己的人格阴影，就只能对认定目标发动歇斯底裏的攻势。他知道自由的代替是风险，便将别人的风险视为阴影，将自己的阴影正义化，因为专制正不是光彩的。这种阴影转让的轮番攻击，善恶之颠倒，也会使自己的人格进入贬值循环。待狂热减弱时，就会发现自己落入了自构的阴影陷阱之中，在强化影响的同时，人格也随之贬值。人的人格阴影最初是无意识的，是集体的无意识，因为每个人都受这个“人”的约束。荣格说：“魔鬼是壹种阴影原型的变种，即人类不承认阴暗壹面的危险特征的变种。”集体阴影也是人类的壹种破坏性，亦是人类生活之壹部分，人们必须不断地在天使与魔鬼的争执中行进。我们不能光是期待着阳光明媚，光明与黑暗同在，欢乐与痛苦并列，生命与死亡共存。也就是说黑暗、痛苦和死亡是对阳光、欢乐与生命之否定，而更高的境界是否定之否定，也就是佛学之中观境界。每个人都会有阴影，其内容是个体的，但阴影是集体的，自身的阴影也是人类的阴影。这种现象在青年群体中更为明显，团体英雄主义存在于阴影的充分发挥之中，超我几乎无法与之抗衡。集体的无意识是人类生活之本质，需要避免的是那种集体性的阴影无限制的扩大，让邪恶占主导地位。心理是自我调节的系统，正如荣格所说：“……但个体如果能紧紧抓住最后存留的壹点理智或保护好人类交往的关系，那么在无意识中恰恰由于有意的理解发生混乱而产生壹种新的补偿，它能受到意识的整合。”[17] 但补偿的前提是“壹点理智”，丧失此条件，势必滑向恶的深渊。认识自我，需要不断地进行判断，避免恶，也不能沉缅于善，中世纪基督教会的黑暗就是善之名义下的恶行。

　　“无字天书”也定是五毛无疑，“思想家”尽管死缠烂打，仍是壹来壹往，其歪理学说中也有许多“讲理”成份。“无字天书”则全是标准的流氓语言，语无伦次，逻辑混乱，歇斯底裏，典型的泼皮无赖。并且用壹次群发上百条相同内容的流氓贴子，实行高频率恐怖骚扰。并四处在别人博客张贴汙蔑性贴子，目的是造成强大的轰炸态势，让妳关博走人，同时获取收入。这种愤青既无政治理想，也无政治热情，更无文明人风度，其流氓行径绝对是卸去面具的真情坦露。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至少要保留个人尊严和些许高雅，即使是虚拟的网络社会，谁会壹张嘴就满口喷粪呢？何况“骂尽天下西洋狗”，岂不连带马列老祖宗与之后世子孙包括他自己也骂尽了？但这就是流氓本色，不讲理也用不着讲理，“我是流氓我怕谁？！”便是这种人的生存方式。说明这种人心裏没有爱只有恨，宁肯连祖宗带自己壹起骂，大家同归于尽，也要发泄胸中之恨，如同劫持客机撞向世贸大厦的恐怖分子。这种仇恨不需要有特定的对象，内心已经被阴影复盖了，其本质是仇恨人类，自己不要文明，便仇恨文明世界，不能改变妳，就想毁灭妳。愤青知道，文明人是君子有规则，野蛮人是小人无规则，愤青的市场价值就在于不守规则，专占君子的便宜，正如山寨货抢了正品货的钱壹样。当然是为了赚取壹贴五毛的酬劳，但若无阴暗心理，何以连最基本的人格也丢弃了，连其视为同校的“副教授”也破口大骂？自古道：欺师灭祖，神人共愤。老师属于学生的长辈，无论今后学生居何等高位，也须在师长面前保持谦恭。既然认定别人是“副教授”，应立即止恶才是。即便传统的专制社会中，也普遍遵循盗亦有道的原则，对于不相识的文化人也会有几分敬重。五毛这种政治流氓自以为有了靠山，连“道”都不要了，更谈不上要脸了。这便是肛门性格发展至恶性侵犯的鲜活样本，愤青群体中最邪恶的壹类，是性格取向的绝对市场化（功利性）所致。“无字天书”对自由文明的刻骨仇恨，对强权的顶礼膜拜，除去经济上的索取，也来自于内心世界的强烈的压抑感，壹有机会压抑感便不可遏止地喷发出来，化为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有如虐待狂的力比多转移方式，受虐者越是忍耐各种痛苦，施虐者就越激发出“统治”欲望。流氓不是自由市场的产物，流氓的成功在于“剥削性格”和“囤积性格”进入权力型市场，靠暴力获取收益。“无字天书”利用自己的封闭博客来四处攻击开放性博客，就可以看出其剥削和囤积型取向，其群发相同内容的短信，却不能生产思想，也更证明他不是“生产性”的。也就没有爱，真正的爱是植于生产性之中。恰如约拿被吞进鲸鱼腹内，象征着由于缺乏人类之爱而给他带来孤立和监禁的情景，但上帝拯救了他。“无字天书”是唯物狂徒，心中没有上帝，也就不存在灵魂的救赎，只能壹步步走向道德的深渊（地狱）。同时他也是自恋型的人，但与“思想家”是不同类型的自恋狂，其狂妄无非是自恋转化为自卑的甲胄，极度保守又极具攻击性。正如弗洛姆所说：“对囤积性格的人来说，如果他感到外部世界的威胁太大时，他就力图通过撤回或破坏来解决与他人的关系问题。”[18]

　　“无字天书”缺乏学识素养，因此对文化学者怀有深深的敌意，故意以虚张声势的高调来提升其话语霸权，以流氓手段来凸显超人的强势，再陶醉在施暴后的虚幻胜利之中。这种性格就是那种狂呼“死亡万岁”口号般的恋尸癖特征，是希特勒毁灭壹切式的满足感，其差别在于愤青五毛没有杀人的机会和权力，只好用暴徒式的恶毒诅咒来模拟暴君行为了。“无字天书”这样的愤青并非极个别的现象，许多大学裏都有学生监视教师的“信息员”制度，壹些教授在课堂上讲了与主旋律不符的真话，随后就有“信息员”向当校方告密，让老师遭受惩处，也为自己的升迁储备资本。这真是个令人毛骨耸然的政策，它颠复了人类最起码的道德良知和廉耻观念，即使自古最专制的年代，也决不会号召学生去告发老师，只有文化大革命中才有过父子反目和师生成仇的行为。而这种行为造成的道德沦丧，以使中华文化付出了民族性整体劣化的代价。在普遍追求物质的高度投机型社会裏，壹个毫无良知又无能力的人，才会甘心加入不耻于网络的五毛壹族。网上对自由言论多有限制，独对流氓言论网开壹面，这正是对网络实行“和谐化”监控的需要，扔几块骨头引来绝对贪婪自私的流氓，放出去乱咬。迫使自由言论消失，连个人的博客也不放过，自由学者再无言论园地。虽然我的博客是个人格律诗词之创作交流，不设敏感话题讨论，但五毛嗅觉极为灵敏，能在诗词中发现“政治敌情”，便视之为战斗阵地，自然会不遗余力。讨论诗文层次不够，知识水平又太低，发动恐怖袭击就是最省事的战术。

　　这就是最为典型的恶性侵犯性格与恋尸症，表现为仇视人类，欣赏人类苦难，颂扬暴君，为专制狂呼。他们最渴望的社会是流氓可以为所欲为，最好能回到希特勒或斯大林的大屠杀年代，流氓上升为统治者，建立丛林法则支配的终极体系，享受君临天下般的成就感。而目前中国社会的加速流氓化，在“狼奶”哺育下的几代人中，已经形成普遍仇视人类普世文明的狼文化环境，促使更多肛门性格的愤青病症恶化，向恶性侵犯发展，进而向恶性侵犯型的社会演进，也加速着民族性的异化和劣化。这类愤青对社会危害极大，正是中国人走向民权政治的顽固抵制势力。这也是研究愤青运动及社会心理学的目的。

　　结语

　　窥壹斑而知全豹，通过对两个网络愤青样本的简略分析，便可知当代愤青的心理学特征，找到其远离政治文明的社会心理基础。何况每天电视网络充斥着数不清的愤青言论和各种恶俗文化，单向度的新闻报道，早已呈泛滥之势，人们根本无法回避这壹现象。这裏必须指出，具有恶性侵犯性格的愤青并不在多数，但往往具有压倒性的话语优势，有淹没理性声音的巨大能量。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火就源于痞子流氓的骨干作用，平时在乡村只是被边缘化的极少数，特殊时刻却能裹胁大批民众，做出恐怖的阶级屠杀暴行。这就是流氓运动的乘数效应，本身就是壹个集权过程，流氓意识在现代信息传播条件下借助于推手的杠杆作用，更会在大众化的广告效应下发散出雪崩般的破坏力。愤青运动是民权时代之逆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它阻碍着社会的自由化，是中国人必须越过的荆棘丛。也因为愤青是奴化教育的产品，幼儿期就生活在缺少博爱的环境裏，压抑的环境下，不懂得人间关怀和自由权利，成年后自然缺少健全的心态和人格，因为仅凭家庭的亲族之爱是不能取代人间关怀的。人间关怀是更高境界的情操，是带有宗教信仰的灵魂修持，是支持人格修养和精神追求的基础，成为内心的潜意识。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社会活动中的人性社会化，人类精神发展的终极目标本质上与宗教追求的终极真理是相同的，尽管各自的概念和方式不同，然其实质和经验皆殊途同归。自由人权原本是普世价值，并非西方专利，但在主旋律宣传中，自由成为西方的代名词，人权成了西方人的专利，在将自由思想妖魔化的同时，也将自身的民族性劣化，中国人成为不配享受自由权利的民族，因为中国人必须聚集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听从统壹的号令，服从集体主义原则，愤青运动就是民族性劣化的温度计。他们不做“西洋狗”，却热衷于当专制之犬，拒绝人类文明，仍然是“狗”式思维逻辑。所以，愤青运动是人类文明的异化现象，是人性恶化的展示，社会心理的畸形化表现，也是单向度社会中反对多向度语言的压制因素，因此不具有任何权利意义上的价值，是畸形社会的助力，而不是矫正力量。从认知能力来分析，愤青也是社会犬儒化的产物，学者胡平说：“犬儒是不分善恶的，但他不是不知善恶。犬儒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恶而不恶恶。有些犬儒还走得更远。他们不但不反对恶，他们还要迎合恶，只要恶有权有势。他们变得很势利。其实犬儒本来未必全是势利，但是既然他抹杀了善恶是非，结果到头来只剩下了势利。”[19] 愤青也是犬儒，犬儒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壹种避世型，壹种是愤世型，在暴力面前选择避世，而愤青运动则是愤世型的痞子运动。犬儒病也是壹种心理病患，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20] 是暴力管制下心理变态反应。人质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裏时，劫持者让人质活下来，人质感激其活命之恩，便与劫持者的安危当成自己的安危，于是采取“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就把解救者视为敌人了。

共产极权与报復社会

作者 连晨 写于 二零二一年

　　如果用一种动物来形容中国人，你认为像什么呢？最近我在网上看到李庆的一个答案，他是这样表述的：“如果用一种动物来形容中国人，很多人可能会马上想到蚂蚁，但其实并不合适，因为中国人遵守秩序与分工合作的精神很弱。蝗虫也不合适，中国人的迁徙性和侵略性也不强。我觉得蟑螂可能是最适合的动物，种群庞大，群居但不合作，适应任何肮脏恶劣的环境，生命力极强。”

　　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也做过一些思索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更像是蛊。或者换一种说法：中国社会，更像是培养蛊的一个大器皿。

　　我先讲讲我最初是怎样知道蛊的。那应该是在50年前的一天，“文革”正如火如荼在全国展开，我当时读初中。在那个年月，语文课政治课历史课的内容甚是无聊，我就时常在上这些课时悄悄拿一本辞典在桌兜裏乱翻，无意中就看到了蛊这个字，辞典裏的释义大概是这么写的：把各种毒虫放在一个密闭的器皿裏，让它们互相打斗撕咬，最终活下来的那一只，就叫蛊。我当时看到这个释义好奇心大发，甚至萌动了亲自抓一些毒虫在家做生物实验的想法，但终因胆小，怕被毒虫伤到而作罢。

　　成年后，陆续看到更多关于蛊的文字描述，其大意与中学时在辞典上看到的内容相近，比如隋代史料《诸病源候论》中的记载：“凡蛊毒有数种，皆是变惑之气。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虫蛇之类，以器皿盛贮，任其自相啖食，唯有一物独在者，即谓之为蛊。”

　　但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一个职业养蛊人写的文字，其中有这样两段记载：

　　“任何盅都要从幼苗期开始培养。当然免不了也要选盅，这样才会挑出强壮的个体。为了让盅苗加强叱血（嗜血）的本性，通过抢食，在食物短缺的环境下，让它们相互残杀。几百条蛊种可能存活下来的也就是仅仅几条而已。” “就是这样，批量倒入式餵养，几百条几千条倒进去，等到最后，呵呵，活下来的都是我们的大杀器！！！！”

　　我是一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且在大器皿裏（正统的说法是“蜜罐裏”）泡了60多年的人。以我个人的经历和见闻讲，把中国人比之于蟑螂，当然有一定的道理，比如“种群庞大，群居但不合作，适应任何肮脏恶劣的环境，生命力极强“，这些都与中国人的特质和生存境况相吻合。但我认为这样的描述还不够精准，因为它没有抓住中国人身上更加本质更加要害的东西。

　　中国人，自上世纪中叶始，就如同落在魔鬼手中的玩偶，被投入一个巨大的封闭的盖的严严实实的器皿裏；而接二连三此消彼长时断时续延绵数十年的各类“运动”，其名目虽然不同，但主旨只有一个：互揭互挖互批互斗互撕互咬互践互踏吧。而每场运动的画外音也颇为一致且具有蛊惑性：谁在这样的运动中表现出色，谁就是英雄！

　　想想看，数代中国人在“你不整别人，别人就整你”，“你不害别人，别人却害你“这样的大背景大环境下摸爬滚打互撕互咬70年多年，一个个不变成蛊，还能变成什么呢？

　　所以我认为，中国人只是在外观上像蚂蚁，在物质短缺抢购物品时才像蝗虫，在生物特质和生存境况上则像蟑螂。而其隐性品格，生存本能，深入到骨髓裏的东西，毫无疑问，更接近蛊。

　　中国人何以成了蛊呢？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的社会结构，运行规则，体製设置，文化基因，造就了中国人的品性，规定、限定、塑造了中国人行事为人的基本模式。我在前文讲过，中国社会，其实就是培养蛊的一个大器皿。一个人，一旦被投入这个器皿中，就不得不随时保持高度的机敏戒备状态，就不得不在内心处处设防，事事谨小慎微，就不得不在生命面临不期而遇的威胁攻击时、在个人财物遭受无妄侵夺时，奋起进行自卫反击。久而久之，一些看透这个社会“你不害别人，别人却害你“的本质，不愿被动受人欺负受人压榨的人，一些长期遭受伤害，却扑诉无门、找不到申冤地方的人，一些遭遇了不公，想讨个说法，得到的却是更大伤害的人，就转而采取自我了断（法律术语称之为“私力救济”）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生存尊严，并进而衍生出一种反守为攻，主动进击，不惜采取非常手段致对手于死地的行为来讨回公道的方式。也有一些天生懦弱的人，则寻找比自己更弱的人群施以报復，通过杀戮无辜者来宣泄自己的不满和仇恨。蛊，就是这样在我们这个缺乏公平正义的、将“斗争哲学”奉为圭臬的大温床上，在相互比坏比恶比狠比毒的大器皿中，被源源不断成批量的培育着，生产着，製造着 成为潜伏在社会各个角落、伺机扑向人群的大杀器。

　　中国社会流行一句励誌名言，“不吃苦中苦，难做人上人”。中国人“做人上人”的想法，愿望，透露出这样一个秘密：我们的社会，其结构，运行规则，极度、极端的缺乏公平公正，而越是处在下层的人，越发能感觉到这种不公的严酷性和不可更改性。但是很多人不明白，真正的“人上人“只有一个，你爬的再高，依然在金字塔顶的那个人之下，依然要仰其鼻息过日子，要做好忍辱负重的心理准备，以便在随时临到的羞辱和践踏面前镇定自若，处之泰然；而与你共处一个层级的同僚之间，相互排挤相互倾轧的激烈程度惨烈程度，也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所以做“人上人”的理想，在个人一面可能带来物质生活上的富足，但做人的尊严依然是虚幻的，缺失的，因为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人的尊严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你以为你已经高高在上了，但位置比你高，鄙夷你的人大有人在。而从社会一面看，因为资源有限，上升空间有限，做“人上人”的理想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最终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而恶性竞争对个人带来的挫败感，失落感，也极有可能在一些人身上导致报復社会的倾向。

　　末了讲一个最近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惨剧。这一惨剧酝酿的时间之长，完全超出我的想象，我的大脑裏不由得浮现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成语。但我心裏清楚，拿完全不相关的人的生命当替罪羊泄愤，是彻头彻尾的滥杀无辜，与“君子报仇”完全不沾边的。

　　吴亮，男，1996年生，安徽省安庆市人。11岁曾经辍学5年，16岁时想继续读书自己去找了学校和教育局，不知何种原因在与教育局相关人员交涉时动手打了人，被警察处理。后来他扬言要自杀，警察就让他的家人把他送精神病院做检查。2013年5月13日，吴亮被家人送至安庆市第六人民医院就诊住院，“就让医生检查下看是不是有病”。 吴亮本人讲：“谁知道他们量完体重，就把我绑在床上限製人身自由，他们就走了。我当然就骂了，主要是说连基本的检查都没有，就限製人身自由。他们（违）法了。我出去后一定要告诉你们！”

　　吴亮从精神病院出来后曾经去找律师，想告该精神病院，结果发现毫无用处。他质问：难道没有亲情的未成年人就不受法律保护吗？可是没有人解答他的质问。

　　2013年6月23日，吴亮在百度贴吧的安庆吧发了一个帖子，透露了自己报復社会的心迹。

　　吴亮为把自己“打造”成他人的恶梦，在长达8年的时间裏都做了那些准备和修炼，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这个未成年人在其童年遭遇种种困苦、挫折和打击时，没有一个人走近他，给他以温存的抚慰和帮助。

　　在他心生恶念，“立誌”要成为他人的恶梦，并把这一想法通过互联网昭告天下后，也没有一个人走近他，对他进行耐心的疏导和心理援助。

　　2021年6月5日，一切准备就绪，认为自己的“拳头“已经“更硬“的吴亮，手持利刃来到当地繁华商业区的步行街，一口气捅了20个路人，造成6死14伤的人间惨剧。

中共政权与民族主义的冲突

作者 曾节明 写于 二零二一年

　　一直以来，许多人都认为中共政权是大汉族主义政权，尤其是少数民族分离主义人士及西方的观察人士，而中共习近平当局设立新疆集中营、加强少民宗教控製、及向少数民族地区强推汉语普通话，更增加了这种“大汉族主义”的判断。

　　其实这种看法是似是而非的，中共政权非但不是“大汉族主义政权”，而且它对汉族的摧残和压迫要超过所有的少数民族：

　　其一，中共一直反对汉民族主义（即所谓“大汉族主义”），虽然中共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即少民的“民族主义”），但迄今仍然主要反“大汉族主义”：笔者参与过汉服运动，深知：中共当局恩准的，只是义和团式的五毛皇汉，对有独立倾向的汉民族主义团体，是严加镇压和取缔的，比对少民团体严厉得多；其二，汉族遭受的中共暴政其实最重：

　　例如“土改”，中共对少数民族还讲究统战笼络术，对汉族地区则是“暴风骤雨”，对汉族地主赤裸裸地大屠杀；例如“严打”，中共不止一次发起“严打”，对汉族犯罪嫌疑人滥捕滥杀，而少数民族则从来不适用严打；例如计生暴政，少数民族享有优待，维、藏、蒙、苗等许多少数民族完全豁免，享有生育自由，惟对汉族中共强行铁血计生，城市汉人上来就强行“一胎化”…其三，少数民族在生育、婚姻、入学、提干、福利等方面享有广泛的优待，而汉族没有任何优待，且在法律面前受到更严厉的处置，汉族的社会地位，事实上低于少数民族。

　　中共建国之后，法律上对少民和汉族一直实行一头宽、一头严的双重标准，1984年，中共胡耀邦当局更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1984年第5号和第6号红头文件，明文规定：

　　“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尽量从宽…”，这种对少民的“两少一宽”，就和中共“严打”时对汉人犯罪嫌疑人的“从重从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胡耀邦后来倒臺，但中共中央对少民“两少一宽”的红头文件从来没有废止，迄今仍在继续执行。

　　笔者曾是桂林电视臺记者，曾于九十年代末到胡面瘫时期亲眼目睹藏人和维吾尔人在公共场合有带刀特权；而对所谓“占道经营”的商贩，中共城管对汉族商贩赤裸裸地打砸抢，而对维族商贩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同样处理盗数额不大的盗窃抢劫案件，对汉族犯罪嫌疑人，桂林公安一律刑拘进看守所，而对维族犯罪嫌疑人，只要没伤人，基本上交由民委（民族事务委员会）“教育”了事。

　　其四，少数民族与汉人发生纠纷和冲突，中共公安和官方一般都会偏袒少数民族；这就集中体现了汉族在法律和社会地位上事实上低少数民族一头的境况。

　　中共政权的以上特点，完全不符合一个民族主义政权的特征，所有的民族主义政权，都是优待主体民族的，但中共却是贱待主体民族：

　　如纳粹德国，奉行的是日耳曼人至上；而现今被许多华人热烈吹捧的以色列政权，奉行的也是彻头彻尾的犹太民族主义：犹太人高少数民族一头，且对国内的阿拉伯少民群体，充斥着赤裸裸的强烈歧视——与中共的做法相反，犹太人与阿拉伯少民发生纠纷和冲突，以色列法院几乎无一例外地偏袒犹太人…这也是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人强烈仇以的重要原因（并非完全因为历史宿怨）；虽则是民主国家，民族主义色彩比较重的日本政府实行的也是“日本人优先”；笔者曾在泰国居住过两年半，泰国当局的“泰人优先”做法比日本政府更无风度，对于任何外国人和泰人的纠纷，几乎是一边倒地偏袒泰人；俄罗斯奉行民族主义的普京政府，实行的则是赤裸裸地大俄罗斯主义，俄罗斯人不仅高少民一头，在俄少民还有义务归化俄罗斯的东正教文化。

　　中共给予汉族的地位不仅低少民一头，更低外国人一头：君不见，一直以来，本着周恩来定的“外事无小事”原则，对于外国人的报案、投诉，中共当局优先处理、认真对待，而对于本国人（尤其是汉族人）的报案、投诉，中共当局就轻慢许多；对于中国人与外国人发生纠纷与冲突，除非太出格，否则中共当局一律偏袒外国人…这种特征，不仅和民族主义政府格格不入，也根本有别于民族主义色彩较淡的一切正常国家。

　　综上可见，把贱待汉族的中共政权说成“大汉族主义政权”，完全荒诞不经，简直是颠倒黑白。

　　正因为中共诸多贱待主体民族（汉族）的逆向种族主义做法，所以一部分激愤的汉民族主义者，认为中共代表着少数民族的利益，甚至认为中共是“回共”、“满共”…这种看法也不符合事实，因为中共从来就是一个超民族的专製主义团体，而不是一个民族团体，中共有许多少数民族党官，当然有更多的汉族党员，而之所以有更多的汉族党员，仅因为汉族人口远远多于少数民族而已。

　　中共不代表任何一个民族的利益，而只服务于自己的专製利益。

　　有人说，中共如此优待少数民族，它还不代表少数民族利益吗？但请註意，一旦少民危害它的专製利益的时候，它镇压起少数民族来，照样毫不留情，其残酷一点不少于镇压汉人，例如：

　　王震对维族抵抗势力的大屠杀；毛泽东调军对反抗共产的藏人大屠杀…等等。

　　那么，既然中共既不代表汉族的利益，也不代表少数民族的利益，那么它为何对汉族的摧残和压迫最深、最重？

　　众所周知，中共不仅把汉族贬为“56个民族”的最末等，施以最多的暴政，它对汉族传统文化的破坏也最大的：中共一上臺就搞政治运动，摧毁汉族的精神信仰，还企图把汉字改造成拼音文字，妄图对汉文明施以断根式的破坏，幸得被斯大林歪打正着地製止，最终把汉字弄成不伦不类的简化字，人为地造成大陆当代文化与臺湾、香港、澳门及自身历史文化的隔阂；中共在文革种大搞“破四旧”的文化毁灭，破坏的绝大多数也是汉族的文物和古迹，少民的很少遭到破坏。

　　显然，中共的这些所作所为，用“大汉族主义”是完全解释不通的。

　　其实，中共之所以刻意地对汉族施以最大的摧残和压迫，其与满清统治者的心理是一样的，即汉族是自己统治潜在的最大威胁——在中国，汉人因为人口最多（相应的人才也最多）、文明程度最高、经济相对最发达，因此汉人的能量最大，汉人若管不住直接危及到自己的统治，而少数民族即便乱起来，一般也翻不起什么大浪。

　　正因为汉族是主要威胁，中共就要象满清那样，刻意销蚀汉族的民族意识和凝聚力：满清通过“剃发易服”和文字狱，让汉人意识不到自己是汉族；中共则通过种种极具破坏性的“改造”和洗脑，让汉人一盘散沙、道德败坏、相互仇恨，根本忘记了自己属于某个民族。

　　中共优待、笼络少数民族，与满清统治者的心理也是相通的：即以一种联合少民共治的优势姿态，给汉族这个专製统治的最大潜在威胁，施以心理上的威慑。

　　另外，对中共党文化洗脑构成最大障碍的，也是汉族的传统文化，因此，中共对汉族文化的破坏会最狠。

　　从法家的角度来看，中共之所以对汉族施以最大的摧残和压迫，同时给予少数民族高于汉人的种种优待，也是愚民、弱民、疲民、辱民等驭民法术的应用，只有最大化地让汉人卑贱、愚昧、疲累、虚弱，才能够最有效地消除汉族这个专製统治的最大威胁，以确保政权的长治久安。

　　说到这裏，仍有人不同意中共政权不是“大汉族主义政权”的界定，他们说：中共习近平当局对维族设立集中营、对少数民族地区强推汉语普通话，这不是强行汉化，又是什么？？

　　其实，中共当局设立“转化”维族穆斯林“极端信仰”的集中营，与它当年设立转化汉族法轮功信徒的集中营毫无分别，且中共对汉族法轮功信徒更加残酷，拒绝转化的法轮功信徒许多遭到杀害，甚至活摘器官…法轮功在中国完全被取缔，而中共迄今并没有取缔伊斯兰教…其实针对维吾尔族的这种集中营，纯属中共当局控製伊斯兰教的一种信仰专製手段，根本就没有以汉文化取代维吾尔族的文化的目的；必须指出的是：中共一贯容不得不受控製的宗教信仰，它控製维族的伊斯兰教，与它控製汉族地区的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并没有分别，而且中共对汉族信奉的一贯道、法轮功直接取缔，打压更为残酷。

　　至于向少民地区强推汉语普通话，也是中共加强其对少数民族地区专製统治的手段，而并非强迫汉化，因为若要强迫汉化，中共只需要禁止少民语言学校及少民语言教学即可，但中共并没有这么做，虽则增加了汉语普通话教学，但全国的满语学校/教学、蒙语学校/教学、藏语学校/教学仍在运行；其实，中共向少民地区强推汉语普通话，与它向广东、香港强推普通话并没有分别，只是中共强化其专製统治的一种手段，与民族主义无关。

　　而且中共禁止汉人娶维吾尔等某些少数民族女子的逆向歧视政策仍在实行，如要强行汉化，不可能保留这个政策。

　　综上所述，中共是一个不代表任何民族利益的专製主义团体，为了维护其专製统治，它既可以最大化地摧残和压迫汉族，也可以随时伤害少数民族（如果少数民族的张扬，超过了它专製的底线的话）而这种伤害，并不是“大汉族主义”的伤害。

中共政权的精神领袖的基本属性

作者 春生 写于 二零二一年

　　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国贼,邓小平则是一个屠夫。邓小平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下令野战军动用坦克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刽子手。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党国专製製度的原则。他接受了陈云的提议，让他们的子女享受政治经济特权，使得血色家族垄断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延续中国共产党的专製统治。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邓小平曾经对中国人犯下一些不可饶恕的罪恶。

　　“1957年9月23日，邓小平曾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做《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匈牙利作家巴拉奇·代内什在《邓小平》一书指出，整个反右运动就是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进行的。如果说，毛泽东是反右运动的始作俑者，邓则是反右运动的前线总指挥、具体实施者，邓的头衔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反对为‘反右派斗争’平反，使胡耀邦在平反冤案进程中遇到了强大阻力。为什么邓小平反对为右派平反?因为，邓小平是靠反右起家，又靠反右发家”（《胡绩伟：邓小平拒绝为右派平反的根本原因》）。

　　1980年后，邓小平虽然承认自己对反右扩大化负有责任，但他仍认为发起这场运动并没有错，只是运动被错误扩大化了。

　　邓小平罪恶的过去，笔者不想多讲，本文主要揭露1978年所谓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中国人所犯下的罪恶。

　　邓小平被中国共产党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识别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真正目的有两条检验标准，是否维护国贼毛泽东，是否废除党国专製製度。邓小平掌控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后，不承认毛泽东对中国人犯下的罪恶，继续美化毛泽东。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暴露了他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要继续坚持党国专製製度，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罪恶统治。

　　笔者将在本文中，揭露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真相，一一列举邓小平的谎言和罪行。

　　美化毛泽东

　　笔者在《永远不要相信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经讲过，1978年12月13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力保毛泽东，吹捧毛泽东的功绩，说什么：

　　“毛泽东同誌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勛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誌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当然，毛泽东同誌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誌的伟大功绩”。

　　1980年，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邓小平坚持要求对毛泽东要做出“功大于过”的评价，并将文革的大部分责任推给四人帮和林彪。

　　3月19日　邓小平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问题时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誌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吹捧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同誌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几千名入会的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并不都同意邓小平对毛泽东做三七开的评价。邓小平连发十五、六次发表指示，极力阻止对毛泽东的批评，迫使《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邓小平维护毛泽东，是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专製统治。实质上，维护毛泽东，也就维护了邓小平这个“太上皇”专製统治。1989年6月4日，邓小平下令野战军屠杀和平示威的学生，叫嚣着“杀20万，保20年稳定”。这一历史事实证明了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是狂热的专製独裁者、杀人犯。

　　今天，国贼毛泽东的画像依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僵尸躺在天安门广场上，他的恶臭还散布在中国的空气中。每当看到那些贫穷的六七十岁同辈人唱着东方红，津津乐道地看那些为中国共产党歌功颂德的电视剧，看到这些被中国共产党夺取灵魂的人，笔者总是眼含热泪，他们也是人，竟然这样地度过一生。中国共产党罪恶大矣！

　　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没有毛泽东，中国就不会倒回成为一个党国专製社会；没有毛泽东，中国就不会有几千万中国人被饿死，几千万中国人被迫害而死。对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具有伟大的功绩；对于中国人，毛泽东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星。邓小平之流吹嘘，毛泽东“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在中国及全世界面前撒谎，看一看毛泽东的好学生柬埔寨共产党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对柬埔寨大屠杀就可以一清二楚了！

　　1980年8月21日、23日，意大利记者奥丽亚娜·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时曾经对邓小平说，“中国人民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我听说中国人说‘四人帮’时，伸出的是五个手指” 。这句话中的“中国人民”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这句话中的“中国人”指的是中国百姓。中国百姓当然知道，“四人帮”实际上是“五人帮”，毛泽东是五人帮的头子。

　　明知中国人都知道，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邓小平为什么还要维护毛泽东？因为彻底清算毛泽东将会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也会揭露出邓小平自身的罪恶。因此，邓小平竭力为毛泽东辩护，不承认毛泽东有罪，有的是缺点和错误，嫁祸于“四人帮”。不承认毛泽东有罪，也就是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有罪。由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邓小平所谓的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死不悔改保住中国共产党用枪杆子打下的江山，维护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的专製统治。

　　真理标准讨论

　　1978年5月起，邓小平推动了一场社会各阶层参与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批评两个凡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强调“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 “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中国共产党吹捧邓小平这次讲话，“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思想解放、意识形态变更的一个拐点”。

　　关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一，这句话是病句,实践不是检验这裏的标准,是检验真理的过程；其二,从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罪恶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是谬论,邓小平对中国百姓撒谎说，中国共产党要解放思想了，实际上还是要保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的思想统治。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邓小平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目的，是要掩盖他攻击华国锋，夺取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阴谋。这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勾心斗角，不在本文范围之内。

　　四项基本原则

　　1979年3月30日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讲，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1979年12月6日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1980年1月16日　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指导思想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

　　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还是毛泽东的那一套老东西。邓小平这是在告诉中国人，他还是要坚持毛泽东的思想，走暴力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强迫中国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专製统治之下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正是这四项基本原则曾经将中国人打入地狱深渊。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党国体製。也就是说，邓小平治下的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对中国人民犯罪。

　　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对中国人犯有不可饶恕的重罪！

　　阶级斗争

　　中国共产党自称，1978年前后，邓小平等人逐渐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此后还强调“四个现代化”。这是谎言！

　　笔者在《永远不要相信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揭露，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依然有不能放松阶级斗争的言论：

　　“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段文字说明，中国共产党仍然不想放弃阶级斗争，并且依然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国民的反抗。

　　中国共产党要放弃阶级斗争，以经济为中心，这怎么可能呢？

　　以反革命罪名逮捕魏京生，清除精神汙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不就是在大搞阶级斗争吗！中国共产党以搞阶级斗争起家，不搞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还能活吗！请看下文！

　　镇压中国民主运动

　　文革中，国贼毛泽东的罪恶使得中国青年人开始思考中国的过去和未来，笔者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和“北京之春”民主运动应运而生。人们在西单民主墙上贴出了要求给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控诉冤假错案的大字报，批判毛泽东犯下的历史罪错的大字报，以及主张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要求保障人权，实行民主的大字报，还出现了《探索》、《四五论坛》、《中国人权同盟》、《今天》、《北京之春》等几十种非官方刊物。

　　镇压西单民主墙运动

　　1979年3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表示，“民主墙运动”搞得太过分了。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一文。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指名道姓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

　　1979年3月27日，魏京生因反革命罪被捕。

　　3月29日，中国共产党公安部门开始大逮捕，全国各地计有上千人被拘审、逮捕。其中包括《中国人权同盟》负责人任畹町先生。十年后的“八九民主运动”期间，笔者曾经多次到天安门广场找他，没有找到。后来才知道，任畹町又被中国共产党公安逮捕了。

　　3月30日，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发表讲话。他提出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

　　从此，中国共产党专製派别利用四项基本原则镇压中国民主运动，打击党内的反对派。邓小平代替了毛泽东的脚色。

　　迫害知识分子

　　1983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提出了“清除精神汙染”的问题：“精神汙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善于搞运动整人的中国共产党紧跟邓小平的指示大搞“清除精神汙染”，迫害知识分子，其发展态势就好像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一样。

　　1986年，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又掀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运动。他认为：“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并且提出“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压製那些觉悟了的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提出疑问的知识分子。1987年，中国学者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因参与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出党。

　　镇压六四民主运动

　　1988年，邓小平主导的经济改革失败，导致物价上涨，中国百姓苦不堪言，出现抢购风潮。由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之辈坚持保持统治中国的权力。80年代初，以邓小平子女为首的中共高干子弟借助权力，利用价格“双轨製”，倒买倒卖紧俏物质的批文，如汽车指标、钢材指标之类，大发横财。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的康华公司还被称作中国大陆最大的“官倒”。中国百姓对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高官家族发出一阵阵"反官倒、反腐败"的吼声，知识青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专製统治日益不满，终于引发六四民主运动。

　　1989年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受邓小平旨意，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和人民警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示威集会人士进行武力清场行动。中国部队从北京市各个方位包围天安门广场，分别由第38集团军、第63集团军和第28集团军负责西面；空降兵第15军、第20集团军、第26集团军和第54集团军负责南面；第39集团军和卫戍第1师负责东面；以及第40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负责北面。中共竟然派野战部队镇压中国民众，其恶毒和残暴程度简直无以復加。由于中国官方拒绝提供更多事件资料，导致死亡人数模煳且出现多种版本。

　　邓小平下令野战军屠杀中国学生和民众。他的野蛮凶残不亚于毛泽东。他的罪恶不低于毛泽东。

　　胡耀邦和赵紫阳被逼下臺

　　邓小平利用控製枪杆子的实力，连续废掉了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3任中共总书记。其中，胡耀邦和赵紫阳被逼下臺都是由于“四项基本原则”

　　赵紫阳说过，“1979 年邓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 从那个时候开始，胡和邓对自由化问题就开始暴露出有分歧，以后几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赵紫阳《改革历程》）。在邓小平操纵下，中国共产党以“纵容全盘西化，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名义迫使胡耀邦辞职。

　　在邓小平操纵下，中国共产党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的名义，撤销赵紫阳职务。赵紫阳因反对武力镇压学生，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之后，一直被软禁在家，直到2005年1月17日去世。

　　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下臺，使得中国共产党内的开明派和民主派遭到严重打击，阻挡了中国共产党从暴力社会主义政党向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转化的进程，为二十几年后政治小丑习近平上臺铺设了道路。

　　1989年后，秉承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的中国共产党的继续镇压中国民主运动。

　　1991年，湖北张敏鹏等人秘密组建中国共和党，以“推翻专製，再创共和”为其奋斗纲领。不久便遭到当局的镇压，张敏鹏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

　　1992年5月27日，中国自由民主党的胡石根被抓，被判刑20年。

　　1993年，民运人士刘文胜因筹组中国社会民主党被判刑十年。

　　1998年，中国民主党徐文立和秦永敏分别被判处13年和12年徒刑；1999年，刘贤斌被判刑13年。2002年6月，组党人士王炳章在越南被中国当局绑架遣送回国，以间谍和恐怖活动等罪名判处无期徒刑。中国民主党在全国先后有300多党员被逮捕，判刑30多人。

　　2008年，参与起草《零八宪章》的刘晓波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11年，2017年7月13日去世。中华民主宪政同盟曾经发文哀悼，并指出中国共产党政府对刘晓波的早逝负有重大责任。

　　政治体製改革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製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製度、组织製度存在的问题，提出必须对现行製度存在的各种弊端进行改革。

　　从此，“8.18讲话”被中国共产党吹嘘邓小平中国政治体製改革之纲，宣传邓小平要在中国实行政治体製改革。霎时间，一些御用文人纷纷跟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御用文人跟风是不奇怪的。遗憾的是，一些中国文人，尤其是某几位尚是民主知识分子的人也竟然肯定邓小平是要实行政治体製改革，这实在是不利于中国民主建设的。

　　前文中笔者已经讲过，邓小平肯定毛泽东，并且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告诉国人，他不会放弃党国专製製度的，也就是根本不可能实行政治体製改革的那么，邓小平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製度改革”问题的目的究竟何在？与1978年邓小平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目的一样，是要掩盖他攻击华国锋，夺取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阴谋。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谈到：“邓的这篇讲话还有以下的背景。当时正在着手解决华国锋的问题。邓小平和陈云都认为华是贯彻三中全会的障碍，陈云甚至认为华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华的领导地位，邓和陈都不能接受。当时华身兼党主席、政府总理、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因此邓讲话中所以反对权力过于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华的权力，首先要华把总理的位子让出来”（赵紫阳：《改革历程》）。

　　邓小平“强调，中央作这样考虑的原因是：一，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的问题” 。

　　赵紫阳说过，邓小平“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製度、组织製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邓的信条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允许挑战，高度集中的集权政治、专製製度是他特别欣赏和喜爱的”（赵紫阳：《改革历程》）。

　　以上事实证实，邓小平的所谓政治体製改革仅仅是要解决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权力集中问题，是行政改革的性质，而不是解决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党国专製製度问题的政治改革性质，更不是解决中国人应有的权利问题。

　　就在邓小平发表“8.18讲话”两个年之后，1982年12月4日，中国人大通过了由邓小平等人主持重新修订的《八二宪法》，“四项基本原则”被写入《八二宪法》序言：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屠夫邓小平是不可能进行政治体製改革的，不可能放下统治中国的权力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

　　国贼毛泽东对中国人的残害，中国百姓的贫穷，以及中国的落后，使得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臭名远扬。为了挽救社会主义臭名昭着的名声，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重新定义社会主义。

　　1982年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与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相同的。

　　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改革仅仅局限于其内部权力分配上。《八二宪法》取消了中国共产党大头子终身製，製定了任期製。习近平上臺后，通过《八二宪法修正案》又取消了任期製。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进行政治体製改革，可怜的行政改革也消亡了。

　　习近平上臺后，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直接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党天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已经写进2018年五次修订的中国宪法 第一章总纲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製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製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製度。

　　中国新的统治阶级

　　邓小平之流领导的改革开放产生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陈云说过：“看来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 “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

　　陈云提出中共高层一个家庭至少出一个人掌握大权，此动议得到邓小平的首肯。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遵守了陈云、邓小平所定下的规矩，中组部发文形成官方政策：中共高层每个家庭都有一人被安排做高干，其他人则“下海”敛财，地方各级官员也纷纷效法，依此为准。于是在中国从上到下，迅速形成了一个由几大家族为首，错综復杂的家族式权贵集团，垄断并世袭了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那些没有被分配官爵的红二、三代，约八成则通过经商成为亿万富豪，控製了几乎全部经济命脉。他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党国贵族世袭。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已经成了金家专製王朝。

　　腐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存在方式

　　由于邓小平拒绝政治体製改革，使得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继续拥有绝对权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的腐败肆无忌惮大行其道，无论是在职务层次上，还是在人数和贪腐财富的数量上，都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中国共产党腐败的特点是，

　　1、从下到上的贪腐：从村一级的“小官巨贪”，到国家级的“大官巨贪”，比比皆是。

　　2、全方位贪腐：从中国共产党党委、纪委、人大、政府、政协、部委局、军队、法院、检察院、警察，到国有企业。

　　笔者仅以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被公开查处的中国共产党高官为例，其中包含1名正国级周永康、6名副国级苏荣、令计划、孙政才、徐才厚、郭伯雄和杨晶。28名正部级蒋洁敏、李东生、李崇禧、鲁炜等；数百名副部级李春城、刘铁男、倪发科、刘强等。被查处的军队高官包含两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两名中央军委委员张阳、房峰辉；三名上将田修思、王建平、王喜斌，此外还有中将和少将若干。

　　中国共产党官员中，涉黑的人数也不在少数。仅举一例。

　　徐长元一直在大连工作，曾任庄河市长，瓦房店市长、市委书记，长兴岛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金州区委书记等职，2008年5月晋升正厅级。

　　2018年7月，徐长元被查。通报显示，除了涉嫌受贿、贪汙、挪用公款、滥用职权，他还存在涉黑恶性组织问题。

　　2020年9月，徐长元等24人涉黑案在大连中院一审宣判。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等十余项罪名，这位中国共产党正厅级干部被判处无期徒刑。

　　今年3月27日晚央视播出《扫黑除恶——为了国泰民安》披露，徐长元家族“政商黑三通”，累计涉黑资产超百亿，被查封房产2714套，总面积达43.3万平方米，车辆142臺！

　　中国共产党在其插手的角角落落和各行各业全方位地大贪特贪，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犯罪集团。

　　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存在方式。

　　家族腐败

　　腐败有两大主要形式：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

　　政治腐败的实质是权力腐败。笔者在前文已经讲述，中国共产党犯罪集团垄断了中国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思想权力，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腐败集团。

　　经济腐败是利用政治权力在经济活动中获取非法的利益，敛取钱财。

　　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集团主要存在政治腐败。从邓小平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集团开始出现经济腐败。除了前文讲过的中国共产党从下到上和全方位贪汙腐败外，中国共产党腐败还表现在，中共高官家族利用权力敛财。

　　从邓小平家族开始，中共高官家族利用家族权势和裙带关系一直在不断聚敛财富。整个80年代，以邓家子女为首的中共高干子弟利用价格“双轨製”，倒买倒卖紧俏物质的批文，如汽车指标、钢材指标以及彩电指标等。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的康华公司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官倒。1989年的“六四运动”除了民主诉求外，就是“反腐败”和“反官倒”。所谓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是主要目标之一。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权力+市场经济，为中国共产党的家族进入中国共产党经济垄断领域开启了大门。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财富宝藏主要集中在电信、军火行业、房地产行业、矿产能源、金融等垄断领域，现在这些领域都被中国共产党高官家族垄断。

　　江泽民家族、李鹏家族和邓小平家族分别垄断着的电信行业，电力行业、房地产行业、有色金属、军火行业的垄断。

　　今日中国，中共高官家族已经成为中国新富家族中的主体。

　　《北京之春》的胡平说：“ 共产党前三十年要革命的暴力消灭了所有平民百姓自己的私产，把它变成了所谓的全体人民的共产，后三十年，你又以改革的名义把本来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变成了你少数官员自己的私产。两件坏事都让你一个党做完了，古今中外还有谁比得上你”。

　　的确，历代中国君主王朝，尚且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儒家的道德约束。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正如国贼毛泽东所说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强盗窃贼相比，历代皇亲国戚怎能比得上呢！

　　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评价

　　邓小平不仅被中国共产党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被称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李维汉谈到毛泽东十大片面性错误之一，是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邓小平自己承认不懂经济。他也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这一点与毛泽东相同。

　　邓小平根本不懂经济，哪来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从政治层面考虑经济，也就是说，他是从“党天下”的层面推行经济体製改革。笔者在前文《中国农村改革真相》、《中国城市经济体製改革真相》等文章中，已经较为详细地揭露了这个不懂经济的总设计师主导经济体製改革的真相。

　　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评价，要基于历史事实之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中国民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重罪。

　　在前文中,笔者揭露了中国共产党主要罪行：引进了暴力马克思主义，借助苏联共产党的力量，利用暴力占领了中国大陆。而后，中国共产党全面照搬了苏联共产党建立了三位一体的党国专製製度。对于整个国家，中国共产党政府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思想权力于一身，通过户口、公社和单位对社会实行全面控製，致使中国国民成为囚徒。

　　至于毛泽东，从1921年至1977年，中国共产党犯下的罪行都与他有关。尤其是毛泽东三次发疯，残酷迫害知识分子，饿死了几千万人，文化大革命将整个中国拖进了深渊。毛泽东是十恶不赦的国贼。

　　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目的的评价，取决于邓小平是否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对中国民众犯下重罪的犯罪集团，毛泽东是对中国民众犯下重罪的罪犯。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告诉中国人，他不仅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有罪，并且要继续坚持坚持马克思的暴力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坚持对中国国民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继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是说，邓小平要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三位一体的党国专製製度。也就是说，邓小平治下的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对中国人民犯罪。

　　同时，邓小平坚决维护毛泽东。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邓小平坚持要求对毛泽东要做出“功大于过”的评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的所谓的改革开放的目的是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罪恶的专製统治。邓小平是在利用“改革开放”的名义，继续欺骗中国国民，掩盖其继续对中国民众犯罪的目的。1989年6月4日，邓小平终于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竟然动用野战军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血腥屠杀。遗憾的是，至今尚有相当一批中国人并没有认清邓小平的真实面目，甚至包括了一些所谓的民主知识分子。

　　邓小平的所谓的改革开放的策略是：在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上寸步不让，这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经济方面上有限让步。

　　经济方面，在中国农村，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只允许农民承包经营土地，绝不放弃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土地的占有。在中国城市，为了缓解经济压力，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不得不允许个体户和民营企业的出现。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不需要出资，个体户是用从自己的口粮中省出来钱来从事一些小生意谋生，民营企业家则是用自己所有和东挪西借的钱出资办企业。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底线是，绝不允许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就证明了私有製优于公有製，就会证实，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非法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荒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反动的，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就必须废除。因此，在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时，中国共产党采取“国进民退“策略抑製民营企业的发展，采取混合所有製企图二次公私合营，在民企中设立党组织来控製民企，一直到恐吓民企退场，甚至杀人取财。

　　在不允许民营企业做强做大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千方百计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因此，他们仅仅对百姓开放了部分市场，仍然垄断着金融、土地、石油石化、电网电力、电信、民航、航运等决定着国计民生命运的行业。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缺乏基本的现代经济常识，他们不知道国有企业所垄断的这些行业是私人产品行业，应该交由民营企业经营。即便知道，邓小平也会和毛泽东一样，坚持党管国企，通过国企控製着中国的资源，这是中国共产党专製统治的经济基础。

　　中国共产党既要保住专製政权，又要发展经济。他们将“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製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写进宪法。国企是他们剥夺国民资产贪汙腐败的基地之一，是他们的大金库。他们让自己的子弟和亲信来掌控国家经济，保证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裏，通过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代际传递，让自己的子弟和亲信先富起来。

　　中国百姓呢？所谓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近40多年了，中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1000元。他们生活在空气汙染严重、河流及地下水汙染严重，土壤汙染严重的环境中，生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可悲的是，中国共产党正是从这些无人权、低福利、低工资的最下层民众身上榨取血汗，强大了军队的力量和警察的力量，毫不留情地镇压中国百姓对苛捐杂税、地方官员的腐败、司法不公正等等表达利益诉求的各种抗议活动；可悲的是，正是这些无人权、低福利、低工资的最下层民众流出的血汗，餵肥了中国共产党官员及其家人，使他们成为巨富。这些通过大量贪汙腐败活动先富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窃贼们，多年来一直在秘密向海外转移资产，逃离中国沉船。

　　中国共产党官僚家族通过垄断的政治经济权力盘剥中国百姓的血汗，获得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最大利益，这就是邓小平所谓的改革开放的结果。

　　从哪个角度来看待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他们是似乎是在改革开放；从中国民众的角度，他们还在继续犯罪。邓小平拒绝否定毛泽东，这就为习近平回到国贼毛泽东的独裁统治留下了空间；市场经济，扣上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帽子，这就为习近平的私有企业退场论埋下了伏笔。

　　今日， 在任何一个自由民主，真正改革开放的国家，人民有权力选择政府，有权力在私人产品领域内创业，有权力支持左派或右派，有权力选择自己未来！中国共产党至今不敢进行政治体製改革，坚持奉行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因为他们妄图像秦始皇曾经期盼的那样血腥江山传万代。

　　最后，笔者要谈一谈邓小平做的“好事”。

　　恢復高考是邓小平做的一件好事。高考破除了出身限製，使得几百万知识青年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毛泽东统治时期，“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子女不仅不能读大学，有些农村上中学都受影响。笔者的一位同学的哥哥学习十分优秀，连续两年皆因出身问题未被大学录取。笔者也是受益者之一。1979年，笔者报考研究生，单位书记以出身问题为由不同意签字。笔者对他讲，现在的高考已经没有出身限製了，他仍然拒绝签字。最后还是通过工业局迫使这位书记同意签字。但是，我不会感谢邓小平。笔者曾经对温元凯说过，这是我应有的权利。若要感谢，我会感谢你们这些推动邓小平回復高考的人。

　　为什么笔者不会感谢邓小平呢？

　　毛泽东关闭了大学。与毛泽东相比，恢復高考是邓小平是做的一件好事。同是中国人，如果邓小平与蒋经国相比呢？

　　在抗日战争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蒋介石提出了“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观点：

　　“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復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国民政府尽力将大学和知识分子西迁，发给教师薪水保障日常生活，还免掉大中专学生学费、食宿、杂费。

　　蒋经国不需要办邓小平要办的好事。他办的好事是，解除多年来之戒严，开放党禁，促进臺湾民主化和宪政体製在臺湾得以成功建立。

　　邓小平拒绝进行政治体製改革，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的专製统治。他可以同意恢復高考，但是如果学生要求民主反对中国共产党专製统治，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下令枪杀学生！

　　蒋经国是一个中国人，邓小平是一个中国屠夫！

　　2021年7月11日

中共政权的演变过程的本质

作者 黄永森 写于 二零二一年

　　早年阅读《圣经》，由“神谕：‘与民立约’与摩西十诫”体悟到：人类对法与道义精神追寻之“神启”意境。以及由此生发的社会“契约”理念“民约之治”及伦理教化的真义。 阅读中国历史与世界史，感悟至深者，在要能够超越自我和民族国家心性之短；去探索人类法治真谛与活的人文社会精神文明进化史。对此可类比华文炽情之问：人世间情为何物？探问人世间“法意何物？”（情与法好有一比：“至情至性”方能成就法信仰！）那是对每一个人（先于法律的）自由与权利的体认，和对国家权力及权力者（政府）的有效规范约束的当代公义秩序与法精神信仰体系。这是人类自然“神谕之下”的精神世界与世间秩序之基的信仰建构的“历史成长之旅”。经诸多民族智者众人的执着探索追求，生发建构出的理念製度精神原则的体系化结晶！这是我们破解中共历史与“共产革命之谜”的钥匙；是中华智慧与世界文明融合一体的不二法门；更是今天我们析解“民主与专製”世纪对决课题，基本有效的精神再追寻之旅的意义与价值所系。

　　破解中共历史，重要的要能“还原历史真相”和进行世界意义上的“是非曲直”的比较辨析：即在人性与道义基础之上的“法意精神”的比较甄别。

　　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主要是沿着国民革命（宪政民主）与共产革命（极权专製）两条路线展开的。虽然，两种革命的思想理念基本上都是“西学东渐”受世界思潮影响的结果。然而，由于这两种革命存在着理念目的与国家政体形式的显着差异，产生了不同的道路与国家体製属性方面的区别，影响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进程。国民革命（先于苏俄革命）秉承了欧美宪政立国的实质内容与特征，在打破中华帝製国体后，重新构造国家宪政民主共和政体。而后1921 年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则沿袭了苏俄共产革命方式，目的在建构共产极权专政体製。由于两种革命秉持着不同的政治价值理念系统，故发生了刚性冲突与碰?，导致了上半世纪中国国共两党殊死拼搏的武装革命绞杀年代，铸就二十世纪中国的暴力革命性格。

　　当人们在二十一世纪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依稀感受到中共共产革命，颠复了中国宪政民主之途，建构了一个极端残暴的共产极权体製，并与世界宪政民主体製国家的尖锐对立冲突的历史现实情势，是中共秉持传统共产主义政治理论逻辑的必然结果。相反改革开放标誌了其历史性转变的过程。由上世纪 90 年代苏东共产体製国家的崩塌，再看今日中共与整个世界的“民主与专製对决”的格局与态势，仍然可以说源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结果的影响。彷佛是宪政民主与极权专製对决历史的延续。虽然，当代世界情势已非昔日可比，但依然透露出暴力革命与战争冲突将再起的信息（6 月 16 日 G7 宣言及其前后美英《新大西洋宣言》，北约宣言及 NATO-2030 新战略进程等等，都明确的透露出国际联合应对中共挑战的势向）。在这一世界与时代背景下，反思中共百年历史，具有非比寻常的时代意义。

　　对中共暴劣的极权专製的理论思想与整个实践体製“疯狂不人道历史”的彻底批判，不仅仅只是对“马列毛主义”理论体系的批判扬弃，更要揭示其泯灭人性的暴劣革命意念行为之“人性之恶与极端残暴疯狂（幽灵魔鬼）”所在。透过中共的百年历史尤其是执政时期诸罪恶现象剖析，既可以揭示其对中华两千多年“专製帝式”压迫与灭绝人性的政治权力斗争传统的承继，并经过“一党专政”的超级极权体製，将其极致化“发扬光大”的罪恶本质。同时需要开发升华一种与世界视域与人权准则相类比相契合的当代法意与宪政民主理念精神的“法的审视与评判”的意识与方法路径。由此突破中共“人民”说与民族国家观念的迷思，回归“人”（每一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是现代国家社会建构的基础（前提条件）。从这一当代法治人权理念基础与文明世界秩序之基出发，对中共的罪恶历史就能更加透彻的剖解。

　　理论上说，西方世界对马教、列宁式极权政党国家体系的批判已经是历史完成时。而对中共承造的极权体製本质的揭示与法理政治批判面临着新课题：由于其存在的特殊性和中国独特背景；特别是全球化时代，中共的改革开放之策与融入世界相对的成功，呈现了一种区别于前苏东的新的显着性差异特征。尤其是经历了“八九六四”之后的三十二年的变迁，产生了一种“资本社会混合型变异体”或“政经分离但与整个世界联系依赖性巨大”的国家现代化形态。呈现出既存在着极权政治国家体製的根本性差异又逐渐市场经济社会化趋向的新的综合变异性特征。但是，由于中共极权专製的本质没有变。在国内自身体製性危机日益严重的境况下，出现了新一波的法治人权方面的严重问题并引致国际社会的普遍强烈反弹与全面对抗的情势。反而使整个世界在震撼性反思之余，感受到了中共对世界体系所具有的颠复性挑战与危害而又拒绝改变的本质。这突出了今天对中共历史反思批判的重要性。

　　值此当下中共百年历史纪念的“中共式历史宣传包装”之时，从历史源头揭露中共“蛊惑人心”，极具欺骗性的窃国行径，和“打着民主旗号反民主”的伎俩。籍“还原历史真实”，揭示在其“迷惑的外衣”下“腐败的内絮”！深入剖解其非人道和逆世界法治精神文明准则的种种行径。那么，中共伪装终究会被“剥去”。人类自由法意精神必会获得弘扬！ 让我们从自身的经历，所亲自接触与感悟的一件件历史真实故事的叙述，来共同拼凑出中共历史百年罪恶之图。并对其进行当代国际法理精神批判。

　　一、历史脉络：大事件概述 1，中共的发迹史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与列宁式共党渊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暴力与血腥”发迹史是在两大背景中产生：一是俄国革命“成功城市暴动夺权”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其二、中国辛亥革命浪潮与极弱落后追求变革与社会进步的民族状况（五四运动等）。在这一中西相交的历史境遇中，当时，中共及其同路人错误认为：俄国革命与中共代表了中国的希望。尤其是国共两党破裂后（1927 清党），认同中共和反对蒋式军事独裁成为进步的一种表象（当时，处于民国“军政训政期”建政之初，国家尚未统一；蒋的北伐与统一中国的历史功勛是二十世纪重要一页）。所以，不了解俄国革命历史与中共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起家的本质，对那段历史是不可能真实了解的。同时，对中共早期的暴力革命“苦难”与长期艰难的农村武装斗争历史也就难以正确认知（中国元老习惯称：几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中共）是不可能将其“拱手相让”。这既是中共暴政与专製统治的政治逻辑基础；也是其所谓的“红色基因”并“合理化”其暴政劣行与“革命正当性”的思想基础。对此，秉承中山理念的国民党人，可能感受深刻。而真正感受其邪恶与“阶级灭绝”疯狂的是曾历经中共暴劣统治的大陆数亿万苦难的人民。

　　2，中共建政：走俄国道路（结盟苏俄）和“韩战”后与整个西方世界决裂的后果中共建政，坚定“走俄国道路，这就是结论”（毛）。前三十年称毛共时期，正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灭绝”路线的二十七年政治高压统治之后，中国大众才“觉悟”,普遍从内心反共或不认同中共！在这段时期中，大陆人民遭遇其无辜政治压迫与迫害、苦难蹂躏和非人化的折腾真是“罄竹难书”。而中共内部各级权力层的互相倾轧也是惨不忍睹。更有多少无辜的正质善良而不屈的“小民”，惨遭中共的摧残折磨乃至残酷杀戮！

　　中共建政前后的三反五反与镇压反革命运动，历史应该记住的真实细节是：那是没有法治程序与最简单的审判过程的，任意随便的大规模“杀戮”！一如法国大革命（罗伯斯比尔时期）、俄共与中国革命历史中的“血腥残暴”和没有“规矩”的“征服者行为”。

　　但是，真正影响与决定中共历史“嬗变”和“大跃进”疯狂的是“韩战”（由北韩金氏发动对苏美共同划定并经联合国接纳的“韩国”进行的侵略吞并战争）！中苏朝结盟与整个西方世界的热战，尔后“冷战”分割对抗，客观上是酿成了中共从“新民主主义”阶段突变而朝向（共产）社会主义“大干快上”的历史性“跨越企图”的根因。背离了国情与人类世界发展进化规律，上演了一出出“共产革命疯狂”的历史活爆剧。由“韩战之后”而起的对整个西方世界的仇恨对立与“被封锁”，激发了中共“大干快上、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无知狂潮。反右运动与“三面红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结果，造成了三年大饥荒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早期人民公社化与意在消灭家庭的“公共食堂”製是为罪恶的根源）。其后，继续进行的农村四清四不清运动，直至“文革”都是在“没有资本主义”的中国大地，发动的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及其党内代理人”的疯狂的“灭资兴无”“祸国殃民”的一系列政治运动。

　　这裏值得强调的是：二十世纪中国孙文民国革命之后，民主化成为了人民的普遍追求目标与希望。早期中共党人（受中山民国理念的驱动和引领者众）也似心有所系。1954 年订定“五四宪法”与实行第一次“全国选举”，也显示出中共早期“新民主主义”的迹象。但最终其法治进步的功效被毛的“激进共产主义”运动所淹没，而步入中共七十多年极权专製暴政的共产歧途。（当选的国家主席等一大批中共党人也在其后文革中遭遇到惨无人道的虐待致死）。其实，这是毛共秉承马列“阶级灭绝”和“无法无天”的革命基因决定的；也是共产党理论与中国帝製传统结合的产物。“十年文革”推至极致。都是中共“人治”与党国极端专製的政治残暴所造成。那么，文革之后，虽然饱受政治斗争之苦的中共党人有所“觉悟”，但最终形成的中共《历史决议》，却回避了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共统治者“国家责任”与罪责，这就是迄今中共也不能正确反思“法治缺陷”与进行深刻自我政治反省的根本原因。

　　那么，文革评说与前三十年毛共统治的法治反思，可以联合国《世界人权公约》体系当时同期发展进步为例，来比较甄别：作为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法律体系之重要的具体法律《世界人权与公民权利国际公约》等恰恰是在文革发动之初（1967 年订立）在文革结束时生效（1976 年）。所以，如果将中共统治发生的一系列反法治与非人道的阶级灭绝运动（假资产阶级与反动分子的“莫须有”之名），与世界人权法治文明进步的国际大势作比较，以现代国家的责任与基本法治的标准来审视中共的所作所为。那么，对中共疯狂罪恶历史及其反法治、极尽残害中国人民基本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本质，就能够有深刻的认知。

　　中共“改革开放”在邓胡赵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既是国内国际大势背景决定，也是文革后中共内部反思的结果。北京政府虽于 1998 年签署了《世界人权与公民权利国际公约》等，但至今仍然没有履行人大批准程序并国内法化来加以适用与遵循。香港早已签署实施了，但现在正在被改变。由此，可以理解大陆人权状况恶化的政治本质根源。当下，中共与整个国际世界的冲突，从法治与人权政治角度论，正是由于中国国家体製法治状况与世界秩序的国际法治文明存在的差距与冲突才导致了新一轮国际全面对抗。

　　3，反右运动：一场由毛共唆使的“向中共进言”，成为了大陆几代知识分子、学者学生和文化人的“噩梦”

　　那么，中共真正开始走下坡路和失却民心的时候，大概是从反右运动开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中共无法解释的“阳谋”（1），毛共以“开门整风”接受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为名（据统计最终达三十多万条意见），招来普遍但并非绝对激烈的批评，甚至有些只是“与党交心”说了几句批评的话语。但中共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疯狂划定右派”，暴露了中共欺骗人民“製造反动派”的政治伎俩。中共开始了对正直的知识分子学人的疯狂整肃：被打成“右派”的五十多万（牵涉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学生教职员工等，开始了其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的“被迫害被流放”生活。这起大冤案直到文革毛死后才被平反。

　　从此，大陆民众尤其是知识学人开始真正认识领教了中共的“邪恶”与“残忍”：中共没有政治信用是其典型的本质特征。言而无信，不择手段的製造“反动派”；大陆人民开始感受：“言者无罪”言论自由的天赋人权，是怎么被中共利用和被彻底扼杀的！这场运动的“政治荒唐”尤以中共上层製定“右派分子名额”分配到各级政权单位“指定”执行。使更多无辜者遭受株连。加深了人民对中共一贯“政治运动化的‘数字化指标任务’（2）”如杀人（镇反）和反右及其他，都是中共高层授意与“计划好”按指标层层执行！魔鬼更在“计划指令”之中（如六四“杀二十万…”云云），百姓遭遇的是“无辜与凄惨”的命运！

　　註释：（1）《阳谋》丁抒；（2）见彭德怀-万言书（1959）“任务指标”说，等等。此符合中共政治运动的逻辑，底层总是按照上级指令执行。

　　4，三年大饥荒：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对此，中共自己的总结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语，在“七千人大会”意指毛；也是其遭毛文革报復致死的因由之一）。中共一方面宣传称：由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一方面隐瞒实际死亡数。其实，魔鬼的细节存在于：一是“大跃进”与“三面红旗”运动；以及毛赫中苏决裂后的“苏联逼债”也是原因之一（当时中共被迫还建政初期和“援朝战争”的“武器债”以及苏联援建项目的债等）。仅以当时重灾区省份为例：在“人有多大胆地有都大产”的狂妄无知的“指导思想”指引下，谎报和出现“亩产万斤粮”（党报文图并茂普遍报道了相关新闻）之后的强迫征集调拨虚产粮食与肉类食品等，后来一些地方连种子粮也吃尽。使得盲目疯狂执行毛极左路线的省份农村人口大面积死亡。（《毛泽东的大饥荒》冯客 2019 等）其背景和魔鬼细节是：“大跃进”、“大炼钢铁“、”赶英超美”（小高炉遍地开花，砸锅炼铁和大批成片的砍伐山林烧炭炼钢）与人民公社化的“公共食堂”製：虽然维持仅仅 58/59 两年，其实农村已经是家无余粮和无自养家禽蔬菜（半分自留地，那时也是当成“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另一面是“公共食堂”的极端粮食浪费（全部吃饭不要钱的结果）。所以，1959-1961年三年所谓自然灾害其实并非大灾年。然而，却遭遇了饿殍遍野，逃荒要饭不计其数的惨剧，使得大陆农民陷入“人间炼狱”！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共政治统治方式习惯的让贫下中农向学生“忆苦思甜”（诉“万恶的旧社会之苦”的政治闹剧）：但讽刺的是，老农们“凄凄惨惨”一忆就忆到“三年灾荒饥饿惨状”。所以，可以肯定的说，从那以后，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丧失殆尽！大陆农村农民自此折腾后，很少有不骂共产党的。

　　5，文革之殇：在联合国与世界人权体系升华的年代，中共治下的大陆正经历一场全面扼杀人权尊严和生命的浩劫！

　　关于文革的起始，史家众说纷纭：无论是批《海瑞罢官》剧；或始于北京的红卫兵大字报；还是中共文革《五一六通知》等等。但无疑是从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点火开始全面爆发的。为什么中共党内的上层权力斗争，会引发一场全社会互相厮杀没有底线的“十年浩劫”？而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的魔鬼细节究竟在哪裏？

　　从北京街头的“剪辫子（强迫剪女孩子辫子；“爱武装不爱红妆”运动）”到对任意被批斗的人剪头发，挂铁牌代高帽，做“喷气式”（五花大绑头触地）；从铺天盖地“大字报”随意攻击对手，到各造反派保皇派之间的“文攻武斗”的“夺权与反夺权”大打出手，私刑凌辱与虐杀；从“阶级出身论”到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再到“走资派”，可以任意加害，抄家捕捉私刑，栽赃陷害；使多少无辜人士惨遭迫害与百般凌辱之中失去生命而含冤九泉？！从初期抄“地富反坏右”家，大动乱到“关牛棚”，从批判“封资修”灭灭中华文化到全面“军管”再到“上山下乡接受改造”运动，文革十年浩劫，泯灭人性，互相倾轧，毁了几代人的年华，以致“国家频临崩溃边缘”。这都是源于非法治的“大民主”（毛提倡的）的恶果。

　　在那个由毛直接发动和领导的，与毛共集体参与其中的（无论是被害和施加迫害者），带来的是大陆数亿人民的：人格尊严、身体与生存权利的被侵犯和丧失，以及财产与精神的被革命的“昏天黑地”而毫无法治保障的时期。当人民一直生活在中共的“政治谎言”与残酷压迫之下，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道德良知与人性和心灵家园，亲情友情与天伦事理，皆在这场浩劫之中遭遇了“灭顶之灾”！对此，如果仅仅相信中共为掩盖其罪恶本质，籍欺骗人民的宣传与政治说教，必陷于中共政治欺骗陷阱之中。那么，毛共一贯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无法无天的政治压迫残暴统治历史则会被遗忘被掩盖。但“事实胜于雄辩”历史活在民众的心中。祂不但摧毁了中华文化和“民族魂”及其人文精神，更是製造了一系列惊人的残暴（惨无人道）无以復加的当代毛共专製统治史！对此，倘若没有当代世界法治与秩序文明的比较思考，那么，潜藏在人性之恶与极端的政治仇恨的意识中的人们，会错误的以为：中共权力倾轧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件”！而忘却了毛共发动与製造的“人间地狱般”状况给人民造成的苦难与精神心灵创伤影响。甚至至今还有“愤青肖小们”在为毛共所谓的“伟大”辩护和歌功颂德。同时，自身走不出~大民主~的历史陷阱。

　　而文革之后，其实中共已经“历史性的死亡”！只是“死而不僵”而已。邓时代中共的“死而復活”，一是、中共体製的“僵尸外壳”（军队与权力垄断）。邓胡赵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在文革大背景下的“历史性转变”；二是，世界资本主义在全球化“中西交往”中拯救了大陆与中共（其中臺湾与香港的挺进大陆“其功甚伟”）。其实，人类发展进化历史中，资本与社会实为一体，须臾不可或缺。在天道神意宇宙之力作用下，人类社会从远古走来，朝向未知的未来：渐进自然缓慢曲折的演进。而人类进化的资本社会功效，及其“迅速发展”，显然也不是中共理论所能解释和想象的。相反，中共借助了“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但维持了邓时代“中共特色的”威权统治和中共权力体製的“不受製衡”。从而，发展出今天中共“逆世界大势”的“国家权贵主义”的畸形国家体製与社会结构状况。同时，秉承了文革式政治意念与话语，继续强化对人权与反对派的系统侵犯与迫害。

　　6，“改革开放”：中共自救与迟到三十年的中国走向世界的正途说历史的真实 存在于国家民族与人的历史情势真实的细节之中有两层意涵：一是须改变“大词化”与习惯式的宏大叙事。马教的一个典型特征在其学说内容“违逆人类进化发展的基本常理和规律”的宏大叙事形式具有蛊惑性。中共较之苏共统治与宣传更是充斥了谎言与欺骗。并嵌入了中国近现代的积贫懦弱的民族国家状况与“国共情仇”的历史教唆。而采取歪曲历史来遮蔽中共统治的残暴与无能。所以，必须突破中共“国家民族”政治宣传的陷阱，转向当代法治国家“个性化”关涉真实的每个人权益保障的思考评判。其次，以探索更多的比较全面的历史真实细节，从中综合感悟到历史发展势向与天意人心社愿的存在状况与意义。以此，建构起当代世界法治人权理念的製度精神意识：即每一位公民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保障是整个中华民族国家的基础。以此，建构中国继续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的新的道路选择。

　　邓时代“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借助欧美资本主义的庞大资本、发达科技与生产力、先进管理与具大国际市场等，解救了中共困境与中国危机。这其实是文革之后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或路线的一种新的政策转变与路径选择的结果。但迄今又只是一个片面化的舍弃了“政治体製改革”和国家现代化的过程。这在改革开放前十年胡赵执政时期，是一个中共当权者有比较清醒认知与规划部署的命题：既使邓当时也强调过“政治体製非改革不可”。但中共权力结构中，始终存在着“四项基本原则”（邓）与“鸟笼经济”（陈云）观念的政治束缚。所谓邓陈斗只是表象且其维护中共统治大框架是一致的。

　　随着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改革的挫折（价格闯关失败）与“反自由化”（邓）及其后胡赵执政在八九学运之后的终结。邓的“南巡讲话（1992）”后，也主要只是重启了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单轨路线，而阻滞了完全意义上现代国家政治改革的可能。从这层意义论：中共体製固然有其政治本质的局限。但六四事件虽警醒了世界，却也导致胡赵体製改革的终结。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深层次课题。其后，中共党内民主改革派日渐式微。仅胡温执政时期，温家宝总理还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政治改革议题，但中共整个权力体系似乎已经僵化并被中共权贵所挟持。反对政治改革的占据了绝对的权力位置，以致今日政治改革派和反对派被彻底边缘化。单轮经济改革的结果，狂飙崛起的经济发展夹持着市场经济改革与行政体製的改革而进入畸形发展格局态势。产生了中共特色的腐败的“国家权贵资本主义”主导的混成经济社会结构。

　　显然，现代化是一个全面完整的概念。从现代世界法治民主国家论，祂又是一个含括了宪政民主体製与完全自由市场体系的综合国家体系。而这实际上只是资本国际体系的一个方面。真正关键而稳固的是其人文社会多元化基础与法治民主自由市场体系形成的理念製度精神原则的历史传统及其形成过程。深而论之，欧美国家宪政体系建构是在近现代市场经济体製与法治理念精神体系乃至人文社会结构基础上，综合实践建构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的。所以，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今日大陆中国，在中共马列毛专製政治理论与极权体製下，要实行当代世界完全意义上的宪政国家体製的变造，几乎是一项绝难在短期可实现的历史难题！首先需要“党的改造”与国家体製的改造；同时也是“众人”的改造与社会的全面改造的综合难题。

　　就此意义而论，大陆的改革开放，实际是搭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快车，在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中，吸纳和集聚世界之力，而迅速发展和崛起的。这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不凡先例。其结果也不尽相同（纳粹德国的高速崛起与战后日本的迅速崛起就是不同体製下的两个历史例证）。但是，正是由于中共国家政治体製的弊端与落后，才铸就极权政治体製下“权贵资本主义”的怪胎，与製度性腐败的权贵阶层与体製结构性国家社会的种种危机问题：国家性腐败，权力倾轧；及其人权与法治方面的困境。如果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理论方面的“拨乱反正”看，邓的理论思想可能是值得深入研判的。祂部分契合了中国全面落后的历史实情，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人类经济社会进化演变的正道。但同时又局限于中共政权本质与体製弊端，让其误入了“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特殊的製度性腐败和强权化的歧途！当下关键性课题在，如何才能重启新一轮“思想大解放”？进行深入全面的中国国家人权法治化文明与民主政治体製及其现代人文社会基础改造的综合探索。以超越既定改革开放的模式，找寻到国家整体变革与融入世界的体製再造目标途径。

　　中共专製极权的狂妄与本质上走向与世界对抗的当下境况表明，如果中共不改造其极权体製与政治意识形态，引发人类灾难的世界战争对决将是难以避免！那么中华民族的发展成就与和平崛起梦想都将被断送！从以上国际比较的法治视角，审视中共百年历史发展演变之途，最值得思考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当代法治与人文精神文明是当今世界秩序的基石。祂是未来世界发展与中共改变的目标价值基础与前景所在。中国的前途在人民不会继续“被欺骗和被宰製”，将在对中共历史的深刻反思觉醒中获得“新生”。相信整个世界对此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註与思考应对中共之策。

　　二、思想线索：中共政治逻辑梳理与统治实况的法治甄别 1，中共特色的西化“马列”极权体製是怎么炼成的？又将如何终结？

　　知己知彼：准确的解析并认知评估中共体系“特色” 依循“马列毛”理论与极权化革命政党模式建构的中共专製极权国家体製模式，无疑是全球化的一股逆流。但需认识到祂相对中国两千年帝製专製传统与社会革命历史，既是一个“大跃进”，具有其相对“中西合璧”的“先进性”。既具有相较中国政治历史传统落后的“现代性”，和骨子裏全面承继了“中华传统糟粕的”历史性。而排拒现代世界法治国家体製及其人文理念製度原则精神。中共“体製性痼疾”很难在其极权体製内完成“转型与变造”。而当代法治理念製度性缺失，使中共乃至国家社会民众皆“专製政治基因”意念心性深入骨髓。

　　所以，整体性对当代世界秩序法治文明，形成特殊的排拒与不相适应的社会性病态的群体症候，也是不可低估的“国殇”。从而，强固了中共党国专製的社会土壤和氛围，并在当代全球化时代条件下发生了“历史性变异”（畸形的体製与社会权贵共生结构以及与国际资本的独特勾连等）。从“权力寻租”到权贵资本做大做强的“党国体製”，呈现出二战前“纳粹”极权独裁体製有可能“復活”的民族主义狂热的危险情势。显然，是在朝向历史重演的道上“狂飙崛起”！中共追求的颠复世界法治秩序的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值得深思应对的“世纪性课题”。其中，应该突出强调的是，当代法理政治的国际秩序理念的比较鉴别，可能是唤醒国人，超越中共极权专製党国体製的“不二法门”。

　　从“文革”“中共毛式独裁与‘政治绞肉机’”（语出“五七一工程纪要”），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转型与发展中当代国家法理建构缺失的审视评判，以当代世界法治进步与国际秩序的发展成就与水准，来对照比较中共党国的新型“举国体製”的历史现实，可能是切入其要害与有效的思考评价的方法途径。

　　需要寻找到“有效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方法路径 迄今众多研究中共历史的着述文章，已经大体勾纳出历史的真实情境与事实。但似乎仍然没有完全超脱中共极端政治化的话语与思维“误区陷阱”。换言之，对改革开放后中共的演变，需要加以新的当代法理批判与揭示。如对当代世界秩序与国际法规范之下的“主权国家责任约束”机製的执行方面，需要寻求有效运用途径。所以，需要寻找到“有效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方法，来进一步深刻揭示与批判中共对中国人的“宰製”乃至对世界文明秩序造成历史现实威胁。只有在世界法治人权的法理政治的比较鉴别中，才能找到中国现代化的人类历史坐标与参照系。从而，也才能真正解构毛式~运动群众的大民主~的历史陷阱与迷途。

　　首先，循着中共“前三十年”与“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比较说，进行法理政治与国际法的比较鉴别，解析相关事实情势的差别；其次，跳脱并解构中共政治思维逻辑，展开对中共统治历史与重大事件的国际比较解析。因为，如果依然在一个没有现代国际真实时代境域和标准的比较鉴别的情态下，对一个在相对意义上，承继现代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与实用主义的中共政治理论体系“变形状况”下，很难对其执政“合法性与正当性”作出彻底的批判与否定。尤其是在当今世界以“主权国家”传统理论为主要支撑的国际秩序状态下，中共一再以“国家内政”为由，在国家政治与製度层面不透明状态下，继续其对国际法的“违反与践踏”，并一再以种种说辞拒绝国际核查与监督。当下突出的是“新冠起源”与新疆再教育营，以及香港问题与臺海危机情势等等。

　　2，对新疆维族“再教育营”问题的国际法治思考显然，这是与大陆法治状况日趋恶化背景相关联的突出的严重问题！因为，无论是对大陆人民的全面高压管控，还是对香港的政策改变与对臺湾的“武统”挑衅。都是中共夹持经济军事实力增强，内部权力斗争日趋激烈，而整个国家面临多重危机态势下的“新的历史性疯狂”。特别是由此形成与整个世界性对抗的情势，是中共历史性新的最大危机与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

　　如大陆当下历史性的对异议反对派的封杀与“非法惩治”，对维权律师群体的打压；对宗教信仰群体的打压；司法不公与不透明及“黑暴”化不受有效监督约束与製衡：如存在的许多“被失踪”以及长时间的“未审而被隔离监禁”的案例，等等。尤其是对少数民族歧视性压迫情势问题突出：如新疆大规模大面积的所谓劳动培训的“再教育营”的事实情势。对此可以与大陆的“劳改农场”（非人生活的“牢笼”和众多冤屈者聚集地）或原先的“劳教所”加以比照。而维族人的“再教育营”可能是性质与结果更严重的重大事件！ 在反恐怖主义名义下对所有维吾尔族人的清理整治。

　　显然“再教育营”高墙与铁丝网环绕，彷如“大监狱”。虽各种设施条件可能会好于过去，也可能是“半开放式”。但依然是一种无视人的基本尊严与权利，有违国际法禁止强迫劳动等的“强迫训练营”。特别是“种族歧视性”的强迫政治文化宣传教育的“灌输与洗脑”条件下的强迫的“技能培训”。百万以上的维族人的被“再教育”，显然与曾经发生的新疆暴恐情势与对少数暴恐分子的惩治需要“不成比例”。这是造成全世界谴责与製裁的根因：国际所关註的是中共统治的“管治方式”，非人权法治文明就不可能被世界所认受。

　　反之，如果是百万以上维族人民都需要大规模的“被强迫再教育”，那么，这是怎样一种中共七十多年“民族自治”政策和专製政治官僚统治的“历史性”大失败？！而根源恰恰是在中共长期拒绝人权法治的国家改造与进步，因袭传统政治统治的“革命专政”的思维与顽固坚持专製体製的实际“恶果”。尤其是在当今时代，祂的发生与存在确实令世界震惊。

　　3，“改革开放”巨大成就与严重缺失同在的体製根源文革之后，实施“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对中共前三十年统治的否定。尤其是对毛共奉行的“阶级灭绝与独裁专政”政治路线的否定。即是对中共历史上长期的所谓“资本与社会”的“主义之争和路线斗争”伪命题的历史实践的否定！因为，从“包产到户”到“私有製”或私有财产权的重新确立是划时代的。如果没有民间私人资本企业的全社会发展（中国改革最早就是由胡赵时期，农村的“包产到户”尔后乡村民间企业发展开启的）。而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如果没有港臺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资本、科技与先进管理的输入与援助”，以及整个国际市场对中国的经济贡献，中国大陆今天的发展富裕与迅速崛起都是不可能的。

　　虽然，事实上国际间关系发展是互惠的渐进的历史过程，但不可否定的正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先进生产力”与“现代管理方式”及市场与国际秩序等（典型的是加入 WTO），为中国的改变与崛起奠定了科技驱动与体系导向的基础。换言之，正是世界资本主义救了中国。甚至现在世界的主体科技与体系仍然是大陆继续发展进步的“瓶颈与命门”。所以，中国强盛的“终极危险”仍然在其政治体製性弊端及其危害性。依然是“政治体製不改革将是‘死路一条’”！中共绝对权力的绝对腐败与危机，“举国体製”对世界的挑战将危害自身与整个世界，这是中共当下面临的国际上“四面楚歌”与“八方反对”态势下，必须作出当代国家政治体製改革和人权法治理念製度的国家再造的客观要求与大趋势。否则，走回头路，自外于整个世界，那么，非但发展前景不再，内部的危机将毁掉“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大陆的前途。

　　从以上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功”与“错失”比较看，可以不简单化论对与错。但对由于法理政治体製方面的缺失造成的畸形状况，如中共特权体製下由于缺乏法治与权力製衡，所滋生的新兴权贵资本结构与极端国家腐败的历史现象等等，必须有当代国际法理标准的比照与甄别，从而促进大陆国家体製基本性的改造。非如此，不足以化解当下中国危机。

　　三、天下道义：当代法理政治视角下的中共执政历史评说 所有历史皆是当代史。也即当下史。 中共极权“政治之殇”与“政治极致化之恶”vs.当代世界法理秩序：即“民主与专製的对决”。需要当代法理政治学的深入剖析。 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依然潜隐在二十世纪中国~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历史决择之中。由于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高科技信息化与全球化密切关联发展时代，有鉴于大陆国家和平发展与改革开放成就的现实状况基础，进行和实现基于当代国际法理秩序的~光荣革命~（英式），可能是值得深入思考与追寻的中国国家改造与进步的可行之道！ 1，中共最高领导人执政现象史的简析中共的问题，显然不仅仅只是领导人个人的问题，而是其整个权力体製先天失衡与政治理论的邪恶所致。中共当权者普遍的缺乏当代国家与国际法理政治常识，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在这层意义上比较中共几代领导人功过是非，拟勾纳几点基本轮廓与特色。

　　（一）对毛共的功过评价，从现代法治与国民感受度而言，毛执政基本是失败的。一方面，虽然高度集权与政治高压之下，集六亿多人民之力，建构了初步的工业化基础与规模等；但与其在毛的“阶级灭绝”政治理论与“独裁专政论”与“政治敌我论”所引致的对全民的宰製压迫与剥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其实，正常经济社会发展有其基本规律和限定；正常法治国家的精义在于每个公民地位法律平等并受法治保障。而毛共统治则在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国家统治的道义。延续了共产革命的暴力统治和製造“政治敌人”的逻辑。美国宪政与法国大革命开创的“自由平等人权”理念精神是现代法治体製建构的基础。毛时代之所以“继续革命”的疯狂，关键致命缺陷在：继承了马列“阶级灭绝”的共产主义革命与专政说。所以，缺乏法治观念意识，“革命痞子文化”的信徒，毛式理论与政治理念包括其~大民主论~（文革极致化）皆源于此。从这层意义上说，其残酷的高压专製统治基本是“泯灭人性”的一连串政治运动的历史。造成亿万大众凄惨生活的“历史性失败”。

　　二十世纪中国独特的政治历史背景，其焦点之一在国共的恩怨情仇。既是一个谜，也是思考中共历史罪恶的一个跳不过去的“罩门”。而 75 蒋逝与 76 年毛周朱同年辞世，可见中共的最高权力结构的真实面；一定程度既反映了国共纠结对立的真实境况与影响，那是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的“仇结”；又是决定了中共毛时代疯狂和终结的一个重要历史根源。

　　毛周体製是人们甚少提及的话题：周的政治隐忍折冲平衡与聪智能耐和个人魅力，和毛天衣无缝的辅合绝配，从而也生发出对周在中共前五十六年革命运动中角色的质疑：似乎没有周的支撑，毛的疯狂政治跃进又是不可能的。然毛周的杯葛可能最终爆发在现代化“路线”取向与接班人之争方面。毛最后对周的打压可能涉及到政治伦理与政治家的品质问题，“失之者失民心”是条铁律！这也成就了周在大陆人民中的形象与历史地位（十裏长安街送别是“全剧最高潮”）。而相对文革中造神运动，毛被渲染为“十次中共党内斗争的胜利者”，毛确实是“斗人”的高手，造就了毛习惯搞政治运动斗人为乐的政治秉性。加之~空想的~共产主义理想与独裁专製的个人特色，酿成了前三十年统治的悲剧。

　　（二）考察评价邓，是一个比较復杂的议题。但从中共文革后向威权统治转型（邓原初有设想实行“新加坡模式”？）的角度论，邓的智慧使祂既挽救了中共，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明显的生活成长与社会发展。当然，邓也背负了反右与“六四”镇压的“罪名”。但客观的说，其历史地位的评价高过其罪错。中共统治最宽松与开明的时期，及其与世界的连接造成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是由邓时代开创的。邓氏着名的“猫论”若假言推定其要义就是要超越“社资之别的争论”。这可能是值得深入发掘，对当下世界及其未来极负意义的理论命题！邓思想有其务实求真和颇为深刻的意涵，可能是中共历史中的“亮点”。深究此，方能透彻的理解“改革开放”的意义与成就的根源，以及二十一世纪中国与世界再次合流与融汇发展的可能前景。

　　邓氏有留学经历又具世界视野。中苏论战的中共担纲者可能造就了他理论实践的基础。是中共历史造就了他威权统治者独特的权威与个人魅力（在文革年代的“受害者”且三起三落，成为老百姓心念意识中的“神话”）。同时，由于他的聪智与务实的性格，成就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若从改革开放之初，他识人并得到了胡赵得力的辅助，也奠定成就了他改革开放的基础。但总的说，是毛共统治的残暴历史成就了他的历史地位。他是一位大地主的儿子却是位“叛逆者”，邓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表现出了中共党人的復杂性。虽是中共党人，但他们那一代中共要人可能都不同程度承有“中山理念”的影响。当然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民主的信奉者是可以肯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邓的“举重若轻”性格特质。尤切“君治事不在多而在精要”的道理。透过此，也想到了民国理念製度建构历史精神，可能仍然是当下中国思考改变的重要的法源与现代性传统。因为，若以邓氏猫论推之，超越国共之争与两岸歧义，是走出中共历史迷途，继续拥抱世界的“不二法门”！

　　（三）文革之后经历了华国锋的短暂过度，由胡赵交替执政两届半，开启了中共执政最宽松的时期。进行了改革开放的奠基和大幅度的经济改革。其中，胡耀邦主持的大面积平反中共前三十年造成的“冤假错案”，是浓墨重彩的深得民心的历史壮举。赵在四川与万裏在安徽的“包产到户”农村改革，开启与奠定了整个大陆改革开放的基础。胡赵执政时期是中共最宽松开明的转折时期，历史真实将长期留存在大陆老百姓的历史记忆之中。

　　八九和平学生运动与最后“六四”暴力镇压收场。是一起影响大陆政治走向和实际也阻断了中共政治改革的特大历史事件。对中共和大陆乃至世界历史影响深远。当时的事实情势比较復杂，和平的学生运动的目的性与可操作性及策略性也存在问题。但关键在：中共内部的分歧乃至裂变是造成如此声势浩大学生运动的主因。但邓一代人的革命意誌经历与文革的惨痛经验等，决定了其不妥协不退让的性格。以及“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的意誌与决心。在此，出现了中共与中国政治历史最诡异的现象之一：祂间接引致并改变了中共政治改革的转向（实际倒退），却没有改变邓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市场化方向。人们普遍的看见和感受到中共的残暴，但却也相对遮蔽了对中共整个残暴历史尤其是对文革及其之前暴劣统治的认知与记忆。虽然，整个世界迄今凝视着这一历史时刻与事件，也看到了其后苏东的崩塌。但没有预料到或没能看清该事件对后来中共“经济向右政治严控”畸形化转向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大陆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而政治体製改革基本停滞的结果。

　　所以，对八九六四的历史评价，只有放到中共整个历史脉络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来解剖，才能获得比较清晰的历史认知与判断。而尤为深刻的问题则在：对所谓的~街头抗议~运动形式结果的质疑！换言之，需要对毛式~大民主~理念的深刻历史批判！如果我们从当时的背景和改革派拟议中的~社团法、新闻法、与游行法~等出发，思考法治的建构与完善，那么，公民宪法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就有可能一步步获得进展与落实。反之，缺乏当代法治的各项基础性建构，大陆中国就永远走不出~暴乱相间~的中共极权专製的陷阱和历史迷途。

　　（四）“六四”镇压成就了江泽民两任半的统治。首先，江李体製，可能是邓所不乐见但也不能拒绝的次优选择。因为，这是中共顽固的老人帮政治“子弟兵可靠”血统论的产物。所以，江李体製是“六四”风波的当然受益者。江第二任“江朱合璧”时，曾疯狂镇压“法轮功”等成为直接“罪人”（似乎狂飙一句不整治“就要亡党亡国”，典型的极权主义政治话语，镇住了朱等党内不同主张）。其“三个代表”无甚新意；只有接纳“民企私人资本家入党”比较有招数。同时，表现了牢控军队，把握实权，牵製胡温的“中共权力主导者”企图的“核心”性格。虽然，江其人有学识能力与艺术素养，好作“开明秀”。但其与李朱结合，尤其是朱熔基的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与作为，对大陆经济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其精心建构的权力结构基础，对当下中国危机的影响巨大，有待历史观察。

　　（五）胡温体製与治理，无论其自主程度、施政能力甚或其真实愿望如何，其实，是在一个极其有限的权力空间下的作为（俗称“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军队与政法似都不在其有效掌控之中”）。实际受製于中共权力结构，背负着重重压力下的施政，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在中共权力结构“政治血统论”和权贵把持的体製下，胡温没有中共正统血缘，又间接与邓胡赵有渊源等。虽比较开明节製，但受尽掣肘而难有大作为。竭尽所能，不折腾、免农税，努力使中国过上“小康生活”。总之，胡温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等，都表明了其技术官僚和避开“政治争议陷阱”的谨慎执政风格与权力限定的格局。

　　胡温之治提示出中共政治体製的一个製度性问题：即在威权统治之下（这是突出邓时代这一特征与毛时代比较作出的差别判断；并不否定中共极权统治的本质。同时关涉对习时代復归极权势向的判断），当政者个人的权力基础与威望和权力空间存在怎样的关联这个重要课题。这点在有关“邓胡赵”权力体製与改革开放作为的历史地位的歧义争论中，可凸显“明执掌与暗权力之间博弈”的政治学话题。如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曾感概：其改革失败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党内权威（意指像邓一样的）支撑！又如经国先生也是在“威权体製”下开党禁开报禁实施民主改革的。所以，权力结构与体製暗势力问题，可能不仅只是中共的问题。但事关国体宪政与否，是不争的事实。或者说，中共领导结构与权能状况，明显与民主法治国家最高权力来源和权威的製度性赋予（法治规製与保障），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所以，中共国“去党国化”“军队国家化”与“司法独立”等，是当代中国关键性宪政法治课题，但在中共专製体製下可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是中共专製极权体製之殇，也是胡温不可能“挥洒自如”有大作为的体製局限所致。换言之，在党国权力体製掣肘结构之下，凭借着胡温的通力配合，宽和亲民的执政作为，至今还令大陆人民怀念，不能不令人深思。由此，突出了一个现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体製改造的课题，如何超越中共“党国体製”，使军队与司法独立真正能够“国家化”宪製法治规范化，那么无论“总统製”甚或“内阁製”，那是宪政构设的问题。而“弱势领导”除个人风格限製外就不是问题。而实践中华传统政治理念“君为轻、民为本、民自治”的现代国家权力体製与社会结构，都必须是现代宪政至上自由法治为先，才可能产生与达致当代正常国家的境界。

　　反之，没有法治的规范限约，每当强权独裁者最高领导人的重现，那么权威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萃成大问题，于国于民都将是一不祥之兆。虽然，威权主义论者声称，需要强势领导人才可以有改革大作为。但是，中共专製极权体製缺乏的恰恰是权威的民主赋予和真正的法治製衡体製的保障。所以，胡温体製的弱势成就了其温和治理；但另一方面，产生了承续江政其后的“製度性腐败”的扩延，其实这些只是中共既定政策下由中共权贵阶层主导与中共权贵不受法治规约的政治权力结构决定的一个必然结果。实非胡温可以左右和支配改变的。

　　（六）那么，纵观习主政以来，矫枉过正，惩治了一大批政客与政治反对派，肃贪不可谓不着“大功”。但也彻底颠复了中共既成政治权力生态与严重冲击了政治权力伦理问题。而大面积腐败，说到底是中共权力垄断的体製性腐败或国家政治腐败所致。凸显了中国迈向权力分立与製衡的当代宪政体製的必要与极端重要性。若从习执政以来，中共宣传系统竭力鼓噪的，延续中共马列毛主义的政治强势作为情势论，可能既是其高度极权化势向引致大陆中国内部危机而难以化解；更是强化港臺政治冲突引致与世界性对抗的根本原因所在。

　　虽然，中共历代领导人在“政治改革”课题上“惊人相似”，但习的“毛式回归”与“迈向全面极权高压统治”，乃至实行“战狼外交”引致与整个世界的对抗，可能是整个领导体製与习秉承马列毛政治意誌风格的综合结果。其实，中共早已呈现出“政治失态”权力者失格与普遍性权力危机种种征兆。习试图“力挽狂澜”整治与挽救中共和强推“党法治”而排拒当代世界法治精神原则等，可能既误入歧途适得其反，也是缺乏毛邓的权威与权力基础和智慧。是在当今国力表象下对国际大势的错判所致。显然，这些都不是改变“文宣与外交姿态”而不根本改变或矢誌改变国家政治体製所能根本解决的中共“生死劫”。

　　可以说，习治九年实际上掀开了中共新一轮权力斗争的决死拼搏。虽然，习政籍国家政治安全名义，广泛开展了“打老虎也打苍蝇”（迄今已有几百万官员遭到惩治）的肃贪运动，增加了权力震慑力与“极权正当性”。但中国“选择性肃贪”等党治实况遭遇了空前广泛的质疑。致国家内外危机情势与国际性冲突对抗加剧。显然，强势积极性施政作为，如何产生出极端消极被动的效果？说明中共体系之殇（固疾久也），终非一剂猛药可济！面对当下突出严重的危机情势大问题，大陆各界反弹与呼吁“换人做”可能代表了一定社会利益群体的心声与愿望等。但从中共激化内外冲突情势致因看，有其内部权力倾轧加剧情势根由，及权力整合和规划调整的迹象。实也与当今世界广泛呈现着一场“奇怪的”与“超级乱象”存在关联（新冠疫情就是个迷！）。如何把握世界大势与回归法治民主宪政体系再造？否弃“世界革命与国际对决”的意识形态政治意图与民族主义聒噪，可能是避免中国全面倒退乃至四分五裂，可资思考的当代国际法理政治和世界前景大势的要义！也是宪政保国而不必“保专製的党”的最明智的抉择。为此，提出一条致力于当代法治现代化建构的中国式~光荣革命~的命题，可能是思考中国国家体製改造的理路！需要中共当局与理性反对派共同探索的时代课题。

　　在此境况之中，习继续再执政否？首先决定于中共体製及邓时代以来形成的政治权力结构格局；其次取决于中共权力顶层的集体意誌：如何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选择实实在在的真正的“大改变”（当代法治国的基础性法律规范建构之~光荣革命~转型：如向社会释权和型构製衡）。当下大陆国家面临与遭遇的一系列危机，反映中共政治伦理生态与权力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习的去留实在是中共内外交困情势下既定权贵结构的一种演变势向问题。祂的关键在大陆法治体製走向与中共国家政治理论和伦理状况将发生怎样的胚变的突出问题所在。总体上来说，不绝对取决定于个人，而在“势”的轮换转向。习强调的中共的“党政治法治观”明显存在着中共意识形态缺陷。显然，内外形势苤变，政治压倒一切？但倘若中共真能够由此转向当代法理政治意义上的法治自由国家改造建构，以及完善现代法治的基础性法律建构，以有效规范保障公民宪法政治权利等，可能也不失为“一剂处方”。能否与怎样医治中共自己与“中国极权政治病”，那就要看“天意”并从中国内外交困的危机演变趋势来观察了。

　　小结 本文并非经院式论文，主要依据个人经历学识与大众化通识资讯，揭示中共执政史的黑暗并进行法治批判。以当代法理政治的视角，对中共执政七十年历史大事件作简要分析论述。强调以国际法与联合国人权公约体系为基础的当代国际秩序原理与人权原则等，来检视同时期中共统治的大陆实况。尝试探索新视野与问题意识，进行法理政治学的判识与批判解析。

　　历史是面镜子，映照出当下中共危机的根源。

　　韩战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点，影响甚巨！剖析其真实历史实况与意涵，有利于解构其后中共误入历史歧途与给大陆人民造成的苦难。

　　文革浩劫的灾难，正是韩战之后，中共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造成的无知疯狂年代及大饥荒人间悲剧等政治极致化的必然结果。历经前三十年，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早已丧失殆尽。

　　改革开放既是中共的自我否定（对前三十年）和自救的举措。也是世界资本主义拯救中国和中共的历史杰作。因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真正自由开放与包容的全球体系。祂是建基于人类文明历史集成基础上的，极赋原创性的现代科技创造力的世界集成体系。祂的典型特征法治与自由民主人权理念製度精神，不是一天垒成的。而是在人类历史缓慢进化过程中不断实践综合建构的引领世界的欧美法政人文合成体。

　　改革开放的成就与缺陷大致已经轮廓分明。故称文革后“改革开放”为：中共历史的分水岭。这与八九六四成为中国的分水岭说略有不同。是从中共历史本身审视作出的判断。

　　当下，中国发展已经达到了新的一层意境：整体获得提升，经济体量已达世界第二。但其弊端与危机也充分暴露：如权贵阶层早已经从“权力寻租”（第一桶金）转变成一大批企业产业大鳄巨贾，占有举足轻重的势权地位，甚至垄断把持左右着一方或行业等。由于，祂是中共国家体製的寄生体又是与权力与民间社会经济形成共生结构，严重影响着完全市场的健康成长与社会公平。这是中共权力体系的产物，也是其权力体製性腐败与国家危机的根源。

　　若按照现代政治学原理，中共激烈的权力斗争虽说与习的极权回归意誌有关。单纯只是权力清洗？甚或也是权力结构调整与利益的再分配？但要打破既存的权贵共生体结构，抵销其不良影响，非进行国家政治体製改革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需要以新思维视野来深刻关註中国历史的演变势向。 在正视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现实情势基础上，提示出推进国家变革的~光荣革命~之渐进有效的路径与目标。

女真帝国与中共政权的基本特征

作者 曾节明 写于 二零零五年

　　强烈的外来政权性质 瞭解中国历史的人只要留意就不难发现:满清政权与中共政权诡异地相似:壹,两者都具有强烈的外来政权的性质。

　　满州人(现称满族人)是满清政权的居于支配(特权)地位的民族,也是满清国的主流民族(别的民族主要服从其特权乃至风俗),其实际上就是女真各部族,１６３６年皇太极下令改其名称为满洲.女真的前称是肃慎,历史上曾建立肃慎国/渤海国,虽然在汉/唐/明等华夏王朝强盛的时候,这些东北的部族和所建国都向华夏政权表示臣服,但其民族的信仰/语言文化/风俗/生活方式始终没有归化中华文明,直至满清入关数十年之后,直至满清入关之前,华夏王朝也始终未能在东北确立成熟的/牢固的统治/汉人及归化中华的其他民族也始终没有成为东北的主流民族.努尔哈赤部族所在的建州女真,更是长期居于朝鲜半岛北部,因其不事生产,习性残虐,遭朝鲜人民群起攻之,实在混不下去,被迫于明中叶渡鸭绿江迁徙至辽东.从女真到满洲,其民族的信仰/文化/习俗/生活方式与中华民族迥异,华夏与当时满州的差别其实比中华/日本之间的差别远为巨大.满人信奉杀人祭祀的原始拜物教-萨满教,而中/日都信奉儒家思想,从民族文化要素的语言来看,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是復音节语言,满文是以表音为主的字母文字,而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汉语,属汉藏语系,是单音节语言,汉文是以表意为主的象形文字......因此,说满洲人「自古以来」就是中华帝国的少数民族实在是牵强附会的,在明末以及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裏,女真各部族对中华民族来说,就是外来民族,就是异族.

　　可见,无论是努尔哈赤于１６１６年建立的后金政权,还是皇太极与１６３６年改建的满清政权,都是外来民族建立的政权,是外族政权.

　　满清政权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外来政权性质,更在于其对中华文化始终采取抗拒/破坏的做法,直至其蛮性衰尽,不由自主地被中华文化彻底同化.努尔哈赤建政后,对东北汉人实施种族灭绝,屠杀汉人四百多万人,几乎将东北汉人杀光,皇太极积极启用用汉奸降臣,但他只研习中华的谋略和帝王术,却严禁满洲人归化汉礼制,非但如此,他还强迫新征服地人民服从满洲礼制习俗,甚至连服装发饰,都要依照满洲式样:明降臣要积极学习满语,汉人不肯剃发/不肯换装者,都要处重刑.

　　满清入关之后,面对比自己民族人数远为众多的中华民族,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统治者不仅不思归化中华民族,反而采取人类史上空前野蛮残暴的专制手段,进壹步强迫关内人民满洲化.清军南犯过程中,强迫当地人民剃发留辫,去汉服/换满装,否则以「叛逆」论处,即行屠戮,为了强迫关内人民满洲化,三/四十年当中不惜杀人壹亿五千万,有些地方(如江阴)被「满城杀尽」,有些地方(如嘉定和四川)遭反復屠杀.满州征服者妄图以这种专制到头发到衣服的空前恐怖措施,达到以落后的满洲同化先进的中华民族的目的.

　　在文化上,满清政权壹度企图以满文化取代汉文化/以满语取代汉语.早在关外,满清即强迫汉族降臣学习满语,入关之后,满洲统治者即将满语定为「大清国」第壹国语,在顺治年间,壹度要求在清占领区全面推广满语,重点对象是未成年人,但由于满语的落后和「师资力量」的极度匮乏,而根本推行不下去.

　　由于深知自己在征服过程中犯下的种族灭绝的滔天罪行为历史舆论所不容,满清统治者做贼心虚,拼命毁/改史料,把自己的入关征服史乃至整部晚明史歪曲成壹本煳涂帐.清帝以残杀/灭族的手法,对待直书满州发家史/屠杀征服史的戴名世等人.这些做法,对文化的保存/反思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自己是侵略者,是外族征服者,这些,满清统治者内心十分清楚(始终比广大汉人清楚),正因为此,满清政权就要忌讳/掩盖/扭曲/贬低壹切华夏政权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就要忌讳/掩盖/扭曲/贬低蒙恬/李广/嶽飞/文天祥等人事,就要摧残中华文化,编撰<四库全书>,抽/删/改/毁包括孔孟的某些言论在内的壹切存有华夏民族精神/缺乏奴性的古书,在壹切文章中严禁「胡」/「狄」/「夷」/「虏」/「戎」和「中华」/「中国」等字眼......此种种做法,就是要蒙骗愚弄广大被征服的老百姓,挖空心思掩盖其外来征服者殖民统治的不合法性.

　　因为带有强烈的外族征服者的优越感,所以有清壹代,满族统治者对满汉通婚严加限制,严禁满族女子外嫁汉人,贵族尤其如此,汉族女子不得进宫.除东北以外,统治者也不真正把中国大地当作自己的故土,把广大汉人当作同胞,乾隆帝纵容荷兰人屠杀华侨,清末统治者的名言「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慈禧的名言「量中华之物力,接与国之欢心」,好象中国是他们暂时抢到手裏捞取好处的工具似的.

　　有煳涂混帐或不明就裏之人以「赵武灵王胡胡骑射」的史迹来混淆满清的剃发易服的反人类罪行,以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和唐王朝来论证满清王朝的正统性.其实,「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与满清的「剃发易服」是本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壹,赵武灵王学习匈奴服装和骑射优点是自己主动学,并非被逼迫,二,赵武灵王的学习是技术上的学习,将「宽袍大袖」改短壹些/窄壹些,并非抛弃华夏服饰,照搬匈奴服饰,更非要放弃华夏的文化和体制,采用匈奴的那壹套.而入主中原之初,北魏统治者采取的主动/全面的归化中华文化的做法,与满清统治者犹如天壤之别:北魏孝文帝以下,积极推行汉化政策,鲜卑贵族改汉名/用汉语/穿汉服/留汉发和汉族通婚/建汉式宫廷/用汉人礼制,举国上下,魏晋风范,哪裏还有外来政权的特征?北魏的鲜卑族,已完全归化与中华,故北魏王朝算是正统王朝.而唐王朝的统治者李渊家族,早在入主关中多年以前就已完全汉化,唐王朝与华夏中原王朝,又有何二致?

　　综上所述,明眼人可以看出,满清政权完完全全是壹个外来征服政权.与之神似的事,中共政权同样强烈地具有外来征服政权的性质.中共政权虽然由中国人建立,但是这个红色邪教流氓政权的建立,从始至终离不开苏联「老大哥」(其实是老子)的壹手扶持,直接组建这个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更是由以苏共为首的「第三国际」壹手制造,在生存组织运作夺权方面,中共也是完全采用俄共/苏共式的邪教黑帮流氓方式.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几乎完全按照苏联模式建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完全是被中共政权牢牢掌控的伪共和国,是与中国人民民意根本无关的共产党机器,而中共政权就是中国共产党夺权后全面恶性膨胀的形式.和各国共产党壹样,中共的灵魂是马列主义,而马列主义完全是壹个外来的邪灵,它藉着壹个颇有些歪才的德国犹太人的变态的头脑落户地球,其披着狂妄武断/纯属瞎掰的「历史规律」的迷人外衣,疯狂兜售无视人的生命属性/极端崇尚暴力/反对壹切传统和现存文明的超级恐怖瘟疫毒药.因此,以马列共产邪灵为灵魂的中国共产党,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壹个在信仰/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中华民族格格不入的外来超级邪恶恐怖组织. 纵观中共的诞生史/暴发史:中共从头到尾都是壹个由外来邪灵催生/饲养/扶持/资助/教唆,终至羽翼丰满,坐大为患的邪恶组织.

　　首先,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以列宁/斯大林为首的苏俄(苏联)红色帝国「东方路线」的产物:１９１９年～２０年前后,列宁因为在德奥匈等中欧国家煽动共产暴动失败,被迫中止西进路线,转而称:「通往巴黎的道路要经过北京」,开始推行「东方路线」,图谋颠复中华民国,变其为臣属于苏俄的「卫星国」.

　　１９２０年苏俄操纵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指使其代表维津斯基来到中国,积极拉拢教唆李大钊/陈独秀等盲目激进的知名知识分子(特别是李大钊),谋划成立中国共产党.

　　之后,在李/陈等知名品牌的积极撺掇下,各地狂热分子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国际又派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来到中国,召集了中共的「壹大」,中国共产党由此成立.成立后的中共,活动经费和中共「职业革命家」津贴全部由共产国际支付,工作报告和组织/活动/发展计划全部由共产国际审批,中共的指挥权和控制权则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掌控.可见,中共完全是由苏俄以中国极端狂热的盲目激进分子/野心家为原材料,壹手制造出来的邪恶产品,自成立之日起,就是听命于苏俄(苏联)老子的外来邪恶势力的附属组织.

　　自建党之日起,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中共实际上即认宗苏共,共产国际代表/苏俄(苏联)顾问掌握着中共的经济命脉,和壹切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在这些外来「太上皇」的指使下,中共在整个二十年代,藉着壹系列愈演愈烈的罪恶活动,在政治舞臺上开始崭露头角:

　　中共成立后不久,苏俄代表马林就替中共作出了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狡诈决策,并且挖空心思骗取了孙中山的同意,开启了「国共合作」的进程.苏俄老子的这壹重大的措施,解决了中共在成立之初,引其影响力微小而难成气候的难题.借着国民党的资历和在中国的威望,中共邪灵组织在国民党的机体内迅速的疯涨起来.在苏俄老子的授意下,中共在国民党体内,对国民党疯行分化瓦解的「挖心措施」,图谋从内部掏空国民党,从而化国民党为共产党.在苏俄顾问鲍罗廷的直接指挥下,先后进行了「蒙蔽孙中山/拉拢廖仲凯/贬逐胡汉民/收买汪精卫/打倒蒋介石」的阴谋活动.中共派出的天才的枭雄黑道分子毛贼洞壹度篡夺了国民党的舆论权,超级骗子/冷血杀手周恩来则骗取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职位.在苏俄的指挥下,中共先是反对国民党北伐,反对不成,则在北伐军北上后空虚的后方疯狂煽动农民暴动,对广大北伐军的家眷实行群体灭绝,企图通过在后院纵火的方式,变北伐战争为自己夺权的暴动,乱中夺权.

　　因罪恶图谋暴露而遭国民党清洗之后,中共又在苏联派来的新代表的指使下,在各地策动公开反对中华民国的暴乱,妄图建立颠复中华民国的苏维埃政权:

　　苏联代表罗明拉兹亲赴南昌,伙同周恩来发动「南昌起义」,之后,在罗明拉兹和共产国际派来接替他的米特凯维奇的指令下,中共连续发动「广州起义」/「秋收起义」/「平江起义」/「湘南暴动」/「左右江暴动」等叛国暴乱,在全国掀起壹股共产暴乱的汹涌逆流.苏联驻广州诸领事及工作人员均参加了广州暴乱,甚而至于,「苏俄驻中国广州的领事馆则是指挥中共武装叛乱的巢穴.」从「别有用心」地加入国民党到公开发动叛国暴乱/成立裂国害民的「中华苏维埃」,中共赖以逞凶的几乎所有经费都来自其苏联老子:在中共的「三大」上,陈独秀已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据前苏联已经解密的有关史料显示,至壹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壹九二九年预算,仅仅是特别费壹项,就已经有壹百万圆.壹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 「六大」以后,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苏区」为止,仅苏俄给予中共的日常开支,每年均已达六十万圆以上.苏联对中共的大力扶持和饲养,直至１９３５年中共反围剿大败,四处逃窜,双方壹时联系不上,才告壹段落.

　　天下是难有白吃的午餐的,政治上更是如此.中共领取卢布的代价是:壹切听命于苏联老子,死心塌地的为实现苏联颠复中华民国,建立共产卫星中国的目标效劳卖命.中共认宗苏联的壹个生动的特征是:从陈独秀至王明以下,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向忠发/王明,这些中共历任总书记的立废,都出自苏联之手,三十年代,苏联更是派遣德国共产党员李德为洋老子钦差,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全权指挥中共的军事.另壹个最生动的特征是,１９２９年,苏联为维持其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调军八万入侵东北,大败张学良,造成了「中东路事件」.对此,中共竟喊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自暴其外来反华势力的丑恶嘴脸.

　　可见,整个二/三十年代,中共在南方的势力,都是听命于苏俄(苏联)的外来反华势力,中共在各地建立的暴乱政权,都是由苏联操纵/指挥的外来反华伪政权.

　　逃窜到陕北之后,中共继续接受苏联的指挥.１９３６年,中共为了保命,煽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壹度企图杀害蒋介石,但因当时国际形势突变,日本扩张的势头咄咄逼人,在远东对苏联形成重大威胁,苏联为了牵制日本,改变反蒋的策略,命令中共联蒋抗日,中共即急忙摇身壹变,由「西安事变」阴谋的总策划者,变成了西安事变的「调停人」,蒋介石的「救命恩人」.这才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真正原因.正是遵照苏联的这个新策略,中共从此走上了假联蒋真反蒋/假抗日真扩张的新道路,命运发生了转折.

　　由西安事变可见:苏共对中共的绝对领导权不虚.

　　此后,因为面临德国的巨大威胁,苏联在二战前/中的七八年裏无暇顾及中共.但是二战壹结束,中共又是在苏共的大力扶持下,迅速取得了打内战巨大有利条件:

　　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苏联在美国丢下原子弹的同壹天对日宣战,乘日本被原子弹炸懵之际,出动近百万军队进入中国东北,打跛脚老虎,迅速夺得抗日果实,占领东北全境.苏联对<雅尔塔协定>阳奉阴违,竭力阻挠民国政府接收东北,同时授意中共武装假冒「东北民主联军」等民间武装之名,抢占东北.为了配合中共抢进东北,苏军将山海关至锦州的黄金通道/营口/大连等重要港口统统交给中共武装,苏军还壹再拖延撤军时间,直至中共势力完全控制东北为止.

　　又是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共抢得了先机,民国政府要接收东北,只能从关外打进来,节节攻坚,费了大力气,却只夺回锦州/沉阳/长春/营口等大中城市,广大农村腹地腹地和小城/镇/县/乡都在中共手中,中共藉之已经落地生根.可以说,又与苏联的这壹关键的扶持,在东北壹开始就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国民党败象已现.

　　东北是中国第壹重要的战略区域,据之,进可席卷中华,退可自成壹统.而从关内谋取东北却殊不便利.蒙古/满清就是先据有东北,进而征服了整个中国,更早时候的金国也以东北为老家,夺得了了大宋的半壁江山.东北土地肥沃/森林茂密/矿产物产极为丰富,其民风凶悍/愚钝/残忍,非常适合中共掠夺/欺骗/暴力的需要.东北又与苏联有着漫长的边境线,中共据有东北,获取苏联的援助极为便利,且攻守进退自如,最坏的情况无非是退往苏联(在苏联的扶持下待机卷土重来),怎么摆弄也能够立于不灭之地.

　　帮中共抢得东北之后,苏联还在武器物资上给予中共东北势力巨大的扶持:根据１９４７年中共与苏联签订的<哈尔滨协定>,苏联将收缴的日军武器分两期全部交给了中共,这些武器,足以装备五十万军队.用这些武器,林彪在东北扩军四十万,使得中共东北武装于１９４７年底疯长到七十万之众.苏联还将将东北由苏联控制的弹药及军用物资全部平价售予中共.

　　根据１９４８年签订的<莫斯科条约>,苏联还将美国在二次大战中援助它的壹百零三亿美圆武器的三分之壹运入东北,交给中共,并帮助中共装备和训练十壹个师.这些,是中共获得了在东北压倒国民党的巨大优势,获取了打下江山的本钱.可见,二战结束后,苏联对中共的关键性的巨大扶持,是其成功夺取全国政权/颠复中华民国的最重大的因素.没有苏联老子的帮助,就绝不会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政权,是壹个典型的由外国扶上臺的外来政权.夺权上臺后,中共立即冲着美国撕下了「农民民主党」的伪装,与美国兵戎相见,全盘模彷苏联的专制极权,简称比苏联体制更专制/更具欺骗性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壹面倒的亲苏政策.

　　毛贼冬壹篇<别了,司徒雷登>,给了傻瓜煳涂虫/单相思亲共的杜鲁门/艾奇逊之流壹记臭亮的耳光.

　　刚刚「解放」,立足未稳,毛始皇就奉苏联太上皇斯大林之命,出动百万雄师,冲到朝鲜半岛与美国大打出手,致使百年来几乎从未红过眼的两个友好国家顿时结下血仇.

　　暴力夺权过程中,中共即进行杀人土改,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共立即效法其老子-昔年列宁邪教黑帮屠杀富农/「清洗」的做法,厉行「土改」运动,屠杀农村有产者两千万人以上,厉行镇反运动,屠杀包括战俘/民国前政权任职人员在内的「反革命分子」四千万人.

　　在血腥屠杀的基础上,中共全面移植外来苏维埃-苏联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了壹切,其附体于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医院...甚至小至街道,进行附体操纵,人大/政府/公检法系统,完全成为受党操纵的机器部件.中共国的政治体制的本质,与苏联完全相同,所不同的仅仅是某些形式,即:中共把民国时期留下来的八个民主党派改造成中共自己的八个特别的「支部」,让其继续挂着「民主党派」的名称,打着「参政议政」/「政治协商」的幌子,利用其装门面,欺世盗名,掩盖其专制极权的丑恶嘴脸.

　　在经济上,中共国全盘「苏化」.

　　建国伊始,中共国就把建设国有化经济体系的所有项目全部交给苏联,「壹五」计划的项目几乎全由苏联援建.夺权后至１９５６年,中共以群体灭绝和抢夺的方式,强行将农村土地集体化,城市土地国有化,完全消灭了私有经济,摧毁了诞生于晚清/至民国时已相当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农村,中共以迁徙限制/组织编制/以及稍后的户籍,将农民牢牢的捆绑在土地上,形同农奴.

　　在城市中,所有经营实体全部被「国有化」/「集体化」,在之基础上,中共建立起「以党凌政/以政治企」的共产极权奴隶制企业制度,与苏联如出壹撤.

　　中共象当年布尔什维克那样,以极为残暴的方式,在中国建立了「壹大二公」,统购统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权力经济.

　　总之,中共国的体制就是中国版的苏联体制.可见,中共国完全不同于民国以及任何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它是用中国外衣包装起来的另壹个苏联.与历史上的外来征服政权满清壹样,中共政权同样对中华文化极尽破坏之能事,而且,其破坏的猛烈程度,比起满清的破坏,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满清完全相同,中共对中华文化的破坏,同样是出于掩盖其夺权过程中的滔天罪恶/掩盖其政权的不合法性/维护其残暴的专制统治的需要.由于深知自己是外国壹手创造/壹手操纵的叛国暴乱的工具,夺权过程中罪恶弥天/无耻之尤,因此中共大肆删毁历史资料,伪造自己的发家史,进而将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糟蹋成了壹本煳涂帐,给文化的保存和反思造成了障碍.

　　早在建党之初,中共就感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天命观/家庭伦理道德系统/中庸之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理念是其散播马/列假恶斗邪说,暴力夺权的壹大障碍,因此,乘着五四运动后的民族主义激进浪潮,打着民主与科学的幌子,将「反封建」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借机兜售马/列暴力摇头丸,将大批青年诱骗成仇视传统/数典忘祖/六亲不认的「粪青」,进而变成认宗苏联的工具和炮灰.

　　夺权上臺后,中共认识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其巩固马克思邪教专政的壹大障碍,因此,上臺伊始,中共即着手阻断中国传统文化:

　　解放之初,中共就借「反封建」/「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名,强迫老百姓去掉旗袍/长袍/西装/皮鞋/高跟鞋/礼帽等所有「旧中国」自然形成的衣着形式,按照中共自己成员的衣着试样,几乎千篇壹律地改穿蓝色/灰色列宁装(中山装)/布鞋/「解放鞋」等等,中共并强迫几乎所有男性将头发剃成「劳动人民」型短发,所有女性将头发剪成齐耳类老太婆式的短发.此种做法,十分类始于满清入关之后,强迫广大人民按照满洲人的样式「剃发易服」.中共从阻断中国自然的穿戴衣着形象入手,用专制强力打碎民国时期留下的多元化的社会面貌,将中国人原本多姿多彩的形象改造成单调划壹/个性压抑的「灰蚂蚁/蓝蚂蚁」形像,整个社会变得如同苏联劳改营.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壹旦失传,文化便无从维系.中共深知汉语是其阻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障碍,因此,壹上臺就要千方百计的「改造」汉字.壹如满清入主之初企图强行推广满语,中共壹度抛出以拼音字母取代汉字的「全盘西化」方案,企图强制推行,但因无法解决巨量的同音字等问题而根本无法实施,只好采用「简化汉字」的折衷方案,于１９５６年在全国推行.中共使用字母文字彻底破坏中国文化的图谋没能得逞.

　　中国的汉字凝聚了５０００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简化汉字虽然便利了书写,但由于其不是来自于语言书写的自然演进,而来自突然的人为强力干预,因此纰漏百出,很多繁体汉字,因为「不实用」/「封建主义」都被「扬弃」掉了,这些,对中华文化的内涵造成了破坏,由于简化汉字对汉字的结构美造成了普遍的破坏,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结晶-书法艺术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由于废弃了繁体字(传统汉字),割裂了中国大陆与同属中国的港/澳/臺的在文化上的统壹,因此,中共不仅在政治上分裂了中国,还带头在文化上分裂了中国.更严重的是,由于强制推广简化字,壹代代「长在红旗下」的中国人对繁体字愈来愈陌生,现在,出了学习古汉语专业的人,大陆人民已基本不能使用繁体字,这严重阻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使其诸多方面有失传的危险.中共就是要让中华传统文化失传.传统文化断裂得越彻底/中国人对传统文化越无知,中共移植外来的马克思邪教共产文化就越容易.

　　马克思共产邪教的教义,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教义:在革命的名义下,再残暴的事都可以做,因此,邪教的成员就要克服罪恶感/「打破壹切条条框框」/「天不怕地不怕」,要达到这样的「革命境界」,就必须「和壹切旧传统决裂」.而旧传统的伦理道使人产生罪恶感,是实行专政的精神障碍,中共壹上臺,就迫不及待的全面毁坏中华传统伦理道德,重点打击传统伦理道德的本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神论天命观.

　　所以,五十年代初,中共即扶持教门的奸贼败类,先后成立基督教「三自教会」/「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以党控教,将「解放」前原本自由的全国宗教组织改造成披着教会外衣的特别形式的中共党组织,对于坚持教会独立的宗教人士,中共则扣「反动会道门」/「外国特务」的帽子,狠狠镇压.中共的奸恶措施,导致民间教会在大陆消亡殆尽,教会徒具形骸,「三教齐灭」.

　　文革期间,中共对装模作样做表面功夫都不耐烦了,干脆撕下对传统文化「拿来主义」的遮羞布,赤裸裸的全面/疯狂地破坏传统文化:文化传承者被批判否定/文化项目被禁止/文化成果被毁坏/文物和文化遗址遭破坏,中华传统文化的壹切,都被打成「封资修」和「四旧」,遭到横扫.十年之中,所有宗教建筑/宗教古迹均被捣毁和破坏,所有和尚/尼姑均被批斗或还俗,当然,其中也有好些在五十年代投靠中共教会蛀虫/披着宗教人员外衣的党员/干部,他们居然被党「冤枉」.

　　可惜的是:始于辽代的洛阳白马寺十八罗汉塑像被砸毁/有壹千年历史以上的山系天臺寺/山东崂山道家圣地被捣毁...更可惜的是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中共革中国文化的命,其疯狂性/彻底性/深刻性,满清实难望其项背:满清杀戮三四十年,只做到了以满州式的衣冠发服取代汉式的衣冠发服,改变了外表,关内中国人的内涵却基本未变,满人在做了主子以后,没有「改造」汉字,也没有刻意去破坏中华的文物/古迹.破坏中国文化,是为了全盘「苏化(苏维埃化)」.在破坏的同时,中共全面移植马克思邪教共产文化于中国大陆:马列斯毛邪恶思想指导壹切,禁止壹切非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思想,禁止壹切非中共观点,取缔壹切非中共领导的学术组织.原来高唱马/列/斯/毛主义是最高科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又狂喊邓小平瞎猫理论,江贼民三个婊子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更接近了真理,比马克思还高明,原来,马/列/斯/毛的真理也是可以「颠扑而破」的.

　　原先连体育比赛好成绩,都要求说是毛贼冬思想的胜利,现在因为这壹套在世界上太丑陋,只好缩小为: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壹切「成就」,都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实践江贼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结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挂羊头卖狗肉下蒙汗药,貌似开明,麻翻了不少人,但其骨子裏的马克思邪教专制基因丝毫没有改变.

　　移植马克思邪教文化的结果,已经使中国产生了数亿「前不见古人」,后可见来者的中共党文化中毒者,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壹,中毒极深,被彻底洗脑,固守反人类的马克思邪教信仰,敌视自由民主价值观,六亲不认,人性麻木.这类原教旨主义「老古板」人数极少,但危害不小，胡锦涛与习近平是其中的典型。

　　二,缺乏罪恶感的唯物(唯物质利益)主义者.这类人占当前大多数,其中很多人壹度相信共产主义,现在信仰早已崩溃,唯利是图/物欲横流/贪汙受贿,无所畏惧,造假欺诈,气定神闲/流氓下作/厚颜无耻.中共贪官队伍百分之百是这种人,江贼民是其总代表.

　　三,仇恨传统文化/仇视西方文化的法西斯分子.这类人俗称「粪青」,他们将中国的壹切不幸都推到中国传统和西方身上,投合中共的法西斯基因,鼓吹种族灭绝/核大战.这类人人数虽少,煽动性却不小.何新/姜戎(<狼图腾>作者)是其代表.

　　四,没有信仰的「新生代」.八九年以后的大学生和年轻人,大部分属于这壹类,他们对传统文化近乎苍白地无知/中国的现当代史/中国社会的真相两眼壹抹黑/对西方的发达眼红而又似懂非懂,对自由民主兴趣索然.他们既不愿「为党奉献」,也决不乐于助人,普遍的冷漠势利麻木,其最感兴趣的是现实物质利害关系和享乐.

　　不管分几类,共同的都是:中国人普遍的已经没有传统的有神论天命观,也没有西方的有神论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中国人普遍的或敌视(胡锦涛/何新等)/或恐惧(江贼民等)/或漠视(新生代等).

　　经历中共五十多年的文化破坏和外来邪教文化的灌输,中国人普遍的变得不像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少,受外来邪教文化的毒害和扭曲越来越重.中国人越来越丧失了传统伦理道德标准,新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又被中共封锁于国门之外,于是「是非对错党包办」,人们普遍价值标准混乱,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现在更是变成了漠视自由民主人权/中不中/西不西的「经济动物」.

　　综以上所述,满清是(历史上的)外族人征服中华民族建立的外来王朝,因为满洲人文化极其落后,无能取代汉礼制,因此,满清的外来化措施不能触及中华的内涵.

　　中共虽然由中华民族本族人组成,但却全然抛弃本民族壹切传统/文化,甚至壹度「没有祖国」,接受外来的马克思邪教文化/摧残中国文化/移植外来的苏维埃体制于中国.中共邪党党徒,是长着中国人面孔的外来人,他们有效地破坏了中国的内涵,搞的中国不像中国/中国人不像中国人.

　　因此,中共政权是比满清更为彻底的外来政权.满清统治者如果在地狱裏有知,当叹服于中共领导人做到了他们做不到的事.二,两者都是靠极端残暴野蛮的暴力起家,而且都是靠乘乱发难/乘火打劫/乘虚而入的方式夺取全国,过程相似,时间相等.满清(后金)政权的创造者,努尔哈赤,兴于暴力/死于暴力,是十足的杀人狂.以「十三副盔甲起兵」,发动部族暴乱之后,他只知杀,不能抚,身上血债累累,双手沾满无辜人的血.他不仅后来大肆屠杀汉人,对于反抗他残暴统治的女真其他部族,也残施杀戮,以致于身被叶赫部首领的血咒:「我叶赫哪怕只剩下壹个女人,也要报仇!」他壹生追逐权力,但是他追逐权力只为了两件事:杀人和掠夺,至于后来的马屁汉奸满奸伪史家吹捧他的什么「胸怀伟略」,要安定天下,纯粹荒诞扯谈.努尔哈赤学习汉语,通读<三国演义>,根本不是向往中华的先进文化,而是为了获取杀人和掠夺的智谋/技术/手段而已(壹如后来毛贼冬等人阅读美国<独立宣言>等自由民主文献译件,不是向往美国民主,而是为了获取欺世盗名的技巧)他的所作所为表现的,是壹种从心底蔑视和仇恨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心态:蔑视汉人的武力不振,仇恨明政权在东北的存在,令他的杀人抢劫集团碍手碍脚.

　　不仅是杀人狂,努尔哈赤还是壹个心胸极端狭隘的种族灭绝主义者.万历十壹年,明朝辽东经略李成梁在征伐侵扰明境的建州女真的行动中,误杀了努尔哈赤的「二老」(其老子和爷爷),作为补偿,李成梁不仅亲自收养努尔哈赤,明朝后来还封他为「建州左指挥司」,「龙虎将军」,但是,这个努尔哈赤不仅丝毫不念李成梁/中华政权对他的补偿之恩,反而后来大举「伐明」,对明朝人实施种族灭绝,屠杀东北四百万汉人.

　　比成吉思汗等蒙古征服者更卑劣的是,努尔哈赤杀人没有任何道德底线:蒙古军西征屠城,尚有低于蒙古战车车轮者不杀(即不杀小孩)的惯例,努尔哈赤在辽东伐明,「攻壹城屠壹城」,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死.努尔哈赤的屠杀汉人,壹如后来中共在江西的「中华苏维埃」政权实行的「烧杀政策」,对有产者/「反革命」实施的群体灭绝,杀人的数目高达两千多万.

　　努尔哈赤不得好死之后,其继承者皇太极为了笼络人心,挽救危机四伏的后金政权,在杀人方面壹度有所收敛,对明朝将官/士人/百姓大行招抚之术,如同１９３５年以后,逃窜到陕北的中共残余势力为了活命,暂时收起苏维埃烧杀政策,对民国政府军政人员/国统区百姓大搞「统战工作」,在边区实行安抚士绅的「三三制」.但是,到了皇太极统治的末期,随着满清国力对明朝优势的显现,满州政权又露出了残虐的本性:松锦决战获胜之日,皇太极下令大肆屠杀锦州/松山/塔山的明朝军民,已投降的也要杀,男女老幼概不能免,皇太极末期,入关掳掠的清军,接连制造屠城惨案,仅济南屠城,就杀死十七万老百姓.这就像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随着「解放军」在内战中胜势的显现,中共即撕下「新民主主义」的伪装,厉行「土改」,大肆屠杀解放区的地主/士绅/富农.

　　皇太极死后,其实际上的继承者多尔衮在入关征服的过程中,更是以屠刀取天下,厉行「留发不留头」的民族压迫政策,将血腥屠杀政策推向了极致:六年中中屠城数十个,杀人数千万,其野蛮残暴,远在其老爷子努尔哈赤之上,直令后来的侵华日军自叹弗如.

　　满清(后金)政权依靠屠杀起家,而老百姓的本性都想过平安的日子,对暴恶的东西是排斥/憎恨/逃避的,因此,满清(后金)这个极端野蛮残暴的政权壹开始就是是不得人心的,就其性质来说,其成大气候的可能性并不高,为什么到能坐大为患,终至席卷天下呢?

　　这首先是因为满清(后金)政权得到了发家崛起的最佳天时.建州女真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就开始蠢动,时常侵扰明境,但在明朝杰出将领李成梁的打击和分化下,其势力形不成大患.到了明朝万历后期,李成梁病死,明朝在东北没有了良将,国防大大削弱,努尔哈赤得有机会窜上历史舞臺,兴兵作乱.本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明朝虽衰,但在东北经营多年,也不至于跨得那么快.偏偏在努尔哈赤蠢蠢欲动的时候(１５９２年),日本人大举入侵朝鲜,明朝又不自量力,倾尽全力去援救这个友好小国,虽然打退了日本人,但是损失惨重/伤了元气/得不偿失,从此其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壹蹶不振,为满清(后金)政权在东北迅速兴起创造了条件.

　　再则,满清(后金)兴起时,壹家独强,周边没有可与其分庭抗礼的制衡力量,「国际环境」颇佳:经过１６世纪末的朝鲜战争,明朝/朝鲜/日本三败俱伤,日本人的势力已影响不到东北,朝鲜军队更是不堪壹击,原先强大的蒙古早已四分五裂,已经衰落,而最强大的西方势力-俄罗斯老毛子的扩张步伐虽已迈近黑龙江流域,但要伸手进东北尚需时日,其远未具备大举入侵东北的条件,英/法等西欧强国尚未完成近代化转型,更无力影响中国。

　　可见,满清(后金)兴起的条件和时机是多么的得天独厚!若晚得数十年起事,就完全有可能被背后的俄罗斯老毛子掣肘,而无法问鼎中原!可见,努尔哈赤的起家,实在是典型的乘乱发难.

　　在努尔哈赤之后,后金-满清政权乘明朝被陕西农民大起义弄得自顾不暇之际,频频入塞,威胁京畿/拆毁城郭/烧杀掳掠/大肆破坏,掳走明朝上百万人民.这是典型的乘火打劫.

　　满清(后金)虽然在东北成了气候,但要入关夺取天下,却远非易事.原因就是明朝的存在,明朝再衰,只要还存在,满清的入主就没有合法性,只要其明政权系统不崩溃,就可以凝聚起很大的的力量对抗满清的入侵.只要明朝还在,满清就无法在关内站稳脚跟,其入关「灭明」的战争就会变成壹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是人力/物力都远逊于明朝的满清所无法支撑的.

　　昔年大金国的实力决不在满清之下,但却就是吞不下衰弱腐败的大宋朝,而世界头号军事强权蒙古,进军中欧只花了几年的时间,但消灭更衰弱的南宋却花了四十年.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宋政权的完整存在.

　　但是明朝这个堡垒却被李闯贼/张献贼从内部攻破了.李闯贼陕西称帝,其农民大军进军北京,将北方四省的明政权摧毁殆尽,逼死崇祯帝,消灭了明朝的政权中枢.虚弱透顶的明政权被斩首,顿成瓦解之态势,张献贼势力又在湖广横加破坏,打进四川,大砍大杀,加剧了明朝的分崩离析.

　　最糟糕的是,李闯贼集团进了北京,不仅不能够迅速的稳定局面,还将明朝最精锐的部队-吴三桂军逼到了满清壹方.吴三桂军有着最丰富的抗清经验,又占据着山海关这个黄金咽喉要道.吴三桂的献关降清,等于是把中华这个重病虚弱得不省人事的巨人交给满清任意处置.

　　多尔衮就是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顷巢出动,挥师入关,以组织严密/其势如炽的新兴集权,横扫关内分崩离析/内讧腐朽涣散的各派势力,招降纳叛,各个击破,怎么能不席卷天下呢?满清之征服中国,实为典型的乘虚而入.

　　中共起家的残暴,丝毫不在满清之下.早在１９２７年发动背叛中华民国的武装暴乱之前,中共就已「国共合作」为掩护,「国名革命」为借口,在南方农村大搞打砸抢烧杀运动.彭湃号召广东农民杀光所有有产者,毛贼冬东等人煽动农民协会自结武装,取代民国基层政权,「壹切权力归农会」,大搞痞子运动,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诬蔑混帐口号,尽情屠杀农村中稍有壹些田产的人.１９２７年,中共发动大规模叛国暴乱,更如壹头吸血狂魔,以屠杀的腥风血雨来维系自身的生长.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４年,中共在华南/华中/华东不仅大杀有产者,对中立的群众也壹概扣以「反革命分子」,就地「处决」.当年带头暴动的中共大佬毛贼冬/朱德/张国焘/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无壹不杀人如麻:毛贼冬曾亲自下令杀害地主全家,几岁的小孩都不放过,「东方道德家楷模」周恩来杀人功夫更是了得,不仅指挥杀人,更亲自动手杀人,亲自带人将别人灭门/灭族...七/八年的「革命洗礼」,南方数省生灵涂炭,仅江西壹省,死于中共屠刀就达二千壹百万人以上,其中大部分竟是「无产阶级」.

　　流窜到陕北之后,中共为壹己之生存发展而暂时改弦更张,杀人有所收敛,大搞「统壹战线」骗取人心,以更顺利地夺权打江山.但是夺取全国政权后,中共马上露出了真面目,发动了比当年在南方暴乱时更大规模的屠杀.壹如满清入主中原,为强迫人民「剔发易服」而兴起屠刀,中共壹上臺就迫不及待的发起「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名义,杀害农村有产/已放下武器的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城市有产者五千万人以上.中共以大屠杀的恐怖吓阻壹切「异端」/抢私为「公」,以达到「共产」的目的.和多数朝代开张之初,以「仁政」安抚天下不同,中共这个以血为生的反人类的邪灵政权似乎不杀人就不得安生,「反」也镇了,产也共了,「人民江山」也巩固了,它还要继续杀人: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严打/六四/揭批法轮功......因为若是不杀人,人性就会苏醒,道义就要回归,中共的危机就要来临.

　　中共杀人的「伟大成就」,直可以令「国民党反动派」鸣冤而死,中共杀人的「正大光明」,直可以令努尔哈赤在地狱裏大开眼界.

　　如同满清壹样,中共暴发的方式也是乘乱发难/乘火打劫/乘虚而入.

　　中共建党之初,乘当时北洋军阀治下的民国政权失控/军阀混战,人心混乱,大肆兜售马克思邪教精神海洛因,煽动暴力.中共并掩藏祸心,加入国民党阵营,利用国民党的威望,拼命扩充邪教黑帮势力,大量散播马克思邪教,利用当时军阀纷争的混乱,假冒国民革命之名,大搞恐怖暴力活动.「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利用孙中山的煳涂和国民党的内部混乱,对收容自己的恩师国民党大搞阴谋破坏:参沙子/插钉子/内部渗透/分化瓦解/「拉壹派斗壹派」,将邪灵的触角伸遍国民党全身,企图从内部将国民党绞杀/吞噬,以走捷径的方式,将国民党的地盘/势力劫夺为苏维埃邪魔势力.然而,中共的恶毒野心被国民党内蒋介石势力察觉和粉碎,阴谋败露之下,中共恼羞成怒,乘１９２７年中国政局群奸并起/四方割据/蒋介石政权立足未稳之机,纠集城乡流氓无产者/土匪强盗/国民党军队邪灵附体成分,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但在民国政府军的反击下,共产邪教匪帮效彷列宁,迅速夺取城市的美梦泡汤,只得窜到井冈山,建立土匪苏维埃政权.中共的起家,是活灵活现的乘乱发难.

　　在南方受挫,窜至陕北之后,中共处于阎锡山和马家军的东西两面夹击之中,本已穷途末路,难成大气.但偏偏这时日本人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举入关,攻陷京津,长驱直入,北方抗共中坚大老阎老西老家被端,民国北方政权,分崩离析.日本人的疯狂入侵,是壹切不可能成为可能,为中共邪教黑帮的再度兴起创造了大好条件.这如同明末日本丰臣秀吉势力的大举侵朝,耗尽了明朝在东北的元气,为努尔哈赤在东北的崛起创造了大好条件.中共乘日寇大举入侵,民国政权大衰大乱之机,打着「抗日统壹战线」的虚假幌子,骗/夺国民政府经费和民脂民膏,大力抢夺地盘,扩充邪教黑帮势力,「壹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随着实力的加倍膨胀,中共对日本越来越友好.除了抗日战争之初,林彪/彭德怀这两个壹时没吃透中共邪理的教徒,按奈不住民族血性,对日本人小打了两仗以外,其余所有的时间,中共都在「游而不击」,暗通日寇,「专打友军」.

　　中共在日本侵华的战火中,罔顾民族大义/抛弃民族气节,通敌卖国,损民族以利己,助日为虐,汲抗日军民之血海以自肥,中共借抗日而坐大的历史,实为全世界最丑恶卑劣无耻的乘火打劫史.其无耻和肮脏,连其老子苏共都感到汗颜.

　　由于假抗日乃至不抗日,日本也不打中共,从部队近在咫尺的延安稍作进攻,双方甚至暗中勾结,保持默挈.是故,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抗日」的损失:除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身亡外,其余中高级将领完好无损.这也是中共至今都不敢公布其抗战的损失的原因.

　　「抗日」期间中共势力疯长,其渗透区人口上亿,共匪武装增至壹百二十万,但就是渗透而不控制,不动日本人壹根毫毛.等到日本人被国民党军队拖疲/被美国打垮/宣布投降之际,中共急忙跳出来打死老虎,乘国民党鞭长莫及,抢夺地盘,把大片的原国统区窃夺成「解放区」.

　　抗战结束之际,苏联老子出兵为中共抢下东北,送给了中共全套日制现代化武器和重装备,并全方位力挺中共,由此,中共在东北扩军至七十万,第壹次拥有了足以攻坚打天下的/除海军之外的所有兵种.

　　中共不仅在兵力/军备和地盘上具备了颠复民国政权的实力,在财政和资源的支配也取得了对国民党的优势.中共因为假抗日,没有战争消耗,却又以「抗日」为名,不断获取民国政府的经费以扩充武装,对不择手段的中共而言,责任和道义纯属笑谈,中共不尽国家责任,也丝毫不对其占据的北方地区的民生项目尽责任,因此,几乎无需支出,相反,由于苏维埃邪教党的邪性,中共却尽可以以革命的名义打家劫舍抢田夺地掳财,视人权如粪土,最卑鄙无耻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积聚力量,中共发动「大生产运动」,大种鸦片,疯狂毒害国统区人民,赚取巨额的黑心臭钱,买枪买炮,在背后捅抗日誌士的刀子,准备大打内战,以出卖中华民族利益为代价,换取大量苏联援助.如此的「有进没有出」,大肆贩毒发黑财,背后又有苏联的大量军援和经援之获撑腰,中共能有什么经济危机呢?

　　对之对比鲜明的是,国民党军队担负了保卫民族生存的重任,在劣势和不利局面中与日寇拼搏,苦苦支撑了八年之久,军队伤亡三百二十壹万多人,阵亡的将军就有壹百多个,精锐几乎耗尽.由于国民党不可能像共产党邪教匪帮那样,以「共产」的名义杀人抢钱越货以自肥,所以,巨额的战争费用,迫使民国政府不得不大借内/外债/大发钞票,造成了战后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内外交困.

　　雪上加霜的是,战前属于国统区的几乎整个东北/华北的大部分/西北/中原/华东的大片地区,抗战胜利后冤裏冤枉的被中共摘了「桃子」,纷纷变成了「解放区」.国民政府丧失了辽阔的/物产丰富的东北大部/北方的大片产粮区,并失去了优势的战略地理位置.而且,原先「输诚」毛贼冬,这时显露出最狠恶的流氓无赖嘴脸,明明自己躲在延安窑洞「壹桶水都不浇」,抗战胜利后抢摘了国民党抗日的大部分胜利果实,毛却反而诬蔑浑身是伤的国民党不抗日,中共调动整齐划壹的专制宣传机器,瞎说抗战胜利是共产党的功劳,国民党要摘共产党的「桃子」.共产党大钻国民党言论自由的空子,骗得理性薄弱/非常情绪化的中华民族壹起来围攻国民党这冤大头.

　　中共又大钻民国政府实施宪政诚意的空子,以和谈为掩护,秘密调动假抗日期兼养精蓄锐的共匪武装,突然袭击,大打内战,势如猛虎下山,又大肆诬蔑国民党发动内战,煽动国统区广大煳涂粪青「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在国统区后院大肆纵火.在解放区,中共又发挥极端专制政权造假的巨大优势,精心布置/导演/热情接待美国访问团,把杜鲁门/艾奇逊等美国左派骗得神魂颠倒,在关键时候抛弃了民国政权.

　　民国上下官员,哪见过这般旷古未有卑鄙无耻的下作招数?国民政府的从生理到心理到心理,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战后的中华民国,就像壹个失血过多的巨人,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哪经得起中共这些绝世下流狠毒的内外夹攻招数,顿时经济崩溃/内乱内讧/风雨飘摇.中共权在苏联的全力支持下,乘机拳脚齐下,挥师入关/大举南下,马不停蹄,壹举把已成瓦解之状的民国政权赶到了臺湾岛。

　　如同满清入主中国壹样,中共之夺取中国大陆,是地地道道的乘虚而入.

　　满清/中共二者最传神/最惊绝的相似,莫过于二者发家时间的相似:满清自努尔哈赤建政,到多尔衮入关定鼎北京,历经二十八年,中共自１９２１年建党,到１９４９年挥师入关,席卷大陆,刚好也历经二十八年!这难道又是偶然的巧合(如果有那么多偶然,「偶然」还成其为「偶然」吗?)除了神的大能,还有什么能使中国历史作跨度为三百年的循环!?东北制胜,终成邪果,建鼎北京,妖运亨通三,清/共都是在东北奠定胜局,由东北入关夺取全国,且二者都定都于北京.明末崇祯十多年间年间,满清(后金)虽然五次大规模从西线入塞攻明,但西线道路崎岖,易遭反封锁,身后又有山海关/宁远/锦州等八座军事要塞,因此每次入关皆不能生根,只能烧杀掳掠而去.这样的攻势不能够给明朝致命的打击.后来皇太极认识到了这壹点,在１６４０年发起了宁锦战役,围点打援,旨在夺取锦州等军事要塞,瓦解明朝赖以为生的宁锦防线,并藉之以歼灭明军的有生力量.因为明军的西洋大炮和火器厉害,攻锦州之清军壹度伤亡惨重,只好采用长期围困的战术.明朝派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援锦,本来,明军的兵力不逊于清军,火器还有很大优势,粮草和物资都很充足,如果据有海滨据点,又可以从海路补充给养,明军有充足的时间与清军慢慢周旋,经不起拖的反而是满清壹方.但是明朝崇祯帝虚荣煳涂,硬逼着洪承畴速战速决,结果壹败涂地,锦州/松山/塔山/杏山全部落入满清之手.松锦之战,明朝的生命线-宁锦防线崩塌了壹半,精锐部队大量被歼灭,关外的守备力量仅剩下驻宁远的吴三桂集团的四万人马,独木难撑,若满清再倾力来攻,宁远/山海关失陷只是时间问题.实际上,宁锦决战的失败,已造成明朝非迁都江南不能生存的势态.

　　更要紧的是,宁锦之役耗干了明军最后的的有生力量,使明朝再也无力对付李闯贼/张献贼的重新崛起,终于从内部土崩瓦解,将大好河山丢到了满洲人面前.

　　对满清来说,没有宁锦之战的胜利,就没有满清之入主中国.与之相似的是,中共在「辽沉战役」中的获胜,奠定了「解放全中国」的胜局.抗日战争之前,中共乘民国军阀混战之机,大力扩充势力地盘,贼势蜂拥,壹度发展至四/五十万人马,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伪国,大江南北,红旗骚狂,血流成河.南方虽然物产丰富,人口稠密,但是,因为中共势力范围与苏联老子不接壤,获取饲料困难,又处于国民政府的包围之中,四面受敌,形势被动,共匪帮的势力局限在广大丘陵乡村,没有工业基础,军备不足,再说,南方养育的子民,普遍的心智发达,神经敏感,脑后有「反骨」,不是当炮灰的好材料.因此,中共在南方虽然杀人如麻,壹再「反围剿」得逞,却成不了大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共邪教武装虽然以壮大至三百万(两百万民兵)人马,但如果没有东北,仍与苏联老子不接壤,背后没有靠山,仍要遭受国民党的夹攻,靠贫瘠的陕甘宁和无遮无掩/没有工业基础的华北大平原安能夺取天下?充其量只能割地称王.

　　毛贼冬认识了到这壹点,急忙派头号心腹干将林彪赶在国民党之前抢占了东北,获取了全套的日本关东军武器和大量的苏援,装备了七十万人马,兵力上取得了对东北国军的优势.国民党在东北虽然只占少量城市,但都是战略要地,易守难攻,东北国军虽然兵力略处下风,但都是精锐之师,且有美式装备,武器上要略胜中共壹筹.

　　在东北,国共双方实力相近,应该打得难解难分才是.但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犯的错误比当年崇祯帝范的错误还要严重.当年明清松锦之战,崇祯帝虽然瞎指挥,但起码他用洪承畴作主帅是正确的.老蒋在东北问题上却连用人都用错了,而且越来越错.东北的棋局至关重要,非国民党内头号天才「小诸葛」白崇禧不能胜任(白崇禧自己也请缨),但老蒋却以江浙人的猜忌心置之不用,改派庸才熊式辉和中规中拒的杜聿明前往主持.熊某人虽然无为,但也不帮倒忙,主持军事的杜聿明还算能干,所以打退了林彪对四平的进犯,东北时局壹时还过得去,这时蒋却又派了个陈诚来负责东北,陈诚娴于政务,军事上却是个蠢才,且非常自以为是,指手划脚,处处帮倒忙,东北局势大坏,东北虽然被陈诚搞得全局败坏,但是国军有生力量尚存,只要运筹得当,还是可以全身而退,收缩至辽西与林彪周旋,挫败中共入关迅速夺天下的企图,但是危急时刻,老蒋却派了个卫立煌来接手东北.这卫立煌是中共地下党员,他迟迟不执行老蒋的将国军主力撤退至锦州的命令,坐等林彪攻克锦州,从而将近五十万东北国军交到中共手中.

　　卫立煌起了如同当年吴三桂开关降清的作用.

　　辽沉壹战,中共夺得东北全境,拥有了出海军外的各兵种,拥有了超过国军的雄厚的攻坚夺天下的现代化重武器,兵力上也第壹次超过了国军.上文已经介绍过:东北战略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工业基础完备/东北人普遍天庭扁平/民风愚钝/豪爽/凶悍/残忍(是中共理想的欺骗对象和炮灰材料)/背靠苏联老子.真是进可供退可守,夺取了东北,中共第壹次有了打天下的本钱.

　　由于第壹次对国军取得如此巨大的辉煌战绩,共匪武装士气高涨/气焰万丈,中共邪党多年来第壹次有了夺天下的充分自信.

　　经过辽沉战役,共军近百万现代化匪军挥师入关,平津成为孤城,朝不保夕,华北平原已成沦陷之势,而苦于对付共匪军粟裕集团的华东国军,陷于泰山压顶/腹背受敌的危局.

　　更严重的是,卫立煌当时鲜为人知的惊天叛卖行为,导致四十七万国军不到两个月就被东北共军歼灭,这个「奇迹」在广大民国军政人员中造成了壹种东北共军不可战胜的假象,国民党军队对东北「解放军」的恐惧,就像当年明军恐惧八旗军壹样.

　　战争中最要紧的是士气,辽沉壹役后,国军士气崩溃/望风披靡,争相「投诚」/「起义」,大陆易手就在所难免了.

　　如同满清壹样,中共入主之后也定都于北京.而且北京都成了这两个外来邪恶政权的妖运亨通之地,据着北京,果然「定鼎中原」,都坐稳了江山.

　　满清占领北京之初,面对李闯贼/张献贼/南明三大集团的割据,兵力严重不足,实在不好对付.满清全力进攻李闯贼冒了极大的风险,要是南明乘机直捣北京,哪怕是弱旅,满清也得玩完,谁知南明竟鬼使神差地这个时候找满清讲和,让满洲人逐壹把他们收拾干净.清朝两百多年间,农民起义几乎没停过,但怪的是,就连太平天国这样大的造反,都损不到北京城壹块砖.在清朝反动统治下,国力衰到极点,外国人两次攻占北京,大清却就是亡不了国.武昌起义壹声枪响,清室绝统,北京城却是和平演变,国民革命军到不得城下.

　　中共定都北京后,五十五年来肆意妄为/伤天害理/坏事做绝/恶贯满盈,北京政权却巍然不动.１９８９年北京的游行大军超百万,全国风起云涌,其声势超过了苏东波的任何壹个国家,但鬼使神差的就是不懂得和动摇的「戒严部队」联合起来,让中共缓过神/腾出手/从从容容地把民主运动剿杀在北京街头.

　　北京,真是清/共这两个邪恶反动政权的福地.——八旗制度vs共产主主义,圈地运动vs强迫拆迁四,二者在入主中国之后,厉行极端专制野蛮的统治,推行落后的生产方式,大搞圈地运动.满清入主之后,将中国大壹统专制王朝的君主专制推向了极端.入关之初,清统治者就削弱了内阁的权力,雍正帝干脆废除了内阁-明朝经过两百多年发展起来限制君权的雏形体制,另设「军机处」,将军政大权不论巨细的收到君主手中,成就了全世界最典型的「朕即国家」体制.除专制政治体制创近代以前世界之最之外,满清壹朝,还创了两个之「最」:壹是专制民族压迫/杀人之最:强迫关内人民剃发易服,为之不惜杀人上千万,摧毁了先秦以来延续了数千年的华夏民族的衣饰和发式传统,专制到头发/到衣服,在世界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壹是兴起了中国专制王朝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文字狱杀人整肃运动:仅乾隆壹朝,就行文字大狱壹百三十多起,平均壹年两起还要多,其残酷狠毒程度,只有中共文字狱可与之「媲美」.

　　满清靠八旗制度发家,以八旗制度立国.其老祖宗努尔哈赤发明了八旗制度,并靠着这个制度鬼使神差地暴发起来.八旗制度实际上就是奴隶制加种族压迫制.女真族本来以渔/猎为生,对农业/手工业几乎是个外行,后来这个民族逐渐发觉,周边的农业民族软弱可欺,用打猎的猎具来对付人,要比打猎滋润得多,要是能够团结起来壹致对外抢劫,几乎没有敌手.于是,八旗制度应运而生,「全民皆兵」,八旗制度壹开始就是女真族抢劫杀人集团组织制度.随着女真各部的统壹,八旗制度的扩张,出现了壹个问题:就是抢劫的收入不稳定,旗人又不懂生产,如何获取稳定的保障?于是入关的各旗的旗主就不再把抢劫地的人丁全部杀死,而是在掠走财/物的同时,大量的掳走汉族人民,数十万以上被掳到关外的人,被编入八旗「包衣」(奴隶)户籍,,成为各旗旗主/旗民的奴隶,被刀剑逼迫着为满洲(女真)人种粮食/养牲畜/造器具/建房子...基本上世代为奴.

　　入主中原之初,满清将八旗制度移植到关内,大搞圈地运动.满州人圈占华北大片良田,赶走汉族地主,强迫汉族农民做农奴,妄图以奴隶经济取代地主农民经济,要使汉族社会倒退回两千年前的奴隶社会.满清的圈地运动,导致农民大批逃亡,华北人民流离失所,良民为寇,铤而走险,但都捱不过八旗军的凶悍,以致冤魂塞垄/饿殍遍地.

　　由于八旗奴隶制生产方式的落后,大批被圈占的良田收益低下,甚至长满野草.生产力遭受严重的破坏.眼见八旗制度圈地运动将来要把自己搞垮,满清统治者慌忙对圈地运动急刹车,经历满洲贵族集团的残酷内斗,康熙帝终于于１６６９年彻底制止了八旗制奴隶生产关系的进壹步扩张,这时已是满清入主后的第二十五个年头了.

　　制止奴隶制扩张后,由于八旗制度是满清的命根子,绝对不能革除,满清只好糟蹋纳税人的银子以养活越来越多的八旗子弟,让这批不事生产丸绔子弟,成为特权阶层/中华民族的寄生虫,就像后来的中共「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干后代「太子党」/「衙内帮」.

　　中共是马列主义邪教在中国的分支.马列主义邪教披着无产者翻身做主人/解放全世界的迷人外衣,其实质却是集人类几千年来专制毒素于壹身的超级巨毒猛药.中共这个邪教分支更是将中华五千年糟粕与马列主义超级毒药结合起来,因此,中共的专制野蛮邪恶性超绝全世界所有的马列主义邪党,恶贯满球,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邪恶轴心」。

中共打下江山之初,立即撕下新民主主义的伪装,以极其狡诈的血腥屠杀来打造全方位超级专制体制.

　　共军节节胜利时,为了更顺利的夺权,中共大力呼吁国民政府军政人员留下来为新生的「人民政权」服务,并承诺决不算历史旧帐.然而,中共夺得大陆后,立即撕毁宽待国民政府留用人员的承诺,以镇压「反革命」为名,大肆屠杀国民政府「留用」人员,以及壹切与国民党有牵连的中下层人员,这些人绝大多数人被镇压,数年间杀人五百万以上.但极其狡诈的是,中共在大杀中下层人员的同时,对原国民党高层人士及壹切国内外名人,「友人」却待如上宾,大搞「统战」超级欺骗术,将国民党「左派」/「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专家/学者/外国政治家/名流骗得团团乱转,极大地迷惑了中外人心.中共夺权之初的滥杀,壹如满清入关之后野蛮屠杀汉族人民/滥杀已放下武器的明朝官兵.但中共做得却比满清狡猾得多,满清杀害孙承宗/卢象昇/史可法等名流,骂名昭彰,中共对民国高官显贵却是壹个不杀,而狂杀普通的「历史反革命」.狂杀普通大众,以血腥恐怖建立了专政淫威,又因为杀的是普通人,难以为外界知晓,杀人的同时照样可以「婊子立牌坊」,屠夫披袈裟,通过优待高官名流,又可以扮足「革命人道主义」的超级伪善假面孔,笼络骗取国内外精英/政客为「人民」服务,支持「新中国建设」.

　　在「镇反」中,大批原国民党军队的抗日英雄居然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横遭杀害,这,连苏联共产党都看不过眼,而曾在「解放」前夕奋勇抢救世界有史以来最大海难「江亚轮」海难的救死扶伤的英雄张瀚庭,这个救了４５３条人命的船长,被民国的社会舆论普遍贊誉的人,被当地群众称为大好人的人,照样被当作「历史反革命」杀害,这个拒绝随国民党去臺湾,对中共壹度抱有幻想的人,临刑前高呼:「天晓得!」比起满清的屠杀,中共的屠杀真是狡诈到了极点,卑劣直至,无耻之尤!

　　屠杀是为了专制,专制到极端是极权.中共通过血腥屠杀,建立了比古今中外壹切专制体制更专制的体制:「新中国」不仅彻底剥夺了中国人的民主选举权,还「党的领导」的名义,将民国时期国人在相当程度上享有的新闻/通信/出版/结社/集会/游行剥夺得壹干二尽.

　　因其「专政」本性,中共自然是搞文字狱的天才,其迫害思想犯的刑法虽然没有满清的残忍,但打击面更大/手法更绝.早在其在野作乱的山大王「革命」时期,中共就大杀大整异议人士:「江西肃反」/「延安整风」,异议分子当然不能免.王实味自以为可以做善意批评共产党的鲁迅第二,谁知仅因为壹篇<野百合花>,就被「伟光正」砍掉了脑袋.连中共自己的高级理论家李达,身居高层/又有斯大林作靠山的邪教理论权威王明,只因言论不合中共之意,也落得壹死壹逃的下场,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比起山大王时代的中共,满清在关外稍微文明些,但入关后就不同了,刚刚拿下南京,满清就迫不及待的掀起文字狱,拿僧人函可开刀,与之相似,毛贼冬壹站稳脚跟,就将「胡风反革命集团」打倒,株连甚众,祭出「公安六条」,对「传播谣言」者杀无赦,杀戮甚多,又大批电影「武训传」,株连甚众.毛始皇还觉得满清式文字狱效率不高,干脆不等案例出现就动手,出动出击,引蛇出洞,以「阳谋」之术壹举打倒「右派」百万以上,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文字狱的辉煌.但是「我党」的本性决定了他永不满足于整人的成绩,自文革始,又发明了壹种新的文字狱形式,「集体表态」/「人人过关」,妳要是「不老实」,要么当众捉「奸」(毛贼冬时代的手法),要么秋后算帐(现在的手法),总之没妳好果子吃.

　　比起满清的文字狱,这壹手法绝就绝在妳:既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比起满清的文字狱,中共的文字狱的更阴毒之处是「改造思想」,让无辜的人真觉得自己十恶不赦,比起满清的文字狱,中共的文字狱更恶劣之处在于:满清可以没有文字狱而更好的存在(仁政或君主立宪),而文字狱是却是中共的命根子,少了文字狱,中共赖以为生的欺骗和罪行就要曝光,中共就要解体/就要死亡,所以只要中共不垮臺,文字狱就会永远存在.

　　综而言之,满清文字狱和中共文字狱的性质是相同的/恶果是相似的:都是极端专制的体现,都大大加深了中华民族的愚昧.不同的是,整肃思想犯,满清喜欢手起刀落,更加直接/残忍,中共则喜欢「治病救人」,更加隐晦/彻底,满清的文字狱的恶劣程度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影响,容易废止,中共的文字狱却有与生俱来的的制度性顽固性,非中共垮臺不能废止.

　　满清/中共的文字狱,各自在中华黑暗史上抹下了最重的壹笔.

　　虽然马克思邪教转制创造了空前恐怖的文字狱,并且比起人类历史上壹切专制体制,马克思邪教体制专制得最彻底/最严密,但这还不是它的最大的「优越性」,其最大的优越性是「共产」-消灭人类几千年来自然形成的私有经济.

　　中共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利诱,骗取广大农民为其夺权充当炮灰,壹旦站稳脚跟,就立即充分显露其马克思邪教党的共产邪性,翻脸不认人,如满清那样大搞圈地运动,将分给农民的土地重新夺回,圈进人民公社,以国家的名义,将工商业者和民族资本家逼得倾家荡产,短短数年间,彻底消灭了民国时期早已存在的市场经济/彻底摧毁了数千年来中国壹直存在的自然经济形态-私有经济和市民社会,中共从物质上斩断了自由的根子.

　　对这些,满清多尔衮/雍正帝/乾隆帝若地狱有知,当惊服于中共这史无前例的专制术,向中共磕头认输.

　　在「旧社会」的废墟上,中共全面推行共产主义新奴隶制经济制度:以户籍制和公社组织把农民改造成新型农奴,以编制和档案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改造成依附于单位「组织」的社会主义新型奴隶.中共邪教「社会主义制度」,与满清「八旗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壹如满清八旗制度三百年后接着马克思邪灵转世,都是要使当时的社会倒退回奴隶社会.在中共新八旗制度下,各系统/单位/组织的领导实为各旗旗主.

　　至此,劳动者「不仅被重新剥夺,而且被彻底剥夺」,连「旧中国」时的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选择权都被剥夺了.随着中国的「解放」,无产者更加壹无所有,虽然摆脱了在「旧社会」受剥削的枷锁,却被装进了更加严密/更加暗无天日的「新中国」的铁幕囚笼.

　　中共毁灭两千多年的中国私人经济,和满清毁灭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服式/发式是相通的:都是极端的专制的体现.

　　但是也正像满清八旗奴隶制生产关系搞不下去壹样,中共新八旗共产奴隶制度最终也搞不下去,这个制度搞不下去同样是因为严重的破坏了生产力,继续搞下去中共有垮臺的危险.

　　中共新八旗经济制度的实质-马克思邪教计划经济由于否定和剥夺自由及壹切基本人权,因此严重打击了人的积极性,摧残了人格尊严/蒙蔽了良知,造成假大空泛滥成灾,从而造成各行各业效益/效率低下,汙染浪费严重,甚至违背自然规律,倒行逆施,「大跃进」/「大炼钢铁」,摧残生态/祸国殃民.

　　在农业上,中共搞的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专政成被严加看管的牲畜,壹难以吃饱,二不许说话,二十年取得了饿死三千万人伟业,工商服务各业搞壹大二公/指标任务/统购统销,结果是吃大锅饭/消极怠工/科技闲置/模式僵化/生产停滞/服务恶劣.整个民族濒临破产.

　　眼看再这么搞下去要把自己搞垮,中共只得在１９８０年开始改革新八旗共产奴隶之经济制度,这时已经是「解放」后的第三十个年头了,恰好也是新八旗制建成(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第二十五个年头,与满清同!

　　在毛始皇砸烂的废墟上,邓矮子经过十年「修正主义」的休养生息,总算使中共恢復了元气,但是「修出」的自由民主的火苗,又差点烧毁了中共的邪果子,幸亏矮子皮厚心黑,「不怕流血」.眼见苏东解体,邓矮子慌不择路,急忙修正「修正主义」,挟持中国走上专制极权加官僚特权冒牌市场经济的畸形死路.自邓始,江贼民等各级官僚特权,以「改革」为名,疯狂化公为私,掏空国企/股市/银行储蓄/国库/国民福利,如今眼见可「开发」项目已经不多,又掀起壹轮新的圈地运动,官商勾结/转/炒地皮/骗/夺暴利/携款潜逃/最后疯狂.

　　比起满清,中共搞两次圈地运动,壹则抢私为公,壹则化公为私.同壹个党,搞公有制是它,(搞公有制不行了)搞私有化也是它,公/私都是进步,横竖都有道理.真是打家劫舍都称义,谋财害命尽在理.同样是圈地运动,中共比满清更卑鄙/更疯狂.

　　第五,满清国/中共国有着极为相似的末期,中共已经重復/并且正在重復着满清末年的历史.毛贼死后的二十多年,中共国与「火烧圆明园」之后的满清国惊人的相似: 壹,都在形势的逼迫下,被迫改革,但都片面推行跛脚经济改革,拒不改革专制体制.

　　满清国先是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这个两百多年来只知侵害/逼迫其他民族的满州军事强权遭此史无前例的沉重打击,顿时威风扫地以尽,败象尽显,接下来满清国又遭太平天国暴动和英法联军入侵的内外夹攻,政权几近崩溃.幸好不识时务的咸丰帝死得好,识时务的皇弟奕忻得有机会统领朝纲,他勾结奸毒险恶的臭婆娘慈禧,夺得实权,作出了「改革开放」决策:停止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搞对抗的政策,卖国求荣求稳定,以换取西方的资金/技术/人才援助,提高满洲贵族的「执政能力」,集中力量镇压「家奴」-广大汉人以及各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坚持满洲贵族的领导,以确保广大广大汉人永不偏离受满洲政权专政压迫的「正确的政治方向」.于是,「洋务运动」应运而生,全国逐渐涌现了壹大批「官督商办」的近代化企业,高价买来外国人的不尖端设备,照着外国人的技术,拖着猪尾巴的人们,也能够生产枪/炮/车/船/玻璃等新鲜玩意儿了,汉人中涌现出壹批误以满清朝廷为中国的人才兼奴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他们以同胞的血染红顶子,以刽子手的身份督办企业,积极招商引资,三十年间,似乎出现了比「康乾」伪盛世繁荣得多的「同治中兴」局面.

　　１８８５年,满清国乘「同治中兴」的回光返照之势,与法国大战壹场,结果虽胜犹败,损失惨重:满清陆军虽然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但因为满清国已经施行的卖国求稳/壹致对内/师夷长技以制家奴的新国策,仍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令准备好丢脸的法国人喜出望外。

　　中共国这边,由于中共几十年的倒行逆施,整个民族即将破产,中共统治濒临崩溃,在这「长痛不如短痛」,中共本该灭亡,历史即将翻至新的壹页之际,偏偏邓小平发动政变,掀翻了了心不够狠/手不够黑的毛始皇的接班人华国锋,终止了邪党统治的崩溃趋势。

　　华国锋,就象满清国那个忠厚木纳的慈安太后,受到先皇帝的信托,本来是扶主朝政的人选,而邓小平,则象那个阴险诡诈的慈禧太后:慈禧在咸丰帝妃/后中,本排末座,只因生了皇帝唯壹的儿子,壹度受宠,但后来,慈禧因其秉性暴露,在咸丰帝死前遭到排斥和戒备,皇帝还立有遗诏给慈安保管,严禁慈禧干预朝政,否则格杀勿论.但是,慈安太后不谙宫廷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盲目厚道,对慈禧迟迟不下狠手,还将先皇帝遗诏交还她,以致养虎为患,反被慈禧先下手毒死,中共国立国之初,邓小平在中共最高层本排末座,「文革」之初又被打倒,侥幸保得老命,只因文革后期,太监总管周恩来身体已经不行,经历文革整肃,中共高层已无能人可用,「四人帮」又「烂泥巴敷不上墙」,毛皇帝这才被迫再起用邓矮子,但不久又发现其「翻案」企图,又于１９７５年将其批倒批臭,并就邓的问题作了十八条指示,揭露了其同样也是专制主义者的本质,比「资本家还厉害」,让华国锋/江青等人对其严加看管.但是毛皇帝壹死,老华却中矮子的离间之计,盲目发难,首先火并掉「四人帮」,帮了邓矮子的大忙,大大削弱了正统毛派的力量,接下来,老华却又不谙宫廷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盲目厚道,对邓矮子没有严加看管,让这个「党内最大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到处走,以致养虎为患,自己反被邓矮子勾结外廷还乡团赶下了臺.

　　这邓矮子集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忻于壹身,同样以「改革开放」的国策救活了中共国.他废除老华的「两个凡是」国策,短时间的高喊了壹阵子「解放思想」的口号,但他的所谓「解放思想」,并不是要给人民思想言论自由,而是要统治集团成员象邓矮子自己那样,树立「挂羊头卖狗肉」的走资派思想,破除说壹套做壹套抓紧时间搞腐败让他们自己这「壹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心理障碍,同时,诱骗老百姓树立是非不分/无道无德的新价值观,万假千虚只等闲,心平气和地解受特权搞腐败的现实.所以,如「民主墙」成员那样,壹旦越过了假解放,新束缚的底线,邓矮子就立即使出老流氓的老姜辣劲,不动声色的将陈泱潮/徐文立/魏京生等人打压在无声无息之中.

　　如同满清国的「洋务运动」壹样,邓矮子抛出的「改革开放」,是典型的只改革经济,不改革专制体制的的跛脚瘸腿改革.二十年来也同样涌现了壹大批官督商办的非公有制企业,自邓矮子始,中共停止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公开搞对抗的政策,卖国求荣求稳定,以换取西方的资金/技术/人才援助,提高中共红色贵族的执政能力,集中力量愚弄/镇压广大家奴,确保改革永不偏离中共壹党专制的「正确的政治方向」.

　　如满清之反法战争壹样,由邓矮子拍板,中共携「改革开放」的斜阳下的春风,打了壹场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结果虽胜犹败,损失惨重:中共军虽然取得了谅山等大捷,但因为中共壹贯实行卖国求稳/壹致对内/师夷长技以制「奴」的基本国策,依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于１９９０年将老山/法卡山等中国国土地乃至中共军人的」烈士陵园「壹道,拱手送给越南,令准备好丢脸的越南人喜出望外.满清在坚持王朝专制体制的前提下搞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工业技术和企业制度,开放对外贸易,主要目的是实现「坚船利炮」,以对外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对内能够更有效地镇压以「家奴」的反抗.满清的半吊子瘸腿改革使国家出现了二十多年的繁荣局面.但是,由于满清统治者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结果搞得很不配套,满清官员,亦官亦商,官商不分,壹大批「官督商办」的企业,成了官商勾结/贪汙腐败/侵吞民脂民膏/国家资源的近代化新式工具.由于制度落后,导致体制内外人的素质落后,新设备不懂管/新技术不会用/新武器不善使,而因制度落后疯狂滋生的腐败,导致满清花大钱买来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开了战才知道:枪是废枪/舰是陋舰/弹是哑弹.

　　甲午壹战,满清庞然大物竟被日本这个「蕞尔小国」打得落花流水,实在是造成了中华两千年来的奇耻大辱,即便当年衰腐至极的明朝,都不曾输给过日本.中日文化相似,几乎同文同种,同样搞了改革,现在壹优壹劣,对比明显.大批的读书人由是看出了满清「改革」的治标不治本性,终于忍耐不住对专制腐败统治的不满,发起「公车上书」,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搞君主立宪.以光绪帝为首的满清统治集团开明派,看到危机日深,不变法满清即将复灭,也决心搞君主立宪制,顺便在改革中夺回实权.但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终于扯掉支持改革的面具,发动政变,非法软禁光绪帝,将改革派骨干分子谭嗣同/刘光弟等六人砍死在北京街头,身首异处/血溅京华/惨不忍睹.

　　自中共国毛贼时代晚期伊始,由于文革的惨痛,国人开始逐渐认识到中共的邪教流氓本性,邓矮子为延续中共寿命而被迫打开国门,在「垂死」的「美帝国主义」/「水深火热」的臺湾同胞兴旺发达的事实面前,经历过文革的大批国人很快明白了中共建国后的暴虐欺诈历史,中华天地间涌动着反思启蒙的春潮.由于邓矮子的所谓「改革」壹开始就是以保中共专制为目的,只准改经济,不准改政治,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光打雷不下雨.邓矮子还抛出「四个坚持」,以之为由,迟迟不启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由于没有民主和新闻自由的监督,邓矮子发起的所谓「改革」只给广大老百姓带来了五/六年的实惠,就愈来愈畸变为中共特权「官倒」贪汙腐败/化公为私/收刮民脂民膏的新掠夺之路.已经有些觉醒苗头的八十年代的广大知识分子终于忍耐不住这种新式的专制腐败和通货膨胀,壹再发出声音,向中央上书,要求「变法」,实行民主政治/开放新闻自由.另壹方面,以赵紫阳为首的中共开明派,看到中共壹党专制已没有出路,不民主,经济改革也改不下去,不变法,中共即将有亡党危机,也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的耐心和温和暂时地催眠了邓慈禧,「党政分开」等真正的政改措施写进了十三大报告.但是中国的民众壹直有理性薄弱的劣根性,凡事喜欢走两个极端,情绪泛滥/壹哄而上/壹哄而散,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他们对赵紫阳壹点耐心都没有,还懵懵懂懂以为是赵紫阳帮着邓慈禧害死了胡耀邦,激愤之下,走上街头「反官倒」,「反腐败」,掀起全国范围的促共改良的游行示威浪潮.民众企盼清官圣人压倒了民主诉求,他们怀念胡耀邦这杨的清官,却对赵紫阳这样的致力于政改,以求从制度上根治腐败问题的改革家热情不高.这使得八九民运实际上变成了对赵紫阳的发难:紫阳已经保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要游行大军见好就收,学生领袖却顶着不干,因为担心自己回去后会被学校开除.这样壹来,就给中共众元老留下了赵紫阳不能控制局面/甚至故意放纵游行示威的印象.这些退而不休政治老人就象当年的荣禄/刚毅等顽固派要求废黜光绪帝那样,强烈要求邓慈禧废除赵紫阳.

　　这赵紫阳同当年光绪帝性格相似,却连光绪帝还不如,光绪帝在怎么软弱,面对慈禧的专权,还敢主动出击,下密诏令康有为等人发动政变,欲软禁慈禧,赵紫阳却明知道人家已经拔刀,准备对他下手了,却不敢向立场并不怎么坚定的戒严部队振臂壹呼,以军委副主席之尊命令他们拒绝开枪/忠于人民.他连逃也不敢逃,只敢跑到天安门广场向学生流泪.中共反动派虚惊壹场,他们最怕的就是赵紫阳和军民联合起来.

　　壹旦联合起来,中共立马玩完.这样的强烈刺激终于惊醒了以邓小平为首的「火龙」,于是应验了预言「火龙蜇起燕门秋,完壁应难赵氏收」,中共顽固派保守派全面沉渣泛起,数以万计的民众被中共军队枪杀/坦克碾死在北京街头,身手异处/血溅京华/惨不忍睹.六四变法失败之惨,远比「戊戍六君子」更惨.而软弱的赵紫阳,也象光绪帝壹样,被中共红朝的「慈禧」软禁到死.

　　镇压了戊戍变法后,慈禧纵容义和团盲目排外,结果遭来八国联军重创,元气大伤.满清于内外交困之中,被迫实行新政,全面开放市场/招商引资/引进西方机制,造就了经济的表面繁荣但是满洲特权统治集团依然拒不实行君主立宪.专制王朝体制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不配套/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慈禧死后,其接班人摄政王载沣不仅不赶紧抓住实行君主立宪的最后时机,反而妄图加强满洲贵族专权的「执政能力」,以立宪为名,炮制出皇族假「内阁」,并壹再拖延实施宪政的时间.载沣资质平庸,无能无功,却企图效法多尔衮,结果满清王朝土崩瓦解.血腥镇压了八九民运后,中共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经济制裁,三年内「经济滑坡」/元气大伤.内外交困中,邓慈禧急忙抛出激进的经济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打造市场经济,以卖国损民破坏生态环境的「优惠政策」疯狂招商引资,搞新时期的「大干快上」运动.熟料在毫无民主监督和社会公正的机制下,「市场化改革」通统黑箱作业,成为中共官僚特权红顶奸商进壹步牟取暴利/剥夺广大老百姓保障和福利的更疯狂的新掠夺运动.

　　倚赖外资,中共国十多年来取得了表面的经济繁荣,但是,生态环紧严重恶化/贫富极度悬殊,社会空前腐败/假冒伪劣泛滥/道德败坏诚信危机.十多年来,老百姓的低工资血汗储蓄已经被中共「房改」/「医改」/「城改」/劳动险保改革/股份制改革/「教育产业化」等改革掏空大半,圈钱骗子股市将广大经济动物骗得血本无归/日益凸现的通货膨胀优势的剩余储蓄大副缩水.眼见可榨民脂民膏的项目所剩不多,江贼民时期窜升上来的贪官奸贼干脆撕下红色道德遮羞布,诱骗农民卖血「致富」,大搞圈地运动/强迫拆迁/抢田夺地/上房揭瓦,勾结奸商,将地皮房产炒成天价,再伺机携巨款潜逃.现中共眼见在房地产肥缺所剩无多,且激发的民怨越来越具有爆炸性,急忙摇身壹变,借口稳定房价,欲征收房地产重税,图谋新壹轮掠夺.

　　过渡式政治小丑江贼民踏着六四大屠杀的鲜血上臺,僵某人的施政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政治上沿着六四后众元老圈定的强化党专制保守路线走到底,经济上沿着邓慈禧１９９２年再修正的官僚特权垄断市场的伪市场化改革走到底.僵某人精通上海滩流氓瘪三笼络平衡术,以僵化停滞成功地阻断了中国民主化进程,几十年来如壹日.邓慈禧死后,江贼民企图建功立业,他东施效颦地效法毛贼冬,发起文革式的迫害法轮功运动,企图树立自己的淫威,结果搞的内外交困,将自己连同中共在国际上彻底搞臭.江贼民就是中共御用诗人臧克家所说的那种「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的人。

　　继江贼民之后,胡锦涛与习近平不仅不赶紧抓住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后的时机,反而妄图加强中共专制的「执政能力」,壹如载沣妄图加强满洲贵族专制的执政能力,胡锦涛高唱「以人为本」/「依宪治国」/「建立和谐社会」的动人曲调,习近平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进壹步加强言论信息封锁/严打意义人士/良心记者/律师/悼念赵紫阳的普通民众,纵容流氓截匪/动用公安武警特警,对合法上访的广大民众狂殴滥捕,如同对待国家敌人。胡锦涛与习近平没有胡耀邦的高风亮节,更没有赵紫阳/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改革气魄,甚至没有贼泯同誌的流氓瘪三权术伎俩,他无能无功,却要效法毛贼冬/金正日,结果加快了中共红朝瓦解的时间表.从江贼时代到习近平时代,中国大陆社会积压的众多的尖锐矛盾越来越具有爆炸性,整个社会如同壹个被中共特权集团贪欲欲火焚烧/不断加温的大锅炉.在不断加温的情况下,中共对积攒的怨气不仅不开阀疏导,还试图将所有的出气孔统统焊死,拼了老命地力求大爆炸.现在,似乎疏导也来不及了,冲天的怨气已从挤开的裂缝中向外无序喷发,中共就像忙疯了的救火队员,只等精疲力竭倒下.除非立即除灭中共特权集团贪欲欲火,否则在水烧干之际,整个社会大锅炉将熔化/爆炸/解体,虽然没有了中共,但在毁灭的生态和崩溃的废墟上也建不成自由民主的中国,中华民族就真的永远亡国了。中共为了保住自己的专制统治,竟不惜把中华子孙后代往火坑裏推。

　　综上可见,满清末年与中共红朝末年更加相似,中共后毛贼冬的历史几乎就是满清在鸦片战争后的历史的重演,只不过中共比满清更邪恶/更反动.满清虽然镇压了戊戍变法,但后来还是认同了政治体制改革,准备搞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只是拖延而已,中共不仅镇压了六四运动,至今仍然公开拒绝接受三权分立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载沣再怎么反动,还模彷英日在中央搞了新形式的「内阁」(尽管是「皇族内阁」),并在各省设立了名副其实的省议会—咨议局,中共却连个新形式都不搞,「六四」后的十多年来,没有壹丝壹毫真正的政治体制上的改革。满清于１９０８年废除了弊端重重的科举制度,中共至今不愿对「当代科举」—高考制度作真正的改革.满清末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壹部新闻法—<大清报律>,清亡三十八年后上臺的中共,反倒是迄今没有任何新闻法出臺,对新闻的管控打压无法无天。

　　总的来看,中共政权就是满清政权的缩写式重復.中共是共产极权与满清王朝阴魂结合而生的红色怪物,它既具有世界各国共产邪教当凶残的共性,又是世界专制王朝之冠—满清王朝阴毒统治术的集大成者,因此,它是共产众邪党中最狡诈/最凶残的壹个,所以它在苏东解体十五/六年之后,仍然苟延残喘,它妄图向满清那样长寿.但是历史的重復不是简单的重復.中共政权根本没有当年满清政权赖以长寿的国际环境.满清入主之际,壹家独强,没有强大对手抗衡,也没有外敌的强力挑战,入主之后的两百年裏,西方世界正处于封建君主制向近代政体的转型期,羽翼未丰,无力对满清施以压力和冲击,当时的民主自由理念远未成熟,通信远不发达,无所谓「国际舆论压力」。所以,满清可以长期有效愚民,在愚民的基础上长期统治.中共自产生之初就遭到各种「敌人」的抗衡,「解放」之后壹直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强大西方世界的挑战,又未能像当年满清那样拿下臺湾,身旁有日益兴旺发达的「中华民国」作参照,始终处于世界上清醒正义舆论的谴责声当中.如今,中共的共产世界盟友的主体阵营已全面崩溃,美国对独裁国家的攻势咄咄逼人,「第三世界」民主化浪潮越来越迅猛,臺湾的自由民主化,更是对中共过挖心式的参照。由于中共的共产主义经济早已破产,被迫开放了门户,类晚清格局提前出现,象毛贼冬时代那样的全面愚民已无已为继。

　　在这样的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中共绝不可能享有满清那样的长寿,而且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

极权中国与新加坡之间存在的区别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二年

　　提到新加坡，人们脑海中往往会想到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法治昌明等符号。至于新加坡的政治，略有了解的都知道其政治的威权主义特性，却时常忽略了其民主主义的壹面。

　　诚然，新加坡不是完全的民主国家，其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带有明显的威权主义、家长制色彩。与西方国家甚至许多发展中民主国家相比，新加坡的民主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与专制主义的距离，更大于与完全民主的距离。新加坡的民主虽不完善，但其民主的壹面是真实的、有力的、得到制度和法治保障的。而且，新加坡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正是由于其保有了壹定的民主政治成份。

　　有限但真实的民主

　　自1965年建国起，新加坡就是民主共和国，实行多党制、普选制。作为权力重心的国会，其绝大多数成员由壹人壹票的选举产生。而少数并非直接由选举产生的“非选区议员”，恰恰是特意留给反对党的席位。长期以来，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拥有国会大多数席位。

　　国父李光耀虽然曾以铁腕手段对付反对派人士，但也明白保留反对党、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与制约的重要性。李光耀时代，虽然对于许多知名的反对党人士如林清祥、詹时中、惹耶勒南等人进行了打压，但除建国前期的“冷藏行动”之外，多使用法律手段而非直接暴力。李光耀和执政集团对待反对党，采取的是限制而非消灭的态度。新加坡始终存在政治反对力量，而非极权国家那样政治被执政集团完全垄断。新加坡的反对党的确是压抑的，但是也是有很大生存空间的。而例如“非选区议员”制度，更是壹种对孱弱的反对党的扶持措施。壹党独大、多党并存，是新加坡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

　　而后李光耀时代，即前总理吴作栋至现任总理李显龙执政时期，执政集团更加开明，对待反对党人士及政治反对活动更为宽松，政治多元化趋势也越发明显。例如开放芳林公园作为新加坡唯壹可以进行政治抗议活动的场所、实行总统直选等。进入21世纪，新加坡政府对于反对党的暴力打压基本绝迹，只有少数通过法律手段压制反对党人士的案例。

　　不同于壹些国家的“民主党派”实际上为执政党的“卫星政党”、“花瓶党”，新加坡的反对党及成员均是独立自主的，与执政党是竞争关系而非依附关系，是执政党的批评者而非附和者。新加坡反对党的资金来源于党员和支持者的贡献，不依靠政府的任何资助或拨款。

　　在新加坡，反对党的政治活动、竞选活动，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像专制国家的独立候选人被政府和黑社会骚扰威胁，新加坡反对党人士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中、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自由开展竞选活动。壹般情况下，只要不涉及侮辱诽谤及种族主义言论，反对党可以畅所欲言。而新加坡的强力机构即警察、军队，均严守政治中立，不干涉和破坏反对党的运作。这是新加坡反对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新加坡民主政治真实性的体现。

　　多党竞争机制与反对党对执政党的压力

　　李光耀认为，反对党的存在可以给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造成压力，使得执政党不敢懈怠，必须施行善政良政以获得人民认可。事实证明李光耀的判断是正确的。自1980年代以来，反对党以20-40%得票率对执政党形成有限但有力的制衡。尤其最大反对党工人党，根基深厚、政治纲领鲜明，在部分选区有着很高的支持率。2011年新加坡大选，执政党得票率仅为60.14%。若不是有集选区制等特殊选举制度，执政党在国会的席位将大幅减少。

　　新加坡实行的是特殊的小选区制，即单选区＋集选区制，而非比例代表制。在这样的选举制度下，执政党获得的国会席位比例要远大于其得票比例。因为执政党只需在各选区以相对多数获胜，即可拿下选区全部议席，而不用按照得票比例分配。这无疑利于整体选情占优势的执政党。如2015年大选，执政党就以69.86%的得票率，夺得93.26%的候选席位；今年的大选中，执政党以61.24%的得票，得到89.25%的席位。

　　但这样的选举制度，也使执政党面临巨大压力。因为各选区参选的执政党候选人（许多是内阁成员或准内阁成员）必须与反对党针锋相对的争夺每个选区的席位，不能像比例代表制下那样因排在候选人名单前列就高枕无忧。即便是总理李显龙，也需要亲自参与竞选以击败反对党候选人，否则就将丢失总理壹职。各选区候选人需要走街串巷、倾听民声，及时了解选民的需求，才能得到选区居民的认可。作为执政党候选人尤其竞选连任的候选人，还需要检讨执政期间的过失，改进政策，接受人民的批评和监督，才有机会再度得到选民的委托。

　　以住房问题为例。对各国民众尤其物价昂贵的壹线城市民众而言，“住有所居”都是生存的基本要求。在官商勾结或资本膨胀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面对高昂房价望楼兴叹。即便买得起房，也会面临长期还贷的压力，成为“房奴”。

　　而新加坡政府将解决居民住房需求作为执政的重要目标，由政府出资兴建房屋，以低于市场价向本国国民和永久居民提供居住年限为99年的“组屋（相当于产权房，比中国70年的产权年限还多29年）”。此外，还向毕业的大学生及弱势群体提供住房补贴，保证每个新加坡国民都买得起房。试想，如果新加坡国民整天为房价焦头烂额、怨愤滋生，执政党还能长期保持政治优势吗？

　　执政党努力做出成就、改善民生，急民之所急，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反对党有力的挑战。每五年壹次“大考”中，部分选区执政党和反对党的票差仅有10%左右，执政党稍有不慎就会被翻盘。如2011年的阿裕尼集选区和今年的盛港集选区，就是反对党以微弱优势力克执政党、“翻身”取胜的例子。这说明，即便执政党在经济发展、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做出很大成就，还面临要“做得更好”的压力，以及年轻选民求变的呼声。如此激烈的政治竞争下，执政党岂敢懈怠。

　　更进壹步，如果执政党出现重大过失，如今有利于执政党的选举制度，可能反而让反对党获利。正如前文所述，新加坡的选举制度利于整体选情占优的壹方。以六成选票得到九成席位的情况，完全可能发生在反对党身上。因此，执政党时刻面临严峻挑战，不许发生重大的执政失误，否则将满盘皆输。如清廉、高效、遵守法律，是对执政团队最起码的要求。如果发生像中国那样的“塌方式腐败”，执政党必定在选举中输的壹败涂地。

　　理性框架规范下的国会论争

　　在国会议事中，反对党成员在各项议题上诘责、批评执政党，有效的发挥了监督与制衡的作用。当然，不像臺湾地区立法机构那样经常上演“全武行”，也不像欧美许多国家国会那样以“冗长辩论”等方式拖延僵持，新加坡国会议员壹直以温和理性的风格示人。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是独裁国家议员那样的“橡皮图章”，只是议事风格与其他民主政体不同。

　　有评论家认为，新加坡政治的可贵之处，就是在批判的时候还能保持理性。虽然此评论有为威权政府贴金之嫌，但也道出了新加坡民主政治的特点。如臺湾“立法会”经常上演的肢体冲突，并不是成熟的民主政治的表现。甚至有些冲突是典型的政治作秀行为。新加坡国会议员没有各种激烈言辞和夸张的肢体动作，并不代表议员不关心国民利益。如多年以来壹直坐在李显龙对面的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经常就争议问题对执政党发问。

　　如在李光耀老宅事件上，刘程强等反对党议员的言辞不可谓不尖锐，促使李显龙正面回应相关质疑；针对互联网假新闻立法问题，毕丹星等反对党议员充分表达了对法案可能成为执政党打压异见工具的担忧。同时，国会特委会还邀请公民组织成员参与相关立法的听证会，辩论长达4个半小时。在诸如是否接纳更多移民、如何防治新冠疫情等议题上，反对党也都提出与执政党不同的见解。这些论辩都通过视频形式公开在新加坡公共传媒，接受国民的品评与反馈，形成民主参与的良性循环。

　　法治与善治的基石皆为民主政治

　　在国际各项排名如清廉指数、法治指数、经商容易度指数上，新加坡往往位居前列。其中，极高的法治水平和卓越的治理能力，为新加坡增色甚多。新加坡的政府机构以高效闻名于世；远较欧美大城市优良的治安，让人们对新加坡贊不绝口；作为国际投资的热门地区，新加坡良好的营商环境也依赖于法律的完备和治理的高效。

　　而有不少国人出于各种原因，将新加坡的法治与善治，归结为其实行威权主义制度。这的确有壹定道理。威权统治减少了多种政治力量间的拉锯与内耗，权力集中利于决策的果断和执行的迅速。相较于欧美，新加坡的威权政治显得干净利落，充满力量。因此，许多人也主张中国效彷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政治模式，实行法治至上，而非效彷欧美的民主政治。甚至，壹些人将民主与法治对立起来，认为民主会带来低效、混乱，只要法治不要民主。

　　这样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民主与法治互为表裏，缺壹不可。没有法治的民主，就会使民粹泛滥、社会无序；反过来，没有民主的法治，必然沦为专制者的工具，丧失法治的公平性与独立性。

　　具体到新加坡，这样的道理同样成立。新加坡固然是威权主义体制，其成功也与威权主义的高效有壹定关系。但人们却忽略了其威权政治中的民主成份对法治与善治的影响。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政治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壹个专制政权不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如果新加坡没有多党竞争和真实的普选，即便高薪养廉，也难免腐败的壹塌煳涂。遏制腐败的法律如操纵在执政集团手中，其首要目的是维护统治，必然不能全力反腐。专制的中国大陆，就是只会选择性反腐，将反腐作为政治斗争、排除异己的工具。

　　专制政权不仅导致腐败，还会使用暴力维护统治，独占政治权力，剥夺人民的权利与自由。而国家法律自然取决于统治者的意誌，变成人治的手段。试想，如果新加坡没有真实的民主选举，其法律的制定、修改、诠释和执行，又有谁来约束和监督呢？没有民主，被随意操弄的“法治”还有什麽权威性和可信度？那样的新加坡还是法治社会吗？人民对名为“法治”实为人治的国家还有什麽信心？又如何吸引外部投资和人才入驻？

　　同样，良好的治理能力即“善治”，也需要民主作为保障。如前所述，正是由于反对党的挑战、政党轮替可能性带来的压力，促使新加坡执政党提高效率、改善施政，真正服务于人民，以保住执政地位。如果没有了民主框架下的多党竞争，其政权高效和良政的动力何在？难道靠共产主义和“为人民服务”之类的崇高理想吗？前苏联、中国已经给出了答案。如同开放和竞争造就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国家治理的进步也需要民主政治的活力。

　　因此，新加坡的法治与善治，均是建立在政治民主的基础上。没有民主，只有威权，新加坡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国民更不会有现在的生活质量。而试图只学习新加坡的威权主义，而排斥新加坡民主政治尤其多党制和普选，是不可能復制新加坡的成功的。没有民主的威权，就是纯粹的专制，与法治和善治无缘。

　　正在走向更加民主的新加坡

　　必须承认的是，新加坡的民主的确很有局限性，其威权色彩浓厚。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集团控制着立法、行政机构，并且实质上也深深的影响着司法机构。现在新加坡的政治格局依旧是壹党独大，反对党不仅弱小，还面临着执政党多种方式的打压。反对党人士时常面临来自政府的法律诉讼，以及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不得不谨言慎行以免得咎。而实现民主最主要的手段即国会选举制度，本身就是有失公正、利于执政党而不利于反对党的。总体上看，新加坡还是强调秩序多于自由、发展优先于平等的保守主义、威权主义国家。

　　不过新加坡政治和社会正在悄然发生改变。新壹代新加坡公民的权利意识更加强烈，也更积极的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活动。近10年来反对党的声势日益增强就是例子。今年大选，反对党破天荒的赢得两个集选区，就和年轻壹代求变的心态有关。即便执政党做的还不错，许多国民也不再抱有守成的观念，而是希望政坛有更多不同的声音。新加坡的公民组织不断增多，新壹代公民运动人士正在成长，证明新加坡国民不满足于物质生活的丰富，更多的人积极追求政治权利与自由。

　　新加坡的经济早已进入第壹世界，政治不会壹直落在后面。新加坡人已经以行动证明了对政治革新的渴望，走向更加民主是大势所趋。在可预见的未来，新加坡政治的多元化会更加明显，威权主义会逐渐褪色，民主政治将蓬勃发展。这不仅对新加坡是利好，也给了华人社会壹个优秀的示范。效率与秩序是必要的，但民主更是不可或缺。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秩序，才会真正稳定；民主政治前提下的效率，才能真正造福人民。

　　对中国大陆而言，需要学习新加坡的，是它的民主而非威权，是它的法治而非酷刑。而拿新加坡威权主义为专制背书的，属于故意歪曲事实和选择性解读。未来的民主中国，自然要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但无论什麽道路，都不能绕开民主政治，不能舍弃政治多元化和普选制等现代民主国家应具备的基本要素。

反民主人士的反智倾向

作者 铁戈 写于 二零一三年

　　长期来普遍流传着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希特勒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这一观点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它给了那些反对民主、妖魔化民主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证：正是民主的一人一票的普选制造就了希特勒，赋予他掌控国家的权力，从而导致他上台后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骇人听闻的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也正因如此，民主选举不仅对此负有直接的责任，而且也证明了民主制是不可靠的，即使民主制也会选出一个独裁者，也会造成可怕的不堪设想的后果。

　　的确，这一事例似乎使民主陷入了悖论。然而在事实上，这一观点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只是简单地从表面现象得出的轻率结论，有必要澄清一系列关键性的重大历史事实，并对这一观点予以逐一驳斥。

　　这个问题需要先从三大方面的历史事实来进行剖析。

　　其一：违背宪法与民主的程序夺取最高的权力

　　当时的德国在实际上彷效了美国的总统制，拥有实权的民选总统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总统有权指定总理并责成其组阁。宪法规定总统有紧急状态下的独裁权。希特勒上台前，在历次全民普选的民主选举中，从来没有获得过半数以上的选票。1932年3月在角逐这一最高权力的总统职位的大选中，希特勒得票30.1%，而兴登堡则得票49.6 %。但在第二轮关键性的决赛中，兴登堡得到过半的19359983张选票，占53%，当选国家最高领袖——总统。希特勒则得到了13418547张选票，占36.8%。始终没有过半。

　　同年7月，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13745000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37.4%，在国会608个席位中拥有了230席，一跃而成为第一大党。11月重新举行的选举，虽然丢了200万张选票，丧失34个议席，尽管是国会第一大党，并不等于希特勒纳粹党获得了最高权力，也不等于他必然能担任德国的内阁总理，更不等于他获得了总统兴登堡所具有的最高权力。

　　选举结束后，当时的希特勒只是被总统兴登堡任命为副总理，置于总理冯·帕登（Von-Papen）之下。但被希特勒所拒绝。他要求的是总理的职位。兴登堡从来没有对希特勒怀有信任，他始终认为纳粹党是一个激进主义和粗俗本性的政党。

　　兴登堡和希特勒曾于1932年8月13日在柏林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谈的内容由总统的内阁总理奥托·迈斯纳 （Otto Mei?ner）所记录和保存。在这次短短的会谈上，希特勒坚决地要求他和他的党获得国家和政府的全面和完整的领导权。

　　对此，兴登堡总统坚定地否决了希特勒的要求。他明确地回答希特勒：他没有理由在上帝面前、在良心面前，将国家和政府权力移交给一个单独的政党，尤其是一个对异见者抱有偏见的政党。

　　从当时魏玛宪法的民主程序来说，兴登堡是希特勒获取最高权力的最后障碍。无论纳粹党的势力已经何等地强大，但希特勒还是无法逾越这道最后的障碍。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在各方包括来自儿子方面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并在希特勒同意用抑制党卫队的方式来换取军队的支持作为交换的条件下，尤其当兴登堡和他的助手们以为可以用“驯顺”的策略（taming strategy）来对付希特勒的时候，最终同意"按照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把总理一职的重任委诸阿道夫·希特勒"，然而这并不等于希特勒已经完全地获得最高的权力。

　　但是在1934年8月2日，87岁的总统兴登堡元帅去世后仅三个小时，希特勒就立即迫不及待地就宣布取消总统职衔，无视和摈弃了民主与法律的程序，将总理与总统的职务合并为一，称为元首兼国家总理。只是在这个时刻，希特勒才成为至高无上的元首。

　　在没有新的选举的情况下，希特勒接管了总统的权力在技术上和法律程序上是违反了“魏玛宪法”以及“授权法”的。而“授权法”则明确禁止他以总理的权力干涉共和国总统的最高权力。

　　1932年“魏玛宪法”有一个修正案，规定在新的选举之前，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而不是总理来代理总统的权力。然而，当希特勒成为法律本身的时候，再也没有人敢于反对了。

　　德国人选择希特勒，不等于他们选择了侩子手，他们只是按照自己正常的愿望来选择。然而民意是可以被利用的。当需要民意的支持才能获得权利时，野心家和阴谋家们是永远不惜努力来利用它的，一旦获得权力，民众就同权力分离，就会蜕变为权力的工具和人质、就会轻易地被挟持，去做一切实际上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但一切已为时已晚了。

　　其二：利用暴力和恐怖的手段夺取政权

　　从表面现象来看，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是按照合法程序被选民推上台的，但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争取合法途径夺权的几乎所有手段，都是非法的，都是对宪法原则的公然践踏：远在1921年7月，希特勒取得对纳粹党的领导权后，立即着手建立纳粹党的武装力量。同年8月，专门负责在他举行集会时维持“秩序”的那些武斗队演变成为一个身着戎装的准军事组织。正是这个武装力量，在希特勒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了一个肆意破坏民主宪政的冲锋队。

　　到1933年为止，冲锋队在全国挑起的武斗案件达4万起。连续不断地制造了恐怖事件。他们进行的殴斗、谋杀、爆炸和暗害活动扼杀了一切进行政治讨论和反对者的政治空间，是德国陷入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为严重和混乱的局势。冲锋队为希特勒上台冲锋陷阵，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久，希特勒不断壮大自己的贴身卫队党卫队以取代冲锋队位置，而党卫队只效忠希特勒一人，同时具有军事性质和秘密警察性质。到三十年代中期，党卫队的4.5万名秘密警察已分布全国，监视着敌视政府的一切活动，它的6.5万名保安警察和280万名风纪警察，保卫着希特勒的安全；它的4万名看守人员在20座集中营和附近的160座劳动营残酷迫害无辜的“犯人”和反法西斯战士，它的10万名保安处情报人员，密切地监视着国民的思想动向，几乎控制着整个德意志民族。

　　由此可见，希特勒在实际上是一直以破坏和摈弃民主程序的各种强力的手段来夺取最高权力的，而不是依靠遵守民主的程序和法则达到这一目的的。

　　德国历史上的 "魏玛宪法"从纸面上来说，几乎是二十世纪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之一，"结构之严密几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设想巧妙、令人钦佩的条文，看来似乎足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的实行。"（《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85页）然而“魏玛宪法”的失败，不等于民主制本身的失败。这只能说，民主制不是天生完美的，它的发展和成熟是一个过程，但这不是因此而取消它和否定它的理由。

　　其三：摧毁民主的基础 巩固独 裁的政权

　　当希特勒还在上台之前就已经用非民主的、暴力的手段建立准军事组织来遏制镇压一切反对者（这一点兴登堡早已觉察和警惕并反感）的时候，魏玛宪法的民主基础就已经被破坏了，在这样民主基础被破坏的情形下，纸面上的民主必然会被强权所征服，成为形式，沦为工具，至于上台后的种种手段，只是对民主制的彻底破坏而已。

　　一旦希特勒接替去世的兴登堡总统职务后，立即公然违宪地将总理和总统职务合并为一，夺去了最高的国家权力，立即开始公开地使用掌握在手中的国家机器解散各党派、宣布纳粹党为德国惟一合法政党、取缔工会和一切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同时为迎合自己的支持者而大力开展迫害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剥夺犹太人的所有合法的公民权。所用这些手段，都在彻底摧毁民主的社会基础和必要条件，正是依靠这些手段，巩固了他个人的独裁的极权。

　　民众的选择需要承担责任，也需要付出代价，但德国人选择希特勒，不等于他们选择了侩子手，他们只是按照自己正常的愿望来选择。然而民意是可以被利用的。当需要民意的支持才能获得权利时，野心家和阴谋家们是永远不惜华丽的辞藻和欺骗的手段来利用它，掌控它。在这个时候，似乎权力还掌握在拥有选票的民众手里，而一旦达到目的掌控了权力，民众就丧失了选择权，不仅同权力分离，而且置于权力的掌控之下，就会蜕变为权力的工具、人质、就会轻易地被挟持，去做一切实际上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但是已经晚了。

　　希特勒的上台只能说明当时的民主制的不完善不成熟。而民主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民选只能保证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但不能保证不出独裁者，但这不是民主制的是与非的问题，而是怎样完善民主制的问题。

　　民主是一个整体，由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相结合所组成的一个整体，它应当是一个全面的完善的整体的体系，两者缺一不可。普遍的、平等的、公开的选举制是民主的必备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民主决不是一选了之那么简单，经由普遍平等公开的选举制产生的代表掌控了国家的权力，不是民主过程的终结中断，而是另一个过程的开始，掌控了国家权力的民选代表，即使由普遍的平等的公开的选举制产生，但如果缺乏对他的有效监督，或者说一旦他脱离了民主的监督制度，脱离了制度对他的监控，照样会产生独 裁者。权力具有这样的特征，但却被人们所一直忽视——权力的异化作用。在缺乏和违背民主程序的情况下，在民主制不够完备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权力的异化现象，权力就会脱离权力的赋予者的意志，对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民主体系的一个绝对不能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丧失了有效的民主的监督制度和可靠的程序，就会形成这种异化的现象，造就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希特勒。

　　希特勒真是靠民主上台的吗？

　　从希特勒的上台，我们从历史中究竟吸取了什么教训？

多党制与联邦制的积极意义

作者 付勇 写于 二零一五年

　　多党制

　　人类自古以来随着不断发展，无论哪个国家的社会结构，都不是单壹的，而都比较復杂。由于人们的阶层、职业、教育、财富、信仰、年龄等不同，必然存在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而这些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主张，必然会有不同的思想倾向、利益诉求和政治要求，因此自然形成不同派别或政党，以至自然衍生多党制，即自然衍生多党并存且竞相执政的政治制度。而这不仅是多党制产生的理论根源，也是多党制形成的现实基础，还是多党制发展的社会前提。

　　尽管自古以来人类就日渐形成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可因为遭受专制严酷的管控，所以不能实现这些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主张，直到1688年英国通过光荣革命推翻封建专制而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后，才开启托利党和辉格党两个政治派别并存且竞相执政的多党制先河，过后，不仅得到逐渐完善，还在世界上蔓延开来。

　　仅法国1789年大革命后，就有30多个政治派别在活动，并且参加了当时国民议会的选举。这些政治派别势均力敌，没有壹个政治派别能够左右政局、取得稳定的多数。为了争取议会多数上臺执政，各个政治派别便结成联盟参加竞选。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通过以后，法国正式确立多党并存且竞争的政党制度。

　　随着议会制度在欧洲大陆的推行和发展，德国、意大利、爱尔兰、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丹麦、希腊等国也实行了多党制。而多党制兴起于欧洲大陆国家的主要原因，壹是这些国家社会结构比较復杂，存在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而这些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主张，形成了多党纷争的局面；二是在选举制度上，这些国家普遍采用比例代表制或少数代表制，以至于使壹些小党也能取得选票，争得壹定数量议席，从而在议会选举中难以形成取得绝对多数议席的大党，而这种选举制度有利于巩固多党政治的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多党制。而实行多党制的国家，虽然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允许任何政党都可以单独或联合参加竞选，并在占议会多数席位情况下单独或联合执政，但实际上壹个政党单独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而执政的情况极少。尽管党派联盟是多党制下常见的政党参与竞选和执政的形式，可是由于各政党代表的利益和政治主张不同，因此导致由党派联盟组成的联合政府难以稳固，进而往往导致政权更迭频繁。

　　随着多党制的发展，多党制逐渐分为三类：壹是温和多党制（限定多党制），以德国、比利时、瑞典、卢森堡、丹麦、瑞士和荷兰等国为典型，其特点是：政党数量壹般在3——5个，政党间的意识形态距离较小，政党间的相互作用基本上是向心力竞争，允许出现联合政权并且具有鼓励联合政权的政治结构，政局比较稳定。

　　二是极端多党制（分极多党制），不妨以意大利、法国、德国(魏玛共和国)为例，尤其是历史上的魏玛共和国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为代表，其特点是：政党数量6——8个或更多，政党间的意识形态距离较大，政党分散化倾向严重，左翼和右翼存在着互不妥协的纯纲领政党。相互排他的在野党势力向执政党挑战，壹个或几个政党占据着中间位置，展开多级竞争，向心力受阻，离心竞争盛行，政权交替频繁。有机会掌握政权的大多是中右或中左势力，部分政党常常被排除在政权之外，因此存在着不负责任的在野党，缺乏公平竞争。极端多党制常常造成政局不稳，如1946年——195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11年半就更换了20届政府，每届政府执政时间不过半年，最短的仅仅只有2天。意大利1945年到1979年34年中就更换了37届政府，每届政府执政平均不到壹年。

　　三是壹党独大制。壹党独大制是多党制中的壹种特殊情况，即在壹些国家中，进入议会的政党不止壹个，但政权长期为壹个政党垄断。

　　从理论上看，其他政党都有执政的可能，但是实际上小党处于劣势，很难打破壹党独占政权的局面。过去，政治学界壹般把这种政党制度视为多党制的壹种特殊情况。后来有的政治学家提出，既然政治制度的划分要把政党的数目和掌权方式结合起来，那么，执政党长期只有壹个，就应当将其划为壹党制。

　　另外，多党制发展到今天，具有以下特点：壹是联合执政。由于政党众多，选票分散，壹党往往难以单独取得多数而执政，因此，各主要政党往往在大选之前和大选之后组成党派间的联盟，来争取选举的胜利。

　　二是温和多党制政府稳定。传统观点认为多党制政府往往不稳定，而实际上主要是极端多党制国家的政府不稳定，如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法国的第三、第四共和国和战后的意大利等。而温和多党制国家的政府都比较稳定，如荷兰、卢森堡、瑞典、瑞士、丹麦、德国、冰岛等。

　　三是选民的政治选择更具有意义。因为两党制的党纲往往向中间温和方向靠拢，因而两党的政纲往往非常接近，公民的投票就会因两党之间相互雷同的方案所破坏，而失去政治选择的意义，而多党制可有效地弥补这种缺陷。

　　四是政党对政府的控制力相对较弱。由于政府往往由几个政党联合组成，这些政党代表的利益又不尽相同，因此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意誌完全贯穿到政府行为中去，政府的政策往往是各党派调和、妥协的结果，以至于使执政呈现两个特点：壹方面，政策体现了各种意见的综合性，能代表较多人的愿望，因而其中的民主成份比两党制和壹党制更多；另壹方面，任何政策都不能由壹党决定，都要由各执政党协商，因而决策的时间较长，效率相对较低。

　　五是小党能量不可小视。小党左右大党在以色列表现得尤为突出。

　　比如，以色列的工党和利库德集团分别代表左、右两翼，他们中无论哪个党组阁执政，不仅取决于其在选举中能够比对手获得更多的议席，还取决于谁能争取到足够的小党的支持，凑足120个议席中的61席，因此众多的小党往往在两个大党中待价而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不过，左右两个大党有时也会联合执政。

　　又如在德国，基民盟（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社盟（基督教社会联盟）为壹方，社会民主党为另壹方，小党自由民主党、绿党的地位就举足轻重，有些小党忽左忽右，有时候比大党执政的时间还多。

　　尽管多党制存在壹些缺陷，不仅竞选费用较大，而且各党间往往互相攻击，丑闻不断，而政策制定不但周期长，过程復杂，连续性也不强，当针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时，政府就得解散重新选举，容易引发政局动荡，不利于政局稳定，可这并不能掩盖多党制的优越性。

　　首先，多党制国家选举往往采用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是按照各党派所得选票的比例分配议席，因此保证了相当小的政党在议会中也有自己的代表。这样各政党分散化和分裂的现象就比较普遍，这就给为数众多的政党足够的生存空间。

　　其次，政府廉洁。多党制由于权力比较分散，壹党难以独掌政权，政治权力受到的监督和制约比较大，有利于减少腐败。因此，壹般来说，实行多党制的政府大多比较廉洁。

　　此外，由于多党制竞争激烈，互相监督，互相竞争，因此，能够有效遏止腐败案件的发生。因为有竞争才有进步，只要做好的话，人民会继续选择原先的执政党推荐的候选人连任，而做不好的话，任期壹到就得滚蛋。

　　再者，多党制每个党会推荐壹位最优秀的候选人，然后全民壹人壹票选出的国家领导人，更有公平性，让人民有幸直接参与政治互动。

　　总之，由于多党制不但是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要素，还举足轻重，因此构筑新型民主制度，而选择多党制作为支柱，既符合社会客观要求，又符合政治发展规律。

　　更主要的是，尽管多党制也有缺陷，还有待完善，可与壹党专制相比，多党制的积极作用远远超过消极影响，不象壹党专制那样正面功效远远小于负面效应，以至不仅赢得全面共识，还已在多国实施，从而成为普世价值，成为发展趋势，成为时代潮流，而今，不仅已经波及全球，还必将渗透世界各国各州！

　　联邦制

　　不管哪个国家的国家结构形式，都是指壹个国家的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国家结构形式不仅决定如何划分国家的领土，也决定如何规范国家整体和组成部分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限问题，因此不仅影响国家的兴亡，也影响社会发展的水平，还影响民族的前途，更影响生活的质量！

　　从古到今，世界上先后产生三种国家结构形式：壹种是单壹制，壹种是邦联制，壹种是联邦制。首先，就单壹制而言，单壹制是指由若干不享有独立主权的壹般行政区域单位组成统壹主权国家的制度。

　　单壹制国家划分为各个地方行政区划，其划分是国家根据统治需要，按壹定原则进行区域划分的结果，国家主权先于各个行政区划存在，地方行政区不是壹个政治实体，不具有任何主权特征。国家本身是壹个统壹的整体，只是为了便于管理，才把领土划分成若干行政区域，并据以建立起地方政权，即各地方行使的权力来源于中央授权，并不是地方固有，地方的自主权或自治权是由国家整体通过宪法授予的，各地方政权壹般没有单独退出该国的权利。

　　展开来说，单壹制是以按地域划分的普通行政区域或自治区域为组成单位的国家结构形式。在单壹制国家，中央政权享有最高权力，地方政权在中央政权统壹领导下，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其职权。在法理上，单壹制国家的壹切权力属于中央，而地方的权力由中央授权。单壹制国家的外部特征是：全国只有壹个中央政权，壹部宪法，壹种法律体系，是国际交往中的国际关系主体，它的公民只有壹个国籍。而按照地方职权的大小，单壹制国家又可分为中央集权型单壹制国家和地方分权型单壹制国家。在中央集权型单壹制国家，地方政权在中央政权的严格控制下行使职权，由中央委派官员或由地方选出的官员代表中央管理地方行政事务，地方居民没有自治权或地方虽设有自治机关，但自治机关受中央政权的严格控制。例如法国就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型单壹制国家。在法国，起主要作用的地方国家机关是地方行政机关，地方行政首长具有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的双重身份。壹方面代表中央，依照中央的命令行事，对国家内政部负责；另壹方面，作为地方官员，管理壹切地方行政事务。中央可撤换地方行政首长。在地方分权型单壹制国家，地方居民依法自主组织地方公共机关，并在中央监督下依法自主处理本地区事务，中央不得干涉地方具体事务。例如英国就是典型的地方分权型单壹制国家。在英国，由各地区居民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依法自主处理本地区事务；中央政府依法监督地方议会的行为，以立法监督为主要的监督形式，中央政府若发现地方议会有越权行为，可诉请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司法机关纠正。

　　其次，就邦联制来说，邦联制是指若干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如军事、经济方面的要求)而组成的壹种松散的国家联合，而其是壹种復合制的国家形式，是主权国家的联盟，通常根据条约组建。

　　邦联制的特点：壹是邦联是根据各成员国所缔结的条约组成，而成员国除了根据条约而明确表示让予或委托邦联机构的权力外，其他权力仍然保留，维持着成员国主权的完整性，即邦联的成员国各自保留着自己的全部主权，各自有独立的立法、行政、军事、外交、行政方面的全权；二是邦联既无宪法，无统壹的行政机关，也无统壹的国籍、军队和赋税，因此不是国家主体；三是邦联对成员国没有强制力，各成员国既可将让予邦联的权力收回，也可以自由退出邦联，而邦联对各成员国没有强制力，也不能发号施令；四是邦联的事务由邦联成员国“首脑会议”或邦联会议按条约的规定共同决定，尽管邦联设立议事机构和协商制度，但议事机关的壹些协议或决定，必须经过成员国的认可方能生效；五是邦联制作为由两个以上主权独立国家自愿联合组成的壹种国家联盟，具有各成员国地位平等，在内政外交上互不从属的特征。由上可见，邦联只是壹种国家联盟的形式，而不是国家实体，因此严格说来，邦联算不上壹种国家结构形式。

　　此外，就联邦制来讲，与其说联邦制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治实体（共和国、州、邦）结合而成的壹种国家结构形式，不如说是壹种多中心的復合共和制，是关于自治、非集权、多样性的宪制安排。

　　联邦制国家由各个联邦成员组成，各成员单位先于联邦国家存在。而联邦成员国在联邦国家成立之前，是单独的享有主权的政治实体；加入联邦之后，虽然不再有完全独立的主权，但在联邦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联邦成员的主权仍受到法律的保护，联邦成员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在组成联邦制国家时，联邦成员单位把各自的部分权力让渡给联邦政府，同时又保留了部分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力。

　　联邦宪法明确界定了联邦政府统壹行使的权力和各成员国的中央政府所保留的权力，即联邦的权力是来源于各成员国的参与。联邦成员有自己的独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和联邦国家的最高司法、行政、立法机构不存在隶属关系。联邦国家的主权由联邦和各成员单位分享，尽管联邦政府拥有对外代表国家主权，但是各联邦成员也在联邦宪法允许的范围内享有壹定的外交独立性，可以与其他外交主体签订壹些协议，而有些联邦国家成员单位也可以参加国际组织。

　　现今世界上的联邦国家，多数是在原来就存在的小型共和政治体基础上联合而成，也有的是通过政治改革将以前的单壹制国家解构或者说重组成联邦共和国。而联邦制的产生是小共和国为了增强军事力量，也为了谋求共同发展的需要，而组成联邦共和国，而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同盟，甚至遥远的《圣经》时代。

　　据《圣经》记载，以色列诸部落为了摆脱埃及法老统治和对外帮作战，曾结成紧密的同盟（公元前12世纪——722年）。古希腊的城邦国家结成过着名的安菲替温尼同盟，进行了与波斯的战争。在希腊晚期，又出现了名垂青史的亚该亚同盟、埃托利亚同盟。而这种结盟传统，在中世纪和近代的欧洲，仍绵延不绝。始于9世纪的德意誌邦联，是当时存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同盟。1291年，为了抵抗哈布斯堡王朝的进犯，中欧的三个自治市签署永久联盟条约，结成了后来发展到有13个成员的瑞士同盟。16世纪宗教改革时代，面对天主教会和世俗政权的双重迫害，新教徒在荷兰境内组成了尼德兰联省，它迅速强盛起来。但这些同盟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联邦国家，与后者相比，是松散、脆弱的，学者们称之为“邦联”以示区别。

　　历史上的邦联，首要目的是共同防御，其次才是共同发展。作为国家之间的联盟，邦联实际上是指挥加盟成员采取共同行动、协调彼此关系的政府间组织。它们的组织形式壹般都很简单，最重要的机构通常是壹个由各成员邦代表组成的议会，没有行政和司法部门。邦联在对外方面也没有完整的权力，加盟成员握有军事实力，外交上的独立性很高。这是壹种以主权国家政府为管理对象的“政府”，不可能是不脆弱的。翻开它们的历史，虽然可以看到联合所带来的好处，甚至于战胜强敌的辉煌篇章，但也到处写着猜忌、不公、争斗、内乱、分裂，并不乏被外部势力离间和征服的悲剧。

　　联邦制正是在吸取了过去邦联制的教训后，通过制度创新而形成的壹种紧密的、现代的新型共同体，而首先于美国诞生。美国1787年宪法运用主权共和国组织政府的原则，来设计共同的政治组织，并明确划分共同体与构成单位的权力，赋予共同体足够的手段追求联合起来的好处，建立了壹个直接对公民行使权力、三权鼎立的完备的共同政府，从而在历史上第壹次将邦联改造成联邦的国家。 凡是实行联邦制的国家，都具有以下的特点：第壹，国家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是壹种联盟关系，联邦政府行使国家主权，是对外交往的主体。第二，联邦设有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最高权力，领导其联邦成员。第三，实行联邦制的国家都认同于统壹的联邦宪法，遵从代表国家利益的统壹法律。第四，联邦各成员国有自己的立法和行政机关，有自己的宪法、法律和国籍，管理本国内的财政、税收、文化、教育等公共行政事务。第五，联邦和各成员国的权限划分，由联邦宪法规定。如果联邦宪法与成员国的宪法发生冲突，以联邦宪法和法律为准。

　　具体地说，联邦制作为壹种多中心的復合共和制，作为关于自治、非集权、多样性的宪制安排，有两个基本的建构原则，第壹，制定壹部有严格修改程序的宪法，在全国政府与各构成单位（州、省、邦）之间分割国家权力。全国政府管理国防、外交、统壹市场等与全国人民密切相关、需要集中管理的特殊事项，其他与各构成单位人民密切相关、能够分别管理的壹般性事项，都由各构成单位政府管理。第二，各构成单位人民有自治或自组织权。各构成单位议会议员、政府首长，由当地人民选举产生。绝大多数联邦国家的构成单位都有自己的宪法，规定自己的政府组织形式。此外，联邦制还有两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则： 联邦议会壹般实行两院制，其中壹院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另壹院由各构成单位选举或任命的代表组成。当联邦与各构成单位发生权力冲突时，由独立的司法机构——联邦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依据宪法裁决。 另外，联邦制国家各构成单位政府，在国家中具有很高的独立地位，不同于单壹制国家的地方政府，不象单壹制国家的地方政府那样是全国政府的下属。根据联邦制原则，全国政府与构成单位政府并不是核心与边缘、上级与下级的关系，而是具有不同权力、职能范围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它们彼此独立，权力都有限制。各构成单位也是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与联邦在不同范围内分别行使统治权。

　　当然，它们也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并且联邦是全体人民建构的永久性共同体，是任何构成单位或群体无权随意取消的主权国家。

　　当今，尽管世界上只有20多个联邦制国家，可是，它们的人口总数在22亿以上，而且占了世界大约二分之壹的土地。其中，领土最小的是拉美的圣基茨―尼维斯联邦，267平方公裏，最大的是横跨欧亚的俄罗斯，1700多万平方公裏。面积超过200多万平方公裏以上的国家中，绝大多数是联邦国家。而在亚洲、欧洲、北美、南美、大洋洲、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中，除了中国以外，俄罗斯、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苏丹无不实行联邦制。

　　这么多大国之所以都选择了联邦制，原因就在于联邦制作为多中心、自治、非集权的制度安排，是壹种有着巨大包容性的政治体。而自其诞生以后，人们不仅用它来将分散的政治体结合成统壹的国家，还用它来在统壹的国家中实现不同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的人民和平相处。虽然联邦制实践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实行联邦制或引进其某些制度安排，是迄今在统壹的国家中，处理高度差异性问题的最佳选择。最早的现代联邦国家之壹瑞士，就是这方面的着名典范，在瑞士的境内，生活着具有不同民族身份、宗教信仰，分别讲着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三种语言的人，但他们却结成了壹个和谐的统壹国族。在联邦制下，分权、自治、多中心的制度安排，为不同种族、民族、宗教、文化、社会利益群体，提供了表达政治愿望的最充分渠道。在这种情境下，“统壹性”与“多样性”，并不是两个相互对立的东西，而是分别与“解体”、“同质性”相对。由于存在多个政治中心，因此政治生活不像单壹制共和政体那样由壹个全国性的单壹多数所决定，而是由许多个多数或者说“復合多数”所决定。总之，这种制度可为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提供有力的保障。

　　此外，联邦主义也为人类自由所不可缺少的共和政体，开辟了非常广阔的适用范围。众所周知，古希腊的城邦共和国，以直接民主为其特征之壹，无壹不是小国，而其人口、土地还不及当今中国壹个普通的县。所以，人类长期以来壹直为这样壹个问题所苦恼：共和政体似乎只能适用于小国，较大的国家则需要君主或君主专制统治。而代议制为人们解除这壹烦恼作出了巨大贡献，联邦制更是功不可没。虽然历史已经证明可以通过代议制在较大的国家成功地运用共和政体，但是并没有证明壹个大型国家如果不借助于联邦制是否能建立稳固的共和政体，从而成为持久的自由国家。早在1748年以前，现代共和主义的卓越奠基人之壹孟德斯鸠，就敏锐地意识到联邦制对于小国获得安全、大国实现自由的价值，而他的话至今仍值得铭记于心：“壹个共和国，如果小的话，则亡于外力；如果大的话，则亡于内部的邪恶……这种弊害出自事物的本性，不是任何法制的形式能够医治的。要是人类没有创造出壹种政制，既具有共和政体的内在优点，又具有君主政体的外在力量的话，则很可能，人类早已被迫永远生活在单人统治的政体之下了。我说的这种政制，就是联邦共和国。”

　　后来，以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和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派，在此基础上不仅发展了这壹理论，还为制衡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第壹，联邦派以英国的政治现实为观察，提出要防止民选的议会权力过大。在民主制下，立法部门权力过大是最危险的，防止议会专权，就能有效遏止多数人的暴政，维护少数人的合法权利；第二，联邦派提出要防止行政权力的膨胀，控制总统的权力，以防范独裁专制。更需要说明的是，他们不但把“三权分立以制衡”的政治思想变成了政治现实，还扩充分权制衡理论，宣扬国家权力除了横向分为立法、行政、司法外，还务须纵向分解到各级地方政府，以使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相互监控，相互促进。

　　在此，有必要概括壹下联邦制的诉求。缔造现代第壹个联邦共和国的美国1787年宪法，在其简洁而庄严的序言中说道：“我们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为了组成壹个更完善的共同体，以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和平，安排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的福利，并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的后代永享自由的生活，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而法国19世纪政治家和思想家托克维尔，对于美国联邦制所产生的政治效果称贊不已，认为美国人民自立自强、进取创新、关心公益的精神得益于其自治和分权制度，说联邦“既像壹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又像壹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美国当代着名政治学家爱拉扎尔这样评价联邦制：“人类，因而也是理论家对于政治的关註，聚焦在三个普遍性问题上：追求政治正义以获得政治秩序；探明政治权力及其运用的真实经验；利用能够将这两个问题统壹起来而造就良好政治生活的文明社会与文明社群，来创造壹种适宜的公民环境……而说明和包纳了上述三个问题、反復表现出生命力的重要政治原则之壹，就是联邦主义。”

　　总而言之，如果说将小国的优点与大国的优点结合起来，既使小国得到安全，又使大国实现自由，是联邦制的追求，那么多中心、自治、非集权，尊重多样性，保护少数，以及维护“自由的生活”、“国内和平”、“安全”、“全民的福利”等则是联邦制的价值谱系。

　　由于联邦制比起单壹制和邦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因此，从二百多年前现代第壹个联邦制国家诞生到今天，联邦制不仅已在许多大国登陆，还已在世界五大洲留下了成功的足迹。

　　可悲的是，对中国而言，联邦制仍然是壹个新生事物，因为除了壹些学术讨论和政治呼吁之外，除了民国有壹段时期提出的“联省自治”以及几部没有实施的军阀宪法，除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曾在对抗国民党统治时曾提出联邦制设想外，中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过联邦制。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今，在中国提倡地方自治的壹般都是权力斗争中的弱势群体，而他们的政治诉求不是被完全忽略，就是等到他们成为强势群体的时候便把原来作为壹种斗争策略的制度构想彻底抛诸脑后。

　　进壹步说，中国之所以壹直都是中央集权型的单壹制国家，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实质意义的比较，中国思想家向来都是老祖宗那口井裏的青蛙，总是跳不出自己头顶上的那壹小片蓝天。这是中国作为大国的悲剧，因为过早的统壹和中央集权扼杀了地方制度沿着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尽管在没有外来文明的冲击下，制度突破的可能性并不大，但高度统壹和集权无疑将中国的政治制度锁定在固有的模式上，禁锢了思想家和潜在制度设计者的想象力，从而完全扼杀了制度创新的可能性。更主要的是，实践中制度的单壹性限制了思想自由，而僵化的思想又反过来加强了制度的稳定性，排除了任何可能挑战现有制度的替换方案。

　　由于人治文化和中央集权的制度传统紧密联系在壹起，致使中国分而治之的制度实践难以展开，因此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将联邦制作为壹种值得认真探讨的可能政体模式，以致中国从古到今都是中央集权型的单壹制国家，尽管现今在法律上规定地方自治，但因各种限制而致使地方自治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因为中央政府采取各种手段严格控制地方政府。

　　总之，自从秦朝统壹六国以来，中国就壹直都是壹个名副其实的中央集权型单壹制大国，壹直都是地大人多、民族庞杂的中央集权型单壹制大国，壹直都是处于壹个最高权力统治之下的中央集权型单壹制大国。由于国家结构形式存在严重的弊端，以致不仅壹直都面对法制统壹和地方自治的矛盾，也壹直都面对尖锐的民族问题，还壹直都面对如何规范国家整体和组成部分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限问题。

　　尽管在壹个最高权力的统治之下，国家的统壹有利于国内的和平安定，使百姓免于各地诸侯为争夺疆土所引发的战乱之苦，但和平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在人类的政治智慧没有充分发挥之前，国家统壹只是简单意味着最高统治权的集中；权力的集中也给权力的滥用造就绝好的机会，而权力的滥用反过来为社会动荡埋下了伏笔。由于制度安排不当，以致统壹只是标誌专制，而团结更是强化专制，致使原始意义上的统壹和团结未必给社会带来长久的和平。

　　展开来讲，在专制统治下国家掌握的权力未必会被用在正途上，以致国家权力越大，滥用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个人自由就越危险。如果壹个国家缺乏民主机制，那么国家规模越大，就越容易维护专制统治，镇压平民以合法或暴力形式的请愿或抗议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大国显然是壹把双刃剑。国家权力只是为安全保障提供了壹种能力，但不受控制的国家权力未必会为个人安全提供可靠的保障。而要保证大国给民众带来更多的福而不是祸，那国家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否则这个不受限制的庞然大物壹旦挥舞锋利无比的国家权力之剑，那后果不堪设想。而要限制国家权力，那就必须实行民主代议制度，保证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受到社会的控制。但光有民主制度还不够，因为人民代表还是会滥用权力，而产生多数人的暴政。因此还须采取另壹种更直接的限制，而这就是奉行有限政府原则的联邦制。尽管在理论上不排除单壹制国家也采纳这种原则，可实际上只有建立联邦制才能真正实行有限政府原则，因为有限政府的宪法将国家权力限制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并通过司法审查制度在个案中界定政府是否侵越了其宪法权限，从而有效控制了国家权力的滥用。

　　首先，由于联邦制将国家的大部分权力下放地方，而地方自治并不是绝对的，任何地方政权都受中央政府和其它地方的牵制，因此克服了简单中央集权的弊端。如果壹个地方通过了压制自由的法律，那么这个地方的居民即使没有办法反抗，也可以用脚投票，迁徒到更为宽容的地方去。正是由于“邻居”的存在，每个地方才感受到尊重自由和人权的压力，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也有利于防止各自的权力过度膨胀，不至于对权利构成太大的威胁。 其次，由于联邦制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因此使它不能侵犯公民权利和自由，不能侵越地方权限，不能随心所欲地利用地方资源为中央利益服务，而只有在这些宪法限制之下，才能信任中央政府去制约地方政府。另外在这个前提下，需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中央在宪法授权范围内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法律和政策在地方获得有效实施，地方法规和规章不得与之相抵触，因此只有这样的制度安排才能保证大国的长治久安。

　　而今，既然世界上许多大国都实行了联邦制，为什么中国就不能突破大壹统中央专制的思维模式，而建立联邦制？仅从中国地大人多、民族庞杂这壹点来看，中国不但适合实行联邦制，还能借助联邦制持续健康发展，而其原因壹是联邦制不仅是经自由选举产生的、由负责管理同壹人口群和同壹地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府分担权力和决策的体制，还作为多中心、自治、非集权的制度安排，是壹种有着巨大包容性的政治体。

　　二是联邦制不仅使高层政府有决策权，而且也使受决策直接影响的地方社区有决策权，并保护这壹权力。同时联邦制允许地方政府制定和执行法律，从而促使政府对人民负责，并鼓励公民的参与和履行公民职责。

　　三是联邦制通过成文宪法规定出各级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分工而得到巩固；而地方法令反映地方社区的意愿。再者，政府间关系意味着在壹些具有法定必要性的问题需要通过合作解决时，联邦国家的各级政府(国家、地区和地方)将共同努力，而国家政府往往有权调解地区间的争端。再者，在地域辽阔和经济多样化的国家，各个地区在收入和社会福利上的差距可以通过国家政府的税收再分配政策得到调整。

　　四是联邦制反应灵敏，包容力强，不仅公民可以自由竞选各级政府职务，还为各政党提供为其选民服务的多种机会，即使某壹政党在国家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内不占多数，它仍可以参加地区和地方壹级的立法和行政。

　　五是联邦制建立在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上，因为受到选民约束和宪法限制，所以执政者不能不顾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任意发动战争或做其它劳民伤财的事情；由于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致使它不能侵犯公民权利和自由，不能侵越地方权限，不能随心所欲地利用地方资源为中央利益服务；由于中央政府在宪法授权范围内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法律和政策在地方获得有效实施，而使地方法规和规章不能与之相抵触，因而保证长治久安。

　　综上所述，中国自古以来壹直都是壹个大国，而大国的制度意义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未必就意味着简单的统壹和集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与正在向联邦制过渡的欧洲联盟都是大国，但它们都不是单壹制国家，而中国作为壹个唯壹的单壹制大国，不仅壹直都面对法制统壹和地方自治的矛盾，也壹直都面对尖锐的民族问题，还壹直都面对如何规范国家整体和组成部分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限问题，为什么就不能废除中央集权型的单壹制，而建立联邦制？

　　由于中央集权型的单壹制给国家和人民往往带来更多的是祸而不是福，而联邦制则带来更多的是福而不是祸，因此废除单壹制而实行联邦制，不但是大国最佳的选择，也是壹般国家理性的选择。尽管中国如今不仅综合国力不断攀升，还具有壹定的的国际地位，但因为没有造就宪政民主，没有建立联邦制，没有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所以正在掘起中国难免重蹈复辙。而为了防止重蹈复辙，那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现行专政制度，既从观念上突破传统的框框，又抛弃集权主义的思维模式：既造就宪政民主，又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既在理论上放手重构新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也在实践上建立中国的联邦制，最终不仅彻底废除中央集权型的单壹制，而让联邦制在中国开花结果。

中国应该建立民主制度

作者 郑贻春 写于 二零一六年

　　中国人如果不能够完全彻底地破除民主的迷雾，那是根本无法进行所谓的民主转型的工作的，那是不会也不可能建成壹个现代文明的民主社会的。中国目前所需要做到的，就是要清理反对民主的反动势力为了阻挡民主所製造出来的民主迷雾，拆掉阻挡在民主面前的各种各样的障碍。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够脚踏实地、昂首阔步地实现民主。

　　1、大言不惭地高谈阔论所谓的“民主”，其实是个惊天大骗局极权专制主义者总是匪夷所思地、大言不惭地高谈阔论民主，但却从不予以实行。比如，毛泽东曾经煞有介事地谈论过民主。特别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裏，毛泽东把民主简直是说得个天花乱坠，满嘴吐沫星子乱飞，张口壹个“民主”，闭口壹个“民主”，但这些都不过是嘴上混气儿而已。

　　几十年前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黄炎培等人曾经访问过中共统治的延安，并会见了当时的中共首脑毛泽东，于是就产生了闻名遐迩的“窑洞对”，或叫做“历史周期律。”

　　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壹人，壹家，壹团体，壹地方，乃至壹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壹事不用心，没有壹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壹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壹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復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壹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壹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即便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之所以在延安窑洞裏讲民主，是因为此时他正与蒋介石争天下。为争天下而讲民主，是毛泽东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策略运用。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通过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窑洞对”而向世人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共壹心壹意地追求的，不过就是中国的民主而已。

　　经过壹番为民主而奋斗的虚与委蛇的和瞒天过海的乔装打扮之后，俨然民主捍卫者的毛泽东壹经掌权执政，便几乎马不停蹄地立刻撕下了所谓民主的假面具，凶相毕露地展现其专制独裁的真面目。

　　通过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关于民主的壹番高谈阔论，我们可以看到；（1）毛泽东跟黄炎培所谈的民主，实际上是给中国人民放了壹个浓重得化不开的巨大的烟雾弹，包括几乎同壹时期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所发表的九十多篇呼吁民主自由的文章，都是花样翻新的、琳琅满目的和让人眼花缭乱的烟雾弹，目的是要以冠冕堂皇的名义、以民主的名义、以民主追求者和民主捍卫者的名义，诱使亿万中国人民上当受骗。在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欲盖弥彰的巧舌如簧之下，在巧舌如簧的偷梁换柱之下，当时天真烂漫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的中国人民由于不识庐山真面目，便纷纷地把壹切美好的希望、把自己的壹切，甚至身家性命，都不计后果地、壹股脑地投向给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帮助毛共推翻了国民政府，使毛共巧取豪夺地争得了天下，坐上了龙庭。岂不知，此乃助纣为虐也！其后不久的历史发展均已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人民史无前例的无比悲惨的巨大劫难与巨大创痛。这，究竟是中国人民的活该倒霉，还是因为天意的安排必有壹劫？

　　古今中外的骗子从来都是摇唇鼓舌、花言巧语，简直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可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好话说尽的目的是要博得受害人的信任。为了博取信任，什么好话都能说，什么毒誓都敢起。说的简直没得说，不容人不相信，因为这是骗子绞尽脑汁而设计出来的包藏祸心的壹个个圈套，是由美丽的言词所编织出来的壹个个货真价实的大坑。圈套，是让妳钻进去；大坑，是让妳跳进来。骗子是只说不做的。毛共为了与蒋介石争天下，说民主，唱民主，为了笼络人心，便在空中给人们画出了壹个大大的馅饼，壹个叫做民主的馅饼，岂不知，却原来实在是个硕大无比的有名无实的民主之泡影。毛共统治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何曾有过壹丝壹毫的民主？恐怕连影子都见不到，更不用提什么其他的了。这，就是毛泽东对黄炎培提出的“兴亡周期律”所做回答的意义之所在。这正是：毛共骗人无商量，谎言欺世“窑洞对”；施放烟雾搞迷惑，夺取政权方为真！（2）毛共建政之后，从来不提民主，也坚决反对民主。谁要是提民主，谁就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谁就必然遭到迫害，不是被监督改造，就是被关进监狱或被肆意枪杀。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证明，谁要是胆敢监督中共政府，谁就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谁就是太岁头上动土。没有掉脑袋的准备，那是根本不可能监督中共政府的；没有倒透霉的心理预期，那就不要对于中共政府提出任何壹针见血的批评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把壹切不同意见者都视为反动派、为敌人、为反革命、为害人虫、为牛鬼蛇神、为敌对势力，而必须予以严厉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残酷暴烈的阶级斗争。在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空前凌厉的攻势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频频出击下，谁还敢于表达自己内心深处任何真实的想法、意见和建议？那不是自找倒霉、自找不自在、自寻死路壹条吗？毛统治时期的社会现实，就是如此这般的匪夷所思的荒谬绝伦之风尚；（3）在毛共建政后，如果谁胆敢按照毛泽东对黄炎培所说的去做，即人人都起来负责，那就必然遭受极其残酷的乃至格杀勿论的镇压，谁负责，谁就倒霉，谁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壹命呜呼、呜呼哀哉，死无葬身之地。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于负责？谁还能够负责？人人负责根本行不通，所以就只能形成人人都不负责，既不能为自己负责，又不能为他人负责的可悲可耻之状态，而这，正是毛泽东所刻意追求的壹统天下、号令壹切的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状态。毛的所作所为与其当初在延安“窑洞对”的说辞，大相径庭、南辕北辙、截然相反、天差地别；（4）“历史周期律”是毛共对于民主人士所开的惊世骇俗而又令人瞠目结舌的国际玩笑，因为信誓旦旦的夸下海口犹言在耳，再看看毛泽东篡夺政权之后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壹个国际大骗子的丑陋不堪的可耻之嘴脸。

　　应该用毛泽东沾沾自喜的和津津乐道的狗屁不通的所谓诗句“不须放屁”，来论证毛泽东与黄炎培所谈论的“历史周期律”。这，倒是更为恰如其分壹些、也更为直截了当壹些。换言之，毛泽东所说的民主，不过就是壹个崩向全国、崩向全世界的具有中共特色的响屁而已，却熏红了汙染了更毒化了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搞得华夏故土的山上水水、城市和乡村都汙浊不堪、满目疮痍，直到今天中国人民仍然深受其害、创痛惨重而又无法自拔。其恶劣影响实在是既深且广，顶风臭个十万八千裏！

　　2、莫名其妙的“民主的阴暗面”，是极权专制主义者所灌註的迷魂汤说民主有阴暗面，目的是要否定民主、反对民主、排斥民众，是要让人们觉得民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民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民主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阴暗面，就是不光明。这种说法实质上就是抹黑民主，唱衰民主，让人们丧失对于民主的信心。既然民主有阴暗面，那么追求民主、实现民主，也就没有更不可能有什么价值、什么意义了。与其费劲巴拉地追求民主，最终获得的不过就是民主的阴暗面而已。何苦来哉？人们要追求的是民主的光明，但收获的却是民主的阴暗面。既然民主有阴暗面，那还追求民主干什么？那不是自讨苦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心甘情愿地寻找不自在吗？

　　“民主阴暗面”这种论调壹出笼，註定在广大愚民的头脑中产生出滚雪球的不断放大之效应。其否定民主、排斥民主、消解民主的负面影响，实在是不可小觑、不容低估的。因为这种论调愚钝了人们的头脑，使人们陷入在茫茫壹片的阴暗面之中而根本无法清醒过来，更看不见民主制度的光明前景。脑袋被莫名其妙的民主阴暗面给搅得都成壹片浆煳煳了，又如何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民主制度所应有的至高无上的宝贵之价值？又如何能够认识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而躲在壹旁偷着乐的极权专制主义图谋不轨并从中渔利的丑恶之嘴脸？

　　相信了所谓的“民主的阴暗面”，就不免中了极权专制主义者精心设计的极为巧妙之奸计、之诡计。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只要人们相信还存在着民主的阴暗面，人们就壹定会容忍现实的不怎么阴暗的甚至有些光明了的极权专制主义的领导或统治，人们也就根本不必追求什么民主了。因为“民主的阴暗面”到底有什么值得人们趋之若鹜、孜孜以求的呢？还是不要有什么幻想了吧，还是要老老实实地、本本分分地做壹个顺民、奴隶或奴才了吧。

　　民主有什么好？壹天到晚闹哄哄，搞得四邻不安，人心惶惶，甚至天下大乱，况且，民主也不应是东方人，尤其不应是中国人所享有的。因为根据中共党魁的壹贯指示，中国人素质低、人口多、南方北方温差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而且底子薄、文盲也不少。如此等等的不利条件均证明，搞民主还不成熟，还远不是时候。另外，即便搞民主，也不能操之过急啊。那得等，等到建国壹百周年，即2049年或以后再说吧。至于等死了多少人，至于把多少中国人都给泡得流稀、都成转不过弯的脑残，那就只有天晓得了。不过，中共的历届党魁壹直极其顽固、信心十足地认为，中国人压根天生就不适宜于搞民主。

　　有个外国人前不久写出了壹本有关“民主的阴暗面”的着作，说的是种族大屠杀是由民主所引致的。其实，这种肆意栽赃民主的论调纯属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无事生非，牛头不对马嘴，简直不值壹驳。但“民主的阴暗面”之论调却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民主是危险的，是极其危险的。是壹种有害的毒药，谁要是喝了民主的毒药，不死也得半个昏，所以还是要尽力避免为好。视民主为洪水猛兽的极权专制主义者正在被民主化的浪潮逼得走投无路、焦头烂额之际，壹听到“民主的阴暗面”，便如获至宝，便大力鼓吹，便开动全部的宣传机器，使出浑身解数地广布天下，以唱衰民主，以压制民主。极权专制主义者就是以如此这般的小儿科的伎俩来诱骗天真善良的中国人民的，以防范人们昂首阔步地走入民主的康庄大道。他们的如意算盘打的是，还是让中国人民壹如既往地谨小慎微地听之任之地听党话，心甘情愿地跟党走。所谓的“民主的阴暗面”就以这样的方式给人们灌下了似是而非、胡搅蛮缠的迷魂汤，从而使人们稀裏煳涂地迈进了极权专制主义精心设计的圈套，并大大地减弱了人们追求民主的雄心壮誌，从而使不少人认为在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下生活，能将就就得过且过吧。既然“民主的阴暗面”就摆放在那裏，民主的情况又能够好上多少呢？灌了迷魂汤之后，人们的思想意识就完全彻底地斩断了不屈抗争的念头。这，正是“民主的阴暗面”之论调受到极权专制主义政体欢迎、热捧并不遗余力地大肆张扬的根本原因。“民主的阴暗面”可是帮了极权专制主义者的大忙了，堪称是值得载入史册的响当当的迷幻药、麻醉剂。

　　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从来都是如此这般地似是而非的，无不充满无理搅三分的邪恶的诡辩之伎俩。“民主的阴暗面”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论调。似是而非实际上就是诡辩论那壹套。诡辩论就是偷梁换柱、黑白不分、是非不明、浑水摸鱼。

　　与极权专制主义相比较，民主从来都是光明的；与民主制度相比较，极权专制主义从来都是黑暗的。两个泾渭分明、本质上南辕北辙的东西，两个针锋相对的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孰好孰坏、孰优孰劣，哪个野蛮、哪个文明，难道不是壹清二楚、壹目了然的吗？为什么绞尽脑汁地极尽汙蔑民主之能事？就像扣屎盆子壹样地给民主扣上了壹个莫名其妙的、匪夷所思的、难以理喻的阴暗面？

　　见过信口开河的，但没见过这么信口雌黄的；见过无耻的，但没见过这么毫无廉耻的！

　　3、压迫人民的独裁者绝对不会主动放弃权力

　　前些年中共体制内的某位学者煞有介事地写了所谓“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壹篇文章，于是人们就绞尽脑汁地纷纷猜想，壹定是中共的头头脑脑又要搞什么惊世骇俗的大动作了。壹时好评如潮，趋之若鹜，点贊者如蚊蝇逐臭般人头攒动。可是，人们等啊盼啊，盼啊等啊，七、八年过去了之后，甚至十几年过去了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因为壹切都是依然如故，还是壹样的极权专制。看起来这裏面煳弄的东西、欺骗的成分，要远远地大于实际内容。其实，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就跟说“金子是个好东西”、“美味佳饶是个好东西”、“美元是个好东西”、“飞机是个好东西”、“球是个好东西”——不都是壹样的毫无意义，壹样的毫无价值，纯系多此壹举的废话吗？

　　但就是这样毫无意义、毫无内容、毫无价值的冠冕堂皇之幌子，竟把我们中国大陆可怜兮兮的知识分子们都给煳弄得壹愣壹愣的，都五迷三道了，都忘乎所以地山呼万岁了，到头来都不过是滑稽可笑的水中捞月的壹场空而已。

　　骗人无商量的骗局，恐怕只有在中国才能拥有巨大无比的市场，才能畅行无阻、横行无忌、招摇过市，并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所谓时尚。

　　4、用民主做招摇撞骗的弥天大谎，是屡试不爽的伎俩极权专制主义者总是自吹自擂地把民主挂在嘴边上，用以实现自己的极权专制主义的罪恶之目的，甚至把民主当作自己的护身符、当作国号来使用。例如：布尔布特领导的民主高棉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把其统治的柬埔寨变成了壹片鬼哭狼嚎的人间地狱。还哪裏有壹点点民主的影子？全是极权专制主义的残酷暴烈、凶狠残忍，犯下了惨绝人环的反人类的滔天罪恶。还有，金日成统治的国家叫做“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不但民主，而且后面还加上了两个字“主义”，叫做民主主义，似乎民主已经成为必须信仰、必须执行的至高无上的东西了。“民主主义共和国”是指，在这样的国家裏什么都是民主的，是不民主坚决不行的。我们知道，民主，不应该加上主义。加上主义的民主，就是民粹主义、就是暴民统治，就是反民主的极权专制主义的东西了。在朝鲜，难道还能够看到任何民主的表现吗？实行极权专制主义的暴君如金日成和他的儿子金正日之流，如金正日的儿子、金日成的孙子金正恩之流，为什么总是乐此不疲地、大张旗鼓地、大言不惭地打着民主的旗号招摇过市呢？其目的就是用民主的靓丽色彩给自己根本不要脸的脸面贴金，以达到蛊惑人心、欺世盗名、欲盖弥彰、浑水摸鱼的不良之企图。

　　极权专制主义者向来把民主当作幌子。说的是民主，行的却是反民主的极权专制，或者是边实行残酷的极权专制，边大张旗鼓地宣称自己是如何如何地民主，哪怕连民主的壹丝壹毫的影子都没有，也要大言不惭地信口胡咧咧地说民主。国民党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说：中共所谓的民主不着边际。所谓不着边际，就是满嘴胡咧咧的意思。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只说民主这个词组，却根本不提民主的本质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正像他们打着人民的旗号，而大搞党魁的个人独裁壹样。他们高喊民主的口号，却把民主的实际内容扔弃壹旁，不予理睬。他们不但架空了人民，也同样架空了民主。正如人民被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肆意妄为地和全面彻底地异化了壹样，民主也被他们毫不留情地和完全彻底地异化了。

　　中国的民主，说到底只是名义上的和语义上的民主。所谓名义上的民主就是说，内容远离实际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所谓语义上的民主，是指装饰性民主、标签式民主，是指既不反映现实状况，也不起实际作用的民主。民主只能是，而且必然是壹句有名无实的花架子壹般的宣传口号，是瞒天过海的壹个幌子而已。

　　民主的名称被极权专制主义者玩弄于股掌之上。“民主”二字在他们那裏常常脱口而出，彷佛他们是民主的天然的和无可替代的代言人壹样。但民主的本质内容则被他们弃之如敝履，或被驱逐到哇爪国裏。也就是说，他们只是把民主当作壹个蒙人骗人的口头禅而已。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与民主的本质内容是根本不搭界的。这样的极权专制主义者，显而易见是把民主作为壹种骗术，以售其奸地贩卖他们那壹套极权专制主义的黑货。

　　5、民主的虚化与滥觞，对民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壹个不民主的社会，人们常常耳儒目染所谓的民主。走在大街上，人们到处可以看到写有民主字样的标语和口号，更不用说在报纸杂誌上、广播电视裏，无不充斥着民主的词句和声音，更不用说从上到下各级官员的讲话、报告裏蜂拥而出与民主有关的话题和语言了。这，就是民主口号肆意泛滥的现实。

　　对于不了解民主实质的人来说，彷佛真的进入了壹个业已实现了民主的文明社会了。然而，对于壹个知晓民主本质的人来说，这个把民主玩弄于鼓掌之上、把民主的词藻吹嘘得天花乱坠的现实，却是连壹点点民主的气味都没有的，更谈不上任何民主的实质内容，简直是假、大、空的胡扯。也就是说，现实的冠冕堂皇的所谓民主，都不过是招摇撞骗的各种各样的虚词而已。在这些所谓民主的冠冕堂皇的虚词下面，却货真价实地实行着极权专制主义的本质。这，正应验了壹句中国的俗语叫做：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既然说的、唱的都是民主，那么，为什么干的却是与民主的表现反其道而行之的阴暗、苟且之勾当呢？为什么还要极尽所能地迫害、打击追求民主的仁人誌士呢，并把民主精英们都统统地关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阴暗狭窄、戒备森严、由高墙和铁丝网围圈起来的监狱呢？

　　本质上的极权专制主义社会却偏偏打着冠冕堂皇的民主旗号，无所不用其极地空喊民主词语，以达到混淆视听、瞒天过海之效果，从而使不懂民主本质的泱泱之众程度不同地乃至极大程度地上当受骗。而中国的广大愚民对于民主的实际内容也是得过且过地稀裏煳涂，犹如脑残壹般地辨别不清民主与专制的区别之所在。

　　6、“民主了，就会乱”的论调，纯属胡说八道有壹种谬论认为，中国不能搞民主。因为壹民主，就会乱，彷佛民主是动乱的导火索壹般，好像中国非得实行极权专制主义不可，似乎中国人遭受极权专制主义的压榨是命该如此、活该倒霉。因为按照“民主了，就会乱”的这种观点来看，反民主的极权专制主义倒是能够保证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了似的。既然如此，那么中国人民就只能在极权专制主义严酷的统治下保持苟延残喘的所谓稳定了，既然稳定是中共压倒壹切的指导方针。这种是非颠倒的谬论在中国还真的颇有市场，也的确能够迷惑壹些煳裏煳涂的一般民众，人们于是不可避免地认为，还是不要发生动乱的好。于是民主不民主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至少不是那么要紧的了。即便生活在极权专制主义的重压之下，也就只好抱着混时度日的态度自欺欺人地苟且偷生了，虽然生活中无时无刻地不免遭受着这样或那样的难以想象的和可以想象得到的不公、不正、不义之对待，但只要能够活着，只要能够喘气，哪怕有再大的冤屈、再多的愤懑、再难以忍受的苦恼，也就只能将就壹天是壹天了。

　　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冤假错罪案？更有成千上万的层出不穷的各种各样的访民都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况下求诉无门、啼饥号寒、叫苦连天？为什么自称“为人民服务”的公权力始终做不到为广大的民众分忧解难？这些难道不是明摆着的赤裸裸的现实吗？这样满目疮痍的景象之所以不胜枚举地、举不胜举地、泱泱之众地、不可抑制地出现，星火燎原地发展，“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地连绵不绝，实在是因为极权专制主义所必然导致的罪恶之结果。因为非民主、不民主、反民主的极权专制主义实乃动乱的深渊。极权专制主义是绝不可能产生任何稳定之状态的，即便用刺刀维持的稳定，也只不过是表面的现象、暂时的现象而已。要知道，民心不稳，壹切都稳不住。

　　与此相反的却是可以而且能够带来稳定的民主制度。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够给整个社会带来永续发展的长治久安。因为有独立的新闻媒体，各种民意都能够得到行之有效的反映，人们在极权专制主义统治下所具有的沉重的压抑感就会壹扫而光，民智就会豁然洞开，人们的觉悟就会大大地提高；由于实行三权分立而不能壹权独大，权力之间相互制衡，在宪政的体制下受到限制的权力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肆意滥权的可能和机会，权力之恶就会被压缩到最小的程度乃至消解于无形。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公权力，无论其来源，还是其运行；无论其权力架构，还是其施政方针；无论其运行成本，还是其运行效果，都毫无例外地必须接受人们随时随地的检查、督促、指导、批评。所有的政务都要公开而且透明，除了极少的事关国家重大战略的相关问题可以由法律规定为壹定时限的机密之外，壹切的政务都是应该、可以而且必须公开的、透明的。不公开、不透明，是坚决不行的。既然是公权力，就绝不可能有所隐藏、有所遮掩；民主政体必然是竞争性的开放性的政治体制。所有的政治人物、政治势力、政治党派都可以依凭自己的能力、水平、实力等在社会政治的广阔舞臺上施展其各自的政治抱负，以更好地服务于民众，由此而确立自身独特的价值。故此，多党竞争并接受民众的选择而寻求执政的权力，就是势所必然的顺理成章之事。多党制而不是壹党制，能够保证社会政治生活的活力和蓬勃的朝气。壹党制常常暮气沉沉、思想僵化、不思进取、壹无作为。更有甚者，壹党制总是连绵不绝地制造惨绝人环的灾难、人祸和悲剧。越是壹党专政的大党，制造起悲剧来，就更是肆无忌惮、惨绝人环、荼毒天下、罄竹难书、壹言难尽。再不好的多党制由于有竞争的激励机制起作用，总要比尸位素餐的壹党制要好得多得多；由于政府领导人是全民竞选的结果，而不是几个人或壹部分人在密室裏策划的结果，因而必然拥有现代政治家所应具有的政治判断力、政治决断力，通常能够审时度势、博采众长，妥善地处理国计民生的诸多重大问题。所以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迫切地呼吁最好能够在尽短的时间内建立起适合于中国大陆历史发展的政治家市场。现代政治家市场壹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应运而生，形成气候，并成为规模效应。所有立誌于服务民众和社会的政治人物都可以在别开生面的政治家市场上闪亮登场、壹展风采，并表示出自身所具有的非同凡响、出类拔萃、超凡脱俗的雄心壮誌、气魄、能力、水平，等等。

　　如上所述的民主制度之系列表现，必定能够给整个社会带来无可估量的和意义深远的良好之影响。在民主制度下，社会的稳定是必然的。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热热闹闹、也不那么刻板而稳定，但实际上由于民众的意愿得到了充分的表达，社会的创造力、想象力以及壹切的潜力都找到了尽其所能地施展和发挥的良好场所和顺畅通道，所以人心必然稳定。而人心稳，就是社会稳，就是国家稳，就是壹切稳定的根本之保证。

　　但有壹种情况却很值得人们的警惕和註意：在极权专制主义由民主制度取代之后，也许会出现壹定时期的或长或短的不那么稳定的状态。这恐怕是因为民主制度还尚未从根本上得以确立起来，而极权专制主义腐朽没落的势力又不那么甘心自动地退出其所霸占的历史舞臺。这种特定历史时期裏所出现的新旧势力博弈的过程，是极有可能的，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由以往的极权专制主义势力所造成的暂时的动乱，不过是历史上的壹个小小的插曲而已。风雨过后是彩虹；极权专制主义壹经消亡，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本质必将给苦难深重的中国带来壹片稳定、祥和、快乐之气象。

　　“壹民主，就会乱”之说词，可以休矣！

　　7、“素质低，不能搞民主”，是欲盖弥彰的托词“素质低，不能搞民主”，这是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瞪着两眼说瞎话的无稽之谈，这是江氏对于中国人民肆无忌惮的极大侮辱和极大蔑视。现代的中国人素质再低，恐怕也绝对不会低于二百多年前、由大英帝国所统治着的北美洲殖民地人民。那时的北美殖民地人民大部分是农民，连识字的人都没有多少，更谈不上有什么高深的文化了。按照中共党魁的说法，素质算是够低的了吧？但正是这些低素质的人民在华盛顿的带领下，壹手创建了坚如磐石的伟大的民主制度。二百多年前衣衫褴褛的美国人民能够做到的，为什么二百多年之后衣冠齐整的中国人民就不能够做得到？如果低素质的人民不适宜于实行民主制度，那么比中国的人民还要贫困得多、落后得多、文盲也更多的缅甸人民，为什么能够开放党禁、报禁，并堂堂正正地举行了全国大选，已然气势雄壮、昂首阔步地走向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康庄大道？低素质的缅甸人民可以做到的，比低素质要高壹些甚至要高许多的中国人民为什么却不能够做得到？难道有谁非得把中国人民都要统统地变成低素质并且是永远低素质的人民吗？

　　低素质，正像贫穷落后壹样，都是极权专制主义统治的广大土壤，也是极权专制主义者千方百计乃至无所不用其极地企望达到的罪恶之目标。因为只有低素质，才能允许极权专制主义的兴风作浪、肆意滥权、祸国殃民。高素质的人民是绝对不会允许任何罪恶、邪恶肆意逞能、胡作非为的。高素质的人民是要坚决彻底地打垮极权专制主义的腐朽没落的反动统治的，是壹刻也不能允许它肆意妄为地祸国殃民、横行霸道的。

　　8、“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民主”的论断，是不切实际的有壹种风行壹时的说法叫做:经济发展了、富足了，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从极权专制的状态转向民主自由的状态。这种论断不但在国内有市场，而且在国外也有市场。因为在人们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这种似是而非之概念，彷佛穷困就必然造成极权专制主义，而富裕就会自动地产生出民主自由。实际的社会状况常常与这种习以为常的观念大相径庭，刚好相反。也就是说，不是贫穷落后造成了极权专制主义之统治，而是极权专制主义是贫穷落后之所以产生、之所以发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换言之，极权专制主义必然造成贫困、落后、封闭等等。要摆脱贫穷落后，就必须克服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就必须实行现代文明的民主制度，因为民主制度应该、可以而且能够产生出富裕、繁荣、文明、进步，等等。

　　民主制度是实现人权的可靠保证，是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人权通常是通过自由得以表现的。反民主的极权专制主义由于限制人们的自由、否定人权之本质，所以必定是贫穷落后之根源，必然造成贫穷落后之社会。

　　是贫穷落后还是先进富裕关键就在于：是极权专制主义制度还是民主自由制度。实行保障自由、捍卫人权的民主制度，虽然壹开始可能贫穷落后，但用不了多久或假以时日，人们壹般来说都壹定会富裕起来、发达起来、先进起来的。因为民主制度是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和康庄大道；反之，实行了极权专制主义制度，哪怕现在的生活水平较高，人们都普遍地富裕，但用不了多长时间，人民的钱包就会大大地缩水，穷困潦倒就会如期而至，惨不忍睹的落后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着的可耻现实。这，乃是有大量的数不胜数的无穷无尽的事例可以证明的。中共建政之前，当时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至少与当时的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但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自诩为英明伟大的领导之后，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的排位竟达到了壹百名左右。如果这个例子不算那么明显的话，那么伊拉克应该算是另壹个例子：以前的伊拉克人民经济富足、安居乐业，每家每户年收入几乎都能达到五千美元以上。谁曾想，伟大领袖萨达姆掌权之后穷兵黩武，肆意妄为地收刮民财，无所不用其极地大搞政治斗争。没几年竟把伊拉克人民搞得个穷困潦倒、民不聊生，乃至达到无以復加的地步。在很短的时间内，伊拉克人民就经历了从富裕到贫穷两重天的鲜明对比的生活。贫穷落后、民不聊生、暗无天日，是极权专制主义腐朽没落的统治所必然造成的惨绝人环之恶果，壹切都是极权专制主义惹的祸。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不胜枚举。像前苏联的例子，像现在还是那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朝鲜特色社会主义那个样子，像古巴、越南等，都可以作为栩栩如生的例子。这些极权专制主义的例子证明，祸根就在于不民主、不自由的极权专制主义之统治，在于残民以逞的腐朽没落的极端无耻的治理方式。在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后期，为了维护壹党专政的利益，统治者也通常能够在外部的强制压力下，逐渐地乃至尽力地放松以往对经济权力的某些管制，不再像以往所做的那样，对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所有的社会领域都要实行极为严酷的管制了。后期对于经济管控的松动，有利于激发人们进行各种各样的经济创造，经济发展也的确能够取得壹定的良好之效果。人们有钱了、富足了，便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基本生活的需要了，但也不过是打下了壹个好的或比较好的经济基础而已，却绝不是人们追求民主自由的绝对必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因为有钱人不壹定非得要追求政治上的开放和自我权利的实现，两者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虽然两者可以互相影响。换言之，有了中产阶级，但仅仅是物质满足的中产阶级而已，并不壹定会形成民主制度的必然之结果。

　　富裕，仅仅是走向民主制度的好的条件和可能而已，但却不是绝对必然的条件。走向民主制度的必然性来源于人们应有的确保自身价值之强烈要求，这就是：建立民主制度，以此对自己的生命、财产和壹切权利加以卓有成效的切实的保障。这种要求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意识和内在要求，是至关重要的，也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强劲动力。中产阶级如果壹心壹意地钻钱眼，而置其他的壹切于不顾，只看到自己壹亩三分田的眼前的既得利益，而没有考虑到自身长远发展的根本之利益，就不会有更不可能有建立民主制度以保障自己生命、财产和权利的思想意识，就不会有更不可能有建立民主制度以为实现自身价值的内在要求和迫切渴望。在既没有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意识，又没有如此这般的内在要求的情况下，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方式是绝对不会主动地或自动地转入到民主自由的制度中去的。

　　“人们富裕了，社会就有可能向着好的方向转化了，极权专制主义社会就壹定会转入到民主制度的社会中来”，这种老生常谈的论调，既是幼稚的，又是滑稽的，因为没有根据，没有事实，是壹厢情愿的，是无稽之谈的。

　　9、“搞民主选举，那是要花大价钱的”，乃是十足的误导批判所谓资本主义的民主，中共所控制的媒体壹直宣称: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选需要耗费成千上万的资本开销。花钱无数，为的是选壹个人当国家总统。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领导人是不需要花什么钱的。比如毛泽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可能壹分钱都没有花。钱倒是省下了壹大块，但中国人民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呢，却是成百万上千万滚滚落下的头颅，是血泪交织、伏尸千裏、满目疮痍的无尽哀伤、悲凉和有如长江大河壹般浩浩荡荡的难过、叹息和壹望无际的悲剧。中共党魁没有经过竞选而壹下子就成为万民必须拥戴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其治国理政之能力究竟如何，历史和现实都给出了明白无误的结论。因为这些位高权重的所谓领袖人物对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诸多方面的事情，都基本上是两眼壹摸黑，更无从知晓现代世界的科学技术、信息革命、知识经济等纷繁復杂的内容，依然用《三国演义》裏欺诈狡猾的各种伎俩来指导整个社会的运行，以至于把壹切都弄得乱了套。不但窒息了整个民族的精神，而且也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不但毁灭了古老的中华文化，斩断了人类文明的持续相继，更没有适合于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创造、创新等等。

　　在中国，壹个领导常常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说当上就当上的。无准备，既无思想之准备，又无学识之准备；既无才能之准备，又无素质之准备，因而必然无能，而且是普遍的无能。而无能的位高权重的领导所作的壹个决策，就可能壹下子把成千亿上万亿的真金白银都统统地化为齑粉或扔进了水裏。比如，好大喜功的中共党魁毛泽东惯于慷国家之慨，劳民伤财地极大地浪费无穷无尽的民脂民膏，用战争动员的方式从事诸多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的大规模的和超大规模的经济运动。无论是多快好省地赶英超美，还是砸锅卖铁地大跃进，都不过是兴师动众地制造出壹堆又壹堆经济上的汙泥浊水而已。像毛泽东这样的乱折腾，除了制造全中国几千年，全世界几百年都没有的大灾难之外，还能搞些什么子午卯酉的名堂呢？壹分钱都没花的、据说省了壹大笔钱而当上了国家领导人的中共党魁江泽民，善于拍脑门子处理国家大事，善于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所谓的“科学决策”，虽然连壹点点科学的内容、连壹点点技术的含量也没有，完全是拿着海量的人民币当儿戏，而尽其所能地抛洒，潇洒大方地浪费。比如强行上马耗费成千上万亿的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国家大剧院工程等，当然还有更多的诸如此类的巨大工程，从长远的发展观点来看，是祸在当代、也祸在千秋的根据领导意誌拍脑门子工程，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额损失的灾难之标誌。

　　极权专制主义为了否定民主、排斥民主，汙蔑美国等西方国家，说什么“搞大选，是要耗费巨额资本的”。是的，选举是要花钱的。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抑或在其他地方，凡是选举，都是要花钱的，需要花上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的美元的，但为大选而花的钱却绝不是白花的。因为每壹次选举，民意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展示，各种诉求都能够得到有力的反映，不同政治势力、政治人物都能够在相应的政治舞臺上崭露头角，不同的总统候选人都能够适得其所地提出各自的治国理政的不同的政治方案，并无壹例外地接受选民的评头论足、批评、指导以及最终之选择。竞选壹个总统，是壹次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的浩荡不已的社会运动之过程。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过程中，谁都可以发表不同的观点、意见、建议，各种思想、各种言论都能够找到宣泄的渠道。如此这般的思想解放，必将带来整个社会的解放。选择壹个总统，是广大民众自我认定、自我展示、自我逞能的重要标誌、重要渠道和重要方法，是整个社会的知识、智慧、能量、创造力、想象力和壹切潜力的充分涌流的大规模的和超大规模的检阅。选择壹个有能力、有水平、有素质的限任制的总统，总要比壹个没有经过竞选，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和认定而自我同意和认定的极权专制主义国家领袖要好得多，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通常以无能为标誌，并且常常以造成巨大的灾难、人祸和悲剧作为结果。

　　在民主国家，通过竞选而掌握国家权力的领导人通常是绝不会干出拍脑门子决策，动辄斥资成百亿上千亿去搞壹个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好大喜功的工程的，更不可能出现像南水北调工程、三峡工程这样的无利于国计民生却虚掷巨量民脂民膏的事情的。倘若如此，那就意味着不可饶恕的职务犯罪。实际上也几乎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有议会的民意代表为此激烈辩论，为某个项目的值与不值进行各种利弊的分析，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探讨，争议是绝对必须的，不争议是根本不可能的，更是不可想象的。像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壹致举手贊同而没有争辩的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不能提出不同的意见，不能充分地表达民意，无论众议员也好，还是人民代表也罢；无论是参议员也好，还是其他负责人也罢，那就只能解甲归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得了。因为不能对民众负责，不能对民众的利益负责，也就自然而然地丧失了自己作为民众代表的光荣而又神圣的职责。像申纪兰这样的所谓的人民代表，毫无自己的独立之见解、只知道唯唯诺诺、无论干什么都是举手同意的政治僵尸，只有在僵尸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裏方可有存在之机会。在西方政治文明的议会裏，恐怕连扫地的资格都没有，甚至连想也不要想，连壹个小时的存在都不可能，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裏，申纪兰却能够僵尸般地存在着，行尸走肉般地存在着，竟成为壹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倒翁，竟僵尸了半个多世纪之久，并将会壹直存在下去、也真是出了奇了，奇了怪了。僵尸的人民代表绝非只有申纪兰壹个，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存在。僵尸壹般的壹分钱没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拍脑门子决策的过程中，竟能够无端地浪费百万、千万、亿万的民脂民膏------这些属于勤劳朴实的中国人民所创造出来的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流向了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好大喜功的滥尾工程。难道这样的事例还要壹壹列举吗？这些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司空见惯、见惯不怪的吗？

　　花钱选举壹个有素质、有水平、有能力的领导人，其所做的决策必将为社会节省壹笔又壹笔的巨额资金。因为壹方面他得为其所做的决策终生负责，另壹方面议会必须对其所做的决策进行严格的审定、严格的把关。还有的是，独立的新闻媒体必将对其决策进行各种各样的分析、论证、判断。纠错的能力，相当之强大，完全可以把不利的因素消除于萌芽状态，从而使任何的浪费都变成不可能。相反，壹分钱都没花的没有经过人民的选举和认定的国家领导人，却常常惯于拍脑门子决策，壹意孤行地推行其主观之臆断，再加上没有任何制约，所以壹掷千金、万金、亿万金，反正也没有人敢追究，反正所有的媒体都是党控的，说什么就是什么，任谁也不敢妄议。谁要是胆敢说三道四、信口开河，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那就要被打入冷宫或移送司法机关。所以领导定的事情说上马就上马，花钱如流水，金山银山猛劲往上堆，堆出了壹堆又壹堆的满目疮痍的都可以叫做货真价实的滥尾工程。

　　搞民主，就应当付出壹定的合适的代价。选择壹个国家领导人，应该需要全民族付出应当付出的壹定的成本。因为付出了成本，才能购买到人们所需要的好东西。既然是好东西，这个好东西又是好领导，并且是壹个有水平、有能力、有素质的好领导，那么付出壹定的成本，也是应该的、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正像购买好东西都需要付出壹定的成本壹样。进行全国性的思想解放，开启民智，让所有的政治方案、政治思想、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都拿出来充分地亮相，并接受人们的严格选择和最终认定，让不同的总统候选人都出来闪亮登场，展示才华、学识和能力等等。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代表，选择服务于自己的掌权者，全国平均下来，每人交几十或几百块钱，难道有什么不可以的吗？应当说，这是完全合理而正当的，也是别无选择的正确的正义的行为。搞选举的钱是必须花销的，因为这是人民自我选择所必须付出的应有的合理代价。至于极权专制主义对此所搞的肆意抹黑的汙蔑之词，无疑应该予以彻底推翻。

　　10、极权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反民主的自吹自擂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所实行的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就是说，非民主的制度通常能够调动壹切力量集中起来办大事。的确，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民主制度可能有所欠缺，有所不足，因为难以排除壹切干扰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在实行了民主制度的社会裏，无论干什都得按照壹定的法律程序去办。有些事情，特别是干大事情，也许就很不容易办，或者就根本办不了。在全社会的动员能力方面，民主制度看起来确实比不上极权专制主义制度。

　　极权专制主义制度的确有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可以而且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综观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可以明确地了解到，其所办的大事壹般都是惨绝人环的、恶贯满盈的、罪恶滔天的大事。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所干的，是扩展生存空间的大规模的和超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是对于犹太民族的最后解决，是极端残忍地屠杀六百万犹太人。希特勒所干的确实是大事。然而却干的是种族灭绝、发动战争、毁灭人类之事。这样的大事是灾难、是人祸、是悲剧。与其干这样的大事，莫不如不干这样的大事。因为这样的大事只能给人类造成痛苦、悲剧。这样的大事是壹点好处也没有的，是必须加以彻底地摒弃的。

　　列宁、斯大林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也是能够干大事的，例如把俄罗斯及其人民都给搞得个天翻地复、乌烟瘴气，为了建设乌托邦的理想社会，竟可以把壹半俄罗斯人、把成千万上亿万的俄罗斯人民强行地驱赶进暗无天日的地狱裏，美其名曰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上却是为了共产党的特权阶层假公济私、巧取豪夺的既得利益；到处建立庞大的监狱系统、劳动改造场所等被称之为古拉格群岛的改造场所；还有，肆意妄为地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并把其统统地收归国有，即所谓全民所有;肆意地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对公民的合法财产无法无天地进行抢劫似的国有化、公有化。不但资本家、地主、富农的私人财产被完全彻底地剥夺而去，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他们的生命也遭到惨不忍睹的斩尽杀绝。这样的大事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的确干了不少。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难道就是这样的残民以逞、杀人如麻的吗？与其干这样的大事，莫不如直接称之为制造惨绝人环的灾难和悲剧为好。与其有这样的干大事的制度，真不如没有这样祸国殃民的滔天罪恶的制度。这种制度真乃是罄竹难书、壹言难尽、极其卑鄙、无耻、下流。这样的大事，是反文明、反人类、反现代化的邪恶、罪恶。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能干大事的还有壹个叫做布尔布特的柬埔寨共产党，即所谓的民主高棉的领导人。布尔布特率领红色高棉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鼎力支持和全面帮组下，在柬埔寨展开了壹场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实验运动，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屠杀了三分之壹左右的柬埔寨人民，将近二百万柬埔寨人统统地死于非命。红色高棉以武力攻占金边之后，立即坚壁清野，把所有的城裏人都统统地赶往乡下，进行超负荷的强制劳动。稍有不从，便遭殴打，甚至无端枪杀，到处建立审讯室、劳改营、监狱，对所有的工商业者基本上不留活口，甚至看到戴眼镜的近视眼的，都难以理喻地认定为不可饶恕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杀无疑。布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确实是做到了邓小平所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集中力量干大事方面，恐怕谁都比不了毛泽东气势雄壮、气壮如牛。毛泽东的确不愧为伟大的革命家，革起人命来，杀人如草不闻声。壹次土改，就把二------三百万的地主都给消灭了；壹次镇反，就把三-------四百万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就给消灭净尽。按比例杀人，把中国大陆直杀得个江山为之变色，大地为之染红。壹次反右，就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们几乎全军复没；壹个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三面红旗，就造成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四千多万活生生的中国人就被极其残忍地饿毙了；壹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十年，打砸抢烧杀无所不用其极，文斗武斗壹起搞，引发了全面的内战，其所造成的极其巨大的政治损失、经济损失、文化损失、生命损失等各种各样的损失，简直无法估量。其恶劣影响既深且广、无远弗届。不但在草棺人命的大事上堪称壹绝，在经济建设上干出的劳民伤财之大事，难道还少吗？全民大练钢铁，练出了多少令人哭笑不得的废物，徒做了多少海量般的无用功？请问，诸如此类的大事干出来，究竟有什么作用、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

　　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也是善于并且能够干大事的。在金元帅极其儿子以及孙子的英明领导下，朝鲜人民每年以三十万人饿死的速度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昂首阔步地挺进。金正日及其儿子金正恩还能够集中力量搞核武。搞核武当然应该算是办大事，其目的就是穷兵黩武，威慑东北亚和平，进而威胁世界和平。有壹次，号称铁娘子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朝鲜。金正日邀请撒切尔夫人观看具有朝鲜特色的大型歌舞《阿裏郎》。撒切尔夫人非常震惊，因为歌舞的场面简直匪夷所思，难以理喻，十万人整齐划壹，步调壹致，色彩浓重，如梦似幻。撒切尔夫人自叹弗如，因为在英国搞这么壹次大型歌舞，是难以想象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得要耗费多少民脂民膏啊？

　　在民主国家裏根本干不成的事情，也是必然受到追究的事情，却在极权专制主义的国家裏可以干得成，干得好，干得轰轰烈烈、大张旗鼓、招摇过市、冠冕堂皇。因为极权专制主义者通常都是好大喜功，讲究排场，不惜壹掷千金。只要能够有利于维持所谓的脸面，哪管人民的死活？

　　好大喜功讲排场，虚掷钱财不思量；极尽夸耀表面光，恬不知耻真混账! 二、必须破除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笼罩在民主之上的重重迷雾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为了建立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需要，无所不用其极地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美轮美奂的、蛊惑人心的、光明靓丽的、冠冕堂皇的词语。什么好话都敢说，什么许诺都敢下。人类最美好的词语，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脱口而出。信誓旦旦地夸下海口，什么”物质极大地丰富”，什么“各尽所能、按需索取”，什么“人民当家做主”，还有“壹切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如此等等，简直不壹而足、不胜枚举。但所有这些美丽的言词，仅仅是落不到实处的言词而已，是不可能当真的，也根本不必当真的。因为所有这些虚了冒套的东西，都不过是些海市蜃楼般蛊惑人心的泡影而已。显示人类文明的诸多具有实际内容的好东西壹开始常常当做被批判、被围剿、被打倒的反动的东西。谁要是随心所欲地提出来，就必定被当做肆意诽谤、汙蔑、批判、绞杀的目标。对于这些词语，随着时间的推进和社会的变化，极权专制主义者也像变色龙壹样地变换着让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常常经历由壹开始的否定、据斥、反对的态度，逐渐地变成欣然接受乃至大力提倡的復杂多变的历史过程。对于民主这个词组，就是如此。在毛、邓、江时代，谁要是提倡民主，谁就必定被打成反革命或敌对势力，轻者横遭磨难或身陷囹吾，重者不但被关押，而且还惨遭杀戮。因为追求民主就意味着犯罪。民主人士通常被当做不可饶恕的罪犯来对待。在后极权时期，中共及其党魁却把民主这个词组当成了他们津津乐道的口头禅。也就是说，壹方面极权专制主义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壹点点民主的内容，另壹方面他们却总是打着民主的旗号，无所不用其极地给自己的统治乔装打扮，于是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民主的词语满天飞，极权专制主义到处在的可悲可耻之现状。中共及其党魁肆意妄为地架空民主，在没有任何民主内容存在的情况下冠冕堂皇地谈论有名无实的民主，叶公好龙地纸上谈兵，到处弥漫着民主的迷雾，用种种非民主本质的存在取民主的本质存在而代之，耍尽了种种虚与委蛇的骗术之伎俩，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也的确造成了深入而广泛的不良之影响。受到假民主之蛊惑的人们可谓多如牛毛、泱泱之众。为此，绝对有必要全面彻底地清理并揭露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笼罩在民主之上的重重迷雾，以正视听，以恢復民主之本质。倘若中国人仍然摆脱不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民主迷雾之困扰，就不会也不可能顺利地实现民主。

　　破除迷雾，为的是恢復真相；破除民主的迷雾，目的是为了追求民主、捍卫民主、实现民主。破除红色意识形态笼罩在民主之上的重重迷雾，必定是艰难困苦的，但也是无尚光荣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

　　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极权专制主义冠冕堂皇之称谓中共曾经宣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比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要好壹百万倍。但实际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却是民主的反面，恐怕还不是壹般的反面，而是极端地反面，是极权专制主义登峰造极的本质及其形式。中共的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可谓比比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只是其中的壹个例子而已。

　　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十二个词组、二十四个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其中有个词组叫做”民主” 。但此民主却不是别的，而是壹个特定的词汇，即社会主义民主。民主，壹加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从根本上变了样，因为此民主就壹定不是民主所应具有的本质了。民主就完全彻底地与自己相异化了。与民主的本质相异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壹直是中共的冠冕堂皇的旗号，也的确引起了诸多不明真相的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倾心相向与充分信任。趋之若鹜者不胜枚举、层出不穷；歌功颂德者不壹而足、泱泱之众，彷佛世界上真有壹种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东西似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以社会、国家为本位。其所实行的是极权专制主义的壹党专政，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来不承认更不允许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三权分立，因而没有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力限定权力，从而没有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势所必然地导致权力滥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承认更不允许多党竞争，根本谈不上党际之间的相互监督、制约，只认定共产党的绝对的领导地位，而其他政党只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附庸、作为花瓶，方可存在下去。不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政党都概莫能外地被认定为必予否定、必予打击、必予取缔的非法存在。共产党自我认定其绝对的领导地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的和根本的政治标誌。根据政治学的壹般原理，壹党制必然是垄断性的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给社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巨大危害。哪怕再好的壹党制，也不能不是最坏的政治制度。这是由无穷无尽的历史教训和极为惨烈的现实经验所壹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真理。壹党制以前没有，现在仍然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并且永远也不可能有任何利于国计民生之作为的。壹党制由于权力没有制衡、没有约束，肆意滥权就是势所必然；胡作非为就是司空见惯、见惯不怪的。哪怕为了使非正常的社会生活走向正常化，也必须实行多党制，也必须进行公开的、透明的政党之间的竞争，以形成党际之间相互监督、检查、批评的良好氛围。这，才是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之常态；社会主义绝不同意更不允许举行全国性大选，故此最高的政治权力通常来源于圈裏人的内部决定，各级政权的来源方式也都莫不如此，都没有经过现代政治文明必有的全民同意或认定的选举过程。这，就好像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比赛中，壹个从来没有进行过体育锻炼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拿下某个体育项目的金牌，成为举世瞩目的冠军。壹党专政的密室政治就是如此这般匪夷所思地和难以理喻地生成政治上的领袖人物的。因为没有全民竞选的过程，有没有能力不晓得，其治国理政的水平、素质、才华等等壹概煳涂账，根本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许可，就壹下子登上了九五之尊的高位，就成为指挥壹切、号令壹切的英明圣主了。这样的领袖人物实在难以让人恭维，也无法使人心悦诚服，尽管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不足以让人心向往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不允许公民私人办媒体。所有的媒体都是党控、都是官办。没有私营媒体，尽管有千百万家官办媒体，也就意味着只有壹家媒体。只有壹家党控媒体，是无利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是不可能有力地反应广大民众的基本诉求的，而只能带来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司法壹直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的司法，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的独立性。司法不独立，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司法不独立，司法受到党权及其派生的政权肆无忌惮的干扰、阻挠和破坏，必将生成数不胜数的各种各样的冤假错罪案，必将生成层出不穷的越来越多的上访人员。在原有的冤案尚未解决的基础上，又连绵不绝地增加更多的新的冤案；在原有的上访大军中，又不断地增加更多的上访人员，社会就是这样在恶性循环的过程中苟延残喘下去的，根本谈不上希望，更没有光明可言。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民主是格格不入的，不但大相径庭，而且还南辕北辙；不但南辕北辙，而且天渊之别。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共还要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后面强行地加上民主二字，于是就形成了招摇过市的冠冕堂皇的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因为中共惯于胡诌八扯、似是而非、胡搅蛮缠，硬把不是当理说。胡编滥造以欺世，信口开河售其奸，黑白混淆乱是非，真真假假煳弄人。如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火，那么民主就是水，反之亦然；如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黑，那么民主就是白，反之亦然。两个本质上绝对不壹样乃至根本相反的东西，却被胡搅蛮缠地搅合到了壹起，都给搅得乱成了壹锅粥。

　2 、民主集中制，是极权专制主义的本质表现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的建党原则。由于中共是苏联共产党的儿党，中共曾经是苏共所建立的第三国际的壹个支部，故此中共完全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组织方式以及相关要求建立起来的。中共乃是苏共克隆的復制品。民主集中制作为建党原则也同样地移植到中共身上。

　　所谓民主集中制，是指在壹项活动或订立壹个决议中，首先需要进行商议、讨论，拿出各种各样的乃至不同的意见、建议，批评等，这些都是可以的，也是必须的。但是，这个过程走过了壹遍之后仍然不能形成最后的决定。掌握最终裁决权的，却可以根据大家讨论的结果拿出自己的最后意见。这，就是集中。前面的过程是准备，不管众说纷纭的议论、商讨是什么，不管其利弊分析怎么样，都不过是让人信以为真的装潢的门面而已。最后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拍板定夺的那个人、那个搞集中的人，也是掌握实际决定权的、官最大的那个人。

　　如果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来考虑，早在二千多年前的秦王朝，千古壹帝的秦王赢政早就实行了列宁在二千多年之后所提出的民主集中制了。因为秦始皇在作出某种决定之前，也是首先把他的某些想法交给他的大臣们讨论、商议、争辩。大臣们各抒己见，谏言献策，有时也不免争得个面红耳赤。大臣们的意见相持不下，各执壹词，都有道理，那就喋喋不休地说下去，此即所谓的民主；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横扫六合的伟大领袖，搞统壹而功劳盖世的大救星——秦王赢政最后说了话，于是乎就形成了具有秦朝特色的中央文件，在全国各地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林彪语）“全国服从全党，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政治局常委会，常委会服从党的最高领袖。这种所谓民主的过程是冠冕堂皇的装样子的、煳弄人的，是根本不能算数的，只有集中到独裁者的身上，才能算是壹切都OK了。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要义。

　　由此看来，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毫不新鲜的、是古已有之的，并且是业已实行了二千年之久的王朝式的货色。唯壹不同的是，极力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并把资产阶级民主称之为骗人的列宁却不得不打着民主的旗号来为自己的极权专制主义的集中大张其目，偷梁换柱地抽空了民主的本质和内涵，挂羊头卖狗肉地、真真切切地实行起极权专制主义那壹套。

　　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民主是壹丁点儿也没有的，是根本见不到的，是从头至尾地骗人的，是拉大旗作虎皮地自欺欺人的；集中，即独裁却是硝烟弥漫的、无孔不入的、雾霾重重的、货真价实的极权专制主义。

　　3、人民民主专政，既无关人民，又无关民主，是极权专制主义瞒天过海的欺骗民主的壹项重要原则是人民主权，即壹切权力都来自于人民。人民主权的内涵是：统治者在掌握权力之前，必须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没有经过人民同意的统治者，无论说得再怎么天花乱坠、自吹自擂，本质上也是非法的存在，是邪恶的存在，是罪恶的存在。这样的统治者绝不是人民的意愿之表示，因为其权力跟人民壹点关系都没有，甚至连壹毛钱的关系都没有，连壹分钱的关系都没有。但这样的极权专制主义者却以人民的名义对人民实行耀武扬威的蛮横霸道的强力统治或领导，而根本不能按照人民的意愿办事，总是违逆人民的意誌千方百计地并且是无所不用其极地谋取个人的或小集团的私利。这样的统治者、这样的领导制度，必然是祸国殃民的极权专制主义的腐朽没落的制度，而绝非民主制度。因为民主制度必然以人民主权为原则。在民主制度下，任何官员都不会也不敢肆意滥权、胡作非为。那些滥用权力的人，只能碰得头破血流而灰熘熘地滚蛋了事，更不可能颐指气使地占据高位，并且长期地独霸政坛。

　　人民民主属于同义反復，因为民主本身就包含人民主权的意思了，故而用不着重復。同义反復，实际上就是多此壹举，简言之就是废话、是画蛇添足。只说民主就够了，既简练又明确，何必还要加上壹个所谓的“人民”？

　　至于民主专政，就更是匪夷所思、难以理喻了，属于具有列宁主义特色的胡搅蛮缠、是非混淆。因为专政与民主是格格不入的，是针锋相对的，是水火不容的。专政是独裁的意思，是专制的表示，是极权的反映。对于专政壹词情有独钟并津津乐道的列宁曾经不打自招地指出：所谓专政，就是不受法律限定的赤裸裸的暴力。根据这壹定律，再来看看“民主专政”这壹词组，立刻就可以发现其中的荒谬绝伦之处。所谓的民主专政，也就是以民主的名义实行不受法律限定的赤裸裸的暴力。可是民主要求必须尊重根据优风良俗所订立的社会行为之规范，即良好的法律。如此必将极大程度地避免并克服赤裸裸的暴力。故此，民主从本质上就已经完全彻底地排除了以暴力为本质的专政。因为民主不是独裁，不是极权，不是专制；民主既遵循良好的道德规范，又遵守既定的良好的法律；既尊重普遍的人性，又恪守基本的道义，所以民主应该、可以而且必须摒弃强行附加在自己身上的专政。实行专政，就必定毫无民主可言，即便打着民主的旗号，那也不过是偷梁换柱以售其奸的骗子之所为，而且也只能骗得了壹时，但却决不会骗得了长远；只能骗得了脑残和愚民，而绝不会在觉悟者面前为所欲为地继续行骗。因为露馅是必然的，失败也是必须的。要实行民主，就必须摒弃专政。民主是绝对不允许独裁的，也没有任何极权的可乘之机，也不允许专制的乘虚而入。民主制度要求权力的相互制衡、相互约束、相互监督、相互批评，而不能形成权力的过分集中，从而避免了壹人独裁或壹党专政。因此，民主制度是防范极权专制主义的行之有效之途径，也是根除所谓专政----无论是革命群众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亦或是党魁专政的最佳方式。

　　究竟是谁把反对民主、扼杀民主并消除民主的专政驴唇不对马嘴地、霸王硬上弓地、硬性地挂靠在民主之上的？这么做的始作俑者，乃是撒谎成性的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被现在的俄罗斯大中小学教科书认定为曾拿着德皇的巨额资金潜入俄国搞颠复的俄奸——列宁。因为列宁惯于胡搅蛮缠、是非混淆、胡诌八扯地搞这样的或类似的对立统壹，把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强拉硬扯地弄到壹起，把人们的正常思维都给搞得个混乱不堪、乱七八糟，以便于浑水摸鱼、从中渔利。民主专政是如此这般的壹个例子，属于似是而非的东西，根本经不住严密的理论推敲，也经不住时间的检验和实践的考验。

　　像列宁壹样，毛泽东也似是而非、胡搅蛮缠、黑白颠倒、胡诌八扯，总是搞所谓的对立统壹的无理咬三分的伎俩、没有正常的理论分析，没有应有的逻辑概念，以胡说八道为特色，以偷梁换柱为本能，经常搞壹些狸猫换太子的下流之作为，以搞乱中国人的正常思维，从而使中国人的思想认识很大程度上都停留在指鹿为马、浑不讲理的水平上。中国当代哲学由此而变得不能形而上，只能形而下，即庸俗不堪，独立之精神丧失殆尽，极为稀少超越性。中国哲学的根本堕落，就在于列宁式的和毛泽东式的权力意誌的歪理邪说浸染其中。

　　人民民主专政，只需要民主二字即可。既不需要人民给民主来画蛇添足，又不需要专政给民主来肆意添乱、横生事端。

　　4、壹党专政下的多党合作制，是反民主的极权专制中国现实的政治制度也自称是所谓的多党制。在臺上执政的是中国共产党，还有八个在野党，即所谓的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臺湾民主自治同盟。这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在各自的《党章》上都明确地写着“本党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条款，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立党方针。这就意味着，这八个民主党派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纲领，只能听命于中共壹言九鼎的领导。无怪乎，地球人都知道，中国大陆的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只不过是八个花瓶党而已。所谓花瓶，就是装潢、装饰、装修之意。八个花瓶党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装潢、装饰、装修而已。因为八个花瓶党实际上没有属于自己的任何独立的政治立场，壹切以中共的意誌为意誌，壹切得看中共的眼色来行事，壹切以中共的规定为圭臬，而不能也不敢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只能有随声附和、唯唯诺诺的份儿，丝毫显示不出自己应有的独特的政治价值。因为这八个花瓶党不但政治上听命于中共，而且经济上也需要中共的施舍。中共随心所欲地、巧取豪夺地吞噬国家的财政以自肥，也把其所榨取的民脂民膏的壹部分施舍给听命于它的八个花瓶党。八个花瓶党通过中共所榨取的民脂民膏之施舍而存在。没有中共，八个花瓶党都几乎不可能存在下去了。中共让妳活，妳八个花瓶党当然可以存在；但中共壹不高兴，那妳就根本活不了。在文革十年裏，八个花瓶党都到哪裏去了？都被统统地取缔了，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可见，八个花瓶党在中共看来，实在是可有可无的，是根本无关紧要的。众所周知，八个花瓶党的主要头目几乎都是秘密的中共党员，却领导着打着民主党派旗号的所谓的在野党。这八个花瓶党实际上不过就是中共的各个支部而已，只不过是比较大的全国范围的并且是不为外人道的支部而已。这样的花瓶党别说八个，就是八十个、八百个，乃至八千个、八万个，也根本显示不出民主制度所要求的多党制之价值、之意义的。依附性的政党哪怕再多，但由于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便不可避免地丧失了自身独特的政治价值。没有独立性的政党，是不可能对其他党派乃至执政党产生监督与制衡的至关重要的政治作用的。只有独立的政党，才能在政治文明的民主制度中发挥其所应有的监督、批评、制衡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其他政党的政治权力之作用。

　　中共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统治为“壹党专政”，只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所谓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其实就是花样翻新的“壹党专政”。这种货真价实的壹党制，无论干什麽，都始终没个好，也肯定好不了。

　　多党制是现代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之壹。多党制要求党际之间的关系绝不能相互依附，而必须相互独立。依附性的政党是没有价值的。基于这个现代政治文明的道理，中国大陆的八个花瓶党的价值究竟如何，恐怕不难猜想。也就是说，价值是几乎没有的，甚至归零。现代文明的政党必须独立，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不独立是不行的，是绝对不行的。只有独立的政党，才能在现代文明的社会政治活动中确立自己不容忽视的价值，也具有其自身的意义。

　　壹九九八年在中国风起云涌地组建了独立的中国民主党。这是中国人民冲破极权专制主义的壹党专政所做出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开天辟地的和史无前例的政治创举。虽然中国民主党的全国性组党运动遭到了黑恶势力的蛮横霸道的取缔、围剿与镇压，中国的仁人誌士们都被悉数地、统统地关进了共产监狱，共获刑期超过了壹千年。但是，中国人民仍然不屈不挠、矢誌不渝地追求中国别开生面的多党制的努力是极其可贵的，并已然种下了长生不灭的民主之火种。

　　中国民主党开辟了中国多党制的先河。其光耀千秋的卓越不朽之贡献，其对中国民主转型的重要价值和非同凡响之意义，是极其伟大的、是无比光荣的。这就是说，中国民主党作为建设性的反对党犹如在极权专制主义壹党专政的死水壹潭中扔下了壹块巨大的石头，于是就浪涛滚滚、水花四溅，壹波又壹波的政治涟漪绵延不绝，逐渐扩散，势所必然地产生经久不息之影响。

　　前苏联和前东欧的共产国家都曾经实行过极权专制主义的壹党专政，也都在各自国家的《宪法》中明确规定，在整个社会中共产党拥有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众多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通过各种方式强烈地要求取缔《宪法》中规定的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目的就是要破除壹党专政的极权专制，以确立现代文明的民主制度中的多党制。

　　虽然由壹党制过渡到多党制的道路艰难曲折、荆棘丛生、障碍重重，但有觉悟的俄罗斯人民和东欧各国人民却不畏任何艰难困苦、百折不挠，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最终战胜了壹党专政的极权专制，昂首阔步地走上了现代文明的民主自由的辉煌坦途，已然实现了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

　　中国也要实行多党制。不实行多党制是绝对不行的；总是实行壹党制，是不可能促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而要实行多党制，就必须废除《宪法》中所规定的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就必须去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之类的霸王条款，就必须允许并提倡不同的政治势力、政治团体、政治党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其所应发挥的不同的独立的政治作用。 三、割裂民主，为的是极权专制主义浑水摸鱼、以售其奸民主是不能曲解、不能阉割的。民主是个整体。把作为整体的民主予以阉割，予以肢解，民主就四分五裂，就很不成样子了。为了实行反民主的极权专制，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千方百计地把民主分割成形形色色、不壹而足的惨不忍睹的和支离破碎的状态，以主义划分民主，民主就变成了莫名其妙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以内外分割民主，民主就变成了匪夷所思的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以地域分割民主，民主就形成了东方民主和西方民主，等等。

　　民主，指的是现代文明社会通常具有的壹个不能曲解、不能阉割的作为整体的现代文明的社会政治制度。民主是不能分割的，因为制度不能分割；分割民主，就是取缔民主、消除民主、灭杀民主，就是掩耳盗铃地实行反民主的极权专制。极权专制主义者如毛泽东之流，向来是乐此不疲地、欺世盗名地、冠冕堂皇地、也无所不用其极地打着已被阉割的民主之大旗，随心所欲地实行反人类、反文明、反民主的罪恶之勾当。毛泽东罄竹难书、穷凶极恶的极权专制主义终于得逞，的确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灭顶之灾！

　　１、所谓无产阶级民主，是货真价实的极权专制世界上既没有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又没有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民主制度既限制政府的权力，又保护并扩大公民个人所具有的自由；民主制度既是人祸和悲剧的规避途径，又可以通过责任制、责任追究乃至责任终生追究等建立人祸预防机制、纠错机制、更正机制，从而最大程度地乃至于从根本上避免各种各样的冤假错罪案，特别是可以有效地避免全社会的灾难和悲剧。连极权专制主义者邓小平也不得不承认，像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根本不会发生在西方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这就从反面证明了壹个道理：极权专制主义是社会重大悲剧之祸根。

　　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根本没有民主的实质内容：既没有三权分立,又没有新闻自由；既没有公民自组织体系,又没有高度的地方自治；既没有全民选举，又没有司法独立，等等。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民主以架空民主的方式而与民主相对立。

　　无产阶级民主乃是空虚之物，是毫无民主内容的货真价实的极权专制。极权专制主义者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之流欺骗舆论、混淆是非地肆意编造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本质上就是要大力推行极权专制主义。

　　２、民主不分阶级。民主对所有的阶级都壹视同仁地对待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壹定的阶级。阶级之间的摩擦、矛盾、冲突乃至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但阶级之间的磨擦、矛盾、冲突、斗争等，应当在壹定的社会秩序,即通常在法律之内通过协商、谈判、行政仲裁等文明方式而予以有效的化解，而不可以用残酷的、暴烈的和非人道的方式来肆意妄为地消灭对方的存在，并以此为目标而进行灾祸连绵的和哀鸿遍野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出于摧毁资产阶级社会的目的，人为地把阶级斗争尖锐化，极尽夸大阶级斗争之能事，罔顾事实地否定资本家在工业生产中运用资本、管理、智力等推进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伟大作用，特别是视而不见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极为可能的血本无归等巨大损失，而只是壹味地强调所谓的剩余价值规律。资本家通过自己的资本、技术、管理和对于千变万化市场之不同风险的担当而创造了工作场所、提供不同数量的就业机会、给工人发放工资和提供福利，由此而满足不同人群的生计之需要。如此等等，不能说资本家对工人进行了剥削，而只能说资本家是工人饭碗的提供者。但马克思却根本不管这些，硬说资本家剥夺了其所雇佣的工人们的剩余价值，并由此而提倡“剥夺剥夺者”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

　　马克思主义把阶级和阶级斗争极端化，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并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号召，实际上是给既定的正常的社会、给人类文明的正常秩序均造成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和惨不忍睹的灭顶之灾。这种惨不忍睹的历史教训，极为深重，而且也极为广大。不但形成了许多国家的悲剧历史，而且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仍然产生着不可避免的极为惨痛的负面影响。

　　阶级之间的磨擦、矛盾、冲突、斗争等，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的途径得以合理的消除与化解。为什么非得要剑拔弩张地拼得个互不相让、刀枪相向、有妳无我、有我无妳、妳死我活呢？为什么不能平心静气、以和为贵，互相礼让、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共谋发展、协力并进呢？

　　事实证明，残忍暴烈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零和游戏很不好玩，竟玩掉了亿万人的头颅。多少聪明的大脑竟充当了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灰不拉几的炮灰呢？！

　　民主不分阶级。无论什么阶级都可以在民主制度中使自己应有的权利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因为民主制度是对社会中的全体人民，即对每壹个人都发挥其所应发挥的保护作用，对社会中的任何壹个阶级和任何壹个阶层的人都是壹视同仁地、几无差别地对待的。

　　所谓的阶级民主，是壹个伪命题，是歪曲、割裂民主本质的信口雌黄，是壹种欺名盗世的骗子伎俩。

　　3、民主不分党内党外。“党内民主”是一个虚假的概念在胡、温执政长达十年的过程中，曾经纷纷攘攘地出现过所谓的“党内民主”壹说。“党内民主”是个货真价实的伪命题。除了骗人，还是骗人。哪裏有什么党内民主？民主，作为壹个完整的体系，作为壹种现代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制度，根本不分党内党外。难道党内可以搞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多党竞争、总统大选？既然所有这些都不能搞，也根本搞不了，那还能有什么党内民主？所谓的党内民主，简直是壹点实际内容也没有的胡扯。

　　击鼓传花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为了欺蒙世人而胡编滥造、信口开河地抛出了所谓“党内民主”的花裏胡哨的绣球，某些御用专家、学者、教授便开始跟着起哄，使出浑身解数地献媚邀宠，大唱贊歌，也的确蒙蔽了不少不动脑筋的诸多民主盲。其用虚假的“党内民主”的骗人鬼话来拖延建立民主制度的良好机遇，也着实浪费了中国人民十年之久的大好光阴。

　　4、民主不分种族。所有的种族都可以享有民主所有民族都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都可以享有现代文明的民主制度。中国人也要追求人类文明普世价值，也要建立适合于自己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不是外国人的专利，民主制度是人类共同追求并予以实现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架构。中国应该、可以而且必须拥有民主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架构。江泽民曾说，中国人民不配享有民主制度。这是中共以小人之心度中国人民的君子之腹，是他以螳臂挡车的跳梁小丑之姿企图阻挡历史巨轮向着民主目标奋然前行的极其可笑的不知量力。

　　民主是不分种族的。先进的民族已经实现了民主。尚未实现民主的中国人正在努力争取民主，并在不远的将来也壹定会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如果认为民主制度不适合于东方人，那就是把同洋也是东方人的两千三百万臺湾人民都给排除了民主的范围之外。因为臺湾人民已经实现了民主制度，已经可以通过竞选的方式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已经实现了多党制、议员选举、司法独立、新闻舆论自由、军队国家化、发达的公民自组织体系，还有高度的地方自治等。臺湾人民可以拥有民主制度，为什么中国人民不可以拥有？臺湾人民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中国人民为什么不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臺湾可以搞多党制，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搞？新闻媒体在臺湾是自由的，中国为什么非得要清壹色的政党垄断？难道民主制度可以保护臺湾人，却不能保护中国人吗？臺湾人民可以享有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什么中国人却不能享有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人类文明普世价值可以在臺湾宝岛登陆，但为什么却被阻隔于中国之外？同是壹个民族的人，壹个已然堂堂正正地实现了民主制度，壹个却仍然生活在没有民主的极权专制统治下？在臺湾人身上所实现的，也应该在中国人身上予以实现。因为民主不仅是臺湾人的追求，而且也是中国人的追求。在臺湾实现了的民主制度，也同样可以安家落户在中国。凡是好的东西，都应该成为包括中国人在内和臺湾人在内的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民主是不分种族的。在西方发达社会可以实现民主，在世界的东方也同样可以实现民主。民主可以在白种人身上得到落实，也同样可以在黄种人身上得到落实，也可以在黑人身上得到落实，也可以在全世界各大洲的各民族身上得到落实。

　　5、民主不分地域。民主的“亚洲模式”和“中国式民主”纯属扯淡民主，不分地域，也没有所谓地域式的民主。这就是说，民主没有也不存在所谓的“亚洲模式”。所谓的“亚洲模式”，是新加坡独裁者李光耀为了维持其极权专制主义统治欺骗新加坡人民、欺骗亚洲人民、欺骗全世界人民而肆意编造的胡说八道。其恶劣之影响，沉重地压抑着整个亚洲，使亚洲人民都深受其害。民主的“亚洲模式”意味着，亚洲人民必须在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下默默地苟活于世，而不能享有欧美国家的人民所享有的民主制度。比如亚洲人民不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不能实行权力制衡、不能搞多党制、不能拥有完全的言论自由、不能实行高度的地方自治、不能自由地结社组党、不能自由地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等等。亚洲人民只能在极权专制主义的制度下乖乖地成为任人宰割的奴隶、奴才，而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从事任何有意义、有价值的社会政治活动。

　　亚洲模式是壹种巧妙设计的牢笼。亚洲人民只能在这个牢笼裏边、在这个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活动，只能按照统治者的意愿行事。统治者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统治者不让干什么就不能干什么，壹切都得听从主子的安排。所谓的主子，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者，就是国家或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李光耀是新加坡最高权力的掌握者，是壹个货真价实的独裁者。亚洲模式正是适应独裁者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欺世盗名的极权专制主义之词组。

　　民主制度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亚洲模式。民主制度以人民主权，尊重多数，保护少数等为原则。以权力制衡为特色，以公民自治、地方自治、舆论自由等为内容。无论是欧洲式民主，还是美国式民主，民主的本质极其表现方式是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的，是必然具有本质上的壹致性的。比如在全国大选时，每壹个公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对于总统竞选人庄重地投下神圣的壹票。所有的民主社会都无壹例外地实行多党竞争机制。在野党时刻监督、批评、制约执政党。执政党倘若表现不好，就必然会在下壹次的大选中被选民们所抛弃。执政党就只能变成在野党。在野党通过为人们所认同的施政纲领就极有可能成为执政党。在壹个正常的民主社会裏，永远也不会存在壹党永远执政的极权专制主义之特例。能干并且可以干好的执政党可以多干几年，但却绝不会永远执政。因为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壹旦干不好，就立即下野。因为决定政治权力的只能是人民的选票。人民的选票是关键之关键，是绝对重要的。

　　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式民主”。所谓的中国式民主，是抽干了民主本质内容、徒有其名称的宣传口号。这种有名无实的货色，只能是滑稽可笑的滥竽充数。除了给民主造成极大的伤害之外，除了蛊惑人心的欺世盗名之外，是任何益处也没有的。相信了民主的“中国模式”，就是相信了极权专制主义的胡说八道。

　　6、所谓的协商式民主,绝非民主的本质及其形式有壹种说法叫做：协商式民主。似乎只要协商，就算是实行民主了，至少给人们的印象是这样。特别是对没有经历过民主，因而不可能有任何民主体验，也不知道民主本质是什么的大众来说，协商民主的口号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协商就是商量、研究、讨论的意思，对于某些事可以各自发表议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的意思。这种商量的方式，不是民主的本质，甚至也不是民主的形式，顶多算是民主形式的壹个初级的、浅层的、表面的现象而已。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协商不过就是民主形式的壹个影子罢了。如果民主是壹张皮的话，所谓的协商，最多不过是附在皮上的壹、二根毛而已；如果民主是长江大河，协商只不过是大河裏的几粒水滴而已。这就是说，所谓的协商式民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证明不了民主所具有的价值，也更谈不上所谓民主之意义。

　　用协商式民主的提法来煳弄人，虽然很多人因为不动脑子也根本不了解民主的实际内容，所以就不免大上其当。所谓的“协商式民主”，根本没有民主的含金量，根本就不是民主。

　　四、民主制度壹定会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社会现实众所周知，中国和世界的大部分人祸、悲剧，基本上都根源于没有民主的极权专制主义制度。如若实行了民主制度,人祸.悲剧等就会大大地减少,乃至于彻底地予以根除。至少，民主能够保证不会给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造成什么大的全面的灾难。凡是没有民主的地方，都是不适合于人居之地。大饥荒通常因为没有民主而出现；有了民主，哪怕粮食再匮乏、再短缺，也都不至于饿死人。因为在民主制度之下，人们总会有办法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但没有民主，那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那就必然形成大规模地饿死人的悲惨场景了。进而言之，极权专制主义是造成壹切灾难、人祸、悲剧的罪魁祸首，实属万恶之源。

　　中国人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无忧无虑，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幸福快乐，为了让子孙后代的生活有相应的必要之保障，就必须尽其所能地、坚决彻底地、无所畏惧地否定、排除、消解极权专制主义的邪恶、罪恶之统治，就必须全力以赴地、万众壹心地、意誌坚定地追求民主、保卫民主、捍卫民主、实现民主。 建立民主制度，壹直是很多中国人民矢誌不渝的强烈渴望和百折不挠的奋力追求，壹直是中国的仁人誌士们赴汤蹈火、前仆后继地努力争取的辉煌目标。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在国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同舟共济、众誌成城、艰苦卓绝的努力之下，再乘上现代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浩荡之东风，在可以预期的不算久远的将来，追求民主的中国人民壹定会在中国建立起心向往之的民主制度的。为了达成这壹光辉而又神圣的目标，从现在开始，有觉悟的中国人都应该明确地认识到以下各项民主指标，并为此而尽其所能地进行十分必要的相关工作:

　　中国也要搞大选。前苏联和东欧八国都举行了大选，伊拉克、利比亚、埃及等国也都举行了大选，更不用说美国了，美国都已举行了二百多年的大选，欧洲诸国也都举行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大选。为什么偏偏中国大陆就不能举行壹次像模像样、郑重其事的大选？中国人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庄重地投下神圣的壹票，以真正地选择出能够代表我们自己意誌的国家领导人？

　　中国也要实行多党制。历史的惨痛教训和现实的惨烈经验都层出不穷地告诉中国人壹个显而易见的道理，这就是:壹党制总是不行的。壹党制是万恶之源。多党制总要好于壹党制。多党竞争，有利于激发社会的政治活力，有利于调动蕴藏于民众之中的所有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壹切潜力等等。多党之间的相互监督、批评、制衡，必然使自己和他人遵守秩序、坚持原则。按照既定的社会规范，即法律的要求办理壹切事物，而不敢更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胡作非为，更不能无所不用其极地肆意滥权。多党制，尤其是两党制，在已经实行了二百多年民主制度的美国成熟而成型,并已然给我们确立了值得彷效的可贵典范。多党制，是破除壹党制卓有成效的最佳方式。我们没有理由否定、排斥并拒绝现代政治文明的多党竞争机制；立法机构的民众代表应当通过竞选产生出来。如果民众代表不能通过竞选而产生，却通过上级领导的任命而产生，那就必然丧失了民众代表的资格。即便当上了所谓的人民代表，其资格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因为这样的人民代表根本没有经过人民的贊同和认可，这样的人民代表根本代表不了人民，而只能代表选择这样的人做代表的领导者的意誌。人民代表必须为其所代表的民众负责，因而就必须开宗明义地、堂堂正正地、大张旗鼓地表述民众的意誌，阐述自己非同凡响的观点和意见，表达与众不同的和超凡脱俗的独特见解。所有的现代文明国家的议会从来都是各种观点、意见、建议激烈交锋、争辩,甚至互不相让，最后只能通过票决而进行取舍的场所，是纷纷扬扬、莫衷壹是、七嘴八舌地做出决定的场所。现代文明的议会决不允许存在任何不能表述民众观点和自己独立思想的僵尸般的代表人物。根据法律之规定，每壹年都得有壹定比例的代表人物需要重新选出，以便于为立法机构增添新鲜的血液，补充其所需要的新的能量。议会必须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进行详细的审核，严格的把关，统筹兼顾，量体裁衣，审时度势，择优而选之。钱是能省则省，当用则用。每壹分钱都要花得值，值得花，每壹分钱都要花在正地方。每壹次拨款都应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能形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统壹；司法必须独立，这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前提条件。司法独立意味着独立审判。独立审判就是既不受任何其他权力的干扰，又不受舆论时尚的左右；既不为金银财宝所浸染，又不为人情世故所羁绊。司法审判只遵从广泛民意之集中反映的良法而办理壹切案件。独立审判机构的从业人员，即法官，除了对其所负责的案件负责乃至终生负责之外，是不会也不能为其他例如权力、金钱、人情等等负责的。司法独立的核心就是法官独立判案。法官必须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法官的职业应该是社会最高尚的最受尊崇的职业。法官的职业必须通过相关的法律予以切实的保障。法官应当享有应有的工资和待遇。法官如果接受贿赂，那就会造成判决不公，正义就会被邪恶所战胜。法官之腐败，是社会中最大的腐败。可谓牵壹发而动全身。壹个因判决不公而导致的冤案，都是整个司法,甚至整个社会的全部耻辱。所以壹定要建立防止司法腐败的长效机制。要保证司法独立，就必须对法院进行应有的财政之保障。地方法院不应当享有地方财政拨款，而应当享受国家议会的专项拨款。因为只有这样，法官在判案时才能不考虑地方权力的作用和影响。现在之所以存在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的冤假错罪案、之所以出现蜂拥而出的数不胜数的各种各样的上访人员，乃至出现成百万上千万的上访大军，壹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司法不独立、司法不公正、司法腐败所导致。壹方面司法受到各种权力之干扰，此外还受到金钱的腐蚀和人情的蚕食；另壹方面司法判案中的滥权与责任不明，势所必然地形成煳涂僧判煳涂案，好人得恶，恶人得好等等令人匪夷所思的不公、不正、不义之现状。据说现在要开始依法治国了，也开始讲司法独立了，但却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进行。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考虑，司法独立就不应该有什么所谓的领导了。司法只是对法律负责，根本不必考虑对某个执政党负责。既然要求司法对某个执政党负责，那还怎么能够进行子虚乌有的和莫名其妙的司法独立？

　　中国是或迟或早地要实行司法独立的，因为这是现代文明的民主制度的壹个至关重要的内容。中国虽然现在到处是冤假错罪案，这是极权专制主义所必然导致的罪恶之结果，也是由于司法不独立、司法不公正、司法腐败而肆意滥权所壹手造成的。但在实行民主制度之后，在中国实现正义转型之后，冤假错罪案就会日趋减少，最后也壹定会化为乌有的。因为司法独立，权力制约权力，权力限定权力，肆意滥权、胡作非为等现在司空见惯的现象就都会变成不可能之事了。司法独立将为根绝中国的冤假错罪案夯实无比坚定的基础，并开辟无限广阔的道路，中国人民的权利将会因之得到充分之保障，中国人民的尊严因之而得到根本之确立。

　　决不允许有壹个冤案出现在叫做华夏故土的中国。哪怕有壹个冤案，都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哪怕有壹个冤案不解决，都是中国司法的严重失职。要根除冤案，就必须真正地实行现代文明的民主制度所必然要求的司法独立；应当大张旗鼓地鼓励、支持并提倡开办各种各样的独立的新闻媒体，特别需要建立国家对于私营媒体的倾斜政策、奖励机制，最好提供国家应予给与的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的补贴，以使独立的自由度私营媒体蜂拥而出、遍地开花。千百万家私营报纸、私营杂誌社、私营出版社、私营广播电臺、私营电视臺、私营网站琳琅满目，蔚为壮观，必将成为中国大陆民主制度的新气象。故此民意可以毫无阻碍地充分地涌流，所有的冤屈、难过、愤懑都可以畅所欲言，人们可以充分地分享各种各样的信息。所有的信息都成为开放之状态，谎言于是也就没有容身之地。所有的猫腻由于暴露在众目睽睽的光天化日之下而无以隐藏。在民意可以畅达的情况下，在民智可以得到充分启蒙的情况下，壹个正常而合理的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地和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人们由现在的普遍的压抑状态将会转入到自由表达而释然抒怀的状态，沉沉压抑的精神重负将由此壹扫而光。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各种腐败也会受到广泛民意的激烈抨击与极大遏制，畅行无阻的潜规则将逐渐地变得走投无路，乃至于全面崩盘。要建成壹个正常的合理的正义的社会，要使每壹个中国人都能够正常、合理而且正义地生活，没有独立的私营媒体，没有千百万家伸张民意的私营报纸杂誌、私营广播电臺、私营电视臺以及各种各样的私营网站，是绝对不行的，也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说，要使中国的人权得到卓有成效的捍卫和保护，就必须强烈地要求几万家、几十万家乃至上百万家的私营媒体都来发挥其所应发挥的巨大作用。这是新闻媒体在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后的第四权力的独特作用。独立的自由的新闻媒体壹发力，社会就由不正常变得正常。因为人性、良知、道义就会得到彰显，所有的阴暗、苟且、下流便都会在滔滔的民意中如老鼠过街壹般地被打得抱头鼠窜，显现出丑陋不堪的原型，并被消除得无影无踪。没有独立的自由的新闻媒体，而只有蛮横霸道的党国宣传工具，由于不能真实、全面、客观、及时地反映广大民众的意愿，故而必然造成社会生活的不正常、很不正常乃至于极不正常。有没有独立的自由的新闻媒体，对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是值得予以高度重视的。独立的自由的新闻媒体，是现代文明的民主制度之必然要求；要允许、提倡并鼓励更多的公民自治组织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中去。公民自组织的兴盛发达，是社会文明达致相当高度的壹个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标誌。没有发达的公民组织，没有足够的非政府组织，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社会生活的正常化，更谈不上社会的现代化。公民自治组织有利于调动社会中壹切积极的因素，脚踏实地地解决壹切应予解决的实际问题。公民自治组织能够替代政府解决诸多民众的各种各样的应急事务。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解决不了的,公民自组织就极有可能予以妥善之解决。另外,各种能人都可以在公民自组织中适得其所地找到发挥能力和展示能量的用武之地。为了最大程度地追求自己正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各样的利益，情趣相同的人们自愿地组成壹个团体。国家和社会对此应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大力的支持。只要是非暴力的团体，都是应该为法律所允许的。只有暴力的组织或团体因为是社会的危险力量，所以必须为正常社会的法律所严格禁止。暴力之所以被禁止，是因为暴力不符合人性。暴力不能构建正常的文明社会。非暴力的社会团体，无论政治的也好，还是经济的也罢；无论文化的也好，还是社会的也罢；无论是慈善的也好，还是情趣的也罢，都是社会正常存在的必要表现形式。公民自组织的强大和成熟，有利于防范、规避并消解不可预测的灾难，有利于减少难以想象的各种悲剧。故此，大力提倡公民自组织的生成与发展，是社会走向正常化和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应该实行高度的地方自治，这是民主制度的内容之壹。地方的事物归地方管理，地方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比如地方拥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地方领导人是通过地方选举而产生出来的。根据地方社会发展的需要，地方议会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而制定出促进地方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有关决议，并作出适当的投资规划，以满足地方国计民生之需要。地方的高度自治意味着，其权力来源于地方的民众，而不是来自于上级的权力机关。比如美国的州长，就是进行州选举的结果，而不来自于美国总统的任命。中国的各省省委书记、省长的权力都来自于中央的任命，与当地的人民没有关系，所以不可能进行所谓的高度自治，甚至连壹般的自治都不可能。如果中国的各省省委书记、省长都能像美国州长那样，均来自于选民的投票之结果、那就意味着有可能实现高度的地方自治了。在壹切地方的权力均来源于中央任命的情况下，地方自治是根本不可能之事；高度的地方自治，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中国几千年来壹直实行着大壹统的极权专制主义制度。此之谓:壹切政制皆秦制。这就是说，中国的所有地方官员所拥有的权力，都来自于整个社会的权力中心，即皇帝。各级各地的官员都不过是皇帝所拥有的至高无上之权力，即皇权所派生和分封的结果。中国的政治权力千年以来是这样，现在也仍然如此。在中国大壹统的政治传统中，根本没有地方自治的地位，也不承认地方自治的价值，更谈不上从来都没有的所谓高度的地方自治。

　　在中国，地方自治这壹块从来都是壹块空白，高度的地方自治更是子虚乌有。高度的地方不自治,倒是屡见不鲜、层出不穷、比比皆是。要把大壹统的观念转变成分权的高度的地方自治的观念，恐怕是壹场十分艰难曲折也极其不易实现的社会革命之过程。可能不但需要人们的观念革命，而且也需要全新的政治革命。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发生过争取地方自治的努力，但都被大壹统的国家主义思想所取缔、所排斥、所剿灭了。因为在后者看来，前者是闹独立、搞分裂。比如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陈炯明就曾经设想过“联省自治”，并为此进行过相当程度的努力，但却被孙中山大壹统的国家主义思想所消除。史学界普遍地倾向并支持孙中山，却对希望搞联省自治的陈炯明言词不恭，均指斥陈炯明是破坏孙中山统壹大业的革命叛徒和地方军阀。陈炯明地方自治的思路和设想，也壹直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历史烟雾之中而不见踪影。其实，陈炯明所搞的不过就是继承了清朝后期拳匪之乱、扶清灭洋导致八国联军进攻京畿之地时，由当时的洋务大臣、封疆大吏左宗棠、李鸿章在江南诸省所搞的保障地方平安的联省自保的那种脉络、那种统治方式。联省自保确实为地方的洋务运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充分的便利条件，不失为保持社会安定的上佳之策。但在大壹统的国家主义观点看来，地方自治始终是壹种不可容忍的所谓闹独立搞分裂的不良之倾向。在中国壹以贯之的意识形态中，大壹统始终是无可怀疑的永远的政治正确，虽然在实践中总是捉襟见肘、错漏百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叶，给高饶反党集团定的壹个罪名就是，高岗要在东北闹独立。因为作为东北局主席的高岗曾经要求中央给予东北以高度的自治。据说,高岗希望，除了给中央上交应交的税收之外，东北的事情都可以进行高度的自我管理。倘若如此，即按照高岗所设想的那样去做的话，如今东北的社会经济状况足以与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相提并论。换言之，东北人民的生活绝不会像现在这样显示出普遍的贫困落后之状态。由此看来，没有地方自治、没有高度的地方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必然搞不好，也不可能搞得好；应该实行军队国家化，文官应当担任国防部长。壹个国家的军队，应当是防止侵略、保卫国防的武装力量。军队是国家的军队。既然是国家的军队，就绝不是壹党壹派的军队，就绝不是某个政党或执政党的军队。如果成为某个党的军队，那就必然会成为像希特勒的党卫军壹样的私家军队。军队必须国家化。国家化的军队不应受到壹党壹派的意识形态之影响，也不应当受到某个政治势力所具有的政治观点之摆布，故此军队应当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非党派化。国家化的军队应当根据现代军事发展之需要而走向信息化、海陆空多兵种的协同作战，以快速机动之能力克敌制胜。在有效地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稳准狠地达到应予达到的军事目的。因此，军队应当职业化。作为防范并抵御外来侵略的武装力量，军队主要用于国防。当然，在面临重大的自然灾害，如洪水、干旱、地震等巨大灾变时，根据相关法律之规定，军队也可以参与抗灾，但仅仅是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动用军队。壹经完成抗灾的任务，军队必须立即撤出。军队不是社会生活力量的显现，而只能是国防力量的显现。这就是说，军队不应参与国内的政治活动。如果军队参与国内的政治活动，那就意味着军队的失职。因为参与国内政治的军队在承担着治安警察的作用。军队应该与社会的政治生活相分离。如果军队参与社会的政治生活，只能是暴力的滥用,势所必然地造成惨绝人环的悲剧，并使整个社会在无限的恐怖中堕落到不正常的深渊裏去。

　　必须在军队中建立行之有效的防止腐败的机制。军队的腐败，是国家腐败的集中表现，是社会腐败难以治愈的顽症。腐败的军队是根本打不赢壹场战争的，更不用说现代化战争了。壹败涂地，都是极其可能的。壹百多年前清朝末年的甲午战争,就证明了这个道理。不难想象,在现代战争的情况下，腐败的军队究竟能够怎么样地稀裏哗啦、壹溃千裏？ 如何把因腐败而乱成壹团、基本丧失了战斗力的军队转变成壹支能打胜仗、攻坚克难、战无不胜、廉洁自律的军队？这，的确是个令人棘手的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堆积如山的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这，确实需要有识之士集思广益、开动脑筋、攻坚克难。倘若不能战胜军队的腐败，包括腐败在内的任何势力都会摧枯拉朽地战胜金絮其外败絮其中的军队的。因为腐败的军队是不会有也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战斗力的。

　　既然军队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非党派化，所以必须对军队的政委制度、政治指导员制度等等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建议取缔适应于以往战争年代所建立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党支部制度、指导员制度和政委制度，以使军队在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非党派化的基础上不断地走向军事技术化、知识化、信息化和职业化的正确道路。 现代民主制度要求国防部长应由文官担任。因为文官担任国防部长，有利于协调对于海陆空诸多兵种的指挥和调配，有利于贯彻执行国家的防务政策。应当建立国家集中的、统壹的军事指挥系统。参照美国的经验，参谋长联席会议可能是指挥现代战争的壹个好的或比较好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凡是适应于现代化战争的有益经验，都应该加以认真地研究和学习，以利于取长补短、为我所用、扬长避短、增强实力。

　　中国现行的军事力量，无论人员素质，还是常规武器的装备；无论指挥系统，还是应变能力，照比美国的军事力量，照比欧洲某些国家的军事力量，甚至照比没有军队而只有自卫队的日本军事力量，正如很多资料所表明的那样，大约相差三十年之久。既然差距这么大，又想打胜仗，其中所应填补的漏洞究竟会有多么大，实在是匪夷所思地难以想象的。正像某位中共将领所言，日本海上自卫队只用半个小时就可以把中国海军的最强舰队东海舰队打得个全军复没。如此壹来，在未来战争中，甲午海战的凄惨场面也许又将可悲地重演。

　　基于这种考虑，为了适应现代化的信息战争，中国军队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更新，无论军事观念，还是指挥系统；无论指战员的素质，还是武器装备的改良，都需要进行适应现代化战争的各种变革。军事变革的任务繁多而且艰巨，责任重大，使命神圣。

　　结论:民主潮流不可抗拒。中国人民壹定要建立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民主制度如上所述的内容，只是囊括了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民主的更多的具体细节,可能还需要详细的补充、加强和接续。民主制度确实需要壹个拔节生长、稳步发展、逐渐完善的长期而又艰苦的过程。对于中国的民主发展中国人要有充份的理解和相应的准备。中国要实行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民主制度，就应该向壹切先进发达的民主国家学习，特别需要大力地向美国、欧洲学习，而不能像俄罗斯那样只搞半吊子的民主，更不能壹如既往地只搞假民主、真专制。中国人要在中国建立起壹个史无前例的和别开生面的民主制度，就应该全面彻底地实现如上所述的各项内容。上述的各项民主内容，相互联系、相得益彰、相互影响、相互提携、相互促进、相互激励，缺壹不可，齐头并进，共创民主大业之辉煌。 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理由沉湎于极权专制主义的沉重压榨而自我毁灭。中国人民壹定要捍卫属于自己的不可剥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和凛然不可侵犯的顶天立地的尊严。建立民主制度，毫无疑义就是这种价值和这种尊严的卓有成效的和坚强有力之保证。

　　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中国人民迈向民主自由的雄壮步伐，无论是位高权重而尽显无能的权力掌握者，还是鼠目寸光的既得者利益集团；无论是顽固地坚持壹党专政的保守势力，还是与人类文明普世价值负隅顽抗的顽固派，都抉不可能阻碍民主潮流的浩荡奔勇、勇往直前。

　　没有民主，就没有中国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中国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建设与发展；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中国人民的自立、自为、自强，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中国人民所应有的极其宝贵的软实力、顶天立地的尊严，以及至高无上的价值。

　　中国人民所热切盼望并竭力追求的民主制度，壹定会在世界的东方、在数千年的文明古国、在苦难深重的中国无比坚实地、堂堂正正地、史无前例地建立起来的。

　　建立民主制度，这是现时代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所必然提出来的迫切而又正当之要求，这是在中国实现程序正义、形式正义，并最终实现实质正义的题中应有之意。中国必须完全彻底地改变没有正义、匮乏正义、否定正义、排斥正义、灭杀正义的可耻可悲之现状，必须尽快也尽力地形成热爱正义、弘扬正义、追求正义、捍卫正义、实现正义的良好的社会风尚。建立民主制度，就是努力地构筑追求正义、保卫正义、捍卫正义的固若金汤的铜墙铁壁；建立民主制度，这是中国成为文明国家的必由之路，这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告别屈辱、开辟未来、开创民主新时代所必须要完成的事业。

　　建立民主制度，这是实现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事关在中国建成公民社会的攻坚战，这是中国社会正义转型的思想重建、道德重建、制度重建的史无前例的和浩大无比的社会工程。

中国社会的国营企业

作者 聂日明 写于 二零二二年

　　7月中旬，国资委公布2022年上半年央企主要经济数据：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9.2万亿元，同比增长12%，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同比增长7.1%。实现净利润1.1万亿元，同比增长6.1%。累计上交税费1.5万亿元，同比增长14.4%。这些数据说明：国有企业的利润在增长。那么，这个利润水平是高还是低，其影响是什么？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近十年国企利润总额上升，主要是资产规模扩张的结果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有企业整体的经营，国企的利润和上缴税费表现得很好。自2017年以来，国有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和应交税费持续增长。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防控，略有下降，但2021年基本上补涨回来。两年平均来看，2021年的上涨延续了2017年以来的上涨趋势，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利润总额和上缴税费的上升原因有很多种，可能是经营效率提高了，同样的资产和净资产带来了更多的收入和利润，也可能是资产膨胀所致。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相比2014年，2020年全国国企资产规模上升了1.3倍，不过，营业总收入只增加了32%，利润总额增加了41%，收入和利润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资产和负债规模。因此，我们需要消除资产规模的影响，进一步考查其经营绩效。分析师一般会采用总资产报酬率（ROA，息税前利润/资产总额）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净利润/净资产）来评估企业的经营绩效，前者是指企业运用全部资产的总体获利能力，后者是企业运用自有资本获得净收益的能力。如图2所示，众所周知，中国在1998年进行了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一些亏损的、中小型以及竞争性行业的国企被推向市场。轻装上阵的国企经营绩效迅速改善，从盈利面上看，2003年时，有半数以上的国企是亏损的，随后盈利企业占比就一直上升到2011年的65%，随后十年一直稳定在63%左右。这也意味着，每一年持续有4成国企是亏损的，这种状态长达十年没有改善。

　　从时间线上看，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以后，国企的经营绩效明显改善，净资产收益率从2001年的4.6%上升至2007年的12.1%，总资产报酬率从2001年的3.3%上升到2007年的6.4%，进步非常大。除此以外，偿债能力也有大幅提升，已获利息倍数从2001年的1.9倍上升到2007年的5.8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当年的经营绩效随即大幅下调，在“四万亿”政策的刺激下，虽然略有反弹，但到2011年以后两个指标双双持续下降。所以，2011年以后的国企利润总额上升，主要是资产规模扩张的结果，并且随着资产扩张的过程，边际收益递减，ROA和ROE不断下降。这也是中国经济过去十几年的写照，非常依赖投资驱动，但投资的边际收益在递减，每投入一块钱带来的GDP和利润在不断下降。

　　“国企”是个总概念，不同类型国企差异大

　　国企是一个总概念，可以分为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中央国企又可以分为中央企业（央企）、中央金融企业、中央部门管理企业（部委企业）等。国资委公布的只是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主要是工业企业，近100家，不包括中央金融企业，也不包括各部委管理的中央国企。而无论是财政部还是国资委，公布的数据都不包括中央金融企业。不同权属的国企，其经营绩效有非常大的差异。按央企、部委企业和地方国企三类，我们分别计算其财务指标，数据如表1所示。国资委秘书长彭华岗介绍2021年央企成绩的时候指出，央企控股境内的上市公司的户数占整个上市公司的7.2%，但贡献了全市场的37.1%的营业收入、31%的净利润、23.3%的现金分红。言外之意，是央企的贡献卓着。央企好不代表国企好。在国企内部，央企的企业数仅占21%，但资产总额占全部国企的26%，而利润更占到了50%。相比之下，地方国企的企业数占74%，总资产占65%，利润仅占39%。所以，央企是非常特殊的存在，总体来看，央企好于部委企业，部委企业好于地方国企业。

　　按之前的分析，我们消除资产规模的影响，看ROE（净资产收益率）的水平。因为数据原因，我们仅有2019年以前的地方国企的ROE表现，为了排除单独一年的波动，我们采用2017-2019年的3年算术平均进行比较。央企、部委企业、地方国企的ROE分别为6.2%、5.1%和4.1%，盈利能力依次降低。深入到地方各省区之间，央企仍然是一枝独秀，上海、广东、山东次之，在5.6-5.9%之间。上海、广东是中国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而部委企业的赢利水平排在山东后面，相当于省份排名中的全国第四。至于地方国企，如图3所示，整个地方国企的水平为4.12%，仅有5个省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所有的中西部地区和大多数东部省份国企的ROE都低于全国国企的平均水平。如果将净资产收益率与地方财政自给率、地方债务水平、人均GDP大体上呈现一定的相关性，自给率越高、人均GDP越高、人均债务水平（相对于人均财政收入）越低，地方国企的ROE就越好。

　　国企VS.民企，谁赚钱能力更强？

　　我们还可以将国企和民企进行对比，因为缺乏全样本数据，我们采用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在A股上市的企业可谓中国企业中的绩优生，因此采用A股的数据，会存在一定的偏误，总的来说，央企上市的比例非常高，能相对代表央企的平均水平，但上市的民企和地方国企则是优中之优，无法代表民企的总体情况。 如图4所示，能上市的民企，其ROE表现得很好，虽然不如外企，但与中央国企互有胜负，这表明绩优的民企其盈利能力并不弱于中央国企，而在A股上的央企之所以创造了那么多的利润，主要是资产规模庞大导致的，其ROE水平并不高。

　　那么，如何理解央企在各类国企中经营绩效最好？如何理解国企的资产规模膨胀得这么快？如图5所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非常明显上升，直到2017年去杠杆才缓缓的下降，最近两年国企的杠杆率又开始上升，虽然资产负债率仍然控制在65%的政策以内。

　　为什么国企勇于进行负债规模的扩张？这主要是在负债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或多或少沾了国家信用的光，银行敢贷款给他们，给他们的利率也要更便宜一些，他们扩张的成本和负债的难度要低于民营企业。 如图6所示，2009年到2021年的大多数时刻，上市民企的财务费用率（财务费用/营业总收入）都要高于中央国企。2017年去杠杆以后，地方国企的财务费用率也低于上市民企。A股的上市民企是中国民企中最优质的企业，尚且如此，其它未上市的民营的融资环境和财务费用率是可想而知的。这种环境是央企资产规模突飞猛进的基础。

　　国有企业利润增长背后的隐忧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1998年国企抓大放小改革让国企与民企从竞争关系上发生了变化，与产业全局的国退民进相反，在关键性与基础性行业中国有股权系统性的集中，这些国企与民企所在的竞争行业构成了上下游关系。2015年，香港科技大学的李系、刘学文和王勇三位学者建立了一个模型解释这种现象，国企改革与中国加入WTO以后，下游民营企业在扩张发展的过程中带动了对上游金融、能源、电信等中间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而国有企业主要处于这些上游产业，民企的扩张和盈利改善也使得国有企业的赢利快速增长。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央企的ROA、ROE表现要好于部委企业，继而也好于地方国企。从这一点讲，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东部的上海、广东的地方国企经济绩效比较好，因为这些地区的民企经营状况尚好。从这一点来看，现有产业链的所有制结构，使得在扩张期的国企和民企是互补关系，在经济收缩时期，局面则会分化，如果国企主动做出调整，比如适当的开放，引入活水，提高效率等，既可以降低下游民企的生产成本，避免盈利能力过度恶化，民企的繁荣，也会带动上游需求，也是倒逼国企改革的契机；相反，如果国企此时要保证利润，那么就只能扩大化使用其在产业链中的优势，这时的国企民企虽然分属上下游，但同样存在竞争关系，变成分蛋糕的游戏，这对两者都是伤害。 现任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王勇在2017年曾撰文指出，国企“应该尽量剥离本不该由企业承担的社会性负担，同时取消政府补贴，让上游产业中的国有企业与新进入的民营企业真正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上游产业技术进步与升级，为下游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好的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在经济增长低迷之际，事关国企和民企的发展局面，这个建议显得尤为重要，需要被认真对待。

中国社会的土地财政

作者 王小鲁 写于 二零二二年

　　全国土地财政格局迎来了一个大转折。2022年上半年，全国国有土地出让收入2.3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大幅度下降31%。要判断其原因和未来趋势，需要对土地财政的来龙去脉做一个清晰的梳理。

　　一、昨天：土地财政从何而来？

　　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土地不是商品，需要的建设用地由政府从农民手里征用，并进行无偿划拨。

　　上世纪80年代，少数城市开始尝试土地有偿出让和住房商品化改革，1990和1992年国务院分别发布了土地出让的暂行条例和暂行管理办法，1993—1994年开始推行住房商品化改革，土地和住房才开始成为商品。

　　但土地交易从一开始并没有按市场原则来设计。地源仍来自政府征收农民的土地，只给很少的补偿（起初按被征土地农作物年产值的三到六倍计算补偿，后有增加，但多数情况下仍然严重违背等价交换原则）。

　　政府征收的土地进行初步开发后、通过协议方式（后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业用地改为“招拍挂”方式）有偿出让，地方政府是唯一的建设用地垄断供应者。扣除征地补偿和拆迁费用后的土地收入、全部归政府所有。

　　按照早期的设计，住房改革实行双轨并行的体制，为中低收入居民提供保障性住房，为高收入居民提供商品住房。但在实行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利益导向使商品房比重越来越大，保障性住房受到挤压。2000年以后，商品房用地的收入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从此开始了土地财政时期。

　　土地财政体制的形成有某种必然性。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资源集中控制在政府手中，企业没有活力，居民收入被压低且增长缓慢。改革之初，为改变这种僵死局面，政府实行了大规模的放权让利和其他市场化改革。此后，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迅速增长，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增长加速、而全口径政府收入（起初包括财政预算收入和政府预算外资金收入，后加入土地出让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40.2%直线下降到1995年的15.9%（据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数据计算）。在经济逐步走向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政府财政困难。为缓解政府财政资金不足，土地出让收入自然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一个补充来源。

　　所罗门的魔瓶一旦打开，就很难让其回到瓶子里了。伴随城市化快速发展，土地收入越来越大，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1998年，全国国有土地出让成交价款约500亿元，相当于当年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10%。此后土地出让收入以不可抑制的高速度膨胀——2001年1300亿元，接近地方财政收入的17%；2011年3.3万亿元，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63%；2021年8.7万亿元，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78%（均不包括在地方财政预算内）。

　　多年来，它已成为地方政府不可缺少的巨大财源。

　　从2001到2021这20年，现价GDP年均增长12.4%，现价全国财政预算收入年均增长13.4%，而土地出让收入年均增长23.4%，远超过了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计算）。

　　计算平均地价，2001年每公顷土地出让收入143万元，2011年为978万元，2021年为2393万元。20年间地价上涨15.7倍。

　　同期消费价格指数（CPI）只上涨58%，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只上涨38%（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计算）。

　　过高的地价大幅度推高了房价，并改变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由于不包括地价和房价，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已不足以反映真实的通货膨胀率。

　　而地价和房价飞速上涨，是几方面影响因素合成的结果。

　　从供给侧来说，一个正常因素是城市规模经济的溢出效应带来的城市用地和城市周边待开发土地升值。

　　从需求侧而言，城市化快速发展造成的房地产需求上升，而土地资源相对有限，持续拉动了房价和地价上涨。

　　第三个因素的作用可能更加突出，即长期以来货币增长大幅度快于经济增长，货币超发造成的多余购买力大量流向房地产，造成越买越涨、越涨越买的趋势，成了长期不破的资产泡沫。

　　第四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地方政府的作用。对地方政府来说，土地出让收入来得容易，用得方便，监管不严，透明度低，一方面可以用来搞各种地方政府想搞但没有其他资金来源的投资项目，既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建设，也包括政府楼堂馆所等各种自我服务设施，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包括“三公消费”在内的党政机关行政管理费用。

　　更严重的是，在政府垄断地源的情况下，大量的官商勾结腐败案件都与土地和房地产交易有关，给腐败官员带来了巨额收入，造就了一大批隐性富豪——在种种利益驱动之下，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其独占地位，通过控制土地投放量，借“招拍挂”尽量抬高地价，以获得最大收益。这也导致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所占份额不断扩大，挤压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份额，形成与改革开放前面20年的放权让利截然相反的趋势。

　　二、今天：土地财政的4大负面影响

　　由于地价房价不断上涨，土地似乎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土地财政的基础条件是城市化带来的效率提高，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随着土地资源商品化、资本化，成为巨大的财富源泉，政府的土地收入也确实在过去的经济建设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推动了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条件快速发展完善，过去20年间对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不可忽视。

　　但同时，土地财政体制的负面作用已经越来越大。

　　其一，随着地价不断上涨，推动房价迅速上升，普通百姓购房、租房负担越来越重。

　　2001年，全国房地产企业的商品住宅平均售价2017元/平米，2021年升至10396元/平米，已是原来的5倍以上。但这远远没有反映出大城市房价的涨幅。在一线城市，房价涨了几十倍。而此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义涨幅不到6倍。

　　北京市四环路到五环路间的房价目前大约在5—10万元/平米，2020年北京市私营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9.06万元，只够负担1—2平米的房价。

　　目前大城市有房居民和无房居民的生活冰火两重天，天价住房让外来年轻人望而却步或最终不得不离开。留不住年轻人的城市，未来可能是人口老化、人力资源枯竭的城市。

　　其二，农民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宪法规定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因此农民在符合国家的土地规划用途的条件下、应当有处置属于自己的土地和获得合法收入的权利。城市周边土地大幅度增值，是城市规模经济的溢出效应所致，不应全归农民集体或个人，政府有理由通过税收提取土地增值的一个合理部分用于公共目的。但在现行制度下，如政府以获利为目的，用征地的方式把土地收归国有，独占土地收入，实际是违反宪法的。目前，除一些大城市周边征地有高额补偿，在很多情况下农民并未获得足够的补偿。这对农村发展和提高农民的财产收入有严重的不利影响。

　　其三，地价房价的持续畸形上涨扭曲了国民财富分配格局。

　　伴随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迅速提高，中等收入阶层不断扩大，90年代的住房改革又把原来的公有住房以低价卖给城镇职工，使他们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房产。这些本来创造了一个改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良好条件。

　　但过去20年，地价房价的过度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打断了这一进程，实际上形成了对新一代中低收入群体的掠夺。中年以下的中等收入人群或者背上了沉重的房债，或者成为永久的无房户。房贷和房租大大压缩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使他们很多人只在名义上属于中等收入阶层，实际生活水平无法提高甚至下降。

　　过高的地价和房价还推高了商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租金水平，把成本转嫁给各行各业和消费者，而占人口少数、囤有多套住房的富裕阶层，则可以轻松凭借房价上涨使财富快速升值。因此土地财政实际造成了财富的逆向再分配，是导致财富占有差距持续扩大和国民经济各行业间苦乐不均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全口径政府收入（包括财政预算收入、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全口径政府支出已分别上升到GDP的35%左右和40%左右，政府配置资源的程度大体回到了改革前的水平，其中土地出让收入扮演了重要角色。

　　市场配置资源的比重与上世纪80—90年代相比、被大大压缩，出现了背离改革大方向的趋势。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政府收入占比高的情况差异很大，后者占比高是因为政府承担了大量公共服务和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而我国这样高的占比中很大部分是政府直接参与资源配置。

　　其四，地价房价持续上涨和相关的金融扩张导致了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

　　2020年，房地产业创造增加值7.3万亿元，占GDP的7%，但房地产相关贷款已超过67万亿元，占银行贷款总额的39%，相当于GDP的66%。2020年我国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高达80.7%，居民的房贷规模也越来越大（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郭树清：“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2020年12月）。

　　地方政府的高负债也与土地有密切关联。这样高额的负债还不仅仅是因为地价和房价越来越高，也是因为融资的放大效应。因为地价不断上涨，变相鼓励了房地产企业用外部融资囤地囤房，地方政府还可以用升值后的土地做抵押，借更多的贷款进行新的土地开发和其他投资。资产泡沫和金融泡沫促使经济继续脱实向虚，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挤压作用，并形成了巨大的风险。

　　这些越滚越大的债务虽然有价格不断上涨的土地和房屋为抵押，表面上安全，但一旦地价房价由涨转跌，就可能引发坏债连锁反应，引爆金融危机。

　　综上所述，土地财政已经成为一个加剧经济结构失衡和财富分配失衡的因素，土地相关制度亟待改革。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今年的土地收入大幅下跌说明，现有的土地财政格局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三、明天：调整政策，重振改革，化硬着陆为软着陆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1990年到2021年，全国已累计销售新建商品住宅202亿平米。房地产企业目前正在施工的房屋面积还有97亿多平米，此外，在住房商品化之前和来自非商品房的城镇居民住宅存量估计90—100亿平米。待目前施工中的住宅完工后，全国城镇住宅城镇居民住宅存量总共将达到380—390亿平米。

　　按现有城镇人口计算，人均拥有住房面积41—43平米（按42平米计），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城镇住房建设已经接近饱和。

　　假设今后到2035年，城镇化率再提高10个百分点，达到75%，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从目前的42平米提高到50平米，城镇充其量还需要新建150亿平米住宅。未来14年，平均每年只需新建10.7亿平米住宅，城镇住房就将完全饱和。

　　而过去3年，平均每年新开工住宅面积高达15.9亿平米。这意味着今后房地产业哪怕只保持现有建设规模不再增长，未来也将出现非常严重的住房过剩，每年都会有约1/3的新建住房（5亿平米）卖不出去。相应地，房地产业对土地的需求量也将至少下降1/3（实际下降幅度可能更大，因为房地产企业目前还囤有相当数量的待开发土地），使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大幅度缩水。

　　据这些情况判断，今年上半年出现的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度下降，并非短期波动，很可能代表了土地和房地产市场走势的根本拐点。只是由于今年经济形势不佳，土地需求颓势更加突出。

　　在住房和土地需求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未来经济会发生什么？

　　大致会有硬着陆和软着陆两种可能。这里先对硬着陆的情况做一些大胆推测。作者希望这只是杞人忧天，推测错误。

　　土地成交可能转向量价齐跌。地方政府收入大幅度减少，以前那种不计成本、不算回报、寅吃卯粮、大拆大建、为了一时的政绩大手笔投资的格局难以为继，政府消费靠土地收入挥霍、钱权交易靠土地收入大行其道的局面也无法维持。靠政府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再是一个现实选择。

　　地价下降到一定程度，大量以土地为抵押的政府贷款将会成为不良贷款。银行的坏账率会大幅上升。政府债券到期不能兑现的情况可能大量发生。出现较普遍的偿债危机。

　　土地收入下降的直接原因是房地产业已进入衰退。今年上半年，房地产业的土地购置面积和土地成交价款分别下降了48%和46%。同期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下降27%和32%，意味着房价和销量同步进入下降期。地价下降还有一定的滞后期，但估计坚持不下去。房屋销售和房价大幅下降将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会有相当多的房地产公司倒闭，坏债大量发生。

　　房价降到一定程度，一些贷款买房的居民会发现与其继续还贷，还不如直接违约，因为市场上的现房可能变得更便宜。这与当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情况相彷，会使银行的处境雪上加霜，坏账进一步增加。政府可以禁止房地产公司降价售房，但房子卖不出去，房地产企业倒闭可能更多，对银行的打击可能更大。

　　大银行有政府支持，不会倒闭，但坏债会严重影响资金周转，把影响扩散到实体经济。中小银行将面临严重挑战，对实体经济影响可能更大，可能拖累整体经济进入较长时期的衰退。

　　有些人也许会主张重走大规模货币放水的老路来救经济、拉增长，但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最终需求在消费者一端，没有最终需求回升，大量增加流动性、只会加剧坏债螺旋形攀升。

　　上述情况只是一个沙盘推演，作者希望不会发生。现实情况永远比理论推演更复杂多变。

　　但一旦发生上述情况，需要有理性的宏观政策应对，同时痛下决心，推进改革。如果应对得当，有可能使硬着陆变成软着陆，可以考虑以下措施。

　　延长还贷，清理坏债，收缩房地产规模，整顿金融，稳定储户，防止挤兑。

　　如果发生全面的资金周转困难，货币当局可能需要释放一定量的货币维持资金周转，同时面对企业面临的困难，货币当局可以考虑降息作为一个选项来缓解企业的负担，但同时必须坚持货币总量控制，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利率与货币量的变化之间未必是线性负相关关系，不同政策工具的效果可能有很大差异，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财政政策不宜把重点放在扩大政府投资。保护失业者、低收入者和稳住最终需求是当务之急。强化失业保障，对未被失业保险复盖的失业者（包括符合常住人口标准的失业外来农民工）进行普遍救济，促进消费需求尽快回升，引领经济回升。

　　政府收购适用的滞销房产，转为廉租房和公租房，并通过政府采购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一方面减轻房地产业和银行业受到的冲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把保障性住房复盖面扩大到合理水平，分步使保障性住房能够满足城镇低收入和中下收入居民的居住需要，应复盖未取得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但整个过程必须公开透明、建立规范，防止幕后交易、私相授受。

　　改革土地制度，政府征地仅限于公益性和必须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参照市场地价予以补偿。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的商业性土地需求通过市场满足，不必通过政府征地。允许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允许农户闲置宅基地在不违反土地规划用途的条件下进行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取消对需求方身份的限制。

　　改革土地增值税制度，政府对土地交易中的大幅度增值部分征收适当比例的土地增值税，用于补充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

　　政府要过紧日子，压缩不必要和不急需的政府支出，转向量入为出的理财观念，把更多的资源留给市场配置，尽量减轻企业负担，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政府退出竞争性市场活动，转向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中心任务。

　　多用普惠政策，少用特惠政策，对民营企业要一碗水端平，鼓励公平竞争，改善营商环境，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