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我斗争不会带来民主！古希腊人把专制统治和敌我斗争排斥在政治之外！他们认为，政治是自由人的合逻辑的互动，而敌我斗争及其专制统治只有暴力的野蛮，根本就无逻辑理性，更无公共理性！无公共理性，是不可能建立民主政治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就是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东方社会也有三权，但没有分立；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都在皇帝手里，这是孟德斯鸠认为最大的暴政！中国的县太爷既有行政权又有司法断案权，也没有权力分立！苏式政权有了分开的三权，但三权没有独立，都依附于裆头，所以，无民主！西方首先是三权分立，譬如司法权独立于王权是自古有之！议会立法权也是自古有之，中世纪逐步形成了代议制，最后，国家最高权力由国王（裆）的手里转入议会手里，就是民主了！西方议会、司法的独立发展都是和逻辑思维、罗伯特议事规则以及宗教独立势力的发展分不开的！而中国人对逻辑规则和议事规则一窍不通，对独立宗教讨厌得很，只知道定于一朕，只知道崇拜权力大者而搞圣王崇拜，还处在野蛮的巫术阶段！无论你怎么搞敌我斗争，由于没有逻辑理性和公共理性，国人不懂逻辑不会辩论，只会骂人只会暴力，就永远无法民主与文明。至于台湾，那是外来文明改造的结果！

一，不是基督教改造，台湾根本不可能民主！

美国正是高举基督教的博爱旗帜推动世界民主化的。韩国民主化得益于韩国的基督教化，这一结论获得了举世公认。台湾民主化有基督教的引领与支持。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在台湾民主化运动中充当了勇士的角色。1970年代，他们发表了《对国事的声明与建议》（1971年）、《我们的呼吁》（1975年）和《人权宣言》（1977年）三篇正义宣言，似划破夜空的闪电，震撼了台湾社会、照亮了台湾人心、鼓舞了人们追求正义的信心。而且，台湾长老教会在庇护异见人士、扶助弱势、开展街头非暴力抗争等方面，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被当局列为“黑五类”之一。这“黑五类”是：议会反对派、基督教长老教会、媒体领袖、维权律师、地方黑派。

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园”，每周日都有一个教会在此进行户外敬拜，长年累月、风雨无阻，已成为台北的一大景观。该教会有牧师、有奉献，但没有教堂、没有办公室。每个礼拜天，你可以看到一群基督徒扛着用漂流木做的十字架来到公园，他们将十字架架在哪里，哪里就是敬拜的场所。该教会网站上宣示“我们的信念与坚持”：学习主耶稣的精神，有痛苦、贫穷、不公义的地方，教会就在那里。他们透过爱与非暴力的行动，来争取被压迫者的尊严。该教会就是隶属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台北公义行动教会，它正体现了基督教长老教会的精神。台湾长老教会成员成为台湾大多数街头抗议运动的主体。1979年美丽岛事件就是由长老教会策划的。 民进党大多是长老教会的会众，民进党的党徽与党旗都设计了小小的台湾岛在大大的十字架下，象征着民进党是一个信靠上帝的政党，祈求台湾在上帝庇护之下。台湾民主转型成功，李登辉居功至伟，他是长老教会基督徒。国民党从孙中山，经蒋介石、蒋经国，到李登辉都是基督徒。李登辉提出，一个好的国家领导人，第一是要有信仰；第二是为国着想，不惜放弃权力。民主政治对领导人的要求是：领导人乐于辞职，不应当有过分的权力欲，而只应忠实地为神为民工作；领导人应当具有诚信的素质，使他具有实现选民意志的能力。

台湾政治领域有儒家的影子吗？没有，一点也没有。 儒家从性善论出发，几千年来都把统治者意淫成圣人，指望统治者有良心以德治国。基督教从性恶论出发，把掌权人都设想成为无赖，通过完善的制度来弥补人性的缺陷。当然，现在某些儒生也知道完善的制度对社会多么的重要，他们也想嫁接西方宪政。宪政本是建立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罪”这两条基督教要义之上，而儒生推崇的是儒家的等级秩序与性善论，那还要宪政干什么？

东方人杀气太甚，缺乏宽容博爱的高贵德性。秦国商鞅变法提人头升官爵，白起坑降卒40万，项羽火烧阿房宫……汉末的孔子后裔孔融还鼓吹吃人有理！他说：吃陌生人或者吃掉非本族人无罪，由此导致三国南北朝隋唐时期吃人泛滥。被传统粉歌颂的宋朝还是大规模人吃人的朝代，人肉被叫做“两脚羊”；到了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刘福通的“红巾军”充斥着食人兽行，史书里有大量的记载。例如，《明史卷122：韩林儿传》记载：“是时承平久，州郡皆无守备，长吏闻贼来，辄弃城遁，以故所至无不摧破。然林儿本起盗贼，无大志，又听命福通，徒拥虚名。诸将在外者率不遵约束，所过焚劫，至啖老弱为粮。”“红巾军”就是朱元璋参加的队伍，他的淮右（即淮北）之军更是嗜好食人。他们专门捕人为食，认为人肉是种美食，吃了之后回味无穷，越食越想食，遂把人肉命名为“想肉”，由此人吃人成为恶性循环。有了这种吃人心态和风俗，不依靠基督教来改造，任何正义制度都难以建立的。

二，日本对台湾的影响

胡适的父亲亲眼目睹了台湾汉人吃人，台湾人还把人肉人油出口到大陆！番膏指的是清朝至日治时期在台湾开垦的汉人把捕获原住民的人骨所熬制成之药膏。此风当时在台湾难以禁止。曾任清国户官胡传（胡适之父）在《台湾日记与禀启》中说：“民杀番，即屠而卖其肉，每肉一两值钱二十文，买者争先恐后，顷刻而尽。煎熬其骨为膏，谓之‘番膏’，价极贵。”番膏就是熬人骨出来的油脂！汉人相信人油人肉能治病！除了番肉、番膏，还有番鞭、番下水等。以水缸包装的原住民腌肉，从台湾鹿港出口到厦门，非常抢手。台湾汉人在回忆录说，小时候体弱多病，其母给他熬制番肉番膏！

台湾在日本人统治时期，不会发生东西被偷的事。1945年，40万日本人被迫迁回日本后，代之而来的是200万中国大陆人，台湾忽然化为盗贼的社会，以至于台湾高楼大厦的上层也装置了铁窗来防盗。日本中日新闻社2001年9月16日消息：2000年一年间，在日本的华人一共有1,329,315人，占全亚洲在日人数的1/3以上；其中：大陆人 385,296人，台湾人 944,019人。2000年一年间在日的华人犯罪为14331起，其中：大陆人 14176起，台湾人99起。从上面的统计数字来看，在日华人中台湾人是大陆人的约2.5倍，而犯罪率则大陆人是台湾人的约35倍！“大陆人多，所以犯罪的也多”的理论还好意思说出口吗？

日本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中国人总说，你帮我看着东西。可日本人不明白，东西你看它干嘛。在日本的机场、饭店、宾馆等各个地方，经常可以看到放着没人看的行李。在日本没有人家装防盗门，窗户上也没有防盗网，因为他们不担心会被盗。街上停放的自行车、摩托车，有上锁的，很多是不上锁的。前年，一日本人骑自行车周游了全球，正准备从中国返回日本，他的自行车偏偏在武汉江汉路被偷了。

李敖之子李戡说：我很看不起少部分“公知”，他们动不动就讲什么“中国在台湾”，这种话讲得很没意思，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懂台湾，他们以为台湾人素质好是因为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其实那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他们以为台湾政治有多好，但你去台湾民间问一问，没多少人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