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三年

湖南家长抗议 反对教育私有化

10月 14, 2018

湖南耒阳市政府强迫全市8000馀名五丶六年级学生转读私立学校，激起家长抗议以及与警方的严重冲突。该私立学校远离市区，学生必须住校。尽管政府曾承诺费用会和公立学校一样，但等到开学时家长们发现私立学校的收费超过公立学校的10倍（公立每学期200元，私立每学期2800元）。而当地平均月收入仅有2085元。除了教学质量比公立学校差之外，更令家长们更为愤怒的是，该学校的教室和宿舍刚刚经过翻修，充满甲醛气味，可能严重危害学生健康。

9月1日家长先在学校丶政府大楼和公路上抗议。抗议横幅上写着：“抵制民办学校，还我九年义务教育，坚决不住有毒宿舍，不进有毒教室”，以及“孩子不是你们的敛财工具”。5名抗议者被捕。随後其他抗议者前往当地公安局，要求警方立即释放被捕者。在警方又逮捕10人之後，冲突剧烈升级，约600人包围了公安局和警方对峙并发生严重冲突，演变为一场骚乱。愤怒的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矿泉水瓶丶砖头丶鞭炮和啤酒瓶。最终警方暴力镇压，逮捕了46人。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警方曾向抗议者开枪。

尽管政府再次做出相同的承诺，称转读私立学校的费用不会超过公立学校。但在没有一个民主丶独立的群众委员会监督的情况下，政府可能会再次食言。政府或许想拖延时间，待打压了反对声音之後再伺机调涨费用。事实上就在抗议之後几天里，一些家长受到警方警告如果再次举行抗议就去坐牢。

耒阳政府的“分流”政策实际上就是教育私有化。今年年初，教育部表示要在年底前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超大班额在中国受诟病已久，不仅导致教学质量下降，而且亦有学校曾因学生人数过多发生踩踏事件造成多人伤亡。根据政府文件指出，义务教育阶段耒阳有20%的班级超过66人，38%超过56人，而正常班额上限为45人。“撤点并校”政策和学生向城市集中是出现超大班额的一部分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政府投资严重不足。今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称，从占GDP的比重来看，中国的教育投资低於新兴经济体，尽管中国政府仍在花费大笔资金去修建大白象工程和推进帝国主义“一带一路”计划。

巨额债务令地方政府不想拿出资金兴建更多的校舍，因此选择将学生送去私立学校。亦有网民揭露称，当地官员已暗中入股该私立学校。如果算上融资平台（即地方政府专门为贷款而设立的公司），耒阳政府负债占年度财政收入的比例超过560%。今年5月，耒阳发生了中国首例地方政府欠薪事件。不能排除耒阳政府可能想藉助“分流”的名义推行教育私有化，从而减少政府的公共教育开支，缓解债务问题。不过就在家长抗议爆发前一周，耒阳刚刚为湖南省运动会落成一座耗资5亿的体育馆。当地居民谴责说，政府用百姓的血汗钱修建形象工程，却对最基本的教育问题视而不见。

耒阳只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和公共服务短缺的一个缩影。有消息称，在耒阳抗议被镇压之後，湖南其他一些地区也因为类似原因发生小规模抗议。面对沉重债务和重新开始放缓的经济，各地政府可能试图更广泛地采取紧缩和私有化政策作为“解决办法”，不惜以基层群众的生活水平为代价。而耒阳事件表明，这会激起群众的强烈反抗，反而加剧中共独裁政权所面临的挑战。

社会主义者要求为所有人提供优质且免费的教育丶医疗丶幼托丶长照等公共服务。这需要终结现在这个无视群众需要的独裁资本主义，将银行和大企业民主公营，由民主的群众委员会决定资金分配，而不是任由官员将资金浪费在对群众无益的大白象工程上。在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之後，紧缩丶私有化以及其他反工人政策已经成为世界现象。作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我们呼吁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斗争，一同反抗这个带来混乱和灾难的全球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高考与教育真的公平吗？

7月 18, 2019

2019年高考於6月7-9日进行，报名人数达1031万。高考被视为大多数学子与家庭改变命运的最可行途径。为激励高三学生拼命，高考前夕的中学校园也不乏“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丶“吃苦受累，视死如归”等极端标语。

高考这一基本只考察学校课业知识丶以分数为唯一评价标准的筛选机制，被很多人视为最公平丶最利於普通人家向上流动的通道。但正如2017年北京高考文科“状元”熊轩昂所说：“高考是阶层性的考试，农村地区越来越很难考出来，我是中产家庭孩子，生在北京，在北京这种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决定了我在学习时能走很多捷径”。熊轩昂的父母都是外交官。

家庭背景影响教育资源

家庭背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能够得到的教育资源，包括家庭内的日常教育和补习班，进而影响他们的成绩和升学机会。根据“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就读北大丶清华和人大的学生中，有30%自我评价来自中上或上层经济地位的家庭，而在北京的其他大学该比例不到18%。在建基於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之下，不可能有真正公平的教育和考试制度。教育紧缩（特别是农村过去的撤点并校）丶户籍制度和各地区经济不平衡令问题更加复杂丶严重。

富豪家庭的子女乾脆可以避过高考。中国目前有逾800所国际学校，入读这些学校的学生可以躲避高考丶进入国际顶尖名校，而高中毕业後直接出国读大学的学生亦有数十万，但是入读国际学校与出国读大学的费用仅少数富裕家庭可承受。不久前，西安步长制药集团董事长赵涛被揭发花了650万美元进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更是引发热议。

由於公共教育资源不足，填鸭教育这种低成本的教育模式成为绝大多数普通家庭学生的唯一选择（其实甚至不能说是选择）。他们必须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死记硬背语文丶数学丶外语等“主要科目”的知识，牺牲了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在高考“指挥棒”下，人文教育非常薄弱，体育丶音乐丶美术等课程也常被“主要科目”占用。为了学校的升学率，大部分中学生还须在校晚自习，在周末与寒暑假还被迫到校补课。如此处境下的学生，难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发展兴趣爱好或关心时政，而完全沦为考试机器。越来越多年轻人批评中国畸形的教育制度甚至不能满足就业需要！中共政权哀叹中国“人才匮乏”，这其实是它自己的资本主义紧缩政策造成的结果。

高考带来的巨大压力，也催生了“祈福”产品市场，这些商品本质上只是普通的笔丶蜡烛等物件，仅因为和高考扯上关系而价格涨上数倍，而算命等迷信服务也在高考期间受到部分考生家长追捧。更有部分家长给孩子服用“聪明药”，期望提升学习能力。然而这类“聪明药”属於中枢神经兴奋剂，并不会真的提高服用者记忆力或智力；服用者需要每日不断增加剂量以保持原有效果，迅速停药後会出现显着副作用。诉诸迷信或“聪明药”是学生与家长面对“一考定终身”极度焦虑的表现。

前景黯淡

尽管工人和农民家庭的花费如此巨大的努力考上大学，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却越来越黯淡，特别是那些不是毕业於“精英大学”的学生。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显示，2018届大学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4624元，面对持续上涨的衣食住行成本显得捉襟见肘。该报告还指出，部分专业毕业生连续三年存在失业率高丶薪资和就业满意度低落的问题。

此外，随着职场对学历的要求持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毕业生选择深造，希望获得更高的起薪，但是读硕士丶博士需要投入时间和金钱以及推迟就业丶较晚开始得到收入所带来的压力。

从“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一开始，基层家庭的学生就处於不利地位，而现在高考已成为筛选出“中间阶层打工者”的机器。没有上过大学或者只是受过职业教育的年轻人更是沦为“廉价劳动力”。社会主义者主张，所有公共教育机构全面公有化，由教职工丶学生与家长民主制订课程与政策，让每一名学生不论出身如何都有享受免费丶优质丶全面教育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需要民主的公有制和计画经济，让工人管理经济和社会，从而使每个人得到平等丶优质的生活条件，才能消除教育以及整个社会的不平等。

中国：大学顶替案——打倒中共腐败教育体制，争取免费公共教育

10月 28, 2020

在今年7月中国高考以前爆出一起大学冒名顶替事件，一名山东籍女性农民工，陈春秀，发现她在十多年前等不到的大学通知书并非因为她落榜，而是她的入取资格被别人顶替，而顶替者的家人是当地的政商权贵。该事件报出以后网路上很快地也出现大量受害者接续的公开自己的遭遇。据报导在2018至19年，在山东省就有14所大学清查出高达242人冒名顶替入学。而这仅仅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大学顶替事件在中国是曾出不穷，尤其在山东、河南、四川等人口较高的省份，而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底层贫穷的农民工家庭的女学生，因为这些底层农民及女性往往无力反抗，而冒名顶替的也多是中层官僚和地方土豪，这起顶替事件和以往的案件一样受到中共独裁官僚所打压，但因为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才迫使校方让陈春秀重新入学。实质上中国大学的腐败不仅只是在冒名顶替一事，根据中国的教育学者指出，过去也有大量的学校高层及官僚和地方土豪利用种种的迂腐不民主的教育制度，好比自主招生制、不平等的省籍录取名额，从中牟利并让自己的子女入取顶尖学校，是些都是独裁及资本主义下不足的教育资源所延伸出的种种腐败。

在资本主义体制底下，恶性竞争的升学制度往往被底层的工人阶级视为阶级流动的出路，许多底层农民倾家荡产工子女念书，为了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借助高考，进入一所好的大学，实现阶层跨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跳龙门“。但事实上教育资源不足，工薪人家无法负担的学费，以及针对一线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歧视性高考政策、权贵的舞弊再加上中共独裁的贪污腐败使得底层的工人及农民子女更难以透过升学体制改变处境。在中国甚至有高达3000万个儿童青年具有心理健康问题，国际卫生组织也指出中国有高达1/4的大学生曾患有忧郁症，独裁资本体制下的教育制度沦为官僚及财团的谋利及贪腐的工具。

在陈春秀一案所涉及的地方官僚就高达了40多名，可见中共一党独裁是从头发烂到尾。工人阶级必须组织起来争取全面免费公共教育，废除恶性竞争的考试制度，同时由教职员生及工人阶级民主管理教育资源和制度，这是需要透过打倒中共一党独裁才能够真正实现的。

中国教育改革究竟利谁？

10月 2, 2021

今年以来，中国下发了多份关于教育改革的文件，包括控制初中生升学比例和取缔课外补习机构。3月，中国教育部发布了一份文件，要求各省保持高中生和职业高中入学比例控制在1：1。7月，中国教育部再次下发文件，开始打击校外培训机构。广东、湖北等地更是出动了“扫黄打非”办公室，使用行政力量开始“整治”。

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在舆论中掀起激烈地讨论。例如，有人认为，这些政策是为了保障教育公平，避免补课的内卷竞争，因为有钱人过去可以通过补课来接受更好的教育；另有一些人认为，尤其是家长，这剥夺了他们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晋升的权利。有一名家长在采访中表示，即使去一所稍微差点的高中，也不愿意自己的儿子进入职业中学——因为那样的话就会在就业上遭到歧视。

补习班被禁的影响

中国的教育改革真的是为了保障教育公平吗？实际上，在取缔了公开的补习班之后，官僚和富人的子女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获取更多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一种方法是通过“地下补习班”或者家教等渠道来补习，鉴于政策影响，这样的补习班将会更隐蔽和昂贵。例如在黄山，一名教师被爆料在自家的别墅开补习班，一节课收费数百。另一种方法是直接跳过高考，通过高中“国际部”（实际上就是留学预科班）去国外读书，或者参加分数要求更低的“国际学院”。这种情况更是官僚集团和富人的专利，因为出国或在国际学院接受高等教育需要支付的费用高达一年十几万甚至数十万。

穷人失去了公开补习机构之后，也就更难获取额外的教育资源，从而失去实现阶层晋升的唯一选择（虽然这根本不是选择）。他们将很难在高考的“独木桥”上与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竞争。不仅如此，初中毕业生还面临“分流”的问题。在现行制度下，由于政府要求对毕业生升学比例进行控制，大量的初中为了完成“指标”和提高升学率，连同职业高中一起，劝说班级上成绩不好的学生放弃中考，直接和职高签约。而另一边，家教、私立高中、留学中介等机构将会获得更大的市场。工人阶级中稍微积累了一点财富的家庭也不得不把他们的血汗钱投入其中。即使在今天，大学生的就业前景不容乐观，但在中国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只能尽可能获得更高的学历才能取得高收入的职位，否则只能沦为“廉价劳动力”。

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是不健康的制度。由于教育资源不足（这种资源不足本身是中国僵化的系统造成的，很多地方教职工拖欠工资，或是设施老化；像在四川、河北、河南这样的劳动力输出省份，政府更倾向于让学生“落榜”来维持劳动力输出），学生学习周期极短，每名学生都不得不在极短的时间内生吞活剥教学内容，进而发展为畸形的“填鸭教育”。在这种教育体系下，学生几乎完全没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只能沦为“考试机器”。

教育到底为了谁？

另一方面，中国正在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危机。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一些机构的预估中国的劳动力缺口可能在未来达到1100万。届时，中国将无法继续保持“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这是改开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得以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劳动力短缺不仅仅是人口问题，而且是青年在愈来愈重的剥削（高房价、过度加班等）下，不愿意继续扮演“廉价劳动力”的角色，但是资本家不愿意提高工人工资——他们已经习惯了压迫工人阶级。因此政府选择用中考分流政策来逼迫他们回到工厂去，美其名曰“强化职业教育”，但实际上是限制学生接受教育的权利。

我们需要一个保障青年人受教育权利和工人阶级利益的健康制度，而非一个由精英所控制的以及通过牺牲年轻人的未来以维持自己统治的畸形教育制度。随着中国发布新的教育改革，基层家庭的学生、甚至无产阶级中较为富裕的家庭，也将被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甩在身后”。我们主张一个民主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大力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取消学费及一切学校杂费，适当地延长学制，来保证每一名学生无论家庭条件如何都能享受免费公平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畸形的教育系统和社会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