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系列·制度贸易篇（补章）》

十五个百分点之外：出口许可、国安风险与制度抽成的边界

——从辉达与超微到制度汲取的隐性通道

一、从辉达与超微的协议说起

2025年8月，白宫宣布与辉达（NVIDIA）和超微（AMD）达成协议，批准H20与MI308芯片的对华出口许可，条件是将相关销售收入的15%上缴美国政府。

白宫称此举是川普与贸易团队的创新构想，“为美国民众与纳税人争取更好的协议”，并暗示可能扩展到其他企业。

这一安排并非税收法中的常规项目，而是附加在行政许可之上的收益分成。

换句话说，它不是面向所有市场主体的普遍性税种，而是有条件、个案化的“附加代价”，与是否已经缴纳法人所得税、关税等无关。

二、国安风险与经济补偿的错位

按白宫说法，这一机制是出口管制与收益分享的结合。

然而，15%的收益分成是否能化解所谓“国安风险”，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如果风险本身真实存在，那么抽成并不能降低芯片在敏感领域被使用的概率；

如果风险可控甚至并不严重，那么抽成就更像是政策议价，而非安全防护。

从制度逻辑看，出口管制的目标是限制技术流向特定用途或主体，而不是在放行时用货币换取风险容忍度。

将两者混合在一起，容易形成一个先例——安全与财政的界限被打通，安全许可可以被定价、被交易。

三、雁过拔毛的财政机制

在现代财政体系中，税费的设定讲究法律基础与普遍适用性。

个案化的额外抽成更像是行政部门借管制权进行的“交易性收益”。

在企业看来，这笔钱是换取市场准入的“入场费”，在经济学上接近租金型收益，并不直接回流到安全体系本身。

历史上，这类做法常出现在资源开采特许、海外投资保护、战争物资采购等领域，但很少直接套用在出口许可上。

它的短期效果是增加财政收入、强化行政谈判筹码；长期风险是企业预期不稳定，甚至形成“按项目议价”的惯例，损害制度透明性。

四、历史参照：安全许可的财政化先例

1、二战时期的战略物资许可费

美国在二战期间设立战略物资管制局，对橡胶、铝、镍等关键物资出口实行审批，并附加“战时特别费”，其财政逻辑是为战争筹资。

但这一费率有明确的立法依据，且为临时性安排，战后即废止。

2、冷战时期的高科技出口审批与服务费

在对苏联及其盟国的科技出口中，美国通过“出口管理条例”要求企业支付审批费，用于维持出口管制机构运作。

这种收费数额有限且公开透明，主要是成本回收性质，不构成大额财政收入来源。

3、海湾战争后的军售回扣机制

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在对部分中东国家的军售中加入“回馈基金”条款，即军售合同金额的一部分由承包商上缴国防安全合作署，用于资助安全合作项目。

这种模式与15%分成在形式上类似，但适用范围仅限于国防物资，且以双边协议为法律基础。

4、能源出口的特许收益分享

在页岩油出口开放初期，部分对特定国家的出口协议附带特许收益分享机制，企业按比例将部分收益交给能源部指定的基金，但这类安排往往经过国会审查，并附带明确用途。

这些先例表明，美国在历史上确实有将安全许可与财政收益挂钩的做法，但要么具有明确的临时性法律授权，要么仅限于特殊领域，并且多强调透明度与立法监督。

辉达与超微的15%模式之所以引发争议，正是因为它处在行政谈判与财政收益的灰色地带，且潜在适用范围广泛。

五、建国先贤的制度预防

美国宪政传统中，建国先贤对政府权力的最大担忧在于任意性和扩张性。

税收必须由立法机关设定，行政部门无权随意增设财政义务，这是《独立宣言》与宪法权力分立的重要部分。

正因如此，美国早期的关税、印花税等争议都集中在“无代表即无税收”这一原则上。

如果行政部门可以通过管制审批来附加财政收益，而不经国会立法，那么立法监督被绕开，财政权与行政权在同一环节合流，这正是当年制宪者试图避免的局面。

六、制度回响

辉达与超微的15%分成模式，无论被包装为创新还是谈判成果，实质上是一种行政与财政的混合操作。

它可能带来即时的政治收益和财政数字，但在制度坐标系中，这种“雁过拔毛”的做法越多，越容易模糊安全与财政的界限，削弱立法监督的实质意义。

七、注脚

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8篇中提醒过：“权力一旦摆脱约束，便会侵入一切可以触及的领域。”

辉达与超微的15%分成，看似一项贸易谈判的胜利，但更像一次制度边界的试探——

一旦财政收益与行政许可绑定成习惯，就很难回到权力受限的原点。

这正是建国先贤所警惕的“政府恶”的现代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