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晓

一、资本主义的裂缝：年轻人为何不再相信未来

2020 年，硅谷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写给扎克伯格等 Facebook 高层的一封内部邮件中提醒道：

“当 70% 的千禧一代（Millennials）自称支持社会主义（socialism）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们愚蠢或被洗脑，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

蒂尔的答案非常直白——
学生债务（student debt）过高，
房价（housing cost）过高，
年轻人被排除在资本积累（capital accumulation）之外。
当他们没有资本主义体系的“股份”（stake in the capitalist system），
如此，他们自然会反过来与之为敌。

这封信揭示了当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核心危机：
一个“代际契约”（generational compact）的断裂。

二、“代际契约”的破裂：从机会社会到封闭社会

所谓“代际契约”，是现代资本主义的隐性支柱。
上一代通过制度与市场创造机会，
下一代通过教育与劳动实现向上流动，
社会由此形成一种持续的信任循环：
勤奋与储蓄会有回报，投资与创新能被分享。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一个年轻人二十二岁大学毕业，找到一份普通的工厂或公司工作，
年薪约为 4,000 美元——而那时一套郊区独栋住宅的平均价格是 9,000 美元。
换句话说，只要工作三年、略加储蓄，就能买房成家；
一对夫妻可以靠一份收入养活全家，孩子的学费几乎全免，未来是可预期的。

学界普遍认为，从 二战结束（1945）到1970年代初，美国经历了资本主义最繁荣、最稳定、最具包容性的阶段，被称为：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资本主义黄金时代）
或 “The Great Compression”（财富差距大幅压缩时期）。

这一时期有几个鲜明特征：

1.经济增长持续高企。
1945–1973年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超过4%，远高于20世纪平均水平。
制造业繁荣、出口旺盛、就业充分。

2.中产阶级的壮大。
普通工薪家庭凭借稳定收入即可买房、供养子女上大学、享受医疗保险。
美国社会第一次实现了大规模的“中产化”。

3.财富与机会的相对平等。
这一阶段，美国的收入差距是20世纪最小的时期。
《财富》杂志称那时是“一个每个孩子都能想象更好未来的时代”。

4.教育与住房的普及。
政府推出了“GI Bill”（退伍军人法案），让上百万退役军人获得免费大学教育与住房贷款——
直接催生了战后“婴儿潮中产阶层（baby boomer middle class）”。

换句话说，那时的资本主义兼具“增长”与“包容”，
因此，也赢得了人心。

也正因为如此，当时的美国知识界产生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困惑：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这也是德国裔社会学家 沃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 早在 1906 年写下的一本经典著作。
他观察到：在欧洲，工人阶级纷纷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
但在美国，却始终没有形成类似的政治潮流。

松巴特的结论极为著名：

“因为美国的工人忙着吃牛排（beefsteak）。”

他的意思是：
美国的资本主义太成功、太务实、太有“向上流动性（social mobility）”，
工人阶级没有被彻底剥夺，也因此不容易形成革命性的阶级意识。
换言之，资本主义自己消化了反资本主义的能量。

然而，这种包容性的繁荣在 1970年代石油危机与1971年美元脱钩 后逐渐结束。
制造业外移、金融化上升、全球化加速——
美国进入所谓 “Neoliberal Era”（新自由主义时代）。

从此：

·工资停滞，生产率继续上升；

·财富开始向资本端集中；

·教育与住房成本飙升；

·年轻一代首次面临“生活不如父辈”的现实。

特别是，2008 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代际契约”更是进一步瓦解。

• 教育通道失灵。 高等教育成本飙升，学位贬值，年轻人以负债进入社会。1950年代，一个普通美国家庭的孩子可以靠父母的工资上大学；今天，一个同样的孩子，即使拿到奖学金，也往往要背上三四万美元的学生贷款。当年的大学是通向中产的桥梁（bridge to the middle class），如今却成了进入社会的枷锁（debt trap）。

• 住房市场垄断。 房价上涨快于工资增长，房地产成为既得利益者的“财富围墙”。 在上世纪中叶，一个工人家庭三年积蓄就能买下一套郊区小屋；而今天，在纽约、旧金山或伦敦，一套普通公寓的价格是平均年薪的十倍以上。于是房子从“家的象征”变成了“金融资产”；居住权从生活权利变成了投机筹码。父母一辈靠工资买房，孩子一辈要靠父母买房。他们被称为“租房世代（generation rent）”，房地产成了一个财富循环的封闭系统（closed wealth loop）：旧有资产升值产生更多资本，新的进入者再也无法跨过门槛。

• 资本结构固化。 资产型收入取代劳动型收入，财富继承胜过个人奋斗。在战后黄金时代，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能与生产率一起增长；而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劳动者的工资几乎停滞不前——生产率上涨了七倍，工资却原地踏步。与此同时，股市、房地产与金融资产却节节攀升。富人靠“钱生钱”，穷人靠“命换钱”。资本收益（return on capital）全面超越劳动收益（return on labor）。而这场游戏的最大赢家，并不是最勤奋的人，而是最早上车的人——或者说：出生在资产的一边的人。财富不再来自努力，而来自继承；奋斗不再能改变命运，而只能延缓落差。

于是，原本开放的“机会社会”（opportunity society），
正在滑向一种“封闭社会”（closed society）：
年轻人被排除在资本体系之外，
而老一代在资产增值中不断“垒高城墙”。

于是，到了 21世纪的千禧一代（Millennials），
他们已经不再拥有父辈那种对资本主义的信任与参与感。
这也正是彼得·蒂尔（Peter Thiel）那封信所提醒的历史回声——

“当年轻人被排除在资本积累之外，他们就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

三、“包容性增长”：资本主义自我更新的呼唤

20世纪“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证明它不是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药方。然而，要修复代际契约，资本主义必须重新学习“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是一种超越单纯 GDP 的增长理念，强调增长的成果应惠及更广泛人群，尤其是弱势与年轻群体。它是“文明性增长”的基础环节。

包容性增长并非平均主义或再分配神话，
而是强调增长的成果应被更多人分享。
它要求市场、制度与文化层面共同转型：

1.在市场层面 ——
建立更公平的财富生成机制，让劳动、创新与创业者获得合理回报，而非被垄断资本吸血。

2.在制度层面 ——
降低教育、住房与创业的门槛，让年轻人能以可持续的方式参与财富积累。

3.在文化层面 ——
重建对“未来”的信任。资本主义若不能让年轻人怀抱希望，它便失去了最基本的正当性（legitimacy）。

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文明问题。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证明，没有“包容性增长”，国家就会失败，资本主义将沦为权力与资本的循环机器。

四、文明的拐点：资本主义的救赎在于自省

蒂尔的洞察可视为资本主义文明的一次内部忏悔（internal repentance）。
这位自由市场的信徒没有转向社会主义，
却承认资本主义正在失去它的“道德契约（moral compact）”。

资本主义的力量，在于它的自我修复能力；
而它的危险，也正在于失去自我反省的能力。
当市场只剩“赢家通吃”，当年轻人再无“入场机会”，
资本主义就不再是信任的制度，而变成焦虑的陷阱。

真正的“文明性增长”（civilizational growth）必须超越利润逻辑，
它要重新建立三重契约：

• 对人的尊重（Human Dignity）；

• 对代际的责任（Intergenerational Responsibility）；

• 对社会的公义（Social Justice）。

五、结语：没有希望的资本主义，必然引发危机

从彼得·蒂尔的邮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硅谷的焦虑，
更是整个西方文明的镜像。

资本主义不是天生邪恶，也不可能完美，
但若拒绝更新“包容性增长”的伦理与制度，
它终将因代际绝望而坍塌——纽约变天就是一个信号。

而当代中国，同样面临两极分化与“代际断层”的挑战。
真正的出路，不在于简单模仿或批判任何体系，
而在于在信仰与制度之间重建希望的契约——
让每一代人，都能相信努力与善仍然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