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64
随着64抗争日趋白热化,社会弥漫不安的氛围,已经严重影响外商来华投资意愿,冲击消费市场。国内政局动荡,至少吓退了两家原拟到上海投资的国际科技大厂,使他们暂缓投资脚步;而部分本土商人更忧心,若抗争活动失控,大陆经济将难逃重挫之命运。
其实,64抗争活动之所以引发民众的疑虑不安,并非在于「民主」或「反民主」的对抗,而是在于民主人士声称将采取「政府不下台,就不终止绝食」的激烈手段,显然逾越了民主制度的规范。民主制度的基本价值是遵守法令,依循既有的宪政秩序,在此界限内,每一个人都拥有言论与思想的自由。他们要倒政府或挺政府,悉听尊便,旁人不得置喙。一旦逾越了民主的界限,任何人都不能披著神圣的外衣与道德光环,要求其他人必须接受他们的条件,否则便威胁要如何如何,如此恐将酿成冲突。换言之,并非民主的主张引起疑虑,而是民主的方式与手段潜藏暴力冲突的风险,才导致社会的不安。
当时的民主抗争,几乎是基于「我就是真理、正义」的唯我独尊心态,因此不仅不赞同「民主」的民众会被视同包庇贪腐,甚至赞同民主主张,但不认同当时民主手段的人,也都难逃遭到严厉批判的下场。易言之,当时操弄民主活动的政客,显然把民主当成一场圣战,意图在中国社会进行一种不惜玉石俱焚的对抗。更令人忧心的是,民主人士打出反贪污的旗帜号召群众抗争於先,却有海外人士暗助于后。这一群民主人士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又扬言「政府不下台,绝不终止」,要持续静坐绝食下去,如此则偏激的抗争似乎将注定为悲剧的收场。
抗争是民主社会的一环,系为民众争取权益的一种手段,原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当时中国社会所面对的困境,不仅是政治抗争的失序、脱轨,更是部分民主人士和媒体蓄意营造的恐慌气氛,而使得民众生活在恐惧之中。也就是这种恐慌气氛,才造成外资却步与经济重挫。在抗争之外,民主人士刻意渲染暴力与恐怖消息,以争取主动;其次,有人恶意在媒体上散播假讯息,海外媒体大肆报导,彷佛民主人士已经受到恐怖攻击,搞得人心惶惶。
大陆当年刚刚开始对外开放,经济有所起色。不外乎两大原因:一是经济挂帅,一是开始民主开放。64民主运动导致抗争、冲突,未能达到任何政治目的。然则就经济层面的效应来看,只让中国大陆更加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