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丁东先生访聂元梓文，以个人对常溪萍死因的一点追忆来看中共的“政治审判”

丁东先生在其《追随毛泽东的“反革命”——重访原首都高校“红卫兵”领袖》一文的第二节，
“当年对聂、蒯、韩的审判” 中，提到当时认定的聂元梓“五大罪行”中，只有聂案的后两项
罪名（即害死常溪萍、害残邓朴方），“应当说聂元梓有一定的责任”。聂在法庭上则辩称，仅
对常溪萍之死，有间接的责任。

其实，中共对文革“造反派”，总体上是“政治审判”。丁东在文中披露了“党比法大说不清”
的彭真的一段谈话：

刘贯一在1985年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其中引用了一记者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的对话，
时间是聂刚判刑不久：
记者问：“聂元梓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负责人说：“我们不主张判刑。”
记者说：“那怎么判那么多年？”
负责人说：“彭真同志讲：‘这样的人不判刑什么样的人判刑？’我说：‘那判十年吧。’
但彭真却说：‘不行，判十七年。’我表示不好执行，认为没什么依据，对彭真说：
‘林、江主犯判十七年，这总是追随吧。’但彭真同志不同意，说：‘那有什么标准！’”
就这样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下达政法委员会执行的。[12]

这位记者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的对话虽然有待核实，
但从已经披露出来的有关两案审判的信息可以确知，这些人的定罪量刑都由高层领导人自行决定。
比如原来高层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不赞成，结果改成了缓期执行。显然，在“文革”主要案犯的
审判中，判什么人、定什么罪，并不是由法官或合议庭决定，法院不过是执行高层领导人达成的共
识或妥协结果。当时审判了数百人，谁判刑、谁不判刑、判谁多少年，都是中央领导人决定的。

现在，我以自己的亲见亲闻来为彭真~邓小平对聂元梓所作的“政治审判”作个见证。

一、常溪萍问题连着邓/彭，又关系到毛文革能否展开的上海市委

常溪萍是以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兼校长的身份，在1964年“高校9评运动”（后称“四清”）时，
由柯庆施市委派遣加入当时陆定一中宣部的“北大四清工作队”的，负责聂元梓所在的哲学系，
其时北大工作队的总负责为张盘石。

我亲闻常溪萍后来多次说，当时聂元梓等搞四清，按刘少奇的“后十条”精神，左风猛刮，残酷打击一大批。
1965年元月，毛的《廿三条》出笼，常以为“纠偏”机会难得，便欣然跑中央书记处向彭真告状。
彭真见猎心喜，便教常溪萍把告状信改成邓小平抬头，由他呈送以震动全局。不久，邓即批示称：
“我看常溪萍的意见是对的。北大四清顶牛过火，张盘石同志要调出。”令出法随，张立即被免职。
按聂元梓后来的说法是“右派从此对北大左派反攻倒算，一片白色恐怖”。对此，文革初常溪萍
解释为“那是陆定一与彭真在那里互斗”。余意，这是中共高层左右的派性恶斗，最后虽使常头被夹扁，
但当时常溪萍却立即被提为上海市委教卫部长。

1966年八月中央十一次全会。会议休息期间，上海市长曹荻秋匆匆趋前向横卧沙发的邓小平一鞠躬，并请示：
“聂元梓批常溪萍的大字报，可否张贴？”邓慵懒回话“我看就不要贴了罢？”于焉，上海市委吃定心丸。
待到十月中邓在中央工作会议失势，十二月聂来沪张贴“第二张马列大字报”（有阮铭等共署），上海市
委陈曹及华东局魏文伯决定“弃常自保”，于是市委书记们在会上像今日麦卡徐一般，在电视撕哑嗓门高呼：
“打倒大叛徒常溪萍！！”我听当时现场，常溪萍的发言立即转为哭腔，即明白常精神防线已溃。
即此而论，迫使常后来走自杀之路的，旧上海市委当是首功。

二、清队中的最后一击

1968年五月清队中，一次召开全校的批常溪萍大会，我在“反动学生”专列。
造反派正对常校长“触及皮肉”之际，忽然我们“专列”中出了个好汉名XUXX的，竟出列趋前，向常一鞠躬！
于是大哗，立即被关。事惊市革会，张春桥认为必须从严从重从快。一周后，即将XUXX判十三年重刑！
消息传到师大的第二天，隔离中的常溪萍即以解手为由，从二楼跳了下来。
常堕楼之后，尚未断气。有看守的工宣队恨声责问：“作啥跳楼？阿是向党示威？！”
常溪萍喘息回话“是不小心，跌......跌下来的......”。卫生所草草，结果死了。
我看，这是常校长心如死灰，又不忍再因此连累更多无辜学子的心态，使他选择了“自行了断”。

此事，毛共中央/上海旧市委/上海市革会，本都有罪，却只由“热圆子”（沪人对聂爱称）顶罪受刑责。
于是想到张盘石被革职时说过的一句话：“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聂元梓者，亦“绞肉机”中锣丝钉也。党国，党的意志（或曰寡头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是为“法”。
既如此，也不必再鸣冤：“党要民亡，不得不亡”，党的需要而已矣。
（换了王希哲X民运乱法红暴们今日的说法则为：“（运动/大势）需要他（指赵ZY）是甚麽就是甚麽！”）

呜呼，有如此“斗士”，就有如此“法治”。
但我还是要留下一笔历史的真实记录——悠悠百年，后来自有能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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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录丁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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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年对聂、蒯、韩的审判

至于聂案的后两项罪名，应当说聂元梓有一定的责任。1966年6月3日她确实在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校部办公楼前贴出大字报，批判时任该校党委书记的常溪萍。常1964年担任北大“社教运动”工作组负责人时曾打击过聂元梓。毫无疑问，批判常溪萍是聂元梓的错误。后来，常溪萍被华东师大的“造反派”打倒，1968年5月25日在华东师大的化学系教学楼躲过监管人员的视线跳楼自杀身亡。聂案审判时，聂元梓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提出，常溪萍的死亡地点是在上海，死亡时间距聂元梓在华东师大贴出批常大字报相隔一年多，常的直接死因是1968年上海市的迫害。显然，法庭对此辩护未予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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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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