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美帝”的“道德意淫”之目的

在红色中国的疯狂年代里，伟大人物发出一句口号，就会激动震撼亿万个“无限忠诚”的臣民，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成功最大规模的心灵操控，无疑是非中共莫屬了。在“消灭万恶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狂热鼓操中，“美帝国主义”由于犯有“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亡我之心”，荣幸地受到该党派最高领袖的人格偏见和党性短视，被近似癫狂的党徒们“上纲上线无情斗争”，其走火入魔的程度达到最高境界的，甚至能随心所欲地将任何称为“美国的东西”同“反中反华的罪恶行径”相挂钩，如同宗教信徒心中的“撒旦邪魔”一样，提供给亿万人们倾泻愤怒情绪和廉价吐沫。

任何陷入权力极端主义的偏执狂，都会在精神生活中附带一种意识形态的副产品：以永无止境的“道德义愤”来鞭策自己和蛊惑别人，这是古代的“大逆不道”和现代的“阶级敌人”共有的“意淫精粹”。因此，即使到了“改革开放”的“进步时代”，“帝国主义”也只不过是“与时俱进”为“霸权主义”，种种类似精神激素用来诱发亢奋情绪的“意淫药物”，例如用以蛊惑人们“仇恨美帝”的“政治丑闻”和“阶级罪恶”，却依然是煽动民众“正视资本主义民主自由虚伪性”的灵丹妙药。

在这当中，所谓“美国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的“正义指控”，就是这样一种靠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来“服从政治”目标的“道德意淫”。我无意在此研究讨论美国前期和早期的历史，也不想累赘地描述美洲新大陆悲壮苍凉的开拓历史，关于欧洲新移民如何英勇反抗野蛮的印第安人残暴屠杀的事迹，我想在如今的网络时代里，即使是身处大陆信息封闭的社会，只要您具有愿意尊重事实的平静心态，也是很容易“发现”的。

我想讨论的是我们中国人所处的政治文化和道德环境，也就是如上所述的“道德意淫”对我们的真正危害。

我们知道，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个最重要基础，是一种叫“公民权利（CIVIL RIGHTS）”的概念。在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中，“CIVIL RIGHTS”都是一些被称为“天赋”或“自然”的基本权利，例如：生命、自由、平等和财产等等。我们之所以拥有这些权利，并不是靠统治者“授予资格”的恩赐，也不是靠任何别人“爱心关怀”的施舍，而是我们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固有的。这也就是说，我们是因为人性的本身而拥有这些公民权利的，是为了体现如康德所说的“每个人都应该是他自己的主人”的精神而设立这些权利法则，而不是依赖于经验中的其他法律条例或者道德基础。

然而，很多对人性近乎一无所知的中国人，却并非是如此看待公民权利的，即使他们也常常口口声声地高唱“维护人权”。在热衷于研究考察“特殊国情”的“理论家”眼里，公民权利只有当它们是“符合特殊条件”下才是成立的，假如它们象六四学生那样“危害政治稳定”，象法论工那样“潜在邪教乱国隐患”，象上访民众那样“扰乱公共秩序”，象要求公平对待的下岗工人那样“妨碍经济发展”，象反抗强制拆迁的民众那样“扰乱社会治安”，或者象孙志钢那样“阻挠警察执行肆意罚款任务”，象刘荻那样“散播有害思想”，那么这些人的生命、自由、平等和财产权利，都是可被以国家名义的暴政权力“合理镇压”的。

在迷恋集权主义的传统父系社会文化里，所有变换着花样来压制公民权利的“漂亮话儿”，当属那些时时刻刻不忘号召大家“救国救民”的“高尚情操”，处处要求别人表态拥护的“国家民族”的“荣誉感”，最为蛊惑人心，也最为压抑人之为人的自由本性。在这些讲究“以德治国”的“道德家”们看来，中国人即使没有了“天纵英明的君父”和“历史必然的领袖”，也依然不能做“他自己的主人”，因为我们还需要服从于一个叫做“中华民族”的“集体”之约束。任何自由民主社会下公民本应享有的基本权利，都不能触动这个“历史传承”的“集体荣誉感”，所有标以“挽救民族存亡”或者“维护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都具有比公民自由权利更重要的“正义感”。

打从共产党组织的教条主义者一开始大步跨入“政治神权化”和“学术神学化”之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及其形形色色的拥护者们的“理论水平”就直线下跌。他们从发动泛滥化的揭露“万恶的资本主义”始，就开始堕落到庸俗化的口号式声讨“邪恶的美帝国主义”。然而终于免不了理屈词穷，不得不动用对付国内百姓的手段，百般地寻求蓄意改造和片面丑化的历史，靠他们最擅长的热血沸腾义愤填膺的宣传鼓操，来夸大美国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罪恶行径”，在“有良心和正义感”的民众思想中，树立将“残酷事实”同“民主自由”相挂钩的“条件反射”公式。

共产主义理论家们粗野化（土包子化）导致自食其果的庸俗堕落，也是后来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的“斗争”中惨败的根本原因。中共党组织虽然没有公开承认过他们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任务”已经彻底失败，但他们同现代“新儒家”的苟且结合，以及公然号召“以德治国”的政治表态，都表明了“道德鼓动”已经重新替代“科学证明”，这也就意味着：即使追求民主自由权利的理由如何地合理正当，都可以用道德的名义加以非理性的禁锢。

当然我们无法更详细的量化诸如“美国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之类的偏见，到底有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反感，以至于让我们连带反感了自己应有的民主自由权利。去研究这种“道德影响”的程度是毫无必要的，因为这种“道德凌驾权利”的思想本身是不合人追求自由本性的，即使货真价实的高尚道德，也只能靠权威性去感召民众自愿服从，而不能靠强力去推行，更不能摆在公民基本权利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