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美帝”的“道德意淫”之目的

在紅色中國的瘋狂年代裡，偉大人物發出一句口號，就會激動震撼億萬個“無限忠誠”的臣民，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成功最大規模的心靈操控，無疑是非中共莫屬了。在“消滅萬惡的資本主義”的政治狂熱鼓操中，“美帝國主義”由於犯有“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亡我之心”，榮幸地受到該黨派最高領袖的人格偏見和黨性短視，被近似癲狂的黨徒們“上綱上線無情鬥爭”，其走火入魔的程度達到最高境界的，甚至能隨心所欲地將任何稱為“美國的東西”同“反中反華的罪惡行徑”相掛鈎，如同宗教信徒心中的“撒旦邪魔”一樣，提供給億萬人們傾瀉憤怒情緒和廉價吐沫。

任何陷入權力極端主義的偏執狂，都會在精神生活中附帶一種意識形態的副產品：以永無止境的“道德義憤”來鞭策自己和蠱惑別人，這是古代的“大逆不道”和現代的“階級敵人”共有的“意淫精粹”。因此，即使到了“改革開放”的“進步時代”，“帝國主義”也只不過是“與時俱進”為“霸權主義”，種種類似精神激素用來誘發亢奮情緒的“意淫藥物”，例如用以蠱惑人們“仇恨美帝”的“政治醜聞”和“階級罪惡”，卻依然是煽動民眾“正視資本主義民主自由虛偽性”的靈丹妙藥。

在這當中，所謂“美國對印第安人實行種族滅絕”的“正義指控”，就是這樣一種靠不惜歪曲歷史事實來“服從政治”目標的“道德意淫”。我無意在此研究討論美國前期和早期的歷史，也不想累贅地描述美洲新大陸悲壯蒼涼的開拓歷史，關於歐洲新移民如何英勇反抗野蠻的印第安人殘暴屠殺的事跡，我想在如今的網絡時代裡，即使是身處大陸信息封閉的社會，只要您具有願意尊重事實的平靜心態，也是很容易“發現”的。

我想討論的是我們中國人所處的政治文化和道德環境，也就是如上所述的“道德意淫”對我們的真正危害。

我們知道，現代公民社會的一個最重要基礎，是一種叫“公民權利（CIVIL RIGHTS）”的概念。在大多數國家的憲法中，“CIVIL RIGHTS”都是一些被稱為“天賦”或“自然”的基本權利，例如：生命、自由、平等和財產等等。我們之所以擁有這些權利，並不是靠統治者“授予資格”的恩賜，也不是靠任何別人“愛心關懷”的施捨，而是我們作為“人之為人”的本質屬性固有的。這也就是說，我們是因為人性的本身而擁有這些公民權利的，是為了體現如康德所說的“每個人都應該是他自己的主人”的精神而設立這些權利法則，而不是依賴於經驗中的其他法律條例或者道德基礎。

然而，很多對人性近乎一無所知的中國人，卻並非是如此看待公民權利的，即使他們也常常口口聲聲地高唱“維護人權”。在熱衷於研究考察“特殊國情”的“理論家”眼裡，公民權利只有當它們是“符合特殊條件”下才是成立的，假如它們象六四學生那樣“危害政治穩定”，象法論工那樣“潛在邪教亂國隱患”，象上訪民眾那樣“擾亂公共秩序”，象要求公平對待的下崗工人那樣“妨礙經濟發展”，象反抗強制拆遷的民眾那樣“擾亂社會治安”，或者象孫志鋼那樣“阻撓警察執行肆意罰款任務”，象劉荻那樣“散播有害思想”，那麼這些人的生命、自由、平等和財產權利，都是可被以國家名義的暴政權力“合理鎮壓”的。

在迷戀集權主義的傳統父系社會文化里，所有變換着花樣來壓制公民權利的“漂亮話兒”，當屬那些時時刻刻不忘號召大家“救國救民”的“高尚情操”，處處要求別人表態擁護的“國家民族”的“榮譽感”，最為蠱惑人心，也最為壓抑人之為人的自由本性。在這些講究“以德治國”的“道德家”們看來，中國人即使沒有了“天縱英明的君父”和“歷史必然的領袖”，也依然不能做“他自己的主人”，因為我們還需要服從於一個叫做“中華民族”的“集體”之約束。任何自由民主社會下公民本應享有的基本權利，都不能觸動這個“歷史傳承”的“集體榮譽感”，所有標以“挽救民族存亡”或者“維護國家統一”的“偉大事業”，都具有比公民自由權利更重要的“正義感”。

打從共產黨組織的教條主義者一開始大步跨入“政治神權化”和“學術神學化”之後，馬克思主義者們及其形形色色的擁護者們的“理論水平”就直線下跌。他們從發動泛濫化的揭露“萬惡的資本主義”始，就開始墮落到庸俗化的口號式聲討“邪惡的美帝國主義”。然而終於免不了理屈詞窮，不得不動用對付國內百姓的手段，百般地尋求蓄意改造和片面醜化的歷史，靠他們最擅長的熱血沸騰義憤填膺的宣傳鼓操，來誇大美國等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罪惡行徑”，在“有良心和正義感”的民眾思想中，樹立將“殘酷事實”同“民主自由”相掛鈎的“條件反射”公式。

共產主義理論家們粗野化（土包子化）導致自食其果的庸俗墮落，也是後來他們在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份子”的“鬥爭”中慘敗的根本原因。中共黨組織雖然沒有公開承認過他們反對“和平演變”的“鬥爭任務”已經徹底失敗，但他們同現代“新儒家”的苟且結合，以及公然號召“以德治國”的政治表態，都表明了“道德鼓動”已經重新替代“科學證明”，這也就意味着：即使追求民主自由權利的理由如何地合理正當，都可以用道德的名義加以非理性的禁錮。

當然我們無法更詳細的量化諸如“美國對印第安人實行種族滅絕”之類的偏見，到底有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人對“西方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的反感，以至於讓我們連帶反感了自己應有的民主自由權利。去研究這種“道德影響”的程度是毫無必要的，因為這種“道德凌駕權利”的思想本身是不合人追求自由本性的，即使貨真價實的高尚道德，也只能靠權威性去感召民眾自願服從，而不能靠強力去推行，更不能擺在公民基本權利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