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上）

血泪的忏悔　愤怒的控诉
——现身说法揭露中共以“反革命罪”屠杀千万同胞的秘辛

陈沅森

【作者按】这里叙述的是真人真事，涉及无须隐讳者和已故人士，均用真名实姓；须隐讳者和未亡人，多用拼音字母或姓氏代替。

【内容提要】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曾经出现过多如牛毛、旨在推翻毛泽东和中共暴政的人民起义；
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疯狂“大跃进”、饿死4000多万农民之后，形成了一个起义高潮和当局镇压高潮；
中共把这些人和这些小型组织定性为“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现行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团”；
这些“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现行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团”，完全是毛泽东荒谬绝伦的政策逼出来的；
中共把这种“思想异端”、“不同政见”的大量、小型人民起义（即政党活动），视为威胁共产党政权的头号“罪行”，绝对不能让他们联合起来形成滚滚洪流，务必各个击破，消灭在萌芽状态；
中共用“组织反革命团体罪”与“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进行打击，其打击面之广、打击力度之大和判刑之重，远远高于杀人越货、纵火投毒、强奸抢劫等刑事犯罪；
当年，只要敢于把常识、常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
中共用“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用法西斯手段，用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来打击、消灭这些单独、分散的个人和几个人的小组；
采用的法西斯手段是：“群众专政”、“突破薄弱环节”和“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群众专政”实质上是通过洗脑、利诱、胁迫全体大陆人民成为共产党的特务或线人，以捍卫毛泽东的权力为头等大事和“光荣”任务；
如果破获100万个“反革命组织”，“碉堡”内就曾出现线人100万人次，而“反革命组织”的数量远远超过百万；
中共指使、鼓励特务和线人“引诱犯罪”，把手无寸铁的“思想犯”、“言论犯”、“良心犯”当作“真老虎”、“恶老虎”来打；
大约从1964年开始，中共实行“反革命组织罪”“首犯（发起人）一律处决”的新政策，原因是：“经验证明，这些人死不悔改，刑满释放后，继续从事‘反革命’”；
当日常性、持续性的扑杀仍无法镇压反抗势头时，便开展“一打三反”以“运动”的方式大规模集中扑灭燎原之火；
这些“多如牛毛”的“反革命”组织，统统在萌芽状态就被中共公安机关破获，毫不留情、一个不剩地消灭干净了；
中共认为，“反革命份子”不怕多，有多少，抓多少！多办几个劳改工厂、劳教农场就是；
公安部门的“执法”手段为：极少量公开逮捕，大量“密捕”；
进一步采取“密诉”、“密审”和法院秘密判决，除极少数在破案过程中群众已知晓的、“对广大群众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张贴布告外，其余一律不出布告，严格保密；
在“密捕”、“密诉”、“密审”、“密判”和“不出布告”的情况下，必然进行了大量秘密处决；
在“密捕”、“密诉”、“密审”、“密判”和“不出布告”的情况下，必然存在大量冤假错案；
时间跨度从1951年2月21日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开始，到1997年删除《刑法》中“反革命罪”，前后持续46年多；
《刑法》中“反革命罪”删除后，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继续迫害中国人民；
半个多世纪，前后一共关押、劳教、劳改数千万“反革命份子”；
其历年公开处决、秘密处决、害死、逼死、瘐死的“反革命”总人数，没有统计数字，估计至少1000万，可能达到2000万；
党、政系统全面特务化的中共，将“日常化、合法化杀人”作为“国家机密”，封锁新闻，所有媒体一律不准报道……
中共政权对治下人民这种政治迫害和群体灭绝，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杀人最多的“国家犯罪”！

（1） 问题的提出：为什么没有“人民起义”？

我来加拿大后，曾多次、分别与两位华侨老学者进行了交谈。他俩来自台湾，都是国民党员，年过花甲，定居满地可30余年，均已退休，安享晚年。
一位台大政治系毕业、在西欧某大学获得“博士”头衔的老先生亲共，去年曾应邀参加中国驻加大使馆举办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座谈会”。这位老兄侃侃而谈“毛先生的文韬武略，不谋私利”之后，质问听众：
“你们说毛泽东坏透了顶，我不相信！那么坏，人民为什么不起来推翻他？中国大陆过去和现在没见人民起义，可见他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坏。”
另一位McGill大学经济系学士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坚决反共。他说：“共产党毫无信义，贻祸中华，我这辈子永远不会相信他们！”话题谈得比较深时，他皱着眉头，带着深深的遗憾问我这位在共产暴政下偷生52年的幸存者：
“共产党、毛泽东十恶不赦，罪行累累，人民为什么不起义推翻他们？”
我心情沉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一字一顿地回答：
“偶—语—弃—市！”［注１］
我向他解释说：“在古代，自秦以来的暴政王朝，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人在街头交头接耳议论，就会被官府的密探抓去杀头；在血雨腥风的毛泽东时代，即使是在自己家里与朋友聊天，也会被邻居“张着耳朵包打听”的老大娘、老大爷偷听去，轻则惹上牢狱之灾，重则招来杀身之祸。
“在共产党罗网致密的统治下，不容许有街坊邻里眼中的陌生男性成年人频繁出入，不容许来历不明的三朋五友经常聚会。国民党时代是‘茶楼酒肆，莫谈国事’，茶楼酒肆以外的地方，谈谈国事，没有密探，是安全的；共产党时代则是‘随地随时，莫谈国事’，在自己家里聚会聊天都不允许，哪能组织群众掀起‘起义’大潮呢？”
这位老学者听了点点头，表示略有领悟。
两位年长的学者从正、反两面提出同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有自主见解，有分析能力的学者尚且如此，更遑论一般普通民众；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了，闻所未闻，匪夷所思。推而论之，西方人、西方学者，包括汉学家，都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
“共产党、毛泽东既然那么坏，中国人民为什么不齐心合力去推翻？”
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的重大问题，在我个人狭窄的视野和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还没有发现详细研讨、论证的专题文章，只有天才的学者杨小凯在《中国政治随想录》中有几段生动的论述。摘要如下：

一九六○年代中国政治极端黑暗，当局的经济文化政策荒谬绝伦，稍有知识的人都会被这种昏庸无能刺激出参政的兴趣：“让我来治国，比这种搞法一定会好千万倍。”当时很多人被划为“黑七类”，受到极不公平的歧视和迫害，“孤苦无告，树党强诉”的情绪相当普遍，搞政党活动、会党活动的多如牛毛……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把这类“革命”活动几乎全从肉体上消灭了，一些优秀的从事革命的职业政治家被当局当作政治隐患而枪杀。这次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使我触目惊心……社会现代化进程已使传统意识的革命几乎不再可能。
……在现代化铁路运兵条件下，当年的武昌起义根本不可能成功。而现代化报纸、电台也使一个专制国家可以完全控制社会舆论……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众多政党活动由于官方的封锁消息，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这种政体有能力把政敌消灭在无声的黑暗中。

杨小凯的上述论述极其精辟，概括了当年的残酷现实。这里重点要注意三句话：
第一句：一九六○年代中国政治极端黑暗……搞政党活动、会党活动的多如牛毛……
小凯先生的用语是非常精确的，“牛毛”你数得清吗？数不清。当年不是没有“人民起义”，而是萌发了“数也数不清”的“人民起义”。隋朝末年，“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就把暴君隋炀帝灭了。60年代“多如牛毛”的“人民起义”，为什么没有一家取得成功呢？原来——
第二:句：这种政体有能力把政敌消灭在无声的黑暗中。
这些“多如牛毛”的“反革命”组织，统统在萌芽状态就被中共公安机关破获，毫不留情、一个不剩地消灭干净了。
第三句：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众多政党活动由于官方的封锁消息，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
“绝大多数中国人”和“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也就难怪上述两位华侨老学者不知情了。
如果请杨小凯先生为此写一篇专题，我想一定会洋洋洒洒，旁征博引，精彩纷呈。可惜天妒英才，不假小凯先生年寿，这一问题在他头脑中鲜活的答案随着他英年早逝而灰飞烟灭。这样，揭露这一问题真相的历史重任就落在我们这些“后死诸君”的肩上了。
前面介绍了街坊邻里的老大娘、老大爷，协助共产党进行特务统治的大致情况。那么，人们要问：这些原本善良的老大娘、老大爷怎么会心甘情愿充当中共的帮凶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中共在“解放”后对基层社会的设置和控制情况。

［注1］偶语弃市——又作“喁语弃市”，喁（yú），小声说话。秦始皇焚书坑儒时颁布法令：“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杀头），以古非今者族（诛三族）。”

（2） 毛泽东的发明专利——“群众专政”

“革命”是一个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可怕词汇，自清末以来，在长期稀里糊涂的流传下，变成了一个“笼罩着五彩光环的褒义词”，人们从不考究它的原始意义，只知道“革命”光荣，“不革命”可耻，“反革命”有罪。于是，人们纷纷参加以“革命”为名义的队伍；于是，“革命队伍”壮大起来。
“革命”队伍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其中有许多“理想主义者”，混入和蜕变了一些“机会主义者”，还有数量庞大“被欺骗的群氓”。当“理想主义者”抛头颅、洒热血，成百上千万群氓用血肉之躯堆砌成通向权力的台阶，最终登上权力的宝座和享用革命胜利筵席的，必定是玩弄权术、惯耍阴谋诡计的机会主义头子。——这是革命的铁的规律。
良知尚未完全泯灭、学问多得昏了头的人，是无法坐稳“革命领袖”宝座的，陈独秀、瞿秋白等便是明证。只有那些熟稔改朝换代历史规律，深入社会底层在“黑社会”运作中游刃有余的小知识分子，如“泗水亭长”刘邦、“流浪汉”赵匡胤和“皇觉寺的小和尚”朱元璋之流，才能掌控错综复杂的农民起义大方向，扫平群雄，变无序为有序。于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临终前自省，一辈子只做了所谓“建政”和“文革”两件大事。有识之士指出，毛泽东一辈子实际上只做了一件大事：为他自己夺权、掌权、登基，做不戴皇冠的现代皇帝以及消灭党内、外政敌，巩固皇权直至寿终正寝。
这种从一开始就目标十分明确的枭雄，头脑特别清晰，他的思维与众不同，总是独树一帜，一切行动都服从这一终极目标。例如，1927年毛泽东掀起“湖南农民运动”，搅得天昏地暗，鬼哭狼嚎，血流成河，意在乱中夺权。由于主、客观条件不成熟失败了，但积累了经验，懂得了“抓枪杆子”的重要性。又例如，抗日初始，彭德怀等中共将领纷纷要求上前线打日本，毛泽东却发出一连串指示，暗中制止八路军当“抗日英雄”，千方百计回避日军锋芒，让蒋介石和日本人打得两败俱伤后，再去摘取胜利果实——夺得全国政权。于是，在毛泽东的掌控下，1936年汇集陕北的各路红军人马两、三万，到“八年抗战”结束的1945年，发展到拥有两、三百万军队，扩大一百多倍，积蓄了与蒋介石逐鹿中原的本钱……
夺得政权，分享胜利果实的中共其他领导人，无不钦佩这种“领导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远见卓识”，自愧弗如，只能衷心拥戴。
于是，“解放”后又按照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开展一系列运动，构建新的社会基础，打造“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桶江山。

“解放”后的第一场运动是“清匪反霸”。从1946年开始，中共每“解放”一个地方，便留下一支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和文宣人员，结合地下党，组织当地贫苦农民“清匪反霸”。“清匪反霸”是战争的继续。在“清匪反霸”过程中，消灭持枪的敌人，杀戮“暗藏的反革命”，“以杀树威”建立地方政权。1949年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后，立即开展“土地改革”，紧接着进行“镇反”、“三反五反”、“取缔反动会道门”和“肃反”等一个个血腥运动，目的都是肃清前政权的社会基础，建立和巩固新政权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中共重点打击和消灭的是“历史反革命”。所谓“历史反革命”是为前政权服务过的人员、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等。在上述运动中杀戮的“历史反革命”没有统计数字，估计是大几百万。［注２］

毛泽东清晰地认识到，无业游民、流动人口是颠覆政权、改朝换代的最大力量源泉。［注３］为巩固共产党（实际是他个人）的统治，坚决消灭游民阶层这一隐患。于是，他设计和实施了一整套用法律的、制度的、行政的手段锁定人的方法。其具体做法是：用严格的户籍制度、基本生活物资（粮、油、布等凭票证供应）配给制、遍布城乡密如蛛网的党支部、公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里弄居委会、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以及企事业单位人事档案制度等，把每一个人（包括执行者）牢牢地捆绑在一个固定位置上，老老实实干活，为中共奉献剩余价值……任何人都无法离开这个赖以生存的系统，一旦离开，无钱无粮，乞讨无门，只有死路一条。建政后一系列运动消灭了富人，每一个人的劳动收入，在省吃俭用的前提下勉强维持家庭生活，没有什么积蓄，避免了有钱人用大笔资金支持造反起义。除必要的获得批准的（如干部调动、投亲、招工、参军）之外，将人口自由流动率降到零，并不准乞丐存在。这样，就从根本上堵死了境内起义造反的门路。——这种“画地为牢”的制度创新，比前朝“保、甲连坐制”更有效，确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对于“消灭乞丐”，50年代初报刊杂志总是歌颂“新社会制度好”。到60年代，饿死4000多万农民仍不准饥民逃荒，不惜代价地在城乡交界处设卡围追堵截，抓捕成千上万的饥民遣送回原籍活活饿死，一再逃荒者和聚众闹事者，送劳教、劳改。一般认为这是避免到处出现乞丐，损坏了党的“光辉形象”，给社会主义“抹黑”。殊不知“伟大领袖”的深意：如果听任农民逃荒，只要松一点口子，由成百上千很快发展到成千上万，数十万，数百万……遮天蔽日如蝗灾般的饥民形成滚滚洪流，所到之处扫荡一空，必然有“陈胜吴广”站出来加以利用，形势发展到那一步就由不得你共产党了……所以当年来自中央的死命令是：发现逃荒的，不管饿死不饿死，无论男女老幼，见一个抓一个，坚决遣送回原籍！

毛泽东十分清楚，实行“阶级斗争”高压政策，“历史反革命”杀戮得差不多了，又会冒出“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团”。为巩固政权，绝对不能让各地的反抗力量联合起来拧成一股绳，务必各个击破，消灭在萌芽状态。
关键在于掌握和控制社会基层，设置一种“自动识别的报警机制”去发现这些刚刚冒头的反对势力并及时扑灭，不让他们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
于是，“阶级斗争”大师毛泽东又展现他的创新天才，发明和实施了“群众专政”。
毛泽东设计、实施的社会制度和结构，真值得后人好好研究。这种制度除了按“条条”划分，如从上至下的党、政、军、工业、农业、财贸……“一竿子插到底”的系统之外，同时按“块块”分割，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责任层层落实，直达基层。城市最终落实到居民委员会、居民小组；农村最终落实到生产队。
城市的具体做法是：将家庭妇女、居家老人组织起来，成立“居民委员会”。居委会除设置主任外，还设置治安、宣传、卫生、劳动、青年、妇女……等委员，按院落、里弄设置居民小组，指定或选出组长，将责任层层落实到人。那些婆婆姥姥，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一辈子被人瞧不起，现在“解放”了，不管官职怎么小，好歹有顶“乌纱帽”，便特别起劲。然后对这些人不断宣传，长期洗脑，报纸电台，大会小会，天天宣讲“党和毛主席”“伟大、光荣、正确”，人们不知不觉便接受了，在头脑中形成先入为主的概念。其次，大力鼓吹“社会认同”，上述主任、委员、组长等芝麻官，都是“出身好”或“出身比较好”的，开会或个别谈话，党员干部反复说“你们是可靠的”，“党是信任你们的”，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之后，拉一派打一派，谁都想靠拢主流社会，谁都不愿意划入“阶级敌人”范畴。第三是树立对立面，筛选出一批家庭出身“不好”或有其他问题的人，戴上“四类份子”帽子，交群众管制、监督，成为看得见的“阶级敌人活靶子”，经常召开大会小会，批判斗争，人人都可以唾骂他们。最后是经济实惠，‘升学招工招干征兵’指标下来，优先安排这些人的子女；上面拨下来的各种慰问款、补助款、奖金或某些劳务收入，或明或暗分配给这些积极分子……洗脑就是消灭良心，利诱就是违心的动力，于是，‘党叫干啥就干啥’，这些小脚老太太、白须白发老大爷，布满街头巷尾，以“维护治安”、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为借口，睁着一双双警惕的眼睛，不知不觉地成为中共的告密者和帮凶。由于1950年代初，50岁以上的家庭妇女许多人缠过脚，便荣膺了一个戏谑称号：“小脚侦缉队”。
这种罗网致密的社会结构，不容许街坊邻里眼中的陌生男性青年频繁进出。你敲开朋友的家门走进去，一次、两次不以为然，次数多了，便有人关注；一句牢骚、半句怪话，落到婆婆姥姥竖起的耳朵里，就是线索。“密报”经治安委员或街道党支部，汇报到派出所，便有人跟踪到你的住处，再通过当地派出所了解你的出身、经历，人际交往情况，分析你到朋友家访问的目的。如果出身“不好”的家庭出出进进的人次较多，就升级为公安局严密监控的对象了……这样，只要有反对共产党的思想萌芽，只要酝酿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开展最初几次联络活动，很快就会被当局发现。——这种严密监控一切人言行的基层社会，把监管“阶级敌人”的权力交给了群众，所以叫做“群众专政”。
毛泽东将法西斯统治发展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缜密、最精细的地步，建成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完善、最有效的监视、告密系统，用以巩固他的独裁统治。“群众专政”的实质是，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全民皆特（务）”——全体大陆人民沦为共产党的特务或线人，以捍卫毛泽东的权力为“头等大事”和“光荣任务”。

［注2］“几百万”的“几”，可以是1至9，“大几百万”的“大几”，则不是1、2，甚至不是3，而是一个更大的数。
［注3］ 蒋泥在《什么力量左右中国历史“改朝换代”》一文中推崇王学泰先生的新著《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见2006-03-30《观察》网站。

（3）“反革命”为何“这么多！”

毛泽东是“不断革命者”，在执政期间掀起的“运动”重重叠叠，一个紧接着一个。除上面例举的建政初期的几场血腥运动之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每一场运动都随着毛泽东的喜怒哀乐、嬉笑怒骂而起起落落，每一句口号化成的行动都“劳民伤财伤人死人”，使生产力倒退。
毛泽东头脑发热、权欲膨胀，幻想充当“世界人民的领袖”；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独断专横、胡言乱语；他听不得半句逆耳忠言，动不动就批判、斗争，置人于死地；他一贯运动群众，仿佛从来不知道老百姓需要的是安居乐业；他乱指挥、瞎折腾，将战争时期的“全民动员”、“大兵团作战”等经验强制性地生搬硬套到建设领域，种种倒行逆施导致1960年代经济崩溃，城市陷入半饥饿状态，农村活活饿死4000多万农民……
恶劣的政治经济形势酝酿出一个普遍的思想浪潮：“这样不顾人民死活、昏庸暴戾的统治者，还能容忍他继续为非作歹吗？”于是，“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反革命小集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了。
当年大肆鼓吹的文艺作品，如《青春之歌》、《红岩》……电影《小城春秋》、《永不消逝的电波》……许多都是歌颂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如何与国民党斗争的。青少年有样学样，启发了他们“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再加上“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等传统文化熏陶，想“造共产党的反”的人越来越多。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在于这种制度允许人们追逐金钱……减轻了人性中其它更危险的冲动。如果不让人追逐金钱，更多的人就会追逐权力。［注４］
当年，毛泽东不允许人们追逐金钱，却在报刊、电台上大肆宣扬“中共X中全会”的盛况，反复播报长长一串中央委员名单，让全国人民的目光聚焦于中共政治舞台，助长了年轻人介入政治，追逐权力的欲望。
以上就是20世纪60年代“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前仆后继，多如牛毛的诱因。可以负责地说，这些“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完全是“官逼民反”，是毛泽东荒谬绝伦的政策逼迫出来的。
这些“反革命小集团”模仿国民党时代的共产党员开展地下活动。殊不知“专挖别人墙脚出身”的共产党，手段比国民党毒辣一百倍，“群众专政”早已张弓布网，严阵以待。由于消息封锁，所有小型组织之间互不通气，互不知情，缺乏理论指导，缺乏经验教训的积累，缺乏高人指点，于是，一批批全凭热情、冒失莽撞的小伙子，纷纷扑入了“群众专政”的天罗地网……

随着毛泽东“阶级斗争”越抓越紧，政策越来越“左”，矛头指向扩大到“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从1959年开始，设置了严格的“升学政审”制度，将大量“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排除在大学、中学，甚至小学的院墙之外。
我家出身“官僚地主”，祖父“逃港”，父亲“右派”……1959年高中毕业于湖南师院附中文科实验班，成绩优异，由于学生档案袋的封皮上盖了“该生不予录取”的蓝色印章，被无端剥夺接受高等教育权利。
从1959年到1966年，“升学政审”筛弃了一大批具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学生。“文革”停课闹革命，大学停止招生，更让所有学子浪费青春，在最渴求知识的年龄段失去校园。紧接着“上山下乡运动”将1600多万知青赶到贫穷落后的农村，以至于出现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文化断层”和“人才断层”。——毛泽东应对“灭绝民族文化”、“扼杀几代人才”负完全责任。
这些天真、幼稚、单纯的莘莘学子，失去校园后满以为可以通过自学找到出路，听一听某公安人员在审讯“反革命”知青时的一段呵斥之词，你会不寒而栗：

“你在自学？学的是什么？全部是封、资、修的反动书籍。根据你的家庭出身和表现，大学不录取，就是党不培养你，党不叫你读书。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老老实实劳动，在劳动中好好改造自己，业余打打扑克，下下棋，那才叫听党的话。而你和党对着干，不叫你读书，偏偏选择自学，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自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学到一、两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领，然后等到适当的时机，向党进攻！你自学越发奋，就越反动！”
按照这位公安的逻辑，自学都成了一种严重的罪错。

通不过“政审关”的知识青年，一般都把“落榜”单纯看作是“不让进学校”。事情可没那么简单，紧随“落榜”而来的，是街道居委会的另眼相看——“群众专政”的阴霾，已悄然笼罩到了头上。
对于家庭出身“不好”、升学无望的青年，“招工、招干、征兵”统统没份，自己找到工作去街道办事处办“劳动手续”，还故意刁难，百般阻挠，甚至无理拒绝。
1960年，中南矿冶学院某实验室需要一位高中毕业生管理仪器和化学试剂，父亲认识的一位教授推荐我去应试，并将我的家庭情况预先向室主任通了气。笔试、面试合格后，只要办个劳动手续，就可试用，今后还有望转为正式职工。派去办手续的人事干部遭到一顿抢白：“这样出身的人，你们敢用在如此重要的岗位上，将来他利用职务之便投毒，谁负责？到时候别怪我们没打招呼。”——结果录用了办事处推荐的一位“出身好”的女初中生。
许多通不过“升学政审关”的落榜生，被用人单位以同样的理由筛弃，就业无门，只好在家里呆着。呆两、三年算少的，呆七、八上十年，甚至最终失去生存能力的，都有。父母自责自己的问题影响了儿子的前程，体谅儿子的困境和心境，只要暂时有一碗饭吃，便大家匀着吃，不催促儿子外出找工作。更有部分家长提供条件，鼓励儿子自学。但儿子大了，早已超过18岁年龄，不能自食其力，老是吃父母的，内心不安，惭愧之余烦闷、焦躁、气馁，前景一片黑咕隆咚，看不到任何希望，哪有心思长期坚持自学？［注５］
所谓“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给出路”的政策，全是党的高层和报刊杂志杜撰出来的漂亮说词，哄哄骗骗，纸上谈兵，无法落到实处。基层干部“宁左勿右”，对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另眼相看，毫无同情、照顾之心。社会刻意逼仄他们的生存空间，被逼精神失常变成疯子的，被逼自残自杀的，时有所闻。部分家庭较困难的青年，只好放下身段去挑土、拖车，沦落为最下层倍受冷眼的纯体力劳动工人。据说，北京某些地方还有一种更严厉的“不允许失业”政策。青年人失学、失业后在家里，“靠父母养活，呆上三两个月，就有了上门的，让你去北京郊区或其他地方的农场务业”，终生当农民。［注６］
当年闭关锁国，出国无门，许多想不通的，难免怨恨、诅咒共产党及其罪魁祸首毛泽东，向南偷渡香港，向北投奔苏联，少数人取得了成功，大部分被抓捕，沦为“叛国投敌”的“反革命份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青年更增添了一种难以启齿的苦闷，成熟后的性饥渴。眼见邻居同龄人出双入对，自己工作无望，前景渺茫，哪有资格谈情说爱？更何况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姑娘们都“提高了阶级觉悟”，认为嫁给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等同于判处无期徒刑。明知这些英俊青年才华横溢，但只能敬而远之，慕而隐之，不敢言嫁。
长期郁闷积累的潜能，趁“文革”爆发得到了释放的机会，有些人被潮流裹胁，丧失理智，不顾一切树起造反大旗，自封“司令”、“政委”，横冲直闯，参与武斗，寻仇报复，逞一时之“革命欢快”。
　　“文革”是毛泽东继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后新一轮“阳谋”，当启用“革命小将”重新夺回他癔想中丧失的权力后，造反派失去了利用价值，于是，“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等“运动中的运动”接踵而来。毛泽东不怕“乱”，他明说“乱是乱了敌人”——“文革”中不少人暴露了反共思想，不少人在乱中采取了行动。于是，在上述“运动中的运动”中，许多“出身好”杀了人的“联动份子”，得到了宽大；最倒霉的仍然是那些“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以“莫须有”、“张冠李戴”的罪名，判刑劳改，饮恨刑场者比比皆是。［注７］

“群众专政”的作用是发现线索，但线索发现之后，中共公安是怎样破获一个又一个“反革命”组织的？他们采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一共杀戮了多少“反革命份子”？本文试图以亲身经历，采用深深忏悔、现身说法的形式对这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初步解答，期盼引起广泛注目，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注4］见2006-1-25《新世纪》网络 陈翰圣《凯恩斯、邓小平及中国的资本主义》。
［注5］全国有许许多多青年自学成才，我所知道长沙自学成才的范例是：曾在长沙某工厂当仓库保管员的李慰萱，业余自学数学，在“图论”方面有所创新，被长沙铁道学院破格录用为教师。我母亲（小学教师）的学生何其美，初中毕业后下到江永县穷乡僻壤，在一根灯芯的油灯下解3000道微积分难题，侯振挺教授阅卷后称：“不但答案全部正确，而且解题思路具有数学思维内在的逻辑美。”何其美在长沙铁道学院研究生毕业后，被聘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师，应该早升教授了。长沙一中学生杨曦光，1968年（未满18岁）因写《中国向何处去？》被判刑10年，在农场劳改时，向众多“牛鬼蛇神”中的高级知识份子学习高等数学、英语等，出狱时，已超过大学本科毕业水平（出狱后恢复乳名杨小凯）。
［注6］同［注３］蒋泥在《什么力量左右中国历史“改朝换代”》，见2006-03-30《观察》网站。
［注7］我与“湘江风雷金猴战团”司令陈本望有过一面之缘。当年，这位英俊知青身着军装，腰里别着手枪，带着同样一身戎装的漂亮女友，威风凛凛，令一般人羡煞。1968年，陈本望在“长沙市军管会”一次镇压五、六十人的大屠杀中被处决，布告上的罪名是参加武斗，在汨罗什么地方抓到一青年，手下人问他打不打？忙得焦头烂额陈本望听说是共青团员，随口回答了两个字：“正打！”结果执行者下手太重打死了。这条人命算在陈本望身上，因为他下达了“正打”命令，便以血来偿还（好像动手的人也枪毙了几个）。其实，“正打”只是“文革”中兴起的一个口头禅似的长沙方言词语，后遭淘汰。如果法制正常，允许律师辩护，陈本望虽有责任，但不至于“二字判死刑”。共产党当局的对“造反派”的报复，可见一斑。

（4） 祸从天降

1963年，我在长沙市河西岳麓区杜家塘小学当代课教师，教六年级语文。6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正在整理学生的作业本，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走到教室门口说：“小陈老师，有位同志找，你到小办公室去。”
我心里一惊！
脑子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是：那间小办公室是学校党支部召集党团员、积极分子商讨机密的地方，出身“不好”的代课教师从来没有涉过足，为何叫我到那里去？
急速闪出的第二个念头是：什么“同志找”？学校领导亲自来传唤，一定有重要事情，猜想可能是个外调干部。［注８］
领导的传唤便是命令，我忙走到小办公室，轻轻推开虚掩的门，看见一位黄黑色国字型脸膛、脸上有两块小巴痕的中年干部。我站在门口，他用严厉的目光审视我，语调生硬地问“你就是陈沅森？”不待我回答，又急切地命令：“跟我走一趟！”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几乎失去知觉。那年头，普通老百姓夹紧尾巴做人，天天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惹是非……这个干部通过领导而来，态度如此蛮横，凶多吉少，看来，“是非”想躲也躲不脱地降临到头上了……
不容思索，要尽量表现出“服从”和“老实”，根本没有考虑问他是“甚么事？”“到哪儿去？”
我定了定神，稳住身子，按照他的命令转身朝外走，他跟在后面，像押送犯人一样。
走出校门，他在我身后问道：“你知道我是什么人？”
“不知道。”我小声地回答。
“我是公安局的，跟我到派出所去！”身后传来恶狠狠的声音。
我的脑袋又“嗡”的一声炸开了。当年普通老百姓怕的就是公安局，不是必不得已要办的事，谁都不愿跨进那座衙门。——我到底惹了什么祸，犯了什么法，要押送我到那个鬼见愁的地方去？
真是祸从天降！
虽然害怕，惊恐，但理智还是令我作出了瞬间分析：自高考落榜流落社会底层以来，从没有做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事，也没有与别人议论过毛主席，总不能无罪抓我……有了这一念，才稍微平静一点，用平稳的步子走进了左家垅派出所。
公安把我领到一间坐了五条汉子的房间里，令我坐在他们对面一张小靠椅上，他自己也在一旁坐下来。
六位公安便衣呈半圆弧围着我，一个个虎视眈眈，如临大敌。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我颤颤兢兢，如坐针毡。
天气有些燠热，坐在中间那位胖子穿着球背心，上面印了“长沙市九中”字样。他摇着一把大蒲扇（那年头没有电扇、空调），大喇喇的派头，显示出他是这里的“头”，且“官位”不小。
待我坐定，胖子用蒲扇指着我，严肃而又坚定地说：
“今天叫你来，不是没事，而是有事。你要端正态度，好好向政府交代问题。”
硬邦邦的当头棒喝！发话的人是一位操生杀大权的公安高官，他代表的又是操生杀大权的“人民政府”；他用无可质疑的语气肯定你“有问题”，证明他已经抓到了你的“辫子”（证据）了。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不知自己在什么地方出了疏漏，竟然惹上这么大的祸！此时此刻，必须冷静下来，竭尽全力认真对待。“天”已经塌下来了，初始阶段的惊恐过去，反而平静了一些。
首先，我必须端正态度，俯首帖耳、老实恭顺、声音低八度。经过瞬间回忆，我确实想不起哪个地方出了纰漏。
公安首长的问话，是必须回答的。
但我确实想不起应该交代什么问题，不能回答“是”，只好点点头，表示“听到了”，“知道了”。
……
就这样，我落入了长沙公安的罗网。
从上面的细节叙述中，人们可以看出当年公安的权力是何等巨大，他们是何等专横、霸道！人民在他们面前，简直就像小鸡遇了老鹰，老鼠见了猫，任何人都无法逃脱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器的掌控。
在这场来势汹汹的审问中，公安总是强调我“有问题”；我则耐心地反复申述自己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没干坏事。几个回合下来，公安在怒斥我“不老实”、“不坦白交代”的同时，大约也看出我的态度是合作的，而不是故意顽抗，便改变策略，按他们的审讯程序，开始追查我的朋友、同学和熟人。
这个好办，反正没有不可告人的，一一告诉他们就是。于是，我一个一个报名字，他们一个一个作记录：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家庭出身，个人简历……在审讯中，我发现公安对两个人比较感兴趣，一个是我的同学Z君，一个是W姑娘。［注9］反反复复追问这两个人，于是，我恍然大悟了：啊，公安是奔这件事而来！

［注8］共产党的人事政策，要求把每一个人的历史搞得一清二楚。如发现疑点，就不惜一切代价调查访问可能的知情人。因此，那个年代外调干部特别多。经常有人突然来访，问些陈年旧事。被访问者一定要老老实实尽一己之所知，向党和盘托出。如有隐瞒，轻则受责，重则判刑劳教劳改，甚至有人为此丢了脑袋。
［注9］1949年共产党来到后，人与人之间无论男女都互称“同志”，但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与共产党“同”过“志”；当年又忌讳称“先生”、“小姐”，因为那是属于“旧社会”“资产阶级的”；所以本文只好借用“君”称男性，借用“姑娘”称年轻女性。

（5） “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湘江流经长沙，把城市劈为两半，河东为主城区，河西岳麓山下大专院校林立，为风景文化区。
我在河东小学代课时，认识了同是代课教师的W姑娘。当年她18岁，肌肤白皙，身材窈窕，聪明能干，很有个性，但不是那种一见就令人倾心的佳丽。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师长，在昆明劳改。因家庭问题，初中毕业考高中，学校便不予录取了，只好代课谋生。她也爱好文学，常常与我交换书籍，交流读书心得。我到河西代课后，因交通（当年大桥还没修，用小火轮摆渡）、通讯（没电话，靠邮传）不便，往来便少了。
我的同班同学Z君，高中毕业时患肺结核没有参加高考。他的家庭出身大地主，见出身“不好”的同学纷纷落榜，便失去了参加高考的信心，在河东某印刷厂职工业余学校当教师。Z君“生平无大志，只愿小安康”。他酷爱旧体诗词和毛主席诗词，常常与我切磋琢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的思想基本一致，不大注意时政，也不喜欢叽叽喳喳议论社会弊端。他是我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这次审讯前不久的一次会面，Z君曾小声透露一句：“W姑娘与几位青年来往密切，可能在搞组织。”
我听了像木头一样，毫无反应。既没有追问“哪些人？”“搞什么组织？”因缺乏经验，也没有说应该回避，疏远他们。反正当时听了就听了，既不感兴趣，也没有反感，像春风吹马耳一样，过后便忘记了。
从这种事不关己的态度可以看出，当年我确实没有一丝半毫反党思想。尽管家庭经历“土改”没收，父亲划右，自己被剥夺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但我仍然毫无怨言，内心还是拥护共产党，拜服毛主席的。从1949年开始，受党十多年“教育”，“共产党、毛主席伟大、光荣、正确”天天响在耳边，深入脑髓。读小学五年级时，发现父母“思想改造”带回的一堆书籍中有一本《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囫囵吞枣地读完后，感觉共产党、毛主席真伟大，钦佩得五体投地。我还记住了作者“胡乔木”这个名字。
当年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开创了一个这样伟大的国家，帝国主义不敢欺侮我们了。现在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搞建设，人人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千万不能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大家齐心合力国家肯定会建设好，国家建设好了，家庭和个人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因此，我（崇）拜服（从）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恍然大悟后，我心中有“数”了。原来公安发现了W姑娘和那几位青年“搞组织”的蛛丝马迹，包括Z君在内，甚至认为我也可能参加了。
这是天大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性命攸关！
当年，“反革命”是政府严厉打击的头号罪行，人们最怕受到牵连，谁也不敢沾边。“知情不报”也“有罪”，当局要求每一个老百姓听到“反动言论”，发现“反革命份子”，都要及时报告，否则，就犯了隐瞒包庇罪。
想到这里，我心里着急起来。如果Z君不讲那句话给我听，我是百分之百的不知情，在回答公安审讯时，态度就会坚定一些，但偏偏听到了那句话。想到公安今天是有的放矢，有备而来，心里就虚了半截。
父亲划为右派后曾告诫我：跟共产党打交道，绝对不能讲半句假话，共产党有能耐把事情的真相弄得一清二楚，甚至可以再现当时的现场，讲假话被戳穿后，罪加一等。
心中有“数”之后，父亲的教导立马响起在耳边。那时候年轻，缺乏经验，素来不喜欢撒谎的我，哪里是几位破案经验丰富的公安的对手？在目光犀利的穷追紧问之下，隐瞒不住，终于败下阵来，只好用低头认罪的态度供认：
“前不久，我听Z君说，W姑娘和几位青年，可能在搞组织。”
几位公安听到这句话，大为振奋。胖子得势不饶人地说：
“是吧，我说你有问题，你不承认，企图在政府面前耍花招，一口咬定没问题。现在怎么样，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满面羞惭，哑口无言。
抓到突破口后，公安乘胜追击，重点问话是：
“你参没参加？”
“你知道还有哪些人参加了？”
“有次游岳麓山，你去了没有？”……
这些问题都依据事实一一回答之后，威胁、恐吓的话，像连珠炮似的一句句向我砸来：
“你说你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什么听到有人搞组织，不向政府检举揭发？”
“你明明知道自己有问题，不但不检举，我们来找你，还继续隐瞒，与我们兜圈子，和政府对抗。”
“放着正路不走，包庇反革命份子，硬要往刺蓬里钻（长沙方言，意为‘往绝路上走’）！”
“一口咬定自己没有问题，负隅顽抗，不见棺材不流泪。”
“知情不报，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知情不报，该当何罪？你自己说说。”
“就凭这一条，判几年，你没得话说。”
……
当公安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Z书记到底是谁？”“Z书记是不是Z君？”“他是不是头头？”“Z书记是什么书记？”“Z书记作的总结报告内容是什么？”时……回答就比较难了。一来，我不知W姑娘新结识的几位青年中，有没有人姓Z？二来，“Z书记”“作总结报告”时，我不在现场，没听到；三来，“Z书记”如果是我的同学Z君，作“过多解释”反而有包庇之嫌。问来问去，最后，我说了一句：
“这些问题，你们今后都会清楚的。”
胖子听了这句话很高兴，立即逼问：
“那么，今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公安已经做好一个“套”，逼迫你往里面钻。他们不说要你做什么，而是要你自己说出来。
“……”我低头沉默不语。
“怎么，哑了？”见我好一阵没吭声，胖子问道。
明明是要我当特务（线人），出卖朋友，这是江湖上最忌讳的事。几次犹犹豫豫，在紧紧催逼之下，无法回避，只好低声说：
“协助政府把情况搞清楚。”
“对啦！”胖子的目的达到了，表扬道，“这样的态度就是正确的。我们找你之前，对你的情况进行了研究，看来还不是那种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出身虽不好，但愿意选择走正道，表现还可以。不过，也非常危险，如不加强思想改造，反革命份子就会拉你下水。政府今天找你谈话，是挽救你，把你从悬崖边上拉回来。刚才你的表态很好，愿意跟党和政府合作，协助我们把情况搞清楚。你要端正态度，积极行动，立功赎罪。”
说完，胖子站起来把手一挥，出门上吉普车，一溜烟开走了。
后来才知道，这位胖子的官还真不小——长沙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一科（政治保卫科，简称“政保科”）科长，是这个城市“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专职最高指挥官。
留下的L公安提示说：“明天礼拜天，你打算怎么办？”
“过河去会一会W姑娘。”
“很好，与政府站在一边没错的，抓紧办吧。”L公安交代，每次与对象见面后，当晚就要写出汇报材料，用平信邮寄给他，他将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我。

走出左家垅派出所的大门，方知天色已晚。一阵凉风吹来，衣服粘在身上，方知我曾大汗淋漓，身上无一根干纱。
回到家里，父亲问我到哪里去了，源源本本如实以告。他思考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说：“W姑娘太岂有此理了，共产党是专挖别人墙脚出身的，还会让你们几个毛头小鬼占了便宜？几条小泥鳅，也想掀大浪！让他们坐几年牢，受一点教训也好，这事不能怪你。‘人在矮檐下，哪敢不低头？’你只能跟他们干，而且，千万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泄露机密，否则劳教劳改，死路一条。”——我在兄妹中最会读书，父亲不愿意看到他最疼爱的儿子判刑坐牢，只好同意我跟党和政府走。
实际上，公安是满有把握的，在这节骨眼上，不跟党和政府走，便是死路一条。
没有干与不干的选择余地，摊上了，就得干，除非你不想活了；只要你想活下去，不想干也得干。
后来接触多了，一位公安得意地告诉我：“我们办的所有反革命案件，全都是突破薄弱环节，由内线提供消息，百分之百的准确破案。这个方法是斯大林发明的，叫做‘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6） 第一桩“反革命”案件

公安追查的“Z书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W姑娘把Z君和我，定为这个组织的重点发展对象。她家住原新安巷45号一栋老式木结构两层楼房的楼上，距离Ｚ君工作的印刷厂很近。某天在她家聚会，便特地邀请Z君参加，介绍与那几位青年认识。几个幼稚、莽撞、对“群众专政”天罗地网毫不知情的年轻人，全然不顾一板之隔的邻居是否在偷听，便大发议论，大放厥词，抨击时政。
Z君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从开始到快结束时，一直坐着听。最后，禁不住W姑娘一再怂恿，勉强讲了几句，一伙人竟鼓掌欢呼：“Z书记作总结报告。”
公安接到密报，一听“书记”都有了，这还了得，肯定是条大鱼！于是，顺藤摸瓜，发现我与“Z书记”过从甚密，经过跟踪确认，调查研究，便率先突破我这个“一江之隔”的“薄弱环节”。如果我采取合作的态度，这个案子便十拿九稳了；如果我不怕死，不合作，立即秘密逮捕，关押起来，再寻找另外的“薄弱环节”，待破案后一并处理。那年头，政府“密捕”一个人，可以随便借个由头，或者散布一些谣言，绝对不会引起这个正在筹建中的组织震动。
我承认，当年我的确“怕死”。20出头不多，人生刚刚起步，对“美好的未来无限憧憬”，哪里会想到遥远的“死”呢？
对我的人生来说，真是一场大不幸！向公安投降后，成为他们利用的工具——线人（又称“眼线”，长沙话叫做“公安局的眼镜”），成为极权统治的帮凶，双手粘满了人民的鲜血，引起良心责备，终身痛苦和悔恨。成为线人后的“副产品”是，深入了虎穴，得到了许多中共滥杀无辜的秘密信息。
人的命运不是“个人奋斗”所能左右的，天意如此，神的安排，个人无力抗拒。惟有在这种安排中，顺时应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补偿。历尽沧桑，九死一生，终于熬到今天，再不说出来就有可能把这些秘密带到火葬场去。因此，置个人荣辱、生死于度外，将中共隐瞒了半个世纪的杀人秘辛公之于众。——即杨小凯先生在《中国政治随想录》中所说“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的、长达数十年的、黑暗中的持续大屠杀。

接下来就进入了“破案”程序。按照公安的部署，我频频与W姑娘见面，很快，她把一号头目W君、二号头目S君的计划原原本本告诉了我。有一次，W姑娘遇到Z君笑着说：“陈沅森原来是个木脑壳，敲都敲不醒，这一向觉悟了，积极多了。”——W姑娘这句话证实了当年我确实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她用些什么语言“敲”我，“敲”了多少次？没有一点印象。
说实话，开始干“秘密工作”，“新鲜感”特强，很刺激，很积极。而且，有一种幸运感，搭帮在河西工作，公安才选中我，挽救了我，否则，这辈子就完了。古往今来，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潜伏着一种被主流社会认同的强烈愿望，都希望被主流社会接纳，赞赏。年轻的我，毫不例外。每次与公安见面，受到表扬鼓励后，心里都产生一种激动和感谢，立志把这“一百多斤碳水化合物”献给党算了，为建成社会主义这座大厦添砖加瓦，感到无尚光荣！

为了把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培养成特务统治的线人和工具，中共不择手段地进行洗脑。在毛泽东时代，“出卖”一词被“汇报思想”、“向党交心”和“检举揭发”等党文化中的“褒义词”代替了。“出卖”，不再局限于人际间的恩怨情仇，不再受道德良心的谴责，反而被官方推崇为“高尚的革命情操”、“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考验立场坚定与否”和“对党忠不忠诚的标准”；是生存和获得认同、赞赏的机会，是靠拢组织、争取进步的跳板，是自我感觉融入主流社会的渠道；上楼去梯，落井下石，栽赃诬告，阴谋构陷，互相撕咬，反目成仇，置他人于死地以求自保……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舞台上，成千万上亿桩出卖，演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卑鄙、最恶劣、最丑陋的成千万上亿出人间悲剧，败坏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

W姑娘安排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一号头目W君与我见了面。暑假期间，W君特地到河西我家走访了一趟。我与父亲商量后他去走亲戚回避了。我准备了较好的饭菜（那个年代物资匮乏，能留客就餐就是最大的人情，饭菜无法做得丰盛），与W君作竟日谈。
高考落榜的W君来自农村，见解独特，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历数中共罪恶，几乎把我惊呆了。不知他从哪里搜集来那么多信息和数据，对大跃进后各地饿死人的情况很清楚。许多从前我想都不敢想的问题，他都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分析。那个年代信息闭塞，对中共的认识哪有现在这样清晰？当年W君看得那样深远，完全可以称得上先知先觉。说实话，我就是从他对中共的分析中，开始有所觉醒的。但是，我尽量压抑自己，绝对不能苟同“反动言论”，要站稳立场跟党走。
W君颇具领袖气质，号召和鼓动能力很强，确实是个优秀人才。但想到他“反党”，又恨他，这样的人“不优秀”罢了，一“优秀”反而对社会主义不利。有时也产生恻隐之心，想到他不久将要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心中充满了负罪感。总之，心情矛盾得很，一时站在正面，一时又站到了反面。还设想，将真相告诉他，让他们马上偃旗息鼓。但再一想，无济于事，照样会遭到逮捕，并连同我一起判刑，我还可能比他们判得重些。有时又责骂自己，太自私，太卑鄙，但随即又原谅了自己，即使我不当这个卑鄙角色，公安也会胁迫另一个“薄弱环节”取而代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W君他们覆灭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后来又与第二号头目S君在市内一家餐厅见了面。见面的气氛十分神秘，在约定的时间大家从不同方向走到同一餐桌坐下后，由W姑娘点头确认“这是个可靠的人”，才开始谈话。S君是湖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与他见面的时间很短，谈话不多，印象不深。想到他不久即将失去深造的机会，不能取得大学毕业文凭，感到非常惋惜。30多年后，偶尔听到他的名字，在一家工厂做木模工。
不幸的是，这一切全在公安的严密监控之中。预约见面的时间、地点，至少是一周前商定的。每次会面的当天晚上，我都要写好汇报材料投入邮筒。不知邮局对寄给公安的平信有没有快递规定？我发现公安能很快收到我的信，没有一次失误。因此，一周之后，再与这些青年会面时，我深信，必定有公安在某个隐蔽的角落监控，甚至窃听。见面谈话时我从不左顾右盼，避免分散注意力，以免引起双方（指公安和“搞组织”的青年）怀疑。有一次，我们从原新安巷45号下楼，在门前告别时，我发现一位见过面的公安便衣站在五步远的地方，背对着我们抽烟，显然，他在张着耳朵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警惕性不高的人，哪能发现这个外貌普普通通的人是公安便衣呢？
与公安打交道，实质上是与“老虎”打交道，一定得小心谨慎，绝对不能耍小聪明，阳奉阴违。第一，不能说谎，既不能隐瞒包庇，也不要添枝加叶，如实地汇报。公安规定汇报材料中只叙述过程，记录每人的原话，不添加任何评论和个人意见，以免影响他们的分析。第二，强制自己高度保密，即使在最要好的朋友Z君面前，也不露半点口风。否则，既不能自保，也不能保护他。
由于谨小慎微，兢兢业业，所以直至结案，公安综合对每一成员的审讯，没有发现我的汇报有任何虚假失实之处，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虽然同情W姑娘、W君和S君等人，但当年我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不但不能怪我，还连累了我。对于Z君，则一定得设法拉一把，并非他是我最要好的同学，而是他和我一样，确实没有搞“反革命”组织的初衷。
于是，当案情发展到一定深度时，就出现下面几句至关重要的对话。
我趁天雨，深夜与他在小街上步行时（室内担心窃听）对他说：
“W姑娘已邀请我加入他们的组织，你怎么办？”
“你参加吗？”Z君反问我。
“你别管我，各人对自己负责。”我回答。
“怎么各顾各呢？要加入，一起加入嘛。”Z君大惑不解，还在“重友情”。
“当然只能各顾各，这是要杀头坐牢的呀！”我提醒他。
胆小的Z君震撼了，沉默了一会儿，坚定地说：“我不参加！”
“对啦！”听到这句我需要的话，情不自禁地跺脚称赞他。
这里一共七句对话，在当晚的汇报材料上，删繁就简，只出现第一句和第六句。有了“我不参加”这四个字铺底，就足以使当初公安误认的“Z书记”得到解脱。果然，破案后Z君只关押一个多月，就无罪释放。——公安当然不会完全相信我的汇报，须从当事人的口供印证，也需要所有涉案人员相互印证；再者，“Z书记”曾作过“一次总结报告”，还得“榨一榨”，如确实没问题，最后还要“教育教育”。
提醒Z君的做法是冒犯公安的，风险很大。公安要求线人尽量把对象的话引诱出来，怎么可以通过提示让他缩回去呢？因此，这种“不忠于职守”的小把戏，不可多玩，在整个案件中，仅此一次。
若干年后，Z君辗转听到我曾经当过公安局的“眼镜”，欲与我断交，我让他回忆当年的上述对话。由于在狱中多次抗辩，“我不参加”已深深植入Z君的脑海，我引导他的话已经忘记了。我开玩笑说：“如果当年我说，这是个好机会，我俩赶快参加，将来会拜相封侯，你参不参加？”——Z君这才回忆起“我不参加”既是他当年的真实心态，也是我引导的结果。

（7）“怎么都出布告？这么多！”

公安破案大多在“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或新年的前一、两天。大约是9月29或30日，这个“反革命组织”就“收网”了。这个组是否命名？是否正式宣布成立？一共有多少人参加？抓捕了多少人？是否有纲领性文件？搜查到了多少证据？还有没有别的“薄弱环节”？W君、S君各判刑多少年？……我不敢过问，至今都不知道。
说到证据，当年“以言治罪”，“反革命”案件的证据非常简单，只要有人举报你说过共产党、毛泽东的“坏话”，“恶攻”（恶毒攻击）罪名就成立。无论有无文字凭据，也无须举报人出庭作证，就可判刑。
使我大吃一惊的是，L公安不小心透露了一个绝密信息。
破案一、两个月之后，某次见到L公安，他兴奋地告诉我：“案子已经结了，都判下来了。”从他脸上的喜色我领悟到，破案这样干净利索，他们受到了上级的表彰。与公安打交道的潜规则是少问，不该知道的就不要打听，问得越少越好，甚至不问最好。因此，我没有问“W君判几年？”“S君判几年？”……但我随口问了一句：“怎么没看到出布告？”兴奋中的L公安敞口而出：“怎么都出布告？这么多！”——话一出口，他便知道失言了，想掩饰已来不及，我赶忙把话题岔开，装着听了不在乎的样子。
暗地里，我大吃一惊！我问“怎么没看到出布告？”很自然，因为当年我和广大群众以为所有的“反革命”案件，都要“昭告天下，以儆效尤”；战斗在一线的L公安回答“怎么都出布告？”也很自然，因为破获“这么多！”“反革命”案件不出布告，已成定规，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了。
这是我第一次获悉“反革命”案件“这么多！”。
L公安这一“说漏了嘴”非同小可。因为专制政权封锁消息，当年大家只知道发生了几桩零星的“反革命”案件，逢年过节也可以看到几张“对广大群众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件”的布告，谁也不知道有“这么多！” 2003年读到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中“多如牛毛”四个字，我立即联想起L公安说的“这么多！”三个字加一个惊叹号。相隔40年的两种说法相互印证，都是可靠的。［注10］
“反革命”案件“这么多！”，证明中共已民心丧尽，丧失了继续执政的道义性；法院判决的案件不出布告，说明法律的虚伪性和执法的非正义性。在这种无声无息“政府行为”的掩盖下，从1951年到1997年到底破获了多少“反革命集团”？判处了多少“反革命份子”？杀戮了多少“反革命”？我想中共内部，乃至高层，恐怕都是“一团漆”。他们不用统计，也不需要统计，按照一位公安说法是：“反革命份子不怕多，有多少，抓多少！多办几个劳改工厂，劳教农场就是。”——当然，以上思考和分析都是后来才得到的。

破案后不久，我接到通知，X月X日中午12时去火宫殿二楼小餐厅。我按时到达，一位小公安先我而来，原来是首长请吃饭。稍等了一会，由Y副局长（胖子）带队，所有与我见过面的公安都来了，一一热情握手。那次到学校来抓捕我的“黄黑色国字型脸膛”也来了，满脸笑容，握手特别有力。Y局长仍然是那么大喇喇的，一屁股坐了首席，然后把我拉在他的身边坐下……
席间，Y局长表扬道：与党和政府密切配合，为社会主义事业，为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立了新功，非常光荣。临了，Y局长示意，小公安递过来一个信封，我没接，他放在我面前，说：
“这是给你的奖金。”
我摇摇头说：“这个不能要，我有一份工资，不能拿另外的钱。” ［注11］
公安们便七嘴八舌劝：“过河钱，河过钱，花了不少。”“还有买信封、邮票的钱。”“辛苦了，跑了许多路，收下吧”……
我推辞再三，诚恳地回答：“不是为了钱，为社会主义事业作点贡献，是应该的。”
见我拒绝的态度非常坚决，最后，Y局长微笑着注视我，点点头，轻言细语地慢说：“收下吧，别嫌少。”
首长开了口，再不收下，便有“过分矫情”之嫌。Y局长语轻言慢，内涵丰富；眼神深不可测，令人敬畏。为了表示“听党的话”，我身不由己地伸出手，把信封抓在手里。
乘小火轮过渡时，从信封里抽出来数了数，6张5元的崭新钞票，便有些生气。父亲的一位“右派”朋友倪老先生，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曾拿来一些小册子，其中有一本介绍耶稣的生平，我读了，很受感动。耶稣是被犹大出卖的，正是30个银圆。今天，公安奖我30元（当年相当于一个青工一个月的工资），不是具有讽刺意味吗？少一元、多一元都可以，万万不能接受这“出卖朋友的30元”。
怎么办？
我有一个习惯，遇到问题喜欢躺下来独自思考，求得解答。一是半夜醒来时深思，一是躺在青草坪上仰望蓝天白云凝想。深更半夜，一觉醒来，万籁俱寂，没有干扰，此时扪心自问，便可良心发现；风和日丽的日子，独自躺在青草坪上，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仰望蓝天，深邃莫测，白云苍狗，变幻无穷，容易理清头绪，求得最佳解答。
当时天气很好，我便不忙着回家，漫步到离渡口较远的堤岸，躺在青草斜坡上凝思，想把这些钞票撕得粉碎，扔进水里……忽然记起曾拾过一张5元钱，拾到时心中一阵窃喜，过后又想，丢了钱的人好心痛……钞票是没有罪的，何不把这些钱一张张扔到湘江里，漂流到远方，让偶尔拾到的渔翁、妇人、孩子高兴高兴呢……对！就这么办，这叫做“制造快乐”。
于是，我翻身坐起来，把一张张钞票搓成团，扔进流水，目送它们漂着，漂着，有的沉入水里，有的一直漂到看不见……
制造了六桩快乐，自己的心境也平和了，才慢慢起身回家。（待续）

［注10］杨小凯判刑十年在岳阳建新农场劳改，与众多“牛鬼蛇神”厮混在一起，获得的信息是可靠的。见杨小凯遗著《牛鬼蛇神录》。
[注11 ] 当年规定，在一个单位工作，不能拿另一个单位的钱，否则便是投机倒把。见我的自传体中篇小说《笑泯恩仇》（14）（15）《夜战“打击办”》上、下两章（http://www.epochtimes.con/gb/nf329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