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警讯：社会动乱因素在积累，事物正在起变化

　　想想烧开水的情况：只要把水壶架在火上，火不撤又足够旺，水就迟早要开：先是水响，接着冒泡。响声越来越大、泡越冒越多，预示着快开锅了。只要继续烧火，那沸腾是必然的事。不愿沸腾又不肯撤火，那就只剩下一着：封进高压锅，靠高压强行制止沸腾。但这仅仅是权宜之计，只能暂时有效。的确，高压之下水的沸点是会提高，可以暂时延缓沸腾，但不可能消灭沸腾，因为火还在烧，而可施加的压力不可能无穷大。一旦压力超过容器的承受极限，随之而来的就不止是沸腾，而是爆炸了。只要“主流精英”们让少数人进天堂、多数人下地狱的掠夺式“改革”之火不撤，那民怨沸腾是免不了的。他们凭借“话语权”拼命施加高压，不准人们听见“水响”、看见“冒泡”，以为这就能制止沸腾了。实际呢？这是在“维护安定”，还是制造定时炸弹？

　　中国社会现在呢？没有沸腾，但不是没有警讯，已然听得见“水响”、看得见“冒泡”了。看看“群体事件”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看看公众舆论主流对“群体事件”、对暴富者、对反抗强制征地、强制拆迁者、城管人员的态度。看看如下新闻标题：“社会矛盾新警号：‘无直接利益冲突’苗头出现”。再看看退伍军人崔英杰伤城管致死案发后公众的反应。的确，崔英杰犯了罪。如果这种罪发生在毛泽东时代，公众舆论无疑会一边倒地对罪犯恨之入骨，坚决拥护严办，绝少会有人同情之。但现在呢？尽管从法律上说罪的性质没变，仍属于反抗公务人员执行公务致死案，但今天人们的反应却大不相同，同情者大有人在。为什么？因为处于崔英杰同样地位的人太多了。不是他们“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放着其他正当的谋生之道不干偏要违规，而实在是生活所迫，走投无路，舍此找不到其他生存之道。而城管们呢？早在老百姓眼里从国家公务人员变成了如狼似虎的“城管鬼子兵”。人心的向背（以及潜在的军心的向背）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变化从何而来？那得问“精英”：一边是“市容市规”，一边是最弱势者的生存权。人家的取舍是宁要表面光（主要功能是让“精英”外资满意、夸耀“政绩”），不要“弱势群体”的生存权：“我管你吃什么！”──你活得下去活不下去我不管，我就管一条：饿死也不准坏我的规矩：“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代表“先进文明”，代表来代表去“先进”得倒退了八百多年，跑到宋代的朱熹那儿见鬼去了──噢，不，“接轨”去了。多“先进”啊！）

　　崔英杰犯法是在捍卫自己的生存权情况下犯的法。而与崔英杰处境相似的人又多的是。他们同情崔英杰实际是为自己的生存权而呐喊，在保卫“老百姓生存权高于一切”的最高原则。“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相同，意识必然相同。“精英”们说老百姓的不满情绪是因为“仇富”、“嫉妒别人的成功”，客气一点的也只说是因为“仇腐”，好象大家的不满仅仅是出于见义勇为主持正义。错。真正犯众怒的是“精英”们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为自己牟取暴利。好比你到医院做阑尾，后来却发现医生竟然乘机偷偷割了自己的肾拿去卖发了大财，那你愤慨不愤慨？如果你的这种愤慨被说成是“仇富”、“嫉妒别人的成功”、“自己没本事却敌视成功的人”，那你会做何感想？所谓“仇富”其实也是同样道理。其实质是老百姓要反抗自己的生存权被剥夺。即使是在为“弱势群体”呼吁，实质也是在同时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否则下一个牺牲品就将是自己。

　　公众对崔英杰的同情多于敌视本身就准确地传递了一个信息：量变在引起质变，事物正在起变化。因为无视老百姓的生存权，法律法规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在降低。这再一次证明生存权是老百姓判断一切是非曲直的最高标准。当老百姓的生存权长期受到严重损害，社会矛盾就必然遵循“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向积累、深化、激化的方向发展。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公众认同的是非曲直标准就要变，挑战现行社会秩序者不但不受排斥，反而会被逐步视为可以理解、值得同情、情有可原、英雄正义直至“替天行道”。一旦到了这个程度，问题的性质就全变了，“造反有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时法制再健全也没用，必全成废纸，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王朝末日景况便要历历在目了。

　　五、“看得见的动乱”来自“看不见的动乱”

　　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必将导致社会动乱。这种动乱是有形的动乱，看得见的动乱，“硬件”式动乱。在这种动乱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无形的动乱，看不见的动乱，“软件”式动乱，即意识形态、政治目标、政治决策层面的“隐形动乱”。夺老百姓的生存权的情况为什么会大规模发生？为什么能成气候？为什么能变成决策？全是这看不见的“软动乱”制造出来的。没有这“看不见的动乱”，大规模剥夺老百姓生存权这种事根本就不可思议、不可接受、不可能发生，更不可能持续。经济上“看不见的手”操纵看得见的经济活动；社会上“看不见的动乱”在制造看得见的动乱。真正的大规模社会动乱不是煽动出来的，而是制造出来的。没有“看不见的动乱”，就没有“看得见的动乱”。要消灭“看得见的动乱”，就必须先消灭“看不见的动乱”。“欲破山中贼，先破心中贼”，“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对制造“看得见的动乱”贡献最大的“看不见的动乱”主要有哪些？

　　第一乱：根本目标大篡改，牺牲人民生存权

　　改革不是目的。老百姓的生存权加富裕才是目的。改革是手段。手段只能服从目的而不能妨害目的。老百姓的生存权高于一切。任何政府的任何举措都不能违背这个根本宗旨，改革也不例外。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是个“先富还是后富”的问题，是“大富还是小康”的问题，还不违背改革的根本宗旨。但“主流经济学家”们却篡改了“改革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个最要害的本质，把改革说成了目的，鼓吹“改革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为改革而改革”、“一切为了改革”、“为改革而牺牲一切”。结果：“改革代价论”，以“改革”的名义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

　　厉以宁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让少数人为多数人牺牲是正义。让多数人为少数人牺牲是卑鄙。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权让少数人发横财则是罪大恶极。厉以宁的这番“高论”，西方的政客说不出来，中国历代的“明君”说不出来，任何稍有良知的学者更是想都想不出来。而号称“代表人民”、“代表先进文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主流经济学家”厉以宁们毫无顾忌就说出来了，赤裸裸连裤子都不稀罕穿。如此明目张胆，如此厚颜无耻，其卑劣之无与伦比完全有资格列入“吉尼斯世界大全”，作为最不要脸的“精英警句”载入史册。

　　再看“主流精英”们蔑视老百姓的生存权的另一个例子：张维迎说改革以来干部的地位下降最大，因为过去只有干部才有电话，才可以坐软卧，而现在他们在这些方面不再能唯我独尊了，所以委屈大大的，比工人农民的地位下降程度更大。显然在他看来，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生存权的重要性还不如干部的电话和软卧待遇。可见老百姓的生存权在“主流精英”心目中究竟值几文。

　　厉以宁张维迎们就这样彻底颠倒了“老百姓的生存权加富裕”同“改革”这个“目标与手段”的根本主从关系，彻底歪曲了改革的根本目标，彻底颠倒了是非曲直的根本标准，彻底篡改了改革的性质，由此把“老百姓的生存权高于一切”变成了“改革高于一切”；把“为老百姓的富裕而改革”变成了“为改革而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把“富裕不富裕”的问题变成了“生存不生存”的问题；把“改革”变成了“以改革的名义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权让少数人发横财”的疯狂抢劫，把改革变成了他们趁火打劫的的权术工具，随心所欲挥舞“改革”大棒，“挟改革令天下”，为非作歹，无恶不做。中国社会一切阶层都被他们以“改革”的名义玩弄于股掌之上。这是不折不扣最卑鄙的理论教唆犯罪，是中国“看不见的动乱”的罪恶之源。

　　为了“改革”牺牲一切，牺牲一切只为“改革”──到底谁为谁？

　　先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现在轮到中小学教员和大学毕业生们面对下岗失业、尝到生存权朝不保夕的滋味。下一步呢？那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张维迎的“在中国，教育水平已成为决定家庭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个农村大学生可以使一家人脱贫”的美丽神话如同肥皂泡一样破灭，靠教育改变命运的美梦破灭，盲目疯狂不惜工本的大学潮誓必降温，“扩招”泡沫碎裂，盲目上马的一大批大学恐怕也要卖不出去了。那时就该轮到若干以“精英”自栩的大学教授们尝尝生存权被剥夺的滋味了。按照张维迎的缩权“理论”，政府除了向老百姓要钱什么也不管，政府机构可有可无，那还要那么多公务员干什么？那时是不是该轮到干部们大批“下岗”了？

　　“牺牲别人的生存权谋私利”是一场危险的游戏。认可了就堕落了，开始了就收不住了：要害不在于具体每次谁当牺牲品，而在于开了这个先例，确立了这个原则：“以‘改革’的名义牺牲一部分人的生存权换取另一部分人的私利”。这就放出了一个自己也控制不了的魔鬼──既然能吃掉别人，也就能吃掉自己；被牺牲掉的人既然能是他，也就能是你。这次是工人，下次是农民，然后呢？还停得住吗？每次都是“一部分”，加起来就是全体，到头来迟早自己也会被吞噬。以损人的心理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就是规律。

　　“精英”们衡量“改革”措施的标准早已不是老百姓的生存权，而是“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没有超过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本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全体共同富裕”的“富裕不富裕”的问题，居然变成了“老百姓能承受不能承受”的“压榨极限”的问题。可见他们关心的不是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而是还能从老百姓身上再榨出多少油水而不至于激起民变。换句话说，他们的“改革”实际是对老百姓的忍耐极限试验，对社会的结构强度破坏性试验，不找出“压垮骆驮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罢休。如此“改革指导思想”，社会焉得不乱？这不是在教唆用“看不见的动乱”制造“看得见的动乱”又是什么？

　　第二乱：“基本理论”是破烂──“过期作废腐烂变质”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一说“市场经济”，“主流经济学家”们马上拉出了一大堆清单：“市场原则”、“让市场自己调整自己”、“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总而言之一切放任自流，政府什么也别管，最好连政府都取消。如此“市场经济”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是最原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曰“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按“主流经济学家”们画出的美丽蓝图，只要建立起如此“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然而，这根本就是弥天大谎。

　　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之类理论根本就是“过期变质”的破烂，早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抛弃了。在那之前它的确风光无限。今天“精英”们的“穷是因为懒”、“穷是因为没本事”、“穷是因为素质低”、“你就不配活着”之类口头禅早在那个时代就非常流行了──所以今天的“精英”想宣布版权都没资格。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发生后美国胡佛政府仍然坚持“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府不应干预市场”，不折不扣照着张维迎的原则办事：“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结果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许多美国人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产生了怀疑，开始讨论是不是该走苏联人的路子。于是有了凯恩斯理论的时髦，有了罗斯福的新政，政府建立社会安全福利制度对个人的基本生存权提供保证，等于把自由竞争的“优胜劣汰”跟人的生存权分离开来，淘汰企业不淘汰人命。也就是说“自由资本主义”不再绝对自由，而是有了限制和条件。它实际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加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有了点“社会资本主义”的味道。虽然罗斯福被不少铁杆“纯资本主义拥护者”斥为“社会主义者”，但事实是从那以后西方国家再也没有中断过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也不再有那种“绝对”的、“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说白了就是绝对的、无限制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竞争就有胜负。成功者生存，失败者呢？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往社会一推了事，自生自灭去。但“生存权高于一切”的规律在哪儿都要起作用。当大批人的生存权受到威胁时，社会不管，必生动乱。怎么办？当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解决办法是：侵略别人去。“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污泥，污泥干着急”。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把内部的矛盾转嫁给它人，一切代价最后都落实到殖民地人民头上：你失业了？失去土地了？生存权没着落了？好办，到殖民地去，抢他们的土地，抢他们的财宝，抢他们的好东西，剥夺他们的生存权，你的生存权不就保住了？一切不就全解决了？于是皆大欢喜──除了那些被灭绝被掠夺丧失了生存权的殖民地人民。这就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以盛行的关键。翻翻历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不带有两重性：对内讲法制，对外讲侵略；对内讲民主，对外讲专制。只讲其对内法制民主的一面、隐瞒其对外侵略专制的一面就是歪曲历史。《大国崛起》说“荷兰是靠当‘海上马车夫’发的家”，这是典型的“隐恶扬善”、歪曲历史，故意只展示人家对欧洲“自家人”的那一副面孔，隐瞒了人家对殖民地国家的另一副面孔。当年的荷兰对殖民地国家充当的可不是什么“海上马车夫”，而是不折不扣的“屠夫”。想想郑成功是从谁手里收复的台湾。想想当年是谁在印尼对华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想想历史上是谁为了占有“丁香之国”的产权而把全部居民斩尽杀绝。想想是谁第一个从印地安人手里攫取了纽约曼哈顿岛。想想是谁第一个从土著居民手里抢夺了南非。编写《大国崛起》的“精英”们只告诉中国人人家“海上马车夫”的这一面，隐瞒了到处侵略扩张的“屠夫”的那一面。号称“精英”，人品还不如婊子：婊子会拿了钱陪笑，但不会挨了刀还陪笑。而这些“精英”呢？挨了刀还要恬着脸陪着笑去舔“屠夫”的腚，人品比婊子不知贱了几万倍。

　　“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存在着尚未被征服的殖民地可供侵略、内部矛盾能够转嫁出去的条件下才能继续运转。一旦世界被瓜分完毕、不能再毫无阻碍地对外转嫁矛盾，这个把戏就玩不下去了，就只能强行把矛盾转嫁给同类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只能造成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激化。当有“弱肉”可猎时，狼与狼之间可以大体上相安无事。一旦无“弱肉”可猎，狼吃狼就不可避免。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象征着世界上最后一个主要农业国被资本主义国家征服，象征着世界已被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国家“一致对外”共同侵略非资本主义的农业国家的时代结束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大打出手的时代到来了，狼跟狼共同吃羊的情况少了，狼吃狼的情况多了。人类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世界大战。但自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标志世界被瓜分完毕后才14年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11年就爆发了前所未有的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导致了德国纳粹党的上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自从美国罗斯福的新政开始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抛弃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采取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相结合的新体系后，自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再也没发生新的世界大战，再也没出现1929年那样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从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就“内外有别”了，对内实际搞的是“社会资本主义”，而对外喊的却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简单回顾一下历史：欧洲国家自推行“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后便个个如同抽了疯，满世界乱窜搞扩张，急星火燎要把内部社会矛盾转嫁出去。转嫁不出去，结果就是内部社会危机、社会动乱。也就是说“不伤人，必自伤”。当世界还没被瓜分完毕、还有地方可侵略扩张时这个体系还能顺利运转；一旦世界瓜分完毕、再也不能轻而易举对外转嫁矛盾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立刻全面激化，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爆发了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于是如下主张得到了普遍认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游戏规则要改一改了。如果不能保证自由竞争失败者的生存权，整个社会都要遭殃。所以政府必须干预，税富济贫，建立起码的生存权保障体系，让整个社会得以安宁。这样做不是从单纯的资本赢利的角度看问题，而是从整个社会的生存角度看问题，故名之曰“社会主义”。从此“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随之而去的是新的世界大战和1929年那样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正反两面的事例无不说明了一条：“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害无穷。就是它导致了无数殖民地国家的灭亡，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世界经济大萧条，导致了无数社会动乱。一旦抛弃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采取了“社会资本主义”，这一切就没有再重演。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

　　编写《大国崛起》的“精英”们号称“历史权威”，但面对五千年的中国史，却总结不出“人民的生存权高于一切”；面对三百多年的殖民史、两次世界大战、一次世界经济大萧条、那么多的杀戮、那么多的灭绝、那么多的动乱，那么多的苦难，却总结不出“‘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破坏性无穷”。他们“总结”出了什么“历史规律”？靠“只需一刀就可以除去鱼肠子的方法”之类雕虫小技，在加上混个“海上马车夫”，便可以“大国崛起”。再就是弄一堆外国风景、名人雕塑、著名建筑的影像之类剪剪贴贴，加上几句解说词，再来点电脑合成图象，向对外国风光感到好奇的人们卖弄“历史花絮”。真正关键的历史规律他们一个也总结不出来。直是要多浅薄有多浅薄，要多低能有多低能。就这还恬着脸自称“精英”，而且还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精英”。真令人怀疑他们的脸皮是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能够刀枪不入，水火兼防，否则何以如此无耻？

　　至于张维迎之类的“主流经济学家”，其问题就不仅仅是浅薄低能兼无耻了。张维迎英国牛津留学生活了好几年，又是专门研究经济的。他不可能不了解西方资本家国家的真实情况，不可能不知道“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早已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抛弃了；不可能不知道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际实行的是资本主义掺点社会主义因素的混合制度；不可能不知道西方国家政府经济的管制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严格、严密，没有一个国家在“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不可能不知道“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害有多大，连世界大战都造得出来，更不用说在中国一国之内造出社会动乱了；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绝不可能靠对外侵略扩张来转移内部矛盾，一旦在中国推行“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社会矛盾必将全部在内部积累、内部爆发，最终必然导致中国社会大动乱。他明明知道这一切，但仍然不遗余力把“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早已在西方国家“过期作废”的毒性极其强烈的“经济理论”强加给中国，仍然拼命鼓吹“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这只能有一个解释：蓄意。蓄意利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造成社会动乱”这一铁的规律，在中国制造出社会动乱来。

　　这顺便解释了“主流经济学家”们为什么那么积极消灭中国现存的社会福利制度：惟恐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得不够快不够深不够彻底。所以厉以宁说：“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所以张五常说：“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这一切都完全符合“用‘看不见的动乱’制造‘看得见的动乱’”这个总目标。

　　这也同时让人理解了“精英”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借口“全球化”、“国际接轨”，千方百计帮助外资控制中国经济，从中国榨取惊人的利润──向中国转嫁外国社会的矛盾，进一步加速中国社会矛盾激化。

　　简单打个比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象个化工厂，一运转起来就产生大量产品──利润，同时也大量产生有毒垃圾──社会矛盾。一个国家采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如同在自己家里安了座毒工厂，得到了产品的同时也必然得到毒垃圾。如果任凭毒垃圾在家里积累，那就是把自己家变成了毒气室，自己消灭自己。起先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从别处找块地方──殖民地，好把毒垃圾堆到那里去。产品归自己，毒品送别人；利润留给自己，社会矛盾转嫁它人。只要世界上还找得到新的地方把毒垃圾甩出去，这套体系就还能运转自如。但到后来可供堆放毒垃圾的地方都被占满了（殖民地都被占完了，没地方转移内部矛盾了），这条路就走不通了，再照旧运转就毒着自己了。于是化工厂的主人们就要求别人的化工厂停产，把自己生产的毒垃圾倾倒到人家的地盘去。别人当然不干。大家都想“以邻为壑”，牺牲别人保全自己，结果大打出手。打到后来参与打斗的方方面面总算都打明白了：打不是办法，根本的出路是改革工艺，考虑如何避免产生有毒垃圾，而不是如何抢夺垃圾场。这就需要政府干预，不再“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而是对工艺流程实行管制，控制污染排放，即控制社会矛盾的积累激化。世界便这样磕磕碰碰地混到了今天。

　　而“主流经济学家”们呢？硬逼着中国采取人家已经淘汰的旧工艺（“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照老样子制造毒垃圾。他们明明知道这种做法早已被证明是自取灭亡，别人早已认识到，早已淘汰了；明明知道中国连象别人那样对外堆放毒垃圾的场地都没有（无法靠向殖民地转移内部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却仍然告诉中国人说这是唯一取得产品（利润）的办法，而且宣布毒垃圾在家内积累不要紧，不过是“改革代价”。他们一方面把别人不要的有毒工艺硬塞给中国，一方面要消灭中国仅有的一切减缓毒剂的设施（福利制度），同时还想方设法把别人产生的毒垃圾引到中国这所屋子来（让外资控制中国经济）。所有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蓄意的理论误导，预谋的战略下毒，存心要用“看不见的动乱”制造“看得见的动乱”，毁灭中国社会。

　　第三乱：颠倒历史“去中国化”，意识形态反攻倒算

　　“主流精英”们系统地否定了中国的一切，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不管是毛泽东还是雷锋、黄继光、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不管是建立中国共产党还是建立新中国，不管是土地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抗美援朝、自卫反击战；不管是“两弹一星”还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他们一律冷嘲热讽，统统一笔勾销。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民族英雄们也个个在劫难逃：“中国文化太软弱，应该否定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导致汉奸多”、“中国人窝里反是文化劣根性”、“岳飞倒下去，秦桧站起来”、“客观公正评价李鸿章、袁世凯和汪精卫”、“孔子不如章子怡”、“儒学是伪宗教”、“道教、佛教都不值得提”、“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中医是伪科学”、“专家建议重构中国形象标志，称龙在西方形象不好”……叫他们一形容，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在外国人面前简直一无可取之处：没有一个堪与外国匹敌的领袖人物，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民族英雄，没有任何值得中国人骄傲自豪的东西，只有民族劣等、文化劣等：“我们这个文化的列车，带着巨大的惯性，载着我们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风驰电掣地驶向终点”；只有西方文明才是“唯一的光明”：“古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国什么都不禁，独独禁本能”、“西方人敢于展示自己，既敢于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于展示自己的裸体。中国就知道穿衣服。给思想穿衣服”、“西方鞭挞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我们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带来千年的黑暗”、“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创造了我们沿海文明地带的历史”、“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则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总之他们彻底颠倒了中国的一切，就差公然宣布中国不配存在、应该给人家当殖民地了。

　　要问这种自我丑化、自我矮化、自我妖魔化中国的一切的宣传教育的效果如何？且看下列新闻标题：

　　──上海三成中学生想做外国人──专家主张让上海成新特别行政区

　　──上海人不说中文说英语──上海著名商业街淮海中路品牌进行调整只要洋品牌，不要中国品牌。

　　──汉语知识竞赛，洋人胜过了中国人！！──清华给美国培养工程师，北大给美国培养老婆

　　──许多上海女人都认为，自己就是为外国男人而生的。──上海文化在很多方面已不在乎国内坐标，只在乎国际坐标。

　　──上海精神病发病率二十年翻了五倍──上海指定从小学圣经

　　──西方宗教节日在中国越来越流行──中国基督徒人数已经超过一亿

　　──二十年内，中国有可能变成基督教国家……

　　在中国，西方文化影响日盛，中国文化影响日微。在这种情况下大喊大叫“大国崛起”，滑稽不滑稽？世界上有不认同本民族科技文化只盲目崇拜别人文化、一边“文化沉沦”、“道德沉论”一边真正崛起的大国吗？

　　30%的上海青年人不想当中国人，便出现了成立“上海特区”的要求。照此发展趋势，再过若干年，不想当中国人的上海青年人会不会过半？那时上海“精英”会不会要求“上海独立”？那时是允许国土分裂还是动用武力镇压？那时能避免动乱吗？

　　如果中国成了基督教国家，那共产党不下台也得下台了吧？不管下台不下台，中国政治舞台要大乱了吧？政治舞台一旦大乱，社会呢？

　　在黎巴嫩，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比例是多少？在“欧洲的火药库”巴尔干，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比例是多少？如果中国成了基督教国家，那象在黎巴嫩、巴尔干等地基督徒和穆斯林冲突不断的局面会不会在中国的新疆、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区也出现？如果在中国领土上也来上个黎巴嫩、巴尔干，中国即便想不动乱，岂可得乎？

　　未来是青年的。在青年心目中颠倒了今天，就是颠覆了二十年之后的社会。在教科书上颠倒历史，就是安放了延期二十年爆炸的“动乱定时炸弹”。“台独”不就是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争夺了青年一代而成的气候吗？

　　二十年后的“看得见的动乱”已经被“精英”们在今天的教科书上、各种宣传媒体上铺天盖地的“看不见的动乱”决定了。

　　第四乱：处心积虑耍权术，逃避责任打混战“汉芯造假”该谁负责？“齐二药”毒药事件呢？国有资产流失呢？当年的“运十”下马呢？该负责的都有哪些人？谁拍的板？谁起草的文件？谁提出的建议？谁拒绝拨款导致“运十”最后下马？应由谁来面对历史？改革以来的种种具体措施都是谁负的责任？从“工人下岗”、“买断工龄”、“国有企业改制”、“出卖国有企业”、“市场换技术”、“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等决策到出卖“徐工”、“西轴”等等一个个的具体项目，都是哪些人决定的？都有哪些文件？都有哪些人提建议？都有哪些人起草文件？都有哪些人拍板？谁最后签发的？都有哪些人经手？这些人现在都在哪里？如果出了问题，究竟该由谁来负责？怎么负责？“出没出问题”如何判断？还是根本就不判断，根本就不负责？出卖国有资产的收入都进了哪些人的帐户？有帐没有？中国外汇储备上万亿美元，人民币每升值1%就意味着中国仅外汇储备一项就遭受了百亿美元的损失。这个损失谁拍板报销？这又是谁的主意？提出这样的主张的根据是什么？这样的损失靠什么来补偿？补偿不了，该谁负责？……

　　不用问，所有这些全是无头案，真正具体该负责的人保险一个也找不到。这正是充满“中国特色”的当代最罕见的荒唐事。几千万工人说下班岗就下岗了；几万亿国有资产说没就没了。那么多人的命运，那么多家庭的痛苦，那么巨额的财富，随随便便就支配了，而且这一切发生之后居然找不到一个人来负责！甚至连相关负责的人名都不敢公开，让你想骂人都不知道该骂谁，当然更无从追究责任。

　　环顾历史，凡成大事者必赏罚分明。而要赏罚分明必责任分明。责任不清，如何赏罚？赏罚不明，焉得不败？

　　──毛泽东审批文件，同意就是同意：“照办”、“照发”；不同意就是不同意：“要敢于反潮流”──一句话，敢作敢当，绝不推卸责任。

　　──美国国会的“决策责任制”：谁的提案就用谁的名字命名，投赞成票的、投反对票的全部记录在案，公布于众。这一切既是荣誉，也是责任：你的主张，别想赖账。议员竞选时往往要给选民一份清单：我投票赞成过哪些法案，反对哪些法案，如何捍卫了你的利益，请你投我一票，云云。不过即使没这样的信，该议员的投票记录照样有账可查，赞成了什么、反对了什么都休想隐瞒，任凭选民“秋后算帐”。

　　──前苏联总参谋长谢.马.什捷缅科的回忆录《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中有这样一段记叙：

　　“我记得曾经有人把附有很多签名的文件送到最高统帅部。最高统帅严厉地批评了他们，他认为这样的行动是单一首长或军事委员会不愿意对所作的决定承担责任，更坏一点说，是他们对自己的意见是否正确缺乏信心。他说：‘他们搜集了签名，为的是说服他们自己和我们。’”

　　“最高统帅要求所有送到最高统帅部的文件都有司令员和参谋长签名，特别重要的文件（例如，每日总结汇报和战役计划）应由三人签名，即除前两人外，再加上军事委员。”

　　斯大林严格执行“决策责任制”是有道理的。国家命运，无数人的生死，容不得视同儿戏，容不得推卸责任，容不得责任不清。胜了，必须有人获得勋章；败了，必须有人上军事法庭。不如此，不能赢得战争。

　　“主流精英”们对改革那么虔诚，把改革说得那么崇高，那么重要，那么希望改革成功，那么他们对改革起码该有点严肃认真的态度吧？起码得有点责任心吧？起码得有个责任制吧担点责任吧？那么改革的责任制何在？改革以来的一切具体措施的责任人究竟都是谁？为什么改革改了几十年，连个起码的责任制都没有？对这几十年的那么多重大措施，为什么连个责任人的名单都不敢公布？这就叫“严肃认真”？这就叫“负责任”？

　　“主流精英”们狡辩说，这叫“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改，摸索和失误难免。

　　又是撒谎。既然“摸着石头过河”，那就是承认自己也心中无数。既然心中无数，那就该群策群力，发动群众拿主意。即使错，也是大家共同承担责任。特别涉及多数人生存权的事，尤其应该慎之又慎，充分论证，充分论证，充分辩论，要听取当事工人的意见，要先在小范围实验。没试验定型的客机能卖票运客吗？没经过充分验证的改革措施能贸然大规模推行吗？然而实际上哪项措施是经过群众充分讨论的？“下岗”？“出卖国企”？“买断工龄”？“房地产投机”？“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这么多如此重大的措施，什么充分论证也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也不听，不管三七二十一，稀里哗拉一下子就全面铺开了，处理过程有如军事行动，根本不经过人代会辩论，少数人神神秘秘一纸文件就决定了一切。既然如此专断，那就该对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起码应该把有关责任人的名字公布于众，让大家都知道这是谁干的。但实际情况是既要专断，又不敢负责，连名字都不敢露。这说明“精英”们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眼，如同诈骗犯罪，从一开始就蓄意坑人，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逃避责任，所以从一开始就把一切具体措施都搞得鬼鬼祟祟，决不露出真名。“改革”被他们搞成了充满阴谋诡计见不得人的勾当，搞了几十年连个负责的都没有，把天捅塌了也没人担当。这样的“改革”才是真正存心制造动乱的“捣浆糊”。

　　吴敬琏当了几十年的“吴市场”，到头来却不得不公开承认自己这个“市场权威”对市场经济原来一窍不通：“有好市场经济和坏市场经济，以前没认识到”。轻轻一句话就把一切责任赖了个精光，而且还要精神抖擞继续赖下去。古人云：“老而不死谓之贼”。吴敬琏、厉以宁这群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把持改革几十年，却还厚着脸皮不让位，难道他们比国家领袖还特殊？改革改了几十年，党的主席换了，政府首脑换了，政府官员换了，什么人都换了，唯独这一群“主流经济学家”照样死皮赖脸霸住自己的高位不放，仍然整天指手画脚喋喋不休。什么都管，但又什么负责都不肯负。就凭这群蓄意制造混乱推卸责任的学术无赖把持改革，中国社会岂能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