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乱：“打左灯向右转”，流氓“精英”流氓手腕

　　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主流精英”们在这点上倒是老实得可爱，直言不讳要口是心非，直言不讳要两面三刀，直言不讳要当流氓。茅于轼专门“介绍经验”，如何用“鬼画符”蒙混过关：“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贺卫方“谆谆教导”说：“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张维迎就更肆无忌惮了：“改革过程中很多话是不能说透的”、“许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转”。

　　“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转”──这些不打自招一语道破了“主流精英”们本性，给出了一面“照妖镜”：对“主流精英”，不能看他们“说了什么”，而要看他们“做了什么”，特别还要再加上一条：看他们“从来不说什么”。

　　“主流精英”们“从来不说”什么呢？

　　──他们“从来不说”老百姓的生存权。

　　──他们“从来不说”国家的经济安全。（张维迎：“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

　　──他们“从来不说”毛泽东的历史功勋，“从来不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从来不说”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来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

　　这一点也不奇怪。对一个国家的创始人恨之入骨的人，能喜欢他创建的这个国家吗？喜欢一个国家的人，能对这个国家的创始人人咬牙切齿吗？仇恨这个国家的人，能为这个国家的利益着想吗？不为这个国家利益着想、念念不忘毁灭这个国家的人，可信吗？可靠吗？可用吗？

　　事例一：从“民主”问题看“主流精英”们如何“打左灯向右转”。

　　“主流精英”们最喜欢的口号一是“民主”二是“学术”，听起来似乎沁人心脾。但实际上呢？在“主流精英”手里，“学术”早就成了“权术”，成了他们专门整人的工具。改革既然涉及了整个社会，涉及了全体中国人的命运，那就属于政治，属于全体中国人的事。而“主流精英”们硬说改革是“学术问题”，是只有他们这些“主流精英”才有资格过问的问题。就这一下子，不仅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发言权给枪毙了，而且剥夺了他们的一切政治权力，把他们变成了任“精英”宰割的鱼肉，而且连争辩的机会都没有。轻轻松松一句“学术问题”，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就实现了前所未有“精英专制”。明明是极端的“精英”独裁，还要号称“民主”──“打左灯向右转”。

　　“民主”与“学术”都是“主流精英”的权术工具。“民主”是他们夺权的工具；“学术”是他们独裁的工具。权力没到手时必定讲“民主”，权力到手后必定讲“学术”。只要一看“主流精英”们吆喝什么就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吆喝“民主”，那就是权还没到手，正急着夺权；鼓吹“学术”，那就是权力到手了，正急着独裁。

　　明白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主流精英”们的种种作为了：平时口口声声喊“民主”，一碰上具体问题，“民主”就变成了“不争论”、“你不懂。等你学会了再来说”、“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不许上访”、“不许告状”、“不许恶意讨薪”、“不许以自杀要挟”……一边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一边大骂“民粹主义”──“精英”作主是“民主”，老百姓作主是“民粹”。民主可以，但只限于“精英”。名为“民主”，实为“主民”。“主流精英”把持了“话语权”的地方，任何不同意见发表得了吗？半点不同意见也容不得。──“主流精英”们的“民主”如同那个怕老婆的笑话中的泼妇：意见一致时听别人的，意见不一致时听自己的。

　　“主流精英”们开口闭口毛泽东时代“不民主”。但就是那个“不民主”的时代，司空见惯的普遍实践是“发动群众”、“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群策群力”、“发扬军事民主”、“发扬民主”、开“诸葛亮会”……而如今大讲“民主”的“主流精英”们当道的地方，这一切还有丝毫踪影吗？

　　最爱喊民主，最不民主──“打左灯向右转”。

　　事例二：从改革指导思想上看“精英”们如何“打左灯向右转”：

　　──“打左灯”：“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改革”：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64页

　　──“向右转”：

　　厉以宁：“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

　　萧灼基：“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

　　茅于轼：“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张维迎：“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林毅夫：“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

　　……事例三：其他“打左灯向右转”的典型例子：

　　──口口声声讲人权，急急忙忙闹物权：讲人权却不讲老百姓的生存权。讲人权却公然主张把老百姓的生存权当成“改革代价”。讲人权却“见物不见人”，不急着为保护多数人的生存权立法，却急着为保护少数人的物权立法。人代会还没开，就宣布要“确保通过《物权法》”。还没付诸表决，结果就已经出来了。三月份开会，一月底了还不公布修改后的《物权法》新草案，明摆着在耍弄权术，不让公众有时间发现问题，不让与会代表有机会熟悉了解，以便强行通过《物权法》。

　　──又要“程序正义”，又要“宽容不规范”：遵守“程序正义”是照章办事，“宽容不规范”是不按章程办事。又要“程序正义”，又要“宽容不规范”，不是自相矛盾又是什么？

　　──指鹿为马，贼喊捉贼，把制造看不见的动乱说成“改革”，把抵制这种动乱说成“破坏安定团结”。

　　──“人代会”变“官代会”，“共产党”变“物权党”。

　　……“主流精英”们的目标见不得人，理论不成体系，哲学庸俗肤浅，办事不择手段，手法卑鄙无耻，说话语无伦次。让这样一伙学术流氓、权术“精英”、政治骗子把持改革决策权，社会岂有不乱之理？

　　六、以房地产投机为例看“看不见的动乱”如何制造“看得见的动乱”

　　先看看这三则报道：人民网北京2006年4月4日讯：据国土资源部网站消息，“十五”期间全国耕地净减9240万亩，人均降为1.4亩。这“意味着10年间，中国耕地减少了1.2亿亩；意味着‘十一五’期间全国要保证1.2亿公顷（18亿亩）的耕地保有量，我们只有3000万亩可减耕地的余地”。（换句话说，离危险警戒线的距离本来是1.5，一家伙已经用掉了1.2，只剩下个零头0.3。也就是说，80%的储备都用光了，只剩下了20%。）“‘我们的耕地已经退到了危急时刻，不能再退了！’一位长期关注土地问题的老同志大声疾呼。”

　　2006年09月11日。国土资源部：我国耕地保护形势十分严峻，目前人均耕地面积已下降到1.4亩。

　　2007年01月26日。农业部新闻发言人薛亮25日表示，2007年我国的粮食生产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必须对粮食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给予清醒的认识，不可能依靠进口粮食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13亿人口。国土虽大，可耕地面积和适宜生存的可居住地面积比例并不大。而且“不可能依靠进口粮食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

　　这些现实决定了一个根本原则：既然可耕地资源相对贫乏，既然“不可能依靠进口粮食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那么要保护全体中国人的生存权，就必须保护农业，就必须保护起码的可耕地面积。

　　“主流经济学家”鼓吹房地产GDP理论，煽动房地产投机狂潮，结果是房屋价格一路攀升，大规模毁地盖房。

　　如果房地产投机发生在人迹罕至的沙漠戈壁倒也罢了，可它偏偏只发生在中国最缺乏的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专抢可耕地和风景秀丽的好地方的土地，专抢农民的饭碗。

　　房地产每征用一块耕地就意味着伤害了三部分人的生存权：靠耕地生存的农民的生存权，这些农民后代的生存权，以及全体中国人的长远生存权。

　　大城市附近的农田基本是菜地，收入一般不低。这意味着居住其上的农民及其后代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生存权。一旦地被征，这块土地上的生存权链条从此就打住，农民的后代将不能再指望靠地生存了。这一代的农民呢？本来的谋生手段没了，换来的是不知经过多少道折扣的“土地补偿”，一则极其有限，二则不断贬值。不断增值的土地变成了不断贬值的钞票，对付不断上涨的生活费用，农民靠它能苟延残喘几年？从此必须另觅生路。找不到，就意味着生存权就受到了伤害。而目前中国就业市场的形势使大多数失地农民只能靠卖苦力卖血汗为生，只有年轻力壮的人有机会，老弱病残者几乎没有机会。下岗工人好歹有低保维持“苟活”，失地农民连这点救命稻草都没有，失去了土地就一无所有：“做工没有岗，种田没有地，低保没有份”，成为新的社会难民。下岗工人几千万，农民则有好几亿。房地产扩张的地盘越大，意味着失去土地的农民越多，生存权受到危害的人越多，“贡献”出来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也越多。

　　中国可耕地面积已经减少到极其危险的程度，“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却鼓吹消灭农业：“保护是必要的，但是要保护的是农民而不是农业”、“许多人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还在为粮食问题和保护耕地过分担忧。这种担忧某种程度上妨碍了我国的工业化过程”、“粮食应该部分依靠国际市场，适当进口，即使达到消费量的10%～15%也不足虑。现在日本进口粮食就达到60%以上。”

　　农业，保障十三亿人口生存权的生命线，在“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眼里竟然如此无足轻重，轻轻松松一句话就要消灭，就要拿去换房地产的暴利。十三亿人的生存权在他眼里算回事吗？如果有点起码的严谨，起码的常识，怎么敢如此轻率照搬照抄日本的例子？1亿人口的日本靠进口粮食过日子行得通，因为有人养，也养得起；13亿人口的中国靠进口粮食过日子就行不通，因为不会有人养，也养不起。否则何来“谁来养活中国”的“中国威胁论”？拿整个民族的生存如此不当回事，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可怕不可怕？可恨不可恨？（至于鼓吹土地私有就更是存心制造动乱了。说私有，该归谁所有？中国历史五千年，每寸土地都不知转过多少次手了，“物归原主”，谁是真正“合法”的“主”？就凭这条就能打得你死我活。当真搞土地私有化，立竿见影就是社会大动乱。现在全国人均可耕地才1.4亩，强势集团凭借财力势力一下子就能制造高度土地集中。而中国历史上土地高度集中的时候就是社会动乱的时候。“主流经济学家”们出这种馊主意，明摆着就是要制造动乱。）

　　房地产投机导致房屋价格一路攀升，直接危害了城市中低收入的居民的生存权──衣食住行之“住”难道不属于人的基本生存权吗？

　　“主流经济学家”们于是幸灾乐祸了：房屋价格高涨是“看不见的手”作用的结果，是因为供不应求。要想抑制房价，就必须大量盖房，就必须大量征地，就必须牺牲农业，就必须牺牲失地农民的生存权。否则就必须承受高房价，就必须牺牲城市居民的生存权。也就是说你反正得牺牲掉一个：失地农民，或者城市居民。难怪张维迎对中国政府抑制房价的举措冷嘲热讽：“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姿态。既然老百姓抱怨房价，那么我就针对房价制订一套政策，表明我关心群众，就够了。至于能不能解决问题，根本没有认真考虑。”“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这么快，政府还要收紧土地供应，房价怎么能不涨？如果你担心老百姓买不起房，就应该拿出更多的地来，更多的钱来，专门建廉租房给穷人住。想通过限制富人买房来帮助穷人买房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是有些政府部门在推卸责任；推卸责任的同时，又想扩大权力。而且制订政策的官员还要揣摩上面的意图，而上面对房地产市场的具体情况又不可能很了解，所以最终的决策往往建立在很混乱的信息基础上，以致于漏洞百出，南辕北辙。”

　　房价问题当真走进了死胡同，当真无可奈何了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只要冲破“主流经济学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供求理论”的思想牢笼，症结立刻迎刃而解。

　　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供求规律理论”，房价暴涨是因为供需不平衡，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彻底放开政府管制，放弃土地管制，让市场自己调节供求，靠高房价、高利润刺激房地产投机，大量盖房，造成供过于求，价格就自然下降了。这听起来似乎天衣无缝，然而具体到中国的情况却是不折不扣生搬硬套，彻头彻尾的脱离实际。

　　第一，“供求规律”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不受任何制约的，而只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具体制约的。只适用于有限的产品、有限的幅度、有限的条件；只适用于供求能够达到平衡的产品，不适用于供求不可能达到平衡的产品。具体到中国的条件，可耕地的供应就不是无限的，而房产需求相对于可耕地的潜力而言却可以是无限的。这样的“供求平衡”如何实现？实现不了，按照“供求规律”，房价只能涨破天，只能靠高价格抑制需求，让不够有钱的人没地方住。（按这个逻辑，中国真是前途渺茫：谁让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呢？只好牺牲农业，牺牲农民的生存权，牺牲城市中低收入的生存权来苟延一时了。）

第二，“价值规律”不是万能的。社会不能靠“供求规律”自动调整一切。与人民基本生存息息相关的产品就不能全靠“供求规律”自动调整一切。生存需要片刻也离不开的产品，如果盲目照搬照抄“供求规律”公式，机械地按照价格暴涨──刺激供应增长──抑制价格回落的自然循环来调整，非造成社会动乱不可。中国历史上这种例子还少吗？荒年造成粮食短缺，价格飞涨，有钱人囤积居奇，穷人无钱买粮──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供求规律”公式，解决办法就是等──粮食价格高涨，自然刺激种田的多种粮，刺激供应上升，粮价自然会回落──理论上确是无懈可击，实际上呢？粮价高，买不起，穷人等得起吗？等，就是死。结果呢？──抢：“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哎呀呀，这不是违犯《物权法》吗？这不是动乱吗？这不是造反吗？这不是……对不起，这就是历史规律：老百姓的生存权高于一切，高于你那个“靠价值规律自动调整一切”，高于你那个《物权法》。不懂这个，就叫“脱离实际”，就叫“纸上谈兵”，就叫“想当然”。

　　第三，“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胡说八道。一旦涉及民生必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决不敢置之不理。天旱缺水，美国洛杉矶规定在家里洗车违法，要洗车必须到到洗车店（使用循环水）；波士顿规定不准用水管浇花园，只准用手一桶一桶提水（人为压缩需求）。再紧张则宣布“紧急状态”，实行配给制，全面干涉供求关系。也就是说，在人民生存权受到威胁时，“市场供求规律”必须让位。

　　根据这三条，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必须正确认识房屋这种商品的性质。它有两重性：一部分属于生活必需，属于生存权这个基本权利。而超出的部分则属于奢侈品，因为那部分并非生存必需。问题的性质是是否允许为富人的奢侈空间牺牲掉穷人的生存空间。

　　第二，必须正确认识“供求规律”的适用范围。当与老百姓的生存权矛盾时，必须让位。当生存必需品的价格超过老百姓的负担能力时就必须跳出“靠价值规律自我调节”来解决问题供求矛盾的公式。

　　第三，不存在“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的原则。当涉及老百姓的生存权时，涉及国家利益时，政府必须管制。

　　就凭这三条，要彻底解决中国房价暴涨问题一点不难。方法一：实行“居住空间配额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标准个人居住空间配额”。实际占有（拥有、租赁）的居住空间符合标准的，免税。超过部分实行高额累进征税：超标一倍，按一次方收税；两倍，按平方收税；三倍，按立方收税；四倍，按四次方收税，依此类推。同样，对机关和公司实行“办公空间配额制”，控制滥用空间。

　　实际居住空间低于配额的，根据情况适当给予某种优惠补偿。房地产商占有的未出售空间（不管建成与否）超过允许的周转期即不得免税，惩罚其囤积居奇。必要时予以征收，廉价出租穷人。

　　根据：老百姓的生存权高于一切。一定范围内的居住空间属于生活必需，属于老百姓的生存权。政府必须保证老百姓享受得起最基本的居住空间。房地产投机是有钱人利用自己的优势，人为制造虚假需求，哄抬物价。高房价伤及普通市民的生存权。毁地搞房地产伤及农民的生存权。中国的可耕地必须保护，不可能靠无限制牺牲可耕地来满足房地产，不可能靠供求规律自动调节房屋价格。结论：必须加强政府管制，压缩被少数人炒做人为制造的虚假的、非生存必须的居住空间的需求，确保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必须。当生活必需品价格超过老百姓的负担能力时仍然置之不理，仍然靠价值规律自我调节一切就等于用价格剥夺老百姓获得这些必需品的权利，就等于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根据老百姓的生存权高于一切的原则，此时必须打破“价值规律”的框框，对这些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即使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在战争年代照样实行配额制，照样不拘泥于“市场规则”。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既然不能靠无限供应可耕地来解决住房供求矛盾，那就必须利用配额制来保障老百姓的基本需要，就不能容许强势集团为自己的奢侈挤占老百姓的生存权而不付代价。这样做不伤害任何人的生存权，只抑制了“强势集团”持强凌弱、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牟取暴利。

　　要实行居住空间配额制，就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居住空间数据库，把全国所有人的实际房地产占有资料及变动情况及时全部记录在案，一个死角不留。凡用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出立即没收房产，廉价租给穷人。

　　嫌配额低吗？嫌挤吗？嫌钱多了烧得慌吗？想学石崇王恺斗富摆阔吗？好办。到台湾海峡填海造地去。有钱尽管往里填。保你填多少归你用多少，盖“阿房宫”都没问题。有能耐把整个台湾海峡都填平了才好呢，那就为解决台湾问题立大功了，名利双收。要不就到戈壁滩或腾格里大沙漠盖房子去，那儿占地不算配额。如此这般才算真有钱，才算跟“土财主”划清了界限，才算有真本事。

　　方法二：房价与地租分离。严格讲，中国只有租房，没有买房，因为土地归国家所有，卖房不卖土地。既然土地所有权不变，那房价实际是两部分：建筑成本加土地租金。建筑本身在不断折旧贬值，房价上涨，涨的是土地租金。土地既然归国家所有，租金上涨也应该是国家得益，用以补偿失地农民和社会福利。而实际情况呢？房屋买卖时“土地使用费”一次性付清，等于一次付了几十年的租金。几十年的租金一次交齐，几十年的饭一顿吃光。天下有这种道理吗？而交的钱国家能拿到多少？全变成了房地产商的利润，老百姓的负担。这样做只有利于投机倒把，有利于贪污受贿：如果由房屋的最终用户按通常交租方式逐年逐月直接交给国家，那当初负责审批土地的官员想贪污就没那么方便了，也没法一个人独吞。房地产商投机倒把就不那么容易了。既然土地使用费不包括在房价里，真正的房屋建筑本身是随着时间而贬值，再想炒做借口就不那么足了：你说卖出的辆汽车的价格会随着时间而越来越高，人们信吗？即使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好处也归国家所得，让国家源源不断从土地得利，足以补偿失地农民的损失。

　　方法三：如果仍不能抑制房地产投机，则当机立断，取缔房地产投机。房地产投机本来就不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纯粹是少数人“牺牲老百姓生存权牟取暴利”的“人命买卖”，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一旦危急社会安定，当然应该取缔。事关国家命运之际任何政府都有权采取断然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政府干得更绝：公司利润税：100%，即全部没收。富人所得税：97.5%，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尚能如此，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

　　采取这些法子，除非中国人多得象进了高峰期的地铁，人人挤成了照片，连女人大肚子的地方都腾不出来，否则只要生得出来，就不怕没地方住。“房价伤民”的问题必迎刃而解，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

　　如果按照“主流精英”的“理论”，“不折不扣”遵照“市场规律”“价值法则”办事，“在价格面前人人平等”，那就只能要么牺牲农业，牺牲农民，牺牲中国人生存权，要么牺牲城市市民的居住生存权。非此即彼，除走向动乱别无出路。“看得见的动乱”就是这样被“看不见的动乱”制造出来的。

　　七、认识论的混乱掩护“看不见的动乱”

　　回顾回顾“精英”们的“改革轨迹”：

　　“改革”、“搞活”、“先富起来”──“全民经商”（来钱最快最容易）──后果：走私、假冒伪劣、房地产投机，行贿受贿，贪污腐化成风。──“精英”对策：不闻不问，拍手叫好：“松绑”、“腐败是一种次优选择”。──后果：“劣币驱逐良币”“逆向淘汰”。规规矩矩、不能造假、不能漏税、不能给回扣的国有企业吃不消了：产品卖不掉，人才被挖墙角，资金周转困难，无钱更新设备研发新品、企业全面亏损。──“精英”对策：消灭国企，卖光了事：“冰棍论”、“吐痰论”、“靓女先嫁论”……──后果：大批工人“下岗”，生存权被剥夺。──精英对策：活该！“改革代价论”。“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谁让你们生在中国？”──房地产投机导致导致房价狂涨、大批失地农民生存权受损害──“精英”对策：牺牲农业，保房地产。──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引起人民强烈不满──“精英”对策：“政府缩权”。“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私有化”。“政治改革”。“民主化”。“多党制”。共产党下台了事。

　　……毛泽东曾说过，王明等教条主义者“第一不知道人要吃饭，第二不知道打仗要死人，第三不知道路要一步步地走”（大意）。

　　“主流精英”们呢？似乎根本不知道人是要生存的，人的生存权是等不起的。工人下了岗，农民失了地，仍然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一天都中断不得，更不可能等个十年八载，等着“精英”们兑现“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许诺。然而这么实实在在的东西，人命关天的东西，在“精英”们的心目中根本就一文不值。几千万工人、几亿农民的生存权，轻轻松松一句话就抹杀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农业这么重要的整整一个行业，随随便便就一刀砍了：“保护是必要的，但是要保护的是农民而不是农业”、“粮食应该部分依靠国际市场，适当进口”。中国这么大个国家的政府功能，满不在乎就给端掉了：“政府缩权”“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鞋不合适，就剁掉脚趾头。吃饭噎着了，就禁止吃饭。头疼脑热，就砍掉脑袋。人病了，拉出去烧死（当年日本鬼子的行径）。总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管眼前，不计后果，草菅人命，拿国事当儿戏。

　　为什么“主流精英”们能如此狂妄，敢如此胡作非为？因为他们身居高位，把持了改革的“话语权”和“决策参与权”。为什么他们能身居高位？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是“专家”、“学者”、“内行”、“精英”。为什么人们认为他们是“精英”？因为人家有文凭，有论文，有洋人的赏识，有“精英”们的认同。

　　翻翻“主流精英”们的履历可以发现：第一，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学文的出身，没有理工背景，没有系统的自然科学基本规律的严格培训，没有严密的数理逻辑思维训练。让这样的人接受“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现代社会是个大系统工程、是个复杂有机的整体、必须从全局角度看问题”等等常识就比较费劲。第二，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典型的“家门──学校门──机关门（研究所门）”的“三门人物”，长期生活在脱离社会实际的环境中，几乎没有长期基层工作的经历，几乎没有跟各种不同类型社会阶层人物长期、平等打交道的经历。这样的人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往往停留在文字上、文件上、报告上、论文上、新闻报道上和道听途说上，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只有间接认识，缺乏直接认识；只有抽象认识，缺乏感性认识。要让他们对社会实际、对人间疾苦有真实的感受就非常不容易。第三，他们的成功都是个人的成功，靠的是文凭、论文和某某权威人士的欣赏，尤其是洋人的赏识，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实践的成功，没有一个人是靠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了具体的实际社会问题出的名。要问他们究竟解决过什么实际问题，哪些社会问题在他们没来之前总也解决不了，而他们一来便药到病除，保险一个也找不出来。换句话说，他们的成功靠的不是实践，而是“理论”；不是通过实践证明自己，而是利用“理论”“装扮”自己。对他们来说，没有实践可以，没有“理论”不行。

　　中国历史早已证明，如此脱离实际的人物大权在握最可怕。想想中国历代玩弄宫廷政治篡位弄权的宦官奸佞，无不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对客观规律一窍不通却偏要独断一切，无知而权重，量小而心毒，办事无能，害人有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尤其是那些所谓的“理论家”，当其“理论”与实际脱节时不是修正自己的“理论”以符合实际，而是硬逼着现实世界去“迎凑”其“理论”，即使牺牲整个世界都在所不惜。

　　“主流精英”亦不例外。他们的个人的经历、教育背景和功成名就都与实践没什么关系，全靠个人奋斗和少数“精英”的赏识，与集体协作无关，与互相配合无关，与科学作风无关，与客观实践无关，与群众认同无关，与社会效果无关，所以他们心目中只有理论，没有实践。对他们来说，真理不是来自实践，而是来自书本，来自教条，来自“精英”，不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所以他们主张“文凭决定一切”，“‘理论’决定一切”，“‘精英’决定一切”，“‘精英’统治世界”。所以他们轻视实际、脱离实际、不切实际；搞改革来只认理论、不顾实际。在他们心目中，什么实践，什么人民生存权，什么国家利益，都不过是自己论文中的一个符号，只要自己需要，可以一笔勾销。在他们看来，抹掉几千万几亿人的性命没什么了不起，那才是“理性人”“经济人”的本色。因为他们是“精英”，是高人一等的活神仙，由他们统治中国理所当然。而他们要保住自己的高位和权力继续混下去，就必须证明自己代表真理，就必须建立并维持这样的神话：真理来自文凭，来自论文，来自其他“精英”的认可，而与客观实践无关。

　　皇帝为了能当得成皇帝，必须证明自己是“真命天子”。“主流精英”为了实现“‘精英’统治一切”，必须证明“‘精英’代表真理”、“‘精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精英’高于一切”。

　　──“主流精英”们为什么那么恨毛泽东？为什么那么无孔不入不择手段地妖魔化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主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按照毛泽东的认识论，真理只能来自实践，“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要证明自己掌握了真理，就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经得起人民认同的东西来。按照这样的标准，那些只有书本知识、没有实践经验、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什么实的东西都没有，光靠文凭、“理论”教条和权威的赏识等等“虚”玩艺的“主流精英”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被称为“学者”、“专家”、“经济学家”、“精英”，更没有资格把持“话语权”和改革决策参与权。如果按照毛泽东的主张，把他们的一切主张都拿到社会实践中接受检验和群众的鉴定，那他们玩弄的一切阴谋诡计必定立刻暴露无遗，他们立刻就会身败名裂。所以他们才如此仇恨毛泽东，如此拼命诋毁毛泽东。这并非仅仅因为旧怨，更重要的是现实的私利。

　　──“主流精英”们为什么要修改教科书，删掉毛泽东的一切？因为只要人们知道毛泽东的历史，就会知道“土包子”能战胜“洋包子”，就能知道“实践出真知”，就能知道真理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就能知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就能知道光靠文凭、理论文章和少数“精英”的认可不代表有真理，就不会盲目迷信“精英”的信口开河，“‘精英’代表真理”、“‘精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精英’高于一切”的神话立刻不攻自破。

　　──“主流精英”们为什么要修改教科书，删掉雷锋、董存瑞、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要诋毁刘胡兰，要彻抹去历史书上一切非“精英”的英雄形象？因为那些人不是“精英”。承认他们就等于否认了“‘精英’创造历史”；尊重他们就等于否认了“‘精英’高于一切”。

　　──“主流精英”们为什么要彻底修改教科书，“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用社会生活的变化来代替王朝体系的演变，用文明来代替暴力，用千百万普通人生活的演变来代替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因为如果人们知道了历代王朝的兴亡，了解了历次农民起义，就可能承认“人民的生存权高于一切”的历史规律，那“精英高于一切”的主张就危险了。最保险的办法是彻底删除，让你从教科书上根本看不到什么阶级斗争，看不到历次农民起义，自然也就不那么容易认同“人民的生存权高于一切”的历史规律。

　　──为什么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用社会生活的变化来代替王朝体系的演变”，最合乎“主流精英”的胃口？因为这是他们大显身手发挥“文明的冲突”的机会，可以滔滔不绝讲述西方文明如何高级，中华文明如何“低劣”，“主流精英”们从西方文明照搬照抄来的“理论”如何伟大，垄断了如此“真理”的“主流精英”们如何神圣不可侵犯，他们那套“改革措施”如何绝对正确，所以千万不能怀疑他们在用“看不见的动乱”制造“看得见的动乱”……

　　──为什么“主流精英”们那么热衷于“合资”、“外资”，不管中国需要不需要，自己能干不能干，连牙膏肥皂洗衣粉之类也一古脑全甩给外资？因为他们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一贯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玩虚的头头是道，来实的一窍不通，碰到具体问题立刻出乖露丑，洋相百出。他们的诀窍是只说空话，不办实事。但实事总得有人做，如果让别人做好了，那对他们的地位又是威胁。对策：全包给外资，让外国人做去。宁可让外资占尽便宜，也决不让中国人自己处理。这样便能确保“精英”们永远“不犯错误”，永远“一贯正确”，永远高高在上。代价：中国经济“繁荣而不富裕”──中国的表面繁荣实际全靠外资撑着，利益大头全让外资拿了，“摩根士丹利说全球化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精英”们为了自己的地位利益，就是这样根本不在乎任何人的性命，任何国家利益。

　　“主流精英”之所以横行一时，靠的是中国人在认识论的混乱，放弃了毛泽东的认识论，放弃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原则，单凭文凭、论文和“精英”间的互相吹捧就认可了“精英”代表真理，认可了他们是“专家”、“学者”、“经济学家”，让他们篡夺了“话语权”和改革决策参与权，获得了制造“看不见的动乱”的机会。

　　认识论的混乱掩护了“看不见的动乱”。认识论决不仅仅是个单纯的哲学问题，而关系着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八、结论虽然不是学术论文，但不妨再借用一次张维迎公式：“学术观点通行的表述方式是‘如果……，那么……’，讲的是事物的因果关系”，在这里再“如果……，那么……”地“因果关系”一番。

　　──“如果”中国政府不愿意垮台，“那么”就必须防止一切动乱。

　　──“如果”要防止一切动乱，“那么”就绝不能违反“人民的生存权高于一切”这一历史法则。

　　──“如果”要保护人民的生存权，“那么”就必须严厉镇压“看不见的动乱”，就必须明确：以任何名义剥夺人民生存权的言行均属于“看不见的动乱”。

　　──“如果”要镇压“看不见的动乱”，“那么”就必须坚持毛泽东的认识论：真理来自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又：赞同牺牲人民生存权的人可能是蓄意煽动“看不见的动乱”，也有可能属于无意。那么如何区分呢？容易。查经济来源。经济清白、偶尔为之的，是认识问题。拿了外国“基金会”的钱、拿了利益集团的钱的，就是蓄意，就是制造“看不见的动乱”的罪魁祸首，不折不扣的十恶不赦，死有余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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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黎阳：看不见的动乱与看得见的动乱 - 2006912 [65042字节]〖点击:126〗2007-02-03 07:20
如果能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说明“动乱”就好了。 - ttx [空]〖点击:13〗2007-02-03 10:33
丧失政权的人民，就只有吃二遍苦。 - M.L.M.毛继东 [760字节]〖点击:47〗2007-02-03 1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