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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东兵：《张春桥在狱中》（第15章——20章）
作者: 望星海
日期: 2007-02-14 10:44
第十五章 什么起诉书 纯粹是胡闹
张春桥终于冷静下来了。现在不是说华国锋、邓小平实质上已经从口头上都要彻底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连刘少奇的案都翻了个底朝天。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结局，从现在起，已经彻底地丧失得干干净净了！回想四年前华国锋刚刚上台，他高叫的那些“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呀，“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呀，“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呀，不都像涂在他脸上的令人发笑的油彩吗？
时间才是最无情的法官。刚刚四年，究竟谁是真正执行毛泽东的路线的人，谁是要修正毛泽东的路线的人，已经一清二楚了！
还在检察院的特别检察官审讯他的时候，有个检察官就把《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给他宣读了一遍。
尽管张春桥一言不发，但是他对决议的每一字都听得特别清楚：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对关于刘少奇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窃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和进行了同样的迫害……”
“根据以上复查的结果，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原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同志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状，以及其他各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蓄意陷害。八届十二中全会据此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事业……”
听到这里，张春桥忍不住冷笑起来。
“你笑什么？”检察官的眼睛是严厉的，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就在这一刹那，张春桥恢复了原来的神态。仿佛压根儿就没听到什么话。
“张春桥，我们奉命对你的问题进行检察，我们也给你念了党中央的有关决议。你听了以后，可以针对你的活动，把你认为有罪或者无罪的根据，给我们一一地讲清楚。这既是对你负责，也是对党和国家的利益负责。你听明白了吗？”
张春桥就像一尊大理石精工塑造的石雕，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们是严格依照事实办事的，不是你的问题，我们决不给你强加。是你的问题，我们也希望你不要推卸。”检察官还是耐心地给他讲述着那一套早以背会的道理，既没有加，也没有减。完全是按照预定的脚本在进行着。这一套，哪里能瞒得过张春桥的眼睛？他很清楚，即使自己在这里把理由说得雄辩无隙，当局照样定自己的罪。与其浪费口舌，不如坐在这里听其自然……
是的，在打倒刘少奇的整个过程中，江青、康生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林彪早就对刘少奇有看法，所以必然对毛泽东的意图要采取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陈伯达是在看准了毛泽东的思想变化后，迅速采取了迎合和投机的措施而已。
其实，在打倒刘少奇的整个过程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杨成武等人同样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春桥虽然那时没有在这个重大关键问题上发挥什么作用，但是，他对当时的许多情况是了如指掌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以后，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分歧和矛盾开始日益表面化。但是，毛泽东从策略和斗争的艺术出发，还一直在讲：“刘少奇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他肯改，还是可以变过来的。这个就需要大家帮啊，其实需要他自己改，不要搞两面派。”
到了这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分别作了检查。在小型的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会议上，发言的主要是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等军队上的干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大多对他的历史不清楚，开会时也只是老在后面坐着，根本轮不到他们讲话。这时的批判会，是由林彪亲自主持的。向毛泽东汇报也是他和叶剑英、徐向前等人进行，其他的人根本插不上话。当时，毛泽东曾经指示批判会停止再开，说：“再开下去，刘少奇和邓小平就成了反革命了！”
那时，江青一开始的态度是：“刘少奇的大字报不要上街。我们要听毛主席的安排。不过，刘少奇的检讨确实不像话，在干部中没法通过。全国人民需要一个认识过程，我对邓小平已经认识了十几年了，对刘少奇是一九六四年认识的。当时我觉得我们党处在危险之中，那时我听了他的一个报告，长达七个多小时，完全是赫鲁晓夫的报告，他反对主席的调查方法，主张王光美那样的蹲点，王光美的蹲点是假的。她是一个很不老实的人。那年她陪刘少奇访问印尼的时候，我当时在上海，王光美来请示我，问：‘这次去能否戴项链？’我说：‘不必要戴了，你是一个大国主席的夫人，又是共产党员，不必要戴。’她后来又请示了几次，我都没有同意。她自己也答应不戴了，后来到了印尼，她还是戴了起来。现在刘少奇的问题还是限定在党内，造反派揪不到。清华大学贴了刘少奇的大字报，毛主席亲自让陈伯达去制止。我们应该听主席的。”
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刘少奇完全拒绝了毛泽东要求进一步对历史上的问题和指示薄一波等人人在一九三六年写《反共启事》等问题进行检查，明确的指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制定出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他的同志们也说不清楚。我是稀里糊涂地被你们把我的权力剥夺了。我现在已经靠边站了，可是全国的武斗、群众斗群众的事件愈演愈烈，中央文革小组下不了台。扣到我的头上来了。我要求中央召开全会，让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我还是党中央副主席嘛，提这样的要求总不过分吧？”
毛泽东听了这些，气愤地说：“刘少奇要反扑呀。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的。如果你们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就会让这个落水狗上岸。那时，人家就要剥夺你们自由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我看一个也剩不下！你陈伯达投降，人家也不要！”
这时，许多的情报反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
刘少奇在中南海他的家里，给好几个省市的负责人打电话，密谋研究对付中央文革小组的办法和策略，他的指示是：“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空有其名。将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办法是对的，毛主席将来也得用那个办法。他用全会的办法改组了政治局常委，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改组政治局嘛。我的意见是再拖一段时间，等到他们的办法混不下去时再说。”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刘少奇对他的女儿刘涛说：“中南海有中南海的纪律，从这里知道的事情，不许对外讲，否则你就别跑中南海。你们对强加给你们的错误不要轻易地检查。真正认识到错了再检查。认识不到就别检查。一切等待历史和实践来检验。”
就在这个时候，刘少奇和中央的其他一些领导人打招呼说：“现在的红卫兵自己开始认识到谁的路线是对的，谁的路线是错误的了。有些学生总是没完没了地揪斗我们的一些干部，动不动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哪里有那么多的反动路线！确实是有一小撮坏人要乘这个运动整我们的干部，可以在学生中展开大辩论嘛。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搞四大了呢？要搞，让我们的干部子女们也站出来讲话。”
毛泽东对江青、陈伯达等人说：“最近学生中出了个什么‘联动’，打人、抄家、替刘少奇鸣冤叫屈，张贴反动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我看有后台。最近一个时期，刘少奇活动很频繁。你们在睡大觉的时候，人家可是没有睡觉，而是在活动。现在是需要你们开始反击了。过去那些保他的话该作废的作废，该收回的收回！”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七日，江青在接见北京少数派代表时，提到不宜给刘少奇贴大字报的问题时，当场就说：“那是几个月以前，现在形势变了。不过，你们要背对背地揭发和批判，不要死揪。除了这条，其他怎么做都可以。现在，两条路线斗争的胜负现在还没有定呀。许多的同志为我们党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提起许多问题时痛哭流涕，确实是担心呀。可是还有的同志在麻痹不动，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还在数天之前，周恩来建议中央成立刘少奇的专案组，负责审查他的问题。毛泽东摇摇头：“现在还不到时候，可以先审查王光美。这个人的来历是很复杂的。许多问题可以从她身上得到解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江青说：“这个人可是有特务嫌疑。早在建国初期有人就向主席建议要审查这个人，主席说：‘少奇自己考虑吧。’这些年来，刘少奇将王光美放在了很不适当的地位。竟然让她直接参与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重大的问题。这是要干什么？我们相信可以通过审查弄清楚这些问题，找出合理的解释。”
一九六七年一月的《红旗》杂志第一斯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里，有这么一段引人注目的话：
“鼓吹《清官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官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这是公开在报刊上批判刘少奇的第一个信号。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经毛泽东审定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又这样点道：“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头面人物，革命群众已经看清楚了。”这里。再一次地把刘少奇等于公开点了出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廿六日至三月廿五日，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召开了军以上会议。四月间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这两个会议实际上就是全国全军公开动员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誓师会。三月九日，康生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五月问同谢胡的谈话和一九六七年二月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强调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暗指了党内走资派就是刘少奇。谈话明白无误地说明：毛泽东整刘少奇，早已准备很久了。所考虑的就是，采取什么方式，用什么样的突破口或在什么时机动手的问题。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整个进展，既有毛泽东的事先安排，又有他根据形势的发展因势利导和随机应变的调整策略和斗争艺术的技巧。
二月九日和十日，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会上讲话，公开了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历史上的各种错误，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指示。三月十日，康生在大会上再次批判刘少奇的一系列所谓的罪行。在他们的讲话里，都明确地给刘少奇所定的罪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没有再称刘少奇和邓小平为同志。
这就是一个信号，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矛盾由人民内部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的标志。
在那次会议上讲话的还有杨成武、萧华、叶剑英等军队方面的负责人，他们同样都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事实，揭发和批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所谓罪行。
三月廿二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地提出了任务：“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在军队系统里首先肃清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这是保证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的部署正常进行的关键。通过这几个月来的运动看，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就是说，通过军队支左，暴露了军队的许多的问题，反映了军队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的。刘邓路线在军队里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如果我们不肃清，就会出大问题。”
对林彪的这个讲话，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下午有个批示：“林彪同志：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其作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
毛泽东所删去的，正是“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这些话。
当时，张春桥对毛泽东的思想看得很准。他对江青、姚文元说：“主席已经把解决刘少奇的问题放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目前这个时候公开批判刘少奇可以挽救我们党的大多数的干部，否则就会有更多的干部上当受害。时机可是千万不能错过的呀！也就是说，毛主席要我们通过批判刘少奇来促进全党全军全国的团结。”
三月廿八日，王力和关锋给毛泽东送去《“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这个材料里公开点出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插手清华大学时的问题，把所有的问题或错误都归结到了这一点。
毛泽东在三月廿九日批示：“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两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请先印发参加碰头会的同志及其他同志看一看。”
紧接着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议上讲话时，说：“现在刘少奇等人想把打击一大片的问题扣在我们头上，说运动打击面太大了。其实真正要把人民群众和大批干部打倒的正是他自己。对刘少奇的问题可以全面看一看，不要只是限定在这次运动中，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七年的问题，甚至更长。”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还是毛泽东亲自批准并帮助修改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这篇文章里，公开宣布：“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同时提出了八个问题，实际上等于公开了刘少奇的主要的所谓罪状：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暴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在要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保一少”的修正主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破坏社会主义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所有这些，都是在毛泽东的指示或认可的情况下进行的。张春桥不只一次地和自己身边的人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是林彪或者是江青，还是任何人，在决定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上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指示或者经过他批准、同意，而要另搞一套，毛泽东同志是不会放过你的。林彪的下场，包括关锋、王力、戚本禹的下场，统统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经受得住考验，不断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就是因为我们的每一步都坚决地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的。这一点，我们能够经得起任何人的检验和考验。除此而外，我们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
张春桥想到这里，似乎坦然得多了。他下定决心，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他准备要扬起头来，不理睬来自任何方面的惊涛骇浪！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接近那个历史的庄严时刻。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庭，根据彭真的指示，完成了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林彪、江表反革命集团案起诉意见书》、案卷材料、证据和讯问被告记录，认为此案十名主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决定提起公诉，并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委员会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书。
十一月五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将起诉书移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提起公诉，并将十名主犯及其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特别庭依法处理。
第二天，特别法庭召开第一次全体审判员会议，讨论接受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移送的起诉书，并通过了特别法庭规则。又过两天，特别法庭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决定受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决定向被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这一切，很像早已编排好的演戏，一幕幕地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日早晨，特别法庭指派的由各被告书记分乘十辆崭新的小轿车，风驰电掣地直奔秦城监狱。
举世关注的北京大审判正式拉开序幕了。
这天，张春桥似乎已经有了预感。起了床后就站在窗口望天空。活动了活动全身，吐出几口胸中的闷气，咬了咬牙关，好像什么事情正在下着决心。吃了饭后，他把碗筷自己洗干净了。揪了揪那件黑色的中山装棉袄，仿佛要等待着什么。
当监管员和全副武装的两名警卫战士出现在张春桥面前，把他往外边解押的时候，他二话不说，摆了一下手作了个带路的手势，大摇大摆地走出监房的大门。
进了审讯室，张春桥扫了一遍身穿法警制服的法官们，耀眼的灯光对准了他，那是给他录像的摄影机对着他拍摄电影和电视。他听到了书记员的声音：
“我们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人员，奉命给你送达起诉书副本。根据……”
话没说完，张春桥把身子一转，嘴里咕囔着说：“胡闹！纯粹是胡闹！我不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告人有辩护权，你可以委托律师给你辩护，你自己也可以辩护……”
张春桥瞪了对面的书记同一眼，还是那句话：“我不接受，我根本拒绝你们的起诉书，要什么律师？你们完全是胡闹！”
书记员把起诉书和钢笔递到他面前，让他在送单上签字，他断然拒绝：“不签！我不接受，我不要你们的起诉书！”说完，张春桥就站在那里，再也不搭理任何人了。
张春桥被押回监房后。那份起诉书由监管员给他带回来了。监管员说：“你可以到法庭上对起诉书进行驳斥，怎么能不要呢？你有辩护的自由嘛，不接受是错误的。”
“我不要这些东西！”张春桥还是那个样子。他背转身，不再理睬监管员。
但是，监管员走后，张春桥见监房里没有人了。便从桌子上拿起了起诉书，坐在床上认真地阅读起来……
这些，都被窥望镜里的监视人员看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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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红旗永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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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452
注册：2007年1月20日
回： 主 帖
文章ID:228573 2007-2-3 21:17:38 18 楼
第十六章 他如同聆听当年的辉煌战绩……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十日一早，张春桥就起了床，开始在临时的囚房里散步。准确地说。昨天一晚上，他几乎就没有睡觉。他的大脑一直在思考着问题。他已经知道了，这天将是一个令全国人民，当然尤其是他永远难忘的日子。今天他和江青等人就要接受所谓特别法庭的审判。这场他称为是反革命的闹剧的审判究竟要怎样开场呢？他在盘算着今天的开庭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他很希望在这天会出现他所希望的一种局面，但是，很难呀！
表面上，他很镇静，如同原来一样。其实心里就像沸腾的开水，不停地上下翻着。他在想，今天的开庭，会不会见到江青？如果见到江青怎么办？需要不需要说几句什么话？考虑来考虑去，他决定还是什么话都不说，任凭当局随意处理吧。到了法庭上，面对数以千计的听众，最好的武器就是压根儿不理睬法庭的任何动作。这就意味着自己目无他们这伙乌合之众，或者说自己就根本不承认他们有权可以审判自己！吃了午饭，自己刚小睡了片刻，就被提押到轿车里，朝特别法庭的方向驰去。
下午三点的钟声刚刚敲过，设立在北京正义路一号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正式开始。这场举世瞩目的审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中国人民也希望这是最后的一次。这样的日子多了，并不是一件什么光彩的事情……
这时，早就坐在旁听席上的近千人，纷杂的议论声逐渐地安静下来，当江华宣布法庭的组成人员时，大厅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了。人们一个个伸长脖子，想象着当年的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政治巨头们今天的风貌。这种即将揭晓的时候，就像一种特强的磁力，吸引着在场的所有的人。就连参加审判的人员，也多少显得有些忐忑不安了。在场的有一些人早已听说了张春桥在监狱里以沉默为武器进行抗争的传说，他们今天倒想一领这位理论家的丰采。
三点零三分，江华庭长宣布：“传被告王洪文到庭！”
随着令下。王洪文在两名法警的押解下，从候审室走了进来。这位被张春桥发现和一手提拔、推荐的所谓希望之星，早已失去了当年的光色，他的头被推成立平头，耷拉着脑袋，满脸霉气，精神不振地出现在久违了四年时间的人们面前。随后是张春桥的老搭档姚文元。可以看出，他是强打着精神尽力挺着出庭的。他的眼光不敢在众人中扫视，迈着惊恐的步子出现在人们面前。在江腾蛟、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陈伯达、李作鹏依次站进了各自的被告席后，张春桥出来了。人们的目光一下子对准了他。
他，扬起蔑视一切的黄腊腊的面孔，身穿一件中式黑棉袄，敞着领口胡子拉杂，微眯着眼鲭，似乎是满不在乎地走进了审判大厅。从他的表情里，人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愤怒、不平和嘲弄。这时，人们轰动了：“张春桥没有变，他还是原来的老样子！你看他。根本不服气，完全是在傲视法庭！”
最后进来的是江青。她和张春桥有所区别，也和所有的被告不同。她俨然一副挑战者或得胜者的姿态来到法庭。看她那副表情，她不像到法庭来接受审判，而是像当年那样来接见看望她的各界人士来了。用她的话来讲：“我要吃得饱饱的，把身体锻炼好，绝不在他们面前倒下去！”十七年前，她和张春桥决定要给她所说的修正主义一个摧毁性的打击时，说过一句话：“也许我们要受伤，甚至被他们押上法庭。那对我要昂首挺胸，以最后胜利者的姿态来接受历史的鉴证。”不料到现在，她的预言实现了。
江青和张春桥，在这天的法庭里，成了两个最引人注目的角色。
张春桥看到江青时，仿佛电传了一下，嘴角微微蠕动着，想说什么但是没有说了出来。但是，眼神的意思是充分表达了。他朝她点点头，她也向他示了示意，算作互相鼓励吧。江青从他嘴角流露的微笑里，看出了他的所谓勇敢和坚强。他在暗暗地赞赏：“春桥，好样的，像个马列主义者的样子。哪怕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坚持我们的信仰和理想。我们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下午三点十八分，江华宣布宣读起诉书。这时，张春桥才明白，今天的开庭，大概就是这样一项内容。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再一次地来公布一下所谓我们的罪状罢了。不过，在他看来。这次罗列的条款，基本上接近了事实了。不过，所谓的罪状，应该是自己的功劳。他对自己所干的一切，并不后悔。
这时，特别检察庭庭长黄火青开始宣读：
张春桥微闭眼睛，认真地听着这份断定要载人史册的奇文。他统计过，《起诉书》共分四个小标题，即：“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策动上海武装叛乱”。这四个标题里，除了第三个标题里没有自己的所谓罪状外，其他三项都有自己的内容。哼，同修正主义斗争，“迫害”从何谈起？我们从来是反对镇压群众的，我们镇压的是一小撮反革命！把林彪的罪状和我们联系在一起，简直是开国际玩笑！
他脸上显露出捉摸不定的冷笑，静听着法庭上那个声音：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方面的领导干部。(一)策动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篡夺领导权。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三日，林彪策划夺权，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并煽动迫害领导干部，说：‘有的关起来，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些方式，如搞喷气式，’‘对有些人得用这个办法，如对彭、罗、陆、杨就很需要’。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二日，张春桥在上海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四月，张春桥在上海说：老干部‘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一个也不留！’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五年，张春桥在上海和北京多次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划夺权，提出‘改朝换代’，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就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张春桥狠狠地瞪了审判台上的那些人一眼，脸上露出阴森森的冷笑。你们这些愚蠢的家伙，硬把我们和我们为之斗争了好久的林彪集团位在了一起。熟不知，你们所罗列的，正是林彪还没有沦为罪犯时的功绩。林彪真正的罪行是反对毛泽东和我张某人。当时这些在台上的人，还几乎毫无例外地跟在林彪后面大喊他永远健康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张春桥在北东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单独接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在张春桥的支持下，蒯大富于十二月廿五日在北京组织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呼喊口号，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张春桥坐在那时，干脆闭上了眼睛。不错，这是鄙人的杰作。但是，这不是罪恶，而是辉煌的战绩。
黄火青还在振振有词地宣读：“(九)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一九六六年九月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林彪、张春桥、吴法宪和邱会作等诽谤、诬陷朱德是‘黑司令’、‘老机会主义者’、‘军阀’，‘野心很大，想当领袖’。”“一九七六年二月到五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毛远新进一步诬陷邓小平。二月三日，张春桥针对一九七五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九七六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写道：‘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并引用古诗：‘爆竹声中旧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再次暴露张春桥妄图‘改朝换代’的反革命野心。……四月五日，张春桥诬陷邓小平是‘纳吉’……”
张春桥仿佛陷入到当年的回忆里，他想道，今天有此大难，完全是当时一个接着一个的失策。这个失策，其中就包括了自己最敬爱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对邓小平和华国锋这些人的轻信和重用。他们不是口口声声地讲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现在，无情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当年自己对一些人的提醒是多么的正确！
就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下旬，讨论邓小平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时候，张春桥就对江青说：“再不能无休止地提拔这个人了，再这样提拔他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一个否定。毛主席决定了对他使用时，我就联想到了今后对历史的解释。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轻易地改变了他的政治态度？还是留有余地吧。”
到邓小平搞右倾翻案，被毛泽东停止工作，决定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时，张春桥再次对江青说：“主席的心肠太软了，完全是慈善的老人心肠。可是我们是在搞政治斗争，不是显示公平合理。再这样下去，不利于我们这些人发挥作用呀。”
很难想象江青是怎样考虑的，她完全相信毛泽东对政局的决策。她说：“主席是决不会走花了眼的。他有他的长远大计，我们就是再受委屈，也应该坚决维护主席的决策。你放心，不管是邓小平还是华国锋，只要我一声令下，他们统统都得完蛋。这已被历史所证实了的。”
那时，他就觉得这个女人已经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低地估计了别人。但是，他实在不想打击她的好强和自信。他知道，人在已经被一种无形的怪物所迷惑住的时候，任何真切的语言都将失去效应。现在他最大的后悔就是没有冒着最大的风险来做避谣的努力……
张春桥坐在那里，一边想着心思，一边断断续续地听着起诉书里有关自己的那些段落：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张春桥指使王洪文、徐景贤等，借为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材料之名，编造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在上海的‘九大’代表学习班中散发，诬陷陈毅‘投降帝修反’，‘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同时，搜集、编造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材料共七十六份，一一六三页。”
“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指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梁效’、上海的‘罗思鼎’、《红旗》杂志的‘池恒’和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唐晓文’等写作班子，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姚文元、张春桥还审定马天水、徐景贤的讲话稿。这些文章和讲话稿，把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老干部诬陷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煽动加以迫害……”
张春桥真想站起来破口大骂：你们这些东西，只能欺骗一些没有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或对文章一无所知的人。真正参加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可以知道，自己所参与或讲诉的那些话，没有一条是自己的创造，而都是毛泽东主席和全国亿万人们的共同呼声。现在，这些家伙们只字不提毛泽东，而把一切罪名都加在自己头上，这哪里还有半点的公平或真实！
他突然想起一九七五年八月他和上海的一些干部谈话时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那天，几个年轻人激动地对他说：“请春桥同志转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坚决跟着毛主席走，在任何大风大浪中都不会动摇。我们跟定你了。”
张春桥指着墙壁上悬挂着的毛泽东的画像说：“你们想过吗？跟着这个人可不能只是太平无事。你们要准备吃苦甚至倒霉。你们别以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会一帆风顺，不是那么回事。我现在才真正相信了斯大林的一句话：社会主义越是接近胜利，斗争越是残酷和激烈。毛主席把邓小平等人重新扶上来，原来就是为我们树立一个对立面的，有他在，我们不会睡大觉。他现在搞的这一套，有多少人赞成他？你可以搞一个调查研究。我看不会有多少人的。这场斗争必然要有一个反覆，不经过这样的一个反覆，人们不会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和正确的。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们会感觉到跟着毛主席不仅仅是胜利，还会失败和倒霉。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能断定，谁是真正的革命者，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好学生。”
现在，不是充分证明了自己这句话的正确性了吗？
“被告人张春桥，男，六十三岁，山东省巨野人。逮捕前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在押……”
他弄不清楚，为什么起诉书里要把被告人的名字放在了最后？这样究竟有什么的意义？但是当他听到自己最后的这一连串的职务时，再次感到了某种满足和自豪。说老实话，在自己刚刚参加到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行列的时候，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担任这么多的重要职务，那个令许多人眼红不已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就已经使他诚惶诚恐了。但是当这些职务到手后，他又产生了一种非我莫属的渴望。与其中央的那些最高职务让华国锋之类占据，不如由我来担任更好。但是，自己毕竟不好毛遂自荐了。在一定的程度上，过分的退缩也是一种失败的开始。现在的结局不是证明了许多的问题吗？当初要是及早采取措施，也许历史会改变一种写法。
当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老生常谈的废话时，他把耳机摘下来仍到桌案上，闭上眼睛，假装打起瞌睡来……
张春桥认为他是在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和所谓的特别法庭较量着，较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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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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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一帮叛徒,先打到主席,然后自己DOG咬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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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红旗永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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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我对我的过去并不悔恨
张春桥回到监房后，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看得出来，他的整个神情和过去产生了一些大的变化，监管员猛然觉得，张春桥似乎变得轻松了。是的，当他出席了第一次开庭后，他强烈地感觉到法庭的气氛并不是像报纸上所说的那么可怕。旁听的人们对他来说，是一种久违了的感觉。
当医生出现在他面前，要给他量血压和检查身体的其他部位的时候，他顺从地听从了医生的要求。他轻轻地说：“你们辛苦了。虽然是例行公事，但你们做得不错。”
“你的血压正常，没有什么异常表现。”医生对他说。
张春桥笑了笑：“我并没有什么压力，’怎么会不正常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只是做了毛主席和党中央要我做的事情，又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所以我心安理得，身体一切都很正常。今天听了法庭的起诉书，根本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他们是在审判我吗？”
监管人员给他送来了他需要的基本马列著作，对他说：“你这两天好好休息休息，还没有进行法庭调查呢，时间还长的哩。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张春桥把那份起诉书拿起来，反覆地看了几遍，嘴里喃喃道：“简直是胡闹！搞这些东西，一看就知道是对文化大革命一窍不通的他搞的。鸡零狗碎，杂乱无章，相互混淆，没有逻辑。怎么能把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说成是什么‘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呢？简直是在开玩笑！这等于说毛主席在领导人民篡夺领导权，完全是在胡闹！”
是的，整整四年来，张春桥一直以沉默和置之不理来对付每次来审讯和与他谈话的人，偶尔说上几句，也是怒骂而已。这些，只有在政治局的成员们打交道时才会出现。即使到了这个地步，他还是牢牢地掌握着对话的身份和等级，从未肯向地位比他低的人就范。用他的话来说：“虎死威风在，人倒品格高。作为一个毛泽东培养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决不能在这些乌合之众面前丢失了我的身份。”
“张春桥，你到了这个地步，对你的过去感到悔恨吗？”监管他的哨兵和干部这样问他，“你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难道不对过去的事情而惭愧吗？”
张春桥摇摇头：“不，我对我的过去并不悔恨。要说是我们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倒是可以写很多的文章。其中一个那就是我们对修正主义分子太宽大、太没有原则了。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不是当局指我们的那些。他们只是站在他们的立场来考虑问题的。和我的总结基本上是格格不入的。”
不错，张春桥是这样来对付这次法律的审判的。从一九八零年九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公安机关的侦察预审中认定的犯罪事实，和他逐条核对时，他就大声地说：“我不是反革命，我拒绝回答你们所提的一切问题。”
讯问结束，书记员让他看记录时，他把脸一扭，说：“不看！”
“那我们要给你念一念审你的记录。”张春桥摇头：“不听！”
“那请你能在记录上签字。”张春桥把递过来的本子推开道：“不签！”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四年多，张春桥就是这样默默地生活着，除了散步就是坐在床上思考问题。偶尔的时候，他也和人们说上几句，但绝大多数是谈生活上的事情比较多些。
他已经得到了消息，原来那些政治舞台的活跃分子，包括王洪文、迟群、于会泳在内的许多的人，此刻都向当局屈服了，低头了，认罪了。真正能够坚持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践自己当初誓言的人。真是凤毛麟角。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一个道理：革命，革命到底难。越是到了这种情况下，自己坚持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就越发带有重要性。让毛泽东有灵，也为有自己这样坚贞的革命家而感到欣慰。
这种信念，一直使他度过了整整四年的难熬日子。是的，这，他天天是在批判的声浪中度过的。翻开报纸，他认为没有一天不在骂他，丑化他，侮辱他。而这种批判，还在天天继续着。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他还很难准确地回答。在这样的气氛中而不低头地生活下来，没有一种坚强的勇气和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是绝对办不到的。想到这里，他为自己能够做到这些而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荣耀。他甚至认为，他自己在将来一定会成为后人景仰和崇拜的一个楷模。所以，他不得不对自己严格要求了，处处在精心塑造着自己的另一种英雄形象。
这就是在特定环境中的张春桥的心理支柱。
张春桥不知怎的，突然想起这样的一件事情：在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曾经挑寻地对他说：“你张春桥口口声声地要限制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这些人对这些都不懂，很想听听你的高见，我们也见识见识。”
张春桥认为，在邓小平的眼里，自己是会捧着书本照抄照录的笔杆子，理论修养很难估量。他索性给他来了个长篇大论，邓不平坐在那里不得不听了好半天：
“资产阶级法权的产生、发展和消灭，有一个过程。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必然要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得到反映。列宁说得好：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仅会保留着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国家与革命》)。我们现在就是建设了这样的一个国家，还要保障资产阶级法权，这一点跟旧社会差不多。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毕竟有着本质的不同，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对资产阶级法权也是这样。我们要合乎规律地去认识和对待尚存在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因势利导地加以限制、缩小，并创造条件去逐步消灭它。而那种要求把资产阶级法权凝固下来的观点，实际上是要变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革命的辩证法，不承认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保障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要限制，不要缩小。我们讲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正是在承认的前提下去消灭它。保障不是目的，消灭才是目的。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走向国家的消亡，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过程，也是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缩小和逐步消灭的过程……”
邓小平摆摆手说：“你讲了这么多，我总算是听清楚了。看来，你是现在就想实现共产主义呢，是不是？你讲了这么多道理，究竟有多少符合中国的实际呢？以我看，是不是中国的实际的。你现在就想搞共产主义，脱离了中国的条件和实际，还是一种左倾的幼稚病。要不得！如果没有物质基础，你怎么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呢？”
毛泽东听到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和他的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后，对张春桥、江青、华国锋和毛远新等人说：“邓小平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很反感，也不奇怪。我和他斗争过多少次了，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合作化的时候，他就反对。革命他靠的是物质刺激，不要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这个人，改也难呢。”
毛远新说：“主席曾经说过，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不过是党的同路人。我看，邓小平也是这样。我们反对林彪的时候，他很支持，似乎和我们的观点和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当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就不干了。给了他一定的权力的时候，他就仍然要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种人正如鲁迅指出的，他参加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象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张春桥讥讽地说，“邓小平就是这种已经夺上了旧椅子的人，他对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在上层建筑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上的继续革命实际上都是要反对的。这也就是他之所以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迟迟不表态支持和维护的原因。”
毛泽东对邓小平警惕了。这促使他最后带病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那么，张春桥冷静下来思考，这个批邓究竟错了没有？邓小平是不是要搞资本主义的复辟和翻案活动呢？冤枉他了没有呢？这些，已经人民面前作了最好的回答。他现在所干的，正是毛泽东当年所要防止的和反对的。那么，邓小平已经用现在的事实给了全党一个活生生的回答。既然如此，还怎么要把我们向毛泽东反映的问题，说成是什么诬陷呢？究竟是谁诬陷了谁？这已经不是口头上的争论，而是已经用大量的事实给予证明了。
张春桥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想起昨天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时那些人的脸谱，又觉得有点可笑。他忍不住站了起来，走到桌子旁边，把那份起诉书拿起来，再次阅读：
“(八)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一九七四年十月，江青诬陷周恩来等搞阴谋，说：‘他们国务院那些人，经常借口工作搞串联’，‘总理是后台’。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在北京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策划，十八日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像林彪在一九七零年庐山会议那样搞篡权活动。一九七四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指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和上海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等利用舆论工具，编写煽动在全国范围内批‘现代大儒’、批‘宰相’、批‘周公’等文章，影射周恩来……”
张春桥又回想起了那段往事。他想，如果当时在四届人大前夕能够阻挡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后来的中央副主席，也许历史将不是这样来写。中国这个长期有着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传统影响的国家，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最讲究名正言顺的。只要你没有到那个位置上，你从事超出你位置或权力范围内的事情，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你要是到了那个位置上，你干的就是有点出格，也会被视为是正常的工作范围而不被追究。不管是你有没有先见之明，你都得照既定的条件和位置来办事。这一点，恰恰就是限制了他和那几个同伙。
现在无须讳言了。周恩来就是要推荐邓小平来主持中央的工作。他对毛泽东说得很清楚：“目前还没有比小平同志更合适的人选了。让小平同志再带一带年轻人，对党的工作极为有利。小平同志有能力、有资格也有丰富的经验。其他人主持国务院或中央的工作条件都不成熟。”正在重病里的毛泽东同意了他的意见。
当时，邓小平得意了。他认为毛泽东事实上已经丧失了再主政的能力，一切将听凭于他们的指挥和安排。而张春桥就认为，毛泽东一定有当时他的难言之隐。他坚信毛泽东会明察秋毫的。当时毛泽东不让步行不行呢？可以，但是要有风险。
已经接近双目失明的毛泽东如果不考虑到一定的时候，有人会铤而走险，他会作出更加大胆的选择。但是那样对历史的交代和后人议论会有难以解释的作用。政治家的冒险选择往往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只要还有一份奈何他们都不会拿上全局的性利益而做赌注。
老道精熟的毛泽东心明眼亮就是不说出来。他具有统帅全局的能力和水平，可以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而且还能把它再装进去。他打出去又收回的本事使相当一批政治家为此叹服。可是，智者千虑忘记了他的一失。他没有想到他身后的继承人的水平。如果说是教训的话。这便是其中一条最为沉痛的教训。
几个政治局委员，难道不能在一起商量问题，中央主席作若干看法的反映吗？如果连这样的自由都没有，那还有什么民主可言！
但是现在，这一条成为他们几个人的一条大罪！《起诉书》里的这些东西，在当时的政策和法律里，哪一条能够称得上犯罪？可是，他们偏偏胆敢这样干！这还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象征吗？
当时，张春桥就对江青说：“主席能不能听我们的，可是关系到下一步的命运和前途了。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再等待了。”
应该说，江青是听取了他的建议的。她也同样看到了当时许多问题的严重性。她当天就把王海容和唐闻生找去，嘱咐她们报告毛泽东：在十月十七日晚上，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议上，邓小平和江青发生争吵，事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的会议开不下去。
当晚，他们再次把这两位毛泽东身边的女将叫了过去，张春桥说：“国内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中出现的逆差，是国务院领导同志‘崇洋媚外’所造成的。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的态度和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差不了多少。我们向主席讲一讲，目的在于使主席了解情况，不一定要干扰主席的思路。”
十月十九日，这两位女将到医院把江青、张春桥和他们谈话的情况给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说：“我已经知道了政治局开会的事情。经过我的了解，江青同志和张春桥的指责水分太大。事情并不是江青说得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前就计划好要整邓小平，而邓小平容忍了很久了。”
这些，本来也不过是党内生活的正常规律，有什么可说三道四呢？
张春桥反对邓小平再次出任党和国家最重要的领导职务，是基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积极地支持和推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条出发的。虽然他一再表示认识到了过去的错误，表示对运动中对他的批判真诚接受，永不翻案。但是站出来工作以后，并没有什么大的行动，反而和过去一些有这样或那样错误的老干部联系在一起，经常围绕在周恩来身边，有些令人非常可疑的动作和言论。他和江青等人不断地收到有关他和其他一些人的材料，但总是得不到他们的重视，甚至怀疑这是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挑拨。所以，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但是，当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积极地支持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职务的时候，他和江青等人都有点慌了手脚，不得不匆匆忙忙地研究阻拦。但是，他不知毛泽东已经有了他的主意。
他认为，毛泽东的好心并没有得到邓小平这些人的好报。在邓小平这些人清楚地得到毛泽东患了已经不久于世的不治之症——一运动精神原病后，他和叶剑英等人迫不及待地以整顿为名，大搞右倾翻案，而且公然拒绝毛泽东让他主持会议制定一个正确评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终于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愤怒和反感。这才导致了他为政不到一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张春桥依然认为，周恩来的逝世和邓小平两、三年来参与中央工作所造成的影响及一些政治谣言的作用，触发了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爆发。毛泽东虽然对中央的最高领导层采取了断然措施，但是还是不彻底。从政治权力的角度上讲，毛泽东的留有余地实际上是种下了隐患。老人家的防范措施没有及时地跟上去，特别是对华国锋的警惕几乎没有制定任何的限制手段，终于造成了这样的一场悲剧。
张春桥反覆地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起义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论述。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也很想总结几条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可惜这个任务是轮不上他来完成了。他的思维至今还停留在那个独特的时代里钻不出来，所以他的有些行为常常使监管人员和警卫哨兵感到发笑。
“张春桥，马上就要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调查了，你可要做充分准备呀。你到时候不说话可是对你大大不利呀。”不管监管人怀着是什么样的目的，他还是这样地劝告张春桥，语气并没有斥责和教训的意思。
张春桥抬起头来，望了他一眼，这和从不正视审讯人员的目光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起诉书你已经看了几遍了，你感觉到里面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吗？到时候你可以进行辩护呀。”监管人继续在开导他。
张春桥嘴巴张了几下，没有说出话来。其实，对这些道理他何曾不知道呢？但是，他不能在这里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见。他对法庭采取的是不承认这个当局革命的政府的态度，而且压根儿就不认为自己是犯罪，甚至认为当局是在进行反革命的犯罪，他也就谈不到什么辩论或讲话的问题了。在充其量是任凭当局对自己采取措施了。
“张春桥，这是十一月廿七日上午开庭进行法庭调查的传票。”监管人和法庭的书记员依然来到监狱，行使自己的职责。
张春桥看也不看，拧着脖子不吭声。等监管员和法庭的书记员离开后，他把那张传票拿在手里，像欣赏什么物品似的看了又看，然后使劲地丢在桌子上。
尽管他在竭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和烦躁，愤怒和恐惧，但是越压抑他就越是难以安静下来。他想睡一会儿，但是睡不着。头脑里乱哄哄的，真有些坐卧不宁的味道。在法庭上，他产生了一种被人强迫地一件一件地脱下了他的衣裤，赤裸裸地露出了他的全身的那样的感觉。甚至比那种感觉还要令他难堪。有些事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说清楚的，需要用事实和历史来证明的东西。但是，在这次法庭上，他面对着的除了是代表当局的法官外，他还要面对着自己原来同一个营垒的人的出卖或变节、投降。他们为了自己的解脱，会夸大事态，捏造令人恐怖的罪状，甚至把一切脏水都往自己身上泼。这才是令他最为痛心和难过的。现在看来，自己所代表的这股政治势力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了，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但是自己还能看上那一天吗？
想到这里，连他自己也觉得太天真了，不由得摇了摇头。但是，他没有后悔的意思。除了遗憾外，他再没有什么别的祈求。
明天就是十一月廿七日了。张春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尽管他也知道，开庭审判和当年文化大革命中哪种声势浩大的群众批斗大会不同，没有那些行凶动武的表示。但是，政治的压力和沉闷的社会空气还是使他感到了某种说不出来的紧张。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还没有进入梦乡。他的思维一直就在这昏昏沉沉的现实里转悠……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开过以后，邓小平对他说：“春桥同志，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想和你好好地谈一谈，交换一下我们之间的看法。我希望团结起来。”
张春桥侧过身子，斜视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你现在和我谈话，难道不觉得已经晚了吗”我们现在能谈什么问题呢？检查吗？你可以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清华大学去见见群众嘛。辩解吗？我对你的解释毫无兴趣。而且我也回答不了你那些不知道从哪个防空洞里钻出来的奇谈怪论。所以，我没有功夫和你谈那些没用的东西。”
“谈谈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总可以吗？”邓小平这个时候还想把溃败的结局缩小在最上的范围之内。“主席不是建议我多找一些同志谈谈吗？我找你，这可是你不愿意和我谈呀。春桥同志，就是为了我们党的利益，我们也应该再交换一下看法吧？”
张春桥这时才转过身来：“小平同志，现在还要称你为同志，至于以后叫不叫你为同志，可就不一定了。这个称呼的主动权掌握在你的手里。也就是说，你自己走什么样的道路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不过我要告诉你，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是绝对不会倒退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所掌握，所运用，你的那一套东西，早已经是被人民群众所唾弃的垃圾了！可是，你自己还要当成宝贝，当成了不起的创造，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邓小平这时也沉下了脸：“春桥同志，我和你谈话，实际上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做的。你不愿意谈可以不谈。不过，你讲这样的话，未免太狂妄了吗。历史前进的车轮不由我为转移，但是也不会以你为转移的。你就那么自信？你以为人民群众就真的是站在你那一边吗？我看未必！”
也许三个月后的天安门事件已经证实了这点。但是，张春桥还是不相信！如果他要是真相信这一点的话，也许会作出另外的一些措施来。人呀人，不到历史的大幕拉开的时候，谁也看不清楚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景色。一但看清楚了后，又感到无可奈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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