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将在今年下半年举行十七大，主要焦点在是否将决定下一代领导核心的人选，而另一个看点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度。

　　去年底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关注，由于他普遍被外界视为胡锦涛的文胆，文章的代表性以及出现的时机显得耐人寻味。

　　新华网2月26日刊登总理温家宝的长篇文章，更把外界对于中共是否将进行政治改革的讨论推向另一个小高峰。

　　有趣的是，这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却引发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解读。

　　一派从文章中发现了中共准备推动政治改革的信号，认为温家宝的意思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才能持续、健康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也能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批评，甚至消除“中国威胁论”。

各种压力迫使中共进行政改

　　另一派则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我们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这句话，暗示着中共在未来100年之内没有实行民主的计划。
政治改革（民主化）对中共而言是一个老问题，有比喻称政治改革犹如骑自行车，可以慢行，但无法停止，否则就要翻车。然而“不改革亡国、改革亡党”的两难却不是一时三刻可以化解。

　　各种内外压力正逼迫着中共进行政治改革。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说，中国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也从73万增加到307万。

　　有媒体引述公安部长周永康在2005年7月的话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10年间增加了六倍多，特点是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各个领域，行为方式激烈，组织化倾向明显。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大多数是政府或官商勾结侵害民众利益，尤其是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移民安置等问题上更为突出。

　　从消极面说，政治体制改革是监督权力来根治腐败的良药，否则群体性事件持续激烈，最终将造成社会全面的动荡并威胁中共统治。

　　中国政府的税收自2000年以来每年都增长超过20%（2002年除外），也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幅，2006年入库税款共3万7636亿元（约7429亿新元），增长21.9%，增收6770亿元。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和瓦尔纳从1971年到1989年对97个发展中国家的追踪调查发现，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政府可以靠攫取资源生存；缺乏资源的政府唯有通过向公民征税作为财政来源。

　　他们因而提出一个理论，政府要征税，就必须提供公共服务作为交换，在交换过程中政府也必须逐步回应公民的其他要求，包括责任究问（accountability），善治良政（good governance），最后进入到民主自由和选举政治。

　　换句话说，征税和代议政治的互动，是现代化国家的政府合法性的来源。按照这个理论，中共税收增长幅度越大，就越不能不顾及社会对它的期待，尤其是纳税人对自身权利的要求。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积极面的压力。

　　另一个不能忽略的次要因素是台湾。民进党一直用民主作为对抗与大陆统一的理由，台湾的民主开放也对大陆知识界形成一定的吸引力，虽然台湾政局近来的发展已经削弱了台湾民主经验的光环，它依然挑战着中共统治全中国的合理性。中共推进政治改革不但可以缓解民进党的挑战，也能化解台湾民众的反感。但是这些压力并不意味着中共就会选择政治改革，这涉及到中共自身的政治改革动力。

改革过程不能伤害集体利益

　　中共最近精简地方党组织，规定一个书记配两个副书记。有统计指当局必须因此安顿10万个失去位子的干部，其中谣传的一个做法是把他们从地方党委转到地方政府去继续当官。

　　中共维系政权所依靠的干部队伍已经是个有独立生命的庞大利益集团，如何在改革过程中不伤害集团的利益，引起他们的抵制甚至反对，是中共展开政治改革必须面对的重要挑战。

　　中央党校最近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8%的领导干部关注政治改革，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也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包括“失业”（6.3%）、“看病难看病贵”（5.4%）、“农民负担”（2.7%）、“教育不公平”（1.8%）等。

　　最得到领导干部关心的是“保持社会稳定”（67.9%），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中共党内缺乏改革动力，政治精英更关心自己的利益，也就是维持对他们有利的现状。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削弱他们的权力，自然无法获得支持。

　　领袖的个人因素有时能决定历史，根据马玲和李铭合著的《胡锦涛新传》，胡锦涛有政治抱负，他改革的步骤是：先赢得民心，再稳住社会，最后进行深层次改革。

　　从现有的形势看，胡锦涛选择不改革，绝对可以平稳做满总书记任期，把问题留给接班人。政治改革必须承担很大的风险，无论结果，都是不朽的功业。

·作者是《联合早报》北京首席特派员。本文改写自作者在特派员论坛的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