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三十五周年之际，有一名法国记者问邓小平：你在长征中起什么作用？邓小平沉默良久，最后才迸出三个字：“跟着走。”

是啊，对于这场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是伟大壮举的艰苦长征，邓小平能说些什么呢？在长征中，他是一个不那么光彩的角色，始终只能默默无闻地跟着队伍走。不知诸君注意过没有，在大量有关长征的回忆录和史料中，回忆和撰写的人上有当时长征的领导者，下有普通的红军战士，似乎从没提到过邓小平；在反映红军长征题材的影视剧中，几乎所有的开国将帅乃至普通的红军战士，都有浓墨重彩的描写，唯独没有邓小平的镜头。我们所知道的只是邓小平在长征中是《红星报》油印员和主编。《小传》中提到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并担任记录员和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这是有质疑的。邓小平究竟是否参加过遵义会议，在党史上一直有争议，邓小平生前对此也三缄其口，含糊其词，而且当时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人事后回忆也从没提到过邓小平。据史料记载，遵义会议的记录员是陈云和伍修权（同时担任红军军事顾问李德的俄语翻译）。红一军团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是罗荣桓，后来是李卓然。在长征中，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是朱瑞，副主任是罗荣桓，直至长征结束。
在中央苏区时期，邓小平长期担任瑞金中心县的县委书记，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就在瑞金，邓小平的职务就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委书记，地位可不低。中央作出长征的决定后，邓小平是拟被留下坚持苏区斗争的，邓小平得知后，拍台打凳，上蹿下跳地大吵大闹，坚决不肯留下，声称“哪怕当反革命也要跟上队伍走”。

邓小平这种明里是不服从组织决定、实际是贪生怕死的恶劣行径，影响极坏，暴露了其奸猾狡诈的本性，引起人们对他的极大鄙视，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就是因为看不起邓小平，愤而和他离了婚。红军长征时，邓小平如愿以偿地跟着走了，但是是在被一撸到底、留党察看的情况下，放到挑夫连里挑着沉重的担子开始他的长征的。挑夫连是用来惩戒革命队伍中的动摇分子和犯有严重错误人员的机构，实际就是一个劳改部门，邓小平就是这样不光彩地走上了他的长征路。

在邓小平看来，付出这点代价还是值得的，因为如果留在红军主力撤出后的中央苏区坚持斗争，那是凶多吉少、九死一生的，跟上长征队伍，那活命的机会可就大得多了，除非整个长征队伍全军覆灭，才会轮得到他邓小平。在挑夫连里，辛苦是辛苦些，名声也不好听，可那绝对是安全稳妥，没有风险，既不用象长征领导人那样每天焦虑万分、殚精竭力地为长征队伍谋划出路，还要承担失败的风险；也不必象普通的红军战士那样每天奋勇拼杀，流血牺牲。挑夫连尽管有武装人员严密看押，但变通过来讲那就是严密的保护呀！且处在长征队伍中最安全的部位，邓小平的老谋深算真是无人能望其顶背！

事实证明，邓小平确实是老奸巨猾到了家。留下坚持苏区斗争的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报复下大量的牺牲，上至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何叔衡，下至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无不大批地倒在敌人的屠刀下，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和妹妹毛泽建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坚持苏区斗争的艰难困苦程度甚至超过了长征，一些人经受不住严峻的考验叛变革命了，比如那个曾经和邓小平一起领导百色起义的龚楚之，成了当时有名的大叛徒。邓小平的精明使他避免了流血牺牲或当叛徒的可能，这也是邓猫论思想在他自己身上的发扬光大：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不管手段如何卑鄙，能保全自己就是好的，什么名声气节可以统统不顾。

在邓小平四面楚歌、狼狈不堪的时候，倒是有一个人以同情的目光注视着邓小平，此人就是毛泽东。这时的毛泽东因受王明一伙人的排挤，大权被剥夺，只空挂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头衔，也是差点被王明一伙人留在苏区，因绝大多数领导人强烈反对而作罢。在长征初期，毛泽东也只能跟着长征队伍走，没有任何发言权，因此他对邓小平有同病相怜之感。加之在1934年反所谓“罗明富农路线”时，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一起被整，毛泽东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爱屋及乌，自然注意上了邓小平。以后，毛泽东得知弟弟牺牲的消息后，把对兄弟的情谊部分转移到邓小平身上，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对邓小平都是偏爱的，始终割舍不下，直至1973年让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毛泽东还提到1934年的那件事。然而长征初期时的毛泽东大权旁落，对邓小平是爱莫能助。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掌大权，他很想把邓小平提拔上来，但由于邓小平的影响太恶劣，大家还记忆犹新，都强烈反对，所以毛泽东也只能慢慢来，但还是把邓小平从挑夫连调到《红星报》做油印员，虽然地位没有什么改变，比起每天挑着沉重的担子气喘吁吁地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走要强多了，长征结束时，邓小平担任《红星报》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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