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上亿元的豪华别墅、又是狂欢的豪华车市场，还有豪华俱乐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另据有关媒体报道，北京颐和目听鹂饭庄西安分店一桌豪华“天龙御宴”就吃掉36.6万元（折合黄金8斤），相当于贫困农民3660人全年总收入。2004年8月，云南昆明一盒月饼售价31万元、一部手机售价21万元，一个8个8字的电话号码拍卖价70万元。2005年国庆期间，上海金荗大厦举行过一场超“百万元婚礼”。至于中国赌徒到澳门和美国赌城豪赌，一次就输掉几百万上千万美元，已非罕见之事。……这与数以千万计的普通工农劳动民众处于贫困状态，在为生计而苦苦煎熬的情形相比较，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呵！真不知当今中国究竟是谁在做主人的社会？
这些富豪们是如何发家的？2005年8月18日《中国青年报》刋载的洪巧俊《还有多少可以一夜暴富》，该文先引述别人的文章道：“相当部分中国富豪并不是通过勤劳致富或者资本经营而成为富豪，他们大多通过‘发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并且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国有资产，从而在一夜之间获得巨额利益。”接着举了一些事例后说：“富豪们极富戏剧的暴富经历，也使我们社会中的一些弊端暴露无遗。追溯原因，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其个人主观因素的考量上，更应该注意制度层面的思考。”我们确实应该深刻反思近年来为什么会以年增长1---5倍的速度造就出如此众多的富豪，又为什么会产生出约1.92----5.05亿左右的贫困人口，以及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在贫富差距方面与资本主义美国相比毫不逊色（1994年美国《商业周刋》报道，美国最穷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7%，最富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6%。而在中国，最穷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最富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
谭雄伟在2006年2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高素质的新富豪是“呼吁”不来的》一文说：我们的改革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政府掌握着绝大部分的资源，资源主要由政府来配置，可是我们又缺心可靠的权力制约机制。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同时又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老百姓的资源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这当然就给了当权者以权力寻租的机会。这意味着，谁能够与权力挂上钩，谁能够与政府或政府中的某些关键人物建立“关系”，谁就能发财，权力关系决定着谁能够成为富豪。这种权力格局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之路。在上世纶八九十年代社丢上流行的一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典型地说明了某些人发发家致富的浮踪背景。某些善于钻营的“胆大”者利用时代提供的“机遇”，拉扰关系、依托权力迅速发财。这也造成了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当某些人不光彩地一夜暴富的同时，他们也会利用极力与金钱将其他人挤出发财的“快车道”。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某些人迅速富裕起来，在短短的时间里聚敛了上亿甚至上百亿的资产；另一方面，有国企职工下岗，有农民失地，社会结构已经产生深深的断裂。
此外，富豪们又主要是通过剥削广大工人劳动者发起家来的，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郭门有关人士曾详细揭露了部分企业克扣工人最低工资的多种违法手段：（一）将不属于最低工资组成部分的收入列入最低工资，这是支付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案件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比较普遍。如某服装厂职工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大约1000元，看上去企业支付的工资超过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690元，但实际上该企业加班现象严重，在1000元工资里面加班费大约要有500元左右，因此工人的实际工资只有约500元，低于上海市690元/月的最低工资标准。某电子厂规定职工工资是690元/月，这似乎正符合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规定，但其中包括饭贴30元、车贴50元，而根据有关规定，饭贴和车贴都不作为最低工资的组成部分。（二）试用期人员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如某金属制品公司规定所有新进人员工资一律按600元/月支付，经过一段时间不等的“试用期”并经单位考核为熟练工后，再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底薪。（三）计件定额过高导致职工收入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某制衣厂实行计件工资制，所规定的计件定额奇高，根据规定的计件定额标准，职工在提供正常劳动情况下所得的月工资仅为420元。（四）实行年薪制或按考核周期兑现的出力动者，企业预付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如某销售公司对部分职工采取的是按考核周期兑现工资的工资支付方式，公司规定每季度考核一次，考核后计发工资，平时则每月预支500元给职工作生活费。（周凯：《谁动了我的最低工资》，2006年9月2日《中国青年报》。）在盘剥工人以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方面，资本家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呵！
2006年8月21日《中国改革报》发表该报记者云富采写的报道，现摘录于下：
前不久频发的矿难不仅使煤矿安全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把“煤老板”这一特殊群体推到了前台。近日，记者奔赴云南省宣威、富源等地，走近这些“煤老板”，了解他们的黑白人生------
走近“煤老板”
一万三：唱歌喝茶吃顿饭
一壶茶380元、一顿午餐4500元，唱几首歌花了9000元……亲眼目睹了宣威市文兴乡某煤矿的王老板一天的生活，记者真正领略到“挥金如土”的气势。
7月14日上午9时，记者在宣威市龙堡大衔上一茶室里见到了王老板，他的价值65万元的丰田路霸越野车就停在茶室门口。他十多熟练地向服务员说，来一壶380元的龙井。他说本想破例请记者到其家里去坐，但在茶室里显得有气氛，同时还让人觉得有品位。前年底，他在该市文兴乡从别人手里花750万元买下了两口井，过上了煤老板的生活。
基本是幕后管埋
“我的煤矿设计年产3万吨煤，矿上有工人200余人。”据王老板介绍，纶并没有直接参与煤矿管理，一般都是在幕后进行管理。矿上设有矿长一人。选矿长时要非常小心，必须是自己比较贴心的人，而且还要精通煤矿生产程序及管理办法，因此开的薪酬也就比较高。矿长以下又按生产、后勤、安全、运输等设了几个副矿长。王老板说，在正常开采的情况下，他一般要一两个星期才会到矿山上一次，或者到发工资的时间才送钱上矿上，平常很少上山。遇到煤矿有事，他就通过手机与矿长等联系。
招待是笔大花费
10时30分，矿长来电话说有需要招待的朋友要在这两天到矿上，要王老板先“打点”一下。挂断电话后，王老板立即翻开电话簿，在电话里约定相关人员在宣威一著名酒店吃饭。11时30分，他先到洒店订好包房，坐在那里等着客人到来。席间9人喝了5瓶五粮液，结帐时，记者看了一下帐单，这顿饭花了4500元钱。他说，接待这些人一顿吃掉几千块钱不算什么，有一次他请某个单位的朋友吃饭，然后又到昆明去娱乐，一次就花了7万多元。有时一个月要接待十几起，这是很大的一笔花费。
晚上，王老板专门邀请记者等朋友一起，赶到曲靖一豪华KTV包房唱歌。为了避免别人打扰，王老板花9000Ô包下了其中一层。
“小王，叫几个漂亮的小姐过来陪我们唱歌。”王老板刚到包房里坐定，立即招呼一个妈咪过来。随后妈咪叫了十余位年轻漂亮的女孩进来。这些女孩显然都认识王老板，齐声叫着“王总好”和王老板打招呼。
“有的人很势利，如果你的行头太差，就会对你挑鼻子竖眼睛。”王老板说，他买了一套12万元的西服、14000元的皮鞋、7万多元的一块劳力士金表，把自己武装一新。
记者在富源、宣威一星期的采访中，共了解了9位煤老板。这些人多数出手阔绰，能把钱认真当回事的没有几个。煤老板们大部分文化程程普遍偏低，文化最高的就是高中毕业，个别甚至连小学都还没有毕业。
宝马车撑门面
“没有哪个煤老板是一蹴而就的，我说是是实话。”7月18日，富源县富村镇的煤矿老板刘某说。
刘老板今年41岁，脸膛黝黑，个子粗矮，身体壮实，讲话嗓门特别大，一身名贵的西服穿在身上显得有几分滑稽。他经营的煤矿在富源算一个小型的煤矿，年产量两万吨左右；他的“坐骑”，是价值超过百万元的宝马越野车。他的发达轨迹，是当前富源县众多煤老板发达路的一个影子。
2003年5月，刘老板带着表哥和小舅子，在请人勘察了村旁一座小山里有煤后，申办了相关证件，借来7万块钱，开始打矿井。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只在要封顶的时候请人帮忙，平时都是三人用竹篓一点一点把泥土背出来。就这样，花了三个多月Í出了第一口井，经过有关部门验收后，当年12月开始正式生产，列某也正式当起老板，开始过起煤老板的生活。他没有雇人来当矿长，而是让表哥当了矿长，此外，矿里主要职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都由亲戚担任，他认为这样做很放心。
一年几百万的收入，这是几年前刘老板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有了钱，刘老板花钱开始大手大脚。他说：“有钱后，我把儿子从富源一中转学到昆明最好的私立学校上学，每年好几万的学费。”今年年初，他花一百多万元买了一辆宝马越野车，把开了一年多的普拉多给了表哥。
“煤老板”张狂的奢靡生活是建筑在一次又一次煤矿事故殉难者累累白骨基础上的！这种完全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才有的野蛮场景，居然出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究竟说明什么问题？
权贵与资本相结合，在当今中国推演了一场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闹剧，而在这场闹剧中培育出了多少“煤老扳”式的富豪，更使亿万劳动者陷入贫困化境地。这不真实地表明这种“改革”实际已蜕变为改向------使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偏离出社会主义轨通了吗？“主流学者”、“精英人物”无视这种事实，不准许人们反思、批评其推展的“改革”，动辄即给反思、批评者扣上“极左”、“保守”、“僵化”、“仇富”等帽子。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贫困人口还不够多、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基尼系数不科学”、“超过0.4也不必担必”。他们一方面在鼓噪当前中国的关键是要“制造中产阶级”、“培育高素质的有产者”，另方面又在宣扬“低保制度养懒汉”之说，还将他们的那一整套思想主张标榜为“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我们真不知这些大人先生们还要把中国导引到什么路途上去？真不知他们还想怎样祸害中国普通百姓！
第二节 陷入贫困境地的劳模们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不同时期涌现出来的千千万万先进模范人物，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建立了卓越功勋。他们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一代又一代先进模范人物，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伟大劳动精神，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谱写了如歌如泣的动人赞歌，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顽强拚搏、自强不息的崇高品格，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风貌。广大先进模式人物不愧为民族的精英、国家的栋梁、社会的中坚、人民的楷模。”然而，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卓越功勋的劳模们，其现实生存状况又如何呢？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经济技术部2002年统计，建国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共表彰21579人（22297人次），其中职工劳模19144人。在职工劳模中，撤销称号的有130人，已故4063人，尚未查实的有877人，查实健在的有14074人。各省（区、市）共表彰劳模257998人，目前查实健在的有181737人；国务院各部（委）评出的劳模约5万余人。健在的职工全国劳模中，30岁以下的占0.7%，31岁至50岁的占24.8%，51岁至60岁的占20.3%，60岁以上的占54.2%。在职劳模占43.3%，离退休劳模占55.5%。随着经济发展和各项政策的落实，劳模的生活水平总体上有所提高，但仍有部分劳模生活比较困难。据全总有关部门2002年所做的调查，在职全国劳摸中，收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有860人，占6.1%；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线的有640人，占4.5%。还有少数劳模因本人或家属患病、子女上学费用高、家庭赡养人口多等原因生活窘迫。问卷调查表明，有15.3%的劳模对目前的收入和生活状况不满意，有12.5%的劳模认为生活水平比上一年下降。从各省（区、市）总工会的调查看，省（部）级劳模的收入总体上少于全国劳模，生活困难的程度也大于全国劳模。劳模生活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主要有：
1、收入偏低。2001年，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为905.8元，而全国劳模月工资收入低于900元的有3747人，占29.7%。问卷调查显示，有20.3%的劳模认为收入低是致困的主要原因。在收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60名全国劳模中，退休的占71.1%，五六十年代的老劳模占78.8%。据甘肃省总工会调查，全省有62%的省（部）级劳模月收入在500元以下，其中月收入200元至300元的占48%，200元以下的占14%。由于收入低，有的劳模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问卷调查还显示，在全国劳模中，有529人被拖欠工资或退休金，占4.2%；其中，拖欠一年以上的有167人，占被拖欠人数的31.6%。有2151人没有按有关规定增加退休金，占17.1%；有1436名劳摸所在单位没有为其缴纳养老保险金，占11.4%；有839人提前退休，占6.7%；有147人下岗失业后生活无着，占1.2%。
2、医疗费用负担重。据问卷调查，在全国劳模中，有4608人患侵性病，占36.5%；510人患重病，占4.0%；386人因公（工）伤残，占3.1%；340人患各类职业病，占2.7%。有的行业如采掘业，劳模患职业病和因公伤残的高达19.3%。多病的身体需要劳模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而省的企业又不能按时报销医疗费。问卷调查还表明，有5291人的医药费不能报销或只能报销一部分，占42.0%。其中，拖欠一年以上的有1466人，占27.7%，拖欠金额达578.27万元，人均近4000元。据辽宁省总工会调查，该省省以上劳模被拖欠医药费在5000元以上的有313人，其中被拖欠万元以上的有86人。问卷调查还显示，有2440名劳模所在单位没有为其交纳医疗保险金，占19.3%。甘肃、青海等省一些没有参加医改的企业，实行每人每月10至20元的医疗费用包干，有的只有3元，还不够一次挂号的费用。各地医疗制度改革后，普遍提高了自付部分的比例，这对收入低的劳模影响较大，如北京市规定，医药费在1500元以内部分完全由个人负担，超过1500元以上部分报销60%。许多劳模患有慢性病或老年病，有的劳模因贫病交加而债台高筑。曾受到毛主席接见的1959年全国劳模高雅仙，年轻时为支援“三线”建设到四川工作，退休后孤身一人回到故乡杭州养老，因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她每月需支付上千元的药费，而本人月退休金只有534元，高额的医疗费支出使她不得不放弃医治。
3、家庭负担重。一些劳模因家庭赡养人口多、家属患病或下岗、子女上学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据对2002年全国总工会和民政部开展“爱心献劳模”活动救助的1000名生活困难劳模的情况分析，其中配偶下岗或无收入的占27.8%，子女下岗或待业的占15.3%，家属患病的占21.3%，子女上学负担重的占16.3%。特别是一些低收入的老劳模，造微荷的退休金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四川省退休的全国劳模牟彪，家中5口人，人均收入仅142元。虽然他已75岁高龄，但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外出打工。
4、住房比较困难。房改前，有些劳模主动把分房机会让给别人，也有的因所在单位效益不好住房没有改善。房改后，由于实行住房商品化，不少劳模买不起住房。问卷调查表明，目前还有4252名全国劳模的家庭人均住房低于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水平，其中，人均建筑面积低于10平方米的有1012人，占8.0%。在一些地处边远的军工和“三线”企业，有的劳模至今仍往在五、六十年代建的十分简陋的土坯房或简易房中。
那么，这几年劳摸的状况是否得到有限改善了呢？一份关于河南省老一代劳模生存状况的资料颇可从一侧面反映出一些情况，故特节录于下：
2005年2月，河南省慈善总会举办的“关爱困难劳模阳光活动”实施第三次行动，将筹集的10多万元，在春节前夕分别发放给16名家庭贫困的劳模。这次行动使一个曾经备受社会敬仰、如今却普遍陷入困境的群体凸现在公众面前，而受到诸多传媒的关注。在新时期，劳模的时代品牌价值如何在经济社会中得到彰显，使他们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应该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河南省慈善总会会长赵雨从河南省总工会了解到，该省目前有国家级劳动模范630人，省级劳动模范近万人。近年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些劳模收入低于社会平均工资。特别是有的劳模下岗或退休后，逐渐丧失了再就业机会和劳动能力，生活更为困难。譬如，1998年5月，一个普通的自行车修理摊子摆到了安阳市红旗渠广场附近。这个摊子的主人是安阳市第三自行车厂的下岗工人申书章。与其他摊主不同的是，申书章是1995年的全国劳动模范；当年“五•一”，他参加了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98年5月，他所在企业效益滑坡，申书章和上千名工人一起下岗失业了。下岗后，申书章立即遇到了一个现实问题：全家共有4口人在自行车厂工作，都下岗了；自己年龄大了，已无再就业的可能。不仅他本人，而且全家生活立马陷入了困境。无奈之下，他只好作出利用自己的专业技术上街头摆摊修理自行车以维持自己及家庭基本生计的决定。
全国劳动模范不得不靠修理自行车来挣钱糊口的举动，在当地引起了极大反响。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是：在新形势下，劳模的各种待遇如何落实？养老金谁来支付？对于像申师傅这样多年来为企业和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全国劳动模范，无论其所在企业效益如何不好，难道就真的无能为力，而只能迫使其自谋生路吗？党、政府以及全社会就不应该关注他们的命运吗？
在河南，像申书章师傅这样陷入生活困境的劳模又岂止一、二个？赵云雨了解到原在内黄县一家国企工作的呼六德，是位省级劳动模范。现在，他和老伴儿全部收入就是仅有的每月700元的低保金。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长期勤苦劳作，呼师傅落下了一身病，为治病，他欠下了6万多元的债务。不仅仅是呼六德师傅，老一代劳模原本工资就不高，长期工作劳累又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患有多种疾病，为了看病而不得不债台高筑，这导致他们的生活困苦不堪。赵云雨说：“如果不亲眼所见，真想不到劳模们的生活有这么苦！”
郑州市总工会生产部部长马杰说，现在国家对老一代劳模的现状很关心，对生活困难的劳模资助力度也很大。但“有一个现实问题是，由于老一代劳模在岗时的工资不高，退休后的待遇也随之很低，在现在的生活水平条件下，显得有些不足。”
以上所述，编摘自2005年2月27日《郑州晚报》的一篇报道。凭实说来，河南省总工会、郑州市总工会以及河南省慈善总会确实是想方设法资助陷入困境的劳动模范的。但仅仅依靠他们逢年过节杯水车薪式的微薄资助，或者听凭着像申书章师傅那样以自己仅存的体力和技术去苦谋生路，能够使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劳模、尤其是老一代劳模们摆脱生存困境吗？2005年9月4日的《工人日报》有篇报道：
关注:劳模黄淑文索赔获法律支持
本报讯（记者郭强通讯员谢平）日前，黑龙江省鹤岗市的省级退休劳模黄淑文打赢了她的荣誉津贴官司。黄淑文将从判决生效之日起，每月得到劳动模范退休荣誉津贴80元，并得到补发的荣誉津贴6000余元。据黑龙江省总工会劳模协会介绍，这是该省审结的首例此类案件。
本案的原告为鹤岗市宴宾饮食服务公司，被告为退休女职工黄淑文。黄淑文1960年被授予黑龙江省财贸系统先进生产者称号。2004年初，黄在鹤岗市总工会调查填报劳动模范电子档案时，得知根据有关文件精神，自己退休后应享受退休单位每月80元的劳模荣誉津贴，于是找原告宴宾饮食服务公司索要。这家公司以改制时已与她解除劳动关系为由不支付。2004年初，黄淑文申请劳动仲裁，经鹤岗市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宴宾饮食服务公司自1998年11月至2004年4月每月给付黄淑文省级劳动模范退休津贴80元，66个月共5280元，并在此后，每月支付黄淑文80元。宴宾公司不服，一纸诉状将黄淑文告上法庭。
宴宾公司认为，现在的公司是从黄淑文退休前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现已是私有。改制时黄淑文已退休，原国有公司已与黄淑文解除了劳动关系，且黄淑文的劳模身份未在省人事厅登记备案，故公司不承认黄淑文是省劳模，不予支付其荣誉津贴。
黄淑文称自己虽在改制前退休，但企业改制时按当时鹤岗市政府有关文件规定，自己仍属改制后的企业退休职工，并出具了相关证据。至于自己是否是省劳模，有黑龙江省总工会编著的一本历届省劳模名单为证。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被告黄淑文是否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关系、被告黄淑文是否是省劳模。
经一审法院认定，宴宾饮食服务公司主张与被告黄淑文已解除劳动关系，因无有效证据证实，故不予支持。黄淑文的劳动模范未在省人事厅登记备案，法庭认为造成此事的责任在宴宾公司，由于宴宾公司没有及时履行相关手续致使黄淑文的荣誉缺乏备案，黄淑文没有过错。根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1998年颁发的第19号令第16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省劳动模范每月享受荣誉津贴80元（自1998年11月1日起施行），劳动模范离退休荣誉津贴由劳动模范所在单位支付，不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工农区法院判决：原告宴宾饮食服务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被告黄淑文劳动模范退休荣誉津贴5600元（自1998年11月至2004年8月止）；并自2004年9月起每月支付被告黄淑文劳动模范退休荣誉津贴80元。
一审判决后，原告宴宾公司不服，上诉至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年6月27日，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后最终维持了原判。
北京市朝阳区共有451位劳动模范，其中有63人因收入低、长期疾病等原因生活在贫困之中。以下是2005年7月北京青年报记者对困难劳模的采访录：1960年北京市劳动模范马庆香是北京3501厂的退休工人，如今住在朝阳区水碓子附近一幛破旧的老楼里。马老住的房子是单位分的一套两居室，并不宽敞的客厅中搭了一张床，卧室的几面墙是斜的，房屋内的空间更显得狭小。马老有4个孩子，其中3个孩子都在3501厂工作，家里的生活条件都不太好。马老和儿子一家三口一起生活，大女儿离婚后，带着孩子回到家里，由于卧室只有两间，只能在客厅搭住了6个人。马老的小女儿告诉记者，今年2月，只有1000多元退休金的马老突发心脏病，装了心脏起搏器，自费花了2万多元。谈话间，马老突然眼圈一红，急忙起身走出房间。1985年全国劳模高家成，原酒仙楼粮管所党委书记，在1983年至1985年连被评为北京市劳模，1985年被评为全国劳模。上世纪90年代，高老的独生子患白血病去世后，高老一直和老伴相依为命，1995年8月24日，老伴又突发脑溢血，老伴每月不能报销的医药费有1000多元，为了照顾瘫痪的老伴，他请了位保姆。而老两口每月的退休费加在一起也就2000多元，支付了医药费和保姆的劳务费后所剩无几。1959年北京市劳模韩秀珍，原通州区商业幼儿园保育员，现在每月退休金518元，外加80元劳模补帖。韩秀珍身患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尿酸等多种疾病，每个月的药费都要超过1000元。但她没有任何医保，所有医疗费都要自己负担。老伴一个月有1200元，但身体也不好。她说，自己根本不敢住院，有一次哮喘转肺炎，医生说再不住院的话就有危险，要求她必须住院。但为了省钱，她楞是在社区卫生站打了4个星期的点滴，扛了过来。1960年全国劳模袁瑞云，原河北省大产公社双柏村幼儿园园长，现在每月三百来块钱退休工资，和女儿、儿子及他们的家人挤在一套不足100平方米的房子里。2002年老人的老伴去世，随后女婿突发脑溢血也撒手人寰。老人又患上了高血压、心脏病，每个月需要六七百元的检查费和药费。大笔的检查费不能报销，实行医保后，医药费满500元才能报销60元，老人的生活变得很拮据。于是老人和女儿、孙女挤在客厅的一张床上，儿子和媳妇住里屋，腾出两间小屋子出租，每月收取八九百元的租金帖补自己的药费。
为什么劳模会陷入贫困境地？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年来私有化的“改革”使工人阶级失去了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内在联系，由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和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主人演变而为了受剥削、受压迫的雇佣劳动者。
2005年4月30日，在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的劳模精神。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劳模精神，是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重要精神动力。要在全社会广泛宣传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先进事迹、优秀品质、高尚精神，给他们以应有的光荣和地位，推动全社会进一步尊重荣模、关心劳模、学习劳模，使劳模精神不断发扬光大。”目前，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精神，首先应该在全社会真正形成起尊重、关心和热爱劳动模范的良好社会风气，各级政府在工作岗位、生活待遇、养老医疗保险等各方面给予劳模以必要关照。而要从根本上使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伟大劳模从贫困境地解脱出来，则必须重回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正道，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使以劳模为杰出代表的工人阶级真正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
第三节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与贫困“代际转移”
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贫困化首先是在工人阶级队伍内部发生，并且随着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及与之相伴的工人阶级队伍的分化而不断加深的：“从1979年以来，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1979到1991年是第一阶段，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差距尚小。1979年管理者的月收入是工人的1.181±¶，1983年为1.259倍，1986年为1.223倍，1991年为1.129倍。从1992年开始，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开了距离，其中1992年管理者的收入为工人的1.259倍，1997年为工人的1.347倍，2000年为工人的1.480倍。还应该考虑到，这些调查的样本中缺少企业最高级管理人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年薪制之后，他们的年薪少则数万元，多则上百万元。根据1999年上市公司的报告，上市公司董事长年货币收入均值为47713.75元，月收入为3976.15元，最高（年）收入380000元，月收入31666.67元；总经理平均年牧入51434.67元，月收入4286.22元，最高（年）收入446500元，月收入37208.33元。（魏刚，2000）而2000年一家效益很好的大型企业工人的月平均收入只有763Ôª，只相当于董事长最高月收入的2.4%，总经理最高月收入的2.1%。”（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15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同工人阶级与其所掌握的生产资料相分离而被迫下岗失业相适应，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愈益显著。而在中国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的过程中，工人阶级队伍中出现了困难职工、乃至特困职工群体，这样的群体的产生与长期存在，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的反映。2002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曾对当时困难职工群体的主要情况做出下列归纳：（一）将所有符合条件的特困职工纳入“低保”的工作尚未完全得到落实。据全总在国家统计局专家指导下进行的调查，截至2001年6月30日，全国城镇企业单位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特困职工有717万人，按本次抽样调查得出的特困职工家庭赡养人口系数2.29推算，涉及的家庭人口数为1641万人，加上机关、事业单位特困职工家庭人口1046万和民政部门确定的83万“三无”对象，全国城镇特困人口为1829.6万人，广泛分布在东北、中西部地区的省份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些老工业基地以及军工、煤炭、机械、有色冶金、纺织、农垦等生产经营不景气的行业。这些特困职工大多由于本人下岗失业、无固定收入、所在企业停产而尚未破产、患重病或子女教育经费负担过重等原因而处于困境。一些职工一旦下岗失业，失去经济来源，其生活境遇甚至比农村贫困户还要艰难。内蒙古乌达、海勃湾及包头矿务局的许多职工买不起口粮，靠赊购粮油生活，有的甚至以拣菜叶和挖野菜维持生计。重庆南铜矿务局至今仍有321户、1250人住在“棚屋”和“岩洞”里。贫困使一些职工的承受能力已达到极限，有的地方出现困难职工卖血、卖淫，甚至发生职工自杀的悲剧。据重庆市对5家企业调查，近三年来困难职工绝望自杀的就有11广人。为缓解特困职工的困难，各级民政部门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做了大量工作，去年10月作了扩面覆盖工作部署，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据民政部统计，2001年全国“低保”资金共投入5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23亿元），全国城市“低保”覆盖面达到1189万人，占民政部门认可的应保总人数1589万的75%，占工会统计的1828.6万人的65%。据地方工会反映，由于扩面工作是去年第四季度部暑的，一些地方对已经进入覆盖范围的部分“低保”对象，只完成了审批程序，救济待遇还没有落实到位，存在“等钱救济”的现象。造成对特困职工应保尽保不落实的主要原因，一是“低保”资金缺口较大，不少地方财政没有按照中央“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打足“低保”资金预算。加之“低保”筹资采取分级负责方式，一些地方往往视财力状况安排进入“低保”人数。二是一些地方没有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办事，没有把辖区内的中央企业或省属企业覆盖进来。葛州坝集团公司5.5万名职工中有特困职工3700户8000余人，每年需要“低保”资金600万元，宜昌市因葛州坝集团公司是中央直属企业，只给企业落实了由中央财政补助的120万元“低保”资金。三是确定特困职工进入“低保”的政策标准脱离实际。许多地方在计算特困职工家庭收入时，把职工应得未得的收入视为实际收入；把年龄18至55岁省劳动能力的职工一律视为有最低工资保障；把家中有电视机等一、二件旧家用电器的视为不能享受“低保”的绝对条件，从而不允许纳入“低保”范围。据陕西省分管工业的副省长反映，陕西华山冶金车辆厂长期经营困难，目前800余户特困职工家庭，只有80余户240人进入“低保”，且因保障资金少，每月家庭只能补助5元钱。地处武汉的中国第一冶金建设集团公司，在1093户特困职工中，已进入“低保”的只百75户，尚有1018户未进入“低保”。其主要原因是计算的职工虚拟收入水平超过了武汉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四是由于“低保”扩面扩大了民政救济范围，大大增加了工作的业务量和复杂程度，地方民政部门和基层街道、居委会缺乏相应的工作机构和人力、经费来完成这一任务。（二）下岗职工人数居高不下，解除劳动关系困难重重，实现再就业形势十分严重。一是下岗职工的人数仍居高不下。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字，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共2550万人，2001年底仍滞留在“中心”的下岗职工为600万人。据全总2002年1月对24个省（区、市）的统计，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共有798.2万人，可见还有大量已下岗的职工未进入“中心”，也没有按下岗职工统计。城镇集体企业的下岗职工人数庞大，其处境比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更为艰难。随着我国加入WTO、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改革力度的进一步加大，职工下岗、失业问题更为突出。二是大部分企业与下岗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时，存在经济补偿难、清还债务难、社会保险关系接续难的问题。目前，多数企业无力支付经济补偿金，难以偿还拖欠职工的债务。辽宁省仅以工资、集资款、医疗费等项计算，企业拖欠下岗工人的债务人均1万元左右，75%的企业无力偿还。部分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时，虽然签订了还款协议，但其实只是打白条，存在着很大的隐患。职工因解除劳动关系后没有能力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费，部分企业欠缴社会保险费，致使相当数量的职工出“中心”后无法享受失业保险金，基本生活没有保障。三是下岗职工再就业难度加大。由于就业岗位有限，竞争激烈，加上下岗职工往往年龄偏大、技能单一，竞争能力较弱，因此，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近年来，下岗职工再就业率逐年下降，1998年为50%，1999年为42%，2000年为35%，2001年为30%。（三）相当数量的职工得不到养老、医疗、失业等应有的社会保障。一是养老保险存在诸多问题。有些企业至今未参加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部分企业欠缴养老保险费或挪用职工已交的养老保险费，致使职工享受不到应有的养老保险待遇；有的企业和职工虽然已缴了养老保险费，但由于各种原因，致使有些职工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养老金；有的企业拖欠退休人员应由企业发放的国家统筹项目以外的养老补贴。二是有大量职工得不到基本医疗保障。一些职工虽然参加了医疗保险，但由于所在企业欠缴医疗保险费，实际上享受不到医疗保险；一些职工因得不到医疗保障，致使患病后债台高筑，个别患大病职工因无钱医治而陷入绝望。三是一些失业职工享受不到失业保险。（四）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据全总2002年1月对16个省（区、市）的统计，截至2001年12月31日，各类企业累计拖欠职工工资高达292.5亿元，涉及职工791.64万人，人均拖欠3695元。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1年底，国有企业拖欠职工工资总额达400多亿元，涉及职工1000多万人。河南省有职工1200万人，据河南省总工会对6253个企业的调查，截至2001年底，被拖欠工资的有103.8万人，拖欠工资的总额达59.1亿元。吉林舒兰矿务局有职工20165人，截至2001年7月，拖欠职工工资时间长达15至35个月，拖欠总额为1.2亿多元，致使贫困职工家庭大量增多。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公司2004名职工署名向全总反映，该公司现有职工3705名，截至2001年12月，累计拖欠职工工资2663万元，其中公司机关职工累计已有20多个月没有领到工资，有的二级单位累计有二、三年未发工资。此外，一些非公有制企业随意确定分配形式和工资标准，有的每月只发给职工基本生活费或代金券，剩余工资年底才发甚至不发。事过六年，基本情况仍大体如此。
贫困化，使得产业工人为主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处于一种艰难的生存状况之中：
自贡一些盐业工人生活陷入困境
新华社记者在四川自贡采访了解到，当地盐业工人生活相当贫困。一些下岗、失业盐工无力缴纳保费，只得中断社保；由于个人素质和经济环境影响，再就业面临不少困难。
自贡盛产井盐。20世纪90年代以后，盐业生产经营陷入困境。1999年以后，自贡市执行国家破产核呆，减人增效政策，盐业经营状况好转，但在岗、下岗职工的生活仍然十分困难。
一、壮年盐工下岗失业，靠老人供养
近年来，大批中青年盐业工人下岗失业，谋取生无门，“老养小”甚至“隔代养”的现象在自贡比较普遍。
贡井盐厂退休工人石海云、王桂贤夫妇有四儿一女。长子“上山下乡”时在四川洪雅县失踪。二子石成全与老人住在一起，一直没工作，其妻患癌症去世，儿子14岁，读中学。三子石成辉原为贡井盐厂下属玻璃厂工人，1989年下岗；其妻杨淑清是贡井盐厂下属马赛克厂工人，也下岗了，夫妻俩有两个女儿。四子石成君，贡井盐厂工人，2001年以13590元买断工龄，现无业，儿子读中学。女儿石成玉在郑州打工。
石成辉一家四口，2003年5月申请到低保，开始每月总共100元，现在涨到200元，仍不够饭钱。石海云见儿子困难，就买了柴米油盐，到儿子家搭伙吃饭。他们几乎顿顿都吃酸菜、泡菜、米饭，一年吃掉几百斤酸菜。
全家十二口人，每月所有收入加在一起最高的时候也超不过2000元，其中唯一稳定的是两位老人900元的养老金，这成为三代人最主要的衣食来源。
二、交不起学费，子女只能面临辍学
子女教育是盐工家庭一项重要的刚性支出。他们最担心的是家庭贫困影响子女教育，造成贫困代代相传。记者在大安、张家坝、贡井等盐厂的盐工居住区采访时，就曾遇到几个孩子，考上了学也无钱就读。
贡井盐厂退休工人石海云的大孙女石梦成绩不错，2002年初中毕业，知道家里没钱，没报高中，自己偷报了自贡市卫校。但家里拿不出4000元学费，石梦一学期就休了学。后来通过关系上了一所农业学样，第一学期交了2000元钱。爷爷为之拿出了1000元钱，另外1000元钱是其父石成辉向朋友借的。
张家坝制盐化工厂工人史洪的女儿上小学五年级，每学期花费600元。他说：“为了娃儿读书，我经常向车间借钱，然后从每月工资里扣。学校组织活动，孩子想参加，回家要不到钱，以后再有活动也不说了。家里惟一的存款就就是妻子买断劳动关系的13950元，留给女儿读书用。”如果女儿考上中学、大学，1万元根本不够。史洪想到了房子；他的房子只有40平方米，是上世纪70年代盖的。1990年装修过，但地板已开裂，而且没有厕所。如果将其出售，最多值1万元，去银行抵押，也只能贷款几千元。
三、无力缴费，一些下岗失业职工社保中断
1999年，自贡盐业工人为3.8万人，而2001年3月在册职工仅为0.8万人左右。其余工人，享受国家优惠政策退休者约1.2万人，通过买断劳动关系走向社会的约1.8万人。根据政策，对于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自贡盐井系统执行的一次性补偿费用的标准是：全民职工不高于13950元，集体职工一律2880元。同时，企业将养老、医疗保险费交到买断之日，此后，职工社保转为散户，自己续交到，法定退休年龄。据测算，一个普通工人失业后，每年需交养老保险1200元左右，医疗保险800元左右。
41岁的陈伟光是大安盐厂的操作工，2001年下岗，月生活费169元。2003年8月，企业要求他买断劳动关系，他拒不签字，此后，生活费就被停发了，社保也没有着落。陈伟光说：“我摆摊卖百货每月也只能赚200多元，只够吃饭，不够续交社保。”
据自贡市社保局提供的数据，全市困难企业改制而形成的养老保险散户约5.3万人，真正续了保的占85%。这意味着至少有近万人没有续保，而停续医疗保险的则更少。该局局长汤建设说，到2003年年底，自贡市离退休人员94919人，而参加保险统筹的人数则为180474人，平均不到两个在职职工就要负担一个退休者，而比较合理的负担率则应为4：1。2003年，自贡征集养老金3.5亿元，支付养老金4.8亿元，收支缺口达1.3亿元。到该年12月，全市企业累计欠缴交养老保险金17087万元，其中2/3是难以收回的呆死账。
四、没资金、缺技能，再就业困难
贡井盐厂退休工人石海云的三儿子石成辉和其妻子杨淑清都有贡井盐厂下属的集体企业工作，下岗已十多年了。下岗后，生活十分困难。石成辉说：“我们卖过菜，摆过地摊，但都赚不到钱，搞不下去。报上招聘，条件很宽，可是我们去了，人家都说你们太老了！”十多年来，两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做小买卖想贷款，贷款手续复杂，门槛高，最终没有贷成款。
大安盐厂的职工陈伟光姐弟5人全在贡井盐厂工作，除大姐退休外，其余全部下岗买断工龄，年纪都仅40余岁，但找不到任何工作。张家坝制盐厂退休职工常新华说：“我的儿子买断劳动关系之前，我就出钱让他读了会计函授专得，还学了计算机，可依然找不到工作。他搞过食品店、打字复印店，做过推销员，都没有钱赚。自贡找工作的人太多了，社会上的钱太少了。”
（据2004年4月22日《国内动态清样》，第1260期，记者：侯志明、田刚）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产业工人的生产与生活确实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新华社曾组
织记者深入基层了解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思想状况，现录其记者据调查而写成的文章一
份：
一些产业工人成为新的贫困阶层
——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工业区见闻
新华社记者在黑龙江采访时发现，由于产业工人整体收入水平偏低，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形成新的特困阶层，备受下岗失业、生病就医、子女入学等等问题的困扰。目前，产业工人因贫困导致的心理失衡等问题，正在许多家庭传播，影响国企的稳定与发展。
一、贫困成了产业工人的影子
记者近日来到中国装备工业基地——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工业园，这里聚集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北满特钢集团、黑龙江化工集团等多家大型骨干企业，是典型的因厂而兴的工业区。在偌大的工业区里，记者再也寻觅不到昔日的喧嚣和繁华，街头寥寥的行人与街道两旁集堆的卖菜、卖水果小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摊主们一边招徕着稀落的顾客，一边向记者诉说着：下岗就面临着贫困，工厂效益不好，管不了我们了。没有保障，只能靠做小买卖，一个月挣三百元，混口饭吃。
在北满特钢集团的家属区里，记者看到大片低矮的平房。由于这几年企业效益不好，工厂仍有500多户职工住这样的房子。记者随意敲开一家房门，发现那是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屋。49岁的聂建荣是轧钢分厂的工人，由于受人患有肺病、儿子又得心肌炎，全家就靠他每月500多元的工资度日。聂建荣说，这与前些年相比已经好多了。他所在的工厂从2002年起，连续十五个月停工，欠工人工资达十个月。没有了生活来源，只有靠四处借钱来维持这个家。现在，工厂虽然恢复了生产，但其这些年外欠了1万多元，靠工资还债，太难了！
灰暗、拥挤的居住空间里留给记者最深印象。用木板支起的“阁楼”是聂建荣夫妻俩的卧床，一台没钱修理、因而也无法使用的黑白电视机是屋里唯一的家用电器，残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15瓦灯泡。聂建荣说，通常为了省电，他家只开小灯。
二、“工人生不起病呀！”
目前，就医看病已经成了产业工人生活支出的难点，直接影响了这一群体的生活质量。“一人生病，全家贫困。在职工人如此，下岗工人更是如此！”黑龙江华安集团工会主席仲箕才这样描绘当前疾病对普通工人家庭的影响。
30多岁的齐齐哈尔市中天纺织有限公司女工只丹告诉记者，其父2001年从工厂退休时得了直肠癌，先后两次手术花了5万多元。她把自己结婚时的房子都卖了。“我和丈夫都是工人，每月挣的钱加起来也只有600多元，还要养活一个年仅三岁的孩子。除了卖房子卖地，这钱，让我们到哪去弄？”生活的压力让只丹泣不成声。
富拉尔基工铁多数企业由于效益不好，目前已无力为在职职工缴纳医疗保险，至于相当部分的下岗人员就更无人过问了。每当记者向一些下岗工人提及医疗保险时，他们只有报以苦笑：日子维持都成问题，哪有钱交医疗保险？将来得了病，能治就治，治不了就等死呗。
一位下岗工人说：“现在工人看不起病，一般只有孩子得病才去卖药或者去医院就医，至于大人则往往能挺就挺。一个家庭如果有重病人，住一次院，多了不说，就算花个四五千元也足以将一个家庭击垮！
三、“工人家庭的孩子太苦了！”
许多工人家庭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但高额的教育费用支出使他们难以为继。
北满特钢集团退休工人翁荣宽说，富拉尔基是出了名的穷地方，但教育收费却一点也不低。我孙子上初中每年的学费就2400元，这还不算每月300多元各种名目的学杂费。我们一家都是工人，如今儿子和儿媳都下岗了，找不到工作，天天吃住在我家。孙子刚上初中，学校三天两头要钱，老师说不交就让回家。我每个月退休金才500多元，连生活都紧紧巴巴，但咱就是不吃不喝，也得想办法让孩子上学呀！
齐齐哈尔市中天纺织责任有限公司女子陈丽影说，现在我们既盼孩子上学，又怕孩子上学。盼孩子上学是希望孩子有出息，怕孩子上学是因为咱实在花不起钱。为了攒点钱，我们平时都精打细算；吃菜就买最便宜的大白菜、萝卜、土豆。但到孩子开学时，还免不了要向亲戚借钱交学费。她告诉记者：新学期开始了，刚上初中的儿子因为一时交不上学费，老师当众批评，不想再上学了。“孩子是无辜的，难道就因为父母是穷工人，没有钱，应该跟着受罪？……”陈丽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国内动态清样》第1224期，2004年4月19日，记者：吴晓东、梁冬。）
这些年来，广大职工群众、尤其是产业工人生存艰难，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着。黑龙江省鸡
西矿业集团公司滴道煤矿附近有一个叫“河北”的居区，住着逾千户煤矿工人，这是该矿最大的工人家属区，住房大多是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有些墙体已经开裂，破烂不堪。工人们反映，近年来，滴道煤矿一线采掘工人收入最高，月平均1000余元，而辅助工种职工月收入只有三四百元，退休职工退休金五六百元，企业内部退养人员生活费182元，工人遗属月补助金117元，而近2000名集体所有制职工自1992年以来“放假”，大多没有工资收入。矿工王星说：除了一线采掘工，这样低的收入水平养不起一家人。而一线工人，只占全矿一万多名职工的大约1/5。左手食指因工伤残的矿式于井胜，长期在井下开绞车。2003年，他每月工资收入最高的374.26元，最低的290余元，平均约330元。于师傅说：“滴道矿出产的煤质好，建国初期曾传供鞍山钢铁公司炼优质钢。去年以来，煤炭价格上涨了近一倍，可工人的工资一直停留在原来的水平。”粮油价格在普遍上涨（当地的大米价格已从每公斤不到2元上涨到现在的近3元，普通豆油从每公斤6元涨到了9元），这让原本收入就极低微的矿工家庭生活捉襟见肘，家庭最多只能勉?/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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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分化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贫困 - 陈寒鸣 [103707字节]〖点击:46〗2007-04-12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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