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报告会小记（二）
乐民
程恩富同志第二个谈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程恩富同志指出，前人民大学校长谢韬在《炎黄春秋》杂志上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观点。本来从学术的角度，一个学者提出自己的主张——哪怕是错误的主张也是允许的。但是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而不顾基本事实、胡编乱造，提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也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则是违背学术道德的。
谢韬利用目前大多数人对瑞典的不了解而提出“瑞典模式”作为自己的依据并任意发挥，也是值得商榷的。
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党派的主张，瑞典就是社会民主党执政国家的代表，所以称为“瑞典模式”。 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我们以前说的“福利国家”，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是分这样三个步骤进行的：
第一步是福利社会主义——即通过高税收实现高福利。
第二步是职能社会主义——即通过国家调控调整经济秩序。比如经济混乱，就多搞点计划；社会贫富分化，就多收点税收；工人在工厂没有权力和地位，就规定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厂里，要按一定比例吸收工人进行董事会，虽然不足以改变资本家比较重要的决策，但可以在小问题上提高工人的权力和地位；等等。
第三步是基金社会主义——初步的设想是在工厂内资本家的股份只允许占50%，其余50%作为国家或是工人的基金会所有，以后可能再逐步缩小。由于前两步没有涉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所以可以比较顺利地推行。而这一步是对准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即所有制问题，于是遭到了大中小资产阶级组成的“雇主联盟”的反对。“雇主联盟”以全部、彻底撤资为手段，迫使社会民主党收回“基金社会主义”的措施，从此不提——至今已有多年。
由于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改良，这种改良是依靠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力量进行的改变，本身不具有否定自己的能力，所以由此而体现出很大的摇摆和不彻底性。
而现在社会民主党自己都已经多年不提的、失败的、已经成为历史的“基金社会主义”，现在被作为“瑞典模式”的典范进行宣传，是不负责任的。
如果进行直观的比较的话，印度的国大党就是社会民主党，中国国民党在本质上也是社会民主党，那么中国搞民主社会主义会怎么样？和国大党执政的印度进行横向的比较、和中国国民党执政的旧社会、台湾进行纵向以及横向的比较，不难得出答案。
（待续）
2007年4月21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