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区肃反看张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芦笛

一、“反共八股”，字字血泪

在评介张戎－哈利戴合著《毛》传的文章中，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永发先生指责张戎采用了中共惯用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妖魔化毛泽东”。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诚有之，只是我用此语的涵义和陈院士截然不同，相似者唯字面而已。在我看来这确实是该书重大缺陷之一，虽然不足以动摇其在现代史学研究上的地位，却妨碍了读者获得对那个邪恶的政治文化历史现象的穿透性认识。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

至于“妖魔化毛泽东”云云，我已经说过：如果张戎“妖魔化”了毛泽东，那么所有的希特勒传记和斯大林传记作者也都“妖魔化”了其介绍对象。列宁、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这些人本来就是妖魔，要如实介绍他们的真实面孔，自然也就不可避免要“妖魔化”之。这不是歪曲而是事实陈述，不是妖魔反而不真实了。不能因为张戎介绍的历史形象与陈院士心中固有成见相牴牾，就任意指责人家“妖魔化”。难道只有同时介绍毛的“天使／圣徒”那一面，张书才能具有学术价值？如果那一面只存在于陈院士的想象之中，那又该怎么办？去“学术性”地创造出来？

陈院士这种反应，我非常能够理解。想来陈院士是从二蒋时代过来的。那个时代的人听够了二蒋那乏味浅薄的“反共八股”，又遭到文化封锁，根本无从接触马列毛著作乃至３０年代的所谓“进步文学”。这种一面之辞机械灌输多了，反倒会刺激起正义感特别强烈、不满现状的愤青们的逆反心理，让他们以为国府宣传乃是弥天大谎，共产党就再怎么坏也不可能是妖魔。

其实二蒋也确有难处。共产主义的可怕与邪恶，正在于其道义优势。它针对社会不公特别是贫富不均的现象，进行旨在撕裂族群的恶毒挑拨，专在热血青年强烈的朴素正义感和愚民的“公平心” 、嫉妒感上下功夫，把这些或正常或不健康的原始心态和情绪统统化为仇恨和残忍报复心理，再巧妙地变成政治运作杠杆，煽惑暴民起来造反，由此制造出巨大的全民灾难。

这就是国际共运的最可怕处——它的宣传永远能在一部分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集团中唤起巨大共鸣。凡是保守政权，哪怕是美国那种国家也罢，面对这种道义优势都一筹莫展，只能靠揭露共产政权下的恐怖现实真相使公民惧怕憎恶之。５０年代的美国反共宣传，我看其质量和国府的也差不多，对愤青没有多大说服力。

连西方先进国家都如此，何况是根本不具备识破共党真相的智能的多数中国人？如张戎的巨著指出的，老蒋当年在大陆低估了我党宣传的威力，这才弄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到小岛上去。痛定思痛之后，人家当然要对大陆拉下“竹幕”，让国民只能听到千篇一律“反共八股”，最后是炮制出陈院士这种貌似公允的伪liberal来（顺便说一句，我也是liberal，并非曹长青式右派，但我是《动物农场》作者乔治·奥威尔那样的liberal）。

依区区在下看来，西方这种伪liberal最需要的，是到大陆去，接受我党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他们送到大陆去，来一个动员。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无限懊丧地发现，原来二蒋的“反共八股”句句是实话，一句顶一万句，包括我党在揭破国府“欺骗宣传”时最热爱使用的“共匪杀人放火，共产共妻”。

这其实就是我阅读张戎巨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曾志《一个幸存的革命者》以及国内史学界“四大天王”一系列重要著作之后最深的感喟。

文革大批判中最常见的一句话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八个字倒真是对我党最准确的考语。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谁像他们那样，把“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的功夫运用到匪夷所思的化境：明明是他们“专门袭击国民党，不救中国助东洋”（调寄《沙家浜》，略有改动），却把真正的民族中流砥柱国府国军诬蔑为出卖大好河山的汉奸卖国贼；明明是他们在苏区/“解放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最后却成了“国民党屠杀人民”、“解放区的天是明朗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最令人哭笑不得而且不寒而栗的是，到最后，这些无耻谎言竟然在全国人民特别是伪劣知识分子中变成了无从撼动的历史真实。以致所谓“大汉奸”林思云先生竟然一开口就是“共产党救了农民”，“共产党不像国民党那样杀了那么多人”！

二、国民党如梳，共产党如篦

张戎巨著的一个重大意义，就是拨乱反正，恢复了历史真实，首次比较全面深入地介绍了我党３０年代治下“苏区”的地狱场景，雄辩地证明了共产党的血腥统治与他们发动的革命战争是造成苏区人民大规模死亡的主要原因。光是恢复了这段历史的真面目，该书的重大贡献就绝对不可低估。

张书明确指出：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
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
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
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
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
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原注：毛死后的
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千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
士”，包括战死的和肃反被杀的。”）

张戎更介绍了我党杀人的演变史以及大规模民众丧生的基本原因，只是脉络似乎不够清楚，在我看来可以总结于下：

１、共匪暴动早期，忠实执行莫斯科指示，推行红色恐怖政策，乱烧滥杀：“当时的政策是：‘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毁整个城市’，‘豪绅的????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暴动的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

这根本就是无争事实，其实就连官方宣传都间接承认了这点，我记得初中历史课批判的“左倾机会主义”政策中就有一条：“使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此外还可以补充点第一手证据，例如当时中央在《致两湖省委信》中曾明确命令：“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在乡村中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杀人范围之广，令人读来不寒而栗。

２、因为盲目执行莫斯科的愚蠢指示乱烧滥杀，引起大规模农民暴动，暴民屠杀共匪后又被红军残酷镇压，最著名的就是曾志回忆录中披露的郴县、永兴、耒阳等县成千上万的农民暴动。

３、在停止乱烧滥杀政策之后，红匪改为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的“明智杀人”策略，主要屠杀地富、被俘国军高级军官以及一切拒绝与匪政权合作者。红色政权建立后，匪区化为监狱，所有的居民全部丧失人身自由。凡想逃出匪区者格杀勿论，甚至就连“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如此恐怖统治，造成了自杀成风。

４、“诱敌深入，坚壁清野”，在国军进攻前，强迫所有居民藏了粮食炊具，封了水井，躲入山中，人为制造民生苦难，间接导致死亡。

５、从屠杀“阶级敌人”进化到疯狂屠杀“阶级弟兄”，亦即“肃反”。这是如今我党唯一承认的一桩罪行。在他们看来，“阶级敌人”不是人，杀之无碍，杀“阶级弟兄”才是错误（这观点其实是赫鲁晓夫发明的）。

６、两军交战造成的战争伤亡。

７、红匪逃出匪区前为了“轻装”，处决了所有囚犯、战俘甚至“不可靠分子”。逃出匪区后受害民众起来呼应国军，残酷报复落在他们手里的中共人员。在中共夺权战争中，此类悲剧反复上演，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女英雄刘胡兰”因为杀害村长而被村民处决。

以上诸条，张戎其实都涉及了，只是没有我上面总结的那么一目了然而已。大部分事实并不是她发现的，有的事实连长征老战士、伟大的无耻阶级革命家曾志同志都在其回忆录里承认了，但张戎仍有独到贡献，例如毛泽东发明的强制性“坚壁清野”，我过去虽然知道，但竟然从未去想它会给人民带来何等巨大的苦难。在这点上，是作者打开了我的视角。

总而言之，似乎可以说，该书首次比较全面系统地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诸方面勾画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个汉奸政权、国中之国的地狱场景，其贡献是不容抹煞的。

遗憾的是，作者出于对毛泽东本人的强烈憎恨，在介绍中共罪行时确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失误。这个缺点其实在《鸿》中就暴露了。我当时看那书（英文版）的感觉就是，作者似乎把共产制度的罪恶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人，把该运动造成的全民灾难归结于个人原因，却没有看到毛泽东乃是那种邪恶革命运动必然筛选出来的伟大领袖。这不但是对复杂历史现象的简单理解，而且有失学者应有的客观公正态度，这个问题在作者介绍苏区肃反时暴露得最明显。

三、苏区血海

我党在苏区杀人有个演变过程，这在我看来大概可分三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共匪暴动初期，大约发生于１９２７年晚期至１９２８年中期之间。此期中共忠实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令红军在暴动后对当地居民不分贫富，一概乱烧乱杀，企图使全民化为无产，绝了他们的想头，以此逼迫他们上梁山。

在此期间，毛与莫斯科以及傀儡中央保持了严格的政治上的一致，忠实执行了国际方针。诚如张书介绍的那样，毛自上了井冈山后，召开杀人的万人大会便成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常规。张并引用了广为流传的毛所著千古一联：

“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
到今日，我宰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不能不承认毛此处用的“宰杀”确实千金不易，准确之极。

有幸被押到万人大会受死的国府被俘人员或“土豪劣绅”，不是被群众以梭镖戳死，便是被乱刀分尸，这英雄剽悍的古风成了官方政策， 一直延续到30年代初的“反ＡＢ团斗争”中去，例如赣西南特委在１９３０年９月２４日发布的《紧急通告第２０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ＡＢ团》文件中不但规定：

“ＡＢ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
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
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ＡＢ团组织，
以期根本消灭”，

而且命令：

“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
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ＡＢ团杀无赦。……工
农份子加入ＡＢ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转引自
高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ＡＢ团”的历史考察》，《二十一世
纪》）

这儿的“斩杀”，用得何等痛快淋漓！而后面那一连串的“杀无赦”，当真是让人看了心明眼亮，血脉贲张，斗志昂扬。

但此期毛的杀人业绩并不是很突出，比起彭湃 、朱德等人来颇为逊色。对此史实，张戎采取了相当客观的态度，指出：

“这个时期共产党烧杀最凶的地方是广东海陆丰，号称‘小莫斯科’，
那里还修了‘红场’，入口是个俄式的花哨大门。领袖彭湃把此地变
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祟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
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
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
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
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
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

海陆丰存在的短短两个月中，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
些全乡焚烧’。

这些苏联人指导的夺权掌权均以失败告终。毛泽东的井冈山几乎是硕
果仅存。毛不是狂热分子，当部队要烧天主教堂和豪华大宅时，他制
止他们，说与其烧掉不如留起来自己享受。杀人当然要杀，但别杀得
连自己也站不住脚。”

最后这段话特别能反映毛的“求实精神”，尤其是“杀人当然要杀，但别杀得连自己也站不住脚”，简直就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杀人当然要杀，不杀不足以发动群众，不杀不足以控制民众，不杀不足以使得民众人人自危，让他们发现自己的小命捏在“大救星”手中，因此产生对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大救星的由衷敬畏甚至爱戴（这在心理学上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杀不足以夺取政权，遑论维持和巩固政权，但不能杀得连自己都站不住脚，成了自伤行为。从这句伟大语录中，不难窥见后来延安整风那伟大发明的萌芽。

第二个阶段则是针对“阶级敌人”的肃反，算成第二阶段其实很不准确，因为它贯串了整个中国革命，延伸到中共建国以后，直至今天。此乃国际共运最醒目的一个特点，是俄国十月革命创造的光辉模式，是列宁同志的伟大发明。可笑的是，毛泽东将“民主革命三大法宝”总结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却竟然忘记了或不敢提这最重要的一大法宝，而党史学者们到现在似乎也没有发现这一不能原谅的重大遗漏。

上引彭湃同志语录，充分表明该同志确实是列宁的好学生。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在建立了红色政权之后，最重要的施政措施之一，就是下令建立超越一切法律和党政机构，只对政治局负责的“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接着又下令在俄国边远地区建立大规模的“惩罚营”（后来改称“劳改营”），远远早于纳粹集中营之问世。列宁并多次在其公开演讲和著述中明确无误地通知大众“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回事。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间发表的《论专政问题的历史》一文中，他明确宣告：

“给我一劳永逸地记住这点：专政意味着基于力量而不是法律的毫无限制的权力……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行使的暴力，本身就是革命正义。”（根据英文版译出，第一句话是没有“please”的命令式，为忠实于原语气，加入了“给我”二字。）

列宁本人在日理万机之际，还对契卡的日常工作投注了极大的兴趣和关切。在他的亲切关怀过问下，契卡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他逝世之前短短五年中，契卡连放高产杀人卫星，处决了至少２０万人，而原始反动落后的沙皇政权在１９１７年垮台前的５０年内，也才处决了一共１万４千人。（据 Hitler and Stalin - Parallel Lives. Allan Bullock, Fontana Press, 1998）

斯大林全面继承并发展了列宁留下的政治遗产，巩固和发展了秘密警察恐怖统治这无耻阶级专政的强大支柱，并将这套“列斯革命工艺学”扩散到全世界去，使得所谓“社会主义阵营”成了警察国家集群。

中共革命既然是十月革命的强制性注入，当然只能是苏式革命的拷贝。中共革命早期搞的当然只可能是这一套，但功臣并非毛泽东而是周恩来、董必武、邓发、康生等人。毛的独特贡献（或许也是他对列宁创立的“革命工艺学”的唯一贡献），乃是发明出了延安整风，把由欧式专业队伍从事的技术活，改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

第三阶段则是针对自己人的狗咬狗，亦即动用秘密警察肉体消灭革命同志，使得这无耻阶级专政支柱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的支柱，这就是为大众熟知的斯大林主义。它和列宁主义的区别，在于列宁同志善于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用非法的秘密警察去收拾“阶级敌人”，而斯大林将这政治遗产扩而充之，大而化之，用那杀人利器去随心所欲地肉体消灭一切党内权力斗争对手甚至假想敌。

正如张戎在书中正确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完成这个从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的战略转变，其实比斯大林本人还早，他不愧为国际共运中打响“党内阶级斗争”第一枪的伟大发明家。

如所周知，斯大林３０年代的大清洗，以基洛夫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被刺为借口。但哪怕是在基洛夫案件发生后，斯大林也并没有立即举起屠刀。最初清党还是相当温和的，无非也就是开除出党，直到１９３７年才掀起杀人狂潮，历时约一年。所有的老布尔什特除了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寥寥数人之外，悉数倒在血泊之中，就连斯大林本人多年的老战友奥尔忠尼启则也死得不明不白。那剃刀之锋利，便全世界的“阶级敌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万分之一。

一般人不知道的是，毛泽东其实捷足先登，早在此前就发明出“党内阶级斗争理论”来了。根据高华先生的研究，１９３０年２月间，毛泽东在赣西南主持召开所谓“二七会议”，将毛不服从毛的领导的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份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离出主力部队，转任地方工作。２月１６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

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
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
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
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
布尔塞维克化。”（高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ＡＢ团”的历史
考察》，《二十一世纪》）

如高先生指出，“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在当时完全是个新提法。他没有指出的是，即使从国际共运的范围内看，这也是个崭新的理论突破。

在二七会议精神指引下，苏区迅速出现肃反高潮。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ＡＢ团宣传大纲》，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斗争矛头迅速指向党内，进而从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到上层领导。如高华先生的大作披露的，１０月１４日，毛在给中央报告中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ＡＢ团份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ＡＢ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引文来源同上）

凡是文革过来人都能看出，此话在３０多年后再一次回荡在神州大地上空。６０年代毛对全党发出警告“我看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党组织不在我们手中”，其实就是从这儿来的。

“毛委员，指航程，光辉照耀天哪，天地明哪！”毛首先在其亲率的子弟兵一方面军下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从４万多将士中清理出４，４００多名“ＡＢ团”，其中有数十名“ＡＢ团总团长”，悉数被处决。紧接着，毛又派出亲信李韶九作为钦差大臣，将江西行委以及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悉数逮捕，并以毒刑逼供，短短五天内就处决了４０多人，终于逼反红二十军，酿成著名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件于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２日爆发，逃出虎口的红二十军团长刘敌发动兵变，逮捕了该军军长，率军攻占富田县城，释放了所有冤枉被捕人员，并逮捕了李韶九以下当地政府人员（后经陈毅调解后全部释放），并把队伍拉过赣江，宣布脱离一方面军，并派人向上海中央告状，要求逮捕毛泽东。

中央对此事件的处理一波三折。项英代理中央局书记时，将该事件定性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只开除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等人党籍，余人免予追究。可惜不久后王明掌权，将其与李立三的权力斗争扩大到下层去，为此谴责富田事件是反革命暴动，免了项英的职，以毛泽东代之。毛掌权后便大开杀戒，先以谈判为名诱捕了２０军兵变领导人，将其全体处决，又将２０军调入红一、三军团的埋伏圈，将其包围缴械，该军自军长、政委以下７００多名副排长以上干部悉数被屠。该军被取消番号，残部归入红七军。

富田事件后，中央苏区反ＡＢ团斗争如火如荼，先后有７万多革命同志倒在自己人的屠刀之下。

以上事实，确如陈院士所说，如今已经成了专家们和业余爱好者们耳熟能详的常识，张戎的巨著虽作了比较系统详细的介绍，但并没有发掘出多少不为人知的史实来。

尽管如此，该书第二作者哈利戴毕竟有着比较辽阔的世界视角，熟悉苏俄血腥历史，因此在该书中特地强调指出，毛发明的这种血腥的党内自相残杀，甚至早于斯大林的大清洗。用张朴先生的大白话来说，便是“毛泽东做了斯大林的老师”。国内学者高华先生其实也看到了这点，惜乎毕竟未能明确指出。窃以为，能指出毛泽东在这方面为共产革命工艺学的完善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这一史识是很了不起的。

遗憾的是，作者的洞察力似乎也就只局限在这点上，因而不但忽略了苏区肃反的高层权力斗争背景，而且竟对在其他苏区大致同时发生的大屠杀视而不见或只是一笔带过，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重大失误。

首先，毛当然是党内大规模血腥斗争的始作俑者，率先提出“打倒机会主义领导”的响亮战斗口号，在党内打“ＡＢ团”也是他的????刘士奇的发明，但他的政敌李文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上引高华的同一篇论文说得很清楚，李文林是赣西南党与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与毛及红四军的关系一度十分密切，但后来李反对毛吞并他领导的地方武装，并反对毛推行“没收一切土地”的极左政策，双方关系破裂。在二七会议中，李文林被整，调到地方工作，此后取代刘士奇，打ＡＢ团比刘还积极。在他领导下仅两个月内，在赣西南三万多党员中就开除了“地主富农”一千多人，消灭了一千多“ＡＢ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１/４被打成“ＡＢ团”，也大多被杀。（请参考上引高华论文）

李非但不是毛的嫡系，完全就是他的眼中钉，但人家照样创下了如此之高的杀人记录。可惜这事实却被张戎忽略了，最后难免给读者造成一种“苏区肃反都是毛犯下的罪行”的错觉。

其次，张书忽略了“党内肃反”的上层权力斗争背景。诚然，毛泽东是将这个新概念引入中共乃至整个国际共运的第一人，但在他发明出这新武器来之后，却被王明迅速接了过去。如上所述，项英本来对哗变的２０军采取明智的息事宁人的态度，但只因为红２０军支持过王明的权力斗争对手李立三，王明便不但将该事变定为“反革命暴动”，派钦差大臣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三人去苏区宣布之，而且罢了项英的官，以毛代之，支持毛以铁腕解决２０军，甚至不惜使出诱捕杀降的卑劣手段来。这当然首先是毛的罪行，但背后指使支持的王明也难逃其罪。可惜作者却没有指出这点。

更重要的是，中央将毛的发明推广到了所有的苏区去，其中以贺龙所部红二方面军所在的湘鄂西苏区蒙受的血雨腥风最为惨烈，可惜发生在其他苏区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却被张戎忽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失误。

下面简单介绍发生在其他苏区的大屠杀。

１）闽西苏区“社民党”冤案

这一血腥冤案紧接着毛泽东主导的中央苏区“反党内ＡＢ团”的大屠杀发生，同样激起了类似富田兵变的“坑口兵变”，只是规模小得多。两者的发生机制相同，都是“强龙”吞并“地头蛇”的权力斗争，但抓所谓“社民党”，比抓“ＡＢ团”更令人哭笑不得，乃是最典型的红色幽默。

该案发生于１９３１年初，其时斯大林正和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别苗头，把后者打成了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便通过共产国际给各国支部下命令，要各国共产党掀起反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国本非欧洲国家，从无工会传统（亦即列宁重点批判的“工联主义”），更无工人运动传统，所谓共产革命乃是莫斯科强行输入的，上哪儿去找社会民主党去？但主子既然发指示，当然只能凛遵，于是便给下属发命令，要各地“加紧反对改组派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欺骗政策”，由此触发了闽西苏区的血雨腥风。

事件之起，始于红１２军在长汀县召开的纪念李卜克内西和罗森堡的大会。军政治部主任李任予介绍了这俩外国人，说他们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人，是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在第二国际堕落为修正主义后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发动柏林起义失败后惨遭杀害，云云。

这些西洋景，文盲痞子们如何明白？演讲完毕后，某积极分子便率众高呼：“坚决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千多名官兵中，也就只有数十人跟着呼喊了那“反动口号”，以为“第二国际”便是“共产国际”，“社会民主党”也就是共产党。

另一略识之无的积极分子却立即向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密报了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肃反委员会立即决定在红１２军１００团中展开肃反，迅速逮捕了呼喊反革命口号的那个愤青，以及企图包庇他的团政委等６０多人，并施以毒刑。中共闽西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随即下令在全区开展肃反，并宣判处决了红１００团自团长、政委、参谋长以下等３４人。

肃反委员会接着又迅速扩大战果，将清洗扩大到红１２军其他团以及地方党政组织中去，以毒刑逼供，指令受害人攀咬“闽西王”亦即土产红军地头蛇、开创闽西苏区的傅柏翠为社民党首领。林一株还率军去讨伐傅柏翠，傅闻讯后召集手下人马严阵以待。两只红军对峙了十多天。因傅的人枪稍多于林率领的红１０１团和两个县的赤卫大队，林终于不敢开战退走。傅此后即脱离红军，去了福州，只是在红匪长征后才回到闽西老巢。但他也并未变成共党死敌，一直在与共匪秘密勾结，居然也就不被国府法办，直到他在１９４９年率所部国民党军政人员公开“起义”。

这些行动都是在“闽西捷尔任斯基”邓发的指挥下进行的，他并向中央及时汇报了闽西发现“社民党”的紧急军情，得到了敬爱的党中央的及时支持。《中央给闽粤赣特委信──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明确指示：“闽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都是敌人积极地打入到党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活动。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邓发、林一株等人积极执行中央指示，“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根据革命形势的急迫需要，《闽西苏维埃政府第25号通告》及时规定：“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以先执行，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

绝大部分被梭标刺死、大刀砍死或被活埋的都是参与创建地方党政组织的土共，以及红１２军指战员。地富出身的干部首当其冲，出身不好即足以构成杀头罪名。高华先生披露：

“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明确宣布惩处「社党分子」的三项原则，其
中最重要的一条，即出身不好者处以死刑，其依据是，「地主富农子弟，
在斗争中必然会背叛革命」。 ”

“在被害者中，也有不少少先队、儿童团员，最小的只有十六岁。许多五
花八门的罪名，诸如参加了「社民党」的「十毫子运动」、「食烟大同盟」、
「姑娘姐妹团」、「找爱团」、「膳食委员会」，都成为被处决的理由。”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这“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的结果，是使那汉奸伪政府在短短三四个月内便成了个空壳子。中央局于1932年2月19 日给闽粤赣省委的信中承认：“这一非常事件，给闽西党的创伤是严重的，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减为5000人不到。”闽西团特委1931年7月 12日在给苏区团中央的报告中承认：“全区30个区委中，只有1个区委能勉强维持工作。”闽粤赣特委则于1931年5月1日给永定县委的信承认：“红12军在这次清肃之后，内部的确万分成问题，战斗兵的减少，指挥员的缺乏，以及士气勇气的减低，这决不是东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决的。”

这杀人狂潮终于如富田事变一般，引起了“坑口兵变”。据高华先生介绍：

“在闽西大清洗的高潮阶段，闽西杭武县第三区（现属上杭县溪口乡，太
拔乡）区委书记何登南、县武装第三大队政委陈锦玉等二百人被控以「社
党分子」的罪名，被拘押在坑口和白砂（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5月27
日，县武装第三大队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丘子庭等率众
扣押了正在此巡视的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罗寿春，迫其书写手令释放被
扣人员。当晚，李真等率领三大队包围区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捕人员。同
时又派出一部分人员前往白砂，以罗寿春的手令，将被关押的第三区人员
带回释放。

以邓发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赣省委（1931年5月，原特委易名为省委）得知
「坑口事变」消息，立即认定属于「反革命暴动性质」，随即抽调新红十
二军进攻杭武第三区，至5月29日，除少数人逃亡外，第三大队的大部分
人员被缴械逮捕，两天前刚被释放的人员又再次被捕。同日，闽粤赣省委
作出决议，指示：「对于已经被捕的社党，应多方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
同时要很快地处决」。于是，李真、何登南、丘子庭及第三大队绝大多数
被捕干部、战士尽被处决。

5月29日的镇压虽然极为严厉，但是并没有完全压下闽西苏区军民对肃反的
极度愤怒。6月1日，杭武县第二区部分干部与地方武装又发动反抗，在此
前后，永定的溪南和虎岗，也发生类似自发的反抗行动，但全部遭到镇压。”

一直到８月底，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文件批评了“闽西肃反扩大化”，大屠杀才逐渐开始降温。共产党处理这种烂事的方式总是老一套。明明“社民党”整个是子虚乌有的冤案，后来连元凶邓发自己都在1945年承认了。死在红匪屠刀下的无数生灵，到了阎王殿上也整不明白“社会民主党”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但伟光正是死也不会认错的。那“纠偏”公式无非是两条：一曰“扩大化”，亦即并非凭空虚构，杀人是应该的，只是稍微杀过了头；二曰“错误路线影响”，在中央和地方找个替罪羊扔出去。

中央的替罪羊自然先是李立三，后是王明，地方的替罪羊则是“闽西叶绍夫”林一株同志。该同志与其俄国上司叶绍夫的下场一模一样，被戴上“社民党分子”的帽子后加以处决。如同中央苏区打ＡＢ团的先锋李文林被当成“ＡＢ团首犯”处决一般。

那么，谁该为这场大屠杀负责？毛泽东有无责任？高华先生认为，元凶当然是邓发，但张鼎臣、任弼时也该负责。毛则因被免去中央局书记，随后去领导一方面军与国军作战，似无机会过问闽西苏反，虽然他绝无可能不知道此事发生。但因为它和赣西南肃“ＡＢ团”运动几乎平行发生，非常相似，由此决定了毛始终不肯为该案平反。直到毛死后的８０年代，该案才与“ＡＢ团”的冤案一道获得平反。因为时代久远，到底有多少人倒在这场大屠杀中已经无法准确查出。据中共自己报出的数字，至少有６３５２人死在这场大屠杀中（《闽西“肃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党史通讯》，１９８６年第５期）。

如上所述，屠杀虽然由邓发、林一株等人启动，但是在中央４月４日下达的指示表示明确支持之后，才进入了狂潮。中共官方宣传照例是把此事赖在王明身上，而高华先生则认为那封信有可能是周恩来起草的，虽然那不过是推测之言，没有什么证据。在我看来，不管是谁起草，当时的中央主持人如王明、恩来、博古等人都脱不了干系。相比之下倒是毛还没有多少责任。

２）湘鄂西苏区四次大肃反

在所有苏区肃反中，这大概是规模最大，最令人发指，为祸最惨烈的大屠杀。

在我看来，这场大屠杀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Ａ、规模最大。

这是在相对意义上说的，湘鄂西苏区肃反杀害的绝对人数可能比不上中央苏区，但考虑到它小得多的面积和总人口数，该区肃反规模大概相对最大。

Ｂ、进行次数最多，延时最长。

别的苏区一般只搞过次把大屠杀式的肃反（屠杀“阶级敌人”不计）。例如周恩来等人进入中央苏区后，便逐渐停止了“群众专政”，代之以苏式职业特务机关（保卫局）的职业主义（professionalism），虽然照样制造冤案（例如张爱萍因为演戏宣传“社会主义”就给打成了“托派”），但毕竟再没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大屠杀的人民战争。张国焘虽然也在红四方面军杀得轰轰烈烈，但毕竟也只搞了两次肃反。唯独湘鄂西搞了四次肃反，堪为匪区内的杀人冠军。

因为这两个特点，大屠杀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和土共人员，彻底搞垮了红二方面军。贺龙同志在《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中承认：

“１９３２年春天至１９３４年秋天。湘鄂西分局贯彻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结果把整个湘鄂西根据地都丢了。”

可惜由于中共的压制封锁，至今国内对这场人间惨剧的调查研究还很不完全，更没有准确的死亡数字。我见到的最保守的国内的数字是，红三军1000多名高级将领和指挥员，以及7000多名地方区级以上、部队连级以上干部被杀害，加上其他无辜被杀者，总数在1万以上。

另一调查数字则是红三军从原来的四万人被杀到四千人（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还有另一数字则是从原来的两万多人锐减为三千（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贺龙本人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据时任团政委的杨秀山同志回忆：夏曦最后连党、团组织都解散了。实行“重新登记”时，党员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和卢冬生四个人。

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未将地方上的冤魂统计在内。考虑到湘鄂西的面积，哪怕采用最保守的统计数字，该区肃反战果赫赫，为各区之冠，仍似乎不容置疑。

这大屠杀的效果当时就体现出来了。在最后一次肃反中，此前始终明哲保身，听任夏曦胡乱杀人的贺龙实在忍不住，劝道：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这才感到不妥，停止了疯狂杀人，但军队的脊梁已被打断，再没有当年的战斗力了。以红军装备之紧张，红三军竟然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而且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生怕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径。

Ｃ、高官也不能幸免。

第一次肃反杀了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创建人之一、曾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红３军政委的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等等。红３军参谋长兼第７师师长孙德清，红６军创始人之一、红８师师长段玉林等。

第二次杀了红７师师长王一鸣，政委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红３军教导第１师参谋长董朗，曾任红2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6军政委的柳直荀。

第三次杀了曾任红６军政委、军长、新６军军长、红９师师长，革命元老兼彭德怀入党介绍人段德昌，红９师参谋长王炳南，湘鄂边特委委员、湘鄂边独立团政委陈协平。

第四次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红７师师长叶光吉，红７师政委盛联均（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Ｄ、屠杀手段特别残忍。

使用毒刑乃是红色政权的优良传统，各地苏区并无不同。张戎在其巨著中介绍了赣西南打ＡＢ团使用的各种令人发指的毒刑，那并不是独一无二的。闽西抓出社民党的强大侦破手段，同样是各种匪夷所思的毒刑。湘鄂西苏区肃反也发扬了苏区的这一伟大传统，保卫局湘鄂西分局长江奇同志发明了“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２０多种酷刑，堪与其他苏区的发明媲美。但因为该区屠杀规模最大，其残忍手段也就最令人触目惊心。

如上所述，万涛、潘家辰乃是创建该苏区的元老，在第一次肃反中被害。根据潘妻庄晓东的回忆，万涛被捕以后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潘家辰的关节全被打断，神智不清，最后只求一死。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活活打死。根据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忆：柳直荀被捕后几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处死刑的那天，他其实已经残废了，但还是被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一直没找到。

段德昌的遭遇更惨，他不但被连续毒打，死前江奇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特意延续他的死亡痛苦；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被打折十指的陈协平则被石头砸死。

这些正常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残忍恶毒，即使是在我党编造出来的“渣滓洞”、“白公馆”、“上饶集中营”等神话中也从来没有过。

当然，湘鄂西肃反也反映了所有苏区肃反的共性，那就是它实质上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斗争。它与发生在其他苏区的大屠杀一模一样，都是中央派来的（如闽西的邓发，鄂豫皖的张国焘，陕北的朱理治）或矫诏代表中央的（如中央苏区的毛泽东）野心家为了吞并创建苏区的地头蛇而举起屠刀，并与地方原有的派系斗争盘根错结地纠集在一起，使得局势更加险恶。湘鄂西肃反唯一具有戏剧性的是，这场大屠杀竟然是由中央代表夏曦，在得到另一中央代表关向应持中央圣旨的支持下匹马单枪发动的。

湘鄂西苏区最初的创建人是贺龙、周逸群、段德昌、柳直荀等人。其中贺与段一直有矛盾，周逸群离奇死亡后（党内猜测是夏曦暗算，但因无证据而drop了case），贺与段关系一直相当紧张，这或许就是贺龙对夏曦、关向应掀起的疯狂屠杀一直百依百顺的缘故吧？

谁该为这场疯狂屠杀负责？我党自然是把这烂事赖到王明头上去。但王明虽在１９３１年１－９月间成了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此后他就到莫斯科去了。湘鄂西第一次肃反始于１９３２年５月，再怎么着也赖不到万里之外的王同志身上去（当然也无法赖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头上去）。如果要查中央的责任，那也只能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和恩来。

不过，在我看来，那还是中央特派员夏、关两人的匠心独运。中央当然主张杀人，但以恩来的稳健，似乎不会主张杀到如此蝎虎的地步，他的责任恐怕还是个远离苏区瞎指挥的问题。这现象说明，几乎在苏区同时发生的屠杀狂潮，其实是苏式邪恶共运的必然表现，因而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在各地自发出现这种杀人狂潮。

３）红四方面军两次肃反。

以下根据国内网上信息，参考《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写出。

红四方面军原踞鄂豫皖苏区，该根据地由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舒传贤、徐百川、姜镜堂、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等多人开创发展而成。1931年4月，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去该区。张任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少共中央局书记，沈泽民（即作家茅盾的弟弟）任鄂豫皖省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

中央派去的大员毫无凭藉，必然要遇到如何整肃下属悍将，杀人立威的问题。据张国焘回忆录，他上任伊始，因为脚走坏了，只能坐轿子，备受前来迎接他的土共鄙夷，这个问题当然就更突出。因此，张到任不久就发动了加紧“布尔什特化”的斗争，并迅速找到借口，开始大规模肃反，那借口倒比毛泽东、邓发、夏曦等人的充足得多，乃是某国民党特务给红１２师师长许继慎的劝降书。张抓住这信，立即对许立案侦察，不久就由保卫局使用酷刑成功揭发了一个“兵变”阴谋。

张立即下令逮捕了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并在短期内就在河南光山白雀园处决了这些人，就连许继慎正在怀孕的的妻子王望春都没放过。

和别的苏区肃反过程一样，杀戒一开，很快就进入疯狂状态。这其实是个恶性循环：“肃反”的动机很复杂，既有权力斗争的需要，又是积怨爆发，更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缺乏安全感的恐惧心理。肃反一旦进入毒刑逼供阶段，必然就会抓出大批“反革命”，反过来更加引起主持者的恐惧心，于是便乱杀一气。越杀得多，这种恐惧感就越严重，越是觉得到处都是反革命，由此循环往复，最后便必然是杀到元气大伤，再不能杀下去为止。

就这样，给许继慎的劝降书案发于１９３１年８月，短期内就进入了大屠杀，一直持续了足足三个月，并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红10师政委陈奇、苏区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舒传贤、中央独立1师师长徐百川、中央独立2师师长王效亭、皖西道委书记方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28团政委罗炳刚、红29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团长任难等人都被捕杀。

和其他苏区肃反一样，到底有多少人屈死，从未得到认真调查，只有各说不一的大致数字估计。陈昌浩提供的数字是，在1931年的9-11月两个月之间，他直接指挥下的红军指战员就被杀了十分之一，计2500多人。徐向前的估计数字也差不多，他说：“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和湘鄂西发生的情况一样，杀到后来就完全丧失了理智。所有的人都成了嫌疑对象，不管是谁，只要扣上“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帽子，随之而来的就是逮捕处决，到最后竟然连战士发牢骚讲怪话都成了死罪。连战士的枪口沾点土，米袋子破了，也都格杀勿论！

时为红３０团团长的孔庆德回忆，他当时也给抓了起来，被开除党籍，罚去劳改，一天让他们去烧尸体，一个小山洼里全是被当成“反革命”处决的红军将士。一层柴禾一层尸体，这么架了好几层，放火焚烧。多年后孔回忆往事，还忍不住流泪，说：“我一生打了那么多仗，死人见过无数，但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痛苦。”

据说解放后曾在湖北麻城与四川通江洪口场先后发现张国焘留下的两个万人冢，每个都有几千具尸骨。

后来国府剿匪，红四方面军顶不住，只好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退出匪区，最后逃窜到四川去，只留下徐海东指挥的红２５军在原地坚持。张国焘走后，中央代表沈泽民竟然还在继续坚持肃反，杀了红２７军军长刘士奇、红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独立6师师长叶启文、第八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皖西北游击司令吴宝才、红28军政委江求顺等一大批红军指战员。其中这刘士奇本是毛的连襟，曾在赣西南特委任上首创“抓ＡＢ团”，害死了无数无辜生灵，引发了富田事变，最后自己却成了反革命被杀。当真是天道好还，毫厘不爽。

张国焘率四方面军逃到四川去后，又在新开辟的根据地杀人立威，先后屠杀了原红4军军长旷继勋、原红4军政委余笃三、方面军宣传科长王振华、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川北独立师师长任伟章、政委刘杞、参谋长张逸民、师政治部主任李戴溥、红10师参谋长吴展、红73师参谋主任杨白、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红217团政委闻盛世、红218团政委陈少卿，以及起义“川北民军”的排以上军官。

红四方面军的大屠杀到底该谁负责？我看基本应该是张国焘的责任。张在党内资格太老，不但是建党元老（周恩来曾亲口对他说：“这个党是你建立起来的”），始终是中共领导人，参加过南昌暴动，还是中共党内唯一得过列宁勋章的人。他和毛一样都是桀傲不逊的枭雄，绝不会随意服从中央，所以我看这烂事主要还是他的责任。至于中央对他的肃反功勋是否及时肯定表彰过，还有待于党史学者去发掘。

４）陕北苏区肃反

此事张戎介绍过，可惜在一定程度失实，这似乎不光是史识问题，还是史实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据张书介绍：

“毛朝刘志丹的根据地出发时，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对高层说，刘
在‘领导上不一定正确’。九月中旬，主管根据地的中共北方局奉命前
去‘肃反’。北方局的人一到就跟刚被蒋介石从南方赶到这里来的红二
十五军联起手来，向刘和刘的战友们开刀。红二十五军人数三千四百，
不如刘志丹的武装力量强。但刘没有抵抗。当他从前线被召去后方，途
中得知是要逮捕他时，他仍自己走进了班房。

中共大员谴责刘志丹‘一贯右倾’，说他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
据地的反革命’。他服从党的行为不但不被赞赏为对党忠诚，反而被歪
曲来作罪证，说他明知要被捕，‘反而不跑’是狡猾的以此使党对其信
任’。监狱里，刘志丹戴着沉重的脚镣，后来长期走路都成问题。酷刑
是家常便饭，烧红的铁丝曾捅进他一个战友的大腿直到骨头上。许多人
被活埋。幸存者习仲勋后来说，他被关在瓦窑堡的一个监狱里，‘埋人
的土坑已经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

这个时候毛泽东来了——来扮演一个英明的仲裁者角色。毛传令停止捕
人杀人，十一月底释放了刘志丹等人，肃反被定性为‘严重错误’，两
个替罪羊受到处分。毛成了救命恩人，这使他接管陕北根据地时，处在
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地位。那场血腥的肃反使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大受损
害，无职无权，毛得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排斥在领导圈之外。刘志丹作
为根据地的创始人，只分给很低级的职务：做由一帮新兵组成的红二十
八军军长。毛派亲信做政委，以掌握刘。刘志丹没有怨言，他公开表态
支持毛的权威，还要受害的战友们也都听中央的。”

陕北的肃反确实开始较晚，是１９３５年初北方局代表朱理治、上海局代表聂洪钧到达陕北后组成“沪局与北局派驻陕北苏区代表团”领导进行的，具体主事的主要是朱理治和从鄂豫皖苏区逃到陕北的红25军参谋长兼省委保卫局长戴季英。

但在我看来，陕北肃反主要还是原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的矛盾以及各自领导的红２６军与２７军之间的旧有矛盾，加上新到的实力雄厚的客军２５军（军长徐海东）的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引发的。硬要说万里之外的毛泽东早就算定了他率领的一方面军会和红四方面军决裂，逃到陕北去，为此事先深谋远虑地给中央特派员下令，布下那么一枚棋子，只怕过于牵强。

更何况长征进程充满随机性，无从按预定时间表准确行事，朱理治等人和毛“中央”并无电讯联系，怎么才能准确协调两家的动作，确保毛能在最后一分钟赶到，喝令“刀下留人”？光从技术上来看，这种阴谋都没有可行性。

再说，高华先生的研究表明，毛在长征期间，其实只夺得了军队领导权，并没有夺得党的领导权。他当时在党内的角色不是领袖而是个实力雄厚的军阀。实际上的书记乃是张闻天，毛自己都在内部会议上说：“那时的书记是张闻天，我当主席是七大的事。”似乎无权过问党务，遥控与之毫无渊源的北方局代表朱理治去整刘志丹。

最后一个不支持此论的证据是，如果朱理治确实是毛的别动队，那么毛在此后一定会重赏之。可惜朱的宦途并不如意，最后竟然去任边区银行行长的闲职。这在我看来根本就没有必要，因为毛当时虽然给刘志丹脱了反革命帽子，但仍然给他留了个右倾错误的尾巴，只是到后来延安整风为了倒国际派，才把刘从垃圾堆里刨出来退洗干净，装扮成“错误路线迫害对象”。与刘同时被捕的高岗步步高升，似乎也不支持张－哈提出的主张。

因此，依愚见，陕北肃反的发生机制和其他苏区一模一样，都是共党革命必然导致的大疯狂，并不是毛的高明权谋。当然，毛释放刘那一手实在漂亮，确实是笼络民心的高招，但不容否认的是，它在客观上也制止了大屠杀，使得陕北苏区侥幸逃脱了别的苏区经受的血雨腥风。

四、苏区肃反的伟大意义

我在旧作中多次强调指出，中共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最血腥、最野蛮的一页，没有指出的是，在中共上台前，其对所谓“苏区”和“解放区”的统治，更是黑暗中之最黑暗者。迄今为止，似乎只有张戎的巨著比较系统全面地披露了这一史实。然而就连她也只把视线局限于毛主导下的中央苏区“肃ＡＢ团斗争”，除了稍微提了一笔张国焘的丰功伟绩，便忽略了同期内发生于其他苏区的大屠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缺陷。

当然，该书的重点是为毛作传，并非中共党史，介绍党史当然只能围绕着毛展开。不过，如我已在前文提到过的，忽略了其他苏区的大屠杀，光是强调毛在国际共运史上打响“党内阶级斗争”第一枪的伟大贡献，难免让不熟悉党史的同志产生错觉，以为所有的坏事都是毛干出来的，共党暴乱造成的巨大民族灾难都是毛的个人原因，这就不但妨碍了该书达到本可达到的高度，而且无助于正确全面地总结历史教训，以期惩前毖后，防止类似灾难在将来再度发生在那个鲜血浸透了的苦难之邦中。

其实愚以为，即使是为毛作传，也值得介绍苏区肃反的全貌。读过前文的读者都该看出，光是苏区肃反那血淋淋的一章，就足以粉碎中共“国民党在苏区杀人如麻”的无耻欺骗宣传。杀人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最能杀害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甚至儿童团员的，还是共产党自己。其战果之辉煌，即使是合全国“阶级敌人”之力也难以做到万一。区区蒋总司令又何足道哉？

这就是苏区肃反的第一个伟大意义。因为大屠杀的牺牲者是自己人，成了“革命烈士”，所以，这是我党唯一允许调查研究的领域，算是绝对禁区里的相对禁区。当然，革命烈士们在党的屠刀之下抛头颅、洒热血，恐怕只是苏区血海中的涓涓细滴。比起倒在共匪屠刀下的“阶级敌人”来，我党自制的“革命烈士”的数量只怕是九牛一毛。然而在现实条件下，这毕竟是可以查明中共祸国残民罪行的唯一突破口，应该引起党史学家们的足够重视。

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多少党史专家注意到这一问题。除了张戎之外，只有国内学者高华先生在其巨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比较系统地研究过苏区肃反。然而由于该书的主题是研究毛变成党领袖的历史过程，虽然在这方面要比张戎《毛》传深入翔实得多，但仍为主题定向所限，没有全面研究其他苏区特别是湘鄂西苏区肃反的历史。

这最后便造出了一种滑稽结局：凡是４０岁以上的大陆人，恐怕没谁不会唱《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没谁不知道李的老公柳直荀乃是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但恐怕没多少人知道那革命烈士到底是谁制造出来的，更不会有几个人知道柳死得何等之惨，而李“君失柳”又何等彻底，至今连尸骨都找不到。

苏区肃反的第二个伟大意义，是它在国际共运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充分证明了斯大林主义乃是列宁主义的必然归宿。

西方许多学者都承认，斯大林的大清洗，其实改建了苏共。大清洗之后，苏联共产党名存实亡，再不是过去那个布尔什特党了。新党基本由十月革命后提拔起来的、毫无独立政策主张、只知绝对忠于斯大林的新干部组成，老布尔什特统统被肉体消灭，该党留下来的只有原来那个名称，毫无组织上的延续性，却还装模作样地自称是列宁的党。

为什么苏联革命史会突然冒出这血腥野蛮的“毁党造党”的一章来？西方学者虽然也有人承认那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更多的是将此归结于斯大林的主观素质特别是其心理变态，在这点上，他们的态度倒与张戎－哈利戴对毛和中共革命的分析差不多。

其实我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就指出过，斯大林主义乃是列宁主义的逻辑发展，个人独裁乃是冒充“阶级独裁”的一党独裁的合理归宿。前文所引列宁同志的语录就说明了这一点：

“专政意味着基于力量而不是法律的毫无限制的权力……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行使的暴力，本身就是革命正义。”

这话说得朗如天日：只要使用 “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就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什么无法无天的烂事都可以干，无论怎样杀人放火，男盗女娼，都是“行使革命正义”，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标，都是justifiable的。

这就是列宁主义的精髓，也就是革命家们轻易填补其崇高理想与龌龊现实之间巨大鸿沟、求得良心平安的坦途，是他们一面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一面满怀悲壮崇高的“解放全人类”的宗教激情的秘诀，更是他们倒在自己人的屠刀之下死而无怨无悔的基本动因：既然一切罪恶都可以看成是为了最终根除人间所有邪恶而付出的高尚牺牲，那世上还有什么罪行在这“第一原则”之前是不可以原谅的？

用艾青的诗来说便是：

我知道
革命就是穿过整整一个屠场
但我仍然坚定地走过它
带着浑身的鲜血和肮脏
怀着圣洁的信仰

（芦案：这是我初中时代看过的艾青诗作，早已不能记忆原句，这里是根据大意的再创作）

问题在于，列宁设计出这革命工艺学的可怕的强大理论武器来时，竟然没有想到它很容易便能变成斯大林主义。不择手段、残忍无情地镇压“阶级敌人”的利器，很容易便能掉转方向指向自身。

这道理是明摆着的：只要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行使暴力，则所犯一切罪行都理所当然是革命正义。革命本身就是大规模使用暴力抢夺权力。既然革命家们可以用这名义，在党外名正言顺地抢夺权力，把党外反对自己的人一律打成只该屠杀的反革命，则又胡不可使用这名义，在党内名正言顺地抢夺权力，把党内反对自己的人一律打成只该屠杀的反革命？革命发展到这一步，岂不是才算真正进行到了底？所以，即使没有斯大林，换任何一个人去当国，不管是托洛茨基，是季诺维也夫，是加米涅夫，还是布哈林，都要把列宁主义发展到底，此乃那罪恶理论的必然结局。

中共苏区的肃反史就最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它不但先于斯大林的大清洗发生，而且和后者呈现了令人惊讶的相似，特别是湘鄂西苏区肃反更是如此。夏曦堪称中国的迷你斯大林，用大屠杀打断了红二方面军脊梁，使之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凡是熟悉联共党史的人都知道，这和斯大林后来发动的大清洗非常相似。斯大林本人就是在德国入侵前夕几乎杀光了红军的军官团（officer corps，这儿指的是一个社会阶层，不是指军队的某个单位），使得红军元气大伤，才先后在苏芬战争和苏德战争早期大败亏输。

中共苏区竟然会在不同地域大致同时发生与６、７年后斯大林的大清洗惊人雷同的平行现象，这一事实就足可证明那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过程（这儿倒用得上马列的“偶然是必然的表现”），并不是可以用领袖的个人素质解释的，去琢磨屠夫们的心理动机更没有多少意思。遗憾的是，就连高华先生那种见识出众的史学家，似乎也难以免俗，为此去分析毛泽东是否到底真的相信有那么多的ＡＢ团。

“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不但是列宁发明的“革命工艺学”的逻辑延伸，而且是革命成功的前提。列宁革命工艺学之所以威力无穷，是因为他首次把政党变成了集宗教组织、地下帮会以及军队为一身的政治军队。这种政党之所以有空前的破坏力（或曰战斗力），乃是它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从而能把分散的个体的力量集合为势不可挡的强大群体合力，这就是保证革命成功的主观必要条件。

尽管如此，革命党初起之时，毕竟还是个“群雄”党，未能达到军队式独裁的理想境界，当然战斗力也就无从充分释放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革命队伍内部就必须出现弱肉强食的丛林式筛选，通过血淋淋的较量，决出一个拳头最大者，以铁腕把党改造为“一家党”，也就是真正的军队，其中只有一个总司令，所有的人都只能无条件服从之，这才能最充分地释放出潜在的战斗力来。

斯大林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颇原始，但效率极高，也就是从肉体上对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方式乃是最容易想到的，因此无论是毛泽东、是邓发、是夏曦还是张国焘，当然都要本能地采用这明快简洁手段。

但这手段效率虽高，却具有严重的自伤性质，如上所述，这种自杀效应充分表现在湘鄂西、鄂豫皖苏区。它的致命缺陷在于，屠杀机制一旦开动，就会进入恶性循环，直到屠杀引起了直接的严重生存危机，才会促使屠夫逐渐恢复理智。如果我党是执政党，则使用这种高效率手段毁党造党也还没有太大关系（虽然在苏联仍然引起了对外战争灾难），但处于夺权过程中的革命党这么干，则无异于自杀。这就是毛泽东把“群雄党”改造为“毛氏一家党”面临的最大难题。

毛的答案是延安整风。他发现，其实不用杀人，只需整人就能达到毁党造党的目的，而且更有效。这确实是对列宁－斯大林“革命工艺学”的天才贡献，也是苏区肃反的政治遗产，可以算成苏区肃反的第三个伟大意义。

延安整风的精神就是一句话：“改肉体消灭为旨在摧毁独立意志的心理征服”。先发动群众，七斗八斗，让你“下楼洗澡，脱裤子割尾巴”，在“洗澡水”里放上大量的“双氧水”，用人类能想象出来的一切巧妙、阴毒、邪恶的手段折磨得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最后再由大救星包青天出来为你平反昭雪，不但从此一劳永逸地摧毁了你的独立意志，而且让你对伟大领袖感激涕零，更为伟大领袖本人赢得了宽大仁厚的美名。

这就是伟大领袖何以动辄就要吹：“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确，从表面来看，这种钝刀子比好快刀要“仁慈”多了，迫害致死和自杀并不计入“一个不杀”之中，那也非常科学合理：迫害致死只能怪你体力不足以耐受“治病救人”的“双氧水”，而自杀更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无耻叛变。

从党的利益来看，延安整风确实是个伟大成功，其意义并不限于托起了红太阳。它不但圆满完成了化群雄党为一姓党的历史任务，使得党作为政治军队的战斗力从此充分释放出来，而且避免了肉体肃反的自伤效应，保证了党的个人化（亦即所谓“中共布尔什维克化”）不会打断党政军的脊梁。更重要的是，它完美实现了“思想改造”的原定目标，几乎所有的革命同志都温顺地接受了这种“思想改造”，驯服地主动地消灭了自己的个性和一切残存的人味，主动自觉地把自己改造成毫无人类面目的“党的驯服工具”。看看韦君宜的《思痛录》，你就会为“思想改造”摧残心灵与人性的强大威力不胜震骇。要一直到毛死去多年，老干部们才纷纷从那魔咒里复苏，竞相自称“两头真”（当年参加革命是真诚志士，现在又归朴返真，恢复了人性），却死也不明白中间那段是怎么丧失人性的。

难怪毛要将这个人发明当成治国之道，在执政后几乎每年都要在不同程度上将这法宝使出来，轮番收拾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和集团，直到最后发动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全国化成了延安。

但从民族利益来看，“整风”还不如斯大林式肃反。以暴民取代秘密警察的专业队伍，使民众毫无必要地介入与他们毫不相干的高层权力斗争，最后便不但使得全民完成土匪化与政客化的彻底堕落，而且在全国各地人为制造了盘根错节、无从消除的深仇大恨。看一眼“人民文革派”同志们的文章，便再迟钝者也不难立即意识到老毛究竟对全民造了什么大孽。

这在我看来就是苏区肃反乃至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遗憾的是，杰出的国内学者高华先生在其研究延安整风的巨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基本上没有触及这些问题，就连具有国际共运视角的哈利戴先生也忽略了这些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陷，虽然它并不足以动摇高华以及张－哈的有关专著的史学地位。

2007-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