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必要引入社会主义运动（二）

芦笛

四、资本主义基于利，社会主义基于义

所谓“利”与“义”，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荀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说得清清楚楚了。用现代话语来说，“逐利”是人类的生物性，借用我党的话来说，也就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原动力。逐利乃是人类天生的冲动，并不需要学习，更不需要提倡鼓励；而“取义”则是人类的社会性，也就是人类为了群体合理生存设计出来的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的功利设计，需要以洗脑的方式注入社会成员大脑，以思想改造的方式，通过战胜逐利的天性在个体中建立。用荀子的话来说也就是“化性起伪”，也就是用后天教育改变人性，人为建立起行为规范来（那“伪”就是“人为”的意思）。

从社会效果上来看，“逐利”与“取义”完全不同，前者乃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马克思竟然把生产力看成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用康德的话来说也就是first cause］，却看不到隐藏其后的私欲，当真是出类拔萃的“隧道眼”），而“取义”则与生产无直接关系，其作用主要是调整社会财富分配，在很多情况下起到的是刹车而非油门的作用。

明白这简单常识之后，则不难看出以下的一系列必要条件链：要脱贫致富，就必须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要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释放私欲那个第一推动力。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造成一种社会环境，确保最大数量社会成员能尽己所能地逐利，而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机所在。

早就说过无数次了，在迄今人类实验过的所有生产方式中，唯有资本主义能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使社会财富在短期内便呈现爆炸的增长。这不但为欧洲、澳洲、北美、东亚四小龙的实践证明，而且已经、正在、并将在咱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得到证明。任何敢于承认事实的人都不能不承认，改革开放创造出来的奇迹，完全是我党挂羊头卖狗肉、偷偷摸摸走资的结果。很明显，要圆了绝大多数中国人那如此难圆的强国世纪梦，就只能坚定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走下去，起码“五十年不变”。

但问题在于，若是不加制约，光造出一个能使得人类生物性（其实也就是兽性）能够充分发展的社会环境来，那社会迟早要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最后造出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演成深重的社会危机，最终引起玉石俱焚、生灵涂炭的全面暴乱，造成社会的大幅度倒退。而这不幸就是中国既往两千年的周期循环史，如今中国再一次来到了那永恒循环的“暴乱期”前夜。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人类便不能不发明出一系列的制动系统来，由此产生了人类的社会性，它与人类的生物性互相撷抗，构成了自控系统中的“起动”与“制动”两大撷抗机制，使得社会问题在积累为危机之前便能迅速地得到解决，不至于酿成祸国殃民的暴力革命。

人类的社会性中，最重要的一套就是所谓“道义”。社会主义思潮就是源出于此。它不是马克思那科盲标榜的“必然实现的客观规律”，其实不过是人类基于自己制定的道德原则规划出来的理想社会罢了。

不幸的是，一个可以建立的社会，决不可能是某个道德原则的展开或物化。要具有可行性，它的运作机制首先必须符合人类天性，可惜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恰恰忽略了人类自私自利天性，所以它根本就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这就是无论打着何种社会主义旗号的社会改革实验都统统归于失败的根本原因。苏式“社会主义社会”不必说，就连欧洲那些已经改造得相当成功的准社会主义国家诸如北欧诸国，或是一度实现了重大企业国有化的国家诸如英国、法国等，都因为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而不得不拍卖国有企业，掉过头去重新走资。也许可以说，２０世纪不但是共产主义被实验证伪的世纪，也是社会主义理想惨遭挫败的黯淡世纪。

但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理想惨遭挫败，并不等于它的全面失败，更不证明它作为一种国际运动就此失去了存在价值。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可能获得全面胜利，也不可能全面失败，这是因为一个常态社会（亦即能可持续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不能没有制动系统，而究其本质，社会主义起到的乃是“刹车”的作用。一部汽车当然不可能以刹车取代发动机运转，这就是人类无法建立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但汽车也绝不能没有刹车光有发动机，而这就是如今西方先进国家，哪怕最保守的美国也罢，其社会建构中都必然含有社会主义成分，区别只在于多寡而已。

以上所述，倒是犯了我反复抨击的“以文学比喻代替论证”的中国伪知识分子的顽症。不过鉴于中国伪知识分子们的惊人智障，似乎也只有用公元前的哲人布道方式疗愚才行。

其实我已经在旧作《从糊涂走向更糊涂》一文中给出正经论证来了。那基本原理是：社会主义思潮驱使下的工人运动，使得西方国家进行了程度不等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劫富济贫”，使得财富分配不至于严重不公，保障了弱势集团不至于因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而堕入赤贫。这不但化解了社会政治危机，而且为社会总体消费水平设置了一个安全线，避免了毁灭性社会经济危机（如３０年代世界性大萧条）重现，保障了社会经济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严格地说，如今西方先进国家实行的既不是１９世纪那种经典自由资本主义，也不是北欧式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杂交，准确说来应该是“资本主义为主，社会主义为辅”。用国人热爱的模糊表达便是“资正社奇”，既有资本主义油门，又有社会主义刹车。

五、今日中国需要的是“独立运动”

钱老先生正确地看到了中国今日正在向３０年代回归，也正确地看到今日中国社会彻底缺乏撷抗机制，可惜在这两个问题上，他都未能入木三纳米，连皮相之见都谈不上，令人不能不为之扼腕。

诚然，今日中国的确显示了向３０年代回归模样。不过，这正是我党在倒行逆施３０年后，终于开始改恶从善的表现，值得鼓励与表彰。我不但在一系列旧作中反复肯定改革开放近３０年来中国社会从反动黑暗的极权（totalitarian）社会逐步进化到威权（authoritarian）社会的伟大变化，而且在旧作中给我党打破了坚冰，指明了航向，题目直接就叫《逐步回到“解放”前就是改革的努力方向》。

但不能不承认，眼下的政治改革还远远没有回到３０年代的崇高的出发点。无所不包、统治一切的党天下虽然被私有化有限地突破了，但中国人还至今没有重获４９年以前拥有的自由。党至今拒绝从政治、司法、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教育、媒体等界全面退出，还是那个包揽一切的黑社会老大。这和３０、４０年代的中国社会的光明模样完全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正因为此，当今中国才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官僚资本财团统治，堕落成南美那些下流国家，使得走资成了恶性走资。这与国府统治完全是两回事。任何一个稍知真实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同志，哪怕是费正清那种亲共左派人士也罢，都承认国民党的统治基础是个大杂烩，根本不是我党诬蔑的“官僚资产阶级”。只有在我党那“无产阶级先锋队”统治下，中国社会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变成由官僚资本财团统治的下烂国家。这种趋势若不迅速扭转，迟早要再度激发大乱。

不仅如此，“解放”前的国府之所以比共党先进到不可比拟，恰在于它有内部撷抗制衡系统提供了自我完善机制。这制衡系统不是钱老先生心目中的中共叛国集团──那些人只会促成社会发展的恶性变化──而是所谓“第三势力”。如果不是中共叛国集团发动内战，分化瓦解了第三势力，则今日中国早就成长为一个西方式的文明国家了。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所谓“训政时期”，国府的司法、警察、文化、教育、研究、新闻媒体等界都是独立的。这些重要部门构成了常态社会必须具备的撷抗制衡机制，从根本上杜绝了包揽一切、进而达到“权钱同一”的完美理想状态的党天下的出现。

因此，要对症下药，就必须在中国发动全面的 “独立运动”，礼请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从政府、军队、公检法、监察、情治、媒体、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等领域逐步退出，让这些部门统统变成伟大领袖生平最忌恨的“独立王国”。当务之急是首先实现司法界和传媒界的独立。做不到这两条，则中国永远无望变成法治国家，也就绝无可能在社会生活中全面实行费厄泼赖，化恶性走资为良性走资，兼顾“效率”与“公正”，避免财富分配极度两极分化，从而逐步化解深重的社会危机。

要作到这一点，当然需要全体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但这不是靠钱老先生主张的“讲政治”能做到的。与钱老先生相反，我认为近年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发生的“去政治化”是进步的表现，它的出现其实与钱老先生一厢情愿地自认“始作俑者”没什么相干，乃是商品经济引入中国后的必然表现。

我之所以认为它是国民成熟的一个指征，乃是因为既往的中国伪知识分子已经被毛共彻底腊制成只懂“斗争哲学”、只会玩空头政治、只醉心于为自己夺权的纯粹政治动物。这种局面一日不扭转，则中国当永远不会有为自己而不是为政客争利益的民主斗争，也就绝无可能引入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

六、中国有必要引入社会主义运动

我觉得，从中国的特殊国情来看，中国确实有必要有意识地引入社会主义运动。不过，这和钱老先生的原意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须知中国最大国情，同时也是最严重最可怕的隐患，乃是毛的那些简单而极度有煽惑力的口号诸如“工农翻身，当家作主”、“造反有理”等等深入人心，完全主宰了工农大众的内心世界。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生前就预见到他死后会发生右派政变（＝粉碎四人帮），为此特地发动了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反修防修，为颠覆今日中共官僚财团的腐败统治，认真进行了彩排和预演，而这就是现代中共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最大的噩梦，极有可能在未来变成敬爱的党中央的催命符。

要破解这威力无穷的催命符，唯一的办法是用“李逵”去赶走“李鬼”，在中国引入货真价实的工人运动，使得工农大众能享受西方先进国家工人的待遇，在受到虐待或不公正待遇（诸如无理解雇）时，有工会为自己鸣不平；在工资微薄无以养家时，有工会代表大家去跟老板谈判，要求增加工资，行不通时就组织大家去示威游行乃至罢工，等等，等等。工农大众有了维护自己权益的正常渠道，自然也就不会在走投无路时，效法毛泽东揭竿而起了。

要达到这个目标，前提是两个，第一还是上文说到的“独立运动”，亦即结束共党御用“工会”只管发电影票送花圈的下流笑话，使之成为真正的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第二是完成社会全面的“去政治化”，避免“逃杨归墨”，使得从共党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工会成为不受一切政治势力渗透、控制、干扰的真正独立组织，去为自己的利益斗争而不是去为某个或某派野心家的政治利益作炮灰。要做到后面这一点，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尽一切努力，把“为自己而不是为政客们争实在利益才是真正的民主斗争”的常识，灌输到愚民百姓心目中去。

有趣的是，我党惊天动地的愚昧，在对待工人的态度上暴露得最突出。如前所述，本来国际共运乃是标准的挂羊头卖狗肉，跟工人运动毫不相干。但蠢党弄到后来竟然会被自己的欺骗宣传所蛊惑，真的相信工人是改天换地的主力军，于是便把工人阶级当成了心腹大患，一遇到工人闹事就一定要铁腕镇压，与从宽对待闹事学生判若泾渭。这一点在８９学运中表现得最明显。

因此，我党决不会容许独立的工人运动发生。对此，我给伟光正的教导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尔等作为万民所指的官僚买办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死仇不是考茨基，而是毛泽东。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要求的不过是社会公正，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群众要的可是尔等及其子孙的命。邓拓同志早就说过：“堵塞不如开导。”这里面的祸福利害，尔等这就去垫高枕头好好想想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