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来，凡遇到国内难解的社会矛盾，往往不是探索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或方法，于是便将“境外敌对势力”的影响无限放大，将由于改革不彻底或执政失误引起的社会问题一概归咎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里所谓的帝国主义，大概泛指的就是“国际资本主义”势力了。

　　对于这个问题，反复思虑，终究不得头绪。

　　首先，当今世界有没有所谓“帝国主义”？按照意识形态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可是，世人看到的只是，那些曾经被打上“帝国主义”烙印的国家严格按照科学发展的道路前进、国家越来越强盛、人民越来越富裕、人权越来越普及，山河越来越秀丽……。如果不是“早晨七八点种的太阳”，最多还刚刚过了上午九十点种。这么多年来，人们只看到那些冒牌的所谓“社会主义”一个个呈现出“腐朽的、垂死的”的征兆，而原来被设定必然灭亡的却显得日益欣欣向荣。如果一定是“帝国主义”才“亡我之心不死”的话，则那些曾被圈定的有关国家并不具备“帝国主义”的主体属性，因而“亡我之心不死”便没了出处。人们只能权当一遍又一遍听见“狼来了、狼来了”！

　　如果说，“亡我之心不死”的仅仅是指类似美国日本欧洲等具体的国家，人们不妨回顾一下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的历程，是哪些国家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的帮助最大，对中国在提供资金、市场、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帮助有着最突出的贡献？归结起来，恰恰又是这些“亡我之心不死”的国家。不能否认，中国近年的发展，基于中国人民的劳动与创造、也基于中国当局在治理国家方面不断进步开放的理念，但这仅仅是一个必要条件；上述发达国家给予的实际帮助与提供的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是中国实现经济起飞的一个充分条件。他们的实际作为与所谓“亡我之心不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

　　问题的出处似乎在于中国国内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发达国家当然不受中国价值观念的约束，往往喜欢对爆发出来的社会矛盾他们认为处置不当的事例提出种种意见甚至指责。虽然人们可以认为现在的中国是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但是，人们也不得不承认，相对于世界先进国家，中国社会的毛病还是比较多的，有些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有些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发达国家固然有好为人师的毛病，但中国人也有讳疾忌医的痼疾。他们喜欢不断揭示中国人的疮疤、往往弄得中国人非常尴尬、没有面子，加上中国人自己讳疾忌医，就发生了爱说与不爱听的对撞。这里面有个认识上的不同步，发达国家指责中国人的，中国人往往当时不接受，但事后也循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了：例如对所谓的民主，以往一直说“西方的民主是虚伪的”，后来又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只是加上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又例如对于人权，只要发达国家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则必定会以“主权”概念相抗衡，甚至也往往会反唇相讥说你们自己也不怎么样，但实际上也在悄悄地出台一系列改善人权的政策法规。

　　即便是这种对垒或相持，仅仅是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相互矛盾、相互影响、彼此联系、彼此渗透，也构不成“亡我之心不死”。

　　稍微切实地想一想，发达国家如果真的“亡我之心不死”，矛头指向到底是谁？如果是针对十三亿中国人的话，要灭亡世界上1/5的人口，显然已经神经错乱；如果是想颠覆中国的执政党及其政府的话，这非但不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主观意愿，也完全不符合他们“只与有效治体打交道”的国际交往传统，如果有这种想法的人，是不能称之为政治家，只是一堆政治低能儿罢了。仅仅是这样的一小撮人“亡我之心不死”，能当回事情么？如果因此而风声鹤唳的话，那是自己思想太脆弱，怎么怪得别人？

　　应该承认，中国有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应该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规避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尽量降低改革成本，不能一味套用别国的路径或模式。教师爷有时说话确实不合时宜，但“亡我之心不死”倒也未必；如果以“亡我之心不死”为理由、回避必要的改革，那就是因噎废食、自弃前程，“亡我之心不死”的就不是别人，只能归咎于自己了。

　　至于有人借高价出售二流军火引火烧向发达国家，这就包藏着绝灭“黄祸”的狼子野心，对于这等险恶心肠之徒，不知中国人的惕惕防范之心去了哪里？

　　国际大势、科学民主；顺之者倡、逆之者亡。日本区区岛国，原本荒蛮之地，百多年前，坚奉明治维新，进而脱亚入欧，终成一流强国，盖因他们无所畏惧，并不忌惮有人“亡我之心不死”。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我乃不能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