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永远的外来户”，客家人常被土籍侮称为“客家佬”，甚至被诬之为“客贼”。广东的《新会县志》以“ 犭客 ”代“客”，而《四会县志》则以汉字无“犭客”字而猜测“客乃 犭乞 之讹”，由此而引申出“犭乞 贼”、“犭葛 獠”的恶意诽谤。2004年5月，我应邀参加香港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的节目录制，讨论广东的客家、广府、福佬（潮汕）等三大民系的文化特色与相互关系，在场的易中天就用小题板写下了一个大大的“犭客”字，我想他当时的表现肯定是为了哗众取宠，一个明星学者对此类种群歧视言论的兴奋，暴露了其境界之可疑。因太平军的主体为客家人，曾国藩称之为“粤匪”，并专门写有《讨粤匪檄》。太平军被镇压后的一段时间内，从1854年开始，广东西部爆发了一场绵延13年的土客械斗的大灾难，产生冲突的客家人和广府人死伤和失踪者超过50万人，还有说法认为“死亡百万”，客家学者称之为“仇客分声”。 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乌尔葛德英文版的《世界地理》，其间的“广东”词条下有“其山地多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等等便是。”这种侮辱性言辞引起了广大客家人的极大愤慨，迫使“商务印书馆”通告全国认错，并改出新版。1930年7月，广东省建设厅出版的《建设周报》第37期刊登介绍客家风情的文字，其中有言：“吾属客人，各属皆有……分大种小种二类，大种语言啁啾，不甚开化；小种则语言文化，取法本地人。”这种来自外部的文化歧视强化了客家人的自我认同，并且成为推动客家研究的历史契机。顾颉刚、罗常培、潘光旦、李济之等著名学者都敏锐地意识到客家问题的深远意义，客家学者罗香林193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和1950年出版的《客家源流考》更是成为客家学的奠基之作。

今天，英才辈出的客家人以其非凡业绩让世人刮目相看。但是，在我的老家龙岩市，同为南迁汉人后裔的“河洛人”依然有个别人秉持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有女不嫁客家人。更为滑稽的是，他们觉得将女儿嫁给生在城市的客家青年尚可忍受，将女儿嫁给一个客家乡巴佬则是忍无可忍。大学毕业后，我在龙岩工作了几年。记得有一次，在街上遇见了一位家在本地的女同事，她热情地邀请我到 她家喝茶。她母亲十分热情，拿出时鲜的水果和精美的糖果，不断地添茶倒水，还要留我吃饭。可当她在无意间听到我是客家人时，脸上陡然浮现的遗憾让我刻骨铭心。如坐针毡的我尴尬地想着如何和同事告辞，她母亲却从厨房探出头来让她去买米，言外之意自然是不留我这样不受欢迎的人吃饭了。事到如今，这场戏剧性遭遇依然带给我一种难以忘却的羞辱感。更为荒唐的是，“河洛人”的男人喜欢娶客家姑娘为妻，因为客家姑娘温良贤淑，而一些娶了客家人作妻子的男人，竟然也理直气壮地阻拦女儿和客家男儿的婚事。我的一位朋友在十年前娶了当地姑娘为妻，可他老岳丈至今不和他说话。2000年正月，回乡探亲的我到龙岩市新华书店购买大型电视纪实片《中国客家人》的VCD，一位家在当地的售货员在现场播放碟片时，指着电视屏幕对我说：“客家人真难看！”我调侃地问：“丑的就是客家人了？”她毫不犹豫地答：“是！”我说：“我就是客家人！”她说：“你不像！你的普通话讲得那么好！不可能！”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敌意总是比善意维持得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