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标题里的两个主题似乎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干，八竿子也打不到一

起的两件事，但如果读者能耐下心来读完这篇文章，就一定会明白这里面的道理了。

在公元前约五史纪的春秋战国，有一位郑国名医，大家都叫他扁鹊。

有一天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说：“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说：“我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
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的人才知道。我中兄治病，是治病
于病情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于本乡里。
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
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扁鹊所说的道理，在于让人们明白防病患于未然比治疗重症疾患更重要。而要能够
防病患于未然，这需要治病的医生具有一定的预测和前瞻性能力。假如把一个国家
的政治问题看作是一个病人身上的疾病，那么医生治病和政治家治国都会面临同样
的重大问题：如何在治病治国上具有前瞻性？

换言之，如果一个医生在治疗病人时没有前瞻性，或者估错了病情，那么非但治不
好病人，而且还会造成重大事故。同理，政治家如果在政治斗争中没有前瞻性，或
者对政治局势和社会状况的估量完全错了，那么，以这样的政治家所代表的政治势
力就很难取胜了。

很多致力于中国能走上民主化道路的海外民主人士非常希望有朝一日能推翻中共的
专制独裁，使中国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为了使中国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海外民
主人士的各种论文，评论，文献，论证可以成吨记。

在这里，海外民主人士都认为他们所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更为有力的实际
例子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民主革命曾推翻了满清的专制统治，而前苏联的一场群
众民主革命也推翻了苏共的统治。所谓前事之师，光辉榜样历历在目，这样的民主
革命之路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正确道路。

假如我们作个假设，中国目前政治上的专制是中国政治制度上的一大病患，而民主
革命之路是治疗这个顽疾的正确方法，那么，如何论证这个“正确”方法的前瞻性
呢？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要先从糖尿病谈起。

略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糖尿病分一型和二型两种。一型糖尿病与遗传有关，我
这里不作讨论。而二型糖尿病是现代社会更广泛常见的非遗传性疾病。它是人类的
生活习惯和环境因素长期共同作用而导致的一种慢性、全身性、代谢性疾病。

可是大家如果略作统计方面的分析，一定会发现一个奇怪现象：糖尿病的发病率与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富裕程度成正比，而与那个国家的贫困饥饿成反比。拿民间通俗
的说法来说就是：糖尿病是现代社会的“富贵病”。

千万不要以为上面的这种民间说法毫无科学根据。其实科学家们早就注意到了这种
现象：在缺吃少穿，饥寒交迫的人群中不会发生糖尿病。于是，从患糖尿病这种危
险疾病的观点出发，以前贫下中农们在诉苦会上说的：“吃的是猪狗食，做的是牛
马活”，其实这才是保证贫苦农民不得糖尿病的良丹妙药，而地主老财们每天的高
脂肪高蛋白进食则是慢性死亡，催发糖尿病的毒药。

科学家们根据上面的现象进一步发现，原来在人类的肌体内存在着一类基因，称为
“节约基因”。所谓“节约基因”是人类本身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种基
因，这种基因能极大地激发人体储备能量的功能，使在饥饿困苦中环境中顽强过活
的人群，能依靠这种体内机能，积攒能量以度过灾荒之年。

“节约基因”在帮助饥寒穷困地区的人类繁衍生殖，不会因贫困而导致种群灭亡，
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凡事总有两面性。当一个贫困地区由于某种原
因，(例如社会的变迁，战乱的结束等)，突然变富裕了，从而使得生活在那个地区
的人群不再有饥饿的威胁，反而变成高脂肪高蛋白摄入量的过剩，那么“节约基因”
的作用就走向了反面。

由于“节约基因”继续在人体内不断屯积高脂肪高蛋白的能量而不管饥饿环境已经
消失，从而使人的代谢功能和胰岛器官终有一天不堪重负，这就是二型糖尿病的根
本致病因，其他，如工作压力，习烟等等，不过是加速病情的次要因素。

上面这个“节约基因”造成二型糖尿病的机理已经被欧美日本等国进入现代化社会
以后，以及中国自改革开放步入小康社会后，糖尿病的急剧爆发，得到了证明。

由于人体基因的演变要经过数代人几十年至上百年的过程，所以，要让“节约基因”
在短期内变好的可能性是几乎没有，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与那个国家和地区的贫困状况
成反比，也与那个国家和地区暴发大规模群众革命的概率成反比。

对于我后面给出的这个观察，大家如若不信，可以回顾一下这些事实：

1。 历史上陈胜吴广之所以能一呼百应，揭竿而起，就是在无糖尿病的穷困民众中
成了气候的。

2。 中共在旧中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几乎无糖尿病的社会状况下才得
以成功。
3。 毛泽东给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其实也是无意中基于无糖尿病区包围可能
的有糖尿病区域。

4。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实是给出了当时农村社会的政治局势和社会
状况分析。如果老毛要是早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糖尿病判定标准，或许就不需要那
个考察报告了。不过，老毛领导的革命是基于那个正确的政治前瞻性估计，也就是
无糖尿病社会的革命成功率。

5。 欧美和日本进入现代社会后的高糖尿病时期也从反面证明了爆发大规模群众性
革命的不可能性。

还要我举出更多的例子吗？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时提到的在中国爆发民主革命的政治前瞻性问题。 目前正
在使很多海外民主人士长期困绕的问题之一是：现在的海外民主派无论在人力，物
力上所受到的支持，远远超过了孙中山推翻满清时的同盟会，更不用说今天西方发
达的网络资讯宣传工具，民主理念的深入人心。

那么，自六四之后的今天，为什么海外民主运动在中国会毫无建树呢？为什么出现
不了辛亥革命时抛头颅洒热血的黄花岗72烈士呢？

首先，很多民主人士以为邓小平在文革后主导的四个现代化的改革进程只是经济改
革，不触及政治改革。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是一个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而
政治上的专制集权主义。

这里，我要向大家揭示的是：上述观点是对中国的政治现状缺乏深入观察的错误认
识，也是对老邓的改革开放目标的一种战略性错估。

老邓在文革之后所做的一切，看似仅仅用发展经济来改善人民生活，但它的实际目
标是想用经济活动来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从而达到人民思想上的去政治化。而这
一切，正是政治改革的大动作，不过，这种政治改革不是像海外民主人士所希望的
那种推翻一个专制旧政权，建立一个民主新政权的群众革命，而是潜遗默化中的不
问政治的政治改革。

上面这个结论其实可以总结为：老邓和他的后继者们已经使中国从一个无糖尿病的
社会进入了糖尿病高发期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要想促成大规模的民主革命比登
天还难，因为老邓已经把促成这种民主革命的群众基础给釜底抽薪掉了。

你能想象在一个个大腹便便饱食终日的糖尿病症的民众社会群体中出现黄花岗72烈
士吗？

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问：按你这说法，中国要实现民主岂不是无望了？那倒也不
是。

我这里要指出的是：很多海外民主人士坚持要走的辛亥革命那样的民主革命之路实
际上是对中国社会现状而作出的错误政治前瞻性分析，是大战略上的错误。既然方
向错了，实战也不能胜，就很合理了。

而如何在糖尿病社会里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化，这应该是海外民主人士研究的新课题，
但应该是一条方向上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