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一个真正想建设诚信社会的政府，必须宽以对待批评报道，而严于惩治商业欺诈行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意识形态桎梏与钱权结合体的双重作用，使舆论和司法体制客观上都倾向于保护欺诈，因此，当建立诚信社会的口号从压制新闻自由和漠视法治的政府口中喊出来的时候，似乎只能是一个讽刺，更大的讽刺在于，在纸老虎一案中，政府的不诚信不再以某些官员与无良商人的结合表现出来，而是政府直接参与欺诈活动，成为受利益驱使的经济单位。

作者 : 杨宽兴,

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逐步蚕食计划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有人惊呼各种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其中尤以广泛的欺诈和非诚信现象最令人厌恶，它几乎影响了每个人的处事之道。在毛泽东时代，无竞争的计划经济一度取缔了人们追求经济发展的空间，使党国成为实质上的唯一产权所有人，于是，附着于纯经济利益争夺的欺诈动因几近消失，不过，欺诈的广泛存在是传统社会破裂的伴生物，传播“道德洁癖”的乌托邦运动实际上从不拒绝欺诈，并且四处传播权谋欺诈的病毒，那时候，欺诈行为主要以构陷、揭批、出卖等手法存在于政治领域。但政治体系不象经济活动那样关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所以，当政治领域的欺诈转而向经济领域扩散，“人心不古”的感慨迅速蔓延，并演化为当下社会广泛的人际交往忧虑。如今，从上百亿的金融诈骗，到几毛钱的劣质食品，欺诈行为已经成为我们正常生活的一部分，随之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和尔虞我诈，尤其对从事商业经营的人来说，不懂得防范欺诈，就几乎不可能有在市场中存活下来的机会。

欺诈行为的广泛存在，严重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和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于是，诚信问题成了人们共同关心的话题，以至于胡锦涛在“八荣八耻”中提出了“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官方口号，为此，新儒家学者纷纷开出传统典籍的药方，而各地政府则纷纷打出诸如“诚信北京”、“诚信上海”这样的标语，不过，对于如何在道德领域重建诚信规则的问题，政府也好，“向后看”——即向历史寻找文化资源——的学者也好，都拿不出切实有效的对策。

我以为，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对抽象概念的讨论必须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与其空泛地事之于宏大叙事，不如抽取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这样的案例俯拾皆是，本文只选取近期的三个热点话题加以分析，足可见证当下中国社会诚信之严重缺失。其中，陕西镇坪“纸老虎”事件影响最大，已经演化为国际笑话；山东济正公司的集资案最具视觉冲击力，10月26日起，数千名受害人连续几天上街堵路示威，从网络照片上看以看到，堤口路、大纬二路等主干道交通严重受阻；与上述两个案例相比，辽宁蚁力神公司的非法集资案刚刚引爆，但蚁力神的问题可能更为严重，有未经证实的传言说蚁力神的非法集资金额接近两百亿，目前蚁力神公司的资金链已经断裂，公司楼去人空。

以上三案全部涉及欺诈，而且全都有强烈的利益驱动，设局者以各种具有想象力的手法，试图将公众玩弄于股掌，其中，陕西镇坪“纸老虎”骗局只维持了不到一个月，而济正公司和辽宁蚁力神的骗局则持续了数年之久。

事实上，陕西镇坪的骗局本来可以玩得比上述二公司时间更长，因为地方政府不会象商业性公司那样轻易破产走人。尽管事件真相尚未完全被揭示出来，但可以肯定地说，陕西镇坪地方政府即便不是事件的策划者，也是心照不宣的同谋，以政府身份行骗，而且被骗者又是才大气粗的上级政府（而不是锱珠必较的个体投资者），骗局一旦成功，中央拨款便会成为长期的财政来源。

但陕西镇坪的诈骗集团显然对以互联网为信息枢纽的现代传媒缺少了解。几乎在华南虎照片被公开的同时，网友就对照片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由于正值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传媒管制政策趋紧，“纸老虎”这一不太具有敏感性的质疑便成了网络关注的中心话题，由此开始，陕西镇坪政府及省林业部门被迫一步步回应网友的问题，越来越多的破绽也开始暴露出来。必须看到，“网友”从来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当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1.6亿，事实上它已囊括了社会各界人士，其中不乏各专业领域精英。借助网络传播的扩散速度，中科院研究员傅德志以及众多传统媒体的记者迅速置身这一话题，用无可辩驳的科学常识和现场调查，层层揭开了这一弥天大谎的包装。这时候，网络再次承担了虚拟公民议会的角色，睿智、幽默而有韧性的网友成为不断质疑的议员，而各专业领域人士则主动充当了听证会的发言人，其中包括图象处理专家、专业摄影师、动物学家、植物学家，乃至于有人用微积分和线形代数的数学专业知识对照片加以分析，得出了纸老虎造假的结论，最后，一位四川攀枝花网友意外发现的年画照片彻底揭穿了纸老虎的画皮。

其实，陕西镇坪的做法并非孤例，我在《旅游产业，浮躁背后的萧条与破产风险》一文中就曾指出各地政府在旅游开发中虚构主题这一严重违背历史、违背真实的问题的存在。纸老虎事件中，周正龙站老虎照片的欺诈目标主要不是网民，而是上级政府，众所周知，下级骗上级就象儿子骗老子的把戏，十分容易得逞，或者说，上级政府甚至比老子还好骗，即使看穿了下级的骗局，上级有时也会装糊涂地加以配合——照片不过是个由头和引子，大量的幕后工作不足为外人道。从镇坪地方政府的一系列操作来看，其策划方案是缜密细致的，但他们忽略了互联网的威力，没想到他们的策划会进入网民视野，并成为网络热点话题，以至于功亏一篑。这就是现代传媒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媒就是让黑暗无处存身的阳光。

但传媒也可以成为欺诈的工具。济正公司的董事长龚印文原为山东枣庄某区常务副区长、枣庄市开发区管委会书记，在济正公司开始从事非法集资的过程中，龚印文利用他的官场旧交和政治背景，拉拢省市官员为其公司的各种公开活动站台，有了这些官员的支持，搞定地方传媒自然不在话下，于是，传媒成了龚印文的传声筒和吹鼓手，它们千方百计地将龚印文及济正公司美化成热心公益事业的慈善家，致使济正公司的各种荣誉接踵而来。媒体塑造出的这种正面形象，成为济正公司诈骗活动不可或缺的符号。而蚁力神在利用传媒方面，则更是舍得投入巨资，大腕笑星赵本山和范伟的代言以及普天盖地的广告宣传让众多投资者相信了蚁力神的谎言。对赵本山、范伟这种超级明星为诈骗者代言的行为，不能仅仅用上当受骗来替他们辩护，这种代言的责任问题，早在葛优卷入“亿霖传销”案时，就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当众多明星代言的公司纷纷倒闭，一一暴露可怕的资金黑幕，我们只能合理地假定，明星是被收买的，他们放弃了作为名人的社会责任。

无论如何，这种正面宣传的大量存在和负面报道的缺失，对民众的投资显然具有误导作用。人不是孤立的存在，当某些事后诸葛亮式的评论者怪罪民众轻易投资这些欺诈性项目的时候，对于民众在投资活动中借以形成判断的客观、全面的信息来源问题，他们无法给出有价值的建议。就在济正公司的所在地济南，我的同学，一位省委党报《大众日报》的大牌记者就曾对我诉苦：“总是要我们以主旋律的正面宣传报道为主。为主也可以，给主旋律90%的版面，给批评报道10%的版面总可以吧，可他们连10%也不允许。”在这种状况之下，本该担负社会守夜人职责的新闻媒体，就只能伦为替钱权结合体吹喇叭的工具，而从事批评报道的记者往往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另类，比如《中国经济时报》的庞皎明，就因为发表了批评铁路系统的新闻报道而被迫辞职。

折服于网民短短十几天就能识破纸老虎骗局的鉴别能力的同时，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中国存在新闻自由的空间，象济正和蚁力神这样的公司，是不可能长期从事欺骗性经营活动而得逞的。可悲的是，由于新闻媒体无法起到提醒公众投资风险的作用，往往要等到骗局维持不下去的时候，众多受骗者才猛然醒悟，一时间涌到骗子公司门口、涌向繁华街头，使一个简单的骗局演化为尖锐的社会冲突。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其中的骗术大都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而且相互复制，面对那些受骗者，有时我们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这么容易受骗上当？除了新闻媒体无法及时、客观地对个案进行报道之外，更重要的是，长期的舆论封锁使民众的思维方式变成一条直线，容易跟风随大流，成为骗子枪口下待宰的羔羊。

另一方面，法律在钱权交易体面前却显得弱不禁风，无法对欺诈行为进行及时有效打击。轰动一时的“亿霖”传销刚刚在北京兴起之时，有位朋友兴冲冲地赶去，并鼓动我也参加，我简单了解之后便得出结论：这是一个骗局。遗憾的是，我都能看穿的骗局，北京市的司法机关似乎却不能看破（无法断言背后是否存有猫腻），致使亿霖公司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非法吸纳资金16亿元。这与司法部门在打击批评性“假新闻”上的效率形成对比。在北京电视台“纸包子”事件中，报道发出后不到一个月，自台长至编辑，分别受到同报批评或撤职辞退的处分，记者訾北佳更被判处有期徒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司法部门能以这样的力度打击商业欺诈，欺诈行为绝不会如此猖獗。

目前摆在宣传部门和司法机构面前的一个难题是：陕西镇坪的“纸老虎”事件比“纸包子”更具轰动效应，更属完全恶意的假新闻，有“纸包子”事件的判例在先，如不尽快介入对这一假新闻的处理，宣传、司法部门的公信力将受到质疑。可惜，面对全社会的等待，处理“纸包子”事件中积极性颇高的宣传、司法系统似乎反应迟钝，无动于衷。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纸包子”事件的处理被政治化的揣测。有理由怀疑，打击“纸包子”假新闻并不是上述两部门的真实目的——报纸电视上歌功颂德的假新闻比比皆是，从来不曾对它们有过任何打击。

济正和蚁力神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力是显而易见的，济正的涉案金额大约三、四十亿，蚁力神的涉案金额据说接近二百亿。每一个案件中，都有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对这些受害者来说，一旦骗局最终露馅，无论政府如何提倡诚信，他们都很难再相信这是一个具有诚信的社会了。事实上，当他们走上街头的时候，他们表达的正是对政府的的不满和怀疑。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和对钱权交易体的打击乏力乃至于直接保护，使政府在两方面都违背了现代政府的基本功能设置，无法对复杂的经济活动及其纠纷保持中立。

这使我们看到，诚信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单纯诉诸道德的呼吁，其实是对欺诈行为的保护。现代经济只能是市场经济，它的存在环境不再是传统的熟人社会，而由人际关系多层面上的结合所构成，许多经济活动中的关系双方甚至互不相识。利益驱动之下，我们不能假定经济人内心具有向善的愿望和自我道德约束能力。所以，只能由法律作为一切经济行为的边界，越出界限的欺诈行为必须受到惩处，也就是说，诚信首先来自非诚信行为必须承担代价的负面警示作用；另一方面，自由的言论环境是信息充分流通的必要条件，只有在信息充分的状况之下，每个人才可以具有防范欺诈的能力，使欺诈行为的收益大大降低。我们不可能成为每个领域的专家，但充分的言论自由会增加我们防范欺诈的知识和信息，比如，国内某著名保健品炒作得最热的时候，我透过被封锁的动态网了解到一些专家说法，从而形成了自我保护的能力。

一般来说，当欺诈行为的风险越来越大而收益越来越低的时候，商业活动中的欺诈行为也会逐渐减少。因此，新闻自由和完善的法治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真正想建设诚信社会的政府，必须宽以对待批评报道，而严于惩治商业欺诈行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意识形态桎梏与钱权结合体的双重作用，使舆论和司法体制客观上都倾向于保护欺诈，因此，当建立诚信社会的口号从压制新闻自由和漠视法治的政府口中喊出来的时候，似乎只能是一个讽刺，更大的讽刺在于，在纸老虎一案中，政府的不诚信不再以某些官员与无良商人的结合表现出来，而是政府直接参与欺诈活动，成为受利益驱使的经济单位。如果将纸老虎案中的利益链进行认真梳理，我们很可能会发现，镇坪地方政府、陕西林业厅与周正龙的利益捆绑是彻头彻尾的犯罪行为。

而无论政府职能的错位，还是有关政府直接参与欺诈，都足以向我们证明：没有一种体制做保障，政府是靠不住的。而这种体制——能够容纳新闻自由和法治的体制——只能是民主政治。也就是说，没有民主政治，我们不可能指望重建诚信的社会。诚信既属于道德范畴，也属于法律范畴，只有从法律层面上消除普遍的欺诈现象，使不诚信行为的收益小于诚信行为，诚信在道德层面的吸引力才有可能得以显现，因为诚信不仅关乎利益，还关乎个人名誉。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并不是在重建诚信社会。传统道德中的诚信观念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在那种环境下，有限的社会交往和活动范围，使人的行为处在熟人的注视之下，欺诈行为几乎无法逃脱熟人的反对和谴责，而身处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我们不可能重新搭建起那样一个熟人社会的布景，发散性的人际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道德上的诚信必须由新的约束形式来打造。与市场经济对应的只能是民主政治，我们的道德建设，也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才会成为现实，因此，我们所说的诚实、善良、正义感等，与社会集体记忆中的美好品德已有不同内涵，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文化层面，试图在身后的历史中找到道德的凭依，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必须在从未经历过的民主社会中去寻找它们。由于现代科技使法治的成本降低，而前所未有的传媒力量可以挖掘出每一个黑暗角落中的专业性的罪恶（比如纸老虎这种精心策划的高智商欺诈行为），使我们生活在名副其实的地球村中，言论自由和法治的力量便足以强大到这样的程度：一个人，无论他具有多强的作恶能力，只要他不打算自绝于社会，他都必须收敛自己的作恶能力，至少不可以越出法律的边界。概言之，在民主的社会中，只有遵守法律者才能自由地生活，只有注重道德修养的人，才会获得广泛的尊重；反过来说，在民主的社会中，做一个诚信的人是幸福的。

目前中国的种种乱局和深层次矛盾，无一例外地在要求我们朝民主社会迈进，非此，既无法确立法律的尊严，也无法获得道德的提升。民主不会带来混乱，而是给我们以可靠的秩序。现实面前，我们必须具有选择的勇气，绝不可无限期地将民主变革拖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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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感言：
杨先生此文，揭示了当今中国社会“假”象泛滥的根源。
“纸老虎”一案，案情并不复杂，真相早已大白天下，作案人却至今依然嚣张不已、狂妄硬顶而不肯认错，其内幕正是：所谓“镇坪华南虎保护区”计划，原本就是陕西省政府与国家林业局的权势人物暗中达成的骗取国家巨额资金的“阳谋”，“华南虎”不过是编造的一个由头而已，所谓“周正龙虎照”更只是为这出丑剧随手制造的一个道具罢了。尽管百姓们闻之怒不可遏，然而官场中人却都心照不宣（以他们的智商，当然不会看不出“虎照”之假），故而不是百般狡辩，就是假装糊涂，甚至公开遮掩包庇。在我们这儿，这一整套龌龊做法，其实正是现行体制以“政治正确”的名义默许诸多造假现象的先天弊端的表露，在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带来的有效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的条件下，尤其如鱼得水般畅行无阻。
最高当局若果真厌恶此类官场作假，其实发一句话下来，此案便会立即摆平，骗子们断然无法继续行骗。然而“牵一藤动半山”，对自己的亲密下属分外怜爱也是人之常情，何况，有些事，多以“政治正确”为判断取舍的内控标准，所谓“八荣八耻”只是说给小民们听的。这样的治国大手笔，自然难为寻常百姓所理解。
本来，糊涂僧断糊涂案，世世代代都无人敢有异议，完全倚仗了百姓的愚昧糊涂。可惜，西方传来一个叫做“互联网”的怪物，让许多信息不胫而走，使得众多百姓居然难以糊涂起来，居然连这“纸老虎”案的小骗伎也不肯轻易放过，可见刁民的不甘愚弄，也完全是受了“西化”之害的缘故。如此看来，电脑这一“西人之技”虽有提高生产力之小利，却更有破坏社会和谐、动摇某些人执政根基之大弊，陕西省政府和国家林业局的大员们，可否向中央建言：坚决砸烂华夏境内的所有电脑，彻底切断互联网的一切渗透渠道，断绝“自由化”思潮对国人的诱惑腐蚀，永葆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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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老虎的最大的德行是让你带着屈辱和伤痛离开时唠叨着

更多的人终于明白了：一切造假者都是真老虎。当然，这句话说的比较节约，形式上并不严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红钻帝国、纸箱包子记者（即使他们造假也）成不了真老虎永远是纸老虎，而且即使不造假的秦中飞、白展堂123也是纸老虎。好五倍、号脉辨肚子里孩子的性别、这“芯”那“芯”的发明者才是与华南虎炮制者一样的真老虎。

完整的说法是：（他们中的）一切造假者都是真老虎。“他们”是谁，大家都知道，所以省略了括号中的几个字并未产生误解，很多人都感谢这句名言的创作者。

我们这里是这个世界中最不缺真老虎的丛林之一，举目四顾，遍地虎狼。中国真老虎保护区几乎与国土面积相当，真老虎的保护力度也没有那个国家堪比。别的方面中国或许落后，但真老虎保护方面下的血本，如果有敌对势力视而不见，继续诬蔑我们国家破坏真老虎的生长生态，那可真是别有用心。

我模仿2007年中国最伟大的格言----（他们中的）一切造假者都是真老虎，写几个句子，大家帮忙鉴别对不对：

（他们中的）一切盗窃国库者都是真老虎。（那些少则千万家财的人不是成功地抵制了作为纸老虎的帝国主义们推行了数十年的财产申报制度吗？）

（他们中的）一切挥霍国库者都是真老虎。（任玉岭等人谴责的一年耗费过万亿的“三公”消费收敛了吗？李金华一年一度暴露的将几百亿税款弄不见了的各家部委的部长们不是仍然在带着表吗？只有纸老虎们才将加拿大那位吃工作餐或许付小费过于慷慨或许点了红酒的部长罢了官，将香港那位涉嫌利用内幕消息购汽车的梁锦松司长赶下了台，将坐公车去度假的意大利市长押进了监狱。）

（他们中的）一切超国民待遇者都是真老虎。（那群消耗了公费医疗资源百分八十的人，北京那群开着宝马住着经济适用房的人，深圳那群占据千套廉租房出租谋利的人。。。。。他们地得还好吧？只有纸老虎们才讲均等的国民待遇，才建立向全社会开放的社保制度）

（他们中的）一切乱法者都是真老虎。（茅开轼等人公开连署要求废除 “违宪”、“违反国际公约”、被用作迫害上房和表达异见者工具的某某条例不是还在吗？贪渎者多数不是都可免刑缓刑吗？只有纸老虎们才不敢如此）

这样的格言一定还可续下去。盛世真老虎，才能显国威。

我们不能因人废言，毛伟人那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绝对是真理！

真老虎贵在一个真字，纸老虎贱在一个纸字。只有真老虎才有真牙齿、才有无穷的威力。

推出华南虎的真老虎们已显示他们最大的德行----你们唠叨一会吧，我们批准。只是我们还有梦想，不愿意承认真老虎最大德行莫过于此。其实真老虎们凭他们的力量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你们唠叨他们也觉得过分了，太烦心了，因而“你们都给我闭嘴”---至少得在显眼的地方比如报纸电视上闭嘴，就像广东警察枪毙医院教授事件中所做的一样。

真老虎们让唠叨了，我感激真老虎们的德行。这是真心话，因为虽然以现在的眼光看，“让唠叨”是真老虎最大的德行，但向前看，总蕴含着一丝希望，他们给群羊们提供了练胆的机会、表达的智慧、显示力量的场所。

尽管目前真老虎的最大的德行是让你带着屈辱和伤痛离开时唠叨着，但真老虎的德行或行许还有增长点----只要群羊的身体和胆识在不断强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