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启示录之三

汶川大地震后，当地（包括周边的重灾区）数以万计的家庭遭受到家破人亡的厄运，一霎那间，夫妻、父母、子女或至爱亲朋等，就变成天人永隔的锥心之痛。他们在心灵或精神上受到的打击，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只要设身处地地稍加联想、就都会感同身受的，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也。这就是由中国文化加工出来的社会人（不是什么“高等动物”），在自己的社会（不是动物丛林）面临如此大灾难时，义无反顾，集体自发表现出来的忘我牺牲精神。让以天性自私为出发点的西方社会（按达尔文的理论，自以为还属于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感到不可思议，并发出惊讶之声的真正“人性”--控制、约束天性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来总是会不断涌现出许多“舍己为人”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的根本原因，因为这种文化早就认识到，人类社会是建立在以“集体分工合作”而不是“个体奋斗竞争”的理性（有别于斑马、野牛在遇到天敌攻击的危险时，族群中的老弱会自动出来送到猎食者的抓下，用自己的身体来喂饱它们，以解救同类）的本能潜意识基础之上的。这也是为什么让其它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加工出来的人不能理解的原因。因为他们的社会理论，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反而把人类等同于其它动物，以为人类社会只不过是一个排它性的“高级动物俱乐部”，把“人权”等同于“猴权”“鸟权”，主张“人类好比同林鸟，大难当头各自飞”的“自由和人权”。那些所谓的“慈善救济、援助”，背后无不出于“利己”的政治或经济动机，当然不能理解中国的“举国体制”了。

这更是《新理论》把这次“汶川大地震”看成是中国文化真正复兴的契机，把“带头将人类引出西方错误社会理论误导下走上的歧路”，当成民族之“大任”的原因或理由。这里面没有任何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而是完全基于一种客观理性的比较和判断。

这次大地震后，直接受影响的灾区民众遭此瞬间发生的浩劫，无论老幼或青少年，心理上都会受到冲击，对自己今后的为人处世和生活态度以及价值观，会产生短期、甚至终生的改变，这种因负面原因造成的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社会产生的效果，也是消极和负面的。必须加以重视，并设法减轻。

但是应该看到，除了地震之外，还有一些其它的天灾人祸，如水灾、旱灾、大的瘟疫，以及人为发动的战争（如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也会对人的心理产生同样的影响，而且影响规模或涉及面，往往还要远大于这次地震以及唐山地震。而这样的大事件在上千年的历史中，其实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所以，可以认为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心理，已经经历过多次这类事件的考验和调适，除了在心理上形成比较强的抗压力外，也摸索、总结出一套被现代西方心理学称之为“心理干预”的有效实践方法和系统。这就是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并付诸实践的政治工作制度，通过思想工作来“干预”革命队伍中成员或战士（甚至是敌人的俘虏）的思想（心理），不仅打败了武器和装备远比自己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成立了“新中国”。接下来更让以美国为首的“新八国联军（联合国军）”吃尽苦头，不得不坐下来谈判而至今“心有余悸”，让他领导的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如果不是他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能从科学“认识论”的知其所以然层次上，总结自己成功的原因，更多、更高质量地，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进一步增光添彩。却反而因此骄傲自满起来，以为自己真有“战无不胜”的思想，并想以此来“干预”社会和民众的心理。而开始蛮干（大跃进）、胡干（文化大革命）起来，给中华民族制造出几乎跟他贡献一样大的灾难。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做出的卓越贡献，包括是他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为人类开创了现代心理学实践的先河！

以中国文化的联想能力来理解这一点是不困难的。因为他所重视和强调的“思想工作”，本质上和现代心理学所谓的“心理干预”并无区别。革命战争中的那些书记、政委、指导员等职务，其实就是在不同层次上，专门配备、且无所不在的 “心理医生”，而且跟“干预对象”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具备最好的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条件，并对自己的工作对象的心理特征和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了如指掌。所以一旦要“干预”起来，就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效果。这才是毛和他领导的共产党，总是能从逆境中屡屡出人意料地反败为胜的不二法门，因为它成功地调动了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要需要时，就会有心理医生早就干预好的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人物出现。如果将他指出的“人的因素第一”再进一步解释的话，就是“人的心理因素第一”。

所以，如何以中国文化的力量来提高每一个人的心理素质，以便在任何必要时（比如这次汶川大地震），就地发挥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才是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千万不要像“邯郸学步”、东施效颦”那样，只知一味提“洋为中用”，自己带头看贬了中国文化。最后只落得像四大发明那样，以外国人在“盗版”自己发明的基础上取得的成就来吹嘘、自豪，就很不可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