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羊眼观察：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我看范老师

昨晚头痛得要命，一是由来已久的颈椎病继续施虐，二是看到网友的作文命题。不作命题作文也久矣，重回学生时代，身体总会感到不适应，特别是当你面对的问题是讨论临震脱逃的老师的时候，你的任何表白都多少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轻浮。

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民教师在地震来临的瞬间，放弃了与其朝夕与共的学生，自己率先逃出生天。范老师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你们也没有危险，何况你们是十七八岁的人了！”

言之在理，言之在理，至少从范老师的表达看，北大几年没有白读。生命是宝贵的，无论年长年幼，无论健康疾病，范老师能够在间不容发之际对形势进行这样一番评估，最终至少促全了自己的性命，说明范老师对生命是尊重的，也是热爱的。一个珍爱生命的人是不应该受到质疑的。

话虽这么说，范老师还是遭遇一片唾弃声，这使得简单的问题也值得认真研究。你可以将此看成是口水横飞的网络暴的遗毒，但能让绝大多数都选择了一边倒的“倒范” ，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羊不想随大流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范老师，毕竟范老师是一位自由的人，按照普世价值，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范老师的选择无论从个体上讲还是从群体上看，范老师都有选择活着或者死去的自由，因此，从个人权力的角度看，范老师的选择仍是无可指责的；其次，范老师的选择至少保全了一个自然人的生命，范老师活着，我们就不必为多了一个亡魂而更添悲伤，对于已经被地震的伤痛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国人而言，少一具尸体至少可以节约大家几滴眼泪，这也算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再说了，范老师也说啦，即使他不跑，他也并不能肯定多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而如果为此再做牺牲，那就实在有些得不偿失，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应该说，至少从人的动物性角度看，范老师做出的是合乎人性的选择。

动物性本来就是不受任何道德与文化约束的，其一切选择都是纯粹天然的本能。但如果一切只从人的动物性出发，自由的发展必然走向极端自我主义。从珍惜个体生命的角度看，自我主义并没有什么错误：一个人在保全自己生命的同时，只要没有主观危及他人的生命，如果不能说是无可厚非的，至少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有一段时间羊很喜欢看赵老师的《动物世界》，动物不管是残暴的还是温驯的，不管是喜好群居还是习惯独处，面临凶险环境时，第一反应都是逃跑，而且比的就是体格，什么亲娘老子，谁跑得快一步，谁就有生的希望，这种动物本能的充分释放被有些人演绎成博弈谋略，就是所谓不再乎你跑没跑多快，关键是不能跑最后。

但自我主义的充分发展则很可能是社会性的巨大灾难。对于动物性而言，活着就是活着，活着就有欲望，但却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因此不受任何外来的制约，相反，任何可能危害到自身活着的因素都可能成其为敌人。社会性要求可能就是其中的一种。大家“倒范” 时正是“忽略”了范老师作为动物的本源意义，都站在了道德的山巅，着重考察人的社会性。

论者之所以关注人的社会性，概因为人必然地生存于社会之中。人的社会性首先就体现为道德约束。道德是长期以来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形成的一致看法，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文明胎记。具体的道德要求因为文明的传承不同可能有所不同，但一些基本的观点却是超乎民族、种群和意识形态的。至少关于人类的基本道德，东西方文化就有难得的共同认知：在西方，亚当斯密认为道德起源于人类的同情心，卢梭认为，自爱心与怜悯心是人类唯一的自然道德，而教徒广众的基督教则将“爱人如己” 作为基督徒的共同道德标准 ；在东方，儒家强调“仁者，爱人” ，强调侧隐之心，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墨家则提倡兼爱，如此等等。从社会性的角度看，一个具有了基本道德的人，也就是说至少具有了同情心的人才能够称为一个完整的人。以此观照范老师，我们很难发现他在做出自我选择的时候有过哪怕一点侧隐，他对逃跑的解说是理直气壮的，他甚至连自己的母亲都可以不顾，更遑论及人之老，从这点上看，范老师的人格肯定是残缺的。

除去简单的动物性与社会性分析，对范老师行为的价值判断，还可以人的社会角色为坐标。

对于一个完全自由的人，包括职业自由的人，其行为的社会责任可能简单地归结为不损害他人利益，因此，如果范老师不是老师，而是一个每天上网发发牢骚的职业愤青，或者理性客观洞察社会的精英，甚至是一个浪迹街头的贩夫走卒......那么只要自己的良心过得去，他就可以在地震来临的时刻理直气壮地自行逃跑，这正是有那么多从灾区逃生的人并没有因为有大量学生没有逃出生天而受到指责的原因。毕竟每个社会人都扮演着一定的社会角色，而不同的角色都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不同的社会责任又要求部分人面对困境时应有特定的选择。对于一些特定的岗位而言，责任比生命可能更为珍重。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一艘轮船面临沉没的时候，船长和船员必须先行组织乘客撤离，最后弃船的一定是船员，而后船长。要求船员和船长最后弃船并不是说船员和船长的生命不是生命，不值得尊重，甚至也不是因为船员和船长最后弃船就一定能挽救更多的生命，但是就他们的职责而言，这是岗位赋予的法定责任。同样的道理，当战士用血肉之驱铸起一道道防线的时候，当医生在摇摇欲坠的手术室抢救伤员的时候，甚至，当温家宝冒着余震的危险深入灾区一线的时候，驱使他们的除了人性内在的善的本源，更有职责的要求。在很多时候，当人们选择从事这一岗位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责任重于生命的抉择。

老师也一样。如果说一个学校是一艘大船，校长就是船长，而每一个老师就是船员。老师的职责并不是简单地传授课本知识，而更重要的是教学生做人，教会学生好好地活着。当家长把学生托付给学校的时候，不仅仅托付的是对知识的追求，更是孩子的整个人生，包括生命。学校作为法律上的受托人，必须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承担信托责任，而每一个老师事实上正是最终责任的承担者。当灾难来临的时候，老师应当也必须确保在每一个学生安全的情况下再最后离开。从信托责任的角度讲，一个不能正确履行职责的人已经不是简单能在道德层面追究的问题，而很可能已经上升为法律层面上的责任。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羊并不认为谭千秋老师张开的双臂真的对侥幸活下来的孩子起到了多大的庇护作用，但他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尽了自己最后一点责任，这就是他生命之中最值得尊重的地方。

作为一个动物的人，范老师是没有错的，虽然在别人眼里他很可怜，甚至可耻；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范老师基本上是不合格的，虽然他拥有人民教师的荣耀身份；而作为一个特定身份的人，范教师肯定是失败的，即便他毋须为自己的选择负上法律责任，他也必须一辈子背负良心的谴责。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范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生命的存在无非是为已然粮食短缺的世界留多了一个张口的动物，为这样的“人”一再绕口，想让羊不头疼也只能是奢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