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意選擇這個敏感時刻，談這件敏感的事。 5月27日，河北大午集團被查抄；28日，楊子立等四人，分別被判刑8─10年。這不是中國以思想言論入罪第一例，估計也不會是最後一例，但它有可能是含義最豐富的一例。

這兩件事，對於外界民間正在逐漸升溫的中國政治改革預期，無疑是當頭冷水；選擇在這個敏感時期查抄和宣判，更表達了一種確切無疑的信息。 國內外那些因中共高層個別人士、個別姿態而歡欣鼓舞、一心以為鴻鵠將至的人，應該冷靜下來了。他們的心情可以理解：長久的期盼、等待和預期，換來的是長久失望；而反覆碰壁後，心仍未冷，也未轉向極端，這裡面，有一種難得的知識理性在。

不錯，中國政治終會發生變化，並且變化也已經在發生；但它只會是緩慢地、以某種即時理性幾乎無法覺察的速率緩緩推進。在可預見的時間段內，估計不會出現邁開大步、直奔目標（許多人心中期許的目標）的動人場景。在一個國際交往日漸頻繁、國與國彼此已密不可分的地球村，即使是專制家長，也不會不感受到國際競爭和普遍輿情的壓力。除非他願意回到過去的閉關自守、隨時準備坐下來等死，否則，他就不可能不作出改變，以適應環境壓力。但是，一方面，這種改變必定是自上而下的、被動的、漸進的；另一方面，它會受多種因素影響、制約，易於被打斷、中止和逆轉。

最易於打斷這種社會演進過程的是社會主導者所感受到的威脅。這種威脅主要有兩種，其一是對執政黨政治穩定和政權的威脅，其二是對執掌最高權力者個人威望和權力的威脅。當這兩種威脅發生時，執政者往往會放緩、中止、甚至逆轉社會進程，集中力量應付似乎迫在眉睫的切身利害問題。前一種威脅如經濟形勢嚴峻、社會開放導致矛盾集中於執政黨、國外勢力干預過急過度，等等；後一種主要是海外輿論集中將最高權力者描述為社會進程的阻礙者，並哄抬黨內某一對手與其較勁，這也是筆者作《海外輿論可能再次斷送中國政治進步》一文的主旨：就像歷史上救亡多次壓倒啟蒙一樣，在這種時候，權力鬥爭往往會壓倒政治進程。歷史上類似例子已不少，最近的例子更與今天相連；其結果，每次都使政治改革功敗垂成、十年之功毀於一旦、中國進步痛失良機。

河北大午農牧集團突然被查抄，引起廣泛震驚。圖為董事長孫大午。(據河北大午農牧集團網站) 大午集團被查抄、楊子立四人的重判，從某種意義上證明了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在太多的歷史教訓後面，已經變得極其謹慎、變得足夠小心。在繼筆者上篇文章提到的發布“箝口令”（中宣部最近開始收緊言論，點名批評國內四大網站“強國論壇、北大論壇、凱迪網絡、中青在線”輿論導向不力）後，最近中共高層再次發出了中斷政治進步的明確信息：5月27日，關心政治改革的着名農民企業家孫大午突然被誘捕，家產被抄（這種行為方式，一如前清。這已不僅僅是中斷政治進步，而是在逆轉政治。原因無它，由始至今，執政黨最顧忌的，就是另類知識精英與其它社會精英的融合）；5月28日，楊子立四人被出人意料地判以重刑。這樣頻密的信號，可能都出自同一個源頭、同一個理由：既然現在所謂政治進步的趨勢會必然導向新老領導人的權力衝突，那麼唯有中斷這一進程，新領導人才有可能避免重蹈覆轍；由新領導人主動做出這種中斷姿態，無疑是贏得老一代諒解的不二捷徑。當年的胡趙就是不願意走出這一步，終於成為前車之鑑。今天，恐怕再沒有哪個權勢者願意犯這種“政治錯誤”。

楊子立四人的重判及孫大午事件，既體現了傳統政治的深層邏輯，也反映了相關者的經驗模式和處事風格。經此事變後，對中國的新老領導人，人們應該會有更為深入的認識。

於是，孫大午們的命運、四個年青人的命運就這樣被決定了，就像風中的幾顆塵埃。他們富於理想熱情的生命重重撞擊在一架冰冷的龐大機器上，這是現實的殘酷，也是每個中國人所必須正視和面對的基本環境。鑑於此，我們不能不為最近被釋放的北師大學生感到慶幸：沒有任何理由，應該讓生命過早失去陽光和滋潤。

筆者在接觸網絡之初，即知道楊子立所辦的網站，因為我常去的網站有它的鏈接。很懷念那時的一些人和事，現在，那個網站早關閉了，“羊子”也被捕並被重判，遺憾的是自己卻無力為他們做點什麼。按照現實世界的邏輯，現在唯一可能的化解之道，已不是試圖推翻法院的判決，而是應該試圖尋找和託庇於某種權勢，爭取將他們“保外就醫”出來──這差不多是中國各地每時每刻都在上演的一個劇目。這或許違背了某些原則，為許多君子所不取；但這並不違背良心。勿寧說，這正是良心的現實寫照。

最耐人尋味的問題或許是：既然當權者對政治改革顧忌重重，那麼為什麼他們還總要時不時作出一些似有含義的姿態，惹人遐想、令人“想入非非”？

答案其實很簡單，這就像提出“三個代表”的理由一樣：時代在變化，形勢和環境在變化，執政黨本身也在變化，其執政基礎、所依靠的社會力量、所必須面對的社會問題也必然隨之變化。為了適應內外變化，執政黨有必要在外部形態上作出改變，增加某些色彩，以適應某方面的要求；避免將某扇門關死，避免某些社會成員走入極端，緩和或化解某些外界的壓力。總之，這是出於適應環境變化而調整自身色澤的一種生物本能。具有這種本能，說明執政黨其實並非如外界所言的僵化和固執，而是善於學習，能夠“與時俱進”。但這種調整往往止於顏色和姿態，再往前走，它就會比較吃力，就必須顧慮會不會傷及自身。

於是問題又回到了起始：中國社會究竟會不會有政治制度的自發演進？霍然回顧，答案顯然是肯定的。中國確實在發生變化，而且現在就在進行之中。就像身處其上的人，感覺不到地球的轉動；身處其境的人，同樣難以在當時當地感受到中國的變化，你必須找到一個明顯的參照系。當你以較大時間尺度回頭丈量，你會發現，30年、20年、10年前分別與今天相比，可說是一步一個台階；從這樣的角度，你才能看到中國社會演變的深深足跡。

中共十六大的新領導集團產生還不到三個月，在一些人士心目中已經對他們經歷了從期待到失望、從幻想到清醒的全過程。(新華社) 是的，變化是有的；但對於置身其中的人來說，變化極其緩慢。其緩慢的程度，有可能使念茲在茲者怒髮衝冠，使一心亟亟乎變化者憤而吐血。但是，更有可能，唯有這種緩慢的政治演進方式，才是真正適合於這塊承載了太多人口的土地、適合於這個不得不以最堅固的金字塔型結構約束起來的社會的有效變革方式。因為這種演進，是紮根在現實土壤的改變和現實力量對比的變化之中。這才是真正的自發演進。只要執政黨還有着延續政權的願望、只要它對於怎麼才能延續政權還有着起碼的理性，它就不可能維持僵化不變、就不可能不順應這種變化而變化自身。當然，這種方式的特點所在亦即它缺點所在：政治變化往往只是社會演進的結果，而不能成為社會變化的先導；換言之，這種政治演進未必能推動社會的發展，但它確實能適應社會進步，即能將自己調整得與已經變化的現實相適應。當變化尚未發生時，它有可能構成一種進步的障礙；但當變化既已發生後，它也不會拖住社會要前進的腳步不放。這意味着社會進步的主動力將不可能來自於政治領域，而只能源自其它領域。在現有結構態勢下，政治只能扮演因動者、追隨者，而不能成為社會進步的槓桿；中國的社會進步，不但沒有一呼百應、立竿見影的捷徑可走，而且在一種沉重背景下，不得不採取緩慢的漸進方式。

事情可能也只能這樣了。我們已經見識太多人為建構的積極政治變革，在社會土壤還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所有“把政治當作社會重心”的主動運作，不是歷經動湯後重入輪迴，就是大功告成後發現淮橘成枳。

這就是現實主義者對中國政治進程的反思。但這種知性的理解，並不影響一個現實主義者對理想主義者表達敬意──畢竟，這個世界上冷酷的、人力無法改變的內容太多，理想的色彩太少。整個社會主要分為灰黑二色，灰色是現實的冷酷，黑色是各種潛伏或涌動着的旺盛欲望。

只要有人類，就會有人類的理想存在。痛苦越多，願望也越多。或許，這個世界並非理想化色澤太少，而是現實的牢籠過于堅固、過于堅硬，於是理想的熱血一而再、再而三地拋灑在這片冰冷堅硬的土地上。

確實，與20多年前相比，中國已大有不同，但個人的空間依然狹小。只有在真正多元主義的社會框架下，純粹個人主義的敘事表達才能具有某種意義。但是，在中國，個人主義究竟還能走出多遠？我知道，至少到目前為止，統治者代表這個國家，所願意給予個人的空間也就這麼多，它基本上就是我們今天已經擁有的一切。這也是改革的設計者、主導者對於社會（和政權）承受能力的主觀判斷，但是客觀的標準又如何呢？站在中國特有國情（人口、資源、發展水平、社會矛盾和不平衡）的基礎上，個人主義所可能達到的客觀邊界又在哪裡？

這似乎是迄今為止尚未有人提出過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有可能指向今天左右各種勢力和思想唯一有可能的交匯之處。如果中國足夠幸運，它還有可能成為社會自發演進旅途中的下一個客棧。

今天的世界，無疑並非理想者的世界，但它同時也絕對不是可以沒有理想者的世界。謹以此文，紀念這個特殊的時刻和那些特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