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走向对抗还是创建共和？

小国寡民

　　尽管余波未息，历时一个多星期的藏族“3．14”街头骚乱总算接近尾声。很显然，此次街头骚乱，汉族平民是最大受害者，少数藏族平民之所以受害，是因为他们与汉人夹杂在了一起。以僧侣为核心骚乱者的施虐过程中，手段残暴，灭绝人性，毫无疑问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由于资讯被封锁，人们不了解是否存在和平抗议被暴力压制的另外一幕。无论事件起因如何，将矛头对准无辜平民的做法，在任何时候都是邪恶的——无论施虐者声称自己出于多么高尚的动机或内心有多大的冤屈。

　　如此大规模的骚乱已经将民族矛盾摆到了全世界面前，对抗不能继续下去，必须找出藏汉的共和之道，给全世界一个交代。

　　关于对整个事件的态度，中国当局与“达赖集团”两者都有不同程度的瑕疵：

　　一、中国当局的含混说法与做法

　　1、“极少数人”之说

　　可以说，此次骚乱，显属自1959年西藏上层与汉族政权摊牌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体性对抗事件。从西藏的几个主要城市到甘肃、川南、青海等许多地方的藏族居住地普遍发生了大规模骚乱，甚至有甘孜地区千人马队冲击政府机关的混乱场面，这绝不是用“极少数人”所能概括的。况且无论正邪与否，参与这种骚乱者在一个全面控制的社会中，显然要为他们所造成的暂时失控局面个人付出惨重代价，所以，凡参与这种活动者个人需要有相当的勇气，有那么多的“极少数”把整个拉萨市以及其他一些城市闹得人仰马翻，破坏面如此广泛、损失如此之大，令人触目惊心；从另一个角度看，出面者虽然是“极少数”，社会基础自然就不能用“少数”来形容，否则，一般藏民中几乎家家户户都供奉着达赖神像的现象就很难解释。

　　2、“达赖集团一手策划”之说

　　差不多每个出面就此事对公众发表谈话的官员，甚至是那些平民受害者，在谈起事件起因时，都莫衷一是地将事件与“达赖集团”挂钩，“达赖集团一手策划”已经成为事件起因的唯一解释。

　　这是一种最省事的解释，正由于太“省事”，自然就有许多疑点：

　　（1）“达赖集团”中是谁在什么时候开始策划此次事件，有什么行动计划、集团内部是如何分工、谁是主要牵头人？这不能靠一句话，需要有确凿证据。

　　（2）达赖本人是否是主要策划者？如果是，对其部众有何具体指示、内容是什么，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下达的指示？这也需要证据。

　　（3）很显然，规模如此之大、地域跨度又如此之广的群体骚乱，不可能没人策划、组织、操纵，而且骚乱当事者身上的条条线索都从不同方向指向“达赖集团”。可“达赖集团”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有象达赖一般主张并实际上始终在与中国当局和平对话的；也有认为和平对话长期无效、主张用激烈手段对抗的，究竟是哪一拨人具体参与了策划？如果没弄清楚这些内情，笼统地将罪责推到“达赖集团”头上，是不能让人心悦诚服的。达赖本人已经说了，如果暴力行动得不到控制，他将退出宗教领袖的位子，让能够对此负责的人去应付。没有什么证据能说明达赖这是在演戏。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人大结束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明确宣布打算与“达赖集团”继续保持对话。如果一口咬定达赖就是本次事件的元凶巨恶，显然温总理在自相矛盾了。因为既然抓了那么多的娄娄拥趸，却不但要放过首恶，还要与他“平等对话”，这样的处置，如何自圆其说？

　　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头领管不住部众、上级约束不住下级的情况并不少见：例如毛泽东管不住刘少奇，最后只能采用肉体消灭的办法；也例如毛泽东管不住林彪，闹到了刀对刀、枪对枪的地步……。这时候人们很难将刘少奇或林彪的行为冠之以“毛泽东集团策划”的字眼，道理显而易懂。

　　（4）中国公安部长孟建柱先生日前在视察西藏时甚至说了“达赖早就不是个真正的佛教徒”这样的话。不了解下这样的断语的前提是什么？无论达赖的真面目如何，至少全世界都认为达赖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达赖甚至正因为这个而成为有史以来唯一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入，在全世界都高度关注西藏这个焦点地区的时候，对这样的角色使用如此尖刻的语言，明显有悖于世界共识，这根本无助于摧毁达赖的公共形象，反而显得中国当局处理危机缺少办法与思想认识稚嫩。

　　3、清空所有境外媒体人士

　　中国当局在西藏骚乱一开始，就紧急清空了在西藏的所有外国记者与媒体人员。

　　一位《时代》杂志读者在关于西藏问题的网上评论中说：在西藏问题上，西方人只相信西藏人，尤其是达赖喇嘛说的话，无论中国政府现在怎么说，这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里提出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然而几乎没人去深思的现实现象：中国政府怎么说，几乎没人相信。

　　香港《明报》日前有个评论：“逐记者离藏是一大败笔”。这是非常准确的观察。明报说，把各国记者全赶走了，“不但失去一个有力地反驳‘镇压和平示威’的机会，反而倍添外界‘关门打狗’的恶劣印象。”结果是什么呢？你说是部分藏人发起了骚乱，结果经西藏流亡人士一说，变成中国血腥镇压“和平示威”。为什么呢？因为你害怕，不让全世界的记者自己来报导，只让人家采用你的报导。于是，你不可信。那么信谁呢？自然只有信西藏流亡者的了。

　　现在，终于开放了20名外国记者进藏，历时数天，始终存在某些疑虑，也不明白究竟还担心什么？就是不担心自己的信誉如何建立。

　　二、“达赖集团”的思想混乱

　　达赖一向以“和平主义者”自居，虽然不能确定暴力行为系达赖指使，但无论如何那些“和平请愿”的也好，使用暴力袭击平民的也好，毫无例外都是达赖本人的拥趸、打着达赖的旗帜行事；暴力行为自然让达赖或“达赖集团”蒙羞，至少在中国当局或那些受害者眼中，“达赖集团”难脱干系。

　　1、“达赖集团”谴责暴力行为的力度远远不够

　　迄今为止，达赖或“达赖集团”对暴力行为所作的反应仅仅是“希望避免”，达赖对此最强烈的表示也仅仅是声言如果暴力行为得不到控制，他将离开领导的位置。

　　而众所周知，无端袭击并伤害和平居民是最没人性的暴行，应该得到严惩，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并没做错，甚至在一开始就没能有力制止，犯了严重的不作为错误；如果将制止对平民的暴力活动与镇压非暴力的和平请愿混为一谈，标榜普渡众生的佛法就受到了严重亵渎。

　　不明白达赖或其部众为何没有勇气站出来，堂堂正正地谴责这种没人性的暴行、并支持中国当局依法惩处相应人犯？在中国当局公布了现场实况后，达赖的高级助手却刻意地强调同时有许多人是以和平方式抗议，为什么中国当局只提暴力的场面？这种说法固然反映部分事实，却让自己在对待人的生命的严肃问题上不能一视同仁，在这方面的道义承担上显得非常苍白虚弱，让“一手策划”的嫌疑洗刷不干净。

　　2、起事的时机选择不恰当

　　人们都知道，2008年，中国有许多大事即将发生：

　　（1）选择在3月14日发动骚乱，正值台湾3月22日大选前一个星期，让中国当局翘首以盼的民进党下台、国民党替代的进程险些发生逆转，给中国大陆当局的眼中钉提供了绝好炮弹，这对于自称是一意与中国当局达成和平谅解的“达赖集团”而言，是最不具备诚意的损招，即便没有暴力行为、如此大规模纯粹的和平抗议所造成的影响与冲击也足以让后者感觉被严重暗算了。坏人好事如杀人父母，未知藏传文化中有无此等悟性？　

　　（2）在整个北京奥运即将开幕、奥运圣火马上将送达的前夕，这使自1840年以来一直备受屈辱感折磨的中国而言，是一次真正扬眉吐气的机遇。发生这样的事件，将会严重影响中国这个举办国的形象，导致国际抵制北京奥运的危险上升。达赖集团真有与中国当局达成协议的愿望，在这种时间让信徒来搅局，很难得到谅解、很难被被看成一个负责任的谈判对手；更让中国当局有理由产生“还在国外遥控，便能惹出诸多麻烦，真让他们自治诺大个西藏，国何有宁日？”的恐惧感。

　　（3）2008年3月，正值第十一次人代会召开期间，胡温在摆脱了老一代的影响进入实际掌权的历史时期，骚乱让整个大会的“和谐”氛围蒙上了沉重的不和谐阴影，理所当然引起整个统治集团的集体愤怒，所有对达赖的过度指责也自然发生。这给双方今后会不会、什么时候才能继续中断的会谈打上一个巨大问号。因为不能期望会谈可以在彼此极度不信任或相互敌视的情况下进行。

　　3、政治资源还是政治包袱？

　　达赖与中国当局之间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双方通过直接会谈解决，借助于外界力量的施压只能偶尔一用，过头了将危害会谈本身。

　　“3．14”骚乱发生后，最早表态支持骚乱的即是台湾的陈水扁，而前日达赖又特意对扁的支持公开表示感谢。应该说，扁的支持有不问青红皂白的成分，和平示威与街头暴力一并包括在内；其他一些外国政要的表态情况也有相似之处。这一方面是扁等人的动机有问题，因为他从来就是个惟恐大陆不乱的极端人物；而其他外国政要的支持表态，除了偏见以外，基本上是由于中国当局自己封锁信息所造成。但无论如何攻击平民的暴力行为不应得到豁免，“达赖集团”利用国际支持来规避暴力及其造成巨大伤害的问题，这从道义上怎么都说不过去。

　　骚乱事件已经发生，但对抗则不能继续。“达赖集团”如果不是蓄意与中国当局一直对抗到底、还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双边问题的的话，就应该本着向前看的姿态，迅速摆脱由于“3．14”骚乱导致的双边极度互不信任的局面。利用扁这种中国当局深恶痛绝、美国总统都头疼的“麻烦制造者”、连本岛人民都厌弃的政治投机分子的支持来为自己背书，只能徒然增加对抗，断送谈判的通畅之途。

　　政治资源运用得不好完全有可能成为政治包袱。

　　三、实现藏汉共和双赢是历史的责任

　　尽管自1959年中国当局接管西藏行政已有50年，期间直接或间接投入的资金已逾千亿，但始终无法改变藏人信奉流亡在外的达赖的习惯；也尽管在西藏植入大量汉人实施了大规模移民，依然无法改变西藏社会主流文化为藏传文化这个事实——虽然藏传文化是一种相对陈旧落后的文化。撼山易，撼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难，这本来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在倾注了大量国家资源以图感化以及利用强大国家机器压制住桀骜不驯的藏人，半个世纪的恩威并举，耗资巨亿，迎来的却是从不间断的抗争，直到发生“3．14”街头骚乱，“民族政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达赖集团”的困境也显而易见，由于失去了传统据点、进而失去了行政资源，其在西藏的影响虽然大过当局却始终未能居主流地位；况中国当局的所谓“宗教自由”也仅限于让信徒们有烧香磕头、僧侣们有照章读经的自由，至于讲经传法受则予免谈。无论藏传佛教有多落后，精神上受压抑也是个客观事实。他们的宗教思想或政治观点在西藏的每一次公开传播，都会付出许多人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牺牲生命的巨大代价。所以，海外藏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达赖的和平主义思想越来越不耐烦，暴力倾向愈益凸显，照此趋势，达赖不光对不满西藏现状的一般藏人、甚至对“达赖集团”都有失控的危险。

　　藏人的民族特性并不比汉人。亿万汉人在满清入关，虽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依然会对只有十几万军队、百把万人口的满族军阀表示臣服，这在藏人绝难做到。一个在外流亡了五十年的和尚，没给过境内藏人一分钱的好处，居然有那么大感召力，仍能占据一般藏人的心房；而投下了巨资扶贫救穷、建桥铺路，做了那么多有利于藏人福利的好事的中国当局，却得不到他们的由衷感戴、始终未能在他们内心得到认同，还为此长期背负不良国际影响，这本身就值得深思。目前的骚乱只是暴力行动的初级阶段，如果整个“达赖集团”在行动纲领上彻底转向，选择从对话走向对抗，根据他们已拥有的财力，组织成规模装备精良的恐怖武装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如果现在这些“极少数”铁了心与当局死嗑下去，不仅西藏地区没有太平，整个国家将无宁日。

　　所以，对当局来说，有达赖喇嘛与没有达赖喇嘛所面临的局面将有质的不同，在一味谴责“达赖集团”的时候应该认识到长远的厉害关系所在，明白藏人本身是个宗教民族，在他们眼中，达赖是一个关系到他们全体生命意义和人生追求的“菩萨”。经济实力、舆论机器、军队或政治手段在这样的菩萨面前，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达赖集团”应该是个可用的政治资源而不能任其演变为政治负担。　

　　对“达赖集团”而言，虽然口头上认同西藏属于中国，但建立“大藏族自治区域”的胃口也着实过大，更何况当局看待所谓“实行真正的自治”与推行“藏独”只隔一层薄纸，对此，“达赖集团”应该有切实的调整与进行非常有说服力的澄清，而不是默许部众不断起事，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西藏必须实现真正的藏汉共和、绝不能照目前的态势对抗下去，因为照此办理，无论对“达赖集团”还是中国当局、无论对藏族还是汉族居民、无论对西藏还是对整个中国，都是一个共同的巨大伤害。

目前，对于高层而言，要防止的是由国内对抗局面引发外交灾难，然后外交灾难又在国内发酵；不能再放任官方宣传工具催化民众激烈情绪，其次是迅速调整奥运圣火传递策略，第三是在处理相关事务上多表现出一些诚意，有关官员的文革式阶级斗争言论应该立即收敛。如果仍照一段时间以来迟钝和僵硬的处理手法，灾难会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和掌握，伤害的不只是当局自己，最可怕的是中国复兴之路可能被再次切断。　

　　在当前的严峻局面下，无论是“达赖集团”还是中国当局，都必须以合格政治家的坦诚胸怀，拿出足够的勇气、表现出最高的政治智慧，将会谈切实进行下去并获得成果，以达致双赢、造福于该地区所有藏汉民众，这是历史赋予的责任，哪一方都义不容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