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怨火山为何频发？ 作者：齐楠木 短短几天之内，民众和政府的冲突接二连三，贵州瓮安６．２８上万民众焚烧公安大楼的事件尚未平息，我们又听到民工持刀闯入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造成6死4伤的惨案，仅隔一天，上海一摊贩持刀冲进城管办公室，伤及城管队长和一名民警。 这些事件的原因并不复杂，贵州瓮安事件因为15岁的女孩半夜落水致死，家属不满警察的处理和结论，导致县公安大楼被烧砸，几十辆警车被焚，伤150人；6死 4伤的惨案的导火索据说是对偷自行车的处理不满，摊贩持刀冲进城管办公室上两人的原因仅是为了无证设摊被没收的80斤西瓜。 如果，这些只是碰巧发生的事件，那么每个国家都会发生，本不足为奇。可是你再看看3起案件的涉及人，3起事件无一例外的都是农民针对警察，你还会觉得这是偶然的吗？ 这些事件能否解读为全国性治安状况的恶化呢？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2007年的报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治安状况曾经持续恶化。1995~2004年，刑事案件立案数从162.1万起增加到471.8万起，年均增长14.0%”。 个体案件归结为治安状况的恶化是可以的，但值得瞩目的是群体性事件的迅速增加，群体性事件包括示威、游行、围堵公路铁路交通、冲击党政机关等，具有涉及面广、规模大、参与人数多、行为越发激烈等特点，动辄成千上万。 据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1994～2004年，全国群体性事件从1万起快速上升到7.4万起，年均增长22.2%；参与人数从73万人次上升到376万人次，年均增长17.8%。 与瓮安事件相仿的是2007年四川大竹县奸杀案引发群体性事件，最后涉嫌强奸的犯罪嫌疑人刘持坤（系酒店员工）被刑事扣留，县委书记撤职。 瓮安事件中我们看到了高耸入云的政府大楼、6月22日至28日的空白期、失踪的书记和县长以及说不清楚地副县长。在我的印象中，贵州省瓮安并不富裕，一查果然如此：距历史名城遵义 150公里，瓮安是一个农业大县。人口47万，汉人占94%，农村人口占全县人口的90%左右，2006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达到2000元。 有人说瓮安６．２８反映了政府的信任危机，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信任危机本身还不足以导致事件的激烈性和暴力性。最根本原因是什么？在几十层的公安高楼和农民人均收入达到2000元的对比中我看到了，在为80斤西瓜挺而走险的摊贩绝望中我看到了，这就是民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59岁了，改革带来了每年两位数GDP增长和奢华的城市。请政府记得，农民享受着十分有限的成果，他们才刚刚免了农业税和学杂费，没有固定的工资，不得不在烈日下为80斤西瓜找个出路。如果政府和警察不能体察的话，干柴就遇到了火星。 当个人的悲愤找不到出口的时候，慢慢积郁，最后成了火山的喷发，这样的火山我们有376万口，每年喷发7万次，政府该做点什么了。 2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