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发议论，大凡都是说有易、说无难。这一来是与自然、社会现象的常态相符合，多元化、多样性、变异性，使得各种“有”都得以存在，二来也与人的认识能力有关，看到了自然可以说“有”，但没有看到却并不一定是“无”。 《零八宪章》中对当今中国状况的一系列攻击，“有法律而无法治”、“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等等，正是这样的“说有易”：把一些个别的、全局的现象，上升到普遍的、全面的高度上来说，还扣上有违“普世价值”的高帽。其中提到的“法治”问题，就更是空口说白话，根本无视中国法治建设不断取得的进步。 在中国，“依法治国”一直被不遗余力地加以遵循并落实。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依法治国”被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我们可以用一组数据说明问题：截至2008年2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现行有效的法律229件；国务院与法律相配套，制定的行政法规600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7000多件。 更重要的是，“法治”的理念，也已经成为基本理念，贯穿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2008年，中国的“法治”也经受住了检验。如汶川大地震时，从地震发生到公布地震信息的时间差，仅仅只有18分钟。电视、网络24小时播报，报纸第一时间发布，从中央到地方到军队，一场场新闻发布会，信息的公开透明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地震前11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阳光政府”正是法律的要求。 年初抗击低温雨雪冰冻灾情时《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显示出强大作用；年中《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用法治守护奥运；新一届国务院制定的《国务院工作规则》规定“国务院及各部门要推行行政问责制度”，从山西溃坝事故到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一系列官员被问责、处理，2008年被一些媒体称为“问责年”…… 这一切，都显出了所谓“无法治”、“法治难立”等说法的简单、武断，显出其中因为种种偏见而产生的对于真相的误解和歪曲，显出为了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和“基本制度架构”而盲目立论、率尔操斛。对此只能说，建立在这样一种不成立甚至不存在的事实、现象基础上的“理念”和“主张”，只是空中楼阁，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