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西藏、甘肃、四川等部分藏区发生的一系列骚乱事件，引起了国人与世界关注。这次事件的背后，是与以达赖为首的分裂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达赖集团焦虑的集中反映与爆发。 　　焦虑之一，对话的决定权不掌握在达赖喇嘛手中。尽管达赖喇嘛多次宣称坚持一个中国，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这些 实际上都只是说说而已，达赖喇嘛提出大藏区的概念，充分暴露出他的真正企图。因此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在2002年后的6次接触式对话，也就无果而终。在感到对话无望的时候，焦虑的达赖喇嘛便企图制造事端，以此逼迫中央政府不得不对话。这就是典型的胁迫式无赖手法。大家都知道，这次事件爆发时间点是3月14日，而这之前的3月10日，恰恰就是西藏流亡政府宣布的“西藏抗暴纪念日”，这一天，达赖喇嘛在这个纪念日发表了鼓噪性的讲话，挑动了西藏部分人的神经，四天后酿成了重大骚乱。此时达赖喇嘛的“司马昭之心”，已是天下大白了。 　　焦虑之二，西藏的大发展打乱了他们的企图。众所周知，西藏近几年各种开发建设工程相继开工，青藏铁路的修建开通，各地农牧业综合开发，水电水力兴建利用，人民生活、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西藏人民安居乐业，流亡的分裂力量对此情此景耿耿于怀，不乐意看到这些积极的变化，也害怕自己将永远失去西藏的民心，也恐惧汉文化与藏文化的交融与交流，所以他们内心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焦虑的背后，铤而走险，制造骚乱，也就成为他们最便宜的王牌。 　　焦虑之三，西藏议题在国际上日渐式微。目前，中国正在快速崛起，影响力和国际声望不断提高，加上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出色组织与筹备，使中国成为国际媒体和政要、企业家、学者的新宠，中国议题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热点。而与此相反，西藏议题却是日渐式微，风光不再，逐渐在国际上被边缘化；加上中国对西藏问题的原则坚守，使国际社会不敢轻易触动中国的西藏红线，这在前段时期德中关系的发展中就已得到明证。因此，达赖喇嘛为自己领导的流亡政府的未来日益感到焦虑不安。因此，达赖要通过制造爆炸性话题，提醒世界不要“忘了西藏问题”。 　　焦虑之四，支持达赖喇嘛的国际力量正与中国握手求好。大家都明白，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真正后台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印度。这两个国家昔日曾经与中国刀兵相见，是达赖喇嘛天然的保护力量。但是时移世易，国际力量的对比天平日渐向中国倾斜，中美、中印正在发展成为一种不同于过去的伙伴关系。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反恐战争、朝核形势的变化，美国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两国关系也越来越稳定。而印度也正在改变政策，不断与中国强化关系，加强往来，促进经贸，发展合作。这些新变化就使寄居印度的达赖势力越来越感到失衡的焦虑，分裂分子将很难再找到愿意支持和接纳他们的国家，他们这些分裂分子的未来处境将非常不妙。于是便想出损招，以骚乱来重新吸引国际社会的眼球。 　　焦虑之五，后达赖喇嘛时期的内讧已逐渐浮出水面。已步入暮年，身体健康江河日下的达赖喇嘛，深知自己已来日无多，深知藏独已无可能，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百年大事。他要回家安享晚年，结束流亡生活，过几天太平日子。不过最令他头疼的是，要对付流亡藏人中的反达赖势力。信奉“多吉修丹”护法神的信徒、主张暴力和独立的“藏独”少壮派以及被“西化”的年轻流亡藏人，出于本集团的利益，都不同程度地反对达赖。此外，旅居欧美的藏族僧侣建立各种寺院和传教中心，也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他们在政治上并不完全听从达赖，在经济上则完全独立。流亡藏人中的上述利益集团，以康巴人和安多人为主，构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反达赖的僧俗力量。因此，达赖原本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后达赖喇嘛时期的内讧，很可能会瓦解达赖喇嘛多年来建立的基础，所以焦虑中的他便不得不出手来挽救自己的“事业”，以此来重新凝聚追随者和支持者，巩固自己“江湖老大”的中心地位。 　　只不过，这五个焦虑，达赖喇嘛是一个也消除不了。到头来不管他用什么手段，不管他使什么伎俩，总之，他面临的未来就是一个：等待死亡。突然想起孙中山先生这么一句话，“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知道达赖喇嘛是否读懂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