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下面看看周恩来1957年关于民族发展问题的讲话，虽然不长，但句句切中要害，而且对“经济改革”的服务对象以及方向方法都有明确的定义，真是和邓小平的摸石头有天壤之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比如周恩来强调首先让多数人幸福起来，“改革就是使大家都幸福，不是少数人幸福。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改革后的一个时候，上层分子不能象过去那样生活便当，用钱也不那样方便了。”注意，周用的是“幸福”二字，内涵深远，而邓强调“富裕”，并且是上层分子的富裕，比如“共产党员要带头致富”“致富光荣”等等。邓虽然在得势后借用了周恩来的措辞，但颠倒了内涵，并且利用周恩来的词汇巧妙了忽悠了当年反邓的左派们。 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完全开了历史的倒车，把中国拉回到几千年一成不变的生产模式和政治结构之中。 《周恩来选集（下卷）：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1957，8，4》 我们所说的社会改革，最根本的是经济改革。为什么要改革？因为要建设社会主义，要人民生活富裕起来。要富裕就要有工业，一个民族没有工业不可能富裕起来。因此，我们中国要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就不可能使生产发展。 （齐婕按：周和邓都说“经济”改革是最根本的，但周强调的是工业化，而邓呢？大家都看到了，强调的是GDP。真是天壤之别） 而要工业化，就得首先在农业上实行改革，把农业上的封建制度、奴隶制度废除。农民得到了解放，才能够使农业经济得到发展，才能有工业发展的基础。农业能够大量增产，才可能积累资金，才可能供给工业原料，才可能解放劳动力参加工业生产。只有建立起工业基地来，这个民族才有发展的基础。所以每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经济改革。 （齐婕按：周的工业化首先从政治结构下手，解决中国几千年来农民一盘散沙没有被有效组织起来的轮回弊病。而邓，刚好是解散农民，回到中国几千年不变的小农生产中。） 经济改革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改革，即土地改革，第二步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不进行经济改革，维持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多数的人民还是奴隶、农奴和封建制农民，生产力就不能够解放。生产的东西大部分被剥削去了，劳动者本身还是穷困的，他们就不可能有增产的积极性。 （齐婕按：周强调改革必须反剥削，而且强调劳动者必须首先富裕，否则就无积极性。这和邓后来的路线刚好相反。） 我们要对现在还处在剥削者地位的兄弟民族上层分子说清楚这个问题：如果他放弃剥削，他所得到的好处，比反对这个改革所得到的要多得多；如果他抗拒改革，被群众起来推翻 了，他就得不到好处，或者得到的少了。如果他赞成改革，国家和政府会照顾他，群众可以对他宽大些。 改革只是一个先后问题，缓急问题，而不是改革不改革的问题。不改革，民族就要贫穷。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是要大家幸福，包括兄弟民族上层分子也要得到真正的幸福。 改革就是使大家都幸福，不是少数人幸福。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改革后的一个时候，上层 分子不能象过去那样生活便当，用钱也不那样方便了，因为收入是有一定数额的了。但是，前途是有保障了。将来工业更发展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更提高。这一点，我们要对所有兄弟民族的上层分子也讲清楚。 （齐婕按：周讲的改革目的很明确，就是让多数人富裕，而不是让少数人剥削，产生邓贵大之类淫官。邓的改革是让少数人富裕并剥削多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