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打黑”遭遇了什么？　　

　　pioneer

 

总设计师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样比喻：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难免进来几个苍蝇。　　

“打开窗户”后的三十年实践结果：我们透支的下几代人的资源和以牺牲环境、健康为代价创造出的财富奔流而出；新鲜空气没呼吸到，“苍蝇”却蜂拥而进：信仰丢失、化公为私、两极分化、贪污腐败、治安恶化、道德沦丧、精神颓废、有奶便是娘、给钱就上床……种种丑恶如沙尘纷飞，蚊蝇袭来！　　

在颠倒的伟大时代，人们再也不会愚昧的像“极左”年代那样，因为家里出小偷、“破鞋”而被千夫所指以至羞于在人前抬头了。彼此彼此，理解万岁，谁笑话谁呀？我一个曾为常进监狱的“扒手”儿子自惭过的邻居，刘老太太，近年来思想得到了极大解放，在人前说话的嗓音益发洪亮。尤其是出门看了一次在徐州“发展”的儿子后，简直引以为荣、奔走相告了：“我家老五，现在不用亲自动手（偷）了。他手下有一批兄弟上车（偷），他坐地分钱。如果有人犯案，他负责到警方拿钱“捞人”；“我这次坐火车到徐州，一介绍说‘这是老五的母亲’，乘警、乘务员立马端茶倒水拎行李。——都靠我家老五养着。”　　

上流社会更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以“真善美”为耻，以“假丑恶”为荣；以公为丑，以私为美；以崇高为假、以庸俗为真；以真小人为美，以伪君子为丑……　　

“舞台小人生，人生大舞台”。官僚、学者在媒体、会上慷慨激昂、义正辞严，但谁都知道，那种场合的发言只是“官员”、“道学”等角色的台词，说者无心，听者无意，上不得酒桌的。正如鲁迅在一篇文章里说的那样（大意）：“杨小楼做《单刀赴会》，梅兰芳做《黛玉葬花》，只有在戏台上的时候是关云长，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决不会永远地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感谢主流崇美学者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宣传资本主义“人性普世”、“人性自私”的价值观，使官僚、学者摆脱了“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的“极左”思想束缚：“俺也是人，不是清教徒”、“富光荣、穷可耻，俺也想发家致富、泽荫子孙”、“俺也有七情六欲，也想三妻四妾”、“俺……”。　　

我有时和一些小官员们一起吃饭，大家都很诚实，不“装正经”、不做“伪君子”。有艳羡ＸＸ长今年进设备捞了至少几十万回扣的，有奉劝同仁和上司好好“明白明白”以再官升一级的，有直言不讳自己今年想谋某个肥缺的……试想此时如果某人站起来大义凛然一下：“是人民养活了你们，你们看着办”，这无异于一个演过一回关云长或林黛玉的演员在现实生活中又提着青龙偃或锄头背起了戏文，引来的将是一对对发现外星人一样欲夺眶而出的眼球。不必劳孙冬冬的大驾，当场就有人私下里把他鉴定为“神经病”了。　　

从伪君子进化到真小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一个以丑为美、是非颠倒的时代，劣币驱逐良币，好肉敌不过癌细胞，庄稼长不过野草，真君子不适生存。不能否认的是，在主流资改精英们的毫不动摇、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我们的确已经成功地进入到了一个“好人不敢承认”甚至“好人装坏”的新时代。　　

人生存在社会中，除了“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屈原、“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与整个精英集团决裂的毛泽东等少数人外，鲜有愿意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成为“另类”；更多的是希望融入社会、集体，尤其是自己周围的小圈子里，得到社会、集体尤其是亲友、同事、同学的认同。——“低头不见抬头见”、“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前面提到的那种大义凛然教训同仁的人，就很难“合群”；在一个酒桌上，为烘托气氛、拉近距离，有人讲“黄段子”时，真君子违心地表示“人性化”、“正常人”的欣赏怕是更好的选择，很难“非礼勿听”、拂袖而去；我也听说过工棚里的工友们大谈嫖娼经历时，没去过色情场的老实人竞也杜撰自己的“嫖史”作“投名状”；我还看过某精神病专家的研究结果：“精神患者看正常人都不正常。所以，一个正常人要接近精神患者，必须要做出他们同样的怪诞举动，才能被他们视作同类”；还有诸如“你当官你也贪”、“我当官我也捞”、“都是人”之类对贪腐将心比心、理解万岁的话，往往出于被统治阶级之口。社会就这么“和谐”了。　　

作为一个不容“黄赌毒”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人民公仆、共产党员薄熙来，唱红打黑，神圣职现，天经地义。用薄的话说就是“这连清朝道光皇帝和林则徐都不能容忍”。然而，得到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重庆打黑行动，却遭后了满嘴“民主”、“人权”、“法制”的的走资精英的歪曲和阻挠:　　

——“作秀”；　　

——“形象工程”；　　

——“打黑不能搞运动化，不能搞红色恐怖，更不能砸烂公检法，不能人人过关”；　　　　

——“扫黑“行动一旦运动化，必然会造成扩大化，会破坏法制公平。　　

……　　

结果，薄熙来竟要为这个在任何社会都会被大书特书的“民心工程”寻找一个“正当防卫”、“被逼而为”、“不得不”的借口——“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老百姓聚集在政府门口，举着血淋淋的照片，画面让人神经紧张。黑恶势力拿刀砍人，就像屠户用刀砍杀牲畜，惨不忍睹。去年我们清缴刀具，大砍刀堆积如山。那不是一般的匕首，而是砍刀啊！”　　

明明是大快人心的好事，按照右派精英的“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无利不早起”的“人性自私”逻辑推定，反而成了坏事。干好事的人非但不敢为自己歌功，反而要为自己“辩诬”——不是故意的，并且举出几位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批示作掩护——上边同意，之前别人也打过。可见这个社会已经被主流精英彻底颠了底朝天。　　

薄熙来到重庆，烧错了火。如果和其他改革明星一样，对残余的国企甚至事业单位进行“改革攻坚”，把“砸三铁”进行到底；整肃市容市貌，严禁小商小贩占道经营；大兴土木拉ＧＤP，为开发商圈地、拆迁保驾护航。再夹一本亚当·斯密的著作，言必称“市场”、“法制”、“民主”等“普世价值”……立马就能成为主流媒体上的耀眼明星。可是，薄竟打黑还唱红，这不是和资改唱对台戏吗？别人改革都拿几千万工人，几亿农民开刀——“砸三铁”、“居者无房”、“患者无疗”、“学者无教”、“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厉以宁）。可他却把刀动到的少数先富起来的0.4%的头上。他们这可是我们改开30年政策倾斜、法律放宽、千辛万苦培养起来的新阶层啊！所以，薄熙来必然要触犯到“为富人说话”的资改精英的理念：　　

——“富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消灭了富人，中国只能变成穷人国。”（茅于轼）　　

——“善待富人从另一个层次分析，也就是善待改革开放”、“如若我们对富人的态度有误，使其心灰意冷，则于国于民不利”、“善待富人就是给先富者一个宽松的环境”、“在时下的中国，对待富人的态度是否已经成为检验一个人是否善待改革开放的试金石。”　　

——“善待富人还有另一层意义，富人作为“火车头”,就是带动千家万户、带动全社会奔康致富。”（《善待富人》）　　

——“赦免民企“原罪”关系到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个别企业家难免有暗箱操作，做见不得人的事。但是这不能全怪他们，主要是制度环境造成的。可以说，企业家都得搞点桌下交易，你不同流合污事情就做不成，这叫做逼良为娼。”（重庆黑老大黎强、陈明亮等人的公开身份都是民营企业家，并因其和热比娅同样的“先富”、“新阶层”地位而进入人大、政协。）　　

——“当务之急是地下金融合法化。这些地下金融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他们都有相当的经验，也不会出什么大事……”（重庆黑恶团伙以高得惊人的利息强行放贷，而后通过暴力收债，从中牟取巨额不法收入。重庆市警方披露的数据是，重庆高利贷逾300亿元，规模已占到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1/3强。）　　

——“为全力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从根本上保护和促进就业，”“对涉嫌犯罪的企业特别是目前仍在营运的困难企业，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生产经营负责人和技术业务骨干，涉嫌一般犯罪的，可不采用拘留、逮捕等措施。”（广东省检察院）　　

……　　

资改精英仇恨薄熙来的原因还在于：　　

一、“重庆打黑”粉碎了资改派的西方法制神话　　

资改精英一向鼓吹资本主义的法制，要用所谓的“健全法制”（精英法制）反腐，指摘用“群众运动”反腐除恶为‘暴民政治”。而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群众路线以及前３０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只的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群众运动才是根除腐败、黑社会等丑恶现象的有效方法。而他们鼓吹的西方资本主义精英法制，包括他们心中的“彼岸”——美国在内，在哪个资本主义国家消灭黄赌毒、黑社会了？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黑社会组织反而合法化、阳光化了。如日本的“山口组”、台湾的“竹联帮”、“四海帮”。　　

资改精英的民主法制样板之一的香港地区，曾被张子强及其马仔搞的人人自危，却无计可施。张子强制造抢劫启德机场运钞车的情牵被捕，判决结果却是无罪释放、逍遥法外。谁不知道，私有制度下律师不会为正义而是为金钱辩护，否则就得饿死。律师的声名不在于为无罪者打赢官司，而在于为有罪者逃避法律制裁，所以律师中捍卫法律的少、钻法律空子多。最后，张子强还是被资改派称为“人治”的大陆警方镇压。　　

资改派会说，这说明人家的法制健全，重视人权。看来，他们只关心富人包括黑社会的人权，不关心人民群众的死活。不知道对罪犯的纵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健全法制，健全法制，改开后，法律动越制越多，贪腐、黑社会、却越来越严重。等他们把全国的树木都造成纸张印成法律文献时，黑社会早就掌控政权，人民已经回到奴隶时代了。资改派又说，这是执法不严的结果。这倒是事实。否则按照《宪法》条款，这些以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为业的犯罪分子早就被绳之以法了。　　

讽刺是：对大陆违背“犯罪嫌疑人必须到犯罪所在地受审”的法律原则，拒绝张子强及其律师的“回港受审”要求，并超期关压张子强８０多天的“人治”行为，资改精英的民主法制样板——香港地区的媒体、市民竟一致拍手叫好、大快人心。没人像指责薄熙来的大陆资改精英那样，披着“人权”、“法制”的羊皮，跳出来捍卫张子强的人权和所谓的法制原则。　　

法律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从来就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法制。否则人类社会现在还在遵守着奴隶主的法律，或者原始部落首领的规则。从源头上看：私有制、世袭制的产生，奴隶起义、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统统都是犯罪行为。　　

二、“重庆打黑”戳穿了资改派“挺富”的谎言　　

改革３０年，右翼媒体一刻也没有古今中外的一切有钱人正名：“富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企业家是民族英雄，是当代最可爱的人”、“美国的穷人都感谢富人，是富人使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富人养活了穷人”……　　

近来，资改派图穷匕见，为颠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合法性，又掀起一股为土地革命时期被专政的大地主们翻案的高潮：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都是省吃俭用，勤劳致富——“先有一只鸡，一只鸡变成一只鹅，一只鹅变一只羊，一只羊变一头牛”，甚至连小说里的文学形象周扒皮也要“还原”。而据说当时给这些地主当佃户、长工的农民们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后还高。后来是共产党挑动阶级斗争，带领着一群因为懒惰而贫穷的暴民、刁民、痞子“打土豪分田地”，专了勤劳善良的地主们的政。　　

资改派们不必指责“愚民”人们受了共产党的蛊惑，未等黄世仁、刘文彩们富的子孙万代都能荣华富贵后再带他们共同富裕，便迫不及待地闹拼命了。拥有打手、家丁的大恶霸、大地家，只能像黎强、陈明亮一样，对穷人强取豪夺、敲髓吸骨，决不可能带领穷人一起奔小康、“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外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　　

三、“重庆打黑”撕破的资改派的“反腐”伪装　　

资改精英曾经以纵容、鼓励官僚集团的腐败、侵吞公有资产（MBO）为条件诱饵，来换取其对私有化改革的支持：　　

——“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张曙光）　　　　

——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张维迎）　　

——“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只有做大蛋糕，才谈得上补偿。”“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张维迎）　　

而到了他们想进行改旗易帜的“政治体制改革”时，又把茅头指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指其为权贵资本主义的根源、实现法制文明的的市场经济的障碍。于是，资改精英们摇身一变，又成了“反腐”、“维权”、“民主”的先锋，并污蔑反对其配合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把中国引入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邪路的改旗易帜企图的左翼爱国人士为“既得利益集团”、“权贵集团”的帮凶。　　

这次的重庆打黑行动，就彻底撕破的资改精英的“反腐”、“维权”、“民主”的伪装。他们跳出来向反打黑反腐（“保护伞“）的薄熙来发难、泼脏水。确实兑现了他们“为富人说话”的承诺，但再也圆不了他们“给穷人办事”的谎言了。相反，被他们指摘的左翼爱国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对薄熙来及正义行动给予了坚决支持。　　

在资改派的阻挠下，重庆的“唱红打黑”、“挖保护伞”行动能走多远？成败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离开了人民群众，即使毛主席在世也不能挽狂澜于既倒。薄熙来坦言：“现在打黑困难仍然很大，问题很多，但是有群众支持，打黑一定能取得胜利。”　　

支持薄熙来！把“唱红打黑”、“挖保护伞”行动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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