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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也—谈中国科技的“落後”和“李约瑟难题”
送交者: 潘一丁 2003年03月25日08:56:34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前言:

今天所有那些批评中华文化“落後”的人,有一个似乎最振振有词、可以拿来说事、证明中华文化“落後”的理由,就是说中国的现代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和平均水平,不如西方国家。一些带着善意的西方友好人士,还为此提出一个用来讨论的中国近代科学为什麽“落後”的“李约瑟难题”。

这个理由,的确让不少本来认为自己文化优秀的人,在对方咄咄逼人的事实列举下,开始觉得有点“心虚、舌短”起来。于是其中一部分“(虚荣)心有余,而(实)力不足”者,只好翻来复去地,以“过去完成时”的方式,拿祖宗的确伟大过一把的“四大发明”之类的成就,来充当“遮羞布”,被鲁迅那样读不懂中国书、又喝了点二道贩子勾兑(造酒术语)过的“日本墨水”的“激进帮”读书人,以小说塑造的“阿Q”形象为代表,竭尽“唇枪舌剑”之能事骂了一个狗血喷头。而另一部分如毛泽东那样有点不服气、又有点真才实学和魄力的人,就不惜“宁要原子,不要裤子”地去争取“人家有的我们也要有”。尽管虽然争到了一口民族“气”,却伤了国家的真正“元气”,最後更让中国人落下了一个“无裤恐惧症”的毛病,发展成今天这种“天不怕、地不怕(如贪污腐败、假冒伪劣、伤天害理等行为),就怕没钱买裤衩”的後遗症。更让“毛(泽东)、鲁(迅)”两派读书人,为此又掀起一场没完没了的“文字官司”。根据新“人类社会学”理论和那个国家的历史经验推断,由于双方都是以对方事实存在的错误,作为证明自己客观上同样错误的理论“正确”的理由。这样的文字官司的结果,一定是阶段性地各有胜负,但是无论内斗过程中谁胜谁负,这“文化落後”的黑锅,却还是要一直背下去的(毛泽东的新中国胜利後,不也是一边倒地,连“多生孩子”也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吗?)。

据说英国已故的著名科学家(也是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李约瑟博士,一生潜心研究中国科学史,成为这方面的权威。他提出的有关“中国近代科技为什麽落後”的问题,也就象“歌德巴赫猜想”等一样,成了“李约瑟难题”,为无数专家、学者提供了又一个打文字官司或写博士论文的机会。

笔者很佩服李约瑟博士的智慧和眼光,在中国正处于被西方全面打压得抬不起头来,不仅西方人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愚昧落後的“劣等民族”,连中国读书人都看不起自己而要“全盘西化”的年代,就力排众议地发现、提出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站在新“人类社会学”理论的客观立场上来看,能够有这样的认识水平,就象没有学过“代数”的小学生已经知道去解靠普通数学不容易解的“鸡兔同笼”问题一样,已经属难能可贵的了。

但是笔者对把这个问题说成是什麽“世界难题”却不敢苟同,因为这完全是由于我们应用了一个绝对错误的社会理论来认识的结果,而不是问题的本身真有“歌德巴赫猜想”那样的难度,就象我们不能因为自己那几手“花拳绣腿”,打不过常年在地里劳动锻炼的老实巴交农民,就因此说那个农民有高不可测的“武功”、来为自己的无能开脱一样。

现在听说这个“难题”的答案还没有最後揭晓。且不管是否属人为炒作,正好笔者因为想对中华文化进行一点“抛砖引玉”式的探讨,有关的“科技落後”问题,就是一个不能、也不想回避的问题。所以索兴拿这个“难题”顺便当做一碟开胃助兴的“小菜”一起消化掉,权充对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理论的再次挑战。这样既可以避免一些再想以这个问题“搏取功名”的学子们重蹈歧途的覆辙,再去搞出许多似是而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结论,又可启发锻炼更多人“既换汤,又换药”的真正新思维,造就一大批能够有胆识又有能力来打“精神战争”的知识份子栋梁队伍。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就真的有希望了!

正文:

不是不能,是不为也 —试论中国科技为什麽“落後”?—

笔者曾在介绍新“人类社会学”理论和相应的“认识论”时,阐述并强调指出,人类只有将自己的认识层次,从“只知其然”提高到“知其所以然”时,才有可能获得对客观和自身的正确认识。否则,得到的认识和客观事实往往总是恰恰相反。如果以这种相反的认识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永远只能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用这样的观点来认识有关文化和科技发展的问题,也是正确有效的,比如讨论“李约瑟难题”就是如此。

其实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已经犯了一个“相对论”的原则错误,那就是先在要比较的坐标系统中,找到一个正确的比较“参考点”。就象两个人背靠背地走,如果不事先确定某个方向为“前”,那他们每一个人都会以为是自己在“向前走”,而是对方在“倒退”(或起码没有“进步”)。所以客观地看,在文化的比较中,用任何一种具体的文化作为“参考点”,起码理论上都是错误的(理由跟上面走路的举例一样)。

问题就出在这里。李约瑟当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主观地把西方社会的走向,当成了“进步”,再用它来当“参考点”去观察判断发生在中国的事,提出了“工业革命为什麽没有发生在中国?”的所谓“李约瑟难题”。而根据已经被无数事实背书证实的、“新人类社会学”的“认识论”观点,只能认为从“知其然”层次认识问题的李约瑟,一定选错了作为进步标准的“参考点”。

但是这样的“参考点”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人类的社会,本来应该是处在同一个“坐标系统”之内(除非真发现有“外星人”)。事实正是如此,因为拙著《文明的图解》一文中,对这样的“参考点”的选择标准,已经作了相关阐述,把社会文明的比较参考“原点”,定在人类准备走出原始野蛮的丛林生活开始。这样的“参考点”,可以找到足够的事实根据,来证明其正确而合理,并且可以明显对比出其它任何“参考点”之谬误。

姑且先把已经经过事实检验通过,却没有被学者专家承认的笔者理论放在一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绝对不是中国科技落後的真正原因。这种文化非但不会造成科技落後,反而恰恰是可以最有利于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笔者已经在“什麽是中华文化”一文中,阐明中华文化是一种符合科学规律、能够训练出比较聪明的人的文化。按照逻辑的推论,如果以这样的人来从事科学技术工作,当然也会取得明显的成就的。

事实正是如此。首先,那“四大发明”都落在中国而不是落到其它古代文明的头上,就是一个证明,和其它文化的宗教、艺术、甚至要把“疯子”捧为哲学家之类的成就相比,难道不是对社会的国计民生起到的最伟大、重要、最有实用价值的科学贡献吗?

其次,有一个正在被世人、甚至中国人有意、无意忽略的,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那就是五十年代,中国人一方面在朝鲜战场上,抵抗联合国的新“八国联军”,虽然付出惨重牺牲,却也打得对手没有“脾气”,讨不到什麽便宜。另一方面还要承受国际施加的经济和科技封锁,其处境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其实按今天许多读书人的观点来衡量,那个时代才是最应该缩头“韬光养晦”的了)。但是中国人恰恰是在那个时代,靠自己的力量却以比苏联和西方更快的速度、更短的时间,研制成功了原子弹(接下来还有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等、绝对属于现代尖端高科技的产品。按横向比较的“二律背反”的逻辑判断原理,如果不承认用中华文化“加工”出来的中国人,比西方文化“加工”出来的人聪明,那岂不是等于实际承认其它民族比中华民族“劣等”了(笔者是绝对不承认包括自己在内、叫“中华”的这个民族,是特别“优秀”的)?

能够证明跟科学技术发展有关的,是“文化优秀”而不是“民族优秀”的正反事实,特别是西方人为我们提供的反面事实(如希特勒推行“种族优越论”的实践),实在是多得比比皆是。可以认为今天在美国高科技研发和产业领域内,所有有杰出成就的华人(包括几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无不具有中华文化的教育基础,而且他们“功成名就”之後,都总是承认得益于所受中华文化的背景,而没有一个认为那种文化妨碍或影响了自己在科研方面的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现象後面隐含的意义。那就是一方面只知道从“向钱看”的角度,来欢呼电脑、手机、或其它一些属于现代高科技产品,被中国人广泛应用,从而在市场上蓬勃兴起的商机,却不去想想“为什麽?”,不知道这正是中国文化的“功劳”。因为以那种文化加工出来的人,不仅通过只要掌握很少数量单字、再利用文字具有的联想功能,可以很容易认识和了解新生事物或新产品的性能和优越性所在,而且很容易根据用那种文字编写出来的“使用说明书”来掌握使用,相比之下,那些用其它文字写出来的,往往总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一大本,很多人当一件电器用到抛弃,可能还不知道它的所有按钮的功能。所以说这种文化具备普及科学常识的条件,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而一个具有普及科学常识条件的文化,当然具备发展科学技术的雄厚人才基础,怎麽会“落後”的呢?

笔者有一个亲友,本身只有高中文化水平,上学期间就爱好无线电,後来在一个中等城市当机械工学徒。“大跃进”开始时,被借调去放“科研卫星”,居然被从来没有见过真正“晶体管”的他,以基本的无线电知识和技巧,加上仅有的一本半导体收音机制作参考书,在那个几乎处于疯狂的热情气氛感染之下,试验成功了中国当时还普遍处于研制阶段的“多管超外差式半导体收音机”,从此因缘际会地走上一条特殊的“成才之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人後来在科研和新产品开发中,不仅接手过许多正经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不敢、或完成不了的项目,还多次获得过部、省、市,各种有据可查的成果奖励,应该不属于“假冒伪劣”货色。而据他自己回忆,说真正对他起过具体指导作用的,一共只有“两本书”(他甚至还记得书名)!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想说明中华文化不会、也不可能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这里特别欢迎不服气、或有兴趣的中外“打假人士”惠顾,一显身手)!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中国,在许多高科技领域里,比起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美国来,的确存在相当的“落後”差距,正是这些无法否认的差距事实,授以中外各等人士说中华文化“落後”的把柄,反而让一些不以为然的人有“哑巴吃黄莲”的感觉,因为连毛泽东那样极力要为中华民族“争气”的伟人,实际上最後也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并为此付出重大的代价。

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完全是由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世人,都没有能够达到“知其所以然”的认识层次,不仅看不到现象的深层本质,反而从表象上得出相反的错误结论。要是再根据这种结论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结果更只能是“事与愿违”。而对中华文化和科学发展之间的互动认识,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典型。

被西方承认的伟大哲学家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怀疑一切”,後来被毛泽东更准确地解释成“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麽”。这句话可以被认为是无意中道出了“知其所以然”认识层次的关键特征。可惜他们两位,都受时代条件的限制,不能有意识地加以应用,所以不仅马克思先生找不到克服资本主义问题的正确办法,只知道以头痛医头的方式,要用“矫枉过正”的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虽然能够让头不痛,却跟著产生比头痛更难受的脚痛。最後让他的追随者们,情愿舍社会主义“脚痛”而将就资本主义“头痛”。中国近代历史就在不是“头痛”、就是“脚痛”的痛苦中翻来复去。而毛泽东先生,虽然歪打正著地说出那句正确的话,实际并不会用,才会只知其然地,提出“资本主义有的,我们也要有”这样的错误口号,实质上再次上当,无意中又做了一回“跟屁虫”,在民族发展战略上,完全违背了他所熟悉擅长的兵法上,已经说得很清楚的要求“扬长避短”的原则。不过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从历史的辩证角度,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只是客观地就事论是,没有批评指责他的意思,因为就当时的具体国际、国内环境,这样做可能有其战术上不得已的必要性,更何况正是通过他的这种实践,为中华文化的“平反”,提供了不可缺少的重要证据。

其实,我们真正应该问、并且要设法找到“答案”的,是『为什麽绝对优秀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能用来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是否其中有什麽更深刻的道理?』如果带着这样的问题,再运用一些诸如考古和统计学之类的科学方法,我们将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毫无疑问,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推动了物质文明建设的质量和速度,让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享受,在来不及细细品尝、充分利用的同时,却迫不及待地提升对未来的期望与憧憬,客观来看,完全是一种“狗熊掰玉米--掰一个扔一个”的原始的、动物层次的思维和表现心态。绝对和我们推崇的科学经济学原则“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用脑子去思考过,我们获得的真正的幸福、快乐,在质和量的全面比较中,是否比过去更大、更好、更多?以至于在自杀率、犯罪率、精神病患比例等、代表社会生活品质满意度的具体指标方面,是否比过去提高还是反而降低了?而且退一万步来看,就算和过去相同,那麽只要把今天人类社会为此付出的能源消耗、水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之类的亏损“硬指标”,按当代经济学核算的科学原理和投入产出效益比的概念,以新“人类社会学”理论的、绝对经得起推敲的《幸福论》观点,拿来和中华文化提倡的“知足常乐”相比,真不知道那个“中华文化落後”,是怎麽好意思说得出口的?

其实,我们还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今天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从造福人类社会的正确方向,物极必反地走到了可能反而将会危害甚至毁灭人类自己生存的道路上。这只要看看代表高科技发展“顶峰”的美国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因为可以认为,美国发展高科技本身的动机,除了经济利益的考量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为它要“称霸全球”的企图服务的,而社会效益只不过是经济利益带来的“副产品而已。如果研究一下当代高科技(如原子能、火箭技术、电脑、资讯高速公路、人造卫星、航天和宇宙飞船等)的发展史,几乎全部都和军事用途有关,或都首先用于军事。更不用说今天的美国,已经毫不掩饰、赤裸裸地以强大的杀人武器(如最近推出所谓的“炸弹之母”)来威胁世界就范,却对笔者『以只有人类才能做到的方式,打一场“精神战争”,再从这样的“战争”中,学会当世界领袖』的建议无动于衷,仔细想来,跟狮子在森林中称王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一种“以力服兽(或称为人的高等动物)”的天性本能体现。而自从“九一一事件”发生以後,我们本来应该有机会来认识和检讨这种错误走向的,可惜今天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世界,整体上还没有这样的觉悟,只能从潜意识感觉上表示担心,再出于国家自身利益的考量来进行讨价还价的妥协,迟早会铸下难以挽回的大错。

面对这样的现实和发展趋势,也许可以提醒世人去思考一个早就存在的事实中,可能包涵的更深刻、更有价值的启示:那就是从古代开始的,能够产生出“四大发明”的中华文化,却从来没有为了危害人类整体的目的,去发明创造过任何一件可以影响社会走向的东西,连火药发明的当初,也只不过是为了娱乐和驱除邪恶的目的,没有一丝为了去杀自己同类(人)的动机。而毛泽东後来领导新中国的“老人民(大部分是国民党统治时代留下来的绝对中国人,不是什麽“特殊德国进口马克思材料制造的共产党人”)”,在五十年代的国防和体育方面的成功实践,完全可以证明那种文化“加工”出来的人,本来是有能力这样做的,只是当初并没有这麽做。那麽,合理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文化对可能危害人类自身的任何活动“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也”!虽然现在由於人类还没有能够达到“知其所未然”的认识最高层次,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但是这样的不能解释,非但不会成为“落後”的根据,反而为这种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原因,提供了可以从哲学和科学上,去进行更高、更广、更深入的探讨的“想象空间”,反而更突显看不起这种文化的人、自己的“无知和浅薄”。

我们本来是应该从中悟出一点“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发展之间的互动制约和平衡的道理来的,这将足以避免或克服当前人类社会,因片面注重“物质文明”、放纵对天性的控制和制约、从而而产生的的偏差和困惑,浪费或抵消了本来应该得到的更多、更大的幸福和快乐。可惜这种文化自古以来,就被“只会读书不会用”的中国读书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糟蹋了。到了近代,这些读书人更是只知道当西方或前人的“跟屁虫”,一会走“社会主义”、一会走“资本主义”、一会走专制独裁的“封建主义”地来回折腾,在内斗中失去了全部的自信心,竞本末倒置地要西方文化来替自己的文明“把脉”(如由西方人主持来提出、讨论什麽“李约瑟难题”),就象人生了病要找“兽医”来看一样的荒唐(注意!笔者声明:这里面绝对没有任何对其他族裔在人格上的侮辱或贬低的意思。如果有人因此不满而要和笔者打官司的,请代理律师将法庭传票直接交给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先生,或所有负有连带责任的社会学者、权威。因为是他们首先把人类公开而正式列为高等“动物(动物者,兽也)”的。笔者只是慑于他们的社会权威,不得不充当一回“床底下的夜壶”而已)这样“看病、服药”後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这样的後果,如果仅仅是贻误了那个国家自己,倒还说得过去,咎由自取嘛。但是看看今天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困惑和危机,完全有把握相信,真正解决问题的“锦囊”,可能恰恰存在于那个博大精深,相对一点也不落後的中华文化之中,应了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却全不费功夫”的箴言。这才是中国人唯一有希望不当“跟屁虫”、真正利用开发自己的中华文化来“出息一回”的“机遇”。而这个“机遇”,也是迄今为止还只知道抱中国“金蛋”,不知道抱会下“金蛋”的“文化母鸡”的西方人,迟早要回过味来的。那时候中国人就真的只能跟著那些歌星唱“一无所有”了!

最後,笔者在此要仗中华文化之“势”、假其“威”地、作一“狂妄”的“科学判断”:除非“世界末日”在此之前已经到来(这不是不可能的)。否则这种“回过味来”才是人类真正的希望所在,而“回过味来”的先後时间差(不承认中华文化优秀的中国人也不例外),将和他们比真正的“中华文化”落後的差距成正比。时间和实践的事实,将充当“裁判”和“见证”。

最後,笔者要将此文敬献给“李约瑟难题”的创始人、尊敬的原中国科学院李约瑟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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