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entz, Goldman & Spitzer是美国东北部一个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名字，是美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业务主要集中在新泽西州。有众多的新泽西州各级法院的法官曾经是Wilentz, Goldman & Spitzer的律师，其中有多人先后成为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包括在新泽西州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来自Wilentz, Goldman & Spitzer的律师还常见出任其他一些要职，像新泽西州总检察长，新泽西州律师协会主席等。

在我写这本书时，Wilentz, Goldman & Spitzer大约拥有160个律师，里沙·克莱纳（Risa A. Kleiner）女士是其中的一位，我对手在2005年7月份雇她为本案被告方律师，当时普通律师的价格约120到150美元一小时，而她收每小时350美元。这还是2005年的价码，克莱纳女士在2007年提交给法庭的一份文件里，声称她代理此案的价格为每小时375美元，我没有去细考从何时起涨到这个价。

除非有数百万美元以上的家财，否则雇用律师进行一场剧烈对抗的离婚大战绝对是得不偿失的蠢事。克莱纳女士总共替她代理了三个动议，一场四天的审判，另外写了很多信，她付出的代价是7万多美元。加上化费在她的前一位律师，我短期雇用的谢克特先生，不计法院方面的收费，双方光在律师身上的总花费就超过10万美元。如果这10万美元化在孩子的成长，花在孩子的教育上，孩子能受益终生。如果我也雇用一个好斗的高价律师，则必定歹戏拖棚，律师费还可以数倍于10万美元。当然就本案来说，如果双方都雇用好斗的高价律师，实际结果将是把双方的财产全部耗完为止，因为律师一边在代客户打官司，一边在计算客户口袋里的钱还剩多少。

克莱纳女士是位很有特色的律师，这种特色在我同她的第一次接触，她的第一个电话，她对我讲的第一句话里就感受到了。她在那个电话里一开口就对我说，法官命令我明天出庭。第二天我到庭后，法官看到我略显惊讶。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天我根本不需要出庭，法官安排的节目是签署克莱纳女士要求的“命令前来法庭说明理由”，即命令我到庭说明理由，但不是当天就来法庭说明理由，除非特别紧急状况，法律也不容许这么处理。而克莱纳女士则打算一旦法官签署了命令，就要我在毫无准备状态下立刻上庭说明理由。显然，法官并没有这个意思，那天克莱纳女士是假冒法官的话把我骗来法庭。

克莱纳女士在辩论时，最擅长先引用我的话，但是故意引错、引反；或者编造一个明显愚蠢的论据，说成是我的；或者说我承认了什么事实，但却是我提都没提到过的事；或者无中生有地说我向法庭提出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当然是被描绘成无理不堪；诸如此类。随后她同这些“事实”和我的“理论”辩论，大加鞭伐。不过，克莱纳女士最后必定会非常大度地表示：这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律师，可以理解会犯这样的错误。言下之意，法官只要根据她所述“事实”作决定，不必追究我的“过错”了。

这些事情不胜枚举。但是如果把我同克莱纳女士直接交手的事列举出来，未免有失克莱纳女士大律师的身份，而我则难逃攀附炒作自己之嫌。所以，凡本章具体陈述的事例，用以反映克莱纳女士之律师特色，都是克莱纳女士和法官为主角，我则处于边缘化位置的事件。这么处理又附带来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读者马上会认定我不可能演绎出这些事例来。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些事如果没有确凿的法庭记录在案，他胆敢把前后三位审判庭法官牵涉进来，那他一定是太想吃牢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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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本案遗留问题的庭审在2006年12月13日开始。克莱纳女士故伎重演，等大家坐定后，她给法官和我发一份材料。我一看标题是《审前备忘录》，有14页厚，形式和内容是声明和判决意见书的混合体。我立即表示反对。我说，法庭在庭审前从未要求过这个文件，虽然名为《审前备忘录》，但实际上到庭审时才拿出来，连给我读一遍的时间都没有，对我不公平，法庭不应该接受。

按照美国的法律，除非法庭特别允许，庭审期间当事者本人不得向法庭提交书面声明。当事人如要在庭审期间发表声明，必须以口头形式进行，接受对方的盘问，然后这种声明或陈述就作为证词在法庭存案。克莱纳女士耍了个花招，不用被告的名义，而是以她自己来署名这份《审前备忘录》，但是在备忘录的一开始又开明宗义地表示，是代表被告提交这份文件。对于克莱纳女士当庭提交这样一份违反庭审规则，而我又明确表示反对的文件，法官示意他的秘书收下，却对我的反对之声不置一词。

克莱纳女士的这一招很厉害。她先前对法官说过她认为庭审有一天时间就够了，选在这么一个时间点拿出这份她精心准备的，无判决意见书之名却有其实的材料，就是要让我措手不及，使我在庭审期间没时间看，没机会回击反驳。用意是用这篇充满了捏造的事实，但我没机会反驳的材料影响法官，让法官庭审结束后参照这个材料写判决。

但是，克莱纳女士没料到庭审的进程不像她所预料的。这一天的庭审，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快到法院下班时间了，还有很多问题不断涌出，她也不能让审判就这样结束，有失她的颜面。于是，当法官在这天结束前宣布了一个改天再审的日期，大家都同意庭审将在那天继续进行。

在后继的庭审中，当我盘问被告时，我向法官要求，让被告读《审前备忘录》第7页的最后一段。我说，这一段很短，只有4行字4句话，对这4句话我有几个问题问被告。克莱纳女士立刻反对，她说这是她写的，不能问被告问题。我对法官说，克莱纳女士是代表被告写的，这份东西是在庭审期间提交给法庭的，不给我有时间在我作陈述前看一遍，以至于我从没机会回应，因此我有权利问被告这上面的有关问题。

法官大约觉得很难一方面接受被告方单方面缴的这份文件，另一方面却不让原告询问，于是有意放行。说时迟，那时快，我直觉得耳边一阵风响，忙回头看时，只见克莱纳女士满脸通红，气鼓鼓地倚门而立，这身体的语言明白无疑地表示，一旦我开始问，她就离开这间法庭。

我又赶忙抽回身，仰望高高在上的荣耀的阁下，发现法官正在看自己的鼻子。

“法官在看自己的鼻子？你不要记错了！”我虽然印象深刻，但写到这里时，还是禁不住对自己这样嘀咕。

我不敢大意，忙查找了一阵。好在法官用自己的话证明我没搞错, 显然法官当时是在看鼻子，所以虽然坐得高高在上，但还是没有看到克莱纳女士倚门而立的情形。法官在评论这件事时说：“原告或者是被灌入了错误的信息，或者是错误描述发生的事，在当事人作证期间，被告律师从没有威胁要离开法庭。”

自从我在法庭第二次昏倒后，每次出庭我都启用法院的翻译服务，这天是位年轻的女翻译。当这位女翻译听到我说下面的话时，顿时花容失色:

“如果我有同样的行为，荣耀的阁下早就下令法警把我铐上逮捕了。我要求荣耀的阁下责令被告律师立刻返回她的座位，并控她藐视法庭罪。”

我忙对她说，这是我的话，你只管照实翻译，没你的事。尽管我再三劝说和要求，但她就是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这时的情景煞是有趣：克莱纳女士满脸怒气地倚门而站；被告僵在座位上；法官只顾低头看自己的鼻子；女翻译吓得不能翻译；而我因为使用了法院的翻译服务，被规定出庭时不准说英语，见女翻译不肯替我翻这句话，只剩下叹气的份。

“咳，咳咳，”荣耀的阁下清了清喉咙，终于打破了这古怪的沉寂，看着鼻子对我说，“你可以把你要问的问题写在结束陈词（Closing Statement）里。”

法官话毕，克莱纳女士悄无声息地回到她的座位。

我在庭审时提问题是为了得到被告的回答，即被告的证词。把问题写到结束陈词里，就只有问题而没有回答，还有什么意义？对于克莱纳女士的《审前备忘录》，我想询问的还远不止这一小段里的内容，但由于克莱纳女士离座冲向门口这一混乱事件，我连一个问题也没能问。

克莱纳女士的《审前备忘录》，充满了对我的攻击，谎言，和捏造的事实，而且特意设计了提交的时间点，使我只有挨打，没有还手的机会。克莱纳女士的逻辑是，她是代表被告向法庭提交《审前备忘录》，但当我要询问被告《审前备忘录》时，她又说这是她写的，不能向被告问其中的问题；而克莱纳女士在本案的身份既不是被告也不是证人，我是没法向她提问的。

要是其中没有鬼，何必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