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往事微痕丛书

 

 

主编·黄河清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往事微痕丛书之二

 

 

 

血泪惊魂夹边沟

 

 

 

钟正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主编的话

 

 

2007年7月，北京谢韬动议，卢玉支持，铁流诸右派老人创办了《往事微痕》期刊。每月两期，每期十余万字，迄今已出版了近40期，为1957年遭整肃的右派份子提供了一个内部交流的园地。全国幸存的右派份子十分欢迎和爱护这份刊物，纷纷来稿。这些稿子，有许多是右派老人五十余年间遭际、生活、思想的总记录，是自传性的纪实文字，是对1957年“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教训的总结、评述；篇篇真切，字字血泪。在大量来稿中有不少二、三十万言的长篇，故《往事微痕》期刊难以全部容纳。

2009年11月，铁流决定创办《往事微痕丛书》，将这些数十万言的纪实巨著，整理编辑成丛书形式留之后世，委托我主编。此乃善举，非独于为国家民族历尽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右派老人是好事，更是为历史存真备忘。区区学识浅薄，难当大任，然义不容辞，勉为其难，承此重责。编辑原则唯以“存真”二字为圭臬，疏漏不当不妥处，谨请指谬，以为匡正。

 

本期《往事微痕丛书之二》是钟政的专辑：《血泪惊魂夹边沟》，10万字。

钟政，姓提，原名中正，因与蒋介石同名而改。1957年，钟政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播音员任上遭整肃为右派份子，被送到酒泉夹边沟“劳教”。夹边沟三千余右派生涯自杨显惠以第三者讲述的《夹边沟纪事》问世，已初为世人知晓在中国的大地上，存在着犹过“古拉格”惨怛凄厉的人间地狱；钟政的这部《血泪惊魂夹边沟》则以当事人的亲历、目睹，再现了、佐证了那实实实在在的“地狱夜谭”。钟政这位当事人，是夹边沟三千余右派幸存下来的一百三十余人之一，余者皆饿毙了、累死了、遭折磨而填沟壑了。钟政的坚强神经没有使他疯了，钟政的求生欲望让他活了下来了，钟政的心灵人性经此炼狱锻磨而更加坚韧向善，他说：“作者从中领会到人间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真理总会战胜谬误。我想，这对年轻一代人或许有些裨益吧。这就是书写本书的初衷。”

钟政，夹边沟的亡灵将感谢你，历史将感谢你，感谢你在经历了比死更难更惨后的再次承受心灵回忆的惨酷，而用血、用心写下的这些文字。

我们也应该感谢山东右派老人李昌玉，是他为不会电脑打字的钟政整理成电脑文稿，介绍面世。

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邢同义著《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其中有写钟政的专章4万余字：《一个多才多艺的右派》。

 

 

2009年12月5日于马德里

 

 

 

 

 

 

 

 

 

 

 

 

 

 

 

 

前言

 

 

一九五八年十月迄今已整整四十年了。岁月悠悠，往事历历。尽管我一生历尽坎坷，历经磨难，然而有一段经历却令我铭心刻骨，终生难忘，虽时过四十年之久，每当忆起那段惨绝人寰的经历，犹使我冷汗涔涔，胆战心惊！

 

“夹边沟”这个地方，它在甘肃河西走廊重镇酒泉数十里外，地处祁连山下，荒漠戈壁之中。生活在甘肃，年在六十岁上下的老人都知道，一九五八年当局在这块不毛之地上建起一座农场，作为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劳动教养的农场。农场前后共收容大约三千余名接受劳动教养的各类分子，其中绝大部分是当时省、市 、县党政机关、文教卫生、工交财贸等单位的知识分子、业务骨干。

 

我作为一九四九年参加革命，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工作者，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一名记者，在五七年大鸣大放中被打成“右派”。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国庆九周年之日，我被送往夹边沟农场“改造”。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被“抢救”回到兰州。在历时两年零三个月的劫难中，我是少数幸存者中的一员。我被劳动教养时正当而立之年，待到一九七九年元月获得“改正”，时年已过天命。三十到五十岁在人的一生中正是金色年华，干事业，出成果，建功立业的大好时光，何等可贵！然而，整整二十二年它却荒掷而去了！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我现已年逾古稀。我不敢妄言此书是以血成句，以泪成章，然而，不管是血是泪，是屈辱，是磨难，今日都成为过眼烟云了。把这段真真切切的事件写出来，让后来人了解这段历史，了解一个普通人所度过的不寻常的经历，其主旨并不是让他们去诅咒不公正的那段腥风血雨的历史时期；也不是让他们对于一个人所遭遇的不幸与伤害去洒一把同情与愤慨的眼泪。它是要让那一段荒谬的历史莫再在中华大地重现；莫让神州儿女再经历那无端伤害和残酷凌辱。

 

希望读者从书中体会：一个人在逆境之中，是以哪种心态，何等坚忍，什么精神，以直面人生的。作者从中领会到人间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真理总会战胜谬误。我想，这对年轻一代人或许有些裨益吧。这就是我书写这本书的初衷。

 

我把此书作为纪念当年与我共同遭难的数以千计的弃尸夹边沟，抱冤而死的难友，愿他们的亡魂在冥冥之中感到欣慰：经过四十年后的今天，他们的难友写出了他们已不能申述的愤恨难平的话语，说出了他们难再倾吐的满腹冤情。

 

我把此书献给因受我牵连郁郁自缢的老父，因受我累及，抛下五个幼小儿女饮恨而去的爱妻，以及终年累月为我提心吊胆久而成疾撒手人寰的二弟。愿他们在天之灵舒眉展颜；在那不可知的世界里，不再为我忧心忡忡担惊受怕。劫难余生的我，已坚强地活过来 了，而今，正抖擞精神，要把虚掷的岁月一秒一分，一时一刻，一日一月，一年又一年地追补回来，以此告慰我的亲人，愿他们在九泉之下含笑安息。

 

 

钟政

 

于一九九八年十月三日

 

 

 

 

 

 

 

 

 

 

 

《血泪惊魂夹边沟》介绍

 

——记叙夹边沟的五部作品中，唯一由亲历者所写的回忆录

 

李昌玉

 

 

自从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问世以来，人们对于甘肃酒泉地区那个被历史、被风沙掩埋、已经荡然无存的夹边沟，投入了莫大的关注。

 

那个名为地方国营夹边沟农场、实为改造右派分子的劳教农场，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关押的三千多名右派，活生生地饿死了绝大部分，只剩下一百三十多人。

 

本书作者钟政就是幸存者中的一人。

 

钟政，原名提中正，因为和蒋中正重名犯忌而改。钟政打右派的当时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记者，今年年近80，是夹边沟的幸存者，血泪惊魂，历历在目，娓娓道来，所以读来特别感人。

 

关于记叙夹边沟的书，国内已经出版了4本：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和《告别夹边沟》、白天的《经历我的1957年》和邢同义的《恍若别世》。前三本通过百度搜索在网上可以读到。钟政的《血泪惊魂夹边沟》则是记叙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第五部作品，10万多字。

 

但是与众不同的是，在上述5部关于夹边沟的记叙中，只有钟政的这一部是本人的纪实之作，其他4部的作者没有夹边沟劳教的亲身经历。

 

关于这位钟政在夹边沟的故事，《恍若别世》中还写了4万字，题目叫《一个多才多艺的右派》还没有给我传来。钟政打算合在一起出版，共约15万字。

 

如今，“夹边沟”已经成了中国右派劳教农场、右派命运的一个代表，象征，符号。 三千多人饿死了绝大部分。这在全国的右派劳教农场中是少有的。山东也有一个王村农场，在济南东100公里，收容了一万多右派，也死了一些，不算多。大部分人关了22年直到1979年才释放出来，我遇到过几个，从他们的叙述来看，似乎没有夹边沟那么恐怖凄惨。据我所知，云南和四川的劳教农场也很凄惨，已经有人写了书。

 

劳教制度和劳教农场是专门恩赐给右派的一份厚礼。这是最恶劣的制度。法外之法，无法之法，非法之法。它完全不需要经过司法程序，任何单位的党支部写一封信，不需要经过起诉、庭审、判决，不容许辩护、申诉，就可以把人送进去。劳教没有时间限制，比判刑还要恶劣，它是中国特有的世界上最无法无天的制度，延续至今已经快春秋五十大寿了，几百万人成了它的牺牲品。法学等界已有许多人在建议人大立法，取消这个背离“以法治国”的非常恶劣的制度。 

 

《血泪惊魂夹边沟》以其巨大的历史见证感真实感，具有无可比拟的震撼力，许多人都是一边阅读，一边潸然泪下，因此国内有的出版社既想要出版，却又颇有顾虑，因为它是作者本人的体验之作，怕通不过审查。

 

作者因为不熟悉电脑，已经授权给我，第一是发表在海外报纸刊物上，如《传记文学》、《世界日报》、《世界周刊》等；第二，在海外网站发表；第三，在海外出版发行。(按，此事我不谋求任何利益。如果有稿费，请全部直接汇交作者本人。)

 

这里，我报告一个信息：明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大庆。许多曾经身入右林的鸮鸟，都在跃跃欲试，要把那段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记忆写出来，发表出来。因为时不我待，命不我待。当年的年轻右派，如今也七老八十，进入耄耋之年，再不写出来，就来不及了。如出版了《沉思集》的倪艮良先生在后记中所说的：“我已八十高龄，来日无多。倘一再蹉跎，这些经历和文稿，将为无情岁月所湮没，铸成终身遗憾。”右派，也只有右派，才是创造反右运动历史的主人。这部反右运动史，我们自己不写，谁给我们写？

 

2006-2-22晨曦6时

 

目录

 

 

主编的话……………………………………………………3

 

 

钟政：前言…………………………………………………5

 

李昌玉：《血泪惊魂夹边沟》介绍……………………… 7

 

 

一、风云突变…………………………………………11

 

二、千万别“自谋生活”……………………………14

 

三、西去“夹边沟”——陷入鬼窟…………………20

 

四、夹边沟众生相……………………………………30

 

五、我的“F rｉd a y”（星期五）…………………34

 

六、魂断荒漠的播音员——孙敬……………………37

 

七、饿殍之乡的“饱死鬼”…………………………41

 

八、人才济济，群英荟萃……………………………44

 

九、风雪嘉峪关………………………………………48

 

十、苦难中的“乐趣”………………………………57

 

十一、与死神擦肩而过………………………………60

 

十二、人间自有真情在………………………………64

 

十三、苦中乐——夹边沟粉墨登场…………………68

 

十四、上帝保佑，虎口余生…………………………73

 

十五、最大的盼头……………………………………79

 

十六、清水采砂——巧回土改旧地…………………82

 

十七、夺丰收日夜苦战………………………………92

 

十八、道德的危机……………………………………95

 

十九、黑河子寒冬采石………………………………100

 

二十、无妄之灾………………………………………104

 

廿一、万不得已打出“记者”牌……………………111

 

廿二、初到明水………………………………………117

 

廿三、岌岌乎求生保命………………………………124

 

廿四、树叶饼和萝卜干………………………………130

 

廿五、千里迢迢亲人来………………………………137

 

廿六、“紧箍咒”失灵……………………………… 148

 

廿七、“先行者”与幸运儿………………………… 153

 

廿八、节外生枝………………………………………156

 

廿九、走出死谷………………………………………160

 

三十、侥幸余生返金城………………………………167

 

 

 

 

 

 

 

 

 

一、风云突变

 

 

一九五七年，风和日丽，百花齐放。比一九五六年那种人人舒畅，个个欢快的局面更加让神州大地亿万人民神清气爽，意气风发。

 

春夏之交，我党开展“整风”运动。社会上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舆论一时间轰轰烈烈，提意见发言者踊跃异常。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个个畅所欲言，人人争先倾谈。作为省广播电台节目部记者，组织上委派我采访的对象是，在兰大专院校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有甘肃省两所著名大专院校的校长：兰州大学的陈时伟，西北师范学院的李化方，以及诸多国内外知名的教授、学者；省级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社会各族各界知名人士。在此期间，我采访制作了不少的现场录音和录音专访，编写了不少座谈会议报道、广播通讯之类的稿件。在电台内部召开的会议上，我也以对党的事业忠诚负责的精神，表现积极热情，把所感所受倾心吐出，可谓忠诚、热情、可爱。台领导让我担任《鸣放简报》委员，负责会议记录，并综合全台鸣放情况写出大字简报，日日公布张贴。

 

骤然间，乌云密布，百花凋零。“阳谋”变作了阴谋，引出了五十多万条“毒蛇”从洞里钻出，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是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刊出社论“这是为了什么？”

 

于是风云突变，世人皆目瞪口呆。

 

不久之后，电台院内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对所谓“右派”言论进行反击。大字报图文并茂，极尽丑化夸张之能事。对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中凡是发了言的，写了意见的，贴了“大字报”的，内容无论正确与否，意见不管是多是少，统统称之为“右派”言论，围而攻之，聚而“歼”之。

 

我的大名也赫然列入“右派”名单之中。针对我的大字报到处皆是，数不胜数。主要“罪名”如下：

 

①       反对党的德才兼备干部政策。因为我提出电台领导“轻人才，重奴才”；真正有才学者难被重用，“溜须拍马”者青云直上；

 

②       反对党的政治理论学习。因为我提出“不少编播人员原本文化素质低，又不努力学习，记者编辑稿件中错别字连篇，播音员读错字音，走腔拐调，播出后贻笑大方。如此学理论深奥的《政治经济学》，还不如多学点文化知识；

 

③       反对党的肃反政策。因为我提出五五年由反胡风运动而开展的机关内部“肃反”不注重调查了解，不实事求是，硬要在电台内部也挖出几个“胡风分子”，由此而扩大审查范围，对被审查者随意进行人身污辱，作风粗暴恶劣。

 

④       我写的报道文章是为右派反党推波助澜，在台内充分施展反革命才华。因为我以《西江月》词调编写了“光荣榜”，“丑化”了电台的某几个“积极”分子。

 

⑤       在我党整风之际，利用采访报道的记者身份，组织社会各界的牛鬼蛇神、反党分子借人民广播的阵地，向党发起猖狂进攻。理由是我邀请过党外人士写过稿、录过音，并在电台播出过。

 

如此“借我党整风之际，充当急先锋，大肆向党进攻，用心恶毒，手段卑劣，不定为“右派”何以平民愤！”于是，大会小会昼夜轮番批斗，让积极分子唾面、辱骂、推搡、脚踢；恶语中伤，揭私披隐；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一时间被剥夺发言权，令我有口难辩，有理难言。我无法“低头认罪”，只得傲然以对。于是停发工资，囚禁台内，挖猪圈，抡大锤，烧开水，帮灶房，沦为“贱民”。在台内，“左派”人士怒目相待，暗地监视，以示“立场坚定”；亲戚朋友对面相见视为“路人”，以免“敌我不分”。如此高高“挂起”长达一年有余。

 

 

 

 

 

 

 

 

 

 

 

 

 

 

 

 

 

 

 

 

 

 

 

 

 

 

 

 

 

二、千万别“自谋生活”

 

 

转眼间到了一九五八年国庆节。节前一天，电台人事科突然找我谈话。

 

“你回去收拾一下，带上行李，去夹边沟劳动。”李玉龙科长对我语气和缓地说。他是一位调到电台不久的部队转业老同志。

 

“李科长，请告诉我，我是按哪一类处理？”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想知道组织究竟是按第一类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还是第二类保留公职，监督劳动？李科长说是让我去夹边沟农场。我事先已经知道这是一座劳动教养农场。因为电台在处理右派时，文艺部音乐组长邢鹤就是被送往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

 

“不要问这个了。你快去准备吧！今天晚上的火车。”李科长还是平平和和地向我说。

 

“李科长，我有一个要求……”我说。

 

“什么要求？”他以为我答应今晚就走，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亲切地问我。

 

“政策上不是有一条，可以“自谋生活”吗？”我嗫嗫嚅嚅地小声问道，同时用眼睛偷看他有什么表示。

 

“啊！自谋生活？”这位部队时的大校，转业后的科长满脸不以为然的表情。

 

“你想想，自谋生活就是脱离革命。那你还有什么前途？你呀，也不想想，离开革命，离开组织，以后怎么办？”李科长以他长期革命的切身经验向我真诚地启发着。

 

是啊！我上革命大学，从遥远的天津来到大西北，不就是为了革命吗？假如我真的自谋生活，不就成了一个不革命的普通的老百姓了吗？离开了革命队伍，什么理想都完了。我陷入了极端的矛盾之中。

 

李科长看到我默然不语，若有所思的样子，趁热打铁地向我继续启发劝说：

 

“要相信党的政策，下去好好劳动，几个月一年半载以后回来，再努力工作。你还年轻嘛！再说你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也要为他们着想才对。”

 

我完全被李科长说服了。他说得对。要相信党的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绝不能离开革命队伍。

 

我真的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向他提出 ：

 

“李科长，我去夹边沟。可是，今天走太仓促了，我总要有几天洗洗被子，收拾收拾，家里也要安顿一下，您看可以吗？”

 

这时，李科长沉吟了一小会儿，说：

 

“可以考虑。几天不行，台里决定“十·一”以前一定要走。”

 

我想了想，今天是三十号了，一个下午，明天就是国庆节，十月一日，晚上十一点的火车，只有一天半的时间了，我还想有一点通融的可能，试着问：

 

“科长，您看二号晚上走行吗？”

 

他面无表情斩钉截铁地说：

 

“这事我已经很为难了，就是“十·一”走，我都不好向台里边交代了，还不知道上边准不准；别再争了，就这样！明天正好有个记者去河西采访，一路上还有个伴儿照顾你。你现在就回家赶紧收拾一下。”

 

我昏昏然走出人事科办公室，拖着沉重的脚步到了孩子保姆徐大妈家。大妈很惊异地看着我说：

 

“哟，今天怎么还不到中午就回来了？”

 

“啊！放假了。”我不经考虑地漫应着。

 

“等会儿莹莹妈下班回来再吃饭”大妈也没在意我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仍在一个心思地缝着什么。我一头倒在床上，闭上眼想休息一下，缓一下我快要裂开的脑袋。千头万绪，好似一团乱麻，理不出个头来。我去夹边沟，妻能够承受得了吗？我走了以后，她一个人要负担起除我之外几个孩子和保姆的生活，这重担她能担得起吗？她本来柔弱多病的身体，能接受这个严酷的现实吗？她心眼小，肯定经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

 

自从我被打成右派以后，妻内心里是极为惊恐的。可对我是百般体贴，悉心呵护，看到我疲惫不堪的样子，非常心疼。

 

我回忆起去年那天，我在电台打杂，帮火房拣菜、洗菜，提水烧火，忙活大家伙晚上聚餐。我忙前跑后，好不容易收拾停当，已是晚间十点多了。我急忙返回家中。一进门，妻忙起身问道：“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都快急死了！我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快坐下喘口气儿吃饭。”说着她从厨房端来几个小碟，一个一个打开，香喷喷的，有下酒的凉菜，还有红烧肉、熬鱼、炒芹菜，她回手又拿出一瓶红葡萄酒。斟满酒杯，桌上还有盒牡丹牌香烟。此时的我，积郁满腹的屈辱一下子都忘掉了。这温馨的小屋，妻的一腔柔情爱心，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啊！这内中包含着多么巨大的鼓舞力量啊，还有什么磨难能摧垮我呢？还有什么劫数我不能挺过呢？

 

妻中午下班回来了，打断了我甜蜜的回忆。她满脸疑团：“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从床上急忙坐起，谎说台里国庆提前放假，她信以为真，就再也没问什么。下午，妻又去上班了。我满心离绪，万般别情，蒙头大睡……

 

由于我的“右派”牵连了妻，组织上不让她搞原来的工作。保姆徐大妈带着我一岁多的小儿子，其他三个孩子因为我被停发了工资，只得送到北京的姥姥和天津的爷爷奶奶处，请老人替我们抚养。十岁的大女儿，一直生活在北京外祖父那里。还在她一岁多的时候我就离开家，参加革命，到大西北工作，她现在是什么样子了？我只能靠想象了。

 

晚上回到了家。夜晚是多么宁静。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与妻相对而坐，默默无言。此刻我心中一直在捉摸，用什么话作开头把组织上决定要我去夹边沟的事告诉她，既不能让她感到太突然，更不能吓着她。于是，我以十分轻松的口吻提议：

 

“明天是国庆节，咱俩上午去看场电影，然后到徐大妈家吃午饭，怎么样？”

 

这多天来，妻从来没有听到我提说要看电影、听戏这类轻松的话题了，便立即附和地说：“好啊，明天上午七里河电影院正在上演《英雄虎胆》。”

 

“太好了。几点的？”

 

“九点多。我们明早起来，吃点啥就去看头场！”

 

望着她多少天来没有过的笑容，我心里想她哪里知道“生离死别”的场面即将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宜勤，我还告诉你件事：‘明天晚上我同我们台里叫魏光楣的记者去河西。他去采访，我去农场劳动锻炼，就是邢鹤去的那个农场。”

 

听到这话，妻呆了，半天没有说出话来。我一时也心慌起来，只怕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给她带来意外。

 

“明儿晚上？几点的车？”她从惊雷般的震撼中恢复过来，立即问我。“你怎么不早说，我好给你准备准备呀！”

 

“还早呢，晚上十一点多的火车。”我故意满不在乎地。“有啥准备的。带上被褥，再把棉衣、绒衣绒裤带着就行了。还早呢，不忙。”尽管我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可妻已经翻箱倒柜，忙活起来。于是我也动手找鞋子、牙具、书籍……。两个人整整折腾了一个多钟头，才打好了一个老大的行李包，装好了一只大牛皮箱，累得俩人汗涔涔的。

 

整个晚上我们彼此虽都心事重重，却都装出一付十分平静、安然的样子。多少话儿此刻皆难出口，多少眼泪此刻也都只往肚子里流。

 

次日，国庆九周年。回想1949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那一天，我们华北大学一千多名学员正在西安等待组织分配。那天每个同学都穿上白衬衣，头上包着羊肚子毛巾，一齐灰色粗布裤子、圆口布鞋，组成浩大的秧歌队，整整一天在西安几条大街上载歌载舞。刚刚解放不久的西安城街道两旁万头躜动，人人欢呼雀跃，个个喜气洋洋。那时的我正是二十年华，豪情满怀，意气风发。作为一个初踏入革命征途的青年，是何等的骄傲，何等情怀！谁曾想，九年后的今天命运把我抛到了另一个世界，与那时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两样境况。想当年是一腔革命豪情，到此时却是愁肠百结。国庆这一天，当人们在尽情欢乐之时，又有多少像我这样头戴“右派”帽子的家庭面临厄运的袭击，甚至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呢？

 

傍晚，徐大妈的女婿丁大哥为我饯行，席间我强颜欢笑，频频举杯，热酒入愁肠，暂时忘却了一切……。

 

时间快到了，妻要送我去车站。我无法想象当汽笛长鸣，车动人去，离别之时，她将如何忍受那情景。于是我提议不让她送了，理由是行李不多，车站上还有魏光楣与我同行。说着，我走到床边抱起正在熟睡的小儿子，在他那胖乎乎的小脸蛋上轻轻地吻着，泪水滴在小小的面颊上，此时妻已是泪流满面。徐大妈哽咽着说：“快走吧，别误了车。”

 

丁大哥帮我提着皮箱，我拎着行李走出小院。我不敢再回头看一眼，因为身后传来了号啕痛哭的声音，那是丁大妈、丁嫂和妻那撕心裂肺的哭声。

 

 

 

 

 

 

 

 

 

 

 

 

 

 

 

 

 

三、西去“夹边沟”，陷入鬼窟

 

 

酒泉，丝绸路上当年通往西域的重镇。沿公路两旁，白杨在瑟瑟秋风中挺立着，变黄的树叶不时向地上飘落，像无力的黄蝶漫舞在空中。整个城市在“反右”运动中没有了往日的喧嚣与繁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使得它显出一片萧杀景象……。

 

全市最古老也是最高的建筑物钟楼矗立在城的中心。离钟楼不远的一家小旅馆就是魏光楣和我暂时歇息的地方。旅馆营业室的墙上广播喇叭里正播放着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实况。办完旅客住宿登记手续之后，小魏说他要去联系采访的事儿，于是我一个人就在附近的大街上漫无目地徘徊。这时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到酒泉的情景……

 

那是一九五一年的冬天，我随同省委宣传部徐宗望副部长来酒泉参加土地改革。当时我还见到了地委书记刘长亮同志。两位领导对我都很客气、关心，因为我是省电台的记者，除了亲身参加土改，还肩负着报道整个酒泉地区运动进展情况的任务。解放后虽然不再提“无冕之王”，但我毕竟是党的宣传机关省电台的记者，他们对我还是有些另眼相看的意思。没想到时隔七年，我不仅不再是党的喉舌的一员，而且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真是世事无常啊！

 

小魏回到旅社后，我就催他快带我去夹边沟农场报到。他一点也不着急地笑了笑说：

 

“嗨！你忙什么。你在酒泉好好玩两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忙着去农场”。

 

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他说此番话的真实含义，还认为这个新从宁夏调到电台的年轻人是个慢性子呢。说起吃来，酒泉市就那么几家小饭     铺，除了臊子面、羊杂碎，就是饼子、馍馍。我因为心情焦急无心去玩，也没胃口吃什么，只一心想着赶快去夹边沟农场报到，早早参加劳动，早早去接受改造，早早改造好回兰州跟妻儿团聚，重新为党工作。

 

到酒泉的第三天中午吃过饭，小魏向老乡雇了一头小毛驴，把行李和皮箱驮在毛驴背上，我和小魏步行，出了城顺着土石路，缓缓随着那位老乡向夹边沟方向走去。我心乱如麻，不辨东西，只是忧心忡忡走着。

 

一路上空旷无物，只有深秋中的白杨树在路的两旁挺立，树枝上的几只乌鸦发出几声“哇哇”的叫声。我心里在想夹边沟农场是什么模样，房子有多大，周围环境美不美；快进入冬天该是农闲季节，不会有什么可劳动的吧？农场的领导是什么脾性的人？跟我一样劳教的那些人都是干什么的？……等等，不知不觉好像已经走出三几十里了。

 

这时，老乡向我们做了个手势，指着路北边方向，拉着长声儿“……呜……！那搭儿就是啦!”

 

我们顺着那个老乡指的方向，从公路下去，走上沙土小路。周围没有农田，没有树木,路边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头。走了好半天，在我们前边横着一道小河沟，流水清澈，哗哗作响。我和小魏停下来，我去小河边蹲下，捧起凉凉的水洗了洗脸，似乎驱走了乏累，我掏出烟盒点上一支烟抽着，在小河边稍作休息。

 

“老乡，还有多远？”小魏向牵着毛驴的老乡问道。

 

“到了，就到了，”老乡又指了指西北方向那空旷无边的戈壁石滩，吆喝着赶着毛驴，淌过小河朝前走了。

 

我感到这几十里路是这样漫长，一路上没有人烟，除了沙滩就是沙滩，再就是在风中瑟瑟抖动的芨芨草。这是我有生以来三十年第一次领略这无边的空旷和荒凉。在天津那个三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生活了二十年，在青岛也呆过半年多，在西安，在兰州那样的城市里，车辆穿梭，高楼大厦，人群如流，熙熙攘攘，何等热闹！可这儿却是一派荒凉，一派死样的静寂！

 

我们终于来到了夹边沟。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排排土房子，有一排伸出房顶的烟囱冒着缕缕炊烟。周围有几棵枯树，不远处有人在放牧着一群羊。

 

小魏领我去农场场部。我们走进好象是一个小会议室的房子，屋里有一张旧办公桌，两把木长板凳。小魏让我先坐下，他走进里间屋找农场的人。不一会儿，他跟一个约摸三十多岁长相和穿着都很土的象个村干部的人出来，小魏向他指了指我说：

 

“这就是省上电台的人。”

 

农场这个干部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他出去了一下，回来向小魏说：

 

“马上开饭，吃了饭你再回城，要是不走就住下，明天农场有车送你进城。”

 

不多一会儿，进来一个人端来一盘热馍馍，还有一盘炒洋芋丝的菜。这时，我以为给我们开饭了，我凑过去想跟小魏坐在一起用饭。

 

“去，去！没你吃的饭，一边去！”农场那个人凶神恶煞似地向我大声叱斥。我当时一脸羞惭地站起来，感到无地自容。愣了好一会儿悄悄地又想坐下。

 

“出去！站到外边去。等会儿有人带你去小队！”农场这个管教人员没容我再坐下，,马上令我离开。我心里一阵惶然！心想我曾经是个十分受人尊重的记者呀！是一个革命干部啊！我就是犯了错误，起码我还是有人的尊严的嘛！此时在我心底不由地冒出一句古书上说的“士可杀，不可辱”我该怎样呢？我可以义正词严地向他说：“请您客气点儿，我是个有文化的记者”！可在当时，我不敢这么说。为了改造，我忍气吞声地走了出去，站到了院外的墙根下。此时我的心好像被一头野兽咬了一口，鲜红的血在流淌！

 

也许是为了给自己解嘲，我猛地想起韩信当年不是曾“受辱胯下”吗？而我今天的处境不正是应了那句：“人在屋檐下，焉敢不低头”吗！忍了吧。

 

此时我又想起曾读过不少中国的、外国的书，都说人犯了罪要审判定刑，犯了那条那款，按律定罪，该坐牢的坐牢，该杀头的杀头。在旧社会，就是问了斩刑，还让死刑犯游街讨碗酒喝，可以昂头高喊：“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可我犯的是哪一条、哪一款大罪呢？没有起诉，没经审判，没有宣判，稀里糊涂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任人羞辱，任人呵斥，凭的是什么？可是，我向谁讨这个公道，讨个说法呢？在这天高皇帝远的由几个虎狼掌管的边远小王国里，我敢理直气壮地喊出来吗？我敢抗议吗？我只有忍受。此时在我的内心里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以后的日子够呛！

 

从刚才那个农场管教人员给我的第一个“下马威”中，我才一下子感到自己的身份已一落千丈，已被从“革命阵营”清理出来，不再被称作是“同志”了。而是一个打入了“另册”的“贱民”了。

 

我默默地站在院子里。这时从外边匆匆走来一个人，他看了我一眼，冲我笑了笑走进队部了。不一会儿这个人出来向我说：

 

“队长说了，跟我到小队去，五小队。”

 

他看墙边有一个行李卷儿和牛皮箱，认定是我的，便提了那皮箱，我背起行李卷儿随他走出场部。本想再回去跟小魏打个招呼告别一下，可一想到刚才那个凶神一样的管教干部那副嘴脸，便打消了去向小魏告别的念头，头也没回地跟着此人径直走出场部院子。

 

“你是哪儿来的？干什么工作的？”领我去小队的那个人有些好奇地问我。这时我才仔细地打量他：矮矮的个子，看起来四十上下的年纪，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黑黑的脸上长着稀稀拉拉发黄的胡子；一对滚溜乱转的小眼睛里，隐隐透出一丝哀愁。

 

“兰州。广播电台记者，还播过音。”我顺口应答着。

 

“你犯的什么错误送这儿劳教？”

 

“右派。”说话间我突然想到，台里人事科李科长光说叫我到农场好好劳动，没说是“劳教”啊！

 

“我说呢，一看你这样就知道不是个一般人嘛！”

 

我苦笑了一下，没再言语，只是跟着他走。这时远处地边上有一排排人，松松垮垮，懒懒洋洋地正用铁锨挖地。看到我走了过来，一齐把目光投向了我。其中一个大声问道：

 

“喂，李保管，这人是新来的吗？分哪个队？”

 

“五小队，王承芝那个队。”李保管边走边回答着。

 

我想，这个李保管大概也是个劳教人员。从他穿的那套衣服看，既“中西结合”，又“土洋并举”。上身穿的是破旧西装上衣，裤子却是油巴巴的一条黑色中式大裆裤；脚上一双矮腰球鞋没有鞋带。更可笑地是那顶晒得发黄的草帽，只是箍着个沿沿，没有顶子。

 

我随他走进一个大院子，院子门口靠墙坐着一排人在编筐篮。一捆捆芨芨草堆在每个人身边。这时忽听有人向我喊道：

 

“吆！老钟，你也来了？”一口的东北味儿。

 

“老景！”我一眼便认出这个人来。他的头很大，人们都把他叫“景大头”，人民银行的干部。一九五零年电台有个栏目《省政讲座》，我是这个节目的责任编辑，由我组织和编写广播稿件，这个节目是政策性的栏目，主要是通俗讲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其中包括公安司法、金融商业、文教卫生、交通民政、教育文体，每周十五分钟，大约两千四百字。我认识景“大头”，他当时是个秘书，我常去银行约稿，就这样跟他很熟了。没想到他也被劳教了，是不是也划成右派了？听他一喊我，我凑过去对他说：

 

“大头！你啥时候来的？啥问题？”我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碰到熟人，心里有一种如见亲人的感觉。

 

“比你早了几天。啥问题呀？历史——历史问题！”他似乎有些愤愤然。

 

李保管不知从哪儿给我弄了个四楞见方的的粗糁子面馍，颜色黑不拉叽的，用手一摸还扎人，硬度可以当作石块，我想如果向谁头部猛击，可能会致人死命！我拿着这个馍不知如何处理，心想：这能吃吗？正在我疑惑犹豫之时，一转眼发现景“大头”两眼直勾勾地瞪着我手里的糁子馍，一副馋兮兮的样子。我索性做个人情，解决这个难题吧，就随手给了他。周围那些个编筐的人发出啧啧赞叹的声音，满脸的羡慕神情。景“大头”看着手里的馍两眼发光，顾不上向我道谢，张开大口先咬了一大口，立即大嚼起来。看他那贪婪吞食的样子，我不禁想到：景“大头”是不是几天没吃饭了？看他吃得那香劲儿，真象在品尝什么山珍海味！

 

农场李保管，也是一个劳教人员，他来夹边沟时间较长了，可以说是本劳教农场的“元老”，农场的“嫡系”了。他领我到五小队住地，这是一间土坯房，靠门的这边和对面是两排大通炕，中间也是一排炕，屋中间有一张长木头破桌子，窗户上糊着有破洞的旧报纸。

 

正在我打量这座将成为我栖身之地时，院子里人群嘈嚷，铁锨的碰撞声和打扫身上尘土的声音，乱糟糟一片。有几个人已进入屋里，他们对我好象视而不见，没有一点好奇的表情，倒是都立即一头倒在土炕上休息。不一会儿，进来一个身材较高的年龄跟我差不多的人，他似乎已经知我是五小队的新成员了，向我打量一眼说：

 

“今天到的了？听说你是电台记者？”

 

 “是。”我点了点头说。

 

“快打饭了，等会儿给你安排住的地方。”

 

我看他走到靠墙边有窗台的地方坐了下来，接着问旁边一个人：

 

“值日打饭去了没有？”

 

“刚去。”

 

“没告诉他们瞅准了再打饭。”

 

“说了，看哪锅稠打哪锅！”

 

我听着他们的对话一脸茫然。这时刚才跟我说话的那个人把我叫了过去，自我介绍说：

 

“我叫王承芝，兰州机车厂来的，在这个队负责，以后你多协助我工作。请教，你叫——”？

 

“钟政。钟表的钟，政策的政。小队长，以后请多照顾，有什么事只管言传。”我客气了一下。

 

“你带行李了？”

 

“在院里。”

 

“现在就拿来，我给你安排个铺位。”

 

我赶快出去提行李，这时有一个小年轻热情地帮我去拿行李和皮箱，他向小队长建议：

 

“队长，让他在我这儿行吗？”

 

王承芝点了点头。我看这个小伙子麻利地把我的皮箱放在墙头，又取了一根吃饭的筷子在炕上量宽窄，整整一筷子长，大概不到三十厘米，接着他把我的褥子折成三折，正好跟他量的尺寸相符，看了看向我说：

 

“晚上睡觉，这就是你的地方。”

 

“这么窄，咋翻身？”我不以为然地说。

 

“啥——翻身？过两天你就知道了，没有你翻身那习惯了！你，怎么称呼你——”

 

“叫我老钟吧。钟表的钟。”

 

“你打饭的家伙在哪儿？”

 

“碗？”

 

“最好是盆，碗打不下。”

 

“我只有一个脸盆。”

 

“脸盆就行。”

 

“那是洗脸的，咋能打饭？”

 

“来不及了，你把盆儿给我，我赶紧去洗洗，要不呆会儿打饭就抓瞎了。”他不等我争辩，夺过我的洗脸盆就出去了。过了一小会儿，他就把我的脸盆洗得干干净净的拿回来了，说：

 

“一会儿我替你去打饭。”

 

我看这个小伙子又热情，又麻利，这样给我帮忙，不由地从心里发出几分感激之情。从去年我被打成右派以后，单位上的人见我如见“瘟神”避之犹恐不及，谁还曾对我这样热情过！

 

“打饭喽，快！”院里有人吆喝着，屋里人个个争先恐后奔了出去，我也跟着出去。那热情小伙把脸盆给我，让我跟他一起排了队。

 

这时我看到院中间放着一个很大的木桶，冒着腾腾热气，跟前站着两个人，可能是值日的吧，其中一个人用一把大勺在桶里搅和着。排队的人大约有四五十个，人人脸上都是一副急不可待的表情，探头探脑地向桶内张望，我心里又是一阵茫然…… 。

 

打上饭的人，一边走一边把滚烫的糊糊往嘴里吸，发出稀溜稀溜的声音。轮到我了，值日把一大勺热腾腾的糊糊倒在我的脸盆里，我走到屋里坐在炕边上，用筷子搅过来搅过去，那糊糊是麦子碾成的糁子颗粒做的，又掺了点什么菜，菜比粮多，去了菜就是稀汤。我舔了舔那沾在筷子上的糊糊，一股又淡又涩的味道，令人难以下咽。那个热情的小伙子看我毫无进食的样子，他一边加快速度大口大口吞食着自己盆里的饭，眼睛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那饭盆。只见他三下五除二很快吃光了，还把饭盆边残留的食物用舌头舔了又舔，接着讨好似地对我说：

 

“吃不下吧？给我吧？”

 

我毫不犹豫地把整盆饭给了他，像刚才我给景“大头”那个糁子馍一样，周围的人同样对那年轻人显出又羡慕，又妒忌的神情。这件事没过多久我就完全明白了，凡是刚来的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这伙饿狼一样的同伴眼中的一位“王子”，是一位慷慨好施的“善人”。而“王子”、“善人”过不了几天，他自己也会成为饿狼中的另一只饿狼了。

 

来到夹边沟的任何一个人都曾有过让人奉承服侍，有人给你铺床叠被、端水打饭的“王子”一般的尊贵，可惜呀！这尊贵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经受了几天的劳役之苦，他就会成为向新来夹边沟的尊贵“王子”献媚和乞求施舍的贱民了。

 

 

 

 

 

 

 

 

 

 

 

 

 

 

四、夹边沟众生相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朝代的更迭，荣衰的转换，哪有这般突兀的变化啊！然而夹边沟这戈壁荒野、不毛之地却独创出如此人间奇迹！

 

大跃进的热浪，在远离人寰的夹边沟也被烤灼得火烧火燎。农场号召：大干加巧干，掀起翻整荒地的高潮。

 

我改造心切，力争在劳动中有立功赎罪的表现，第一个倡议成立“青年突击队”，请求农场领导派我干最苦、最累的活儿。于是进入冬季的河西走廊，尽管严寒刺骨，滴水成冰，我作为青年突击队的队长，却穿着背心，短裤，挥铣如梭，抬筐如飞，大汗淋漓，声音嘶哑，还在高喊加油不已！五小队的伙伴用纸糊的喇叭对我表扬了又表扬，这下子人更“疯”了！

 

收工了。浑身骨头都快散架了。在返回的路上，心里却只有一门心思：糊糊稠不稠？今天评“加饭”，有没有我的份儿？

 

什么叫评“加饭”？标准：每天出工干活儿谁磨洋工了，谁没有完成任务指标了，扣饭。怎么扣呢？值日把一满勺糊糊在桶边磕一下，那勺里的饭就磕掉一部分，打的糊糊自然就少了。这种扣饭最要命了。因为干了一天的特重劳动，就是吃一满勺都不饱，要是再扣去一部分，对于饿急了眼的人来说，那不是要命的事吗？

 

凡是被扣饭的人不外乎是那些老弱病残者。试想，干的是一样的活儿，分的是一般多的劳动定额，自然是身强力壮、年轻点儿的人完成的好。比如抬一百斤重的大筐，我当时就能抬得动；而体弱一点儿的使出全身的力气，也只能抬八十斤，再多了抬起来就晃晃悠悠，迈不动步了！而被罚扣饭的正是这些弱者、病号。

 

加饭，是什么标准？一般完成劳动定额，任务一点没落趟子的还不行，更要看你的“表现”。就像我，喊的邪乎，又是赤膊大战，（如能像当年罗通那样盘肠大战，就更好了！）挥汗如雨，奔跑如飞，拼上一条命那样干，有了这个“标准”才行，才能评上加饭这个让人人都眼红的殊荣。在当时，我为什么会有这样惊人之举呢？原因有二：一是真心想好好劳动，争取早一天改造好，早一天回到兰州。可是不声不响劳动再好，别人（主要是领导）看不见不行，瞎使劲不行，得让人看得出来。既然出力了，为什么不表现得有声有色呢？二是耍小聪明，哗众取宠。假如能在小队上混出个脱离重劳动的轻差使，则是我所盼望的。

 

为了表现自己，我每晚在一盏煤油灯下刻腊版，印《劳动简报》，整座房里四、五十条大汉鼾声如雷，屁声如鼓，此起彼伏，甚为“壮”听！

 

我沾了当过几年编辑的光。边构思边刻写，空话、假话、套话，一个劲地瞎吹牛，标语口号罗列成行，成绩一、二、三，归功红太阳，归功场领导，劳教人员有改造的决心，早日“脱胎换骨”，云云……。

 

于是乎，我名声鹊起，誉满夹边沟，连管教队长、一位老公安，见了我都面带微笑，大有赞赏之意，（真的，他们多希望我这样的人多有几个啊。）

 

大跃进兴了一阵子“拔白旗”。据说高级官僚谁跟不上形势，思想保守，就拔谁的“白旗”，官职由高降低，由大降小，直至“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股子风也刮到了夹边沟。农场也兴起了“拔白旗”。可是这里的人早已被罢官免职，吊蛋精光，无官无僚。有的只是一群被剥夺了基本人权的各类“分子”，对他们还有什么可“拔”的？但是农场场部下达的“任务”完不成又怎么行？

 

于是，每天晚饭过后，各人在自己的被褥卷上半倚半坐，个个眼皮朝下，不吭不哈，经过这好一阵子的冷场，最后只得由某个“积极分子”或小队长“点”某人的名字，于是大家对他一通不痛不痒的“批判”，接着就不断有人发出断断续续的鼾声，或长或短，或响亮或低沉的屁声，每逢这种交响声起，就引起一阵哄笑。也就在这时会有人喊：“睡觉吧——！”于是人们如遇“大赦”，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今天终于过完了。可是明天呢？……

 

这一“拔白旗”的运动持续了好几个月，我们也就每晚“空对空”地“批判”了好几个月。

 

来夹边沟劳教的人，我一直默默地观察着来这儿的各色人等。看他们的言谈话语，行为举止，待人接物，真是各具特点，千姿百相。我有心无心地为他们分了类，一类是：安分守已、老实劳动、接受改造型。这一类人是大多数，而在这一类人里边，大多数又是年岁大些，结了婚有儿有女的人。一切行动听指挥，规规矩矩、一板一眼地劳动，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干，盼的是早日脱胎换骨，摘帽回家早日和家人团聚。

 

二类人：抵触型。这类人又分公开抵触和消极抵触两种。在这类人中，心里有个疙瘩，我怎么啦？我犯什么法啦？不明不白，无凭无据，你们还讲理不？不行啊！胳臂终归拧不过大腿。因此，气不顺，经常是处处顶着干，明顶、暗顶，摔摔打打、骂骂咧咧，看谁都不顺眼，总想找个喳儿，发作发作。

 

三类人：混型。混日子、混时间，既来之、则安之。今天混过混明天，混到哪天算哪天，混到哪年算哪年！斗不过，躲的过，行吧？ 一天吊儿浪噹，无所用心，混过一天算一天，吃不饱肚子，勒勒裤腰带，闷头睡大觉，不是一天两饱一 ，不饱也的睡呀！

 

四类人：投机取巧、偷盗诈骗型。这类人不多不少，原先本不属这类型的人，不知怎么搞的，竟然也变成奸滑偷盗之辈了！这类人没有改造好，反而越改越坏了，其实，这类人在这个大环境中，得到的净是实惠的东西，你拼着命出力干，出大汗、受大累，热能消耗了多少，多少；他们呢？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肚子疼、一会儿屁股疼，偷奸耍滑，装病装死，节约热能，保存了实力！饥饿大潮来了，这些人敢偷、敢摸，先填饱肚子再说，那些饿死事小，失节是大的老实人，不偷、不摸，每天喝两顿稀豆面糊糊，节操保住了，小命呜呼啦！这理，你跟谁去讲？

 

夹边沟的众生中，都有喜怒哀乐，都有个人秉性，都有爱爱恨恨，都有生的憧憬，也都有个人抱负，最后呢？未来等待你们的又将是什么命运呢？

 

 

 

 

 

 

 

五、我的“Friday ——星期五”

 

 

看过十八世纪英国作家福笛的世界名著《鲁滨孙漂流记》的人都知道，鲁滨孙在荒岛上收了一个土著野人作仆人，并给他起了“星期五（Friday）”的名字。而我在夹边沟劳教期间，竟有幸也有自己的“星期五”，他的本名叫赵觉民。

 

赵觉民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对我极为热情的小伙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成了我的勤务员和朋友。他二十刚过，父母都在东北沈阳老家，他只身一人在兰州铁路局当一名工人。此人其貌不扬，又很邋遢，冬天了，还穿着一双“空前绝后”露着脚趾头的破布鞋，一件蓝色的旧铁路服破得“百孔千疮”，腰上系着一根草绳，裤子已经破得一绺一绺，很难遮挡住那玩艺儿，一年到头蓬头垢面，拖着长长的清鼻涕。睡觉的时候更是可怜，无被无褥，浑身打浑身，在零下20多度的严寒夜晚，只靠在两旁人的被褥夹“挤”中取暖。我看他实在可怜，送他一件绒衣，一双旧皮鞋，一条旧美国海军军用毛毯暂归他用，这使他对我感激涕零。也许是为了答谢我，每天跟前跑后，端水洗碗……。他口袋里随时都装着火柴，每逢看到我从衣袋里往外掏出烟盒准备吸烟的时候，早为我划着了火，于是我抽一只，他也会得到一只。因为他从来就没有钱买烟，这样，我的烟的消耗量也就因此增加了一倍。

 

一天，      在闲聊中我问他是为什么来这里劳教的。他两眼眨了又眨无所谓地说：

 

“嗨！为啥？我一点也不知道为啥来的。”

 

“啊？我是说，你是为什么问题——给你戴的什么‘帽子’？”我进一步启发他。

 

“帽子？没帽子。我跟你说吧，我这个人平常爱散漫，不爱学习，一学习就打瞌睡；再呢，爱和领导‘顶牛’，他说东，我偏西。还有，工会有个女的叫宋玉兰，跟我同岁，我想跟她好，可她总是带答不理的。有一天，她在办公室值班，我拉着她的辫子跟她逗着玩。没想她大声嚷起来，其他人都跑了过来，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这时小宋索性顺坡而下，说我调戏她了。这一下我是浑身长满了嘴也说不清了。

 

小赵连比划带说，一脸的无可奈何。我问他：

 

“后来呢？“

 

“我以为单位头头要找我呢，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等着挨“批”。可好多天过去了没人找我，心想可能没啥事儿了，又嘻嘻哈哈、大大咧咧起来。这回坏事儿了……”

 

“怎么啦？”我焦急地问他，以为他又捅了什么“漏子“了。

 

“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跟同事们嘻嘻哈哈扯闲淡，我们头儿进来了，一脑门子的‘政治’，冲着我说：‘你来一下！’我悄悄地跟他进了他的办公室。一看，有保卫科的俩人，当时也没在意。头儿对我说：

 

“赵觉民，你跟他俩去办个事。”我问办什么事，头儿也不说，只是低头看报。我心想，管他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跟着他俩出了办公室。他们连宿舍都没让我回，就把我押上火车，直接给送到这儿来了。

 

天哪！怎么能这样处置人？我心里不禁为小赵鸣不平。当时我又想：在夹边沟农场被劳教的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有冤气。可不管冤或不冤，到了夹边沟你就只有认命吧！

 

一九五九年冬天，在全民大饥荒中，小赵死在了夹边沟农场。他是因饥饿难忍，吃田里的死老鼠和戈壁滩上的蜥蜴不幸中毒，口吐鲜血倒在荒滩上的。没有花圈，没有亲人的眼泪，只有戈壁滩上的阵风卷起缕缕黄沙，发出呜呜的声音，像声声哭泣在为他送行，为他不平。

 

 

 

 

 

 

 

 

 

 

 

 

 

 

 

 

 

 

 

 

 

六、魂断荒漠的播音员——孙敬

 

 

五十年代，省电台有位男播音员叫孙敬。当时他三十刚过，小伙子个头接近一米八，长相也无可挑剔，可谓是“一表人才”，偏偏又干的是许多人，特别是姑娘们都羡慕、喜欢的“播音员”工作，于是乎异性“自动上门”者趋之若骛。可这位富裕家庭出身的“孙大少”是个遇事优柔寡断又爱面子的人，面对众多爱情追求者，既没个准主意和其中的哪一位“谈”，又不好意思回绝其他的任何一位。于是晚饭之后，业余之时，尤其是节假日，“来访者”络绎不绝，“大少”迎来送往频频不断。这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思想观念下，自然是容不得的。加上他平日对待工作是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毫无“积极”可言，是个领导和群众心目中的“落后分子”。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孙敬平日里特别讲究衣着外表，穿衣服从来都是整整齐齐，不折不皱，裤子上的两道裤线笔挺笔挺，脚上的皮鞋无论新旧总是锃光瓦亮；至于他的爱干净、爱漂亮是台内有了名的，并且已经成了“洁癖”。给人的印象是：衣冠楚楚，温文尔雅；干活办事磨磨蹭蹭，慢慢腾腾。是脱离群众，独来独往，离群索居，清高孤傲的“落后分子”；“孙大少”的绰号也就在全台传开了。

 

由于孙敬对政治毫无兴趣，57年初开始的“整风”运动中也就一言未发，大字报一张未贴。但在那个年代里，“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以孙敬平时的表现，早就在领导心中挂了“号”，因此在运动后期机关干部下放劳动中，他自然而然是首当其冲，第一批下放名单中的成员，被下放到玉门花海子农场带工资“劳动锻炼”。

 

劳动条件的恶劣，生活条件的艰苦，以及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不久他就患了肾炎，便血、浮肿，体力不支。但是当时农场领导上的极左认识，从思想上把这些下放干部都看成是“没戴帽子的”右派、反革命，是来接受“劳动改造”的，因此各方面的对待都很苛刻，甚至是残酷。加上“大少”本人本性难移，在劳动中从来没有较好的表现，因此农场领导认为他的病是“装”出来的。

 

一个人最大的不幸莫过于自己不被周围的人所理解。而孙敬当时就正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于是他被迫走了极端，未向领导说明理由，擅自离场，回到了兰州，住在中山路的一家旅店楼上。

 

也许是确有其事。旅店女服务员向领导反映说，住在某某号房间的姓孙的有“流氓行为”，（用现代语言说就是他对她有“性骚扰”）。这一下把天给捅了个窟窿，事情非同小可。旅店经理先把他送进了派出所，一查他是电台的，接着一个电话打到了电台。电台派人把他“领”了回去，不容分说，给他改换“门庭”，由“劳动锻炼”升格为“劳动教养”。

 

这样，孙敬到夹边沟的时间是在58年的11月间，比我仅仅迟来了一个多月。

 

那是一天下午四点左右，我们正在大路边一块地里干活儿，远远地看到有两个人朝这边走来。近了一看原来是孙敬和另外一个人。只见他身着一件军大衣，一身平展展的灰色咔叽布中山装，脚上一双亮锃锃的旧黄皮鞋，大背头梳得油光闪亮，高昂着头，款款而行，大有来此参观访问的派头儿。

 

我忙走过去和他打招呼：

 

“孙敬，你怎么也来了？”

 

“没啥。说我自由散漫，作风不好。”

 

“你咋不带行李呢？”

 

“行李？唉，都在花海子呢。”他慢条斯理地答道。

 

“天已经冷开了，你没有行李晚上盖啥？”我焦急地问道。

 

“那……农场不发被子吗？”对他的天真反问，我只有抱以苦笑道：

 

“你想得倒美，农场还给你发个老婆呢！”

 

看到他那失望的样子，我就说：

 

“你先到队部报到。等一会儿你到五小队来，我给你一条被子。”

 

晚饭后我给了他一条绿花布旧被子，和一条包行李的灰棉毯。

 

第二天我听李保管说，孙敬被分到新添墩分场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后来听人说，他的病一天天地严重了起来，受不了那里的超强劳动，曾两次逃跑，但都被抓了回来，关在禁闭室里。后来不知怎的就死了。

 

一个风流倜傥的男子汉、大丈夫，一个永远面带微笑的老好人、窝囊废。活着的时候从不与人争高下，死的时候也不作任何挣扎，任凭命运的摆布，领导的安排，悄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象孙敬这样一个人，一表人才，从事的又是令人羡慕的播音员，本可以与一个倾慕他的漂亮女孩结为亲眷，生儿育女，幸福甜蜜地生活一辈子。可是，他落了个光棍一条，抛尸荒漠，也许，在他临合眼那一刻他想了很多，很多，远在福建的父亲令他思念难舍；兰州知友—六生园少东小高让他忆起深厚的友情；在心中还有某位令自己爱慕的女友等待着有一天重返兰州时向她吐露心中的恋情┈然而，这一切都如梦、如烟逝去了！

 

如今，近半个世纪了，他埋身之地年年草青、草败，岁岁花开、花落， 伴他春秋更替直到无尽无休，啊！老天作证。

 

 

 

 

 

 

 

 

 

 

 

 

 

 

 

 

 

 

 

 

 

 

 

 

 

七、饿殍之乡的“饱死鬼”

 

 

我们五小队曾经发生过一件使人不可思议的特大事件。

 

队里有个姓石的小伙子，个头不高，却很粗壮，一看就知道是个农村长大，从事过重体力劳动的人。他干活麻利，又肯出力气，干得比旁人又快又好，是我们五小队公认的积极分子。我的祖籍也是沧州，他和我同为沧州人，“人不亲土亲”，彼此间有一种很自然的老乡亲切感。

 

小石因为每次都是超额完成所分配的任务，几乎每天晚上收工后打饭，总是会得到“加饭”的奖赏，比旁人多喝点儿糊糊。可他也有个“特点”，那就是饭量特大，比其他人都饿得快，一开口就喊饿。看他的眼神就和旁人的不同，两只眼凹陷着，总像是在搜寻着什么，令人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

 

有一天，农场的严队长去酒泉城里采购东西，命小石跟着去当搬运工。小石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其他人早已睡下了。半夜里大家被小石的呻吟和喊叫声所惊醒。小队长王承芝点着了窗台上的煤油灯，披着衣裳走到他的铺位旁。此时大家也都陆续起来围到小石身边，一看他脸色苍白，嘴角上鲜血殷殷，被子上、地下也都是血，火坑下边的脸盆里吐了将近一脸盆的血和吃下去的食物。

 

看到小石成了这个样子，大家都惊呆了！小队长一边让人去医务室找大夫，一边和其他人忙着收拾吐在脸盆里的血和呕吐物。不大一会儿，刘逢举教授急匆匆地赶来作了检查后，让人把小石背到医务室去了。

 

这时大家才纷纷议论开来。有人纳闷小石去酒泉时还是好好的嘛，怎么一下子成了这个样子，吐了这么多的血？更多的人分析小石可能在城里猛吃猛喝，把胃撑坏了。大家七嘴八舌头，你一言，我一语，分析猜测了一会，然后各自钻进了被窝睡了。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刚起床，王小队长从医务室回来告诉大伙：小石死了！

 

听到这一消息人们大惊失色，难以置信——死了！一个身体这么棒的小伙子说死就这么轻易地死了？

 

王承芝小队长整整一宿没合眼。他一直帮着大夫抢救病人。

 

“小石真是不要命了！跟着严队长去酒泉城，你们猜他一顿晚饭吃了多少？”这位小队长先给大家来了个“悬念”，看着大家眼睛直勾勾地一齐望着他，焦急地等待着答案的神色时，接着说：

 

“好家伙！半斤一碗的炸酱面干了三大碗，还有十几个炸油饼！刘教授一检查，胃涨破了，没治了！天没亮人就完了。”

 

他说到这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走到小石的铺位旁，在靠墙的地方翻腾着在找什么。这时，我看见他寻到了一个旧毛巾包，里面包着几个黄色的油饼。

 

“看，昨晚上小石人都不行了，还叮嘱我今天把这几个油饼给他拿去，他还想吃……”。

 

说着他把手中的油饼放在了屋子中间的一张破桌子上。正在此时，院子里值日的喊开了：“打饭喽——”。于是人们都忙着取饭盆奔出屋外……。

 

吃罢饭要出工的时候，王小队长忽然想起了那放在桌子上的油饼包，急忙进屋来找，此时那毛巾连同内中包着的东西却早已不翼而飞了。

 

集合点名出工前，王承芝盯着队里的几个人，沉着脸说：

 

“死人丢下的油饼子也偷，能吃得下吗？不怕也像小石一样撑死吗？谁偷的，我可以猜个八九。晚上开会再说。出工！”

 

……，……。

 

我的沧州小老乡，二十刚过的小青年小石，你虽然死得很惨很惨，可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从心底里却是那样的“羡慕”你。为什么？因为他们自从来到了夹边沟以后，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终日里饥肠辘辘，难忍难挨。多少人都是禁受不住饥饿的折磨瘪着肚皮去见上帝的，唯有你不是“饿死鬼”。你是腆着肚子，甚至是撑破了肠胃的“饱死鬼”，这样，你在阎王爷面前就会说：“谁说饿死人了！您看，我不是因为吃得太饱了，撑破了肚皮才来见您的吗！”

 

 

 

 

 

 

 

 

 

 

 

 

 

 

 

 

 

 

 

 

 

八、人才济济，群英荟萃

 

 

    农场有个医务室。医务室的大夫是兰州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公共卫生系主任刘逢举。

 

刘逢举教授与我有一段工作上的接触。五七年春，在大鸣大放中，我作为电台记者采访对象是在兰州的各高等院校和民主党派中的高级知识分子。而兰州医学院和电台正好两对门，只是隔一条马路，前去采访又近又方便。当时医学院的鸣放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位国内外知名的教授：其中之一就是公共卫生系的刘逢举。在大鸣大放时，我录过刘逢举的发言录音，还播发过采访他的新闻，通过几次采访，我跟他的关系也就很熟了。

 

以后反右开始，在报上也知道几乎我采访过的教授学者、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差不多无一幸免地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刘逢举当然也就“在劫难逃”了。

 

我与这位大教授在夹边沟的不期而遇，说来挺有戏剧性。那是我刚到夹边沟不多天，因为劳动过重，缺乏营养，痔疮又犯了，于是去医务室看病。一进门看见刘逢举教授穿了件白大褂，正在写着什么。我顿时一惊，怎么他也劳动教养了！而刘教授则抬头看见了我，除了惊讶之外，竟幽默地对着我说：

 

“哟！我们电台的大记者怎么到这儿采访来了？”刘教授说罢爽朗地大笑起来。

 

“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他乡遇故交’嘛！哈……”我也顺嘴诌了两句，互相笑了起来。

 

刘教授在夹边沟可以称作是一位大知识权威了。

 

另一位知识权威是病理解剖系的马黻庭教授。当年马老在鸣放会上的发言，极为幽默辛辣，语多讥讽自嘲，可谓“妙语惊人”。比方，他形容知识分子当时的心境、处境时，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工作上恪尽职守，勤勤恳恳，尽量为人民多作贡献；思想上努力接受改造，愿意跟着党走。如果把我们比作和尚的话，总是认认真真地“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可是“运动”一来，就“如履薄冰”，惶惶然不可终日。这时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自己就象一口钟了，于是就“当一天钟，挨一天撞”。马老之妙语惊了四座，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共鸣。可是“极右”的帽子也就理所当然地扣到了他的头上。直到二十二年后马老才得以“改正”，可他人却已垂垂老矣 ！

 

囚禁于夹边沟的知识界权威中，还有位鼎鼎大名的顶级权威人士，此人便是国内数得着的名牌重点大学——兰州大学校长陈时伟博士。

 

陈博士来到夹边沟接受劳动教养，在农场领导的“关怀、照顾”下，的确也算是“发挥”了他的专长。这位著名化学家每天“改造”的任务是：拿一把小铲，背个小布口袋儿，在一片又一片地里取土，然后进行化验：酸性乎？碱性乎？每日与戈壁沙土为伴，孑然一身，独来独往，早出晚归，大才小用。堂堂一位名牌大学校长，当年该是何等踌躇满志，意气风发！陈博士学贯中外，专业有成，解放初期匆匆回国，一心教书育才，报效祖国；身负校长重任，正欲大展宏图。孰料一失言成千古恨，堕入“阳谋”之网罟，永劫不复，好梦成空。如今又丢下一位学富五车，享名国际化学界的爱妻左宗祀。左教授不图国外优厚待遇，放弃在美国的富裕生活，怀拳拳报国之心，与丈夫同归祖国，为建设新中国，发展祖国教育作贡献。可惜的是，她与乃夫命运一样，同被划为右派。孤身只影，在兰州过着度日如年、以泪洗面的日子。夫妻离散，遥隔千里，两地魂牵，难得相见。 这样一双享誉国内外，具有渊博知识的高级知识分子，双双遭此噩运，既是他们个人的大不幸，更是国家、民族的大大不幸！不是吗？

 

在夹边沟被劳动教养者中还有一位甘肃省社会名流，此公乃是甘肃省民革常委，回族马廷秀。马老先生  学识渊博，金城缙绅，是位社会上响当当的知名人士。整风中马公也因言多招祸，正所谓“言多语失”、“祸从口出”，不知哪句话触及大讳，捅了要害，犯了大忌，以致失足落水沦为右派，送至夹边沟劳而教之。

 

对于这样一位统战人士、社会名流，看来与一般劳教人员是有点特殊优待的，最大区别就是用不着跟一般人那样出工受累，可以干点轻活儿。

 

马廷秀被分到农场副业队，他的劳动还带有点技术：酿醋、卖醋。虽每日被醋酸味熏得牙倒、胃翻，却倒也安逸坦然，而且逃开了那散骨断筋的劳役之苦，可谓幸运哉！

 

除此而外，河西某县的县委书记吴玉恭，不知因何也来到自己的领地受苦受教。如此看来，在这山高皇帝远的戈壁荒滩上，区区方圆几平方公里的“改造”之国，聚集着一批共产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功之臣，民主党派的头头脑脑、社会人士，以国家干部为主，党、政、工、团，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他们俱都学有所长，各都身怀绝技；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地北山南，为了在中国大地上实现社会主义，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只因为“嘴边没有把门的”，一言既出，大祸临头。但绝大多数人仍对共产党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对国家民族寄予无限厚望。于是，在虚心检讨，低头认罪之后，由四面八方来到这弹丸之地接受劳动改造。最令人不解的是还有一群“女教民”们，几乎百分之百的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在副业队自成体系，终日推磨筛谷，缝补浆洗，几千人的偌大农场，自有那些婆娘们干不完的活计。

 

说起夹边沟的“女教民”，她们大多数都是上海、天津、北京等沿海大城市来西北支边的女知识分子。她们热情奔放，多才多艺，能歌善舞，思想开放，不像西北的女孩较为保守，难免行事出了点儿格，难免表现有些越了点儿轨，在爱情上不太循规蹈矩，于是乎，被保守的领导视为“坏分子”送来夹边沟农场劳教，叫她们改造成“好分子”。天呐， 如 今天世纪之交的城市女孩们的表现来对比，那些曾被定为“坏分子”的女人岂不冤枉乎也？她们之冤是生不逢时，谁让她早生了二十年，怨就怨她们的爹娘吧！除此，她们敢怨谁呢？

 

夹边沟，你这弹丸之地，荒谬滩野漠，曾有过人才济济、群英荟萃一时之威，怪不得老甘肃人对你那般熟谙！如今年在六十岁左右的甘肃人一提起夹边沟这个字眼时，都有毛骨悚然之感呢！

 

 

 

 

 

 

 

 

 

 

 

 

 

 

九、风雪嘉峪关

 

 

一九五八年的严冬，河西走廊的大地雪盖冰封，一派萧瑟。白杨树的枯枝在劲风里颤动，黄沙弥漫于大漠苍穹之上，把天空蒙上厚厚的昏黄昏黄的沙尘，让人感到窒息、压抑和沉重。四周空旷无垠。偶尔看到一簇簇芨芨草，不住地在寒风中抖动。

 

“开会了！大家都坐好了，请严队长训话”。五小队王承芝小队长看着大伙大声地宣布。于是严队长开始讲话：

 

“现在农活都干完了。现在呢，大家还要在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下再鼓一把劲。”在场的个个瞪大了眼睛急切地想听听下文，“现在呢，（严队长每讲一句话都要加上‘现在呢’这个词儿），要考验你们了。有一项大任务，现在呢，让你们在劳动中更好地改造！明天就要把你们派出去劳动。”严队长刚讲到这，下边一片叽叽喳喳的声音议论开了，因为这些天一直有一个小道消息，说农场要派一些年轻力壮的人到什么地方去，到那可以放开肚子吃饭，不定量。还听说是给一个大单位干活，伙食特好，有肉，还有炒菜……。

 

“大家别吵了！现在呢，叫王承芝念一下名字，有谁，谁就收拾一下，明天早上开过早饭以后就出发。王承芝，你念一下名单。”严队长讲罢，就坐在一个凳子上掏出烟点了火，悠悠然地抽了起来。小队长王承芝大概念了有三十多个人的名字，每念到一个人的名字，大家就不约而同向那个人投去羡慕的目光。当念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心里扑嗵扑嗵，就像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扑向开启的笼门，即将飞向大自然，自由自在任意翱翔似的，感到极其幸运。心想：这下我终于又有了一个劳动立功的机会了！

 

这次干什么活，很快大家就都一清二楚了。是架设一条高压线，从嘉峪关架到玉门，它是为筹建的大型炼钢厂——酒泉钢铁公司而架的一条高压输电线路。

 

我们夹边沟农场基建队的队员像一群散兵游勇，又像是一群逃难者，穿的衣服是五光十色，杂七杂八。可是，这些人都是农场里年轻力壮，身体条件顶呱呱的，老弱病残一个不要。说起来也算是夹边沟的“精兵强将”了。我们这伙人一出场门，首先想到的是：这下可离开那个囚笼一样的荒沟了。更重要的：这会可要天天吃饱饭了！

 

工地就在空旷无际的戈壁滩上。三座绿色的棉帐篷孤零零地立在荒漠之中，远远望去就像是几座荒冢在厉风中抖动。帐篷外边几个盛水的大汽油桶，桶中的水已经结了厚厚的冰层。

 

按照名单我们分别住进了各自的帐篷。这时，每个人都喜笑颜开，好像盼来了“改天换地”的新生活。大家兴致勃勃地打开行李，把被褥铺得平平展展，再不用像往日在夹边沟挤沙丁鱼了。仅此一点，每个人也就第一个心满意足了。当然下一个盼的就是“开饭”了。

 

“嘟…嘟…”几声哨音，大伙急匆匆跑出帐篷，参差不齐歪歪扭扭站了几排排。农场带队的袁管教等待众人站好了后，说：

 

“现在就准备出工。先请工地鲁师傅讲一下干活的要求。以后工地上的事儿要听鲁师傅的安排。……”

 

鲁师傅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工人，粗壮的身板，衬着黑红黑红的脸，和我们这一群面黄肌瘦的“劳教”们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从蓝工作服上衣口袋里掏出个黄牛皮纸本本，告诉我们说：

 

“咱们这条高压线要从这儿修到玉门。大跃进嘛，要赶工期争取年前完成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挖栽杆子的坑坑。等会儿，给你们讲挖坑的标准。一定要合标准，多深，多宽，多长，一点也不能错。你们每五个人包一个点：两个人负责挖中间的大坑；另外三个人每人挖一个小坑，是拉杆子的小坑，隔多远都有一定的距离，一天一天往前赶。对了，挖到一定距离再搬帐篷。还有，一天三顿饭，中午饭送到工地。”

 

大伙一听是一天三顿饭，还没等鲁师傅讲完，一下子都兴奋起来，个个是满脸笑容，都咧开大嘴，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不知是谁竟忘乎所以问道；

 

“鲁师傅，馍馍管饱吗？”

 

“闭嘴！”袁管教向那个喊话的人瞪了一眼。

 

“管饱。每天一个人六毛钱的伙食标准。六毛钱可以买十五个馍馍……”，鲁师傅刚讲到这，人群里已炸开了锅，啊！十五个馍馍！人们又惊又喜，好像那白白的热气腾腾的十五个馍馍已经到了嘴边了似的。鲁师傅对大家的表情一是大惑不解，二是感到可笑。

 

“好了。现在我就带你们分任务。”他转过身来又问袁管教；

 

“袁队长，你还有啥？”

 

“出发吧！”鲁师傅向我们说道。

 

“大家排成一个长队，跟袁师傅走”袁管教发布命令道。

 

于是，我们乐滋滋的叽叽喳喳排成一字长蛇队，跟着袁师傅向前走。

 

这样，每个点留下五个人，等第一个点的人定下来以后，袁师傅向他们交代说：

 

“你们都听着，中间的大坑，两个人挖；边上的小坑，一个人挖一个。看，石灰都已经画了线，多宽，多长都有了，深要挖到一米七，挖好了有人来验收。大家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这时我看到中间那个大坑的石灰线，方方正正比方桌还大，小坑长有六、七十，宽有七、八十厘米。看起来工作量好像并不怎么大，到底费劲不费劲，好挖不好挖，因为谁也没干过，大家心里都不摸底，只有挖着看吧。

 

“你们到车上领工具去”，袁师傅指着停在一边的一辆大卡车说。车上的两个工人给我们每人发了两件工具：一把短把儿的小洋镐，一把短把儿的圆铁锹。

 

按照次序每个点五个人，我分的点靠中间，其他四个人都不是五小队的，我一个也不认识。分到中间大坑的一个姓刘，一个姓孙，我和另外两个人挖小坑。看看时间，上午十点过一点，我们开始了平生“第一镐”。

 

千年沉寂、冷漠的戈壁滩，响起了叮叮铛铛抡镐和铲沙石的声音。

 

开始干这个活，感到很新鲜，又很带劲，干了不多会，就浑身发热，我索性把大棉袄脱了，只穿了一件印着黄色“广播”二字的厚绒衣，一镐一镐猛劲挖。由于怕完不成任务，我就加快了速度，头上的汗滴哒滴哒地流着……

 

正在大家紧张挖坑的时候，忽然开来了一辆大卡车，抬头看了看头顶上的太阳，已是日过中午了。已经饿得直不起腰的大刘，刚才还是无精打采，有气无力的样子，这时一下子来了精神，扔掉工具向汽车的方向跑去。此时大家再也没有心思干活了，恨不得马上饱餐一顿盼了一上午的白面馍馍。

 

车停下来了，车上的两位师傅，笑着向大家喊道：“开饭了”！

 

我们赶忙跑到汽车跟前，看见车上有一个大竹筐，还有两三个铁桶，盖着盖儿。筐里是馍馍，桶里是炒菜。大家连忙掏出刚刚发的饭票，每张饭票两角钱，可以买五个二两重的馍馍。

 

“炒洋芋五分，肉丝粉条一角，红烧肉三角。快拿碗来……”车上一位年轻的师傅不停地向大家介绍着中午的炒菜。结果使他大失所望，几乎所有的人每人都买了五个馍馍，谁也没买炒菜。这位师傅挺纳闷地问道：

 

“怎么你们都不吃菜？”

 

“我的师傅啊！一顿饭两毛钱，光买馍都填不饱肚子，哪有钱买菜呀？”有人向师傅解释着，大伙边吃着手里的馍馍边向四面散去。

 

大卡车又向下个工作点驶去了。

 

天寒地冻，一镐刨下去，石头上溅出火星子，地上却只是一个白点儿，半天才挖了一层皮儿，铲出的石头沙子只有一小堆。由于使得劲大，手震得生疼，打起了血泡。此时，我觉得下身痔疮胀痛胀痛的，用手一摸，流出的血粘乎乎的。腰似乎要折断了，疼得直不起身来。但是这一切都必须坚持。劳动改造嘛，必须要磨筋炼骨，还要脱胎换骨，皮肉不受苦那能成吗？

 

由于没有一点荤腥，五个馍馍下了肚，喝了点儿温不突突的开水，不到下午四点，肚子就又开始叫唤了。只好把裤带勒到最后一“档”，强撑着干。此时我看到自己挖的那个小坑进度勉强过半，心里不禁发愁：这可怎么办！我走过去看看其他人挖得进度如何，结果发现所有的人一个个都乏塌塌的，手脚不听使唤，比我的成绩还差，有的干脆一屁股坐在坑边上，愁眉不展，长吁短叹！

 

下午，小队长拿着个标有尺寸的长竹竿在每个点上来回转，检查进度。用竹竿量量这个，又量量那个，总是说两句让你感到难堪的话，像一股无穷的压力，逼着你快干，拼命干。我悄悄地问小队长其它队干得怎么样，回答说都差不多。这倒使我们几个心里多少踏实了一些。

 

难熬的每一分、每一秒呵！一面是饿得头晕眼昏，强打精神，拼着耗尽的体力，抡着那无力的镐头，吃力地把石头、砂土扬到坑外；还要提心吊胆，完不成任务，晚饭的白面馍馍被扣掉了可咋办？！

 

太阳已落了老半天了。终于，那辆救命的卡车在天黑之前朝我们驶来了……

 

我们狼吞虎咽地把五个馍“报销”后，天已经黑了。我第一个跳进坑里，因为刚刚吃了五个馍，又缓了一口气，干起活来有劲多了。这时只听见，抡镐铲石的声音，人们都弯着腰在坑下作业，如果有人由此经过，看不见人，却能听到铿锵的声音，准会被吓着。

 

星星在冷冷的太空眨着眼睛，戈壁滩上的劲风呼呼作响，气温急剧下降，比白天的温度低了一大截。

 

小队长也是个劳教人员，他与其他人不同之处，就是他可以不劳动，按上面的批示，监督我们，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的作用。因此，我们这些人对小队长都得毕恭毕敬，极力讨好，就像腊月二十三送灶爷上天一样，让它“上天言好事”。只见他此时拿着那根长竹杆，挨着坑量了又量，看了又看，气急败坏地大声喊道：

 

“怎么搞的？别的组都挖好了，就你们组磨磨蹭蹭的。快点干，快！”

 

实际上，哪个组也没有完成任务。这是小队长的一个策略，这样可以给每个组以心理压力，早一点完成任务，还可以借此向农场领导邀功求赏。

 

终于收工了。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像打败了仗的伤兵，在黑夜里，踉踉跄跄地在乱石沙砾上，举步维艰地走着。此时许许多多的往事，都涌上了心头……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华北大学一千多名学员组成的西北干部大队从山西榆次徒步行军直奔西安。一路上大家精神抖擞，歌声嘹亮：“我们是民主青年，我们是革命的先锋……”每个人都是一腔热血，万般豪情，满怀革命理想，走向革命征程。

 

可是，此时此刻的我，身在戈壁荒滩蓬头垢面，忍辱负重，这与当年意气风发，热情奔放的情景有天地之别，形成强烈对照，真是人世无常，命途多变啊！

 

我们回到帐蓬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走进帐蓬个个东倒西歪躺在地铺上。

 

第一天的挖坑劳动，给了我们这些“劳教”们一个下马威。原来这个白面馍馍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享受”的！

 

……

 

帐蓬中间有一个烧煤砖的大火炉子，上面的大水壶开水咝咝地冒着热气。一盏如豆的油灯发出暗淡的微光，我拿起一本《文艺报》，凑近油灯翻看着。这次来夹边沟前我订了五，六份报刊，妻子按期把它们寄来，其中有上海的《新民晚报》 《国际电影》等。看书是我的习惯，没有可不行。

 

手里翻着《文艺报》，心却不由得飞向了千里之外的兰州。远方的爱妻此刻正在做什么？刚满周岁胖乎乎的小儿子肯定在作着甜甜的梦……兰州今年的冬天冷吗？

 

屋子里鼾声四起，夹杂着痛苦的梦呓和呻吟。我知道此刻睡着的和没睡着的，清醒的和梦中的，都在黯然神伤，倍感凄苦。

 

躺进被窝，似睡未睡，起床的哨声就又把我们赶了起来。我极不情愿地揉揉睡眼，想爬起来，而只觉得腰酸腿疼，难以站立。万般无奈，穿好衣服，到帐篷外的铁桶里，用小茶缸顺着打破的冰窟窿舀了半缸冰水，胡乱用手沾把水在眼睛上抹了两下，就算是洗了脸。接着又返回帐篷，站在自己的床位前，形成一个小方阵。此时两个值日的抬来了一个大筐放在地上。大家的目光一齐射向那筐中的馍馍：一是看馍馍的大小有无变化；二是观察个头过小或是缺边掉角的，是否会轮到自己的头上。事实是我们这些人每天都有几个会倒霉地碰上个头小或缺边掉角的馍馍。

随着挖坑不断向前延伸，出工的路程也就越来越远。为了完成任务，半夜三更就要起程，收工回来已是十一、二点，真可谓是“披星戴月”，苦不堪言。

上工路上，几点残星兀自在天际闪烁，地上的寒风像把把利箭穿透人们的心。趔趔趄趄之中，我突发异想：何不喊它两嗓，也好出出多日的怨气。

“一马离了……西…凉…界……”我放开喉咙唱起了京剧《武家坡》中薛平贵的一段西皮倒板——“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 “……，……薛平贵好一似孤雁归来。”

这充满了凄楚悲凉的调子打破了戈壁滩的沉寂，撕开了晨曦的苍穹。可我不是一只归雁。我是一只失群的孤雁，在这无边无际渺无人烟的荒滩野地里，独自彷徨……

就在我引吭高歌之际，同行的队伍中不知是谁猛地喊了一声——“好……”！这一声喝采在那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立即使我无比激动，泪水夺眶而出。我知道此时此刻我唱出了那个年代人们的屈辱，唱出了难友们的心声。

………

几天下来，大家对挖坑的活儿也慢慢地习惯，或者说适应了。最累人的倒是收工之后往回走的那段“漫漫长路”了。白天干了一整天，晚上九、十点才收工。由于工程日日往前赶，返回的路途也就越拉越长，到后来竟然要走两、三个小时，也就是说至少一个单程有二十里路。当初说的帐篷向前挪的话，压根儿再没人提起。

 

 

 

 

 

 

十、苦难中的“乐趣”

 

 

一天中午，开饭的时候，工地的师傅和伙房送饭的厨师二人在小声嘀咕着什么，然后俩人诡秘地相对一笑，走到我们组大刘面前：

“大刘，伙房的师傅找你有个好事”。

“别拿我开心了。有啥好事能找到我的头上。”大刘是每天包挖大坑的，原来是个工人，平日里寡言少语，一有空就倒头闷睡。干什么活都从不卖力气，总显得有气无力的样子。一条足有巴掌宽的大皮带把那件破棉袄扎得紧紧的，大概一是为了挡风保暖，再者腰带扎的紧了肚子饿了也少叫唤几声。

“真的。大师傅听说你肚子大，老吃不饱。他想让你吃…个…饱。”

大刘一听见“吃个饱”三个字，立时从地上站了起来，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们二人。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也不相信他二人说的是真话。

“咋个吃饱法？”

“打赌呗。”

“什么赌？”

“你看，”说着二人麻利地从车上把馍馍筐搬下来，掀开上面的厚布帘，露出一堆还冒着热气的白馍馍，“这筐里还剩下这么些馍馍，你要是能把它吃完，算你赢了，一分钱不收你的”。

大刘仍然有点半信半疑：

“真的吗？”

“这还能假！不行让在场的大家作证，好不好？”

我们这些旁观者也都被即将演出的这出好戏“激活”了，一齐凑了过来，异口同声：好，我们大家当证人……。

大刘在众人一片“作证”声中，心里似乎有了底。只见他向馍筐里再次打量了片刻，将两手同时伸进馍筐，每只手里攥了两个馍馍，顺势张开大嘴，两口三口，稍加咀嚼就吞了下去。他一边吃，众人在一边给数着数，一个，两个，……八个……十七个……二十四……二十八个。这二十八个馍馍被大刘一口气吃了下去，那个阵势真如旧小说里写的：亚赛狼吞虎咽，如同恶虎扑食。

再看，盛馍馍的竹筐已是底儿朝天，空空如也。二位师傅面对此情此景不禁目瞪口呆，一时连话也说不出来。不过，他二人估计，大刘的肚子此刻恐怕再连一口馍也难以下咽了。抱着试探的口气问道：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馍也让你吃光了，算你行！”。

不料大刘仍“意犹未尽”。慢腾腾地回答说：

“哪里，我还没吃饱呢！不是说好的管饱吗？”

围在一旁看热闹的一听大刘说没吃饱，也就跟着起哄，闹得二位师傅下不了台。面对僵局，那位年长的师傅赶忙打圆场说：

“大刘，你真有两下子！咋办呢？馍馍没有了，车上还有红烧肉，一碗红烧肉顶四个馍，中不？”一口的河南腔。

“嗯呐。”大刘毫不含糊，用东北家乡话表了态。

年轻的师傅跳上卡车，提下一个盛菜桶，又拿了一个中号粗瓷碗，用勺子平平地舀了一碗肉，递给大刘说：

“伙计，这可不是馍，不好消化，你可掌握着点儿……”

众人只见大刘接过碗来，放到嘴边，用鼻子闻了一下，接着一仰脖，先把碗里的汤喝了，用手指头只扒拉了几下，一碗红烧肉就下了肚。不一会，四碗油乎乎香喷喷的红烧肉已被他吃了个干净。顺手把碗还给了师傅，说：

“谢谢了！今天就是撑死了，也不背‘饿死鬼’的名声了”。边说边用手抹了抹嘴，扬长而去……

这一下连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也都既羡慕，又嫉妒：同是天涯沦落人，俱为阳间饿死鬼，我们怎么没这个“道行”，没有这个福气呢？唉……

转过念头，我们又不禁为大刘担起心来，怕他又会像不久前农场那位因暴食撑破了胃而死去的沧州年轻人。而此时的大刘正解开皮带，脱掉棉袄，拿起小镐一阵猛挖猛刨，砂石像雨点般的被抛向坑外……。

 

 

 

 

 

 

 

 

 

 

 

 

 

十一、与死神擦肩而过

 

 

架设高压线的挖坑任务已经完成过半了。在前边已经挖好的坑里，工人师傅们开始竖杆了。这使我们的挖坑活儿，无形中有了压力，因为工人竖杆和我们的进度是同步的，而竖杆比起挖坑来要快得多，我们挖坑的只能提前不能落后。于是我们的小队长成天是竹杆不离手，吆喝不离口，咋咋呼呼地催了这边又催那边，喊够了，催累了，他一个人躲在背风的地方歇着去了。

这一天是个大阴天，整天都是阴冷阴冷的。天上的风如刀似箭，大伙的心如死水一潭。没有一点希望，没有一点盼头。而我们这个点的坑又特难挖，地下尽是大块儿大块儿的硬石，想躲开从旁边挖，边上也是大块儿的石头。我汗流如雨，心急似火。晚上十点都过了，其它点的人好像已经完工了，周围静悄悄，听不到铲石扬沙的声响。我们这点的人却一筹莫展，摸着黑东一镐西一镐地挖着……

小队长蹲在我们这点上，一看这情况知道光是催，光是喊也无济于事，索情抽开烟了。我们这个点的三个坑，有两个已接近完成，只有另一个驼背的陕西人，我们都叫他“小罗锅”的小张，还吭哧吭哧地干着。说话间又过了一个多小时，约摸已快进午夜，小队长这时拿长竹杆在小张的坑下量了量，也不知够深了没有。

“小罗锅，上来吧，收工！”

“阿弥陀佛！”听到小队长这句话，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我们六个人在返回的路上真像是一群迷途的羔羊，在戈壁滩上晃荡着，两腿无力，混身发软，肚里没食，心慌气短，跌跌撞撞地整整走了两个多小时，一路上我头上冒着虚汗，下身痔疮疼得钻心，几次要求停下来休息一下，都被小队长粗暴地拒绝了。当时，我真心盼望得个什么脑溢血、心肌梗死的急症，当场呜呼哀哉一死了之，倒也落个痛快，再也不用遭这个罪了。

天呐！总算挨到住宿的帐篷了。早回来的人们已是鼾声如雷。我们这几个摸着黑，拉开被子悄无声息地躺下，什么都来不及想就昏昏睡去。

河西走廊的冬天，特别是广袤无边的大戈壁滩上的严冬，无遮无挡的劲风从早到晚刮个不停，人在这种鬼地方劳动，那滋味真是可想而知。

几天过后，我们的作业小队已临近祁连山了，抬头向山上望去，白雪皑皑，起伏连绵，从东到西，宛如一条银龙。

我们一组五个人所分的地段，正好是祁连山雪水流过，地面结了厚厚冰层的地方，四周为荒滩乱石，看着这冰层，闪着晶莹的光亮，走在上面只打滑，冰面上石灰撒的方框框，隐隐约约勉强可以辨认，这就是要挖坑的地方。

开始挖了，一镐下去，冰面上显出几个细小的窝窝。面对这倒霉的鬼地方，众人叫苦不迭，硬着头皮挖吧，出的力气比往常大几倍，冰渣渣溅了满身满脸，和脸上的汗水沾在了一起，冰渣渣又化成了水，与汗水一起滴到了冰层上……

眼看快到中午了，才把那层几十厘米后的冰层刨开。此时手上已经磨起了血泡，破了的血泡又凝成了血痂，疼痛难忍。棉衣里的绒衣先被汗水湿透，又迅速冷却下来，整个前后心冰凉冰凉的，手疼，身冷，心凉，那滋味真是旁人难以想象，自己难以名状。

面对眼前的情景，我们几个人个个愁容满面，阴云密布。只有大刘这个东北人面不改色，气不长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不紧不慢地挖着。自从那次跟工人师傅打赌，创下二十八个馒头，四碗红烧肉的辉煌记录后，就再也没见过他当时那种容光焕发，怡然自得的样子了。那样的好事在他从事苦役的日子里，是绝对空前绝后，仅此一回。��

大概已是夜里十一点钟了，才勉勉强强完成了任务。这又是半个多月来受到的一次新的也是最严酷的“考验”。我想，当年帝俄沙皇时代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革命党人、朝廷的反叛者所受的劳役也不过如此而已了吧！

午夜了。帐篷外寒风吼叫，吹起的沙砾打在帐篷上发出嘭嘭的声响。难友们都已进入梦乡作着各自不同的梦。而我却不能即刻上床，因为我的痔疮犯的厉害，随着劳动用力的节奏，血水一股股的向外挤，流在了内裤上，凝固时把肉与布连在了一块，内裤脱不下来。于是我悄悄地提着脸盆走出帐篷，把阴山脚下的积雪一捧一捧装入盆内，用手压了又压，直到堆满高高一盆，端回来放在火炉上，让它慢慢溶化再逐渐温乎了，端下来放在靠帐篷门的地上，此时脱下外面的棉裤，穿着内裤坐在脸盆里泡着，好让沾连在一起的屁股和内裤被水慢慢泡着分开，以便脱下内裤。这样过了一会儿，身体的肉和内裤的布分开了，才脱了下来。帐篷内很冷，又赶忙穿上棉裤，顺手把血污的内裤在脸盆里搓揉几下，感觉不再梆硬了，拧干后用手提着站在炉子前烘烤。

极度的疲劳，多日来的睡眠不足，没多久就在炉子旁站着睡着了。突然一阵灼痛使我惊醒，原来提着内裤在火上烘烤的双手，触到了煤火上……。

上帝啊，请您告诉我，我这是怎么了？昨天我还是处处受人尊敬的“无冕之王”，今天却在这百里无人的荒漠中干着比劳改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苦活；昨天我还与家人欢聚一堂，尽情享受着天伦之乐，今天我却独自在戈壁滩上遭受着非人的刑罚！上帝啊，我的身体已经瘫痪，我的心灵奄奄一息，我已经忍受不了啦，请让我死去吧，让我回到你的身边……

 

 

 

 

 

 

 

 

 

 

 

 

 

 

 

 

 

 

 

十二、人间自有真情在

 

 

   我们一路挖坑，边挖边进，眼看接近玉门了。

   在玉门医院，有一位当护士长的朋友，叫高菊芬。她原来是兰州黄河北市医院的护士，我们在周六的舞会上经常碰面，她又是电台的一个同事的朋友，这样小高也常到我家来玩，彼此都很熟了。她结婚后随爱人一起从兰州调到了玉门工作。

工程进度到了玉门，想起了她，就写了一封短信，告诉她我正在玉门郊外架高压线，向她致以问候。仅此而已，别无他事。这封信经过队长审阅同意发出去了。没有几天，袁队长把我叫到队部问话：

“玉门这儿，你有什么亲戚或朋友吗？”

“有一个朋友，石油医院的护士长，姓高。”我回答道。

“有你的汇款单，就是你这个朋友汇给你的。”接着他又神秘兮兮地问了一句：

“你和她是什么关系？”

“她和我爱人是好朋友。”我有意地把她与我爱人连在一起，免得袁队长疑神疑鬼。

“嗯！十五块钱。先给你五块，另外十块给你存到队部，过些天需要了再领。”

接过队长手里的这五块钱，我感到意外的惊喜。没想到我的这位女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雪中送炭。这是多么宝贵的情谊，多么巨大的支援！从我来到夹边沟农场每月只有十五块钱的生活费。兰州妻子每月的工资要负担保姆和三个孩子的生活，根本无力给我寄钱，所以高菊芬此时的汇款对我来说显得太珍贵了！在我心里涌起无限的感激之情，默默地说，谢谢你啊，玉门的朋友。

走在玉门的大街上，第一个感觉就是离开了荒漠戈壁，重回到了社会。街上大小店铺，车来人往，虽不是十分热闹，却使我真有隔世之感，恍似从阴曹地府返回了人世阳间。

我用这五元钱买了一大盒饼干，此时真好像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最富有的人了。我每天出工就把饼干盒背上，睡觉时把它抱上，生怕被什么人把它抢走、偷走。因为我是生活在一群戈壁荒原的饿狼之中，不能不防，不得不防。

几个月来，我们顶风冒雪，披星戴月，终于完成了挖坑的任务。紧接着又当小工，每日里背铝线，抬电杆，填土，夯实，递瓷瓶，搬器材，跟着师傅跑前跑后，忙得团团转。可是这种活一没有定额，二没有时间限制，干起来心里踏实多了。特别是多数工人师傅不歧视我们，甚至还有点同情和怜悯，不像农场管教干部对我们动辄厉声斥责，张口就骂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有时工人师傅自己抽烟还递给我们一支，有时还悄悄塞给我们几个馒头。每逢此时不禁使人心里感到“人间自有真情在”！

不过有的活也真让人吃不消。例如背铝线，每捆大概一百多斤重，背着它来回要走好几里路。像我这样的文弱书生，哪里吃得这种苦头啊！有一天，派我去工程指挥部背铝线，一百多斤压在身上，刚开始还勉强能够迈开步，走不了多远就已经摇摇晃晃，力不胜任了，挣扎着再走没多远，头上开始冒汗，心里发慌，脚下没根，几步之后只觉眼前一黑，一头栽了下去……

醒来的时候，跟前没有一个人。我躺在小路边上，心里想喊，但是没有力气，我觉得自己这次真的要葬身在戈壁滩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伴随着一股强大的求生愿望，使我想到我不能这样死去，无论如何不能！我年老的父母还在遥远的天津等着我回去，兰州的妻子儿女，也盼着我早日与她们团圆，如果我此刻闭上眼睛含冤而去，亲人们除了为我哭天嚎地，悲痛欲绝，还将怎样承受今后的一切？

“不能死，要挺住，挺住！”我闭着眼睛感到嘴里有些湿润，似乎喝到了一点水，甜咝咝的，其实，那是血，是嘴角流出来的鲜红鲜红的血沫子。

也不知又过了多久，有辆大卡车从我身边驶过，司机似乎发现了躺在地上的我，于是停下车走了过来，看我还活着，一句话也没说，连扶带抱地把我拥进了驾驶室。我有气无力地告诉他，铝线还在那儿，司机师傅没有理我，嘴里嘟囔着：“管它个逑！”径自开上车带着我去了工程指挥部。

上级从工程指挥部了解到了情况，由袁队长派人把我领回到帐篷，伙房的人给我端来一大缸子开水，还有两个馍馍，我躺在地铺上盖着棉被，只感到头晕，乏力……。

当时我在时醒时睡的半昏迷状态中，没能看清那位司机的相貌，更没能问清他的工作单位、尊姓大名，哪方哪土人士，以至到今天我也无法向他当面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但我铭心刻骨地记着当年发生的那件事和那位对我有着天大恩情的好人。

在那个不与天斗，不与地斗，专与人斗的阶级斗争年代里，好多好多的人心灵被扭曲得冷漠了，被一段段咒语束缚得僵硬了，没有了人间的相互同情和怜悯，变得铁石心肠，冷若冰霜。但天地毕竟宽阔无比，好人毕竟还是多数。那位司机师傅就是亿万好人中的一个。试想如果不是他，哪有我的今天！我还要说的是，在我七十年的生涯中，在我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我曾遇到了不少在危难中给了我精神、生活等多方面救济和援助的好人，我永远记忆着他们，怀念他们，感谢他们！

由于上帝的宽恕，我得以从死神那里拣回了生命。于是便受到领导的特殊照顾，使我休息三天，没有出工，每天坐在帐篷外面晒着太阳，望着蓝天上漂浮着的白云。这是我到夹边沟农场接受劳动教养以来最悠闲，最畅快的日子。整天都是静悄悄的，听不见队长们的呵斥和叫骂，也听不见批判会上的吼叫和口号，以及对“犯规者”的捆绑和他们的哭叫；看不见那一双双被饥饿折磨得饿狼似的目光，也看不见苦役们诚惶诚恐的惊惧神情……

此刻我可以随意心驰神往，浮想联翩，回忆过去，幻想将来……

可是，我是个自由人吗？压在头上的“右派”帽子重若千钧，不是劳改又胜似劳改的劳动教养，比劳改犯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称得上是需要坐穿牢底的徒刑。劳改有年，教养无期。说是改造好了就可以重回单位继续工作，可怎样就算是改造好了，它的标准是什么？大概这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够解释清楚。想到这里，就再也没有兴趣去观赏那天上的朵朵白云了。

 

 

 

十三、苦中乐，夹边沟粉墨登场

 

 

   农场基建队百十号人完成了嘉峪关 —— 玉门间为酒泉钢铁公司架设高压线的任务后，返回场部已是1958年的年底了。

我们五小队每天的任务是向地里运送肥料。

从棚圈开始大约每50米作一区段。两个人抬一副担子，负责一个区段。用接力赛的方式把肥料从积肥点一段一段传运到地头。用大芨芨筐装满圈肥抬到下一个转运点，顺带把空筐带回来。和我搭伙的是个天津老乡老杜，此人生得膀大腰园，络腮胡子占据了他的大半个脸庞，显得黑红健壮。他是“扛大个儿”（搬运工）的出身，练就了一次能扛三、四百斤重棉花包的本领，文化不高，说话办事讲江湖义气。平时没人敢招惹他，连小队长都怵他几分，在我们五小队可以称得上是一“霸”。我和他抬一副担子，每次抬筐他都让我一大截，他把筐绳尽量往他那边拉，这样重量大部分在他那边，我就显得轻松多了。

几个来回之后，老杜对我说：“爷们儿，咱这样跑趟趟，累不死，可就把腿跑细了！”

原来这运肥的活并不像以前挖坑那么累人，百八十斤重的一筐圈肥俩人抬起来并不费劲，只是来回遛腿跑趟叫人乏得不行。于是他把一筐跑一趟改成筐上摞筐，一次抬四筐到五筐。抬起来还是老办法，大部分重量在他那头，可毕竟要比原来重得多，我走起来显得摇摇晃晃，东倒西歪。不过他这个办法确实省工省力，来回跑的路少了，坐着休息的时间也多了。有了老杜这样一个好搭档，我真轻松了不少，这也算是在危难中又一个帮助过我的人。

“民以食为天”。人要活着，就要吃饭，普天下古今中外凡为人者盖莫能免。在劳改和劳教单位，由于伙食水准太低，除了黑面馍馍，基本见不到菜蔬和油水，每月不到30斤的粮食供应标准，对每天参加重体力劳动12小时以上的“劳教犯”来说，可说是“食不果腹”，充其量只能吃个半饱。严重的营养不足和食品匮乏，使这些人陷入了精神和肉体的“粮荒”之中。加上当时国内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三面红旗”，各地农业大放高产卫星，亩产中稻30万斤；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从58年下半年整个河西地区开始闹饥荒，各地普遍粮食短缺，加上缺医少药，一些村庄陆续发生饿死人的现象。社会上尚且如此，劳改和劳教单位的情况就更可想而知了。

在忍饥挨饿的日子里，人们谈论的话题几乎离不开一个“吃”字。这个说天津“狗不理”的包子如何如何好吃，那个介绍西安老童家的羊肉泡馍怎样怎样鲜美，上海人夸奖老城隍庙的生煎馒头，四川人大谈家乡的各色小吃；什么西宁的尕面片，山东的大煎饼……，如此南北大菜，东西小吃，从这些人口中如数家珍般的倒了出来，令听的人垂涎三尺，说的人饥肠辘辘。这样的精神聚餐几乎成为这些“劳教”们的每日必修课。直到一声收工令下，人们才把心思转到今天的面糊糊是稀，还是稠？

一九五九年的春节快到了！人们在工余饭后的话题开始讨论起节日期间场里将怎样给大家打牙祭，改善伙食？要讨论议题十分广泛，从究竟改善几天伙食，到吃红烧大肉还是羊肉烩菜？每个人是准备一个盛菜一个打汤的两个家什，还是一个大盆就可以？虽然这是凭空瞎猜，漫无边际，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无论吃什么，都突出一个“大”字：大个儿、大碗、大盆、大勺子……。每当大家争先恐后竞相发表高论的时候，才表现得兴高采烈，神采奕奕，好像那大个的包子、大碗的羊肉烩菜、大个的白面花卷，都热气腾腾地摆在了眼前，只等伸手去抓，张口去吃了。

可是与此同时，人们发现这里的伙食情况是每况愈下：糁子面馍比过去小多了，苞谷面糊糊也清汤刮水的了。几个月前架高压线时工地上一顿五个白面馒头、一碗红烧肉的好光景也只是留在记忆中的一刹那了。

在夹边沟，吃就是命呃！

离过春节大约十多天，农场场部下了指示：为了让全体劳教人员安心改造，愉快度假，决定抽调有文艺特长的劳教人员自即日起脱产排练文艺节目，准备节日期间在场内演出。

农场的李保管员是个地道的北京人，又是个京剧迷。他对劳教人员中各色人物十分熟悉，哪个人有哪些特长，谁有什么爱好，他全都了如指掌。操办起排练演出这种事来，他尤其热心。很快就从省内地、县来的人员中选出秦腔、眉户、河州花儿等节目和演员，压轴的是京剧《十五贯》的最后一场戏，就是清官况钟通过明查暗访，终于查出贪财杀人乃地痞娄阿鼠所为，从而使熊友兰冤情大白，得免一死。戏中扮演娄阿鼠的长得身材粗短，两只小眼睛滴溜乱转，尖嘴猴腮，一副奸猾刁钻之相，这角色当非他莫属了。因为我经常在出工的路上总是爱喊两嗓子京剧，名声在外，成了当然的在选演员，演剧中熊友兰。特别要提一下的是，剧中的旦角是兰州西关十字某单位的女劳教，此前她是位工程师，也是一位票友。其他当配角跑龙套的就让几个“棒槌”（外行）充任。

演出前的日子，我们这些演员们在场部一间大房子里排练，吃饭也在这里。由于距离伙房较近，炊事员们休息的时候就过来看我们排戏，跟我们混熟了，打饭的时候就特别照顾我们，给的又多又稠。

除夕晚上、初一白天进行正式演出。演出开始了，前面都是些上面提到的小节目，表演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五音不全，忘腔跑调；但也真还有具专业水平的表演，唱作念打，音情并茂，获得了阵阵掌声。最后一个压场大轴戏开始了，坐在地上的观众上千人，黑压压的一片，场子里烟雾腾腾，吵吵嚷嚷，《十五贯》锣鼓声一响，场下顿时安静了许多。因为这是正式穿戏装的彩唱，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使观众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整套戏装都是专门从酒泉秦剧团借来的，化妆师也是由剧团请来的，事先剧团来人对每个角色该穿什么服装，勾什么脸谱，怎样走台步，都给予了指导。

我演的是剧中的熊友兰，穿上戏装，足登白厚底靴，勒上一缕儿甩发，煞有几分京剧小生的扮相。这时我想起，从七八岁开始我就爱好京剧，那时我在小学读书，有位叫张礼厚的体育老师，他是当时天津有名的篮球中锋，还擅长拉京胡，会唱老生的很多的戏段。他见我嗓子好，又爱唱，就教了我不少老生唱的段子，像《五家坡》、《汾河湾》、《战太平》等，每逢学校周会，就让我上台唱上一段。还有我的同学肖金孚他二哥是个京剧票友，能拉会唱，我每到他家，肖的父母和二哥总是让我唱上两段，而且每个唱段都要带上嘎调，像“……站立宫门叫小番……”、《汾河湾》里的“……这枪挑鱼儿波浪翻……”中的叫小番、枪挑都是用嘎调唱的，嗓子不好的人根本唱不上去。过去我从未登过台，这一回真是“大闺女坐轿——头一遭”粉墨登场。整个演出我显得不太紧张，有点儿像行家里手，能沉得住气，唱、念、作、表基本到位，现场发挥，跟着感觉走，可谓无师自通。演到要采的地方台下观众响起了掌声，尤其是我们五小队的，更是格外捧场，巴掌拍得最响。戏的最后是我和那个旦角双双向清官况钟拜谢救命之恩，这时有三个跪抢步，每跪一回要甩一次发，还要喊一声“谢大人！”然后况钟退步下场，演员向观众谢幕。

这次演出我对自己的表演很是得意，自我感觉颇为良好，谢幕老半天了，台下掌声不断，我还沉浸在角色中……这时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暂时忘却了一切烦恼和节日思亲之情，感到了些许的欢乐。

正像大家所猜测的那样，春节三天伙食见了荤腥，真的是红罗卜馅的肉包子，每人两个，虽然肉不多，可也真是过了年了，吃起来香得不得了。另外让大家猜中的还有羊肉烩菜和大花卷，虽然只有两三块肉，可是对我们这些长期不见荤腥的人来说，不亚于一顿山珍海味。美中不足的是量都少了一些，仍然没有充分满足胃口的需要。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人们在夹边沟最辉煌的日子了。

 

 

 

 

 

十四、上帝保佑，虎口余生

 

 

阳春三月，在内地该是春光明媚，万物复苏的季节。但这里依然乍暖还寒，终日风沙弥漫，还感不到春天的气息。

我和另外十来个人被分配到离农场七八里地以外的一个滩上打土坯。这里四周荒无人烟，只有农场先前在此盖的一间小土房，没有窗户也没有门，地下靠墙的地方铺的是蒿草。离土房不远的地方有一口井，是打土坯和泥用的，井里的水又苦又涩。我们这些人在这里打的土坯，不是一般人们常见的小土坯，而是像古城墙砖那样的大块儿。定额是一天八百块。

早上，天刚麻麻亮，就起来出工挖土，把挖下来的土先堆成一座小山，然后在土堆中间挖个大窝窝，再把井里提上来的水倒在土窝里泡着，这道工序称作泡泥。大约一个多钟头，等泥泡透了，我们就脱了鞋，光着脚，用脚不停地来回踩，好把泥和匀，和的差不多了就回屋休息一会儿，以便让泥土和水进一步“亲和”，增加胶粘性，这样就可以装模脱坯了。由于土坯的规格太大，为了每天完成八百块的任务，我们几个人没黑没白从早到晚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到了天黑收工以后，两只脚肿得老高，腰也似乎要断了，手裂开了血口子。

更要命的是，因为流汗太多，身体缺水，送来的开水也许根本就不开，而且不够喝，于是渴了就顾不得那么多，都喝井里的咸苦水。由此我们中的人差不多都得了痢疾。这样不管白天黑夜得了痢疾的人轮番跑肚，每个人都是肚子一阵阵的绞痛，可又拉不出多少。刚提起裤子来不一会儿，又想要解手。这样没有几天，我们这几个病号全都被折腾得面色焦黄，眼窝下陷，脸瘦成了一条。让送饭的小赵向场里刘场长反映情况，请求给我们送点药，或者来个大夫看看，结果是石沉大海，音讯沓无。

这一天，我们像往常一样起来出工，半天了还不见一块儿的瘦子浙江人老陆出来，大家以为他拉痢疾拉得干不动了，也都没理会。等我们泡完泥回到土屋，只见老陆一动不动地还躺在那里，有人就喊他：

“老陆，快起来！干不动你少干点儿，”

老陆没有一点反应。我们几个人觉得不对劲，这时天已经大亮了，到他跟前一看，老陆的脸色腊黄，两只眼睛还睁着，眼球一动不动，不知是谁用手在他鼻孔下面摸了一下，立即缩回手来，喊道：

“死了！老陆死了！”

我们赶忙凑到跟前一看，老陆真的没有气了，摸摸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大伙顿时慌作一团。

“快！给场部报信去！”河南人老孙喊着。

可是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对在场的几个有病的人来说，到农场来回十多里路是根本走不动的；而没有拉肚子的人，谁也不愿意空着肚子花力气跑这么远的路，最后只好等到中午小赵送饭来，让他回去向场部汇报。

死了的这个浙江人老陆，有四十多岁，瘦长瘦长的个子，讲一口让人听不懂的地道浙江方言，平时他虽然极力慢慢地说，想让对方听懂他的话，可是大家还是听不懂。因此也就大大妨碍了我们与他之间的交流和了解。我想他来甘肃肯定时间不长，一口的乡音，一点儿没改。听说他是搞会计工作的，可能犯的也是言论上的错误。

我们几个人谁也没有再迈进土屋一步。河西的初春，冷风依旧。我们几个人靠在土屋外的墙边背风处，焦急地等待着送饭的小赵。彼此间一声不吭，面色阴沉，各自想着自己的心思，更多的是担心自己未来的命运。

终于看见小赵挑着两个桶向我们不紧不慢地走来，大家急忙迎上前去。

“你可来了！快，老陆……”不知谁冲着小赵说着，想告诉他老陆的死讯，可是由于心慌意乱，不知该用什么语言表达。

小赵疑惑地放下担子，问道：

“谁？老陆？他怎么了？”

“小赵，你快进屋看看就知道了”我跟小赵说着，又不想把这个坏消息直接告诉他。

小赵进屋去了，只听他喊着：“老陆，开饭了！”稍停了一会儿，大概是发现情况不对，他慌慌张张地跑出来，冲着我问：“老陆咋的了？我推他半天咋不动弹？手也冰凉的，他……”

“死了！”蹲在一边的一个庆阳人说。

小赵这时才醒过神来，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呆呆地站在那里，两只眼睛眨巴着……其他的人都沉默不语，早已忘却了饥肠辘辘的肚子。还是小赵打破了这死一般的沉寂，说：“开饭！”我们几个人悄无一声地吃着馍，小赵走到我面前伸手向我要了一棵烟，径自蹲在一边抽烟去了。

小赵走了之后，我们几个都心不在焉，有气无力地继续干活。一面干着，一面心里不住地发毛，因为老陆就是拉痢疾拉死的，我们也比他强不了多少，会不会也像老陆一样？想着想着也就再没有心思干活了。

大约不到两个小时，场部来人了，一个是农场医务所的刘逢举医生，兰州医学院鼎鼎大名的教授，和场部一个不知姓什么的管教干部，两个人一声不响地进了小屋。我们挤到门口，看着刘大夫扒开老陆的眼皮，又摸摸心脏，直起身来叹了一口气，说：“人，死了”！走出小屋，他又问我们几个：

“你们谁还拉痢疾？”

我和其他几个病号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我”。

刘教授小声地问那个管教干部：“是不是叫这几个拉痢疾的马上回农场？从现在起不能再让他们进屋子了。这病会传染，要隔离才行。”

那个冒土气的管教，瞪着两眼似乎不知道“隔离”是什么意思。对刘教授的话不置可否，好一会只说了一句：“咱回。”转身他连我们看都没看一眼就走开了。

其实刘教授要是给“隔离”后面加上“审查”两个字，告诉他要“隔离审查”，他肯定会知道该怎么办，因为那才是他（们）那些人的职业用语。

刘教授走到我跟前关心地问：“你也拉痢疾？”我点了点头。他又看了看其他几个，小声嘱咐道：“要注意！井里水千万别再喝了。就在外边呆着，别进屋。我回去向场长汇报，想办法叫你们都回去。”说完，向我们点头致意，便急急地和那个管教走了。

刘教授与我在兰州就很熟，我们两个单位又是对门邻居。如今同处逆境，他虽无大的办法帮助我们，但借此机会让我们尽早脱离险境，也是尽其所能了。

中午，小赵送饭来了。他冲我们宣布：

“快吃饭！吃完了打行李，回农场。”

阿弥陀佛！上天保佑，我们有救了！

我们几个即将脱离虎口的人，背着小行李卷，跟在小赵后面慢慢腾腾地走在回农场的路上。戈壁滩上的小草已顶破地皮，冒出绿绿的嫩芽。天上虽然不停地刮着风，大伙的心情似乎不像寒冬那样刺骨穿心了。

一路上，我们几个不停地议论着：

——老陆家里人要是知道了，会咋样……

——老陆这么死了，算不算“因公死亡”？会不会把右派帽子给摘了……

——老陆的家在哪里？爱人有没有工作？孩子多大了？……

——谁来给老陆收尸？是火化，还是就埋在夹边沟？……

几个人七嘴八舌，提什么问题的都有。最可笑的是有人竟提出：会不会给老陆开个追悼会？

我忍不住了，就说：“开追悼会！怎么开？悼词怎么写？能这样说吗——

“陆刚，在整风运动大鸣大放中，恶毒地向党进攻，大肆诬蔑社会主义，被订为极右分子，遣送中国甘肃著名的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在改造期间，偷喝井水，染上痢疾，又不积极地与疾病进行斗争，终于与病魔同流合污，作了劳动改造的逃兵。可谓死有余辜，死得其所……

奏哀乐—— So—La—So—Fa—So——，La—So—Fa—Re—Do——

这一来，把几个人都逗得大笑不止，心上的阴云似乎也扫去了。

真的。在那个年代里，一个右派分子，劳教犯，死了就死了，死了也不能指望得到一句稍微公正一点的评价。挖个坑悄悄埋了就算了。火化！想得美。钱谁掏？谁拉着去？至于陆刚的老爹老妈、老婆孩子，知道了这噩耗又能咋的！只恐怕哭都不敢哭出声来。谁敢到政府门前喊冤叫屈，上访告状？认命吧！

 

 

 

 

 

 

 

 

 

 

 

 

 

 

 

 

 

 

十五、最大的盼头

 

 

夏天，对于夹边沟这一群劳教来说，是最享福的季节。冬天终日不停的寒风，从早到晚都瑟瑟发抖的身体，皴裂的手脚，冰冷的被窝……这一切都熬过去了。夏日带给这些人的是比寒冷要好受得多的炽热，雨天的休息，和大地绿色给人们心中的希望。

这里的人们逐渐适应了长期饥饿的熬煎，或者说产生了“抗饿性”，听到吃的话题不再怦然心动，垂涎三尺，显得有些木木呐呐，无动于衷了，就像古人柳下惠对女色可以坐怀不乱，心静如水似的。

与此同时，也就是一九五九年的夏天，大家已经很少能够吃到先前那种磁磁实实的糁子面馍和稠稠的糊糊了。经常吃到的就是一勺从未洗干净的凉拌苦苦菜，一小块豆面发糕，吃了以后肚子还是空空如也，倒是肚子又疼又胀，屁一个连着一个放个不停。大家闹不明白的是，三面红旗、大跃进，农业大丰收，亩产万斤、几万斤和几十万斤粮食的高产卫星，在全国各地接连不断地升上了天，而我们在夹边沟的这些个饿狼们怎么一点光也沾不上，反倒越来越吃不饱了呢？

于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写信向外界求援，大家把解决饥饿的企望转向了自己的亲属和朋友。其实他们并不了解，随着震天价响的农业大丰收的口号声，全国城乡都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粮荒像瘟疫一样侵害着所有的家庭和几乎每一位中国老百姓。但是为了不让身陷囹圄般的亲人挚友因饥饿而死在荒郊戈壁之中，他们老老少少勒紧腰带，忍饥挨饿，节省下一点粮食，用邮寄包裹寄给远方的亲人。

每当收到远方寄来的包裹时，他们都欣喜万分，兴高采烈。而所有包裹几乎清一色的都是“进口物资”（食品），包括大饼、饼干、糕点，间或还有一点茶叶、白糖、油脂，甚至夹杂着几粒水果糖，而更多的则是炒面这种最能充饥的东西。每件包裹的重量一般都在二、三斤，否则邮局是拒收的。

我们五小队有个叫孙枢的，是个西北兽医学院的年轻学生，年纪不过二十岁，也被订成右派，遣送到夹边沟接收劳动教养。小青年家在陕西省西安市，是个富裕家庭的独生子，家里人当然全力支援他，几乎每天都寄食品包裹给他，有时还同时收到好几个包裹。每当其他人看到小孙从包裹里取出水晶饼、桃酥、芝麻饼等当着众人大吃大嚼，发出啧啧咂咂的声响时，都不约而同地流出了涎水，大口大口地咽着唾沫……。

于是，小孙枢就成了五小队的赫赫有名的“天之骄子”。在他的周围出现了若干谄媚者。这些拍马溜须者一不为升官发财，二不为早日解除教养，只为眼前的辘辘饥肠，求得一块饼干、一口炒面，甚至是从人家嘴边掉下的一丝馍渣……。这不禁使人感到，在某种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求生是所有人，也包括其它动物的一种本能。无论其本人出身于哪个阶级，受过怎样的教育，有过多么辉煌的过去，在生死关头为了生命的延续，他都会做出一切尝试和努力。不是吗？

我收到的包裹大多是我二弟从天津寄来的。二弟在天津五金机械公司当工人，小时候因为家中生活困难只上过两年学，人挺勤俭，办事细心，有章有序，但性格内向，谨小慎微，心里装不下事。包裹中最多的是炒面，但我们缺粮食，更缺脂肪，有时会从炒面中拣出一两只圆鼓碌碌的避孕套，内中装的是炼好的猪油，那是因为邮局不许寄带油的物品，二弟出于无奈，用此下策，实可谓用心良苦矣！

我的两个女儿加上他的四个子女，光孩子就有六个，还有外祖母、父母亲，一个上学的弟弟，十二口之家的全部费用，全靠二弟夫妻俩不到百元的工资维持，其生活艰辛可想而知。在如此困难之中，仍节衣缩食，千方百计给我寄送食品，这种手足亲情令我每每回忆起来都情不自禁，热泪盈眶。我亲爱的二弟因患脑瘤不幸于六二年八月去世，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意外发现一摞保存得十分整齐有序的邮递包裹存根，这些都是二弟当年寄给我的包裹单据，看到这些我不禁失声痛哭，肝胆欲裂。母亲告诉我，二弟因我无辜蒙冤，受难酒泉，常常为兄长担惊受怕，彻夜不眠，以至病情加重，终至不治。

 

 

 

 

 

 

 

 

 

 

 

 

十六、清水采砂——巧回土改旧地

 

 

农场又派出了出外劳动的新任务——给某某番号的部队采砂。

我们五小队是农场的基建队，劳力最强，我又是队里的强劳力，这种任务当然有我的份儿。我们五小队，加上其它各队抽出来的共一百多人，各自背着行李，带着吃饭的盆盆罐罐，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排着队出发了。

采砂地点在距酒泉以东75公里的清水堡。

由村向北是一望无际的沙滩，几排白色的帆布帐篷，就是我们的宿营地。离帐篷仅几十米，有一条通往沙滩深处的铁道线。铁道线两旁就是我们的采砂场。这里的砂子很好采，刨开地表的土层，下边就是白净白净的细沙，潮乎乎，细绵绵的。我们把砂子沿着铁道线两旁堆成一个个的小沙丘，不论是晴天、雨天，白天、黑夜，也不论上工和休息，只要火车一到，随着队长的哨音，人们立刻跑到车皮跟前，抓紧时间尽快装车。此刻你只能听到铁锨和沙子的磨擦声，和人们不停地喘着粗气的声音；看不到一个磨洋工或不肯出力的人，因为这次来的人，事先都经过精心挑选，一律是以往劳动表现较好，体质较强的人。场领导特别强调：这是我们劳动改造，立功赎罪，重新做人的一次重大考验。这次我们干的活是有关国防的保密工程，是非常光荣的，劳动中表现得好，就有摘帽的希望。

讲这话的是农场的刘场长，一位陕北老干部，文化不高，表情严肃，据传他曾是刘志丹部下。他的一口陕北腔，讲的都是大白话。讲了半天，我们最关心的还是：摘掉“帽子”，解除劳教。但听的人心里也都明白，这些人能不能摘帽，解不解除劳教，实际上他说了不算。但不管怎么说，这仍像是黑夜里发出的一丝光亮，又像是迷途中的一条小径……

戈壁滩上挖之不绝，取之不尽沉睡了亿万年的白沙，如今却为我们这些资产阶级右派提供洗新革面，重新做人的机会，这大概是连造物者当初也不曾预料到的，我佛慈悲，功德无量！

为了表现自己，提高功效，我特意找了一把又宽又深又大专门用途的特号铁锨，比普通的要多铲一倍多，这样每次装车，我们那节车厢总是第一个冒尖，最早装完。

日日夜夜，斗转星移。白天戈壁滩上烈日如火龙一般，身上曝起了一层又一层的痂皮；转瞬间倾盆大雨，浑身淋透，活赛一只只落汤鸡，午夜和凌晨，寒气逼人，我们却挥汗如雨。我们是为解放军的国防工程劳动。为此我当时颇有一种自豪感，一种使命感，虽然我是顶着右派帽子，接受劳动教养，但是，我却觉得我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干的活是为国家的国防效力，同时也是在为自己将功折罪。

有一天中午，装完车回帐篷休息。我趁机溜出了帐篷，穿过公路向堡子走去。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有时是那么的巧合。清水堡这个小镇子属酒泉县河东区六乡二队。一九五一年的冬天，我恰好在这里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还曾经是这个队土改工作组的组长。现在的采沙场正好在堡子对面的滩上，中间仅隔着一条公路。我非常熟悉那个土堡子，这个堡子就是清水堡，是兰新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叫清水车站。

我走进堡子，与五一年的样子几乎没有变化。一条贯穿整个堡子的小街，当年的小药铺，小杂货店都还是老样子 。我走进一条小巷的西头，眼前一座非常熟悉的农家小院，我轻轻推开大门进到院里。土改时我在这座院子里住了半年多，这家的主人，是个叫雷华云的贫农。

院里静悄悄，我一进院子就喊：

“雷华云！”

从西屋出来一位中年妇女，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赶忙叫：“雷嫂！”

雷嫂穿着一件蓝粗布大衿上衣，比当年显得苍老了。当年我住在他家时，雷华云的老父、老母，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弟弟。这一家人都是老老实实、憨憨厚厚的庄稼人，只有很少的土地，土改定成份时划为贫农。土改后期他家分的胜利果实，是一匹青骡子。记得雷老汉从场上牵回那匹大青骡子的时候，笑得合不拢嘴，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

雷嫂呆呆地站在那里，一时认不出我来，眯着眼瞧了又瞧，一脸茫然的神色。我笑了笑说：

“雷嫂，不认识我了？我是土改的公（钟）组长呵！”酒泉人把“钟”都念成“公”。她听出了我的声音，急忙返回西屋，喊着：“他爸，“公”组长来了！”这时雷华云出来了，人变化不大，只是额头上添了几道皱纹， 显得老了些。土改那年他大约只有三十多岁，如今过了快十年，算起来也小五十了。夫妻俩见了我又惊又喜，一时不知说些啥好。

进到屋里，夫妇俩把我让到炕上坐下，雷嫂赶忙下到厨房张罗去了，我和雷华云在屋里喧话。我告诉老雷，我就在公路那边挖沙子，他一听就明白了，还是用土改那年的称呼对我说：

“‘公’组长，你咋了？犯错误了？”

“右派。眼下在夹边沟劳动。”我没敢说“劳教”。他不住地摇着头，叹着气，说：

“唉！怎么好人都犯错误？你犯的右派？”他大惑不解的问着。

“对，是右派。我说错了话。再别的没啥。”我让他放心，我不是犯的其它什么大法，免得让他担惊害怕。

就这样，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话，谈话中我知道了雷华云老父、老母都已经不在世了，小弟弟在酒泉一个单位当锅炉工。不一会儿，雷嫂端来一大盆刚蒸熟的热洋芋，她把盆放到小炕桌上，说：“‘公’组长，吃几个洋芋吧，家里没粮食……”。雷嫂满脸愧疚之色。

我一点也没有推辞做假，拿起烫手的洋芋连皮儿都不剥，一个接一个地吃着，吃得那么香，那么得劲，不一会儿，一盆热洋芋就吃得盆底朝天，一个不剩了。

“唉！‘公’组长，今年不行了，分不上粮食，家家都没得吃，顿顿麸皮糊糊，掺些野菜，洋芋都省着吃。没经过这年月呀！这可是咋闹的？”雷嫂向我诉着苦，就像当年土改时诉地主剥削穷人的苦一样。

“‘公’组长，我们庄户人心里都明白，人们都说，当右派的都是好人，不是好人当不了右派。我们心里亮清着呢！”雷华云轻轻地凑近我说。

我该回去了。临出门，雷嫂塞给我一个小旧布口袋儿，我用手掐了掐，软呼呼的，好象是些炒面，还有其它的，我羞赧地接了过来，连声称谢。夫妇俩一直把我送到公路边，看着我穿过公路向滩上那一排白帐篷走去。很远了，我回头看时，他二人还定定地站在路边向我招手。

回到帐篷，我坐在地铺上，悄悄打开了旧布包，里面装的是粮食麸皮，掂了掂大约有二斤，还有一些晒干的小萝卜和干菜。

此时，我不由地回想起，土改那阵子，我在大庙里向堡子的农民宣讲着土改后农村将要发生的变化和今后农民的幸福生活。我说道：“咱们农民现在有了自己的土地，今后永不再受地主剥削了！我们要过幸福生活了！今后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种田开的拖拉机，收麦用的收割机，共产主义天堂离我们不远了！”我越讲越兴奋，老乡们越听越高兴……

当地农民一般的饭食是糜子米、洋芋和面条煮成一锅饭，就着炒洋芋粉条菜，酸菜，萝卜。我们当时就是吃的这样的饭。偶尔雷华云的老爹还叫媳妇给我炒两个鸡蛋。

时光似箭，日月如梭，八年过去了。这里广大群众的生活每况愈下，连土改前那糜面面条、洋芋都吃不上了，如今成了国家主人的贫下中农，家里没有一点点白面，没有一撮撮黄米，连最普通的洋芋都要省着吃。我当初给他们描绘的那一幅幅幸福辉煌的远景如今在哪儿？它活动在电影的屏幕上，停留在人们的额头上。祖祖辈辈种田的庄稼户如今没有吃的，而我却从当年领导当地农民翻身闹解放、土改分田地的工作组长，成为如今的阶下囚、劳教犯。此时此刻我与雷华云的重逢，这究竟是命运的不幸遭遇，还是造物主的有意安排？后来我才知道，就在那年党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些真实情况的彭老总，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由于找到了雷华云，以后天津家中就把信和包裹都寄到他那里，再由他转给我，这样又快又省去了许多麻烦。

听队里的人说，离此不远的地方有块瓜地，卖瓜的老乡允许随便挑，价钱也挺便宜。一天傍晚我们几个人结伴，穿过公路，来到了在一块高坡上的西瓜地。地边有一个临时搭的小土棚。走近一看，果然地里结了许多绿皮西瓜。一个身材粗壮高个子的瓜地主人从小土棚里走出来，看到一伙人来买瓜，显得很高兴的样子，忙向我们介绍这瓜是旱地、沙瓤，十分的甜，真是应了人们常说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在我们挑瓜的时候，这位老乡不时地看着我，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神情。等大家挑好了瓜过了秤之后，他先收了那几个人的钱，把他们打发走了，就凑到我跟前，拉住我的手，问道：

“你是‘公’组长吧？”他又粗又壮的手紧紧地攥住我的手。这时我向他的脸上望去，心中已肯定他是当地的人，要不然他不会这样称呼我的。我努力从往日的记忆中搜索，终于想起来他是村东头的人，大概姓杨。于是我试探地问道：

“哦，你是不是东头的老杨同志？”

“是呵，就是我。你刚才一说话，我就听出是你的声音，我猜的一点不错。‘公’组长，你怎么……”老杨激动地说。这时他转身从棚子里拿出一把长长的西瓜刀，又顺手抱起一个大瓜，用两个手指敲了敲，放在耳朵边上听了听，才把瓜放到地上的小木板上，切成均匀的小块，双手捧着递给我：

“‘公‘组长，你吃，往饱里吃！”

我接过瓜，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吃着，不光觉得嘴上甜，心里更觉着甜丝丝的，充满了一种无法描述的欣慰感：一位农民，在七八年之后，还能记得起我，而且如此热情地对待我，我心里怎能不感动呢！

接着，老杨很带感情的，又很无奈地表达了他对我此刻境遇的同情之心。他说：“你们都做了啥了吗？还不是想着为我们贫下中农做些好事吗？唉……。‘公‘组长，土改的时候你对我们乡里人就像一家人一样，说的话，办的事，全是为了我们贫下中农，咋的一下子就……？！唉，真个没法说啊……”

“老杨，你们家的日子过得还好吗？”我一边吃着瓜，一边关心地问他。

“唉，不能提！说不成了！‘公‘组长，现今这个日子还不如土改那时节。眼下全队没有一家吃饱肚子的。”他说这话的时候，下意识地向周围望了望，生怕跟前有人听见。

“刚才那帮人在，我没认你。以后下了工你就来。别的没有，瓜往饱里吃。”他见我把瓜快吃完了，起身又要去切瓜，我忙止住了他，说：

“别切了，我已经吃得饱饱的了。谢谢你。”

临走前，老杨又替我挑了两个大个的，硬是不收钱。最后我只得把钱扔在小木板上，抱着瓜匆匆离开。

清水车站有家私人开的小饭铺，专卖两角钱二两粮票一碗的汤面条。我经常偷偷地以最快的速度跑到那里吃汤面。同时车站里还有一个铁路职工食堂，有时我也到这个内部食堂买饭。为了不被看出破绽，每次去那里买饭，都要换上干净一点的工作服，装作铁路工人模样。有次我去买饭，卖饭的师傅觉得有点面生，有意无意地问我：

“哪儿来的？”

我灵机一动，随口答道：

“哦……火车头体协的。”于是买了几个馍急急溜回工地。就像个绺窃犯一旦钱包到手，迅速逃离现场。一个堂堂的大记者，为了买个馒头，如此鬼鬼祟祟、冒充内部职工，虽算不上招摇撞骗，也确实够悲哀的了。

在清水这一阶段的伙食实在是糟透了。每天照例都是带皮的黄糜子面馍，和有稀稀拉拉几根菜的汤。没有几天，问题出来了——几乎所有的人都严重便秘，拉不下屎来。每当大便的时候，个个脸挣得通红，蹩得满头大汗，使出浑身的劲来，也许勉强拉出几截硬硬的干屎棒子来。尤其像我这样的患有严重痔疮的人，每解一次大手，就等于受一次酷刑，那个痛苦滋味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

有一天，我蹲在荒滩上解手，发现眼前有一张空香烟盒，背面还写着字。出于好奇，我随手拣了起来，上面写着：吃的硬面黄，喝的稀汤汤，拉的黄棒棒，日子赛天堂……。看到这里，我俨然一笑，没有多想什么，随手又丢在了地上。完全没想到，就这随手一丢，几乎给我带来一场大祸。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我正在起劲地刨土层，挖沙子。带队的袁队长走到我的跟前，找了块干净地方坐了下来，点着了烟，慢慢地吸着。我向他打了个招呼，依然忙着干活。

“你最近怎么样？”袁队长突如其来地问我。

“报告队长，我好着哩。”我说。

“不对吧！我看你思想包袱大着哩。”他直盯着我的脸，我看着他，一时如坠五里云中，不知他这话因何而起。我停下来，面对着他，辩白地说：

“袁队长，我没啥包袱啊。我挺好的。”

“不对。”他接着说道：“我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大概你也听说过。我在公安局破案子一向是十拿九稳。你心里有个啥我还能不知道？”

听他这几句话，我越发感到莫名其妙了。真不知道他干嘛要向我说这些话。也不知道对他的话该怎样回答才对。此时我心里拿定主意：一没违反场规和劳动纪律，也没干其它坏事，心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于是就索性一声不吭，只管低头干活。袁队长却一直坐在那里看着我，似乎想从我的反映里掏出点什么秘密来。一连几个钟头，他看我神色安详，表情自然，没有任何反常的地方，终于慢腾腾地走开了。

从此开始，我极其明显地感到，有人在秘密地监视着我。我的一言一行，一个微小的动作，都被人汇报到场部。与此同时，我的每封家信，都被打开封口，事先作了检查后才交给我。这种情况继续了相当一个时期，才逐渐平息了下去。又过了许久之后，我才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

经过三个多月的日夜苦战，栉风沐雨，终于胜利完成了全部采集沙子的任务。在我们即将返回农场时，一位解放军的首长给我们讲了话，对我们的劳动给予了很好的评价，说我们获得了改造的成果，为国防做出了贡献；鼓励我们更好地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争取重新做人。

这是很难得的评语。因为像我们这些人，你干的再好，上级也不敢轻易加以表扬。而部队这位首长，从良知上讲，他似乎觉得不讲是有失公正的。几个月来我们每天干着牛马活儿，吃着猪狗食。可以说，我们是在饥寒交迫中消耗着自己身体的热能，支撑着繁重的劳动。对于这样的表现，又该怎样去评价呢？

 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们这些“罪犯”们当时在完成多么艰巨而重要的国防任务。原来我们采的砂子是为建设我国第一个核武器和导弹试验发射基地所使用的。

二十多年后，当我再次来到嘉峪关、玉门、酒泉、清水时，不禁抚今追昔，感慨万端。我在嘉峪关抚摸着当年我亲手竖起的一根根水泥电杆；在清水我望着那已荒漠的一片黄土地，回想起那时的日日夜夜……

 

 

 

 

 

 

 

 

 

 

 

 

 

 

 

 

 

 

 

 

 

十七、夺“丰收” 日夜苦战

 

 

回到夹边沟没顾得上喘口气，就又被派去新添墩拔麦子。

新添墩是夹边沟农场的一个分场，这个分场大概有一千名上下的劳教“右派”。我在电台的同事邢鹤就在这个分场劳动。他原是电台文艺部的音乐组长，十三四岁就在河北老家参加了八路军，是个“三八”式的老干部。此人一直在部队文工队工作，拉的一手好二胡，笛子也吹得不错。五六十年代国内文艺界不少有名的领导、音乐家，都和他认识或者是他当年的战友，因此他也常以老革命自居。平时说话没有把门的，不管什么场合，有谁在场，想什么就说什么，什么话都敢说，其中有不少是“怪”话。一九五六年中央文化部在天津举行“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各省都派了演出团体参加会演。有一些代表团拿出的新节目较少，甚至还有解放战争前后的作品。于是他就在一次大会组织的座谈会上公开说：“有的节目演了多少年了，听的人耳朵都磨出膙子来了，还有个啥演头！”调到电台后，住在公家宿舍，总务上派人收房费，他就跟收费员开起玩笑：

“哎呀！共产党怎么尽收这些苛捐杂税！”

可到了反右时期，这些话就成了他的条条罪状。当然还有其它种种上纲上线的“反党”言论，经大会、小会一分析，就到了“恶毒之极”的程度了。他依仗自己是老革命，当然不服气，思想上对抗，言语行动上也蛮不在乎，公开扬言：看能把老子怎么样！

怎么样？对不起，电台组织决定并经上级批准，将邢鹤定为极右分子，按照党中央关于对右派分子处理的六条规定的第一条，予以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这一下老兄傻眼了，只有服服帖帖来到夹边沟接受“改造”。

在新添墩我又见到了邢老兄，他还是那个劲儿，一见面就跟我说：“咱（们）现在的待遇，还不如解放战争时期对待国民党的俘虏呢。”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不过这次可没敢大声嚷着说，而是悄悄地跟我咬耳根子，同时眼睛还不断地向四面扫着。看来“改造”得还是有点儿收获！

拔麦子的口号是：“苦战三昼夜，不丢一粒粮；麦子收不完，绝不下火线。”拔麦子这个活，有生以来我是头一回，当时真没把它放在眼里。心想来农场快一年了，咱什么苦活、累活没干过，哪样把咱这爷们给难住了！

就这样下到地里拔麦子。刚开始还行，一把一撮，速度蛮快的。时间不长，先是手生疼生疼，使不上劲；想直一下腰，哪知道腰又疼又酸，像断了似的，这才感到拔麦子的活并不轻松。怎么办？在这种时候，只有硬着头皮，咬紧牙关，豁出命地干。右手磨破了，就换左手，到后来手里攥着麦子一用力，就觉得钻心地痛，干脆就不敢用手去碰麦子了；站着腰疼得受不了，就蹲下拔，蹲的时间一长，我的老毛病痔疮又犯了，脱肛流血，只好趴在地上拔，那样子就像是在游泳，而且是蝶泳、蛙泳和自由泳全用上了。这样的姿势拔起麦子来，不光谈不上速度，而且特别吃力，有时手上稍一使劲儿，就啃一嘴巴泥。

天色渐渐地暗下来。而由我包干的这一块才刚刚拔了大约三分之一，急得我浑身冒虚汗。肚子也跟着捣起乱来，咕咕直叫。值日的给每人发了一个白面馍，一茶缸开水。还没吃完，小队长就扯着嗓子喊：“快点，快点干！五小队要争上游，插红旗，加油啊……”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就只得摸着黑，东一把、西一把地胡乱拔着。起先还听见其他人彼此断断续续的交谈声，和窸窸窣窣的拔麦子声，逐渐这些声音越来越小，直到听不见了。就这样人们在麦田里整夜不下“火线”，夺粮苦战。

不知什么时候，我趴在地上睡着了，也不知什么时候又醒了。浑身让露水打得湿漉漉的。醒了就继续拔，拔着拔着又睡着了……就这样，一连好几天吃在地里，睡在地里，没黑夜，没白天地夺“丰收”。

与此同时，敲着锣，打着鼓的喜报，一个接一个地传进人们的耳朵：

“×小队放出‘卫星’，创收麦最高记录……”

“×小队苦干加巧干，一天收麦××垧，放出火箭卫星……”

……，……

面对这样的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胡吹冒聊的“喜报”，各小队纷纷仿效，以至从早到晚捷报频传，喜讯不断。实际上是小队哄场部，场部哄分局，分局哄省厅……。正像老百姓传的顺口溜那样：工农兵学商，齐哄党中央。

 

 

 

 

 

 

十八、道德的危机

 

 

成天价除了累得要死的干活，就是吃饭、睡觉，就这样混混沌沌的，不知不觉我来到夹边沟农场已经整整一年了。那是一九五九年的十月。

离场部不远有个小卖部，是全场最为繁忙热闹的地方。这里经营的毛巾肥皂，脸盆茶缸 ，绒衣鞋帽，针头线脑，货架上“琳琅满目”，却很少有人问津。最畅销的物品是能解饱挡饥的饼干、点心。一到货，顷刻之间便被先得到消息、近水楼台的饿“狼”们抢购一空。除去饼干，糕点之外，纸烟也是畅销不衰的商品。小卖部卖的烟，大多是一毛四分钱一包的“嘉峪关牌”的便宜货。虽然吸起来又苦又呛，可是设想一下，当那些从早到晚不停挥舞着锄头、铁锨的人，当他们累得筋骨快散架的时候，一旦有几分钟喘息机会，吸上一支烟，得到一点缓解，那将是何等的享受与快慰！还有，当夜深人静，乡愁怀故齐上心头，辗转难眠之时，一支烟也是可以稍减满腹忧伤之情的吧！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个人买主一般也不会超过人民币三元钱。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凡是在夹边沟劳动的“教民”，无论穷富，进得农场之后，身上带的现金必须全部交给场部立折存放，每月能领取的最高限额是人民币三至五元。这又是为什么？其中寓意可谓深奥。据推测，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怕劳教者一旦钱多了，怀揣“巨”款逃之夭夭。倘若身无分文，即使逃了出去又何以苟活？

农场小卖部卖饼干了。这对在夹边沟挨饿的人们来说，也是一件不小的喜讯。我作为组织人，负责在小组里登记收钱，拿着钱把饼干整装的买回来，再按交钱的人数进行分发。分的时候所有登记交钱者现场监督，我就如同玩扑克发牌那样，按份数一片一片的分，以求绝对平均。以免发生你多了一块，他少了半块的纠纷。

上次买别的东西小组里收的钱，还剩下五元多，我把它很隐秘地压在了黄皮箱的底层，自忖很保险，而且放进去的时候旁边又没有其他人看见，现在正好可以拿出来买饼干。可是吃过晚饭，我打开箱子取钱的时候，却发现这五元多钱不翼而飞了。

五块多钱人民币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大概可以买七八斤饼干。再说是几个人的钱暂存我处，丢了不好说呀！于是我和几个人就开始猜测这件事最可能是谁干的。

我放钱的第二天，小组里的杨育才曾经因病没有出工，在宿舍搞卫生。这个人原是省建七公司的保卫干部，共产党员，来农场后各方面都表现积极，开批判会一般都是第一个发言，理论上有一套，嘴皮子也能说，根据这个人一贯的表现，应该不会做这种事。再下来的怀疑目标就是东北人小赵。他没家没业，从来没人给他寄包裹什么的，平日缺穿少盖，破衣罗索，一切全靠别人施舍。自己没钱买烟，就经常在口袋里装盒火柴，瞧见某人有从口袋里向外掏烟的动作，立刻凑上前去，划根火柴替别人点烟，借此讨只烟吸。根据大伙的分析，此人作案的嫌疑最大。

我俨然以小赵的“主子”的身份和口吻，很严肃地问他道：

“小赵，你自己说，我平时待你咋样？”

“好着哩。”他莫名其妙地看着我，用袖子抹着那永远都揩不净的鼻涕。

“哪回吃东西，抽烟，我不都是尽量照顾你？你怎么还拿我箱子里的钱？”

“我没有啊！钟哥，我要是拿了，让天打雷劈我，让我的手烂掉，让……”小赵气急败坏地赌咒发誓。

“你知道我箱子里的钱是谁拿了？”

“我怎么知道呢？反正我没拿。”

我知道这样是不会问出什么结果的。有人主张对小赵进行搜身，我想，他即使偷了钱肯定藏在某个地方，是绝不会装在身上的，算了吧！

其他几个等着吃饼干的人并不罢休。他们竟然怀疑是我把钱藏起来了，不依不饶向我索钱，我倒成了浑身长着嘴也说不清的“匿钱者”了。这件事闹得我们这几个人心里都很不痛快，互相别扭了好多天。

农场各小队的人经常调动，就是小组的人也不断调来调去。这大概也是改造单位的一种防范措施吧。有个原在我们五小队绰号叫“徐大炮”的，后来调到了另一小队。一天，我们在小卖部碰了面，他对我说：

“我告诉你，上回你丢的钱，就是大伙准备买饼干的那个钱，你知道是谁偷的吗？”

“是谁？”我急切地问。

“杨育才。”

“啊？杨育才？”这大出我的意外。那次丢钱的事，几乎把全宿舍的人都排查过来了，对他也不是没想过，但是杨育才平时确实表现很积极，人也显得正派，犯错误之前又是党员、人事干部，大家无论如何也没有过多怀疑他干那种事。于是我又问“大炮”：

“你咋知道的？”

“是他自己交代的。他从五队调到一队，偷人家东西给抓住了，队里开批斗会，斗得好凶呵！问他偷了多少次，都偷了什么？他交代了在五小队，有一天有病，医生开了假条，他没有出工，在家里搞卫生，趁着室内没有人，就翻了你的皮箱，偷走了你的钱……”徐“大炮”说得明明白白，与事实一点不差。不愧是大炮，心直口快，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我。

“原来是他干的！让我们还把小赵好冤枉了一阵子。谢谢你了。”我说道。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到一队找到了杨育才，他一见是我立即现出十分尴尬的样子，怕我大吵大嚷使他再丢面子，赶忙把我拉到僻静处，连连向我鞠躬，不住地向我道歉。他叫我等一会儿，转身跑进房子里，不一会儿拿出一双崭新的球鞋，塞到我手里，说：

“老钟，实在对不起你，让你背了黑锅。我知道那钱是你们几个人的，这双鞋你拿去，算是我赔给你们的。千万别叫我再丢人了，求求你了！……”

看他那可怜兮兮的样子，我也不忍心再难为他了。心想：杀人不过头点地。既然他已经认错了，就不要再有理不让人。他毕竟是因为饥饿难忍才那样做的，古人说：“衣食足而后知廉耻”嘛！再说，在那种环境下像杨育才这样做错了事还知道羞耻的人，也不是很多，得让人时且让人吧！

回到宿舍，我向那几个人说了刚才的情况，大家也都心里亮清了。这件事算是有了个完满的结局。

 

 

 

 

 

 

 

 

 

 

 

 

 

 

 

 

 

 

 

 

 

 

 

 

 

十九、黑河子寒冬采石

 

 

农业的活，可以用一句不太雅的歇后语来形容，叫做“西瓜皮擦屁股——没完没了”。而在劳教农场，那就更是如此了。要不然怎能称之为“劳动教养”呢！

完成采沙任务刚返回农场没几天，我们就又接受了到酒泉黑河子为解放军国防工程采集石子的任务。

黑河子在离酒泉不远的戈壁荒滩上。我们把帐篷搭在铁路专用线附近不远的地方。全队分为七个作业组，每组七个人，六个人抬三副筐来回把石子运上车，一个人负责在地面装筐。劳动时间没有规定，不论白天黑夜，只要火车车皮一到，就立刻装车。

装石头用的是载重六十吨的带蓬“闷罐”，中间的车门离地有一米多高，要斜着搭上木板，抬筐的人才能顺着木板进入车厢，卸下石子。这个活白天还好，要是遇到夜间装车，黑灯瞎火，走在木板上，一脚踏空，就连人带筐翻倒在车下，因此要求每对抬筐运输的人要协调一致，踏上步子，相互关照，密切配合。可是我们这些人都是在单位蒙冤受屈，到农场挨骂受罪，随时受着管教人员的呵斥，终日的苦役累得要死，哪个人心里不是憋着一肚子的委屈，满腔的怒气？于是说起话来都像是子弹在膛，一触即发，随时都可能发生打架斗殴；或者“君子动口不动手”，指桑骂槐，鸡啄鹅斗。在这种环境氛围和心态中还讲什么关照、配合！

在我身上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天晚上睡觉，刚把被窝暖热乎，一声哨响：“起来装车。”大家心里虽是一百个恼火，也只得乖乖地爬起来。

在寒风凛冽中，我和四川小伙郭旦旦小声地喊着号子，快速地忙着装车。突然身后有根硬木扁担砸在了我的头上。正当我要发作时，回头一看是我的老乡高寿慈，此人日常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文质彬彬，不苟言笑，来此之前听说是兰州某工程设计院的技术人员。我认为他不会是有意的，于是马上缓和了下来，继续干活。不料当我第二次转身时，头上又重重地挨了一扁担。回头一看，又是高寿慈。这次我认定原来他是故意用扁担打我的。于是下定决心回敬他一番。

我不动声色地走到他的面前，捏紧拳头，铆足了劲，猛的迎面一击，将他打了个仰面朝天，我又顺势连踢带打，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大打出手，并且还以胜利告终，好使我得意了一番。

说起来我与高寿慈这次冲突，是事出有因的：

在农场时，五小队开会，我是队里的小组长，又是负责宣传的，碰到开会一冷场，我总是装装样子，带头发言，应付应付场面。那次开会我就又打了头炮，我说有人干活磨磨蹭蹭，不卖劲儿，这咋能改造好呢？其实我说这话只是泛泛而谈，并无具体目标，当然也不是针对高寿慈。可老高却多心了，呼地站了起来冲我嚷道：

“我说，你积极，明天摘帽没问题。嘛玩艺儿！”

“高寿慈，你说谁？！”我也不示弱，把嗓门拔得老高。

“说谁？说的就是你！干嘛？走，咱外边去！”高寿慈向我“叫阵”，边说边捋着袖子，准备和我大打一通。

“高寿慈，你，站起来！”主持开会的小队长出面了。小队长姓左，是个铁路工人，平时总是穿一身蓝色铁路服，铁路大沿帽，个头不高，但很粗壮，嗓门也特大。经他这么一吼，姓高的乖乖地站了起来……

“高寿慈，你要干啥？这是开会，你知道不？人家在会上发言，一没指你的名，二没道你的姓，你凭啥出来‘拔桩’？啊！？我看呐，藏奸耍滑、磨洋工，你就是头一个！”

左小队长这一顿收拾之后，高寿慈再也没敢吭声，事情就此了啦。没想到他竟然小肚鸡肠，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于是引发了我们之间的一出全武行。

打架斗殴在这里虽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一旦闹大了，或者被抓了典型，难免会轻则挨批，重了受处分。为此我也有些担心。谁知管教干部只是向小队长问了问情况，啥也没说，就没事儿了。我想，这跟当时我们的具体情况有关：每天装车的任务十分繁重；而伙食又那么差，吃不饱。应该说我们是遇上了一个较好的管教干部。

在劳改、劳教场合，碰上一个通情达理，对我们这种人态度好一点的管理人员（通常称呼队长），都是一件难得的幸运。当时管我们的那位管教干部，不知是天生的好心人，还是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对待我们很平和，很少像有的队长那样，患有“虐待狂”症，专以厉声斥责，侮辱他人为乐事。一般不出什么大错，他很少跟我们这些人过不去。此外对我们的生活也比较关心，常常亲自下到伙房了解情况，嘱咐炊事人员尽量设法多弄些菜，掺到糊糊里，让大家多吃到一点；劳动时间长了，就让大家稍休息一会儿，喘口气。所有这些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已经很不简单了。我们对他还是满怀着尊敬和感激之情的。

一九五九年秋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前夕，报纸上登出了中央关于特赦战争罪犯的消息，在夹边沟这个与外界基本隔绝的劳教营里，激起极大的反响。那些终日在饥寒交迫与出头无望中苦苦挣扎的人们，在那寥寥的字里行间，凭着他们灵敏的政治嗅觉，敏锐的头脑分析，看到了一丝光明，感到了一线希望……

有盼头了！……快了！……快了！……

也许就是这个十分渺茫的希望，仅仅从第六感觉中隐隐约约意识到的东西，给了我无限的力量，使我在劳动中比过去更加卖力，更加坚定了自己“改造”的信心。每天收工回来，我顾不上休息，就忙着在油灯下写当天的喜报，底稿打好了，再用毛笔抄写在一张大红纸上，送到场部。等干完这些回到宿舍的时候，其他人早已鼾声大作，进入梦乡了。

 

 

 

 

 

 

 

 

 

 

 

 

 

二十、无妄之灾

 

 

一天，傍晚时分，隐隐约约地听到了远处机器马达的声响。我从屋内那扇破窗子的缝隙中向外望去，只见远处有两道橙色的光亮在闪动，慢慢地朝着我们这个方向移动着。终于看清是一辆吉普车开过来了。我放下了笔，好奇地走出土屋，想看看是什么大人物来了，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消息……。

 

吉普车在队部门前停住了，两个身着警察服装，头戴大沿帽的公安人员走下车来，径直进了队部挂着门帘的木板房。

 

我转身回到了土屋，提起笔来继续写当天的“喜报”。大红纸已经写了大半张，思谋着再凑它几句把纸写满就可以交差了。正当此时，管教干部走了进来，叫了我的名字，说：

 

“你跟我来一下。”

 

我随他走进了队部。我看到农场袁队长坐在迎面靠墙的木凳上，刚才从车上下来的那两个公安人员坐在靠近火炉的长板凳上。袁队长对着我说：

 

“叫你来是有几个问题，你要向这两位同志老老实实地交代。听见了没有？”他说话的声音里带着怕人的严厉。

 

我思想上毫无准备，一下子懵住了。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一时不知所措。刚才我还幻想着来的人给我们带来令人喜悦的好消息，谁知他们却是冲我而来，让我交代什么问题的。此刻，我木呆呆地站在那里，头上渗出了冷汗，心怦怦地跳，不知又有什么大祸临到我的头上。

 

一个公安人员指了指 我面前的一个小木凳，说：

 

“你坐下，好好地交代问题。”

 

我神情惶惑机械地点了点头，迟迟疑疑地坐下了。

 

“你在单位上做什么工作的？”

 

“当记者，也搞过编辑。”

 

“那你一定很懂文学了？”

 

“我只是喜欢，从小就喜欢读文学作品。”

 

“也喜欢诗吗？”

 

“也喜欢。”

 

“都是哪些方面的？”另一个公安人员插话问我。

 

听他们提这样的问题，很出乎我的意外。于是我回答：

 

“哦，中国古代唐诗宋词，‘五四’以来的白话诗，近年来发表的新诗和苏联著名诗人的一些作品，譬如马雅可夫斯基的《好》，还有……”

 

“什么‘鸡’？”那位公安人员好像根本没听懂我的话。

 

“马雅可夫斯基。他是苏联一位很有名的诗人作家。”我不敢笑出来，向他小声解释着。

 

“都是什么内容的？”

 

“是歌颂苏联伟大‘十月’革命的。”

 

“你有这本书吗？”

 

“家里有。来农场的时候没带来。不过我还记得几段……”

 

“那好，你把你记下的给我们背两段。”

 

于是，我站了起来，轻轻咳了一下，挺了挺胸，抬起了头：

 

我

 

赞美

 

我的祖国

 

更

 

三倍地

 

赞美

 

她的将来！

 

……  ……

 

我全神贯注，铿锵有力地朗诵，声音回荡整个房间。此刻我完全忘掉了自己是在接受审讯，是一个‘右派分子在公安人员面前交代问题……，我仿佛回到了电台的大演播室，正在录制国庆晚会的特别节目。

 

很快，在他们的命令下我停了下来。
    “……你到夹边沟都写过哪些诗？”审讯回到了正题，一个公安单刀直入突然发问。

 

“没写过。我只写过生产简报，还有喜报……”我平静地实话实说。

 

“比方说打油诗、三句半，带点儿讽刺、挖苦、不满情绪的？”公安人员运用审讯手段，对我进一步诱导启发。

 

“没写过。”

 

突然，桌子被用力拍了一下，袁队长声色俱厉地对我吼叫起来：

 

“你听着，还记得吗？夏天在清水挖沙子，我就点了你一下，你不要心存侥幸，认为没事了。你要放明白，你写的反动诗证据就在公安机关手里……”

 

我猛然想起，在清水采沙劳动时，一天他阴阳怪气地说我思想背了大包袱，当时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此刻我都明白了。原来不知什么人把那张写着打油诗的烟盒纸交到了管教队长处。在当时严酷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下，那几行文字被看成“反动标语”似的东西，我这个当过记者，舞文弄墨的人，当然的成了他们怀疑审查的对象。而我面对这一切，心迹坦荡，磊磊落落，问心无愧，有何惧哉！想到此，我反倒不像刚进门时那么忐忑不安了。

 

“我虽然犯了错误，但我对党，对社会主义是热爱和拥护的。到农场接受改造，各方面的表现，农场领导、大队、小队都可以证明，我是积极劳动，接受改造的。”我心平气和地解释着。

 

“那是装的。是反革命一贯使用的手法。告诉你，证据就在我的公文包里。要不要拿出来让你看看？！”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不清那人的面孔，从声音上可以判断是个很凶狠的家伙。

 

我沉默不语，以示反抗。

 

另一人用稍加缓和的口气，说：

 

“我们是想让你自己坦白出来，这样可以得到从宽处理。你要想明白，一旦我们把证据拿出来，可就别怪我们没向你交代过政策。抗拒从严！你好好想想……。”

 

我越听心里越有底。有证据，那好，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证据。

 

“报告队长，我当过记者，懂党的政策。我们的肃反政策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对吧？”我有点反攻的味道。

 

“可是，我们不会放过你。你写的反标就在我们手里。”

 

“那请您们拿出来，看看究竟是不是我写的。我现在可以报告政府：我没有干过坏事，绝不可能有我的什么‘罪证’。”我毫无怯意，斩钉截铁。

 

两个公安人员相互对视了一下，其中一个轻轻地点点头，然后打开公文包，从包里抽出一张小纸片，放在了我的面前，厉声说道：

 

“你看！这就是你写的反标罪证！”

 

我拿起了那张纸片，看到上面歪歪扭扭横写着几行字。正是我在清水解手时拣到的那张烟盒纸上写的那几行话的抄件。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它读出来，这时候，我发现屋里的两个管教干部和那两个公安，都目不转睛地审视着我，看我的反应。念完之后，我泰然自若的把纸条放在桌子上，脸上带着一点儿不易被人察觉的嘲讽笑容，反问他们：

 

“这是我写的反标证据吗？”说这话时，故意突出了“我”字。

 

“怎么，你不承认？”

 

“我请组织进行一下鉴定，问题自然就一清二楚了。”我刚说到这儿，一个公安人员急不可待地问我：

 

“你说，怎么个鉴定法？”

 

“现在科学这么发达，用专门的仪器或是请个专家，查对一下笔迹不就行了！现在我明白了，你们叫我来交代问题，就是怀疑这个纸条是我写的，对不？现在，我坦白地说一句，它不是我写的。我在清水解大手时，就发现过一张用纸烟盒写的内容差不多的歪诗，当时我还把这情况向闫队长汇报过，你们可以问问他。”

 

这时，几个人都像泄了气的皮球，面面相觑。其中一个公安拉着袁队长出去了，大概是商量什么事吧！此刻屋里一片沉寂，只听见屋外的风声在不停地吼着。

 

过了一会儿，那两个人进屋来，袁队长向我说：

 

“你先回去，今天是办案的同志向你了解了解情况。回去以后还好好劳动，安心改造，听清了吗？”口气大为和缓，不像先前那么严厉了。

 

我不卑不亢地点了点头，从从容容地走出部队。过了一会儿，我听见那辆吉普车渐渐远去的声音……。我坐在小木凳上，心乱如麻，心想，人已经落到这步田地，又碰上这样的麻烦，这世道怎么这样不公平？

 

……  ……

 

旧历腊月三十，除夕之夜，大雪纷飞，戈壁滩白茫茫的一片。几个小时之后，就是我来到夹边沟的第二个春节。

 

长期挣扎在苦役、饥饿和精神压力下的人们，已经不再把过年怎样改善生活，吃什么喝什么作为言谈的话题和渴望的目的。房子里有人在缝补千疮百孔的破劳动服，有人在利用这宝贵的休息时间给家人写信；火炉旁边几个人一边烤火，一边在轻轻谈论着，还有几个人靠在自己的被子上，两眼望着房顶，呆呆地想着什么……。

 

古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而此刻我是那么地想念我的父母，我的妻子和几个年幼的儿女。我恨不得立刻奔向火车站，登上东去的列车，回去看看我年迈的父母，拥抱我心爱的娇妻，亲吻我心疼的儿女。于是我的心在剧烈的跳动，一股股血脉向脑袋上涌，全身在颤抖着……，我急忙走出房子，为的是借助室外的寒风把自己冷静下来。

 

站在雪地中，迎着飘飞的大雪，忽然想起京剧《林冲夜奔》的场景：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被高俅陷害，刺配沧州，沦为草料场的一名军卒。他身披蓑衣，枪挑酒葫芦，行进在大雪茫茫中。他悲怆满怀，叹出了奸权当道，人世不平，空怀报国，难酬壮志的激愤心情。而我此刻的遭遇不就是当年的林冲吗！

 

面对无边无际的苍穹，极目远望，祁连山影影绰绰。雪越下越大，鹅毛似的雪片飘落在身上，我开始朗诵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久久地，我沉浸在一片遐想之中。忽然有谁把一件老羊皮大氅披在了我的肩上，同时一只手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头。回过头来，原来是那位一向待人和善的管教队长，他轻轻地说：“这么大的雪，小心冻病了！快回去吧。”

 

我点了点头，心中一股暖流化作热泪滚滚而出，感念人间真情无处不在处处在。

 

 

 

 

 

 

 

 

 

 

 

廿一、万不得已打出“记者”牌

 

 

“农场要搬迁了！”

 

这消息像一股旋风，席卷着农场的每个角落，把每个人都搅得惶惶不安。所有的人都谈论着有关搬迁的话题。但谁也说不清此事是好耶，抑还是坏耶？

 

有的人说，这回可要搬出这荒沟沟了；也有人说，甭想好事，好事轮不到劳教农场。更多的人则认为：不管是好，是坏，是忧，是喜，都不是我们这群人能管得了的，还是听天由命吧！

 

消息很快得到了证实。一九六○年的秋天，夹边沟农场正式奉命搬迁，新的农场地点在高台县的一个叫明水的地方。据说，那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土地肥沃，阡陌纵横，种什么都丰收。还说，那里秋天长出的谷穗如同狼尾巴一般，又粗又长。

 

根据场部的命令，每个人都打好行李，用布条写上自己所属的小队、姓名，绑在行李上，由场部统一装车运输，人员则是编队徒步行军。

 

出发了。我们这些人走在路上，堪称天下一绝。穿着是五颜六色，破烂不堪，有的人冬天来得早，棉绒缠腰，有的人夏意未消，单衣贴身。“二八月，乱穿衣”，到此可谓观止。每个人身上都挂着大小不等的缸缸盆盆，那是必不可少的吃饭工具。由于长期饥饿和严重营养不足，走起路来都是摇摇晃晃，跌跌撞撞，疏密无序，绵延数十里。这一队逃难大军，穿过荒芜的戈壁，走过零落的村社，越过黄叶落尽的白杨树林，翻过一道又一道的山谷沟壑，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和着缸缸盆盆的撞击声，蹒跚而行……

 

“嘟……”一声哨响，传来了就地休息的命令。于是这群战场俘虏一般的队伍一下子全都齐刷刷、直溜溜地躺在了路边上。不少人头一挨地就打起了呼噜。

 

我们小队走进一个不知名的村子里，接到命令：就地休息，勿乱走动。于是大伙就地而坐，有的卷烟抽起了“穷人抬头”，有的倚墙根闭目养神；有的转转悠悠去了厕所，我也趁机以上厕所为名，转进了荒僻的村子里。那时我已是饥饿难忍，很想找到一些可充饥的东西。这个村子没有几户人家，我转来转去，竟然连一个老乡都没碰到。有的人家门户紧闭，我也不敢贸然叫门，结果一无所获，怏怏而归。

 

可是，当我回到原来休息的地方时，发觉小队的人已然离去。这一下我傻了眼，怎么办呢？我焦急地想打听打听，可是前后左右连个人影子都不见。我又不辨方向，情急之下，只得根据来的路径，猜测着顺着一条路急忙走出村子。我心里着急，越走越快，但无论怎样追赶，始终看不到队伍的影子。

 

天，暗下来了。我深一脚浅一脚地继续追赶着，也不知走了好远。我自艾自怨，悔不该离队乱转，闹得如此狼狈不堪。在那昏暗的夜晚，一个人漫无目标踉跄而行，象一个鬼魂在荒野中游荡。

 

突然，我发现远处有一束灯光在闪烁，于是我就向灯光的方向疾步走去。临到跟前，才看清这里是一个人民公社大队的公共食堂。两个看样子是炊事员的正在说闲话，他们看见我那失魂落魄的样子，其中一个问我：

 

“你是做什么的？”

 

“我……我是省广播电台的记者，我迷路了。”我结结巴巴地编着谎话。这时我看见锅台上一口大锅正在冒着热气。跑了快一整天，我又乏又饿，肚子咕咕叫个不停。

 

“你咋迷路了？另一个人又问我。

 

“我和另外一个记者从清水到高台采访，那个人不见了，我又走错了路……，”我现编现想，回答得有些前言不搭后语。

 

为了显示我说的是真话，我故意装作自然大方，坐在一条长凳上，掏出预先裁好的报纸条卷起烟抽。此时，我的心安定了许多，有了这个落脚点，就不怕今夜在荒滩上叫狼给吃了。

 

“还没吃饭吧？”

 

我点了点头，眼睛一直盯着冒气的大锅。于是，一个老乡拿了个大黑磁碗，给我满满地盛了一大碗豆面糊糊，里面还掺和着不少的干菜，我赶忙上前接了过来，说了声谢谢，就急急忙忙地往嘴里灌，吃完了再盛，吃完了又再盛，这样一连吃了三大碗，才喘了一口气，觉得肚子里有了底了。给我盛饭的老乡见我终于放下了碗，对我说：

 

“同志，你知道不？今晚你吃了三个人的定量啊！”

 

当他们要我付钱和粮票的时候，我不得不现出一副尴尬的样子，假说钱和粮票都在走失了的那人身上。两个人得知我一无所有，脸上顿时露出受骗的表情，再不与我搭讪了。而我在琢磨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想，这俩人都是本地老乡，没有出过远门，一定很想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于是我卷了两只烟，分别递给了他们，趁机打开了我的“话匣子”，鼓起我三寸不烂之舌，使出浑身的解数，向二人大“侃”我的所见所闻。什么北京从东到西的长安街一天走不到头，紫禁城内皇上住的房子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能远看四十里地，兰州的黄河铁桥是德国人修，保用一百年；外国人家家都有小卧车，坐在炕头上能看电影，等等等等……。大记者侃得天花乱坠，二老农听得目瞪口呆，连连赞叹我这个省上来的大“记者”见多识广，不比寻常。这样，不光打消了原先那种不愉快的气氛，还把我敬为上宾，邀我当晚与他们同榻而眠。

 

躺在那无铺无盖的土炕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心里想着，假如今天不编造这套谎话，干脆说明我是个掉队的劳教分子，那情况会是怎样？他们会给我三大碗豆面糊糊吗？会留我在这里住宿吗？

 

明天我将怎样继续“演出”？如果一旦露出马脚，被村上的干部押解到场部，那时我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越想越心乱如麻，越想越睡不着。

 

天大亮了。我看村里的男女老少，每人手里提着瓦罐或是磁盆，在伙房外面排着队，挨个进入伙房。出来时都端着冒热气的稀糊糊。门外的人不停地观察着别人盆碗中糊糊的稀稠，出来的人一面走着就开始呼噜呼噜地喝将起来。

 

这顿早饭，伙房的人再没给我三碗的特殊“优待”，而是跟其他社员一样：一碗稀稀的糊糊。

 

开过饭一会儿，来了一位村上的干部，对我反复地进行盘问。到了此时，我只得实话实说，交代自己原来是省电台的记者，现在在酒泉一个农场劳动。（我没敢提夹边沟这个恶名昭著的农场，也没敢说自己是“劳动教养”。）农场向高台搬迁，我在路上掉了队……。我这么一说，这个村干部一下子明白了我的身份，可能在我们这批“劳教”们到此之前，上级政府对他们都有所交代。但他没有歧视或者为难我，而是给我指明了该去的方向，叫我赶快去追赶。我感激地向他不住地道谢，然后顺着他手指的路疾步走去。

 

大约晌午时分，我走到一条小河边，看见河对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些帐篷，几缕炊烟冉冉飘向蔚蓝的天空。淌过小河，走近帐篷，终于找到了自己农场的人。不知是惊是喜，我一下子流出了眼泪。这时有几个人看见了我，都跑过来问长问短：

 

“哎呀！你去哪儿啦？”

 

“喂，我们还以为你跑了。怎么又回来了？”

 

“昨天你在哪儿吃的饭？”

 

人们七嘴八舌问个不休。当我说到昨晚吃了三大碗豆面糊糊的时候，他们都显得十分羡慕我的好运气。

 

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走进了农场场部的帐篷。几个管教干部见到我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这使我十分意外，因为我是做好了挨批受处分的思想准备的。

 

“我们的‘记者同志’！怎么回事，你跟我们说说……”袁队长带着揶揄的口吻笑眯眯地问我。

 

我便把事情的前后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哼！跟人家大队的人说，你是电台的记者，混着吃了人家的三碗饭，没钱给，你羞不羞？”刘场长这位陕北老干部，头一次面对面冲我发话。接着他又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念下书的人，脑子就是好使，道道儿多，哼！”

 

看到刘场长没怎么生气，心就放下了一大半。我一声不吭，只管低着头，默默地站在那里，听候对我的发落。

 

“昨晚上吃了那么多，现在不饿了吧！”袁队长进一步揶揄地问。

 

“饿。”我的声音低得不能再低了。

 

“你还不错。别人都说你逃跑了。这下你回来了，证明你还是愿意接受改造的。”刘场长对这件事作了肯定的结论。然后口气和缓地问道：“午饭没吃吧？这样吧，你去伙房，就说我说的，叫他们给你打饭。去吧！”

 

我向刘场长和其他几位管教弯了弯腰，转身出门，像是一名罪犯遇了大赦似的，出得门来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阿弥陀佛！

 

伙房的大刘，叫刘真基，是我的天津老乡。他原是省百货公司的干部，56年才到兰州的。一见了我，操着满口的天津话说：

 

“你小子，跟我们开的是嘛玩笑？今儿个一清早，场长就派我们哥儿几个抓你去了。到了黄石沟一打听，人家说嘛呢？说你一清早吃完了饭就追大伙去啦。”

 

哦！怪不得我一进场部，几个管教就挖苦我，叫我“记者同志”呢。并且还知道我吃了三大碗糊糊的事。我告诉大刘，是场长说的叫给我打饭。大刘叫我取来饭盆，给我满满的打了一饭盆的凉糊糊。那豆面的香气直往鼻子里钻，周围的人看见我打的饭又稠又多，羡慕的不得了。   

 

 

 

 

 

 

廿二、初到明水

 

 

甘肃人民历史上曾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高台，是酒泉以东的一个县。当年党领导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西路红军曾在这里与国民党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历史篇章。县城以北有个叫明水的地方，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处女地。荒凉的黄土地上，到处是干巴巴的石头。看不到一棵树，只有不多的芨芨草，在风中不停地抖动着，显示出它那顽强的生命力。这里没有人烟，没有房舍，不像在夹边沟那样，有成排成排的土屋，夏天可以遮雨，冬天可以御寒……。我们就要在这里白手起家，从头做起，战天斗地，建设自己的新家园。

 

我们这些人以小队为单位自己设法寻找住处。沟坎的洞穴，土崖的夹缝，全成了我们的“窝”。住洞穴的，根据洞穴的大小，大的可容三五人，小的只睡一二人。犹如上古荒蛮时代老祖先居住的那样；住崖缝的，则三二十人挤在一起，地上铺一些荒草，蜷缩而眠。夜晚从蒿草覆盖的缝隙处，可以看天上的明月，数穹宇的星星。

 

运行李的汽车来到了。人们蜂拥而上，挤成一堆，乱作一团。找到自己行李的人急忙往住处跑，以便提前挑个好些的铺位；没找到的，急得满头大汗，心似火烧。地上的行李东一摊，西一堆。我翻来复去，找了又找，却怎么也找不到我的行李包，那里面除了被褥之外，还有一件灰布面的皮大衣，两件风雨衣，其中一件是解放前夕我在青岛谋生时买的进口货，它双面两用，既是纯毛方格的春秋大衣，翻过来又是防水布的雨衣。这些就是我在夹边沟的主要家当，真的找不到了，今后我铺什么，盖什么，穿什么……。但无论怎样，我终究还是没有任何收获，向管教作了反映也毫无结果。幸亏从夹边沟出发时，我多留了个心眼，随身带了条美国货的军用毛毯，连铺带盖，御寒保暖。

 

明水的秋天，比夹边沟还要凄凉，还要萧瑟……。

 

农场干部带领各小队长，每天在这大片的荒地上划地块，分任务，搞定额，只等一切安排就绪，我们就可以兴建新的“夹边沟”式的农场了。

 

一九六○年，席卷全国的大饥荒，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最典型的体现。农场的伙食一天不如一天。一天两顿糊糊，盛在盆里稀得可以照人，当然也就用不着筷子、勺子，也省下了牙齿。吃饭时只需把嘴对着碗边，仰脖张嘴，往里面倒就可以了。这样的清汤寡水喝下肚去，过不了一会儿，化作一泡尿，就一无所有了。

 

古人云：“……饥寒起盗心。”在这里遭受苦役的熬煎，极度饥饿磨难的劳教“苦行僧”们，几乎每个人都写下过一页又一页不光彩的“作案记录”。

 

我们小队劳动的地方，不远处有一片当地老乡们种的谷子地。沉甸甸的谷穗在秋风的吹拂下摇摇曳曳。

 

有一天，快到中午时分，我饿得头昏眼花，心慌气短，头上不停地冒着虚汗。回头望着那片谷子地，心想，那谷穗也许能充饥。于是假装着去解手，钻进谷子地里，一把一把地捋着谷穗上的谷粒，带着谷子皮，满口满口地往嘴里塞着，嚼着，咽着，那味道是甜咝咝的带着点儿涩味。尽管连着皮，又是生的，但却止了饥，挡了饿。这样一连好几天，我都用同样的方法，钻到谷子地去偷谷粒吃。临走时还捋上一些装在口袋里，一边翻着地，一边吃着生谷粒。

 

该着我倒霉。那天正在我把一把谷粒往嘴里塞的当儿，突然身后有一只手，将我的手腕子紧紧攥住。回头一看，是场部一个叫赵来苟的管教。我猛的一惊，心想，这回可糟了。谁知这个赵管教只是瞪了我一眼，命令我把谷粒全掏出来扔了，说完转身就走了。我想，这个管教人倒挺好，没打没骂，只让我把谷子粒扔了就完事了。心中庆幸不已。

 

中午收工赶回小队后，拿着饭盆去排队打饭。轮到我的时候，伙食组长、天津大刘小声问我：

 

“喂，你为嘛事儿得罪赵队长啦？”

 

“没有呵。嘛事也没有呵。”我困惑地说。

 

“不对。刚才他来伙房说了，不让给你打饭。”

 

尽管我向大刘一再央求，他也不敢违抗赵队长的命令。此时我的心中简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怏怏地去找赵队长，向他当面认错求情。

 

我磨磨蹭蹭走到赵队长的房门前，犹豫了老半天，才轻轻地敲门。听到“进来”的声音，我推开门，看见赵队长正躺在土炕上抽着烟。
    “赵队长，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偷老乡的庄稼啦！求求你，让我去打饭吧！”说话时，我的眼泪都快要流了出来。

 

他似笑非笑地望着我，说：“好吧。你去叫伙房的人来一下。”

 

听他这么一说，我心中暗暗高兴。心想，一定是给伙房的人交代，让伙房给我打饭。于是快步走到伙房，大声地说：“赵队长让你们去个人，有事。”

 

伙房组长指派了一位小个子和我一起见了赵队长。赵队长叫我先出去等着。我走到屋外不远的墙根下站着，不知赵队长跟小个子说了几句什么，小个子扭身回了伙房。

 

过了一会儿，有两个人，一个空着手，另外一个手里提着一根捆行李用的绳子，二人边走边看了我一眼，进了赵队长的房间。接着，我听见赵队长叫着我的名字，大声说：

 

“进来！”

 

我一时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困惑地跨近了门。这时我突然感到气氛不对，容不得我再想什么，赵队长已经走到我面前，将我的双手反剪到背后，那两个人将绳子搭在了我的脖子上，一人一头从胳膊上向下紧紧地盘绕，盘到手腕子时扎了一个扣，最后将两个绳头穿过搭在脖子的绳子上，用力一拉，我的两只手就被高高地吊起在后背上。捆绑完毕，三下两下把我推出门外，命令我站在墙边，“不准走动一步”。

 

我像一座石雕像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

 

出工的哨声响了。一群一伙的人从我的面前走过，默默地看着我，没有任何表情。凡是来到夹边沟的人，对这种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当然，在他们的心里对此不会无动于衷，毫无反应的。有的人此刻会心潮翻滚，感慨万端；有的人会暗暗庆幸自己没有被抓到，躲开了一番灾难。

 

我被捆绑的两臂已经麻木，渐渐地失去了知觉。但我一声不吭，身体尽量挺直，把头高高昂起。

 

赵来苟睡眼惺松地从屋里出来，望了我一眼就走开了。又过了好大一会儿，那两个伙房的人来了，显然是得到了赵来苟的指示，给我松绑来的。他二人一面慢慢地解着绳子，一面告诉我：要一点一点地松开，松得快了人会受不了的，让我忍耐着疼痛。在松绑的当儿，我觉得两只胳膊像被同时扎进了千万只毒针，钻心的痛；又好像把我的两只胳膊从身上活活撕了下去，已经完全不是我的了。我喘着粗气，咬紧牙关，尽量不让自己发出痛苦的呻吟。我从内心里喊着：要挺住！要当个硬汉子！

 

松绑之后，两臂一阵比一阵痛的厉害。我已忘了原先的饥饿，代之以满腔的愤怒，就像一把火在内心熊熊燃烧！我浑身无力，拖着嶙峋瘦骨、疲惫不堪的身子，柱着铁锹上工去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遭受到的非人道的待遇。

 

晚上，我躺在洞穴里，回想着自己三十二年的人生经历……

 

1945年8月，我只有十七岁，因为家中生活困难辍了学，在天津一家日本人开的军需工厂做徒工，学做皮靴。“8·15”日本投降了，工厂也随之关门。我作为全厂工人推举的代表，出面向负责工厂的日本人交涉，给全厂工人发放“遣散金”。那时虽然我的年龄小，但面对日本厂主，却毫无畏惧，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寸步不让。我说着，翻译刘少杰向日本人翻译着。那个日本人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用凶狠的目光瞪着我。突然，他现出十分恼怒的样子，上前一把抓住了我的头发，嘴里骂着“巴嘎”，这时，我握紧了拳头，猛地一拳打在了日本人的脸上，打得他趔趔趄趄，倒退了好几步。

 

可是，十五年后的今天，在解放了十一年后的新中国，一个满腔热血参加了革命队伍，曾是共和国第一代电台记者的我，竟在这无法无天的荒滩上，遭受着人格的凌辱和野蛮的摧残。做人的尊严何在？世间的真理何存？

 

当年，日本人向我逞凶的时候，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敬以老拳。可是，当赵来苟这个中国人捆绑我的时候，我却不能有丝毫的反抗。敢怒不敢言，不，是不敢怒不敢言。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赵来苟这样的人就是天王老子，就是国法的代表，真理的化身。想与他论个高低，无疑于拿着鸡蛋去碰石头。不信吗？

 

1959年在酒泉，一天，农场召开公判大会，一个右派分子被五花大绑押在台上，所犯的罪名是“抗拒改造”，对向政府汇报他的错误的人“行凶报复”，于是就被“判处死刑”。接着押赴到离我们会场几十米的“刑场”，执行枪决。此前，我们既未听到此人犯罪的事实传闻，更未看到被报复者所受伤害或者被害而死的情况。所有人都清楚，这是一起“莫须有”的罪名，一场“杀鸡给猴子看的”表演。

 

想到这里，我抑制不住满眼的泪水，任眼泪一滴滴的从面颊上流着……

 

假如，假如我年迈的双亲亲眼目睹他们的儿子，仅仅因为饥饿难忍，偷了几粒农家谷子，就遭受如此五花大绑的酷刑时，该是怎样的心情！

 

假如，假如我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妻子，见到他的亲人身心受到这样的屈辱和摧残，岂不要撕心捩肺，痛断肝肠吗！

 

假如，假如我被捆绑疼痛难忍的惨状，让我的五个尚未成年的子女看到了，在他们哭喊着爸爸，一齐拥到我的面前，而我却连用手去抚摸一下他们的权力都被剥夺了的时候，会给他们稚弱的心灵造成何等痛楚的创伤！

 

假如，假如我当年那些“华大”的同窗好友，对照我在西行路上，豪情满怀，意气风发的神采，再看看我此刻被绳捆索绑，作为囚犯的凄惨形象，当作怎样的感想！

 

……  ……

 

事情过去好多年，我对这件事丝毫未曾忘怀，就像一棵芒刺扎在我的心头，随着血液的流动，时时刺痛着我的心。如果不是由于时间久远，如果不是因为国家法律关于犯罪追诉期的限制，我将一纸诉状，将赵来苟告上法庭，告他的目无法纪，乱施酷刑；告他个践踏国法，残害公民。

 

 后来我又一想，赵来苟原来只不过是个农村小青年，上过几天或者干脆没上过学，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就穿上了警服，当上了“管教干部”。一无文化，二不学习，根本不懂得如何根据党的政策对“人犯”进行教育，因此，打骂、体罚直至残酷虐待就是他唯一的工作方法。在他接受的教育里，我们这些人都是罪犯、专政的对象，而他则是“代表”党和专政机关专门整治我们这些人的。既然如此，当然可以在专政对象身上为所欲为，而且是越残酷、越凶狠，就越发表示自己阶级立场坚定，是革命的“左派”。由此看来，他既是极左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同时也是极左路线的可怜受害者。但愿他在后来的年月里能有所觉悟和提高，不再做那些不符合党和国家政策法律的错事、坏事。那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廿三、岌岌乎求生保命

 

 

在明水这个鲜为人知的荒僻之地，荒凉、闭塞、交通不便。稀稀落落地散居着的十多户人家，是不久前才从甘肃省中部贫困地区移民来到这里的。他们住的是十分简陋的土坯房，连个围墙都没有。这些移民的生活本来就很贫困，经过这两年的“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大折腾之后，看得出他们已是饥一顿、饱一顿，为每天的肚子难心着。

 

村社集体种的糜子已经收到了场上，一捆一捆码成大圆垛。夜晚，专门派遣几个青壮年社员，坐在临时搭建的草棚里值班守夜。草棚的外边那盏煤油桅灯发出的暗淡光亮，在寒风中闪烁着，陪伴着看场人站岗、放哨……

 

虽说尚未进入冬季，但这里的夜晚已是寒气袭人。此时，我和一个同伴从洞穴里爬了出来，摸索着奔向行动的目的地——堆着谷物的场上。接近场地的时候，我们像侦察兵执行任务那样，悄无声息地匍匐而行。待爬到谷子垛的跟前，耳朵里已经能够听到草棚内人们说话的声音。这是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二人都摒住呼吸，眯着眼睛，静静地观察着看场人的动静。这时，有两个人走出来，向四周看了看，没有发现什么，又转身进了草棚。

 

行动开始了。我弯着腰向前几步，伸手揪住了一捆谷子，轻轻地、一点一点地往身边挪动，终于，一个谷子捆到手了。此时，不知是神经过度紧张，还是“猎物”到手的惊喜，我的心扑通扑通，几乎冲到了嗓子眼儿。接着我把谷子捆掰成个“人”字形，让它“骑”在我的脖子上，然后猫着腰退着走，到一定距离之后，才站起身子，快步向一座小土崖下边走去。

 

土崖的下边像小峡谷，谷里有一个不小的洞穴。事先，我在洞里存放了一个搪瓷大号脸盆。进入洞穴，伸手不见五指。我在黑暗中用手摸索着，把捆子上带皮的谷穗一把一把捋到脸盆里，再把脸盆支在几块石头上，然后用火柴点燃枯草和捋净谷粒的禾秸，烘烧脸盆。当我听到盆里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时，就急不可待地抓起烫手的谷粒，不管生熟，大把大把地往口中填。就这样不多一会儿，谷光盆净，我用半生不熟带着外皮、发着涩味的谷粒塞满了肚皮。

 

我一直生长在大城市，不懂得什么是旱涝灾年，也不曾经历过战乱时期围城绝粮的饥饿场面。没见过灾民们吃草根、啃树皮、咽观音土的情景。但是，在高台明水，我亲眼看到了“劳教”者中茹毛饮血，、生吞活剥噬鼠者和其它……。

 

知识的力量到哪里去了？人的良知是否已被愚昧蒙蔽了？当年寒窗求知，对人生的热烈追求；参加革命后踌躇满志，大展宏图的理想。一切一切的美好憧憬，都象那五彩缤纷、闪烁着绚丽光彩的肥皂泡，一个一个的破灭了！剩下的是在这严酷的、无可哀告的现实之中，赤裸裸地显露出忍辱求生的动物本能。

 

 

深秋。

 

在一座农家土屋不远处，有一架挂着几个金瓜的棚子。那金灿灿、滚滚溜圆已经熟透了的金瓜，我每每经过这里，都向我发出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这时，我的脑海里就翻腾着垂涎的遐想：切开那黄黄的瓜，中间是饱满的瓜子，那皮下黄嫩黄嫩的瓜心，一定是甜甜的，吃起来像蜜、像陈年的酒……。想着想着，就止不住久久地把目光投向那几个金瓜，看着它们又黄又圆，在阳光下发出金子般的光亮，就像欣赏高雅的艺术品那样细心和专注。

 

夜半时，万籁俱寂，月黑风高。我像个幽灵，徘徊在农舍的周围，潜伏到瓜棚底下，窸窸嗦嗦地摸着，瓜蔓和枯叶轻刺我的手臂，痒嗖嗖的。我摒住气，尽量不让身体移动的声音，惊醒那梦中的农家人。

 

黑暗中，我轻轻地站起身子，抬手摸到了一个瓜，滚圆滚圆，凉凉的，硬梆梆的。于是两只手向一个方向连托带转地扭动着，瓜蔓折裂了，但是藕断丝连，还是摘不下来，只得把连着的的地方用牙齿一点点的咬断，费了好大劲，终于把那硕大的金瓜抱在了怀里。抱着沉甸甸的瓜，转身蹑手蹑脚向昏暗的滩里走去。这时我才感到心在扑通扑通地跳，心想：这就是俗话说的：做贼心虚啊！

 

在一个背风的崖下坐了下来，喘了喘气。我把瓜捧到嘴边用牙啃了又啃，那瓜又圆又滑，怎么也啃不动。有了瓜就不信吃不到口。我顺手摸起一块拳头大的石头，对准了一连几下子，瓜就分成了大小不等的好多块，连皮带瓤，一古脑儿吃了个精光。

 

往回走的路上，我忽然心中不安起来，觉得自己今晚愧对了那金瓜的主人，他们全家人不是也眼巴巴地盼着用它来填充那饥馑的肚子吗？

 

我摸回到自己住的洞穴时，发现里面躺着一个人，黑暗中看不清他的面孔。那人听到有人进来，声音微弱地问了声：“谁？”我没有回答，疲倦的一屁股坐在了我的毛毯上。这条毛毯现在是我唯一的铺盖。为了御寒，我把它缝制成一条双层口袋，层与层之间没有棉絮，就用麦草、谷秸填充，我每夜都是先脚后头地钻进去，蜷缩成一团，挨到天明。

 

“你是哪儿的人？”当我钻进草口袋，仅露出脑袋时，问道。

 

他有气无力地说：“山西。唉，问这做甚？”他喘息着，不时地咳嗽着，显然病得不轻。我关切地问他贵姓，他回答：“孙，孙棣才。”我又问：“老孙，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老孙气喘吁吁地说；“唉，不行了！我身体早就病得不行了，又饥，又冻，现在也吃不下甚了。我怕，我快不行了。”他的声音充满着绝望和忧伤。在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面部表情，但已感觉到他是在边说边流着眼泪。

 

我不再问什么了。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安慰他的话语。“同是天涯沦落人”，在如此险恶的环境里，有谁能掌握自己那不可知的命运呢？

 

天亮了，我才看清了孙棣才的模样：清瘦清瘦的一张长脸，没有一点血气，两只眼睛深深凹陷着，嘴边略带黄色的胡子足有一寸多长，嘴唇干裂得巴着暗红色的血斑。他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绿色栽绒棉帽，护耳拉下来严严实实地捂着耳朵乃至半个脸。

 

约摸十点钟的样子，我喊老孙一同去打饭。他说动不了，没力气去打饭，让我拿着他的破饭盆帮他打回来。我拿着两个人的饭盆，向伙房走去。

 

伙房设在一个破帐篷里。两口大锅冒着热气，一个炊事员站在锅旁给来的人打饭。过去那种排长队的现象没有了，帐篷门前冷冷清清，打饭的人稀稀落落，这些人全都是跌跌撞撞、摇摇晃晃的“健壮”者。

 

无论我怎样解释和保证，伙房的人都不让我代孙棣才打饭，怕的是我在半路上偷吃了。没有办法，我只能打了属于自己的那一勺清汤寡水的豆面糊糊，三下五除二地下了肚。

 

老孙这个可怜人，又被无情地剥夺了一勺救命的“水”。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天气大变，狂风怒吼，气温一下子降到零下十多度。为了防寒，我用拣来的蒿草在洞口垒起了一堵“草墙”，可是那如刀似剑的寒风，仍然穿过蒿草的缝隙，吹得洞穴好似冰窖一般。我蜷缩在洞穴的“草袋”里，后背像被凉水一阵阵泼着，牙齿不住地打战。

 

天亮了。刮了一整夜的风也减缓了“攻势”。

 

我从草袋里伸出头来，看见老孙一动不动僵直地躺在薄薄的被窝里，脸色蜡黄，两眼微张，瞳孔浑浊的没有丝毫光气，眼角还留着泪痕些许……

 

老孙走了。

 

他在这荒漠戈壁中的一个洞穴里留下了他那枯瘦的身躯。

 

老孙走了，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没有留下一个字，甚至没有发出一点声息。他悄然而逝，没有与亲人告别的机会，也没有留下一息与亲人再会的希望。

 

老孙，你走得好！在你要去的地方没有病痛的折磨，也不再受饥饿的熬煎。我盼望着收到你的信息，好让我也跟着你去……

 

 

 

 

 

 

 

 

 

 

 

 

 

 

 

 

 

 

 

 

 

 

 

 

 

廿四、树叶饼子和小萝卜干

 

 

饥饿、严寒、疾病加上天灾、人祸，笼罩在农场上空。死人的事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全身浮肿，没有一点力气，终日头昏，稍一动弹，眼前就金星四溅……一股随时都可能被死神召去的恐惧感重重地压在所有人的心上。

 

每天晚上临睡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默契：在紧挨自己两侧睡觉的伙伴中，互相叮咛：“家住哪里，亲人姓名，万一自己死了，如何通知亲人家属？”就这样彼此反复叮嘱，直到对方背诵如流，一字不差的时候，方才放心地睡去。

 

然而，新的情况不断变化。那就是清晨，当你睁开眼的时候，发觉睡在你身旁的是一副新面孔，而昨晚还互相叮嘱要彼此关照的那个伙伴，已经悄然逝去，何时被伙房的人（只有他们才能担当如此“重任”）抬走和抛掉的你都浑然不知。刚开始时，这种情况使你还感到震惊，甚至产生“兔死狐悲”的伤感。随着每天一次和多次频繁的大“换班”，连彼此认识和相互叮嘱都来不及的时候，人们也就见怪不怪，麻木不仁了！

 

回想起来真是又可笑，又可悲。谁也想不到，我在这种艰险的时刻，竟意外地成了个小小地受惠者。从那时起，我不再每晚钻进那以草代棉的口袋里睡觉了，原因是我把死去伙伴遗留下来的防潮狗皮褥子、厚棉被等“接收”了过来，来了个“鸟枪换炮”，铺得厚，盖得暖，铺盖“升级换代”，使我不再夜夜当“团长”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下，一些价值较高的生活日用品，如低、中档手表，进口自来水笔、毛料中山装、狐狸皮或水獭皮大衣，等等，都不是一般普通老百姓能够佩带、穿着和享受的。农场的全体劳教们，当年都是各个机关单位的干部或是部门领导，这些东西基本上人人都有。但如今，在高台明水这个地方，一块罗马牌进口手表，或是一件全毛华达呢中山装，如果说还有价值的话，大概可以兑换几个树叶饼，几把萝卜干。在极度贫困与饥饿的挣扎中，还有什么玩艺儿能比充饥解饿的东西更值钱？

 

死人在与日俱增，活人却在天天减少。不知从哪天开始的，每晚八九点钟，伙房的炊事员就抬着一桶豆面糊糊，到各个“地窝”挨个检查，用手放在被检查者的鼻子和嘴的地方，试试有没有温度，还喘不喘气？有温度，还喘气的，喂两勺糊糊；鼻子和口都冰凉的，迅速用铺盖一卷，两头用麻绳扎紧，抬到一个崖边一抛了事。

 

我虽然暂免一死，但身体浮肿日趋严重，两只眼睛肿成一条缝，浑身到处用指头一按，就是一个窝，半天也平不了。我已经起不来了。只得一天到晚睡在被窝里，让生命一分一秒地从我眼前溜过，让生命的倒记时在一分一秒地退着，眼巴巴地躺着等死，有时，我试着翻翻过去的旧报章杂志，刚开始还明白读的内容，但很快就犯迷糊，甚至不省人事；这样不知过了多久，又逐渐清醒过来。

 

最让人难心的是夜间解小便。白天喝的是稀糊糊，到了晚上自然尿多。从热被窝爬出来，在冰天雪地的戈壁滩上撒上一泡尿，感冒是准的了。我们这些人已经是外虚中空，弱不禁风，一旦中了感冒，发起高烧，缺医少药腹中空，会是死定了的！

 

为了解决既要小解又要不出门的矛盾，我们把白天吃饭的“饭盆”改作夜间撒尿的“尿盆”，一物多用，一举两得。这样夜间在被窝里用饭盆接尿，解后放在自己的头顶处，早上盆中的尿已经冻成了冰坨，打饭时顺手把冰坨磕掉，直接用它打饭。这样做固然不符合卫生要求，但一是没有水供涮洗，二来还保持了尿液在糊糊中的“原汁原味”，也只能如此了。

 

由于成天躺在被窝中，百无聊赖，不免“浮想连翩，夜不成寐”。于是，我想：

 

假如，我出身反动官僚地主、资产阶级家庭，从阶级本性出发，坚持反动立场，反对人民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一句话：反动透顶，不堪改造，由人民政府进行审判，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此乃罪有应得。

 

假如，我生性顽劣，捣乱社会，抢劫银行，投毒纵火，被公安机关抓获，本人亦供认不讳，实属罪行严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则由人民法院给以“事实清楚，量刑准确”的结论，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下达死刑命令。此乃死有余辜。

 

再假如，我真犯了党和国家的其它大法，例如：工作中严重失职，给国家造成数以若干万的经济损失；思想麻痹，有意无意地泄漏了党和国家的重大机密，造成无可挽回的政治影响，等等，等等。由组织进行审查，根据所犯错误的轻重大小，由单位或政法机关处理，该判刑就判刑，该杀头就杀头。这是严肃党纪国法。

 

可我这犯的是什么法，被判的是哪种刑？没有人能够回答我。我自己咋回事更弄不明白。他们说我犯了“错误”，因此需要到这里接受“改造”。那也就是说，我的错误还没有达到用法律来惩治的程度，可是我们来到了这里，就失去了做人的一切——人格的尊严、精神的自主、行动的自由，和生命的最低需要。这里的一切比起正规的“劳改队”来，可谓“天上地下”。在这里的人们终年干的是非人体所能承受的苦役，吃的是比猪狗都不如的“糊糊”；野草秸秆是御寒的行装，原始洞穴是安身之所；病了缺医少药，死了无人掩埋……。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

 

我们党历来对犯错误的人采取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伟大方针。为什么在夹边沟和明水，我们看到和经历到的，却是与党的方针完全背道而驰的非人道的，黑暗暴虐和极其野蛮的“肉体灭绝”。是谁给了他们如此草菅人命的权力？是谁默许和怂恿他们，在解放了的土地上，用“二战”时期德国法西斯建立集中营的手段，来迫害为党和人民忠诚服务的知识分子？

 

 

天津家中给我寄来了一个大包裹。包裹里有一套崭新的厚绒衣绒裤，还有一双新做的手工棉鞋。更使人高兴的是那一包大约二斤重的炒面，和两盒天津产的“恒大”牌纸烟。我忙不迭地先点燃了一支烟，解解我多日不曾“过”的烟瘾。

 

眼看即将进入“九九”寒天，场部为了便于看管，改变“劳教”们那种“自立门户”，自由“放羊”的状态，挖了几排象战地“坑道”那样的地窝子，上面铺上杂草，入口处挂上麦杆编的草帘子。这样一个地窝子内分成两排，可以睡三十多人。这样，我和其他许多人纷纷走出原始人居住的洞穴，回到了群体居住的“地窝”。于是，晚上不再是寂寞无奈，空想心事。大家偶尔也有彼此逗笑，苦中取乐的嘻嘻哈哈声。当然，更多的还是有关吃的“精神会餐”。

 

一天，一个同伴从外边进来，神秘兮兮地在地铺上鼓捣什么。我好奇地凑过去想看个究竟。他悄悄地对我说去老乡家换回了一些吃的东西，说着就地打开一个布包，里面是一些干菜叶子，五六个烤熟的洋芋（土豆），还有两个黑乎乎的不知是什么面的干饼子。我问他是用什么东西换的，他说是用自己的一件毛衣、两件旧衬衣换来的。我又问有多远，在什么方向。他说来回大约有十来里，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去的方向和路线。听完他的介绍，看看天色，大约是下午两点多，我忙着取出那刚刚寄来的绒衣、绒裤，和那双新棉鞋，装在一个布兜里，朝他所指的方向匆匆而去。

 

我顺着一条土路往东走，一路上没见到一个人影，路边净是大大小小的石块，没有树，偶尔能见到几株枯了的小灌木丛和芨芨草。一个多小时后，大约走了七八里路，才看到几家农舍，门前堆码着做烧柴的作物秸秆。我走进一家院子，喊了声：

 

“老乡，在家吗？

 

一会儿，从屋中走出一位四五十岁的女人，看着我，问道：

 

“啥事？你找谁家的？“

 

“大娘 ，我是想换点儿吃的。你家里要绒衣吗？”

 

“哎哟！我家自己都没吃的，还哪里有给你换的。不换。”说罢扭身进屋去了。

 

我碰了一鼻子灰，默默地走出院子。这样连着走了三四家，最后才在一个瘦老汉家找到了交换“对象”。他家大儿子有十七八岁，长得憨头憨脑，上身穿着一件破棉袄，腿上只穿了一条单裤，脚上趿拉着一双没有后跟的破布鞋。小伙看到那套崭新的、厚厚实实的蓝绒衣绒裤时，摸过来，看过去，捏在手里，爱不释手。老汉也流露出同样的心情。只是他说家里实在没啥粮食。他翻箱倒柜地折腾了半天，才用簸箕端来了三几斤带缨子的小萝卜干，另外还有七八个发着黑绿色的用树叶磨成粉烙的干饼子。

 

“同志呵，这些东西值不了多少钱。换你那套穿的和鞋，太亏了你了。可这点吃的，我们都当度命的粮哩。你要换，就换，不换呢，就把你的东西原拿上。”老汉确实是觉得我的鞋和衣服太可心了，给快娶媳妇的儿子留下也是最好不过的了。可是他家也实在拿不出点象样的“可交换的‘进口’物资”。怎么办？我心里反复琢磨：已经跑了好几家了。再说又跑了这么远的路，难道就空跑一趟不成？想到此把心一横：换！于是我把一套绒衣裤和没上过脚的新棉鞋一齐给了老汉，又把那堆萝卜干、树叶饼子装进我的布兜里，怀着半喜半憾的心情，离开了老汉的家。

 

晚上，我钻进我的被窝里，不住地暗自责备自己：不该把天津全家人千方百计省下来的钱为我买的衣裳、做的鞋，就这么轻易换给了别人。唉，我太辜负远方亲人对我的关怀和救助了！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一切，一定会伤心的……。就这样，我流着泪，在无地自容的内疚和自责中，昏昏睡去……。

 

 

 

 

 

 

 

 

 

 

 

 

 

 

 

 

 

 

 

 

 

 

 

廿五、千里迢迢亲人来

 

 

原来与我在酒泉采石头时大打出手的高寿慈，与我同是天津人。本来在那种环境里，借助“人不亲土亲”的说法，理应彼此间有更好的关系。但是同样在那种环境里，人人都受着巨大的多方压力，满腔委屈无处发泄，个个顶着满脑门子的“官司”，因此，要好的朋友都可能会一言不合，就大动肝火，三句话不对，就拳脚相加。现在，这位戴眼镜的老乡也搬到我们这个地窝子里了，真是应了“不是冤家不聚首”那句老话。彼此相见，相互庆幸还都活着。当年打架的事儿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一天，老高的父亲千里迢迢从天津来看望儿子。老人家姓高，个头却并不高，年龄五十出点头儿，一口的乡音，听起来特别亲切、动听。我们爷俩能在距天津五千里之外的戈壁荒滩上相见，也称得起是“三生有幸”了。于是就聊起了大天儿。我问他天津这些年都有哪些变化？因为从１９４９年来到大西北至今十多年了，始终因为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没有也不敢有回乡探亲的“个人主义”念头。我又问他天津人眼下的生活情况：居民粮食定量每月多少斤，能不能吃得饱？……老人家只是叹气。

 

 

“唉，有嘛变化，还不是老样子！”说着，凑近了我，坐在我那铺得厚厚的褥子上，小心翼翼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才贴近我耳朵小声地说：

 

“不能提了，爷儿们。天津卫出小站稻，现在呀，连味儿都闻不着了；棒子面儿都成了香饽饽啦！嘛叫吃饱？孩子们‘握’（饿）得直嚎。我们作老的看着能不‘淹’心吗？”说着老人不胜唏嘘。

 

在与老人家叙谈中，了解到在天津我们两家相距不远，彼此又谈得很投机，于是我诚诚恳恳地向老人家托付了一件大事，我说：

 

“大爷，这儿的事儿，您都见着了，不用我多说了。我托您给我爸、妈捎个信儿，请家里来人看看我。来早了，兴许能见上一面；来晚了，怕是……。”说到这儿，我已经声泪俱下，泣不成声。

 

“爷们儿，别难过。你放心，我回去马上就办。”老人满口答应下来。接着我就把天津家的地址，父亲和弟弟的名字，告诉了高寿慈的父亲。他掏出个小本本，把我家的地址，我父母的模样、特征都详详细细记了下来。这时我才安下心来，从此，我就天天盼着亲人的信息。

 

数九寒天，由于死亡，人员大减。原先三千来人的农场到目前只剩下三几百人了。于是场部决定把所有人员集中归并为十来处。这时，我的痔疮加重，流血不止，浮肿也更厉害，终日昏昏沉沉，忽睡忽醒，已是命在旦夕。一天，袁队长突然给我送来一封电报，对我说：

 

“你父亲跟你爱人就来看你了！看，这是电报。”边说边把电报给了我。

 

听了这个话，我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力量，赶忙从被窝里爬起来，激动着用颤抖的手打开电报，只见上面写着：

 

“１１月７日父与宜勤来明水看你  父”。

 

我努力睁大肿成一条细缝的眼睛，把电报翻过来覆过去，看了一遍又一遍，惊喜、希望、幸福，千情万绪一齐涌上心头。啊！有救了，我有救了！我兴奋得眉飞色舞，精神百倍，不再昏昏迷迷，也忘记了饥肠辘辘，不由得唱起了京剧《辕门斩子》里的倒板，“……忽听得老娘亲来到帐外……”同室的伙伴似乎也受到了感染，一扫往日的沉闷，他们都在为我庆幸，替我高兴，显露出极为羡慕的神情。

 

…… …… ……

 

我日盼夜想的亲人终于来到了高台明水。

 

满头白发、满面皱纹的父亲，完全不像当年我离开天津时那样脸庞胖胖的，他消瘦了许多，脸上也增添了不少的皱纹。看到了我，不禁老泪纵横，说不出话来。

 

十一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季，我们华大同学奔赴大西北，从天津西站坐火车到山西榆次，然后步行到西安。出发前，父亲到车站送我，那年他五十刚过，几乎看不到白发。他看着我们这一群革命热血青年，为解放大西北英姿勃勃，戎装待发，非常高兴，因为自己的儿子也已成为一个革命者了，他为此感到光荣和自豪。他嘱咐我好好干革命，不要惦记家里老小，要听组织的话，注意身体。临登车前，他从怀里摸出五块银元，悄悄塞在我手里，让我在需要的时候防备万一。汽笛响了，火车开出老远了，我看到老父亲还在向列车挥手。

 

我的妻子吴宜勤，与老父同来看我。她是五零年来兰州参加革命，从事打字工作的。她圆圆胖胖的身体如今变成了瘦子，人也憔悴了许多。她一个人的工资担负着兰州全家生活的重担，困难可想而知；还终日里为我担惊受怕。因为受我的牵连，她现在被调离原单位，到饲养场喂猪。这一切对这位心地善良，从未经受过政治挫折和生活磨难，胆小怕事的年轻妇女，真是太不容易了！

 

他们爷俩来到明水，就帮着我把铺盖搬到原来我住过的“洞穴”里，铺好了行李，又把我搀扶着入了“穴”。这样我们三口就把这座洞穴当成了临时的“家”。坐定之后，他们把带来的炒面、馒头、饼干、大饼等等吃的东西全打开摆在面前，我们爷三个一边吃着，一边说着，一边哭着，好久好久才逐渐安静下来……父亲看到洞穴口上没有遮挡，天这么冷，怕我们冻着，就独自到附近荒滩上弄回一大捆杂草，堵住洞口。

 

三个人挤在小小的洞穴里，我向他们讲述着这两年的种种遭遇；向亲人一五一十地诉说着来农场后这里的管教人员违反党的政策，对我们这些人乱施淫威，打骂凌辱的种种情况。年迈而刚强的父亲气愤地说：

 

“孩子，我要是你，我就跟他们拼了！你为嘛不告他们去？”

 

告？！天高皇帝远。这里就是他们的天下，你要告他们，那真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你敢告他们，那你就是“抗拒改造”，他们就可以动用“专政”的手段，对你实行“镇压”，轻则整你个半死，然后送你进劳改队；重则随意罗织一些罪名，开个公判大会，当场判处你的死刑，容不得你申诉，就将你“就地正法”，然后向你的亲人家属收取五毛钱的子弹费。你敢告吗？

 

爱妻宜勤向我诉说着她的委屈：

 

“你哪知道，咱爸到兰州，爷俩刚一见面，劈头就质问我：钟政快死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为嘛不去看看他去？我说，我一点儿信息也不知道。好多天一直没接到他的信，我天天干着急，去了信他也不回，我这里都快急疯了。”说着眼泪又簌簌地流了下来。

 

父亲告诉我，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姓高的老头，是滨江道一个药店的职工。他一进门就说：“快去高台明水救儿子去！去晚了恐怕就见不到人啦！”这可怕的信息把全家人都吓得半死，急得要疯了。怎么办？二弟急中生智，立即脱下身上的旧皮夹克，拿到外面卖了七十元钱，交给父亲买去兰州的车票；接着又去亲友家东借西凑，连夜准备了些钱和吃的，老父亲带着就到了兰州。

 

老父亲一生做事精明、周到。到了兰州，搞清了情况，消除了对儿媳的误会，又考虑到情况紧急，怕我坚持不住，发生意外，于是连夜给我发了电报，叫我安下心来，坚持等待。的确，这封及时来到的电报，给我垂危的生命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使我振作了精神，心中有了盼头，才战胜了死神的威胁

 

说话间，我贪婪地吃着他们带来的糕点。刚下肚两三块，老人家就不让我再吃了，告诉我，长期饥饿过度的人，要少量分次进食，突然过量纳食，肠胃过度膨胀，就会发生严重后果。我虽然连连称是，却实在忍耐不住，过了不大一会儿，就又央求父亲再让我少吃一点儿。要是当时老人家不在场，我自己放开肚皮“可劲‘造’”，恐怕我也会像五八年在夹边沟那个沧州小老乡那样，撑破肚皮，吐血而亡。

 

一连吃了两天饱饭，加上两位亲人的到来，我感到身上有劲儿多了，头昏眼花的现象也减轻了，脸色开始有了一些红润，精、气、神也来了，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爸爸见到这个情况，高兴地嘴里不住地念叨：“这回我儿子死不了啦！”……他问我能不能到洞穴外面转悠转悠？我说没问题。于是三个人迈出洞穴，刚要远去，我突然想起，洞穴内那许多的食品，没有人看守怎么行。于是我对他们说：

 

“咱爷仨不能都走。家里得留人。要不，这些吃的准得让别人给‘划落’光了！”

 

父亲听了点头称是：“对。我留下来看东西，你跟宜勤在近处走走，别太远了。”说着，老人家就在附近活动腿脚。洞穴太小，三个人呆在里面根本伸不开腿。

 

从五八年十月一日那天，离开妻子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今日夫妻二人走在这白雪皑皑的莽原大地上，心中涌动着千言万语，却怎样也不知从何说起。宜勤搀着我在厚厚的残雪中漫步，俩人相依相偎，默默无言。多年夫妻的情感，千百日牵肠挂肚的思念，尽在“此时无声胜有声”中。

 

走着走着，她猛然发现洁白的雪地上，沿着我们走过的路径，一滴一滴鲜红鲜红的血迹。忙问我：这是哪儿来的血？此时我也感到下身有些隐隐的刺痛，一下子明白了：是从我的裤腿里流出来的。因为无法就医，我的痔疮已经相当严重，一遇劳累血就顺腿而下。我对妻说：

 

“哦，是我的痔疮流的血。不要紧的，没事儿。”

 

妻心疼地对我说：“一路上流这么多的血还说没事儿！咱别走了，回去吧！”

 

于是，我俩又顺着原路往回走。一边走着，她一边向我述说着家中和社会上这两年来发生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其中有些在社会上早已是街头巷尾妇孺皆知的，而我却闻所未闻，做梦都想不到。例如：从五八年开始，全民大炼钢铁，没有原料，就把家家户户的铁火炉、铁锅，甚至连门拴门吊也全都收走，结果都炼成了炉渣似的烧结铁，变成了一堆堆废物，抛弃在路边田野；全国城乡到处闹粮荒，由于吃不饱，各地都出现了大批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盲流”，社会秩序也异常混乱。我省的通渭等地，由于领导虚报粮食产量，强行收走农民的口粮，致使群众大批饿死。县委书记等领导无颜以对，引咎自杀。而身为甘肃省委书记的张仲良，不顾全省人民的死活，向中央浮夸虚报，邀功求赏，给全省广大群众和工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中央领导人中，有人在“庐山会议”上说了实话，结果都被罢了官，彭老总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等，等等。

 

我一直是个坚定的革命人。坚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就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建成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实现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共产主义。又谁知，竟有那么一批“歪嘴和尚”，把真经念成了“邪咒”，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欺骗全中国人民，宁“左”勿右，搞得全国人民瞪着眼睛说胡话，说鬼话，不敢说真话。天灾人祸一齐压在百姓头上，全国人民都缺衣少食，在艰难地过日子。

 

父亲来到明水的第三天，场部领导派人把老人请了去谈话。我和宜勤觉得这可能是个好兆头。猜测着：会不会是让我与他们爷俩一起离开明水回兰州养病？假如是这样，那可真是天大的喜事了。可转念又一想：不大可能。原因是不久前高寿慈的父亲来明水，走时并未将高带走，说明此事没有先例。再说，农场的人都死了一大半了，他们都无动于衷，岂能对我网开一面，独发善心！

 

我们两人正在胡思乱想瞎猜测着，父亲回来了。看起来他很激动，还没等我们问话，就先问我：

 

“你们这儿有个邓大夫吗？”

 

“有呵。是个中医大夫，也是劳教的。他死了。”

 

“怎么死的？”

 

“听说得的是急病。当大夫的在这里饿不着，吃的肥肥胖胖，可不知怎的突然死了。”

 

“刚才场长和几个干部对我说，农场里有人造谣，说是这里的邓大夫死了，有人把他的肉煮着吃了，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让不要相信；还又一再嘱咐，让我千万不要把这事传了出去。”

 

“那您是怎么说的？”我焦急地问，生怕老人家脾气直，给他们下不来台。

 

“我说，你们放心。我这么大岁数了，旧社会有人吃人的事。现在是嘛社会？是新社会。我不信新社会会有人吃人的事。说完，我就回来了。”

 

“爸爸，此刻没有外人，咱说实话，这事儿是真的。吃了邓大夫肉的那几个人，现在都正关着禁闭呢！其实，这有什么奇怪的！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太平洋上有个小岛，岛上面有好几千日本兵，让盟军给包围了好多天，日本兵弹尽粮绝，最后把岛上的四脚蛇抓到了就活活往嘴里填。眼下我们这里也是一样，不少人饿急了什么都吃。什么死耗子，蝎虎子，草蛇，哪样没吃过？”

 

听了我说的话，妻瞪大了惊异的眼睛，心事重重地说：

 

“这地方可真不是人呆的！太吓人了。”

 

“不行。我回去就找政府，告他们！”父亲十分激动而又气愤地说。

 

“那不行，爸爸。您来了，咱们见了面了，我也死不了啦，这就谢天谢地。您可千万别再乱告状，弄不好又给咱们惹大祸。”我央求地安慰父亲。

 

“我看这样……”妻气愤地说：“回到兰州，我马上去找电台领导，让他们听一听钟政现在是怎么活着的！每天遭的是什么罪！让他们来人接你回去。要是他们也不管，人死了，叫他们偿命！”

 

爸爸每天去伙房打三个人的饭，一天两顿，顿顿都是每人一勺豆面糊糊。说实话，这三个人的三勺糊糊不够我一个人喝的。原来这豆面熬的稀糊糊，稍一放凉，上面就分出大约三分之一的清水来。就是这个，他们二人还舍不得，只是作作样子，喝上两口，就都倒在了我的碗里。带来的食品他们一点不动，为的是让我多吃一口。在明水的三天，他们是忍着饥挨着饿度过的。

 

为了不让爸爸和宜勤继续在这里忍饥挨饿；也为了不再让他们继续眼睁睁地看着我受罪。第三天晚上我们决定：他二人明天一早动身返回。

 

洞穴里没有灯，也不能点灯。冬天也黑得早，我们爷仨摸着黑早早就躺下了。

 

老父亲上了年纪，连续多日颠簸劳累，早已困顿不堪，加之见到了活着的儿子，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故而躺下不久，就鼾声大作。睡眠中时而在磨牙，时而又含糊不清地喃喃呓语着什么。接着又听到他老人家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在这互相交替发出的声音中，我明白了老父亲是在梦中咬牙切齿地诅咒他们对自己儿子的不公；长长地出气是在叹息自己无力改变儿子眼前这种悲惨至极的境地。此刻，我心中也在默默地痛恨自己嘴巴不严，招来这场惨祸，让年逾花甲的老父亲经受这般心灵的痛苦与折磨。不过，亲爱的爸爸呀，尽管您的儿子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前途未卜。但是您的儿子确确实实没做什么错事。他是在按照您的教诲清清白白地作人，认认真真地做事。要说有错有误的话，那就是孩儿我还年轻，太天真，太幼稚，不知道人生路途上有陷阱，不懂得人世交往中有险恶。离开您身边十多年，您每回的来信，总是谆谆告诫我要听党的话，努力为人民服务。我是在听党的话呀，是在努力工作的呀！但我一个年轻人，涉世不深，哪里晓得那么多的政治与权谋呢？怎能知道伟人的头脑里想的是什么呢？爸爸，莫说我年纪太轻，搞不清阴谋与“阳谋”，再看看我周围的难友，有些已经含冤死去；活着的也在陆陆续续地走向死亡。他们中有许多曾是学贯中西，名扬中外的英才权威；许多曾是学富五车，技艺超群的专家学者。他们是我们民族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共和国的强盛，亿万人民的幸福，作出过许多宝贵巨大的贡献。可他们也都因言获罪，在劫难逃，更何况一个小小的我呢！亲爱的爸爸，不要愤恨，不要叹息，只要老天睁眼，孩儿能活着出去，我当汲取这次教训，今生今世永远牢记“祸从口出”这条古训。

 

一条棉被紧紧地裹着我和宜勤。这是两年多来我们夫妻第一次相拥相抱。这使我想起我俩的新婚之夜。当宾客散尽，我俩同床共枕的时刻。那时她少女的羞颜未退，以手遮面，任我千呼万唤，始终不肯答言；还不时用她的手无力地推挡着我的抚摸和亲昵，那娇羞之态令我长久难以忘怀。待以后时间长了也就成了彼此间打趣的笑料。每逢说到这里，她就会用手指在我的额头上轻轻一点，吃吃地笑着骂我一声：“坏！”

 

当记者的要经常下乡下厂进行采访，每次出差前她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办完公事早早回家。而我每次回到家来，迎接我的总是孩子的欢乐，和她胖乎乎的笑脸；当然更少不了我最爱吃的菜、爱喝的酒。此前她还要把小屋细心地整理一遍，摆设整齐，打扫干净。进得门来，立时有一股小家庭的温馨，夫妻久别的温暖扑面而来。夜深人静，我俩沐浴在爱河之中，真正领会“久别胜新婚”这句话的真谛。

 

而今在这个原始的洞穴中，我们俩又相拥相抱了。妻的手慢慢的抚摸着我有皮无肉的脊背和根根兀突的肋骨，我也抚摸着她瘦了许多的胴体……逐渐的妻的呼吸急促起来，我也有些冲动。此刻我理应尽丈夫之道，行夫妻之实。但是，天哪！此刻我好像是在攀登一座无比陡峭的山峰，任我怎样也爬不到山顶。我使出生平最大的力气努力再努力，我知道山顶上将会是激情飞越，天人合一，但是，我却怎么都抬不起那沉重的双脚……

 

……

 

良久，妻的肩膀在我的怀中轻轻地抽动，我知道她在哭泣。我有些不知所措，俯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说：

 

“宜勤，请，请你原谅。我，我……”

 

妻忙用一只手堵着我的嘴，凑到我耳边说：

 

“别这样说。我是看到把你整成这个样子，我心疼！”停了一会，她把我的手拉过去放在她的胸口上，又说：

 

“钟政，你千万要顶住，要活着回去。不然我们娘儿几个……”说着忍不住又小声地抽泣起来。我怕老父亲听见难过，就把她的头埋在我的怀里，像拍打小儿入睡一样轻轻地拍打着她的背，渐渐的哭泣停止了，呼吸也变得均匀了，她睡着了……。

 

此刻，这一老一少——我在这人世间最亲密的人都在这小小的洞穴中，在我的身边睡着了。只有我思绪万千，心潮难平，无法入睡。荒原上嘶叫着的寒风，扑打在洞口草堆上，发出嘶嘶的声响。隐隐约约，一个古代人物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出来，那就是汉朝“五将失边，陵独遇战”的李陵大将军。他在大漠中与匈奴浴血奋战，勇猛顽强。但在那天苍苍野茫茫的塞外荒原上，他的部队前无救兵，后无粮草，得不到任何支援，终因寡不抵众，全军覆没，他也被生擒活捉。敌人被他的勇猛所折服，为他的忠贞所感动。不仅没有在人格上凌辱他，肉体上折磨他，而且还待之若上宾，供之以厚禄。几千年前一个愚昧落后的部族人，就已经懂得对敌人施以教育、感化，“化敌为友”，转变矛盾，直至量才使用，发挥他的才能。后人觉得，李陵之所以被俘后能活着，与其说是他的偷生变节，不如说是北国首领的宽怀大量。匈奴人可以宽容欲征服他们的敌军将领，可现实却不宽容我们这些因言获“罪”的低头认罪人。眼看着在夹边沟接受劳动教养的数千名“右派”，已经或将会一个个饿死、冻死、病死。之后一床薄被，几截草绳，将他们捆紧了送进那无声无息的世界。

 

李陵将军对他在匈奴的生活描述为“韦鞲毳幕，以御风雨”、“膻肉酪浆，以充饥渴”。他住在圆圆的皮革毛毡帐篷里，既挡风又遮雨；吃着新鲜的羊羔肉，喝着香浓的乳汁，犹感北国生活艰苦，不堪忍受。而今我们饥不择食，吃着拉不下大便的草籽野菜，与土拨鼠同住在崖坎下的洞穴里，眼睁睁地冻饿而死，又能向谁述说呢？上帝啊！你看到这一切了吗？我们即便犯了“错误”甚至是犯了“罪”，但我们是人，是有血有肉、父精母血孕育而成的人啊，我们也该享有做人的起码的权利。这样对待人的生命是公平的吗？

 

亲人们的到来，激活了我麻木的脑神经，越思越想越难以入眠。夜深了，风更大了，洞口的草堆，被风吹开了一个豁口，冷风灌进了洞穴，针刺般地扎在皮肤上。我爬到洞口抬头看看外面的天，只见一弯清月悬在冰冷的天空，几颗孤星无力地眨动着眼睛。我拢好了洞口的草堆，翻身钻回被窝，顺手摸出一支烟，叼在嘴上。在划着火柴点烟的一刹那，不经意地看了一下睡着的妻，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她脸上，借着火柴的光亮看去，原来那是两颗晶莹的泪珠挂在她的眼角，可她熟睡的脸上却又荡漾着浅浅的微笑。我用舌尖轻轻的舔去妻的泪珠，一丝淡淡的咸味停留在我的舌尖上……。

 

我抽着烟想了想，今天是我一生中应该永远永远记住的日子：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年十一月十日。地点：中国甘肃省高台县明水农场一个原始洞穴。

 

 

 

 

 

廿六、“紧箍咒”失灵

 

 

父亲和爱妻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忧心忡忡地走了。走前，他们除了留下车票钱，把仅剩下的七十元钱，和三十斤全国粮票都留给了我。老人家嘱咐说：

 

“孩子，心眼儿活着点儿，别太死性。实在不行了，走人。不能在这儿等死。明白吗？”

 

但我自参加革命后所受的教育，就是服服帖帖作党的驯服工具，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做事循规蹈矩，绝不越雷池一步。我想，既然组织上决定让我到这里接受劳动教养，我就应该服从决定，接受组织的考验，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重回单位，继续革命。如果我经不起考验，当了逃兵，这两年多的艰苦劳动，这期间我的一切决心和表现，岂不都前功尽弃，付之东流了吗！再说，在一个革命者面前，只有两条路——革命，或者反革命。我脱离革命不就成了反革命了吗？不能。我要继续革命，绝不能一走了之。

 

由于家人带来的“救命粮草”，使身体得到了营养的补充，加之亲人的巨大精神鼓舞，我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调节和加强。我觉得自己至少再坚持几个月没有问题。可是其他大多数仍然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同伴们，却没有我这样的幸运。为了求生保命，他们冲破一切既不合理，更不合法的圈圈框框，冲破一切只能令人坐以待毙的禁令、戒律，发挥他们内在的潜能，使出浑身的解术，为生存而不惜一切。

 

从兰州铁路局系统送农场劳教的一个小伙子，脑筋比较活络，身体没全垮掉，还能跑能踮。他找到在列车上的同行、同事，利用这些人的来来往往，给他带这带那，他把带来的食品，在农场干起了以食品换物品的“食、物交换”活动。

 

一块八成新的大号“罗马”牌手表，或其它牌子的进口手表，可以换回八市斤大米；

 

一件八九成新的全毛华达呢面、狐狸皮大衣，可换五斤粮票、五斤杂粮；

 

一套藏青毛吡叽中山装，可换五斤面粉，五盒（每盒价值人民币一角四分）的“锯末”香烟；

 

其它，像毛衣、裤、上衣、衬衫、皮鞋、皮箱、美国派克钢笔、甚至一双袜子，一副手套，都可以交换成大米、面粉、杂粮、干饼子，等等，等等。交换比例完全是随心所好，两相情愿。交换方式则是随意、灵活，不受任何时间、地点的限制。

 

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景：半夜三更，人们正在睡觉。突然有个人一撩帘子闯了进来，在黑暗中大声吆喝：

 

“谁买纸烟？两角钱一根儿！”

 

听到这个声音，人们一阵骚动。睡着的和没睡着的各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睡眼惺松地坐起来，说：“我买”；另一个还躺在被窝里的，也连声喊道：“我要，我要！”……

 

卖主是个年轻的小伙子，穿着一件光面老羊皮，头上戴着毛皮帽子，两边的护耳耷拉着，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里面装了一些拆开的零根纸烟，其中什么牌子的都有，一般都是一角多到两角多一盒的低价烟。可是现在，却是以大约高出市场价十倍上下的价格送到你的嘴边来的。只见他口里喷着热气，喊着：“把钱准备好。烟好坏碰运气，不挑不拣。快点儿……”小伙子一边收钱，一边付烟，动作麻利，头脑清楚。不多一会儿，满地窝子便烟雾缭绕，人们在喷云吐雾中呲咂着个中滋味……。

 

此后不久，天一黑，就开始有人来用烟、杂面饼子交换旧衣旧物；有人提着包卖馒头、烙饼；有的卖洋芋、糖萝卜……，你来我往，交易频繁。这种夜间集市式的夜生活成了农场的一道“风景线”，我们这些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节目”。参加“演出”的，既有农场内部的劳教们，也有附近十里八里的农村社员。在这些活动中，我是一名积极份子。我把自己用不着的东西，从死去同伴们处拣来的“洋落儿”，统统陆续拿去换烟、换饼子；有时，还用钱买几只三四角钱一根的“高级”烟过过瘾。

 

所有这一切，一扫往日明水农场那种死气沉沉的气氛，给人们代之以生的希望。但是，这种近似原始社会的“物物交换”毕竟资源有限，时间不长，能够作为交换的物品基本告罄，而肚皮却是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那些数量有限的食品只能济命一时，不能饱肚一“世”。饥饿像瘟疫一样，仍然每时每刻威胁着人的生命。一些人耐不住饥饿的熬煎，抗不过严寒的侵袭，抵不了疾病的折磨，陆陆续续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被抛尸崖下，与成百上千的先去的同伴挤压在一起，任风吹日晒，白雪覆盖……

 

有体力的人开始冒险去逃生，其中有的还没有走出戈壁滩，就被冻饿而死，或者被野兽吞噬；留下的几乎全都病得动弹不得，躺在铺上呻吟着。

 

与此同时，人们看见农场羊圈里的羊，经过挑选，隔三间五的被拉了出去，屠宰之后，一盘一碗的手抓羊肉、羊肉泡馍，把管教干部们个个吃得肠肥脑满，大腹便便。需要说明的是，那一只只的肥羊，那小麦磨的面粉，原本都是用以改善劳教人员伙食的。在国家困难时期，伟大领袖毛主席都不吃肉了的时候，这伙人却还在那里饕餮大餐，尽情享受。他们吃的不是羊肉，而是死去劳教们的躯体；他们喝的不是汤，而是劳教们的血。

 

有一天半夜时分，我还没有入睡。黑洞洞的地窝子里伸手不见五指，只能听见有人出出进进的走动。过了一会儿，脸盆在发出轻轻的碰撞声，有人在地铺上翻腾什么，还有悄声悄语的对话。又过了一会儿，有人问我：“喂，有盐吗？”我听出这是兰州地质大队的老萧。便回答说：“没有盐，有酱油膏。”老萧高兴地说：“那更好了。拿来给我。”摸着黑，我递给他一块酱油膏。接着，墙根处出现火堆，一股股的烟雾弥漫了整个地窝子。

 

透过火焰的光亮，我才看清老萧他们几个人在用脸盆煮羊肉。这哥几个真有办法。他们几乎在没有刀斧的情况下，用近乎原始人的切割工具和手，硬是把偷来的一只瘦羊剥了皮，折了骨，填进了脸盆。他们真不愧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戈壁滩上的“鲁滨逊”。

 

眼看柴草要烧完了，锅还没有大开，有人到外面寻找蒿草、秸秆，有人趴在地上，用嘴吹火助燃，柴草烟呛的人直咳嗽。

 

随着“行了，行了”的话语，我听见唏溜唏溜吮吸汤水，和牙齿与骨头的磨擦声。接着，老萧把一块带骨头的肉给了我，那羊肉的鲜味扑鼻而来。火候不够，肉是半生不熟的，咬不下来，但我岂能就此“放弃”！费了好大劲，终于把它生吞活剥似地咽下了肚。剩下的骨头嗍了又嗍，老半天没舍得把它丢掉。

 

又是一天下午，我在背风处晒着太阳。身子被晒得暖和了，就有些昏昏然，直打瞌睡。这时候，老萧和家住兰州山字石基督教会的小张两个人，风风火火从外面回来，把拣来的像草籽一样的东西，倒在脸盆里，加上水煮了起来。不一会儿，一盆粘乎乎的黄色的“粥”煮好了。二人把它端到铺位上，津津有味地喝着。看见他们喝“粥”的香劲儿，我也凑了过去，试图“分得一杯羹”。他们“慷慨”地赠了我半茶缸。喝时觉得稍有些苦味儿，感觉上倒像是小米粥。

 

不大会儿，我突然觉得心跳、气短，还夹杂着一种亢奋的感觉。再一看，老萧、小张二人在手舞足蹈，东倒西歪地跳动着，动作极不协调，三跳两跳，两个人一个仰面倒在铺位上；另一个栽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见此情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好，中毒了！要赶快抢救。接着，我就挣扎着踉踉跄跄地向场部方向跑去。我像一个喝醉酒的人，连滚带爬地冲进了医务室，嘴里喊着：

 

“我中毒了，我中毒了！快，大夫，快给我吃解毒的药……。还有两个也中毒躺倒了……”

 

医务室只有两位女医生，见我像发梦呓似的，疯疯颠颠地只管喊着，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倒是一位年龄稍大的大夫比较沉着，迅速从一个棕色大药瓶里倒出两片白色药片，让我喝下去。就像一个溺水者抓住了救命的稻草那样，我忙不迭地把药片吞了下去，大夫又让我躺在诊疗床上，说要继续观察。然后，她二人背着小药箱出去了。

 

 

 

 

 

 

 

 

 

 

 

 

 

 

廿七、“先行者”与幸运儿

 

 

《甘肃日报》和省广播电台同属新闻系统，两家业务和人员也交往频繁，特别是两家的编辑部门，人员互相都比较熟悉。报社有位叫王景超的，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文质彬彬，一派学者风度，是个很有才华的记者。几天前，我在外面晒太阳，猛然看见他披着一件蓝布面的皮大衣，在不远的一个地窝子前散步。我喊了他一声：景超！当他发现是我在向他打招呼时，惊奇地看着我，似乎在想：“你怎么也在这儿？！”他乡遇故人，都感慨万端。于是，我俩坐在墙根下交谈起来。

“景超，最近怎么样？我说的是你的身体。”

“够呛。我怕挺不过去啦！”他忧心忡忡地说。

“凤鸣有信来吗？”我指的是他的爱人（那时革命队伍中称呼妻子一律为“爱人”）、甘肃日报记者和凤鸣，她是位很文静、秀气，很会写文章的女“秀才”。在“整风”大鸣大放中也“荣获”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

 “好长时间没来信了。唉，我一直在担心她那肺结核病，现在没什么营养，粮食又紧张，恐怕比我们这里也强不了多少。”说话时，他眉头紧皱，显出对妻子更多的担心和挂念。
　　“你就别担心她了。再难，总比这儿强啊！你就多注意你自己吧！”我劝慰着他。

“我最近常吐血，有时一吐就是几大口，有两回都晕过去了。我担心……”

“唉，没事儿。咱这里头吐血的人多了，不要紧的。你不要背思想包袱。”我明知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吐血意味着什么。但我只能为他宽心，给他安慰。

我俩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他：

“景超，我听老郭说，你那本几十万字的小说已经定稿了，是吧？”

他一听我问起他那部小说的事儿，立刻激动起来，愤愤地说：

“哼，还提写书的事儿呢，不是写小说我还当不了右派呢！他们光看了个提纲目录，就定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简直是强加于人嘛。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说话时，他的手在抖动着，瘦长瘦长的脸涨得发红，眼睛里充满着愤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我见他如此激动，有些出乎预料，就想赶紧转换话题。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盒揉皱了的纸烟，抽出一只递给他，他说怕咳嗽，已戒烟了。于是我点着一只抽着，彼此又谈了些别的，就此各回各的地窝子去了。

这次谈话过去没有多久，一天中午吃过饭，我忽然想去再找他聊聊，于是就到他的住处找他，有人告诉我说他死了。我被这个坏消息惊呆了，久久地站在那里，心中感到一阵阵的疼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上次见面时，我已经从他的病情预料到可能发生的不幸。可是绝没想到事情到来得如此之快，以至近在咫尺，都没有来得及再见上一面。想着想着，不由得落下了遗憾和伤心的眼泪。司马迁曾经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景超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的文人、记者，用他饱蘸革命激情的笔，讴歌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反落得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发配戈壁，最终不明不白胡里胡涂地死去，他的死是“重于泰山”，抑或“轻于鸿毛”？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正当人们面对死亡而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一个没有任何文字根据而又千真万确的消息，在明水农场迅速传播着，人们争相传诵，奔走相告。

“中央检查团来了！”

“北京大领导来了！我们有救了！”

这消息不知从哪里传来，也不知是何人透露，总之是越传越真，越传越有根据，越传越具体，如同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饱经磨难，垂死挣扎的这群人儿，干瘪的脸上挂上了笑容，眼睛里含着晶莹的泪花。一时间忘却了饥饿的折磨，也忘却了死亡的威胁。打起了精神，挺起了腰板，唱起了歌儿，开起了玩笑，一个伙伴开玩笑地说：“咱们现在是‘长虫吃了烟袋油子——精神抖擞’啊！”

我努力从人们传播着的“特大喜讯”中寻找和分析着每一句话，从管教们脸上的细微表情中察颜观色，以便得出这件事的确实与否。凭着几年来的工作经历，和从事记者工作的敏感，我得出了一个积极的、正面的结论。主要依据是：对待我们这些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不是讲：“有错必究，治病救人”方针的吗！象夹边沟、明水农场这样的“一棒子打死”的作法是绝对错误的。党中央、毛主席是不会允许下面这帮“歪嘴和尚”们这样胡作非为，残害人民的。甘肃全省很大一批知识分子的党和非党干部，被订为“右派”，送到农场，是要他们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给予生活出路，而不是采取“比秦始皇还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搞肉体灭绝。我们国家的农场是教育改造的场所，不是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农场以往的作法显然是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任何错误都是会得到和必然得到纠正的。中央派检查团来，大概主要是纠正这一错误的。

当我坚信中央检查团的到来，使我们获得新生绝对可能的时候，我的豁达开朗、乐观活跃的性格又重新显露出来。不由得一次次引吭高歌，唱起陕北的“翻身道情”来：

“太阳……一出来吆……哎嗨哎嗨……满山红……哎嗨吆……”

这声音冲出浩瀚无垠的戈壁荒滩，飞越万水千山，将传到金城兰州爱妻的耳中；传到渤海之滨双亲的耳中。告诉他们，党中央、毛主席派人来救我们啦！我们有救啦！

 

廿八、节外生枝

 

 

整整的两年零三个月，在苦苦挣扎中盼星星，盼月亮，在这一段劳教经历中，真是惊心触目，两度春秋更迭，几次命悬一线，啊，终于熬到了头，有返回兰州的实实在在地、不再是空幻地可能了！

 

全农场的劳教分子一扫往常的绝望待死的满脸戚容，个个有了生气，有了笑容，每个人的脸上唤发出了光彩，啊！人是贪生的，而生和死由谁主宰呢？是灾祸和意外的横祸吗？

 

人是有自我保护的本能的，有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啊，在追求事业成功，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之外，还有爱情，还要家庭的温馨，还要享受融融的天伦之乐；奇花异草，森林湖泊，读名人著作；听南腔北调之婉转嘹亮…。生活是多么美好啊！然而，我们的生命却由不了自己，真是生不由已啊！

 

在知道了党中央派人来甘肃抢救我们的消息后，我们急切地等着返家的准日子，听说明天场部就宣布名单，此时，那分分秒秒都显的那样漫长，时光好像也跟我们作对，高悬的太阳总是慢吞吞地不往西沉。

 

天终于黑了，我百无聊赖地在地窝子外边转悠，看到地上东一处西一处的破门窗的碎木条木板，我想起我还有点儿炒面，把这些碎木条木板拣回去，不正可煮盆糊糊吗？于是，我蹲下来一块一块地拣着，猛地我被人狠狠地踹了一脚，我气急地跳了起来一看，是农场刘场长那个陕北人。

 

“你踹我干啥？”我怒目地向他吼道。

 

“咋的？你狗日的要反了！别以为你要走了，就这样劈门砸窗地破坏！”刘场长还是那样霸道地向我斥责乱扣帽子。

 

我当然不服，我直挺挺地向他辩白，我说：

 

“场长，你别给我扣帽子，我拣几块碎木条，怎么是破坏？我啥时候砸了门窗啦？

 

“你狗日的别歪！我要把你留下来，就是不让你走！你等着。”

 

刘场长说罢气哼哼地走了。

 

  我望着刘场长的背影，心里充满了怒气和愤恨，我心想：你不让我走，哼，看吧，老子非走不可！这回可由不了你啦！在死人如麻的清水，我们被冻死、饿死，可你们晚上吃着手抓羊肉，吃着白面饼子，你们怎么没一个饿死，冻死？难道我们不是人？留在明水多一天就多一天死的威胁，多一时就多一时死的威胁！

 

我走回地窝子时犹余怒未熄，地质局的老萧和小张俩人坐在地铺上正说的热闹，我一进去，他们就问我：

 

“老钟你上哪儿去了这半天？”

 

接着我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向他俩说了一遍。他们看到我满脸怒容都笑了笑说：

 

“唉，生什么气？反正以后再不受他们的了，他说不让你回兰州，挡不住咱们，人有两条腿，谁也挡不了！”

 

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

 

“集合了，到场部去开会了….”伙房的人在各个住人的地窝子前大声地叫喊着,催促着大伙儿快走。不一会儿场部门前聚集了一两百号“教民”，各个神色紧张又兴奋地看着场部门前站着的几个管教，伸长了脖子注视着手拿着一摞纸的袁队长。

 

“静一下”，袁队长大声地咳嗽了一下，等大家都静下来以后，扬了扬手里那几页纸，大声宣布：

 

“现在我宣布一下名单，名单上有的，回去打行李，用布条写上自己的名字，拖拉机一来就装上车，晚上开过饭，集体排队去高台车站，听清了吗？”

 

“听清了”！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齐应着，清脆响亮，很有底气，不像是一群饿得有声无力的人，倒像是一队整装待发的队伍开拔迎敌似的。

 

“好，都听着，我现在就念名单。”

 

这时，人们各个摒住呼吸，瞪大了眼睛，喘着粗气静静等“大赦”时刻的到来。人们心里都明白，此刻袁队长手里拿着的，是关乎每个人生死存亡的“生死薄”，是对自己命运的判决书，有者生，无者亡。这时我猛然想到，那晚我与刘场长顶撞、冲突，他曾说要把我扣留下不让我走，他会不会真的不让我走….

 

袁队长按着名册顺序一个一个地念着,每念完一个人的名字后,就向人群中张望一下，进行盯对查找。同时人群中也会出现一个小小的骚动和欢笑。这时，我悄悄地绕到了袁队长的身后，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名单上是否有我的名字？

 

啊！名单上赫然写有“钟政”。有我、有我，使我惊喜万分，好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在袁队长念过一个名字后，该念我的名字时，他却跳过我的名字念下一个人的名字！我当时只觉得头上如轰雷震响，四肢瘫软，在严冬中头上冒出了冷汗。好个姓刘的狗场长，你真的要把我置于死地，好，咱走着噍！

 

名单念完之后，人们也一哄而散，各自回到自己的住处作行前准备去了。我独自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心里翻来覆去不是个滋味。看见同伴们在高高兴兴地打着行装，做着随时离开这鬼地方的准备的情景，不由得悔恨起自己来，不该和那个刘场长发生冲突，“人在屋檐下，焉敢不低头！”不管怎么说，自己还是个犯了错误的“右派”嘛！他再坏，也是“假天子以令诸侯”，胳膊拧不过大腿。在这关键时候，他报复你一下，咱就吃了大亏。要不，现在去找他承认错误，求他发个善心，放我一马。反正就这一回呗！可再一想，不行。那家伙“左”得要死，心肠比石头还硬。他当场长这二年，农场三千来名右派叫他整治死的还剩下三几百人了。到了今天，还千方百计地整人，耍威风，哪里有丝毫的人类同情心？向他求情能有什么好结果！

 

怎么办？这心里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没有个主意。这时，我突然想起老父亲临走的时候，嘱咐过我；“孩子，心眼儿活着点儿，别太死性。实在不行了，走人。不能在这儿等死。明白吗？”对呀！我不能眼睁睁地“坐以待毙”。他们没有理由不让我走。可是他们现在硬是不讲理，硬是要把我留下，说不定将来还会使出更损的坏招儿整治我。几千人都叫他们给整治死了，我一个人又算得了几何！前思后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们不让走，咱就自己走。大队人马前脚走，我个人随后“撤”。

 

主意拿定，我悄悄对地质局的老萧说：

 

“一会儿我打好了行李，你帮我装上拖拉机。到了兰州，我再到你处去取。”老萧满口答应。我迅速把行李打好，在布条上写上老萧的名字，交给了他。天快擦黑时分，几台拖拉机停在了外面，人们立刻把行李往车上装，车装好了，一个个又心急火燎，坐卧不安，恨不得马上动身。

 

这时，伙房的人大声地喊着：“开饭了！提前开饭了！快打饭……”。

 

晚饭后不久，就听到吹哨子集合的声音。人们争先恐后地跑到外边去了。我独自在屋内徘徊，坐立不安。我听见袁队长大声说着：

 

“别乱！听着！你们排好队，快——。”

 

我从门缝里看见人们都很利索整齐地站好了队。绝非往日那种慢慢腾腾，磨磨蹭蹭的懒散样子。袁队长在数着人头数。

 

“听好了！现在就出发。路上不准掉队；到了车站不准乱跑，也不准乱买东西。要互相监督。哪个不听指挥不许上车，原回明水！听见了没有？”袁队长大声的宣布着纪律。随后，我听见人们杂乱的脚步声，由近及远，慢慢地消失在朦胧夜色中了。

 

我下意识地打开绿色布兜，里面装着饭盒、玻璃罐头瓶，瓶里有卷好的七八支烟。顺手点燃了一支，再看看天色，心里盘算着：该“撤”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廿九、走出死谷

 

 

人去楼空，万籁无声。

 

我穿上光面的羊皮大衣，背上小胯包，顺着白天看好的一条小道向崖边走去。此路虽然比大路艰险，但较安全。

 

不久前刚刚下过大雪，地上积雪足有三四寸厚，走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下了土崖继续往前走，发现这里坑坑洼洼，凹凸不平，走在上面感觉有些异样，脚下踩着的是软鼓囊囊的什么。我用脚把雪拨开，蹲下用手一摸，原来是棉被。这下，我突然明白了，是死人，用棉被裹着的死人。平时老听说农场死了人就用棉被一裹，两头绳子一扎，抬到土崖扔下去。可这里土崖多的是，究竟扔到哪个土崖下面，从来没有细打听过，这会儿才知道就是这儿！借着地面积雪的反射，我蹲下身子向周围察看，觉得自己正处在四面的死人包围之中，不由得毛骨悚然，立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我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从脑海里找出使自己不害怕的方法。于是，我口中念念有词地说：“伙伴们，我是钟政，今晚打这儿路过，顺便看看你们。我知道你们活着的时候，也是有血有肉，有思想信念，上有老，下有小的大男人；如今成了无可哀告的屈鬼冤魂，躺在这冰天雪地的荒滩上，下无铺，上无盖，心中一定有很大的委屈。我回到兰州，一定给你们的亲人家属带个信儿，能来的叫他们来给你们挖个坑，填上土，让你们入土为安；来不了的，给你们多烧点儿纸，多烧香，给你们把寒衣、炒面‘寄’来，不让你们挨饿受冻……。”一边说着，一边从尸体堆缝中小心翼翼地慢慢崴了出去……

 

走出死人堆，我才大喘了一口气，觉得头上直冒汗，内衣已被汗水湿透，寒风一吹，前心后背像被水泼了一般。时间紧迫，容不得再多想什么，只得匆匆赶路……

 

我一个人不停地向前走着。一望无垠的雪野，没有路，更没有人，偶尔有一两只野兔或是田鼠，从我眼前疾驰而过，使人惊魂甫定。于是想到，此刻若是一条狼挡住我的去路，那可是既不能进，也不能退，更无力与它搏斗，非成了它的“美餐”不可……。越想越觉得恐怖，不由得越发加快了脚步。

 

走着，走着，突然，眼前有一道亮光在夜空中闪了一下，几秒钟之后又出现了，像是探照灯发出的光柱，在远处时隐时现地照射；接着，又隐隐约约听到了汽笛的声响。啊！是火车的声音，那光柱是车头的灯光。我又加紧了步伐，向前走了十来分钟，看见茫茫雪原中有一条蜿蜒的黑色带子，一眼望不到边。走到跟前才看清了是铁道。我欣喜若狂，总算摸到目的地了。此刻，一切的担心、恐惧都化为乌有，只有心在激动地“怦，怦”乱跳，身子不由得一软，一屁股坐在了铁轨旁，再也动弹不得。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了劲，想到这几个钟头心情紧张，连支烟都没顾上抽，于是顺手从挎包里掏出玻璃瓶，想拿出一支烟来。但是玻璃瓶在，瓶内却空无一物。我又把挎包仔细搜索了一遍，还是没有。怪了！烟是不会掉出来的呀！挎包的锁带扣得很紧，烟怎么会没有了呢？这使我不由得想到：一定是过崖时，被那些死去的难友给留下了。于是，我又自言自语地说起来：“哥儿们，我也没给你们留下吃的、穿的。那几支烟就算是我敬你们大伙的，你们就省着点儿抽吧！……”说话间，我不免又转过头，向来的方向看了又看。

 

我站在铁轨上，努力地搜寻火车车站的位置。透过朦朦胧胧的夜空，我看见西边远远的地方，有许多昏黄色的灯光在寒风中闪闪烁烁。我想，那里应该就是高台车站。当我走到离车站建筑物不远的地方，就听见有熙熙攘攘的嘈杂声，再近一点儿，还听到一个陕北人大声地在讲话。我判断出这正是农场刘场长的声音。为了安全，我不敢露面，只得在稍远的雪地上，裹紧羊皮大衣，仰面躺着休息。心里在盘算着：由西面开来的列车一进站，他们大队人马肯定会上车。如果我也上车的话，就会在车上碰面，万一碰上刘场长，可能会有大麻烦。不如让他们先走，我坐下一趟。

 

由于连续跑路，身体十分疲倦，想着想着竟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只觉得浑身冰冷彻骨，手脚麻木，赶忙一骨碌从雪地上爬起来，不住地跑着跳着，借以活动血脉，恢复身体的热能。就这样，跑累了就躺下，冻得受不了了，就又起来跑动。如从反反复复，累了躺下，冷了起来，不知折腾了多少回……

 

终于，又听到了火车汽笛的吼叫声，和车轮与铁轨的磨擦声，一列火车进站了。我站在路轨的高坡上向站台上张望，没有看到上下车的人群。于是我猫着腰向列车靠近，到了跟前才看清是一列货车。当时，我灵机一动，决定干脆先扒上这列货车，尽早脱离这危险境地。事不宜迟，我立即顺着一节空车厢的扶梯爬了上去，在车厢前面的边角处坐了下来。静候列车的开动。

 

不一会，“咣当”一声，列车猛地晃动了一下就开动了。此时，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像是一只小鸟飞出了牢笼，自由自在地在天空中飞翔；又像是一只小羊，躲过了恶狼的追赶，正在奔向主人身边；还像是一个迷路的小孩，即将进入家门，投向母亲的怀抱……。

 

货车在风驰电掣般地向东飞驶。我兴奋地顾不得寒冷，想不起饥饿，只是想抽支烟。当我下意识地把手伸向挎包里的时候，才忽然想起：烟不是全留给那些土崖下的伙伴了吗！于是又转念想到，要是现在有瓶老白干，我准能一口气把它喝光，然后大声喊道：“我胜利了，我就要活着回兰州啦！”

 

在一个闪烁着许多灯光的地方，列车缓缓地停住了。我刚想站起来看看情况，听见车下有人用小榔头敲打着下面的轮子，发出“叮叮噹噹”的声音。不知什么人把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扔进了车厢。吓得我摒住呼吸，一动不动地蹲在车厢里。过了好长一阵，周围再没有什么动静了，我才站了起来，活动活动麻木了的腿脚，拎着挎包从车上爬下来。刚一抬脚，忽然听到有人厉声喊道：

 

“干什么的？”一个像铁路公安模样的人，用强光手电筒直照着我。我慌忙回答：

 

“我。在这儿解小便。”

 

“在这儿解手不行。到车站候车室厕所解去。”说着走到我跟前，看了看我的挎包，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以为我是附近农场工人，再没问什么。吓出一身冷汗的我，此时才惊魂稍定，匆忙走开。

 

走上站台，看到有一块白色的水泥站牌，上面有两个黑漆大字：张掖。进了候车室，一股暖流迎面扑来。候车室中间有两个又粗又大的铁炉子，炉火正旺，有几个男女在围着炉子烤火。四面木质的长条椅上，有的人歪歪斜斜地睡着，有的人在坐着打瞌睡，他们身旁的地下、椅子上，放着行李、箱子、包袱、挎包等等。烟雾弥漫的候车室，散发人间烟火的大火炉，熙熙攘攘的人声嘈杂，是那么亲切，那么熟悉。使我感到自己已经从地狱回到了人间社会。我不再是“鬼”，我又是一个堂堂正正、实实在在的人了！

 

在一个空着的长条椅子上，我坐了下来。眼睛不时地向四下寻觅着什么。这时，我看见不远处有个中年汉子，抱着一摞烤饼，正在向候车的人们兜售。似乎是条件反射在起作用，我立时感到肚子已经饿得撑不住了。于是忙走了过去，问他：

 

“你这饼子怎么卖？”

 

“一元钱一个。白面的，要几个？”

 

看见那烤饼又大一白，才一元钱一个，比起农场的杂面饼来，真是天上地下，太便宜了。我把他手中的饼子数了数，一共是十一个，全部包了“圆”。从紧贴身的内衣袋里把老父亲留给我的钱拿出，从中数了十一块钱给了他，抱着一摞饼子回到了原来的座位上。我没费多大功夫，就把所有的饼子全部咽下了肚，“意犹未尽”，仍然没觉得太饱。原来那饼子虽然看着挺白，个也不小，但只是边上厚，中间很薄，面也发得虚，所以不怎么“经”吃。当然，还必须考虑到，我是个“饿鬼”这个主观对象……。

 

这时，有个人似乎是有目标的向我走来，问我：“小米干饭，要吗？”

 

我说：“怎么卖？”

 

他笑眯眯地回答：“同志，便宜些卖。一盒一元钱，半斤粮票。”

 

我接过一个饭盒，掀开盖子一看，倒是黄澄澄的小米饭，可干渣渣，冰凉凉，也没有什么菜。有心不买，可嘀咕了一会儿，还是买下了两盒，付了钱和粮票，把两盒饭统统倒在我的饭盒里，走到那火炉边，把饭盒放在了火上，想烤热了再吃。我一边烤着火，时不时地揭开盖子，顺手抓一小撮放进嘴里，就这样，一会儿一抓，过一会儿又一抓，饭还没有烤热，已经被我给抓了个精光。此时，我才感到饱了，真的吃饱了。坐在椅子上，不住地打着饱嗝。

 

肚子饱了，抽烟的欲望又来了。从走出明水，在火车道轨旁就想抽支烟，在货车车厢里还想抽烟。当时没有，只好忍着。现在应该有这个可能了吧！我四处观察，发现在对面靠墙角的地方，有个头戴大皮帽子的人正在那里喷云吐雾。于是走过去有意地和他搭讪，问他到哪儿去，坐哪趟车，等等。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便单刀直入地问他能不能卖给我两根纸烟？起先这个请求被拒绝了。但我还是不死心，对他说：“既然卖你觉得划不来，那么拿东西跟你换，你看怎么样？”说着，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十分精致的蓝颜色，金边的透明塑料烟盒，带弹簧，能自动打开的。那人见此烟盒，眼睛一亮，拿在手里反复试着，欣赏着，显出极大兴趣。我问他能换几盒烟？他从皮衣口袋里摸索了半天，才掏出多半盒“嘉峪关”牌的纸烟来，而且已揉搓得皱皱巴巴了。对我说：“我就这么些了。你要换，就都给你，怎么样？”

 

好半天我没有答腔。心里反复掂量：值好几元钱的漂亮烟盒，才换十来根一毛多钱的“烂”烟，也太划不来了；可又一想，烟盒再好，不顶烟抽。现在我需要的是烟，不是烟盒。这时，诱人的烟的香味不断扑鼻而来，使我再也顾不得那许多。换！于是很快完成了这笔不公平的交易。此后，他在爱不忍释地玩味着烟盒，我则大口大口地过着烟瘾。

 

天逐渐亮了。东去的列车并没有准点进站。候车室的人们在焦急地等待着。终于售票处的小门打开了，人们排着队买票。我按照早先的计划，买了第二趟的慢车票，为的是与农场的大队人马错开，不与他们在车上相遇。当第一趟列车进站以后，我有意地躲在候车室的一个角落里，直到列车开走，我才放下了一颗忐忑不安的心。

 

慢车直到下午才慢慢腾腾地进了站。上车后，我坐在一个紧靠窗口的座位上。列车开动以后，我的心随着车轮滚滚，起伏不定。我闭上眼睛回忆着：从五八年秋天到夹边沟农场至今，两年多来的一幕幕往事。真是一个个令人胆战心惊，九死一生的噩梦。

 

五八年国庆前夕，电台人事科李科长的谈话：“到农场好好劳动，一年半载后回来，再好好工作……”

 

两年三个月的日日夜夜，扪心自问，我是老老实实听组织话，全力以赴积极劳动，真心实意接受改造。这期间，经受了人们无法想象的饥饿与死亡的威胁，比法西斯还要严酷的苦役考验。两千多位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女，大部分冻饿而死在戈壁荒滩上。比起他们来，我是幸运儿，我没有死，我还能活着看见我的年迈双亲，我的爱妻，我的年幼的儿女。生命是美好的。生命，只有在活着的美丽中才能绽放……

 

列车在戈壁荒原中奔驰，路旁一排排光秃秃的白杨树在飞快地向后闪过。正在胡思乱想，追忆往事时，列车餐车人员沿着车厢叫卖烤饼。我凭车票买了几个饼子，正在大吃大嚼时，从车厢后面走过来两个人，前面的拿着个大麻袋，后面的扛着根扁担，两个人到餐车去买烤饼。看到他们，我不免惊恐起来，怎么！他们也坐这趟车？这可真是“冤家路窄！”我赶忙用老羊皮大衣将头遮住，假装睡觉的样子，没敢再抬头。就这样，一直到列车进了兰州车站。

 

我回来啦！我活着回来啦，我的亲人！

 

 

 

 

 

 

 

 

 

 

 

 

 

 

 

 

三十、侥幸余生回金城

 

列车缓缓地进站了。

 

车厢里的人下得差不多了，我才磨磨蹭蹭地低头走出车厢。为的是与明水的人错开，防着再生什么差错，站台上乱糟糟，出站的旅客忙乱地走动，从不远处我看到从明水来的人正在集合、点名，这群衣衫褴缕的叫花子般的人，个个正伸长脖子听带队干部在交代什么，接着这群人就晃晃悠悠地向出站口走去，其中有些人似乎无力走动由人搀扶，还有的是用担架抬着出站。

 

我没有随他们从出站口走，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红山根那条僻路朝东向附近的排洪沟方向走去。那是我妻子所在单位—省商业厅饲养场的地方。

 

那是临近黄昏时候了。我顺着车轨往东走，北边是无数低矮破烂的土房，不少房顶烟囱还冒着炊烟….

 

商业厅饲养场被不高的土墙围着，墙上还划有许多白圈圈，大概那是用来吓唬狼的。

 

妻子看到站在面前的我，万分惊喜地问道：

 

“是电台接你回来的？”

 

我苦笑了一下，尽力抑制自己眼中的泪水，含糊地点着头。她的同事们好奇的看着我，我很含蓄地朝她们点了点头。大概她们早已知道吴宜勤在夹边沟农场有个右派丈夫。

 

妻子为我端来一大瓷碗大米和洋芋蒸的饭，还有一大茶缸猪下水烧的菜。那饭和菜的扑鼻香味，真使我馋涎欲滴而急不可待了。这是我两年多来吃的第一顿真正的人间烟火饭！待我盛第三碗饭时，妻子用极为惊讶地眼神看着我说：“还想吃呀？能行吗？”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说：“没事儿，就吃这一碗。”

 

当妻子和我单独呆在女工集体宿舍的时候，我向她把这次回来的前前后后细说了一遍。她爱怜地看着我，深深地叹息着。用手指在我的腿上、脚面和额头处按压着，每压一下，就显出一个深窝，半天不能恢复。最后，她安慰我说：

 

“老天爷！回来就好，总算逃出来，拣了一条命。前几天，我已经找了电台的领导，向陆台长讲了你在农场的情况，他答应由电台派人到农场去接你的。”

 

当晚，去电台的路上，我又关切地问到小儿子的情况，她说小儿子在托儿所，每逢礼拜六才接回来。小家伙可懂事了，知道妈妈没钱，什么吃的都不要。

 

陆台长严肃而又耐心地听完我的情况汇报，说：

 

“你回来就好，别的事都别管。明天先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一是治病，二是休息。农场的事你别担心，通过组织会解决的。告别前，他又对我妻子说：

 

“听说你们饲养场副食搞得不错，你要多想点办法，给他多营养营养。”妻子笑着点点头。

 

离开兰州两年多，我们不光是异地分居，而且连自己的家都不复存在了。没有家，就没有安身之处。妻子住的是集体宿舍。好在她早有准备，安慰我说：

 

“近期你就先吃、住在一明家里。我们都安排好了。”

 

从下火车到去饲养场，又去电台，走了这许多路，我已经疲惫不堪，举步维艰了。临近一明家时，是扒在妻子背上，让她搀扶着走的。进了院，妻子就大声喊道：

 

“一明，你看谁来了？”

 

一明和张伯父、伯母都迎了出来，看到我半倚在妻子身上，赶忙把我搀扶着进了屋子。数年不见，死里逃生，大家都悲喜交集，感慨万端。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精神和身体都有了恢复。我决定去甘肃日报社向总编辑叶滨同志汇报自己在夹边沟和明水农场的情况。在我详述人们在农场受到的非人待遇，特别是生活惨状时，叶滨同志显得十分激愤，不时地用拳头击打着办公桌；他怒不可遏地骂道：

 

“这是什么政府的管教干部！简直是一群野兽，一群没有一点人性的东西。要到省委告他们去！”

 

当我详细地叙述了在农场与王景超记者见面的过程，以及几天后他就不幸死去的确实消息后，总编辑眼睛里显出一股愧疚的神情，连声叹气，说：

 

“唉，晚了！我已经派人去接他了。连个准地点都没有，人到了酒泉，说是搬到高台了。‘救人如救火’。就这么往返一折腾，耽误了。一个多么好的同志啊！”

 

叶滨同志听到我说自己是跑回来的，对我说：“你自己跑回来了，你就活下来了。如果继续呆在那儿，我们就永远失去了今天见面的机会。钟政同志，组织上对你们在下面的情况了解太少，关心的不够。使你们受了这么大的磨难，我向你们表示歉意，请原谅。”一席话感动得我声泪俱下，他也湿红了眼圈。

 

我真为自己庆幸：叶滨同志谈话中曾嘱咐我，要我写关于夹边沟和明水农场的情况，由他拿着向省委领导汇报。我一直没敢写。如果我当时写了，在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我这个从农场死里逃生的人，在红卫兵的手下，是必死无疑的了。

 

 

２０００，１０修改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