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人类文明永摆不脱的问题。

好玩的是，最早提这问题的古希腊人 于棼奴，关心的只是谁来监管女人。他说女人不可信，而且连监管女人的人也不可信，因为绝对靠近女人就绝对腐败云云。

后来的柏拉图，在设计他的‘理想国’的时候，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不如 于棼奴，柏拉图只是寄希望于他所想像存在的‘哲人国王’。在书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和格罗康之口说一个城邦国家的监护人必须具备优秀品质，因为不会有人来监督负责监督之人，而且‘去监督负责监督之人是个荒唐的主意’。呵呵，那谁说的，way too simplistic, and definitely naive.

在地球的另一面的孔子，比柏拉图高不了多少，寄希望于仁君。在这问题上，孟子比孔子深一点，说出‘若君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契约论想法。可惜的是，第一、孟的契约思想没成为儒家的主流，第二、就算成了主流也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契约论本身也有硬伤，这在此帖末尾会提到。

所以在古中国，对负责监督之人，只能靠道德伦理来软约束。从修身齐家一路往上推到平天下之天子。天子权力太大，这软约束还是不够，于是汉以来的儒家就编出套‘天人合一’的框架，说如果你天子乱搞，就违天意，遭天谴。而实际上存在的硬约束，只是人民造反改朝换代，代价昂贵。

古欧洲更糟，连一统都实现不了，遑论其余（别以为欧洲人酷爱自由不肯一统；统一欧陆的努力，一直没有停过，直到现在）。不过，后来的霍布斯对这问题想得比前人都深。他的解法是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为甚么要中央集权？因为否则人民就得退化回他所说的‘自然状态’里去，四分五裂，如丛林般的弱肉强食，互相抢先核掉了对方。所以人民与君主达成契约：人民让出自由，换取君主提供的稳定。由于中央集权，中层的监督者权力不大，所以腐败程度也不深，于是真正要担心的是大权独揽的专制君主，谁来监督他呢？对此，霍布斯也没辙了，说没办法啊，只好靠人民的造反来换掉太腐败的君主吧。由此可见，对霍布斯来说，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虽不理想，但对于丛林‘文明’来说，是个必要之恶. 

毛泽东在建国后的言行，与霍布斯的思想比较一致。他的打倒功臣、破四旧、文革，都可看成他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的尝试。而他的文革，更是他对霍布斯思想的超越。

打倒功臣与此合拍，自然不用说。

为何要破四旧以至要批孔子？因为中国的传统的社会型态，与一个现代化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不合拍。不合拍之处，是建基于小农经济之上的、假设同乡们从摇篮到坟墓都套牢在一起的‘修身齐家’伦理思想。这是小家族与大国家的矛盾。所以要破掉这些‘四旧’，把人民的地位平均化，全都在高高在上的君主下面互相平等，全都听令于君主。

为何要搞文化大革命？因为毛不象柏拉图和孔子那么单纯寄希望于仁君，而是象霍布斯那样，认识到‘负责监督之人必会腐败’的道理，所以他要用文革来打烂现有的官僚机器，把这些负责监督之人发配到农村牛棚里洗洗腐败。他的‘资产阶级法权会在党内滋生’的说法，正是此理。

人民造反，对霍布斯来说，只是他的解法的一个无奈的结果。而毛泽东却敢把这无奈的结果变成维持他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的手段。通过发动人民搞文革斗干部，他实际上是发动人民造他自己的官僚机器的反。

当然，他总不能让人民把他自己也造反掉，所以老毛的尝试，无论多么原创和悲壮，最终只有完败一途。但他仍留下了个磨灭不掉的遗产：现在中国的民风人情，已不是孔孟之道了。这是好还是坏？对此，还是周恩来教导尼克松那句，too early to tell.

我辈自放海外所曾追求的，是另一个解法：现代美欧的民主制。怎样监督负责监督之人呢？这个解法的答案是（本定理一直说的）‘刁民仍须刁民磨’ － 把负责监督之人的监督权分开，让他们互相监督。

这个‘刁民磨刁民’ 的解法，是最美丽优雅的，因为它不须寄希望于任何人，因为人全都不是好东西，特别是那些自称代表社会正义、上帝声音、普世价值的人。坏人与坏人互相阴算，结果把坏的互相抵销掉。

问题是，在执行上，这种解法却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吃。如果真的分了权，国家的动员能力大减，离心倾向过大，结果就是欧陆这样的半残废。如果要维持对外的权力，就不得不把权力集中到执法者手上，结果就是美国这样的、每一代的总统的权力都在膨胀、中央的特务机关侵犯隐私与日俱增；对权力日益膨胀的执政者的制约机制，慢慢就只剩下了轮换和选举，这选举制，若不蜕变成走过场，就让执政者目光短期化。若蜕变成走过场，那么‘民主’美国与专制帝国就没啥区别了。

所以，说来说去，谁来监督负责监督之人？没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