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说蒋介石腐败都是GCD让说的，其实这根本不是，因为现在主流媒体正在美化蒋介石！看党校学习时报、南方周末、中青报、中央电视台都在美化。为啥美化呢？因为现在要搞资本专制，蒋介石时代也是，他们都最怕革命，现在资本的很多财富都是掠夺的全民资产，为了这些能合法，就要污蔑革命，这样才能合法抢劫革命带来的成果！大家看美化国民党的书基本是现在共产党、台湾国民党搞得，而说他们很烂的有革命的共产党、美国、日本、台湾党外人士。对比一下谁可信？
  一个妓女要卖淫合法化，而他的爷爷反对卖淫，现在为了卖淫合法化，所以要反对自己的爷爷，而美化爷爷时代的妓女！

•看美国人眼里的国民党统治，看宋美龄形象。献给 群里的右粪他们过节
雖然蔣女士在美     國的公眾輿論裡有一種明星般的形象，富藍克林 ‧羅斯福總統和其它領袖們，對她和她丈夫專制和腐敗的作為感到幻滅。Eleanor羅斯福女士在一場白宮晚餐中，當問到蔣女士中國政府要如何處理煤礦工人罷工問題的時感到驚恐：蔣女士不發一語，用尖銳的指甲在她的脖子前比了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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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Madame Chiang developed a stellar image with the American public,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other leaders became disillusioned with her and her husband's despotic and corrupt practices. Eleanor Roosevelt was shocked at her answer when asked at a dinner at the White House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handle a strike by coal miners. Madame Chiang silently drew a sharp fingernail across her neck.
•       「她可以把民主談得很漂亮，但是，她不知道如何生活在民主政治裡。」羅斯福女士事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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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can talk beautifully about democracy,'' Mrs. Roosevelt said later. ''But she does not know how to live democracy.''
•       ……許多國民政府的軍隊因沒有薪水而被迫乞討，但是，美國外交官員們發現，從美國送去中國的軍事補給，有時在一抵達中國就出現在黑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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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Nationalist soldiers were reduced to begging for food because they went unpaid, yet American diplomats discovered that military supplies s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China sometimes appeared on the black market soon after arrival.
•       ……在上海時，那天蔣女士如常地坐著她的大型加長Limousine上街購物。
•       ……蔣女士很快的在華府引起風潮，她在國會強有力和熱情的演說，引起了如雷的掌聲，她然後橫越整個國家，出現在麥迪遜花園廣場和好萊塢Bo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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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me Chiang made a splash in Washington after the war. She spoke forcefully and passionately to Congress, winning a roaring ovation. She then traveled across the country, appearing at Madison Square Garden and at the Hollywood Bowl.
•       但是她同時卻引起了美國軍人對她的厭惡，尤其是她回到戰時的首都重慶，帶著許多箱的皮箱，其中一個撐開來，露出了裡面奢華的化妝品，私人衣物和時髦昂貴的日用品。……
•       美國作家默爾•米勒採訪杜魯門總統時，杜魯門氣得大罵：“他們都是伲瑐€個都他媽的是伲�They'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他們從我們給蔣送去的38億美元中偷去7.5億美元。
纽约时报上的宋美龄
美国援助是中国抗日用的，但是都到了少数人手里
在国民党区域，从福建、广东到四川、甘肃，几乎每一省都 有农民暴动，常常是为了反抗征兵和苛捐杂税。更如 1943年春，大约有5 万人的一支农民造反武装，夺取了甘肃南部大部分地方的控制权。秋天，在福建有4000人起事反对政府，那里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民心鼎沸”。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411页


1945年5月第六次党代表大会——自1938年早期以来国民党的第一次  代表大会——变成日积月累的怨恨发泄的讲台。党内有广泛基础的成员，痛 斥无所不在的贪污腐化、机会主义、无效能、不顾公众福利，以及党、政府和军队内的道德沉沦。 连共产党的宣传家也发不出比这更辛辣的谴责。
《桥中华民国史》下册411页
但是，随着官员的复员和接收过程的发展，接收这个词变成了通用的同形异义
词，其意义转变为抢劫或掠夺。接收政策本身要末疏于计划，要末实施失当，也没
有什么制度上的保证以禁止滥用职权。其结果是，随着到来的官员竞相对敌产提出
所有权要求，各地的接收过程发展成了不成体统的你争我夺。任何东西都成了攫取的对象：工业机械、公共建筑、房屋、交通工具，甚至家具和办公设备——任何能最早对这些东西提出要求或提出最强有力要求的人，都可把它们征来使用或获利。这些来自重庆的趁火打劫的接收大员，成了这一时期的象征。根据流行的说法，这种人所关心的是五子，即条子（指黄金）、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是，收复区的经济很快恶化，以致拆、卖工厂机器比让它们运转常常更为有利可图，许多人都这样干。日本投降后一年多，经济部承认，从日伪手中接收的2411个工业企业，估计只有852 个实际上恢复了生产。到1946年末，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导致工业萧条。但是，它是从分裂开始的，这种分裂是由政府官员对日本人留下的财产展开接收竞赛的不同寻常的行为造成的。
  接收，当时日本人占领区很多以前被日本抢去的百姓资产，都被国民党叫做敌伪资产，都变成国民党官员个人的财富。这些都是日本占领区百姓有生命换来的财富
  抗日战争以后国民党对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金融掠夺，就是用极不合理的比价，用抗日时候国统区的法币兑换日本占领区的货币，这样兑换等于对日本占领区老百姓掠夺。
  不是国民党腐败，现在台独势力不会做大
台湾人与来自大陆的接收人员间发展起来的相互敌意，在血腥镇压1947年2 月的反叛中达到了顶点。在东北，都在传说，除非所有想叛乱的人都干脆投到共产党一边，否则那里日后也要爆发一场叛乱。
  国民政府最易受到的指责是，它不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是鼓励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利用公职为个人的企业和利益服务。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合伙人正相互勾结以获取外汇，进口商品，以及得到一般商人所不易得到的其他好处。有一个实例是1946年政府向上海米商贷款的丢脸事件，这些米商显然是得到官方的默许，利用贷款去从事投机活动，从而导致米价进一步上涨。另一方面，当政府在1947年上半年卖出公债时，资本家并不愿意买进。同样，据说一些商人持有大笔金钱，他们拒不把这些钱投入他们自己的企业，因为与投机所得相比，投资所得的利润更不可靠。投机的机会包括买进、卖出和囤积商品；在股票市场上进行投机；投资于黄金和外币；以黑市利率贷款。其结果是生产进一步削减，企业倒闭，失业增加。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
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
“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
“灾情最严重的时候，在这个黑暗的国家里出现一群贪婪者。他们以免收拖欠的租金或只付几个铜板的方式、从饥饿的农民手里收购了成千上万亩土地，等到旱情解除时再租给佃户。”
“1939年的水灾 ”
个旧矿共有近50000名矿工，其中60%以上是奴隶。40%的矿工干活三、四年以后便中砷毒而死。干上几个月，他们的皮肤差不多变成青色，因为砷毒迅速的进入了体内。他们的平均工资每年约20美元。每名童工死亡，如果有抚恤金给予他的父母，数目也只有二、三美元。 ”
……
“我向自己问道，‘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组成一直浩浩荡荡的大军、向那些只知道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而不让他们吃饱、只知道夺取他们的土地而不会修复灌溉水渠的恶棍们发起进攻呢？他们为什么不冲进大城市去抢那些买了他们妻儿、那些当正直的人忍饥挨饿而他们却继续狼吞虎咽地饱餐三十六道菜的筵席的人呢？’我对他们的消极态度迷惑不解。有一个时期，我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促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简直就是缘木求鱼”。 --白修德
         恩尼喜欢评点历史，他看过一些国共斗争的书，对美国老一代的中国通如数家珍，还推荐了一些书给我看，如二战时“时代”杂志驻重庆的记者怀特（Theodore White, 62年获普利策奖）和杰可比（Annalee WhitmoreJacoby）合写的“中国的雷声”，就把我带回了沥沥寒雨的陪都重庆，那时四川人民正用巨大的牺牲支持着中华民族不败的奋斗。
         白修德(TheodoreWhite)是著名的美国记者，以分析报道美国总统大选而闻名，著有四本，并获普利策奖。然而白修德的记者生涯却是从中国的山城重庆开始的。抗日战争期间白修德作为美国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的记者在重庆生活了若干年。他曾深入过山西游击区，报道过河南大饥荒，跟蒋介石谈过话，和周恩来喝过酒。抗战结束后他返回美国，出版了《中国的雷声》，在书中揭露了蒋介石政府内部的腐败。许多年后目睹了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后，再回忆四十年代初的重庆，他深感“美国方式”给亚洲带来了悲剧。在《中国的雷声》一书中他写下了下面的话：
        “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个政府象重庆的国民政府那样彻底地被“美化分子”所渗透。也没有哪一个政府(也许后来的南越政府除外)如此彻底地被美国的理念、援助和指导所毁灭。就整体而言，并不能说这个政府中的男男女女们是被美国人所招募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一群美国理念和方式的追随者。半个世纪之前，传教士们开始动摇古老的中国传统观念，教会学校和学院使美国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发愤图强之心和对现代化、西方化的渴求促使人们追求美国人的知识，技术和文化，仿佛美国人知道世界上所有生活的真谛。
       “这种渗透是从政府的最高层，从总统开始的。魏斯理学院毕业的蒋夫人说服蒋介石信了天主教。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有奥柏林和耶鲁的双重学位，外交部长是耶鲁1904年毕业生，教育部长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立法院长孙科博士具有哥伦比亚和加利弗尼亚两所大学的学位。新闻部长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中国银行行长，后来的行政院长宋子文是哈佛1915年毕业生。这份长长的美国毕业的中国政府高官的名单还可以一直数下去，从国家卫生官员到盐务官员，到外贸官员。外交部的驻外使节更是清一色的长春藤名校毕业生。驻华盛顿的是康奈尔和哥伦比亚的毕业生，驻伦敦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驻巴黎的顾维钧不仅在哥伦比亚大学拿了三个学位，而且还编辑过那里的校报，如今他又增加了一份新的骄傲，他的儿子进入了哈佛大学的克里门生体育俱乐部。我本人的哈佛学历在中国比在波士顿还更吃香。我后来组织了一个中国的哈佛俱乐部，其中有一大批蒋介石重庆政府中的高官，即使在华盛顿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这么多哈佛毕业生。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一场悲剧。我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弄明白，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简直就是缘木求鱼。这批人生活在英语之中，彼此说的，想的，梦的都是英语，只有蒋介石不懂英语。”
        在白修德看来，蒋介石政府中这些有着耀眼学历的高官们就象是一台现代电子仪器的面板。每当你按动一个按钮，面板上都会有一盏彩灯发出美丽的光芒。然而那彩灯背后的线路究竟是怎么连接的，天晓得。只有当你反复地按过许多次按钮，发现除了彩灯闪耀之外再不会有别的反应后，你才明白过来，原来那面板后面的操作系统根本就不工作。
       在重庆时白修德曾多次采访过孔祥熙，印象最深的一次话题是关于几年间上涨了一百多倍的物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什么通货膨胀”！孔博士这次没有打哈哈，他咆哮着说。“你们美国记者就喜欢说通货膨胀，中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有人愿意花两万块钱去买一支钢笔，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通货膨胀！他们发神经，就是这么回事，他们根本就不该去买嘛”。 一个王朝的丧钟那时候就已经敲响了。

  在许多省份中，赋税往往已预征到六十年或六十年以上，农民因无力缴付地租和高利贷的利息，好几千英亩的土地都任其荒芜着。四川就是其中的一省。在我六年以来所搜集的材料中，有的材料说明许多别的省份也有同样的情形。
西行漫记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被评出版的《民主》

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侪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已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
西行漫记

1948年11月，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伯将军向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报告中提到:“自从我来到这里后，从来就没有一个战役的失利说是因为武器弹药的缺乏。依我看来，国民党军队的败北是因为糟糕透顶的指挥和其道德败坏的因素，把军队弄得毫无战斗意志。……在整个军界，到处是平平庸庸的高级军官，到处是贪污和欺诈。”
　　　　
　　1949年8月，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同样指出了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其腐败无能。他说:“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觉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李宗仁事后回忆道:“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

吴国桢回忆说，当时上海接收敌伪财产时的场景相当混乱。被接受的不仅仅是敌产，中国人的私人财产也被接收大员趁机占为己有。“海军查封了上海的一个仓库，并宣布其中的所有货物均属敌产，尽管那里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属于中国人私有的。在这些人得以申请发还他们的财产前，海军已经将其启封，并在黑市上抛售取利了，根本不管这些财产是敌产还是私产。”上海人民对这种情况非常气愤，他们给国民党接收大员取了绰号--“重庆人”。“这是仿照人类学术语‘北京人’给他们的贬称。他们说‘重庆人’只对‘五子’感兴趣，即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汽车)和馆子(高级饭馆)。” 从这种描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海人民对派来接收敌产的行政人员的行为是多么不满。总之，正是由于他们的恶劣行径，国民党政府很快失去威望。这种情况不仅在上海有，各地几乎都有。

吴国桢这样回忆道:“我(吴国桢)经常到上海码头去。那时我们的部队都集中在东北，我看到一箱箱运往东北给部队发饷的中央银行钞票。但一两周后，当我再到码头时，同样的箱子又从东北运回来了，显然指挥官们并未给部队发饷，而是将其运回以购买商品进行囤积，此后将其在黑市抛出，获得巨利，只用所赚的一部分给部队发饷。我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蒋介石，但他未作任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