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在中共中央有二大人事权力纷争：一是使博古总书记下台、洛甫继任一把手、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圈子（常委仅洛甫、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项英等五人，但项英留在了江西打游击），并由周、毛负责全权指挥军事大计的遵义会议。第二件事，就是中共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与张国焘为首、陈昌浩、徐向前为副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时，中央红军已由从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员至一万人左右了；而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突围进行长征时，仅二万余人，但长征后几个月进入并建立川陕苏区时，却反而发展为近五万人了（对外号称八万）。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这种不同的情况，使张国焘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用现在经济活动的术语说，张认为：一、四方面军进行“资产重组”，四方面军兵力多，过去的军事方针又比中央红军正确（部队越打越多就是证明），重组后，领导四方面军的他张国焘就应该有“控股权”，至少应增加他属下的四方面军所占“股权”。

张还自认为有一个个人的特殊条件：他还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共的创始人之一。而他认为：现居中央政治局高位的洛甫、博古、王稼祥、凯丰等人甚至还不是由中共 “六大”选出来的中央委员、而是后来在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临时补入的，而他张国焘从中共“一大”起，在中共一、二、四、六各届中央里就担任了中共中央局委员或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论在党内的资格，他对洛甫、博古等人很有些不屑。

显然，张国焘觉得他椐有这么多的大优势，尤其在这以军事实力说活的时期，他应该取洛甫博古等而代之，由他来执掌中央的牛耳。因而，在会师后，他便有了他一系列的动作。

当时，张国焘的这些想法也不一定没有道理与可能，问题是他能不能正确下好他那一步步政治大棋。然而，张国焘在这场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最终结果是彻底失败了。

张国焘的落入败局，现在看来，他是在处事时犯了几个大错误：

（一）他过高估计了自已的力量，斗争一开始便想否定当时中央的一切。
他开始是以为中央大权是在洛甫、博古等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大员手中，所以一开始他就想以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为由，否定洛甫等人的中央领导。然而，他好一阵才明白，当时在中央实际当家的是毛泽东。在中央红军湘江之战惨败、部队巨量减员及遵义会议后的战争之际，洛甫等人对毛便已基本是言听计从了。于是张国焘错上加错，又将毛也列入了攻击目标，从而使自已与整个中央政治局为敌。

在遵义会议时，毛泽东都知道当时不是批评中央政治路线的时机，（后来到延安立稳了脚有大本钱时，毛泽东才以整风为名，清算了包括博古、洛甫等人在内的“王明左倾路线”）

而张国焘当时想否定中央路线，就使他处于了与整个中央领导班子对立的地位，特别将已实际主事中央的毛泽东也放到了对立面。以他区区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力量，凭借红四方面军的本钱，就想撼动改变整个中央的地位，显然，他只能有失败一条路。

象中共这样有明确党纲指引、有极严格组织纪律约束的政党，毕竟不是有枪就是王的“威虎山”山大王之类乌合之众。党内的斗争，有时可以不须讲理，但必须讲究合法、取得多数支持、符合组织步骤。

对此，毛泽东显然比他张国焘成熟得多高明得多。在遵义会议时，毛泽东是只反对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并不反对当时中央的政治路线，而且毛泽东还与同样是来自王明那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小团体的洛甫、王稼祥结成了同盟，成功的在政治局内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用合法的手段实现了自已的意图。所以，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政治上的胜利转折点。
而一九三五年七月始的意欲争掌中央领导大权的行动，却反成了张国焘政治上、人生上的“滑铁卢”。

（二）在政治上是非常讲究“名正言顺”的，而张国焘显然轻视了这一点。
张国焘以为凭借他人多枪好军事势力大，就能为所欲为，就能指挥其他人。但他忘了，他与红四方面军毕竟都是党的属下，都是以中共名义号召和领导而起的家和壮大的，他们的一切，在理论上组织结构上，都必然要服从中共及其中央。你如果还没有握有中央大权，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顺从、忍耐与等待。任何明目张胆反对中央的做法，都只会遭到大多数人的不满与反对，而不会跟你走。在这里，道理上的谁对谁错并不重要。

急切想执掌中央大权以再展其有过的辉煌的张国焘，却在那场争权较量中犯了“与中央作对”这个根本性策略大错误；而在红四方面军中另立第二个“中共中央”的作法，更使他显露了其不能争取多数支持的小家子气，而使人不敢死心踏地跟他走（下面的人一般都是不喜欢组织分裂的，谁来参加中共，都是希望中共越来越壮大，自已的前途才越可靠）。因而，后来，中共中央毛泽东洛甫等人发动批张国焘的运动时，原四方面军相当多的干部都不支持或不敢支持张国焘了，因为谁都不想戴一顶反对中央的铁帽子而自找麻烦，故大都转而“拥护中央”，使张真的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在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进入江西苏区前后，对毛泽东的“游击主义”也都有过严厉的批判，并于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撤去了毛泽东领导红军的大权，不让毛到前线去，而只给他安排了一个“政府主席”空头闲职。对此，参与了创建中共、又亲手创建了红军和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当时当然也很气愤很悲伤。然而，从井冈山时代起，不论受了多大的委屈，毛在任何时侯却从没有犯过与整个中央对抗的错误，从没有将自已置于反对中央的处境过。相反，他采取了古老的办法：一是 “忍”，二是耐心等待时机，三是同样借助合法的步骤进行斗争。

因此，长征途中，他终于等到了机会：博古、李德指挥军事打了大败仗。而他又成功地分化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小团体”，与其中能起举足轻重作用的、以前在江西也反对过自已的洛甫、王稼祥建立了亲密关系，因而，他很快便获得了中央政治局的多数支持，扭转了他自已的政治命运。

（三）意气用事，在政治上的攻击与防守都没有定准章法。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军事上采取北上还是南下？这样的战略问题本可以多多商量研究，只看哪个战略方案有利于红军。但张国焘却想以是否支持自已的意见为 “试金石”，并在中央政治局多数人否定他的意见时，则摆出了一付固执已见的架势，不去多多考虑其意见的正确与否，也不考虑这样做对自已在中央会留下什么影响，强行作出让他指挥的“右路军”执意南下的决定，并要“左路军”中的陈昌浩、徐向前部也南下。

而这多为显示自已“正确”而擅自南下的战略，既违反了中央决定，得罪了政治局的大多数，又犯了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子所告诫的用兵大忌：“将帅不可因怒而兴兵”。结果，因国民党军在川南的强大布防，而使自已在军事上未能取得成功、反使红军蒙受了不小损失，也使他在政治上失去了一些分数。

当中央机构与红军三军团，在9月9日夜因担心内讧而撇开红四方面军陈、徐部，突然单独北上后，张国焘在此事上本可赢几分，这也是他正好显示他的心怀宽阔、获取党心军心之际，是他向中央输诚的大好时机。然而，张国焘却没有将这件本于他有利的事件正确运用，相反，他却头脑发昏，仗其手下兵多势众，意气用事作出了不再承认原有中共中央而另立“中央”的决定，从而反导致他在党内斗争中输了理，埋下了日后受批却无法自辨的祸根。 

一九三七年张国焘到达延安后，虽说因西路军的失败，他已没有了与中央红军会师时那阵的势力与威风了，但他凭借红四方面军余部的力量与影响，中央政治局诸位同事却还没有整死他的企图，只不过是要打打他那股想凌架于中央之上的霸气。因为，一则当时的中共，其势力实在还是太小太弱，而尚须赖仍占中共军事力量半边天的原红四方面军余部，支撑党的军队；二则因共产国际尚信任他，对其“另立中央”的错误也认为情况特殊不甚追究，反而派遣林育英（张皓）从莫斯科赶回延安调解，促使张国焘与中央的和解。因此，张国焘就仍被中央任命了一系列要职（军委副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等），中央政治局会议通知参加、文件发给、安排以中央领导人身份作报告等。

但是，对此，张国焘不仅没有反省检讨自已的失误、失策，却以当年做北京大学学生会领袖的批判性姿态与心理，不顾现实，拒不与中央政治局同事化解冤结、共同朝前看、重建友好合作关系，不去参加政治局会议，不与政治局同事交流，甚至在洛甫、毛泽东等人来他住地看望，以示不计前嫌，向他伸出橄榄枝时，张国焘却不能顺势而为，而仍在心底固执已见，只想争个表面的做人的高低，大有毛泽东洛甫等人不向他张国焘“认错”、他便死不“复交”的架势。这样一来，其必然结果，无疑就是自行孤立了自已，堵死了自已在中共内的政治前途。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办公司之类经济活动中实际亦如此），政治家们（老板们）之间就事业如何发展的见解，发生与存在各种大小矛盾，是必然会有的事。政治家（老板们）每每面临这样的事件发生时，首要考虑的，应是如何解决问题，是怎样做才最有利于自已的事业，而不是个人的什么面子或自尊心之类。在事业的大目标前，除了生命本身，个人的一切都可以放弃，都不值一谈（假如事业需要的话）。

毛泽东很懂这一点，也很会运用这一点。
而张国焘，虽有过指挥千军万马的经历，但过去在鄂豫皖苏区，他有的仅只是“君临天下”的感觉。因他那时是以红四方面军中唯一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高级地位，只去指挥别人，而从没有人可以同他平起平坐、甚至高于他的地位来同他共事。就连年轻气盛刚愎自用的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也从来就是对他尊敬有加；而徐向前总指挥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平日自然对他就更只有恭敬从命的份儿。因此，张国焘显然是缺乏与地位同他一样、甚至高于他的人共事的丰富经验。他在与自已的平级同事与上级同事的交往中，其经验程度，大概仍只不过是北大学生的水平，而远没有大政治家的本领。

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时，曾受到过项英、周恩来、博古、洛甫、顾作霖等中共中央要人的先后指责、排挤、压制，不仅将由他辛辛苦苦创立的江西苏区与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权，全部夺去，还被博古等人讥笑为“根本不懂马列主义，只会抱着《三国演义》”的“土包子”，“只会打打游击”，是“农民意识”等等。

那一切，对毛泽东当然造成过刀割般的痛苦，使他深有落魄被冷遇之感。博古李德等人在毛的心中，显然也会有过恰似“魔鬼”的形象。然而，毛泽东没有让自已的理智受那一时愤怒心理的蒙蔽与操纵，为了事业，他尽量平心静气地做到了全然不计个人恩怨，而只求以事业需要划线，与何人亲，与何人和，对何人尊。因此，长征途中，他便能做到先后与周恩来、洛甫、王稼祥、博古、何凯丰等人的结盟，并成功地一步步取得了这些曾伤害过他的人的信任与尊敬。从而，最终，确立了毛泽东的事业。

（四）转而投靠国民党，是张国焘政治生涯与人生的最大败笔。
张国焘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只身从延安出走，转而投靠到他曾经与之艰苦斗争过十多年的国民党阵营中，是张国焘一生中的最大败笔。

张国焘对此为自已的辨护原因，是说他不能忍受毛泽东洛甫等中共中央要人对他的整肃。然而，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张自已对当时现况情形分析失当。尽管毛、洛等人是不喜欢张国焘，也对张有一些排挤，但在当时中共力量尚很小之际，加之，又有共产国际派来的林育英与亦是政治局委员的王明先后回国到延安做人事调合，而周恩来、朱德，甚至凯丰等人与他的关系也已很友好时，无论如何，张的处境，再坏也不至于坏到被撤去所有职务被关被杀的地步。

他只要还留在中共党内，就还会有他一份事做；如他仍有心要争权，也还有他的用武天地。因政治上的同志与敌人之关系，其对象是经常会发生转变的。今天的朋友，说不定在明天竟会变成自已的死敌；而今天的敌人，也许在若干时间后，又可能成自已的盟友。别的历史不说，就是在中共党内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就也证明了这一政治斗争的道理吗？ www.

清算与反对王明左倾路线时，彭德怀、刘少奇都是毛泽东亲密而坚定的战友；但到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中，彭却变成了毛的敌人，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至文革时，刘也成了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而文革初期的邓小平，本是被打倒的第二号“走资派”，但在林彪事件后，邓却又一下子变成了毛泽东的重要助手了。

被赦免出了监狱的原国民党军事战犯，一个个又成为了坐在人民大会堂中议事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享受着高级干部的优厚待遇；而那些为中共打江山曾出生入死过的林彪集团的战将们，晚年却要以待罪之身度却余生。公平么？有理么？

这是政治，就是这么回事！在政治政策面前，个人的份量实在很渺小的。
既要从事政治（就是从事其他事业也有相同之处），在其过程中，个人的份量确实是不可看得太重。否则，就不要去搞什么事业。

看来，当年张国焘他对此还没有认识透。否则，他就不会再次意气用事地下“出走”这着臭棋，更不会走投靠国民党那条对他这样的人来讲是最黑暗的政治与人生绝路。

仅仅“出走”离开中共，还只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结，回来做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是坏事。但他再投靠国民党，就是他做人的一个重大失败。这样，他就丢失了他的人格。弄得不仅中共永远看不起他，就是国民党也视他为一条狗（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戴笠、沈醉等就经常这样评价他），并没有给他多大的待遇（一个要听命于戴笠的、空头无权的中将“设计委员”而已）。因为，当时的中共在国民党人的眼里，已不是什么大的力量了，并不值得对其投过来的人给予多大的重视。

而按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凡主动投降到强大的对方阵营、又反过来对付自已过去的事业与同志的“叛徒”，历来就是受到人们的鄙视的。张国焘竟也扮演了这种角色，当然是他人生的一个大失败。

对比一下同曾是中共领袖、后来也遭到中共以“右倾机会主义”和“中国托派头子”罪名而严厉批判打击的陈独秀的所作所为，就更可知张国焘的人生失策。

1937年抗日战争之初，蒋介石派人去游说陈独秀，请其出任国民政府的劳工部长，陈对此断然拒绝。他对来人说：蒋及其国民党杀害了我们那么多同志，还杀害了我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均是中共高级干部），我与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因为目前是全民抗日、一致对外时期，我现在可以不反对蒋介石国民党，但若要我去做国民党的官，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陈独秀晚年的生活非常清苦，仅靠自已几本书的一点版税及朋友的接济过日子。1942年4月下旬一天，病逝于江津。而从上述一事中，便可见陈独秀其风骨之傲然之伟岸，在我们能见到与了解到的中国知识分子、革命党人中，都是很少有的。

常言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张国焘以中共领袖之一的重要身份，为内部争份故，却意气用事，转而投向曾与之作过拼死争斗的敌对的国民党、并做其一个特务人员，不论张国焘怎么辨解，也都实是他人生的一大耻辱。

曾经以“五四”而风云神州的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张国焘，在实际从事政治的水平上，显然是不如来自韶山村的小知识分子毛泽东。尽管在中共“一大”起，张就有些看不起这位没有进过大学堂的毛同志，甚至以“怎么带来了个只读过线装书而基本不懂马列主义的老头？！”为由，逼迫毛泽东在“一大”会议半途中，将毛的同乡、同是“一大”代表的何叔衡老先生哄回湖南家里。

然而，历史的结局，却是毛泽东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代领袖，去世后还在偌大的天安门广场尽享风光，至今，赞美毛泽东的《东方红》等颂歌也还在大陆唱过不停。而张国焘，最终则是以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孤零零地不为人知的、于1979年十二月凄惨地冻死在异国他乡的加拿大的一间老人院里。中共自然不会悼念他，而国民党则更遗忘了他，也许从开始起，国民党就只将他视为异类而不认他为“自已人”。

曾在同处一个起点的政治家们，人生结局的反差却是如此天壤之别！对此，有时真为张国焘的人生失误有些扼腕。

政治家们的经历与遭遇，其实不一定就是他们个人的事，从中，也可以给其他人一些深思，一些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