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家人熟悉的一个人去世了，不是在这一天，却是为二十年前的这一天而死，那一天是他的死因，他和他家人的生活由此改变。他失去了事业，家庭，健康，自由，以至生命。

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在家乡的一个刊物任职诗歌编辑，那是江南一个富庶的城市，人们籍凭天时地利，热衷经商。  他有安逸的家，温和的太太和刚刚出生的女儿。然而，他感到压抑，城中淡漠的文化氛围和远离政治的地理环境消耗着他的激情，当刊物有一个去北京鲁迅学院进修的名额，他毫不犹豫地接了下来。

那一年， 遇上 六四，他和同学抬着标语，搀着老诗人们去了广场，暑假，他回到家乡，同周围的朋友们分享了北京的故事，照片和记录。

不久， 国安局找上了他。在商人云集，对政治漠然的城市里，找到一个煽动者并不容易，然而，他是一个异数。国安局有了完成指标的可能。

  在国安局，他坐在会客室宽大的沙发上，轻蔑地驳斥了国安的指控，他对他们不以为意，就像他在大学时代对自土改干部出身的老父亲训斥他忘了本，他嗤之以鼻， 他暴躁的父亲当时给了他一个巴掌。他父亲此前已经过世，然而，国安局不是他的父亲，他最终以煽动国家颠覆罪被 刑拘进了监狱。

三 年后，他从监狱出来，失去了工作，单位住房和收入。 一家人靠太太微薄的薪水生活。 他辗转反复，经商，亏损，换工作，建网站，写作，做电视剧编剧， 而他不止息的政治热情使他一次次的进出国安局，失去所有谋生机会。母亲，兄弟，姐妹与他断绝往来。他开始为海外的媒体撰写匿名社论，最终，国安局作了一个 一劳永逸的安排：法院再次以煽动国家颠覆罪判处他十五年刑责。那一年，他五十岁。

他的女儿在这期间，艰难地念完了大学。她是一个美丽沉静的女孩，像她父亲给她的名字：硕人。她不明白，为什么父亲要走这样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他父亲判刑的那一天，她被从学校召回，她和母亲以家属身份在法院的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2011年的元旦，我在曼哈顿和朋友聚餐，在回家的火车上，我顺手翻开一份刚买的华文报纸，上面赫然登着他的照片和死讯：他在狱中罹患肌无力症，治疗延 误，在临终前的两个星期送往医院时，已经不能言语。他死在2010年的年底，他的遗体极快被火化，他的同道朋友们被软禁在家，国安禁止任何公开的吊唁活 动。

我在国内的家人给他太太打电话， 他善良的太太告诉我们，她家的电话是被监听的，为了不要给圈外的朋友添额外的麻烦，不宜多言。

他的太太是个平凡美好的女子，只想过平凡的日子，然而， 六四 这一天， 使她平凡的愿望成为梦想。

他根正苗红，出身赤贫的父亲，对党和国家有无限忠诚。过早去世的他，不会知道这一天，他无法看到这一天，在他拥护的政权里，带个这个儿子的命运。

以此文纪念，纪念我们不能忘却的“ 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