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并驾齐驱（八）

　　南亚和西方轴心思想的多样性和中国大同小异。原著没有一一解说，而仅以弹丸之地希腊为例，走马观花即可知其思想亦如鼎沸。公元前1200年之前希腊神圣的王权可能已经较西南亚的更古老国家为弱，到了前700年希腊则将其决然抛弃。可以直接联系神灵的神圣统治者消失之后，希腊比轴心时代的其它国家更义无反顾地直面这一问题，即一个高尚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希腊对神圣王权的抛弃也许就是原因。

　　希腊探寻高尚（the good）的一个解决办法是公民政治（collective politics）。一些希腊人问到，如果无人可有超自然的智慧，为何不把所有人确实具有的有限知识集合起来，从而创造一种（男性）民主政治？这一观点与众不同——甚至墨子也未曾考虑过，而长期注定论的理论家经常说，希腊发明的男性民主政治使得西方和世界其它地区出现了断层。

　　原著认为这一观点并不令人信服，读者至此很可能并不感到奇怪。在希腊人实行投票之前，西方的社会发展已经领先东方一万四千年，而在希腊民主的黄金时代公元前第五和第四世纪，西方的领先几乎没有变化。只有到了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帝国抛弃了民主之后，西方相对东方的领先地位才急剧飙升。希腊断层理论更大的问题是，在希腊古典时代到美国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两千年里，民主在西方几乎完全消失（第六章到第九章将阐明之）。十九世纪的激进分子在争论现代民主应如何运作时，自然会发现古雅典人是有益的陪衬。然而，这需要大量有针对性的阅读历史才能发现古典希腊连绵至（美国）开国元勋的民主自由精神（附带说一句，开国元勋们倾向于将“民主”等同于滥用，离暴民统治仅一步之遥）。

　　无论何种情况，希腊对于核心思想的真正贡献不是来自于民主人士，而是来自于苏格拉底引领的民主批评家。苏格拉底主张希腊需要的不是民主政体，这种政体只不过是汇集了仅通过表象判定事物的人类的愚昧。希腊需要的是象他那样的人，这些人明白，当关系到唯一一件要务——高尚的本质——时，他们其实一无所知。只有这样的人方有希望经由哲学辩论雕凿的理性来理解高尚（实际上，苏格拉底不确信是否存在这样的人）。

　　苏格拉底的一个追随者柏拉图为其导师的高尚社会制作了两个版本的模型。一为《理想国》（The Republic），如同儒学一般理想主义；另一为《法律篇》（The Laws），其威权主义则与商鞅心有灵犀。柏拉图的一个学生亚里士多德涵盖了类似的领域，由仁爱的《伦理学》到冷酷、分析式的《政治学》。公元前五世纪的某些诡辩家（Sophists）的相对主义可与道家相提并论；巴门尼德（Parmenides）和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之类的空想家也可媲美道家的神秘主义，而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则和墨子一样，是普通人的捍卫者。

　　原著前言中曾讨论过另一种长期注定论，该理论认为当今西方的支配地位不是源于古希腊创造的民主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一种独特、理性、充满活力的文化，而古代中国则保守且反启蒙主义盛行（一些思想历史学家（intellectual historian）和许多新时代（New Age）的信徒推翻了这种看法。这些学者沿袭了东西方的差别，但是认为东方和南亚的思想解放了人类精神，而西方的抽象化则给人类精神套了件紧身衣）。作者认为这种长期注定论也是错误的。此理论歪曲了东方、西方和南亚的思想，并忽略了它们内部的多样性。东方思想可以和西方的一样理性、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愤世嫉俗，而西方思想亦可和东方一样神秘、威权主义、相对主义和晦涩。轴心思想真正的一致之处是多样性。就东方、西方和南亚思想的所有差异而言，观点、争论和矛盾的“范围”在每一地区都是引人注目地相似。无论是在黄河流域、恒河流域还是东地中海的城市，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们划定了相同的辩论领域。

　　真正和过去决裂的是这一思想领域的整体状态，而非其中的某个单一特征（例如希腊哲学）。当公元前1300年西方社会发展首次达到二十四分时，无人拥有轴心论点。最接近的人选是公元前1364年至前1347年在位的法老阿肯那顿（Akhenaten），然而其宗教革命绝非轴心思想。

　　轴心思想是不是导致图5.1如此枯燥的秘方？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当社会发展到达二十四分时，是不是孔子、苏格拉底和佛陀带领社会越过了某种知识障碍，而前第二个千年则缺乏这些天才，因而阻滞了社会发展？

　　极可能并非如此。首先，年代不符。在西方，亚述在公元前八世纪成为高端国家，并超过了二十四分，但是只有到了三百年后苏格拉底的时代，方可看出西方思想具有明显的轴心特征。东方则要近一些，约公元前500年秦、楚、齐和晋达到了二十四分，此时正值孔子最为活跃期间。但是，东方的轴心思想随后在前第三和第二世纪衰落。如果南亚人将佛陀的年代重新确定为前第五世纪是正确的话，那里的高端国家看来也出现在轴心思想之前。

　　地理也不支持这种看法。最重要的轴心思想家来自于边缘的小社区，例如希腊、以色列、佛陀的故国萨迦（Sakya），或孔子的鲁国。难以看出政治闭塞落后之地的超验突破如何影响大国的社会发展。

　　最后，逻辑上也有问题。轴心思想是对高端国家的反叛，至多也是对伟大的国王和官僚很冷淡，常常完全敌视其权势。作者感觉，只是到了公元第一千年间，当所有的大国掌握了如何控制这些轴心思想并收为己用之时，轴心思想才对提升社会发展有了真正贡献。在东方，汉朝大大削弱了儒学，故而成为引导忠诚的官僚阶级的正统思想。在印度，伟大的阿育王（Ashoka）显然被自己野蛮的征服所震惊，在公元前257年左右皈依了佛教，不过仍设法不放弃战争。在西方，罗马人先是中和了希腊哲学，然后将基督教变成了帝国的道具。

　　轴心思想中较合理的部分激励了法律、数学、科学、历史、逻辑和修辞学，这些均提高了人们征服世界的才智。然而，图5.1背后真正的驱动力自冰河时代末期以来并无不同。懒惰、贪婪、惊恐的人们寻找更容易、更有利可图、更安全的方式做事情，在此过程中建立了更强大的国家，贸易范围更广，居住在更大的城市里。和后续五章可反复观察到的模式相同，当社会发展升高之时，新时代即会获得需要的文化。当人们创建了高端国家，并对世界失去幻想之时，许多事情得以发生，而轴心思想仅为其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