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励机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智慧。大至世界范围，小到家庭细胞组织，该机制无不发挥着积极有效的激励作用，是社会进步和发展中不可低估的动力。众所周知，诺贝尔奖是专门为了奖励世界上那些在特定领域内有杰出成就的人士而设立的，自1901年颁发以来，在促进世界自然科学的研究、人文价值的探索和世界和平的维护等领域的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毫无疑问，获此殊荣者无不备受世人敬重和青睐。但是，人有不同恩赐，获奖者毕竟属于凤毛麟角。因此，社会大众对此的反映也应报以平常心态。可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只因颁给了一个内地中国人，却在华人世界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当然，引起华人的关注本是情理之中，毕竟这是中国内地作家第一次荣登世界文坛高峰，也是中国人的共同荣耀，算是一大盛事。如果仅仅是出于高兴或祝贺，完全无可厚非。不正常的是，我们的关注被附加上形形色色的政治或道德符号。尽管其中不乏一些真诚祝贺和客观理性地学术评论，但就我所了解的范围来看，发现更多的是冷嘲热讽，甚至有对获奖者莫言个人的人身攻陷。在这些批评的浪潮中，焦点集中在他的体制内身份以及所谓的历史“污点”。这些污点是：第一，曾经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随同中共政府官员退场以抗议异议人士的出席；第二，曾经拒绝回答有关刘晓波判刑问题；第三，曾经抄写过毛泽东讲话内容。很显然，这些问题已偏离事物本身的性质，也失去了应有的社会意义。从历史上看，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有不同的信仰背景，而且都存在各样的人格缺陷，但好像都没有引起如此大的非议，因为这些问题与他们获奖本身并无多大关联。

我不懂文学，没有资格评价莫言该不该获奖，只有真诚的祝贺。不过个人认为，既然他是以一个独立作家身份参评，而且以诺委会在世界上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应该不会自毁声誉，起码的公正性必须要维护。所以，他的获奖一定有其价值所在。

早有人做过比较，发现中国人比西方人普遍关注名利，从对诺奖的反映度上也可明显看出。诺委会机构在欧洲，但大部分欧洲人并不十分关心诺奖，更不会有人对获奖者冷嘲热讽。北美社会也一样，看看我们的周围，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生活和本职工作。中国人对名利的关注，还常常表现得很不理性甚至失态。如去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也在华人世界引起很大震动，当然也遭到很多中国人的抵制。除了那些出自拥护专制立场的批评外，最让人费解的是某些原本与他同一战壕战友的反目和口诛笔伐。为了名利，他们可以全然不理会和平奖本身的价值和彼此共同的理想和信念。

诚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社会大众有对公众人物评论的自由。我无权，也无意批评或指责任何人，这里只是借这些现象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太过于关注名利了！

事物发展的规律有时是很诡异的，常常事与愿违，越是在乎的东西越难得到。按理，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人口比例来说，中国产生杰出人才的几率应该远大于世界其他国家。但事实却相反，迄今为止，真正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杰出人才中，中国人所占比例少得可怜，几乎是或略不计的。为什么？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学习，尝试寻找答案。后来终于发现，原来是我们的价值观导致了落后！我一再说过，不是上帝不喜欢中国人，中国也从不缺乏天才，只因我们中国人目光太短浅，做什么事都是为了名和利。“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这些都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的专用词汇。就拿写作来说吧，中国人写作首先是想方设法获奖或出版成名，连写博客也常常为了点击率或上导读争来争去。而我们知道，西方国家有一大批非常杰出的作家，他们中的很多作品都是去世后才被世人知道的。

由于历史上的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的长期影响，中国人普遍缺乏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心。“十年寒窗”的苦读、“虎爸”“虎妈”的出现，目的都是为了个人或儿女的功名。这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至今不能走上正轨的真正原因！中国历朝历代不乏异见人士和推翻政权的事例，但最终都是新旧专制的恶性循环。而西方人恰恰相反，正是强烈的公德心和社会责任感，促使他们为人类社会建立起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一系列的现代文明标本。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不是出于名和利，甚至有人打算隐姓埋名穷困终生。而这背后的动力，不是出于西方人更加聪明，而是来源于他们的信仰，即对上帝的渴望。他们希望通过对世界的认知来不断认识上帝，并将荣耀归给祂。好像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哲学、文学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这些都是对人类心灵和生命本质的探索，而对这些领域的学习，是根本看不到名和利的。

从高行健到莫言，已经有两个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平心而论，如果将他们与历史上其他的该奖获得者相比，我总感觉他们的作品中，都缺少有关生命和永恒的关怀。而这才是文学价值的中心，也是一个文学家的基本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