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没有自杀传统的国家吗？

前段时间我在老高的博客中读到他的转贴博文“毛泽东时代的两幅真实画卷”（2月11日发布），其按语曰：“中国学者谢泳指出：在一个没有自杀传统的国家里，突然出现异常的知识分子自杀高峰，这是人类的耻辱。深入研究这一现象，有助于了解毛时代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其实从现在所看到的资料，无论用什么愤怒的言语来诉说与批判毛泽东时代的苦难与罪恶都不过分，只是我对于中国“没有自杀传统”这个前提困惑不解。我所理解的中国传统（不是当下中国）恰恰是重义轻生、宁死不辱的，这种现象在中国以“耕读传家”的士大夫和乡绅家庭中非常普遍，即使是在晚清与民国时期，开始“明目张胆”的“厚黑学”了，也还有众多的义士烈女们或为民族存亡、或为传统道义、或为封建礼教而自杀，何来“没有自杀传统”呢？ 于是我在高博下留言：

对于“中国学者谢泳指出：在一个没有自杀传统的国家里”，我不知道谢泳先生的结论从何而来，如果是指宋朝以降的民间草根，确实没有自杀的传统，好死不如赖活嘛。但中华文化的传统先秦以来无论儒墨等都是轻生的，定于一尊后的儒家更是要“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些流传到日韩，至今尚有这样的民风。而在士大夫中，即使是经过明朝的黑暗专制，士大夫还是对自杀殉道一点儿都不含糊的，君辱臣死，或者斯文扫地后自尽随统治者的严酷而比例上升。谢泳先生可以直接批判中共的黑暗，但以知识分子没有自杀的传统为前提，似乎不妥。

一直没有高老师的赐教解惑，我想将自己的留言稍加展开，以求教于万维网众多的方家大德吧！

说起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一定是上承先秦诸子，而百家中以儒、墨、道、法等比重最大，让我们对其生死观一一道来：

儒家：孔子“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孟子更是清晰阐述了生与义的关系：“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故我等不用怀疑，儒家是倡导为仁义献身的。

墨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主张“言行合一”，为教义“赴汤蹈刃，死不旋踵”，孟胜殉城就是最好的为信义自杀的例子。

道家：这是唯一爱惜生命的，不主张自杀；

法家：法家并不支持儒家所谓的“舍身取义“，但将仁义归纳到法律体系，所谓商鞅的“贵法不贵义”，如果因为触犯法律而自杀是可以接受的。

综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主流是为仁义、信义和刑法去自杀是值得鼓励与尊重的。到了汉武帝时代，百家归于一尊，儒家的“杀身成仁”、“杀生取义”渐渐为广大的官民们所接受，“忠孝”而献身的道德理念便成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由于统治者的“外儒内法”，试图以“上诈”去糊弄“下愚”，民间也逐步开始耍两面派作风、双重人格了，很多人开始在道家思想中寻找精神寄托，草根阶层也总结出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硬道理。从魏晋到唐末，这是一个慢慢衰败的过程。但在士大夫群体中、甚至在偏远地区的乡绅家族里，儒家的忠孝道统还是相当顽固的把持着主流。每个朝代灭亡时，总有一些人会跟着“殉道”；或者家族中发生什么违反纲常伦理的“不光彩”事情，也会有相关的人投河、上吊等一死了结。

史记里有个故事让我们今天读到都觉得既似曾相识、又模糊遥远；既听得残酷、也看的惭愧。 《孟尝君列传》中有这样一段：『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门下的一食客怀疑孟尝君在餐食上没有平等对他而愤怒，等到孟尝君解释清楚，食客羞愧难当而自刎。为自己小小的过失承担责任，而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看看世界上那个国家、民族有我们的祖先这样重义轻身呢？

       当然，自唐末以后的中国人就慢慢变得聪明起来，为这样的事情牺牲不值；日本人则因为唐末后没有再派“遣宋使”或“遣明使”，无法与时俱进，导致他们还稀里糊涂的保留了中国先秦以来的遗风，常常为一点点“小事情”自杀—这，已经不是本文讨论的了！

相关链接：

高伐林：毛泽东时代的两幅真实画卷 -- 万维博客

谢泳：49-76年知识分子自杀现象之剖析 -- 爱思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