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正在看有关法国大革命前法国社会的几本书， 看到西方近年史学的不少”新观点“。 对中国读者而言， 对中国读者脑海里面形成的观念而言，有些颇具颠覆性。 比如，中国读者一般认为法国波旁王朝代表封建贵族的利益，但现在看法是法国波旁王朝形成是为封建社会解体为代价，王政时期的贵族是个开放的集团，吸收了大量资产阶级的精英人物，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部分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反对王权那边。

不仅上世纪60年代后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如此看， 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著《法国大革命的降临》（1939）都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贵族发动的。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在修正历史学派猛攻之下的传统革命史学派最后失去对法国大革命史的解释权，一大原因是他们自己对细节的研究。

现在再看法国启蒙运动，可以发现虽然不少人出身于典型资产阶级家庭，但也有不少出身贵族或颇为接近贵族。 伏尔泰是一个（母亲出身贵族家庭），提出三权分立的孟德斯鸠更是贵族。

所以一个有趣的问题是王政到底代表谁？ 为什么按阶级斗争理论被代表的特权阶级中的人物会提出三权分立这种彻底颠覆王政的”革命“观点？ 为什么多数中国人又偏爱王政代表剥削阶级这种理论？

马克思主义阶级力量在中国影响极深，不仅对左派，也对右派。 

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本身就有很多含糊之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的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这两段有两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首先，在某一社会阶段，不一定只存在一对对立的阶级。 按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其次，马克思主义虽然强调阶级斗争，但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并没有阶级斗争本身能推动社会发展的意义。 

毛泽东大大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强调每一社会阶段的两大对立阶级，而且强调阶级斗争本身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从而抽走马克思历史唯物论中生产力发展的绝对作用”，这是很有意思的修正。

但我这里要谈的不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阶级斗争”，要谈的是在一个有不止一组对立“阶级”存在社会中王权的角色。

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很难把王权或（国家）简单化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特别当所谓统治阶级内部也可能存在“阶级对立”，存在对立利益的时候。 就18世纪法国而言， 贵族和大资产阶级有对立一面，也有趋同的一面， 封建领主和农民处于一种对立之中，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农民又处于另外一种对立关系之中。贵族之间又分多派，之间深刻的矛盾。

从这个角度看，才有现代历史学家眼里复杂的多线的法国大革命图像。才多少能理解为什么贵族会反对王政，孟德斯鸠会提出三权分立的思想，等等。

法国如此，中国又如何呢？ 秦朝之后的朝廷是否代表贵族阶级，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另一方面是被压迫的农民？

很多人可能毫不犹豫做肯定回答。 但从历史看，很少如此。 一个朝代结束，很大程度因为其只代表一小撮人，无法代表贵族，无法代表士族，无法代表地主， 等等

从更深刻的层面，我们要问的是，在很多人心目中毫无疑问存在的能包含整个社会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真存在吗？ 如果存在，如何存在，以怎么一种形式存在？

在问这大问题前，还是从历史事实中寻找一些经验主义的回答好了。

先谈西汉，西汉中央皇权代表贵族，代表分封王族的利益吗？ 这里”代表“又作何解释？西汉初年分封有多种原因，一个是酬功，一个是扩大刘家势力，一个是接受秦朝灭亡的种种教训。 这种分封不得已而为之，多封一点，西汉皇帝的所得就少一点，所以利益对立的程度超过同一的程度，也因此，才有一系列削藩之举。

武帝攻打匈奴，得不到分封刘诸王侯的支持，一怒之下用种种措施剥夺大量王侯职位，这里面看不出任何汉朝廷能代表分封诸侯利益的迹象。

因此，谈西汉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相当勉强， 西汉政府对施恩与民，创造公共利益借以凝聚治理下万民之心几乎是无所为。

也许有人认为匈奴威胁使得国家代表汉族整体利益，否则就有亡国亡种的威胁， 不幸，这也夸大当时北方危险。 春秋战国内地农业民族对游牧族攻多守少， 处于扩张阶段。当时和北方游牧族接壤的秦，赵，燕都有大胜北方游牧族的记录。而北方游牧各族在内地统一之前从未统一过，所以到底是北方游牧族威胁使得内地不得不统一，还是内地统一逼迫北方各族不得不统一是个有趣的问题。更有可能的是，在内地国家不断逼迫和援助之下，北方游牧族才逐渐强大，成为内地千年祸害。

再谈东汉，东汉末年有党锢之乱，被迫害的是士族， 黄巾造反后朝廷才赦免党人，借以平乱。

西汉末年士人对朝廷全失信心，才有王莽篡汉，东汉外戚和太监冲突，何进引边军入境，才有东汉末年大乱。 这两次大乱，朝廷无疑无法代表士族，何况中小地主？ 要是朝廷能代表士族利益，士族愿意支持朝廷，那么又何来三国？

我并非否定中国传统社会中所谓“民族利益”，“国家利益”， 但我必须说，我眼里“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是具体的， 从这个角度， 我不太觉得中国传统社会真正形成“普世”认同。以中国内地之”地大物博“，但凡能形成起码的足以让全民族为之付出相当代价的”民族利益“，”国家精神“，”国家认同“，那么历史可能大不一样。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战国末年各国抵抗亡国的意志比秦后大朝代强。 魏国大梁守卫战，赵国邯郸守卫战，齐国田单复国一战，防守方面处境都可以说接近绝境。田单复国成功，邯郸耗到信陵军救兵到，反而歼灭数万秦军， 大梁直到被水淹才投降。 这就涉及又一个基本问题，战国末年魏人，赵人，齐人眼里，国家又意味什么？

从春秋战国历史而言，当时魏人齐人赵人等大概还生活在某种共同体之中，共同体生活的另外一面就是共同利益公共精神。总之，当时魏人齐人赵人有比后世百姓更强的凝聚力。秦统一后，亡国之民以国为姓，这可算”国家“精神集团精神的表现。

但秦汉似乎未能提供一种能让各姓之民在更高一层认同的机制。“融合”本身是有缺陷的。因此，汉朝虽然是汉族形成期，但是大朝廷需索多而返哺少，国家又过于庞大而高远，缺少小共同体之细微精密和互动，缺少真正的凝聚力。汉亡后，亡民没有以汉或刘为姓氏的。

宋代以后，儒家大谈”华夷之分“， 大概内心希望能创造一种”华夏“的认同感。 但从元灭宋，清灭明看，这种认同还没有强大到能凝聚足够力量的地步。

上面谈到的是传统社会，现在社会有变了多少？ 在多大程度上现代国家把索取的又返哺于民，从而让全国人民产生一种强大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 对于每个人而言，在怎么一种程度上这种认同成为一种普世的认同？（比如，对每个人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就能产生一种普世认同）

我不知道， 我在学习，我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