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刻着一句永恒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把此语作为自己的格言。两千多年后，尼采继续给人们指出：“我們无可避免跟自己保持陌生，我们不明白自己，我们搞不清楚自己，我們的永恒判词是：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知者”。 

    这段深刻的历史箴言对于中国的学生应是良药,是对所谓“学生运动”的历史性认识的起点.

    1989年初夏，我在东京。电视上出现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集会，为了纪念去世的胡耀邦。我想起了1976年的4月5日，为了纪念去世的周恩来而突发的天安门广场的学潮。

    1976-1985时隔九年,出现了两次天安门事件,倒了邓小平,赵紫阳两位总理.年轻的学生就有这样的能量?不可思议!难道邓小平,赵紫阳两位总理竟会支持幼稚的学生,大闹广场,引发自己的政治危机? 1976年的四五事件居然获得平反,我所在的上海延安中学的六七届高中毕业生宗福先,模仿曹禺的“雷雨”剧本结构,写了反映四五事件的话剧“于无声处听惊雷”,一鸣惊人!1976年的四五事件后不到半年,文革结束.我也得到平反,恢复名誉与工作,卖画为生.成家立业.1987年6月20日我踏上了中国民航东京航班,开始离乡背井,扎根海外的生涯.与1966年开始的十年噩梦相比,我深感幸运,那时,几乎所有的亲友,冤家都认定我犯了反文革,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这辈子玩完了.

    难忘啊!终生难忘!1966年的北京红卫兵运动,在上海,首先燃烧到我的母校-上海延安中学. 当时,我是学生会主要干部,负责全校宣传工作. 六月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标语挡住了校门,我愤怒不已,到处寻找写此标语的六六届初中毕业生胡顺华,他躲藏起来,至今没见面,但是我永远忘不了他的姓名.校门口挤满人群,围看这幅醒目的混蛋标语.当晚我敞开校门,在学校广场上,组织了与带来这幅标语的十几个北京红卫兵的通宵大辩论,我是大会执行主席,路过的工人革命干部群众与我校学生义正词严,大获全胜.愚昧的血统论不经一驳,天亮时,我根据上海市委接待处的意见,宣布红卫兵是个群众组织,他们工农兵干部子弟红卫兵把我们拒之门外,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可以成立地富反坏右子弟红卫兵.于是全场欢呼,拥我为头. 组织成立了上海延安中学工农兵干部子弟红卫兵的原校团委主要干部王少普闻此消息,如雷轰顶,昏厥在他已经占领的红卫兵办公室里.那几个北京红卫兵才是十五，六岁的黄毛丫头与男孩子,败了还哭鼻子.然后躲进原上海警备区司令熊应堂的寓所.我带领几十个学生去抓他们,因为他们抄我们顾老师的家,毁坏偷窃,毒打逼死我们的老师.我们当时幸亏没冲进熊家大门,十多年后熊鲁平告诉说,他家卫兵已经子弹上膛恭候我们.正是熊应堂的长子延安中学六七届毕业生熊鲁平把北京红卫兵领到上海窜连放火.想不到，这把火一烧十年。文革开始就是学生运动,还是中学生运动.中学生运动掀起的不是罢课，而是关闭了全国高校进学大门，1967年7月，由学生运动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中国“全面夺权”，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高潮。《人民日报》号召“革命派”痛打“落水狗”。一代民族精华、革命领袖人物被揪上批斗台，遭肆意凌辱.野蛮的、可悲可叹的历史一页揭开了。 

    那时，我们未满二十,血气方刚,义愤填胸,哪里会想到此后长达十年的恐怖时代.我不满即发,不平则鸣。几乎把已经学到手的所有的知识变成为我对所有倒施逆行的分析与指责的锐器.1968-1969两年里,像我这样的书呆子，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缚鸡之力,文革期间，却口无遮拦，敢与政权作对,为爸爸叫屈，为亲友鸣冤，反对上山下乡，反对破旧立新，差点送了小命.当时的上海长宁分局政保科长痛骂我“乳臭味干”,要我闭上嘴巴,不要自以为读了“悲惨世界” “第三帝国兴亡”就理解了这个社会与世界。其实他是提醒我“小心！笨蛋！”我糊里糊涂地多次被抓被关,被隔离，被批斗,被监视，直至1983年才得以平反。后来想想,心有余悸，大难不死，没被判刑，真是全凭运气啊.

    回想那段往事，中国的学生运动为何就有这样巨大的破坏能量,它是民族灾难的原点,它能引发社会动乱和政治运动,它能不问青红皂白把国家元首与各级领导以及民族精英打倒在地,送进牢房甚至送进地狱,它使千万人头落地,它使经济停滞,文化毁灭,求学无门,上山下乡.我曾经也是学生,经过文革之难,使我对学生运动深恶痛疾..

    另一方面激进派的学生,从六六年的红卫兵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三忠于” “反修反帝”，到八九民运天真的学生诉求“民主”,向往“自由”,“反官倒,反贪污”，我看到了学生的幼稚，无知，狂妄，愚昧。因为我经过了文革，我清醒自制。

    事实证明,学生上街起哄,形成运动，一定被人利用,不,是被高层阴谋集团利用来打倒政敌.甚至可能是上层唆使学生上街，故意制造事端。最后把灾难降临到国家与人民大众. 

    1976年的四五事件是文革末期的信号,幸亏它美言了后来开枪镇压学生的邓小平,所以获得平反. 宗幅先的“惊雷”之意义便是如此.

文革结束之后，六四事件发生前，中国在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带领下，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狂热，开始进行市场改革，允许国民经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了1989年，上层分歧导致了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分裂。尽管已出现十年经济增长，学生和学者却因为官员腐败和共产党不愿效仿席卷前苏联阵营的政治改革而不满。更多公众也因官员特权、太子党权贵财阀的兴起以及物价改革带来的通胀而十分愤怒。胡耀邦因其自由倾向于1987年被罢免，这些矛盾在胡耀邦死后爆发了。

1989年四月他突然死亡，引发了上千名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表达自己的哀伤,很快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升级为“反官倒,反贪污，反特权”的学生运动。如同以往,天安门广场上学生骚乱.罢课绝食,游行对话,旷日持久,范围扩大, 可怜的学生含泪高呼爱国,爱党, 并提出如下七点诉求.

第一项是要求公正评价胡耀邦先生的历史贡献，要肯定胡耀邦先生提出的民主、自由、宽容、和谐的价值。第二项是要正确评价对待那些因“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两场政治运动而受打击的人。 第三项更具有现实意义，就是要求党政领导人及其子女公布财产 第四项是增加教育经费 第五项是要求取消北京当时关于集会游行的禁令。 第六项是要求新闻自由，允许民间自由办报。 第七项是要求自由的、民主的选举，这也是宪法规定的权利。后来学生把这些诉求简化，只要求承认运动是爱国的、民主的就收场。认真想想, 学生含泪高呼爱国,爱党,反腐的口号，并提出如此重大的要求.显然是梦想,一个国家的大事难道就是凭一场广场运动来草草决定,而且政府非得接受学生们的要求不可?那么多年轻人,就凭你的爱国热情,罢课绝食就可以改变一个政府的意愿,显然，这类行为在任何国家都是行不通的.学生的背后一定有人操纵,否则普通的学生从何处得到太子党经商与官倒腐败的材料?据说，赵紫阳以及党内高层其他相对温和派人士曾提倡用慎重的政治自由化和新闻自由来平息两个月的天安门事件。其政治上的幼稚无法想象.难道这是真实的？

    我在东京,从电视上看到老友的儿子沈彤成为学生领袖,立即写信给他爸爸沈天森,叫他们准备好钱让沈彤出逃为上,因为绝无成功之可能.在东京每天有人打电话喊我出门参加示威行动,我回答,我绝不参加一个必然失败的事件.我不会为学生的幻想去冒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风险.从文革过来的我,以为到1989年为止的十年已是中共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我绝不反对邓的改革,在海外，我们不能反对中国政府。我也怀念胡耀邦,他彻底平反冤案,我才得到出国的自由.但是我看得明明白白,学生的态度绝非反党,他们仅仅是要显示爱国心,自命不凡,为民请命,天真无知的背后有人在策划巨大的阴谋,这是一场可怕的高层权力斗争的象征.与我等小民无关.

    果然, 高层强硬派则认为自由化会带来危害，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 两个月后,中国官方最终对六四事件的定性为一场必须镇压的反革命暴乱,软禁赵紫阳,6月4日士兵大举进入北京、携枪的士兵和坦克辗过天安门广场，以开枪打死了几百名赤手空拳的抗议者和旁观者而告终。从此,六四成为国外政治势力的中国民主符号.年年纪念,至今不断.于是有名的学生学者开始逃亡国外,名扬四海，无名的学生学者开始牢狱生涯，失学失业.沈彤是六四后第一个顺利逃亡美国的幸运儿,六月五日我在东京接到他从成田打来的电话,兴奋地告诉我他已经在飞往美国的途中.

    现在回顾二十四年前的“六四”，那时正是中国面临经济改革带来的一系列挑战的时候，这主要指中国内部高层如陈云，邓颖超,姚依林这些政治局常委和元老，他们对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措施采取了系列干扰和破坏活动。邓朴方的康华集团上海分公司的白总在我离开中国之前,约我在上海丁香花园聊天,告诉我,其实在1986年康华集团就被邓颖超等人的严厉措施所摧毁. 以邓朴方为代表的这个第一个首先富起来的精英集团被掐死在改革的摇篮中.中国当时的经济改革面临很大的难关，如果想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是否要考虑企业制度改革，当时赵紫阳无法推进改革，因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保守势力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青年学生在大学里受到激进的年轻老师的影响， 开始有了更多的对现状的关心。学生可能不太了解经济改革本身的问题，但是他们觉得中国当时出现了腐败现象，他们获得内部传出的有关高层官员的子弟开始经商的情报，他们觉得社会存在一系列问题，他们希望中国能够推动政治改革,实现社会公正。政治改革这个口号其实也是中国第十三大赵紫阳担任总书记后试图推行的一个口号，邓小平表面上也默许了。如果从更加宽广的历史背景来看，“六四”的发生与中国从1979年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回想起来，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到今天，1979到1988年之间相对来讲比较宽松。其原因不是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自由化的方针，其中，与中共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位开明的总书记有关系外，这种开明也是邓小平上台的基础。实际上是邓小平在1976年，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当时几位中共中央的副主席发动政变把江青等四人帮抓起来后，当时中国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希望邓小平推动改革的期待。同时，中国高层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对邓小平采取压制的态度，他们不希望邓小平走到前台来，因为那样的话会夺走他们的权力。在这种背景下，打倒四人帮是一次权力斗争，打倒四人帮后又是一场权力斗争。对邓小平而言宽松的政治气氛，讨论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的评价都关系到邓小平是否能够巩固其权力。同样，在八十年代后期，反官倒之风刮倒自家门前时，邓小平抛弃赵紫阳，借助对“六四”的镇压巩固了自己的权力，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

六四与文革,小巫见大巫.文革被否定而平反了. 六四却至今没有平反的可能.为什么?文革的灾难涉及面太广泛了,上至国家元首民族精英，下至工农兵学商，冤狱遍天下。六六年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的高干子弟不到一年几乎统统成了“狗崽子”。高干不平反,“狗崽子”哪能被重用?哪有新兴的权贵集团?哪有成了财阀的共产党员?哪有入了党的资本家?那有太子党的全面掌权？ 六四学运则不同。别说政治意义，光说死者，他们几乎都是平民与学生，无权无势，默默无闻，死无对证，甚至被弃之荒丘，不削一顾。但是，那些六四的精英们，名人们，却能通通顺利逃亡海外，享受着西方的民主与福祉。 

如同以往，对于国家大事，我们无资格说三道四。君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天经地义。进一步说，80年代改革开放的方针和口号，对毛泽东的看法态度，国际关系，反腐整风，中央决议，是我们能管的了的事吗？ 二十多年来，年年纪念“六四”，三十多年来文革被淡化，遗忘，与十年文革相比，短暂的“六四”学运算什么？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年轻人爱国,爱党,反腐的梦想破碎了。对于中国大部分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对于中国历次运动，文化革命,四五，八九民运几乎一无所知,也无兴趣.往事不堪回首，也不需回首！人生的希望永远寄托在国家的强大与兴盛上，人类的进步永远是建筑在对现实的不满与对未来不断的追求上.无关乎生活在专制下，还是在一个民主的国度里.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明证.过去的不幸，淡化吧，遗忘吧！这是谅解的开始，和谐社会的保证。我们这一代人上了西天，还有谁会怀念过去！今天中国富裕阶层给中国人争了面子，中国强大了，不满现实的学生们，拿着父母的血汗钱，向往“学而优则仕，学而去致富”，不要想入非非，以卵击石！你们千万不要一时冲动一世后悔，你们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乳臭未干，掀起一场运动，反对一个政府，留给你的是牢狱之灾，流亡，死亡，你们还将被立即忘却抛弃，而把永远的悲痛留给养育你的父母亲人。牢牢记住：人类历史上，当今世界中，连囚犯，罪犯，政治犯，通缉犯也必须首先是被操作而成名的人！否则，即使你负罪冤死 也无人问津！

    从五四到八九的学生运动，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这重重黑幕.天安门广场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回到开首的阿波罗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学生们！首先“认识你们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