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中，当官，走仕途一直是大多数人的梦想，包括孔子本人，周游列国，就想找个地方当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所以，在《论语》中，子夏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本意是，在事情（当官）做好了，可以总结经验，从中学习；而学习好了，又能更好的做事（当官）。所以，在古代，人们拼命学习，考科举，考中了秀才举人，中了进士，或者甚至中了状元，等等，都能某个一官半职。而当官之后，还是要不停地学，不断地升官，只有升官，才能发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几千年来都是如此，这是中国的文化，“仕”是目的，“学”只是手段，学则登仕，而“优”则是过程，选拔优秀的过程，所以，一切都是为了当官。

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体制都是官民体制，官压着民，当官的统治贫民百姓，这当官的可是好处多了，当官的可以欺负老百姓，老百姓只有被欺负的份儿，对当官的是没有丝毫的约束力的，你要反抗，则会被镇压。官民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官逼民反，反到一定程度就会改朝换代。而老百姓要想出人投地，只有科举一途。

到了大清末年，民国时期，科举已经被废除，西学被引进，但是中国传统的以“仕途”为目的的传统并没有改变。在过去有科举的时代，科举制度实际上是很严格的选拔优秀的制度，虽然也有作弊，但相对还算完善的，状元需要皇帝钦点。科举被废除了之后，选拔制度相对就缺乏了，人们削尖了脑袋还是想当官，但因为没有严格的选拔制度，那么就八仙过海了。

到了共产党执政之后，一切都是党的领导，党票成了仕途的必不可少的门票，当然除了党票，还有其它的因素，包括走关系，等等。当然也重视学习，有高考制度（除了文革期间靠所谓工农兵推荐）。但是高考制度本身并不能代替科举。全国高校一千多所，参差不齐，虽然考卷可能一样，但整个选优的过程则是各自为政的，当然也在党的领导之下。

所以，整个社会，“仕”是目的依旧是大多数人的目的，但“学”和“优”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然有好的变化，也有乱七八糟的。好的变化是，过去的中国科举是重文轻理的，以儒学为主。现在的“学”则有了很多西学的成分，理工科占主要。但同样的，学理工科的也同样要当官。

由于这些制度上的变化，现在的人们，已经从“学而优则仕”，变成了“学而仕则优”，甚至是“不学仕也优”，也就是说，只要当官，就会成为社会精英。加上眼下政治经济体制的乱七八糟，权钱交易普遍，要成为精英，并不只有“学”一途。所以，现在的很多所谓的精英，文化水平不高的，但财大气粗，象暴发户似的。

久而久之，人们对于是非好坏，都模糊了，扭曲了。这就是中国人学西学，按照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结果。

在西方正常民主国家，当官和做其它行业相比，不一定有多少优越性，而且比较难通过当官而发财或者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别的行业，包括那些生产，研究，教学，服务，等等领域，都有各自的社会价值。

在中国则不同，要是和权勾结在一起，那什么都能得到，包括金钱美女社会地位，等等。所以，人们削尖了脑袋还是想考公务员，哪怕是荒废学业，所以很多硕士博士毕业生都考公务员。也因此，中国的公务员数量也逐年上升，据官方数字，已经达到一千多万。当然，中国的官方数字不准，因为中国体制问题，很多吃皇粮的都不算公务员。按照某些学者的研究和统计，中国现有公务员性质的人数，包括事业单位，也就是靠吃皇粮过日子的人数大约有七千万，平均大概每十八人口就有一人吃皇粮，还不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员工。

当然，如果横向比较，可能一些西方国家的公务员人口比例可能比中国还高，比如说美国，但计算方式不一样，不完全具有可比性。

最关键的是，在中国，由于体制的缺陷，中国是个富政府穷社会的国家，在中国当官，只要有权，就有得贪污，贪官比例非常高。这方面国家统计局没有确切数字，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国当官的当中，贪官比例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最最关键的是官员贪污被查出来的比例是很低的，根据有些学者的说法，不到百分之一，我不相信这百分之一的说法，因为你拿中国的贪官人数除以那七千万的话，比例少得可怜。就好象是人们开车出门，出交通事故的比例一样。你不能因为你出门可能出交通事故，就选择不出门吧？对这些心心念念要当公务员的硕士博士们，好不容易考到了，当然要捞回来。

所以，在中国社会，当官其实是最保险的，成本受益率最高。尤其是现在中国政府富了，有得贪了，所以贪污的数目是越来越大了。呵呵，每次查出什么贪官，说贪污了多少多少，那些平头百姓们一方面恨得牙痒痒的，另一方面羡慕得不得了，恨不得自己能当官，也能贪污点就好了。

所以，中国这个体制，造就了那么多当官的，也造就了那么多贪官。其实现在随着电脑等办公自动化越来越普及，生产率大大提高了，真的需要这么多吃皇粮的吗？

前面说了，横向相比，可能中国的吃皇粮人口不算多。但如果纵向比较的话，现在是中国自古以来，官员比例最高的。据有关记载，中国历代官员占人口比例大约是：汉朝：1比7000；唐朝：1比3000；明朝：1比2000；清朝：1比900；1949年：1比290。现在是1：18。当然，同样的，由于现在和古代的体制上的差异，这些数字仅有参考价值，并不具有严格的可比性。但大概可以看出来，实际上现在的中国贪污程度是历来最严重的。

问题是，古代的官员还是学四书五经考上来的，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些是非观念的，现在的官员都是考学什么的呢？现在的高校还在教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等。基本的是非观其实是没有教的。人们都是从实践中学，从社会中学的，包括从《甄嬛传》和《大长今》等流行电视剧中学的。

所以，体制的扭曲，造成了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当然，我不是说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有多好，古代社会有多廉洁。我只是说，现在抛弃了科举制度，百多年来，教学上引进了西学，但并没有引进西方的体制，包括西方官员选拔制度。没有替代品。

我是不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其实，我觉得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是有价值的，抛弃是可惜的，特别是没有任何替代制度的时候，产生了如今的后果。

其实，西方在学习中国的时候，什么时候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呢？包括这个科举制度，英国的文官制度就是吸取了中国科举的精华的。  

现在的中国，已经从“学而优则仕”，演变成了“学而仕则优”，甚至“不学仕也优”了。我想，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价值观扭曲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体制和文化上下手，首先需要改变体制，不能把“仕途”作为人们成功的唯一途径。事实上，如果社会精英都集中在公共部门，都去当官，那么在社会上，企业界，科技界，将会人才缺乏。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最优秀的人才应该在企业，在制造业，在科研，在教育，等等社会领域，而不是在政府部门或者公共服务部门。而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和其它类型服务一样，也是一个专业，只有把它当成一个专业，一个学科，才能提高中国社会公共服务的水平。

总之，应该造就小政府大社会，政府管的事越少越好，政府官的钱也越少越好，政府官员的权也越少越好，把政府职能从管理转变成服务。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至少减少官员贪污。做到“学而优则企”，“学而优则研”，“学而优则教”，等等。